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瞬息京华》与《乱离杂诗》事迹补遗
郁达夫《瞬息京华》与《乱离杂诗》事迹补遗
（一）浮动的荷叶
“这几片荷叶动了,一定有鱼儿游过。漂浮水面的荷叶上，一个个小水珠大似墨绿苍穹上许许多多翠绿的明月,在荷叶的浓荫下，色调更深了，边漂浮的青苔使绿水泛黄，而碧空倒映在盆中，又使此水变成了宝蓝色”。
这几天阅读郁达夫翻译林语堂的 “Moment in Peking”《瞬息京华》的事迹资料，连串疑问如涟漪荡漾脑海，譬如林语堂于1939~1940年为什么坚持指定要身在新加坡的郁达夫来翻译？而郁达夫在1941为何只翻译了一小部分，期间牵连出1940~1941传闻中的同居情人李晓音的段子；这译文曾在《华侨周刊》连载，而郁达夫当时兼任这期刊的编辑职务，还是李晓音在1940年4月推荐的，而后者在1940年10月搬进郁达夫的书房居住，有说《瞬息京华》是两人共同翻译的。1942年2月郁达夫流难逃离印尼的苏门答腊，辗转颠簸途中写了十二首《乱离杂诗》，其中有对李晓音的思念，她到底是谁？和郁达夫是什么关系......
从眼前的浑沌状态，我突然想起了《瞬息京华》上面这段文字描写，尤其这“浮动的荷叶”，除了文学性的艺术欣赏，更像是郁达夫的写照，一切场景的变化，因之而起，那是郁达夫在1940~1941年期间重彩的一页，谨添作补遗笔记。
（二）瞬息京华
Moment in Peking是林语堂于1939年完成的英文原著，他为了专心著书举家迁到法国，经过构思研究布局长达半年后，真正动笔写作又历时一年，后来被翻译为中文版的《瞬息京华》（又名京华烟云) ；全书70万字，分3卷，共45回。这是林语堂自觉借鉴甚至是直接参照《红楼梦》写成的长篇小说，并与续篇《风声鹤唳》和《朱门》合称为“林语堂三部曲”。1975年林语堂凭借这部《京华烟云》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一年后，82岁的林语堂撒手离世。
《京华烟云》运用了社会全景图式法，讲述了北平的曾、姚、牛三大家族，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三十多年之间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和聚散离合。情节安插了袁世凯篡国、张勋复辟、直奉大战、军阀割据、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笔战、青年“左倾”、二战爆发，全景式展现了现代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和局势的演变。
《京华烟云》小说共三部。
第一部《道家女儿》，写1900年到1909年。八国联军入侵的风声日紧，京城拥有百万资产的富商又是道家信徒的姚思安举家离京南下时，在兵荒马乱之中，姚家十岁的姑娘姚木兰同家人失散，后由京官鲁文朴接到家中。
第二部《庭院悲剧》，叙述牛家恶势力的作威作福及衰败崩溃过程，之后，笔触又回到姚家庭院，展现一幕幕悲剧。
第三部《秋季歌声》，描写了五四运动前夕到日本侵略军占领京、沪、杭之后的二十年间姚鲁两家的生活。故事“在晚秋的落叶之歌里含着青春的催眠曲”中结束。
Moment in Peking 自1939年底在美国出版后，掀起一股热潮，短短半年内就行销五万多册，美国《时代》周刊称其“极有可能成为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经典作品”。当时的上海也即出现诸多粗陋的盗印及滥译本。林语堂于1941年著文批评，这些译本描绘口吻常夹杂上海话，还有不少佶倔聱牙的句字。故而建议自择此书者，必先把《红楼梦》精读三遍，揣摩其白话文法，然后着手。
林语堂曾托好友郁达夫协助，认为他是最理想的翻译者，当时设想有四点：（1）林语堂自己本人忙于英文创作，无暇于此，又京话未敢自信；（2）郁达夫英文精，中文熟，老于此道；（3）郁达夫文字无现行假摩登之欧化句子；（4）林语堂并不希望对译入语（target language）即汉语有丝毫的扭曲，反而希望重组英文原著的语言结构；他另把原书签注三千余条寄给郁达夫参考，如此办法，当然可望有一完善译本问世。
其实早在《〈瞬息京华》英文原作尚未出版之前，林语堂就已邀请达夫担任此书中译工作。1939年9月4日，林语堂自纽约致信给当时在南洋的郁达夫：“得亢德手札，知吾兄允就所请，肯将弟所著小说译成中文，于弟可无憾矣。计此书自去年三月计划，历五月，至八月八日起稿，今年八月八日完篇。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之勇男儿，非无所为而作也。”（参阅林语堂《给郁达夫的信》，《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第295页）。不久后林语堂为表示郑重其事和诚意，专门从美国给郁达夫寄去了五百美元作为翻译订金，并附上原著所引用出处、人名地名及成语，汇集成两册资料。希望郁达夫不久即着手翻译。”（参阅林语堂《谈郑译〈瞬息京华〉，陈子善编《林语堂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次年1940年，林语堂决定自美返国飞赴重庆前夕，给郁达夫一封信，彼复信称“译事早已动手，大约七月号起，可以源源在《宇宙风》上发表”；而且“想近在本月底边，同时在上海，第一次译稿，也就排就矣”。（参阅郁达夫《嘉陵江上传书》，《郁达夫全集》第6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
林语堂信中提到“得亢德手札”及建议译稿可在《宇宙风》刊登。这位陶亢德（1908－1983）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出版人，通晓五六种语言，先后任《生活周刊》《人世间》编辑以及《论语》杂志主编，他曾是林语堂在文学和办刊业务上的左膀右臂。
