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破红尘的人，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人
外国人会如何看待近代中国革命的变迁？通过美国当代著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所著的『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我了解到了一些不一样的更像事实的事实。
尽管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与“实际上”的中国有一定的出入，但我仿佛更能接受这样的视角。不必考虑，也不必担心作者会作者会因为个人所属党派的不同而有所偏见，需得我费力辨认。这完全是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个人感受与史事相结合来真诚地表述他眼中的中国革命与知识分子。所谓旁观者清，20世纪的历史细节究竟怎样很难说清，尤其是关于知识分子的感性层面的问题。书中所提到的许多事都和国内的许多著作不尽相同，但仍具参考价值。要我说，这里面讲述的可能更具说服力，因为作者是跳脱于中国历史之外的人物，不受当时盛行思潮的影响，能公正客观地对当时的人物事迹做出评价。
书中介绍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生平事迹以及作者个人对他们的认识，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康有为、鲁迅、徐志摩、丁玲，其中有三人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人物。但他们之所以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却不是因为文中提及他们的笔墨稍多。
首先，康有为，在读此书之前我对他的印象是非常单一化的，只觉着他是一个新派的老顽固，从个人角度来看并不十分看好他，历史俨然。不过，于我倒是有一点至始至终也不曾变过，那便是不论别人怎样评价一个历史中的人物，或远或近，或好或坏，都与我不太相干。因为我通常会抓住人物或事件最为打动我的一点来做出感性的评价。对康有为也是这样。尽管这样做确实过于片面，会掩盖一些重要的信息，从而得出不恰当甚至是背道而驰的结果，我也依旧乐此不彼。康有为的一生，哦不，是从他与光绪帝第一次见面后的人生，他始终维护着“爱新觉罗”一家，这样的做法无疑会让人觉得不可理解。与此同时，我不得不想到战国时期最最最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有些人会问：不他们能有什么联系呢？他们确实无甚联系，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但我确信有一点他们是能够产生共鸣的。他们都曾把当时败落的统治者当做自己的“伯乐”，并且终生怀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情感与忠诚。知遇之恩不可忘。都是为了国家与人民，为了民族大义而奋斗，站在哪一个行列重要到可以抹杀一切功德吗？对错只是后人的评判，胜者王而已！
鲁迅，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事实上，在上世纪中国，一切除去政治以外的上层建筑都服从于政治，更别说人了。鲁迅在『野草』中的一篇散文诗中设想了他死后的场景，直接地表述了他不希望后人在他身上（文中为尸体）做文章，可事实恰恰相反。自他逝世后，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都把他的品行及文章当做政治工具。文革时利用他反知识分子，促进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文革结束后又利用他为知识分子平反，而鲁迅到底属于哪一个派别，全由政治掌权者所决定。这样的做法对于一个这样伟大的人来说是否太不公平。尽管他在大多数人眼里，从来都是被作为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的榜样。也许我有点过于强调“个人”或者“艺术”的独立性了。
