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與齊邦媛（或幾則）
【齊邦媛】
吳宓先生1946年8月底自蜀入漢，應劉永濟朱光潛之邀任武漢大學外文系主任。彼時大四的齊邦媛亦從樂山轉至珞珈山，選修吳宓老師的《文學與人生》及《長詩》。
《吳宓日記》X中有關於齊邦媛的幾則：
【1946年11月16日 星期六 上午8-9上【長篇英詩】課，學生三女一男，其一女生端美。】
按：三女應為況蜀芳，齊邦媛，謝文津。齊邦媛【巨流河】一書中曾提到“那一年間我們三人一起上課”。
【1947年4月26日 星期六 教齊邦媛論文做法及綱目。】
按：此一則簡短日記在齊邦媛《巨流河》一書中有詳盡的描述:【吳老師開學後宣布接下指導朱光潛先生導生的論文，包括我的。我想進一步研究雪萊或者濟慈做論文題目。吳老師建議我以雪萊的長詩Epipsychidion（希臘文，意為“致年輕靈魂”）作論文，我寫信請爸爸托人在上海幫我找了一本，因為學校的圖書還沒有完全復原。《時與潮》已在上海復刊，主編鄧蓮溪先生是外文系出身，後來見面調侃我說，“怎麼研究起雪萊的愛情觀來了，原來是換了吳宓作指導教授啊。”我收到書先翻了一陣，覺得雪萊那種戀愛觀和我的“鍾情派”不同，很想換濟慈的一篇，但是時間和知識都不夠。
不久，吳老師召我去，把我擬的大綱幾乎改了一大半。他用毛筆寫了兩頁的英文大綱，並且加上一句中文：“佛曰愛如一炬之火，萬火引之，其火如故”。告訴我，要朝一種超越塵世之愛去想，去愛世上的人，同情，悲憫，“愛”不是一兩個人的事。我努力讀一些相關的書，按老師修改過的大綱寫了幼稚的初稿，四月中旬繳上去，然後將修改近半的初稿，工工整整地手抄（當時尚未見過打字機）成我的畢業論文。】
【4月28日星期一 謝文津來商論文。】
【5月2日 星期四 謝文津來，辭五四演講。】
【7月14日 星期一 下午1:00,齊邦媛，謝文津二畢業女生來辭行（謝夫名孟寶琴）。】
按：《巨流河》一書中，記有“謝文津兩年前與青梅竹馬的情人孟寶琴結婚休學，生了一個兒子後來復學。她心情安定，一心讀完書與夫，子相聚，所有的功課都認真，給我們寢室帶來一種穩定的力量。蜀芳與我都很羨慕她那樣的婚姻。”1948年謝文津與孟寶琴赴台，“謝文津到台北建國中學教英文，孟兄進鐵路局機務處工作，住在羅裕昌的單身宿舍。”謝文津後膺選“福爾布萊特交換計劃”，激勵齊邦媛三年後亦報名投考，從此開始一生的教育行旅。
【1947年12月24日 函台灣大學文學院長兼外文系主任錢歌川，介薦葉一明為教授。附函复助教齊邦媛十一月二十四日函。畢業論文寄到。】
【1948年1月14日 回舍途中，失落謝文津寄來航函，甚懊惱。（實未失）】
按：齊邦媛1947年6月畢業，9月下旬隨地質專家馬廷英渡海赴台，入台大外文系任助教。錢歌川任院長只一年，約滿後未被台大校長傅斯年續聘。葉一明，吳宓日記11月30日載其清華1937經濟系畢業，求推薦雲南大學教職，故吳宓先生有此請也。
齊邦媛《巨流河》書中對吳宓先生亦有點評。【吳宓老師讀書既多，理想又高，所列課程大綱和講課內容真是縱橫古今中外，如在太平盛世，當可早啟中國的比較文學研究。可惜一九四七年的學生多是憂心忡忡，在現實中找不到安頓的早衰的青年人，不如上一代那樣能單純地追求被稱為“現實主義的道德家”的理想。他辦《學衡》雜誌，一生主張文學須“宗旨正大（Serious Purpose），修辭立其誠”，但是他癡情的故事也是當時傳說不已的。】
齊邦媛選修田德望【但丁神曲研究】，因學生只有她一人，田博士建議每週到其家裡上課。齊邦媛詢問吳宓老師，吳先生說：“你去試試看也好，教室實在不夠分配，田先生家裡是安全的”。 “我坐在那裡，手裡抱個小孩，師母在扇爐子，老師仍在一個人講著《地獄篇》十八層地獄不知那一層的詩文，當時傳為笑談。”
齊邦媛在武大外文系先後得朱光潛吳宓袁昌英教授，受益良多，【在那個兵荒馬亂的戰時，我的文學生涯有那樣高的進步，實在幸運。】
1947年武大發生六一慘案，三名學生被槍擊身亡，數名教授被捕，當時齊邦媛被選為同學代表參加校方善後工作並寫追悼會悼文。而“吳宓教授以外文系主任的身份保全了繆教授的安全，並且親自護送他到機場乘飛機赴香港。中央政府下令武漢警備司令彭善撤職，執行捕人開槍者嚴辦”。吳宓日記1947年5月16日至7月12日因文化革命中被抄佚失，此事無有印記。吳宓先生古道熱腸，其時與同鄉武漢行轅主任孫蔚如交好，其出面為武大師生據理力爭也在情理之中。而其對學生齊邦媛是否還有記述，則不得而知。
在《巨流河.印證今生》一章中，作為曾經的學生，齊邦媛深情緬懷吳宓先生。【而當年以“佛曰：愛如一炬之火，萬火引之，其火如故”期勉，支撐我一甲子歲月以上的吳宓老師，也在政治迫害下，失去學術尊嚴。近半世紀後，吳宓老師幾位已是名學者的學生將他“文學與人生”的大綱和上課若幹講義合輯出版，錢鐘書封面題字，有一些手稿是用毛筆寫的，中英文並用。北京大學外文系退休教授王岷原是編者之一，將英文譯成中文，當時已八十二歲，“面壁而坐幾個月，用放大鏡逐字逐句辨認研究手跡，譯完並作註釋……”。書中敘述吳老師一生勤於讀書教書，自己儉樸卻不斷助人，然而在文.革期間卻“不得善終”——不準授課、遭批鬥、屈辱、逼寫檢討、強迫勞動、挨打、罰不準吃飯、挾持急行摔斷腿、雙目失明……，在生命的最後時刻神誌昏迷，頻頻發出文革中的聲聲呼喊:“給我水喝。我是吳宓教授…我要吃飯，我是吳宓教授!”他之所以受這樣嚴重的迫害，是因為他竟敢在“批孔”會上說，“孔子有些話還是對的。”當有人要強迫他批孔時，他的答復是：“寧可殺頭……”王教授的後記寫著:“在任何文明社會都應受到尊敬的人——深切懷念雨僧師”。
這些我在大學受業的老師幾乎都未能身免，所受之苦，是中國文人百年來受政治播弄之苦的極致，即使傾三江之水，也洗不去心中的憤慨憾恨啊! 】
《巨流河》封面推薦語道：讀了這本書，你終於明白，我們為什麼需要知識分子。書中，齊邦媛對自己的生命如是表述：前半生的歌哭歲月，因家國巨變，在我生身的土地上已片痕難尋了。而後半生，獻身於棲息之地台灣，似是再世為人，確是穩定真實的六十年。此書序文中，齊邦媛寫道：回應時代暴虐和歷史無常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文學書寫超越政治成敗的人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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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宓（1894.8.20 -1978.1.17）字雨僧，陝西涇陽人，哈佛大學文學碩士，清華國學研究院主任，西南聯大外文系教授，比較文學家，詩人，教育家。
齊邦媛（1924.2.19 - ）祖籍遼寧，畢業於武漢大學外文系，台灣大學外文系教授，教學著述，編選，翻譯，出版文學評論多種。作品有【千年之淚】【一生中的一天】【中英對照讀台灣小說】【巨流河】等。
提交日期：2014-11-1 10:21:00
吳宓日記一則究疑
2014-04-25 05:01 星期五
《吳宓日記續編》V（1961-1962），1961年八九月間，吳宓先生出重慶至武漢，抵廣州，上北京，與劉永濟，陳寅恪，錢鈡書等人傾談敍舊，其中北京一則日記記載如下：
【（P173）九月八日 星期五
晴。14-20C。上午8:00出，（一）東四頭條一號（文化部旁）訪錢鍾書，由夫人楊絳接談，進茗及精點（9-10am），送上南小街（北口）車。（二）至方巾巷（車站旁）下，步至海軍大樓中國科學院文史哲研究所。
11：30見金嶽霖，12am,金請食堂午餐。遇羅念生，相待甚殷：在其齋中寢息；2-4導至東安市場賓館，請進冰激淋及杏仁豆腐（2至3元）。觀書店，定二書，購《玻璃生》（一元）。 欲訪俞平伯，未果；而4-6導訪賀麟於弓弦胡同（未得見其新夫人），與麟談，頗矜新。卒6pm導至錢寓（念生亦同一樓居）。
6-9錢宅晏，甚精美，進酒，與鍾書及絳久談，甚洽：鍾書學博（Dakin life of P.E. More）而誌亦潔，述驌之名，評斥F.，C.，H.之“卑鄙”為一般人士所輕視（宓言“尚”）。9：00夫婦送宓至東四登車，10：00抵舍。】
錢鈡書所評斥之F，C，H之三人，F應為馮友蘭，H按日記，似指賀麟（或胡先驌）。那麽，C又是哪位？
吳宓日記，有字母替代之人物，多有註釋説明，獨此處未能明示，或編者應楊絳之請換以字母替代耶？（楊絳宗璞曾有關於錢鍾書評論馮友蘭之筆墨官司）
此則日記之C，思之是否應為：陳垣老先生。
