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赛——主旋律】命运的巨大力量
【参赛——主旋律】命运的巨大力量
命运打造素质，素质决定命运。
从极短的时间，从微观看，一个人的扑腾似乎改变了什么。从长期看，从宏观看，任何人不可能突破命运和素质编织的窠臼。
什么是命运？命，就是你与生俱来，没法改变的东东。冥冥第一次让你降落在蚕丝被、长绒被上，你就不会降落在粗糙的草纸上，甚至是土坷垃上。这两种人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吗？运，也称机会，南天门开的一瞬间，你手里头提着的那块石头正好变成了金子，这就是运。平时，人们就将你不用辛苦就得到的东东统称为命运。
我就是个命运很顺的人。
我出身在黄土高坡上的一个较大的村子里。村东背靠大山，眼前俯瞰县里最大的整个盆地，西边的山很悠远。我们的村子的坐落确实很有风水——起码有我验证。
青壮年时，我常常哀叹自己命运不好。退休之后，豁然顿悟，自己这辈子真是太幸运了。
一
第一步幸运：1956年秋天，六岁上学。
按规定，入学的年龄是7周岁。我相当于瞎打瞎撞，极随意的上了末班车，幸运光临。多年感觉不到。以后一直验证。
我们小时候的教育条件是荒漠也是滋润。没有学前班。最刺激的玩艺儿是挖屎壳郎中头上长着独角的那种“老牛”。大概父母为了省事，我上五年级的叔父也心血来潮。在我6岁那年的秋天，二叔把我送进了村东河神庙设置的小学校。就是这一送，我这辈子踏上了幸运之路。
记得有一次二姑看我的写字本，笑着指出说，“手”字的勾怎么向后了？大概我对“毛主席万岁”的毛字印象太深了。
1958年秋天，小学校搬迁到新址。我刚升三年级。一天下午，我弄了一肚子的墨水。忽然发现有围观的场面，原来是外地参观团到5公里远的先进典型——小山村荞麦川村参观，途径校外的道路。长蛇阵人很多，还打着红旗。我不顾一切的直冲过去围观。一个人指着我的肚子说“肚~~~~”。
二
第二步幸运，“大考”失足。
1962年夏天，我高级小学毕业，那时，我12岁。当时，全公社只有公社所在地的我们村里有高小（五、六年级），一般村子只有初小（一——四年级）。当时，县城里唯一的一所全日制中学——浑源中学，原来初中4个班，这年只招两个班。（高中是双制）。 我们高小考初中时，要在县城里。实质的重要性和作用，绝不亚于现在的高考。但那时的家长集体对子女特不负责任，不但不陪考，连过去看一眼的都没有。我们只是由班主任王增田老师带领着。考场在城东门外的浑源中学，我们的住宿地在县城西门口的城关工读中学。这里是旧时代的县学和文庙。
上午考了语文，下午要考数学。中间的时间比较长，况且我们还要回到工读中学吃干粮。中午，吃过干粮，有人牵头到附近的农贸市场去转悠。毕竟是第一次来到县城，光那人多就够热闹的了。况且还有从来不敢想象的酷暑天的冰棍儿，从来没见过的菜瓜。最有趣儿的是一个小姑娘牵着一个瞎子的手。瞎子的另一只手还拄着一根拐杖，在地上不停的点探。嘴里不住的念叨：“讨卦来，讨卦来••••••”
正沉迷于美景，不知谁喊了一声，“要考试了”。也许是有人听到了大喇叭广播考试要开始的声音。犹如听到一声炸雷，我们不约而同的顺着大街向东跑。跑了一阵儿忽然又想起准考证和钢笔都在外衣装着，我们又折回工读中学院子里。没有钥匙。急中生智。举一位瘦小而机灵的同学从通风窗口爬进去，取出了外衣，必要的都有了。又是一阵拼命飞奔。来回折腾，一口气大概足足够跑了大约5里路。还好，没有超过不能进场 的半小时。老师早已焦急的在考区边缘接应。
我拿起试卷只感觉到心的狂跳。稀里糊涂的做了一大气。很幸运！好运来了墙头也挡不住。
三
第二步的延续，我走运了。
1962年8月底，县里举行的小考录取通知书已经发放完毕。其实结果早就定了，但人们往往不愿意放弃幻想。我很幸运——名落孙山。9月初，一天的上午，我上午参加了沙河农业中学的招生考试，下午，就给学校秋收劳动。我荣幸的被录取了。
沙河农业中学是半农半读，说是半日劳动半日学习，实质是公立教师的工资上级给开，其余一切费用都由学生劳动来挣。学校有初一、初二两个班，全部老师三人。虽然称为农业中学，只是表达半农半读。学校并没有多少地。也不钻研农业理论和技术，服务农业和农村的，只是开过《生产队会计》一门课。学生除了种极少的地，夏天上午上课，下午割荒草，晒干卖钱充教育经费；冬天常常无钱买炭，往往从学生集一点儿小钱，到十里远的小煤窑去背。幸亏那时的炭特便宜，一分钱二斤。要说我那时候学了多少初中的知识，只有鬼知道。