郁达夫在《记曾孟朴先生》一文中，提到“当我迁上杭州来住之先，因为时势与环境的关系，不得不在洋场的上海寄寓，前后计算起来，自民国十五年年底起，一直到二十一年春天止，一共也整整住上了七八年的光景。这一段时间，是中国新书出版业的黄金时代；上海的新书店开得特别的多，而一般爱文学，写稿子的人，也会聚在上海的租界上。本来是商业中心的这一角海港，居然变成了中国新文化的中心地”。
这段期间郁达夫与林语堂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关系，包括1934年5月多位文化人一起参加徽杭公路通车仪式，从杭州到徽州游览（参阅郁达夫的《屯溪夜泊记》）；另在1934年末季，郁达夫、邵洵美、林语堂几位，聚焦对英国作家戴·赫伯特·劳伦斯（D.H.Lawrence）名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在《人间世》发表各自见解，并以比较文学观点与《金瓶梅》作了论述。有学者认为如果说要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找出哪位与英国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最为接近，从性格气质、心灵世界，还是对于性描写的普遍与大胆，一致认为郁达夫更像劳伦斯，除郁之外，受到劳伦斯影响的那就是林语堂。
郁达夫翻译林语堂的英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定名为《瞬息京华》，最早发表在《华侨周报》，这周报是由管辖新加坡殖民地的英国政府的新闻宣传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主办，聘请郁达夫兼任编辑。连载开始于1941年8月30日出版的第22期，每期一栏译文；同年12月27日《华侨周报》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刊。郁达夫译文前后共发表三万字左右就无后续，从此成为林语堂、郁达夫及万千读者永远的遗憾。（参阅王任叔《记郁达夫》，及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根据亲眼见过郁译初稿的徐悲鸿，在1941年11月16日写信给林语堂，称郁达夫已“译完大约三十万字，”也正因为如此，这一残存的的郁达夫译稿，成为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极力搜寻的重要文献史料。（参阅陈子善《沉醉春风——追寻郁达夫及其他》，中华书局，2013年）。
郁达夫没有全本翻译完成《Moment in Peking》可能有多种原因。（1）郁达夫说：“在这中间，我正为个人的私事，弄得头昏脑胀，心境恶劣到了极点；所以虽则也开始动了手，但终于为环境所压迫，进行不能顺利”。这“个人的私事”指的应该是郁达夫家庭发生婚变，导致王映霞在1940年5月离开新加坡回中国去。（2）郁达夫到新加坡并非处于“隐居”状态，繁忙的工作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令他少有休暇时间。这一时期，他主要写作政论文，这类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要翻译《瞬息京华》长篇大作，尚需集中精力，潜心而为。郁达夫既然把大部分时间放在参加社会活动，实已不能安心于书斋生活。1940年郁达夫与关楚璞、姚楠、许云樵等文人还创建了新加坡南洋学会。（3）或许郁达夫认为翻译这部小说，对于当时的价值，绝没有从事实际抗战工作来得重要和有效。好友王任叔（巴人）在《记郁达夫》说得更加直接“郁达夫在新加坡任几家报刊的主笔，忙着写宣传抗日类的文章，还总有一些活动需要主持参加。哪有时间译这忽悠美国人的作品？林语堂就是想借用郁达夫的文笔再在国内火上一把”。同时在1940年，日本也出现了三种Moment in Peking日译本，但把原作中抗日救亡思想全然删削，当时耳闻此事的郁达夫就曾建议林语堂，不必抢时间与此一较长短。（参阅施建伟：〈京华烟云〉问世前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1期）以及（郁达夫：《谈翻译及其他》，《郁达夫全集》第11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
在郁达夫翻译《《Moment in Peking》期间，他的长子郁飞就在身边，那时虽然只有十来岁，但不忘提醒父亲加紧快译《瞬息京华》，他也知道林语堂已经交付稿费，这译稿俨然成了一种债务，郁达夫经常也为此焦虑。郁飞尝谓父亲听取他的建议后，决定在《华侨周报》发表译稿。按理说，以他的程度再加作者的详注，郁达夫译此书决无难处，可是拖延近两年，也只是开了个头，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那年，郁达夫惨死于日本侵略者手里，这部《瞬息京华》终是没有完成。郁飞为了替父亲“还债”，积十年之功力，翻译了这部小说，在1991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并依照当年林语堂之意取名为《瞬息京华》，被公认为最佳译本，书中也保留了郁达夫翻译的部分。（参阅郁飞《杂忆父亲郁达夫在星洲的三年》，《新文学史料》第5辑1979年11月）。另外台湾的张振玉在1977年出版了《京华烟云》中译本，也广为人知，这是继1941年郑陀、应元杰的译本之后、1991郁飞的译本之前的第二种中文全译本。
（三）李晓音与乱离杂诗
大家熟知的多情才子郁达夫，前后共有三段婚姻，即原配孙兰坡（孙荃）于1920年7月结婚，生二男二女（1男早夭），后来分居守寡，1978年3月与世长辞，终年81岁。第二任妻子王映霞：1928年4月在上海举行婚礼，1940年5月在新加坡离异，生五男(2个早夭），1942年4月再嫁钟贤道，于2000年12月去世，享年93岁。第三任妻子何丽有（陈莲有），在郁达夫流离苏门答腊时期的1943年9月结婚，生一男一女，1949年再嫁，1960年印尼排华回到中国，1976年起定居香港。
