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生门》鲁迅译本最好，为什么？（转载）。(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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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作者：津轻海峡（来自豆瓣网）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656870529/
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是世界文学中的著名短篇小说。写出这篇小说的时候，作者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正在上大学。
1915年11月发表于《帝国文学》杂志的“罗生门”取材于日本古典民間故事集《今昔物語》当中的一个恶有恶报的俗套故事。但芥川龙之介的神思和妙手将那俗套的故事进行了点铁成金式的转化，使它脱胎换骨，一举变成了一个展示人类普遍心理的现代寓言。
芥川龙之介的这种才能颇像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大部分戏剧也改编自旧剧，旧故事。芥川龙之介和莎士比亚的创作再度告诉我们，所谓的原创性天才，所谓的先锋性不一定是、或曰大部分不是开天辟地或无中生有，而是在借鉴和继承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这一步是关键。用芥川龙之介的话说就是，“天才跟我们仅有一步之隔。只是要想理解这一步之差，就必须了解一种超数学，要把百里过半视为九十九里”
芥川龙之介改造过的“罗生门”的故事梗概是，在天灾和内乱频繁的日本平安时代（公元八世纪后期四百年），京城一片荒凉凄惨，位于京城干道上的城门罗生门也成了人们乱抛尸体的所在；一个落魄的大户人家的家将（扈从）走头无路，无家可归，有一天在京城罗生门城楼下避雨；在饿死与做强盗的两难选择之间犹豫不决之际，他无意间看到城楼上一老妪在揪被抛在那里的一具尸体的头发；家将看了不禁毛骨悚然，同时又万分好奇。
最后，好奇心和正义感压倒了恐惧，促使他冲上前去盘问究竟；那老妪告诉他，她也是走投无路才来揪死人的头发，以便做假发卖钱糊口；老妪说，揪死人头发虽是缺德，但她实在是没办法，而且这死人生前为了谋生也做了不少缺德的事；听那老妪合情合理一五一十地道来，家将不禁脑洞大开，一直制约着他不做强盗的正义感迅速烟消云散，他旋即变脸，强行剥下老妪的衣服，趁着天黑逃离罗生门，消失在京城黑洞洞的夜色中。
“罗生门”的故事寓意深刻，语言诙谐，显示出作者少年老成，视野宽阔，知识丰富，而且文笔老辣。他老辣就老辣在年纪轻轻就能驱遣自如地使用清晰简洁、风趣幽默和多重反讽的语言写出意蕴丰富的故事，让一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常读常新，不断为他的深刻而惊叹，为他的幽默而微笑。
在一般人看来，语言清晰简洁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起来应当是不难。不幸的是，这种看法往往是错的。语言清晰简洁的外国文学作品要想翻译得好往往很不容易。在这方面，“罗生门”的翻译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说到这里，许多不太懂外语或不太了解文学翻译的读者大概会纳闷——语言清晰简洁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得好怎么会往往不容易呢？本文接下来就要详细地、尽力通俗易懂地回答这个问题。
但在回答之前也要首先承认，这个简单问题要想回答得好确实不太容易。不过，我们不妨先用音乐做类比，以谋求一个简单明瞭的回答，让普通的读者或非外国文学翻译专业的人也可以一目了然，一下子就明白。
我们知道，一个小提琴演奏家每次演奏乐曲其实也是翻译，即用演奏来翻译乐谱，把印在纸张上的音乐符号翻译成声音。在一般的人看来，旋律清晰简洁的乐谱演奏起来应当是不难。然而，旋律清晰简洁的乐谱要想演奏得好往往很不容易。在这方面，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是一个好例。
