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好的艺术不是仅凭一枚奖章
丰衣足食之后，连那些满脑肥肠的蠢材也嚷嚷着要享受艺术，最低级的就是塞进沙发里追神剧，稍微有点水准的，选择去电影院来一场视觉盛宴，而读书，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都要算高级的艺术享受，因为并非人人都能读书。所以我们看到电视电影娱乐业正在疯狂变态地发展，而图书业却几乎凋零了。
这时候，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便不可避免地摆在众人面前了：面对如此多的艺术创作，我们该怎么选择？也就是说，为艺术与真艺术该怎么区分，到底有没有一个客观标准线供我们参考？这的确不是选择甜面包或咸菜那么简单的事，无论兴盛的影视还是衰微的读书，只要是艺术品，就一定存在真假优劣，而可悲的是，上帝并没有为每个人都配备甄别艺术的能力，就像为每个人配备良好的味觉那样。我一直相信艺术感知力是一种奇妙的天赋，虽然这种能力也可以通过长期的训练获得，但缺乏天赋的人终究不能像天才那样敏感活跃。
为解决这个问题，人类于是多出一个职业，那就是艺术评论家，他们专门负责为大众挑选好的艺术作品，并作出合理解释。艺术评论可以不具备艺术创造力，但必需具备艺术鉴赏力，他们推荐出来的艺术品常常会挂上一枚奖章，在浩如烟海的艺术品里，这枚奖章能够让渴望艺术享受的大众第一眼看到并选择它。
然而问题并不就因此解决了。我们知道，最初的艺术评论家是艺术界的领头羊，他们应该具备高出常人甚远的艺术鉴赏力，而且将他们感知到的艺术力量真诚地告诉大众，从而使大众也能如他一般享受艺术带来的乐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艺术评论家承担的应该是份神圣的使命。但正如艺术品总是真伪难辨一样，艺术评论家一旦多起来，照样会有假的掺和进来，而且活的人怎么也总比静的艺术品更善变，所以到最后，要甄别艺术评论家的真伪，反而比甄别艺术品更困难。这便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的艺术圈总是乱象丛生的最主要原因。
前些时候，我们的电影冯小刚大骂中国观众垃圾，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有人大骂冯小刚不尊重观众。我认为冯小刚说的并没有错，因为大部分人的确是缺乏艺术感知力的，但这不代表冯小刚就没有责任。作为艺术创作人，也该具备超凡的艺术感知力，并用全部力量创作出至少他个人认为杰出的艺术品。但艺术创作人并没有责任引导大众去鉴赏艺术品，这本是评论家的职责，创作人也无权干涉评论家的鉴赏。但是冯小刚忙着卸下创作人的担子，又立马扛起评论家的大旗，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耀武扬威。事实上，如果大众变得明智起来，他也该是被抛弃的艺术创作人，这可以从他这几年的电影作品看得出来，这里且不多说。
由此可见，艺术评论家的阵营里一旦出现不合格成员，那么由他们给艺术品挂上去的奖章便值得怀疑。而现实是，艺术界不但已大量出现伪评论员，而且多到足以把真正的评论家排斥在外了。别的领域且不说，我们单看文学界就可以知道。这里姑且引用一段钱钟书先生《释文盲》里的话：
价值盲的一种象征是欠缺美感；对于文艺作品，全无欣赏能力。这种病症，我们依照色盲的例子，无妨唤作文盲。在这一点上，苏东坡完全跟我同意。东坡领贡举而李方叔考试落第，东坡赋诗相送云：”与君相从非一日，笔势翩翩疑可识；平时漫说古战场，过眼终迷日五色。”你看，他早把不识文章比作不别颜色了。说来也奇，偏是把文学当作职业的人，文盲的程度似乎愈加厉害。好多文学研究者，对于诗文的美丑高低，竟毫无欣赏和鉴别。但是，我们只要放大眼界，就知道不值得少见多怪。看文学书而不懂鉴赏，恰等于帝皇时代，看守后宫，成日价在女人堆里厮混的偏偏是个太监，虽有机会，确无能力！无错不成话，非冤家不聚头，不如此怎会有人生的笑剧？
