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红岩》幕后真相：重庆《挺进报》案
【内容提要】
重庆《挺进报》案，是山城在解放前夕所引发的一桩震惊中外的政治大案。由于党内个别人的左倾盲动，导致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暴露，并因为叛徒的接连出现，导致南方局川东特委被捕133人，整个重庆市的地下党组织陷于瘫痪，给我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以此为题材的长篇小说《红岩》，自1961年12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后，迄今已再版113次，发行上千万册，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话剧、歌剧、连环画、教材等多种形式传播，文中的江姐、许云峰、成岗、华子良、双枪老太婆、小萝卜头等正面人物，以及徐鹏飞、甫志高、严醉、猩猩、猫头鹰等反面人物，莫不栩栩如生，令读者爱憎分明。这也是建国后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红色经典之作。
作为白公馆和渣滓洞军统监狱1949年11.27大屠杀的幸存者，罗广斌和刘德彬根据亲身经历主创了长篇小说《红岩》（另一名作者杨益言是从始至终参与了该作品的创作，而且小说正式出版社时刘德彬因政治原因未能署名），基于“艺术来源于真实，但高于真实”的创作原理，该作品的每一个人物塑造皆有原型，而且有些人物不止一个原型，但世事沧桑，许多读者并不了解这些原型人物的前世今生，他们的真实故事，其实比小说原著更加曲折离奇。
本书依据大量真实史料，从历史角度对原著进行解构和再创作，从而带领读者读到小说《红岩》幕后、你所不知的主要正反人物的全部故事真相。
真实永远具有最大的认知价值和感染力。重温那段非凡历史，其目的是唤起对革命先烈的缅怀，珍惜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并激发读者对历史和现实的进一步理性思考。
【作品标签】 历史 传奇故事
【主要人物设定线索对比】
江竹君——即江姐，她在狱中的化名叫“江竹筠”，在小说中的名字叫江雪琴。四川自贡大山铺镇江家湾人，负责万县的地下工作，牺牲时29岁。
许建业、许晓轩——即小说中的许云峰。前者化名杨清，是四川邻水人，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牺牲时28岁。后者是江苏江都市人，川东特委宣传部长，牺牲时33岁。
陈然——即小说中的成岗，原名陈崇德，河北香河县人，负责 《挺进报》的印刷工作，牺牲时26岁。
陈柏林——即小说中的陈松林，被捕时17岁，书店店员。他年轻而充满激情，对敌斗争经验不足，整个《挺进报》案，因他而撕开了口子。牺牲时不满19岁。
刘国鋕——即小说中的刘思扬，四川泸州人，富家公子。他是《挺进报》的资金提供者，和主要发行者，牺牲时28岁。
彭咏梧——即小说中的彭松涛，亦即江姐的丈夫，原下川东地委副书记。
龙光章——即小说中的新四军战士龙光华，他是重庆合川县人，新四军江汉独立旅32团1营3连战士。1946年，在鄂西房县突围战斗中负伤被俘，关押在宜昌、万县，后组织越狱，1948年转押渣滓洞，牺牲时年仅23岁。
曾紫霞——即小说中的孙明霞，她是刘国鋕的女友，于1948年被解救出狱，后来在华西医科大学当教授，1988年病逝，享年60岁。
王璞——即小说中的老石同志，真正的地下重庆市委书记。湖南湘乡人，真实姓名孙仁，曾用化名王璞、石夷、石果等。他并非死于狱中，而是1948年9月7日牺牲在华蓥山武胜暴动战场（他是被自己人走火打死的）。牺牲时31岁。
黄显声——即小说中的黄以声将军，辽宁岫岩县人，东北军张学良部下，抗日爱国将领，1938年秘密加入共产党，牺牲时53岁。
