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变态的社会要想让人不那么失态，像吐槽大会这种节目不妨一看，插科打诨尖酸刻薄，也是偷得浮生半日闲。最近陆续毒舌，其实以前还有一张，两千年左右吧，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计划陆续推出了李敖所谓的大全集，计有四十卷一千多万字，他们在陆续改头换面地出版，我陆续在收。以前觉得好，现在人落伍了，老实说能看的不多，尤其耐咀嚼得不多，快人快语而已，虽然重复累赘的不少，炫才扬己的地方也有，所以我觉得需要压缩。但一定的有限度的才气还是有的____我是说六十年代的李敖，仿佛初生牛犊，孤往独行，引经据典而兼旁敲侧击，反讽人我外带针砭现实，所谓传统下的独白，虽然什么白话文五百年来前三名之类昏话大话，恐怕最后也只能沦为一句玩笑话，就像吐槽大会，在整体没什么可看的时候也不妨一看，但要选择性的看，当活跃一下面部神经，有时还是有点笑料，虽然张绍刚的花西装是不是可以颜色花式不要那么多，今天先点到为止，接下来有机会或许陆陆续续略评下李敖的六本大作，从传统下的独白到李敖的快意恩仇录，蒋介石评传，包括他讲谭嗣同一干人等的北京法源寺。


今天先略谈他的《回忆录》。



说到李之回忆录，我想引他与钱穆的交往来说明一些问题。首先我看李之回忆录，着眼点在那个时代的变迁在李眼中心中的印记，以此了解，以此研判，第二个着眼点，看他求学的经历与由此生出的看问题的角度，哪些是对的，哪些值得商榷，哪些则不以为然，所以我当时尤重视他与学人们的交往，因为当时一批非常优秀的民国学人到了台湾，有无名低级的，亦有钱穆这样成名成家的。


李敖因为与徐复观的儿子徐武军在1952年认识了长者钱穆，当时他只是高二学生，钱穆全无架子谈了些治学方法，如多读书求解以古书原文为主，免受他人成见之约束。又书要读第一流要一遍一遍读，与其十本书一遍不如一本书十遍；不要怕读大部头的书，养成大部头习惯则普通书不怕了容易入手；又如读书要庄重要静心凝神，甚至于选已有两三百年以上经过历史淘洗的书，等等。钱穆所云皆有价值，唯专读旧书与林语堂让儿女读时新报纸与古书兼行不同，不过意思是好的。李敖与钱穆交流时钱看到他一篇文章，名为【梁任公上南皮张尚书书】，这是梁启超写给张之洞的信，钱惊讶而询李敖此信出处，李告之并生出两点感想：一，钱不耻下问真有“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的风度；二，他竟不知此信出处，学问广度令人生疑。




后来李敖与钱穆经常书信交流，对于钱之【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关于新疆禁地自左宗棠平定回乱后禁令始驰的问题，与【国史大纲】中“美人安达生名此曰北京人”一语的问题，李敖的意见是安达生他书皆作瑞典人，而新疆禁令乃据罗香林【国史】而早在道光时平回乱后纳将军长龄议即驰，以为对于钱穆之质疑。<br><br>钱后遂回书，安达生应为瑞典人，一时笔误未经校出；又关于新疆汉民移植，罗书亦有据，然大量流入乃在后。又热情鼓励李敖求学问道，庄子熟固然好，论语孟子亦重要，须时时玩索以朱子集注研读，勿以读过了事。



再后来，李敖走上了反对钱穆思想的道路，肯定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但朴学之外扩张了的解释，则水平可疑。认为他头脑迂腐得自成一家。但又为他因为胡适型的排挤而未能在胡适有生之年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大抱不平，这些我们都值得注意，因为胡适与李敖有忘年之谊，他父亲还是胡适当年北大的学生。


再后来李敖因钱穆为蒋介石八十华诞写寿文的问题，认为肉麻兮兮，已是全然无耻了，因为李敖认为历史上真正的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我想李敖的心目中应有明末清初三大儒宗顾炎武黄宗羲与王夫之，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李敖是对的，一个读书人为统治者写评传可以，适当应酬也无妨，但为寿文作谀词，我认为过了，所以李敖的评价虽然苛酷了些，但是批评得很对，沧海横流，正应处士横议，方是真正的儒生本色。余杰当年也引此条要剥钱穆先生的皮，不过他只引此而忽略钱穆先生的学问，只拿鲁迅不圆通的历史论作匕首投枪，容易误导人，虽然余杰此条的批评，亦是无可争议的正确，尽管同为批评，余杰比之李敖，含金量比较低。

