一曲用生命谱写的爱情华章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诗歌发展到汉代，经过漫长的时间沉淀和诗歌自身不断地进行自我修复，原有的粗粝慢慢褪尽，一粒粒珍珠经过孕育现于世间，《上邪》就是恒河沙海中的一颗。自屈原把诗歌创作从集体引向个人之后，原本用以集体宣泄情感的诗歌开始从宏阔的外化走向自我封闭的内心。这种由集体传唱到个人抒怀的回归，为诗歌走向更为主观和个性创造了条件。
历史发展到汉代，经过群雄逐鹿，挞伐不断，生灵涂炭的鲜血洗涤之后，社会的乱象稍微得以匡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学也迎来了多元发展的契机。《汉乐府诗》作为汉代极富代表性的诗歌门类，继承了《诗经》的“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继续把视角投向广阔的社会生活。而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诗歌神韵，宕开了现实主义表现生活的时空。“汉乐府”，作为一个专属性的管理音乐的机构，因被赋予“采诗、献诗”的特权，所以就有了把散落在民间的经典作品搜罗整理的机会；也正是有了该机构行走于民间，才让很多诗歌的精粹没有湮没于尘埃，才有了焕发生机的机会。
《上邪》是一首民间情歌，是一首感情强烈，气势奔放的爱情诗。诗中女子为了表达她对情人忠贞不渝的感情。她指天发誓，指地为证，要永远和情人相亲相爱。从抒情的视角看，诗歌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言情抒怀的。而“我”与“君”作为事件的主人公，从诗歌语言的使用看，二者在神圣而充满浪漫的爱情事件中存在主动与被动的地位落差。很显然，“我”——女主人公占据主动地位，痴情的女主人公以字字带血的文字向上苍发出自己对爱情的铮铮誓言。当然，对天发誓，让苍天作证，其最终还是指向“君”——男子。女主人公希望上天能够把自己对男子的一片痴情传达到男子的耳中，让男子明白自己对他的一片真情。
综观全诗，女主人公在诉衷情时不是以委婉隐晦之语表达，而是用坦诚与直白加以呈现。开篇“上邪”三句，笔势突兀，气势不凡，指天发誓，直吐真言，既见情之炽烈，又透出压抑已久的郁愤。感叹句拉开情感宣泄的序幕，是悲是喜，是忧是乐，没有任何的铺垫，没有任何的征兆，但“上天啊”的呼号，足见郁积于胸的情感之浓之重。发出慨叹之后，情感似决堤的江河，一泻而下。“欲”描写的是心理活动，“想”做什么？“与君相知”作出回答，明心迹，表情思。女主人公没有更多的奢望，就是希望能够与心爱之人相知相惜、长相厮守，直至终老。一个“欲”字，把不堪礼教束缚，追求幸福生活的反抗女性性格表现的淋漓尽致。而接下来的“长命无绝衰”，铿锵有力，于坚定之中充满忠贞之意。三句虽未进行形象刻画，但炽烈的情感表达和直露心迹的表达，让一个情真志坚，忠贞刚烈的女子形象已清晰地站在读者面前。
前三句表明心迹之后，为了进一步言自己对男子的一片真情，接下来连续列举了五种自然现象。这五种现象在客观现实中是根本无法存在，也不可能发生的——高山无陵、江水枯竭、冬雷震震、夏天飘雪、天地合体。现实与想象的悖谬，这种通过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来衬托，以表现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坚守，对男子的忠贞。“乃敢与君绝”——才与男子分开。从语气上看，前面五种现象的罗列与后面“与君绝”构成了一种假设的关系。这种假设，言外之意在言明除非那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我才与你分道扬镳。否则，我愿与你长相厮守，直至天荒地老、海枯石烂，永不分离。再者，如果不可能的假设变成了现实，也就意味着“情到尽处”。当然，这种有缘无分将更增加了诗歌悲剧的力度。一种不存在的假设，表露的是旷世真情，给读者带去的则是一种灵魂的震撼。这种古今中外无与伦比的表达爱情的方式，可以说是绝唱之作。女主人公以誓言的形式剖白内心，以不可能实现的自然现象反证自己对爱情的忠贞，确实具有一种强烈的主观色彩。诗短情长，撼人心魄。清代王先谦说：“五者皆必无之事，则我之不能绝君明矣。”