陳寅恪陳垣史稱南北二陳，兩人相識是通過吳宓介紹，後多有文字學術往還。但49以後，卻幾無書信互通。陳智超先生有文稱陳寅恪失明後，二陳聯繫通過冼玉清教授。陳寅恪書信集中，其失明後亦有回复友朋信函，只是由夫人唐篔代筆。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有評曰：【縱覽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與道德標準及社會風 之變遷有關。當其新舊蛻嬗之間際，常呈一紛紜總錯之情態，及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 與舊社會風 並存雜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誠亦事實之無可如何者。雖然，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 紛亂變異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於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不同之標準及 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其不覆答陳援老，當有深意存焉。
因吳宓日記49,50已毀，而陳垣先生在新時代多有驚人之舉，如白話文納降胡適，穿藍布制服，積極進步，加入中共等。楊樹達1952年末曾以陳垣致其信函“法高郵何如法韶山”轉閱於陳寅恪，陳复信道：援老所言，殆以豐沛耆老，南陽近親目公，其意甚厚。以寅恪先生“貶斥勢利，尊崇氣節”言之，此回复頗耐人尋味。故吳宓與陳寅恪之暮年一晤談及“彼民主黨派及趨時之先進人士，其逢迎貪鄙之情態，殊可鄙也云云。”顯然有所指。
吳宓此番離渝，見陳寅恪錢鐘書之前，吳學昭堅囑其“外出必衣冠楚楚，方可晤友生。”吳宓日記（1961年8月9日）載：【宓之不肯寫白話簡字文章刊布，宓不願在新時代得名受譽，宓不願居住輦轂之下，與當代名流周旋，宓之許由與伯夷，叔齊思想，“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豈甘特制新衫，以幹謁學術界之新貴人，容悅居上流之舊友生，以為宓進身揚名之地哉？】此番言論，自然是有感而發。
據以上諸節，吳宓先生與“冷眼不饒名下士”之槐聚談論之C似指向陳援老先生？當然，此則究疑純屬個人論斷，學識淺陋，未免南轅北轍失之偏頗。至於C究竟何指，恐須翻檢吳宓日記原版影印件方可知曉，只是未知要待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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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及， 閱吳宓書信集，有1962年十月二十八日致李賦寧函，其中有云【（2）宓最怕被命追隨馮，朱，賀三公，成為“職業改造家”，須不斷地發表文章，批判自己之過去，斥罵我平生最敬愛之師友。寧投嘉陵江而死，不願。。。去秋，賀公招宴漪瀾堂，即明言“留宓多住，細談思想改造。”】
事了曾究疑吳宓與錢鍾書晤談一節，如此，日記中C又似朱光潛乎？或因字母失核所致耶？ 胡適日記1951.12.24記 《澄清對於胡適的看法》 朱光潛，胡適題註：此文是一個會做文章的人寫的。《大公報》十二月十三日 適之。文中提到：胡適的性格是很頑固的。他非常主觀，凡是和他的先入為主的成見不相合的事理，他都一味蔑視，盲目地武斷地否認它的存在。舉兩個例子。陳援庵給他的信他在報紙上看到之後，硬不相信那是陳援庵寫的，理由是陳援庵一向不寫白話文。他的兒子胡思杜寫了一篇檢討他的文章，他在美國看到了，也硬說這不能是出於他兒子的本意，說在共產黨之下沒有“緘默的自由”。對於這兩件事，聽說他都用了他的考據方法寫了文章在美國發表過，這便是他一貫的“科學態度。”朱光潛鼎革後多次被要求與胡適劃清界限，不得不緊跟形勢，自我檢討，寫文章批判胡適及其思想。此舉儘管得到遠在海外的胡適同情諒解，但或許在當時一般知識分子眼裡則認為見風使舵轉向太快之故？ 事了 2017/9/26日補記。】
2014-04-25 05:01 星期五
《吳宓日記續編》V（1961-1962），1961年八九月間，吳宓先生出重慶至武漢，抵廣州，上北京，與劉永濟，陳寅恪，錢鈡書等人傾談敍舊，其中北京一則日記記載如下：
【（P173）九月八日 星期五
晴。14-20C。上午8:00出，（一）東四頭條一號（文化部旁）訪錢鍾書，由夫人楊絳接談，進茗及精點（9-10am），送上南小街（北口）車。（二）至方巾巷（車站旁）下，步至海軍大樓中國科學院文史哲研究所。
11：30見金嶽霖，12am,金請食堂午餐。遇羅念生，相待甚殷：在其齋中寢息；2-4導至東安市場賓館，請進冰激淋及杏仁豆腐（2至3元）。觀書店，定二書，購《玻璃生》（一元）。 欲訪俞平伯，未果；而4-6導訪賀麟於弓弦胡同（未得見其新夫人），與麟談，頗矜新。卒6pm導至錢寓（念生亦同一樓居）。
6-9錢宅晏，甚精美，進酒，與鍾書及絳久談，甚洽：鍾書學博（Dakin life of P.E. More）而誌亦潔，述驌之名，評斥F.，C.，H.之“卑鄙”為一般人士所輕視（宓言“尚”）。9：00夫婦送宓至東四登車，10：00抵舍。】
錢鈡書所評斥之F，C，H之三人，F應為馮友蘭，H按日記，似指賀麟（或胡先驌）。那麽，C又是哪位？
吳宓日記，有字母替代之人物，多有註釋説明，獨此處未能明示，或編者應楊絳之請換以字母替代耶？（楊絳宗璞曾有關於錢鍾書評論馮友蘭之筆墨官司）
此則日記之C，思之是否應為：陳垣老先生。
陳寅恪陳垣史稱南北二陳，兩人相識是通過吳宓介紹，後多有文字學術往還。但49以後，卻幾無書信互通。陳智超先生有文稱陳寅恪失明後，二陳聯繫通過冼玉清教授。陳寅恪書信集中，其失明後亦有回复友朋信函，只是由夫人唐篔代筆。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有評曰：【縱覽史乘，凡士大夫階級之轉移升降，往往與道德標準及社會風 之變遷有關。當其新舊蛻嬗之間際，常呈一紛紜總錯之情態，及新道德標準與舊道德標準，新社會風 與舊社會風 並存雜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誠亦事實之無可如何者。雖然，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 紛亂變異之時，此轉移升降之士大夫階級之人，有賢不肖拙巧之分別，而其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其何故也？由於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兩種以上不同之標準及 俗，以應付此環境而已。】其不覆答陳援老，當有深意存焉。
因吳宓日記49,50已毀，而陳垣先生在新時代多有驚人之舉，如白話文納降胡適，穿藍布制服，積極進步，加入中共等。楊樹達1952年末曾以陳垣致其信函“法高郵何如法韶山”轉閱於陳寅恪，陳复信道：援老所言，殆以豐沛耆老，南陽近親目公，其意甚厚。以寅恪先生“貶斥勢利，尊崇氣節”言之，此回复頗耐人尋味。故吳宓與陳寅恪之暮年一晤談及“彼民主黨派及趨時之先進人士，其逢迎貪鄙之情態，殊可鄙也云云。”顯然有所指。
吳宓此番離渝，見陳寅恪錢鐘書之前，吳學昭堅囑其“外出必衣冠楚楚，方可晤友生。”吳宓日記（1961年8月9日）載：【宓之不肯寫白話簡字文章刊布，宓不願在新時代得名受譽，宓不願居住輦轂之下，與當代名流周旋，宓之許由與伯夷，叔齊思想，“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豈甘特制新衫，以幹謁學術界之新貴人，容悅居上流之舊友生，以為宓進身揚名之地哉？】此番言論，自然是有感而發。
據以上諸節，吳宓先生與“冷眼不饒名下士”之槐聚談論之C似指向陳援老先生？當然，此則究疑純屬個人論斷，學識淺陋，未免南轅北轍失之偏頗。至於C究竟何指，恐須翻檢吳宓日記原版影印件方可知曉，只是未知要待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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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及， 閱吳宓書信集，有1962年十月二十八日致李賦寧函，其中有云【（2）宓最怕被命追隨馮，朱，賀三公，成為“職業改造家”，須不斷地發表文章，批判自己之過去，斥罵我平生最敬愛之師友。寧投嘉陵江而死，不願。。。去秋，賀公招宴漪瀾堂，即明言“留宓多住，細談思想改造。”】