最扑朔迷离的要算是同居情人李晓音（有误传李小瑛或李筱英）的故事，网络上流传的资料有提到1940年，李小瑛得知郁达夫生活窘迫，便介绍他当《华侨周报》的主编，较后得知李小瑛租房困难，建议搬入他家书房居住，也有传言《瞬息京华》就是两人同居时共同翻译的。在1941年年底，郁达夫托人将郁飞送回中国，这时李晓音也随英军撤离到印度去。新加坡在1942年2月15日沦陷于日本侵略，郁达夫在2月4日逃离到印尼的苏门答腊。
与郁达夫在《星洲日报》同亊两年多的泰国华侨吴继岳——在《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爱国诗人郁达夫先生》，有长文介绍李晓音与郁达夫的恋情：“李筱英原籍福州，生长上海，受过大学教育，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普通话，当时任职新加坡政府情报部为广播员。她年约二十五六岁，结过婚，因意见不合已和丈夫分居。她生得花容月貌，明艳照人，二人萍水相逢，很快就发生不寻常的感情。李筱英一因久慕郁先生的才华，且知道郁先生已和王映霞仳离,由于同病相怜，李筱英便主动向郁先生示爱，郁先生的兼职英情报部，就是李筱英介绍的。二人成为同亊后，关系更加亲密。李筱英常随郁先生来报社,郁先生向我们介绍说是“朋友”。不久，李筱英公然以郁先生的“契女”身份，搬进郁先生家里。那时郁先生的大兒子郁飞已十三四岁，对李筱英沒有好感，郁先生也因受过王映霞的教训,对年纪几乎比自己小一半的美丽少妇，虽然不拒她的热爱，但碍着兒子，不便正式结婚。两人虽已同居，但名义上还是“契女”与“契爷”。这种情形约莫过了半年，太平洋战亊爆发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李筱英先跟英情报人员撤退到爪哇岛，郁先生不愿因兒女私情跟她一起去，仍留在新加坡。一个月后,郁先生终于与胡愈之等，在新加坡沦陷前两星期，乘小汽船离开新加坡,向苏岛逃亡”。
马来西亚作家温梓川在《郁达夫别传》一书中，曾以“郁达夫太太”形容李晓音，并称她是风姿绰约的标致女人。另据王任叔说，郁达夫对这位李小姐“忠顺与卑屈，已到了奴隶的程度”。郁飞更在纪事文字中提到郁达夫为了表示亲昵，甚至用罗马史家Livius的英文名字Livy，作为对李小瑛的昵称，还常用德语IchLiebedich（我爱你）来表示爱意。
好事者也提到郁达夫除了对暨南大学外，也对福州情有独钟，1936年2月，郁达夫受当时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之邀自杭州来榕任职，至1938年离闽赴汉口赴职，前后在福州两年多，他对福州山水极为赞赏，写下大量的散文、杂文、论文、日记、书信、诗词等作品，总计20多万字。郁达夫一生只写了三十多篇游记，单写福州就有六篇。如果加上被编入散文集中的《记闽中风雅》《饮食男女在福州》和《福州的西湖》，记游文字就有九篇之多，而且还不包括他的日记。众所周知，女性是郁达夫创作的灵感源泉和动力，尤其在《饮食男女在福州》《闽游滴沥》中，郁达夫充分表现了他对福州女子之美的礼赞，也成为后来郁达夫迷恋李晓音的原因。
其中被人乐津喜道的是郁达夫为刘海粟《芦雁》画题诗送晓音女士，发表在1941年7月22日星洲日报的繁星副刊（有回忆录记载刘海粟1941年一月十二日作画于老友胡载坤的期颐園），诗云“万里南飞客感深，露香菰米费搜寻；炎荒怕读刘郎画，一片蒹葭故国心”。这一片蒹葭故国心语出《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郁达夫当时以“孤雁”自比，想到了创造社时期的友人此时天各一方，不知何时相见而伤感不不已。也有学者认为在文化人的内心里，芦苇的根盘连在一起，残损的手臂相互交叉，头上的长缨七零八落，身体仍旧保持原来的姿态。水动，芦苇不动；荷花动，芦苇也不动；有时候大自然看起来单薄无力，却能在千钧一发时显示出它的镇定。这《芦雁》诗句语言直白，却是玉壶冰心，饱含着怀国怀乡的无限深情。
根据郁飞的《郁达夫的星洲三年》一文记载，“当此多事之秋（注：1940年秋），父亲生活中平添了一个因素，即结识了李小瑛”。两人关系日益亲密，并有进一步结合的打算，但因郁飞不接纳，再加上局势动荡，郁达夫和李晓音最后只能分开。在战乱中，前路渺茫，生命如累卵，郁达夫对李晓音仍思念至深，这在《乱离杂诗》中显而易见。《乱离杂诗》共12首，是郁达夫1942年二月至四月逃难苏门答腊途中写的诗作，诗句不乏对女友李筱瑛思念之情，与写给王映霞的《毁家诗记》一样轰动传世。
根据学者分析，《乱离杂诗》的内容，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与相思有关，一类是与战争或者民族侵略有关。在前八首多处引用古代诗词中的长生殿、雨淋铃，赠钗记取、鱼雁传书等恋人之间的约定与想念，其中也夹杂着各种担忧和回忆，譬如“似闻岛上烽烟急，只恐城门玉石焚”，两人隔了一条马六甲海峡，好比咫尺天涯。当郁达夫在广播里听到李晓音的声音“却喜长空播玉音”，其喜悦之情满溢纸上。
俗语说“守得云开见月明”，这段道听途说的二手资料，终于有了新的补充。新加坡联合早报在2012-05-25刊登《丽的呼声第一任中文部主任 --李晓音生平补正》，引述了刊登于1949年7月31日《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的《丽的呼声开幕纪念特刊》的一篇特刊专稿 (Special supplement of the opening celebration issue for
Reddifusion 31 July 1949 )。文章中提到李晓音曾担任该台第一任中文部主任，也兼管理英文节目部，特刊还刊登一张李晓音难得一见的玉照（摄于1938年大学时期）。
这篇文字中作者所提供的相关讯息，得到李晓音儿子张良华的证实，谨汇总简介如下：
