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温柔、美丽、善良、矜持的张娣目睹了父母的死亡经过，因此得了癲痫，纯洁得像一张白纸的她挣扎在生与死之间，抉择在爱与不爱之间。被虐待至残的王静丑得一塌糊涂，却在一年后摇身一变成了班花，看见父亲自杀却视而不见的她冷酷、刁钻、开放、活泼，身边没有朋友却令“我”无法抗拒。徘徊在这两个女孩中间的“我”痛苦不堪，（已出版，淘宝当当京东有卖）既被张娣若即若离，又与王静难舍难分……

自序

2006年6、7月份（准确日期想不起来，只依稀记得天气刚好变得炎热），开始着手《墓ZZ花》的创作（说“创作”似乎有点抬举自己，但又找不出别的合适词语），2011年的4月3日，在正文末尾加上“全文完”三个字。我当时本来很想大醉一场，或者去酉水河边大喊几声“我好了不起”之类的话，一番思虑后又没有那样做，而是立刻着手修改工作，至2012年11月，才好歹完工。完工后仍觉不妥，便再次修改一遍，还想修改第三遍，不料因生计问题耽搁了两年。直到2015年5月，才再次想起它，此后便是对它无止休的重铸和打磨。
我说这些，不表示它就一定会被人喜欢。只能说明身为作者的我根本就没有什么才华，个人的创作水平还没有达到一锤定音的高度。比方说我在修改的过程中，就发现大量对读者而言可能痛苦的东西，于是一一删之，颇有点重新来过的味道。初稿的28万字，定稿时只剩下18万字多点了。作为我本人，倒是希望字数越少越好。
动笔之初，我的想法比较简单：写一篇让人伤心难过的恋爱小说，于是联想到2003年那一场声势浩大的 “非典”。但是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为了弥补故事的完整性，又不得不加入一些涉及神学、医学等多个领域的东西。我在这些领域的知识近乎为零，所以只好翻阅和搜集资料，光是这项工作，就花掉接近一半的时间。其结果，成了一篇看似简单，实则不是特别简单的东西（这当然是我自以为是的看法）。
诚然，这是一篇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故事就发生在你和我的身边。情节的设计，不亚于我读过的任何一篇同类型小说（当然我读过的作品不多，只是对喜欢的百读不厌，说成是一只井底之蛙一点也不过分{需要购书的朋友可以去淘宝搜小说名字，另外铛铛、京冬、哑马逊的自营店也是正版}）。比较适合在校大学生，以及年龄老大不小的70后和80后。
另外，这篇东西献给我的大学，以及我接触过的一些女孩和男孩，里面真实地引用了他们的姓名——这也是我坚持写完的一个原因（并非主要原因）。还借用了一些认识但未结识的人的生活和人生。“我”并不是我，因此您在读它的时候，请尽量把自己放置进去。“我”就是您。不想拉远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正如我不想自己的东西无人问津一样，那是我正在追求，且会一直追求下去的。
最后，感谢林少华老师（上大学时一直在读林少华老师的译著，他是我的老师，我的朋友，我的知音）。感谢摄影师汤小杏小姐提供和模特杨艾琳小姐授权的封面。感谢摄影师唐磊先生提供和模特廖银玥小姐授权的扉页。感谢我的家人、同学、朋友，谢谢你们忍耐我这么长的时间。感谢读过这篇东西的读者朋友们的包容，因为无论怎么看(已出版淘宝当当京东有卖)，它都是一篇让人高兴不起来的东西。
黄Z来

目录
第一章 橘子洲
第二章 青梅竹马
第三章 情圣
第四章 伊人如斯
第五章 放浪形骸
第六章 岳麓山
第七章 痛苦的记忆
第八章 青春有悔
第九章 禁果
第十章 墓ZZ花
第十一章 尘埃落定
第十二章 香殒
第十三章 别妓
第十四章 遗失的爱

献给死去和活着的人

第一章 橘子洲
女孩每天都会跑来我的住处。天一亮就出门，天一黑就回来，简直如一只幽灵一般。几乎不说话，即便是说话，内容也只有只言片语。上面穿一件透明得可以看清楚内衣轮廓的白色雪纺衫，下面穿一条短到大腿根儿的蓝色牛仔裤，一头细密的长发染成金黄色，里面好像有很多虱子一样，她老是掏出双手去挠，以致头发任何时候都显得乱糟糟的。
胸部很丰满，不是E杯就是F杯，臀部富有光泽，腰部极具曲线，本来的玉骨冰肌也晒得恰到好处。可是我没有兴趣。任凭谁也提不起非礼的兴趣。一块鸡蛋大小的疤挂在鼻翼右侧的脸蛋正中间，颜色和形状都很令人胆战，和一条蜷缩成一团的蛔虫差不多。
随身携带一个没有牌子的褐色小挎包，里面塞满了各式各样的发圈和散乱的零钱，没有替换衣服，只是把当天穿过的，利用晚上时间清洗干净，晾在檐廊里，再在早上收回，中间找不到别的衣服，就把我的一件大号T恤套在上身，当做睡裙穿。
至于白天她究竟去了何处，做了何事，我一概不知。我既没有问，她又没有说起。
每天晾完衣服，她会坐在床沿发呆五至二十分钟，然后乖乖地躺下睡觉。如果当日的气温够高的话，那么她就会把身上的T恤揭掉，而以一副全裸的姿态横在那里，有好几次，我在半夜里起来撒尿，都误以为那是一具刚刚停止呼吸的女尸。起先，我不敢靠近她，只是从仓库里翻出一张竹席，睡在床边的地板上。后来我感冒了，索性不脱衣服，在床的彼头搞到一块很小的地盘。这是一个极限，且里面蕴藏一股杀机，一旦我在睡梦中不小心触摸到她的一根脚趾，她便如同一只受惊的袋鼠，迅速地坐起身，给我一记猝不及防的耳光，然后操起枕头下面的一把水果刀，摆出一副自卫的架势。
“可以看，往前一步取你的狗命！”她恫吓我。
*
两个星期过后，女孩把出门的时间突然调短了，开始扫地、抹窗、洗衣服，还煮武汉热干面给我吃。
“我叫王静。”当天下午，她自报家门，“那么你的名字呢？”
“黄弟。”我回答。
“好凶悍的一个名字。”
“可能。”
“不是‘可能’，确实很凶悍，感觉不是一个顽固派，就是一个自恋狂。还不如‘黄瓜’好听。”
我忍气吞声。
女孩交抱双臂，坐在我的对面。我正襟危坐，正拿一种凝眸五星红旗的崇敬眼神望着他。两人之间隔着一张餐桌。吃空的两个面碗，摆在圆形桌面的两头，宛如两座遥遥相望的环形山。
“你家里很有钱？”女孩又问。
“有几把火钳。”我回答。
“想当一个皇帝？或者，家里人把你宠幸得像是一个皇帝？”
“开什么国际玩笑。”
我的语气似乎重了一点，她的情绪上来了，若有所思。她思考什么的表情很有戏剧感，上嘴唇自然地微微上扬，眉头紧琐，又顷刻瓦解，俨然一个失败的肥皂泡鼓吹游戏。
女孩站起身，一边收拾餐桌，一边问：
“我的命是你救的？”
“救命？也太夸张了吧。”
“我那天喝高了，是被你背回这里来的？”她换了一种说法。
“是的。”我回答。
“如此说来，我身上的衣服也都是被你脱下来的喽？”
我点头，“上面脏得不可开交，有好多菜渣，有一股酒味儿，有几片血迹。不是都洗得很干净了么？花了人家好长的时间呢。”
“看了？”
“看了？”我不解。
“这个地方。”女孩指着自己的胸部。
“偏着脑袋。必要时才瞟那么一眼，确认位置。”
“确认位置？”
“比如胸罩带钩的吻合方式呀，牛仔裤的拉链被卡住了呀。”
“看见了？”
“看见了，那是后来你故意让我看见的。当时没有看清，说了只是瞟。”
“我不在乎被你看，那无关紧要。作为对救命之恩的一种报答方式，让你看也说得过去。后来的情况你也晓得，想看就看呗，脱光衣服让你看个够。我只是，对你当初的那一种无耻行为感到失望。”
“呃。”
“借宿一个月，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
“以后就叫你‘黄瓜’。‘皇帝’这个名字，会叫人把吃进胃里的东西统统都吐出来的。你也可以管我叫静儿。”
“王婆。”
“再叫一声？”说着，女孩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对准我的两只鼻孔，“不怕鼻孔被戳流血的话。”说罢，去厨房里洗碗去了。
*
对小部分城里人而言，我住处的条件应该还是算可以的，起码在建筑面积和环境上都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一栋单层瓦屋，远远观之，形状颇像一顶卓别林头上的礼帽。一室一厅，一厨一卫，再加上一个连我自己都不知道里面究竟装满了什么的地下室仓库。墙壁上的石灰块儿摇摇欲坠，水泥地板千疮百孔。卧室里的墙壁上贴一幅小虎队的演唱会海报。床头柜上摆一只机器猫形状的闹钟。没有电视机之类的现代化设备，除去一套简单的炊具，再就是缺胳膊少腿的几张桌椅。一张席梦思大床倒是崭新的，搬进这里之时，到东方家园采购的。
屋前有一个面积达一百二十平方米的庭院，里面野草丛生，层叠如盖，经常有毒蛇出没，我就逮住过一条。一堵一人多高的环形竹制栅栏把庭院同一片茂密的丛林隔开。院门旁一棵不大也不小的石榴树上，挂着一只颜色发黑的鸟笼。算不得一只鸟笼，只剩下几根竹条的残骸而已。一望见那只鸟笼的残骸，我就会想起在我很小的时候，看见的我外公站在石榴树下逗鸟的情景。
位置在岳麓山的西面，属于山麓和山腰之间的一栋贫民窟式建筑。上山无路，横亘着密不透风的树林。下山的话，只需拐两道弯，便徜徉在西二环的附道上了。极目远眺，整个窑山坡尽收眼底。
便是一所这样的房子。
它是我考进大学那一年，我外婆奖励给我的一件礼物，说什么学习方便些。除一所房子外，礼物还包括一架宗申牌摩托车和一部诺基亚牌手机。
外婆并不是亲外婆，而是我后妈的母亲，膝下只有一对儿女，老伴五年前死于脑梗塞。书香门第，把祖上的基业全部捐献给了国家，换来的是半个世纪的铁饭碗。
如同我后妈没有生育能力，她哥哥的生育能力也好不到哪里去，婚后第七年，才喜得一个爱女，此后再无添丁。
如果活着的话，那么表妹就只小我一岁。
被绑架的时候，表妹还不满六岁。那天正值放学时间，头戴防护头盔的一个青年男子蹲在我表妹所在幼儿园的大门旁，没有牌照的一辆摩托车停在他的手边。我舅舅从面包车上下来，只是去了一趟附近的一家水果店，回来的时候就发现刚才还坐在助手席上玩橡皮泥的女儿不见了。开车追出三公里，追到的不是女儿，而是女儿在电话那头的求救声。三天后，我舅舅站在摩托车男子指定的一座立交桥上，把塞满假钞的一个皮包扔给桥下的摩托车男子，摩托车男子接住皮包，突破警察的包围圈，逃之夭夭了，我表妹再也没有回来。
我是这么看的：由于我表妹惨遭不测，我舅舅又无别的子嗣，所以我外婆才送给我房子——准确地说不是送，而是借——毕竟，没有血缘，就没有关联。
我在这里逍遥自在了三年多，一直都没有人表示异议。除了王静，那是一个意外。
*
星期五的下午，坐在食堂里等待开餐时，我的手机响了。李自由在电话里头说家里出大事了，得赶紧回湘潭一趟，问能否借我的宗申一用。
“那车子有力。”他奉承道。
“我在学校的食堂里，来吧。”我说。
“我在师大。”
“你跑去师大干吗？”
“约会。”李自由神气十足地回答。
“坐公共汽车回来。我在食堂里等你。”
“好远。你过来？”
“借人家东西，还要人家送东西上门，什么逻辑！”我有点压不住火。
“拜托了。”
李自由说了师大附近一家网吧的名字，约我过去碰头。
那个时候的网吧，每个人都有一杯茶水奉送。QQ号码只有八位数，视频聊天还没有出来，也没有语音。部分机器用胶合板隔开，制作成一个一个独立的空间，号称雅座。
我钻进一个雅座，一边浏览时事新闻，一边同一个陌生的QQ好友聊天。女性，二十八岁。除此之外，资料栏里再无有价值的信息。起先，两人都只是在迁就对方似的东拉西扯：是哪个地方人呀？叫什么名字呀？喜欢听谁的歌呀？闲聊了大概二十分钟，对方突然冒出一句：
“脱。”
“脱？”我不解。
“脱掉裤子。”
“干吗要脱掉裤子？”
“让我看看你的那儿。”
“哪儿？”
“把儿。”
“是个男的吧？”
“是个美女。”
“有何凭证？”
“如果我是在向你撒谎的话，那么我就被商纣王和西门庆一起拉进一间阴暗的小屋里，后面发生的事，我不说你也应该想象得到。”
我回复：“脱了。”
“人家也脱了呢。”
“呃。”