钱先生的这段论述实在太形象透彻了，但还有一句更精彩的：“色盲决不学绘画，文盲却有时谈文学，而且谈得还特别起劲。”我们现实中会遇见很多这样的“文盲”，但如果你也一样不辨五色，是无法识破他们的。
然而，正如《聊斋志异*司文郎》里的盲僧所说：“天下自有不盲之人！”那些欺世盗名之辈固然可以利用各种诡异力量瞒天过海，任意误导茫茫大众，但真正的“不盲之人”是任谁也欺骗不了的，他只相信自己的真情实感。伪评论家们给艺术品挂上去的奖章只会让他露出鄙夷的冷笑。这真是那些什么“家”们无可奈何之事啊。
我开始读书的时候，对那些挂着奖章的作品也是谜一般地崇拜。在我幼稚的眼里，诺贝尔文学奖是至高无上的；在国内，则只要挂上“矛盾文学奖”的作品，就一定遥难企及。我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奖章崇拜情结，所以影视圈有各种各样的“影帝影后”，歌唱界有稀奇古怪的“歌王天后”，蛇鬼混杂，令人目不暇接。
所幸随着社会阅历和文学修养的逐步提高，我对这类“奖章”越来越下意识的抵触。今天我便要不客气地撕开我曾无理由崇拜过的“茅盾文学奖”。我们在“奖章情节”的误导下，很容易地就接受了这样的暗示：凡是获得过奖章的作品就是好艺术，创作者便是好的（甚至是伟大的）艺术家。反之则是坏的。但事实真是这样吗？别的姑且不谈，就拿最权威的诺贝尔文学奖来说，就可以得出否定的答案。这时候你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诺贝尔别的奖项获得者都大名鼎鼎，举世闻名，如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等等，但文学奖获得者你却知之甚少，那些耳熟能详的文学大家，却都是未曾获奖的。甚至连《战争与和平》的作者列夫 托尔斯泰——这个被誉为世界文坛泰山北斗的伟大作家——终生也跟诺贝尔奖无缘。这还没完，如果列一份未获奖的作家名单，你会惊奇发现，凡是成就非凡的大家，几乎都跟奖章无缘，像戏剧大师易卜生、短篇之王契诃夫、现代小说之父卡夫卡、小说家中的小说家纳科博夫、意识流宗师乔伊斯、无产阶级代表作家高尔基以及伟大的鲁迅先生等等。我的结论是，艺术不像科学那样有铁的定律，这也正是奖章无法代表杰出艺术品的原因。
可以想象，在思想相对自由的西方尚且如此，在中国这样明摆着的环境中，奖章怎么可能象征杰出？在我个人看来，奖章恰恰是平庸的象征。近几年，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忽然再次掀起热潮，接着又是《白鹿原》。这两部文学作品都是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路遥的作品怎么样呢？《平凡的世界》我只读了几页便读不下去，太平庸，毫无亮点可寻。他的短篇小说我倒是认真读过一遍的，《人生》《黄叶在秋风中落去》这些都感觉还不错，但那是在初中时期，正是读书的幼稚阶段，而且也仅仅是感觉不错而已，要知道那时候我是把金庸都视为天人的。《白鹿原》相对要高明得多，抛开吸引人的色情色彩，也颇有可读性与艺术性，在中国来说，也算是上乘之作。
这两部“茅盾文学奖”作品起码也只是平庸作品，而到了《穆斯林的葬礼》，就可怕地成为作品了。我怎么也想不到这种东西也敢拿奖，脸皮之厚，简直可以媲美前几年那位拿迅文学奖的打油诗人了。
说到这里，一些读过《葬礼》的“文盲”恐怕已经坐不住了。但我不是谩骂来的，我要作的是文艺批评，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就是糊涂虫。这里再过瘾地引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别人说你是婊子，而你实在不是，这就是谩骂；而别人说你是婊子的同时，你也的确干着婊子的勾当，那就是批评而不是谩骂。”下面我就给大家一一证明我是批评而不是谩骂。
当我在藏地读《葬礼》的时候，时常忍不住提笔在旁边狠批一顿，但我有个怪癖，已经翻开的书，很难做到再合起来（我庆幸《平凡的世界》不是我自己的书，要不然我可能还是要花一部分时间与精力给它的）。我很鄙夷地读完了全本《穆斯林的葬礼》，立时就有写书评的冲动，但是时间精力有限，竟然一直拖到现在。
