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绘画（多图）
【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宋摹）】
《洛神赋图》卷，晋，顾恺之(宋摹)，绢本，设色，纵27.1厘米，横572.8厘米。
此图是根据三国(220--265年)魏人曹植所写《洛神赋》而创作的故事画。画面开首描绘曹植在洛水河边与洛水女神瞬间相逢的情景，曹植步履趋前，远望龙鸿飞舞，一位“肩若削成，腰如约素”、“云髻峨峨，修眉联娟”的洛水女神飘飘而来，而又时隐时现，忽往忽来。后段画洛神驾六龙云车离去，玉鸾、文鱼、鲸鯢等相伴左右，洛神回首张望，依依不舍，一种无奈离析之情显现画面。
此图分段描绘赋的内容，构图连贯，主要人物随着赋意，反复出现。设色浓艳，画法古拙，山石树木钩填无皴，“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所谓“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系初唐以前画风。引首有清高宗弘历行书“妙入毫巔”。卷后有元赵孟頫行书《洛神赋》、李衎、虞集、明沈度、吴宽诗跋均伪。又乾隆诗题。钤“明昌”、“御府寶繪”、“群玉中秘”、“明昌御鑒”及清内府乾隆、嘉庆、宣统诸藏印。
此图不书《洛神赋》文，亦无名款，从画法、绢、色等方面研究，当为宋人摹本，但画风仍存六朝遗韵，其原本传为顾恺之所作。
《石渠宝笈·初编》、《石渠随笔》著录。
【顾恺之女史箴图卷（宋摹）】
《女史箴图》卷（宋摹），东晋，顾恺之绘，纸本，墨笔，纵600.5厘米，横27.9厘米。
《女史箴》是西晋广武侯张华所写，文字内容是关于女子的德行操守，以教化训诫为目的。顾恺之将文中故事以图画的形式加以描绘，使之通俗易懂。现存《女史箴图》最早的画本是唐代摹本，原为清宫旧藏，现藏于大英博物馆。此卷为宋人摹本，全图有画11段，分别为“樊姬感庄”、“卫女矫桓”、“冯婕妤挡熊”、“班婕妤辞辇”、“防微虑远”、“知饰其性”、“出其言善”、“灵监无象”、“欢不可以渎”、“静恭自思”、“女史司箴”。本卷为白描人物，笔法流利，线条细劲连绵，比高古游丝描又多了几份挺健，更接近李公麟一派。人物形象有古意，此卷宋摹本较唐摹本画面内容多两段，对了解《女史箴图》母本及其流传，以及早期人物画法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引首为乾隆帝御书“王化之始”四字，后有包希鲁、谢询、张美和、赵谦等题记。本幅钤乾隆、嘉庆、宣统、梁清标等印22方。《石渠宝笈初编》卷32、35著录。
【顾恺之列女仁智图卷（宋摹）】
《列女仁智图》卷，绢本，墨笔淡着色，纵25.8厘米，横417.8厘米。
《列女仁智图》卷旧传东晋顾恺之作，此为南宋人摹本。
汉成帝沉湎于酒色，宠信赵飞燕姐妹，朝政大权旁落于外戚手中，危及刘氏政权。楚元王四世孙光禄大夫刘向（前77－前6年）针对这一情况，采摘自古以来诗书上所记载的贤妃、贞妇、宠姬等资料，编辑成《列女传》一书呈送汉成帝，希望他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以维护刘氏政权。全书按妇女的封建行为道德准则和给国家带来的治、乱后果，分为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七卷，此即其中“仁智卷”部分。