中考时，无人陪考与小考时一样。这次我们住到了县中学马路对面的原浑源师范旧址。当时浑源师范正停办着，准备恢复。后来恢复的，就是在这个校址。
有一件事实在难于启齿，不讲又对说明命运问题有缺陷。考试前一天，我们就安排好了住处。那天下午，老师和同学们在院子里拉闲话。我有点儿尿急。正好跟前就有厕所，但围墙斑斑驳驳，也没有写男女标志。我盲目的匆匆冲进厕所门，非常震撼。一个女学生正高高撅起屁股。我一瞬间看了个清清楚楚。立即返身出去。是定格照片，不是视频。那时传统文化还很坚强。看到了女性生殖器是要冲运气的。尤其是在严肃的考试前夕。我至现在也不敢断言那一瞬间对我的一生，是冲好了还是冲坏了。不过，参考后来的很多事情。我宁可理解为，似乎没有晦气，应该是鸿运当头照。
录取通知书发放，我被设在本县的浑源师范学校录取了。这一次，连老爸都感到是创造了奇迹。有你的就是有你的。
那时候，大概我爸也不抱什么希望吧。填志愿干脆就不管不顾。由着我一个人瞎填吧。我自己也不懂什么所谓的将来的发展。选择几个填上就完成了作业。我的第一志愿起初竟然填的是县高中，后来老师到县招生办上报。那时，县局负责招生的人很负责任。他说，连外语都没学过，填个高中不是明着说，不想叫录取么！老师做主改成了一所非常好的技校。第二、三两个志愿我自己都填的是师范学校。其实，不可能分到另一所师范学校。因为两个师范各管一定的县。中考的结果还能有多么好呢？莫非还可能被大学录取？
我们正儿八经只学了一年书本知识。
师范毕业前夕，我们到某村帮助秋收，遇到了这里的公社书记。他以前曾在我们公社任书记。这时候，大学不招生已经家喻户晓。他郑重其事的对我说：“你考好了”。他的女儿是我上届的高中毕业生，以后为转为公办教师是费了相当周折的。
四
到此，已见端倪。我们可以回顾小结一下：
最大的幸运是我提前入了学。如果我不是6岁入学，而是按时入学，赶不上1965年的中考。（从1966到1976年取消统考招生，只是推荐了数量很少的工农兵学员。）我最多弄个初中学历，会是一个什么结果?以我的家庭背景、家庭文化、个人性格和素质，我这辈子充其量至高也只能做到小队会计和大队会计。晚年就没有这份滋润了。谢谢老天爷，谢谢我的二叔。
第二，如果不是“小考”沦陷，不情愿的上了沙河农业中学；如果当年我春风得意的上了县城的初中、高中，我会是一个什么结果？想到这些儿假如，我不由脊梁骨发麻，冷飕飕的。老子说得好：“祸兮福所倚”。
五
我们是1968年12月毕业的。按照以往惯例，新生分配，没有背景，极有可能被分到大南山深处的小自然村的小学校里。那一年，人民日报刚刚发表了候振民、王庆余的《公办小学要下发到大队来办》的群众来信。那种年代，谁都能读懂这是释放某种政治信号。挣生产队的工分当然与家庭一起更合适。所以，我顺利的回到了本村。我们村可是公社所在地的大村。幸运吧？
以我那点儿墨水，现在看来，教小学低段都不合格。就在当时，充其量也只是教小学刚够格。但在当时，我回到本村学校。完全小学已经有了所谓的戴帽中学——即在完全小学的基础上加办初中班。因为《公办小学要下发到大队来办》来信的影响。学校教师人心惶惶，很多教师都无心教学工作。学校负责人又正好是我的 小学老师。我竟然被分配担当最高年级八年级的数学。
六 做学生很轻松，做教师很骄狂
现在的中青年，不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初步了解了我的读书经历，一定以为我是个教师队伍中的秕子，什么也做不了。其实不然。
当时，教师队伍中，很多老教师都是只读过几个春冬，穿着烂皮袄吸着大烟袋的形象。他们是在教的过程中，才学了一丁点儿知识和方法。当时的教师队伍中还有一定数量的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粗通文墨而有公社大队干部的背景。因文凭招入的占比不高。
因为文革时期的十年中，大学只招了不多的工农兵推荐生，我们的学历在那几年总体中的占比，与现在的研究生也差不多了。
七
