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个时代的怕和爱
想找本轻松的书看，网上购书有赠书，选了这本《我们这个时代的怕和爱》。是本访谈集，作者“陈丹青等”，是包括陈丹青在内的一大帮人，有作家、画家、舞蹈家、诗人、音乐人，还有导演、演员。
谈教育，陈丹青依然尖锐，不过语气平淡了许多：年青人要答案，而且考试里面更要答案，他们是找答案的一代，结果什么都没找到。谈问题其实都是人的问题，谈人的问题其实都是人性的问题，人性是永恒的，又是多变的，离不开善恶，又不是善恶那么简单。拿写《纸牌屋》来说，不了解人性之恶的人写不出来，而这个了解不是来自他人，而是来自作者内心，从这个意义说，文如其人是有道理的，至少文如其人的一面吧。谈人性，陈先生是为了谈艺术、谈木心，现在终于有不少人在谈木心了，看了这篇访谈，也想去读一读了。
目前我痛感很忙，其实无聊才是身份的象征。这一点陈先生会同意，他认为无聊是有钱人或有闲人的核心问题，到各种公共场合看看就知道，每个人都在想办法告诉自己今天晚上我真高兴。不过我觉的，人家或许是真高兴吧！傅佩荣先生提醒我们，中国佛教有句古话：不要用牛羊眼看人。用牛羊眼看人，只能看到别人的牛羊面。或许是我们的眼光太无聊了，呼唤神明吧，主啊，借我一双上帝的眼睛！
麦家，是心理学分析的绝佳案例，他念兹在兹的是童年阴影，至于阴影面积和深度，没有细说。他似乎对别人称他为红色作家颇为介怀，很不幸，我觉得他确实是位红色作家。他尽可通过远离体制来脱红，但他作品中的国家意识却一直保鲜良好。举目神州望，深红间浅红，问题不是你红不红，而是你好不好，麦家挺好的。
杨丽萍跳舞这件事，一个情况很有意思，她把少数民族村落的舞蹈拿出去，人家批评她破坏了原生态，结果十年八年过去，有些村落消失了，有些村落还在，舞蹈消失了，于是又从杨丽萍这儿把东西学会去。人事代谢，文明的脚掌一向很硬，只好等它步步生莲。
访几个作家，大家都有长篇情结，其它问题就各是其是了。野夫是个行动派，欣赏晏阳初、梁漱溟的知行合一，瞧不上中国知识分子的坐而论道、闭门造车，读其书如对《太史公书》，勃勃然有股气在。拒绝遗忘，关注黑暗，探寻民族的病灶，在野夫看来是文学的使命。使命在，是因为未完成。这个问题，苏童理解稍有不同，他觉得，“我完全不可以替别人发言”，同时，“只要我还在写作，我就一直在承担这份（社会）责任”。在另一些人那儿，问题似乎部分解决了，翟永明坦陈，在世俗层面上，诗歌就是个无用之物，齐邦媛也觉得文学不能重建城邦，但它能安慰、鼓舞人。老奶奶心灵未老！
天才总是超然在问题之外的，马原云：“我最得心应手的事情当然是小说，我一点儿都不谦虚，我在中国有百万计的同行，但是真的对小说有我那么熟悉的人凤毛麟角。”瑞典皇家文学院的诺贝尔奖评选者如何呢，那是一批太老的读者，“他们早就对这个世界不了解了”！这话只有马原讲，我们才不说他是那只葡萄架下的小狐狸。
受教育多年，有个印象，作家没有生活，只有“体验生活”，照严歌苓的解释，就是你假装和那个地方的人生活得一样，搜集一些感受回来举一反三、反几地写。这种体验，是种作弊，没有生活体验，很难体验生活，有了生活体验，何必体验生活。万事病在刻意，包括生活，池莉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做好自己的事，做好自己的人”。正因为生活是件大事，才要行其所无事。访谈中蒋方舟这一篇，非常平淡，或许是因为谈生活谈的太多，蒋小姐不也说了吗，她对个人生活没有太强烈的表达欲，自己的生活无聊且平凡，对那些特别能深挖自己的作者，她心怀羡慕。
生活既要在其中，又要有距离，这是阿来的经验。人毕竟都活在当下，时间上拉不开，可以通过在空间上拉开得到一些补偿。拿故乡来说，你可以说它可爱，但你说它美丽，问题就来了：“你看中国人写的文章，所有的故乡都是美的，但是你去看一下有几处是美的，那你不是撒谎吗？”这大概就是距离没拉开，近到零距离，把故乡当成自己了。这种距离，张大春的表述是，“一个热切而又冷峻的距离”，热切保证方向不跑偏，冷峻提醒态度要节制。这种距离感，把握得比较好的，梁鸿可算是一个。从《中国在梁庄》到《出梁庄记》，现实中的梁庄们沙没了、泥没了、路没了、人没了，空虚化、废墟化，它是一种迫切的现实，一种坚硬的寻在，却也候选成为一种经验和精神的象征。作为故乡，“我爱我的故乡，但是那种爱是可以分离的爱，我可以不回去，我可以心里想它”。人们心中的坟头，肯定不止故乡一处，阿来就注意到一个问题，让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成为个例，那就是：中国文学忽略大自然，尤其在当代文学中，自然消失了。一想还真是，这可是个人人高谈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国度啊！
中国的文学史上，天才似乎很多的样子，因为现在没发现，所以许多人在呼唤在寻找。或许看到有些人在拿着海子的照片到处打探吧，翟永明悄悄冒了一句，海子是人们的某种偏爱逐渐造成的神话。还是张大春会安慰人，他的意思，天才不会是常态，你只能期待他偶尔出现。文学史靠不住的，那里充满偏见，19世纪以前世界没有文学史，文学史是近代大学学院制度形成的，让学生有些题做，给教授一口饭吃。还是平常心吧，在生活的一切方面。不过这不容易，以往的大陆人，总觉得台湾人有种优越感，廖信忠从台湾到大陆工作了就说，这是大陆人的想象啊，他觉得在大陆挣钱挺不容易的。这说明，他来的太晚了！
