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冈仁波齐》：需要用灵魂观看的电影
辛泊平

作为一个喜欢电影而不是研究电影的普通观众，我对国内的大多数导演名字并不陌生，但对谁谁属于第几代的代际划分，却并不太关注。我关注的是他们的电影，是他们电影里传递出来的关怀与思考，才华与个性，是他们的艺术品味、历史的反思以及对当下的介入态度。所以，在我的脑子里，只有我认可、喜欢、尊重的导演，比如谢晋、姜文、陈凯歌、冯小刚、张艺谋、田壮壮，比如贾樟柯、管虎、宁浩、张元等等。张扬也属于这个系列。在我的观影印象中，张扬是一个有温度有情怀的导演。他的电影并不追求热点，而是始终关注普通人的生存现状与精神走向，冲突并不激烈，风格并不凌厉，但总能在某一个点上触到人心最柔软的地方。
看过他早年执导的《洗澡》和《向日葵》，也看过他前两年执导的《飞越老人院》。说实话，最初看《洗澡》并没有太懂，只是觉得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缺少沟通，那种气氛过于沉闷，那种关系过于压抑。但对濮存昕、朱旭和姜武的表演的印象是深刻的。多年以后再看这部电影，我对张扬具有前瞻性的社会思考和伦理关注有了全新的认知和切身的体验。在一个以变革为主旋律的时代，守候旧的生活方式和情感显然有点不合时宜。然而，当我们从那种裹挟式的时代节奏中抽身回望，反观内心，却能深深地感受到：那种不顾一切朝前奔跑的生命状态里隐含了太多的强制性与不合理。人毕竟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综合体，它们之间应该共生，而不是相互抵消。社会的进步不能以伤害生命的本质为代价，更不能颠覆伦理。
然而，现实是，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但人心越来越荒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心与心的距离越来越远。在物质面前，道德无力，伦理虚无，一切都变得可有可无。价值和意义，成为一种古老的影像，在时代的霓虹灯里倏忽闪过，然后便遁入辽阔的背景之中，无声无息。这部电影是怀旧的，是深情的，一个和时代格格不入的澡堂子，却见证了老街坊之间几十年的风雨与情谊，抚慰了普通人在时代大潮中的留下的伤口，保护了底层人卑微的理想和倔强。从某种意义上说，张扬通过一座破落的澡堂的盛衰，表达的是对美好人性的坚守，对温暖伦理在商业进程中日渐远逝的凭吊。
而《向日葵》则以冷峻的叙述，表现的是中国式的父子关系，父亲对儿子的严厉，儿子对父亲的敌意，漫长的冷战与漫长的等待，直到儿子也做了父亲，似乎才一点点理解父爱的深刻含义。这部电影的色调也是灰暗的，灰暗的不是年代，而是情感与血缘的对峙和疏离。父亲对儿子并非无爱，它只是以孩子不能接受的方式呈现，它粗糙而又火热，但往往会因为缺乏控制走向它的反面，对孩子造成实际的伤害。一切都是错位的，父亲对儿子的期待与儿子对父亲的理解，在线性的时间里，它们形成交集，必须要加入心理时间。这是一种让人伤感的伦理关系。面对这部电影，所有的男人都应该反思，我们究竟该怎样做父亲、怎样做儿子，怎样做才能让那种理解提前，怎样做才能让父子关系不那么尴尬。
到了《飞越老人院》，张扬则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老人身上。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极大的勇气和责任感。毕竟，在这个谈论颜值和票房的时代，老年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诉求绝对不是银幕热点。然而，张扬拍了，而且，拍得极为走心。在他叙事里，那些老人并不是枯井一样的存在，他们也有梦想，有上路的激情和勇气。他们不甘于现状，想改变，也在努力；他们渴望生命的色彩，需要生命的绽放。于是，这一群特殊的人，打破了我们的思维定势，用他们的信念和热情点燃了一曲最灿烂的“夕阳红”。当然，这部电影不仅有生命的赞歌，还有关于伦理的深度思考。对于老人的生活，我们总是习惯用衣食无忧作为标准，却忽略了老人的内心世界，忽略了他们物质之外的精神诉求。而张扬，却凭借他对生命伦理的观察与思考，凭借他的慈悲，走进了那片备受冷落的心灵世界，向世人打开了那个“被遗忘的存在”和人性的光辉。