这本小说漏洞百出，要一一细数起来，非得把原文引用个遍不可。所以我把主要的几个大的缺陷列举出来，证明其足矣。
首先，故事情节生搬硬套，完全不合情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作者霍达在作品里表现得虽然，但书名却取得相当有吸引力，十足地显示了她“天才”的一面。乍一看，这怎么着也该是“一部关于穆斯林历史追本溯源的名族秘史”吧？然而谁能想得到，全书跟穆斯林有关部分可能仅仅是主角一家是穆斯林而已，讲述的故事跟“名族秘史”毫不沾边，一个本应该跟老圣人去朝圣的小穆斯林，被玉器店穆斯林一家的优越生活条件所吸引，莫名其妙留下来当了学徒。如果这还可以用冥冥注定的缘分去解释——而作者也的确这样做了——的话，那这个从小就吃苦耐劳的正人君子，到后来竟然莫名其妙跟漂亮小姨子搞到一起，这是无论如何解释不通的，作者试图解释只会越描越丑。怎么也无法想象，一个沉默寡言、道德完美的正人君子会跟一个冰清玉洁、有情有义的小姨子发生性关系，如果这其中一方是骚情烂人，倒也可以自圆其说，但问题是两位主角都是穆斯林的虔诚信徒，作者给他们定位的是道德楷模。说真的，贤惠妻子发现诚实可靠的丈夫居然有小三，而那个小三居然还是同样贤惠的亲妹妹，那时我比主角们更尬尴。我都无法想象这样一家人该如何处下去，虽然透过作者拙劣的暗示，我早已知道姐夫和小姨子在外国是怎么回事了。
另一条主线是主角跟小姨子的私生女新月居然跟她的班主任硬生生就爱上了。也许作者还特别得意这样的双线结构。但要知道，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撑得起这种结构的，这需要过人才华才能完美驾驭得起。最典型的就是托尔斯泰的《安娜 卡列尼娜》，渥伦斯基、安娜激情四射的反常爱情与列文、凯蒂默默相悦的日久生情的两条主线交相映辉，使全书显得无比和谐，而霍达女士玩的双线，其实就是把两个故事合起来写而已，而且这两个故事本身就生硬造作，浅嫩之极，放在一起更加不伦不类。就因为错把年轻的班主任当成同学，然后就眉来眼去，要说有一点精神层面相吸引的地方，就是两人都好强稳重。但恰恰是两个人都自尊自爱，所以他们有可能会在四目相投的一瞬间产生相悦之情，却不会让这种在今天看来都有点说不通师生恋继续发展，更何况还有民族隔阂与家庭阻力。而作者却让这两人爱得死去活来。
还有凭空一句话就收服一个忠诚的老妈子，这也是极不合理的。我当时就在书上批道：“高傲的女主角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把初生的婴儿教给一个疯疯癫癫的女人喂养！一句话就让人家感恩戴德，免费服侍你一辈子，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这种对下层人民的恩惠事实上就是道德奴役，随便一句话收留无处可去的女人，她立即心悦诚服，围在你身边打转一辈子。可笑的是作者和主人公都认为这是上层社会的宽容博爱。真的，世态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唐僧收服三徒弟尚且还有观音菩萨担保，一个自恃高贵，一个疯疯癫癫，两个女人却因为情节需要便一句话结成生死相依的亲人，小学作文才这么写吧？鲁迅先生的《祝福》里，主人家要雇佣手脚勤快的祥林嫂还有荐头登门相求。这就是杰出作品与作品的区别，杰出作家力图展示人与社会的真面目，而作家就只会凭空编造，无中生有。
再者，表现手法幼稚，要塑造什么性格的人物，便脸谱化地堆砌形象。尤其写到新月到北大上学之后，可能人物突然增多无法应付了，作者表现人物的手法完全回到了小学水平。要写一个具有领导气质的班长，便让她处处打着官腔，连衣服都是只穿绿军装；想表达一个差生，便让她像傻帽一样处处丢丑，活活一个又傻又可笑的乡村长舌妇，而完全忽略了那里是北大校园，人家也是大学生；要写一个中国通，便让老外口口声声就是唐诗宋词，知道个“三十六计走为上”便叫精通中国文化，刚刚说完老外对中国诗歌如数家珍，却被“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又……”给卡住了；更可气的是，作者还动不动把鲁迅先生拉进来，大把大把的鲁迅语录，却没有一个用在点子上，连这点功底都没有居然也拿茅盾奖。