如今有了互联网视频，人们可以很容易上网搜索到许多演奏。像“如歌的行板”这样的旋律清晰简洁（舒缓）的乐曲演奏看起来难度好像不大，但大家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样的乐曲也给了演奏者很多很多犯错误的机会，可以让演奏者犯下五花八门的错误。
换句话说，要想把这样的旋律清晰简洁的乐曲演奏得好，演奏得能撩人心弦，恰到好处地表现其抒情性，能让托尔斯泰听着听着不禁潸然泪下，这样的演奏必须是真正的高手才行。
在这方面，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真正的高手总是太少，在任何时代都是太少。
的确，听上去很优美的“如歌的行板”的演奏少而又少。不过，高手之所以宝贵也就宝贵在这里——物以稀为贵，假如什么东西跟秋天的大白菜一样常见，也就贵不起来了。
鉴赏小提琴手独奏 “如歌的行板”的演奏水平高低优劣，不需要音乐专家。普通的人只要有起码的乐感就足以鉴赏和鉴别，甚至普通人只要听十秒二十秒就足以做出大致不错的判断。
同理，现在有了方便的互联网，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鉴赏和鉴别“罗生门”的中译。
由于“罗生门”篇幅不长又语言清晰简洁，这短篇小说吸引了许多译者，就像“如歌的行板”吸引了许多演奏者一样，在网上可以看到的有一定知名度的译者就有至少七八个。为了简化讨论，本文只是将鲁迅的翻译与楼适夷和林少华的翻译作对比。
“罗生门”最早的中译出自鲁迅。鲁迅的译文（包括他做的译注）受到芥川龙之介本人的肯定和赞扬。众所周知，芥川龙之介本人懂汉语，而且他对自己的文字又总是精心推敲，精益求精，不肯随便和马虎。
读者上网找几个他人的译本跟鲁迅译本做一番对比便可以发现，芥川龙之介对鲁迅译文的赞扬绝对不是虚夸，相比之下还是鲁迅的翻译最好，显示出鲁迅确实是日-中文学翻译的大家高手。读者即使是不懂日语，只要有足够的细心和起码的文学素养，也可以做出大致不错的判断。
当然，要是懂日语会有直接的帮助，尤其是对鉴赏鲁迅的翻译很有帮助。
例如，“罗生门”的第一句、也就是日语所谓的“起笔”（書き出し），相当于乐队演奏中衬托渲染节奏、色彩、力度和气氛的定音鼓：
ある日の暮方のことである。一人の下人が罗生門の下で雨やみを待っていた。
鲁迅译文：
是一日的傍晚的事，有一个家将，在罗生门下待着雨住。
楼适夷译文：
某日傍晚，有一家将，在罗生门下避雨。
林少华译文：
薄暮时分。罗生门下，一个仆人正在等待着雨的过去。
懂日语的读者读到鲁迅的翻译会惊叹：哇，鲁迅的翻译完全是直译，包括虚词在内的原文的每一个词，甚至连动词时态都给他原原本本地翻译出来了。懂日语的人看着鲁迅的翻译，可以很容易地把他的译文再翻译成日语。
不懂日语、但有不错的文学素养/修养的读者结合“罗生门”全文，细读鲁迅的这句译文，也会惊叹鲁迅到底是大家手笔，因为这第一句无论是默读还是朗读出来都很凝重，跟全文的意境和主题很相配。
众所周知，鲁迅是一个非常讲究文字精炼的人，他自己写文章常常把文字精炼省略得过分，结果是表达紧凑到影响流畅阅读的地步。但这句译文却原原本本地追随原文，分明是紧凑的反面，是故意拖慢节奏，而拖慢节奏正是原作者的本意。
鲁迅翻译的高明之处正是他拒绝在这里做出任何省略或浓缩，原作节奏慢，他的译文也节奏慢。
实际上，读者进一步细读、细细品味“罗生门”，会发现芥川龙之介在这短篇小说中至少使用了三种声音说话。在小说的开头（第一段）和结尾（最后一段）概括小说全体的时候，用的是慢速的、凝重的声音。在中间则是中速（说故事）和快速（描绘场景）声音交替。
对认真阅读的读者来说，学会辨别文学作品中的不同的声音极端重要。声音（voice）和声调（tone）本身就是一种表达，传达的是作者微妙的立场和寓意。读者只有不断学习，不断寻求，才能从文学作品中辨别出不同的声音和声调，才能在阅读好的文学作品的时候恰当地、充分地理解其意义，而不是囫囵吞枣，只是看大概的故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阅读就好像是欣赏交响乐。马马虎虎的欣赏者只是听听大致的旋律。精明的、内行的音乐鉴赏者则能分辨出各个声部、各种乐器的声音呼应和互动。
当然，读者读小说只是看大概的故事也不算什么错误。但是这样的阅读毕竟会错过很多好的作品——如今很多现代派小说的卖点不是故事，而是语言，是声音和声调的起伏变换。
鲁迅是一个文字非常精炼的人。芥川龙之介也是一个文字非常精炼的人，他们对自己的文字（包括翻译文字）都非常讲究。一句话他们之所以这么写，而不是那么写，他们用冷峻的声音还是用油滑的声音，总是必定有他们深思熟虑的理由。
同理，他们行文简洁有简洁的理由，拖慢节奏有慢节奏的理由。