《高华先生的两部书》


高华去了，有点赍志以殁的意味，不过他作为当代著名史学家的位置，我觉得还是比较稳固的。

高华的东西，有人以为很恐怖，很不正统，其实不是的，他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好比他对蒋介石失败的原因，好比他对国共两党得失成败的分析，都是实事求是而已，他原先是个对历史很有兴趣的人，参看他在《革命年代》中的“代自序：行走在历史的河流”的自我介绍与剖白，很容易就让我们触摸到一个好学深思的高华。






其实我常想，多读几本书，具备一点起码的逻辑思维能力，你就是高华。以国民党为例，他在那篇《和研究生谈几篇史学名著》中借着对别人的评述说了，三来源：一传统二苏式党治三自由主义，但是高华先生没谈比重，或者也谈了，先后顺序就是谈。我个人认为国民党政权是比较尊重传统的，一个证据就是对读书人的优容，什么傅斯年刘文典以及那架接人到台湾去的飞机，都是大大小小的例证，另外苏式党治主要是孙大炮的影响，这个要分正反两面看：太严了，专政；太松了，无凝聚力，实际上国民党的所谓专制始终有个前提，就是你要颠覆我我当然要反动，你老老实实读书求学，我还是比较能够容忍的，所以，在民国时期当一位农民或许不一定美妙，因为有土地改革问题，但当一位真正的读书人还是很美妙的，自由集会结社写文章明着骂党国，一般来说问题不大。郭沫若之流当时天天嚷着专制专制，其实他后来儿子死了才晓得什么才是真正的专制；至于自由主义，有人说蒋用胡适优容傅斯年是在装门面或受美国压力，我只能说有，但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国民党高层以蒋介石为首的几乎都是各个领域第一流的读书人，什么王世杰的法学翁院长的科学，元老如吴稚晖于右任蔡元培，都是学问家，对传统有理解的人，所以国民党政权是比较传统的，又有西方自由主义的压力，于是在几千年来看还是一个相对较好的政权，后来到台湾痛定思痛，也注意土地改革问题，这点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也谈了，另外在论国共两党这个问题上，有人喜欢放到一个近代史什么百年屈辱的大框架来看其历史意义，就很容易走偏，因为历史的拖累与一个政权的良善，应该分而置之。网上伪传的李敖与某些毛派立论，犯的就是这种错误，实际不值一驳。另高华先生这个地儿有几十篇文章，我觉得有兴趣的人可以一篇一篇点来看，一定会有相当洗脑的收获，我们现在的历史教育尤其近现当代的历史教育，太失血了，不妨在高华先生在网上结集的五十多篇文章中大致充充血。

高华还有一本书，叫《历史学的境界》。







清代史家赵翼说他搞不了经学，于是只能搞史学，他不是谦虚，他是量体裁衣。中国的经史向来号称不分家，但毕竟有所侧重，经是经史还是史，总有一个天分的限制，而生出的兴趣与能力的指向。虽然史学也不是那么简单，没有材料搞不了，有了材料无见识也搞不好。例如高华先生是当代不错的史家，他讲境界，但他的境界也有限制，尽管他是学院派的相对叛逆，但叛逆的学院派还是学院，袁腾飞就轻松得多，说话也就大胆而放肆____在主旋律看来。所以，即使读高华先生的书，例如有人问他当时中共为何不走美国道路而走苏联，他说，无论是从意识形态的相似性出发，还是现实主义的可能性出发，在中共看来，现代国家的母版自然应是苏联........这段话我觉得他高华先生的境界就堪疑，这里我就不展开了。他是直言无讳呢，还是言不由衷呢，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只能把它归结于体制内的一个限制。另外，他口口声声强调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以对抗所谓现代史学的主流，但他的东西，好比杨奎松杨天石茅海建沈志华的东西，一方面是主旋律边上的不和谐，一方面还是被主旋律所笼罩，道理很简单，他们还是学院派。因此，读他们的书，一方面要注意字面上的东西，一方面还要深入到字面以下。他们的价值是省却了你自己搜寻翻捡史料的功夫，一方面也需要你自己的识见。正如高华评价唐德刚所谓，他并非纯粹学院中人，但他时有精彩的论断，就是这个道理。由此我们发觉坐井观天有两种含义：一种真以为是全部的天不觉得井的存在；一种知道是井，但跳出去很可能连青蛙也当不了，于是故意坐井观天。那个井，就是体制。所以今时今日，一方面要关注像高华这类在体制游离的专家，因为他们受过起码的学术训练；一方面要从其他的渠道来更宽广的看问题想问题，自然久之境界就高，总之，我对高华先生并无不敬之意，我只是自以为看到了他的难处，也就想尽量避免他所有的缺陷，正如看近代史我既看费正清的，也看萧一山的，然后尝试用自己的逻辑链条来连接，来搭建。

