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进化论：一个老骗子的有毒遗产
一、 关于“老骗子”
达尔文是一位有争议的历史人物。首先，他创立以自然选择为核心机制的进化论，获得了崇高地位和赞誉。但是，“自然选择机制”并不是达尔文最先想到的，而是他的一位年经朋友、后来成为生物地理学创始人的华莱士最先想到的，华莱士将他写好的论文寄给达尔文（他想走论文发表的捷径？），因为达尔文在当时是有权威的圈里人。达尔文把华莱士论文的核心（自然选择机制）当作自己早已发现的东西，将这个“自已的东西”与华莱士论文同时提交发表，变成该理论的发现者之一。显然，达尔文从一个权势人物变身为一个伟大理论的创立者，玩弄的是骗子的游戏手法，比今日一些人的抄袭、剽窃并不逊色。这个故事的证据和事实清楚，有多位历史学家曾做过考证。如英国学者罗伊•戴维斯就为此事写了一本《达尔文阴谋：一起科学犯罪的起源》专著，书中惊爆详细历史文件和最新证据，他还建议对达尔文市（澳大利亚）改名，说是这个名字将城市沾污了，让人记住剽窃者。达尔文欺骗了年轻的华莱士，让自己光彩夺目，称他为“老骗子”并不为过。
二、 达尔文的有毒遗产
达尔文获得进化论老祖宗名誉，人们忽略他的剽窃行为，是因为当时达尔文地位较高，受到学界权重人物（奈尔、虎克等）支持，特别是自然选择理论可以用于解释自然界生物的千变万化，胜于陈旧的创造论。自然选择理论并不复杂，生物经过漫长的自然演变，物种变异并符合环境变化（自然选择），逐渐产生不同的新物种。这个理论具有科学性。
但是，达尔文不顾华莱士等的质疑、反对（最后两人分手），错误认定人的进化遵从同样的自然选择原理，制造出了有毒的进化论。事实上，进化论的“丛林法则”以及出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曾经对人类带来深重灾难。如希特勒的侵略者理论和他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或日本侵略者打着“适者生存”旗号的战争，都与灌输达尔文理论脱不了干系。
达尔文错误原因在于他没有发现生物演化规律，没有发现人类的突破和进化机制，将人的进化与一般生物演化性质混淆了（详细见书，下图为封面）。例如人的心理能力如此强大，达尔文却把研究重心放在结构演变上，人的结构演变是连续的，当然看不清楚人与猿分异，出现混乱的“亦人亦猿”。我的新发现是，人是从工具心理突破开始的，即出现从“不可以”到“可以”的心理行为改变，产生唯一的“依靠工具”行为（新定义：面对面的使用工具防卫、捕食等），它导致人的完全直立和脑量增大改变，出现人与工具、文化结合和人的进步性。
心理突破使人类“进化”（有新定义），与猿等“演化”界限分明，因为两者机制不同（见三）。我在《人类进化新模式和心理选择机制》一文（2016年5、6月《生物学通报》）首次报导了这一新发现。《生物学通报》是国内生物学核心期刊，专家审核应该是靠谱的。
人的突破和进化不符合自然选择理论，而达尔文进化论将人纳入自然选择，它成了一份有毒的理论遗产。
三、 焦点问题
人发生心理行为突破，可以在现存灵长类的观察上取得实证，如人就是唯一能够“依靠工具”动物。而达尔文所说的古猿发生渐变，如下地行走产生直立等改变，并没有任何实证依据，只能算是一个 “假设”。而且这个“假设”不符合事实：为何草原上狒狒等都是四肢行走？
我曾经与某知名人类学家探讨这个问题：如果人的完全直立是自然选择或“正常”结构，为何其它下地的灵长类都离不开四肢行走（如草原上奔跑的狒狒等）？他认为达尔文观点与基本事实不相符，也认为工具“心理突破产生人”是迄今尚未研究的新观点。
四肢行走动物要比两脚行走的稳定性更好、速度更快，比如两条腿的机器人在四条腿机器人面前不堪一击。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人体结构独特或“不正常”。
大猩猩挥舞棍棒、石块的力量还可以，但不能（恐惧）用工具进行面对面格斗（往往是丢下工具），即它们缺乏“依靠工具”心理，而人的小孩虽然力量不足，都可以抓紧棍棒打斗不放手，表明心理基础不同。