假如是一个初学作文的初中生或高中生写出节奏拖沓的句子，读者就可以相当保险地认为那是小孩子文字驾驭能力不够。要是两个文字大师都写出节奏拖沓的句子，读者就要警惕起来，就要去思考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写，因为读者完全可以相信两位大师不会犯同样的中学生式作文错误，而是他们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另有用意。
这里所谓的另有用意，就是文学语言讲究的所谓陌生化，也就是使用一般人通常不用的表达方式，以唤起读者的警觉，感觉，思考，想象，使他们以新的眼光去看司空见惯的事情。
“是一日的傍晚的事，有一个家将，在罗生门下待着雨住”这种说法，从一开头的“是一日的傍晚的事”到“待着雨住”，这些说法不同寻常，令读者感到陌生。随着阅读的深入，有心的读者会意识到，这句节奏缓慢的话有情有景，是巧妙的心理展示或暗示，活灵活现地表现出那位家将走投无路的无奈和焦虑。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讨论“罗生门”的开头第一句即所谓的起笔，并非小题大做。对小说家或小说读者来说，起笔非常重要。其重要性用中国话说就是“提纲携领”；用日本一位写手的话说就是，起笔“可以让人看出作家投入创作中的苦心经营和技巧。”（见http://pdmagazine.jp/works/openingpassage/）此外，本文的讨论只是限于“罗生门”的第一句，也是为了节省篇幅。否则，全文一句句逐句地分析讨论，需要一本或多本厚厚的专著。
说完鲁迅，再说楼适夷。楼适夷是一位老作家，老翻译家，他的译文参考了鲁迅的译文，应当说大致不错。
然而，文学语言是一种精致的玩意儿，大致不错还远远不够（犹如众多演奏“如歌的行板”的人演奏得也大致不错，但大都不能给听众美感）。楼适夷对语言显然不如鲁迅敏感，他的文学修养和见识显然比鲁迅逊色一些，因此，他的包含诸多省略的译文（“某日傍晚，有一家将，在罗生门下避雨”）显得轻飘，原文的种种妙处因此所剩无几，甚至荡然无存。
林少华是当今中国著名的日本文学翻译。但这位后起之秀常常令人失望，因为他粗枝大叶，粗心大意，还喜欢自作聪明，自以为高明，动辄脱离原文另起炉灶，以自己的假冒充正品。这些缺点在他翻译村上春树的时候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的错误足以构成一本笑话集或翻译教学反面教材。
林少华翻译的“薄暮时分。罗生门下，一个仆人正在等待着雨的过去”也相当典型地反映出他作为一个译者的这些致命性缺陷。
请注意，原文和鲁迅的译文（以及追随鲁迅的楼译）说的都是“傍晚”（日语原文是“暮方”），但林少华偏要毫无道理地另起炉灶，来一个“薄暮时分”。
懂日语的有心的读者看到这里当然要问：日语里也有“薄暮”这个词，但芥川龙之介没有用，你为什么要把芥川龙之介没用的词塞进他的嘴巴里呢？为了显示你是比芥川龙之介或鲁迅更高明，更高超，词汇更丰富，更善于文学表达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只能是，林少华作为一个译者太喜欢自作聪明，自以为高明，显示了他学问浅薄。
自作聪明自以为高明的人往往是粗枝大叶，粗心大意，难免弄出错来，林少华当然不能摆脱这个规律。读者可以看到，在“罗生门”起笔一句接下来的第三段，是这样的一段文字（鲁迅译文）：
“反而许多乌鸦，不知从那里都聚向这地方。白昼一望，这鸦是不知多少匹的转着圆圈，绕了最高的鸱吻，啼着飞舞。一到这门上的天空被夕照映得通红的时候，这便仿佛撒着胡麻似的，尤其看得分明。不消说，这些乌鸦是因为要喙食那门上的死人的肉而来的了。——但在今日，或者因为时刻太晚了罢，却一匹也没有见。”
读到这里，一个读者即使是不懂日语，只要有足够的敏感和足够的细心，也可以清晰地看出，原来还是芥川龙之介和鲁迅选用的比较模糊的“傍晚”一词更为合适，更有匠心，可以跟下文“或者因为时刻太晚了罢”相配，相呼应。楼译在这个词的翻译上追随鲁迅，也算是明智。但林少华偷梁换柱弄来的“薄暮时分”则难以跟下文的“时刻太晚”相配。
也就是说，林少华的自以为是和自作聪明的翻译损害了芥川龙之介的原作。
另外，以鲁迅对汉语的娴熟和精通，他把原文当中的“下人”翻译为“家将”肯定是一番深思熟虑的结果。楼译在这里又是明智地沿用了鲁迅的“家将”。但林少华又是自作聪明，给翻译成“仆人”。
众所周知，在中文当中，仆人是旧时的小家庭或大家庭中最下等的人。扫院子、端屎盆子的都是仆人。而鲁迅之所以将没有对应中文的日文词“下人(genin)”翻译成“家将”显然是为了避免给汉语读者造成这样的误导。
至于林少华的“正在等待着雨的过去”则是明显的笨拙，因为林译的前半句显然是追求一种快节奏的顺口（“薄暮时分。罗生门下”)，但到了后半句却莫名其妙地突然拖慢下来，而且用的是这种非常欧化而笨拙的句型。