徐志摩，书中把他描述为中国20世纪唯一一位爱情革命者，这是很有意思，也很新颖的说法。在近代名人行列里，应当可以这样说吧。他对爱情的追求令当时几乎所有人不能理解，我想，以我现在的思想是足够理解那种追求的。在中国，这样一个道德人伦至上的集权国家之下，出现了一个徐志摩，是十分值得庆幸的事。这代表着我们国家对原欲、对个性的追求还未被完全磨平。徐与张幼仪离婚后仍保持书信往来，像朋友一样相处，这在当时为世人所不耻。可我想说。徐的思想真的很具进步意义，那么先潮的思想体现在他身上，毫无违和感。有才就是任性。对性灵和本真的向往与他的现实个人以及文学个人都协调一致，这需得多大的勇气和压力啊。正如胡适追悼徐的时候说：“牺牲了一切平凡的安逸，牺牲了家庭的亲谊和人间的名誉，去追求，去试验一个梦想之神圣境界，而终于免不了残酷的失败”。或许有许多人认为他很花心，可我觉得他是在最大程度上追寻的心灵自由与现实自由的统一，用太多的人道主义思想来束缚自己的思想与行动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情！
丁玲，我对她最深的感受就是好可惜。我明白我毫无权利对别人的人生指手画脚，因为不曾经历过她所经历的，也无法体会她所体会的。我只是说说而已。我觉得她太自私了，一如她在文革后的一次发言中所表述的“看破红尘的人，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人”。不知道她是从哪个时候开始看破红尘的呢？真正看破红尘的人，不该是世界上最无私的人吗？这逻辑真真是搞不懂，玄学就是玄，总是模棱两可，捉摸不透。再说丁玲，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为表明自己正确的政治立场，纯粹变成了政治界的一把枪了，更残酷的是，是一把失控的枪，扫射所有人，包括她自己。可这样做，她又得到了什么！不过是更加深沉的悲哀，当政者依然不会完全相信她。我自然是站在后人看古人的角度这样评论她的所作所为。可能在她看来她的行为是理所应当的吧。我觉得社会他人对她的迫害已经让她心灵扭曲。也可能是视野受限，不知道文化与政治在当时是多么紧张密切的关系，自以为还是和战争时期一样言论自由的时代，于个人生死无关紧要。但事实上这些都造成了莫大的悲哀。有多少人因为她而被抓，被批判，不得而知。回顾早年的丁玲，是多么渴望自由，渴望女性解放的女性。我是真心爱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环境在变，人也在变，一个思想自由的人被逼成了一个自私的人，为着她当下的生活苟活而毁坏他们的思想、言论自由！
上世纪的知识分子是革命的思想先锋队，在探索革命道路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史景迁这本书以这样独特的视角串联起一些重要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展现的画面是生动的，表述的同情、赞扬观念是明显的。政治与文化、共性与个性应处于同一个层面，而不是毛泽东所说的什么“政治第一，艺术第二”！
现行的普遍教育在增加我们知识的同时也局限了我们的眼界，对历史上的人物的评价、从书本新闻上了解到的社会事件不过是当政者想让我们看到的真实罢了。说好听点，这是顺应历史的潮流，说得恶劣点……呵，明明是宗教式的信仰却用着极度政治化的手段！
以上纯属闲时闲话，不必认真。
2018.4.10晚
尽管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与“实际上”的中国有一定的出入，但我仿佛更能接受这样的视角。不必考虑，也不必担心作者会作者会因为个人所属党派的不同而有所偏见，需得我费力辨认。这完全是一个外国人对中国的个人感受与史事相结合来真诚地表述他眼中的中国革命与知识分子。所谓旁观者清，20世纪的历史细节究竟怎样很难说清，尤其是关于知识分子的感性层面的问题。书中所提到的许多事都和国内的许多著作不尽相同，但仍具参考价值。要我说，这里面讲述的可能更具说服力，因为作者是跳脱于中国历史之外的人物，不受当时盛行思潮的影响，能公正客观地对当时的人物事迹做出评价。
书中介绍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生平事迹以及作者个人对他们的认识，给我印象最深的有康有为、鲁迅、徐志摩、丁玲，其中有三人是贯穿全书的主线人物。但他们之所以给我以深刻的印象，却不是因为文中提及他们的笔墨稍多。
首先，康有为，在读此书之前我对他的印象是非常单一化的，只觉着他是一个新派的老顽固，从个人角度来看并不十分看好他，历史俨然。不过，于我倒是有一点至始至终也不曾变过，那便是不论别人怎样评价一个历史中的人物，或远或近，或好或坏，都与我不太相干。因为我通常会抓住人物或事件最为打动我的一点来做出感性的评价。对康有为也是这样。尽管这样做确实过于片面，会掩盖一些重要的信息，从而得出不恰当甚至是背道而驰的结果，我也依旧乐此不彼。康有为的一生，哦不，是从他与光绪帝第一次见面后的人生，他始终维护着“爱新觉罗”一家，这样的做法无疑会让人觉得不可理解。与此同时，我不得不想到战国时期最最最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有些人会问：不他们能有什么联系呢？他们确实无甚联系，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但我确信有一点他们是能够产生共鸣的。他们都曾把当时败落的统治者当做自己的“伯乐”，并且终生怀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情感与忠诚。知遇之恩不可忘。都是为了国家与人民，为了民族大义而奋斗，站在哪一个行列重要到可以抹杀一切功德吗？对错只是后人的评判，胜者王而已！