从猿、猴等扔投石块、棍棒的例子中看出，心理差异是解释它们都不能再前进一步、达到人的“依靠工具”的最大理由。同样也就解释人体结构“不正常”原因：因为人发生唯一心理行为突破，人完全直立结构是适应工具的结果。
另一个必须弄清的问题是：人的心理突破和结构改变是属于自然选择范畴吗？或达尔文将人的产生纳入自然选择对吗？结果是否定的。
第一，工具意识突破是由某古猿与环境的碰撞产生，除了人，没有哪种动物会选择出这一“冒险”的心理行为，自然选择永远是选择一些安全的行为，如猴子用石块砸开坚果等自然行为。就是说，如果“依靠工具”行为是自然选择的，至少应该看到一些敢于拿着棍子打架的家伙，但是没有，因为这是“冒险”行为，是它们“不可以”或恐惧的心理行为，它们无法越过这道“心坎”。
第二，人的主要特征不会随环境而改变，无论生活在森林或草原等，都是同样完全直立和大脑袋的人（适应工具、文化），而自然选择的结构是随着环境而改变的（即适应环境）。
第三，人的结构是心理选择机制为主导。心理突破使人离不开了工具，对工具本身和使用工具行为改进（都为心理作用），导致一些个体（如较大脑袋者）较多生存下来或获得选择，因此心理差异是选择的关键因素，即出现心理选择机制。例如一些心理能力较强和较直立的个体被选择，另一些虽然较直立、但心理能力较弱（使用工具心理较差）的个体将不会被选择。心理差异的选择过程使身体结构与工具、文化结合不断加深，也就使一些脑量较大和完全直立的个体能够更好生存下来，这样逐渐改变人的主要特征。
因此人类产生的前提是发生工具心理突破，它产生了改变人体特征的心理选择机制。而进化论却将这种心理差异获得的主要特征（完全直立和大脑袋），以及人适应工具、文化的心理选择机制，当作普遍的生物适应环境的自然选择，完全没有道理可言。实质上，自然选择涵盖的是生物结构差异对环境的适应（如改变人的肤色等非主要特征），与心理差异对工具、文化的适应是两回事，而进化论却将两者煎成一锅，这不荒谬吗？
第四，人的进化不符合生物演化规律。以往将物种遗传变异适应环境当作自然选择的演化，但却没有建立演化规律，自然选择成了一个空泛概念。我首次发现演化规律，如大型动物演化规律（揭示恐龙等的产生和灭绝过程）等，建立演化的基本规律（详细见书）。人类不符合演化规律显而易见，这样就单独分开人的进化。因此揭示生物演化规律和人的心理突破实质，双管齐下，将人的进化剔除出演化范畴。
人的进化不符合演化规律，人的产生是从心理突破开始，人的结构改变是由心理选择机制为主导，这样一来，达尔文所建立的生物结构渐进演化、到达人类的“伟大”构思也就破产了，因为这个构思只能产生猿猴等。就是说，人类心理突破的发现，标志着“进化”与“演化”分开，“演化论”和“进化论”不同，不可混为一谈。由此否定达尔文进化论。
四、 怎么办？
在这里再次强调，自然选择理论是伟大的正确的，但自然选择理论不是达尔文进化论，将人仿照猴子演化方式纳入自然选择，它才是达尔文进化论，它变成了一份有毒的理论遗产。
早在一百多年前，自然选择理论的开创者、生物地理学祖师爷华莱士，就已提出“人的心理不能由自然选择解释”，应对人类进化给出一个“独立于自然选择的证明”。华莱士质疑达尔文进化论，但他不能够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明，也就反对无效。而达尔文断定人的进化过程并没有引入“全新的因素”，其实，这个论断的证据只是根据人与猿的结构和生理的一致性、连续性，却疏忽了心理突破的关键环节，错误由此生成。
现代对进化论争议或反对进化论的作品不少，如美国詹腓力《“审判”达尔文》（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我国张坚一《达尔文的妄想：一个伟大的科学笑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等。虽然这些书在揭露进化论问题上的例证不少，但多是针对自然选择、过渡种化石缺失或生物变异方式等，并没有对准焦点问题（即区分“进化”与“演化”性质）。这就注定了反对者要么是反对无效，要么是反对失败，因为我们不可能挑战自然选择理论。而我揭示了具体的生物演化规律（它证明人类进化的不相符及原因）、发现人的心理突破方法、进化机制等，也就是发现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全新的因素”，给出人“独立于自然选择的证明”，并提供了系统的研究方法，分开“进化”与“演化”。
