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志芳

一 出生寒门勉强活命，天灾人祸幼失双亲

一九五三年农历六月二十九日午时，我出生在灵寿县寨头乡九岭村观音堂东场（cháng）一个贫苦农民家里。父亲陈二槐，母亲李狗妮体弱多病，姐姐陈美秀比我大十一岁。
当时正值建国初期，国家贫穷，人民饥寒交迫，食不饱肚，衣不蔽体，过着糠菜半年粮的苦难生活。那个年代，医疗卫生落后，生育条件低劣。姐姐美秀出生后，相继又有两个姐姐降生，但由于母亲多病，奶水供应不足，又缺乏营养，后两个姐姐都先后夭折。
我出生后，父母喜上眉梢，“咱家有后了！”转而又是愁肠百肚。上边两个姐姐的夭折，让父母提心吊胆，惟恐我步两个夭折姐姐的后尘。于是按封建迷信，让我过灶，意在让灶王爷保佑我长大成人，给我取乳名叫“灶火”。幸运的是应了迷信的说法，我竟奇迹般活下来了。
在我五岁时，恰遇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每家只剩一口锅，其余的铁器全部没收砸碎炼铁。到后来干脆各家各户不留一口锅，生产队成立食堂，俗称大锅饭，按人口和工分分饭，有三七分，有二八分，即人口三成、工分七成，或人口二成、工分八成。父母体弱多病，只够半个多劳力，所以挣不了工分，就多分不上饭。每人每天只能有一两粮食的饭菜。榆叶、小杨叶、大杨叶、槐叶、洋槐叶、红薯蔓、荞麦秸成了主食。吃点榆钱、洋槐花库垒（即榆钱或洋槐花拌上玉米面蒸成的主食）就是最奢侈的生活了。
那时人们饥不择食，不少人吃槐叶过量，引起中毒，不能下地干活。最幸运的就属我了，父母在当时也算是老年得子，有好吃的就让给我吃，父母姐姐只喝点汤维持生命。于是，就这样在我八岁那年，也就是一九六○年，母亲因连病带饿，撒手人寰。
出殡时，我因年幼无知，躲在西房上死活不扛那迎魂帆。无奈姐姐替我扛上迎魂帆把母亲掩埋了。
曾记得，父亲个子很矮。经常上山打柴，背一捆柴比他的人还高，走在路上，从后边看，只看见柴看不见人。队里上工，也只能干点粗活、轻活。
一九六二年，姐姐出嫁了，我们父子俩相依为命，父亲更辛苦了，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中苏关系破裂，国家偿还外债，人民民不聊生，吃了上顿没下顿，糠菜半年度日月。不幸的是，在次年正月十三，即一九六三年，父亲又驾鹤西去。
爹死了，家里穷得叮当响，没有木料给爹做棺材，只有房后碣根一棵自留大杨树可利用。于是请了木匠想伐倒大杨树为父亲做棺材。谁料想，后头院叔侄父子数人围在树边死活不让伐树，并声称树是他们家的。爷爷急了，对姐姐说：“美秀，拿上斧子去给我砍！”还是姐夫给拦住了，如果硬要砍树，势必遭一顿毒打，又埋不了人。后经公社领导调解，一家一半均分，才伐了树。就在父亲该出殡时，棺材还没赶做出来。待木匠狗赶猫慌、粗粗拉拉把棺材做好，掩埋父亲时已是掌灯时分。

