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金庸：武侠的隐喻与乌托邦
郭靖：侠之大者的民族神话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的第三部武侠作品，写于1957年到1959年，先在《香港商报》连载（《射雕英雄传》后记）。此书是金庸武侠创作上确立自信心的一部作品，奠定了金庸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宗师地位，而后他连写了《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两部相关长篇，一部比一部成功，形成了金庸作品的中心部分。通过“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空间坐标，金庸划定了小说的内在思路与故事背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绰号有传统武侠小说的影子，但也成了后来无数武侠作品竞相模仿的写法。《射雕英雄传》可以说是一部武侠小说的典范之作，在武侠小说史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在《射雕英雄传》中，作者虚构的人物开始与历史人物比肩，甚至可以凌驾于历史人物之上。这样的写法，其实是每一个小说家的内心深处的欲望——那种重构历史的野心与梦想。倪匡对男主角郭靖不太满意，在英雄人物品评上，认为“无可置评”。但郭靖却是金庸小说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个，虽然过于完美，却是金庸极端理想化的产物。郭靖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正如朱子柳道：“当今天下豪杰，提到郭兄时都称‘郭大侠’而不名。他数十年来苦守襄阳，保境安民，如此任侠，决非古时朱家、郭解辈逞一时之勇所能及。我说称他为‘北侠’，自当人人心服。”（《神雕侠侣》）
上海学者胡晓明在《金庸小说是中国文化的“招魂曲”》一文里如是说：“郭靖是一个气味纯正的英雄。任何现代西方心理分析方法用于这个人身上都显得龌龊小气。他的身上有着久远的文化血脉，接通着中国古代的圣王气象豪杰意境。这样的意境，在当代文学中的确是再难出现了。如郭靖、张无忌、乔峰、杨过、陈家洛、陈近南等脍炙人口的大侠，都有一番不同凡响的豪杰功业。都是在历史的大关头，临危授命，以武侠手段行圣王事业。”似乎学者都认定金庸笔下的主人公的儒家情怀，但细细分析，郭靖、张无忌、乔峰、杨过、陈家洛、陈近南之间却有很大的不同。相对来说，郭靖的儒家风范更为明显，从射雕到神雕，其儒家情怀倒是越来越浓。
行侠仗义似乎是英雄侠士不言而喻的事情，很有点“原善”的味道。像《倚天屠龙记》中张翠山被金毛狮王谢逊问道：“行侠仗义有甚么好？为甚么要行侠仗义？”张翠山只能无语，在张翠山的心里，行侠仗义是当然之义，自明之理，根本不用思考。此下被谢逊一问，才觉得这是个问题。从解构主义的观点来看，没有什么大词是不可质疑与天经地义的，一切所谓的“确定不移的客观事实”的背后都有权力的影子。《射雕英雄传》的主人公郭靖同样遇到了这种“精神危机”，“翻来覆去的想着，越想越是胡涂。”丘处机给他解道，但丘处机武学修为不够，郭靖并不信服，后来被师父洪七公的一番“义正词严”的棒喝所惊醒，从而成长为一代大侠。
然而细究洪老叫化的一番话：“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辈。老叫化贪饮贪食，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其中大有疑问，每个人杀人都理由，都认为对方是恶徒、该死之辈。但谁有权力作为审判者，缺席的审判无法令人信服。金庸对此也有反思，在后来的《天龙八部》里揭示出“纵有奇特个性和神通，依然有尘世的欢喜和悲苦”，而在《笑傲江湖》里则破除了正邪不两立的虚妄。可惜金庸未能更进一步，破除国家的神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依然是他信守的理想理念。我们都曾经经历过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小我的宣传时代，到头来只是一场噩梦。
理想本来是美好的，它是一种爱，对人，对生命的爱。这种理想有理由为人们所信奉，然而当一种为理想而献身的行为被作为生命的最高意义而被提倡时，人，生命往往成为一种手段而存在。在这样的一种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自身却没有价值和意义。当牺牲者被作为榜样提倡时，无疑是在昭示更多的追随者。“经死亡之路踏入黄金牧地。”这样，理想渐渐成为须不断用生命填入的无底黑洞，死亡成为理想的必经之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其实就是一剂迷幻汤，许诺国家神话的道德纸冠，让每个人不断奉献宝贵的生命，为武侠江湖的共产主义鞠躬尽瘁，意为“呕心沥血竭尽全力，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在这里，作为个体的个人已经完全不重要，国家和人民成为终极目的。
《射雕英雄传》的根基在于儒，“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又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郭靖实践了这些古代儒家的理想。然而儒家入世的民本主义所设定的仍然是思考和行为着的个人与他所属的民族共同体之间的道德责任，并不曾要人们为外族人的利益而承担道义责任。在这一点上来说，《天龙八部》中的主角萧峰则面对了比郭靖等人远为艰难的选择。学者何平认为，只有曾经支撑着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儒教才能支撑起金庸笔下腥风血雨的多难江湖。但在金庸后期的代表作中，《天龙八部》的根基在佛，《笑傲江湖》的根基在道，《鹿鼎记》的根基在西方。可以看出，后期的金庸已经走出“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儒教”影响，封笔之作《鹿鼎记》的选择是西方文化的印照决非偶然，“《鹿鼎记》对儒教正统、英雄道义的沉痛检讨是凝聚着时代精神的反省，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外缘性的批判。”
《射雕英雄传》另一主角当属成吉思汗，金庸对历史的兴趣有目共睹。从《射雕英雄传》后记及附录可知，金庸对元史极为熟悉，成吉思汗的重墨书写，居然还引发台湾文化官员封杀《射雕英雄传》一书，怀疑“有鼓吹毛/泽/东之嫌”，不许在台刊行。成吉思汗在临终时跟另一主人公郭靖有过思想上的交流，曾说：“我一生纵横天下，灭国无数，依你说竟算不得英雄？”从成吉思汗自身角度来说，他所做的一切，其实也不过是“为国为民”而已，他为自己的蒙古帝国南征西伐，夺得更多的土地，为自己的子民掠抢更多的金银财宝和女人。然而“积尸如山，那功罪是非，可就难说得很了。”相对《鹿鼎记》里的江湖奇人韦小宝，以流氓身份而成就的勋业令任何英雄都难及万一：手刃满州第一勇士鳌拜、参与平定三藩之乱、签订《尼布楚条约》、收复台湾、指导俄国的宫廷政变、为江湖各路好汉快意恩仇……他的文武事业和从容进退，使一切圣王怀抱和英雄道义黯然失色。
“金庸汇通古今的学问修养，势必使他在小说创作中面临一个并不深奥、但不易回答的问题：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儒教及其正统已日趋没落、解体，在这一事实基础上，他的英雄故事如何与历史真实和现实存在取得一致？对于这个矛盾，金庸显然深有会心。他从来不为他的侠义英雄设计大获全胜的凯旋，比较乐观的几部小说中也只有差强人意的成功，在他最感人的故事里洋溢的不是‘多难兴邦’的空头豪情，也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自我譬解，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烈士精神。尽管金庸没有彻底破坏通俗作品大团圆的程式，但他小说中弥漫的松柏后凋于寒霜、鸡鸣不已于风雨的悲剧气氛，已经强烈地暗示侠士无法逃脱的历史困局以及他们在这种困局中事实上的无所作为。”何平先生这段话已经说明了儒教及其正统已日趋没落、解体的无可挽留，同时印证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虚妄。正所谓：侠之大者，本是心魔；为国为民，更是虚妄；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的第三部武侠作品，写于1957年到1959年，先在《香港商报》连载（《射雕英雄传》后记）。此书是金庸武侠创作上确立自信心的一部作品，奠定了金庸在武侠小说史上的宗师地位，而后他连写了《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两部相关长篇，一部比一部成功，形成了金庸作品的中心部分。通过“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空间坐标，金庸划定了小说的内在思路与故事背景。“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绰号有传统武侠小说的影子，但也成了后来无数武侠作品竞相模仿的写法。《射雕英雄传》可以说是一部武侠小说的典范之作，在武侠小说史上占有最重要的地位。
在《射雕英雄传》中，作者虚构的人物开始与历史人物比肩，甚至可以凌驾于历史人物之上。这样的写法，其实是每一个小说家的内心深处的欲望——那种重构历史的野心与梦想。倪匡对男主角郭靖不太满意，在英雄人物品评上，认为“无可置评”。但郭靖却是金庸小说人物中影响最大的一个，虽然过于完美，却是金庸极端理想化的产物。郭靖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正如朱子柳道：“当今天下豪杰，提到郭兄时都称‘郭大侠’而不名。他数十年来苦守襄阳，保境安民，如此任侠，决非古时朱家、郭解辈逞一时之勇所能及。我说称他为‘北侠’，自当人人心服。”（《神雕侠侣》）
上海学者胡晓明在《金庸小说是中国文化的“招魂曲”》一文里如是说：“郭靖是一个气味纯正的英雄。任何现代西方心理分析方法用于这个人身上都显得龌龊小气。他的身上有着久远的文化血脉，接通着中国古代的圣王气象豪杰意境。这样的意境，在当代文学中的确是再难出现了。如郭靖、张无忌、乔峰、杨过、陈家洛、陈近南等脍炙人口的大侠，都有一番不同凡响的豪杰功业。都是在历史的大关头，临危授命，以武侠手段行圣王事业。”似乎学者都认定金庸笔下的主人公的儒家情怀，但细细分析，郭靖、张无忌、乔峰、杨过、陈家洛、陈近南之间却有很大的不同。相对来说，郭靖的儒家风范更为明显，从射雕到神雕，其儒家情怀倒是越来越浓。
行侠仗义似乎是英雄侠士不言而喻的事情，很有点“原善”的味道。像《倚天屠龙记》中张翠山被金毛狮王谢逊问道：“行侠仗义有甚么好？为甚么要行侠仗义？”张翠山只能无语，在张翠山的心里，行侠仗义是当然之义，自明之理，根本不用思考。此下被谢逊一问，才觉得这是个问题。从解构主义的观点来看，没有什么大词是不可质疑与天经地义的，一切所谓的“确定不移的客观事实”的背后都有权力的影子。《射雕英雄传》的主人公郭靖同样遇到了这种“精神危机”，“翻来覆去的想着，越想越是胡涂。”丘处机给他解道，但丘处机武学修为不够，郭靖并不信服，后来被师父洪七公的一番“义正词严”的棒喝所惊醒，从而成长为一代大侠。
然而细究洪老叫化的一番话：“老叫化一生杀过二百三十一人，这二百三十一人个个都是恶徒，若非贪官污吏、土豪恶霸，就是大奸巨恶、负义薄幸之辈。老叫化贪饮贪食，可是生平从来没杀过一个好人。”其中大有疑问，每个人杀人都理由，都认为对方是恶徒、该死之辈。但谁有权力作为审判者，缺席的审判无法令人信服。金庸对此也有反思，在后来的《天龙八部》里揭示出“纵有奇特个性和神通，依然有尘世的欢喜和悲苦”，而在《笑傲江湖》里则破除了正邪不两立的虚妄。可惜金庸未能更进一步，破除国家的神话，“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依然是他信守的理想理念。我们都曾经经历过为国家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小我的宣传时代，到头来只是一场噩梦。