新结果解决了历史性难题。如在哲学上，什么是生物的进步？在心理学上，人的心理属于动物心理学研究范畴吗？在社会学上，生物演化或生物学法则适用于人吗？在人类学上，人是如何产生？什么时候产生？或化石“露西”是人的祖先吗？都是百多年来争议不断、不能定论的老问题，与进化论各种问题一样，反复争议已使人麻木了。曾有权威学者感叹进化论，“科学界最近的争议依然是我们认为已经解决了的基本问题”，原因就在于进化论基础错误。而当我们一旦纠正了错误，上述问题的核心也就清晰了，争议可以休也！
但是迄今尚不见有对我发表文章、著作的回应，是默许还是视而不见，不得而知。从我在《生物学通报》发表生物演化首篇论文（揭示大型动物演化规律）开始算起，我在该领域的探索之旅已走过了10年，发表生物演化相关论文8篇，出版《生物演化理论十大误区：由大型动物演化规律挑战达尔文进化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跨越达尔文进化论陷阱：从生物演化基本规律到人的产生机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2部专著，认真、严谨的“工匠精神”是我的追求。在此我欢迎学者展开正反的讨论，正所谓真金不怕火炼。
解决人的产生问题，建立科学演化观，是古往今来的伟大事业。清除有毒的达尔文进化论，是为人类子孙后代除害。但它将触及诸多的利益者，如以往大量论文、著作的修正，或剔除博物馆一些疑似人类祖先化石（实为猿猴）等，涉及人多面广。事实上，达尔文进化论至今还是学界主流难舍的理论，是指导人类学等学科的基础，它如同枝繁叶茂的大树，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如何扭转目前的尴尬局面？我也说不清了，不知各位有何见解？
欢迎转发。
作者：刘小明
达尔文是一位有争议的历史人物。首先，他创立以自然选择为核心机制的进化论，获得了崇高地位和赞誉。但是，“自然选择机制”并不是达尔文最先想到的，而是他的一位年经朋友、后来成为生物地理学创始人的华莱士最先想到的，华莱士将他写好的论文寄给达尔文（他想走论文发表的捷径？），因为达尔文在当时是有权威的圈里人。达尔文把华莱士论文的核心（自然选择机制）当作自己早已发现的东西，将这个“自已的东西”与华莱士论文同时提交发表，变成该理论的发现者之一。显然，达尔文从一个权势人物变身为一个伟大理论的创立者，玩弄的是骗子的游戏手法，比今日一些人的抄袭、剽窃并不逊色。这个故事的证据和事实清楚，有多位历史学家曾做过考证。如英国学者罗伊•戴维斯就为此事写了一本《达尔文阴谋：一起科学犯罪的起源》专著，书中惊爆详细历史文件和最新证据，他还建议对达尔文市（澳大利亚）改名，说是这个名字将城市沾污了，让人记住剽窃者。达尔文欺骗了年轻的华莱士，让自己光彩夺目，称他为“老骗子”并不为过。
二、 达尔文的有毒遗产
达尔文获得进化论老祖宗名誉，人们忽略他的剽窃行为，是因为当时达尔文地位较高，受到学界权重人物（奈尔、虎克等）支持，特别是自然选择理论可以用于解释自然界生物的千变万化，胜于陈旧的创造论。自然选择理论并不复杂，生物经过漫长的自然演变，物种变异并符合环境变化（自然选择），逐渐产生不同的新物种。这个理论具有科学性。
但是，达尔文不顾华莱士等的质疑、反对（最后两人分手），错误认定人的进化遵从同样的自然选择原理，制造出了有毒的进化论。事实上，进化论的“丛林法则”以及出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曾经对人类带来深重灾难。如希特勒的侵略者理论和他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或日本侵略者打着“适者生存”旗号的战争，都与灌输达尔文理论脱不了干系。