仁智卷共收集15个列女故事。此卷为残本，其中“楚武邓曼”、“许穆夫人”、“曹僖氏妻”、“孙叔敖母”、“晋伯宗妻”、“灵公夫人”、“晋羊叔姬”7个故事保存完整。“齐灵仲子”、“晋范氏母”、“鲁漆室女”3个故事只存一半，其余5个故事则全丢失，又错将“鲁漆室女”之右半与“晋范氏母”之左半拼接在一起，使人误以为是一个故事。
此卷多处保存了汉代的衣冠制度，如男子头戴进贤冠，身着曲线大袖袍，腰结绶带并配挂长剑；女子梳着垂髾髻，身着深衣，特别是眉毛涂以朱色，是模仿赵昭仪的新妆，这些都表现了特定时期的风俗和时尚。又蘧伯玉所乘坐的马车称“轺车”，亦为汉代形制，描绘得非常细致而无错误，这些都可以从大量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砖和壁画中找到与之相应的图象。
在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的漆屏风画《列女古贤图》中，表现卫灵公与夫人夜坐闻马车声的一段，与此卷所表现的同一内容相比较，无论是构图布局还是人物的姿态手势都非常近似，可以证实其与《列女仁智图》同出自一个古本。而在传摩过程中，后者更为忠实于古本原作。
据《汉书》记载，刘向在向汉成帝呈送《列女传》的同时，还呈送了《列女颂图》，并画为屏风。汉成帝的班婕妤失宠后，在她的诗中曾谈到在宫内看到《列女图》，并以此来鉴戒自己。这些都载在班固所著的《汉书》中。东汉时代的画像石、砖中，有不少表现列女故事的题材。画史并载蔡邕曾创作有《小列女图》。这一时期《列女图》的大量出现，既是出于宫廷政治斗争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在社会上广泛推行妇女的道德教育，借以维护封建秩序。
根据《列女仁智图》中保存有较多的汉代风俗，以及其构图形式的古朴，推测此卷的原本应当出自于东汉时代，而祖本则为刘向所创。剔除后世在反复传摹中所附加的痕迹，仍然能透视二千年前汉代宫廷绘画的艺术光辉。其人物线条粗犷流畅，造型准确。特别是对妇女的描绘，体态轻盈，婀娜多姿，尤为绝妙。构图布局则与汉画像石一脉相承。《列女传》及《列女仁智图》在宋代有多本，此是被保留下来的惟一的一本，尤为珍贵。
摘自杨新的撰稿
【展子虔游春图卷】
《游春图》卷，隋，展子虔作，绢本，设色，纵43厘米，横80.5厘米。
这是一幅山水画，描绘了人们在风和日丽，春光明媚的季节，到山间水旁“踏青”游玩的情景。全画以自然景色为主，人物点缀其间。湖边一条曲折的小径，蜿蜒伸入幽静的山谷。人们或骑马，或步行，沿途观赏着青山绿水、花团锦簇的胜境。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一艘游艇缓缓荡漾，船上坐着的几个女子似被四周景色所陶醉，流连忘返。山腰和山坳间建有几处佛寺，十分幽静，令人神往。
画家运用细而有力的线条勾画出物象的轮廓，人物虽然小如豆粒，但一丝不苟，形态毕现。山石树木只用线条画出，可以看到行笔的轻重、粗细、顿挫、转折的变化，但尚未见到唐代以后绘画中出现的皴擦技法。
作品的色彩浓丽厚重，山石树木均以矿物制成的石青、石绿颜料赋色，以青绿的色彩为主调，建筑物和人物、马匹间以红、白诸色，既统一和谐，又富有变化。亮丽的色彩亦更好地衬托出大好河山盎然勃发的春天气息。
《游春图》卷历来被认为是隋朝画家展子虔的作品，代表了中国早期山水画的面貌。近些年有学者对于这幅作品的作者和时代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引起了讨论。
摘自聂崇正撰稿
【阎立本步辇图卷】
《步辇图》卷，唐，阎立本作，绢本，设色，纵38.5厘米，横129厘米。