二 无家可归寄人篱壁，堂姐刁蛮吃苦受气

无依无靠的可怜儿，被姐姐收养。
姐夫也是苦命人，四岁时爹去世，当时弟弟才几个月，十二岁时娘去世，弟弟才八岁。哥俩跟着孤爷爷艰难度日，好在姐夫家中是中农成分，生活较富裕一点，衣食比我们家强多了。
当时我身上长满疮疖，也无钱医治，脓血和衣服粘连在一起，脱衣服时疼得直掉眼泪。有一次，姐夫跟我闹着玩，不小心一下把我哄倒，疮疖碰在大篮上，脓血流了一裤腿，疼得我哭了半天。还好，从那以后，身上的疮疖相继痊愈。是姐夫不花一分钱给我治好了病。
我在姐姐家过了两个年。第三年，爷爷陈安昌受外人挑唆：陈家的家产怎能让刘家清收？于是爷爷责令大伯：“槐树，去把咱灶火的黑枣给弄回来！”当时，父母留下的自留树包括核桃、花椒、柿子、黑枣等由姐夫经由。大伯听了爷爷的话，去姐夫家把姐夫为我收的黑枣弄了回来。姐夫认为我给你拉扯未成人的孩子，你就这么势利眼，还散布谣言、恶语中伤，一气之下把我送回了家。
从此，我跟大伯生活在一起。大伯也是一儿一女，儿子桃罗在包头读大学，女儿桃妮中学毕业后在本村任卫生员。她是个蛮横刁钻的姑娘，本地人叫混账。
爷爷常对旁人说：“俺桃罗犟说不是实傻子儿，我卖了核桃、卖了杏仁、卖了花椒、卖了小猪，供他上学，又给他张罗娶傻子（乳名）家闺女，他说什么也不同意，我准备好黄豆、粉条和办婚事的一切所需要的东西，结果白忙活一场。桃妮不是那孝心哩，盛上饭给我墩到地上，我说：‘桃妮，你递到我手里就低达着你啦？’俺灶火才十一岁，逃不脱桃妮的手掌心，我再活二年俺灶火就十三了。唉！谁知道我还能活几年呢？”
爷爷说这话时，正是洪涝灾害最严重的一九六三年。爷爷的猪圈在河边，洪水冲走了小猪，爷爷下河去捞小猪，小猪没捞着，反被洪水卷走，冲走几百米后被水冲上了岸。就在这年的九月，爷爷带着没有把我拉扯大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桃妮姐搅家、混账（刁蛮不讲理）在十里八村是出了名的。大娘生下二闺女顺妮后得产后风而死，无奈把顺妮送了人。当时桃妮还小，没娘的孩子可怜啊！她是被大伯娇生惯养宠坏的，因而养成了任性、刁蛮、好吃懒做的坏性格，大伯拿她也没办法，只有唉声叹气，有时甚至自己打自己耳光。
爷爷死了，大伯惹不起闺女，我这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又没了爷爷的护驾，自然成了桃妮的出气筒，张口就骂、伸手就打。
在一个寒冷的冬天，寒风飒飒、大雪纷纷，积雪覆盖的大地到处白茫茫，雪野冰天、寒风彻骨。我因饥饿偷吃了几把花生，被桃妮发现，追着打我，我无处躲藏，踏着半尺多深的雪跑到了五里外的舅舅家。我逃走了，可左邻右舍甚至全村都遭了殃，她认为人们把我藏起来了，挨家挨户寻找，还不住地破口大骂，直到骂累了才罢休。
后来，我只有规规矩矩、忍气吞声，不敢有半点反抗，甚至有理也不敢吭声，免得皮肉受苦。尽管如此，也免不了遭白眼、挨唾骂。
她不只对我这样，姐姐也挨过她的打，还经常挨她的骂。姐姐连给父母上坟、看望弟弟的权利都被她剥夺了，只要看见姐姐来观音堂，就追着姐姐侮辱谩骂，直到姐姐含着眼泪离开。
有一次，她跟大伯怄气，躲进北屋，插死门闩，扬言要寻死上吊。大伯急了，再混账，再不是东西，也只有这一个女儿啊！于是在门口千劝百劝仍无济于事时，大伯被迫拿起镢子刨开了门框，眼看门框就要刨下来了，她才开了门。
有一年，外地人来村为人们加工挂面（当时大锅饭已结束），大伯把生产队分给的麦子全部加工了挂面。后来不知因为什么，桃妮闹着和她父亲分家，吃完了挂面又和大伯合并了。
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成人，直到桃妮姐出嫁，我才获得了自由。

