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一 章 孤 村

岁月是什么？
是渐渐老去的父母,是身边安睡的妻儿,是脑海里的无边春色，是记忆中的不堪回首。岁月夹杂着从未如此美好的期望和到头来最终无奈的失望，岁月里充斥着转角处的激荡和归于平淡的坦荡。
岁月的公正，在于她围绕着每一个人的变幻与无常。多情时，她能在你的梦寐往昔中勾勒出曼妙的一笔；无情时，又在你灵魂的最深处插上狠狠的一刀。不管你愿与不愿、想与不想，她们都在。
远去的2006年，已如昨夜星辰，无论璀璨或黯淡都已消失于茫茫的天际，可她对于我，却因为一起凶杀案件的发生而变得刻骨铭心。这是一起看似普通的案件，但是背后却隐藏着诡谲而又传奇的色彩。
这就是我要讲给大家听的故事，我暂且将这篇故事的名字叫做——孤村。


初秋时节，若是你能俯瞰这片广袤的大地，沃野千里的东北平原就像是一张金色的大网，灰白色的高速公路则如同一条条干瘦的脉络在其中蜿蜒穿行。
雨后的空气沁人心脾，微风中的田野荡漾摇曳。警车飞驰，坐在后排的我呆呆的望向窗外，但灌了铅的眼皮越来越沉，意识终于模糊，世界归于黑暗……

2006年9月21日，星期四。
昨天晚上睡觉前，六个月大的女儿不明原因突发高烧，39度。初为人父人母的我和老婆顿时慌了手脚，给孩子又是喂退烧药又是喂消炎药，后来又一次一次的用酒精物理降温，整整折腾了大半个晚上，几乎一夜未睡。

窗外薄雾弥漫，千万缕如丝小雨正从晦暗的天空中飘渺垂落。楼宇、草木、小径，城市中触目所及的一切都被灰蒙蒙的烟雨包裹着，或远或近、或深或浅，就像一幅秀润淡雅的水墨丹青。
看来昨日酝酿了一天的暴雨终究没有降临，几个小时前还在张牙舞爪、声色俱厉的雷电与乌云，不知何时已然悄悄退却。
我尽量保持着不弄出大的声音，蹑手蹑脚地溜到厨房，胡乱塞了几口东西，又在客厅悄悄地穿好外套，当收拾妥当再次回到卧室时，老婆裹着被子睡得正香。
我迟疑了一下，还是伸出手轻轻拍了拍她的肩头。老婆迷迷糊糊的醒来，废了好大的劲儿把眼睛撑开一条缝隙，她看了一眼身边还在熟睡的孩子，然后柔声问我，“现在就要走吗?吃过饭了没有？”
“嗯，吃过了。”我点着头，指着孩子小声说，“刚摸过，不烧了。”
“可吓死我了,再烧就得去医院了。”老婆轻轻嘘出一口气，表情稍稍放松下来，她用试探的语气问我，“那……今天你能早点儿回来吗？”
“呃……现在还说不好。”我摇着头，声音小得可怜。
我几乎天天都在重复着同一个答案，对老婆的回答永远都是：说不好，说不好，说不好。每说一次，音量就会减少一分，而愧疚又总会增加一分，就像一个不断努力但又不断犯错的孩子。
“咳……”老婆叹了一口气。其实两个人在一起不是一天两天了，她早就知道是这个结果，但还是难免有些失望。
“那你就快去吧，一会儿我和单位请个假，在家里看着孩子。嗯……”她犹豫了一下，说，“你要没什么大事儿，下午早点回来。”

