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下旬，我一位书商朋友死在家中，我在命案现场找到了一本老笔记——《夜行记》。


这本笔记的作者金木竟是我太爷爷，一位民初的夜行者。


笔记里记载了他1916-1928年之间经历过的一些离奇案件。


有奇闻、有周易还有某些历史上被隐匿的奇案调查


最近我将会把笔记里的案件翻译出来，方便大家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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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宗北京潘家园的命案，引出被匿掉的百年秘史


2016年7月，北京出了一场离奇命案。一名旧书商死在家中，埋在一堆旧书中。这起命案引出了一段被主流学界忽略上百年的隐秘历史——民国初年，中国存在一种被历史记载忽略的职业：夜行者。这个隐秘的行当，最早可追溯到唐代。

7月21日早上7点，北京潘家园华威西里小区，一个单身男人被自己的书砸死在家中。这些致命的书，是他收藏的上万本旧书中的一小部分。

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就是我，一名都市传说爱好者。

这位姓邱的旧书店老板与我相识多年。我总托邱老板帮搜罗都市传说相关的旧书。两年前，邱老板关掉了潘家园的门店，将租住的民宅做了仓库。

7月20日晚，邱老板联系我，说找到了我寻觅很久的几本书。另外，还发现了一本奇怪的旧笔记。这本笔记可能与我金家祖上的历史有关。

次日清晨，我赶往潘家园。敲门不应，便打电话，却听到电话在屋内响起，始终无人应答。

我想起邱老板心脏不好，怕出事，就叫来警察开锁进屋。邱老板被埋在一堆书中，尸体已经冷透。他的手中攥着一张书单。


（这个书单便是邱老板为我找的书）

三个月前，我托邱老板寻找一些古旧的史料。书单上的“夜行记”并不在所列的范围内，而是邱老板说的民国笔记。

邱老板突然死掉，现场被警察查封，无人能解释这本笔记里的秘密。

我便托公安局的朋友打招呼，随一名警察去邱老板家，在床头柜里找到了那本笔记。

寻找过程中，我发现一个细节，卧室的书架上，书的顺序被打乱了。

邱老板是个处女座，一向把书分类做得严谨，读过的书一定会放回原处。

我把这个细节告诉了警察。警察告诉我，尸检显示，邱老板死于钝器连续猛击后脑，可能不是简单的意外。

警察让再等消息，我便继续查找笔记的秘密。

笔记的作者叫金木，他于民国元年（1912年）至民国四年（1915年）期间，在北京做社会记者。根据笔记中的记载，他曾师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新闻记者黄远生，在《申报》工作。