另外，“正在等待着雨的过去”给读者的印象是这是阵雨，或雨有些下得差不多的模样了，但原文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暗示；原文只是说“正在等待着雨下完（雨やみを待っていた）”，即鲁迅译文所说的“待着雨住”，明显是暗示那雨下得没完没了，令人心烦意乱。鲁迅的翻译可谓高度忠实于原文又高度精炼。
相对而言，虽然这一句的楼译（“某日傍晚，有一家将，在罗生门下避雨”）是快节奏，但楼译至少是前半句快，后半句也快，显示了楼适夷对文体有更高的自觉。但正像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楼显然没有把握住原文的意蕴，不该快却追求快。就好比有人演奏“如歌的行板”，节奏快得令人感觉没有味道，或味道不对。
当然，太慢也成问题。太快太慢都是问题。艺术的表现必须是不快不慢，恰到好处。
对文学作品文字、文学翻译文字的好坏不妨进行朗读试验。读者通篇阅读“罗生门”之后，知道了整篇文字的意蕴和气韵，对开头这一句的意图有了清晰的认识之后，分别朗读鲁迅、楼适夷和林少华的翻译，会发现还是鲁迅的翻译最能反映原文的主题和故事情景的氛围。
换句话说，还是鲁迅对原文的理解更透彻，而他的这种透彻也清晰地反映在他对至关重要的“罗生门”起笔第一句的翻译上。可以说，这一句的翻译很有代表性，因为阅读全文翻译，读者也可以发现，仔细比较起来，还是鲁迅的翻译处处展示出更高明。
鲁迅翻译之所以更高明，简单地说起来不外乎是因为他汉语功底更深，他更有文学眼光，对语言更敏感。更重要的是，他基于这种眼光和敏感而更尊重原文。
“如歌的行板”旋律相对简单，容易使演奏者乱来。“罗生门”语言相对简单，也同样容易使译者乱来。只有高手才能把持住自己，把握原作的神韵，使音乐或文字得以最大程度地保留或展示原作的艺术性，活而不乱。
显然，鲁迅在这里是高手。其他人都不是。
附记：
“罗生门”起笔一句，文洁若的翻译是：“话说一天黄昏时分，有个仆役在罗生门下等待雨住。”
文洁若也是一位老资格翻译家，日语功底没问题，也有很多好翻译。但她翻译的“罗生门”大成问题，而且是多方面的问题。这里的问题强行归结为一点就是，文洁若的翻译其实是改写，是把“罗生门”原文独特的口气改成中国传统的说书人的口气；这是不应该的。
翻译就是翻译，超越翻译的本分做翻译不该做的事情，但还是自称自己是翻译，这种做法难免挂羊头卖狗肉之讥或之嫌。美籍俄罗斯裔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也是一个翻译家，他对这个问题还有更严峻的说法，这就是，翻译是否忠实于原文是一个马虎不得、不可商量的道德问题。
用钱锺书的俏皮话说则是，以翻译的名义进行的改写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这种名不副实、不安于本分的翻译者总是“根据自己的写作标准，要充当原作者的‘诤友’，自信有点铁成金、以石攻玉或移桔为枳的义务和权利，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
这个问题其实还可以从一个更简单、更明瞭、更确凿的思路来思考——芥川龙之介是享誉全世界的优秀小说家，文笔绝对世界一流、超一流，“罗生门”是其精心打造、呕心沥血之作，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原作版本也是他生前推敲过的最好的版本，一个翻译者有什么资格自以为比这世界超级高手见识更高，文笔更好，更会讲故事，并进而自以为有资格脱离原文给芥川龙之介来个锦上添花，同时又没有佛头着粪的风险？
就算是文洁若是一个文笔很不错的写手，她本人或读者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她比芥川龙之介还牛，她的文笔要比芥川龙之介在其杰作中所展示的文笔还强，她比芥川龙之介还会讲故事。翻译者如此想，便是糊涂加狂妄。读者如此想，便是糊里糊涂。
因此，一个内行的读者读文洁若的翻译，不需要多读，只要读头一句，就可以立即断定这不是可靠的芥川龙之介翻译，因为这不是芥川龙之介，而是文洁若；要想了解和理解芥川龙之介，最好不要看这所谓的翻译。（当然，要想了解文洁若的写作，这是很好的研究材料。）
这个道理可以说简单之至。但简单的道理也最容易让人犯糊涂，就跟简单的乐曲最容易让演奏者出差错、文字简单的“罗生门”会让后来的众多翻译者出各种差错一样。
通过比较“罗生门”开头一句的四种翻译，读者可以安全地得出一个结论——鲁迅的翻译之所以好，就是因为他的翻译最忠实于原文；后来的翻译之所以有种种不好，就是因为它们对原文有种种不忠。道理就这么简单。
