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千二百五十帖 读《赐儿集》
读书破万卷（3250）•《赐儿集》
《赐儿集》, 现代小说散文集。宋之的著。1937年4月上海一般书店初版。列入“每月文艺丛刊”。作者事迹参见《读书破万卷（3229）•<武则天>》。
《赐儿集》除《后记》1篇外，收《控诉》、《孩子回来了》、《□□□纪念堂》、《赐儿会》、《罂粟花开的时候》、《一四一七》、《伍秃子的故事》等短篇小说7篇，《抓》、《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等散文2篇。这是剧作家宋之的唯一结集出版的小说散文集。其中《控诉》描绘了北方农民悲惨的生活和反抗。《伍秃子的故事》写的是煤矿工人伍秃子在罢工斗争中的觉醒。《一四一七》则是以邓中夏同志的斗争事迹为素材，描写1417号囚犯在监狱中的英勇斗争，寄托了作者对革命烈士的怀念、敬仰的感情，但迫于当时险恶的社会环境，“在下笔的时候，受了很大的限制”。至于“集名《赐儿》，是无所取义的。因为恰巧有那样一篇，便为之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后记》)。
《孩子回来了》带有作者家庭变迁的痛苦投影。童年的回忆，总是带有天真烂漫的色彩，但他的目的，都是要把读者带进严酷的令人窒息的现实。儿时和“我”一起爬树采果，潜入苇塘摸鱼，果子黄时闪进草丛捉鸟的小伙伴，如今，在”整日、整月、整年”的“生活的威迫下被压榨着，压成碎沫，榨尽了骨和血”，成了困苦的无业游民。
阶级的压迫，如同“巨石”，压得贫苦农民喘不过气来，《挤兑》里的长工长得，被地主三先生勾结崔县长和商会银号，挤上一条家破人亡的死路，奄奄一息的长得发出痛彻心肺的呼喊： “这世界上还有讲理的地方吗?” “这社会是一个漩涡，窝藏着各种各样的罪恶!” (《孩子回来了》)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铤而走险。《罂粟花开的时候》里，农民三娃子，被地保和禁烟委员逼入绝境，忍无可忍，在一个风雨之夜，跳进深宅大院，用铁锨劈死了敲骨吸髓的禁烟委员。 “我要吐出我的积郁，要卸脱这精神上的苦痛”。 (《孩子回来了》)宋之的的小说，正是带有血淋淋阶级印记、农民悲惨“人生”的“反映”，是对处于残酷统治剥削和沉重政治压迫之下、啼饥号寒、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贫苦阶层悲惨命运的“呐喊”。
他的小说，文字朴实无华，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那辽阔的田野景色，那农民粗犷的性格，那农村古朴的习俗，都为北方农村所特有。特别是浓郁的抒情性和鲜明的感情色彩，构成他早期小说一个重要的艺术特点，即使是反映城市生活的小说， 《抓》、《伍秃子的故事》等，都篇篇如同散文诗。
《一四一七》，是他小说创作中重要的一篇，发表于1936年《光明》二卷二期。这是作者集两次狱中生活见闻，直接塑造革命者正面形象的作品，不仅内容为同时代作家小说所未见，而且对研究作家思想发展也具有不寻常的意义。1417号犯人石开山是铁厂工人，具有坚定的革命信仰， “假使有一种思想在脑子里定型之后，我是不知道改悔的!”敌人施以毒刑，他始终坚贞不屈，是一条铁骨铮铮的硬汉子。然而对待同狱难友，则在政治上、生活上百般关怀，不啻一副慈母心肠。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写道：他虽然牺牲了，但是“只有他，为我发掘了人生最可贵的感情，最最真实的意义，至今，他永息在我心里。他将成为我毕生的良师益友。” 这篇小说，勿宁说是一篇现实生活的真实报告。一年后作者曾说：这篇作品， “下笔的时候，受了很大限制，” “不能如实地记录我那朋友的一切……他那钢铁一样坚强的意志，在我笔下，是打了很大折扣的。假使天气好的话，我也许会更自由的增删他吧!” (《赐儿集•后记》)不难看出，作者既是在倾吐胸中的积郁，也是对惨遭杀害的革命志士们表示真挚的崇敬与沉痛的哀悼。