要塑造楚老师精通英汉双语，便让他翻译鲁迅的《故事新编》，可是这个貌似谦虚谨慎的年轻教师一边耿耿于怀评职称之事，一边连《眉间尺》里“哼哼哈兮”的调侃意味都看不出来，就被这段“神秘玄奥”的口诀吓得进行不下去了，说什么这是鲁迅先生“含有深刻意义的话”，天哪，翻开前言就知道这是鲁迅先生在跟古人开玩笑，却被作者理解城一本正经的暗语，可见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还停留在玩蛐蛐老人的那个层面上呢。
最后，由以上两点可知，全书人物塑造上是很失败的。继承中国文化精髓（以玉象征）的正人君子偷小姨子，这叫什么玩意儿？还不如塑造成更贴近儒家文化的伪君子呢，但那样又怎么拿茅盾奖？让爱情消亡的不是人物自身，而用阴阳两隔的老办法，要知道这跟祖传的“大团结”可是同一副汤药。《伤逝》里那样消亡才是最真实的。总之，这本书里塑造出来的人物就跟画片上人物一样，扁平无趣，没有生命力。水平也就跟电视神剧差不了多少。
而且此书明显受了《红楼梦》的影响，欲要“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所以一些细节描写相当琐碎，但曹雪芹是亲身经历，所以写起来得心应手；而霍达对她全力以赴要阐述的玉文化显然并不是太熟悉，囫囵吞枣一般了解个大概，便又匆匆忙忙下笔，给人的感觉就是现学现卖。与《红楼梦》那种娓娓道来、历历在目的境界相差太远。
要说全书内容与书名相关联的，也就是书里那几场实实在在的“穆斯林的葬礼”，描写犹如隔靴搔痒，似是而非，没有一点深刻内涵。此外真看不到一点点“穆斯林”世界的奥秘。书名博大而内容牵强，还不如直接叫《几个穆斯林的葬礼》来得贴切。
就是这样一本小说，居然也拿茅盾文学奖，可见我开始的理论并不错。也难怪中国文艺越来越不景气，有这么一大批“价值盲”瞎掺和，哪里都是乌烟瘴气，一塌糊涂。
至于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我是早有了解的，原书用英文写成，是专门贩卖给外国人的“中国文化包”。我之前是林语堂爱好者，读过《吾国与吾民》，也真是读了跟没读一样，今天想起来，居然一点印象也没有，大意可能也就是称赞中国文化如何巧妙，如何优雅静美。这是林语堂先生的一贯风格。发展到后来，他连中国人的吐痰都说是美感十足，已等同于无聊了，所以自那本《无所不谈集》之后，我再也没翻过林语堂。到读《苏东坡传》已经过去快十个年头了，再捧起林先生的书，树皮上大书特书他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事，可见这是一个差一点就能挂上最高权威奖章的大作家了。但其实他的提名作品是《京华烟云》，我是早就知道并且读过好几章的，说实在的，还不如《苏东坡传》，因为后者起码还有一个苏东坡供我们观赏，前者不过是改版的《红楼梦》，这是林先生自己说的，一家外国出版公司希望他翻译《红楼梦》，而他动笔之后，发现还不如依葫芦画样写一部来得便捷，于是就有了那部差一点获诺贝尔奖的《京华烟云》，可惜很多中国人还不知道有这样一位林先生。
林语堂是性灵派作家，所以对天才诗人苏东坡佩服得五体投地，零零碎碎写了好多关于苏东坡的散文，我记得有一篇《苏小妹无其人考》，详细说明广泛流传的苏小妹并不存在。连这样细致的事情都“考”得出来，可见对苏东坡有很深的研究，他的《苏东坡传》的可信度想必是极高的，这我无话可说。但在如何看待古人的立场上，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林先生既然对苏东坡敬爱有加，那么对苏东坡的最大政敌王安石当然就是百般诋毁，而我个人是相对喜欢王安石的。王相公的《伤仲永》和《游褒禅山记》，文章朴实无华，但都蕴含深刻的人生哲理。《伤仲永》里天才“泯然众人矣”的悲剧到现在还不断上演，这跟丹麦作家亨立科笔下“如果它是在家禽院子里长大的，那么即使是鹰得后代也徒劳无益”有异曲同工之妙，天才如果不幸生在庸人堆里，很快就会被磨得更平庸。“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人，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耶？”这话是足可以裱起来当座右铭的。而《游褒禅山记》里“善始者实繁，克终者盖寡”也是不变的人生哲理，微商们天天喊的“成功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坚持下去的人并不多”不也是这个道理？