这是一幅历史画。它反映唐代初年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公元七世纪，地处我国西南的吐蕃（今西藏地区）开始强大兴盛，其三十二世赞普松赞干布是个“骁勇多英略”的领袖。贞观八年（634年），他遣使臣到长安（今陕西西安），向唐王朝求婚联姻，唐太宗李世民答应了他的请求，决定将宗室女文成公主许配给松赞干布。贞观十五年（641年）春天，松赞干布派相国禄东赞到长安来迎接文成公主，唐太宗李世民则派礼部尚书江夏王宗室李道宗陪同文成公主进吐蕃。文成公主除了带去很多中原地区的文化典籍外，随行的还有许多各种行业的工匠，对于促进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唐王朝和吐蕃之间关系融洽，和睦相处。
阎立本以此为题，绘制了这幅歌颂古代汉、藏民族友好交往的作品。画幅描绘的是唐太宗李世民在宫内接见松赞干布派来的吐蕃使臣禄东赞的情景。李世民端坐在由六名宫女抬着的坐榻（又称步辇，图画即以此为名）上，另有三个宫女分别在前后掌扇和持华盖。唐太宗面前站立三人：最右者，身穿大红袍，是这次仪式的引见官员；中间是吐蕃的使臣禄东赞，拱手而立，发型和服饰与中原地区不同；最左为一穿白袍的内官。按照画家阎立本当时的地位和身份，他完全可能是这次历史性会见的目击者，所以他笔下的人物非常真实、生动。唐太宗李世民的威严，使臣禄东赞的干练、谦和，引见官员和内侍的恭谨，年轻宫女的天真活泼，都各具特点，跃然绢上，禄东赞和唐太宗等人在民族气质上的差别也有所表现。
全画以细劲的线条塑造人物形象，线条纯熟，富有变化和表现力；设色浓重、鲜艳，是一幅出色的工笔重彩人物画作品。图中的李世民、禄东赞等人应当带有肖像画特征。
摘自聂崇正撰稿
【韩滉五牛图卷】
《五牛图》卷，唐，韩滉作，纸本，设色，纵20.8厘米，横139.8厘米。
本图无作者款印，本幅及尾纸上有赵孟頫、孙弘、项元汴、弘历、金农等十四家题记。
《五牛图》是目前所见最早作于纸上的绘画，纸质为麻料，具有唐代纸张的特点。图画五牛，形象不一，姿态各异，或行或立，或俯首，或昂头，动态十足。其中一牛完全画成正面，视角独特，显示出作者高超的造型能力。作者以简洁的线条勾勒出牛的骨骼转折，筋肉缠裹，笔法老练流畅，线条富有力度和精确的艺术表现力。牛头部与口鼻处的根根细毛，更是笔笔入微。每头牛皆目光炯炯，作者通过对眼神的着力刻画，将牛既温顺又倔强的性格表现得极为传神。作品完全以牛为表现对象，无背景衬托，造型准确生动，设色清淡古朴，浓淡渲染有别，画面层次丰富，达到了形神兼备之境界。以牛入画是中国古代绘画的传统题材之一，体现了农业古国以农为本的主导思想。韩滉任职宰相期间，注重农业发展，此图可能含有鼓励农耕的意义。《五牛图》是其作品的传世孤本，也是为数寥寥的几件唐代纸绢绘画真迹之一，因此不论其艺术成就还是历史价值都备受世人关注。
摘自聂卉撰稿
【李昭道龙舟竞渡图页】
《龙舟竞渡图》页，唐，李昭道绘，绢本，设色，纵28.5厘米，横29.7厘米。
此图是典型的青绿山水作品，画中运用的石青石绿历久弥新。通过画中所描绘的建筑判断，画中的情景当为宫廷中欢度端午的场面。华丽的宫廷楼阁位于画面的右下角，湖水以留白的方式体现出来，远景为青绿的山峦。画面中，人小如豆却清晰可辨，生动有趣。所绘龙舟亦生动可掬，灵动飘逸。
摘自许冰彬撰稿
【伏羲女娲像页】
伏羲女娲像页，唐，绢本，设色，纵左222.5厘米，右231厘米，横上115厘米，下94厘米。