李晓音在日本侵略东南亚时期，于1942年跟英军撤离到印度，借调到印度广播电台，继续作抗日宣传。她曾要求英军带同郁达夫一同走，但不成功。在前往印度的行程中，她和泰国语文化部主任发生情愫，后来他们在新德里结婚，生了一个儿子。战后与泰籍丈夫从新德里借调到锡兰（斯里兰卡）的科伦坡。1949年当新加坡《丽的呼声》广播电台成立，聘请李晓音为中文部主任。五十年代初，她和泰籍丈夫分手。当李晓音担任丽的呼声第一任节目总监时，聘请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的张轼（时任教于华侨中学）到丽的呼声就职，后来升职为中文部主任，两人志趣相投，惺惺相惜就结婚了。1955年张轼辞去丽的呼声职务，到伦敦英皇学院攻读核子化学博士学位，未几李晓音携同儿子到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进修课程。到了1957年，他们一家人经欧洲回到中国，张轼于1973年在北京病逝，儿子张良华于1973年离开中国到香港（后来任教澳洲格里菲思大学）。一年多之后，李晓音偕同两个女儿离开北京到香港，之间曾在澳洲定居。
另根据Felicia Zhang, with Christopher R. McMahon 英文撰写而成的长文《李晓音：郁达夫的情人或缪斯女神？》（Li Xiaoyin: Yu Dafu’s Lover or Muse?）刊登在美国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之2014年期刊。
Li Xiaoyin (李晓音)与 Felicia Zhang摄于澳门
作者Felicia Zhang是李晓音的女儿，这篇文章多次声明，在2010年及2014年曾正式访问过她母亲有关与郁达夫之间的关系，得到亲口澄清证实郁达夫对她母亲是有爱慕之意，但彼此之间完全没有任何夫妻之实。作者也特地在2014年，到砂拉越的诗巫及美里，访问多位知情人及亲属，有关李晓音在1939年从上海暨南大学毕业后到砂拉越教书，然后再到新加坡之前，有段婚嫁离异的媒体报界传闻，得到确认没有这回事，当时李晓音只有21岁，在砂拉越逗留的时间前后不到一年。
Felicia Zhang在文章中介绍她妈妈李晓音是在1918年12月1日出生于福建福州，当时中国正处于经济，知识与文化大变动的时代，其父亲是李勉堂(又名李拯中)。李晓音大概是在1940年从砂拉越的诗巫（号称小福州）到新加坡，4月份介绍郁达夫到英国管辖下新加坡的新闻宣传部的华侨周报兼任编辑，之后便流传郁达夫于1941年7月22日在刘海粟《芦雁》画上题诗给李晓音的故事，他们既是同事也算是认识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寻找居所困难，郁达夫在1940年十月建议李晓音搬到他住家的书房。（注：也有资料指出郁达夫是与星洲日报胡社长，同事姚楠以及主笔关楚璞等人及家属，同住中峇鲁区邻里，1940年5月王映霞与郁达夫离婚即回中国，留下儿子郁飞仍与郁达夫住在一起，直到星洲日报主笔关楚璞于8月份离开，郁达夫父子在此时就搬进这二楼腾空出来有书房的单元）。
Felicia Zhang这篇文章的主要篇幅，是逐句研究及分析郁达夫在1942年逃离苏门答腊途中写的(乱离杂诗)系列“Miscellaneous Poems of Chaos and Separation” composed while Yu Dafu was exiled in Sumatra
in 1942。当然引起大家关注的还是这首“却喜长空播玉音，灵犀一点此传心。凤凰浪迹成凡鸟，精卫临渊是怨禽。满地月明思故国，穷途裘敝感黄金。茫茫大难愁来日，剩把微情付苦吟”。
妹妹Felicia Zhang在2014年发表的文章，基本上补充了他哥哥张良华在2012年对媒体作的资料澄清，当时后者拒绝提供更多讯息。
（四）《瞬息京华》与《乱离杂诗》事迹补遗
笔者写这篇文字，无意为郁达夫的感情生活翻案或辩解漂白，但从《瞬息京华》与《乱离杂诗》留下事迹与文字资料来看，郁达夫从1939-1942在新加坡的三年零两个月期间，接编《星洲日报》、《星槟日报》、《星光画报》等副刊编务，并代理过一段时间的《星洲日报》主编；于1941年又担任《华侨周报》主编，共写了四百多篇抗日爱国政论、杂文、散文和文艺杂论，显然关心国家安危与民族大义多过个人的感情纠缠。1942年二月新加坡沦陷前夕，郁达夫出席了由陈嘉庚领导成立的“新加坡文化界抗敌联合会”成立大会，被选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在很多人眼中，郁达夫是一个颓废作家、堕落文人，但战争改变了他，我们看到更多是他救赎的心态，早以置个人生死为度外。
李晓音的儿子与女儿在郁达夫逝世近七十年后，对传闻作了一些澄清与补充，让我们看到故事的另一面。这位自称“我是作家，不是战士”的郁达夫，在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杀害于苏门答腊的丹戎革之荒山野林，尸骨不存，1952年郁达夫被中国政府封为烈士，为他的一生从沉沦颓散到抗日爱国精彩一页，定下了让人心慰的基调。
至于大家对林语堂的 Moment in Peking 书名翻译为《瞬息京华》或《京华烟云》，其间差别的文化意蕴，不外是寓意命运沉浮，人生匆匆，世事沧桑。这部描写辛亥革命红楼一梦的小说，于2015年，2005年及1987年分别由中台港拍摄成电视连续剧，而郁达夫的故事也在1987年由周润发主演《郁达夫传奇》面世；这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一直留存在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话资之中。
“瞬息-烟云”既是谶语，也是一段生命的注释。
写于2018年6月17日
（一）浮动的荷叶
“这几片荷叶动了,一定有鱼儿游过。漂浮水面的荷叶上，一个个小水珠大似墨绿苍穹上许许多多翠绿的明月,在荷叶的浓荫下，色调更深了，边漂浮的青苔使绿水泛黄，而碧空倒映在盆中，又使此水变成了宝蓝色”。
这几天阅读郁达夫翻译林语堂的 “Moment in Peking”《瞬息京华》的事迹资料，连串疑问如涟漪荡漾脑海，譬如林语堂于1939~1940年为什么坚持指定要身在新加坡的郁达夫来翻译？而郁达夫在1941为何只翻译了一小部分，期间牵连出1940~1941传闻中的同居情人李晓音的段子；这译文曾在《华侨周刊》连载，而郁达夫当时兼任这期刊的编辑职务，还是李晓音在1940年4月推荐的，而后者在1940年10月搬进郁达夫的书房居住，有说《瞬息京华》是两人共同翻译的。1942年2月郁达夫流难逃离印尼的苏门答腊，辗转颠簸途中写了十二首《乱离杂诗》，其中有对李晓音的思念，她到底是谁？和郁达夫是什么关系......