理想本来是美好的，它是一种爱，对人，对生命的爱。这种理想有理由为人们所信奉，然而当一种为理想而献身的行为被作为生命的最高意义而被提倡时，人，生命往往成为一种手段而存在。在这样的一种追求理想的过程中，每一个人，每一个个体自身却没有价值和意义。当牺牲者被作为榜样提倡时，无疑是在昭示更多的追随者。“经死亡之路踏入黄金牧地。”这样，理想渐渐成为须不断用生命填入的无底黑洞，死亡成为理想的必经之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其实就是一剂迷幻汤，许诺国家神话的道德纸冠，让每个人不断奉献宝贵的生命，为武侠江湖的共产主义鞠躬尽瘁，意为“呕心沥血竭尽全力，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在这里，作为个体的个人已经完全不重要，国家和人民成为终极目的。
《射雕英雄传》的根基在于儒，“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古人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又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郭靖实践了这些古代儒家的理想。然而儒家入世的民本主义所设定的仍然是思考和行为着的个人与他所属的民族共同体之间的道德责任，并不曾要人们为外族人的利益而承担道义责任。在这一点上来说，《天龙八部》中的主角萧峰则面对了比郭靖等人远为艰难的选择。学者何平认为，只有曾经支撑着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儒教才能支撑起金庸笔下腥风血雨的多难江湖。但在金庸后期的代表作中，《天龙八部》的根基在佛，《笑傲江湖》的根基在道，《鹿鼎记》的根基在西方。可以看出，后期的金庸已经走出“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儒教”影响，封笔之作《鹿鼎记》的选择是西方文化的印照决非偶然，“《鹿鼎记》对儒教正统、英雄道义的沉痛检讨是凝聚着时代精神的反省，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外缘性的批判。”
《射雕英雄传》另一主角当属成吉思汗，金庸对历史的兴趣有目共睹。从《射雕英雄传》后记及附录可知，金庸对元史极为熟悉，成吉思汗的重墨书写，居然还引发台湾文化官员封杀《射雕英雄传》一书，怀疑“有鼓吹毛/泽/东之嫌”，不许在台刊行。成吉思汗在临终时跟另一主人公郭靖有过思想上的交流，曾说：“我一生纵横天下，灭国无数，依你说竟算不得英雄？”从成吉思汗自身角度来说，他所做的一切，其实也不过是“为国为民”而已，他为自己的蒙古帝国南征西伐，夺得更多的土地，为自己的子民掠抢更多的金银财宝和女人。然而“积尸如山，那功罪是非，可就难说得很了。”相对《鹿鼎记》里的江湖奇人韦小宝，以流氓身份而成就的勋业令任何英雄都难及万一：手刃满州第一勇士鳌拜、参与平定三藩之乱、签订《尼布楚条约》、收复台湾、指导俄国的宫廷政变、为江湖各路好汉快意恩仇……他的文武事业和从容进退，使一切圣王怀抱和英雄道义黯然失色。
“金庸汇通古今的学问修养，势必使他在小说创作中面临一个并不深奥、但不易回答的问题：在真实的历史进程中，儒教及其正统已日趋没落、解体，在这一事实基础上，他的英雄故事如何与历史真实和现实存在取得一致？对于这个矛盾，金庸显然深有会心。他从来不为他的侠义英雄设计大获全胜的凯旋，比较乐观的几部小说中也只有差强人意的成功，在他最感人的故事里洋溢的不是‘多难兴邦’的空头豪情，也不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自我譬解，而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烈士精神。尽管金庸没有彻底破坏通俗作品大团圆的程式，但他小说中弥漫的松柏后凋于寒霜、鸡鸣不已于风雨的悲剧气氛，已经强烈地暗示侠士无法逃脱的历史困局以及他们在这种困局中事实上的无所作为。”何平先生这段话已经说明了儒教及其正统已日趋没落、解体的无可挽留，同时印证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虚妄。正所谓：侠之大者，本是心魔；为国为民，更是虚妄；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袁承志：一个缺乏自我的畸零人
作为抗清名将一代督师袁崇焕之后的袁承志，其实已经自带光环，亮出老爹身份，江湖人士还是肃然起敬的。小说里当群雄听得袁承志乃袁督师之后“叹声四起，本来无可无不可的人也一致赞成。”不过可惜的是这个男主几乎没有什么光彩，缺乏自我，性格模糊，功业爱情皆失意，最后只能选择“乘槎浮于海”，留下一个凄清的背影。“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小说的最后一章，如此标题。其实袁承志哪有什么“安邦志”呢，最多凭借武学在江湖上行侠仗义而已。或者我们还可以追问一句：袁承志，承的什么志呢？
不过也不能怪袁承志自己，《碧血剑》是金庸的第二部武侠小说，表面上男主乃是袁承志，其实真正的主角却是已经死去的人物金蛇郎君夏雪宜与督师袁崇焕。金庸在《碧血剑》倒叙了二个死去的人物：金蛇郎君与袁崇焕。这也是金庸第一次在其小说创作中运用倒叙形式来展示故事情节的起伏曲折。而纵观港台其它武侠小说，其形式上的创新乏善可陈。金蛇郎君气场极大，暗器金蛇锥乃是金子打的。按木桑道长所语便是：“使这暗器的人好阔气，一出手就是一两多金子。”其实金蛇郎君倒是孤苦无依，一心一意系在复仇之上。
由于《碧血剑》的真正主角是金蛇郎君夏雪宜，表面上的男主袁承志的性格与形象就较为模糊，与金蛇郎君夏雪宜相比，黯然失色。金蛇郎君夏雪宜的成功是金庸肯定了他的个性，将金蛇郎君写成一个敢恨敢爱的奇男子，一个活生生的真人，惟其真才格外让人喜爱。金蛇郎君心中充满仇恨，却又生出爱来。一生背负重担，却活的潇洒自在。袁崇焕同样如此，坚韧不拔，一代督师的形象跃然纸上。然而袁崇焕被冤而死，死状极惨：“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
小说里，袁承志听得父亲如此惨死：怒道：“昏君奸臣为非作歹，那也罢了，北京城的老百姓，却也如此可恶！”然而百姓又知道啥呢。正如袁崇焕部下孙仲寿所说的那样：“老百姓不明真相，只道皇帝的圣旨，是再也不会错的。清兵在北京城外烧杀掳掠，害死的人成千成万，因此百姓对勾结敌兵的汉奸痛恨入骨。”历史上这样的事不止一起，多次重复，“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袁承志虽然武学上受华山派“神剑仙猿”穆人清与木桑道长以及金蛇郎君的遗传的三重教导，艺成之后罕有敌手。但在政治上，毫无建树可言。面对李自成与皇太极、崇祯的几方势力，进退两难。而在感情上同样如此，虽然貌似喜欢温青青，但对于阿九，多多少少有一种难言的爱慕与感伤。其实袁承志与金庸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里的男主陈家洛非常相似，家境武功都差不多，做人亦是如此。纵有惊人神通，人缺一根筋，无人能救。
或许作者金庸就是自觉袁承志形象不足吸引读者，才又精心构思了一个死去的金蛇郎君夏雪宜。小说里，两人处处呈现出对比的书写。袁承志比较严谨，则金蛇郎君就是狂放。袁承志对于感情浑浑噩噩，则金蛇郎君敢爱敢恨，情如烈火。袁承志木讷近伪，则金蛇郎君栩栩如真，惟大英雄能本色。从某一种角度来说，死去的金蛇郎君是对活着的袁承志的补充。两个人并立在一起，才让《碧血剑》具有可读性，不至于单调无味。
金庸在《碧血剑》一书中，开始对历史进行反思，点出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事实上就算李自成一统天下，他所建立的新王朝也决不会比明朝皇帝好多少。反倒是异族统治延续了帝国最后的光辉岁月。李岩的悲剧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依然时有体现，也许这本是人性的劣根，而改变人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这种历史反思其实很是粗暴简单，直到《天龙八部》与《笑傲江湖》《鹿鼎记》时，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才达到一个圆熟境界。
倪匡认为《碧血剑》值得一提的是其附篇《袁崇焕评传》："这篇评传，以深入浅出的文字写袁崇焕，对于明末的历史，做了极详实的叙述，也写出了一个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因为性格而铸成的悲剧的那种悲壮而无可奈何的况境，令人阅后怅然。《袁崇焕评传》是一篇极有价值的论文。而且可读性极高。近世堪与比拟的相类文字。只有柏杨的《中国人史纲》而已。"倪匡之语未免过誉，但《袁崇焕评传》确实是篇好文字，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历史的视角。
《碧血剑》中的传统武侠小说的因素依然浓厚，金庸在此时尚未走出传统武侠小说的阴影。其武学描写乏善可称，浑不似后期武学境界之灿烂多彩。云南异族五毒教的出现，乃是金庸力图突破传统模式的努力。在《笑傲江湖》里，五仙教教主蓝凤凰明显就是《碧血剑》里五毒教教主何铁手的翻版，当然境界相差极远。五毒教教主何铁手出场行事，不免生硬，而且爱上女扮男装的温青青，这对一个使毒大行家是一种讽刺。反观五仙教教主大妹子蓝凤凰光彩照人，就是圣姑任盈盈亦夺不去她的惊艳。
这部不算成功的金庸作品，却留下了一个尾巴。小说里的几个人物，在另一部并非续书的奇书《鹿鼎记》里闪现。譬如阿九（已经成为大高手九难师太）、何铁手、归辛树夫妇。尤其是九难师太与韦小宝有着极为密切的暧昧关系，也挺奇怪两人的交往，一个公主尼姑，一个无赖泼皮。要知道九难心里念念不忘的只有那位远遁海外的当世第一高手袁承志，韦小宝又如何入她法眼。只是没想到九难师太离别之际，居然觉得韦小宝是她最好的徒弟。阿九，毕竟是公主尼姑。
作为抗清名将一代督师袁崇焕之后的袁承志，其实已经自带光环，亮出老爹身份，江湖人士还是肃然起敬的。小说里当群雄听得袁承志乃袁督师之后“叹声四起，本来无可无不可的人也一致赞成。”不过可惜的是这个男主几乎没有什么光彩，缺乏自我，性格模糊，功业爱情皆失意，最后只能选择“乘槎浮于海”，留下一个凄清的背影。“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小说的最后一章，如此标题。其实袁承志哪有什么“安邦志”呢，最多凭借武学在江湖上行侠仗义而已。或者我们还可以追问一句：袁承志，承的什么志呢？
不过也不能怪袁承志自己，《碧血剑》是金庸的第二部武侠小说，表面上男主乃是袁承志，其实真正的主角却是已经死去的人物金蛇郎君夏雪宜与督师袁崇焕。金庸在《碧血剑》倒叙了二个死去的人物：金蛇郎君与袁崇焕。这也是金庸第一次在其小说创作中运用倒叙形式来展示故事情节的起伏曲折。而纵观港台其它武侠小说，其形式上的创新乏善可陈。金蛇郎君气场极大，暗器金蛇锥乃是金子打的。按木桑道长所语便是：“使这暗器的人好阔气，一出手就是一两多金子。”其实金蛇郎君倒是孤苦无依，一心一意系在复仇之上。
由于《碧血剑》的真正主角是金蛇郎君夏雪宜，表面上的男主袁承志的性格与形象就较为模糊，与金蛇郎君夏雪宜相比，黯然失色。金蛇郎君夏雪宜的成功是金庸肯定了他的个性，将金蛇郎君写成一个敢恨敢爱的奇男子，一个活生生的真人，惟其真才格外让人喜爱。金蛇郎君心中充满仇恨，却又生出爱来。一生背负重担，却活的潇洒自在。袁崇焕同样如此，坚韧不拔，一代督师的形象跃然纸上。然而袁崇焕被冤而死，死状极惨：“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