报告文学《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发表于《中流》创刊号。这篇影响广泛的佳作，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收获。作品严格遵循报告文学真实性原则，把阎锡山统治下的太原社会面貌生动地作了艺术再现。作者称之为“真实的报告”，“下笔的时候，也没有企图有一丝儿夸张” (《后记》) 。在这儿，阎锡山用来作点缀的虚假的民主与自由丝毫也不见了，到处袭来的是白色恐怖的阴霾。1936年阎锡山的太原市政府把全市百姓分为五等，出外必佩不同颜色与形状之“好人证”，军警犬视严查，稍有可疑立即逮捕。反动当局对所谓“共匪”惊恐万状，官方报纸连登公告奖励告发者，以致冤案迭出，人人自危。凡被捕者几无生还，胡乱审讯即绑赴刑场进行“杀人展览”以警效尤。太原城内，“嗅到”的，只是浓重的“死味”。春在哪里?作者寓意深长地说： “春被关在城外了。”灵石山一带，红军游击队神出鬼没，一个深夜，阎军上千人的团队，即被红军一二百人围歼缴械。结尾处，作者发出由衷的感慨：“我是多么怀念春啊!” 作品以简洁洗炼的文字和明讽暗喻的表现手法，把鲜明的爱憎感情熔铸于对现实社会的理性分析之中，形成一种冷峻犀利的格调。在意境与画面制作上，采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将新闻剪辑和事件叙述作了有机的贯联，形式新颖，别具一格。既真实可信，又新鲜感人，诚如茅盾所评价：因为作品写了作家“最深切感受的生活经验，”所以“‘实生活’供给了他新的形式和技巧”，因而它比同时代某些同类作品就“强了许多倍”。
评：唯一小说散文集，血淋淋阶级印记。农民悲惨人生映，啼饥号寒写现实。
报告文学影响大，军阀统治映真实。格调冷峻又犀利，意境画面蒙太奇。
《赐儿集》, 现代小说散文集。宋之的著。1937年4月上海一般书店初版。列入“每月文艺丛刊”。作者事迹参见《读书破万卷（3229）•<武则天>》。
《赐儿集》除《后记》1篇外，收《控诉》、《孩子回来了》、《□□□纪念堂》、《赐儿会》、《罂粟花开的时候》、《一四一七》、《伍秃子的故事》等短篇小说7篇，《抓》、《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等散文2篇。这是剧作家宋之的唯一结集出版的小说散文集。其中《控诉》描绘了北方农民悲惨的生活和反抗。《伍秃子的故事》写的是煤矿工人伍秃子在罢工斗争中的觉醒。《一四一七》则是以邓中夏同志的斗争事迹为素材，描写1417号囚犯在监狱中的英勇斗争，寄托了作者对革命烈士的怀念、敬仰的感情，但迫于当时险恶的社会环境，“在下笔的时候，受了很大的限制”。至于“集名《赐儿》，是无所取义的。因为恰巧有那样一篇，便为之取了这样一个名字”(《后记》)。
《孩子回来了》带有作者家庭变迁的痛苦投影。童年的回忆，总是带有天真烂漫的色彩，但他的目的，都是要把读者带进严酷的令人窒息的现实。儿时和“我”一起爬树采果，潜入苇塘摸鱼，果子黄时闪进草丛捉鸟的小伙伴，如今，在”整日、整月、整年”的“生活的威迫下被压榨着，压成碎沫，榨尽了骨和血”，成了困苦的无业游民。
阶级的压迫，如同“巨石”，压得贫苦农民喘不过气来，《挤兑》里的长工长得，被地主三先生勾结崔县长和商会银号，挤上一条家破人亡的死路，奄奄一息的长得发出痛彻心肺的呼喊： “这世界上还有讲理的地方吗?” “这社会是一个漩涡，窝藏着各种各样的罪恶!” (《孩子回来了》)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铤而走险。《罂粟花开的时候》里，农民三娃子，被地保和禁烟委员逼入绝境，忍无可忍，在一个风雨之夜，跳进深宅大院，用铁锨劈死了敲骨吸髓的禁烟委员。 “我要吐出我的积郁，要卸脱这精神上的苦痛”。 (《孩子回来了》)宋之的的小说，正是带有血淋淋阶级印记、农民悲惨“人生”的“反映”，是对处于残酷统治剥削和沉重政治压迫之下、啼饥号寒、挣扎于水深火热之中贫苦阶层悲惨命运的“呐喊”。