一首短诗，始终以女主人公的视角抒写。至于爱情的另一半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会以什么样的情感回应女主人公的痴情，诗歌没有提供任何的信息。这无形之中就丰蕴了诗歌的内涵，增加了无穷的想象时空：可能是善男信女，一对心心相印的有情人，“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可能是怨女负男，女子一厢情愿地付出，换回的是石沉大海的落寞。纵使女子怀着“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心愿，结果可能换回的是“出东门，不复回”的毅然决然。作为最古老的诗歌母题之一的爱情抒写，出语的对象不外乎是男子和女子。而特殊的文化滋养和传统的思想禁锢，男外女内的社会思维催生出的更多是悲与怨。其中，悲怆占据了绝对的时空。简单梳理以爱情抒写为主题的诗歌，弃妇诗、怨妇诗占据了绝大多数。有情人终成眷属寄托着普罗大众普世性的心理诉求，但真正面对现实时，理想只能给现实让路。于是，悲情、怨情就成为了爱情诗的主旋律。从《关雎》开始歌咏一路漫溯，经过刘兰芝、焦仲卿“共赴黄泉”以命相搏的用血滴灌，再到李清照的“莫道不消魂”的“人比黄花瘦”，这株美丽的爱情之花带上了几分苍凉和悲戚。
作为一首杂言诗，为了抒发强烈情感的需要，《上邪》以参差错落、长短不齐的句式，抒写了至真至爱的爱情之歌。文字的抒写，情感的寄托，隐于背后的则是一种生命的呐喊。读《上邪》，仿佛可以透过明快的诗句，倾听到女子急促的呼吸之声。胡应麟说：“上邪言情，短章中神品！”清代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五评此诗说：“首三，正说，意言已尽，后五，反面竭力申说。如此，然后敢绝，是终不可绝也。迭用五事，两就地维说，两就天时说，直说到天地混合，一气赶落，不见堆垛，局奇笔横。”正是这种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抒情，把其间蕴涵的犹如岩浆喷发不可遏制的爱情欲火点燃，气势雄放，激情逼人。一首用热血乃至生命铸就的爱情篇章，《上邪》句式短长错杂，随情而布，音节短促缓急，字句跌宕起伏的书写方式不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形式上对后期的诗歌创作都产生巨大的影响与启发。敦煌曲子词中的《菩萨蛮》就是典型的范例：“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诗歌发展到汉代，经过漫长的时间沉淀和诗歌自身不断地进行自我修复，原有的粗粝慢慢褪尽，一粒粒珍珠经过孕育现于世间，《上邪》就是恒河沙海中的一颗。自屈原把诗歌创作从集体引向个人之后，原本用以集体宣泄情感的诗歌开始从宏阔的外化走向自我封闭的内心。这种由集体传唱到个人抒怀的回归，为诗歌走向更为主观和个性创造了条件。
历史发展到汉代，经过群雄逐鹿，挞伐不断，生灵涂炭的鲜血洗涤之后，社会的乱象稍微得以匡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文学也迎来了多元发展的契机。《汉乐府诗》作为汉代极富代表性的诗歌门类，继承了《诗经》的“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继续把视角投向广阔的社会生活。而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诗歌神韵，宕开了现实主义表现生活的时空。“汉乐府”，作为一个专属性的管理音乐的机构，因被赋予“采诗、献诗”的特权，所以就有了把散落在民间的经典作品搜罗整理的机会；也正是有了该机构行走于民间，才让很多诗歌的精粹没有湮没于尘埃，才有了焕发生机的机会。
《上邪》是一首民间情歌，是一首感情强烈，气势奔放的爱情诗。诗中女子为了表达她对情人忠贞不渝的感情。她指天发誓，指地为证，要永远和情人相亲相爱。从抒情的视角看，诗歌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言情抒怀的。而“我”与“君”作为事件的主人公，从诗歌语言的使用看，二者在神圣而充满浪漫的爱情事件中存在主动与被动的地位落差。很显然，“我”——女主人公占据主动地位，痴情的女主人公以字字带血的文字向上苍发出自己对爱情的铮铮誓言。当然，对天发誓，让苍天作证，其最终还是指向“君”——男子。女主人公希望上天能够把自己对男子的一片痴情传达到男子的耳中，让男子明白自己对他的一片真情。
