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铁生与我
2010年12月31日，职业是生病的史铁生脱离了病痛，他慢慢地从轮椅上站起来，走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纪念一个作家最好的方法，是读他的作品，一读，他就回来了。
这种方法，却不能纪念所有的作家，有的作家的作品，你读，他也回不来，因为他的作品里，没有他，也可以说没有他这个我，或者说他这个我从不曾存在过。
世间本无我，我是活出来的，史铁生用他的思考与写作，活出一个我，史铁生和他的作品是一体的，他就在他的作品中。
言说史铁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甚至是件不可能的事。因为坏了腿，史铁生几乎没有什么外部活动，但又绝非没有活动，他的活动不在外，在内，唯一，而又丰富，他若不写出来，没人能写得出来。
从史铁生的文字，看不到卡夫卡，看不到博尔赫斯，看不到马尔克斯等等，能看到的，只是史铁生，或如史铁生所说，是名叫史铁生的这具躯体承载的这个我。当今学者邓晓芒说，史铁生是一位真正的创造者，一位颠覆者，“他不再从眼前的现实中、从传说中、从过去中寻求某种现成的语言或理想，而是从自己的灵魂中本原地创造出一种语言、一种理想，并用它来衡量或‘说’我们这个千古一贯的现实。在他那里，语言是神圣的、纯净的，我们还从未见过像史铁生的那么纯净的语言”。在这纯净的语言中，就如邓晓芒所说，有着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能自己发光的灵魂。［1]
1915年，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新文学运动，力倡白话文，陈独秀在理论上呼喊，胡适则不只在理论上犁扫与建设，还在文学创作上有所尝试，希望人们看到，较之文言文，白话文也行。可是，胡适于文学创作力有不逮，就连白话文早期多少名家名作，以白话文而言，也每有不顺不妥、生硬青涩、幼稚夹缠甚至不通的句子，［2]倒是后来的张爱玲，以其创作实践，以其白话文作品，对陈独秀、胡适们给出了强有力的支持，证明白话文也可以有奇妙的修辞，也能有美文。
尝有人言，汉语模糊，不够精确，缺乏逻辑，甚至与逻辑无缘，宜于文艺，不宜思辨。曾国藩早有所意识，他在一封复信中说：“仆尝称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3]西人黑格尔，亦谓汉语不宜思辨 ，他说，“中国人的文字，由于它的文法结构，有许多的困难，特别这些对象，由于它们本身抽象和不确定的性质，更是难于表达，中文的文法结构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中国的语言是那样的不确定，没有连接词，没有格位的变化，只是一个一个的字并列着。所以中文里面的规定［或概念］停留在无规定［或无确定性］之中”。［4]文学上热衷于打通中西的钱锺书，视黑格尔的言论为鄙薄吾国语文，在《管锥编》中对黑格尔刻薄了一番，针对黑格尔所举德语中“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一字多意之同時合用”的“奥伏赫变”（Aufheben），钱锺书说这样的词中国也有，如“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再如“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还说“《墨子·经》上早曰：‘已：成，亡’”。［5]往下还说了许多话，举了许多例，但仔细打量一下，所举之例都只是些多义字，跟汉语译为“扬弃”之“奥伏赫变”其实并不是一回事。
汉语有不足，有缺陷，甚至有问题，我是愿意相信的，拼音文字是否真就较方块字更宜于逻辑思维、理性思维、抽象思维，我也曾有过猜想，但因为一门外语也不会，也只能停留在猜想这里。早期白话文生硬青涩，几十年以后，白话文又有了或浅薄或繁硬的现象，甚至有着严重的“语言腐败”（张维迎语），余光中曾叹道：“白话文运动推行了六十年的结果，竟然培养出这么可怕的繁硬文体，可见不但所谓封建的文言会出毛病，即连革命的白话也会毛病百出……我不相信，使用这样的白话文，能想得畅通，写得清楚。”［6]
承认汉语有不足、有缺陷甚至有问题，不是什么坏事，设若汉语真于一些思维和表达有所不能，有所不足，正可以调整、发展它，使其能用，好用，不必像儒道释那样早早地对语言失去了信心，奥伏赫变，不就使汉语里有了“扬弃”一词吗。世间各种语言，怕没有哪个敢说自己已经很完美了，只要不是用这样那样的方法将人的大脑格式化，思想是丰富而且发展的，总要想方设法用语言使其外化，事实上，白话文较之早期已经很不一样，余光中在另一篇文章中就说过：“新文学迄今已有六十年的历史，白话文在当代的优秀作品中，比起二、三十年代来，显已成熟得多。”［7]退一万步说，即使汉语在逻辑上真就很不行，只要还想想得明白，说得清楚，只要不是存心要让人们处于混沌之中，汉语就是有希望的。陈宗明主编《汉语逻辑概论》有话，“思维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形式，事物的客观性决定了思维的全人类性，思维的全人类性又决定了不同的语言的某些共同性”，思维和语言“统一于语言的深层结构。句子的深层结构，是一种抽象的结构，本质地说，就是语言的逻辑结构；而表层结构是指人们实际说出的自然语句各成分间的关系。表层结构决定自然语句的语形，深层结构则决定它们的语义。生成语义学派认为，句子的深层结构就是语义结构，而语义结构也就是逻辑结构。不同的民族语言千差万别的表层结构，并不妨碍它们有相类似的深层结构。思维和语言就在这里统一了起来”。［8]
史铁生的文字，证明了汉语不仅可以美文，也可以思辨。我思，我在，我思在，我就在，一个叫史铁生的人用汉语写作使他这个我留存下来。
有一句话，常被人提起，就是文如其人。然而，文未必就如其人。所谓未必，是说虽然未必，却也可以如其人，如其人者，如钱锺书所说“见于文者，往往为与我周旋之我”。［9]此之我，亦即《世说新语·品藻》“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之我［10]。在史铁生这里，文已不只如其人，我即文，文即我，当史铁生这个承载我的躯体不在了，文仍载我，这个我是有内容的，即史铁生一生的思与行。