三 寒窗苦读良师恩重，浩劫祸国大学无门

我上学时已经八岁，虽然经常换老师，但我的学习成绩却很好，每次考试都是第一，所以老师们都另眼看待。刘克芳老师用他的名为我起的大名，一直沿用到现在。高中毕业时，文革还没结束，高考还未恢复，毁了我们这一代的大学梦，只能回乡务农。
我上学时已经八岁，也就是母亲去世的一九六○年。当时用的是桃罗哥用过的石板，没钱买石笔，就用从山上捡来的软石。上初小时，没有书包、没有文具，一本语文、一本算术、一块石板，这就是全部家当。教室里，老师没有办公桌凳，老师都是站着讲课，学生坐着听讲。教室两边用石头或土坯垒得高低墙，高的搭上木板权当桌子叫“爬板”，低的搭上木板权当凳子叫“坐板”。


简陋校舍（图片来自网络）

在初小时，经常换老师。记得教过我的老师有：周学题、邢吉明、范志成、康秋录、伍振海、刘克芳。我的学习成绩很好，每次考试都是第一，所以老师都“待见”（宠爱）我。有一次，我怯生生地找刘老师，“刘老师，你给我起个大名吧。”刘老师听了略加思索问道：“你在什么辈？”我回答说在“志”字辈。刘老师很快就说：“我叫刘克芳，你用我的字就叫陈志芳吧。”我欣喜若狂。从那时起，我的大名一直沿用到现在。



上学写字用的石板（图片来自网络）

上高小和初中时，在中心村白河村。巧的是班主任又是刘克芳老师，由于学习成绩好，老师都另眼看待，别的学生未经允许不准进老师办公室，我却例外，随时都可以进出。刘老师写得一手好字，我去的目的主要是看他如何写字。久而久之，在刘老师的启迪和熏陶下，不管是钢笔字、毛笔字都受益匪浅，再加用心刻苦，以致在部队写板报、誊写文件，退伍后写对联、标语，到省城后写会标、店面、招牌等都是得宜于刘老师。为此，在刘老师六十大寿时，我还送上了一副百福百寿图呢！
在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后，人们生活水平正处于低谷，学校离家三里地，不论隆冬酷暑，都是一天两顿饭，中午从来没回家吃过饭，也没干粮可拿，冬春季节装上两口袋黑枣，到洋槐花开时，中午就到洋槐树林里捋槐花吃。有一次捋了一把洋槐花塞到嘴里，没想里面藏着一只蜜蜂，蜇得嘴生疼。
那年月，仍是衣不蔽体、食不饱肚，衣着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身衣服穿九年。没有衬衣衬裤，外衣更谈不上了。春天脱了棉衣就是单衣：秋冬，脱了单衣就是棉衣。家庭富裕些的有夹袄夹裤（即双层粗布做的衣服）。没有可替换衣服，如果洗了就只能光着身子，不能出门，往往是“一磨烂”，即穿上新衣后一水不洗直到穿破，缝补时再洗。



小学和初中上学路线图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有历史问题的老师就倒了大霉，停课、斗争、批判。范志超老师是一个爱生如子的好老师，哪个同学病了，或是有事没去上课，放学后，范老师不管刮风下雨、酷暑严寒都不嫌山路难行，到学生家里给学生补课。授课时，百问不烦、百教不厌。有一次我生炕疮（即痱子），不能到校上课，范老师每天晚上往返六里山路到我家给我补课。
就是这样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老师，也难逃厄运。有人举报范老师是国民党！这还了得！于是革委会四处调查，网罗莫须有罪名，进行批斗。其实范老师只是有人介绍加入国民党，但并没有加入。
一九六九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入寨头高中。学校离家二十里山路，当时学校不留住宿生，只有每天跑读。每天往返四十里，天长时还好，天短时，天不明就得吃饭，赶到学校就误了第一节课“天天读”，下午最后一节是自习课，就不上了，提前往回走，走到半路天就黑了。回家后吃过晚饭还得做作业。就这样，披星戴月、日复一日读完了高中，以优异成绩取得毕业证书。
当时文革还没结束，高考还未恢复，上大学凭的是保送，而不是择优录取。如果上考场应试，有把握能考上大学。唉！是文革毁了我们这一代的大学梦。
无奈，只能回乡务农。