这部书有一篇重要的文章：【六十年来家国 万千心事难诉】。本是2010年高华先生在南京评论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连带述及【巨流河】，其中有些隐含的深意通过评论我们要注意。

例如，四九到台湾的外省人的不幸。这个许多人都讲过，李敖，齐邦媛，龙应台，刘绍唐，这些后来台湾第一流的知识分子都是那时到台湾的外省人的后裔，刚去时面临两大困难：生活的与思想的。生活自不用提，思想的需要说说。蒋政权在49年前的大陆，所谓文化专制是相当有限的，几乎流于形式，左倾风潮一直兴盛就是明证，再由于国共曾经合作一旦翻脸拉不下脸，许多国民党高官对昔日一个战壕的共产党同志是没有下狠手的，例如蒋作宾对廖承志，陈诚杜聿明对田汉，正因如此才有后来的败局，于是到台后实行右翼恐怖，例如李敖老师严复的孙子严侨，但这与后来大陆的株连亲族有极大区别，恐怖虽恐怖，一般家人可照常生活上学，不致于社会上受歧视，而大陆是什么概念，仅仅五一年就收拾了七十一万原国民党残余分子，而且亲族无赦广为株连，相较于后来大陆一次又一次运动，起初到台湾的外省人是凄惶的，日后又是幸福的，最厉害的禁书运动在六十年代后已有了好转，柏杨的【中国人史纲】甚至是在牢里写的，大陆的丁玲，只靠在牢里回忆古诗而免于疯狂。另高华还说，中共非常善于省时度势，抗战刚胜利时宣扬和平，到了48年大局已定，张申府这种中共元老在储安平【观察】再呼吁和平，就是人民的敌人了。又如四九鼎革初期，像现在章诒和的老子章伯钧，黄万里的老子黄炎培，这些人因为影响力大中共是作了很多安排的，而刘绍唐这种小知识分子就顾不了了，于是刘在北平解放欢迎中共对那些左翼青年说，你们不是反饥饿反压迫吗，你们以前饥饿了吗？现在共产党一来就让你们吃小米，于是刘绍唐这种就要主动选择台湾。而留在大陆的势利眼章黄二人，后来一样逃不了鸟尽弓藏 兔死狗烹的命运，所以我从来看不上他们这伙贰臣或佞臣及其后裔，实为咎由自取，又何必要遗憾自己当初完全出于自愿的选择呢，而且还得了那么多的好处，政治的操守与做人的准则在哪里？

历史是诡异的，而且充满了悖论，从高华先生这篇其实很多话没有明说的长文里，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东西，说出来免得我虚火上升，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然后仔细想想该怎么去总体上作出自己的判断，毕竟不是红太阳那种禁书，找寻容易得很。