从眼前的浑沌状态，我突然想起了《瞬息京华》上面这段文字描写，尤其这“浮动的荷叶”，除了文学性的艺术欣赏，更像是郁达夫的写照，一切场景的变化，因之而起，那是郁达夫在1940~1941年期间重彩的一页，谨添作补遗笔记。
（二）瞬息京华
Moment in Peking是林语堂于1939年完成的英文原著，他为了专心著书举家迁到法国，经过构思研究布局长达半年后，真正动笔写作又历时一年，后来被翻译为中文版的《瞬息京华》（又名京华烟云) ；全书70万字，分3卷，共45回。这是林语堂自觉借鉴甚至是直接参照《红楼梦》写成的长篇小说，并与续篇《风声鹤唳》和《朱门》合称为“林语堂三部曲”。1975年林语堂凭借这部《京华烟云》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一年后，82岁的林语堂撒手离世。
《京华烟云》运用了社会全景图式法，讲述了北平的曾、姚、牛三大家族，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三十多年之间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和聚散离合。情节安插了袁世凯篡国、张勋复辟、直奉大战、军阀割据、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语丝派”与“现代评论派”笔战、青年“左倾”、二战爆发，全景式展现了现代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和局势的演变。
《京华烟云》小说共三部。
第一部《道家女儿》，写1900年到1909年。八国联军入侵的风声日紧，京城拥有百万资产的富商又是道家信徒的姚思安举家离京南下时，在兵荒马乱之中，姚家十岁的姑娘姚木兰同家人失散，后由京官鲁文朴接到家中。
第二部《庭院悲剧》，叙述牛家恶势力的作威作福及衰败崩溃过程，之后，笔触又回到姚家庭院，展现一幕幕悲剧。
第三部《秋季歌声》，描写了五四运动前夕到日本侵略军占领京、沪、杭之后的二十年间姚鲁两家的生活。故事“在晚秋的落叶之歌里含着青春的催眠曲”中结束。
Moment in Peking 自1939年底在美国出版后，掀起一股热潮，短短半年内就行销五万多册，美国《时代》周刊称其“极有可能成为关于现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经典作品”。当时的上海也即出现诸多粗陋的盗印及滥译本。林语堂于1941年著文批评，这些译本描绘口吻常夹杂上海话，还有不少佶倔聱牙的句字。故而建议自择此书者，必先把《红楼梦》精读三遍，揣摩其白话文法，然后着手。
林语堂曾托好友郁达夫协助，认为他是最理想的翻译者，当时设想有四点：（1）林语堂自己本人忙于英文创作，无暇于此，又京话未敢自信；（2）郁达夫英文精，中文熟，老于此道；（3）郁达夫文字无现行假摩登之欧化句子；（4）林语堂并不希望对译入语（target language）即汉语有丝毫的扭曲，反而希望重组英文原著的语言结构；他另把原书签注三千余条寄给郁达夫参考，如此办法，当然可望有一完善译本问世。
其实早在《〈瞬息京华》英文原作尚未出版之前，林语堂就已邀请达夫担任此书中译工作。1939年9月4日，林语堂自纽约致信给当时在南洋的郁达夫：“得亢德手札，知吾兄允就所请，肯将弟所著小说译成中文，于弟可无憾矣。计此书自去年三月计划，历五月，至八月八日起稿，今年八月八日完篇。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之勇男儿，非无所为而作也。”（参阅林语堂《给郁达夫的信》，《林语堂名著全集》第18卷，东北师大出版社，1994年，第295页）。不久后林语堂为表示郑重其事和诚意，专门从美国给郁达夫寄去了五百美元作为翻译订金，并附上原著所引用出处、人名地名及成语，汇集成两册资料。希望郁达夫不久即着手翻译。”（参阅林语堂《谈郑译〈瞬息京华〉，陈子善编《林语堂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
次年1940年，林语堂决定自美返国飞赴重庆前夕，给郁达夫一封信，彼复信称“译事早已动手，大约七月号起，可以源源在《宇宙风》上发表”；而且“想近在本月底边，同时在上海，第一次译稿，也就排就矣”。（参阅郁达夫《嘉陵江上传书》，《郁达夫全集》第6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
林语堂信中提到“得亢德手札”及建议译稿可在《宇宙风》刊登。这位陶亢德（1908－1983）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出版人，通晓五六种语言，先后任《生活周刊》《人世间》编辑以及《论语》杂志主编，他曾是林语堂在文学和办刊业务上的左膀右臂。
郁达夫在《记曾孟朴先生》一文中，提到“当我迁上杭州来住之先，因为时势与环境的关系，不得不在洋场的上海寄寓，前后计算起来，自民国十五年年底起，一直到二十一年春天止，一共也整整住上了七八年的光景。这一段时间，是中国新书出版业的黄金时代；上海的新书店开得特别的多，而一般爱文学，写稿子的人，也会聚在上海的租界上。本来是商业中心的这一角海港，居然变成了中国新文化的中心地”。
