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结束，汪伪政权垮台了，曾经被特任为伪教育总署督办的周作人，亦自然是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他重返北京大学国文学院国文系讲坛，讲佛教文学课程，但据时在北大读书的邓云乡回忆，“这时他虽然每天仍坐着自用车到红楼来，却并未来上课，课是由许寿裳老先生哲嗣，后来到了台湾大学的许世英教授代上的。”
这时的知堂，也许是故作镇静，也许是不以为然，仍然平静地过着他的日子，去琉璃厂淘旧书，阅读、写文章，生活节奏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很快，时局的改变，北大他却是待不下去了。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一日，北平各报纷纷刊载前一日重庆专电：“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已由昆明返渝，准备赴平，倾对记者谈：‘伪北大之教职员均系伪组织之公职人员，应在附逆之列，将来不可担任教职；至于伪北大之学生，应以其学业为重，一开始补习，俟补习期满，教育部发给证书后，可以转入北京大学各学科相当年级，学校将与以收容。’”本来校长为胡适，但这时他在海外，由傅斯年代理。
周作人见报后在日记中写道：“见报载傅斯年谈话，又闻巷内驴鸣，正是恰好，因记入文末。”这篇“文”，应该是他于十二月二日所写的文章《石板路》，文末落款年月后缀入“时正闻驴鸣”数字。文章自故乡的石板路说起，引经据典，而至于石桥，倒是平静得出奇。实际上，仅过了几日，十二月六日，他就因汉奸案被国民政府逮捕送至北平炮局胡同监狱里了，翌年五月，以飞机解送南京关押于老虎桥监狱。飞机上可以带书，周作人带了他自己的一本集子《谈龙集》。
周作人所谓“又闻巷内驴鸣”，一般的解读，是指他辱骂傅斯年的。重庆接收大员到北平时，素少求人的周作人曾写信与傅斯年，这位昔日的门生、“新潮社”的战友，表示自己苦于无奈，被逼下水，且并没有为敌人做什么事情，希望看在昔日的情分上，解自己于“倒悬”。傅斯年性情耿直，嫉恶如仇，平日里就有“傅大炮”的美誉，一怒之下，对周作人的信件详加批注，公开发表，以昭世人，搞得周作人丢尽了脸面，二人因此结下了梁子。其实要说，傅斯年对于周作人的看不起，大致从西南联大敦促他南下至昆明而无果时就开始了。
有一种解读认为，周作人以傅斯年谈话为“驴鸣”，是借用了明末遗民傅山的典故。傅山是明末清初具有民族气节的典型人物，是有名的学者、杂家，无意于宦途，与官方有着极大的不合作精神。他被人称作是研治诸子“开山立派”式的人物，著名的观点之一，“或问长生久视之术，青主曰，大丈夫不能效力君父，长生久视，徒猪狗活耳！或问行生精汉魏古诗赋，先生曰，此乃驴鸣犬吠，何益于国家？”是主张诗文应该“生于气节”的。周作人的所谓“驴鸣”，即来自于傅山“驴鸣犬吠”之语，细细想来，这种解读，能否作一家之言，还是可以让人莞尔一笑的。
周作人对于傅斯年的辱骂与嫉恨，在以后的日子里，可谓绵绵无期。身处老虎桥监狱，他以写打油诗来书愤，其中多首是含沙射影针对傅斯年的。《骑驴》诗云：“仓促骑驴出北平，新潮馀响久销沉。凭君箧载登莱腊，西上巴山作义民。”诗后一条自注就说：“骑驴系清朝状元傅以渐故事，此乃谓傅斯年也。”借用傅以渐身形奇硕不便骑马而骑驴上朝，以及南宋笔记《鸡肋篇》中登莱义民食人肉的故事，讽刺忠义之士的假面背后躲着野蛮的食人者，可谓恨之入骨了。当然，他此时所怨恨的，不只傅斯年，还有很多人，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就写道：“近年所见事、人中，败类卑劣、无人理者，沈启无之外，有赵万里、王纺源、顾子刚、沈兼士，此辈何多也？又皆是浙西与吴人，亦奇。”显然找骂，一笑。
耿传明在《晚年周作人》一书中谈到周作人“巷内骑驴”的日记，说，“这显然是拐着弯骂人了。他的祖父介浮公就颇擅此道，周作人继承了这种眦睚必报、尖刻诙谐的根性。所以有人说他温厚的个性是‘修养来的圣人’，而‘不是天生的圣人’，还是说得很到家的。”挖苦他人，且连及到了他的祖宗，亦不能不算作是尖酸刻薄了一点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