韩子栋——即小说中的“疯子”华子良，原名韩国桢，山东阳谷县人，1934年被捕，他是白公馆十年间唯一越狱成功的英雄，越狱时38岁。后来担任过贵阳市副市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等，1992年逝世。他一生不仅坐过国民党14年牢，建国后还坐过共产党14年牢，极富传奇色彩，现在他当年逃跑的路线，已经成为重庆市沙区磁器口的旅游景点。
宋振中——即小说中的小萝卜头，父宋绮云（杨虎城秘书），母徐林侠，出生于江苏邳州，牺牲时年仅8岁，是世界上年纪最小的革命烈士。
刘隆华、陈联诗、邓惠中——即小说中的“双枪老太婆”。邓惠中牺牲于渣滓洞监狱，牺牲时48岁。而陈联诗组织过对渣滓洞的营救工作，刘隆华是真正会使双枪的女游击队长。
宣灏——即小说中的“瞎子”胡灏，高度近视。
卓娅、苏菲娅——即小说中的“监狱之花”。
冉益智、涂孝文、刘国定——即小说中的叛徒甫志高。这三人身份特殊，他们的先后叛变，给重庆及川东地下党带来了毁灭性灾难。
沈醉——即小说中的大特务严醉。湖南湘潭人，中华民国陆军中将，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1949年12月9日被卢汉扣押，参加云南起义，1960年11月28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赦，任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1981年11月起，历任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沈醉与周养浩，徐远举并称“军统三剑客”。
徐远举——即小说中的大特务徐鹏飞。湖北大冶人，黄埔军校7期毕业，1932年加入军统，1946年7月调任重庆行辕二处处长，1949年12月在昆明被卢汉起义部队捕获，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73年病死。
徐贵林——即渣滓洞监狱看守长“猩猩”。河南安阳人，后逃亡到川北南部县，又潜回重庆南岸弹子石其岳父家，伪装为菜农。1950年5月18日被重庆市公安局镇反，死时31岁。
杨进兴——即白公馆监狱看守长“猫头鹰”。浙江宣平人，解放后他在川北南充县青居乡伪装潜伏了五年，1955年6月11日被捕，1958年5月16日被重庆市公安局枪决，死时41岁。
江竹君——即江姐，她在狱中的化名叫“江竹筠”，在小说中的名字叫江雪琴。四川自贡大山铺镇江家湾人，负责万县的地下工作，牺牲时29岁。
许建业、许晓轩——即小说中的许云峰。前者化名杨清，是四川邻水人，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牺牲时28岁。后者是江苏江都市人，川东特委宣传部长，牺牲时33岁。
陈然——即小说中的成岗，原名陈崇德，河北香河县人，负责 《挺进报》的印刷工作，牺牲时26岁。
陈柏林——即小说中的陈松林，被捕时17岁，书店店员。他年轻而充满激情，对敌斗争经验不足，整个《挺进报》案，因他而撕开了口子。牺牲时不满19岁。
刘国鋕——即小说中的刘思扬，四川泸州人，富家公子。他是《挺进报》的资金提供者，和主要发行者，牺牲时28岁。
彭咏梧——即小说中的彭松涛，亦即江姐的丈夫，原下川东地委副书记。
龙光章——即小说中的新四军战士龙光华，他是重庆合川县人，新四军江汉独立旅32团1营3连战士。1946年，在鄂西房县突围战斗中负伤被俘，关押在宜昌、万县，后组织越狱，1948年转押渣滓洞，牺牲时年仅23岁。
曾紫霞——即小说中的孙明霞，她是刘国鋕的女友，于1948年被解救出狱，后来在华西医科大学当教授，1988年病逝，享年60岁。
王璞——即小说中的老石同志，真正的地下重庆市委书记。湖南湘乡人，真实姓名孙仁，曾用化名王璞、石夷、石果等。他并非死于狱中，而是1948年9月7日牺牲在华蓥山武胜暴动战场（他是被自己人走火打死的）。牺牲时31岁。