根据《夜行记》中的线索，我找到了西四礼路胡同内的一座旧宅院，这里原来叫驴肉胡同，金家祖上的老宅便在此处。


（根据笔记中线索找到的院子，院子已破败不堪，却还有人居住）

这座破院子，建国前住着金家的仆人。建国后，仆人散尽，只剩一个老管家陶叔看护院落。

金木笔记中说，他的一些遗物留在这里，我却并未找到。


（老宅连同的一间平房，是陶叔居住的屋子，堆放着许多旧物。金木的遗物，原来就和一堆老皮箱堆在一起）

陶叔说，因为院子常年未整修，漏风漏雨，担心一些重要的东西坏掉，就交给了一个远亲保管，现在放在东城礼士胡同。

在礼士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我找到了金木的遗物，是一个旧木箱。


（院子装修过几次，墙上还留着清代的砖雕）


（这座院子也是金家祖上传下来的，在上个世纪60年代北京拆除旧城时出售了。现在，这个院落属于陶叔的一个远亲，被用来做茶道。）


（室内已做了改造，桌上便是金木留下的神秘箱子。）

这个箱子曾在金家保留了几十年，从未打开过。箱子中是一些日常物品，大概是当年金木做记者时留下的。我却认为，这背后还有更多秘密。


（箱子里的零碎物品和那本叫《夜行记》的笔记。推断年代，衣帽应该是建国前夕的，我研究了其他东西，均是1920年代的）

将遗物和笔记做了仔细对比后，我发现，这些物品与我的家族确实有极密切的关系，金木很可能是我的父。

邱老板想要告诉我的正是此事。


（相机，1924年德国生产的徕卡I型）


（放大镜，质量非常好，镜片几乎没有磨损）


（钢笔手电，笔帽上有灯泡，便于随身携带，里头的反光面已经掉了）


（怀表，表针没了，但内部机械还能走。老金找精时钟表店的老板看了下，应该是宣统年间生产的）


（眼镜，民国初年流行圆形金边眼镜）


（犀飞利牌钢笔，1913美国产，当时这家世界级的钢笔公司刚刚成立）


（竟然还有一把坏掉的手枪，勃朗宁1910，即使在当时也很罕见，可能是金木在日本买的）


（还有一张民国十四年的北京地图，袁大头是民国三年发行的，不知道为何还留着）

这些“装备”说明，金木远远不只是一名普通记者。

除了装备和衣物，我还发现了一本民国版的小册子《奇怪丛谈》，编著者是民国性学家张竞生。


（这本小册子是民国著名性学家张竞生成名前编著的）

这本书非常罕见。我在网上查看，这本旧书卖到了八千多。忽然想起，邱老板家中有不少孤本书，价格都不菲。

邱老板不久前告诉我，他搜罗到一本1965年最老版本的《毛主席语录》，拍卖价已炒到了十万。有个姓屈的同行，多次找他求购，他都不愿出售，两人争执过很多次。

书商之前的利益纠纷很常见，如果警方的怀疑成立，这可能是一条线索。我打电话给警察，说了此事。

之后，我找出家中收藏的一些老物件，发现也与笔记中提到的内容有关。

（我小时候，这块奇怪的怀表一直放在家里，父亲说是太爷爷的。后来发现是块隐藏了微缩相机的特务工具）

对照金氏族谱和笔记中的记载，我确认，金木确实是我的父。

我将笔记一页页研究，逐渐揭开了金木另外一个神秘的身份：夜行者——一个探究离奇案件真相的隐秘职业。

金木，原名金穆，字禾白，1890年出生在北京，父亲曾参与中日甲午战争，后来做了袁世凯北洋新军的军官。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金木赴日本留学，于辛亥革命期间回国，师从黄远生，开始记者生涯。

1916年，金木从《申报》辞职，正式开始夜行者生涯。

笔记中记录的事件都极其详实，应该是金木对亲历事件的记录。在一些记录中，标有一些奇怪的数字和字母。

在某页笔记中随手的一个记录中，我发现了密码的奥妙：每个密码都对应着当时一个报纸的日期和版面。

也就是说，金木将调查过程中的部分故事给到了报纸——一种赚取稿酬的方法，而更多真相写入了《夜行记》。

这正是夜行者的工作方式，一边做自由记者，一边像侦探似的潜入黑暗事件。

笔记中多次提到一份叫《白日新闻》的报纸。民国十五年（1926年）四月，金木记录直奉联军强关《京报》报馆事件时，文中还提到与《白日新闻》经理瞿铭麟交谈的事情。当时，这份报纸编辑部位于北京粉房琉璃街中州会馆。


（这份报纸1912年在北京创刊，1928年迁到了成都，后来被国民党封禁）

可以推测，《白日新闻》是金木长期供稿的对象。

《京报》事件时，北京《晨报》几日内连发报道，记录报社被关之事。上海《民国日报》则称“北京已成恐怖世界”：

“【本报二十八日上午十时北京电】《京报》社长邵飘萍，被奉军杀毙后，此间人心大起恐慌。各报言论，均不敢不作袒奉之词，较有名之记者，均暂退避。”

此前一日，《晨报》报道了邵飘萍被枪毙的事情：

“……邵毙命后，尸身即抬至永定门外义地，由警厅电告家属前往收埋。闻至昨日下午三时，始由其又具状往领……”

这件事在太爷爷的笔记中有更详细的记录。

当时，他正在调查炮局胡同一件人力车夫自杀案。亲友为邵飘萍收敛尸体那天，金木从永定门外返程，目睹了现场。


（邵飘萍被直奉联军行刑之后，亲友前往收尸）

金木在笔记中对此事记录如下：


（“……现场均为邵振青报界友人，余遇见前《申报》同事，同往义地。装殓之时，余立于棺材后方，协力抬棺起，见邵振青右眼已被子弹穿透，料想凶手以马枪自脑后击毙。装殓既毕，同行者拍照存之……”）