1969年春天，公办小学下发到大队来办，真的实行了。教师们都按照回原籍的原则。一律回到本村。正好有一位原资深中心校长也回到村里，是理所当然的学校的负责人。理所当然的，他要重用经验丰富的老教师。这些儿老教师的师德，纪律性、和对领导的感情，不是我这个从文革运动混出来的愣头小子可以望项背的。我的任课顺理成章的，先是一年级，后来又改为低段儿的唱歌、图画。不会唱，不会画也不行。这是革命的需要。每个人都是万能螺丝钉。那个时段是我这辈子最难受的。因为我的音乐课和美术课的考试成绩都是不及格。
如前所述，当时，各稍大些儿的村子里新加了戴帽儿初中。对初中课程，这些儿老教师，有的从来就没见过，有的见过也忘光了。他们虽然有方法但自己不懂，我比他们懂点儿但不会教。比如，有一位将近40岁的年富力强的教师开始被分配初一数学，试着教了一个月，自己觉得太陌生了，自动放弃了。领导万般无奈只好改由我来教初中毕业班的数学。从此，我在教学中成了学校离不开的初中教师。甚至在新旧交替时，还带过一年公社高中的数理化。不过说句实在话。也只是将学生当成了小白鼠，成就了老师，贻误了学生，。
后来，公社设置“文教指导员”这个岗位，老“中心校长”以管理全公社的教育为主。我的顶头上司——学校的领导组长，则由一位高小毕业，曾经多年给某学校赶小毛驴车的中年教师接替。在当时的时代，他有必要骄狂。但不谙世事的我比他还骄狂。潜意识中，在当时教师队伍的陪衬之下，我夜郎自大，自以为自己真的是根葱了。我常常出言不逊，也因此付出了代价。
七、父亲的能量弱和自己不善社交保全了自己。
那个时候，除了农民，吃体制饭的，干部和事业之外，主要人员是国企和集体企业的职工。大家的工资差不多，但教育外的行业和单位多多少少都有点儿外快。虽然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都祈祷转正成公立教师，但不太老的公立教师却往往成天唉声叹气，就想着转行。
我有个玩伴儿李佩.他是以文化太差为名，从教育转到了供销社。我们常常在一起玩。那时候，真是把我给羡慕死了。每次见面我都得表示一次仰慕。我有个远房亲戚，百般努力硬是从教育转到了化肥厂。
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媒体已经透露，教师要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我还曾经找门路要走捷径改行。
我想说明的是，我的父亲也是供销社的干部身份。如果我的父亲也有一点儿社会能量，我高的上不去，也沾一点儿父亲的庇荫，转到当时较有特权的供销行业，将来，我不知要多受多少苦。
八、中级职称，天上掉馅饼
我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国家分配当了个教师。一辈子没有过一丁点儿是自己经过努力奋斗得来的长进和改变。中学一级教师，也许有些儿教师是通过自己长期在 工作中拼搏努力，在感情上给领导投了极大的资才艰难的得到的。但我的中学一级教师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1988年，国家开始实行职称制管理。第一次评职称，基层教办主任跟着感觉走，从感情出发，给几个好教师都评了中学一级教师。我们几个不太好的教师都评了个中学二级教师。报到县教委，县教委按硬杠杠发回要求重评。因为评上中学一级教师的都是一些儿初中学历，教龄还比我们几个短。这不符合评定标准对这两方面的要求。当时，综合学历和教龄诸方面的条件，符合大条件硬杠杠的人员还没超过上级分配的指标。打回重新评定之后，我们都就在原来填好的表格上，做了修改。我又重新申报了中学一级教师。当然，一报肯定批准。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高学历教师的教龄合格，弄个中学一级教师的职称也因僧多粥少，曾经非常之难。
你想想，就连第一次推行，文件有明确的硬杠杠。教办主任都敢于无视规则，踢乱框框，悄悄的暗箱操作。以后会怎么样，可想而知。真是不寒而栗。命里有五升，不用起五更。
九.两个不走运的同事。做了镜子。
退休后，一次，同事贾秀才来我家拉闲话。人老话多，贾秀才详细的讲述了他一辈子的几段重要遭际。令人心酸，唏嘘不已。
贾秀才是与我同届的高中学历的教师，比我大一岁。属于正常上学。