这段期间郁达夫与林语堂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关系，包括1934年5月多位文化人一起参加徽杭公路通车仪式，从杭州到徽州游览（参阅郁达夫的《屯溪夜泊记》）；另在1934年末季，郁达夫、邵洵美、林语堂几位，聚焦对英国作家戴·赫伯特·劳伦斯（D.H.Lawrence）名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在《人间世》发表各自见解，并以比较文学观点与《金瓶梅》作了论述。有学者认为如果说要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找出哪位与英国作家戴维·赫伯特·劳伦斯最为接近，从性格气质、心灵世界，还是对于性描写的普遍与大胆，一致认为郁达夫更像劳伦斯，除郁之外，受到劳伦斯影响的那就是林语堂。
郁达夫翻译林语堂的英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定名为《瞬息京华》，最早发表在《华侨周报》，这周报是由管辖新加坡殖民地的英国政府的新闻宣传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主办，聘请郁达夫兼任编辑。连载开始于1941年8月30日出版的第22期，每期一栏译文；同年12月27日《华侨周报》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刊。郁达夫译文前后共发表三万字左右就无后续，从此成为林语堂、郁达夫及万千读者永远的遗憾。（参阅王任叔《记郁达夫》，及王自立、陈子善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根据亲眼见过郁译初稿的徐悲鸿，在1941年11月16日写信给林语堂，称郁达夫已“译完大约三十万字，”也正因为如此，这一残存的的郁达夫译稿，成为海内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极力搜寻的重要文献史料。（参阅陈子善《沉醉春风——追寻郁达夫及其他》，中华书局，2013年）。
郁达夫没有全本翻译完成《Moment in Peking》可能有多种原因。（1）郁达夫说：“在这中间，我正为个人的私事，弄得头昏脑胀，心境恶劣到了极点；所以虽则也开始动了手，但终于为环境所压迫，进行不能顺利”。这“个人的私事”指的应该是郁达夫家庭发生婚变，导致王映霞在1940年5月离开新加坡回中国去。（2）郁达夫到新加坡并非处于“隐居”状态，繁忙的工作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令他少有休暇时间。这一时期，他主要写作政论文，这类文章虽然篇幅不长，但要翻译《瞬息京华》长篇大作，尚需集中精力，潜心而为。郁达夫既然把大部分时间放在参加社会活动，实已不能安心于书斋生活。1940年郁达夫与关楚璞、姚楠、许云樵等文人还创建了新加坡南洋学会。（3）或许郁达夫认为翻译这部小说，对于当时的价值，绝没有从事实际抗战工作来得重要和有效。好友王任叔（巴人）在《记郁达夫》说得更加直接“郁达夫在新加坡任几家报刊的主笔，忙着写宣传抗日类的文章，还总有一些活动需要主持参加。哪有时间译这忽悠美国人的作品？林语堂就是想借用郁达夫的文笔再在国内火上一把”。同时在1940年，日本也出现了三种Moment in Peking日译本，但把原作中抗日救亡思想全然删削，当时耳闻此事的郁达夫就曾建议林语堂，不必抢时间与此一较长短。（参阅施建伟：〈京华烟云〉问世前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1期）以及（郁达夫：《谈翻译及其他》，《郁达夫全集》第11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
在郁达夫翻译《《Moment in Peking》期间，他的长子郁飞就在身边，那时虽然只有十来岁，但不忘提醒父亲加紧快译《瞬息京华》，他也知道林语堂已经交付稿费，这译稿俨然成了一种债务，郁达夫经常也为此焦虑。郁飞尝谓父亲听取他的建议后，决定在《华侨周报》发表译稿。按理说，以他的程度再加作者的详注，郁达夫译此书决无难处，可是拖延近两年，也只是开了个头，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那年，郁达夫惨死于日本侵略者手里，这部《瞬息京华》终是没有完成。郁飞为了替父亲“还债”，积十年之功力，翻译了这部小说，在1991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并依照当年林语堂之意取名为《瞬息京华》，被公认为最佳译本，书中也保留了郁达夫翻译的部分。（参阅郁飞《杂忆父亲郁达夫在星洲的三年》，《新文学史料》第5辑1979年11月）。另外台湾的张振玉在1977年出版了《京华烟云》中译本，也广为人知，这是继1941年郑陀、应元杰的译本之后、1991郁飞的译本之前的第二种中文全译本。
（三）李晓音与乱离杂诗
大家熟知的多情才子郁达夫，前后共有三段婚姻，即原配孙兰坡（孙荃）于1920年7月结婚，生二男二女（1男早夭），后来分居守寡，1978年3月与世长辞，终年81岁。第二任妻子王映霞：1928年4月在上海举行婚礼，1940年5月在新加坡离异，生五男(2个早夭），1942年4月再嫁钟贤道，于2000年12月去世，享年93岁。第三任妻子何丽有（陈莲有），在郁达夫流离苏门答腊时期的1943年9月结婚，生一男一女，1949年再嫁，1960年印尼排华回到中国，1976年起定居香港。