高中上学路线图

在毕业后的第二年，即一九七二年，上级有关部门下达任务，招收民工修筑平山通往山西盂县的国道。于是我报名加入了筑路大军。虽然每天累得腰酸腿疼，但毕竟能吃饱饭，能吃上黄饼子，比在家强多了。我从来没享受过这样好的生活水平。
四个月以后，村里小学更换老师，把我调了回来，担任观音堂小学的老师兼班主任。
那时的学校是复式班，全校五十六个学生、五个年级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每节课五十分钟，五个年级均分十分钟，一堂课下来简直是口干舌燥，疲惫不堪，再有调皮捣蛋的学生捣乱，有时甚至着急上火。加上我在观音堂是小辈，有几个学生竟是我的长辈。就这样几个月下来，搞得我精疲力竭、焦头烂额。难怪俗话说：“家有半升糠，不当孩子王。”

四 参军夙愿终于实现，军旅生活虽苦犹甜

还不到年底，征兵工作开始了，我报了名，经过目测、体检身体合格。
麻烦的是，带兵的认为我是独子，不在征收范围内，不肯接收。我多次找带兵的段强，软磨硬泡，拿雷锋的身世与自己相比：“雷锋是个孤儿，我也一样，无牵无挂。雷锋能当兵，我为什么不能！”就这样，在我据理力争下，批准了我的请求。
梦寐以求参军夙愿终于实现了！我高兴地像疯了一样。没过几天就换上了新军装，到县武装部简单整顿了一下，就坐上了汽车开往省城。在省城坐上了从未见到过的火车，经过七八个钟头的颠簸，到了山西省阳曲县城黄寨。又走了四五里路才到达营房，我被分配到了六十三军炮兵团四营十连二排六班。
营房位于青龙镇北龙兴头，营部门前有一棵千年古柏，挺拔繁茂，郁郁葱葱。十连营房就坐落在古柏东侧。刚到营房，一切都很新鲜。炮场上，门门火箭炮整整齐齐地排列着，有卫兵把守。营房内，被褥叠得像豆腐块一样，四棱四角；腰带、水壶、挎包、牙具等摆放得整齐划一、有条不紊。
经过一天的休整，就开始了紧张的新兵训练；其中包括政治学习、整理内务、队列训练、紧急集合等。
因七二年没有征兵，老兵退役，部队扩编，七三年征兵量就大。灵寿县八百新兵几乎全部分在六十三军，每个连队灵寿兵占百分之四五十，因此有人戏称灵寿部队。灵寿兵出奇地多，文盲也多。所以政治学习难度很大，要搞好政治学习和军事学习，必须先扫盲。于是，全连一帮一、结对子，利用学习训练的间隙突击扫盲。我作为有文化的高中生责无旁贷，和崔贵生结成对子，利用休息时间教他识字、做笔记、写家信。在不懈地努力下，他学会了写家信、做笔记，不会写的字就查字典，为以后的政治学习和军事学习奠定了基础。
最苦最累的就属队列训练了，齐步、正步、跑步、四面转法，真是拿人。尤其是拨正步，一天下来简直累得腰酸腿疼、精疲力尽，连上床都困难。这还不算什么，最让人挠头的就是深更半夜闹紧急集合。这也是部队为实战需要，把部队锻炼成“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钢铁长城。由民转为军，一切自由散漫惯了，很难适应这种生活。有时在睡梦中被紧急集合哨音惊醒，又不让开灯，衣服被褥、水壶挎包、鞋帽枪支一并带全，缺一不可，在两分钟之内集合完毕。为此闹过不少笑话。好多新兵衣服穿反了、裤子穿反了、背包没打好、鞋子找不着，在操场上跑不过两圈背包散了，没穿上鞋的脚扎破了，真是洋相百出。有时一夜闹三四次紧急集合，有些拙手笨脚的就不敢脱衣睡觉，干脆穿着衣服等待搞紧急集合。
记得到部队学的第一首歌是《扛起革命枪》：