鲁迅，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事实上，在上世纪中国，一切除去政治以外的上层建筑都服从于政治，更别说人了。鲁迅在『野草』中的一篇散文诗中设想了他死后的场景，直接地表述了他不希望后人在他身上（文中为尸体）做文章，可事实恰恰相反。自他逝世后，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都把他的品行及文章当做政治工具。文革时利用他反知识分子，促进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文革结束后又利用他为知识分子平反，而鲁迅到底属于哪一个派别，全由政治掌权者所决定。这样的做法对于一个这样伟大的人来说是否太不公平。尽管他在大多数人眼里，从来都是被作为中国人民前进的方向的榜样。也许我有点过于强调“个人”或者“艺术”的独立性了。
徐志摩，书中把他描述为中国20世纪唯一一位爱情革命者，这是很有意思，也很新颖的说法。在近代名人行列里，应当可以这样说吧。他对爱情的追求令当时几乎所有人不能理解，我想，以我现在的思想是足够理解那种追求的。在中国，这样一个道德人伦至上的集权国家之下，出现了一个徐志摩，是十分值得庆幸的事。这代表着我们国家对原欲、对个性的追求还未被完全磨平。徐与张幼仪离婚后仍保持书信往来，像朋友一样相处，这在当时为世人所不耻。可我想说。徐的思想真的很具进步意义，那么先潮的思想体现在他身上，毫无违和感。有才就是任性。对性灵和本真的向往与他的现实个人以及文学个人都协调一致，这需得多大的勇气和压力啊。正如胡适追悼徐的时候说：“牺牲了一切平凡的安逸，牺牲了家庭的亲谊和人间的名誉，去追求，去试验一个梦想之神圣境界，而终于免不了残酷的失败”。或许有许多人认为他很花心，可我觉得他是在最大程度上追寻的心灵自由与现实自由的统一，用太多的人道主义思想来束缚自己的思想与行动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情！
丁玲，我对她最深的感受就是好可惜。我明白我毫无权利对别人的人生指手画脚，因为不曾经历过她所经历的，也无法体会她所体会的。我只是说说而已。我觉得她太自私了，一如她在文革后的一次发言中所表述的“看破红尘的人，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人”。不知道她是从哪个时候开始看破红尘的呢？真正看破红尘的人，不该是世界上最无私的人吗？这逻辑真真是搞不懂，玄学就是玄，总是模棱两可，捉摸不透。再说丁玲，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为表明自己正确的政治立场，纯粹变成了政治界的一把枪了，更残酷的是，是一把失控的枪，扫射所有人，包括她自己。可这样做，她又得到了什么！不过是更加深沉的悲哀，当政者依然不会完全相信她。我自然是站在后人看古人的角度这样评论她的所作所为。可能在她看来她的行为是理所应当的吧。我觉得社会他人对她的迫害已经让她心灵扭曲。也可能是视野受限，不知道文化与政治在当时是多么紧张密切的关系，自以为还是和战争时期一样言论自由的时代，于个人生死无关紧要。但事实上这些都造成了莫大的悲哀。有多少人因为她而被抓，被批判，不得而知。回顾早年的丁玲，是多么渴望自由，渴望女性解放的女性。我是真心爱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环境在变，人也在变，一个思想自由的人被逼成了一个自私的人，为着她当下的生活苟活而毁坏他们的思想、言论自由！
上世纪的知识分子是革命的思想先锋队，在探索革命道路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史景迁这本书以这样独特的视角串联起一些重要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展现的画面是生动的，表述的同情、赞扬观念是明显的。政治与文化、共性与个性应处于同一个层面，而不是毛泽东所说的什么“政治第一，艺术第二”！
现行的普遍教育在增加我们知识的同时也局限了我们的眼界，对历史上的人物的评价、从书本新闻上了解到的社会事件不过是当政者想让我们看到的真实罢了。说好听点，这是顺应历史的潮流，说得恶劣点……呵，明明是宗教式的信仰却用着极度政治化的手段！
以上纯属闲时闲话，不必认真。
2018.4.10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