他的家庭经济状况，比我要差得多。中考时，他妈妈其实已经弄明白了大学虽然前途无量，但且不说供一个大学生的经济负担了，就是高中三年的经济付出，对他这样的家庭就是小鸡儿吃黄豆。所以特意到学校和老师说明，要求志愿报师范。师范完全由国家负担。连伙食费都不用自家掏腰包。但班主任老师觉得贾秀才这样的高材生，不报高中实在太可惜，实在不忍心。因为贾秀才考试成绩常常是全校排名第二、三。
自然，贾秀才轻松考取了高中。高中毕业后参加了生产队的农业劳动。顺利的成了返乡知识青年。和农民同台竞争，他这样的书生自然有他好受的。不久，父亲过世。贾秀才辗转多地做代课教师，好不容易才转正为公立教师，以大龄青年的角色结婚成家
第一次评职称，高中不属于专业学历，只是普通学历。贾秀才不够中学一级的条件。这一次没赶上，以后就很难挤上去了。逐渐的，一些儿后来的大专生也够条件。萝卜多，坑少，希望越来越渺茫。直到退休时，贾秀才还只是个中学二级教师。我常常以他为镜子，慨叹自己太侥幸了，命运太好了。要是那一次耽误了。以后就真的有可能没法儿入围。如果我比他迟一年入学，连他的高中学历都无法比肩。我会比他有更为可悲的下场。
我的另一位同事韩福祥的命运更是一部连续长篇悲剧:他的家庭出身是富农，于1964年考入阳高农校，本属于万幸中的幸事。以当时的体制政策，1967年国家统一毕业分配，基本是公社干部，最低也得进入到农业局做技术员，比做教师更优越。但是，他赶上了1966年开始的群众运动。1967年不能毕业，直到1968年年底才离了校。政策变动，不予分配。从哪儿来的回哪去。韩福祥在村里当了六、七年农民。其间，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韩福祥当民办老师都经历曲折。有一次，为给韩福祥争民办教师资格，教育专业的文教指导员拗不过大队书记，只好将韩福祥列为超编民办教师。80年代，韩福祥才又以民办教师的身份考入县进修校的师范班。在第一次评职称时，因韩福祥的教龄太短了，不够格。从此与中级职称愈行愈远了。90年代中期，省里曾有文件，对一些儿老的中专毕业生，可以填四份表格，直接上报省厅主管部门，。不必参评。但当时的教办主任，不愿失去一个中级指标。这个文件的精神根本没让韩福祥知道。韩福祥与中级职称失之交臂。到退休时，韩福祥的退休金一直是最低档。
十小结
到此，完全可以做个总结了。那次小考也是大考，我的小学同学，一个考取了县中学，中考也是录取到县师范，从教后早夭；另一个考入了县中学的，中考失足，后来也辗转从教，中级学历就迟了好多年。一个复读生，入了县中学，考取了高中，之后从民办教师考进公办队伍，也许与多年养病有关。至死也只是个中学二级教师。另一个复读生则高中毕业之后在公社混了几年，老无所依，60多岁还只能给包工队做饭。综合小学同学吃读书这碗饭的，我属于幸运者：上学读书一直轻轻松松，自己从小好玩没正经，读师范时，老天爷更是安排天南海北的尽情的玩，异想天开的玩。这种机遇空前绝后。参观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见过高级商品的大阵势，恐怕当时再没有几个人。
我从不知头悬梁锥刺股，负薪挂角儿是怎么回事。听上过正规中学的同学谈到背外语单词的痛苦，我都可怜他们。我还为家庭减轻了不小的负担。读了12年半书，没怎么付学费和书费。在师范读书时，不了解别人家更困难，还写过困难补助的申请。回首这些往事，不禁哑然失笑。
狭隘的拘泥于一时一事，我们总是误以为，会扑腾出个什么成果。立足于长时间段宏观看问题，冥冥中的力量真的对我们的人生道路和事业，有着极大的限定作用。不仅过去，将来也一样。，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而且，除了冥冥中的很难觉察的所谓机遇像一根路轨，限定了我们。特别由于我们的自以为是，我们不能认识的自身性格特征，也可称为素质，已经死死的限定了我们的发展。对我们的前途的限定更是要命的。当然，还有你的家庭背景和血缘关系。
正所谓：命运打造素质，素质决定命运。从微观看扑腾似乎改变了什么。从宏观看人不可能突破命运和素质编织的窠臼。比如，一个大县，货真价实的科局级也就不超过100人。大家都努力拼搏起来，即使挤破头，上去的也就那么几个人。这就像抓彩。不抓，你永远得不了奖。但是不顾一切的去抓，你会更为失落。不要相信伪教条主义者的假大空话的忽悠。跟着感觉走——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平常心是道。