楼外，灰蒙蒙的天空裹挟着潮湿的细雨，城市里飘散着慵懒和暧昧的气息。我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没有打伞，慢慢踱出了小区，在看了一眼手表之后，意识到时间已经不早，随即加快了脚步。
八点二十分，车子沿着河提路转过一道弯，雨刷器将风挡玻璃上的水珠刮去，熟悉的小楼再次出现在眼前。
这就是Z市公安局刑警支队的办公楼，一栋带有后现代古典主义风格的巴洛克式的五层小楼。Z市刑警支队并不在拥挤的机关大院办公，这栋办公楼地理位置靠近南环，是在两年前建成的，虽然有些偏僻，但难得的是刚好坐落在一处河畔，平日里绿水掩映、草木繁盛，倒也自得其乐。
此刻，在漫天飘飞的雨雾之中，小楼威严屹立。
与往常一样，我与熟识的同事打着招呼，快步走进办公楼的玻璃大门。进了大门，我直接向右拐去，不用上楼，我的办公室就在一楼右侧的第一间。可是，就在我刚要抬腿迈进屋子时，突然发现里面的气氛有了某种异常。
办公室里，才参加工作两个月的警校毕业生汪旗，正站在办公桌前整理手中的物品，而老胡则坐在我的座位上大口大口的抽着烟，看上去，他的情绪明显有些焦躁。
我熟悉这间办公室的每一个角落，我熟悉这里的每一个人。
这种不安的感觉，我闭上眼睛用鼻子闻都能闻得出来......

“云生来了啊！”老胡一看到我，噌地站了起来。
云生是我的名字，老胡是我的中队长。
老胡今年46岁，中等身材，相貌普通，是个地地道道的东北人。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变化，Z市刑警支队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由刑警大队变为刑警支队，老胡就是当年的元老之一。说是元老，但是从年龄和职务上来看，明眼人都知道他仕途不顺，他原来的科长已经提拔到了局长，原来的搭档现在成为了他的领导，即便是他原来带出来的徒弟也被提拔得八九不离十了，但他还是个科长。
“要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今天咱们得出个差！”老胡用力的把指间的烟头掐灭在烟灰缸里。“D县昨天夜里发生命案了，死了两个！”
死者达到两人以上，属于重特大刑事案件。按照局里的规定，这样的案件一旦案发，刑警支队是必须参与侦破的。另外，公安部在两年前的南京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命案必破”的口号，现在快到年底，正在关键时期！
但是，今天出差？我脑子里面一闪，想到了家里的老婆和孩子，心脏像被一双大手狠狠的揪了一把。
“怎么了，云生，脸色不太好啊，家里有啥事儿？”老胡察觉到了异常。
“能有啥事儿啊，没事儿！”我咬了咬牙，尽量舒展开皱紧的眉头，笑着问，“什么时候走？去几个人？”
“现在就走。汪旗和小贾跟着一起去，咱们四个人刚好坐一辆车，抓紧时间准备吧！”话音未落，老胡的背影已经消失在门口。
今天晚上是肯定是回不了家了，明天后天也不好说。不用等到下班，老婆就会打来电话，这次又怎么和她解释呢？我一边在心里盘算着，一边暗自叫苦。
我走到柜子前，取出装有洗漱用品的背包，在轻轻关上柜门的那一刻，心底五味杂陈、百感交集。
六年前的夏天，我主动放弃了在市局机关朝九晚五的工作，怀揣着满腔热情来到刑警支队。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没当过兵或是没当过警察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而没扛过枪的兵不是真正的兵，没当过刑警的警察也算不上真正的警察。
苦，我不怕，累，我也不怕，即使有过那么一两次命悬一线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含糊过。但是最近这两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随着结婚生子，我越来越发现自己的生活已经被繁重的工作压榨得所剩无几，我突然有些喘不上气来。
说实在的，我觉得自己有些变了。这段时间，每到工作和家庭纠结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的矛盾和迟疑就越来越多，要知道，这在以前是不曾有过的事情。可是，纠结归纠结，迟疑归迟疑，每次到最后还是工作占了上风。
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脚下的路是我自己走的，刑警这个职业是我自己选的，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的心里有无奈、有痛苦、有挣扎，但唯独没有的就是后悔。我太清楚我自己了。
八点四十分，我们乘坐的警车驶出刑警支队的大门，二十分钟后进入了高速公路。窗外美景诱人，但坐在后排的我再也支撑不住，沉沉睡去。