此图上彩画人首蛇身男女二人，均着窄衫小袖绛红色胡装，二人腰相连，共着一条白裙。男居左，无须，头戴笼冠，张左手执矩，矩上有墨斗（已被腐蚀）。女居在右，束高髻，张右手执规。男女上身相拥，中间两臂相连，下尾盘曲相交四节成螺旋状。两人头上有圆轮，周画圆圈以象征日；尾下有下弯月牙一，周画圆圈以象征月。画面四周面遍布大小相等的圆圈，部分以线相连象征星辰。
吐鲁番高昌国至唐西州国时期的墓葬出土了许多伏羲、女娲绢画,画面形式大致相似：人首蛇身，交尾相拥，伏羲持矩，女娲持规。绢画上方有日，下方有月，周围布满丝缕相连的星辰。整幅绢画上宽下窄，与棺形相似，常覆盖于棺上，也有盖于尸上或置于尸旁者，还有张挂或用木钉固定于墓顶的情况。
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伏羲女娲绢画系1963年4月出土于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1963年12月由新疆博物馆拨交故宫博物院。据阿斯塔那古墓考古报告中所示，同期出土的此类绢画共有数十件。在墓室中一般都是画面朝下，用木钉钉在墓顶上。一般认为伏羲所执矩象征地，女娲所执规象征天，用以配合画面上的日月星辰，为墓室营造一个小宇宙。
摘自孟嗣徽撰稿
【伏羲女娲像页】
伏羲女娲像页，唐，绢本，设色，纵左199.6厘米，右175厘米，横上82厘米，下53.7厘米。吐鲁番遗画。
此图上彩画人首蛇身男女二人，均着大袖裙襦汉装，二人腰相连，共穿一条白裙，白裙角饰云头纹。男子居左，微髭，高髻，张左手执矩，右手执剪刀状物搭于女子肩部。女子居右，束高髻，张右手执规，左手执剪刀状物搭于男子肩部。男女上身相拥，下尾盘曲相交两节成螺旋状。两人头上有圆轮一，轮中已残损，漫漶不清，周画圆圈，以线相连象征日。两人尾下有月牙一，内画玉兔，周画圆圈以线相连象征月。画面四周遍布大小相等的圆圈，以线相连象征星辰。
1959年故宫博物院成立历代艺术馆，此件《伏羲女娲像》作为历代艺术珍品在基本陈列中展出。
【坐佛像残片】
坐佛像残片,唐，纸本，设色，纵28厘米，横33厘米，单片横16.5厘米。敦煌遗画。 此画是二方连续的千佛坐像中之二片，外框画莲瓣形龛，下为菱形团花图案。龛内画坐佛，结跏趺坐于仰莲座上。佛头上有肉髻，双耳垂肩，面部安详，后有头光、身光，头光上有火焰纹。这种二方连续的千佛像常被用作佛经的边缘装饰或经卷里的插图。 此画于1957年由上海邵洵美先生捐献故宫博物院。
摘自孟嗣徽撰稿
【敦煌彩画图案残片】
唐，纸本，设色，纵28厘米，横16.5厘米。
图案为横向二方连续，上第三列为卷云纹，以下多为几何图案。以淡墨勾勒，填彩以红绿为主，间有白、绛、赭诸色。因年代久远，色彩显得斑驳不全。
题跋：“敦煌千佛洞唐人彩色残画，李木斋氏麐嘉馆旧藏。敦煌写经流传尚多，画极希（稀）有，至可宝贵。己丑中秋何遂识。”下钤朱文“何遂”、白文“叙圃书画”、朱文“丁亥年六十”印三方。
此画残片于1955年由何遂先生捐献故宫博物院。据何遂录题跋示曾为李盛铎麐嘉馆收藏。
【如意轮观音像残片】
唐，纸本，设色，纵28厘米，横30厘米。敦煌遗画。
观音菩萨结跏趺坐，头戴宝冠，冠中有化佛。菩萨面相丰腴，双耳穿环，后有头光，身披袈裟，袒胸饰以璎珞；六臂，上两臂各持一圆轮，轮中分别有鸟、树代表的日、月，中两臂左手作说法印相，右手因漫漶不清印相不辨，下两臂左手持莲，右手持物不辨。右上侧有榜题一行：“救苦观世音菩萨”。左右各有一位女供养人，梳双髻，着暗红色长条裙。
如意轮观音是密教所传六观音之一，其图像一般为六臂相。至于其手持之宝物及印相，则依经轨不同而有多种差异。据《如意轮瑜伽念诵法》所示：如意轮观音具六臂，全身金色，头上结宝顶髻，戴庄严冠，以示庄严。冠中化有阿弥陀佛，住于说法相。六臂表示能游于六道，以大悲心解除六道众生各种苦难。