白先勇先生来大陆来得早，1987年第一次来，到苏州旅游，从那之后，就投入了对美的拯救工作，不是苏州的园林的美，是昆曲的美。我们现在一提昆曲，想到的就是白先生，到底是谁拯救了谁，真是说不清。一般来说，越是弱势的东西越会有个强势的表达，有时候是它的表达自感并不强势，但跟它的弱势地位一比，显得比较强势。白先生的昆曲宣言是，做昆曲，不是媚俗、取悦观众的，而是去教育观众的。孟京辉的实验戏剧宣言和他区别并不大，他把群众当朋友，大家一块儿成长，共同进步：“观众肯定不是上帝，谁敢教育上帝，你敢娱乐上帝吗？上帝需要你娱乐吗？”他对观众，教育并娱乐着。
一个导演可以用戏剧去娱乐观众，一个演员却不会满足于自己的娱乐价值，更别提去享受，许多人寻求突破，结果他们的突破往往更具娱乐效果。聪明如陈坤，选择的是去做公益，在东申童话，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同行者，而不是领导者。我百度了一下，这几年他这个项目做得挺不错的，走走挺好的。走归走，如姚谦谈艺所说，最后还是要回到原地，只是要时刻提醒自己，必然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只要不局限自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你看，音乐在的时候，唱片尚未出生，现在唱片死了，音乐还在！
（陈丹青等：《我们这个时代的怕和爱》，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
谈教育，陈丹青依然尖锐，不过语气平淡了许多：年青人要答案，而且考试里面更要答案，他们是找答案的一代，结果什么都没找到。谈问题其实都是人的问题，谈人的问题其实都是人性的问题，人性是永恒的，又是多变的，离不开善恶，又不是善恶那么简单。拿写《纸牌屋》来说，不了解人性之恶的人写不出来，而这个了解不是来自他人，而是来自作者内心，从这个意义说，文如其人是有道理的，至少文如其人的一面吧。谈人性，陈先生是为了谈艺术、谈木心，现在终于有不少人在谈木心了，看了这篇访谈，也想去读一读了。
目前我痛感很忙，其实无聊才是身份的象征。这一点陈先生会同意，他认为无聊是有钱人或有闲人的核心问题，到各种公共场合看看就知道，每个人都在想办法告诉自己今天晚上我真高兴。不过我觉的，人家或许是真高兴吧！傅佩荣先生提醒我们，中国佛教有句古话：不要用牛羊眼看人。用牛羊眼看人，只能看到别人的牛羊面。或许是我们的眼光太无聊了，呼唤神明吧，主啊，借我一双上帝的眼睛！
麦家，是心理学分析的绝佳案例，他念兹在兹的是童年阴影，至于阴影面积和深度，没有细说。他似乎对别人称他为红色作家颇为介怀，很不幸，我觉得他确实是位红色作家。他尽可通过远离体制来脱红，但他作品中的国家意识却一直保鲜良好。举目神州望，深红间浅红，问题不是你红不红，而是你好不好，麦家挺好的。
杨丽萍跳舞这件事，一个情况很有意思，她把少数民族村落的舞蹈拿出去，人家批评她破坏了原生态，结果十年八年过去，有些村落消失了，有些村落还在，舞蹈消失了，于是又从杨丽萍这儿把东西学会去。人事代谢，文明的脚掌一向很硬，只好等它步步生莲。
访几个作家，大家都有长篇情结，其它问题就各是其是了。野夫是个行动派，欣赏晏阳初、梁漱溟的知行合一，瞧不上中国知识分子的坐而论道、闭门造车，读其书如对《太史公书》，勃勃然有股气在。拒绝遗忘，关注黑暗，探寻民族的病灶，在野夫看来是文学的使命。使命在，是因为未完成。这个问题，苏童理解稍有不同，他觉得，“我完全不可以替别人发言”，同时，“只要我还在写作，我就一直在承担这份（社会）责任”。在另一些人那儿，问题似乎部分解决了，翟永明坦陈，在世俗层面上，诗歌就是个无用之物，齐邦媛也觉得文学不能重建城邦，但它能安慰、鼓舞人。老奶奶心灵未老！
天才总是超然在问题之外的，马原云：“我最得心应手的事情当然是小说，我一点儿都不谦虚，我在中国有百万计的同行，但是真的对小说有我那么熟悉的人凤毛麟角。”瑞典皇家文学院的诺贝尔奖评选者如何呢，那是一批太老的读者，“他们早就对这个世界不了解了”！这话只有马原讲，我们才不说他是那只葡萄架下的小狐狸。
受教育多年，有个印象，作家没有生活，只有“体验生活”，照严歌苓的解释，就是你假装和那个地方的人生活得一样，搜集一些感受回来举一反三、反几地写。这种体验，是种作弊，没有生活体验，很难体验生活，有了生活体验，何必体验生活。万事病在刻意，包括生活，池莉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做好自己的事，做好自己的人”。正因为生活是件大事，才要行其所无事。访谈中蒋方舟这一篇，非常平淡，或许是因为谈生活谈的太多，蒋小姐不也说了吗，她对个人生活没有太强烈的表达欲，自己的生活无聊且平凡，对那些特别能深挖自己的作者，她心怀羡慕。