昏昏沉沉中，感觉到车速有了明显的变化，我慢慢睁开了眼睛。眼前，收费站的黄色栏杆正在缓缓升起，远处的天空已然湛蓝如洗。不用看表，我对这段路程心中有数，从出发到现在，我差不多睡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上上下下不会差上十分钟。
我活动着由于过久蜷缩而有些发麻的四肢，摇下了车窗。新鲜的空气钻进车内，让人一下子清醒了许多。“胡队，还有多远到？”我问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老胡。
老胡微微侧头，“大约还有十几公里的路程吧，那地方挺偏，而且路况也不好。”
“是哪个村子？好找不？”我递给老胡一支烟，又给自己点上。
“顾村。”老胡说，“其实我也只是去过一次，但应该还能找得到。至于案发现场的位置，县局刑警大队的于大队在电话里已经说清楚了，就在村子西边路口的第一户，院子旁有一颗老榆树。”
“哦……”我随口答应着，重新靠在座位上。
顾村？对于这个名字，我的概念很模糊。因为在此之前，还从未有人向我提及过这个地方。我只记得，某一次在县局刑警队的墙面上，我在D县地图上似乎不经意间瞥到过这两个字。
“西边路口第一户，老榆树……”想着刚才老胡讲的这句话，我竟然隐隐地产生了一丝忧虑。
可到底忧虑的是什么呢？我又说不好。

“咔!”的一声，车子未经任何减速骤然停在了村口，老胡没有丝毫准备，整张脸差一点拍到了风挡玻璃上。汪旗浑然不觉自己的莽撞，哼着当年那首最流行的歌。“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望……”
“飞飞飞！往哪儿飞？”老胡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样，吧嗒了一下嘴呵斥道：“我说你以后能不能慢点儿！还隐形的翅膀，就是给你一双隐形战斗机的翅膀，你还真能飞啊？！”
汪旗被当头棒喝，努着嘴把脖子缩回去半截。
我们偷笑着陆陆续续走下车，斜上方射来的阳光有些刺目，我不得不把手掌搭在眼眶上，眯起眼睛向前眺望。
村子规模不大，看上去不过百十户人家，整个村子也只有我脚下的一条土路贯穿东西。在村子最西面也就是我们所在的位置，果然有一棵老榆树矗立在村口。
“北榆南榉”，榆树在我省乡村最为常见，不同的是这棵大榆树足足有二十几米高，主干也粗大得需要四五个人才能合抱，看来树龄应在百年以上。百年老榆树的树冠雄伟巨大，像一把擎天巨伞，在它的遮掩下，一个小院落孤零零的坐落在村口。
东北民居不同于陕西的窑洞、福建的土楼，也不同于瑶族的竹楼、苗族的吊脚楼，由于环境与气候的关系，它们基本上坐北面南、低矮扁平，我们面前这一排灰墙灰瓦的平房自然也无例外。
就是眼前这个普通的院落，现在已经被蓝白色的警戒带围绕了起来。警戒线外，三三两两的村民或蹲或站，正在窃窃私语；塞在路面以及路两旁的几辆警车让院口这条原本就十分狭窄的村路显得更加局促。
“哎呦，胡队！你们可算是来了！我们盼星星盼月亮，眼巴巴的在这儿等了小半天呐！”一个个子不高的中年男人领着几个人向我们大步走来，他嗓门很大，离着挺远就开始嚷嚷。
“你呀，就少来这一套吧！你于大队的事儿，我可从来没敢耽误过！一大早接到通知，我和兄弟们是马不停蹄往这儿赶呐！”老胡笑着，走过去和D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于大队握手。
他们年龄相仿、性格相似，都是大说大笑之人，所以见了面还是老样子，总免不了要相互揶揄几句。我见怪不怪，索然无味的看着笑话。
“喂，云生！”正在寒暄间，我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扭头一看，原来是县局刑警队的一个老哥站在不远处向我招手。我和他合作过几起案子，彼此之间很熟悉，于是走过去，接过他笑嘻嘻递过来的香烟。