小说里，袁承志听得父亲如此惨死：怒道：“昏君奸臣为非作歹，那也罢了，北京城的老百姓，却也如此可恶！”然而百姓又知道啥呢。正如袁崇焕部下孙仲寿所说的那样：“老百姓不明真相，只道皇帝的圣旨，是再也不会错的。清兵在北京城外烧杀掳掠，害死的人成千成万，因此百姓对勾结敌兵的汉奸痛恨入骨。”历史上这样的事不止一起，多次重复，“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袁承志虽然武学上受华山派“神剑仙猿”穆人清与木桑道长以及金蛇郎君的遗传的三重教导，艺成之后罕有敌手。但在政治上，毫无建树可言。面对李自成与皇太极、崇祯的几方势力，进退两难。而在感情上同样如此，虽然貌似喜欢温青青，但对于阿九，多多少少有一种难言的爱慕与感伤。其实袁承志与金庸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里的男主陈家洛非常相似，家境武功都差不多，做人亦是如此。纵有惊人神通，人缺一根筋，无人能救。
或许作者金庸就是自觉袁承志形象不足吸引读者，才又精心构思了一个死去的金蛇郎君夏雪宜。小说里，两人处处呈现出对比的书写。袁承志比较严谨，则金蛇郎君就是狂放。袁承志对于感情浑浑噩噩，则金蛇郎君敢爱敢恨，情如烈火。袁承志木讷近伪，则金蛇郎君栩栩如真，惟大英雄能本色。从某一种角度来说，死去的金蛇郎君是对活着的袁承志的补充。两个人并立在一起，才让《碧血剑》具有可读性，不至于单调无味。
金庸在《碧血剑》一书中，开始对历史进行反思，点出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事实上就算李自成一统天下，他所建立的新王朝也决不会比明朝皇帝好多少。反倒是异族统治延续了帝国最后的光辉岁月。李岩的悲剧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依然时有体现，也许这本是人性的劣根，而改变人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这种历史反思其实很是粗暴简单，直到《天龙八部》与《笑傲江湖》《鹿鼎记》时，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才达到一个圆熟境界。
倪匡认为《碧血剑》值得一提的是其附篇《袁崇焕评传》："这篇评传，以深入浅出的文字写袁崇焕，对于明末的历史，做了极详实的叙述，也写出了一个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因为性格而铸成的悲剧的那种悲壮而无可奈何的况境，令人阅后怅然。《袁崇焕评传》是一篇极有价值的论文。而且可读性极高。近世堪与比拟的相类文字。只有柏杨的《中国人史纲》而已。"倪匡之语未免过誉，但《袁崇焕评传》确实是篇好文字，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历史的视角。
《碧血剑》中的传统武侠小说的因素依然浓厚，金庸在此时尚未走出传统武侠小说的阴影。其武学描写乏善可称，浑不似后期武学境界之灿烂多彩。云南异族五毒教的出现，乃是金庸力图突破传统模式的努力。在《笑傲江湖》里，五仙教教主蓝凤凰明显就是《碧血剑》里五毒教教主何铁手的翻版，当然境界相差极远。五毒教教主何铁手出场行事，不免生硬，而且爱上女扮男装的温青青，这对一个使毒大行家是一种讽刺。反观五仙教教主大妹子蓝凤凰光彩照人，就是圣姑任盈盈亦夺不去她的惊艳。
这部不算成功的金庸作品，却留下了一个尾巴。小说里的几个人物，在另一部并非续书的奇书《鹿鼎记》里闪现。譬如阿九（已经成为大高手九难师太）、何铁手、归辛树夫妇。尤其是九难师太与韦小宝有着极为密切的暧昧关系，也挺奇怪两人的交往，一个公主尼姑，一个无赖泼皮。要知道九难心里念念不忘的只有那位远遁海外的当世第一高手袁承志，韦小宝又如何入她法眼。只是没想到九难师太离别之际，居然觉得韦小宝是她最好的徒弟。阿九，毕竟是公主尼姑。
胡斐：侠的生存意义
——读《飞狐外传》
在《飞狐外传》之前，作者金庸还写过一部形式内容精炼完整的作品《雪山飞狐》。不过《雪山飞狐》表面上的男主是胡斐，其实真正的主角是胡斐的老爹胡一刀，而胡斐自己的形象完全被其先人胡一刀所掩盖，形象极为单薄。于是金庸专门写了一部胡斐少年时代的成长小说，并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为美色所动，不为面子所动”等种种理念来塑造小说的主人公形象。
《雪山飞狐》的男主很弱，但这部小说的结构相当奇特，有着日本电影《罗生门》的影子，后来中国的导演张艺谋的武侠电影《英雄》就脱胎于此。《雪山飞狐》将“百年与一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一天里讲述“百年历史恩怨”，其重心在胡一刀与苗人凤的惊世一战上。这一战引出了后来的叙事发展，所谓画龙点睛。其锋芒所及，主角光环亦被遮蔽。
小说的象征意味非常浓厚，通过胡苗范田四大家族之间的百年恩怨，揭示出中国人的"窝里斗"与人性的丑恶与卑劣。而全书最精彩之处就是两位当世大侠的殊死相搏--苗人凤与胡一刀之战、胡斐与苗人凤之战。他们为了莫名其妙的原因而互相拼杀，可谓是“几乎无事的悲剧。”其故事背后的意义与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不遑多让。金庸的书写，小处也可以透散深刻之思。
作为《雪山飞狐》的续写，虽然《飞狐外传》的故事发生在《雪山飞狐》之前，但写作却是对《雪山飞狐》的补充。可以说《飞狐外传》是作者金庸第一部成长型的小说，而成长型小说的成熟之作当属《射雕英雄传》。金庸对《飞狐外传》用力很深，尤其是对男主胡斐花了很大的心血，可惜的是“目的是写这样一个性格，不过没能写得有深度。”
《飞狐外传》的男主胡斐的确算不上很受读者爱戴。倪匡在《我看金庸小说》中评胡斐为"一个被浪费了的人物，豪情胜概，只在隐约之中显露，始终未能完整发挥。"然而胡斐为了不相识的钟阿四一家人，千里奔波，为公道而战，不为美色所动，不为面子所动，其侠义风范在金庸小说中并不多见，就是放在无数的武侠小说里亦是不多见的。金庸凭借《飞狐外传》以朴实简洁的叙事，卸下武侠作品一贯的奇观形式，强调了观念对人性的压抑，对“侠”的存在做了充满想象力的书写。
《飞狐外传》以令人激动的成长寓言深植于人道主义的武侠写实传统，抛弃史诗神话的宏大建构，单纯地写一个理想主义的古典侠士胡斐。在胡斐行侠江湖的橙色岁月里，一路上的美女不过是上帝对他的考验，其所秉持的理念不断受到蛇的诱惑，此时此刻，胡斐呈现出哈姆雷特式的彷徨与犹豫。行动或迟疑，都是在选择，而人生最难的就是选择。
作为英雄之后，胡斐最终承担前人的重负，坚守了个人性的理念，始终把“侠”的本意放在自己的行为之上，看似偏执，其实乃是不忘初心。他与红花会的诸位当家颇有渊源，跟赵半山乃是生死之交，但在《雪山飞狐》里，胡斐依旧以个人性的姿态行走江湖，并没有加入追随体制化的组织红花会。真正的侠士，敢于面对强权，敢于拒绝体制的召唤，游离于江湖主流的意识形态之外。
红花会领袖陈家洛与朝廷大帅福康安相貌神似，这绝非偶然，两个人其实是一种人，对政治成功的渴望，陈家洛梦想推翻一个皇帝，取而代之。而胡斐呢，只想做一个自由自在行侠江湖的普通人。在此意义上来说，胡斐亦成为一个“有问题”的人，一个脱离组织的人。他没有被红花会散播的反清复明的道德大义所迷惑，而是义无反顾的孤单上路，以胡家刀法抗拒人世间的虚无。
相比金庸后期作品里男主对感情问题的三心二意与迟疑，胡斐对感情的处理没有半点拖泥带水，他爱袁紫衣，到了知道袁紫衣原来是个尼姑，也未死心。在他父母墓前听得圆性（袁紫衣）的一番话，再无所忌，要去禀告她师父，让她还俗，视世俗束缚如无物。而对程灵素流水无情，自始自终未曾有一丝矫情安慰她、欺骗于她。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绝不含糊。（相反女主袁紫衣明明是个尼姑身份，说自己一心向佛，却要挑逗胡斐，不知她向的何种佛？）
我真的特别喜欢《飞狐外传》的第二女主程灵素，仿佛她一袭蓝衫，所谓空谷有佳人，遗世而独立。金庸写的太好了，她是天底下最善良的女子。为情郎而死，一了百了，洒脱自在。男主胡斐与她无缘，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勉强不来。程灵素可以说是金庸笔下极少的一位不以美貌而吸引读者的女主角，不愧为天下第一毒物七心海棠的主人。
——读《飞狐外传》
在《飞狐外传》之前，作者金庸还写过一部形式内容精炼完整的作品《雪山飞狐》。不过《雪山飞狐》表面上的男主是胡斐，其实真正的主角是胡斐的老爹胡一刀，而胡斐自己的形象完全被其先人胡一刀所掩盖，形象极为单薄。于是金庸专门写了一部胡斐少年时代的成长小说，并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为美色所动，不为面子所动”等种种理念来塑造小说的主人公形象。
《雪山飞狐》的男主很弱，但这部小说的结构相当奇特，有着日本电影《罗生门》的影子，后来中国的导演张艺谋的武侠电影《英雄》就脱胎于此。《雪山飞狐》将“百年与一日”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在一天里讲述“百年历史恩怨”，其重心在胡一刀与苗人凤的惊世一战上。这一战引出了后来的叙事发展，所谓画龙点睛。其锋芒所及，主角光环亦被遮蔽。
小说的象征意味非常浓厚，通过胡苗范田四大家族之间的百年恩怨，揭示出中国人的"窝里斗"与人性的丑恶与卑劣。而全书最精彩之处就是两位当世大侠的殊死相搏--苗人凤与胡一刀之战、胡斐与苗人凤之战。他们为了莫名其妙的原因而互相拼杀，可谓是“几乎无事的悲剧。”其故事背后的意义与柏杨的《中国人史纲》不遑多让。金庸的书写，小处也可以透散深刻之思。
作为《雪山飞狐》的续写，虽然《飞狐外传》的故事发生在《雪山飞狐》之前，但写作却是对《雪山飞狐》的补充。可以说《飞狐外传》是作者金庸第一部成长型的小说，而成长型小说的成熟之作当属《射雕英雄传》。金庸对《飞狐外传》用力很深，尤其是对男主胡斐花了很大的心血，可惜的是“目的是写这样一个性格，不过没能写得有深度。”
《飞狐外传》的男主胡斐的确算不上很受读者爱戴。倪匡在《我看金庸小说》中评胡斐为"一个被浪费了的人物，豪情胜概，只在隐约之中显露，始终未能完整发挥。"然而胡斐为了不相识的钟阿四一家人，千里奔波，为公道而战，不为美色所动，不为面子所动，其侠义风范在金庸小说中并不多见，就是放在无数的武侠小说里亦是不多见的。金庸凭借《飞狐外传》以朴实简洁的叙事，卸下武侠作品一贯的奇观形式，强调了观念对人性的压抑，对“侠”的存在做了充满想象力的书写。
《飞狐外传》以令人激动的成长寓言深植于人道主义的武侠写实传统，抛弃史诗神话的宏大建构，单纯地写一个理想主义的古典侠士胡斐。在胡斐行侠江湖的橙色岁月里，一路上的美女不过是上帝对他的考验，其所秉持的理念不断受到蛇的诱惑，此时此刻，胡斐呈现出哈姆雷特式的彷徨与犹豫。行动或迟疑，都是在选择，而人生最难的就是选择。
作为英雄之后，胡斐最终承担前人的重负，坚守了个人性的理念，始终把“侠”的本意放在自己的行为之上，看似偏执，其实乃是不忘初心。他与红花会的诸位当家颇有渊源，跟赵半山乃是生死之交，但在《雪山飞狐》里，胡斐依旧以个人性的姿态行走江湖，并没有加入追随体制化的组织红花会。真正的侠士，敢于面对强权，敢于拒绝体制的召唤，游离于江湖主流的意识形态之外。
红花会领袖陈家洛与朝廷大帅福康安相貌神似，这绝非偶然，两个人其实是一种人，对政治成功的渴望，陈家洛梦想推翻一个皇帝，取而代之。而胡斐呢，只想做一个自由自在行侠江湖的普通人。在此意义上来说，胡斐亦成为一个“有问题”的人，一个脱离组织的人。他没有被红花会散播的反清复明的道德大义所迷惑，而是义无反顾的孤单上路，以胡家刀法抗拒人世间的虚无。
相比金庸后期作品里男主对感情问题的三心二意与迟疑，胡斐对感情的处理没有半点拖泥带水，他爱袁紫衣，到了知道袁紫衣原来是个尼姑，也未死心。在他父母墓前听得圆性（袁紫衣）的一番话，再无所忌，要去禀告她师父，让她还俗，视世俗束缚如无物。而对程灵素流水无情，自始自终未曾有一丝矫情安慰她、欺骗于她。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绝不含糊。（相反女主袁紫衣明明是个尼姑身份，说自己一心向佛，却要挑逗胡斐，不知她向的何种佛？）
我真的特别喜欢《飞狐外传》的第二女主程灵素，仿佛她一袭蓝衫，所谓空谷有佳人，遗世而独立。金庸写的太好了，她是天底下最善良的女子。为情郎而死，一了百了，洒脱自在。男主胡斐与她无缘，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勉强不来。程灵素可以说是金庸笔下极少的一位不以美貌而吸引读者的女主角，不愧为天下第一毒物七心海棠的主人。