“快要脱光了呢，只剩下一条带有蕾丝花边的丁字裤，是粉红色的呢。”
我选中“吃惊”，点击“发送”。
“你说，我是把这条丁字裤直接脱掉呢？还是从床头柜上拿起预备好的一把剪刀，在它中间剪开一道和我嘴唇一样大小的口子？”
得得，什么人呀，这是。
“要是你对丁字裤暂时还上不来感觉的话，那么就先从我的上面开始也是可以的。上面好大，好白，咬一口？”
我选择“流汗”，点击“发送”。
“下面好湿了呢，人家，伸出四根手指摸一下？”
时间显示过了三十分钟，我走出雅座，在网吧大厅里转了一圈，不见李自由，扫兴折回。
“在摸？”对方再次发来信息。
“在摸。”我搪塞道。
“湿湿的，滑滑的，没有欺骗你吧？”
“或许。”
“进来？”问号后面加了个吻。
从雅座外面突然传来一声巨响，貌似一台电脑桌被掀翻了。接着有人咆哮，有人起哄，有人调解。此类脑袋不开窍的事，我见过多次，什么位置不好啦，鼠标不行啦，死机啦。我打开音乐播放器，戴上一副耳机，索性来个不闻不问。
“亲爱的，哪里都行。”
“哦？”
“到底哪里要好些呢？是手上，脸上，还是嘴里？”
我点开网易新闻，三分钟没有搭理她。
“如果你嫌麻烦的话，那么直接里面也是可以的喔，我不怕怀孕的。”
得得，我关掉QQ，摘下耳机，沉进沙发，深深地吸一口气，缓缓地呼出，心想：李自由放我鸽子不成？
起身离座时，被绊了一下，险些栽个跟头。乖乖！沙发上居然还有别人，是一个女孩，歪坐在出口那一头。何时溜进来的呢？我纳闷儿。
“借过。”我大声说。
女孩没有吱声。仔细一看，在打瞌睡。踢她左脚上运动鞋的鞋底，她醒了，睡眼惺忪地看了小会儿我的脸，然后“哇唔”一声，吐在沙发上。我闻到一股潲水味儿和酒味儿，也想吐。
夺门而出时，被女孩一把死死地攥住右手的衣袖。
“请带我离开。”她难受地说。
我用左手使劲地掰开她的手指，出到雅座外面。雅座外面的网吧大厅里一片狼藉，所有的电脑桌都横躺竖卧，鼠标和键盘也都扔得遍地都是，好像刚刚遭受过一场空袭一样。我喊了一声“老板”，想说这里有一个醉鬼，你处理一下。
没有看见老板，在靠近收银台的位置，看见一个女孩，两个男孩。女孩以一种跪下磕头的姿势，瘫软地趴在翻倒在地的一台显示器上。两个男孩则都想置对方于死地似的紧紧地搂成一团，下面的那位额头破裂了，上面的那位脊背中间嵌着一把砍刀，地上血流成河。
我的两条腿都不听使唤了，有点想下跪，背上汗津津的。俄顷，远处传来一阵隐隐约约的警车声。我踉踉跄跄地折回雅座，扶起女孩，冲出网吧，跨上宗申，越过湘江大桥，穿过五一大道，到达火车站时，才发现方向跑反了。心情可以理解，毕竟死了人，警察出动了，我们既是证人，又是疑犯，得逃。
回来的途中，刚把猴子石大桥甩在身后，五对奇装异服的青年男女骑着五架同样装扮奇特的摩托车从匝道下方“轰”的一声蹿了上来，围着我们打了将近两公里的呼哨，耍足派头后才离开。
回到瓦屋，凌晨一点都过了。
女孩昏迷了两天。后脑勺有被什么硬物敲击过的痕迹，没有破皮，但是红肿得很厉害。我脱掉她身上所有的衣服，洗净晒干后又全部穿了回去。期间，李自由打来电话，向我解释放鸽子的事：
“本来想单独一个人回家，不料女朋友死皮赖脸地跟着，我拗不过她，她又不喜欢摩托车，两人只好一起坐大巴——”
不等李自由说完，我挂断电话。
*
上面，是我和王静初次相遇的情景。过程却是这样：两人在一个不适合相遇的情况下相遇，一起度过一段晦暗的时光后，分道扬镳了。性质同一次失败的商业合作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是一个学习日的下午。我放学回来，她正在卧室里收拾东西。
“一个月的期限到了。”她说。
“是啊。”我说。
“应该走了。”
我没有表示异议。
她停止收拾东西，拿一种猎人注视猎物的冷峻眼神盯着我的脸，问：“舍不得？”
“还没有吃晚饭吧？”我转移话题，“我在放学回来的路上，买了两份蛋炒饭。我的那一份吃掉了，你的这一份带回来了。喏——”我把装有盒饭的一只塑料袋放在她旁边的床头柜上，然后坐在床沿，面无表情地望着她。
她眼皮一撩，视线从盒饭转回我的脸，一字一顿地问：
“其实，你很想我再多住几天的吧？”
“不想。”我回答。