“你们是什么时候到的？”我问。
“什么时候？半夜！都加了好几天班了，昨天好不容易早点儿回家，睡的正香呢！”他忿忿不平地抱怨着。
“里面到底是什么情况？”我指着院子里面问他。
“你别急啊，到这边来，哥给你叨咕叨咕。”他把我领到了一个稍微安静点的角落，向我叙述他了解到的情况。我得承认，这位老哥很会讲故事，口若悬河，声色并茂。
案发时间大概是在今天凌晨一点多，死者是亲兄弟俩，两个人在土炕上被凶手使用钝器反复击打头部，当场死亡。老大的媳妇当时就睡在一板之隔的土炕的另一侧，又静又黑的深夜里，她突然听到隔板那边传来一阵重重的击打声和闷哼声，被吓得全身僵硬躺在那儿，不敢发出声音也不敢出去看。过了不知道多长时间，当她确认屋子里再没有了任何动静，才慢慢的从炕上爬起来，哆哆嗦嗦地打开了电灯。接着，老大媳妇尖叫着冲了出去，跑到邻居家像疯了一样砸门，后来还是邻居帮她拨打了报警电话……
我认真的听着他的讲述，脑海里尽量还原当时的情境。
黑夜里偏远的村庄，两个男人闷哼着被举起棍棒的凶手砸碎了脑袋，一个女人衣衫不整撕心裂肺的尖叫，村民们从梦中惊醒，整个村子像一锅开水沸腾起来，人们惶恐、惊愕和颤悸……
“走吧，云生，咱们进去看看。”我正琢磨着，老胡走过来招呼我。我不得不终止了和那位老哥的谈话，冲他摆了摆手，然后一行人尾随着于大队走进院子。

一只脚刚刚踏进房门，刺鼻的血腥味儿就迎面向我扑了过来。我身后的汪旗显然也被这种味道刺激到了，我感觉到他的脚步明显迟疑了一下，但还是立即跟了上来。
真的，这种味道很难形容！如果非要描述，时至今日我也只能想得出两个字——复杂！复杂得难以形容！
之所以复杂，并不在于这种腥味混合了血红蛋白中二价铁离子的铁锈味，也不在于人类的嗅觉可以分辨出用400种蛋白质组合出的上万种气味模式，而是味道通过人类大脑中的海马区与记忆合二为一，总能搅起人类无意识中强有力的回忆。只是可惜，血的味道，给我们带来的只有伤口和死亡。
土炕上，两具仰卧的尸体仍然保持着原状：头朝外、脚冲墙，身下大滩的血迹已经凝固。凝固的血迹衬托着死者的头颅和身躯，正以自己的方式祭奠着生命的离去。
尸体的颅骨大面积塌陷，混杂着血迹和脑浆，但还是能够比较清晰地看到一部分面容：面色蜡黄、双眼紧闭、牙关紧咬、口唇部呈现出皮革样化。这个时候，他们的脸看上去很怪。灵魂的远离，使他们的五官已经消失了我们记忆中同类的痕迹。
我屏住呼吸，慢慢走过去，伸出右手轻轻触碰死者的颈部。从尸冷以及尸僵的程度粗略分析，死者死亡的时间已经接近12个小时，再仔细观察死者头部血肉模糊的创口，确实和那位老哥讲的一样，应该是钝器击打所致。
我闭上眼睛，将凶手高高抡起凶器的画面在脑海里回放，睁开眼睛后，又仰着头沿一条抛物线向斜上方看去，在墙壁和天棚上，果然有大量抛甩状的血迹。
看来，凶手在作案时的每一下重击都用尽了全力。