最扑朔迷离的要算是同居情人李晓音（有误传李小瑛或李筱英）的故事，网络上流传的资料有提到1940年，李小瑛得知郁达夫生活窘迫，便介绍他当《华侨周报》的主编，较后得知李小瑛租房困难，建议搬入他家书房居住，也有传言《瞬息京华》就是两人同居时共同翻译的。在1941年年底，郁达夫托人将郁飞送回中国，这时李晓音也随英军撤离到印度去。新加坡在1942年2月15日沦陷于日本侵略，郁达夫在2月4日逃离到印尼的苏门答腊。
与郁达夫在《星洲日报》同亊两年多的泰国华侨吴继岳——在《值得我们永远怀念的爱国诗人郁达夫先生》，有长文介绍李晓音与郁达夫的恋情：“李筱英原籍福州，生长上海，受过大学教育，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普通话，当时任职新加坡政府情报部为广播员。她年约二十五六岁，结过婚，因意见不合已和丈夫分居。她生得花容月貌，明艳照人，二人萍水相逢，很快就发生不寻常的感情。李筱英一因久慕郁先生的才华，且知道郁先生已和王映霞仳离,由于同病相怜，李筱英便主动向郁先生示爱，郁先生的兼职英情报部，就是李筱英介绍的。二人成为同亊后，关系更加亲密。李筱英常随郁先生来报社,郁先生向我们介绍说是“朋友”。不久，李筱英公然以郁先生的“契女”身份，搬进郁先生家里。那时郁先生的大兒子郁飞已十三四岁，对李筱英沒有好感，郁先生也因受过王映霞的教训,对年纪几乎比自己小一半的美丽少妇，虽然不拒她的热爱，但碍着兒子，不便正式结婚。两人虽已同居，但名义上还是“契女”与“契爷”。这种情形约莫过了半年，太平洋战亊爆发了。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李筱英先跟英情报人员撤退到爪哇岛，郁先生不愿因兒女私情跟她一起去，仍留在新加坡。一个月后,郁先生终于与胡愈之等，在新加坡沦陷前两星期，乘小汽船离开新加坡,向苏岛逃亡”。
马来西亚作家温梓川在《郁达夫别传》一书中，曾以“郁达夫太太”形容李晓音，并称她是风姿绰约的标致女人。另据王任叔说，郁达夫对这位李小姐“忠顺与卑屈，已到了奴隶的程度”。郁飞更在纪事文字中提到郁达夫为了表示亲昵，甚至用罗马史家Livius的英文名字Livy，作为对李小瑛的昵称，还常用德语IchLiebedich（我爱你）来表示爱意。
好事者也提到郁达夫除了对暨南大学外，也对福州情有独钟，1936年2月，郁达夫受当时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之邀自杭州来榕任职，至1938年离闽赴汉口赴职，前后在福州两年多，他对福州山水极为赞赏，写下大量的散文、杂文、论文、日记、书信、诗词等作品，总计20多万字。郁达夫一生只写了三十多篇游记，单写福州就有六篇。如果加上被编入散文集中的《记闽中风雅》《饮食男女在福州》和《福州的西湖》，记游文字就有九篇之多，而且还不包括他的日记。众所周知，女性是郁达夫创作的灵感源泉和动力，尤其在《饮食男女在福州》《闽游滴沥》中，郁达夫充分表现了他对福州女子之美的礼赞，也成为后来郁达夫迷恋李晓音的原因。
其中被人乐津喜道的是郁达夫为刘海粟《芦雁》画题诗送晓音女士，发表在1941年7月22日星洲日报的繁星副刊（有回忆录记载刘海粟1941年一月十二日作画于老友胡载坤的期颐園），诗云“万里南飞客感深，露香菰米费搜寻；炎荒怕读刘郎画，一片蒹葭故国心”。这一片蒹葭故国心语出《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郁达夫当时以“孤雁”自比，想到了创造社时期的友人此时天各一方，不知何时相见而伤感不不已。也有学者认为在文化人的内心里，芦苇的根盘连在一起，残损的手臂相互交叉，头上的长缨七零八落，身体仍旧保持原来的姿态。水动，芦苇不动；荷花动，芦苇也不动；有时候大自然看起来单薄无力，却能在千钧一发时显示出它的镇定。这《芦雁》诗句语言直白，却是玉壶冰心，饱含着怀国怀乡的无限深情。
根据郁飞的《郁达夫的星洲三年》一文记载，“当此多事之秋（注：1940年秋），父亲生活中平添了一个因素，即结识了李小瑛”。两人关系日益亲密，并有进一步结合的打算，但因郁飞不接纳，再加上局势动荡，郁达夫和李晓音最后只能分开。在战乱中，前路渺茫，生命如累卵，郁达夫对李晓音仍思念至深，这在《乱离杂诗》中显而易见。《乱离杂诗》共12首，是郁达夫1942年二月至四月逃难苏门答腊途中写的诗作，诗句不乏对女友李筱瑛思念之情，与写给王映霞的《毁家诗记》一样轰动传世。
根据学者分析，《乱离杂诗》的内容，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与相思有关，一类是与战争或者民族侵略有关。在前八首多处引用古代诗词中的长生殿、雨淋铃，赠钗记取、鱼雁传书等恋人之间的约定与想念，其中也夹杂着各种担忧和回忆，譬如“似闻岛上烽烟急，只恐城门玉石焚”，两人隔了一条马六甲海峡，好比咫尺天涯。当郁达夫在广播里听到李晓音的声音“却喜长空播玉音”，其喜悦之情满溢纸上。
俗语说“守得云开见月明”，这段道听途说的二手资料，终于有了新的补充。新加坡联合早报在2012-05-25刊登《丽的呼声第一任中文部主任 --李晓音生平补正》，引述了刊登于1949年7月31日《星洲日报》与《南洋商报》的《丽的呼声开幕纪念特刊》的一篇特刊专稿 (Special supplement of the opening celebration issue for
Reddifusion 31 July 1949 )。文章中提到李晓音曾担任该台第一任中文部主任，也兼管理英文节目部，特刊还刊登一张李晓音难得一见的玉照（摄于1938年大学时期）。
这篇文字中作者所提供的相关讯息，得到李晓音儿子张良华的证实，谨汇总简介如下：