黄显声——即小说中的黄以声将军，辽宁岫岩县人，东北军张学良部下，抗日爱国将领，1938年秘密加入共产党，牺牲时53岁。
韩子栋——即小说中的“疯子”华子良，原名韩国桢，山东阳谷县人，1934年被捕，他是白公馆十年间唯一越狱成功的英雄，越狱时38岁。后来担任过贵阳市副市长、贵州省政协副主席等，1992年逝世。他一生不仅坐过国民党14年牢，建国后还坐过共产党14年牢，极富传奇色彩，现在他当年逃跑的路线，已经成为重庆市沙区磁器口的旅游景点。
宋振中——即小说中的小萝卜头，父宋绮云（杨虎城秘书），母徐林侠，出生于江苏邳州，牺牲时年仅8岁，是世界上年纪最小的革命烈士。
刘隆华、陈联诗、邓惠中——即小说中的“双枪老太婆”。邓惠中牺牲于渣滓洞监狱，牺牲时48岁。而陈联诗组织过对渣滓洞的营救工作，刘隆华是真正会使双枪的女游击队长。
宣灏——即小说中的“瞎子”胡灏，高度近视。
卓娅、苏菲娅——即小说中的“监狱之花”。
冉益智、涂孝文、刘国定——即小说中的叛徒甫志高。这三人身份特殊，他们的先后叛变，给重庆及川东地下党带来了毁灭性灾难。
沈醉——即小说中的大特务严醉。湖南湘潭人，中华民国陆军中将，在军统局素以年纪小、资格老而著称。1949年12月9日被卢汉扣押，参加云南起义，1960年11月28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赦，任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1981年11月起，历任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沈醉与周养浩，徐远举并称“军统三剑客”。
徐远举——即小说中的大特务徐鹏飞。湖北大冶人，黄埔军校7期毕业，1932年加入军统，1946年7月调任重庆行辕二处处长，1949年12月在昆明被卢汉起义部队捕获，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1956年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1973年病死。
徐贵林——即渣滓洞监狱看守长“猩猩”。河南安阳人，后逃亡到川北南部县，又潜回重庆南岸弹子石其岳父家，伪装为菜农。1950年5月18日被重庆市公安局镇反，死时31岁。
杨进兴——即白公馆监狱看守长“猫头鹰”。浙江宣平人，解放后他在川北南充县青居乡伪装潜伏了五年，1955年6月11日被捕，1958年5月16日被重庆市公安局枪决，死时41岁。
1、突如其来的“驱逐”
“雾都”真是名不虚传，每到冬春时节，整个山城天天都被浓雾笼罩着，如果碰巧是个阴天，有可能早上的雾还未散尽，黄昏的雾又赶趟接上了。虽然这给城市增添了朦胧美，从另一个角度看，却也隐藏了人间许多真相。
1947年2月27日，这一天是农历二月初七，傍晚时分，重庆就照例开始起雾，到晚上十点，浓浓的大雾已经使人十步之外就难辨影踪。街上行人逐渐稀少，居民楼发出电灯和洋油灯的昏黄光芒，一些小店则挂着马灯，只有一些大商铺的汽灯嘶嘶地响着，明亮如昼。到了这个时间点，到处都响起了店铺上门板打烊的声音：山城即将进入睡眠模式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从临江门那边传来一阵阵警笛的呼啸声，到了上清寺，车队兵分两路，一路朝两路口、解放碑绝尘而去，另一路朝牛角沱、化龙桥气势汹汹地杀来。马路边的居民楼，不少人悄悄撩开了窗帘，想看看动静，而那些正在收店铺档口的人，则手忙脚乱地加快了动作，生怕迟一步就被军警挤进门来。
“宁作太平犬，不当乱世人”，这年月，谁招惹得起那些飞扬跋扈的军警宪特呀！随便弄个罪名杀了你，连骨头烂在哪里也没人能知道啊。
当晚，《新华日报》在德兴里39号和纯阳洞所设的两个记者站、在民生路208号的营业大楼，尽数被查封，所有的报社工作人员，全部被押往化龙新村18号关押，那里本来是一家银行大楼。