女孩头也不回地走了。
“要送吗？”我追出屋门，朝走出院门的她大声喊。
“来啊。”她大声回应。
照女孩的指示，我把宗申停靠在阜埠河路口。她下车，登上水泥台阶，在堤坝上漫步。我吃力地把宗申推上去，跟在她的后面。
“不是说去火车站吗？”我问。
“时间还早。”她不回头地回答。
女孩且走且停。停下时，伏在堤坝右侧的大理石栏杆上，要么朝下面的湘江大吐口水，要么深情地望着对岸的橘子洲。
快走到橘子洲大桥的时候，她下到河床，很久都没有上来。我有点担心，于是小心翼翼地跟了下去，背靠防波堤，观察她的一举一动。她在江水的边上来回踱步，或蹲下，或立起，一副随时准备投江的架势。身上的白色雪纺衫被风吹紧，现出一副姣好的体型。染成金黄色的一头长发随风飘扬，神情显得楚楚动人。盯着她看的时间里，我有点感动，心想她身上的哪里都很漂亮，就是脸上的那个疤不好看。
约二十分钟后，女孩退了回来，像我一样，背靠防波堤躺下。
“坐几点的火车？”我问。
“不坐火车。”
“去火车站不坐火车？”
“坐公共汽车。”
“家在哪儿？”
没有回答。
“回到家应该很晚了吧？不害怕？”我又问。
“劫财没有。劫色的话，我反正被你糟蹋过了。”
“我糟蹋你了？”
“从来没有别的男生看过我脱光了衣服之后的样子。”
或许，我想，一个没有人要的处女。
“大不了，从此离开这个世界。”她伤感地说。
我偏头，看着她问：
“怪我？”
没有回答。
时值傍晚。湘江的尽头，变得模糊不清了。橘子洲大桥和橘子洲上，同时亮起了灯光。吸进鼻孔的湿气有所加重。哪里传来一声重型卡车的喇叭声，仿佛来自我们身后的一条公路上，又仿佛来自身前的江水里。天空快要黑尽的时候，女孩吻了我。我们并肩躺在防波堤上，她慢慢地转身，轻轻地吻在我的脸上。
“谢谢。”她温柔地说。
“谢什么呢？”
默然。
我沉溺在这个吻中，不知道它究竟意味着什么。老实说，被女孩献吻，还是头一遭。良久，我偏头，发现旁边没有人。环顾四周，还是没有人。
“王静。”我大声喊。
没有回答。投江了不成？我担心。
“王——静！”我吆喝。
“哎！”头顶终于传来一个回应声。她已经上去了，身体前倾，趴在大理石栏杆上。
“黄瓜，我搭计程车回去，不用你送了。再见！”大声说完，消失在一片暗淡的光影里。
*
王静离开了以后，我有点不习惯，坚持了五天，搬家去学校了。
*
遇见王静那一年，我二十岁，在长沙读书已经三年。
学校坐落在岳麓区，面积很大，被一堵又高又长的火砖墙包围了起来。
进得学校大门，迎面是一条笔直伸向图书馆的大道，道面很宽，同时通过两台推土机恐怕都不成问题。道路两旁的榕树浓荫蔽日，就算是在烈日炎炎的夏天，走在下面也感觉不到多少热意。大道右边是两栋五层高的教学楼，左边是包括八个篮球场和一个足球场在内的一个多功能运动场，里面沙坑、爬高杆、单双杠等体育设施一应俱全。
大道在距离校门大概五十米的位置，有一个朝左的拐弯。这个拐弯将篮球场和足球场完全隔离开来，继而绕过综合楼，到得一个有林荫有石凳有石桌的如同一个广场一样的地方。广场中间立一尊大理石雕像，是一个执著于阅读的女生，手捧一本课本，坐姿优雅，工艺粗糙，两只乳房尖得出奇。医务室、招待所、女生公寓和电影院遍布广场的四周，教职工家属区也在附近，这里是A区。有ABC三个区。
我所在的男生宿舍位于校园的东南角，是横线上两栋五层建筑中更加肮脏的一栋。男生宿舍的后面，是开水房和澡堂，前面是集食堂和音乐协会于一身的一栋方形建筑，据说是民国时期的一个产物。穿过食堂的屋顶，可以从男生宿舍的楼顶望见教学楼。这些建筑连同西南方一个名字叫做“南湖”的公园一起，统称作C区。
B区包括多功能运动场，以及沿运动场呈逆时针旋转的图书馆、体育馆、实验室基地兼校办工厂和综合楼。
建成没几年的综合楼，是校园里唯一一栋看得上眼的建筑，主楼十二层，副楼七层。主楼六层以下全是教室，往上三层是计算机培训中心，顶层是由记者协会和主持人协会一起操刀的广播站，中间两层空着，走廊入口处的不锈钢门从来就没有打开过。架设在综合楼顶的一组以学校名字作为形状的铁框，白天像一条大蛇的龙骨，夜幕降临，则发出缺笔少画的黄光，成为河西大煞风景的一个样本。
据说，综合楼没有建成之前，学校的招生工作一筹莫展。建成了之后，请国务院的某某某题写了一个新的校名，这才扭转颓势。此事的真伪，看校门上方的署名便知。
总之，是一所二流大学，既没有名气，又没有竞争力，只要舍得扔钱，谁都可以进来。招生广告倒是做得半点也不马虎，有一段时间，湖南经济电视台的午间新闻一播完，它便亮相二十秒，宣称什么“一流的师资队伍，一流的教学环境，一流的办学水平”，只差没说这里就是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校长操一口不知所云的方言，食堂里的几个工作人员吝啬至极，管理宿舍的一个老头耀武扬威，统统都令人不快。
之所以进到如此令人不快的这里，是因为我爸爸不想让我步入社会。他认为我以未成年人的身份步入社会，肯定会做一些触犯法律的事。我在初中的表现也确实一直令他头疼，怪就怪在高中落榜后，居然陆续收到十三张中专录取通知书。我爸爸精挑细选了一张，然后握着一根扁担，把我撵进县汽车客运站，警告我说非来这里不可，连去李小龙国际武术学校练武功都不行，因为只有在这里待满五年，才能拿到专科文凭，（淘宝京东当当有卖）和我舅舅的学历一样高。

第三章 情圣

“流畅的文字+丰富的想象力+准确的尺度=好文章。”这是我来到长沙的第二年，语文老师用粉笔写在黑板上的一句原话。
接着，他左手拄在讲台上，右手指着头顶的天花板，说：
“文字是车头，想象力是发动机，尺度是方向盘。一个都不能少，少了的话哪里也到达不了。”
在那堂课上，语文老师变成了我的一个偶像，我在内心深处原本对他怀有的诸多偏见全不见了，好像被他带进了火葬场一样。
他确实进了一个火葬场，于那堂课后的第三天死于心脏病发作。屙大便的时候，突然发病的。追悼会在青山的家里举行。前来吊唁的，大多是本校的学生。过程被记者协会的两个会员用一台摄像机拍摄了下来，还在学校的电视台里重复播放了三次，讣告以一句“无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文学家”开头，以一句“享年四十八岁”落尾。
我和李自由，是在追悼会结束五天后，于老师的坟前认识的。两人当时都在给老师上香。
“是你老爸？”李自由问。
“老师。”我回答，“你是李自由？”
“怎么晓得？”
“情圣。谁不晓得。”
为了庆祝认识，也为了表达对老师的哀思，两人去到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录像厅，看黄色录像直至第二天早上。
李自由承认自己是个情圣：
“在这所大学里，睡过三十个女孩以上的，除了你和我之外，找不出第三个。”
“我是一个处男。”我为自己翻供。
“不是说，看过三十个女孩的裸体吗？”
“那是在录像厅里。”
李自由和我同一个年级，是美术系才华横溢的一个尖子生。其多幅美术作品，多次被美术协会的成员们搬出来，摆在教学楼二栋的门前展览。都是人物油画，题材大多是一位老人的上身，技法娴熟，独具匠心，给人一种超越真实的真实感。一个学生会女干部在校报上发表过一篇署名文章，称赞李自由是本校的达•芬奇。
除绘画外，口才也非常了得，在辩论会上，凭借三寸不烂之舌以一敌三；拥有如歌神一般的嗓音，每逢歌咏比赛，便以一副黄家驹的造型登台亮相，操起一把硕大的电吉他，一边弹一边唱《大地》，引起台下众多女生尖叫不迭；此外足球踢得也很帅气。
在学校外面，李自由同样不同凡响。他结交了一帮包括草根艺人、发型设计师、城管、平面模特儿、皮条客等形形色色的人物。但是说他好话的，没有一个。男人们都说他风流，女人们都说他花心。意思我想是一样的。
他有一种神奇的能力，可以做到脚踩多只船，一只船载他逐风破浪的同时，其他船只却发现不了。靠岸后，找个理由分手，周而复始。
我指责他的感情生活糜烂。
“黄弟。”李自由直呼我的名字，“每一个基督教徒在出生的时候，都需要接受一个神父的洗礼。处女也一样。从这层意义上讲，我只是一个专门给处女洗礼的神父。”
李自由直呼谁的名字，表示他跟谁急了。
和李自由睡觉的，的确多半都是处女。他总是凭借学生画家的身份，去到别的大学，以学术交流为名，物色新生女孩。只消甜言蜜语几句，情窦初开的小妹妹们便潮红满面，再来点霸王硬上弓，洗礼便完成了。
每次听李自由说又完成一次洗礼，我就寒心不已。
寒心倒也罢了，还要受到牵连。
比方说在星期六晚上，甲拨通我的手机，哭哭啼啼地问李自由在吗？我不可能实言相告：“和丙一起开房去了。”
即便知道李自由另有新欢，愿意继续交往的也大有人在。在此类女孩的心里，存在一个破镜重圆的幻想亦未可知。但是在李自由这边，除寂寞难耐的时候才约对方出来开房外，再无别的想法。
“她们太痴情了。”我感慨道。
“并非两情相悦，也不是一厢情愿。”李自由竖起食指，开导我说，“而是一种本能的召唤。”
当然，不是谁都会上李自由的当，董小蓉就给过他一些颜色。
我的同班同学董小蓉，是河南省某位煤炭大亨的千金，地地道道的一个富二代，貌美如花，刚踏进校门，就被李自由瞄上了。
那个时候，董小蓉还不是学校文艺晚会的一个金牌主持人，而是一名不起眼的广播站播音员。李自由也不过是一个给人乳臭未干印象的平凡男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谁为李自由点了一首生日快乐歌，还说“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是从董小蓉的嘴里读出来的。李自由受到刺激了，像一只发情的公狗，四处搜集这个播音员的资料。当他摸清底细，站在女生公寓楼下大声宣布“董小蓉我爱你”的时候，两桶冷水从楼上泼了下来，李自由感冒了，住进了医院。
一个星期后，从医院里出来的李自由左手举一把雨伞，右手举一只扩音器，站在上次的位置，身后跟来一个班的男生，个个手执脸盆、饭盆、铁桶，当战鼓用。
李自由大声喊：
“董小蓉，做我的女朋友吧！”
咚、哐、咚哐、咚咚哐……战鼓声响起。
“禽兽们，滚蛋吧！”整栋公寓楼的女生全部发怒了。
乒、乓、乒乓、乒乒乓……垃圾筐、拖把、热水瓶，纷纷落下。
李自由再次住进了医院。
“心有余悸啊。”李自由一边摇头一边说。
“你不该追求她。”我发表看法。
李自由再次摇头，说：“如果当初她接受了我的话，那么现在的我就不至于沦落为神父。”