金圣叹也曾说到他这个我。他在《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序一自问自答为何要批《西厢记》处说，天地间本无我，无端生出一我，既然生我，该当永在，最终却又有一去，在生与去之间暂有于此的我欲有所为，且不论我得为不得为，也不论我之所为能成不能成，即使果得为而又能成，怕也会水逝云卷灰飞烟灭而尽去，既然最终水逝云卷灰飞烟灭而尽去，有所为却也无益，但是，无所为，我又作何消遣呢？“我既前听其生，后听其去，而无所惜，是则于其间幸而犹尚暂在，我亦于无法作消遣中随意自作消遣而已矣”。［11]
史铁生似乎说过近似的话。他在《我与地坛》中说：“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你明白了这一点是在一个挺滑稽的时刻。那天你又说你不如死了好，你的一个朋友劝你：你不能死，你还得写呢，还有好多好作品等着你去写呢。这时候你忽然明白了，你说；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作。或者说只是因为你还想活下去，你才不得不写作。”［12]针对这番话，梁文道在凤凰卫视一期《开卷八分钟》节目中是这样解释的：“他并不是为了写作而生存，相反的是，写作是因为你已经活着了，这命运已经给你这么安排了，那你干什么好呢？你怎么样打发这无聊的永日跟这无尽的折磨呢？那只好写作了。”
生命有不能承受之重，也有不能承受之轻，人生短暂，时间却又需要打发，孔子就曾叹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13]钱穆先生是这样译的：“吃饱了，一天到晚心没处用，这真难呀！不是有玩六博和奕棋的吗？这总比没事好一些。”［14]如此说，写作就如下棋打牌，免得百无聊懒，也是一乐。但是，如果只是这样，也不过赢得个一生还算充实，不太寂寞，多少书写者也都以书写消遣，形不成这一个我。
史铁生在晚于《我与地坛》的《想念地坛》中还有话：“回望地坛，回望它的安静，想念中坐在不管它的哪一个角落，重新铺开一张纸吧。写，真是个办法，油然地通向着安静。写，这形式，注定是个人的，容易撞见诚实，容易被诚实揪住不放，容易在市场之外遭遇心中的阴暗，在自以为是时回归零度。”此即“我与我周旋”。至此，书写与史铁生这个我，或说史铁生这个我与书写，已融为一个。
史铁生却又并不止于此，否则史铁生这个我就不成其史铁生这个我了。在“我与我周旋”的同时，他还前行。坐轮椅的史铁生，比多少不坐轮椅的人走得远，甚至是没有止境的，他的书写，具有探险的性质。就像梁文道注意到的，史铁生在《想念地坛》中还有话。借用法国人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之“零度”，他说：“零度，这个词真用得好，我愿意它不期然地还有着如下两种意思：一是说生命本无意义，零嘛，本来什么都没有。二是说，可平白无故地生命他来了，是何用意，虚位以待，来向你要求意义。一个生命的诞生，便是一次对意义的要求。荒诞感，正就是这样地要求。所以要看中荒诞，要善待它。不信等着瞧，无论何时何地，必都是荒诞领你回到最初的眺望，逼迫你去看那生命固有的疑难。”［15]
恰像史铁生自己说的：“一生止于吃喝屙撒睡的人太多太多，想必来世也就难于分辨，而一个独特的心魂自然就便于被回忆。”他说：“DNA所能证明的只是一个人的肉身——也可以叫‘住所’，叫‘故居’；而记忆能够证明的，那才是我，或者‘我’，即那‘住所’或‘故居’的主人。（惟因如此，神话中的人们才能够隔世相认——肉身巳然更新，DNA已经改写，所幸还有前世的记忆可供沟通。）所以，记忆=心魂=我或者‘我’，DNA=肉身=种种姓名所标分的一具具心魂的载体。又所以，我≠史铁生；最多是，我≈史铁生。”［16]史铁生这个我是个能够被回忆的，他超越了肉身，活在他的文字里了。
1949年后的中国作家，大多不具有世界性，史铁生是个例外，他不仅超越了肉身，还超越了国界。可以向他的文字中注意：“前世心魂因其艰难的跋涉，困苦的思索，深刻的疑问而超越了生理性存在，今世心魂就有了辨认他的机会。比如在书店，阅尽千般皆不是，忽一本古人的书立即唤醒了你的才情，激活了你的灵感。又比如佇立街头，迷茫四顾，忽一番路人的闲话，让你久有的困顿一朝畅通。所谓‘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仅仅是灵感吗？可灵感又是什么呢？有谁给过它顺理成章的解释吗？那么，依我看，灵感就是心魂的隔世接续……当然了，心魂的接续，文明的传承，还有其显明或通常的一路——就比如唤醒你‘灵感’的那本书。你把某位古圣贤的思想以印刷品的形式接回家，隔世重逢般地融入你的思绪，那么不管他叫老子还是叫苏格拉底，你就都是他们的接续者了，完全不必有什么族与国的顾忌。顺便说一句：谁要是以国、族的立场来确认真理，谁最终就一定会以自己的利益来确认真理，而这个‘自己’，难免只是那具终将灰飞烟灭的肉身。而‘永恒的行魂’行踪无限，思虑深远，岂是一条人为的国界或一标偶然的族别可以圈定！”［17]这就恰像邓晓芒所说：“这种纯净的、神圣的、普遍化的语言（它绝对是可翻译的，却并不损害它的艺术性），只有那种深怀着普遍人道情怀（而不是狭隘的种族情怀、地域情怀等等）的人才说得出来，才创造得出来。”［18]史铁生虽用汉语写作，他的语言却是世界的，史铁生这个我很大，不只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人生有没有意义，张中行为此读了许多书，追问了许多年，最后的结论是，没有，至少是无法证明其有。［19]一般人或许理解不了也接受不了人生没有意义，理解了，接受了，而又不想死，也就只好苟活，理解了却接受不了，怕就都得自杀。在有的人那里，问却还是要问下去，在问中有所思，有所写。史铁生在先于《我与地坛》的《答自己问》中早已说过：“人为什么要写作？最简要的回答就是：为了不至于自杀。为什么要种田呢？为什么要做工吃饭呢？为了不至于饿死冻死。好了，写作就是为了不至于自杀。人之为人在于多一个毛病，除了活着还得知道究竟活的什么劲儿。种田做工吃饭乃是为活着提供物质保证，没有了就饿死冻死；写作便是要为活着找到可靠的理由，终于找不到就难免自杀或还不如自杀。”他说：“去除种种表面上的原因看，写作就是要为生存找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如果求生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本能，那么人比其它生物已然又多了一种本能了，那就是不单要活还要活得明白，若不能明白则还不如不活那就干脆死了吧。所以人会自杀，所以人要写作，所以人是为了不致自杀而写作。”［20]这已不只是史铁生这个我，而是接通了人类的大我了。