屋子里，两名死者身下的土炕横贯东西，长约四米，在土炕中间有一块白色的简易隔板，将土炕分成了两个区域。绕过隔板，在炕尾摆着一个漆面斑驳的矮木柜，这是北方村民在家居中常见的布局。我伸手轻轻地打开柜门，里面摆放整齐的各种杂物映入了眼帘。
轻轻关上柜门，我开始环顾四周。八十年代的衣橱和梳妆台、老款式的电视机、歪歪扭扭的电视柜，整个房间里的摆设不仅过于简单而且十分陈旧。我在屋子里慢慢踱了一圈，用指尖轻拭家具和墙面，却发现手到之处要比普通农户的家干净上许多。
这些告诉我两点：一，这户人家经济拮据，并不富裕；二，在这个房间里，一定有一个有着良好生活习惯的女人。而这个女人，此时正坐在房间角落里的一张木椅上。
女人有三十几岁，一米六五左右的身高，很瘦，穿着灰色的长裤和白色的衬衫，衣服看上去虽然样式老、年头多，但都很干净。她佝偻着后背，两只手掌夹在膝间，一双纤细的手臂在微微地颤抖。
女人的头发又黑又长，凌乱的挽在脑后，透过额头前垂落的几缕长发，我看到了她的脸。这张脸可以称得上秀气，不算漂亮但绝不会让人反感，只是这张脸毫无血色，惨白如纸。
天泪有声，蜡泪有痕，此刻的这个女人就像是一截即将燃尽的蜡烛，在摊开的蜡泪中顶着断断续续的火苗，颤抖着等待最后的消无。
我的工作，使我见到过许许多多刚从危境中脱离出来的人们。他们大脑中的边缘系统仍旧处在极度恐惧的状态没有得到修复，所以他们慌乱、紧张、错位，就像我面前的这个女人一样。可能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工作使我变得有些冷淡或是麻木吧，这没什么特别的，我当时确实是这样想的。
但是，我忘了这样一句话。麦克伦尼在《简单的逻辑学》中提到：许多错误源于我们注意力不够集中，所有相似的情景绝对不是事物的简单重复，我们必须对事物的特殊性保持敏感。
如果不是下面的一幕，我也许还要接着错下去。

一位现场勘查人员走到女人的面前，对女人说：“麻烦你，跟我们到院子里去一趟。”见女人毫无反应，他又重复道：“喂，麻烦你跟我们到院子里去一趟！”
“去......哪儿？”女人抬起头，终于开口说话了。
“院子里。”勘查员用手向外面指了一下。
女人若有所思，似乎很费力才听懂了勘查员这句很简单的话。她微微点了点头，默默的站起来，默默的迈着步子向外面走去。可就在快要走出门口的那一刻，她突然莫名其妙地转动脖颈，向炕尾的方向看了过去。
我看到了她的这个举动，也注意到了她的眼睛。
那是怎样的一种眼神？
这种眼神似乎将空洞与复杂、麻木与深邃这些根本矛盾的东西融为了一体，让各种不同的感觉在模模糊糊中错乱交织。如果说这种眼神是因为看透了世间的一切而变得空无一物的话，但它又深不见底，似乎隐藏着无数秘密，就好像在一汪深潭里，游动着千奇百怪的、叫不上名字来的鱼。
我不是不知道，表情原本就是复杂的东西，例如有人说，蒙娜丽莎的微笑里就包含了83%的高兴，9%的厌恶，6%的恐惧和2%的愤怒。但是无论如何，我想不到这种眼神如何会出现在这样一个普通村妇的身上。
这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女人？

我胡思乱想着，百思不得其解，在屋子里又转了两圈后，看到现场勘查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老胡和于大队也正在低头交谈。我走到站在一旁的汪旗近前，拽了一把他的袖子，领着他向屋外走去。
“第一次出命案现场吧？”走到院子里，我问汪旗。
“嗯，第一次，这味儿……”汪旗皱着眉头。
“你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再多接触几次就会习惯的。”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汪旗看着我的手，意识到这只手刚才还摸过死尸，嘴唇一抿，从背包里翻出一包湿巾递给我。
“你见过很多尸体吗？”他很认真地问我。
“嗯，很多。”我点头，取出湿巾擦手。“有从地下挖出来的、从水里捞出来的、从灰烬中扒出来的，整个的、肢解了的、冻僵了的、腐烂了的、碳化了的……都见过！”
“你不害怕？”汪旗很诧异。
“不害怕，从来没怕过。”我笑着回答他，“因为他们仅仅是尸体，和其它动物的尸体没什么两样。你想想，猪牛羊、鸡鸭鱼，你几乎天天都在吃，甚至对它们的内脏也乐此不疲，你怕过吗？有句话说：人死如虎，虎死如猫。你害怕，仅仅因为你面前的尸体是死人，而不是死猫、死狗、死猪。实际上，一具死尸不会对你造成任何伤害，远远没有活人可怕！”
“人死如虎，虎死如猫？是这么个道理！可哪有你说的那么轻松？”他反问我，“有几个不害怕死人的呢？”
“这呀，只不过是人类的一种集体潜意识罢了。”
“什么，什么意识？”
“集体潜意识。”我回答他。“按照荣格提出的理论，集体潜意识是人格结构最底层的无意识，它包括了人类世世代代的活动方式和经验库存在人脑中的遗传痕迹。远古时代，人类的尸体意味着周围可能有猛兽带来的凶险或是尸体可能带来的疾病，再有就是长久以来，人们对尸体总是充满着涉及鬼怪的联想......”
院子里,我和汪旗在一边聊着天，一边绕着屋子边走边看，我想再勘查一遍室外的现场。实际上，现场勘查有先室外后室内、先地上后天上、先微量后常量、先无形后有形、先无损后有损的程序规则。按照这个规则，室外的现场勘查应该已经进行过了。但是我不甘心，总想着自己要再看一遍。
就在我们转到窗口的位置时，地上的一把雨伞突然吸引了我的目光，我停住了脚步，汪旗也跟着我站了下来。这是一把普通的黑灰色长柄雨伞，伞长110公分左右，尼龙布面，硬塑伞把，虽然它直挺挺的躺在墙边不动声色，但我还是觉得它的出现存在着某种突兀，它似乎出现在了它不该出现的地方。
我轻轻捏住伞布，把伞拿了起来。冲着阳光，来来看了几遍，打开又合上，再打开再合上，接着又在伞把上哈了几口哈气，继续观察。最后，我把雨伞贴近鼻尖，深深地嗅了过去。
瞬间，一股神秘的气息似有若无淡淡地飘进了鼻腔，这种气息，竟有让人静止的力量！