“未必，狗改不了吃屎。”
“你以为伺候那些陌生的女孩，我就很痛快？告诉董小蓉，只要她肯接受我，我马上跑过去舔她的脚趾。”
“得了吧。”
“真的。”
“她还是没有男朋友。”
“知道。有的话，我就把那个男的投进湘江，然后找她算账。”
“算账？”
李自由用手指分开头发，露出百会穴处一道四厘米长的伤疤。
“这是那天被一只热水瓶砸中了脑袋以后，留下的一个恨的印记。总有一天，我要董小蓉以一个合适的身份抚平。”
“怎么抚平？”
“整容。”
“一个合适的身份呢？”
“不是除了我以外，别人的妻子。”
*
比起李自由，我的六个室友都要地道得多。
寝室里共有四台铁架床，都是双层结构。如果拿床号来给他们命名的话，那么就是一号君、三四五号君、七和八号君。六号床位空着，我是二号君。当然并非没有正式的名字，正式的名字其实都挺牛掰。
比方说一号君，绰号叫做“金毛狮王”。
“金毛狮王”的由来，连他自己都摸不着北：
“可能，哪一个爱读武侠小说的同学叫开的吧。”
此君拥有一脸浓密的络腮胡，和在厚度上较之老外也毫不逊色的胸毛。头三年，不敢和学校对着干，三天就得刮须一次。如今翅膀长硬了，非要等到几个女生戳他的脊梁骨说是一只大猩猩，这才偷偷地溜回寝室，轰走众人，一刮就是半个钟头。刮下的东西被八号君全部收集起来，拿去实验室用一台物理天平称过，足足有五十克重，估计连胸毛也一并刮了。
再说三号君。
人称“乔丹”，或者是“奥尼尔”。他本人倒是只对前者情有独钟，理由是奥尼尔太过于彪悍，自己运球如行云流水，扣篮花样百出，无论怎么看，都是乔丹的影子。尽管如此，在球场上飞扬跋扈时，仍有为数不少的女生为他呐喊助威：“奥尼尔，撞死他！”这是一件奈何不了的事，总不至于跑过去告诉人家，自己真是迈克尔•乔丹。
此君侠肝义胆。上个学期，本班的一个男生和别班的一个男生在同一个澡棚里洗澡，为了一个水蓬头而大打出手，结果牙齿被对方敲落了两颗。乔丹听说后，立刻跑去那个别班男生所在的寝室，将其从五楼踢到四楼，再从四楼踢到三楼，最后从三楼踢进了医院。
四号君、八号君。
前者矮矮胖胖，皮肤黝黑，“牛群”是也。后者高高瘦瘦，面皮白净，“冯巩”是也。“牛群”和“冯巩”都是自称，人称“黑白无常”，以一对杰出的相声搭档自居，是学校历次文艺晚会的灵魂人物。问题是我没少捧文艺晚会的场，却从未目睹二人在舞台上的飒爽英姿。听我如此一说，白无常一脸不屑地解释：
“你捧场的那些文艺晚会，都邀请不动我们。”
“档次的问题。”黑无常补充。
“校庆四十周年的大型文艺晚会上，也没有看到你们呀？”
两人对望一阵，说：
“那是今年发生的事吧？我们的身价，去年就已经飙升到三位数了，如今谢绝义演。”
我钦佩得不行，索要签名，两人立刻把名字签写在我的背上，然后分别抱起各自的吉他，一边弹一边唱《拍着饭盆为你唱一首歌》，说是向我展示一下他们的唱功。
据说——说的人是一号君——《拍着饭盆为你唱一首歌》是由黑无常填词，由白无常作曲。歌词凄婉，曲调哀怨。创作动机，是为了吸引楼下经过的打开水的女生。歌曲曾经发表在TOM原创音乐网上，有歌迷留言：“与其说是一首音乐，莫如说是一首哀乐。”“听完后竟产生一种自杀的冲动。”黑白无常每次一起坐在窗台上弹唱这首歌曲时，不光如愿以偿地引起了楼下女生们的注意，还招来了诸如“你妈是不是死了”的慰问声。同室者也按捺不住绝望的心情，在二十秒内逃遁得无影无踪。
我也不例外，只听了个开头，就以小便的名义走掉了。
小便时，有同学指着我的背，哈哈大笑。我问笑啥？他说阴茎。我脱下身上的衬衣，看见白色的背部用黑色的水芯笔写着八个大字：“我是笨蛋”“我是混蛋”，两句对联的中间果然画了一根挂着两颗蛋的阴茎。
得得，找黑白无常索命去了。
五号君。
“狼狗”是也。绰号确实不怎么优雅，却是我朝夕相处多日后，最为崇拜的一位。计算机三级、剑桥商务英语三级、大学英语六级证书在手，电工证、焊工证、钳工证也都没有落下。此番成就，吾辈奋斗十年恐怕也难以实现。
七号君。
绰号叫“波斯三爷”。“波斯”只是“Boss”的音译，暗示此君是一个阔佬。坐在学生服务中心主任的位置大搞商务运作，投机倒把无所不能，在荷花塘有一个店面，兜售复读机、Call机、照相机等高科技商品。有钱，从头到脚穿的全是品牌货，若打劫此人，进账可能够吃两年。三爷的确遭人打劫过，这也是他搬进宿舍的原因。二年级时，三个笨贼闯进他在雨花区的寓所，只敲诈五百元就逃之夭夭了，殊不知五十万都不是问题。
不光有钱，还有爱。每次爱心捐款数他捐得最多。为歌咏比赛搞赞助，末了上台为冠军颁奖。为了追求湖南大学的谁，硬是租下谁宿舍楼旁的一面巨型广告牌，打出一幅接近七层楼高的求爱广告。我是那个谁的话，肯定很想嫁给他。
和我住在同一个寝室里的，便是这样一群声色犬马的人物。

第二章　青梅竹马
说说我家。我家很特别，特别得相信的人恐怕寥寥无几，吹胡子瞪眼的却大有人在。可都是事实。而且如果不将这些事实陈述出来的话，那么张娣就无从说起。
*
我爸爸是苗寨的一个农民，妈妈也是。两人有过一对儿女，可惜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相继染上“二号病”，夭折了。很多年以后，我的出生又夺走了妈妈的生命，原因是脚先出来，难产。
妈妈死得太冤枉了。这是得知她的死因后我的感言。因为她根本就不该生我。三十三岁，是一个高龄产妇，此其一。其二，苗寨没有医院和剖腹手术，只有剪生婆和草药。其结果，痛苦挣扎了一夜，断气的时候咬断了舌头。
若干年后多了一个后妈。后妈进门那天，抱起我，说喊妈妈，我只喊姐姐。她的年龄确实不大。后来听别人说，她是一只不会生蛋的鸡，这也是她嫁进我家的原因。人家是一个城里人，哥哥还是一个当官儿的呢。
那一年，爸爸三十七岁，后妈二十五岁，可谓老牛吃嫩草。
爸爸没有兄弟姐妹。奶奶生下第一胎后，爷爷的两颗睾丸不见了，被一颗来历不明的子弹打掉的。爷爷当时的职业是土匪。
爷爷一共有三个哥哥。大哥跟随黄兴先生发动过武昌起义，北伐期间战死于九江；二哥在红四军里担任一个排长，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打响后的第三年，被坂田大佐的一架轰炸机炸飞了；三哥在国军某部充当一名不起眼的炮卒，1949年，跟着蒋介石跑去台湾了。
可能想到哥哥们在战场上都没有写下光彩照人的篇章，我爷爷才决定当个土匪。他是八面山的七爷，同解放军周旋多年，两颗睾丸不见了才弃暗投明。
这些事迹，我爷爷口述的时候，我颇不以为然，家谱里记载着呢。
我们这个地方，穷山恶水，日本鬼子丢炸弹嫌浪费，内战又离得远，保住一本家谱算不得是什么难事。
家谱里还有关于我曾祖父的记载，说他是一个孤儿，在一个寺院里长大，聪明好学，还俗后考中了举人，和李鸿章在直隶一起同僚过，1898年，被慈禧太后派到南方当巡抚，万贯家私，权倾绿营。但他绝非趋炎附势之流，到香港的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开过会。武昌起义打响前，把乳臭未干的大儿子交给黄兴时说：“贤弟勿须抬爱，生死自有天命。”言毕，归隐山林，官宦生涯至此落下帷幕。
便是这样的家，一代不如一代的家。
这么着，即便是归隐山林，我家仍然风光了很久，约莫三分之一个世纪。
当时，我曾祖父在武陵山区搞到一栋豪宅，三个女儿，两个儿子，一个正室和三个姨太太都搬进去了以后，又购置了一些土地。为了搞好关系，继了五姨太，芳龄十九，是个驼子，县太爷最小的千金，即我爷爷的生母。
除去上面这些人，还有一干丫鬟和小厮。张娣的先人，便在这干下人当中。其曾祖父，在我家专做一些收支登记入簿、撰写家谱之类的活计。后来，和一个丫鬟成了亲，生下的儿子是小厮，女儿是丫鬟。肥水不流外人田，如此传承下来。传承至今，张娣理所当然地成了我的一个丫鬟。可惜门第凋零，两人都是独苗。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我家就没落了。在一次批斗大会上，我曾祖父背上背一块木板，上面写着“大地主”三个字，被解放军拉去游了几条街之后，枪毙了。可能想到年事已高，他没有做任何形式的反抗。曾祖父死了以后，树倒猢狲散，查封宅邸，疏散下人，大洋充公，没收土地。我爷爷忿忿不平，上山当了土匪。下人们都卷着包袱走了，唯独张娣的先人留了下来，和我的先人一起，被逐出县城，长途跋涉了三天，到得一个木楼林立的地方，那里，便是苗寨。
后来的大跃进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先人死的死，走的走。两家人的嫡系，却一直保持着一种原汁原味的主仆关系。
打从学会说话开始，张娣就叫我少爷。她的父母如此谆谆教诲，左邻右舍也见怪不怪。
改口叫我弟弟，是在她九岁我八岁的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兵那一年。
那一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她爹上山挖草药，从悬崖上摔了下来，英年早逝了。中午，她娘拉着她一起去赶集，说是采购丧事用品。晚上独自一个人回来的时候，张娣哭着告诉大家：“我娘跳天坑了。”
我爸爸请来几个道士，按照苗寨的风俗，盖雪蒲灯，敲花鼓，闹腾了两天。
第三天拂晓，死了的人被抬去一个名字叫做墓ZZ花的地方。墓ZZ花距离苗寨大概二十里的山路，是我们这里的苗人世世代代埋葬亲人的地方。那里四面环山，中间的樱花树受到苗人的保护，都是从秦代存活至今的参天古木。传说，樱花树的树根平日里汲足了尸水，春天来临的时候就在枝头开出白色的花朵，死之世界的人借助樱花的绽放感受生之世界的气息，灵魂便能够得到安息了。
葬礼结束了以后，张娣住进了我家，并且按照我爸爸的指示，改口叫我弟弟。家里的房间不够，后妈就安排张娣睡我的床，我则睡同一个房间的墙角里架起的一块门板。
我怕黑，有一个用棉被蒙住脑袋睡觉的习惯，一旦窗户外面传来猫头鹰的叫声，就把两只耳孔都用手指堵上，实在无济于事，在那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摸进张娣的被窝。张娣问做什么？我说外面有鬼在叫，怕，一起睡好吗？回答说好。我说我们挨着睡吧？两人挨着睡。
这是罪恶的开始。
半年后的一个夜晚，两人像平时那样躲在被窝里说悄悄话。
“我们是怎么来到世上的？”我突发奇想。
“娘说，是爹从河里捞上来的。”张娣回答。
“胡说。是女人跟男人睡了觉以后，从下面生出来的，就像母狗生小狗那样。”
“那里那么小，怎么生得出来呢？”张娣半信半疑。
“你跟我睡了这么久，怎么就是不生娃娃呢？”我自言自语。
张娣傻笑。
“你不是一个女人，或者，我不是一个男人。”我得出结论。
“娘说，长大了以后，你会成为一个新郎官儿。新郎官儿都是男人。”
“那么你呢？”
“丫鬟当然就是女人喽。娘说，我是为了伺候你，才来到这个世上的。”
“骗人，你明明也是一个男人。”