李晓音在日本侵略东南亚时期，于1942年跟英军撤离到印度，借调到印度广播电台，继续作抗日宣传。她曾要求英军带同郁达夫一同走，但不成功。在前往印度的行程中，她和泰国语文化部主任发生情愫，后来他们在新德里结婚，生了一个儿子。战后与泰籍丈夫从新德里借调到锡兰（斯里兰卡）的科伦坡。1949年当新加坡《丽的呼声》广播电台成立，聘请李晓音为中文部主任。五十年代初，她和泰籍丈夫分手。当李晓音担任丽的呼声第一任节目总监时，聘请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的张轼（时任教于华侨中学）到丽的呼声就职，后来升职为中文部主任，两人志趣相投，惺惺相惜就结婚了。1955年张轼辞去丽的呼声职务，到伦敦英皇学院攻读核子化学博士学位，未几李晓音携同儿子到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进修课程。到了1957年，他们一家人经欧洲回到中国，张轼于1973年在北京病逝，儿子张良华于1973年离开中国到香港（后来任教澳洲格里菲思大学）。一年多之后，李晓音偕同两个女儿离开北京到香港，之间曾在澳洲定居。
另根据Felicia Zhang, with Christopher R. McMahon 英文撰写而成的长文《李晓音：郁达夫的情人或缪斯女神？》（Li Xiaoyin: Yu Dafu’s Lover or Muse?）刊登在美国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之2014年期刊。
Li Xiaoyin (李晓音)与 Felicia Zhang摄于澳门
作者Felicia Zhang是李晓音的女儿，这篇文章多次声明，在2010年及2014年曾正式访问过她母亲有关与郁达夫之间的关系，得到亲口澄清证实郁达夫对她母亲是有爱慕之意，但彼此之间完全没有任何夫妻之实。作者也特地在2014年，到砂拉越的诗巫及美里，访问多位知情人及亲属，有关李晓音在1939年从上海暨南大学毕业后到砂拉越教书，然后再到新加坡之前，有段婚嫁离异的媒体报界传闻，得到确认没有这回事，当时李晓音只有21岁，在砂拉越逗留的时间前后不到一年。
Felicia Zhang在文章中介绍她妈妈李晓音是在1918年12月1日出生于福建福州，当时中国正处于经济，知识与文化大变动的时代，其父亲是李勉堂(又名李拯中)。李晓音大概是在1940年从砂拉越的诗巫（号称小福州）到新加坡，4月份介绍郁达夫到英国管辖下新加坡的新闻宣传部的华侨周报兼任编辑，之后便流传郁达夫于1941年7月22日在刘海粟《芦雁》画上题诗给李晓音的故事，他们既是同事也算是认识了一段时间，后来因为寻找居所困难，郁达夫在1940年十月建议李晓音搬到他住家的书房。（注：也有资料指出郁达夫是与星洲日报胡社长，同事姚楠以及主笔关楚璞等人及家属，同住中峇鲁区邻里，1940年5月王映霞与郁达夫离婚即回中国，留下儿子郁飞仍与郁达夫住在一起，直到星洲日报主笔关楚璞于8月份离开，郁达夫父子在此时就搬进这二楼腾空出来有书房的单元）。
Felicia Zhang这篇文章的主要篇幅，是逐句研究及分析郁达夫在1942年逃离苏门答腊途中写的(乱离杂诗)系列“Miscellaneous Poems of Chaos and Separation” composed while Yu Dafu was exiled in Sumatra
in 1942。当然引起大家关注的还是这首“却喜长空播玉音，灵犀一点此传心。凤凰浪迹成凡鸟，精卫临渊是怨禽。满地月明思故国，穷途裘敝感黄金。茫茫大难愁来日，剩把微情付苦吟”。
妹妹Felicia Zhang在2014年发表的文章，基本上补充了他哥哥张良华在2012年对媒体作的资料澄清，当时后者拒绝提供更多讯息。
（四）《瞬息京华》与《乱离杂诗》事迹补遗
笔者写这篇文字，无意为郁达夫的感情生活翻案或辩解漂白，但从《瞬息京华》与《乱离杂诗》留下事迹与文字资料来看，郁达夫从1939-1942在新加坡的三年零两个月期间，接编《星洲日报》、《星槟日报》、《星光画报》等副刊编务，并代理过一段时间的《星洲日报》主编；于1941年又担任《华侨周报》主编，共写了四百多篇抗日爱国政论、杂文、散文和文艺杂论，显然关心国家安危与民族大义多过个人的感情纠缠。1942年二月新加坡沦陷前夕，郁达夫出席了由陈嘉庚领导成立的“新加坡文化界抗敌联合会”成立大会，被选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在很多人眼中，郁达夫是一个颓废作家、堕落文人，但战争改变了他，我们看到更多是他救赎的心态，早以置个人生死为度外。
李晓音的儿子与女儿在郁达夫逝世近七十年后，对传闻作了一些澄清与补充，让我们看到故事的另一面。这位自称“我是作家，不是战士”的郁达夫，在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杀害于苏门答腊的丹戎革之荒山野林，尸骨不存，1952年郁达夫被中国政府封为烈士，为他的一生从沉沦颓散到抗日爱国精彩一页，定下了让人心慰的基调。
至于大家对林语堂的 Moment in Peking 书名翻译为《瞬息京华》或《京华烟云》，其间差别的文化意蕴，不外是寓意命运沉浮，人生匆匆，世事沧桑。这部描写辛亥革命红楼一梦的小说，于2015年，2005年及1987年分别由中台港拍摄成电视连续剧，而郁达夫的故事也在1987年由周润发主演《郁达夫传奇》面世；这浮生若梦，为欢几何？一直留存在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话资之中。
“瞬息-烟云”既是谶语，也是一段生命的注释。
写于2018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