可以这样说，这三部电影有一个共同的标签，那就是“伦理”。无论是老人不被理解的生活追求，老人之间孩子式的摩擦与龃龉，还是父子之间的情感纠葛，张扬总是能找到被时代隐蔽的东西，从日常的生活与我们熟知的人生状态中，完成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与对伦理的观察，并在某个时间刺痛当代人渐趋麻木的心灵。他的纪录片《冈仁波齐》（2015年上映）更是坚持伦理的打量与人性的追问，只不过，这次，他走得更远，在思考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之后，他开始把目光投注到人与自然、人与信仰的关系上，他试图让影像记录生命的朝圣之路，印证灵魂之于生命的意义。
电影进入得很平静。西藏东南部的芒康，在一个普通的小村子里，村民尼玛扎堆决定带叔叔去拉萨和神山冈仁波齐山，以完成叔叔杨培的平生的夙愿。没想到，这个提议不仅得到了全家的支持，还得到了许多村民的热烈回应。那些质朴的村民找到扎堆，希望和扎堆一起或让扎堆带着自己的孩子去朝圣。这些人中，有一直在忏悔自己杀生的屠夫，有身患残疾的年轻人，有即将生孩子的孕妇，甚至还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每个人的人生境遇都不相同，但对这次朝圣的渴望却是一样的。日子在慢慢的流逝，人们也在平静地准备。一切都波澜不惊，仿佛就是一次普通的远行。只是，许多家庭的日常生活多了一些内容，多了一些相互叮咛的话语，多了一些对朝圣之路的期待与想象。
终于，由11人组成的队伍上路了。他们把食物、衣服等生活必需品装在拖拉机上，在村民的目送下，踏上了前往冈仁波齐的征程。这是一个仪式，是虔诚的信仰与世俗的牵挂交织在一起的时刻。上路的不仅仅是那11个人，还有身后所有亲人的祈祷。然而，电影依然是不动声色的沉静。它没有张扬分别时的伤感，没有刻意表现某一个人物的不舍。在这里，没有主角，所有的人同等重要。尼玛扎堆只不过是纽带，他的使命就是把身份不同但目的一致的人聚在一起。他们各自有各自的性格，但此时，性格不起作用。他们是一个整体。我见过太多的分别，也经历过太多的分别，但那种离别更多的是个人的情绪，是俗世的不舍与祝福。而在电影中，因为信仰，这分别的场景有了一种庄严和圣洁。
作为电影来说，前面那近乎沉静的叙事或许只是一种铺垫，路上的生命姿态才是电影的重点。要知道，从芒康到拉萨1200多公里，他们不是乘车，也不是单纯的徒步（尽管这也是一种考验），而是磕着长头，一路跋涉，一路风餐露宿，才能抵达他们心中的圣地。除了开车的扎堆和摇着转经轮在前面引路的杨培，其他人，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身体状况，都是一路长头。在长长的道路上，这支队伍缓缓地向前挪动。他们双手合十，举过头顶，然后全身伏地，头磕在地上，然后起来，走几步，再一次双手合十，举过头顶，然后全身俯冲倒地，头触在地上，然后再起来……他们不是在用脚走路，他们是在用身体、用额头在走！当队伍走出村子，开始磕长头前行的时候，我一下子泪流满面。在一切都可以娱乐化的时代，在跑男、快女都可以成为全民焦点的时代，这种近乎沉默的行走方式，以它的虔诚抵御了娱乐的喧嚣，以它的执著诠释了灵魂的坚守。它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有不能娱乐化的生命选择，还有不容消费的生命姿态。