达尔文错误原因在于他没有发现生物演化规律，没有发现人类的突破和进化机制，将人的进化与一般生物演化性质混淆了（详细见书，下图为封面）。例如人的心理能力如此强大，达尔文却把研究重心放在结构演变上，人的结构演变是连续的，当然看不清楚人与猿分异，出现混乱的“亦人亦猿”。我的新发现是，人是从工具心理突破开始的，即出现从“不可以”到“可以”的心理行为改变，产生唯一的“依靠工具”行为（新定义：面对面的使用工具防卫、捕食等），它导致人的完全直立和脑量增大改变，出现人与工具、文化结合和人的进步性。
心理突破使人类“进化”（有新定义），与猿等“演化”界限分明，因为两者机制不同（见三）。我在《人类进化新模式和心理选择机制》一文（2016年5、6月《生物学通报》）首次报导了这一新发现。《生物学通报》是国内生物学核心期刊，专家审核应该是靠谱的。
人的突破和进化不符合自然选择理论，而达尔文进化论将人纳入自然选择，它成了一份有毒的理论遗产。
三、 焦点问题
人发生心理行为突破，可以在现存灵长类的观察上取得实证，如人就是唯一能够“依靠工具”动物。而达尔文所说的古猿发生渐变，如下地行走产生直立等改变，并没有任何实证依据，只能算是一个 “假设”。而且这个“假设”不符合事实：为何草原上狒狒等都是四肢行走？
我曾经与某知名人类学家探讨这个问题：如果人的完全直立是自然选择或“正常”结构，为何其它下地的灵长类都离不开四肢行走（如草原上奔跑的狒狒等）？他认为达尔文观点与基本事实不相符，也认为工具“心理突破产生人”是迄今尚未研究的新观点。
四肢行走动物要比两脚行走的稳定性更好、速度更快，比如两条腿的机器人在四条腿机器人面前不堪一击。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人体结构独特或“不正常”。
大猩猩挥舞棍棒、石块的力量还可以，但不能（恐惧）用工具进行面对面格斗（往往是丢下工具），即它们缺乏“依靠工具”心理，而人的小孩虽然力量不足，都可以抓紧棍棒打斗不放手，表明心理基础不同。
从猿、猴等扔投石块、棍棒的例子中看出，心理差异是解释它们都不能再前进一步、达到人的“依靠工具”的最大理由。同样也就解释人体结构“不正常”原因：因为人发生唯一心理行为突破，人完全直立结构是适应工具的结果。
另一个必须弄清的问题是：人的心理突破和结构改变是属于自然选择范畴吗？或达尔文将人的产生纳入自然选择对吗？结果是否定的。
第一，工具意识突破是由某古猿与环境的碰撞产生，除了人，没有哪种动物会选择出这一“冒险”的心理行为，自然选择永远是选择一些安全的行为，如猴子用石块砸开坚果等自然行为。就是说，如果“依靠工具”行为是自然选择的，至少应该看到一些敢于拿着棍子打架的家伙，但是没有，因为这是“冒险”行为，是它们“不可以”或恐惧的心理行为，它们无法越过这道“心坎”。
第二，人的主要特征不会随环境而改变，无论生活在森林或草原等，都是同样完全直立和大脑袋的人（适应工具、文化），而自然选择的结构是随着环境而改变的（即适应环境）。
第三，人的结构是心理选择机制为主导。心理突破使人离不开了工具，对工具本身和使用工具行为改进（都为心理作用），导致一些个体（如较大脑袋者）较多生存下来或获得选择，因此心理差异是选择的关键因素，即出现心理选择机制。例如一些心理能力较强和较直立的个体被选择，另一些虽然较直立、但心理能力较弱（使用工具心理较差）的个体将不会被选择。心理差异的选择过程使身体结构与工具、文化结合不断加深，也就使一些脑量较大和完全直立的个体能够更好生存下来，这样逐渐改变人的主要特征。
因此人类产生的前提是发生工具心理突破，它产生了改变人体特征的心理选择机制。而进化论却将这种心理差异获得的主要特征（完全直立和大脑袋），以及人适应工具、文化的心理选择机制，当作普遍的生物适应环境的自然选择，完全没有道理可言。实质上，自然选择涵盖的是生物结构差异对环境的适应（如改变人的肤色等非主要特征），与心理差异对工具、文化的适应是两回事，而进化论却将两者煎成一锅，这不荒谬吗？
第四，人的进化不符合生物演化规律。以往将物种遗传变异适应环境当作自然选择的演化，但却没有建立演化规律，自然选择成了一个空泛概念。我首次发现演化规律，如大型动物演化规律（揭示恐龙等的产生和灭绝过程）等，建立演化的基本规律（详细见书）。人类不符合演化规律显而易见，这样就单独分开人的进化。因此揭示生物演化规律和人的心理突破实质，双管齐下，将人的进化剔除出演化范畴。