命运打造素质，素质决定命运。
从极短的时间，从微观看，一个人的扑腾似乎改变了什么。从长期看，从宏观看，任何人不可能突破命运和素质编织的窠臼。
什么是命运？命，就是你与生俱来，没法改变的东东。冥冥第一次让你降落在蚕丝被、长绒被上，你就不会降落在粗糙的草纸上，甚至是土坷垃上。这两种人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吗？运，也称机会，南天门开的一瞬间，你手里头提着的那块石头正好变成了金子，这就是运。平时，人们就将你不用辛苦就得到的东东统称为命运。
我就是个命运很顺的人。
我出身在黄土高坡上的一个较大的村子里。村东背靠大山，眼前俯瞰县里最大的整个盆地，西边的山很悠远。我们的村子的坐落确实很有风水——起码有我验证。
青壮年时，我常常哀叹自己命运不好。退休之后，豁然顿悟，自己这辈子真是太幸运了。
一
第一步幸运：1956年秋天，六岁上学。
按规定，入学的年龄是7周岁。我相当于瞎打瞎撞，极随意的上了末班车，幸运光临。多年感觉不到。以后一直验证。
我们小时候的教育条件是荒漠也是滋润。没有学前班。最刺激的玩艺儿是挖屎壳郎中头上长着独角的那种“老牛”。大概父母为了省事，我上五年级的叔父也心血来潮。在我6岁那年的秋天，二叔把我送进了村东河神庙设置的小学校。就是这一送，我这辈子踏上了幸运之路。
记得有一次二姑看我的写字本，笑着指出说，“手”字的勾怎么向后了？大概我对“毛主席万岁”的毛字印象太深了。
1958年秋天，小学校搬迁到新址。我刚升三年级。一天下午，我弄了一肚子的墨水。忽然发现有围观的场面，原来是外地参观团到5公里远的先进典型——小山村荞麦川村参观，途径校外的道路。长蛇阵人很多，还打着红旗。我不顾一切的直冲过去围观。一个人指着我的肚子说“肚~~~~”。
二
第二步幸运，“大考”失足。
1962年夏天，我高级小学毕业，那时，我12岁。当时，全公社只有公社所在地的我们村里有高小（五、六年级），一般村子只有初小（一——四年级）。当时，县城里唯一的一所全日制中学——浑源中学，原来初中4个班，这年只招两个班。（高中是双制）。 我们高小考初中时，要在县城里。实质的重要性和作用，绝不亚于现在的高考。但那时的家长集体对子女特不负责任，不但不陪考，连过去看一眼的都没有。我们只是由班主任王增田老师带领着。考场在城东门外的浑源中学，我们的住宿地在县城西门口的城关工读中学。这里是旧时代的县学和文庙。
上午考了语文，下午要考数学。中间的时间比较长，况且我们还要回到工读中学吃干粮。中午，吃过干粮，有人牵头到附近的农贸市场去转悠。毕竟是第一次来到县城，光那人多就够热闹的了。况且还有从来不敢想象的酷暑天的冰棍儿，从来没见过的菜瓜。最有趣儿的是一个小姑娘牵着一个瞎子的手。瞎子的另一只手还拄着一根拐杖，在地上不停的点探。嘴里不住的念叨：“讨卦来，讨卦来••••••”
正沉迷于美景，不知谁喊了一声，“要考试了”。也许是有人听到了大喇叭广播考试要开始的声音。犹如听到一声炸雷，我们不约而同的顺着大街向东跑。跑了一阵儿忽然又想起准考证和钢笔都在外衣装着，我们又折回工读中学院子里。没有钥匙。急中生智。举一位瘦小而机灵的同学从通风窗口爬进去，取出了外衣，必要的都有了。又是一阵拼命飞奔。来回折腾，一口气大概足足够跑了大约5里路。还好，没有超过不能进场 的半小时。老师早已焦急的在考区边缘接应。
我拿起试卷只感觉到心的狂跳。稀里糊涂的做了一大气。很幸运！好运来了墙头也挡不住。
三
第二步的延续，我走运了。
1962年8月底，县里举行的小考录取通知书已经发放完毕。其实结果早就定了，但人们往往不愿意放弃幻想。我很幸运——名落孙山。9月初，一天的上午，我上午参加了沙河农业中学的招生考试，下午，就给学校秋收劳动。我荣幸的被录取了。
沙河农业中学是半农半读，说是半日劳动半日学习，实质是公立教师的工资上级给开，其余一切费用都由学生劳动来挣。学校有初一、初二两个班，全部老师三人。虽然称为农业中学，只是表达半农半读。学校并没有多少地。也不钻研农业理论和技术，服务农业和农村的，只是开过《生产队会计》一门课。学生除了种极少的地，夏天上午上课，下午割荒草，晒干卖钱充教育经费；冬天常常无钱买炭，往往从学生集一点儿小钱，到十里远的小煤窑去背。幸亏那时的炭特便宜，一分钱二斤。要说我那时候学了多少初中的知识，只有鬼知道。