注：
［1] 邓晓芒著：《灵魂之旅——90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九《史铁生：可能世界的笔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初版，第151页。
［2] 余光中著：《白而不化的白话文——从早期的青涩到近期的繁琐》，《余光中集》第七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初版，第529页。
［3] 曾国藩撰：《复吴南屏》，见李翰章编纂、李鸿章校勘、宁波等校注《足本曾文正公全集》第四部《书札》卷九，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初版，第2102页。
［4]［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东方哲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9月初版，1983年8月北京第6次印刷，第127-128页。
［5] 钱锺书著：《管锥编》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月初版，第3-4页。
［6] 余光中著：《白而不化的白话文——从早期的青涩到近期的繁琐》，《余光中集》第七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初版，第535-536页。
［7] 余光中著：《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余光中集》第七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初版，第278页。
［8] 陈宗明主编：《汉语逻辑概论》，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初版，第4页。
［9] 钱锺书著：《谈艺录》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月初版，第502页。
［10] ［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朱铸禹汇校集注：《世说新语》中卷《品藻第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初版，第447页。
［11] 金圣叹撰，曹方人、周锡山标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序一曰恸哭古人》，《金圣叹全集》（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初版，第5-6页。
［12] 史铁生著：《我与地坛》，《史铁生作品集》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6月初版，第178-179页。
［13] 《论语·阳货》。
［14] 钱穆著：《论语新解》，巴蜀书社1985年11月初版，第434-435页。
［15] 史铁生著：《想念地坛》，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8月初版。
［16] 史铁生著：《回忆与随想：我在史铁生》，史铁生《昼信基督夜信佛》，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3月初版，第136、142页。
［17] 同上，第143-145页。
［18] 邓晓芒著：《灵魂之旅——90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九《史铁生：可能世界的笔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初版，第152页。
［19] 张中行著：《我与读书》，张中行著、徐秀珊编《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张中行卷》，华文出版社1998年1月初版，第16页。
［20] 史铁生著：《答自己问》，《史铁生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6月初版，第407-408页。
纪念一个作家最好的方法，是读他的作品，一读，他就回来了。
这种方法，却不能纪念所有的作家，有的作家的作品，你读，他也回不来，因为他的作品里，没有他，也可以说没有他这个我，或者说他这个我从不曾存在过。
世间本无我，我是活出来的，史铁生用他的思考与写作，活出一个我，史铁生和他的作品是一体的，他就在他的作品中。
言说史铁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甚至是件不可能的事。因为坏了腿，史铁生几乎没有什么外部活动，但又绝非没有活动，他的活动不在外，在内，唯一，而又丰富，他若不写出来，没人能写得出来。
从史铁生的文字，看不到卡夫卡，看不到博尔赫斯，看不到马尔克斯等等，能看到的，只是史铁生，或如史铁生所说，是名叫史铁生的这具躯体承载的这个我。当今学者邓晓芒说，史铁生是一位真正的创造者，一位颠覆者，“他不再从眼前的现实中、从传说中、从过去中寻求某种现成的语言或理想，而是从自己的灵魂中本原地创造出一种语言、一种理想，并用它来衡量或‘说’我们这个千古一贯的现实。在他那里，语言是神圣的、纯净的，我们还从未见过像史铁生的那么纯净的语言”。在这纯净的语言中，就如邓晓芒所说，有着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的、能自己发光的灵魂。［1]