当然，公平地说，以“不是翻译而是改写”为理由来批评文洁若的译文，或许会让一些读者感到不公。这些读者会说：所有的翻译都是一种改写，或都是多多少少的改写，文学表现不同于数学等式，不能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因此，对文洁若或其他人的“罗生门”译文也不可一概而论，不可轻易否定。
本文原作者：津轻海峡（来自豆瓣网）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656870529/
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是世界文学中的著名短篇小说。写出这篇小说的时候，作者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正在上大学。
1915年11月发表于《帝国文学》杂志的“罗生门”取材于日本古典民間故事集《今昔物語》当中的一个恶有恶报的俗套故事。但芥川龙之介的神思和妙手将那俗套的故事进行了点铁成金式的转化，使它脱胎换骨，一举变成了一个展示人类普遍心理的现代寓言。
芥川龙之介的这种才能颇像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的大部分戏剧也改编自旧剧，旧故事。芥川龙之介和莎士比亚的创作再度告诉我们，所谓的原创性天才，所谓的先锋性不一定是、或曰大部分不是开天辟地或无中生有，而是在借鉴和继承的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这一步是关键。用芥川龙之介的话说就是，“天才跟我们仅有一步之隔。只是要想理解这一步之差，就必须了解一种超数学，要把百里过半视为九十九里”
芥川龙之介改造过的“罗生门”的故事梗概是，在天灾和内乱频繁的日本平安时代（公元八世纪后期四百年），京城一片荒凉凄惨，位于京城干道上的城门罗生门也成了人们乱抛尸体的所在；一个落魄的大户人家的家将（扈从）走头无路，无家可归，有一天在京城罗生门城楼下避雨；在饿死与做强盗的两难选择之间犹豫不决之际，他无意间看到城楼上一老妪在揪被抛在那里的一具尸体的头发；家将看了不禁毛骨悚然，同时又万分好奇。
最后，好奇心和正义感压倒了恐惧，促使他冲上前去盘问究竟；那老妪告诉他，她也是走投无路才来揪死人的头发，以便做假发卖钱糊口；老妪说，揪死人头发虽是缺德，但她实在是没办法，而且这死人生前为了谋生也做了不少缺德的事；听那老妪合情合理一五一十地道来，家将不禁脑洞大开，一直制约着他不做强盗的正义感迅速烟消云散，他旋即变脸，强行剥下老妪的衣服，趁着天黑逃离罗生门，消失在京城黑洞洞的夜色中。
“罗生门”的故事寓意深刻，语言诙谐，显示出作者少年老成，视野宽阔，知识丰富，而且文笔老辣。他老辣就老辣在年纪轻轻就能驱遣自如地使用清晰简洁、风趣幽默和多重反讽的语言写出意蕴丰富的故事，让一百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常读常新，不断为他的深刻而惊叹，为他的幽默而微笑。
在一般人看来，语言清晰简洁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起来应当是不难。不幸的是，这种看法往往是错的。语言清晰简洁的外国文学作品要想翻译得好往往很不容易。在这方面，“罗生门”的翻译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说到这里，许多不太懂外语或不太了解文学翻译的读者大概会纳闷——语言清晰简洁的外国文学作品翻译得好怎么会往往不容易呢？本文接下来就要详细地、尽力通俗易懂地回答这个问题。
但在回答之前也要首先承认，这个简单问题要想回答得好确实不太容易。不过，我们不妨先用音乐做类比，以谋求一个简单明瞭的回答，让普通的读者或非外国文学翻译专业的人也可以一目了然，一下子就明白。
我们知道，一个小提琴演奏家每次演奏乐曲其实也是翻译，即用演奏来翻译乐谱，把印在纸张上的音乐符号翻译成声音。在一般的人看来，旋律清晰简洁的乐谱演奏起来应当是不难。然而，旋律清晰简洁的乐谱要想演奏得好往往很不容易。在这方面，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是一个好例。
如今有了互联网视频，人们可以很容易上网搜索到许多演奏。像“如歌的行板”这样的旋律清晰简洁（舒缓）的乐曲演奏看起来难度好像不大，但大家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样的乐曲也给了演奏者很多很多犯错误的机会，可以让演奏者犯下五花八门的错误。