令狐冲：自由武学分子的江湖绝唱
夜晚是如此美好，清冷的月光漫上我的房间。我翻开了一部武侠作品《笑傲江湖》，金庸先生暂时抛开自己所擅长的大历史环境，笔锋所至，就象他笔下的令狐冲一样“歪歪斜斜地刺出一剑”，成就了一曲“自由主义”的绝唱。我的朋友王怡说“令狐冲是一个江湖之上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金庸笔下，我们看到只有令狐冲在精神上是作为一个个体，而不是作为一个团体当中的成员而出现的。为了强调个体的纯粹性，金庸甚至破天荒地只字不提他的身世。”（《不服从的江湖》）金庸小说不能等闲视之，如仅仅以小说读者的眼光泛泛而读，诚如前贤所说：“所求者狭而有限，则所得者亦狭而有限”（旅美学人陈世骧语）。如能探求追索作者未必明言的心史，寻找武侠之外的意义，可能会增加一些新的阅读乐趣。譬如《天龙八部》遗留下未曾言说的余味，则是悲天悯人的仁慈和宁静淡远的高致。
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后记里写道：“令狐冲是天生的‘隐士’。令狐冲不是大侠，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风清扬是心灰意懒、惭愧懊丧而退隐。令狐冲却是天生的不受羁勒。在黑木崖上，不论是杨莲亭或任我行掌握大权，旁人随便笑一笑都会引来杀身之祸，傲慢更加不可。‘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冲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从《笑傲江湖》的表面描写来看，主角令狐冲确实深得“自由主义”之精髓，“令狐冲于世俗的礼法教条，从来不瞧在眼里。”天生不受拘束，洒脱豁达，任情使性。然而仔细分析，令狐冲又是孤独的，他的孤独渗透在他飞扬跳脱、不受约束的性格中。令狐冲一生都在追求自由与随意的生活方式，追求个性的舒展和心灵的自由。但他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些他所追求的东西，而他得到的又不是他所向往的，无论在武功、爱情还是在江湖中的位置。可能，表面上的放任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在令狐冲特立独行的狂诞之下，隐藏着主人公的“自我的脆弱”。
“当癫狂的令狐冲行走在江湖之间时，他使我们感到了片刻自由。这是一个没有严密法律与规则的世界，武功的高下几乎是惟一的标准。从华山到衡山到西湖，令狐冲在美酒与美女的陪伴下，一路闲逛。像许多阅读者一样，我为令狐冲被岳不群逐出华山派而暗暗兴奋，渴望看到一个更加无拘束的性情中人。”然而一个父亲式的师父岳不群就让令狐冲永远生活在内心的道德斗争之中。令狐冲从未想到“弑父”，做梦都没有想过。就算岳不群让他去死，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去死。此时此刻，自由成为一张草纸。按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自由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坚持个人至上的观点。他们往往强调个人的价值与权利，强调个人由于其天生秉赋或潜能而具有某种超越万物的价值，强调个人应该得到最高的尊重，应该享有某些基本权利。从这个定义来看令狐冲在《笑傲江湖》的所作所为，离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退隐也不是容易的事。刘正风追求艺术上的自由，重视莫逆于心的友谊，想金盆洗手；梅庄四友盼望在孤山隐姓埋名，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他们都无法做到，卒以身殉，因为权力斗争不容许。”
令狐冲对权力不感兴趣，他只对小师妹有兴趣。正是这种感情上的执着使他失去了自由主义者最为宝贵的立足根基。《笑傲江湖》的最后—幕：盈盈……说着伸手过去扣住令狐冲的手腕，叹道：“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终身和一只大马猴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说着嫣然一笑，娇柔无限。“这一段看起来十分的美妙圆满，但其间却总是透出了一些苦涩的意味，实在是哭笑不得——这位可爱的盈盈小姐，总喜欢将自己的心思强加于人，明明是她‘伸手过去，扣住令狐冲的手腕’却偏偏要说：‘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终身和一只大马猴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当然她这是心满意足的玩笑。令狐冲扣由她扣，说由她说。——真正的被拴住、扣住，从此无法自由的是令狐冲呵。他内心的感受，是幸福还是感伤，实在也说不明白。他只有无言。这也可以说是承认，也可以说是反抗，更可以说是一种无可名状的茫然。他的沉默是苦涩的。他的无言，意味深长。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但心灵的深处，只怕是永恒的伤逝。”
天涯写手羽戈曾经说过：“我一直怀疑，金庸是否在构思写作《笑傲》的开初，就准备将令狐冲写成一个自由主义者？”《笑傲江湖》是一部寓言式作品，对人性及中国历史有深刻的揭示。《笑傲江湖》没有明显的历史背景，正如金庸所言：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金庸借虚构的江湖争霸来影射中国三千年的政治斗争，于是小说体现了一种寓言化的本质，一种人性的大丑恶与大善良。《笑傲江湖》对武学的超脱令人耳目一新，“无招胜有招”这一石破天惊的构思体现了金庸作品灿烂夺目的思想内涵。 但金庸在虚化《笑傲江湖》的历史背景时，同时虚化了小说里的自由主义倾向，而加强了道家的无为主义的政治学和任自然的人生哲学，前者的代表是少林的方证大师和武当的冲虚道长，后者的代表是华山的令狐冲和衡山掌门莫大先生。
“一个破败的小酒馆，充满了低俗的气息。桌上一壶猴儿酒，窗外阳光温暖。一个落拓的人坐在桌边，神情飞扬，衣衫褴褛掩饰不住他的豪放不羁。”我一直想象着令狐冲以这样一种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有着哈姆雷特式的犹疑，所有争雄江湖的野心都在猴儿酒的酒香中散去，他只想重返过去，重返华山的往日时光。令狐冲的忧伤和彷徨表达了个体面对时代的脆弱，从而唤起人们对每一个生命的尊敬。如果不去重复想象中的生命，人就永远不可能充实地活着，想象力的缺乏使人无法存在。所有的江湖恩怨都是预言，最终指向形而上的精神归旨。小说家感兴趣的不是人物的“现实性”，而是人物的“真实性”。随着令狐冲武学境界的提升，使他能够跳出华山派的拘束，并跳出天下各门各派的拘束，看破了所谓正邪不两立的虚妄，从而成为一个“自由武学分子”，才可能无所顾忌地捣毁“历史与传统”的必然逻辑。
作为一种类型化的作品，武侠小说本身提供了一种逃避式的空间，在这种空间中凸显的是对于传统伦理、江湖道义的回归与怀旧，而不是杰姆逊意义上对于“当下”与救世神学式的“最终治愈的时刻”的怀旧与回归。读者沉迷于武侠小说之中，实际上是与小说主人公的认同状态相一致，从而达到一种自我幻化、自我遗忘。真正意味深长的武侠乌托邦不仅仅是构造一个“懒汉的乐园”，而是在编织梦幻的同时，也不放弃对现实的关注，《笑傲江湖》、《鹿鼎记》诸作莫不如此，这正是金庸武侠“寄托遥深”之处，也就是在这种有关现世惨痛现实的戏剧化、陌生化的表述中，我们能够辨认出现实世界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金庸小说的讽刺策略，达成一种亦庄亦谐的文化批判。
《笑傲江湖》的最后，令狐冲终于归隐在一个玄奇神秘之所，与金庸笔下的其他男女主人公一样是不知所踪。这样的安排其实反证了这些英雄侠士的逃避与无法自由，他们神秘而不可言说的归隐地点、他们不知所踪的命运，反而使他们成为卢卡奇意义上的现代人，一个“先验的无家可归的人”。无招可以胜有招，但无法自由的悲剧意味却不可能被大团圆的结局所掩盖，金庸自己也承认：“盈盈的爱情得到圆满，她是心满意足的，令狐冲的自由却又被锁住了。或许，只有在仪琳的片面爱情之中，他的个性才极少受到拘束。人生在世，充分圆满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就像月儿的阴晴圆缺一样，此事古难全。我们迷醉在英雄侠士表面上的个人自由，却没有看到“江湖世界”背后强大的主宰性和操纵性异化力量。沧海一声笑，世间已无自由可言。
夜晚是如此美好，清冷的月光漫上我的房间。我翻开了一部武侠作品《笑傲江湖》，金庸先生暂时抛开自己所擅长的大历史环境，笔锋所至，就象他笔下的令狐冲一样“歪歪斜斜地刺出一剑”，成就了一曲“自由主义”的绝唱。我的朋友王怡说“令狐冲是一个江湖之上的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在金庸笔下，我们看到只有令狐冲在精神上是作为一个个体，而不是作为一个团体当中的成员而出现的。为了强调个体的纯粹性，金庸甚至破天荒地只字不提他的身世。”（《不服从的江湖》）金庸小说不能等闲视之，如仅仅以小说读者的眼光泛泛而读，诚如前贤所说：“所求者狭而有限，则所得者亦狭而有限”（旅美学人陈世骧语）。如能探求追索作者未必明言的心史，寻找武侠之外的意义，可能会增加一些新的阅读乐趣。譬如《天龙八部》遗留下未曾言说的余味，则是悲天悯人的仁慈和宁静淡远的高致。
金庸在《笑傲江湖》的后记里写道：“令狐冲是天生的‘隐士’。令狐冲不是大侠，是陶潜那样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隐士。风清扬是心灰意懒、惭愧懊丧而退隐。令狐冲却是天生的不受羁勒。在黑木崖上，不论是杨莲亭或任我行掌握大权，旁人随便笑一笑都会引来杀身之祸，傲慢更加不可。‘笑傲江湖’的自由自在，是令狐冲这类人物所追求的目标。”从《笑傲江湖》的表面描写来看，主角令狐冲确实深得“自由主义”之精髓，“令狐冲于世俗的礼法教条，从来不瞧在眼里。”天生不受拘束，洒脱豁达，任情使性。然而仔细分析，令狐冲又是孤独的，他的孤独渗透在他飞扬跳脱、不受约束的性格中。令狐冲一生都在追求自由与随意的生活方式，追求个性的舒展和心灵的自由。但他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些他所追求的东西，而他得到的又不是他所向往的，无论在武功、爱情还是在江湖中的位置。可能，表面上的放任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在令狐冲特立独行的狂诞之下，隐藏着主人公的“自我的脆弱”。
“当癫狂的令狐冲行走在江湖之间时，他使我们感到了片刻自由。这是一个没有严密法律与规则的世界，武功的高下几乎是惟一的标准。从华山到衡山到西湖，令狐冲在美酒与美女的陪伴下，一路闲逛。像许多阅读者一样，我为令狐冲被岳不群逐出华山派而暗暗兴奋，渴望看到一个更加无拘束的性情中人。”然而一个父亲式的师父岳不群就让令狐冲永远生活在内心的道德斗争之中。令狐冲从未想到“弑父”，做梦都没有想过。就算岳不群让他去死，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去死。此时此刻，自由成为一张草纸。按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自由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坚持个人至上的观点。他们往往强调个人的价值与权利，强调个人由于其天生秉赋或潜能而具有某种超越万物的价值，强调个人应该得到最高的尊重，应该享有某些基本权利。从这个定义来看令狐冲在《笑傲江湖》的所作所为，离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还有很大一段距离。“‘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要退隐也不是容易的事。刘正风追求艺术上的自由，重视莫逆于心的友谊，想金盆洗手；梅庄四友盼望在孤山隐姓埋名，享受琴棋书画的乐趣；他们都无法做到，卒以身殉，因为权力斗争不容许。”