这件事之后不久，太爷爷的笔记中断了半年，或许与当时北京恐怖笼罩的政局相关。

在此之前几年的笔记中，金木从隐秘的角度记录了一些大事件的侧影，这些事情从未在史料中出现过。

其中最为重要是五四。《夜行记》记录的五四当天，出现了未在现存史料中出现的事件。


（一张全世界著名的五四照片，当时太爷爷金木就在人群之中）

金木讲述了一个名叫满世卿的年轻人。此人当时是无政府主义秘密社团“新世纪同志社”的成员。

在五月三日的游行筹划中，满世卿与另一个无政府主义社团“天义派”的成员密谋了火烧赵家楼。主流史料则一般认为，赵家楼被烧是学生情绪失控的结果。

五月四日下午，游行队伍到赵家楼寻找曹汝霖，第一个大喊“放火”口号，破窗跳入曹宅的，便是满世卿。

这个细节，与国内许多学者的推测也有出入，但与美国华人学者黄克镶的《一日一世纪：五四侧记》中的记录很贴近。黄克镶在书中，详细描述了第一个入宅者如何点火，且口中呐喊着无政府主义口号。

除了大事件，太爷爷记录了更多底层离奇案件。

民国五年（1916年），《民国日报》报道了全国各地的几起凶案，受害者均是幼儿，头盖骨被撬开，脑髓被取走。

金木追查了此事，发现并不仅仅是报纸所称的偶发案件，三姑六婆杀婴儿做药引子背后，其实有一家外资天津制药厂，形成了一条拐卖、虐杀和制人药的产业链。


（当时民国日报的记载，图片扫描自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民国旧闻》）

在金木作为夜行者活跃的时期，曾调查过北京城旗人的生活，记载了一些隐秘的组织和事件。


（民国后，旗人生活日益衰落，不少人流落街头，做起佣工、小贩，甚至妓女。）

1920年5月，《晨报》曾刊登过一篇题为《今日之旗人生活状况》的文章。

《夜行记》中有一篇也讲旗人的生活，却记录了一个案件。记录时间与《晨报》的新闻吻合，老金根据笔记中的密码，对应到《晨报》的文章，此文正是金木化名所写。

金木记录了一个介于掮客与强盗之间的流氓团伙，专门组织旗人卖淫和倒卖文物，其中不乏强奸、拐卖与杀戮。这个团伙有当时的军界人物参与，涉及的案件轰动一时，报纸却并无多少报道。

在美国学者Tong Y·T的著作中《暮色满洲》中，对该团伙却有提及，只是被绝大多数历史研究者忽略。

历史真相的暗面，总是挖掘不尽，不被曝光总有各个时代的原因。“夜行者”这一特殊职业的发现，将重写历史。

更重要的，重写的不仅仅是民国史。

几位北京的历史学家研究发现，最早从事夜行者职业的人是唐代的作家牛肃。

关于牛肃夜行者身份的记录的文献，来自宋代大诗人陆游所著的《老学庵笔记》：


（“……此绝类唐异事也，或载史籍，或传之江湖。 牛肃作《纪闻》，此之谓也，而托之鬼神，号为夜行，吾不知牛肃之后有继之者欤？……"）

《纪闻》是牛肃写的笔记小说，记录唐开元年间的怪异事件，其中一部分被收入《新唐书》。书中有一些神佛报应故事，间杂其中的却是他亲历的奇闻异事和社会案件。当时，志怪小说大行其道，这种虚实相间的写法是一种机智的取巧。

距离现在较近的古代夜行者，很可能是两位名气很大的文人：清代的蒲松龄和袁枚。

他们作为夜行者所做的隐秘调查，就暗藏在他们最有名的著作中：《聊斋志异》和《新齐谐》。

从隐匿身份的春秋笔法，过渡到近代新型夜行者的，是清末作家刘鹗。

刘鹗，又称刘铁云，最著称于世的是小说《老残游记》。说是小说，其实却是刘鹗记录的亲历事件。


（刘鹗与他写的《老残游记》手稿。）

这位做过河工，修过铁路，炒过地皮，研究过甲骨文的晚清通才，不仅仅是普通的官员和小说家，还是一位爱管闲事的夜行者。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城内无粮可吃。俄国军队占领北京官方粮库太仓，打算烧掉。刘鹗发动赈灾团体，买下存粮，平价售给百姓，救下不少人性命。这件事被清廷判定为“盗卖太仓官粮”，刘鹗被发配新疆。