1915年，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新文学运动，力倡白话文，陈独秀在理论上呼喊，胡适则不只在理论上犁扫与建设，还在文学创作上有所尝试，希望人们看到，较之文言文，白话文也行。可是，胡适于文学创作力有不逮，就连白话文早期多少名家名作，以白话文而言，也每有不顺不妥、生硬青涩、幼稚夹缠甚至不通的句子，［2]倒是后来的张爱玲，以其创作实践，以其白话文作品，对陈独秀、胡适们给出了强有力的支持，证明白话文也可以有奇妙的修辞，也能有美文。
尝有人言，汉语模糊，不够精确，缺乏逻辑，甚至与逻辑无缘，宜于文艺，不宜思辨。曾国藩早有所意识，他在一封复信中说：“仆尝称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3]西人黑格尔，亦谓汉语不宜思辨 ，他说，“中国人的文字，由于它的文法结构，有许多的困难，特别这些对象，由于它们本身抽象和不确定的性质，更是难于表达，中文的文法结构有许多不确定的地方”，“中国的语言是那样的不确定，没有连接词，没有格位的变化，只是一个一个的字并列着。所以中文里面的规定［或概念］停留在无规定［或无确定性］之中”。［4]文学上热衷于打通中西的钱锺书，视黑格尔的言论为鄙薄吾国语文，在《管锥编》中对黑格尔刻薄了一番，针对黑格尔所举德语中“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一字多意之同時合用”的“奥伏赫变”（Aufheben），钱锺书说这样的词中国也有，如“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再如“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还说“《墨子·经》上早曰：‘已：成，亡’”。［5]往下还说了许多话，举了许多例，但仔细打量一下，所举之例都只是些多义字，跟汉语译为“扬弃”之“奥伏赫变”其实并不是一回事。
汉语有不足，有缺陷，甚至有问题，我是愿意相信的，拼音文字是否真就较方块字更宜于逻辑思维、理性思维、抽象思维，我也曾有过猜想，但因为一门外语也不会，也只能停留在猜想这里。早期白话文生硬青涩，几十年以后，白话文又有了或浅薄或繁硬的现象，甚至有着严重的“语言腐败”（张维迎语），余光中曾叹道：“白话文运动推行了六十年的结果，竟然培养出这么可怕的繁硬文体，可见不但所谓封建的文言会出毛病，即连革命的白话也会毛病百出……我不相信，使用这样的白话文，能想得畅通，写得清楚。”［6]
承认汉语有不足、有缺陷甚至有问题，不是什么坏事，设若汉语真于一些思维和表达有所不能，有所不足，正可以调整、发展它，使其能用，好用，不必像儒道释那样早早地对语言失去了信心，奥伏赫变，不就使汉语里有了“扬弃”一词吗。世间各种语言，怕没有哪个敢说自己已经很完美了，只要不是用这样那样的方法将人的大脑格式化，思想是丰富而且发展的，总要想方设法用语言使其外化，事实上，白话文较之早期已经很不一样，余光中在另一篇文章中就说过：“新文学迄今已有六十年的历史，白话文在当代的优秀作品中，比起二、三十年代来，显已成熟得多。”［7]退一万步说，即使汉语在逻辑上真就很不行，只要还想想得明白，说得清楚，只要不是存心要让人们处于混沌之中，汉语就是有希望的。陈宗明主编《汉语逻辑概论》有话，“思维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形式，事物的客观性决定了思维的全人类性，思维的全人类性又决定了不同的语言的某些共同性”，思维和语言“统一于语言的深层结构。句子的深层结构，是一种抽象的结构，本质地说，就是语言的逻辑结构；而表层结构是指人们实际说出的自然语句各成分间的关系。表层结构决定自然语句的语形，深层结构则决定它们的语义。生成语义学派认为，句子的深层结构就是语义结构，而语义结构也就是逻辑结构。不同的民族语言千差万别的表层结构，并不妨碍它们有相类似的深层结构。思维和语言就在这里统一了起来”。［8]
史铁生的文字，证明了汉语不仅可以美文，也可以思辨。我思，我在，我思在，我就在，一个叫史铁生的人用汉语写作使他这个我留存下来。
有一句话，常被人提起，就是文如其人。然而，文未必就如其人。所谓未必，是说虽然未必，却也可以如其人，如其人者，如钱锺书所说“见于文者，往往为与我周旋之我”。［9]此之我，亦即《世说新语·品藻》“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之我［10]。在史铁生这里，文已不只如其人，我即文，文即我，当史铁生这个承载我的躯体不在了，文仍载我，这个我是有内容的，即史铁生一生的思与行。
金圣叹也曾说到他这个我。他在《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序一自问自答为何要批《西厢记》处说，天地间本无我，无端生出一我，既然生我，该当永在，最终却又有一去，在生与去之间暂有于此的我欲有所为，且不论我得为不得为，也不论我之所为能成不能成，即使果得为而又能成，怕也会水逝云卷灰飞烟灭而尽去，既然最终水逝云卷灰飞烟灭而尽去，有所为却也无益，但是，无所为，我又作何消遣呢？“我既前听其生，后听其去，而无所惜，是则于其间幸而犹尚暂在，我亦于无法作消遣中随意自作消遣而已矣”。［11]
史铁生似乎说过近似的话。他在《我与地坛》中说：“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你明白了这一点是在一个挺滑稽的时刻。那天你又说你不如死了好，你的一个朋友劝你：你不能死，你还得写呢，还有好多好作品等着你去写呢。这时候你忽然明白了，你说；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作。或者说只是因为你还想活下去，你才不得不写作。”［12]针对这番话，梁文道在凤凰卫视一期《开卷八分钟》节目中是这样解释的：“他并不是为了写作而生存，相反的是，写作是因为你已经活着了，这命运已经给你这么安排了，那你干什么好呢？你怎么样打发这无聊的永日跟这无尽的折磨呢？那只好写作了。”