令狐冲对权力不感兴趣，他只对小师妹有兴趣。正是这种感情上的执着使他失去了自由主义者最为宝贵的立足根基。《笑傲江湖》的最后—幕：盈盈……说着伸手过去扣住令狐冲的手腕，叹道：“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终身和一只大马猴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说着嫣然一笑，娇柔无限。“这一段看起来十分的美妙圆满，但其间却总是透出了一些苦涩的意味，实在是哭笑不得——这位可爱的盈盈小姐，总喜欢将自己的心思强加于人，明明是她‘伸手过去，扣住令狐冲的手腕’却偏偏要说：‘想不到我任盈盈竟也终身和一只大马猴在一起，再也分不开了。’当然她这是心满意足的玩笑。令狐冲扣由她扣，说由她说。——真正的被拴住、扣住，从此无法自由的是令狐冲呵。他内心的感受，是幸福还是感伤，实在也说不明白。他只有无言。这也可以说是承认，也可以说是反抗，更可以说是一种无可名状的茫然。他的沉默是苦涩的。他的无言，意味深长。他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但心灵的深处，只怕是永恒的伤逝。”
天涯写手羽戈曾经说过：“我一直怀疑，金庸是否在构思写作《笑傲》的开初，就准备将令狐冲写成一个自由主义者？”《笑傲江湖》是一部寓言式作品，对人性及中国历史有深刻的揭示。《笑傲江湖》没有明显的历史背景，正如金庸所言：类似的情景可以发生在任何朝代。金庸借虚构的江湖争霸来影射中国三千年的政治斗争，于是小说体现了一种寓言化的本质，一种人性的大丑恶与大善良。《笑傲江湖》对武学的超脱令人耳目一新，“无招胜有招”这一石破天惊的构思体现了金庸作品灿烂夺目的思想内涵。 但金庸在虚化《笑傲江湖》的历史背景时，同时虚化了小说里的自由主义倾向，而加强了道家的无为主义的政治学和任自然的人生哲学，前者的代表是少林的方证大师和武当的冲虚道长，后者的代表是华山的令狐冲和衡山掌门莫大先生。
“一个破败的小酒馆，充满了低俗的气息。桌上一壶猴儿酒，窗外阳光温暖。一个落拓的人坐在桌边，神情飞扬，衣衫褴褛掩饰不住他的豪放不羁。”我一直想象着令狐冲以这样一种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他有着哈姆雷特式的犹疑，所有争雄江湖的野心都在猴儿酒的酒香中散去，他只想重返过去，重返华山的往日时光。令狐冲的忧伤和彷徨表达了个体面对时代的脆弱，从而唤起人们对每一个生命的尊敬。如果不去重复想象中的生命，人就永远不可能充实地活着，想象力的缺乏使人无法存在。所有的江湖恩怨都是预言，最终指向形而上的精神归旨。小说家感兴趣的不是人物的“现实性”，而是人物的“真实性”。随着令狐冲武学境界的提升，使他能够跳出华山派的拘束，并跳出天下各门各派的拘束，看破了所谓正邪不两立的虚妄，从而成为一个“自由武学分子”，才可能无所顾忌地捣毁“历史与传统”的必然逻辑。
作为一种类型化的作品，武侠小说本身提供了一种逃避式的空间，在这种空间中凸显的是对于传统伦理、江湖道义的回归与怀旧，而不是杰姆逊意义上对于“当下”与救世神学式的“最终治愈的时刻”的怀旧与回归。读者沉迷于武侠小说之中，实际上是与小说主人公的认同状态相一致，从而达到一种自我幻化、自我遗忘。真正意味深长的武侠乌托邦不仅仅是构造一个“懒汉的乐园”，而是在编织梦幻的同时，也不放弃对现实的关注，《笑傲江湖》、《鹿鼎记》诸作莫不如此，这正是金庸武侠“寄托遥深”之处，也就是在这种有关现世惨痛现实的戏剧化、陌生化的表述中，我们能够辨认出现实世界所存在的问题，并通过金庸小说的讽刺策略，达成一种亦庄亦谐的文化批判。
《笑傲江湖》的最后，令狐冲终于归隐在一个玄奇神秘之所，与金庸笔下的其他男女主人公一样是不知所踪。这样的安排其实反证了这些英雄侠士的逃避与无法自由，他们神秘而不可言说的归隐地点、他们不知所踪的命运，反而使他们成为卢卡奇意义上的现代人，一个“先验的无家可归的人”。无招可以胜有招，但无法自由的悲剧意味却不可能被大团圆的结局所掩盖，金庸自己也承认：“盈盈的爱情得到圆满，她是心满意足的，令狐冲的自由却又被锁住了。或许，只有在仪琳的片面爱情之中，他的个性才极少受到拘束。人生在世，充分圆满的自由根本是不能的。”就像月儿的阴晴圆缺一样，此事古难全。我们迷醉在英雄侠士表面上的个人自由，却没有看到“江湖世界”背后强大的主宰性和操纵性异化力量。沧海一声笑，世间已无自由可言。
乔峰：肉身之死，人性复活
乔峰是个英雄，刚一出场就光芒万丈，就连武学大理论家王语嫣小姐也是佩服的紧：“这位乔帮主武功如此了得，我表哥跟他齐名，江湖上有道是‘北乔峰，南慕容’，可是……可是我表哥的武功，怎能……怎能……”至于另一位武学爱好者风波恶的反应则是：“这……这是‘擒龙功’吧？世上居然真的……真的有人会此神奇武功。”金庸笔下的主人公很少有像乔峰这样甫一出场就是绝顶的武学高手，一般的主人公都有渐渐成长的背景，武功由低到高，而乔峰没有。这个特例也预示着乔峰不平坦的人生历程与险恶的江湖之路，至于后来背负十字架上的种种磨难，理所当然。
乔峰可以说是一个在正统儒家思想下成长起来的大侠，为人坦荡，心胸开阔，敢作敢为，为兄弟两肋插刀，大是大非面前总表现得异常的勇敢果断，总能以大宋民族大义为先，舍己为人，不愧为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乔峰集中了所有金庸小说里的英雄的优点，在“杏子林中，商略平生义”一章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场即将发生的丐帮内斗叛变，就在他先发制人之下，使得状况难料的祸乱消弭于无形。其举重若轻的处理危机的手法令人赞叹，不负“北乔峰”之大名。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他很可能成为另一个大侠郭靖式的人物，成为没有争议的单向度的大英雄。
变故是英雄必经之路，由此路而达血肉之身的重新建构。所以乔峰的身份被揭露之后，他从乔峰转变为萧峰之后，一切都变了。英雄开始退位，光环黯淡，人性渐渐复活。尤其是轻易发誓造成英雄不可弥补的精神创伤：“乔某是汉人也好，是契丹人也好，有生之年，决不伤一条汉人的性命，若违此誓，有如此刀。”然而事与愿违，他在聚贤庄大开杀戒，虽说是自卫，但毕竟放弃了自己的誓言，内心的创伤可想而知。而且萧峰发誓的时候是心甘情愿的，没有人逼他，他本不该轻易发誓，既然发誓便该尽量遵守，他却又屡屡轻破且毫不内疚，缺乏一种英雄反思己过的担当，或许此乃其父萧远山的遗传效果。破誓固然有损英雄的形象，却是人性复活的铁证。
从萧峰轻易破了誓言这件精神创伤之事件，再反观《天龙八部》里另一位人物南海鳄神，从这一点上来说，南海鳄神远比萧峰更为伟大。与萧峰相反，南海鳄神拜段誉为师之言不过是中了别人圈套，并非心甘情愿也没有正式发誓，可是他始终遵守，并最终为此送命，诚可谓一诺千金，令人钦佩不已。一个人偶尔信守一下誓言，没啥了不起，但死到临头还信守誓言，真的很伟大。如果换作萧峰，他被敌人所骗，说不定早就说一句“这等巨奸大恶之徒，不能讲什么江湖道义、武林规矩。”然后一掌拍死了事。以一个大英雄的身份来说，屡破誓言确实令人难以信服。假如我们把萧峰看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神时，这一切都迎刃而解，英雄需要粉饰，但人性却真实凸现，无须粉饰。
从开始的主旋律英雄人物乔峰转变为悲剧性人物萧峰，《天龙八部》开始展现出悲天悯人的仁慈和宁静淡远的高致。而萧峰在多了一点胡人的凶悍、暴力之外，人性的复杂一面渐渐透散出来，譬如他请世传儒医王通治救疗阿紫时：“听得这王通治在一旁罗里罗唆，冷言冷语，不由得怒从心起，反手便想一掌击出。”既有杀人之一念，英雄成色已是不足，故香港学者潘国森说乔峰不算大英雄。这里的萧峰没有半点英雄的举止，完全凸现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从而复活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生气，他发怒，他有情绪，他想杀人，一切普通人所具有的欲望他都具备。金庸以如椽巨笔成功写出了从英雄到后英雄的武侠时代，当英雄具有普通人的血与肉时，武侠江湖开始进入市民社会，所以在《鹿鼎记》里资本（银票）登堂入室，决定一切。
萧峰后来远遁关外，其实是作为一个本我个体的自我放逐，自我流浪。至此，萧峰的人生已无任何的意义。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可是他为了报仇，仇未报，挚爱已先逝。要报仇，得忘却所有情感去杀掉以往的好友，试问，情何以堪？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萧峰自最早的拒绝相信自己是契丹人，到血债血还的报仇而转变成自我放逐的逃避现实。他躲到关外，想要过着打猎放牧的生活。他逃避英雄的称号，想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然而人在江湖，又岂能事事尽如人意？最终萧峰自戕于辽宋两国的边境之上，完成悲剧人物的阅读期待。正如十字架上的肉身之死，带来精神的复活，经死亡之路踏入黄金牧地。
按叙事学原理来说，讲述故事和传播故事意义的人本应该意识到，一切完成了的事都得有一个“收尾”，《天龙八部》的收尾即是萧峰的死。然而金庸疏忽了，缺少了行为之后的思想收尾，缺少了完成记忆的衔接过渡，就不会出现任何可以被讲述的故事。由此，《天龙八部》的故事结构不得不松散，不得不由一个主角的讲述过渡到另一个主角的讲述，最终形成巴赫金复调理论的构架，印照众生皆苦、万法归一的佛家真义。好的故事一般带有神谕的意旨，它引发无穷无尽的阐释的可能，具有重新描绘生活的虚构的力量，《天龙八部》当作如是观。
说英雄，谁是英雄。《天龙八部》并不是要描写一位伟大的英雄，而是写一位悲剧人物在极端困境下的自我反抗与自我挣扎，更具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由神到人的转变，预示着作者思想观念的境界提升。在这样的氛围里，《天龙八部》的主人公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受尽磨难，甚至失败丧命。人生能够常住不灭，恐世间将更无趣味。人世无常，或者正是很妙的事罢。萧峰的故事在人世无常的境地里带给我们永久的悲剧感，让我们唏嘘之余，又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悲凉。作为普通人，在金庸武侠作品的“陌生化”的惊喜与震撼之下，我们日常生活的沉闷单调，被纸上世界一束神话般的光芒所照亮。
乔峰是个英雄，刚一出场就光芒万丈，就连武学大理论家王语嫣小姐也是佩服的紧：“这位乔帮主武功如此了得，我表哥跟他齐名，江湖上有道是‘北乔峰，南慕容’，可是……可是我表哥的武功，怎能……怎能……”至于另一位武学爱好者风波恶的反应则是：“这……这是‘擒龙功’吧？世上居然真的……真的有人会此神奇武功。”金庸笔下的主人公很少有像乔峰这样甫一出场就是绝顶的武学高手，一般的主人公都有渐渐成长的背景，武功由低到高，而乔峰没有。这个特例也预示着乔峰不平坦的人生历程与险恶的江湖之路，至于后来背负十字架上的种种磨难，理所当然。
乔峰可以说是一个在正统儒家思想下成长起来的大侠，为人坦荡，心胸开阔，敢作敢为，为兄弟两肋插刀，大是大非面前总表现得异常的勇敢果断，总能以大宋民族大义为先，舍己为人，不愧为天下第一大帮的帮主。乔峰集中了所有金庸小说里的英雄的优点，在“杏子林中，商略平生义”一章里表现得淋漓尽致，一场即将发生的丐帮内斗叛变，就在他先发制人之下，使得状况难料的祸乱消弭于无形。其举重若轻的处理危机的手法令人赞叹，不负“北乔峰”之大名。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他很可能成为另一个大侠郭靖式的人物，成为没有争议的单向度的大英雄。
变故是英雄必经之路，由此路而达血肉之身的重新建构。所以乔峰的身份被揭露之后，他从乔峰转变为萧峰之后，一切都变了。英雄开始退位，光环黯淡，人性渐渐复活。尤其是轻易发誓造成英雄不可弥补的精神创伤：“乔某是汉人也好，是契丹人也好，有生之年，决不伤一条汉人的性命，若违此誓，有如此刀。”然而事与愿违，他在聚贤庄大开杀戒，虽说是自卫，但毕竟放弃了自己的誓言，内心的创伤可想而知。而且萧峰发誓的时候是心甘情愿的，没有人逼他，他本不该轻易发誓，既然发誓便该尽量遵守，他却又屡屡轻破且毫不内疚，缺乏一种英雄反思己过的担当，或许此乃其父萧远山的遗传效果。破誓固然有损英雄的形象，却是人性复活的铁证。