中考时，无人陪考与小考时一样。这次我们住到了县中学马路对面的原浑源师范旧址。当时浑源师范正停办着，准备恢复。后来恢复的，就是在这个校址。
有一件事实在难于启齿，不讲又对说明命运问题有缺陷。考试前一天，我们就安排好了住处。那天下午，老师和同学们在院子里拉闲话。我有点儿尿急。正好跟前就有厕所，但围墙斑斑驳驳，也没有写男女标志。我盲目的匆匆冲进厕所门，非常震撼。一个女学生正高高撅起屁股。我一瞬间看了个清清楚楚。立即返身出去。是定格照片，不是视频。那时传统文化还很坚强。看到了女性生殖器是要冲运气的。尤其是在严肃的考试前夕。我至现在也不敢断言那一瞬间对我的一生，是冲好了还是冲坏了。不过，参考后来的很多事情。我宁可理解为，似乎没有晦气，应该是鸿运当头照。
录取通知书发放，我被设在本县的浑源师范学校录取了。这一次，连老爸都感到是创造了奇迹。有你的就是有你的。
那时候，大概我爸也不抱什么希望吧。填志愿干脆就不管不顾。由着我一个人瞎填吧。我自己也不懂什么所谓的将来的发展。选择几个填上就完成了作业。我的第一志愿起初竟然填的是县高中，后来老师到县招生办上报。那时，县局负责招生的人很负责任。他说，连外语都没学过，填个高中不是明着说，不想叫录取么！老师做主改成了一所非常好的技校。第二、三两个志愿我自己都填的是师范学校。其实，不可能分到另一所师范学校。因为两个师范各管一定的县。中考的结果还能有多么好呢？莫非还可能被大学录取？
我们正儿八经只学了一年书本知识。
师范毕业前夕，我们到某村帮助秋收，遇到了这里的公社书记。他以前曾在我们公社任书记。这时候，大学不招生已经家喻户晓。他郑重其事的对我说：“你考好了”。他的女儿是我上届的高中毕业生，以后为转为公办教师是费了相当周折的。
四
到此，已见端倪。我们可以回顾小结一下：
最大的幸运是我提前入了学。如果我不是6岁入学，而是按时入学，赶不上1965年的中考。（从1966到1976年取消统考招生，只是推荐了数量很少的工农兵学员。）我最多弄个初中学历，会是一个什么结果?以我的家庭背景、家庭文化、个人性格和素质，我这辈子充其量至高也只能做到小队会计和大队会计。晚年就没有这份滋润了。谢谢老天爷，谢谢我的二叔。
第二，如果不是“小考”沦陷，不情愿的上了沙河农业中学；如果当年我春风得意的上了县城的初中、高中，我会是一个什么结果？想到这些儿假如，我不由脊梁骨发麻，冷飕飕的。老子说得好：“祸兮福所倚”。
五
我们是1968年12月毕业的。按照以往惯例，新生分配，没有背景，极有可能被分到大南山深处的小自然村的小学校里。那一年，人民日报刚刚发表了候振民、王庆余的《公办小学要下发到大队来办》的群众来信。那种年代，谁都能读懂这是释放某种政治信号。挣生产队的工分当然与家庭一起更合适。所以，我顺利的回到了本村。我们村可是公社所在地的大村。幸运吧？
以我那点儿墨水，现在看来，教小学低段都不合格。就在当时，充其量也只是教小学刚够格。但在当时，我回到本村学校。完全小学已经有了所谓的戴帽中学——即在完全小学的基础上加办初中班。因为《公办小学要下发到大队来办》来信的影响。学校教师人心惶惶，很多教师都无心教学工作。学校负责人又正好是我的 小学老师。我竟然被分配担当最高年级八年级的数学。
六 做学生很轻松，做教师很骄狂
现在的中青年，不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初步了解了我的读书经历，一定以为我是个教师队伍中的秕子，什么也做不了。其实不然。
当时，教师队伍中，很多老教师都是只读过几个春冬，穿着烂皮袄吸着大烟袋的形象。他们是在教的过程中，才学了一丁点儿知识和方法。当时的教师队伍中还有一定数量的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粗通文墨而有公社大队干部的背景。因文凭招入的占比不高。
因为文革时期的十年中，大学只招了不多的工农兵推荐生，我们的学历在那几年总体中的占比，与现在的研究生也差不多了。
七
1969年春天，公办小学下发到大队来办，真的实行了。教师们都按照回原籍的原则。一律回到本村。正好有一位原资深中心校长也回到村里，是理所当然的学校的负责人。理所当然的，他要重用经验丰富的老教师。这些儿老教师的师德，纪律性、和对领导的感情，不是我这个从文革运动混出来的愣头小子可以望项背的。我的任课顺理成章的，先是一年级，后来又改为低段儿的唱歌、图画。不会唱，不会画也不行。这是革命的需要。每个人都是万能螺丝钉。那个时段是我这辈子最难受的。因为我的音乐课和美术课的考试成绩都是不及格。