他的小说，文字朴实无华，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乡土气息，那辽阔的田野景色，那农民粗犷的性格，那农村古朴的习俗，都为北方农村所特有。特别是浓郁的抒情性和鲜明的感情色彩，构成他早期小说一个重要的艺术特点，即使是反映城市生活的小说， 《抓》、《伍秃子的故事》等，都篇篇如同散文诗。
《一四一七》，是他小说创作中重要的一篇，发表于1936年《光明》二卷二期。这是作者集两次狱中生活见闻，直接塑造革命者正面形象的作品，不仅内容为同时代作家小说所未见，而且对研究作家思想发展也具有不寻常的意义。1417号犯人石开山是铁厂工人，具有坚定的革命信仰， “假使有一种思想在脑子里定型之后，我是不知道改悔的!”敌人施以毒刑，他始终坚贞不屈，是一条铁骨铮铮的硬汉子。然而对待同狱难友，则在政治上、生活上百般关怀，不啻一副慈母心肠。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写道：他虽然牺牲了，但是“只有他，为我发掘了人生最可贵的感情，最最真实的意义，至今，他永息在我心里。他将成为我毕生的良师益友。” 这篇小说，勿宁说是一篇现实生活的真实报告。一年后作者曾说：这篇作品， “下笔的时候，受了很大限制，” “不能如实地记录我那朋友的一切……他那钢铁一样坚强的意志，在我笔下，是打了很大折扣的。假使天气好的话，我也许会更自由的增删他吧!” (《赐儿集•后记》)不难看出，作者既是在倾吐胸中的积郁，也是对惨遭杀害的革命志士们表示真挚的崇敬与沉痛的哀悼。
报告文学《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发表于《中流》创刊号。这篇影响广泛的佳作，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收获。作品严格遵循报告文学真实性原则，把阎锡山统治下的太原社会面貌生动地作了艺术再现。作者称之为“真实的报告”，“下笔的时候，也没有企图有一丝儿夸张” (《后记》) 。在这儿，阎锡山用来作点缀的虚假的民主与自由丝毫也不见了，到处袭来的是白色恐怖的阴霾。1936年阎锡山的太原市政府把全市百姓分为五等，出外必佩不同颜色与形状之“好人证”，军警犬视严查，稍有可疑立即逮捕。反动当局对所谓“共匪”惊恐万状，官方报纸连登公告奖励告发者，以致冤案迭出，人人自危。凡被捕者几无生还，胡乱审讯即绑赴刑场进行“杀人展览”以警效尤。太原城内，“嗅到”的，只是浓重的“死味”。春在哪里?作者寓意深长地说： “春被关在城外了。”灵石山一带，红军游击队神出鬼没，一个深夜，阎军上千人的团队，即被红军一二百人围歼缴械。结尾处，作者发出由衷的感慨：“我是多么怀念春啊!” 作品以简洁洗炼的文字和明讽暗喻的表现手法，把鲜明的爱憎感情熔铸于对现实社会的理性分析之中，形成一种冷峻犀利的格调。在意境与画面制作上，采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将新闻剪辑和事件叙述作了有机的贯联，形式新颖，别具一格。既真实可信，又新鲜感人，诚如茅盾所评价：因为作品写了作家“最深切感受的生活经验，”所以“‘实生活’供给了他新的形式和技巧”，因而它比同时代某些同类作品就“强了许多倍”。
评：唯一小说散文集，血淋淋阶级印记。农民悲惨人生映，啼饥号寒写现实。
报告文学影响大，军阀统治映真实。格调冷峻又犀利，意境画面蒙太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