张娣对这个问题似乎相当敏感，立刻掀开蚊帐，点亮一盏煤油灯。两人褪掉裤子，就下面进行比较。张娣羡慕地说我的下面比她的下面好看。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神秘兮兮地说。
“什么秘密？”张娣好奇地问。
“把我的下面，放进你的下面，你就能够生出娃娃了。班上的几个高个子男生都在这么说。”
“真的？”
“真的。生一个娃娃，到时候三个人一起玩儿？”
“嗯。”
我像一只乌龟那样趴在张娣的身上，不料进不去。鼓捣了半天，两人都“咯咯”的笑出声来，说痒死了，不好玩儿。
*
我和张娣之间这种两小无猜的关系，一直维持到1994年，然后突然破裂了。破裂了以后，童年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长达七年的焦虑的青春期。
那年我在苗寨的小学读六年级。张娣在镇上的中学读初一，寄宿，一个星期只能回家一次，需要步行两个多钟头的山路。
那个星期五，张娣没有回家。一般情况，她会赶在天黑之前到家，和家人共进晚一些的晚餐。
第二天的中午，她才回来，身上的衣服乱糟糟的，脸色刷白刷白的。爷爷严厉地问发生了什么事？张娣吞吞吐吐地回答说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中饭过后，爷爷和奶奶一起出门了。
苗寨坐落在包子形状的一座山上，山顶有一棵大槐树，据说树龄超过八百年，浓荫蔽日，树下摆有几张石桌和石椅。天气晴朗的日子，老人们大多聚集在这里拉家常和下象棋。
这里，是两老的目的地。
爸爸和后妈不在苗寨，缘故后面再说。
我则伏在堂屋神龛下的一张八仙桌上写作业。这时间里，张娣走进灶屋里烧水，然后钻进厢屋里洗澡。直到作业全部做完，又背诵了一篇课文，我才意识到情况不妙：张娣从进屋到现在，已经过去两个小时了，就算是洗完澡又接着洗衣服，也早应该出来了。
我敲响厢屋的房门，问洗好了吗？没有回答。
“如果洗好了的话，那么我就进来了喔。”
还是没有回答。
我把耳朵贴在门板上，听见一阵隐隐约约的哭声后，用身体挤开一道门缝，拉掉抵门的一把椅子，进到里面。
张娣身上没有遮盖任何东西，平直地躺在床上。
“你怎么了？”我问。
张娣兀自哭个不停。
房间里充斥一股清香扑鼻的肥皂味儿。床前摆一只大木盆，里面的半盆洗澡水已经被肥皂染成浑浊的白色，被张娣从自己身上脱下来的衣服和裤子整齐地搭在木盆旁边一把椅子的椅靠上。透过一片亮瓦倾泻下来的一片日光，投射在张娣的肚皮上，宛如镀上了一层银色的光膜。
我想到张娣可能是被同学欺负了，或者是被老师批评了，这种事在我身上就经常发生。于是向前走了几步，打算走到张娣的跟前安慰几句。
随着张娣裸体的完全呈现，我站住了：躺在床上的，并不是我所认识的那个张娣，而是另外一个张娣。我立在床前，就这一个张娣与之前的那一个张娣进行比较：胸部微微隆起了，盆骨宽些，下面黑不溜秋的。
我脸红得不行，快步退了出来。
那天晚上，我从张娣的房间里搬了出来。原因是，在我看清楚了张娣的裸体之后，下面的东西就一直没有软过。它变成了独立于身体之外的一个物件，自以为是地把裤裆顶得老高。
同样的原因，我未能入眠。
我躺在爸爸的床上，紧紧地闭住双眼，打算从一数到五百，可是还没有数到三十，脑海就被张娣的裸体完全霸占了。她的裸体触手可及地浮现在我眼前的一片黑暗之中，从身体内部渗透出来的柔和的光辉，映亮了她身上的每一寸肌肤，连细细的毛孔都能够分辨。我握住一根硬硬的东西，正当以为用力过猛导致那里抽筋时，有东西跑出来，伴随着一股紧迫的抽搐感。
抽搐感完全消失了以后，一股罪恶感排山倒海地压了过来。我觉得自己在张娣身上干了一件天大的坏事，以致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每次和她的目光相碰，我都会惴惴不安。又不止一次地从背后注视着她，不止一次地想着她的裸体自慰后诅咒自己，这种矛盾的心理，笼罩了我的整个中学时代。
*
我能用两个字形容我的爸爸：暴君。
是的，他在我的记忆里从未对我笑过，连一声冷笑都没有。我只记得扫把、草鞋、烟杆等被他当做临时武器攻击他儿子的东西。
诚然，棍棒教育不足以称之为暴君。
之所以为他扣上这顶皇冠，主要还是因为他拆散了我和张娣。
爸爸年轻时的职业，是在苗寨附近的悬崖峭壁上采集草药，卖给城里的药材商。舅舅的副业，是倒卖药材，后妈作为舅舅的一个助手，到处收购药材。一个卖药材，一个买药材，一拍即合，还结婚了。
婚后，两人合伙倒卖药材。数年过后，用赚到的钱在县城里租了一个门面，搞起了童装批发生意，我小学结业那一年的夏天，又在县城的郊外买了一栋房子，接全家人过去享福。爷爷和奶奶拒绝离开苗寨，理由是：既然家里死了人，还下了葬，其他人就不该搬去别处。
张娣由于要照顾爷爷和奶奶，也留在苗寨。我决定留下来陪她，表明观点后，被爸爸狠狠地扇了两记耳光，拽走了。
此后，由于种种缘故，我和张娣再未见面。

第三章 情圣

“流畅的文字+丰富的想象力+准确的尺度=好文章。”这是我来到长沙的第二年，语文老师用粉笔写在黑板上的一句原话。
接着，他左手拄在讲台上，右手指着头顶的天花板，说：
“文字是车头，想象力是发动机，尺度是方向盘。一个都不能少，少了的话哪里也到达不了。”
在那堂课上，语文老师变成了我的一个偶像，我在内心深处原本对他怀有的诸多偏见全不见了，好像被他带进了火葬场一样。
他确实进了一个火葬场，于那堂课后的第三天死于心脏病发作。屙大便的时候，突然发病的。追悼会在青山的家里举行。前来吊唁的，大多是本校的学生。过程被记者协会的两个会员用一台摄像机拍摄了下来，还在学校的电视台里重复播放了三次，讣告以一句“无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文学家”开头，以一句“享年四十八岁”落尾。
我和李自由，是在追悼会结束五天后，于老师的坟前认识的。两人当时都在给老师上香。
“是你老爸？”李自由问。
“老师。”我回答，“你是李自由？”
“怎么晓得？”
“情圣。谁不晓得。”
为了庆祝认识，也为了表达对老师的哀思，两人去到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录像厅，看黄色录像直至第二天早上。
李自由承认自己是个情圣：
“在这所大学里，睡过三十个女孩以上的，除了你和我之外，找不出第三个。”
“我是一个处男。”我为自己翻供。
“不是说，看过三十个女孩的裸体吗？”
“那是在录像厅里。”
李自由和我同一个年级，是美术系才华横溢的一个尖子生。其多幅美术作品，多次被美术协会的成员们搬出来，摆在教学楼二栋的门前展览。都是人物油画，题材大多是一位老人的上身，技法娴熟，独具匠心，给人一种超越真实的真实感。一个学生会女干部在校报上发表过一篇署名文章，称赞李自由是本校的达•芬奇。
除绘画外，口才也非常了得，在辩论会上，凭借三寸不烂之舌以一敌三；拥有如歌神一般的嗓音，每逢歌咏比赛，便以一副黄家驹的造型登台亮相，操起一把硕大的电吉他，一边弹一边唱《大地》，引起台下众多女生尖叫不迭；此外足球踢得也很帅气。
在学校外面，李自由同样不同凡响。他结交了一帮包括草根艺人、发型设计师、城管、平面模特儿、皮条客等形形色色的人物。但是说他好话的，没有一个。男人们都说他风流，女人们都说他花心。意思我想是一样的。
他有一种神奇的能力，可以做到脚踩多只船，一只船载他逐风破浪的同时，其他船只却发现不了。靠岸后，找个理由分手，周而复始。
我指责他的感情生活糜烂。
“黄弟。”李自由直呼我的名字，“每一个基督教徒在出生的时候，都需要接受一个神父的洗礼。处女也一样。从这层意义上讲，我只是一个专门给处女洗礼的神父。”
李自由直呼谁的名字，表示他跟谁急了。
和李自由睡觉的，的确多半都是处女。他总是凭借学生画家的身份，去到别的大学，以学术交流为名，物色新生女孩。只消甜言蜜语几句，情窦初开的小妹妹们便潮红满面，再来点霸王硬上弓，洗礼便完成了。
每次听李自由说又完成一次洗礼，我就寒心不已。
寒心倒也罢了，还要受到牵连。
比方说在星期六晚上，甲拨通我的手机，哭哭啼啼地问李自由在吗？我不可能实言相告：“和丙一起开房去了。”
即便知道李自由另有新欢，愿意继续交往的也大有人在。在此类女孩的心里，存在一个破镜重圆的幻想亦未可知。但是在李自由这边，除寂寞难耐的时候才约对方出来开房外，再无别的想法。
“她们太痴情了。”我感慨道。
“并非两情相悦，也不是一厢情愿。”李自由竖起食指，开导我说，“而是一种本能的召唤。”