生命有不能承受之重，也有不能承受之轻，人生短暂，时间却又需要打发，孔子就曾叹道：“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13]钱穆先生是这样译的：“吃饱了，一天到晚心没处用，这真难呀！不是有玩六博和奕棋的吗？这总比没事好一些。”［14]如此说，写作就如下棋打牌，免得百无聊懒，也是一乐。但是，如果只是这样，也不过赢得个一生还算充实，不太寂寞，多少书写者也都以书写消遣，形不成这一个我。
史铁生在晚于《我与地坛》的《想念地坛》中还有话：“回望地坛，回望它的安静，想念中坐在不管它的哪一个角落，重新铺开一张纸吧。写，真是个办法，油然地通向着安静。写，这形式，注定是个人的，容易撞见诚实，容易被诚实揪住不放，容易在市场之外遭遇心中的阴暗，在自以为是时回归零度。”此即“我与我周旋”。至此，书写与史铁生这个我，或说史铁生这个我与书写，已融为一个。
史铁生却又并不止于此，否则史铁生这个我就不成其史铁生这个我了。在“我与我周旋”的同时，他还前行。坐轮椅的史铁生，比多少不坐轮椅的人走得远，甚至是没有止境的，他的书写，具有探险的性质。就像梁文道注意到的，史铁生在《想念地坛》中还有话。借用法国人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之“零度”，他说：“零度，这个词真用得好，我愿意它不期然地还有着如下两种意思：一是说生命本无意义，零嘛，本来什么都没有。二是说，可平白无故地生命他来了，是何用意，虚位以待，来向你要求意义。一个生命的诞生，便是一次对意义的要求。荒诞感，正就是这样地要求。所以要看中荒诞，要善待它。不信等着瞧，无论何时何地，必都是荒诞领你回到最初的眺望，逼迫你去看那生命固有的疑难。”［15]
恰像史铁生自己说的：“一生止于吃喝屙撒睡的人太多太多，想必来世也就难于分辨，而一个独特的心魂自然就便于被回忆。”他说：“DNA所能证明的只是一个人的肉身——也可以叫‘住所’，叫‘故居’；而记忆能够证明的，那才是我，或者‘我’，即那‘住所’或‘故居’的主人。（惟因如此，神话中的人们才能够隔世相认——肉身巳然更新，DNA已经改写，所幸还有前世的记忆可供沟通。）所以，记忆=心魂=我或者‘我’，DNA=肉身=种种姓名所标分的一具具心魂的载体。又所以，我≠史铁生；最多是，我≈史铁生。”［16]史铁生这个我是个能够被回忆的，他超越了肉身，活在他的文字里了。
1949年后的中国作家，大多不具有世界性，史铁生是个例外，他不仅超越了肉身，还超越了国界。可以向他的文字中注意：“前世心魂因其艰难的跋涉，困苦的思索，深刻的疑问而超越了生理性存在，今世心魂就有了辨认他的机会。比如在书店，阅尽千般皆不是，忽一本古人的书立即唤醒了你的才情，激活了你的灵感。又比如佇立街头，迷茫四顾，忽一番路人的闲话，让你久有的困顿一朝畅通。所谓‘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仅仅是灵感吗？可灵感又是什么呢？有谁给过它顺理成章的解释吗？那么，依我看，灵感就是心魂的隔世接续……当然了，心魂的接续，文明的传承，还有其显明或通常的一路——就比如唤醒你‘灵感’的那本书。你把某位古圣贤的思想以印刷品的形式接回家，隔世重逢般地融入你的思绪，那么不管他叫老子还是叫苏格拉底，你就都是他们的接续者了，完全不必有什么族与国的顾忌。顺便说一句：谁要是以国、族的立场来确认真理，谁最终就一定会以自己的利益来确认真理，而这个‘自己’，难免只是那具终将灰飞烟灭的肉身。而‘永恒的行魂’行踪无限，思虑深远，岂是一条人为的国界或一标偶然的族别可以圈定！”［17]这就恰像邓晓芒所说：“这种纯净的、神圣的、普遍化的语言（它绝对是可翻译的，却并不损害它的艺术性），只有那种深怀着普遍人道情怀（而不是狭隘的种族情怀、地域情怀等等）的人才说得出来，才创造得出来。”［18]史铁生虽用汉语写作，他的语言却是世界的，史铁生这个我很大，不只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人生有没有意义，张中行为此读了许多书，追问了许多年，最后的结论是，没有，至少是无法证明其有。［19]一般人或许理解不了也接受不了人生没有意义，理解了，接受了，而又不想死，也就只好苟活，理解了却接受不了，怕就都得自杀。在有的人那里，问却还是要问下去，在问中有所思，有所写。史铁生在先于《我与地坛》的《答自己问》中早已说过：“人为什么要写作？最简要的回答就是：为了不至于自杀。为什么要种田呢？为什么要做工吃饭呢？为了不至于饿死冻死。好了，写作就是为了不至于自杀。人之为人在于多一个毛病，除了活着还得知道究竟活的什么劲儿。种田做工吃饭乃是为活着提供物质保证，没有了就饿死冻死；写作便是要为活着找到可靠的理由，终于找不到就难免自杀或还不如自杀。”他说：“去除种种表面上的原因看，写作就是要为生存找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如果求生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本能，那么人比其它生物已然又多了一种本能了，那就是不单要活还要活得明白，若不能明白则还不如不活那就干脆死了吧。所以人会自杀，所以人要写作，所以人是为了不致自杀而写作。”［20]这已不只是史铁生这个我，而是接通了人类的大我了。
注：
［1] 邓晓芒著：《灵魂之旅——90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九《史铁生：可能世界的笔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初版，第151页。
［2] 余光中著：《白而不化的白话文——从早期的青涩到近期的繁琐》，《余光中集》第七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初版，第529页。
［3] 曾国藩撰：《复吴南屏》，见李翰章编纂、李鸿章校勘、宁波等校注《足本曾文正公全集》第四部《书札》卷九，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10月初版，第2102页。