事了曾究疑吳宓與錢鍾書晤談一節，如此，日記中C又似朱光潛乎？或因字母失核所致耶？ 胡適日記1951.12.24記 《澄清對於胡適的看法》 朱光潛，胡適題註：此文是一個會做文章的人寫的。《大公報》十二月十三日 適之。文中提到：胡適的性格是很頑固的。他非常主觀，凡是和他的先入為主的成見不相合的事理，他都一味蔑視，盲目地武斷地否認它的存在。舉兩個例子。陳援庵給他的信他在報紙上看到之後，硬不相信那是陳援庵寫的，理由是陳援庵一向不寫白話文。他的兒子胡思杜寫了一篇檢討他的文章，他在美國看到了，也硬說這不能是出於他兒子的本意，說在共產黨之下沒有“緘默的自由”。對於這兩件事，聽說他都用了他的考據方法寫了文章在美國發表過，這便是他一貫的“科學態度。”朱光潛鼎革後多次被要求與胡適劃清界限，不得不緊跟形勢，自我檢討，寫文章批判胡適及其思想。此舉儘管得到遠在海外的胡適同情諒解，但或許在當時一般知識分子眼裡則認為見風使舵轉向太快之故？ 事了 2017/9/26日補記。】
吳宓日記中的成都曲人雅集
讀張充和女史之《曲人鴻爪》，提及李方桂隨其學笛所下苦功諸節。內收錄李方桂題贈《荷露珠》花卉圖，並題詞：筆尖荷露珠，花瓣題詩句。書中對李方桂學笛如是說：【起初他吹得並不好，張充和就批評他，你吹笛時沒有關注氣力，還有你嘴繃得不夠緊。（當時著名劇作家物理學家丁西林等人也在場）李方桂按充和的指導苦練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就摸到了竅道，後來他終於練成笛手，能吹奏很多曲目。】
閱吳宓日記，亦有成都時期曲人雅集幾則，錄之存目，或可作為補充。
【1945年4月6日 星期五 陰 約近正午，至敬宅。陪敬至東桂街72赴李方桂徐櫻夫婦請家宴，食蒸餅。見其女文采Lindy子文茂Peter。客吳作人吹笛，純，敬，桂，櫻唱崑曲。】
按：純為李思純，桂，櫻指李方桂，徐櫻夫婦。李方桂語言學家，徐櫻為徐樹錚將軍長女。敬為張敬，夫林文奎。
【1945年9月26日 星期三 晚7-9赴桂，櫻室，托櫻轉約陰毓章夫婦宴，以謝其醫宓疽。值桂櫻在家邀客便宴，演奏崑曲。始見久負盛名之張四小姐仲和（今改充和）。其人吹笛唱曲均精。但身體瘦弱已極，純為中國閨秀式之美。然甚憔悴矣。聞在蓉居其姊夫家，專醫牙雲。又有羅玉君，王啟潤（林肯之母）等。念敬近方重病，孤芳自賞，不與眾和。鬱鬱而歸。】
按：吳宓彼時以病疽獲陰毓章醫治。羅玉君，翻譯家，時華西大學任教。
【9月30日 星期日 將近正午，至高承志宅，宓於此宴客。承志為代辦全家福便席（$8000）。所請之客，為陰毓章夫婦，李方桂夫婦，高承志，曾岷生及王達仁。宴畢，盡咖啡，食梨，柿。照像。桂櫻唱崑曲。】
【10月8日 星期一 是日晚無電燈。7-10至桂櫻宅，再聽唱崑曲。王行先去。旋共談釋曲詞。具見玉君粗俗，而充和文雅。篔亦在座，為其母校金女大募捐基金，宓捐$2000。】
按：篔為陳寅恪夫人唐篔，時陳寅恪燕京大學任教。
【1946年2月24日 星期日 下午2:00乘人力車（$250）至東門外牛王廟上街89廖宅，赴陳竹隱，廖書筠，羅汝儀（朱，桂，郭夫人）合請崑曲雅集。進元宵。】
【1946年3月9日 星期六 正午赴桂櫻夫婦宴燕大國文系同仁於其宅，進茅台酒三杯。櫻，敬等唱崑曲。】
【3月10日星期日 乃攜櫻敬乘人力車，至新南門外，磨子橋下禦營碉北樓房沈福文李德輝夫婦宅中崑曲雅集。食面。是日，曲友甚多。新友有黃少荃，羅文謨夫婦等。】
【3月31日 星期日 4-10至狀元街34櫻宅，再至巷內比鄰王宅，赴崑曲雅集。主人為桂櫻夫婦及王頌椒小姐，諸印度女郎亦與觀。宓竊觀會中敬為最美，而奎，敬夫婦可稱英健風流之俊侶。奎為坐客一一談骨相，謂宓系羅漢相，可享大年，惟家庭生活殊孤苦雲。】
【1946年4月28日 星期五 歸舍，羅汝儀來，先赴曲集。夕，微雨，4-7 對街交誼室赴林燾，杜榮夫婦邀曲集。福熙亦至。】
【1946年5月15日 星期三 3-5訪櫻，方與玉君等唱曲。櫻決從桂赴美講學，年薪美金八千元。】
【1946年6月18日 已而龢，敬來邀，乃同瘦竹隨龢敬至陝西街72張致和宅，赴張君夫婦請曲集，並晚宴。瘦竹亦唱一曲。儀與麐（同麟）等均在，而朱自清亦來。晚宴畢，彩排，而座中擅藝之杭人顧味真小姐以“無人保駕”先去。是日諸女士唱《尼姑思凡》及《西廂記.佳期》等曲，毫無忸怩羞怯之態。蓋由心無所感，摹唱其詞而不解其意之故。即為此曲會，亦惟資享樂，非真有藝術之雅趣與心靈之慧解存。故宓雖屢赴曲集，實無所樂。】
【1946年7月14日 夕 5-6偕麐至比鄰王頌椒宅，赴儀等請曲集，敬等均在。】
【1946年8月11日 星期日 即至實業街26電話管理處，赴葉麐，龔聖俞，李思純，李調伯合請曲集。座中仍以敬為最美正。王頌椒俊俏而薄，（福薄，命薄，情薄，貌薄），見於形相矣。雨，散時，宓僱人力車送儀回家。宓自乘車至三道街4靜廬，赴羅文謨，許子睿夫婦請宴。諸士女又唱崑曲，且蘇人姚君與椒彩排表演《驚夢》柳生與杜女歡會一段，至再至三，殊嫌牃怩，而眾樂許。宓甚厭煩，幸唱詞者之不解文意也！】
按：此後各院校復員，吳宓受聘珞珈山武漢大學教職，李方桂赴美講學，張充和返蘇州九如巷，此一段成都曲人鴻爪煙消雲散矣。
《李方桂先生口述史》中，李在接受採訪時說：【（1943-1945）那時我在成都，當時日本在轟炸重慶，甚至一直在不斷地轟炸成都。我們一無所有，沒有自娛的東西，於是她（徐櫻）學會了唱崑曲，我學會了吹笛子。張充和當時也在那裡。】
按：徐櫻母親夏宣曾認張充和為幹女兒。
許禮平先生《李方桂生蝦圖》一文亦曾提及此段曲人雅集：【一九四三年燕京大學在成都復校，李方桂受聘講學，與陳寅恪，吳宓被戲稱為該校“三大名旦”。戰時沒甚麽娛樂，一眾教授暨眷屬組織曲會，每週聚會唱崑曲自娛。李夫人徐櫻受乃父徐樹錚將軍影響，也善崑曲。但笛師難尋。有一回，中央大學吳作人攜笛造訪，與徐吹唱，甚為相得。其時李已四十多歲，向吳討教吹笛之道，次日即買笛子苦練，沒多久夫吹婦唱，一眾曲友不知李剛學會吹笛，還以為他深藏不露呢。吳宓不會唱，但懂聽，誇李方桂吹笛有獨到出，板眼準確，音色圓潤，笛聲一響。滿屋書卷氣云云。後來李很快又學會唱崑曲。】
有意思的是，很多年後，徐櫻在《我與方桂五十年》書中從曲人角度較為細緻的還原了當時雅集場景。【像故紅豆館主的三高徒，就是善演妙常的朱自清夫人陳竹隱，善演《聞鈴》的廖書筠，喜唱《十二紅》的李夫人，老名曲人陸金波父女，留法女詩人羅玉君，漆器專家沈福文夫婦，社會學家于式玉，台大教授張清徽，客座明星張充和。還有兩位客座名教授，其一是川大的李思純。他喜唱《書館》裡的《解三醒》，他每會必到，每到必從頭到散會，每次必請方桂伴奏這一曲。還有和李先生是好友，年歲相若的吳雨僧先生，不唱曲，但他很懂曲，他一到，不言不動，閉目聽曲，直到會終。他有時發些高論妙論，蠻有意思。他還誇獎方桂吹笛子有獨到之處，板眼準確，音色圓潤，好像多年嫻熟一樣。只要笛聲一响，滿屋子的書卷氣。他喜聽方桂給我伴奏《夜奔》，說我們兩人配合默契，讓人能得到武小生的朝氣。唱到“忽啦啦風聲吹葉落”時，他渾身出雞皮疙瘩。他還曾怨恨十六世紀時，世界上的郵政不好，否則的話，莎士比亞和湯顯祖中西兩大劇作家就成了好朋友，還不知能有多少好戲問世呢！確是名言！】
《曲人鴻爪》中記述六八年春天張充和在哈佛表演崑曲《思凡》和《遊園驚夢》，曲會完畢，余英時即興題詩道：【一曲思凡百感侵，京華舊夢已沉沉。不須更寫還鄉句，故國如今無此音。】此時大陸正水深火熱，曲人皆噤聲，故余先生有此感慨也！後數載崑曲重振，張允和二姐得見此詩，和道：【十載連天霜雪侵，回春簫鼓起消沉。不須更寫愁腸句，故國如今有此音。】此一“不須曲”故事於歷史細微處現曲人雅情，頗有趣也。
2014-11-30 15:49 星期日
@弹指123
作者：事了扶伊去 时间：2018-08-18 17:49:18
對於你的紅樓文章沒有任何發言權，個人建議文章標題能否變得溫和一些呢？你的所謂放屁狗屁圈屁還有強姦之語，估計即便可能與你探討溝通的人也會望而卻步，更何況許多你談論的對象皆已入土，如此對逝者似乎缺乏尊重，也不公平。
作為讀書人，至少需要一些對別人的尊重和理解。否則讀書素質識見還比不上一般路人，斯文掃地，那麼讀書寫字又有何用？
伏爾泰曰：我可以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衛你發表意見的權利。
僅以此語供者妹參考。
==============================
以上為對者妹的最後回復，不再作解釋。
你大可在書話發表你的紅樓觀點，但如在事了帖內再次提及紅樓相關問題，直接拉黑。
作者：事了扶伊去 时间：2018-08-18 17:49:18
對於你的紅樓文章沒有任何發言權，個人建議文章標題能否變得溫和一些呢？你的所謂放屁狗屁圈屁還有強姦之語，估計即便可能與你探討溝通的人也會望而卻步，更何況許多你談論的對象皆已入土，如此對逝者似乎缺乏尊重，也不公平。
作為讀書人，至少需要一些對別人的尊重和理解。否則讀書素質識見還比不上一般路人，斯文掃地，那麼讀書寫字又有何用？
伏爾泰曰：我可以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衛你發表意見的權利。
僅以此語供者妹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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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為對者妹的最後回復，不再作解釋。