当然，不是谁都会上李自由的当，董小蓉就给过他一些颜色。
我的同班同学董小蓉，是河南省某位煤炭大亨的千金，地地道道的一个富二代，貌美如花，刚踏进校门，就被李自由瞄上了。
那个时候，董小蓉还不是学校文艺晚会的一个金牌主持人，而是一名不起眼的广播站播音员。李自由也不过是一个给人乳臭未干印象的平凡男生。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谁为李自由点了一首生日快乐歌，还说“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是从董小蓉的嘴里读出来的。李自由受到刺激了，像一只发情的公狗，四处搜集这个播音员的资料。当他摸清底细，站在女生公寓楼下大声宣布“董小蓉我爱你”的时候，两桶冷水从楼上泼了下来，李自由感冒了，住进了医院。
一个星期后，从医院里出来的李自由左手举一把雨伞，右手举一只扩音器，站在上次的位置，身后跟来一个班的男生，个个手执脸盆、饭盆、铁桶，当战鼓用。
李自由大声喊：
“董小蓉，做我的女朋友吧！”
咚、哐、咚哐、咚咚哐……战鼓声响起。
“禽兽们，滚蛋吧！”整栋公寓楼的女生全部发怒了。
乒、乓、乒乓、乒乒乓……垃圾筐、拖把、热水瓶，纷纷落下。
李自由再次住进了医院。
“心有余悸啊。”李自由一边摇头一边说。
“你不该追求她。”我发表看法。
李自由再次摇头，说：“如果当初她接受了我的话，那么现在的我就不至于沦落为神父。”
“未必，狗改不了吃屎。”
“你以为伺候那些陌生的女孩，我就很痛快？告诉董小蓉，只要她肯接受我，我马上跑过去舔她的脚趾。”
“得了吧。”
“真的。”
“她还是没有男朋友。”
“知道。有的话，我就把那个男的投进湘江，然后找她算账。”
“算账？”
李自由用手指分开头发，露出百会穴处一道四厘米长的伤疤。
“这是那天被一只热水瓶砸中了脑袋以后，留下的一个恨的印记。总有一天，我要董小蓉以一个合适的身份抚平。”
“怎么抚平？”
“整容。”
“一个合适的身份呢？”
“不是除了我以外，别人的妻子。”
*
比起李自由，我的六个室友都要地道得多。
寝室里共有四台铁架床，都是双层结构。如果拿床号来给他们命名的话，那么就是一号君、三四五号君、七和八号君。六号床位空着，我是二号君。当然并非没有正式的名字，正式的名字其实都挺牛掰。
比方说一号君，绰号叫做“金毛狮王”。
“金毛狮王”的由来，连他自己都摸不着北：
“可能，哪一个爱读武侠小说的同学叫开的吧。”
此君拥有一脸浓密的络腮胡，和在厚度上较之老外也毫不逊色的胸毛。头三年，不敢和学校对着干，三天就得刮须一次。如今翅膀长硬了，非要等到几个女生戳他的脊梁骨说是一只大猩猩，这才偷偷地溜回寝室，轰走众人，一刮就是半个钟头。刮下的东西被八号君全部收集起来，拿去实验室用一台物理天平称过，足足有五十克重，估计连胸毛也一并刮了。
再说三号君。
人称“乔丹”，或者是“奥尼尔”。他本人倒是只对前者情有独钟，理由是奥尼尔太过于彪悍，自己运球如行云流水，扣篮花样百出，无论怎么看，都是乔丹的影子。尽管如此，在球场上飞扬跋扈时，仍有为数不少的女生为他呐喊助威：“奥尼尔，撞死他！”这是一件奈何不了的事，总不至于跑过去告诉人家，自己真是迈克尔•乔丹。
此君侠肝义胆。上个学期，本班的一个男生和别班的一个男生在同一个澡棚里洗澡，为了一个水蓬头而大打出手，结果牙齿被对方敲落了两颗。乔丹听说后，立刻跑去那个别班男生所在的寝室，将其从五楼踢到四楼，再从四楼踢到三楼，最后从三楼踢进了医院。
四号君、八号君。
前者矮矮胖胖，皮肤黝黑，“牛群”是也。后者高高瘦瘦，面皮白净，“冯巩”是也。“牛群”和“冯巩”都是自称，人称“黑白无常”，以一对杰出的相声搭档自居，是学校历次文艺晚会的灵魂人物。问题是我没少捧文艺晚会的场，却从未目睹二人在舞台上的飒爽英姿。听我如此一说，白无常一脸不屑地解释：
“你捧场的那些文艺晚会，都邀请不动我们。”
“档次的问题。”黑无常补充。
“校庆四十周年的大型文艺晚会上，也没有看到你们呀？”
两人对望一阵，说：
“那是今年发生的事吧？我们的身价，去年就已经飙升到三位数了，如今谢绝义演。”
我钦佩得不行，索要签名，两人立刻把名字签写在我的背上，然后分别抱起各自的吉他，一边弹一边唱《拍着饭盆为你唱一首歌》，说是向我展示一下他们的唱功。
据说——说的人是一号君——《拍着饭盆为你唱一首歌》是由黑无常填词，由白无常作曲。歌词凄婉，曲调哀怨。创作动机，是为了吸引楼下经过的打开水的女生。歌曲曾经发表在TOM原创音乐网上，有歌迷留言：“与其说是一首音乐，莫如说是一首哀乐。”“听完后竟产生一种自杀的冲动。”黑白无常每次一起坐在窗台上弹唱这首歌曲时，不光如愿以偿地引起了楼下女生们的注意，还招来了诸如“你妈是不是死了”的慰问声。同室者也按捺不住绝望的心情，在二十秒内逃遁得无影无踪。
我也不例外，只听了个开头，就以小便的名义走掉了。
小便时，有同学指着我的背，哈哈大笑。我问笑啥？他说阴茎。我脱下身上的衬衣，看见白色的背部用黑色的水芯笔写着八个大字：“我是笨蛋”“我是混蛋”，两句对联的中间果然画了一根挂着两颗蛋的阴茎。
得得，找黑白无常索命去了。
五号君。
“狼狗”是也。绰号确实不怎么优雅，却是我朝夕相处多日后，最为崇拜的一位。计算机三级、剑桥商务英语三级、大学英语六级证书在手，电工证、焊工证、钳工证也都没有落下。此番成就，吾辈奋斗十年恐怕也难以实现。
七号君。
绰号叫“波斯三爷”。“波斯”只是“Boss”的音译，暗示此君是一个阔佬。坐在学生服务中心主任的位置大搞商务运作，投机倒把无所不能，在荷花塘有一个店面，兜售复读机、Call机、照相机等高科技商品。有钱，从头到脚穿的全是品牌货，若打劫此人，进账可能够吃两年。三爷的确遭人打劫过，这也是他搬进宿舍的原因。二年级时，三个笨贼闯进他在雨花区的寓所，只敲诈五百元就逃之夭夭了，殊不知五十万都不是问题。
不光有钱，还有爱。每次爱心捐款数他捐得最多。为歌咏比赛搞赞助，末了上台为冠军颁奖。为了追求湖南大学的谁，硬是租下谁宿舍楼旁的一面巨型广告牌，打出一幅接近七层楼高的求爱广告。我是那个谁的话，肯定很想嫁给他。
和我住在同一个寝室里的，便是这样一群声色犬马的人物。

第四章 伊人如斯

星期六的中午，我见到张娣了。
算起来，从岳麓山下的瓦屋搬进学校的宿舍已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我当时正坐在寝室里白无常的床上打麻将，对手是金毛狮王、乔丹、黑无常。没有正规的麻将桌，就用一张抽屉代替。抽屉很大，与其说正在打麻将，莫如说正在进行一项比较手臂长短的运动。乔丹打出一只幺鸡，我条一色和牌，起身收票子时，有人敲门：
“嗵嗵嗵！”声音急迫。
“报口号。”诸君齐呼。
“嗵嗵嗵！”
“狗娘养的报口号！” 放炮后心情似乎不佳，乔丹有点来火。
“嗵嗵嗵嗵嗵嗵嗵嗵！”
诸君面面相觑，然后把手里的烟头迅速装进一个茶杯，盖上盖子。接着卷起麻将，塞进门边的一个水桶里，再在水桶上面搭一条皱巴巴的内裤。内裤不知道是谁的，上面居然看得见精斑。
来人五十岁上下，中等个头，人称周扒皮，是男生宿舍的管理员，一个退役军人，生平最大的喜好，就是摆开军步，在宿舍的走廊里游荡，看哪里不顺眼，就喝斥两句。
“怎么现在才开门？”周扒皮问。
没有一个人搭理他。
“又抽烟了？”周扒皮拱了拱两只鼻孔。
四人歪坐在床，都装出一副与己无关的样子。
周扒皮查看垃圾篓、床底、抽屉底，搜寻了半天，一无所获。金毛狮王被他盯住脸时，立刻还以颜色，睁大双眼说：
“属狗的吧？”
“是啊，抓抽烟还不容易，去蹲厕所啊。”众人打哈哈。
“别让我逮住你们！”周扒皮气得发抖，扬长而去。
此人纯属人间俗物，在新生的面前耀武扬威，面对丝毫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老生，反倒没辙了。
约三分钟后，周扒皮杀了一个回马枪，推开寝室门，径直走到我的跟前，问：
“你叫黄弟？”
我“是啊”了一声。
“去值班室。”
“做什么？”
“去就知道了。”说完走了，也不管我究竟去不去。
值班室位于宿舍一楼的出口右侧。房门左边挨墙的一条长椅上，并肩坐着两个学生，一男，一女。男生我认识，周扒皮的一个助手，每天晚上十点半一到，就举着一个大号手电筒挨门挨户地查房，是一个让人心情极其不愉快的角色。女生则顺眼多了，秀色可餐，可惜不认识。两人正低语交谈着什么。
我进去时，女生抬头看了一眼我的脸，男生则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兀自朝女生嘀嘀咕咕，八成想泡人家。
我见周扒皮迟迟不肯现身，便坐在他的专属太师椅上，无所事事地翻阅胸前办公桌上的一本《职业与技术》。约十分钟后，周扒皮终于回来了。一只脚都迈进门坎了，还回头和谁寒暄。我有点来气，心想是你找我，不是我找你，当即起身，想问有何贵干。不料女生快我一步，她像遇见失散多年的亲爹一样，深情地迎了上去。
“老伯，人不在吗？”她期待地问。
“没有来吗？”周扒皮环顾值班室，然后指着我，“不是他？两栋宿舍楼里，名字叫黄弟的，只有他。”
我莫名其妙起来，盯着眼前的这个女生。她也全神贯注地审视我这一存在。我对她毫无印象。她是一个如公主一般漂亮的女孩，简直就是偶像剧里的女主角。如果在哪里见过的话，那么肯定记得。
“你，找我有事？”我试着问。
女生没有回答，而是继续拿一种女主角凝视男主角的眼神看我的脸。我产生一种被英国女王选中的感觉，身体轻飘飘的。
良久，女生拿一种马上就要哭出来似的声音说：
“我是张娣。”