然而负责查抄化龙桥虎头岩的这一路敌特，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不知他们从哪里搞到消息，说《新华日报》印刷厂和编辑部有二十多条枪，还有若干手榴弹，只要去查抄，如果电灯忽明忽灭，就是开枪暗号。恰巧当晚化龙桥地区停电，印刷厂自备的发电机电压不稳，老是忽明忽灭的样子，这让行动队只好把该地重重包围起来，却不敢进去。别说打共产党了，这么大的雾，搞不好自己人会把自己人全部打死。
虎头岩《新华日报》社总部有着一长溜简易工棚，还有一排编辑部和办公室，另有有八间宿舍楼。这是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报纸，因受国民党的打压，日常最低仅能发行千余份，最多时也只能发行五万份。倒不是报纸办的不好，实在是因为它办的太好了，经常会刊登一些其他报刊所看不到的猛料，因而备受读者欢迎。
可是订阅《新华日报》，那得担受极大的风险，特务们常常根据邮局的送报途径找上门来，不查你祖宗十八代才是怪事。所以，《新华日报》社后来索性自办发行，招募了一批衣食无着的孤儿上街卖报，既做了慈善事业，又让国民党无可奈何。这些报童活跃在大街小巷，为了完成发行任务，他们整天大喊着：“看报看报，看新华日报！看希特勒和情妇乱搞，看小日本扫荡反而被扫！”
天快亮了，带队的宪兵队赵营长眼见得其他行动组早已收兵，而自己的人马却在这里挨冻受饿，厂里的电灯闪了一晚上也不懂是啥意思，而车间里的印刷机不停地“咵嚓、咵嚓”响着，他实在忍不住了，下令强行突破！
警察常常上门无理取闹，报社印刷厂的职工们早已司空见惯，可是今天的阵容不一样，只听那啪啪啪的脚步声就明白了。此时，28日的报纸已经上机开印，工人林祥一急，就抓了两张报纸一把折好，藏进了裤裆里。就在这时，竹门被一脚粗暴地踢开，一队荷枪实弹的军警冲了进来，大喊：“抱头，蹲下，不许乱动！谁动打死谁！”
紧接着，一群穿便衣的特务入场了，他们首先检查今天报纸的内容，只见上面赫然印着“人民解放军在山东莱芜战场歼灭蒋军三十个团，活捉李仙洲”，带队的特务组长李克昌大怒：“看看，简直是反了你们啦！编造谣言，蛊惑人心，立即给我查封！”【插话：林祥藏在裤裆里的一份报纸，现收藏在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展览。】
“雾都”真是名不虚传，每到冬春时节，整个山城天天都被浓雾笼罩着，如果碰巧是个阴天，有可能早上的雾还未散尽，黄昏的雾又赶趟接上了。虽然这给城市增添了朦胧美，从另一个角度看，却也隐藏了人间许多真相。
1947年2月27日，这一天是农历二月初七，傍晚时分，重庆就照例开始起雾，到晚上十点，浓浓的大雾已经使人十步之外就难辨影踪。街上行人逐渐稀少，居民楼发出电灯和洋油灯的昏黄光芒，一些小店则挂着马灯，只有一些大商铺的汽灯嘶嘶地响着，明亮如昼。到了这个时间点，到处都响起了店铺上门板打烊的声音：山城即将进入睡眠模式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从临江门那边传来一阵阵警笛的呼啸声，到了上清寺，车队兵分两路，一路朝两路口、解放碑绝尘而去，另一路朝牛角沱、化龙桥气势汹汹地杀来。马路边的居民楼，不少人悄悄撩开了窗帘，想看看动静，而那些正在收店铺档口的人，则手忙脚乱地加快了动作，生怕迟一步就被军警挤进门来。
“宁作太平犬，不当乱世人”，这年月，谁招惹得起那些飞扬跋扈的军警宪特呀！随便弄个罪名杀了你，连骨头烂在哪里也没人能知道啊。
当晚，《新华日报》在德兴里39号和纯阳洞所设的两个记者站、在民生路208号的营业大楼，尽数被查封，所有的报社工作人员，全部被押往化龙新村18号关押，那里本来是一家银行大楼。
然而负责查抄化龙桥虎头岩的这一路敌特，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不知他们从哪里搞到消息，说《新华日报》印刷厂和编辑部有二十多条枪，还有若干手榴弹，只要去查抄，如果电灯忽明忽灭，就是开枪暗号。恰巧当晚化龙桥地区停电，印刷厂自备的发电机电压不稳，老是忽明忽灭的样子，这让行动队只好把该地重重包围起来，却不敢进去。别说打共产党了，这么大的雾，搞不好自己人会把自己人全部打死。