按今天的文学概念来讲，苏东坡是典型的浪漫主义诗人，而王安石则是典型的现实主义大师。不知为什么，在很多人心里，浪漫主义一词似乎略带贬义，现实批判主义便是高度赞扬。但事实上只是文学理念不同，虽然我个人也一向偏执地认为批判现实主义因为更关心社会而显得更伟大。但好在我并不诋毁浪漫天才，比如苏东坡。从个人生活轨迹讲，苏东坡一生醉心诗歌山水，性格温和，为人以善，又不失活泼有趣，实在是极好的一个人。然而一生卷入政治斗争，日子过得跌宕起伏，据《苏东坡传》讲，最凄苦的时候他几乎连饭都吃不饱。所以林语堂在同情苏东坡的同时，憎恨情绪自然就转移到令他陷入穷困的王安石身上了。
在林先生笔下，苏氏一门是贵族精神的象征，他们做得一切都要肯定；而王安石失势后就一直以守旧派画成的大花脸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到了林语堂笔下更成了阴鸷顽固的阴暗势力代表。但事实上怎么样呢？不说别的史料记载，就是林先生自己笔下，虽然极力同情苏轼一族而反对王安石一派，却也无法掩去王安石过人的名士风度，在这本以苏轼为主角的传记里仍然大放异彩。这从他们入仕为官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来。苏轼一家都是名士，入仕的途径是名士推荐，在这方面，他们完全依靠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不但苏轼是他一手提拔任命，就连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也都得益于欧阳修的特殊照料。这是林先生所津津乐道的雅事，名人相会，惺惺相惜。但有没有想过，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完全就是拉帮结派，官官勾结，就当是今天所谓的“走后门”，尤其是苏洵，多次考试不及格，最后老脸实在没地儿搁了，就宣称无意仕途，假装归隐。可是欧阳修给弄到一个闲职时，这个五十多岁的老人立刻屁颠屁颠去上任，老脸打得啪啪响也顾不上了。而我们的林语堂先生还称赞为“任情随性，因势变通”，是非常“性灵”的人物。再反过来看王安石，他少年时就因刻苦好学而名动京师，朝廷好几次发出邀请，让他出山做官，但王安石一心钻研学术，理也懒得理。后来皇帝亲自下诏相辟，他也固辞不受，理由是学术不精，时机不佳。正所谓“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当王安石决定出山的那一天，整个时局便风云激荡，天地变色。著名的“王安石变法”一旦实施，不可避免地要动当权贵族的奶酪。可见王安石出山，绝不是为了做官做宰，显赫门第，而是要干一番利国利民的大事。从这一点讲，王安石才是伟大的，他看到了国家的积贫积弱，看到了人民的水深火热，作为杰出改革家，他可绝不能吟两句《悯农》便完事，只有如何改变这种现状才是他所关心的。我有理由相信，王安石埋头学术的那些年，绝不是在研究《艺术概论》之类的东西，也绝不是挖空心思地写求职履历，他整日思索的肯定是富国强民之术。这从他的私德上也看得出来，王安石不好食色，不讲排场，就是一心要给他定罪的守旧派，也无法从他个人身上找到一点瑕疵，只好从他的“用人”和“变法”上找毛病。难怪几百年后的梁启超，对王荆公推崇备至，以为上下几千年的人物中，没有一个人比得上王安石。“有斯心者无其智，有其智者无斯心。”“既怀斯心又具其智者，唯王荆公一人耳！”