*
六年不见，张娣长高了，发型也变了。那个时候的学生头修剪得整整齐齐，一副乖乖女的妆扮。而今一头长长的秀发在脑后高高地扎成一只马尾，垂在额前的空气刘海自然地卷曲着，显得既文静，又典雅。上面是一件水红色T恤，T恤外面套一件不提拉链的白色休闲衫，下面是一条蓝色牛仔裤和一双白色波鞋。
我努力回忆张娣以前的模样，但是记不确切。怎么回事呢？而且随着此刻对她印象的加深，记忆里她的形象逐渐模糊开来。模糊不掉的，是在那个夏日午后，我目睹过的她洗完澡后的样子。听我如此一说，张娣脸红地低头，不过没有责怪的意思。
两人漫步在铺满鹅卵石的一条小道上，张娣走在前面，我拉开三步距离跟在后面。周围到处是树，树干都不粗，却修长得可以，树冠如雨伞一般伸展开来，把明媚的天空遮蔽得严严实实。从叶间射下的密密麻麻的日光的光点，宛如一只只披着光亮的蝴蝶，在张娣的背上飞舞。两人步行了小会儿，在一条石凳上坐下。
“你们学校真美。”张娣羡慕地说。
“适合拍拖。”我说。
“拍拖？”
“也就是谈恋爱。变化好大。”
“变化好大？”
“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张娣好看地一笑，说：
“你也变了，我马上认不出来。不过，有以前的影子。只要盯着你的眼睛，我就能够看见你的原形。”
“我的原形？”
“妖怪被孙悟空打死了以后，都会变成一个原形吧？我看见了你的原形，终于认出你来了。不过，你的原形，和那个原形不一样，我只是比喻。”说罢，张娣羞涩地看了我一眼。
“是坐火车过来的？”我问。
“是坐汽车。妈妈在电话里说，你们学校距离长沙汽车西站很近。我早上九点就到了。找到这里，却花了很长的时间。毕竟是第一次过来嘛。”
“过来之前，怎么不通知我一声呢？”
“你有电话吗？”
我的手机号码也好，寝室里的座机号码也好，都对家里保密。
“回头告诉你。”我说，“听后妈说，你考进株洲的一所大学？”
“嗯。前天入学报到。昨天分配寝室。今天和明天休息。后天要参加军训。我现在，和你一样，可是一个名正言顺的大学生了喔。”
“我是五年制，只能算是半个大学生。”
张娣没有表示什么。
“怎么现在才进校呢？10月都过完一半了。”我问。
“第一批新生，都已经军训结束了呢。我是第二批。听说还有第三批。”
“照理说，是去年参加高考吧？复读了？”
“前年休学了一年。奶奶生病了，我走不开。你不知道？”
“不知道。好了吗？”
“没有完全好，至今还拄着两根拐杖。是中风，很难根治的。”
“家里没有人说我的坏话？”
“怎么没有。爸爸认为你憎恨他，所以任何事情都对你听之任之。都好挂念你的，特别是爷爷和奶奶。你从来不回苗寨，连过年也不回，都六年了。”
我再也没有说什么。
从这里，可以俯视南湖，约莫有两个篮球场大小，一半是水，一半被墨绿的荷叶盖住。已经错过观赏荷花的季节，熟透的莲蓬都弯着腰，一副垂头丧气的样子。湖中有一座古色古香的石亭，三个女生一起坐在石亭里的一张石桌旁，可能正在下跳棋，隔一会儿便荡来一阵欢声笑语。长时间注视这些，我有点昏昏欲睡，不知不觉把头枕在张娣的两只大腿上了。
“困？”
“有点。”
“很晚才睡觉吧？听刚才的那位老伯说，你在宿舍的表现不是很好。”
张娣的语声，和知了声、青蛙声一起，在我耳畔回荡。我好像“嗯”了一声，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醒来的时候，阳光的角度变了。我搓了把脸。
“对不起。你特意过来，我却睡着了。”
“不要紧。”
“睡了多久？”我问。
“大概两个小时吧。”
“这么久？”我吃了一惊。
“可能，我不该来。”
“对不起。”
“不是指这个。”张娣不看我地说，“在你睡着的时候，我在想，自己特意从株洲跑来长沙找你，是对，还是错呢？感觉将要发生一件不好的事情似的。至于是一件什么事情，我却说不清楚，只是有那样一种感觉。”
“别多想。你能来，我太高兴了。”

张娣若有所思，似看非看地盯着前方。
我闻到一股不安的气息，想补充一点什么，脑袋里却空空如也。
沉默了大概五分钟后，我伸出右手，握住张娣搭在左边膝盖上的左手，她没有回避，只是食指轻轻地动弹了一下，而后把脸转向我，表情迷茫得像是一个孤儿。我的心情豁然开朗了，想起这里发生的一桩怪事：
班上有一个男生，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只要晚自习的下课铃声一响，就立刻跑来这里，躺在一张石桌、一把石椅或者一根石栏杆上，哭泣一阵，然后装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返回宿舍睡觉。那个时间段，很少有人经过，只是偶尔遇见一对缱绻的情侣，拥抱在一个黑黢黢的角落里，或亲吻，或爱抚。情侣们听见他的哭泣声，要么乖乖地走开，要么过来安慰两句。面对别人的安慰，男生总是平静地回答说“没事”，然后换一个位置，继续哭，哭够为止。他被他的女朋友抛弃了。匪夷所思的是，非真正意义上的女朋友，既没有约会过，又没有看见过照片。两人之间只是一种笔友的关系，通过一本《职业与技术》的交友栏认识，太平无事地交往了两年，不料笔友在最后的一封回信中写道：忍无可忍，以后再也不联系了。
“好特别的一个男生。”张娣发表看法。
“知道他为什么要哭吗？”
“为什么？”
“笔友是他自己。”
“是他自己？”
“另外一个自己。特长、习惯、爱吃的食物、爱听的音乐、喜欢的颜色和电影明星、人生观、价值观，全部都一样，唯独只有性别不同。他不在乎笔友的家境、高矮、长相，哪怕是一个侏儒，也希望两人永远交往下去。”
“有点不可思议。”
“柏拉图式恋爱。”
“可是，笔友忍无可忍。又是为什么呢？既然两人那么投缘。”
“他想不明白。”
“好想见一见这个男生。”
“退学了。”
“因为这件事吗？”
“也不完全是。他本来就有一点神经质，总是做出一些常人理解不了的事。比如在洗脸的时候，对着水龙头自言自语；半夜三更爬上宿舍的楼顶唱歌；坐在床上画稀奇古怪的图案。总之怪癖很多，是一个沉默寡言得叫人害怕的家伙，很多同学见了都退避三舍。”
“这样的人，却把自己的隐私说给你听？是隐私吧？”
“知道他更多事情的人确实不多，对我却推心置腹。原因可能是在他说话的时候，我没有怎么泼冷水，加上是老乡。”
“是我们县的？”
“凤凰县的，都是湘西人嘛。”
“可能在你的身上，有吸引他的什么。”
“其实，对自己在集体生活中很难相处的性格，他很苦恼，担心毕业了以后在社会上吃不消，于是跑去一家心理医院，治疗过三次，也经常打广播电台的热线电话，和主持人谈心。但是全部都没用。三年级没有读完，就退学了。”
“可惜。”
“没什么可惜的，离开这里，不见得是一件坏事。我有时也跃跃欲试。”
“别那样想。”张娣忧郁地说，“没有学历，即便走上社会，也没有大作为的。”
我再未多说。五点半一到，拉着张娣，来到男生宿舍对面的男生食堂。进门时，撞见从食堂里面出来的李自由。他一把拉住我的手，眼睛直勾勾地瞅着张娣，把嘴凑到我的耳边，低语道：
“漂亮！是你的马子？”
“是的。”我也压低声音回答。
“要上啊。不上的话，明天就被别人上了。”说完朝我眨巴了一下眼睛，走了。
食堂大厅里人头攒动，我叫张娣坐在一个有吊扇的位置。自己的上身只穿一件背心，把脱下的一件白衬衣搁在她旁边的一个座位上，表示“此座有人”。然后排队了十五分钟，打了两份尽管价格昂贵，但是有饭盒奉送的套餐。
“刚才向你打招呼的，是你的同学？”张娣一边吃饭一边问。
“朋友。不在同一个班。”
“他朝你眨眼睛，是有事找你吧？如果忙，我一个人可以的。”
“他最近患了沙眼病，不眨眼睛的话，眼睛就不舒服。”
张娣“呃”了一声。大概饿坏了，吃得和我差不多快。吃到一大半时，有人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回头一看，是一个戴红袖章的家伙。
“请问有事吗？”我问。
“同学，请穿上衣服。”红袖章指着我屁股下面的衬衣说。声音冷冰冰的，根本不像“请”。
“太热了。这样凉快。”
“要凉快是吧？请在这上面签字。”说罢，红袖章将一摞罚款单摊在我身前的餐桌上，上面还有模有样地摆一支圆珠笔。
我站起身，捏紧双拳，瞪着他。周围的学生担心遭受池鱼之殃，都纷纷端起饭盆走开了。
张娣捉住我的一条手臂，朝我缓缓地摇头，而后举起衬衣披在我的肩上。红袖章这才离开。
“怎么了？”重新坐下后，张娣问。
“在校园里穿背心，罚款一百。”
“看起来好凶。”
“督察队里的男生，都是这样一副德行。”我一边夹菜一边说，“平时老实巴交得可以，一旦戴上卫生巾，就趾高气昂，好像当校长了一样。我有时候真想——”
“我是说你。”张娣插嘴道，“你好凶，要打人似的。”