换句话说，要想把这样的旋律清晰简洁的乐曲演奏得好，演奏得能撩人心弦，恰到好处地表现其抒情性，能让托尔斯泰听着听着不禁潸然泪下，这样的演奏必须是真正的高手才行。
在这方面，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真正的高手总是太少，在任何时代都是太少。
的确，听上去很优美的“如歌的行板”的演奏少而又少。不过，高手之所以宝贵也就宝贵在这里——物以稀为贵，假如什么东西跟秋天的大白菜一样常见，也就贵不起来了。
鉴赏小提琴手独奏 “如歌的行板”的演奏水平高低优劣，不需要音乐专家。普通的人只要有起码的乐感就足以鉴赏和鉴别，甚至普通人只要听十秒二十秒就足以做出大致不错的判断。
同理，现在有了方便的互联网，我们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鉴赏和鉴别“罗生门”的中译。
由于“罗生门”篇幅不长又语言清晰简洁，这短篇小说吸引了许多译者，就像“如歌的行板”吸引了许多演奏者一样，在网上可以看到的有一定知名度的译者就有至少七八个。为了简化讨论，本文只是将鲁迅的翻译与楼适夷和林少华的翻译作对比。
“罗生门”最早的中译出自鲁迅。鲁迅的译文（包括他做的译注）受到芥川龙之介本人的肯定和赞扬。众所周知，芥川龙之介本人懂汉语，而且他对自己的文字又总是精心推敲，精益求精，不肯随便和马虎。
读者上网找几个他人的译本跟鲁迅译本做一番对比便可以发现，芥川龙之介对鲁迅译文的赞扬绝对不是虚夸，相比之下还是鲁迅的翻译最好，显示出鲁迅确实是日-中文学翻译的大家高手。读者即使是不懂日语，只要有足够的细心和起码的文学素养，也可以做出大致不错的判断。
当然，要是懂日语会有直接的帮助，尤其是对鉴赏鲁迅的翻译很有帮助。
例如，“罗生门”的第一句、也就是日语所谓的“起笔”（書き出し），相当于乐队演奏中衬托渲染节奏、色彩、力度和气氛的定音鼓：
ある日の暮方のことである。一人の下人が罗生門の下で雨やみを待っていた。
鲁迅译文：
是一日的傍晚的事，有一个家将，在罗生门下待着雨住。
楼适夷译文：
某日傍晚，有一家将，在罗生门下避雨。
林少华译文：
薄暮时分。罗生门下，一个仆人正在等待着雨的过去。
懂日语的读者读到鲁迅的翻译会惊叹：哇，鲁迅的翻译完全是直译，包括虚词在内的原文的每一个词，甚至连动词时态都给他原原本本地翻译出来了。懂日语的人看着鲁迅的翻译，可以很容易地把他的译文再翻译成日语。
不懂日语、但有不错的文学素养/修养的读者结合“罗生门”全文，细读鲁迅的这句译文，也会惊叹鲁迅到底是大家手笔，因为这第一句无论是默读还是朗读出来都很凝重，跟全文的意境和主题很相配。
众所周知，鲁迅是一个非常讲究文字精炼的人，他自己写文章常常把文字精炼省略得过分，结果是表达紧凑到影响流畅阅读的地步。但这句译文却原原本本地追随原文，分明是紧凑的反面，是故意拖慢节奏，而拖慢节奏正是原作者的本意。
鲁迅翻译的高明之处正是他拒绝在这里做出任何省略或浓缩，原作节奏慢，他的译文也节奏慢。
实际上，读者进一步细读、细细品味“罗生门”，会发现芥川龙之介在这短篇小说中至少使用了三种声音说话。在小说的开头（第一段）和结尾（最后一段）概括小说全体的时候，用的是慢速的、凝重的声音。在中间则是中速（说故事）和快速（描绘场景）声音交替。
对认真阅读的读者来说，学会辨别文学作品中的不同的声音极端重要。声音（voice）和声调（tone）本身就是一种表达，传达的是作者微妙的立场和寓意。读者只有不断学习，不断寻求，才能从文学作品中辨别出不同的声音和声调，才能在阅读好的文学作品的时候恰当地、充分地理解其意义，而不是囫囵吞枣，只是看大概的故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阅读就好像是欣赏交响乐。马马虎虎的欣赏者只是听听大致的旋律。精明的、内行的音乐鉴赏者则能分辨出各个声部、各种乐器的声音呼应和互动。
当然，读者读小说只是看大概的故事也不算什么错误。但是这样的阅读毕竟会错过很多好的作品——如今很多现代派小说的卖点不是故事，而是语言，是声音和声调的起伏变换。
鲁迅是一个文字非常精炼的人。芥川龙之介也是一个文字非常精炼的人，他们对自己的文字（包括翻译文字）都非常讲究。一句话他们之所以这么写，而不是那么写，他们用冷峻的声音还是用油滑的声音，总是必定有他们深思熟虑的理由。
同理，他们行文简洁有简洁的理由，拖慢节奏有慢节奏的理由。
假如是一个初学作文的初中生或高中生写出节奏拖沓的句子，读者就可以相当保险地认为那是小孩子文字驾驭能力不够。要是两个文字大师都写出节奏拖沓的句子，读者就要警惕起来，就要去思考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写，因为读者完全可以相信两位大师不会犯同样的中学生式作文错误，而是他们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另有用意。