你大可在書話發表你的紅樓觀點，但如在事了帖內再次提及紅樓相關問題，直接拉黑。
吳宓與《丹隱詩存跋》
近日偶閱楊青所著《蕭然出塵“寄梅堂”》一文，講述藏家王鵬讀書購書收藏出書故事，頗有趣味。文中附一則吳宓先生所撰《丹隱詩存跋》圖片，今參閱網絡拍品，對照錄之存目：
宓編輯學衡雜誌凡七十九期（1922-1933），其文苑詩錄之一門中，多登四川趙熙向楚林思進龐俊（石帚）郭延（季吾）諸先生之詩，亦登有郭延之詞。獨未知郭延君為何如人，更難求識面。1964七月八日，始得讀姚文青兄所藏之（I）手寫稿本丹隱詩存（自甲辰1904迄己巳1929）一厚冊及（II）民國二十四年1935乙亥七月成都木刻本丹隱詩存一薄冊。依古律絕等體分為五卷。合而細讀之，知（II）木刻本雖比（I）編年多數年，（II）實出於（I）,蓋（I）稿本中有關時事政治詞義太明顯者若干篇，皆刪削去不收，然如（II）木刻本卷三頁十一上【簪】【鏡】五律刻在甲戌十二月之後，而（I）稿本中已有之。入（II）刊本中，又凡（I）稿本中所有之小注（時局軍政界之人名所暗指之事悉刪去），經此兩刪削（畏禍避嫌）結果（I）稿本中若干佳篇（例如（1）其園冬居詩原35首，只存2首，而刪去者如【淮南殘寇近猶橫】，【時危校尉尚摸金】，【滄海橫流逐逝波】三首實是好詩，（2）七夕謠47首有詳注而全刪去不存（見下文），刺譏時政傷心國事者今不得見又若干篇，因無注雖存，讀之亦不能解，惜哉。
今按郭君之詩，清新秀逸，不取艱深，不搬弄學問，而常多傷時憫亂憂困愛民之情旨，以為中國尤其四川所患者，首在中央統御無人，紀綱頹壞，大小軍帥皆競私利，攘奪地盤，加稅徵糧，使民不聊生，於是赤化異說隨之而起。古賢懿訓，簡單易行者，眾亦莫之省。而郭君久在兵間，又從政，故能見之真而感之深也。
今據（I）稿本之編年詩，作出郭延君之小傳如下：郭延，字季吾，四川永寧（敘永）人。光緒五年1879生，幼喪父，喜遊蕩，弱冠（約1898）離鄉，先至瀘州，繼考入經緯學堂，遇賢師周香草先生，改悔自新，周師攜之至成都，又攜至廣州，1904至1904居廣州三年，考取官費，由粵督岑春煊派往日本，學陸軍測繪術。1904至1910留日凡七年，1910學成回國，在北京（考試得派）軍諮府職，而為人排擠誣告，遂復走廣州，次年1911辛亥革命起，參加革命至南京。1913回川，定居成都之支機石街，任陸軍測繪局長，其後改任教官又領兵。1915遊嘉州（今樂山縣），奉趙堯先生熙為師，亦以向楚先生為師，在成都與曾梓軒，慎言父子友最親，亦與龐石帚俊李哲蒓思純為師友。1917作薛濤井駟馬橋善七絕詩，後采登學衡雜誌。1918赴重慶參加戰爭……其後成都久亂，乃於1926-1927赴雅安，任軍職凡一年餘倉皇退走，經榮縣而歸成都，此次再來成都，移居小通巷，生活較昔儉陋。1927作七夕謠四十七首，因行年四十七歲（七言絕句）。有詳注，借詠國內政治軍事風俗人物，既是詳真之史料，亦具見作者之情志。今木刊本詩注全刪削不存，殊可惜。（楊叛兒似指楊森）是年1927赴遂寧軍幕（疑是田頌堯 ）,有其園冬居雜詩35首，今木刊本只留2首，亦可惜。1928春至1931年居綿陽，任冷官（測繪學校之教官），常遊近縣，偶歸成都一次。悼亡後，續娶王夫人接至綿陽同居。1929滿五十歲。是年，前夫人（已故）所生長子蘭30歲，次子水17歲，女珏14歲能詩。錦官行寫成都風俗之奢淫，杞人曲猶佳。陌上花是否暗指楊森客譚二十年事亦重要。（近體詩之佳者，木刊本已有人圈出，可從）1932壬申正月，赴中大壩監江彰雜稅……以下事蹟及郭君何年歿不詳（待求曾慎言及龐石帚先生等人補逑）。
總之，郭君之本籍，敘永（永寧）有丹崖（山名）極有名，北大教授張頤博士（曾任川大校長不久）亦此地人，故字曰丹崖，竊以郭君少即去鄉，其一生之事業與詩文均與其本鄉丹崖無關係，故不可名其集曰丹隱詩存，不應自號丹隱。郭君之友生，如自印其集，亦迳定名曰：郭延詩集，並將詩注全部保存，宓實禱祝之。1964七月九日，吳宓讀畢記。
以上為吳宓所作《丹隱詩存跋》全文。檢吳宓日記續編VI，1964年七月八日星期三記：姚文青寄來郭延（字季吾，敘永人，光緒五年1879年生，卒年不詳）撰《丹隱詩存》二冊。（一）手抄稿本，全，有注。起甲辰，訖己巳年（1904-1929），編年體。有姚君所為收藏此集之序（1953）。（二）民國二十四年1935成都木刻本，選，無注。起甲辰，論（訖）乙亥（1904-1935），以詩體分。宓先臥床，後起坐讀之盡。
七月九日星期四記：上午，重翻閱郭延《丹隱詩存》，寫本（稿本），刊本（選本）。撰成《丹隱詩存跋》一篇，敘《學衡》曾屢登其詩，評其詩為“清新秀逸，不取艱深，不搬弄學問，而常多傷時憫亂，憂民愛國之情旨”。又由其詩，構成郭君略傳，至乙亥年止，附跋中，更以跋粘入稿本。今日下午，即以其書二冊郵寄還姚君收。
吳宓先生此跋細緻入微，詳述丹隱詩編內容及註釋，並作小傳，似可略窺吳宓之詩史觀點。其詩集命名及保存註釋之議可資參考。由日記知《丹隱詩存》及吳宓此跋皆為姚文青所有。據資料載姚文青藏書十萬多冊，文革後僅剩千冊，臨終前全部送給了吳宓的關門弟子。（此關門弟子似指周錫光？）
網文《瀘州郭氏歷史人物譜—蜀中詞人郭延》，作者郭朝肅，記郭延生平甚詳，與吳宓先生所作“郭君略傳”頗類，對郭延卒年記曰：“四十年代初，應邀到西安教學，在西安病故，歸葬成都”。
郭文參考資料引用成都藏書家玉盧主人新浪博客《玉盧藏書日記》（2010.11）一則：
【玉庐藏有一部郭延《丹隐诗词存》蓝印本，及一厚册《丹隐居词》稿本。此种组合，相信对任何一名藏书家来说，一生难逢。
《丹隐诗词存》两册，计诗存5卷、词存1卷附郭妻王德芳《滋兰馆词》1卷（集句），其友马自庵和女郭珏校刊，民国24年刻本。我尤喜其大天头、小版心版式。
《丹隐居词》为小楷墨稿、编年、有校改，所收词作倍于《词存》刻本，钤“纫秋刘氏韵兰”小印。
郭延，四川叙永人，字季吾（一字季武）。其人生平，文献极少。《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未著录，《清代蜀人著述总目》、《近代巴蜀诗钞》俱失收。读其诗词，略知者三：第一，为蜀中大诗家赵熙和向楚弟子，与黄复生、吴玉章、周善培、马自庵、陶闿士等为同学；第二，曾赴日本习算学，回国至广东为两广总督岑春煊幕府，后返川省绵州任官；第三，晚年在成都等地与赵熙、向楚、林思进、宋育仁、方旭、曾孝谷、杜柴扉、庞石帚、释传度等名流诗酒唱和。
另1929年川军整编，23军政治部代主任郭季吾，不知是否与郭延为同一人，待考。
近阅《吴宓日记续编》，于1964年7月8、9两日条下发现：
“姚文青寄来郭延【字季吾，叙永人，光绪5年（1879年）生，卒年不详】撰《丹隐诗存》二册。（一）手抄稿本，全，有注，起甲辰讫己巳年（1904-1929），编年体，有姚君所为收藏此集之序(1953年)；（二）民国24年（1935年）成都木刻本，选，无注，起甲辰讫乙亥（1904-1935），以诗体分。”
“重翻阅郭延《丹隐诗存》【写本（稿本）、刊本（选本）】。撰成《丹隐诗存跋》一篇，叙《学衡》曾屡登其诗，评其诗为‘清新秀逸，不取艰深，不搬弄学问，而常多伤时悯乱、忧民爱国之情旨。’。。。。。。”
又此前之7月5日条有：“姚君之妻为三原刘纫秋。”
由此可得郭氏一些信息，同时也知姚寄吴之郭著无刻本《词存》和稿本《词》，可推测此2种是时或已散失。而稿本《词》钤印“纫秋刘氏韵兰”表明，此本恰系姚家原藏之物。姚是陕西三原人，民国富商，西安名建筑“姚家大院”主人， 40-60年代居成都，藏书据其后人言曾逾10万册。】
郭朝肅文及玉盧藏書日記可與吳宓先生《丹隱詩存跋》參照，了解蜀中詞人郭延之生平學識仕宦及交遊唱和著述情形，亦可略知姚文青藏書散出之一二。
2016-03-27 03:19 星期日
近日偶閱楊青所著《蕭然出塵“寄梅堂”》一文，講述藏家王鵬讀書購書收藏出書故事，頗有趣味。文中附一則吳宓先生所撰《丹隱詩存跋》圖片，今參閱網絡拍品，對照錄之存目：
宓編輯學衡雜誌凡七十九期（1922-1933），其文苑詩錄之一門中，多登四川趙熙向楚林思進龐俊（石帚）郭延（季吾）諸先生之詩，亦登有郭延之詞。獨未知郭延君為何如人，更難求識面。1964七月八日，始得讀姚文青兄所藏之（I）手寫稿本丹隱詩存（自甲辰1904迄己巳1929）一厚冊及（II）民國二十四年1935乙亥七月成都木刻本丹隱詩存一薄冊。依古律絕等體分為五卷。合而細讀之，知（II）木刻本雖比（I）編年多數年，（II）實出於（I）,蓋（I）稿本中有關時事政治詞義太明顯者若干篇，皆刪削去不收，然如（II）木刻本卷三頁十一上【簪】【鏡】五律刻在甲戌十二月之後，而（I）稿本中已有之。入（II）刊本中，又凡（I）稿本中所有之小注（時局軍政界之人名所暗指之事悉刪去），經此兩刪削（畏禍避嫌）結果（I）稿本中若干佳篇（例如（1）其園冬居詩原35首，只存2首，而刪去者如【淮南殘寇近猶橫】，【時危校尉尚摸金】，【滄海橫流逐逝波】三首實是好詩，（2）七夕謠47首有詳注而全刪去不存（見下文），刺譏時政傷心國事者今不得見又若干篇，因無注雖存，讀之亦不能解，惜哉。