如前所述，当时，各稍大些儿的村子里新加了戴帽儿初中。对初中课程，这些儿老教师，有的从来就没见过，有的见过也忘光了。他们虽然有方法但自己不懂，我比他们懂点儿但不会教。比如，有一位将近40岁的年富力强的教师开始被分配初一数学，试着教了一个月，自己觉得太陌生了，自动放弃了。领导万般无奈只好改由我来教初中毕业班的数学。从此，我在教学中成了学校离不开的初中教师。甚至在新旧交替时，还带过一年公社高中的数理化。不过说句实在话。也只是将学生当成了小白鼠，成就了老师，贻误了学生，。
后来，公社设置“文教指导员”这个岗位，老“中心校长”以管理全公社的教育为主。我的顶头上司——学校的领导组长，则由一位高小毕业，曾经多年给某学校赶小毛驴车的中年教师接替。在当时的时代，他有必要骄狂。但不谙世事的我比他还骄狂。潜意识中，在当时教师队伍的陪衬之下，我夜郎自大，自以为自己真的是根葱了。我常常出言不逊，也因此付出了代价。
七、父亲的能量弱和自己不善社交保全了自己。
那个时候，除了农民，吃体制饭的，干部和事业之外，主要人员是国企和集体企业的职工。大家的工资差不多，但教育外的行业和单位多多少少都有点儿外快。虽然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都祈祷转正成公立教师，但不太老的公立教师却往往成天唉声叹气，就想着转行。
我有个玩伴儿李佩.他是以文化太差为名，从教育转到了供销社。我们常常在一起玩。那时候，真是把我给羡慕死了。每次见面我都得表示一次仰慕。我有个远房亲戚，百般努力硬是从教育转到了化肥厂。
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媒体已经透露，教师要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我还曾经找门路要走捷径改行。
我想说明的是，我的父亲也是供销社的干部身份。如果我的父亲也有一点儿社会能量，我高的上不去，也沾一点儿父亲的庇荫，转到当时较有特权的供销行业，将来，我不知要多受多少苦。
八、中级职称，天上掉馅饼
我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国家分配当了个教师。一辈子没有过一丁点儿是自己经过努力奋斗得来的长进和改变。中学一级教师，也许有些儿教师是通过自己长期在 工作中拼搏努力，在感情上给领导投了极大的资才艰难的得到的。但我的中学一级教师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1988年，国家开始实行职称制管理。第一次评职称，基层教办主任跟着感觉走，从感情出发，给几个好教师都评了中学一级教师。我们几个不太好的教师都评了个中学二级教师。报到县教委，县教委按硬杠杠发回要求重评。因为评上中学一级教师的都是一些儿初中学历，教龄还比我们几个短。这不符合评定标准对这两方面的要求。当时，综合学历和教龄诸方面的条件，符合大条件硬杠杠的人员还没超过上级分配的指标。打回重新评定之后，我们都就在原来填好的表格上，做了修改。我又重新申报了中学一级教师。当然，一报肯定批准。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高学历教师的教龄合格，弄个中学一级教师的职称也因僧多粥少，曾经非常之难。
你想想，就连第一次推行，文件有明确的硬杠杠。教办主任都敢于无视规则，踢乱框框，悄悄的暗箱操作。以后会怎么样，可想而知。真是不寒而栗。命里有五升，不用起五更。
九.两个不走运的同事。做了镜子。
退休后，一次，同事贾秀才来我家拉闲话。人老话多，贾秀才详细的讲述了他一辈子的几段重要遭际。令人心酸，唏嘘不已。
贾秀才是与我同届的高中学历的教师，比我大一岁。属于正常上学。
他的家庭经济状况，比我要差得多。中考时，他妈妈其实已经弄明白了大学虽然前途无量，但且不说供一个大学生的经济负担了，就是高中三年的经济付出，对他这样的家庭就是小鸡儿吃黄豆。所以特意到学校和老师说明，要求志愿报师范。师范完全由国家负担。连伙食费都不用自家掏腰包。但班主任老师觉得贾秀才这样的高材生，不报高中实在太可惜，实在不忍心。因为贾秀才考试成绩常常是全校排名第二、三。