虎头岩《新华日报》社总部有着一长溜简易工棚，还有一排编辑部和办公室，另有有八间宿舍楼。这是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发行的报纸，因受国民党的打压，日常最低仅能发行千余份，最多时也只能发行五万份。倒不是报纸办的不好，实在是因为它办的太好了，经常会刊登一些其他报刊所看不到的猛料，因而备受读者欢迎。
可是订阅《新华日报》，那得担受极大的风险，特务们常常根据邮局的送报途径找上门来，不查你祖宗十八代才是怪事。所以，《新华日报》社后来索性自办发行，招募了一批衣食无着的孤儿上街卖报，既做了慈善事业，又让国民党无可奈何。这些报童活跃在大街小巷，为了完成发行任务，他们整天大喊着：“看报看报，看新华日报！看希特勒和情妇乱搞，看小日本扫荡反而被扫！”
天快亮了，带队的宪兵队赵营长眼见得其他行动组早已收兵，而自己的人马却在这里挨冻受饿，厂里的电灯闪了一晚上也不懂是啥意思，而车间里的印刷机不停地“咵嚓、咵嚓”响着，他实在忍不住了，下令强行突破！
警察常常上门无理取闹，报社印刷厂的职工们早已司空见惯，可是今天的阵容不一样，只听那啪啪啪的脚步声就明白了。此时，28日的报纸已经上机开印，工人林祥一急，就抓了两张报纸一把折好，藏进了裤裆里。就在这时，竹门被一脚粗暴地踢开，一队荷枪实弹的军警冲了进来，大喊：“抱头，蹲下，不许乱动！谁动打死谁！”
紧接着，一群穿便衣的特务入场了，他们首先检查今天报纸的内容，只见上面赫然印着“人民解放军在山东莱芜战场歼灭蒋军三十个团，活捉李仙洲”，带队的特务组长李克昌大怒：“看看，简直是反了你们啦！编造谣言，蛊惑人心，立即给我查封！”【插话：林祥藏在裤裆里的一份报纸，现收藏在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展览。】
报社所有值班人员，随后全部被押到简易篮球场上，被勒令抱头下蹲，进行搜身检查。
印刷厂这边的负责人熊复，以及于刚、王育平、陈野苹等人，被敌人的行动惊醒，他们这时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紧急销毁一些机密文件。陈野苹先把四川省委于江震、杨超与他共同拟订的全川游击战计划付之一炬，然后把许多党员的档案资料抱去锅炉房，守着一件一件地烧。这时医生李超南正好过来，陈野苹从衣兜里掏出一份秘密党员名单，交待她：“快，立即烧掉！”
却说这份陈野苹负责联系的地下党员名单，十分珍贵，是用蝇头小楷，抄于一张相片胶片上，卷着放在一个阿司匹林瓶子里。在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时，他是埋在地下，到了这边，也一直藏在地缝里。李医生深知这关系着地下党同志们的生命安全，立即倒了点医用酒精，点燃，还没烧尽，敌人就冲了进来。她又顺手拎起尿桶泼了过去，终于毁掉了这件重要机密文件。
天亮了，所有人在球场的腿都蹲麻了，索性坐到了冰冷的地上。这时有个挎盒子枪的警察头目过来问：“你们这里谁是负责人？”熊复、陈野苹和王育平等人站起来说：“我们就是。”那个警官说：“走，过那边去，我们局座有请。”一听重庆市警察局长唐毅来了，于刚突然站起来说：“我也是负责人。”那警官有点诧异，他妈的你刚才还不是领导，一转眼就是了？于是指着他问：“这是谁？”陈野苹只好说：“他是我们的营业部经理。”
一行人来到办公室，只见一个肥头大耳的家伙身穿长袍，外罩毛领皮大衣，头戴土耳其獭帽，冷冷地打量着他们。他们已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唐毅，只好拱手说：“唐局座好！”
唐毅哼了一声，就直奔主题：“我不好，你们的枪呢？交出来。”
陈野苹故作吃惊地回答：“哎哟唐局座，我们是办报的，哪里有枪？只有笔嘛！”