今按郭君之詩，清新秀逸，不取艱深，不搬弄學問，而常多傷時憫亂憂困愛民之情旨，以為中國尤其四川所患者，首在中央統御無人，紀綱頹壞，大小軍帥皆競私利，攘奪地盤，加稅徵糧，使民不聊生，於是赤化異說隨之而起。古賢懿訓，簡單易行者，眾亦莫之省。而郭君久在兵間，又從政，故能見之真而感之深也。
今據（I）稿本之編年詩，作出郭延君之小傳如下：郭延，字季吾，四川永寧（敘永）人。光緒五年1879生，幼喪父，喜遊蕩，弱冠（約1898）離鄉，先至瀘州，繼考入經緯學堂，遇賢師周香草先生，改悔自新，周師攜之至成都，又攜至廣州，1904至1904居廣州三年，考取官費，由粵督岑春煊派往日本，學陸軍測繪術。1904至1910留日凡七年，1910學成回國，在北京（考試得派）軍諮府職，而為人排擠誣告，遂復走廣州，次年1911辛亥革命起，參加革命至南京。1913回川，定居成都之支機石街，任陸軍測繪局長，其後改任教官又領兵。1915遊嘉州（今樂山縣），奉趙堯先生熙為師，亦以向楚先生為師，在成都與曾梓軒，慎言父子友最親，亦與龐石帚俊李哲蒓思純為師友。1917作薛濤井駟馬橋善七絕詩，後采登學衡雜誌。1918赴重慶參加戰爭……其後成都久亂，乃於1926-1927赴雅安，任軍職凡一年餘倉皇退走，經榮縣而歸成都，此次再來成都，移居小通巷，生活較昔儉陋。1927作七夕謠四十七首，因行年四十七歲（七言絕句）。有詳注，借詠國內政治軍事風俗人物，既是詳真之史料，亦具見作者之情志。今木刊本詩注全刪削不存，殊可惜。（楊叛兒似指楊森）是年1927赴遂寧軍幕（疑是田頌堯 ）,有其園冬居雜詩35首，今木刊本只留2首，亦可惜。1928春至1931年居綿陽，任冷官（測繪學校之教官），常遊近縣，偶歸成都一次。悼亡後，續娶王夫人接至綿陽同居。1929滿五十歲。是年，前夫人（已故）所生長子蘭30歲，次子水17歲，女珏14歲能詩。錦官行寫成都風俗之奢淫，杞人曲猶佳。陌上花是否暗指楊森客譚二十年事亦重要。（近體詩之佳者，木刊本已有人圈出，可從）1932壬申正月，赴中大壩監江彰雜稅……以下事蹟及郭君何年歿不詳（待求曾慎言及龐石帚先生等人補逑）。
總之，郭君之本籍，敘永（永寧）有丹崖（山名）極有名，北大教授張頤博士（曾任川大校長不久）亦此地人，故字曰丹崖，竊以郭君少即去鄉，其一生之事業與詩文均與其本鄉丹崖無關係，故不可名其集曰丹隱詩存，不應自號丹隱。郭君之友生，如自印其集，亦迳定名曰：郭延詩集，並將詩注全部保存，宓實禱祝之。1964七月九日，吳宓讀畢記。
以上為吳宓所作《丹隱詩存跋》全文。檢吳宓日記續編VI，1964年七月八日星期三記：姚文青寄來郭延（字季吾，敘永人，光緒五年1879年生，卒年不詳）撰《丹隱詩存》二冊。（一）手抄稿本，全，有注。起甲辰，訖己巳年（1904-1929），編年體。有姚君所為收藏此集之序（1953）。（二）民國二十四年1935成都木刻本，選，無注。起甲辰，論（訖）乙亥（1904-1935），以詩體分。宓先臥床，後起坐讀之盡。
七月九日星期四記：上午，重翻閱郭延《丹隱詩存》，寫本（稿本），刊本（選本）。撰成《丹隱詩存跋》一篇，敘《學衡》曾屢登其詩，評其詩為“清新秀逸，不取艱深，不搬弄學問，而常多傷時憫亂，憂民愛國之情旨”。又由其詩，構成郭君略傳，至乙亥年止，附跋中，更以跋粘入稿本。今日下午，即以其書二冊郵寄還姚君收。
吳宓先生此跋細緻入微，詳述丹隱詩編內容及註釋，並作小傳，似可略窺吳宓之詩史觀點。其詩集命名及保存註釋之議可資參考。由日記知《丹隱詩存》及吳宓此跋皆為姚文青所有。據資料載姚文青藏書十萬多冊，文革後僅剩千冊，臨終前全部送給了吳宓的關門弟子。（此關門弟子似指周錫光？）
網文《瀘州郭氏歷史人物譜—蜀中詞人郭延》，作者郭朝肅，記郭延生平甚詳，與吳宓先生所作“郭君略傳”頗類，對郭延卒年記曰：“四十年代初，應邀到西安教學，在西安病故，歸葬成都”。
郭文參考資料引用成都藏書家玉盧主人新浪博客《玉盧藏書日記》（2010.11）一則：
【玉庐藏有一部郭延《丹隐诗词存》蓝印本，及一厚册《丹隐居词》稿本。此种组合，相信对任何一名藏书家来说，一生难逢。
《丹隐诗词存》两册，计诗存5卷、词存1卷附郭妻王德芳《滋兰馆词》1卷（集句），其友马自庵和女郭珏校刊，民国24年刻本。我尤喜其大天头、小版心版式。
《丹隐居词》为小楷墨稿、编年、有校改，所收词作倍于《词存》刻本，钤“纫秋刘氏韵兰”小印。
郭延，四川叙永人，字季吾（一字季武）。其人生平，文献极少。《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未著录，《清代蜀人著述总目》、《近代巴蜀诗钞》俱失收。读其诗词，略知者三：第一，为蜀中大诗家赵熙和向楚弟子，与黄复生、吴玉章、周善培、马自庵、陶闿士等为同学；第二，曾赴日本习算学，回国至广东为两广总督岑春煊幕府，后返川省绵州任官；第三，晚年在成都等地与赵熙、向楚、林思进、宋育仁、方旭、曾孝谷、杜柴扉、庞石帚、释传度等名流诗酒唱和。
另1929年川军整编，23军政治部代主任郭季吾，不知是否与郭延为同一人，待考。
近阅《吴宓日记续编》，于1964年7月8、9两日条下发现：
“姚文青寄来郭延【字季吾，叙永人，光绪5年（1879年）生，卒年不详】撰《丹隐诗存》二册。（一）手抄稿本，全，有注，起甲辰讫己巳年（1904-1929），编年体，有姚君所为收藏此集之序(1953年)；（二）民国24年（1935年）成都木刻本，选，无注，起甲辰讫乙亥（1904-1935），以诗体分。”
“重翻阅郭延《丹隐诗存》【写本（稿本）、刊本（选本）】。撰成《丹隐诗存跋》一篇，叙《学衡》曾屡登其诗，评其诗为‘清新秀逸，不取艰深，不搬弄学问，而常多伤时悯乱、忧民爱国之情旨。’。。。。。。”
又此前之7月5日条有：“姚君之妻为三原刘纫秋。”
由此可得郭氏一些信息，同时也知姚寄吴之郭著无刻本《词存》和稿本《词》，可推测此2种是时或已散失。而稿本《词》钤印“纫秋刘氏韵兰”表明，此本恰系姚家原藏之物。姚是陕西三原人，民国富商，西安名建筑“姚家大院”主人， 40-60年代居成都，藏书据其后人言曾逾10万册。】
郭朝肅文及玉盧藏書日記可與吳宓先生《丹隱詩存跋》參照，了解蜀中詞人郭延之生平學識仕宦及交遊唱和著述情形，亦可略知姚文青藏書散出之一二。
2016-03-27 03:19 星期日
批林批孔中的吳宓先生
吳宓日記續編X ，詳細記述了其在批林批孔中的言行，茲錄之如下。
1973年8月31日 星期五 聞政府八月十日人民日報所登載之考生張鐵生之議論（自云：因參加勞動，未能多從事備課，故今在考試中，不得不交白卷。）已停止各地考選之事，俟討論修改，或廢止考試制度後再辦。—按：此劣生之讕言，何足注意，政府大錯矣。
事了按：張鐵生因交白卷紅極一時，成為學生效仿之風雲人物，吳宓先生評按清醒尖銳。
1973年9月1日 星期六 讀人民日報。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舉行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黨代表大會（簡稱“十大”），以繼續肅清林彪餘黨（名曰：批林整風）為主旨。全國黨員共計兩千八百萬人。
按：中共十大通過了關於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號召全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9月5日 星期三 曹慕樊來告，下星期二，六（九月十一日，十五日）8AM 在中文系原處學 黨十大（一）（二）（三）文件。
按：曹慕樊，西南師院中文系教授，時管理中文系信函報紙之收發。
9月6日 星期四 哺夕，3-6大禮堂赴全校大會，聆方敬副院長以其緩慢，冗長，虛浮之清淡式語調，首先批判林彪及其黨徒......6時鐘鳴，宓獨退出，回舍。宓出後，續行（三）號召（1）對孔子之批判，（2）紅樓夢研究乃散。
按：方敬，時任西南師院副院長，散文家，詩人。
10月8日 星期一 上午，全校傳達報告中央及地方“批判孔子之文章”大會，宓未赴。
10月12日 星期五 晚，劉尊一告宓：“現在批判孔子，只是針對林彪加以抨擊，而不批判尊崇孔子之學術，思想之人士。”（按，宓即是）宓聞之甚喜。
按：劉尊一，女，時為西南師院教育系教授，夫潘宜之。
吳宓日記續編X ，詳細記述了其在批林批孔中的言行，茲錄之如下。
1973年8月31日 星期五 聞政府八月十日人民日報所登載之考生張鐵生之議論（自云：因參加勞動，未能多從事備課，故今在考試中，不得不交白卷。）已停止各地考選之事，俟討論修改，或廢止考試制度後再辦。—按：此劣生之讕言，何足注意，政府大錯矣。
事了按：張鐵生因交白卷紅極一時，成為學生效仿之風雲人物，吳宓先生評按清醒尖銳。