从萧峰轻易破了誓言这件精神创伤之事件，再反观《天龙八部》里另一位人物南海鳄神，从这一点上来说，南海鳄神远比萧峰更为伟大。与萧峰相反，南海鳄神拜段誉为师之言不过是中了别人圈套，并非心甘情愿也没有正式发誓，可是他始终遵守，并最终为此送命，诚可谓一诺千金，令人钦佩不已。一个人偶尔信守一下誓言，没啥了不起，但死到临头还信守誓言，真的很伟大。如果换作萧峰，他被敌人所骗，说不定早就说一句“这等巨奸大恶之徒，不能讲什么江湖道义、武林规矩。”然后一掌拍死了事。以一个大英雄的身份来说，屡破誓言确实令人难以信服。假如我们把萧峰看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神时，这一切都迎刃而解，英雄需要粉饰，但人性却真实凸现，无须粉饰。
从开始的主旋律英雄人物乔峰转变为悲剧性人物萧峰，《天龙八部》开始展现出悲天悯人的仁慈和宁静淡远的高致。而萧峰在多了一点胡人的凶悍、暴力之外，人性的复杂一面渐渐透散出来，譬如他请世传儒医王通治救疗阿紫时：“听得这王通治在一旁罗里罗唆，冷言冷语，不由得怒从心起，反手便想一掌击出。”既有杀人之一念，英雄成色已是不足，故香港学者潘国森说乔峰不算大英雄。这里的萧峰没有半点英雄的举止，完全凸现了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从而复活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生气，他发怒，他有情绪，他想杀人，一切普通人所具有的欲望他都具备。金庸以如椽巨笔成功写出了从英雄到后英雄的武侠时代，当英雄具有普通人的血与肉时，武侠江湖开始进入市民社会，所以在《鹿鼎记》里资本（银票）登堂入室，决定一切。
萧峰后来远遁关外，其实是作为一个本我个体的自我放逐，自我流浪。至此，萧峰的人生已无任何的意义。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可是他为了报仇，仇未报，挚爱已先逝。要报仇，得忘却所有情感去杀掉以往的好友，试问，情何以堪？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萧峰自最早的拒绝相信自己是契丹人，到血债血还的报仇而转变成自我放逐的逃避现实。他躲到关外，想要过着打猎放牧的生活。他逃避英雄的称号，想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然而人在江湖，又岂能事事尽如人意？最终萧峰自戕于辽宋两国的边境之上，完成悲剧人物的阅读期待。正如十字架上的肉身之死，带来精神的复活，经死亡之路踏入黄金牧地。
按叙事学原理来说，讲述故事和传播故事意义的人本应该意识到，一切完成了的事都得有一个“收尾”，《天龙八部》的收尾即是萧峰的死。然而金庸疏忽了，缺少了行为之后的思想收尾，缺少了完成记忆的衔接过渡，就不会出现任何可以被讲述的故事。由此，《天龙八部》的故事结构不得不松散，不得不由一个主角的讲述过渡到另一个主角的讲述，最终形成巴赫金复调理论的构架，印照众生皆苦、万法归一的佛家真义。好的故事一般带有神谕的意旨，它引发无穷无尽的阐释的可能，具有重新描绘生活的虚构的力量，《天龙八部》当作如是观。
说英雄，谁是英雄。《天龙八部》并不是要描写一位伟大的英雄，而是写一位悲剧人物在极端困境下的自我反抗与自我挣扎，更具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由神到人的转变，预示着作者思想观念的境界提升。在这样的氛围里，《天龙八部》的主人公不可避免地遭受挫折，受尽磨难，甚至失败丧命。人生能够常住不灭，恐世间将更无趣味。人世无常，或者正是很妙的事罢。萧峰的故事在人世无常的境地里带给我们永久的悲剧感，让我们唏嘘之余，又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悲凉。作为普通人，在金庸武侠作品的“陌生化”的惊喜与震撼之下，我们日常生活的沉闷单调，被纸上世界一束神话般的光芒所照亮。
杨过：反叛青年的前世今生
——读《神雕侠侣》
《神雕侠侣》创作于1959年，这个年代正是世界各地青年人叛逆思想大行其道的时候，自由放纵的理念深入人心。于是作者金庸借“杨过”这个人物抒写世间礼法习俗对人心灵和行为的拘束。虽是“古代形式”的创作，其实是当代境遇、现代心态的重新书写。而杨过则是深谙人情世故，却又有意要做社会的叛逆，其思想之潇洒飘逸在金庸小说中独一无二。（韦小宝行事更为荒唐，但多少有些被动，而不是主动）
作为“射雕三部曲”的第二部，由于《射雕英雄传》的巨大成功，让续篇背负重担与压力，如何在一个完美人格（郭靖）的照印之下，主角具有自己个性的叙事，乃是小说必须完成的使命。金庸采取了亦正亦邪的人物构架，穿插真实历史的进程，并让笔下的虚构人物与真实的历史比肩而立，至于杨过以绝顶武学之石击大汗蒙哥，不过乃是史诗神话之后的余波。
《射雕英雄传》的男主郭靖继续在《神雕侠侣》里大放光芒，完成他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最后历程。正如朱子柳说的那样：“当今天下豪杰，提到郭兄时都称‘郭大侠’而不名。他数十年来苦守襄阳，保境安民，如此任侠，决非古时朱家、郭解辈逞一时之勇所能及。我说称他为‘北侠’，自当人人心服。”“襄阳鏖兵”时，郭靖凭借“上天梯”的绝世武功登墙而行，让两军为之叫好。如此书写，显然乃是铺垫郭靖的英雄形象。
郭靖可以说是一路完美成长为“侠之大者”，作为续书的《神雕侠侣》自然不能沿袭旧套，于是作者把杨过放在一个亦正亦邪的环境里，接受各种上天与人世的考验，包括情爱、断臂、武学、个人恩怨、民族大义的种种打磨，最终两位当世大侠，携手走进襄阳城。年少轻狂的反叛青年终于向世俗低头，成为一个被信任的人。当反叛青年成为“神雕大侠”的时候，小说的张力随之而散，叙事终结。
然而我始终不能欣赏杨过与小龙女，杨过后来成为"神雕大侠"，声势不在襄阳郭靖之下。但小龙女实在与"侠"字无缘，侠代表一种主动性的行为，而小龙女仅仅只是顾及与杨过的感情才做出某些举动，有时行事颇类白痴。不知杨过爱她什么？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但是作为“侠”，有时就没有选择，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倪匡认为"小龙女是金庸笔下女角中最出色的一个"，此语殊令人不服也。
写作有时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影响，《神雕侠侣》写于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所以其主题探讨传统对个人成长的压抑性以及内心受创引发的精神危机，而主角杨过的身上同时又隐含着西方反叛精神的印记。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后半部开始出现一些奇人异士，譬如圣因师太、人厨子、转轮王张一氓、百草仙等等，与金庸之前书写的人物有了明显的区别，这为后来《倚天屠龙记》与《天龙八部》里的各色神通人物做下了铺垫。
《神雕侠侣》用力写情，然十六年之约，又隐约透散出爱的无力感。或许对于作者来说，越是用力所写的念念不忘，越不容易讨好。反而“风陵夜话”等章节，写的清淡婉约，令人怀思不已。感情的冲突与矛盾始终是任何小说的重心。《神雕侠侣》是部"情"书，余在江南初读《神雕侠侣》之时，尚不知情为何物也。后来避居孤岛，历经风云变幻与人事更迭，方悟"情"字害人如此。偈云：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诚哉斯言。
金庸笔下的武侠世界不同于匈牙利人卢卡奇所美化的希腊式的“史诗世界”，即那个葆有“完整文明”的世界，而是一个多灾多难的破碎世界，带有现代性的创伤记忆。譬如杨过父母双亡，一出生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个人”，是一个寻求者。然而小说的主角最后可以“瞥视”到意义的光芒，但这光芒却不能穿透现实，改变现实。《神雕侠侣》里的杨过便是遭遇寻找父亲、个人成长的艰难之旅，他与郭家的种种恩怨，即是弑父与寻父的纠结。
金庸作品，往往曲折书写并宣泄着乱世情结所深藏的焦灼和不安，它们构成一个纷繁交错的政治空间，以及爱恨交织的情感世界。这种政治空间以江湖的身份缓缓展开，自成一统，形成兰波所言的“在别处的生活”，以及保罗·利柯所指出的“不仅仅是现实之外的梦境”，是借文学作品“塑造了一个新现实”本身。然而即使是“在别处的生活”，依然照耀着现实的血腥影子。民族对立，英雄仇杀，让小说里的人物无法自拔。
与“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郭靖相比，杨过在绽放耀眼光芒之后，开始逃避于宏大叙事的包裹之中，成为试图超越历史、民族、国家的旁观者和局外人，最终选择的是个人的自由。所以才有后来的“终南山后，活死人墓。神雕侠侣，绝迹江湖。”郭靖选择了“为国为民”而慷慨就义，战死襄阳。杨过个人性的逃避，与作者金庸的思想转变密切相关，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对自由的呼唤。
《神雕侠侣》里面有两个少年，大是关键性人物，值得特别关注：郭襄与张君宝。前者创立峨嵋派武学，才有后来灭绝师太的出场；后者虽着墨不多，却是武学不世出的一代宗师张三丰，武当内家拳派的创始人。此两人又带出“射雕三部曲”之第三部的叙事因果，与宋辽元历史的交汇融合在一起，白衣如雪，照亮汉族豪杰抗元的熊熊焰火，小说亦借此反省迷失年代青年的神话性所作所为。
——读《神雕侠侣》
《神雕侠侣》创作于1959年，这个年代正是世界各地青年人叛逆思想大行其道的时候，自由放纵的理念深入人心。于是作者金庸借“杨过”这个人物抒写世间礼法习俗对人心灵和行为的拘束。虽是“古代形式”的创作，其实是当代境遇、现代心态的重新书写。而杨过则是深谙人情世故，却又有意要做社会的叛逆，其思想之潇洒飘逸在金庸小说中独一无二。（韦小宝行事更为荒唐，但多少有些被动，而不是主动）
作为“射雕三部曲”的第二部，由于《射雕英雄传》的巨大成功，让续篇背负重担与压力，如何在一个完美人格（郭靖）的照印之下，主角具有自己个性的叙事，乃是小说必须完成的使命。金庸采取了亦正亦邪的人物构架，穿插真实历史的进程，并让笔下的虚构人物与真实的历史比肩而立，至于杨过以绝顶武学之石击大汗蒙哥，不过乃是史诗神话之后的余波。
《射雕英雄传》的男主郭靖继续在《神雕侠侣》里大放光芒，完成他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最后历程。正如朱子柳说的那样：“当今天下豪杰，提到郭兄时都称‘郭大侠’而不名。他数十年来苦守襄阳，保境安民，如此任侠，决非古时朱家、郭解辈逞一时之勇所能及。我说称他为‘北侠’，自当人人心服。”“襄阳鏖兵”时，郭靖凭借“上天梯”的绝世武功登墙而行，让两军为之叫好。如此书写，显然乃是铺垫郭靖的英雄形象。
郭靖可以说是一路完美成长为“侠之大者”，作为续书的《神雕侠侣》自然不能沿袭旧套，于是作者把杨过放在一个亦正亦邪的环境里，接受各种上天与人世的考验，包括情爱、断臂、武学、个人恩怨、民族大义的种种打磨，最终两位当世大侠，携手走进襄阳城。年少轻狂的反叛青年终于向世俗低头，成为一个被信任的人。当反叛青年成为“神雕大侠”的时候，小说的张力随之而散，叙事终结。
然而我始终不能欣赏杨过与小龙女，杨过后来成为"神雕大侠"，声势不在襄阳郭靖之下。但小龙女实在与"侠"字无缘，侠代表一种主动性的行为，而小龙女仅仅只是顾及与杨过的感情才做出某些举动，有时行事颇类白痴。不知杨过爱她什么？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但是作为“侠”，有时就没有选择，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倪匡认为"小龙女是金庸笔下女角中最出色的一个"，此语殊令人不服也。
写作有时离不开外部环境的影响，《神雕侠侣》写于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初，所以其主题探讨传统对个人成长的压抑性以及内心受创引发的精神危机，而主角杨过的身上同时又隐含着西方反叛精神的印记。值得注意的是小说的后半部开始出现一些奇人异士，譬如圣因师太、人厨子、转轮王张一氓、百草仙等等，与金庸之前书写的人物有了明显的区别，这为后来《倚天屠龙记》与《天龙八部》里的各色神通人物做下了铺垫。