这里所谓的另有用意，就是文学语言讲究的所谓陌生化，也就是使用一般人通常不用的表达方式，以唤起读者的警觉，感觉，思考，想象，使他们以新的眼光去看司空见惯的事情。
“是一日的傍晚的事，有一个家将，在罗生门下待着雨住”这种说法，从一开头的“是一日的傍晚的事”到“待着雨住”，这些说法不同寻常，令读者感到陌生。随着阅读的深入，有心的读者会意识到，这句节奏缓慢的话有情有景，是巧妙的心理展示或暗示，活灵活现地表现出那位家将走投无路的无奈和焦虑。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讨论“罗生门”的开头第一句即所谓的起笔，并非小题大做。对小说家或小说读者来说，起笔非常重要。其重要性用中国话说就是“提纲携领”；用日本一位写手的话说就是，起笔“可以让人看出作家投入创作中的苦心经营和技巧。”（见http://pdmagazine.jp/works/openingpassage/）此外，本文的讨论只是限于“罗生门”的第一句，也是为了节省篇幅。否则，全文一句句逐句地分析讨论，需要一本或多本厚厚的专著。
说完鲁迅，再说楼适夷。楼适夷是一位老作家，老翻译家，他的译文参考了鲁迅的译文，应当说大致不错。
然而，文学语言是一种精致的玩意儿，大致不错还远远不够（犹如众多演奏“如歌的行板”的人演奏得也大致不错，但大都不能给听众美感）。楼适夷对语言显然不如鲁迅敏感，他的文学修养和见识显然比鲁迅逊色一些，因此，他的包含诸多省略的译文（“某日傍晚，有一家将，在罗生门下避雨”）显得轻飘，原文的种种妙处因此所剩无几，甚至荡然无存。
林少华是当今中国著名的日本文学翻译。但这位后起之秀常常令人失望，因为他粗枝大叶，粗心大意，还喜欢自作聪明，自以为高明，动辄脱离原文另起炉灶，以自己的假冒充正品。这些缺点在他翻译村上春树的时候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中的错误足以构成一本笑话集或翻译教学反面教材。
林少华翻译的“薄暮时分。罗生门下，一个仆人正在等待着雨的过去”也相当典型地反映出他作为一个译者的这些致命性缺陷。
请注意，原文和鲁迅的译文（以及追随鲁迅的楼译）说的都是“傍晚”（日语原文是“暮方”），但林少华偏要毫无道理地另起炉灶，来一个“薄暮时分”。
懂日语的有心的读者看到这里当然要问：日语里也有“薄暮”这个词，但芥川龙之介没有用，你为什么要把芥川龙之介没用的词塞进他的嘴巴里呢？为了显示你是比芥川龙之介或鲁迅更高明，更高超，词汇更丰富，更善于文学表达吗？
这些问题的答案恐怕只能是，林少华作为一个译者太喜欢自作聪明，自以为高明，显示了他学问浅薄。
自作聪明自以为高明的人往往是粗枝大叶，粗心大意，难免弄出错来，林少华当然不能摆脱这个规律。读者可以看到，在“罗生门”起笔一句接下来的第三段，是这样的一段文字（鲁迅译文）：
“反而许多乌鸦，不知从那里都聚向这地方。白昼一望，这鸦是不知多少匹的转着圆圈，绕了最高的鸱吻，啼着飞舞。一到这门上的天空被夕照映得通红的时候，这便仿佛撒着胡麻似的，尤其看得分明。不消说，这些乌鸦是因为要喙食那门上的死人的肉而来的了。——但在今日，或者因为时刻太晚了罢，却一匹也没有见。”
读到这里，一个读者即使是不懂日语，只要有足够的敏感和足够的细心，也可以清晰地看出，原来还是芥川龙之介和鲁迅选用的比较模糊的“傍晚”一词更为合适，更有匠心，可以跟下文“或者因为时刻太晚了罢”相配，相呼应。楼译在这个词的翻译上追随鲁迅，也算是明智。但林少华偷梁换柱弄来的“薄暮时分”则难以跟下文的“时刻太晚”相配。
也就是说，林少华的自以为是和自作聪明的翻译损害了芥川龙之介的原作。
另外，以鲁迅对汉语的娴熟和精通，他把原文当中的“下人”翻译为“家将”肯定是一番深思熟虑的结果。楼译在这里又是明智地沿用了鲁迅的“家将”。但林少华又是自作聪明，给翻译成“仆人”。
众所周知，在中文当中，仆人是旧时的小家庭或大家庭中最下等的人。扫院子、端屎盆子的都是仆人。而鲁迅之所以将没有对应中文的日文词“下人(genin)”翻译成“家将”显然是为了避免给汉语读者造成这样的误导。
至于林少华的“正在等待着雨的过去”则是明显的笨拙，因为林译的前半句显然是追求一种快节奏的顺口（“薄暮时分。罗生门下”)，但到了后半句却莫名其妙地突然拖慢下来，而且用的是这种非常欧化而笨拙的句型。
另外，“正在等待着雨的过去”给读者的印象是这是阵雨，或雨有些下得差不多的模样了，但原文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暗示；原文只是说“正在等待着雨下完（雨やみを待っていた）”，即鲁迅译文所说的“待着雨住”，明显是暗示那雨下得没完没了，令人心烦意乱。鲁迅的翻译可谓高度忠实于原文又高度精炼。