上大学的时候，我读过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对我来说，那个短篇小说对我的震撼绝对超过许多公认的大部头经典。它让我看到了信仰的力量和灵魂的样子。和美国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天边外》不同，它不是生存层面的上路，而是精神意义上的启程。当然，在那个时候，我并没有这样的比较和自觉。我只是单纯地相信“生活在别处”，只是单纯地感知心中有远方。但那远方更多属于地缘意义上的，是和家乡形成对峙的一种时空，和现有的生活状态构成冲突的一种人生轨迹，和信仰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只是想离开熟悉的地方，用青春的热情拥抱陌生的一切，用青春的脚步丈量地平线。那是一种有别于日常生活的想象，是一种探索世界未知的自我期许。所以，那个远方没有界定，更没有终点。它更像是一种无限开放的状态，一种永远上路的生命走向。
在《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我似乎嗅到了交织着种种况味的远方的气息，这种远方和我理解的远方有所不同。那种味道有点忧伤，有点决然，也有点神秘。我无法洞悉那里面的内涵，只能猜测。《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的主人公塔贝，他的远方是和现代文明对峙的一种信仰。那是他生命的归宿，和灵魂的皈依。那是一篇带有魔幻现实主义气息的作品。塔贝和琼，分别代表了两种存在。塔贝坚守古老的宗教信仰，他坚信圣地“香巴拉”的存在，所以，他义无反顾；而琼，则是一种矛盾的状态，一方面，她已经接受了五光十色的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她又无法抑制对灵魂的倾听。于是，琼跟着塔贝上路了。然而，她并没有塔贝那样坚定的信念，她只是觉得这个男人身上有让她着迷的神秘和忧伤。
在路上，琼在腰间系了一个皮绳，每过一天就系一个结，她在数现实的日子，也像是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一个看不见的召唤。而塔贝则没有那么多的世俗牵绊，他只有灵魂的岁月。最终，塔贝还是把琼留在了一个小镇上，独自一人走到了他心中的“香巴拉”，完成了他此生对神谕的理解和追求。而琼，也在这个过程中渐渐接近了塔贝的灵魂，并在某种启示下，再次上路，为了追随那个坚定而又孤独的身影，也为了塔贝那没有完成的精神使命。从世俗的角度看，塔贝的朝圣之路是失败的，因为，他听到的神谕不过是现实的一个庆典。然而，面对主人公近乎献身的选择，我无法怀疑，更无法轻慢，只有深深的敬畏。因为，他的选择中有我们未知的存在，有我无法理解的激情，有来自灵魂的神秘的力量。
《冈仁波齐》没有那种时空穿越的魔幻性，它是纪录片，但那种精神的震撼却是一样的。他们一路长头，不时用石子堆上一个玛尼堆，然后继续前行。没有我们期待的冲突，没有我们想象的翻转，只有人物动作的重复，再重复，只有道路一点点向后退去，只有风景一点点变化，只有一次次黑暗来临，他们忙着搭帐篷，忙着烧水煮茶，只有他们挤在一起祈祷，然后裹紧衣服慢慢睡去。说实话，面对这种缺乏起伏的镜头，我曾经有一度陷入困倦。毕竟，在加速度的时代，我们已经习惯了那种激情四射的冒险，习惯了惊心动魄的故事，习惯了悬念丛生的情节，所以，这种重复性的电影叙事对我们的耐心和定力都是一个考验。这不是个人的审美，而是时代性的娱乐预设。然而，当黎明到来，一行人再一次走到路上，用身体丈量朝圣之路的距离，那种感动会重新点燃我跟随他们上路的热情。