当然，任何艺术创作都难免具有个人色彩，有人好之有人恶之是常见之事。然而林先生的这种“党同伐异”之情也未免太过，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有失偏颇，难以服众。但这本《苏东坡传》跟后来那些挂着茅盾文学奖章的平庸作品相比，也算是了不起了，毕竟读林先生的文章小说，你或许不同意他的态度观点，却不会觉得平庸。
再来谈谈《尤利西斯》这部意识流名著。相信很多文学爱好者都知道这是一部非常著名的西方“天书”，作者詹姆斯 乔伊斯在小说序言中明确指出，他之所以把这本小说写得玄奥难解，就是专门给文学研读者给点苦头吃，免得他们轻松读懂之后很快便忘了它。中文翻译者萧乾就为此大吃苦头。小说结尾甚至已没有标点符号，完全要靠读者自己去揣摩。作者乔伊斯的这个手段的确达到了预期效果，直到今天，研究《尤利西斯》的学者前赴后继，使得它一直处于热门状态。之前有个英语专业的同事，因为拥有香港理工大的学士学位，平常很瞧不起我这样的读书者，而我也只有抬头仰慕的份。但是有一天，他看到我手头居然拿着这本《尤利西斯》，竟俯下昂贵的头颅，笑咪咪地对我说了一句：“这是我见你读过的最高级的一本书！”想想看，在我所有读过的书中，它都属于“高级”而至于“最”，足见其在英语文学中的地位何等显赫。当然，这是真事，也是个笑话。
尤利西斯是罗马神话中的英雄，乔伊斯的这部小说也暗合荷马史诗《奥德赛》，只是把古典英雄的十年漂泊化为某个小市民在都市里一天的游。书中的犹太人布卢姆先生布卢姆先生是非常普通的小市民，满足于油滋滋的烤腰子和油腻腻的大白腿，一个典型的“油腻大叔”。他知道自己的演员老婆与剧院老板有奸情，但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幻想他们苟合的凌乱场面，从而引起自己的性冲动。他精神恍惚地在街上游走。很难想象，这部几百万字的长篇巨制，却只描写这个普通小市民普通的一天。有人曾惊叹《鲁滨逊漂流记》能把一个失事水手的荒岛生活写得妙趣横生，然而乔伊斯却能在一天时间内把几个人物都活脱脱地剥离出来，使平面的文字故事出现了惊奇的立体效果。合上书本，你甚至会以为这个布卢姆先生就住在你隔壁。这简直是小说史上的一个奇迹。我们知道，很多伟大的作品都在刻画人物方面有惊人的表现，比方说《战争与和平》，那么多的人物在书本里交织活动，一个个都栩栩如生。但由于小说描述的大多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人物，无法与我们产生如此近距离的感触。而《尤利西斯》就不同了，布卢姆先生是我们每个人都熟悉的，我们甚至还有一两个这样的朋友，没有什么成就，没有什么特别，游手好闲，浑浑噩噩过着不甘心却无法改变的平常生活。
不是我崇洋媚外，平心而论，我们的说家在取材上就没有这样的胆识。他们要么选择一个不典型的人物（不是特别好，就是特别坏），要么选取一个非常事件（不是好事就是坏事）来描写，最后告诉读者，你们应该这样或者不应该这样。但忽略了这个世界上占绝大多数的人其实都是些庸庸碌碌的平凡人，就像布卢姆先生这样，既不特别好，也不特别坏。要把这样一个人写活是相当不容易的，不但要具备小说家该有的一切素养，而且还得是一位心理学家。《尤利西斯》问世后，在心理学领域也引起轰动，很多心理学大师惊讶于一个小说作家竟然能把人的心理活动抓拍得如此清晰准确。从这个方面讲，中国还真没有一个作家能做得到。就连鲁迅先生，也只能选取非典型人物和非典型事件做小说素材，阿Q是不正常的，蘸血馒头也是见不得人的勾当。
不过认真想一想，乔伊斯和意识流作家原来是很聪明的，因为我们无法否认，即使最枯燥的一个人，他的内心世界也一定是五彩缤纷、奇妙无穷的，只是碍于人类的各种局限性，一个人无法接触另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我越来越相信每个人脑海的现实印象是各不相同的，虽然我们大多数人都过着非常相似的生活，但一千个人心里就有一千个绝不相同的奇妙世界。只要抓住其中相似的一点，就足以成就一部了不起的《尤利西斯》。
值得一提的是，《尤利西斯》的问世，虽然引起了文学界的轩然大波，但这部作品也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章。