1973年9月1日 星期六 讀人民日報。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舉行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黨代表大會（簡稱“十大”），以繼續肅清林彪餘黨（名曰：批林整風）為主旨。全國黨員共計兩千八百萬人。
按：中共十大通過了關於林彪反&黨集團反革命罪行的審查報告，號召全黨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9月5日 星期三 曹慕樊來告，下星期二，六（九月十一日，十五日）8AM 在中文系原處學 黨十大（一）（二）（三）文件。
按：曹慕樊，西南師院中文系教授，時管理中文系信函報紙之收發。
9月6日 星期四 哺夕，3-6大禮堂赴全校大會，聆方敬副院長以其緩慢，冗長，虛浮之清淡式語調，首先批判林彪及其黨徒......6時鐘鳴，宓獨退出，回舍。宓出後，續行（三）號召（1）對孔子之批判，（2）紅樓夢研究乃散。
按：方敬，時任西南師院副院長，散文家，詩人。
10月8日 星期一 上午，全校傳達報告中央及地方“批判孔子之文章”大會，宓未赴。
10月12日 星期五 晚，劉尊一告宓：“現在批判孔子，只是針對林彪加以抨擊，而不批判尊崇孔子之學術，思想之人士。”（按，宓即是）宓聞之甚喜。
按：劉尊一，女，時為西南師院教育系教授，夫潘宜之。
10月16日 星期二 唐季華力戒宓在“批判孔子”中，切勿發言。如必不得已，則人云亦云，自陳受孔子思想之毒害，今已切實改造矣，云云。
按：唐季華為校醫，常為吳宓先生針灸治療。唐為吳宓計，特指示其如何應付這場運動。
按：唐季華為校醫，常為吳宓先生針灸治療。唐為吳宓計，特指示其如何應付這場運動。
10月19日星期五 讀重慶日報十月十一日及人民日報十月十一日所載之施丁撰《焚書坑儒辯》一文。又新寄示毛@ 近作詩一首。據此，秦始皇之焚書坑儒未可厚非，且應稱頌此舉也。
按：新為凌道新，曾受業於吳宓先生，英文詩賦皆佳，文革中歷經磨難，因病卒於1974年初，吳宓先生贈款1000元慰問其家屬。毛詩題為《七律 讀封建論呈郭老》：【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吳宓先生反諷評之“且應稱頌此舉也”。
10月21日 星期日 明日全校將“批孔”，宓憂懼。
10月22日星期一 10：30出，先至新一舍中文系學 室，門鎖，無人。次訪錢泰奇，承秘勸：“批孔會宓必須參加，蓋此乃毛@ 發起之運動，為文化大@革命之繼續，旨在破除一切舊思想之影響，故宓亦必須隨眾發言聲明‘改造’方得免禍”云云。最後擬訪宗真甫與鄭思虞，行至門前坡下，以路泥且滑，恐傾跌而折歸。
哺四時，遣錢國華往詢宗真甫，得答复如下：（二）每星期二，四，六上午，在四樓中文系學 ，宓年高路遠，可不必往參加，（三）批孔書，待魏興南主任發給。
按：錢國華為錢泰奇之子，時從吳宓先生學 英文。錢泰奇對吳宓先生之秘勸可感也。
10月24日 星期三 上午8時即出，赴大禮堂（坐右側，前第三排），參加8：30至12：30之“西南師範學院批孔大會”。陳洪 。預約定之各系青年男女教師十一二人，相繼登台，廣播發言，或讀稿，名為“批孔”，實皆針對林&彪及劉少奇之引用孔子及儒家舊說，兼及台灣當局最近之聖誕祀孔典禮。蓋皆是階級@鬥爭與政@治鬥爭，而以“破除一切舊思想之影響”為目的者也。......
西南師院批孔大會下午仍續開會，宓未往參加。
按：吳宓先生已道破批孔之實質矣。
10月25日 星期四 上午八時出（雨止），至大禮堂參加全校師生大會，陳洪 ，聆方敬副院長播講教育革命，8：30開講，至10：30畢。（3）批判孔子，（4）批判資產階級思想。
10月26日 星期五 宓讀十月十九日之二十三日參考消息。台灣駐美國大使沈劍虹在Detroit宣言：聞知國內“批孔”，使我心中悲痛云云。
按：此處吳宓先生無疑借他人話語，瀉內心憤恨爾。
11月13日 星期二 聞校中每星期三，五下午，有各系教研組政治學 （討論十大文件，進行批孔），而未通知宓前往參加學 ，幸可免矣。
12月14日 星期五 宓讀近日人民日報，送新室中。見批孔文，心殊痛。
晚錢國華來言：劉玉瓊告樓下家屬，宓反對簡化字，眾以為異。勸宓宜慎言。
按：劉玉瓊時從吳宓先生學 中國文言文及文史舊集。此時先生仍反對簡化字！
12月20日 星期四 晚唐季華借抄毛 論秦始皇詩。又送閱柳宗元子厚《封建論》。
【吳宓先生1974年日記，於文化大革命中丟失。
整理者（吳學昭）按：據西南師範學院落實政策辦公室負責人1979年5月13日對家屬談：吳宓先生於文@革初期被作為“反動學術權威”揪出，打成牛鬼蛇神，關入牛棚，勞動改造。1969年清理階級隊伍，1971年一打三反運動，吳先生均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在西南師院中文系連續批鬥，到有些系巡迴批鬥，在西南師院革@命委員會主持下大會批鬥。其間1969年5月在四川梁平西師分院鬥爭大會上，為兩名學生挾持急行，猛擲於地，造成重傷，左腿扭曲，終身殘廢。
1971年批鬥後，西師革委會上報中共萬縣地委，擬給吳宓正式戴帽定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地委轉報中共重慶市委，市委未批，讓補充材料。後來，學校投入批陳整風運動，整黨建黨學 ；再後來，西師忙於遷校，搬家，無人管吳宓。
1974年春批&林批孔，人人對運動表態，吳宓明確表示：批林，我沒意見；批孔，把我殺了，我也不批。為此，再次作為“現行反革@命分子”被批鬥，西師革委會又報請上級黨委批准為吳宓判刑戴帽，重慶市委仍未予批准，讓背靠背，不點名地批判。
據新華通訊社重慶分社一位記者告訴家屬，因為吳宓在批&林批孔中的發言非常尖端，分社寫了內部參考上報。此次日記整理過程中，家屬曾詢請新華總社幫助查閱改期內部參考有關內容，可惜由於中共中央保密委員會對這部分內參迄今尚未解密，故未能查見。 】
讀以上日記文字，了解吳宓先生在批&林批孔運動中言行，感慨先生已洞悉此舉實為階@級鬥爭及政治鬥爭，雖人力戒勿發言，仍有“批孔，把我殺了，我也不批”驚天之語，此言與梁漱溟先生之“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何其相似爾！
吳學昭在《吳宓詩集》後記寫道：陳寅恪先生有句“晚歲為詩欠砍頭”，父親雖未砍頭，卻也為他的做人真誠和作詩真切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世棄方知真理貴，情多獨嘆此生休”，嗚呼！世道崩頹，天意人事可以淒愴傷心者矣！
2014-12-19 05:57 星期五
毛彥文在《往事》一書中提到吳宓：
【十餘年前海倫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從事中國大陸問題研究時，看到一本由香港美國領事館翻譯成英文的大陸雜誌（忘其名），登載許多在大陸有名學者的坦白書。內有吳的一篇，大意說：他教莎士比亞戲劇，一向用純文學的觀點教，現在知道是錯了，應該用
馬克思觀點教才正確。當時海倫氣得為之髮指！人間何世，文人竟被侮辱以致如此！吳君的痛苦，可想而知。
傳聞吳君已於數年前逝世，一代學者，默默以沒，悲夫！】
歷史之溫情與敬意—《巨流河》雜記
回應時代暴虐和歷史無常的最好方法，就是以文學書寫超越歷史成敗的人與事。
齊邦媛
從巨流河到啞口海，從國破家亡的逃難流離到平靜幸福的台灣生活，從波瀾壯闊到波瀾不驚，齊邦媛以邃密通透，深情至性的筆力，記述縱貫百年，橫跨兩岸的大時代故事，書寫一部“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的生命之書。
錢穆先生八十歲生辰南遊，作師友雜記八十憶雙親一文， “此乃常縈余一生之懷想中者，亦可謂余生命中最有意義之價值之所在”。感念如此，八十高齡的齊邦媛動筆寫下逝去歲月中那些生命中忘不了的人和事。
台灣作家簡禎對此書的推薦語寫道：那些人，你若為他們的命運流過淚，就不能說不認識；那些事，你若為他們的遭遇嘆息過，也不能說不知道。生者不言，死者默默，六十年來齊邦媛心中念念不忘當年事，“它們是比個人生命更龐大的存在，我不能也不願將它們切割成零星片段，掛在必朽的枯枝上。我必須傾全心之虔敬才配作此大敘述。抗戰中奔往重慶那些人刻骨銘心的國仇家恨；那些在極端悲憤中守護尊嚴的人；來台初期，單純潔凈為建設臺灣而獻身的人。許多年過去了，他們的身影與聲音伴隨我的青年、中年也一起步入老年，而我仍在蹉跎，逃避，直到幾乎已經太遲的時候，我驚覺，不能不說出故事就離開”。
八年抗戰的血淚流離，從南京到蕪湖，從漢口長沙湘潭湘鄉，從桂林到懷遠，再九彎十八拐入川，流亡學生顛沛流離大半個中國。在南開中學六年，校長張伯苓“中國不亡，有我！”的教育救國理想成為齊邦媛的終身記憶，而注重學生性靈啟發的老師們，則讓齊邦媛“深深感到他們所代表的知識分子的希望和信心，他們真正的相信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除了各科課程，他們還傳授獻身與愛，尤其是自尊與自信”。齊邦媛筆下展現了一個讓我們“引以為榮，真正存在過的，最有骨氣的中國！”