晚上工作，争取半夜十二点回到家里再更新一次。还请大家不要吝啬和客气，欢迎批评指正。谢谢各位！

当我们再次回到屋里时，现场勘察已经结束。
“善后工作我们自己弄吧，咱们一会儿到村东头的书记家开个会，他那儿腾出了两间屋子给我们当指挥部。”于大队和我们说。
村子不大，加上出于熟悉情况的考虑，我和汪旗选择步行过去。已经临近中午时分，明媚的阳光照在头顶，让人有一种懒洋洋的麻痹，鸡鸭的鸣叫声、犬吠声、老牛的哞哞声都从村子的各个角落浅浅传来，让人不愿回忆起昨夜的黑暗……
见我低头不语，汪旗问我，“生哥。你觉得刚才的现场勘查，收获大不大？”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轻轻摇了摇。“室内和院子里都没有翻动，应该也不会有财物上的损失。门窗没有被破坏的痕迹，屋子的门鼻儿早都生了锈，锁头我也在灶台上看见了，他们临睡前没有锁门，这可能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习惯。另外，技术人员没有提取到指纹，作案工具也没有找到，这些我都已经问过了。再就是昨天夜里进入现场的村民太多了，水泥地面和院子周围的足迹早都已经杂乱不堪，要想提取脚印也是很难的了……”
“那就是什么线索都没有了吗？”汪旗扭过头来问我。
“不是没有，而是我们能不能发现！”我面对汪旗站下来，纠正他的错误。
“埃德蒙.洛卡德在20世纪初提出了物质交换原理，每一个刑事罪犯都会把某种东西带到犯罪现场，也会把某种东西带离犯罪现场，简要概括就是“每一次接触都会留下痕迹”，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犯罪必留痕。所以，只有未发现痕迹物证的现场，而没有无痕迹物证的现场。福尔摩斯有一句名言：你看到了，但你没有注意观察。这句话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汪旗听得很认真，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两个人继续往前走。我一边走一边讲给他听，“随着刑侦科技的进一步的提升，传统的手足工枪这四大类痕迹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刑事现勘的需要。现在，有些即便我们看不到的东西也能被发现，也能成为线索和证据，这就是微量物证。但是无论科技怎么发达，我们具备这种意识都是最基本的前提。佛教的《心经》里面说，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指的是的眼耳鼻舌身意。每到一处现场，我们都要充分调动我们的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甚至还有第六感觉。具备这种意识、充分调动这些感觉，就会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收获。”