当代诗人江一郎有一首诗叫《向西》，只有短短的五句，却写出了朝圣者坚定的面容：“西行的路上/我赶上一个朝圣者/他用额头走路/我让他上车/他摇摇头 笑笑/说，你的车到不了我想去的那儿”最后一句，看似简单，但却写出了朝圣者对现实的清醒认识与内心的骄傲——你们的车子再快，也到不了那灵魂的高地，所以，需要怜悯的不是用额头走路的人，而是在速度中迷失自我的众生。在我看来，这首诗简直就是电影中这一群人的真实写照。一路上，轿车、货车、大车、小车呼啸而过，但只是卷起了些尘土，并没有打乱这群朝圣者的脚步。而他们，也不会因为快速汽车而加快脚步，更不会因为它卷起的尘土而心生怨恨。车来车往，那是物质的物理移动，它无法干扰坚定的灵魂。在他们的眼中，这些车辆与他们的行程和方向毫无关系，他们不会并行，更无法同步，它们无法带他们去他们要去的地方。

在路上，有几个场景让我觉得异常温暖。因为，这几个场景让我看到了这群朝圣者不是符号化的存在，而是有血肉的人。在一个村口，他们遇到正在盖房子一家人，那家人热情地招呼他们喝茶。他们没有推辞，而是像亲人那样坐下来，喝茶聊天。当得知这一行人是去拉萨去冈仁波齐去朝圣，那家人非常羡慕。在他们看来，朝圣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高的愿望，是每个人都必须要完成的精神修行，如果不是赶着盖房子，他们恨不得也一起上路。另一个地方，在他们歇息的时候，遇到一对夫妻，也是朝圣者，妻子拉着车，丈夫磕长头。他们请那对夫妻喝茶，送给他牲口草料。他们彼此鼓励，彼此祝福，然后挥手告别。他们的拖拉机坏了，一时无法赶去镇子上去修理，他们被村子里的老人热情地邀请到家里，热情地款待他们，并把磕长头需要的好皮子送给他们。而他们，也没有急着赶路，而是帮着老人耕地。那种场景，没有一点违和感。仿佛老人就应该如此，他们也应该如此。有一方客气地推辞，我都会觉得生硬和虚假。因为，在那片还没有被物欲搅乱的土地上，这应该是最淳朴也最自然的生命状态——以心灵感应心灵，以善意回应善意。
但有一点，不论在哪里，在对待朝圣这件事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一致的，那就是向往与祝福。老人说，他的孩子们也朝圣去了，他还指出，扎堆他们中有的年轻人磕头的方式不对，不够虔诚，应该全心身地投入，而不是象征性地伏在地上。在老人看来，仪式不仅仅是一种表现形式，它应该是心灵的反应，所以，它不容轻慢，更不容欺骗。也正是因为这种信念，他们在遇到溪流时并没有绕行，而是一如既往，全身俯冲到水里，一步一头，抵达彼岸；在遭遇车祸之后，男人推车，女人磕头，一段时间之后，男人们放下车子，再回到原处，把这段推车走过的路程重新再磕过来。一步都不能少，一步都不能马虎，因为，这是他们的朝圣之路。虽然在镜头里，但他们不是演员，不是在表演，他们表达的是对圣地的炽热情感。当然，如果你非要认为这是单纯的电影艺术，那么，他们的观众也不是我们，而是他们心中的神灵。就是这样。

前面我说过，这一行人中有耄耋老人，有即将生产的孕妇，有青春少年，也有懵懂的孩子。我一直担心，那个只有七八岁的女孩儿扎扎坚持不了多久。然而，从芒康到拉萨，她只有一次在发烧时说过累，但当大人们让她坚持的时候，她没有撒娇，没有任性，而是咬着牙挺了过来。也许，她并不理解这次朝圣的意义，但她没有怀疑，没有懈怠，而是始终跟在大人们后面，一路磕着长头走向此行的终点。电影开始的时候，我一直想，这个孩子可能会构成一个独立的情节。但是没有，这个孩子就隐在大人中间，作为群体的一部分，呈现信仰的力量。从艺术的角度看，这绝对是一种巧妙的手法，它设置了我们习惯的悬念，但并没有让它展开，更没有让它成为热点，它让这个悬念一直平淡下去，最后消散于整个故事之中，无迹可寻。然而，所有的观众都会记住这个女孩儿。因为，她以一种懵懂的状态表现了一个信仰的大环境，以一种无声的坚持传递出在心灵生根发芽的信念。她之所以能拥有常人都欠缺的坚定与耐力，那是因为，她出生在有信仰的家庭里，她生活在有信仰的土地上，在她的世界里，一切都回响着神的荣耀与光芒。