［4]［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东方哲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9月初版，1983年8月北京第6次印刷，第127-128页。
［5] 钱锺书著：《管锥编》第一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月初版，第3-4页。
［6] 余光中著：《白而不化的白话文——从早期的青涩到近期的繁琐》，《余光中集》第七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初版，第535-536页。
［7] 余光中著：《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余光中集》第七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初版，第278页。
［8] 陈宗明主编：《汉语逻辑概论》，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初版，第4页。
［9] 钱锺书著：《谈艺录》下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月初版，第502页。
［10] ［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朱铸禹汇校集注：《世说新语》中卷《品藻第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初版，第447页。
［11] 金圣叹撰，曹方人、周锡山标点：《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序一曰恸哭古人》，《金圣叹全集》（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9月初版，第5-6页。
［12] 史铁生著：《我与地坛》，《史铁生作品集》第三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6月初版，第178-179页。
［13] 《论语·阳货》。
［14] 钱穆著：《论语新解》，巴蜀书社1985年11月初版，第434-435页。
［15] 史铁生著：《想念地坛》，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8月初版。
［16] 史铁生著：《回忆与随想：我在史铁生》，史铁生《昼信基督夜信佛》，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3月初版，第136、142页。
［17] 同上，第143-145页。
［18] 邓晓芒著：《灵魂之旅——90年代文学的生存境界》九《史铁生：可能世界的笔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9月初版，第152页。
［19] 张中行著：《我与读书》，张中行著、徐秀珊编《东方赤子·大家丛书：张中行卷》，华文出版社1998年1月初版，第16页。
［20] 史铁生著：《答自己问》，《史铁生作品集》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6月初版，第407-408页。
@samwang996 2018-12-31 09:05:35
小时也有一段时间无法行走，也爱读史铁生。禁锢的肉身，自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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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史铁生去世九年了。
小时也有一段时间无法行走，也爱读史铁生。禁锢的肉身，自由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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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晃，史铁生去世九年了。
@石中火 2018-12-31 09:07:42
孟兄好，你这篇可以加入书话二十年征文吗，我觉得适合的，问你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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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石兄，我这个是专为纪念史铁生的，就不加入了：）
孟兄好，你这篇可以加入书话二十年征文吗，我觉得适合的，问你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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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石兄，我这个是专为纪念史铁生的，就不加入了：）
@加加妮妮 2018-12-31 09:07:43
好文。在北京生活期间，无事总去地坛遛达，也总能想起史铁生，感觉那里依旧留有他的身影。需要感谢的是，您的文章解决了我一个困惑，这就是同一个时代，为何余光中的作品读起来和读现代文一样，而读林语堂的则像读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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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夸赞！因为史铁生，一次偶然逗留北京，去了一趟地坛，已全不是《我与地坛》所写的样子了。