顾村好久没有一起来过这么多人了，村书记把他的家借给我们当临时指挥部，算是豁出了血本。毕竟，村子里多少年也没有发生过一起刑事案件，可这下却一次死了两个。在村书记还有很多人的眼里，这个午夜凶手就像一颗定时炸弹，说不上什么时候还会响。
临时指挥部的房间并不算小，还有对面的一间卧室也留给了我们，说是给领导休息用的。但即便如此，一下子涌进来三十几个人，屋子里还是被挤得满满登登的。好在没人挑，炕上、木头椅子上、折叠椅子上、小马扎上，大家凑合着只要找到个能坐的地方就行。眨眼间，屋子里就变得安静下来，会议开始了。

已经是2015年10月6日了，我送走了自己在天涯的第一天，感谢那么多朋友的支持，不知道该说晚安还是早安，但不管怎样，我职业生涯中关于罪案的那些往事还会继续。

会议首先由法医和现场勘查人员进行汇报，他们汇报的内容，与我之前和汪旗分析的几乎大同小异。随后，参与案件前期调查的侦查员开始介绍现场走访的情况。
两名男性死者是亲兄弟，老大叫顾存思，42岁；老二叫顾存旺，38岁。两个人都只有小学文化，都是普通的坐地户农民。老大的媳妇，也就是现场的那个女人，叫付兰芝，今年34岁。顾家兄弟与付兰芝的父母都已过世，他们在村子里也没有其他直系亲属。
顾存思与付兰芝是在1996年结的婚，二人没有子女。两名死者生前经济拮据，老二顾存旺至今未娶。顾家哥俩儿与他人并无恩怨，在案发前也没有与他人产生过口角和纷争。用其它村民的话讲，这家三口人，除了老大媳妇是个勤快人之外，剩下的那两个就是一对懒包加窝囊废。
“但也有的人说，老大媳妇虽说看着既干净又利索，但整天木呆呆的总也不吱个声，怀疑她是不是这儿出了什么问题。”一名年轻侦查员指着自己的脑袋，最后补充道。

“各位，这个案子不太乐观呐！”老胡听完汇报后，表情严肃地说道，“到目前为止，我们不仅没有什么像样的破案线索，就连案件的因果关系和作案动机都还没有摸出门道。所以呀......”他看了一眼坐在旁边的于大队，“所以工作还是得从头做啊！”
于大队点点头，用眼神示意老胡接着讲。
“我刚才和于大队商量了一下，”老胡说，“在下一步工作中，专案组将分成四个小组，每个小组由市局的一名同志，县局的三名同志组成。其中的三个小组是村内摸排组，从今天下午开始在村内挨家挨户进行走访和摸排。重点是排查村子里所有人员在昨晚的活动情况，自己说的不算，一定要有佐证；还要排查案发前后行迹可疑的人员，包括案发前突然来到村子或是案发后突然离开村子的；再就是排查所有行为特征异常的人员，包括行为举止、体貌特征发生重大变化的。剩下的一个小组，是村外摸排组，要到周边邻村开展调查工作......下午六点，专案组全体成员准时回到指挥部开会。”老胡低头看了看手表，最后问大家，“各位还有要补充的吗？”
常靠海边识鱼性，久居深山知鸟音。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老胡职位不高，却是Z市刑警支队的元老，他从事命案侦破的工作已经足足有二十几年的时间了，在侦破凶杀案件的过程中，现场勘查、群众走访、串并案件都是常规动作，老胡的工作安排虽然谈不上一鸣惊人，但也周密详尽，周围人自然没有话说。
吃过午饭，法医和负责现场勘查的技术员先走了，小贾也去了村外。我和汪旗留在村里各自参加一组，大家顶着明晃晃毒辣辣的烈日开始了工作。走家串户、迎来送往，往日寂寞的村庄显得有些忙碌了起来。