人的进化不符合演化规律，人的产生是从心理突破开始，人的结构改变是由心理选择机制为主导，这样一来，达尔文所建立的生物结构渐进演化、到达人类的“伟大”构思也就破产了，因为这个构思只能产生猿猴等。就是说，人类心理突破的发现，标志着“进化”与“演化”分开，“演化论”和“进化论”不同，不可混为一谈。由此否定达尔文进化论。
四、 怎么办？
在这里再次强调，自然选择理论是伟大的正确的，但自然选择理论不是达尔文进化论，将人仿照猴子演化方式纳入自然选择，它才是达尔文进化论，它变成了一份有毒的理论遗产。
早在一百多年前，自然选择理论的开创者、生物地理学祖师爷华莱士，就已提出“人的心理不能由自然选择解释”，应对人类进化给出一个“独立于自然选择的证明”。华莱士质疑达尔文进化论，但他不能够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明，也就反对无效。而达尔文断定人的进化过程并没有引入“全新的因素”，其实，这个论断的证据只是根据人与猿的结构和生理的一致性、连续性，却疏忽了心理突破的关键环节，错误由此生成。
现代对进化论争议或反对进化论的作品不少，如美国詹腓力《“审判”达尔文》（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我国张坚一《达尔文的妄想：一个伟大的科学笑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12）等。虽然这些书在揭露进化论问题上的例证不少，但多是针对自然选择、过渡种化石缺失或生物变异方式等，并没有对准焦点问题（即区分“进化”与“演化”性质）。这就注定了反对者要么是反对无效，要么是反对失败，因为我们不可能挑战自然选择理论。而我揭示了具体的生物演化规律（它证明人类进化的不相符及原因）、发现人的心理突破方法、进化机制等，也就是发现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全新的因素”，给出人“独立于自然选择的证明”，并提供了系统的研究方法，分开“进化”与“演化”。
新结果解决了历史性难题。如在哲学上，什么是生物的进步？在心理学上，人的心理属于动物心理学研究范畴吗？在社会学上，生物演化或生物学法则适用于人吗？在人类学上，人是如何产生？什么时候产生？或化石“露西”是人的祖先吗？都是百多年来争议不断、不能定论的老问题，与进化论各种问题一样，反复争议已使人麻木了。曾有权威学者感叹进化论，“科学界最近的争议依然是我们认为已经解决了的基本问题”，原因就在于进化论基础错误。而当我们一旦纠正了错误，上述问题的核心也就清晰了，争议可以休也！
但是迄今尚不见有对我发表文章、著作的回应，是默许还是视而不见，不得而知。从我在《生物学通报》发表生物演化首篇论文（揭示大型动物演化规律）开始算起，我在该领域的探索之旅已走过了10年，发表生物演化相关论文8篇，出版《生物演化理论十大误区：由大型动物演化规律挑战达尔文进化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跨越达尔文进化论陷阱：从生物演化基本规律到人的产生机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2部专著，认真、严谨的“工匠精神”是我的追求。在此我欢迎学者展开正反的讨论，正所谓真金不怕火炼。
解决人的产生问题，建立科学演化观，是古往今来的伟大事业。清除有毒的达尔文进化论，是为人类子孙后代除害。但它将触及诸多的利益者，如以往大量论文、著作的修正，或剔除博物馆一些疑似人类祖先化石（实为猿猴）等，涉及人多面广。事实上，达尔文进化论至今还是学界主流难舍的理论，是指导人类学等学科的基础，它如同枝繁叶茂的大树，所谓大树底下好乘凉。如何扭转目前的尴尬局面？我也说不清了，不知各位有何见解？
欢迎转发。
作者：刘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