至于那个孕妇，我原以为她会坐在拖拉机上，像我们常说的只要心意到了，形式就可以免了。然而，没有，她挺着大肚子，一路长头，虽然动作笨拙艰难，但那种庄严感却更加充盈。有很长时间，我几乎忘了她的存在。因为，宽大的衣服遮住了她的身孕，和那个女孩儿一样，电影并没有给她特写镜头，而是把她放在人群之中。直到一天夜晚，剧烈的疼痛让她凸显在镜头中。一时间，所有的人都醒了。夜色中，扎堆开着拖拉机把孕妇送到了附近的医院。而这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几个陪护的男人和女人坐在了车上。在医院，电影没有回避接生的场面，而是呈现了生命诞生过程的艰难。这是一种语义互文。借助这个生命的关键点，我们会思考——生命的喜悦与荣耀，必定伴随着生命的阵痛与磨难，正如信仰本身。孩子降生了，哭声响亮。对于这些朝圣者来说，这个小生命是神灵的恩赐，因为，他诞生在朝圣之路上，他见证了母亲朝圣的虔诚，见证了朝圣之路的艰辛与荣光。
孩子的爷爷奶奶来了。看着爷爷小心翼翼地把孙子捧在怀里，郑重地给孩子起名字，看到产妇和家人那溢于言表的幸福，那一瞬间，我明白了生命传承的内涵与意义。我原本以为，孩子出生了，那个女人应该呆在医院里，然后跟着公婆回到家乡，或者，女人要走完朝圣之路，带着孩子继续前行，只不过要坐在车上。然而，我想得都不对。公婆是回家了，但并没有带上孩子；女人是上路了，但她依然是一路长头，在车上的只有孩子，只有喂奶的时候，女人才会上车呆上一会儿。可以这样说，孩子的出生并没有改变母亲的朝圣之路，他只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升华了信仰。没有人会觉得这不合常理，没有会觉得那个年轻的母亲辛苦，除了只遵从生理需求的、不理解信仰为何物的人们。在这些朝圣者的心里，这对母子都是幸运的，他们沐浴了神的恩泽。所以，母亲不应该放弃，而应该更加虔诚。这是信仰的逻辑，不是尘世的因果。
前面已经提到，在快到拉萨的时候，他们经历了一次车祸。像《西游记》中的师徒四人去西天取经一样，这是一个劫难。然而，这个劫难没有难倒这些人，也没有让他们寻求外在的援助，相反，却彰显了他们的人性之美与信仰的坚定。在听到撞车的对方要赶路去医院送病人之后，他们没有纠缠责任问题，而是无条件地放行。车头坏了，他们没有犹疑，而是果断地抛弃了这车头，继续上路。这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态度。在他们的心中，物质当然是财富，但和信仰相比，它不值一提。这个桥段处理得很轻松，全然没有我们常见的那种两难选择，更没有“忍痛割爱”地算计。对于他们来说，丢掉一台机器和丢掉一只穿破的鞋子没有区别。只要不影响朝圣的大事，一切的舍弃都是值得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其实也是一种必然，它关乎古老的生命哲学——舍与得。
当然，必须承认，这一行人是在朝圣，但他们并非圣人。他们依然有尘世的牵挂和苦痛。在夜晚，当他们拨通家里的电话之后，他们不是炫耀自身朝圣的高尚，而是表达亲人之间的关怀与想念；在遭遇山体滑坡，被石头砸伤以后，伤者不仅有呻吟，还有抱怨为什么不幸总是找到自己。但是，我不会因为这一点而怀疑他们，更不会因此而轻慢他们。在肉体上，他们和我们一样，有生理上的疼痛，也有心理上的失衡。和我们不一样的是，他们的抱怨不会指向人性之恶，更不会衍生仇恨。在祈祷声中，这抱怨会引发深深的忏悔，让灵魂在那一刻无限接近最后的皈依。在我看来，这个情节不是对主题的削弱，而是对主题的深化。这一群人，除了那位风烛残年的老人是为了完成一生的夙愿，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世俗的心愿，他们渴望这次朝圣能洗涤自身的罪愆，能获得心灵的解脱与救赎。这是朝圣之路的起点，也是内涵。这一切都是正常的，因为，他们不是圣人，但他们遵从神圣的召唤。