好文。在北京生活期间，无事总去地坛遛达，也总能想起史铁生，感觉那里依旧留有他的身影。需要感谢的是，您的文章解决了我一个困惑，这就是同一个时代，为何余光中的作品读起来和读现代文一样，而读林语堂的则像读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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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夸赞！因为史铁生，一次偶然逗留北京，去了一趟地坛，已全不是《我与地坛》所写的样子了。
@夜明波 2018-12-31 09:41:40
闲闲二十年，孟老定有大作怀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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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压力山大了：）
闲闲二十年，孟老定有大作怀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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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压力山大了：）
@童心红名 2018-12-31 09:42:49
看到史铁生，就想到母亲推着他的轮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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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的写作，有一部分似也为他的母亲。
看到史铁生，就想到母亲推着他的轮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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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的写作，有一部分似也为他的母亲。
@云石胶 2018-12-31 09:44:37
孟老师好！好久不见！
我晚饭后经常在地坛附近溜达，这几年地坛外围变化很大。
我读书少，史铁生的文章零零星星地读了一些，没完整地读，很惭愧！
有时在地坛转悠，也会想想，多少年前说不定遇到过史铁生了，而且还不止一回，可惜没能相识。真遗憾！
祝孟老师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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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兄好！
史铁生后来搬离地坛很远，曾回去过一次，地坛不复旧貌，也没了早年的安静，他再没回去过，只在精神上想念地坛了。
云兄新年快乐！
孟老师好！好久不见！
我晚饭后经常在地坛附近溜达，这几年地坛外围变化很大。
我读书少，史铁生的文章零零星星地读了一些，没完整地读，很惭愧！
有时在地坛转悠，也会想想，多少年前说不定遇到过史铁生了，而且还不止一回，可惜没能相识。真遗憾！
祝孟老师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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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兄好！
史铁生后来搬离地坛很远，曾回去过一次，地坛不复旧貌，也没了早年的安静，他再没回去过，只在精神上想念地坛了。
云兄新年快乐！
@郑午然 2018-12-31 09:50:05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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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兄新年快乐：）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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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兄新年快乐：）
@论金 2018-12-31 09:50:49
老孟有个本事，就算你对他说的内容不感兴趣，他也能骗你读完他的文章。老孟如果正儿八经编点小说，估计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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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兄给了我一个年终最大的奖励，虽然不敢应承，可这正是我心向往之的，我读汪曾祺，总是羡慕他能把人拽进去。
老孟有个本事，就算你对他说的内容不感兴趣，他也能骗你读完他的文章。老孟如果正儿八经编点小说，估计很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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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兄给了我一个年终最大的奖励，虽然不敢应承，可这正是我心向往之的，我读汪曾祺，总是羡慕他能把人拽进去。