告別春風遠矣的一九四三，齊邦媛開始三江匯流處的大學生活，朱光潛老師教授英詩課，從雪萊到濟慈，從雲雀之歌到夜鶯頌，讓齊邦媛“心靈回蕩，似有樂音從四壁回流而出”，“自此我終生愛戀英詩的音韻，像山巒起伏或海浪潮湧的綿延不息。”吳宓先生指導齊邦媛論文，談到愛。“佛曰愛如一炬之火，萬火引之，其火如故，要朝一種超越塵世之愛去想，去愛世上的人，同情，悲憫，愛不是一兩個人的事。袁昌英的莎士比亞課，繆朗山的俄國文學，讓文藝青年齊邦媛成長為一個健康的人，心智開展，奠定了一生積極向上的性格。
讀大學時高校流行前進讀書會，齊世英寫信囑咐女兒：現在各大學都有讀書會，是共產黨吸收知識分子的外圍組織，如今為了全民抗日，國共合作，所有社團都公開活動。吾兒生性單純，既對現在功課有很大興趣，應盡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圖書館多讀相關書籍，不必參加任何政治活動。教育部在準備重慶失守後將學校轉移到雷馬屏峨時，指示“不到最後一日，弦歌不輟”。 齊世英給女兒回信道：無論戰局如何變化，我在有生之年必能找到你！
蒙自，個舊，雲南驛，騰沖，來自雲端淺藍色的航空信。戰火紛飛年代，兩個青年男女飛鴻傳書，談理想感情文學家庭。至張大飛墜機身亡，“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學潮。“聞一多之死成了全國學潮的策動力量，對延安的中共而言，他的助力勝過千軍萬馬”。他所影響的是知識分子對政治的態度。聞一多遺物中有一枚尚未完成的石質印張，印面寫著：其愚不可及。齊邦媛疑惑道：我記得常聽父親說，一個知識分子，二十歲以前從未迷上共產主義是缺少熱情，二十歲以後去做共產黨員是幼稚。聞一多到四十五歲才讀共產制度的書，就相信推翻了國民黨政權換了共產黨可以救中國，他那兩年激烈的改朝換代的言論怎麽可能出自一個中年教授的冷靜判斷？
大學畢業後齊邦媛渡海赴台，到了風雨台灣。從台大外文系到台中一中，從文化交流到心靈的後裔，編纂文學與文化叢書，教授英國文學史和高級英文，尋求台灣文學的定位，建議設立國家文學館。編纂國文教科書，當時尚未完全開放的台灣，文化界籠罩著濃厚的政治氣氛。齊邦媛與屈萬里等認為國文課本“為民族文化的前途，為陶冶年輕世代的性靈，必須超越政治的態度”。台靜農先生為國中國文題寫封面，感慨道：敢這麽編國文課本，有骨氣！英譯《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對歐洲及美國的漢學家而言，這是第一套比較完整充實地介紹中國現代文學創作的英譯本。自從1949年播遷來台，台灣文學作家得以在大陸政治文化的鐵幕之外，延續中國文學傳統，創造出值得研究的作品，好似開了一扇窗子。
被時代消耗的一代，因政治意識形態不同而聚散漂泊或淹沒。五十年後與留在大陸的同學聚會， “一九五零年後，進修就業稍有成就的甚少，沒有家破人亡已算幸運，幾乎一整代人全被政治犧牲了。”青春夢想都被現實擊破，同學魯巧珍在病榻前對齊邦媛說：你到臺灣這些年，可以好好讀書，好好教書，真令我羨慕。
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首頁寫道：所謂對其本國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以往歷史之溫情與敬意。龍應臺的大江大海和此書同年出版。年輕的龍“以身為失敗者的下一代為榮。”而在親歷現場的齊邦媛筆下，則“他們所秉持的理想和聖潔的人性光輝，決不能粗陋的以成敗定英雄。”
巨流河一書最終是文學對歷史的見證，“回首生命，前半生的歌哭歲月，因家國劇變，在我生身的土地上已片痕難尋。而後半生，獻身於棲息之地臺灣，似是再世為人，卻是穩定真實的六十年。”
2011-12-27 18:28 星期二
@关粉儿 时间：2018-08-19 00:47:59
齐邦媛现也九十好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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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四歲齊邦媛近照。
《吳宓詩話》
十七 詩人筆傳音樂神妙
音樂一道，感人最深。潯陽琵琶，南山觱篥（bì lì），羈愁哀思，片時紛集。然惟絕代詩人，始克筆傳其神妙。
英國詩人德來登（John Dryden）者，嘗作詩（Alexander's Feast:or the power of music),敘亞歷山大王，既滅波斯，降印度，駐兵廣野，旌旗營幕，千里相接。於是張宴軍中，諸侯降王，以次列座，懾王之威，屏息敬侍。酒微酣，王俯視當前，意氣雄豪，不可一世。覺曹孟德橫槊臨江，與項羽巨鹿之會，彷彿似之。乃更召樂工某（Timothus）至前。某以善笛聞天下，至則為王歌英雄受命，創業垂統之曲，頌揚武功。王頓觸前塵，恍忽若見羅馬軍神，來示靈異於王之母，王遂生。已而王長，起兵圖霸，略地攻城，席捲歐亞，鞭笞宇內。頤指氣使，無欲不遂。富貴繁華，極人世事。謳歌到處，劍佩隨身。駿馬立前，名姬側侍。丈夫如此，何虛今生？亦不辨夢之非真，真之非夢也，立命巨觥，盡三大白。某知王過驕盈，乃轉商調，作嗚咽激楚之音。王似漸覺鋒芒頓折，策劃不行，師眾潰敗，疆土分崩。四面楚歌，血流漂杵。莽莽平沙，孤身僵臥。馬革裹屍，餘生已盡。江水滔滔，憬然有悟。由來樂極悲生，天命無常，而所謂豐功偉烈者，事過境遷，何殊泡影空花？某見王意頹喪，遽專為饒歌征戰之什，淋漓悲壯，萬籟同鳴。王似又覺整軍經武，捲土重來。披堅持銳，潰圍突決。敵眾窮蹙，背城借一。以石擊卵，追奔逐北。劍折鋒缺，旗靡輒亂，塵沙蔽日，天地晦冥。王益奮神威，身先士卒，左戟右劍，摧枯拉朽。斷臂絕脰，橫亙當前。於是色舞眉飛，握拳透爪，竟自忘其方張盛筵而宴賓僚也。座中見王神態，驚顧失色。比及戛然樂止，王驟清醒如恆狀。乃知幻境靈臺，瞬息萬變，操縱顛倒之者，厥為某之一笛。嗚呼！其技不誠神歟！
吴宓日记中的王国维之死
事了按：国学大师王国维之死，后人说法不一，有殉清说（罗振玉伪造王国维“孤忠耿耿”的遗折，让溥仪“深堪恻悯”），有逼债说（罗振玉索债），有惊惧说（湘鄂杀叶德辉王葆心，王听闻极度悲哀，欲避乱移居），有文化殉节说（陈寅恪观点）等等。
吴宓日记中关于王国维之死，记述颇详尽，兹录如下，或可资参考。为行文方便，无关事项從略。
六月二日 星期四 （1927年 阴历五月初三）
晚饭后，陈寅恪在此闲谈。赵万里来，寻觅王静安（国维）先生。以王先生晨出，至今未归家人惊疑故也。宓以王先生独赴颐和园，恐即效屈灵均故事。已而侯厚培来报，知王先生已于今日上午十时至十一时之间，投颐和园之昆明湖中自尽。痛哉！
晚，赴陈寅恪宅，而研究院学生纷纷来见，谈王先生事。
晚九时，携寅恪，及校长，教务长，研究院教授，学生三十余人，共乘二汽车，至颐和园，欲抚视王先生尸。而守门者承驻军某连长之命，坚不肯开门。再四交涉，候一小时余，始允校长，教务长及乌守卫长三人入内。宓乃偕余众乘汽车归校。电灯尤未息，已夜十二时矣。
王先生此次舍身，其为殉清室无疑。大节孤忠，与梁公巨川同一旨趣，若谓虑一身安危，惧为党军或学生所辱，犹为未能知王先生者。盖旬日前，王先生曾与寅恪在宓室中商避难事。宓劝其暑假中独游日本。寅恪劝其移家入京居住，己身亦不必出京。王先生言“我不能走”。一身旅资，才数百元。区区之数，友朋与学校，均可凑集。其云我不能走者，必非源于经费无着可知也。今王先生既尽节矣，悠悠之口，讥诋责难，或妄想推测，亦只可任之而已，若夫我辈素主维持中国礼教，对王先生之弃世，只有敬服哀悼而已。
六月三日 星期五
十时见梅教务长。又至寅恪宅中，遇梁任公等，谈王静安先生事。知其昨日就义，至为从容。故家人友朋，事前毫无疑虑。旋同梁任公等同见校长，为王先生请恤金事。
宓未就座，独先出。遇研究院学生吴其昌等二十余人于校门外，遂步同行至颐和园。在门外久坐，候众均到，乃入。至排云殿西之鱼藻轩，（为一突出水中之八角形亭）此即王先生投湖水尽节之所。王先生遗体卧砖地上，覆以破污之芦席。揭席瞻视，衣裳面色如生，至为凄惨。已而清华研究院及大学部学生三四十人，及家族友好，均来集。宓饥甚，乃独至轩后之食堂，进咖啡面包少许。如是直待至下午四时半后，北京监察厅之某监察官始至，仍须解衣检验，并一一询问证人。时天阴欲雨。虑闻雷声。王先生遗体渐胀大，众殊急虑也。五时许，舁遗体至清晏舫后，园西北隅小门外三间空屋内，以前清冠服入殓。而候至晚八时半，柩始运到。宓饥不能忍，乃与戴元龄等四人，在青龙桥镇中一小店进面食糕饼等。饱餐之后，乃随众送殡，研究院学生执素纸灯以随，直至清华园南二三里之刚果寺。停放既妥，即设祭。宓随陈寅恪，行跪拜礼。学生等亦踵效之。宓思前年来京，清华学校命宓迎请王先生到此讲学。今甫二载，而送王先生灵柩至此庙中。宓始终襄随其间，亦云惨矣。宓又思宓年已及王先生之三分之二，而学不及先生十之一。王先生忠事清室，宓之身世境遇不同。然宓固愿以维持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精神为己任者，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卒忍以没；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实冥鉴之。