这是一次肉体的征程，更是一次灵魂的跋涉。他们经历了风霜雷电，翻过了山川河流，终于来到了拉萨，来到了布达拉宫。在那里，他们像婴儿一样匍匐在地，亲吻脚下的土地，亲吻每一件圣器。那一刻，他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他们来到了传说中的圣地，布达拉宫不再是想象中的地方，而是现实的存在。这是精神的胜利，是灵魂的荣光。当这一行人在旅店围坐在一个活佛身边接受他的祝福的时候，他们的脸上是可感的幸福，是可触的满足。实际上，此时的他们已身无分文。为了能继续前行，为了能最终完成朝拜冈仁波齐的使命，他们四处打零工，替身体不好的旅店老板磕头还愿。每一天，当他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旅店，他们没有抱怨，而是一种快乐的安宁。他们享受着晚餐，也享受着来自心灵的祷告。
在拉萨的日子里，朝圣者中的年轻人去了一家理发店，在那里，年轻的姑娘给他洗头，为他理发。他们的交往越来越多，交谈也越来越深入。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中的塔贝一样，小伙子骄傲地告诉姑娘，他要去冈仁波齐，他希望姑娘也跟他一起去。然而，那个姑娘不是琼，她喜欢那个阳光的年轻人，但她无法确定灵魂的走向。所以，面对年轻人的热情，她只有沉默。当然，沉默也就是回应，年轻人当然明白，所以，他并不在意，而是轻松地告别。我喜欢这个年轻人的态度。他没有因为自己的朝圣而审判其他人，他尊重别人的选择，而不是强加因果。这是一种自信，也是一种宽容，是信仰让人尊重的前提，是信仰产生力量的条件。从电影的主题看，这一段情节似乎是游离于朝圣之外的花絮，它轻盈而又欢快，是对电影节奏的舒缓，也是一种别有意味的闲笔。但它无法删除，而是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些朝圣者进行塑造——这是一群正常的人，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现实的牵绊与关怀。
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说过“电影只不过是虚构的艺术。它从来不按照实际的样子描绘真实。纪录片，按照我对这个词的理解，它的拍摄者丝毫没有侵入一寸他所见证的东西。他只是记录。真正的纪录片并不存在，因为现实不足以成为构建一部电影的基础。拍电影总是包含着某种再创造的元素。每个故事都含有某种程度的编造，因为它会带上拍摄者的印记。”阿巴斯还以自己的《生生长流》为例，说明虚构与“谎言”对于纪录片的意义和价值。“真正的纪录片并不存在”这是一种艺术的判断，它不是否定生活的质地，而是强调艺术对生活的干预与呈现方式。按照这种逻辑，《冈仁波齐》也肯定包含着这种“再创造的元素”，比如对某一个人物的设置，比如对某一个故事的剪辑，都可以从结构或主题上改变电影的趣味或品质。比如在拉萨的年轻人的花絮，比如对生与死的时间分割。
在现实中，生命的诞生与死亡有并行，也有交叉，但它们之间可能没有任何关系，更不衍生生命的意义。它只是一种偶然。所谓的轮回之说，不过是人们为人生编造的理由。但在电影中，生与死却可以在一条轨道上擦出哲学的火花。在《冈仁波齐》中，一个男孩儿诞生在朝圣的路上，于是，他成了朝圣者们的幸运之星。而杨培老人，则在他们朝拜冈仁波齐神山的前夕，溘然长逝。我不否认这是生活的一种可能，但更相信，这是电影的艺术处理。朝圣之路，既是生命的起点，也将是生命的终点。生与死，都无法改变灵魂的方向。这就是信仰。所以，我们会为孩子的诞生祝福，也会为辞世的老人祈祷。因为，他们都见证了信仰坚定的脚步和身影，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信仰的馈赠。
所以，这一行人送走了老人之后，他们并不悲戚，更没有因为老人的去世而改变行程，而是平静安详地再次上路，带着老人的希望和祈祷，向那圣洁的冈仁波齐走去。电影最后一个镜头，是他们一字型的队伍，在蓝天与雪山的背景下，渐行渐远，直至成为一个个隐隐约约的黑点，和蓝天雪山融为一体，成为自然的一部分，孤绝而又高傲。我喜欢这个结尾。它没有让这次朝圣抵达终点，而是让它定格在路上。这使得电影有一种开放性和延伸性，可以继续激发观众的想象与期待。他们还将遭遇什么？他们将于何时抵达冈仁波齐？他们将以什么样的姿态面对神山？在那里，他们将听到什么？再回到家乡，他们会如何描述这次朝圣之路？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无论怎样处理都会有局限性，都会消解这次朝圣的灵魂意义。所以，让它充分留白，让观众参与进来，以自己对信仰的理解为这些朝圣者留下理想的面容，这是最好的选择。