我参加解放军穿上绿军装，
我走进红色学校扛起革命枪。
鲜红领章两边挂，
五星帽徽闪金光。
伟大领袖毛主席，
前进路上指方向。
忠于人民忠于党，
保卫祖国站好岗。

我参加解放军穿上绿军装，
我走进红色学校扛起革命枪。
红心向着毛主席，
革命重担挑肩上。
红色江山我保卫，
世界风云胸中装。
忠于人民忠于党，
牢牢握紧手中枪。

附：《扛起革命枪》曲谱

五 学习雷锋好事无名，连嘉入团立功入党

学的第二首歌是《学习雷锋好榜样》。当时正值毛泽东“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十周年，全军上下掀起了学雷锋高潮。我也不甘落后，买了《雷锋日记》、《雷锋故事》等有关雷锋生平事迹的书籍，认真学习，决心做一名雷锋式的战士。
于是，休息时间、星期天、节假日就成了学雷锋做好事的最好时机。平时一有时间就帮助文盲战友学文化、帮战友洗衣服。有时得知哪位战友父母病了或是家里有困难，就拿出自己的津贴费以战友的名义寄去。星期天就到附近村里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或帮孤寡老人出猪圈、收秋。连里多次收到附近村民的感谢信，领导细心调查是谁做了好事不留名，也无人知晓，最后还是全连集体帮村里收秋时，村民才指认是我。


《雷锋日记》（图片来自网络）

鉴于我的出色表现，年终总结时给我记了连嘉奖。一九七四年又加入了共青团，还当选为团支部宣传委员，负责墙报专栏。一周两期的黑板报，从没耽误正常学习训练，都是利用课余时间完成的，多次受到领导的表扬和奖励。后来又被推行为团支部副书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既要把全连在学习训练以及日常生活中涌现出的好人好事及时地刊登在黑板报上，又要留心团员青年中的活思想和消极因素，做好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还得一如继往地学雷锋做好事。
当时我是这样想的：领导把重担子交给咱，是对咱的信任，同样也是对咱的考验。学雷锋、做雷锋式的战士，就应该像雷锋那样：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工作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就应该像《丹心谱》中方凌轩说的一样：“做工作要像春蚕吐丝，兢兢业业；做人要像点着的蜡烛，从点燃到脚，一生光明。”



电影《丹心谱》剧照（图片来自网络）

一九七四年底，部队掀起了学理论学毛选的高潮。平时训练紧张，只有利用晚上时间和熄灯后。为不影响其他同志休息，我买了毛选四卷，又买了手电，蒙着被子打着手电学习。一年多时间通读了毛选四卷，并写下了数万字的心得笔记。
就这样，从入伍到七五年底的三年时间，没歇过一个星期天，没歇过半天节假日。
一九七六年部队整编，我们营由军炮团改编到一八八师炮团，移防忻县（今山西省忻州市）。因为我们是扩编营，暂时没有营房，住在奇村镇南高村的村民家里。当时我被纳入入党对象，支部作为考验把我分配到炊事班负责喂猪。
雷锋曾经说过：“革命战士是块砖，任党拿来任党搬，砌在高楼不骄傲，铺在路上无怨言。”我愉快地接受了支部的分配，到炊事班当了一名饲养员。
喂猪是个苦差事，又脏又累，但不太紧张，可以不出操、不站岗，这就有了足够的时间帮房东和村民做好事。一年下来，本职工作数第一，好事做了无其数，团党委给我记了一次三等功，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被评为师、团学雷锋典型。

附：《学习雷锋好榜样》曲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