@问天能写几行字 2018-12-31 10:10:49
一枝一叶总关情 对史铁生的作品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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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当”看到，《史铁生全集》今年出来了。
一枝一叶总关情 对史铁生的作品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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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当”看到，《史铁生全集》今年出来了。
@李以笙潇 2019-01-01 19:56:06
这个有好多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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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好！
这个有好多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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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好！
@事了扶伊去 2019-01-01 19:40:07
問好孟兄！似乎只談了史鐵生啊～～還望多寫孟兄自己的故事，之前讀你寫母親父親的文字很受感動！
史鐵生的文字讀過 我與地壇 我的遙遠的清平灣 對話練習 幾部。
祝 孟兄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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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啥故事啊，无论内外，都没啥内容：）
事了兄 新年快乐！
問好孟兄！似乎只談了史鐵生啊～～還望多寫孟兄自己的故事，之前讀你寫母親父親的文字很受感動！
史鐵生的文字讀過 我與地壇 我的遙遠的清平灣 對話練習 幾部。
祝 孟兄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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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啥故事啊，无论内外，都没啥内容：）
事了兄 新年快乐！
@巷底臭椿 2019-01-05 13:41:08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
民（国）三（年）以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跟不上。
“释伽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
其实关于生死及我，先哲早已参透，后人没 有必要再从零开始，只是这条道，前人虽已踏好，后来者还是要亲自去走。史铁生还是挺牛的，一个人在地坛里乱转，终于能够体味一点静的妙谛，这个史铁生，从他的文章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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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而已集·答有恒先生》中说：“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惩罚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识字的人多了，互联网来了，却不幸被鲁迅言中了。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
民（国）三（年）以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跟不上。
“释伽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
其实关于生死及我，先哲早已参透，后人没 有必要再从零开始，只是这条道，前人虽已踏好，后来者还是要亲自去走。史铁生还是挺牛的，一个人在地坛里乱转，终于能够体味一点静的妙谛，这个史铁生，从他的文章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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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而已集·答有恒先生》中说：“我先前的攻击社会，其实也是无聊的。社会没有知道我在攻击，倘一知道，我早已死无葬身之所了……我之得以偷生者，因为他们大多数不识字，不知道，并且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则，几条杂感，就可以送命的。民众的惩罚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识字的人多了，互联网来了，却不幸被鲁迅言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