此画于1957年由上海邵洵美先生捐献故宫博物院，当时的包装还在，是用牛皮纸作卷筒包装，上有“故宫博物院文物征集处收／上海淮海中路1754／19邵洵美寄”字样，邮戳表明寄自1957年7月8日。
【菩萨坐像残片】
唐，纸本，设色，纵5.5厘米，横22.5厘米。敦煌遗画。
画面为一菩萨坐像的下半部。菩萨结跏趺坐，着朱红色袈裟，身佩璎珞。从像左侧残留的一角看来，其座为仰莲座，菩萨身后有身光。画面线条勾勒工细，以重彩层层晕染，显现出浓艳而沉稳的品质，此为9世纪敦煌画中常用的画法。由于这些画长期被封闭在藏经洞中，故色彩鲜艳如新。
题跋：“敦煌千佛洞发现唐人残画佛像，李木斋氏麐嘉馆旧藏。敦煌唐画，世所希（稀）见。此为佛像一小段，可窥见用笔设色，至可宝也。己丑中秋何遂识。”下钤朱文“何遂”、白文“叙圃书画”印两方。
此画残片于1955年由何遂先生捐献故宫博物院。据何遂题跋示曾被李盛铎麐嘉馆收藏。
【宫苑图卷】
传为唐人作品，绢本，设色，纵23.9厘米，横77.2厘米。
本幅无款印。后幅吴景洲题跋，钤“瀛”、“景洲鉴定”印2方。
此卷描绘古代宫苑中夏日景致，宫殿楼观、屋宇舟车纤若毫发，山石均以细笔勾出，略有皴斫，重青绿敷色，同时大量使用金线勾勒建筑物轮廓和网巾水纹，辉煌明丽，富有装饰性。此卷为吴瀛先生于1947年“倾囊得之”，1955年捐献故宫博物院，卷后有其长题，考定此卷为张丑《清河书画舫》中著录的“唐大李将军御苑采莲图”。后经有关学者考证，此卷为南宋人作，虽非出自李思训父子之手，但仍反映出早期青绿楼阁绘画的一些特点。
【九成避暑图页】
传为唐人作品，绢本，设色，纵28.5厘米，横31.6厘米。
本幅无款识。对幅清代乾隆皇帝题诗。钤乾隆内府诸收藏印。《石渠宝笈》著录。
此幅为清宫旧藏，是故宫博物院庋藏的几幅时代较早、传为唐人的绘画作品之一。乾隆题诗中有“九成琼殿叠，百道玉泉翻”句，认为此图写九成宫。事实上，画面描绘的是贵族出行和游乐的场面，繁密富丽，充满亭台殿阁，其间人物、鞍马、舟车往来。画法虽具大小李将军“金碧山水”传派的特点，实为南宋画家所作。
【京畿瑞雪图纨扇】
传为唐人作品，绢本，设色，纵42.7厘米，横45.2厘米。
本幅无款识，右裱边项子京题：“唐云麾将军李思训画京畿瑞雪图，宋宣和御府藏物也，定为神品第一。古胥山樵项圣谟获于梅花和尚塔前，得秘玩焉,百金亦勿与易。”
裱边钤收藏印“平书珍赏”、“平泉书屋主人审定印”2方。
扇面绘雪景楼阁，山水重青绿敷色，画法古拙，明显带有所谓李思训父子“金碧山水”传派的特点，与故宫收藏的另外两件传为唐人的楼阁作品《宫苑图》卷、《九成避暑图》页画风相近，并都曾被题为李思训作。这三幅画在清代以前均未见著录，也缺乏早期的收藏印记和题跋作为断代的佐证，而且目前尚无公认的唐代同类作品可资比较，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以其勾勒填色为主的质朴画法和追求简古的生拙风格便简单地断定为唐人作品。正因为缺乏断代依据，这三件作品的时代归属在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看法。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画面上大量古代建筑所反映出的宫室形制来判定作品的创作时代就成为较为科学和行之有效的方法。有学者将画面中建筑装饰的细部，如：琉璃瓦、格子门、木牌坊和斗拱的形制作为“详辨古今之物，商较土风之宜”的有力物证，认为这三幅画所表现的建筑群非唐非宋，进而得出结论，断定它们不是唐人的作品，而是南宋“临安以外地区或民间画家所绘的装饰画”。