《神雕侠侣》用力写情，然十六年之约，又隐约透散出爱的无力感。或许对于作者来说，越是用力所写的念念不忘，越不容易讨好。反而“风陵夜话”等章节，写的清淡婉约，令人怀思不已。感情的冲突与矛盾始终是任何小说的重心。《神雕侠侣》是部"情"书，余在江南初读《神雕侠侣》之时，尚不知情为何物也。后来避居孤岛，历经风云变幻与人事更迭，方悟"情"字害人如此。偈云：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诚哉斯言。
金庸笔下的武侠世界不同于匈牙利人卢卡奇所美化的希腊式的“史诗世界”，即那个葆有“完整文明”的世界，而是一个多灾多难的破碎世界，带有现代性的创伤记忆。譬如杨过父母双亡，一出生就是一个“有问题的个人”，是一个寻求者。然而小说的主角最后可以“瞥视”到意义的光芒，但这光芒却不能穿透现实，改变现实。《神雕侠侣》里的杨过便是遭遇寻找父亲、个人成长的艰难之旅，他与郭家的种种恩怨，即是弑父与寻父的纠结。
金庸作品，往往曲折书写并宣泄着乱世情结所深藏的焦灼和不安，它们构成一个纷繁交错的政治空间，以及爱恨交织的情感世界。这种政治空间以江湖的身份缓缓展开，自成一统，形成兰波所言的“在别处的生活”，以及保罗·利柯所指出的“不仅仅是现实之外的梦境”，是借文学作品“塑造了一个新现实”本身。然而即使是“在别处的生活”，依然照耀着现实的血腥影子。民族对立，英雄仇杀，让小说里的人物无法自拔。
与“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郭靖相比，杨过在绽放耀眼光芒之后，开始逃避于宏大叙事的包裹之中，成为试图超越历史、民族、国家的旁观者和局外人，最终选择的是个人的自由。所以才有后来的“终南山后，活死人墓。神雕侠侣，绝迹江湖。”郭靖选择了“为国为民”而慷慨就义，战死襄阳。杨过个人性的逃避，与作者金庸的思想转变密切相关，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对自由的呼唤。
《神雕侠侣》里面有两个少年，大是关键性人物，值得特别关注：郭襄与张君宝。前者创立峨嵋派武学，才有后来灭绝师太的出场；后者虽着墨不多，却是武学不世出的一代宗师张三丰，武当内家拳派的创始人。此两人又带出“射雕三部曲”之第三部的叙事因果，与宋辽元历史的交汇融合在一起，白衣如雪，照亮汉族豪杰抗元的熊熊焰火，小说亦借此反省迷失年代青年的神话性所作所为。
袁承志：一个缺乏自我的畸零人
——读《碧血剑》
，作为抗清名将一代督师袁崇焕之后的袁承志，其实已经自带光环，亮出老爹身份，江湖人士还是肃然起敬的。小说里当群雄听得袁承志乃袁督师之后“叹声四起，本来无可无不可的人也一致赞成。”不过可惜的是这个男主几乎没有什么光彩，缺乏自我，性格模糊，功业爱情皆失意，最后只能选择“乘槎浮于海”，留下一个凄清的背影。“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小说的最后一章，如此标题。其实袁承志哪有什么“安邦志”呢，最多凭借武学在江湖上行侠仗义而已。或者我们还可以追问一句：袁承志，承的什么志呢？
不过也不能怪袁承志自己，《碧血剑》是金庸的第二部武侠小说，表面上男主乃是袁承志，其实真正的主角却是已经死去的人物金蛇郎君夏雪宜与督师袁崇焕。金庸在《碧血剑》倒叙了二个死去的人物：金蛇郎君与袁崇焕。这也是金庸第一次在其小说创作中运用倒叙形式来展示故事情节的起伏曲折。而纵观港台其它武侠小说，其形式上的创新乏善可陈。金蛇郎君气场极大，暗器金蛇锥乃是金子打的。按木桑道长所语便是：“使这暗器的人好阔气，一出手就是一两多金子。”其实金蛇郎君倒是孤苦无依，一心一意系在复仇之上。
由于《碧血剑》的真正主角是金蛇郎君夏雪宜，表面上的男主袁承志的性格与形象就较为模糊，与金蛇郎君夏雪宜相比，黯然失色。金蛇郎君夏雪宜的成功是金庸肯定了他的个性，将金蛇郎君写成一个敢恨敢爱的奇男子，一个活生生的真人，惟其真才格外让人喜爱。金蛇郎君心中充满仇恨，却又生出爱来。一生背负重担，却活的潇洒自在。袁崇焕同样如此，坚韧不拔，一代督师的形象跃然纸上。然而袁崇焕被冤而死，死状极惨：“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
小说里，袁承志听得父亲如此惨死：怒道：“昏君奸臣为非作歹，那也罢了，北京城的老百姓，却也如此可恶！”然而百姓又知道啥呢。正如袁崇焕部下孙仲寿所说的那样：“老百姓不明真相，只道皇帝的圣旨，是再也不会错的。清兵在北京城外烧杀掳掠，害死的人成千成万，因此百姓对勾结敌兵的汉奸痛恨入骨。”历史上这样的事不止一起，多次重复，“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袁承志虽然武学上受华山派“神剑仙猿”穆人清与木桑道长以及金蛇郎君的遗传的三重教导，艺成之后罕有敌手。但在政治上，毫无建树可言。面对李自成与皇太极、崇祯的几方势力，进退两难。而在感情上同样如此，虽然貌似喜欢温青青，但对于阿九，多多少少有一种难言的爱慕与感伤。其实袁承志与金庸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里的男主陈家洛非常相似，家境武功都差不多，做人亦是如此。纵有惊人神通，人缺一根筋，无人能救。
或许作者金庸就是自觉袁承志形象不足吸引读者，才又精心构思了一个死去的金蛇郎君夏雪宜。小说里，两人处处呈现出对比的书写。袁承志比较严谨，则金蛇郎君就是狂放。袁承志对于感情浑浑噩噩，则金蛇郎君敢爱敢恨，情如烈火。袁承志木讷近伪，则金蛇郎君栩栩如真，惟大英雄能本色。从某一种角度来说，死去的金蛇郎君是对活着的袁承志的补充。两个人并立在一起，才让《碧血剑》具有可读性，不至于单调无味。
金庸在《碧血剑》一书中，开始对历史进行反思，点出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事实上就算李自成一统天下，他所建立的新王朝也决不会比明朝皇帝好多少。反倒是异族统治延续了帝国最后的光辉岁月。李岩的悲剧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依然时有体现，也许这本是人性的劣根，而改变人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这种历史反思其实很是粗暴简单，直到《天龙八部》与《笑傲江湖》《鹿鼎记》时，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才达到一个圆熟境界。
倪匡认为《碧血剑》值得一提的是其附篇《袁崇焕评传》："这篇评传，以深入浅出的文字写袁崇焕，对于明末的历史，做了极详实的叙述，也写出了一个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因为性格而铸成的悲剧的那种悲壮而无可奈何的况境，令人阅后怅然。《袁崇焕评传》是一篇极有价值的论文。而且可读性极高。近世堪与比拟的相类文字。只有柏杨的《中国人史纲》而已。"倪匡之语未免过誉，但《袁崇焕评传》确实是篇好文字，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历史的视角。
《碧血剑》中的传统武侠小说的因素依然浓厚，金庸在此时尚未走出传统武侠小说的阴影。其武学描写乏善可称，浑不似后期武学境界之灿烂多彩。云南异族五毒教的出现，乃是金庸力图突破传统模式的努力。在《笑傲江湖》里，五仙教教主蓝凤凰明显就是《碧血剑》里五毒教教主何铁手的翻版，当然境界相差极远。五毒教教主何铁手出场行事，不免生硬，而且爱上女扮男装的温青青，这对一个使毒大行家是一种讽刺。反观五仙教教主大妹子蓝凤凰光彩照人，就是圣姑任盈盈亦夺不去她的惊艳。
这部不算成功的金庸作品，却留下了一个尾巴。小说里的几个人物，在另一部并非续书的奇书《鹿鼎记》里闪现。譬如阿九（已经成为大高手九难师太）、何铁手、归辛树夫妇。尤其是九难师太与韦小宝有着极为密切的暧昧关系，也挺奇怪两人的交往，一个公主尼姑，一个无赖泼皮。要知道九难心里念念不忘的只有那位远遁海外的当世第一高手袁承志，韦小宝又如何入她法眼。只是没想到九难师太离别之际，居然觉得韦小宝是她最好的徒弟。阿九，毕竟是公主尼姑。
——读《碧血剑》
，作为抗清名将一代督师袁崇焕之后的袁承志，其实已经自带光环，亮出老爹身份，江湖人士还是肃然起敬的。小说里当群雄听得袁承志乃袁督师之后“叹声四起，本来无可无不可的人也一致赞成。”不过可惜的是这个男主几乎没有什么光彩，缺乏自我，性格模糊，功业爱情皆失意，最后只能选择“乘槎浮于海”，留下一个凄清的背影。“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小说的最后一章，如此标题。其实袁承志哪有什么“安邦志”呢，最多凭借武学在江湖上行侠仗义而已。或者我们还可以追问一句：袁承志，承的什么志呢？
不过也不能怪袁承志自己，《碧血剑》是金庸的第二部武侠小说，表面上男主乃是袁承志，其实真正的主角却是已经死去的人物金蛇郎君夏雪宜与督师袁崇焕。金庸在《碧血剑》倒叙了二个死去的人物：金蛇郎君与袁崇焕。这也是金庸第一次在其小说创作中运用倒叙形式来展示故事情节的起伏曲折。而纵观港台其它武侠小说，其形式上的创新乏善可陈。金蛇郎君气场极大，暗器金蛇锥乃是金子打的。按木桑道长所语便是：“使这暗器的人好阔气，一出手就是一两多金子。”其实金蛇郎君倒是孤苦无依，一心一意系在复仇之上。
由于《碧血剑》的真正主角是金蛇郎君夏雪宜，表面上的男主袁承志的性格与形象就较为模糊，与金蛇郎君夏雪宜相比，黯然失色。金蛇郎君夏雪宜的成功是金庸肯定了他的个性，将金蛇郎君写成一个敢恨敢爱的奇男子，一个活生生的真人，惟其真才格外让人喜爱。金蛇郎君心中充满仇恨，却又生出爱来。一生背负重担，却活的潇洒自在。袁崇焕同样如此，坚韧不拔，一代督师的形象跃然纸上。然而袁崇焕被冤而死，死状极惨：“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
小说里，袁承志听得父亲如此惨死：怒道：“昏君奸臣为非作歹，那也罢了，北京城的老百姓，却也如此可恶！”然而百姓又知道啥呢。正如袁崇焕部下孙仲寿所说的那样：“老百姓不明真相，只道皇帝的圣旨，是再也不会错的。清兵在北京城外烧杀掳掠，害死的人成千成万，因此百姓对勾结敌兵的汉奸痛恨入骨。”历史上这样的事不止一起，多次重复，“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袁承志虽然武学上受华山派“神剑仙猿”穆人清与木桑道长以及金蛇郎君的遗传的三重教导，艺成之后罕有敌手。但在政治上，毫无建树可言。面对李自成与皇太极、崇祯的几方势力，进退两难。而在感情上同样如此，虽然貌似喜欢温青青，但对于阿九，多多少少有一种难言的爱慕与感伤。其实袁承志与金庸第一部作品《书剑恩仇录》里的男主陈家洛非常相似，家境武功都差不多，做人亦是如此。纵有惊人神通，人缺一根筋，无人能救。
或许作者金庸就是自觉袁承志形象不足吸引读者，才又精心构思了一个死去的金蛇郎君夏雪宜。小说里，两人处处呈现出对比的书写。袁承志比较严谨，则金蛇郎君就是狂放。袁承志对于感情浑浑噩噩，则金蛇郎君敢爱敢恨，情如烈火。袁承志木讷近伪，则金蛇郎君栩栩如真，惟大英雄能本色。从某一种角度来说，死去的金蛇郎君是对活着的袁承志的补充。两个人并立在一起，才让《碧血剑》具有可读性，不至于单调无味。
金庸在《碧血剑》一书中，开始对历史进行反思，点出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事实上就算李自成一统天下，他所建立的新王朝也决不会比明朝皇帝好多少。反倒是异族统治延续了帝国最后的光辉岁月。李岩的悲剧在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依然时有体现，也许这本是人性的劣根，而改变人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这种历史反思其实很是粗暴简单，直到《天龙八部》与《笑傲江湖》《鹿鼎记》时，对历史的反思与批判才达到一个圆熟境界。