像乔伊斯、卡夫卡这类天才作家，是不可能去追逐一个无聊的奖章，我猜测，奖章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反而是一种羞辱。但毫无疑问，对于平庸之人来说，奖章是成名路上不错的选择，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的差距并不像与天才之间那么大，这就需要挂上一枚奖章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可是不得不承认，有时候要挂上奖章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就像我将要说到的这位日本作家，专业陪跑许多年，却始终距诺贝尔文学奖有一步之遥。
对于日本作家来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似乎倒颇具优势。目前，亚洲（或者东方）获奖作家只有五人，其中日本作家就占了两个——自杀的川端康成和曾准确预言莫言将获奖的大江健三郎。然而名噪一时的村上春树却一直与诺奖失之交臂。我不知道村上个人是什么态度，但在大多数人看来，这是一个滑稽又悲伤的事。
在藏地实在无书可读，就随手买了一本《海边的卡夫卡》，与其说我是冲着没挂上奖章的村上春树先生去的，还不如说是冲着弗兰茨 卡夫卡去的。对于卡夫卡这个明显患有人类恐惧症的天才作家，我不止一次表示过喜欢。而《海边的卡夫卡》还好我也喜欢。
因为我从未读过村上春树的作品，也一点也不了解这个日本著名作家，所以我无法判断《海边的卡夫卡》里那种奇异气氛是刻意模仿卡夫卡作品，还是作者一向的写作风格。书里的人物都是虚幻的，作者刻意要造成这种效果，而他们生存的空间也是不正常的。一个自称卡夫卡的少年怀着仇恨离家出走，一个叫中田君的老年呆子像先知一样神秘莫测。据说这是一个叛逆少年自我救赎的故事。卡夫卡君带着叫乌鸦的影子，在阴暗的世界游走。他在精神上杀死父亲，并与有可能是自己亲生母亲的图书馆长通奸，而在想象中就是与母亲乱伦。在他阴暗的世界里，一个亦师亦友的人生导师将他带进深山老林里隐居，这是人生的转折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青春期，这是最容易误入歧途的时候，而且从此之后很难重返正道。可要是有一个象征光明的领路人拉你一把，你的世界可能因此完全变了样，就像打开另一扇生命之门一样。这个叫大岛的中性人便是卡夫卡君的人生导师。就像年轻阳光的卡车司机星野君莫名其妙追随着从时光漏洞的漩涡里幸存下来的老人中田君一样。两个在不同轨迹上运行的生命最后都趋向成熟，接受了该接受的命运。卡夫卡君也许终其一生再也不会干离家出走的傻事，星野君也不可能再丢下一卡车货物不顾而去看棒球比赛。我觉得这就是每一个生命的成熟过程，就像一颗成熟果实必须经过风吹雨打一样。

附加语：这一篇杂谈拖得太久，而且是在不同电脑上写成，拼接在一起的，所以难免疏漏，读起来也不会很流畅。然而意思倒是很清楚的，并不模棱两可，相对于那些圆滑无知的书评之类，可以说是很有借鉴价值的。这并不是说我的观点都正确，但至少我不会撒谎，也不会闭起眼睛胡说一通了事。

在我“流落江湖”的时候，第一次去号称“羚城”的甘南合作市，就对那里没有一点好感。至今我还记恨由于旅社昂贵，迫使我在大雨如注的夜晚徘徊街头，无处可去，最后不得不在网吧熬通宵。怎么也想不到我与这座偏远孤僻的藏地小城却颇有缘分，三年前以群演身份参加州庆，就在那里待了足足一星期。今年又自动请缨，去那里参加藏语培训，有意逃避可笑无聊的社会气氛。在我印象中，学校还是相对干净宁静的去处。然而，到了那所破旧的师范学校后，才知道我的想法太幼稚了。这里和外面一样，照旧被那群蠢货搞得乌烟瘴气。没办法，我只得又蜷缩进自己的世界里，享受读书乐趣之余，跟新环境敷衍起来。