高华还有一篇重要长文分析国民党失败原因，颇值得我们深思。以往论者讲这个问题，总说什么民心丧失啊，什么金融崩溃啊，什么苏联支持啊，即高华所谓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各方面的综合。其实我觉得还是高华先生说得切实，国民党的失败就一个军事问题最重要，并由此衍生其他的问题，例如，蒋不应听马歇尔建议将精锐主力放到东北而导致有生力量的丧失与国防兵源的匮乏，同时，由于东北的几十万精锐的消耗太大，每天要钱要粮，又拖垮了国民政府的经济，于是又发行金圆劵得罪了社会中下层，尽管老蒋对国民教育花了不少钱，当时的联大联中几乎是政府全额补贴，假如东北军事得当，这些衍生的问题可消除或淡化，因为不是失民心而失地，而是土地失了失去了民心，因为共产党宣传太厉害，但是有趣的是，东北胜利后真正的土革吓跑了一些人，例如山东跑到台湾的几千中学生，都是地富反坏右的子弟。他们跑到山东结果当地老百姓不相信共产党会那样做，认为是诬蔑，造谣，等到山东解放他们又跑到江南直到海南，每一次都是事到临头才后悔，然后告诉未成为解放区的国统区的老百姓，谁都不相信，结果最后大家都悔之晚矣，尤其是地主富农。





另外，情报机构的渗透，蒋介石身边有沈安娜，刘为章，胡宗南身边的熊向晖，又如起义的廖运周，都是多年潜伏的共党，国军稍有动静，毛那边了如指掌，焉能不败？有趣的是，三七国共合作前，中统在中共无所不在，几无容身之地，总书记都叛变了两个；三七之后，共军在党国亦无所不在。这是由于把重心放在了日本人身上，又顾及了国际国内的舆论；

又如在军事上蒋自己也管得太宽，太细，太模棱两可，不够恒定，例如让卫立煌与傅作义回撤主力的决心不够坚决，傅说回撤就是偏安而蒋也认了，于是或全军覆灭或和平解放，又如卫立煌与共军早有接触的事，同居然三人一起指挥淮海战役而连续泄密的刘为章一样，有人早发觉消息泄露矛头直指刘为章，蒋偏不信；





蒋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人惟亲讲派系，在日记里骂龙云为猡猡，轻蔑至极，又不能团结拉拢在东北收拾过林彪的小诸葛白崇禧，包庇临难不救保存实力的邱清泉，最明显如嫡系胡宗南，高华讲仅一个师长的气局，我认为真是。居然放手让他指挥大兵团作战。高华分析的没错，陈立夫曾建议胡宗南偷袭延安以建奇功，结果胡被轻轻放过；最要命是在西昌的最后关头，胡尚有精锐二十万大军，美式装备武器，却只身瞎跑海南兜一圈以致群龙无首，结果二十万大军一点一点全军覆没，气得蒋家父子差点不派让他返回台湾的飞机。





总之，蒋之失败当然有多方面的因素，例如地方军阀造成的军政不统一，或没及时土地改革抓取中下层民众，自己的党政军太江湖无组织无纪律，比不上初期共党的廉洁奉公，打仗都不要军饷只吃饭就行的朝气蓬勃，宣传工作也弄不过对手，但最主要还是军事的失败，军事的失败导致有生力量的锐减，而蒋又太注意一城一地的得失，处处布防而无兵可防，没有毛的主动灵和：不要城池，只讲力量___尤其注意干掉蒋的有生力量。军事的失败又导致士气的丧失，后来四野二野南下时几乎收编比打仗还忙，崩溃了整个军心，于是焉能不败；又土地改革走到了承诺向来很讲究的共军的后面，于是抗日时在四川老百姓几十万用土法加班加点帮修成都机场，而且还是自带干粮，演变成后期一见国军就跑到共军那边去了，阴差阳错失掉了基本的民心，又焉能不败。虽然从蒋本意是很能体会老百姓的痛苦的，例如在重庆看见四川纤夫的苦痛也写进了日记里，有心却没有去实施。





余英时讲老蒋是无效独裁，老毛讲老蒋是民主无量而独裁无胆，这些都能看出蒋的优柔寡断，太传统了，曾文正公与王阳明，什么四维八耻，甚至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也拿来鞭策部下，诚如高华所言在尚智尚谋尚力的现代社会，不会变通，而拿来对完全没有任何思想包袱只随时势而转移调整的毛，又焉能不败？例如毛在重庆，冒天下之大不韪拿来杀了，平心客观而论，其实又何尝不是一步棋，太传统了，太宋襄公了，太讲究领䄂个人的道德底线了，毛早看出这一切，所以重庆谈判时在各种场合伟大的蒋主席伟大的蒋委员长巴巴掌猛拍，蒋自然也被迷惑了，于是最后的结局呢：



最是仓皇辞庙日，锦绣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