*
饭后，带张娣在校园里转了一圈。晚上七点一到，钻进学校的电影院。
电影的名字忘记了，好像叫天什么。男主角是一个孤儿，在他八岁那一年发生的一场山体滑坡，夺走了他父母的生命，往后他靠农忙时节拾掇麦穗和女主角的施舍度日。十七岁那一年，接受女主角的提议，去到一个大城市打工，七年后攒下一大笔钱，回到黄土高坡和默默等待自己的女主角终成眷属。男主角把那一大笔钱借给全村的人，尽管他自己没有讨回的意思，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花光钱的村民们都愈发心虚起来了，终于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联合起来，用锄头将他打死，把尸体扔在一个山坡上，打算喂狼。不过他命大，在天亮的时候苏醒了，望见坡下一个赶马车的老人，发出几声微弱的求救声。老人以为自己撞鬼了，拔腿就跑，不久折回，摸上坡，抡起一块石头一顿猛砸，男主角再也没能醒来。电影的最后，是女主角搂着男主角血肉模糊的尸体嚎啕的场面，声震寰宇，撕心裂肺。
影片人物众多，情节环环相扣，部分风景片段估计需要乘坐一架直升飞机才拍摄得了，陕北情调的民歌悠扬、凄婉，是一部真实得触手可及的片子。看完却给人一种绝望的心情，绝望得想把一支猎枪的枪管喂进自己的嘴里，然后扣动扳机。
放映时间是普通影片的两倍。从电影院出来，差不多到了宿舍熄灯的时间。我拨通班上一个女生寝室的电话，说姐姐过来了，有睡处吗？回答说家比较近的一个女生每个周末都会回家，有睡处。问十点二十分下楼接人好吗？回答说好。挂断电话，我才意识到连对方姓甚名谁都没有问。站在女生公寓楼下一起等待同学接人的时间里，张娣问我可不可以答应她。
“答应什么？”我问。
“初中的三年时间里，你一直都在给我写信。对吧？”
我说是的。
“总共一百零八封，我都没有回信。”
我静等后话。
“你肯定恨我。”张娣不无伤感地说，“在最后的那封信里，还骂我绝情呢。”
我缄默不语。
“你问我，为什么不写回信给你，为什么不去县城，而是在镇上念高中，为什么，”张娣难以启齿地顿了顿，“不接受你。”
我有点脸红。
“现在的你，还有这些疑问？”
我点头。
“等三年。三年后，等我们都从学校里出来了，再来谈论这件事，好吗？我的意思是，假如到了那个时候，你仍然不变心的话。”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好吗？”张娣盯着我的眼睛。
“好。”良久，我回答。
*
第二天共进早餐时，张娣说要回株洲。
“在太阳爬高之前。”她笑着解释。
早上八点半，两人从校门口登上一辆公共汽车，在溁湾镇下车了以后，转乘开往火车站的另一辆，并肩坐在车厢的末排。我无声地阅读贴在前面座位椅背上的一张长江医院广告词，张娣正襟危坐，两人身体之间发生的每一次碰撞，都在我的心田里泛起涟漪。交通拥堵，到达火车站时，已是十点。
我买了两张火车票。
“怎么是两张？”张娣奇怪地问。
我没有回答。
无风，阳光火辣，行走在车站广场上的旅客无不汗流浃背。我和张娣一起走进车站旁边的一家冷饮店，要了两杯加冰橙汁。结账时，发车时间将至，于是快步赶回候车室，穿过隧道，上到月台后又像所有乘客那样奔跑。
“想不到，上火车这么不容易。”上火车后，张娣喘着粗气说，“好像做了一件什么坏事，后面有几个警察在拼命地追赶似的。”说罢笑了。被汗水浸湿的几缕秀发粘在两边的脸颊上，宛如一个美艳动人的京剧演员。
“寒假再来，搞到座位就难喽。”我说。
“是吗？”张娣吞了口气。
“下一站，就是株洲，别在车站附近逗留。”
“嗯。学校距离火车站不是很远，有一趟直达的公共汽车。”
“是吗？”
“是的。”
“我可以像以前那样，写信给你吗？”片刻，我认真地问。
张娣点头。
我掏出预备好的一本通讯录和一支钢笔。张娣伏在一张车桌上，把地址，邮编，座机号码等都填上。字体娟秀。我确认一遍，揣进裤兜。
“你可以给我回信吗？”我又问。
张娣再次点头，说：“下去吧，火车好像在动了。”
跳下火车时，我没能站稳，一个体态雍肿的大妈推着一台卖馒头的餐车正好经过，我不好意思立刻起身，索性坐在站台上，望着火车渐行渐远，直至变成一个小点从我的视野里完全消失。不久，同一方向驶来另一列火车，我恍惚觉得张娣乘坐的那辆火车又打倒回来了，拖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声，在对面的一个月台边停下，旋即所有的车门都被打开，人们拎着大包和小包挤下火车，争先恐后的场面恍若世界末日前的一场骚乱。我凝望良久，确定人群中确实没有张娣以后，这才慵懒地爬起身，走到不远处的一个杂货铺前，要了一盒白沙香烟和一袋炸马铃薯片。炸马铃薯片有点发霉，苦苦的，我“呸”的一声，吐在地上，剩下的连同包装袋一起扔掉了。出口处的一个墙角里蹲一个蓬头垢面的少年，想必监视我很久了，捡起炸马铃薯片包装袋拔腿就跑，一边拼命地奔跑，一边不停地回头。我悲天悯人起来，想把身上的东西统统奉送，可是一眨眼的工夫，少年就不见了。
这是发生在2001年秋天的事。

*
2001年秋至2002年夏，张娣来过长沙三次。我没有去株洲一次，有些事尚未水落石出之前，我没有理由找她。“理由”的用法可能不对，或许只是一种心情。
电话也很少打。头一个月，我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十点准时打电话过去。可是把绞尽脑汁搜刮出来的几个话题说完，就没话了，两人时常陷入一种沉默时间达好几分钟的尴尬境地，而且多数情况都只是上次谈话内容的重复。于是我放弃打电话，改成像在中学的时候那样，一个星期给张娣写一封信。张娣在月底回信。起先，我心情失落，觉得“入不敷出”。久而久之，也就习惯了。
张娣绝口不提童年，只是不着边际地描述大学生活：没有事做的时候就钩毛线袜呀；打电话回家，得知爷爷和奶奶的身体都很健康呀；洗衣服的时候，把肥皂冲进厕所里了呀。此外，全以“祝：生活开心、学习进步”收尾。
收到张娣的回信，我就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逐字逐句地阅读内容。读到心动处，呼吸信纸的香气。倘若里面的某个词有涂改过的痕迹，就做一个哲学家，苦苦思索它本来的意思。然后钻进一间没有熟人的公共教室，一边重读，一边写回信。一个星期后重温内容，回第二封。如此这般，熬到月末。
我和张娣一样，只谈一些无需评论和解释的客观事实。诸如三餐吃的东西，作息时间表，同室者的绰号、个性、趣闻——内容详尽，以致信件经常超重，贴上双倍邮票才能寄出去。
过程委实妙不可言。每每提笔，只要想到诉说的对象是张娣，我就文思泉涌。即便是在十三年过后的今天，我仍对当时的自己钦佩不已：别人都在肆意地挥霍青春，或者在学习上孜孜不倦，唯独我把自己关进一间小木屋，像一个呕心沥血的作家那样笔耕不辍。
*
冬天，我在学校外面租了一间房子，没去外婆家，也没回瓦屋，不想搬家，再说收拾起来相当麻烦。寒假的第二天，张娣送来一打自己钩的毛线袜，四双给我，其他的打算分给家人，邀我和她一起回去，我说不想，她便乘坐当天的一辆卧铺汽车回家了。
房子是机械制图老师介绍的，主人是附近一家小模具厂的经理，一家三口要回岳阳老家过年，有一个熟人的学生看家想必求之不得，连租金也不肯收。我过意不去，买了一条白烟香烟作为答谢。
临行前，主人叮嘱：
“电视机和电脑都要经常打开，不打开就不会通电，不通电就会长锈，长锈就报废了。”
我连连点头。
我花了一天的时间，采购大米、鸡蛋、土豆、酱板鸭、腊肉、方便面等不易变质的食品。由于住在五楼，又没有电梯，我懒得出门，整天关在房间里看电视，玩网络游戏，快活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某一天的深夜，外面突然响起密集的炮竹声。我推开客厅里的一扇窗户，看见密密麻麻的流弹宛如一场倒行逆施的阵雨，倏然升空，“嘭——嚓”，绽开无数朵绚烂的烟花，照亮了我眼前的整片天空。烟花落寂后，我在满屋子里找吃的，可是找不到任何可以食用的东西。于是第二天一早，骑着宗申，在寒风凛冽的街头东奔西窜。不光店铺全部关门大吉，连人影也难得觅见。无奈，绝食了四天。直到正月初五，才冲进恢复营业的一家川菜馆，狼吞虎咽了一顿。
开学后，我给张娣写了一封长信。写租住的房子，观看的电视节目，沉迷网游以致忘记购物的糗事。接着，写大年夜的烟花，和饥肠辘辘时我所想起的一些往事：
四年来，我的每个除夕之夜都是在长沙度过的。我珍惜这一年一度最喜庆的节日，总是怀揣一种愉悦的心情观赏烟花。然而这次是个例外。我恍惚觉得，你就站在我的身边，和我一起观赏烟花，我把手伸向你的肩，发现只是一个幻觉后，竟悲哀得不行。
寒假回家没能送你，我很抱歉。我买了两罐非常可乐回到食堂，发现你的人影已经不见，没能追出校门，就看见你登上一辆公共汽车离开了。我有和你一起回家的愿望，“和你”，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可我是被爸爸赶出来的，没有脸回去。
有些话说出来可能危言耸听。三年前的8月末，我离开家乡，乘坐的一辆卧铺汽车里满是汽油味儿和脚臭味儿，以致我很晕车，长达十二个钟头的时间里，一直在呕吐。一边呕吐，一边赌咒：就算是死在外面，也不会回去了。我饿得要命，渴得要命，连动弹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仿佛只要闭上眼睛，就再也醒不来了。人在沙漠中求生大概也是这样一种感受吧？我想，没有食物和水，只有广袤无垠的沙丘和可以烤熟鸡蛋的阳光——这种感受本来已经忘记了，可是在今年正月，我又体验到了。我躺在租房客厅里的一张沙发上，盯着悬挂在天花板下面的一盏枝形灯，就“人为何非吃东西不可”这一伪命题浮想联翩。
你不觉得，作为高级动物的人类很奇怪？原本美好的事物，在大脑里转了几圈过后，就变坏了。原本坏的，也有可能变得美好。比如，我在那两次其实都不算特别糟糕的情况下，同时想到了死。不就是死吗？我想，何足惧哉？而且随着思潮叠涌，掺和进来的美好成分也越来越多，还把你牵扯了进来。我想到：倘若有张娣相伴，自己躺在张娣的怀里安详地死去，或者共赴黄泉，岂不美哉？脑袋逐渐清醒后，才意识到自己是何等的愚不可及。
现在看来，那只能当做一个并不好笑的笑话。所以我才说，人很奇怪。
好吧，我承认，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如果可以，我想去株洲看望你，时间由你决定。
我把四页信纸都折成心的形状，装进一个粉红色的信封，投进教学楼二栋门前的一个邮箱。当时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可是几天过后，我开始懊悔：“你都对张娣说了什么？不是完全没有必要么！”月底没有收到回信，又过了一个月以后，才接到张娣打来的电话。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陆续寄出了七封信，内容大致相同。“在那封信里，”我写道，“可能出现了一句不该出现的言语，对此，我向你表示诚挚的歉意。倘若影响到你，请严厉地责备我，写信也好，打电话也好。如你所言，毕业了以后再谈可能要好些。”
“没有责备你。”张娣在电话里回答，“我只是，不晓得怎么动笔，写不好回信。”
“对不起。”
“别说对不起。”
“不说了。”
“‘五一’放假后去长沙看你，可以吗？”
“可以。到时去火车站接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