生活既要在其中，又要有距离，这是阿来的经验。人毕竟都活在当下，时间上拉不开，可以通过在空间上拉开得到一些补偿。拿故乡来说，你可以说它可爱，但你说它美丽，问题就来了：“你看中国人写的文章，所有的故乡都是美的，但是你去看一下有几处是美的，那你不是撒谎吗？”这大概就是距离没拉开，近到零距离，把故乡当成自己了。这种距离，张大春的表述是，“一个热切而又冷峻的距离”，热切保证方向不跑偏，冷峻提醒态度要节制。这种距离感，把握得比较好的，梁鸿可算是一个。从《中国在梁庄》到《出梁庄记》，现实中的梁庄们沙没了、泥没了、路没了、人没了，空虚化、废墟化，它是一种迫切的现实，一种坚硬的寻在，却也候选成为一种经验和精神的象征。作为故乡，“我爱我的故乡，但是那种爱是可以分离的爱，我可以不回去，我可以心里想它”。人们心中的坟头，肯定不止故乡一处，阿来就注意到一个问题，让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成为个例，那就是：中国文学忽略大自然，尤其在当代文学中，自然消失了。一想还真是，这可是个人人高谈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国度啊！
中国的文学史上，天才似乎很多的样子，因为现在没发现，所以许多人在呼唤在寻找。或许看到有些人在拿着海子的照片到处打探吧，翟永明悄悄冒了一句，海子是人们的某种偏爱逐渐造成的神话。还是张大春会安慰人，他的意思，天才不会是常态，你只能期待他偶尔出现。文学史靠不住的，那里充满偏见，19世纪以前世界没有文学史，文学史是近代大学学院制度形成的，让学生有些题做，给教授一口饭吃。还是平常心吧，在生活的一切方面。不过这不容易，以往的大陆人，总觉得台湾人有种优越感，廖信忠从台湾到大陆工作了就说，这是大陆人的想象啊，他觉得在大陆挣钱挺不容易的。这说明，他来的太晚了！
白先勇先生来大陆来得早，1987年第一次来，到苏州旅游，从那之后，就投入了对美的拯救工作，不是苏州的园林的美，是昆曲的美。我们现在一提昆曲，想到的就是白先生，到底是谁拯救了谁，真是说不清。一般来说，越是弱势的东西越会有个强势的表达，有时候是它的表达自感并不强势，但跟它的弱势地位一比，显得比较强势。白先生的昆曲宣言是，做昆曲，不是媚俗、取悦观众的，而是去教育观众的。孟京辉的实验戏剧宣言和他区别并不大，他把群众当朋友，大家一块儿成长，共同进步：“观众肯定不是上帝，谁敢教育上帝，你敢娱乐上帝吗？上帝需要你娱乐吗？”他对观众，教育并娱乐着。
一个导演可以用戏剧去娱乐观众，一个演员却不会满足于自己的娱乐价值，更别提去享受，许多人寻求突破，结果他们的突破往往更具娱乐效果。聪明如陈坤，选择的是去做公益，在东申童话，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同行者，而不是领导者。我百度了一下，这几年他这个项目做得挺不错的，走走挺好的。走归走，如姚谦谈艺所说，最后还是要回到原地，只是要时刻提醒自己，必然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只要不局限自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你看，音乐在的时候，唱片尚未出生，现在唱片死了，音乐还在！
（陈丹青等：《我们这个时代的怕和爱》，中国文联出版社2015年版。）
@小静米 2015-11-17 19:25:05
这篇文章我学了，这本书我要看^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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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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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循守旧2015 2015-11-19 21:01:58
这篇文章我学了，这本书我要看^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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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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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江沐雨 2018-03-01 21:46:47
我懵懂的读过您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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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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