【周昉挥扇仕女图卷】
传为唐周昉绘，绢本，设色，纵33.7厘米，横204.8厘米。
无作者款印。引首清高宗弘历题“猗兰清画”四字。钤明韩世能 “韩世能印”、“韩仲子氏”、“世能”，清梁清标“蕉林书屋”、“蕉林居士”、“蕉林考藏”，清高宗弘历“古希天子”、“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乾隆鉴赏”等鉴藏印，共31方。
此图描绘了13位头挽高髻、细目圆面、长裙曳地的妃嫔和宫女形象。全幅以横向排列的形式展示了人物的各种活动：执扇慵坐、解囊抽琴、对镜理妆、绣案做工、挥扇闲憩等。作者注意画面横向疏密、松紧的韵律变化，纵向高低错落的层次变化，从而使得画面结构井然有序，并避免了构图上的单调呆板。图中色彩丰富，以红色为主，兼有青、灰、紫、绿等各色。冷暖色调相互映衬，显现出人物肌肤的细嫩和衣料的华贵。衣纹线条近铁线描，圆润秀劲，富有力度和柔韧性，较准确地勾画出了人物的种种体态。
画家周昉出身于豪门显宦，因此，他对于贵族阶层绮靡奢华的生活非常熟悉。其仕女画不以烈女、贤妇、仙女等为表现对象，而是取材于现实生活中贵族妇女的行乐活动，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从而迎合了中晚唐时期大官僚贵族们的审美意趣。其作品在张扬唐王朝繁华兴盛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亦揭示了贵妇们极度贫乏的精神世界。此图中嫔妃们体貌丰腴，衣饰华丽，但她们面含幽怨，举止慵倦，毫无生气。
明张丑《清河书画舫》，清内府《石渠宝笈续编》，清阮元《石渠随笔》著录。
【胡瓌卓歇图卷】
五代，胡瓌作(传)，绢本，设色，纵33厘米，横256厘米。 该图旧传为五代契丹画家胡瓌作。据画中大多数人物髡顶、脑后垂双辫的发式和方顶黑巾等特点，当属金代女真人的风俗，故极可能出自金代汉族画家的手笔。 全卷画女真贵族在狩猎歇息时邀南宋使臣宴饮观舞的情景。前半段为立歇部分，马背上的猎物点缀了人马刚从追逐和喧闹中转入了静态。马群的尽头是走向乐舞场地的捧花女，把歇息和乐舞两段有机地结合起来。舞蹈者在箜篌的伴奏下跳跃，构成全图的高潮，显示了作者处理大场面中人马动静、聚散的艺术能力，充满了浓厚的北方草原民族的生活气息。 引首有清代张照书“番部卓歇圖”，乾隆帝作《卓歇歌》，尾纸有元代王时、清代高士奇、张照的跋文。 该图经清阮元《石渠随笔》、高士奇《江村书画目》、清内府《石渠宝笈·续编》著录。
【董源潇湘图卷】
五代·南唐，董源作，绢本，设色，纵50厘米，横141.4厘米。
本幅无作者款印，明朝董其昌得此图后视为至宝，并根据《宣和画谱》中的记载，定名为董源《潇湘图》，后入清宫内府收藏。
“潇湘”指湖南省境内的潇河与湘江，二水汇入洞庭湖，“潇湘”也泛指江南河湖密布的地区。图绘一片湖光山色，山势平缓连绵，大片的水面中沙洲苇渚映带无尽。画面中以水墨间杂淡色，山峦多运用点子皴法，几乎不见线条，以墨点表现远山的植被，塑造出模糊而富有质感的山型轮廓。墨点的疏密浓淡，表现了山石的起伏凹凸。画家在作水墨渲染时留出些许空白，营造云雾迷濛之感，山林深蔚，烟水微茫。山水之中又有人物渔舟点缀其间，赋色鲜明，刻画入微，为寂静幽深的山林增添了无限生机。五代至北宋初年是中国山水画的成熟阶段，形成了不同风格，后人概括为“北派”与“南派”两支。董源此图被画史视为“南派”山水的开山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