事件背后，却有不为人知的隐情，当时帮助刘鹗买米赈灾的团体中，有一伙北京西郊的武装力量。清廷实为惩罚太仓案，实为镇压异党。

这件事，只在刘鹗个人日记中有记载。

《老残游记》中的几位关键人物，都只是真实人物简单化名。如酷吏玉贤，就是光绪年间著名的酷吏毓贤，出任曹州知府期间，以站笼杀了2000多良民。

而被后人称道的妓女黑妞、白妞确实是刘鹗在调查中结识的名妓。在刘鹗日记的记录中，白妞曾协助他勘破不少案件。

夜行者的故事，看似离奇，却往往包含更多真相。刘鹗在《老残》中曾自我点评：

“野史者，补正史之缺也。名可托诸子虚，事须征诸实在。”

这正是他作为夜行者的自白。金木在给《白日新闻》写的一篇评论中表达过类似的意思：

“不以春秋笔法，不做编造扭曲，唯以野史稗类之角度，辅以剪裁结构之法，做真实记述。”

弄清了《夜行记》的事情后，我去了趟刑警队，我想知道邱老板之死的真相。

邱老板是被人用一本一千多页的书砸死的，这本书叫《哥德尔，艾舍尔，巴赫
——集异璧之大成》。

凶手是个偷书贼，专偷珍本善本，常年流窜在潘家园和琉璃厂，倒卖为生。屈老板求购《毛主席语录》不成，便雇了偷书贼，去邱老板家中偷书，行窃过程中遇到回家的邱老板，打了起来。

警察在小区里的垃圾桶内找到了凶器。这是本奇书，能读懂的人没几个。书的精装封面厚实坚硬，抡起来比硬皮《新华字典》还顺手。


（警察在邱老板屋内拍摄的凶器，上面有凶手和邱老板的指纹，推断凶手清理了室内的打斗痕迹，并伪造了意外现场。）

这个真相，让我唏嘘不已，“以书为生的人，死在一本书下，或许是命运使然，就像我和我太爷爷。”

和父一样，我自己也是一名夜行者。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跑遍全国做夜行者，参与和记录了许多重大案件。

之所以退休，是因为我违背这个行当的一项秘密准则。

几年前，我收了一名徒弟，叫徐浪。徐浪和另一个叫周庸的年轻人，可能是现在北京仅存的夜行者。

以往夜行者的存在，就像历史的月之暗面。他们究竟经历过的怎样的故事，如今只能从这本笔记中去探寻。

所以我决定，将《夜行记》中的故事讲出来，做一名“案头夜行者”——讲述夜行者故事的人。

在我看来，讲故事和徒弟查案一样有趣。




【本篇完】

下篇预告：【北洋夜行记】001——北京曾有个女子不婚俱乐部，她们要到前门裸胸游行

【北洋夜行记】001——北京曾有个女子不婚俱乐部，她们要到前门裸胸游行



上月翻太爷爷金木的笔记《夜行记》，有件奇怪的案子，和当时一个叫不婚俱乐部的组织有关。年轻女孩立誓不嫁，理由是摆脱家庭束缚，争取女性自由，好像很了解自己的需求。

金木的记录说明，抱团争取的自由是可疑的。嫁与不嫁都可以，前提是想好自己要什么，不是做了某件事就能证明自己是自由的，女孩不要随便去证明什么，尤其不要为男人的立场去证明自己。


（我太爷爷金木《夜行记》中对这件案子的记录。不知道这本笔记的，可以看序章。）

《夜行记》里的故事虽然是半白话，也不太好懂。我翻译成白话，一个个讲给你们。

事件名称：女子不婚俱乐部
记录时间：1919年1月25日
事发地点：北京珠市口，前门大街

一月十七日晚上，刮北风，路上仍有积雪。这天是我二十九岁生日，也是我做夜行者的第三年纪念。我邀请两位老友去西四砂锅居喝酒。

这两位老友，一个是拉胶皮车的陶十三，一个是夜猫子韩斌。

两人都天赋异禀。

十三能闭上眼闻臭识胡同，根据不同茅厕的气味分辨出自己在哪条胡同。韩斌则有个怪毛病，几乎从来不睡觉，自称京师夜猫，一到夜里就四处游荡，和所有警区的夜班巡警喝过酒。

在我看来，没有谁能比他俩更熟悉北京城。因为有他们，各种奇怪的事情我都很难错过。

我们走到小酱房胡同口，几个巡警从后面撞过来，拐进了胡同。

跟去一看，胡同口的洪兴头铺出了人命。剃头匠洪大富被人割了喉咙，光着屁股躺在床上。

巡警正在盘问头铺的老板娘。那女人神志不清，瘫在椅子上一直念叨：都怪我，害死了男人。围观的街坊说，老板娘也差点被勒死，刚刚被救醒。

我说自己是报社的，和韩斌一起进了里屋。

洪大富裸身躺在床上，脑袋耷拉在床沿，血还在往外冒。身子底下一滩血，走近一看，阳具没了，被剃刀从根上整齐地切掉，溅了一墙血点子，是生前被割下的。

一名巡警捡起地上的剃刀，裹在毛巾里，招呼人抬尸体。

我想阻止他们破坏现场，韩斌拉住我：“没用。别浪费时间。”