唐毅懒得二话，朝旁边的人看了一眼，于是那些警察、宪兵和特务立即开展行动，到处去翻箱倒柜搜查起来。他这边拿起锡制水烟袋，吧嗒吧嗒整了几口，这才发话道：“我奉命查抄你们的报馆，啊，并且要你们立即准备移交所有财产，勒令你们于3月5日前全部离开重庆，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熊复听了这话，反应非常强烈，他张口就来：“我抗议！你们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和停战协议，破坏和谈，还公然拘禁共产党人。。。。。。”
唐局长故意把眼睛睁得像牛眼珠那么大，挖苦道：“撕毁协议，破坏和谈，到底是谁干的？啊？”他这时从屁股下拿出一张《新华日报》，用手一掸：“人民解放军在山东莱芜歼灭蒋军三十个团，活捉李仙洲，瞧你们这标题搞得多么耸人听闻，既然歼灭蒋军三十个团，六万多人呐，说明了什么？咹！你还好意思诬蔑我党破坏和平协议。”
这时王育平接了一句：“是你们徐州的副司令李仙洲主动挑事进攻的。”
唐毅白了他一眼，正想反驳，这时一个警察跑来敬礼，说：“报告局座，在防空洞发现两个大箱子，十分沉重，怀疑是武器弹药！”
唐毅意味深长地用手指点了几下王育平，然后回头命令：“立即开箱检查！”随即另一个警察又跑来报告：“局座，箱子里装的是废弃的铅字和各种铅条！”唐毅骂道：“真他妈的混蛋！”
这时于刚终于说上了话：“我们早就说过，报馆哪来的枪嘛，只有笔呀。”可是他话音未落，就像为了打他的脸似的，远处有人大喊：“哎哟嚯！这里好多枪支弹药哇！”声音是从俱乐部那边传过来的。唐毅一听，立即起身跑过去，这可是重大发现，收拾这帮共产党人的“铁证”有了，还怕治不了他们的“阴谋暴动罪”吗？
可是等他跑拢一看，那个叫“哎哟嚯”的警察，却哭丧着脸，又叫了一声：“哦嚯~~这些枪和手榴弹都是木头做的。”
四川话的“哦嚯”这个词，算是语气词，在不同的语境，可以表达的涵义十分丰富，很难确切地描述它到底说的啥意思，更难翻译成普通话，但听的人，却完全可以意会。如这个小警察，表达的就是失望、惋惜和无可奈何之意。
唐局长不甘心，还把枪和手榴弹捡起来看了一眼：“哦嚯，真他妈是木头的呀！”他想，妈个逼的西南联署行辕二处那些特务，个个牛逼哄哄要上天的样子，弄你妈个锤子的情报，光说有武器，先弄醒豁（清楚）武器是铁的还是木头的好不好？
唐局长的心情很不好，脸色也很难看，偏偏熊复同志这时要来给他添乱：“局座，我们早就说了没得枪，那些枪是道具，我们演抗战戏时，手上总要拿根烧火棍才像嘛，是不是？”
陈野苹是四川冕宁人，见唐毅铁青着脸不鸟熊复，他又用川话打假岔（即故意假装说话）：“局座，把我们这么多人摆起，咋个弄呢？”
唐毅只想早点离开此地，他说：“早就说了，限令你们3月5日前离开重庆，违者法办！”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于是，所有的人被分为两拨，一拨住到食堂楼上，一拨住到原来的托儿所里。这其实是把他们软禁了，负责警戒工作的是警察和宪兵。
印刷厂这边的负责人熊复，以及于刚、王育平、陈野苹等人，被敌人的行动惊醒，他们这时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紧急销毁一些机密文件。陈野苹先把四川省委于江震、杨超与他共同拟订的全川游击战计划付之一炬，然后把许多党员的档案资料抱去锅炉房，守着一件一件地烧。这时医生李超南正好过来，陈野苹从衣兜里掏出一份秘密党员名单，交待她：“快，立即烧掉！”
却说这份陈野苹负责联系的地下党员名单，十分珍贵，是用蝇头小楷，抄于一张相片胶片上，卷着放在一个阿司匹林瓶子里。在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时，他是埋在地下，到了这边，也一直藏在地缝里。李医生深知这关系着地下党同志们的生命安全，立即倒了点医用酒精，点燃，还没烧尽，敌人就冲了进来。她又顺手拎起尿桶泼了过去，终于毁掉了这件重要机密文件。