据台面话讲，我们培训班里这群人倒是各地的精英，大有前途，所以才由国家出钱到这里免费培训。有个女领导特别强调了“免费”的事，并指出：“除了你们的父母，再有谁会给你们这样免费学习的大好机会？请你们认真想一想。”当然，这是不用想的。不过，我确实认真想了一想，得出的结论却和他们给出的标准答案不大一样：首先，我们这群人到底是不是所谓的“精英”，就有待商榷。反正就我所知，那些被单位派出来参加无关紧要活动的，大多都是闲散人员，类似于被老师打入后排的差生。就我自己来说，思想不合格，工作也不积极，怎么也跟他们认为的那种精英扯不上干系。再者，免费供你上学的，除了父母，也真再无别人。至于本次的“免费”，乍一看倒也堪比“父母之恩”，然而从本质来讲，却有天壤之别。父母供我们上学，让我们学对自己有用的知识；他们“供”我们上学，是逼我们学对谁也没用的东西。这就好比同是免费让你去医院治疗，父母让我们治疗疾病，而他们只是让你注射准备好的药物，至于对你的身体有没有好处，对不起，这不是他们关心的问题，或者说，他们认为有益就行。每当有人说“把什么什么比母亲”之类的肉麻话，我心里总不是滋味，无故觉得他们真是亏了生他养他的母亲了。

不用说，我跟周围的一切还是格格不入。我看别人大多是蠢货，肩上顶着一颗颗空空如也像大脑的东西，五官都只是起装饰作用，让他们看起来更像人类；而他们看我也不过是一个还没有关进疯人院的神经病。所以，无话可说，我照旧读我的书，让他们只管嘲笑去。本来我真正的目的也只是找一个像样的地方偷偷读书而已，我早料到那样一个学校不可能有人可以教给我什么，他们连学校门面上大大的错别字都看不出来，能教我就真见鬼了。事实上他们也真没有让我失望，除了一个略有水平的心理学老师，别的要做我学生可能尚不够格。奇怪的是，很多人更喜欢只会说漂亮话的那些低水平教师，而反感言之有物的心理学老师。这真是为之奈何，现代人缺失审美水平已不必说，难道连言语分辨力也在丧失？这样下去，人类也许真的就干不过机器人了。很显然，智能机器在各方面似乎都占优势，只有艺术能力是它不可能具备的。智能机器拥有梦幻一般的超能力，可以轻易打败人类最厉害的棋手，但却无法写出一首李白杜甫那样的诗歌。而我们人类却任凭自己这种无可取代的能力逐渐消失，这不是自取灭亡是什么！

在这短暂而漫长的三个月里，除了每天都得忍受一两节让我头疼的无聊课程外，我个人倒颇有收获。首先是读书，我在藏地读过的书目，现在已不大记得清，印象中在学校图书馆借到两本古旧的世界短篇小说集，收录各国经典短篇小说，非常不错，只有马克吐温的《十万英镑》看起来肤浅的多。可气的是这个山寨学校不但校园气氛乌烟瘴气，就连图书馆也是一塌糊涂，图数量太少太狭隘尚情有可原，管理制度混乱也可不提，让我受不了的是那个蛮横愚蠢的管理员阿姨，简直不可理喻，经常无故闭馆，她藏在里面不知在干些什么，借书人敲门才一脸不情愿地打开。也不让你好好找书，她说没有就没有。说真的，我还从没在读书馆里见过这副模样的女人。就是这个管理员弄丢了我的借书证，还毫无理由地把责任推给我。我一气之下不再借书，就在学校外面的书店买。幸好我的经济状况倒也不至于买不起书。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落后的小城里，小书店却出奇的多，然而书架上堆满的全是些考试资料和政治书籍，不是某某大人物讲话，就是什么什么活佛讲法，要买到想读的优秀书籍，还是很不容易的。挑来选去，陆陆续续只买了三本书，先是《穆斯林的葬礼》和《海边的卡夫卡》，后来买到的林语堂《苏东坡传》，都是相对可读的好书了。

这么算下来，我在藏地读完的书，抛开零星的短篇小说不说，大块头的就要属《尤利西斯

》和上面提到的这几本了。《尤利西斯》是我几年前买到的，鉴于外界对乔伊斯和他的这部意

识流杰作过于深奥的评价，一直不敢贸然阅读。但在无书可读的藏地，只好厚着脸皮读下去。不知由于我的特别感知力，还是书评界那些人故作高深，翻开之后，我并不感觉读下去有多吃力，相反，天才的书写很快便将我深深吸引，无法移开了。我一直对这种现代派小说有莫名的钦佩感，读高中的时候有一篇《等待戈多》的戏剧，别人都说无法理解，我却特别喜欢。反倒是大家都说好的莎士比亚戏剧《威尼斯商人》，我读来毫无趣味，虽然从故事层面讲，《商人》更多波折，而《戈多》根本没有情节，“文喜看山不喜平”的中国式标准似乎对我不起作用。当然，我们还有一个说法是“好书读来只觉闲”。可见什么“人生必读书”之类的艺术标准完全是扯淡。我让批评界吓得不敢翻开《尤利西斯》，尤其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