这是一部关乎信仰的电影，是一部需要用灵魂观看的电影。那一路的山脉与溪水，一路的雪地与梯田，都弥漫着自然的呼吸与体温。尤其是阳光之下，那绵延的雪山，壮丽而又广阔。它们不是背景，而是一种和人物同样重要的元素，是朝圣者们照见自我的镜子，是他们需要敬畏需要倾听的神启。从某种意义说，这些古老而又神秘的大地与山川，便是朝圣者最后的皈依。它们经历千年万年，无论世界如何变化，它们都保持着原始的血肉与风骨，以沉静、隐忍而又超然的姿态面对灾难与世事变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正如时间，正如天地，正如那无始无终的“大道”与“梵音”。在我的心中，这些淳朴的朝圣者已经无限接近了这一境界。在路上，他们经历了车祸，经历了山体滑坡，也经历了生与死，他们有过忧虑，有过埋怨，有过悲伤，也有过真挚的喜悦与精神的满足。但他们从来都没有诅咒，更没有放弃。他们始终都是虔诚和谦卑的，他们没有因为因为独特的经历而偏执，更没有自己神圣的精神诉求而骄人。因为，他们深信：信仰无法改变苦难，但可以洗涤灵魂；信仰不是社会伦理，而是生命个体的朝圣之路。
我无法推测别人的观影感受，是震撼，是感动，还是无动于衷，这似乎并不重要。我只是觉得，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这部电影的出现多少有点奢侈。它有点曲高和寡的味道。我不知道都是什么样的人会走入影院，或者一个人坐在电脑旁静静地把这个电影看完，并想一想信仰和灵魂。但我知道，每一年都会有许多人去西藏，去布达拉宫，去雪山，坐飞机、乘火车，或者驾着自家的车子，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走最便捷的路线，在那里看一看，照几张照片，然后回来。像江一郎《西行》中的游人一样。在这个旅程中，人们的心态并不平和，因为，时刻都要考虑花费和时间。所以，焦虑，怀疑，怨恨，也便如影随形。一路走来，往往是事与愿违，身心并未放松，回来时却平添诸多不满。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战争。只不过，战场不同而已。但有一点却没有改变，那就是随身都携带着相同的武器——金钱。我不否认，在这个世界上并不缺少倾听灵魂召唤的人。但是，并不是所有倾听召唤的人都有出发的勇气和资本。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物质世界里的前提，生存永远是第一要义。这是所有人都必须直面的现实。所以，对于灵魂的局促与尴尬，我们似乎无法苛责。我只是在想，那些不管以什么目的远行的人们，即使没有虔诚的信仰，即使没有超越现实的精神诉求，在路上，看到这些和大地平行的朝圣者，不要把他们看成一种远离我们现实生活的风景，而应该满含敬畏。因为，和我们一样，他们并不是天生的朝圣者，他们也有物质世界里的困境。只不过，他们没有沉溺其中，而是用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情感去打理心灵，让那里干净、纯粹，可以能容纳自然的风声，可以盛放神灵的本性。
2017年12月10日，20日再改
——发表于《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第九卷《沿一片青草》（花城出版社2018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