我这一组负责的是村子东侧的二十几户人家，那个下午，我走访了其中的七户，现在翻看工作备忘，仍有记录。
我还记得在一个老头儿家，他十分热情的接待了我们。老头儿从灶台拿过两个大碗，碗里的油渍日积月累，结成了厚厚的一层，他用黑乎乎、又黏又腻的抹布把碗擦了又擦，将暖瓶里哇凉的井水倒在碗里递给我们。我身旁的两名同志纷纷摇手拒绝，只有我用双手接过一饮而尽。其实我也是强忍着喝下去的，但我必须这么做。我这么做的原因是：你要别人对你倾诉，首先你要表示对他的尊重。
工作一旦忙起来，时间总是显得不够，当黄昏降临时，该是回到指挥部开会的时间了。最后一户人家的男主人把我们送到了院外，已经走出一段距离，与我一组的同事突然想起手机丢在了屋子里，又回头去取。
我独自一人站在外面等着，发现忙乱的一天忽然变得安静了下来，这种节奏的快速转换竟然让人觉得有些百无聊赖。当时，我站在村子的东头，隔着几户人家就是一望无际的田野，我的不经意地四处眺望，发现一个女人的背影正站在村子的远处。
是付兰芝，我一下子就认出来是她，毕竟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她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
我不清楚她为什么站在那儿，站在那儿干嘛？但她就只是那么一动不动地站着，在苍茫无亘的天地之间，如同石雕木刻一般。黄昏的落日拉长了她瘦嶙嶙的身影，田野间的微风带动着她的翩翩衣角还有脑后飞扬的长发。她背对着我，我看不到她的表情，她就像远处广漠的天际一样遥不可及。
此时，村子深处不知道哪个地方吹起了唢呐，清亮悠长的唢呐声从虚旷的天空中传来，夹杂着炊烟和青草的味道，在薄暮的夕阳下如泣如诉、哀婉悲切。
似乎是触景生情，在那个黄昏，我的心底油然而生一股莫名的惆怅和凄凉。

下午六点，专案组的碰头会准时召开，参与专案的同事逐一汇报下午的走访情况。会议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但气氛愈发显得沉闷。综合大家汇报的情况，虽然全村差不多已经走访了一半，但专案组仍然没有搜集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案件调查的形势不容乐观。

“生哥，开饭了！”汪旗来到院子外面大声喊我。
“哎！知道了，马上就去！”我答应了汪旗一句，接着低下头对电话那边的老婆说，“就这样吧，照顾好孩子，不行就让孩子的姥姥来帮帮忙，我这儿怎么的再有个三、四天也回去了……”
下午，县局刑警大队已经慷慨地支付了饭费，村书记又找来两个妇女做帮手，连同他的老婆还有儿媳精心准备了两桌饭菜。东北的饭菜不比南方的精致，但炖鱼和炖肉一上桌，还是让整个院子马上香气四溢。除了这些，地上还有两个大号的塑料桶，里面装满了已经用井水冰好的啤酒，当书记又拿来两瓶白酒时，老胡和于大队都异口同声的谢绝了。
热浪刚退、微风习习。虽然几十号人挤在院子里，但没有过分的吵闹，大家在埋头吃饭之余，小心翼翼地相互交流着。案件进展得不顺利，大家的心里都压着一块石头，没有什么心情开怀畅饮。
我也还有别的心思，想着家里的老婆孩子。说到底还是四个字，身不由己。
晚饭后，于大队领着手下走了，他们决定今天晚上回到县里休息，明天早上再过来。临行前，于大队让我们几个跟着一起走，说是已经订好了宾馆，但我们四个集体否决了这个提议，决定直接住在书记家。陪在一旁的书记连声说，住在这里好，住在这里好。他依旧保持着高度的热情，打发家里人把两间屋子重新收拾了一遍。
我们站在院口，目送着县局刑警队的几辆汽车依次消失在夜幕之中。往回走时，老胡看了看桌子上还没撤下去的酒菜，对我说，“云生啊，时间还早，晚上也没有什么工作，要不咱们再整点儿？”他笑眯眯的看着我，和我商量。
“不了，刚才喝了一瓶了，今天真喝不动了，改天再陪您吧。”我客气的回答道。
“咋？才一瓶就喝不了了？你的酒量我还不知道啊！走走走，再整点儿！”其实老胡说的没错，我的酒量最起码远在他的之上。
“真不行，真不行，今天确实有点累。”我实在没有这个兴致，态度委婉，但语气坚决。
“咳，也好，不整就不整吧！”老胡耷拉着脑袋，显得很失望，“那就都早点休息吧，明天还有不少活儿呢。”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过身默默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好多年过去了，但那天晚上的记忆还算清晰，每当想起这件事情，一种惋惜加上自责的感觉仍然真实的萦绕在我的心头，想得久了，有些隐隐作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