出了头铺，韩斌告诉我，那几个巡警他认识，都是拿钱混饭的破落旗人，现在查不出什么，不如先吃饭。

我想也是，这种案子太频繁，不是情杀，就是盗窃，便不再理会。

到了砂锅居，预定的包厢还没收拾好，里头的客人刚散。一群穿旗袍的姑娘聊着天走出来，十三看得眼珠子往外掉。

让过这群姑娘，我们坐进包厢。桌上有本《妇女时报》，最近很流行的新刊物。

我翻开杂志，研究一篇讨论西方男女交往的文章。两张传单从杂志里掉出来。捡起一看，传单上写着：“冲破束缚，争取自由。抛弃家庭，走向社会。”

左侧落款：女子不婚俱乐部。



正要细看，包厢门突然打开，进来一个红旗袍女子，朝我点头，抿嘴一笑，说了句“打扰您”，伸手将《妇女时报》拿去，转身出了包厢。散过一缕浓郁的香甜味儿，我猜大概是欧洲香水。

十三很好奇：“怎么娼马子也搞运动？”

我说：“是在搞运动，但她们可不是娼马子，是新女性。”

这个是去年年底从南方传过来的，在年轻女人和学生中很流行。

韩斌说这俱乐部他见过，《大公报》有过报道。

1919年1月份的《大公报》报道的女子不婚俱乐部，南方发起，之后传到了北京。俱乐部只接受20岁到40岁之间的单身女性，有老会员介绍才能申请。入会时需要签下字据：“誓不婚嫁，如有故违愿，甘罚洋六百元（相当于现在的三万元左右）。

我们点了几份砂锅，要了烧酒，聊起头铺的案子。十三却放不下刚遇到的一群女子，问起不婚俱乐部的事。

这些观念，不少是从日本传来的。我在日本留学时接触不少，一一讲给韩斌和十三。

十三从怀里掏出一张纸，说：“老金，刚才你看的是这玩意儿吗？”

我一瞧，是刚才被红旗袍拿走的传单，问他：“你哪弄的？”

十三一乐：“刚在头铺那儿拿的。我看警察进屋了，就在桌子上捡了这个。”

韩斌问：“你这是偷，怎么想起拿这个？”

十三脸一红，说：“我看上头有女的，好看。”

昨天审核给驳回了好几次，没更上，抱歉了各位。

我朝十三脑门揍了一下，研究这传单。除了刚刚看到的口号外，传单背面画着几名穿旗袍的女人，背面写着：“女子不婚俱乐部公开讲演将于一月十九日在北京模范讲演所举办。”

奇怪的是，演讲活动底下还印了一个催眠术的广告。


（民国初年，催眠术非常流行，这是当时杂志上的催眠术广告。人们相信催眠可以强身健体，当时有不少人学催眠，商务印书馆还出版过一本《催眠术讲义》的教材。）

韩斌突然一拍大腿，说：“老金，你注意那老板娘的衣服没？”

我没明白。

韩斌说：“那老板娘旗袍上有个徽章，像个铃铛。刚才进来那女的旗袍上也有。”

我把传单递给他，问：“是这个吗？”

传单上落款的地方，印着一个铃铛似的图形。韩斌确认，这个标志和两个女人衣服上的徽章是一样的。


（金木在笔记本上描下的徽章，这是女子不婚俱乐部的标志，中间是个甲骨文的“女”字。）

一个已婚女人加入不婚俱乐部，事情变得有点意思。

我对韩斌说：“你得去找警署的酒友聊聊天了，我要去牢里看看老板娘。”

韩斌问：“你觉得她杀人了？”

我递给他一根飞马烟卷，说：“有可能，但不一定。”