十一时，偕众归校。寝。
先是本日下午四时半检验王先生遗体之际，于内衣袋中搜得遗嘱一封。（又现银四元余）外书“西院十八号 王贞明（王先生之第三公子）收启。”遗嘱文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蒿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于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不至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 父字
王先生之命宓与寅恪整理齐书籍，实宓之大荣矣。
至寺中归校，临寝，撰成敬挽王先生联。如下：
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
浩劫正逢此日，人亡国瘁，海内同声哭郑君。
（下联三句原作“文衰学敝”，黄晦闻先生改“人亡国瘁”。三句原作“哭经师”，注云“拟用郑康成事”，黄先生为改“哭郑君”。附记于此）
六月四日 星期六
下午四时，黄晦闻先生来。宓迎入述王先生死事。黄先生大悲泣，泪涔涔下。谓以彼意度之，则王先生之死，必为不忍见中国从古传来之文化礼教道德精神，今将日全行澌灭，故而自戕其生。宓又祥述遗嘱种种。黄先生谓，如是则王先生志在殉清，与彼之志稍异。然宓谓二先生所主张虽不同而礼教道德精神，固与忠节之行事，表里相维，结为一体，不可区分者也。特因个人之身世境遇及性情见解不同，故有轻此重彼者耳。善为采择而发扬之，是吾侪之责也。
六月五日 星期日
晴。上午，作函致《顺天时报》总编辑，详述王先生死节情形。意在改正其新闻之错误，并附录王先生遗嘱原文。函属“清华学校一分子，爱王先生之一人启”。此函付邮寄去。次日即登出。兹粘存。
【顺天时报载文如下：六月二日晨八时，自其家（亦在清华园内）赴研究院教授室，于此中作遗嘱一通，藏衣袋中。次至研究院办公室中，与事务员侯厚培谈甚久。谈次，借银元五元。侯未疑有他，即与之。王步行出校门外，雇三十五号人力车赴颐和园。十时至十一时间，购票入园。行至鱼藻轩由此处之石阶，跃入水中。远处有巡警，闻声驰救。入水约二分钟即捞起，已气绝。园人未知其为何人也。人力车夫在园外，候至下午三时，不出。乃询之园中人，始知为王。适此时王之三公子王贞明，在家久候不归，追踪至园，乃认知为其父。此六月二日下午四时也。侯厚培旋亦来到。于是清华学校之人，于六月二日下午七时顷，均知此事矣。】
以后诸日，有罗振玉来邀吴宓与陈寅恪谈王国维身后事。吴宓又作函上黄晦闻先生，劝其不必悲观，而率导后生，积极为中国文化礼教道德精神尽力云云。王国维夫人“以静安先生身后各事多未举办，甚为焦急”，邀吴宓与陈寅恪商议，“当即宽慰之而出”。吴其昌议以《学衡》专期为王静安纪念。陈寅恪谓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之所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静安先生，是其显著之例。
六月十六日
城中为王静安先生开吊，宓未往。王静安先生身后恤金，因校长主持不力，竟遭外交部批驳，仅准两月，即八百元。
陈寅恪做王观堂先生挽诗：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
八月十四日
王静安先生安葬于校东七间房茔地，“坟以水泥土造成，上覆石条。柩入土，雨益剧。祭奠既毕，众遂散归。时下午二时也，雨犹不止”。
以上为日记中所记王国维去世前后情形。
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曰：【或问观堂先生所以死之故。应之曰：近人有东西文化之说，其区域分划之当否，固不必论，即所谓异同优劣，亦姑不具言；然而可得一假定之义焉。其义曰：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吴宓《空轩诗话》评道：【王静安先生自沉后，哀挽之作，应以义宁陈寅恪君之《王观堂先生挽词》为第一。】
两年后，清华国学院为王国维修建纪念碑，陈寅恪撰碑文，提到今天仍发人深省之语：“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創建時間：2013年7月31日星期三 2:02:00
【檢文檔創建於2013年，距今已逾六載，彼時因見吳學昭編輯之《吳宓與陳寅恪》一書，亦記此事，遂輟筆。今偶見此稿，略整理貼出。】
海寧王先生之碑銘
海寧王靜安先生自沉後二年，清華研究院同仁咸懷思不能已。其弟子手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僉曰，宜銘之貞玟，以昭示於無竟。因以刻石之詞命寅恪，數辭不獲已，謹舉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天下後世。其詞曰：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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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三年陳寅恪作《對科學院的答覆》一文：
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王國維死後，學生劉節等請我撰文紀念。當時正值國民黨統一時，立碑時間有年月可查。在當時，清華校長是羅家倫，他是二陳（CC）派去的，眾所周知。我當時是清華研究院導師，認為王國維是近世學術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來昭示天下後世研究學問的人。特別是研究史學的人。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學說有無錯誤，這是可以商量的，我對於王國維即是如此。王國維的學說中，也有錯的，如關於蒙古史上的一些問題，我認為就可以商量。我的學說也有錯誤，也可以商量，個人之間的爭吵，不必芥蒂。我、你都應該如此。我寫王國維的詩，中間罵了梁任公，給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一笑，不以為芥蒂。我對胡適也罵過。但對於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說“唯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認為王國維之死，不關與羅振玉之恩怨，不關與滿清之滅亡，其一死，乃以見其獨立之意志。獨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須爭的，且須以生死力爭。正如詞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賢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並未改易。
【從略】。。。
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碑文帶去給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輓］王國維詩。碑是否還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來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得王國維的學說。那麼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寫］的碑文，已經傳出去，不會湮沒。
（陳寅恪口述，汪籛記錄，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副本存中山大學檔案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