自然，贾秀才轻松考取了高中。高中毕业后参加了生产队的农业劳动。顺利的成了返乡知识青年。和农民同台竞争，他这样的书生自然有他好受的。不久，父亲过世。贾秀才辗转多地做代课教师，好不容易才转正为公立教师，以大龄青年的角色结婚成家
第一次评职称，高中不属于专业学历，只是普通学历。贾秀才不够中学一级的条件。这一次没赶上，以后就很难挤上去了。逐渐的，一些儿后来的大专生也够条件。萝卜多，坑少，希望越来越渺茫。直到退休时，贾秀才还只是个中学二级教师。我常常以他为镜子，慨叹自己太侥幸了，命运太好了。要是那一次耽误了。以后就真的有可能没法儿入围。如果我比他迟一年入学，连他的高中学历都无法比肩。我会比他有更为可悲的下场。
我的另一位同事韩福祥的命运更是一部连续长篇悲剧:他的家庭出身是富农，于1964年考入阳高农校，本属于万幸中的幸事。以当时的体制政策，1967年国家统一毕业分配，基本是公社干部，最低也得进入到农业局做技术员，比做教师更优越。但是，他赶上了1966年开始的群众运动。1967年不能毕业，直到1968年年底才离了校。政策变动，不予分配。从哪儿来的回哪去。韩福祥在村里当了六、七年农民。其间，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韩福祥当民办老师都经历曲折。有一次，为给韩福祥争民办教师资格，教育专业的文教指导员拗不过大队书记，只好将韩福祥列为超编民办教师。80年代，韩福祥才又以民办教师的身份考入县进修校的师范班。在第一次评职称时，因韩福祥的教龄太短了，不够格。从此与中级职称愈行愈远了。90年代中期，省里曾有文件，对一些儿老的中专毕业生，可以填四份表格，直接上报省厅主管部门，。不必参评。但当时的教办主任，不愿失去一个中级指标。这个文件的精神根本没让韩福祥知道。韩福祥与中级职称失之交臂。到退休时，韩福祥的退休金一直是最低档。
十小结
到此，完全可以做个总结了。那次小考也是大考，我的小学同学，一个考取了县中学，中考也是录取到县师范，从教后早夭；另一个考入了县中学的，中考失足，后来也辗转从教，中级学历就迟了好多年。一个复读生，入了县中学，考取了高中，之后从民办教师考进公办队伍，也许与多年养病有关。至死也只是个中学二级教师。另一个复读生则高中毕业之后在公社混了几年，老无所依，60多岁还只能给包工队做饭。综合小学同学吃读书这碗饭的，我属于幸运者：上学读书一直轻轻松松，自己从小好玩没正经，读师范时，老天爷更是安排天南海北的尽情的玩，异想天开的玩。这种机遇空前绝后。参观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见过高级商品的大阵势，恐怕当时再没有几个人。
我从不知头悬梁锥刺股，负薪挂角儿是怎么回事。听上过正规中学的同学谈到背外语单词的痛苦，我都可怜他们。我还为家庭减轻了不小的负担。读了12年半书，没怎么付学费和书费。在师范读书时，不了解别人家更困难，还写过困难补助的申请。回首这些往事，不禁哑然失笑。
狭隘的拘泥于一时一事，我们总是误以为，会扑腾出个什么成果。立足于长时间段宏观看问题，冥冥中的力量真的对我们的人生道路和事业，有着极大的限定作用。不仅过去，将来也一样。，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而且，除了冥冥中的很难觉察的所谓机遇像一根路轨，限定了我们。特别由于我们的自以为是，我们不能认识的自身性格特征，也可称为素质，已经死死的限定了我们的发展。对我们的前途的限定更是要命的。当然，还有你的家庭背景和血缘关系。
正所谓：命运打造素质，素质决定命运。从微观看扑腾似乎改变了什么。从宏观看人不可能突破命运和素质编织的窠臼。比如，一个大县，货真价实的科局级也就不超过100人。大家都努力拼搏起来，即使挤破头，上去的也就那么几个人。这就像抓彩。不抓，你永远得不了奖。但是不顾一切的去抓，你会更为失落。不要相信伪教条主义者的假大空话的忽悠。跟着感觉走——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平常心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