遇到我好奇的怪事儿，我总爱这么说。对于直觉，我向来自信，但从来不敢随便下结论。自从三年前那次错误，我便知道，结论可能害死人。

我告诉十三，第二天去小酱房胡同拉拉活，打听一下洪兴头铺的事儿。

十八日清早，韩斌到警署，打听出那老板娘的情况。

这女人姓田，原是大户人家姑娘，嫁过人。辛亥年闹革命，男人剪辫子去了南方，再也没回。她便改嫁给了洪大福。

早上十点，我们去了京师第一监狱。这座监狱是宣统新政时建的，现在叫北京监狱。


（京师第一监狱，又叫京师模范监狱，建于宣统年间，民国最早启用的新式监狱，位于南城姚家井地区（现在是清芷园小区）。
）
韩斌给了看守两块大洋，看守带我们到了女犯区。那老板娘正和一群女犯坐那糊火柴盒。这是监狱工场为女犯安排的日常劳作，不管判不判刑，都要先干活。

老板娘被看守押出来，穿着灰布囚服，一脸木讷，脚上戴着城墙砖大小的镣铐，走路像只鸭子。

看守对韩斌说：“这女的可能疯了，喊了一宿，早上还撞墙自杀。”

我戴上眼镜，拿出笔记本，说自己是报社的，可以帮查案子。田氏无动于衷，面无表情地说：“还告什么状，是我自己害了男人。”

我问：“你怎么害了男人？人是你杀的吗？”

田氏急了：“我怎么会杀他？就恨我自己怎么没也死了！”

韩斌便按我教的路子，扮演起律师。他告诉田氏，若有冤屈，可以帮申诉。

田氏摇头，不说话。

我接下韩斌的话，说：“不用你出钱，状子钱已经有人帮你付了。”警署的情况，人尽皆知，若苦主无钱，抓到真凶也难判。一个小案子告到倾家荡产，可能也开不了庭。

田氏愣了一下，不太明白。

我说：“是不婚俱乐部的朋友帮你付的。”

田氏突然冷笑：“别哄我了，知道我有男人，她们怎么可能帮我？”

她果然加入了不婚俱乐部。我追问：“既然有男人，为什么要进俱乐部？”

田氏见被套话，反而放松下来，向我们说了加入俱乐部的事。她说，进俱乐部是想学习新知识。

北京这个不婚俱乐部，为了吸引更多会员，不但经常做公开演讲，还有学习聚会，由女学生分享知识。几个月前，田氏通过堂妹戴戴介绍，进了俱乐部。

这个理由，有点不可信，但似乎也没什么破绽。

我问她：“你既然识字，也念过书，知道新知识是什么吗？”

田氏很自信，好像我的问题侮辱了她。她说，自己读过私塾，也读过西书，看翻译小说，“我说不上什么是新知识，但新的就是好的。”

再问什么，田氏不愿多说。

我叫了看守，送田氏回去。韩斌说他还是觉得这田氏古怪，要么神经不正常了，要么就是凶手。

我让他别急着，不如去找戴戴。

戴戴居然是个妓女。

十三在小酱房胡同打听到了两件事。

第一，田氏的堂妹戴戴，原来是粉子胡同里的妓女，民国后领了政府的执业许可证，自己接单。第二，洪大福性欲旺盛，从两年前结婚，夜夜折腾，有时大清早就办事，两口子的叫床声比打更还准时。


（民国期间，性工作者从业需要申请执业许可证。政府有专门的管理部门，定期为从业者体检，并按照行业规则维护从业者权益。）

戴戴二十二岁，漂亮伶俐，一字式刘海短发，穿着学生式样的短装。我请她去茶馆说话，她爽快答应，显得落落大方，但又没有想象中的风尘气。

我先问她为何加入不婚俱乐部。妓女立誓不嫁，比田氏的事情更吸引我。

戴戴大笑，让我叫她本名。“我的名字，好听不好写，戴熙苒。”她边说边沾茶水在桌上写。写出的字，像念过书的。

戴戴原和田氏家族同住在永定门外田家大宅，辛亥年间遭了变故，她被一个亲戚带进北京城，哪知被卖进粉子胡同。

去年她想从良，去了济良所。“济良所太可怕了，吃都吃不饱。天天一群男人围着挑货，比卖身还没尊严！”


（清末民初的济良所，由国外传教士最早创办，专门收留风尘女子和被拐卖的女孩。后政府介入，改为供妓女从良的合法慈善机构。有妓女登记从良，便挂出照片介绍，供单身男人赎买，合法结婚。也因此，济良所往往成为地痞流氓混迹之地。）

“你不想嫁人？”

“以前想，现在不想了。女人要独立啊，我就从济良所跑出来了，认识了燕京女子学院的姐妹，介绍我加入俱乐部。”

这戴戴还挺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