相对而言，虽然这一句的楼译（“某日傍晚，有一家将，在罗生门下避雨”）是快节奏，但楼译至少是前半句快，后半句也快，显示了楼适夷对文体有更高的自觉。但正像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楼显然没有把握住原文的意蕴，不该快却追求快。就好比有人演奏“如歌的行板”，节奏快得令人感觉没有味道，或味道不对。
当然，太慢也成问题。太快太慢都是问题。艺术的表现必须是不快不慢，恰到好处。
对文学作品文字、文学翻译文字的好坏不妨进行朗读试验。读者通篇阅读“罗生门”之后，知道了整篇文字的意蕴和气韵，对开头这一句的意图有了清晰的认识之后，分别朗读鲁迅、楼适夷和林少华的翻译，会发现还是鲁迅的翻译最能反映原文的主题和故事情景的氛围。
换句话说，还是鲁迅对原文的理解更透彻，而他的这种透彻也清晰地反映在他对至关重要的“罗生门”起笔第一句的翻译上。可以说，这一句的翻译很有代表性，因为阅读全文翻译，读者也可以发现，仔细比较起来，还是鲁迅的翻译处处展示出更高明。
鲁迅翻译之所以更高明，简单地说起来不外乎是因为他汉语功底更深，他更有文学眼光，对语言更敏感。更重要的是，他基于这种眼光和敏感而更尊重原文。
“如歌的行板”旋律相对简单，容易使演奏者乱来。“罗生门”语言相对简单，也同样容易使译者乱来。只有高手才能把持住自己，把握原作的神韵，使音乐或文字得以最大程度地保留或展示原作的艺术性，活而不乱。
显然，鲁迅在这里是高手。其他人都不是。
附记：
“罗生门”起笔一句，文洁若的翻译是：“话说一天黄昏时分，有个仆役在罗生门下等待雨住。”
文洁若也是一位老资格翻译家，日语功底没问题，也有很多好翻译。但她翻译的“罗生门”大成问题，而且是多方面的问题。这里的问题强行归结为一点就是，文洁若的翻译其实是改写，是把“罗生门”原文独特的口气改成中国传统的说书人的口气；这是不应该的。
翻译就是翻译，超越翻译的本分做翻译不该做的事情，但还是自称自己是翻译，这种做法难免挂羊头卖狗肉之讥或之嫌。美籍俄罗斯裔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也是一个翻译家，他对这个问题还有更严峻的说法，这就是，翻译是否忠实于原文是一个马虎不得、不可商量的道德问题。
用钱锺书的俏皮话说则是，以翻译的名义进行的改写之所以不可取，是因为这种名不副实、不安于本分的翻译者总是“根据自己的写作标准，要充当原作者的‘诤友’，自信有点铁成金、以石攻玉或移桔为枳的义务和权利，把翻译变成借体寄生的、东鳞西爪的写作。”
这个问题其实还可以从一个更简单、更明瞭、更确凿的思路来思考——芥川龙之介是享誉全世界的优秀小说家，文笔绝对世界一流、超一流，“罗生门”是其精心打造、呕心沥血之作，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原作版本也是他生前推敲过的最好的版本，一个翻译者有什么资格自以为比这世界超级高手见识更高，文笔更好，更会讲故事，并进而自以为有资格脱离原文给芥川龙之介来个锦上添花，同时又没有佛头着粪的风险？
就算是文洁若是一个文笔很不错的写手，她本人或读者也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她比芥川龙之介还牛，她的文笔要比芥川龙之介在其杰作中所展示的文笔还强，她比芥川龙之介还会讲故事。翻译者如此想，便是糊涂加狂妄。读者如此想，便是糊里糊涂。
因此，一个内行的读者读文洁若的翻译，不需要多读，只要读头一句，就可以立即断定这不是可靠的芥川龙之介翻译，因为这不是芥川龙之介，而是文洁若；要想了解和理解芥川龙之介，最好不要看这所谓的翻译。（当然，要想了解文洁若的写作，这是很好的研究材料。）
这个道理可以说简单之至。但简单的道理也最容易让人犯糊涂，就跟简单的乐曲最容易让演奏者出差错、文字简单的“罗生门”会让后来的众多翻译者出各种差错一样。
通过比较“罗生门”开头一句的四种翻译，读者可以安全地得出一个结论——鲁迅的翻译之所以好，就是因为他的翻译最忠实于原文；后来的翻译之所以有种种不好，就是因为它们对原文有种种不忠。道理就这么简单。
当然，公平地说，以“不是翻译而是改写”为理由来批评文洁若的译文，或许会让一些读者感到不公。这些读者会说：所有的翻译都是一种改写，或都是多多少少的改写，文学表现不同于数学等式，不能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因此，对文洁若或其他人的“罗生门”译文也不可一概而论，不可轻易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