倪匡认为《碧血剑》值得一提的是其附篇《袁崇焕评传》："这篇评传，以深入浅出的文字写袁崇焕，对于明末的历史，做了极详实的叙述，也写出了一个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因为性格而铸成的悲剧的那种悲壮而无可奈何的况境，令人阅后怅然。《袁崇焕评传》是一篇极有价值的论文。而且可读性极高。近世堪与比拟的相类文字。只有柏杨的《中国人史纲》而已。"倪匡之语未免过誉，但《袁崇焕评传》确实是篇好文字，它提供了一种新的解读历史的视角。
《碧血剑》中的传统武侠小说的因素依然浓厚，金庸在此时尚未走出传统武侠小说的阴影。其武学描写乏善可称，浑不似后期武学境界之灿烂多彩。云南异族五毒教的出现，乃是金庸力图突破传统模式的努力。在《笑傲江湖》里，五仙教教主蓝凤凰明显就是《碧血剑》里五毒教教主何铁手的翻版，当然境界相差极远。五毒教教主何铁手出场行事，不免生硬，而且爱上女扮男装的温青青，这对一个使毒大行家是一种讽刺。反观五仙教教主大妹子蓝凤凰光彩照人，就是圣姑任盈盈亦夺不去她的惊艳。
这部不算成功的金庸作品，却留下了一个尾巴。小说里的几个人物，在另一部并非续书的奇书《鹿鼎记》里闪现。譬如阿九（已经成为大高手九难师太）、何铁手、归辛树夫妇。尤其是九难师太与韦小宝有着极为密切的暧昧关系，也挺奇怪两人的交往，一个公主尼姑，一个无赖泼皮。要知道九难心里念念不忘的只有那位远遁海外的当世第一高手袁承志，韦小宝又如何入她法眼。只是没想到九难师太离别之际，居然觉得韦小宝是她最好的徒弟。阿九，毕竟是公主尼姑。
狗杂种：我是谁的存在困境
——读《侠客行》
对于金庸作品来说，《侠客行》只是一部开胃的小品。《侠客行》的写作时间是在1965年，而《天龙八部》1963年在《明报》开始连载，1967年创作《笑傲江湖》。可见《侠客行》是金庸两大代表作《天龙八部》与《笑傲江湖》写作之间的一个中场休息，故而这部作品奇趣好玩，偏重娱乐性，深度与价值却完全不能与波澜壮阔的《天龙八部》与宁静致远的《笑傲江湖》相比。
以两个人相貌近似写小说的冲突，并不算好的构思。作者亦自知此问题，这种坚持的叙事，其实值得玩味。当然《侠客行》的重心并不在此，金庸在后记里，提及此书乃是写人的情感纠结：石清夫妇对儿子的爱怜。作者如是说，但读者未必接受。就像《奇天屠龙记》金庸自己觉得重心乃是书写兄弟之间的感情，但旁人看来，其实更在意九阳神功的复活与明教英雄的抗元以及一男数女之间的爱情纠葛。
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有时候跟阅读者看到或领悟到的意思有很大的差别，所谓接受美学就说的这个理论。最伟大的作家并不是创作的最多的，而是启发的最多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侠客行》男主狗杂种，或许另有所得。狗杂种的出场很简单，简直太普通不过了：“暮霭苍茫中，一只污秽的小手从街角边偷偷伸过来，抓起水沟旁那烧饼，慢慢缩手。”“那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叫化子。”偶然之间拾到玄铁令，卷入了黑暗的江湖。
狗杂种自己（名字本身即带有寓意），其实只是一心一意想寻找自己的母亲（其实乃是另一种寻父的历程）。对于外界，他天生有一种茫然与畏惧。摩天崖谢烟客传授了狗杂种的武学根基与伦理常识，叮叮当当启发了他的性意识，雪山阿绣则让他萌生了对爱情的渴望。可是，狗杂种始终没有完成自我的救赎：找到自己的母亲。虽然结尾貌似与母亲相见，但死亡的结局却让他的母亲父亲成为一个谜，成为一个不可言说的创伤记忆。所以最后男主喃喃自语：“我爹爹是谁？我妈妈是谁？我自己又是谁？”
小说里的主角由不识字而破解侠客岛武学，加上后记里所说的“各种牵强附会的注释，往往会损害原作者的本意，反而造成严重障碍。”很让人怀疑金庸的反智主义，更为接近的说法或许乃是现象学的本源，回到事物本身，虽然作者本意未必如此。狗杂种直面李白《侠客行》的本身（这当然是不得已，因为他不识字），看图说话，误打误撞里领悟最高深的武学之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是，“我是谁”的困境并没有随着主人公武学技艺的提升而得到解决。
传统小说是对冒险的叙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武侠小说更是如此。它强调的是江湖多风波，处处危机四伏。但金庸能够通过各种不同的叙事手段，旁枝斜出，留下诸多空白，把读者引导在另一种隐含的故事想象之中。譬如《侠客行》里的张三李四，其所拥有的赏善罚恶令，就以不可思议的奇观让人震惊。王怡兄曾经质疑过赏善罚恶的程序正义性，确实如此，这种道德张扬的江湖利维坦，可以任意主宰其他江湖豪客的生死，而且打着正义的旗号，尤其值得警惕。曾经的历史，已经多次验证了这种道德审判的巨大危害性。
张三李四的存在，对于《侠客行》来说，其实是一个败笔。“赏善罚恶”充满着矛盾的叙述。一方面按石清的叙述乃是：“最先接到铜牌请柬的，是川西青城派掌门人旭山道长。他长笑之下，将两块铜牌抓在手中，运用内力，将两块铜牌熔成了两团废铜。这原是震烁当时的独步内功，原盼这两个狂妄少年知难而退。岂知他刚捏毁铜牌，这两个少年突然四掌齐出，击在他前胸，登时将这位川西武林的领袖生生击死！”另一方面又是侠客岛的叙述：“凡是给侠客岛剿灭的门派帮会，都是罪大恶极、天所不容之徒。我们虽不敢说替天行道，然而是非善恶，却也分得清清楚楚。在下与木兄弟均想，我们既住在这侠客岛上，所作所为，总须对得住这‘侠客’两字才是。”
这两种矛盾的叙述，恰恰预示着“侠客”行为本身的断裂。狗杂种身处在其间，无问罪恶，譬如长乐帮对他甚好（当然只是利用他），他就愿意为长乐帮卖命。张三李四与他是结拜兄弟，他便信任有加。是非善恶的辨别对于狗杂种来说，实在过于艰难。侠客岛跟狗杂种仿佛，其辨认善恶亦是极其简单。而且从小说文本上看不出“赏善”，只看到“罚恶”——几乎是动不动就灭门（绝对实力的碾压，绝对实力的炫耀）。字里行间，读不出侠客岛的侠与义，感受的只是灭门屠杀的冷血与恐怖，难怪江湖闻之而色变。
或许小说书名本身便是一种解构，所谓“侠客行”，其实并无侠客。名门正派的雪山派就是一个缩影，自命“侠客”的侠客岛又是另一个缩影。讽刺抑或解构，没有侠客的侠客行；男主又是一位缺乏自我的“童稚状态”的人，尽管武学技艺天下无敌，侠客岛龙木岛主还是如此告诫：“小兄弟，适才石室中的事情，你千万不可向旁人说起。就算是你最亲近之人，也不能让他得知你已解明石壁上的武功秘奥，否则你一生之中将有无穷祸患，无穷烦恼。”再看看金庸其它作品，谁还会对张三丰、扫地僧、张无忌、乔峰等绝顶高手说这样的话。
从某种角度来说，《侠客行》里的狗杂种除了武学技艺的突飞猛进之外，其它一切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始终还是“一个寻找妈妈的孩子。”当然人的自我确认，身份确认，从古到今都是一个不可解决的难题。我是谁？存在的我的意义又是如何？我是如何存在的？狗杂种没有答案，书里的人物没有答案，作者亦没有答案。金庸以充满戏剧性的叙事，夸张变形的人物白描，在《侠客行》一书里，寓言式地再现了人的存在困境：我是谁？
——读《侠客行》
对于金庸作品来说，《侠客行》只是一部开胃的小品。《侠客行》的写作时间是在1965年，而《天龙八部》1963年在《明报》开始连载，1967年创作《笑傲江湖》。可见《侠客行》是金庸两大代表作《天龙八部》与《笑傲江湖》写作之间的一个中场休息，故而这部作品奇趣好玩，偏重娱乐性，深度与价值却完全不能与波澜壮阔的《天龙八部》与宁静致远的《笑傲江湖》相比。
以两个人相貌近似写小说的冲突，并不算好的构思。作者亦自知此问题，这种坚持的叙事，其实值得玩味。当然《侠客行》的重心并不在此，金庸在后记里，提及此书乃是写人的情感纠结：石清夫妇对儿子的爱怜。作者如是说，但读者未必接受。就像《奇天屠龙记》金庸自己觉得重心乃是书写兄弟之间的感情，但旁人看来，其实更在意九阳神功的复活与明教英雄的抗元以及一男数女之间的爱情纠葛。
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有时候跟阅读者看到或领悟到的意思有很大的差别，所谓接受美学就说的这个理论。最伟大的作家并不是创作的最多的，而是启发的最多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侠客行》男主狗杂种，或许另有所得。狗杂种的出场很简单，简直太普通不过了：“暮霭苍茫中，一只污秽的小手从街角边偷偷伸过来，抓起水沟旁那烧饼，慢慢缩手。”“那是个十二三岁的小叫化子。”偶然之间拾到玄铁令，卷入了黑暗的江湖。
狗杂种自己（名字本身即带有寓意），其实只是一心一意想寻找自己的母亲（其实乃是另一种寻父的历程）。对于外界，他天生有一种茫然与畏惧。摩天崖谢烟客传授了狗杂种的武学根基与伦理常识，叮叮当当启发了他的性意识，雪山阿绣则让他萌生了对爱情的渴望。可是，狗杂种始终没有完成自我的救赎：找到自己的母亲。虽然结尾貌似与母亲相见，但死亡的结局却让他的母亲父亲成为一个谜，成为一个不可言说的创伤记忆。所以最后男主喃喃自语：“我爹爹是谁？我妈妈是谁？我自己又是谁？”
小说里的主角由不识字而破解侠客岛武学，加上后记里所说的“各种牵强附会的注释，往往会损害原作者的本意，反而造成严重障碍。”很让人怀疑金庸的反智主义，更为接近的说法或许乃是现象学的本源，回到事物本身，虽然作者本意未必如此。狗杂种直面李白《侠客行》的本身（这当然是不得已，因为他不识字），看图说话，误打误撞里领悟最高深的武学之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但是，“我是谁”的困境并没有随着主人公武学技艺的提升而得到解决。
传统小说是对冒险的叙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武侠小说更是如此。它强调的是江湖多风波，处处危机四伏。但金庸能够通过各种不同的叙事手段，旁枝斜出，留下诸多空白，把读者引导在另一种隐含的故事想象之中。譬如《侠客行》里的张三李四，其所拥有的赏善罚恶令，就以不可思议的奇观让人震惊。王怡兄曾经质疑过赏善罚恶的程序正义性，确实如此，这种道德张扬的江湖利维坦，可以任意主宰其他江湖豪客的生死，而且打着正义的旗号，尤其值得警惕。曾经的历史，已经多次验证了这种道德审判的巨大危害性。
张三李四的存在，对于《侠客行》来说，其实是一个败笔。“赏善罚恶”充满着矛盾的叙述。一方面按石清的叙述乃是：“最先接到铜牌请柬的，是川西青城派掌门人旭山道长。他长笑之下，将两块铜牌抓在手中，运用内力，将两块铜牌熔成了两团废铜。这原是震烁当时的独步内功，原盼这两个狂妄少年知难而退。岂知他刚捏毁铜牌，这两个少年突然四掌齐出，击在他前胸，登时将这位川西武林的领袖生生击死！”另一方面又是侠客岛的叙述：“凡是给侠客岛剿灭的门派帮会，都是罪大恶极、天所不容之徒。我们虽不敢说替天行道，然而是非善恶，却也分得清清楚楚。在下与木兄弟均想，我们既住在这侠客岛上，所作所为，总须对得住这‘侠客’两字才是。”
这两种矛盾的叙述，恰恰预示着“侠客”行为本身的断裂。狗杂种身处在其间，无问罪恶，譬如长乐帮对他甚好（当然只是利用他），他就愿意为长乐帮卖命。张三李四与他是结拜兄弟，他便信任有加。是非善恶的辨别对于狗杂种来说，实在过于艰难。侠客岛跟狗杂种仿佛，其辨认善恶亦是极其简单。而且从小说文本上看不出“赏善”，只看到“罚恶”——几乎是动不动就灭门（绝对实力的碾压，绝对实力的炫耀）。字里行间，读不出侠客岛的侠与义，感受的只是灭门屠杀的冷血与恐怖，难怪江湖闻之而色变。
或许小说书名本身便是一种解构，所谓“侠客行”，其实并无侠客。名门正派的雪山派就是一个缩影，自命“侠客”的侠客岛又是另一个缩影。讽刺抑或解构，没有侠客的侠客行；男主又是一位缺乏自我的“童稚状态”的人，尽管武学技艺天下无敌，侠客岛龙木岛主还是如此告诫：“小兄弟，适才石室中的事情，你千万不可向旁人说起。就算是你最亲近之人，也不能让他得知你已解明石壁上的武功秘奥，否则你一生之中将有无穷祸患，无穷烦恼。”再看看金庸其它作品，谁还会对张三丰、扫地僧、张无忌、乔峰等绝顶高手说这样的话。
从某种角度来说，《侠客行》里的狗杂种除了武学技艺的突飞猛进之外，其它一切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始终还是“一个寻找妈妈的孩子。”当然人的自我确认，身份确认，从古到今都是一个不可解决的难题。我是谁？存在的我的意义又是如何？我是如何存在的？狗杂种没有答案，书里的人物没有答案，作者亦没有答案。金庸以充满戏剧性的叙事，夸张变形的人物白描，在《侠客行》一书里，寓言式地再现了人的存在困境：我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