综观全诗，女主人公在诉衷情时不是以委婉隐晦之语表达，而是用坦诚与直白加以呈现。开篇“上邪”三句，笔势突兀，气势不凡，指天发誓，直吐真言，既见情之炽烈，又透出压抑已久的郁愤。感叹句拉开情感宣泄的序幕，是悲是喜，是忧是乐，没有任何的铺垫，没有任何的征兆，但“上天啊”的呼号，足见郁积于胸的情感之浓之重。发出慨叹之后，情感似决堤的江河，一泻而下。“欲”描写的是心理活动，“想”做什么？“与君相知”作出回答，明心迹，表情思。女主人公没有更多的奢望，就是希望能够与心爱之人相知相惜、长相厮守，直至终老。一个“欲”字，把不堪礼教束缚，追求幸福生活的反抗女性性格表现的淋漓尽致。而接下来的“长命无绝衰”，铿锵有力，于坚定之中充满忠贞之意。三句虽未进行形象刻画，但炽烈的情感表达和直露心迹的表达，让一个情真志坚，忠贞刚烈的女子形象已清晰地站在读者面前。
前三句表明心迹之后，为了进一步言自己对男子的一片真情，接下来连续列举了五种自然现象。这五种现象在客观现实中是根本无法存在，也不可能发生的——高山无陵、江水枯竭、冬雷震震、夏天飘雪、天地合体。现实与想象的悖谬，这种通过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来衬托，以表现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坚守，对男子的忠贞。“乃敢与君绝”——才与男子分开。从语气上看，前面五种现象的罗列与后面“与君绝”构成了一种假设的关系。这种假设，言外之意在言明除非那些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发生了，我才与你分道扬镳。否则，我愿与你长相厮守，直至天荒地老、海枯石烂，永不分离。再者，如果不可能的假设变成了现实，也就意味着“情到尽处”。当然，这种有缘无分将更增加了诗歌悲剧的力度。一种不存在的假设，表露的是旷世真情，给读者带去的则是一种灵魂的震撼。这种古今中外无与伦比的表达爱情的方式，可以说是绝唱之作。女主人公以誓言的形式剖白内心，以不可能实现的自然现象反证自己对爱情的忠贞，确实具有一种强烈的主观色彩。诗短情长，撼人心魄。清代王先谦说：“五者皆必无之事，则我之不能绝君明矣。”
一首短诗，始终以女主人公的视角抒写。至于爱情的另一半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会以什么样的情感回应女主人公的痴情，诗歌没有提供任何的信息。这无形之中就丰蕴了诗歌的内涵，增加了无穷的想象时空：可能是善男信女，一对心心相印的有情人，“君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可能是怨女负男，女子一厢情愿地付出，换回的是石沉大海的落寞。纵使女子怀着“愿得一人心，白头不相离”心愿，结果可能换回的是“出东门，不复回”的毅然决然。作为最古老的诗歌母题之一的爱情抒写，出语的对象不外乎是男子和女子。而特殊的文化滋养和传统的思想禁锢，男外女内的社会思维催生出的更多是悲与怨。其中，悲怆占据了绝对的时空。简单梳理以爱情抒写为主题的诗歌，弃妇诗、怨妇诗占据了绝大多数。有情人终成眷属寄托着普罗大众普世性的心理诉求，但真正面对现实时，理想只能给现实让路。于是，悲情、怨情就成为了爱情诗的主旋律。从《关雎》开始歌咏一路漫溯，经过刘兰芝、焦仲卿“共赴黄泉”以命相搏的用血滴灌，再到李清照的“莫道不消魂”的“人比黄花瘦”，这株美丽的爱情之花带上了几分苍凉和悲戚。
作为一首杂言诗，为了抒发强烈情感的需要，《上邪》以参差错落、长短不齐的句式，抒写了至真至爱的爱情之歌。文字的抒写，情感的寄托，隐于背后的则是一种生命的呐喊。读《上邪》，仿佛可以透过明快的诗句，倾听到女子急促的呼吸之声。胡应麟说：“上邪言情，短章中神品！”清代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五评此诗说：“首三，正说，意言已尽，后五，反面竭力申说。如此，然后敢绝，是终不可绝也。迭用五事，两就地维说，两就天时说，直说到天地混合，一气赶落，不见堆垛，局奇笔横。”正是这种极富浪漫主义色彩的抒情，把其间蕴涵的犹如岩浆喷发不可遏制的爱情欲火点燃，气势雄放，激情逼人。一首用热血乃至生命铸就的爱情篇章，《上邪》句式短长错杂，随情而布，音节短促缓急，字句跌宕起伏的书写方式不论从思想内容，还是从艺术形式上对后期的诗歌创作都产生巨大的影响与启发。敦煌曲子词中的《菩萨蛮》就是典型的范例：“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