天亮了，所有人在球场的腿都蹲麻了，索性坐到了冰冷的地上。这时有个挎盒子枪的警察头目过来问：“你们这里谁是负责人？”熊复、陈野苹和王育平等人站起来说：“我们就是。”那个警官说：“走，过那边去，我们局座有请。”一听重庆市警察局长唐毅来了，于刚突然站起来说：“我也是负责人。”那警官有点诧异，他妈的你刚才还不是领导，一转眼就是了？于是指着他问：“这是谁？”陈野苹只好说：“他是我们的营业部经理。”
一行人来到办公室，只见一个肥头大耳的家伙身穿长袍，外罩毛领皮大衣，头戴土耳其獭帽，冷冷地打量着他们。他们已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唐毅，只好拱手说：“唐局座好！”
唐毅哼了一声，就直奔主题：“我不好，你们的枪呢？交出来。”
陈野苹故作吃惊地回答：“哎哟唐局座，我们是办报的，哪里有枪？只有笔嘛！”
唐毅懒得二话，朝旁边的人看了一眼，于是那些警察、宪兵和特务立即开展行动，到处去翻箱倒柜搜查起来。他这边拿起锡制水烟袋，吧嗒吧嗒整了几口，这才发话道：“我奉命查抄你们的报馆，啊，并且要你们立即准备移交所有财产，勒令你们于3月5日前全部离开重庆，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熊复听了这话，反应非常强烈，他张口就来：“我抗议！你们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和停战协议，破坏和谈，还公然拘禁共产党人。。。。。。”
唐局长故意把眼睛睁得像牛眼珠那么大，挖苦道：“撕毁协议，破坏和谈，到底是谁干的？啊？”他这时从屁股下拿出一张《新华日报》，用手一掸：“人民解放军在山东莱芜歼灭蒋军三十个团，活捉李仙洲，瞧你们这标题搞得多么耸人听闻，既然歼灭蒋军三十个团，六万多人呐，说明了什么？咹！你还好意思诬蔑我党破坏和平协议。”
这时王育平接了一句：“是你们徐州的副司令李仙洲主动挑事进攻的。”
唐毅白了他一眼，正想反驳，这时一个警察跑来敬礼，说：“报告局座，在防空洞发现两个大箱子，十分沉重，怀疑是武器弹药！”
唐毅意味深长地用手指点了几下王育平，然后回头命令：“立即开箱检查！”随即另一个警察又跑来报告：“局座，箱子里装的是废弃的铅字和各种铅条！”唐毅骂道：“真他妈的混蛋！”
这时于刚终于说上了话：“我们早就说过，报馆哪来的枪嘛，只有笔呀。”可是他话音未落，就像为了打他的脸似的，远处有人大喊：“哎哟嚯！这里好多枪支弹药哇！”声音是从俱乐部那边传过来的。唐毅一听，立即起身跑过去，这可是重大发现，收拾这帮共产党人的“铁证”有了，还怕治不了他们的“阴谋暴动罪”吗？
可是等他跑拢一看，那个叫“哎哟嚯”的警察，却哭丧着脸，又叫了一声：“哦嚯~~这些枪和手榴弹都是木头做的。”
四川话的“哦嚯”这个词，算是语气词，在不同的语境，可以表达的涵义十分丰富，很难确切地描述它到底说的啥意思，更难翻译成普通话，但听的人，却完全可以意会。如这个小警察，表达的就是失望、惋惜和无可奈何之意。
唐局长不甘心，还把枪和手榴弹捡起来看了一眼：“哦嚯，真他妈是木头的呀！”他想，妈个逼的西南联署行辕二处那些特务，个个牛逼哄哄要上天的样子，弄你妈个锤子的情报，光说有武器，先弄醒豁（清楚）武器是铁的还是木头的好不好？
唐局长的心情很不好，脸色也很难看，偏偏熊复同志这时要来给他添乱：“局座，我们早就说了没得枪，那些枪是道具，我们演抗战戏时，手上总要拿根烧火棍才像嘛，是不是？”
陈野苹是四川冕宁人，见唐毅铁青着脸不鸟熊复，他又用川话打假岔（即故意假装说话）：“局座，把我们这么多人摆起，咋个弄呢？”
唐毅只想早点离开此地，他说：“早就说了，限令你们3月5日前离开重庆，违者法办！”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于是，所有的人被分为两拨，一拨住到食堂楼上，一拨住到原来的托儿所里。这其实是把他们软禁了，负责警戒工作的是警察和宪兵。
共产党人的组织纪律性很强，就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或后来在朝鲜战场美韩的巨济岛集中营，也会建立秘密的党团支部，更不用说这样的软禁了。当下新华印刷厂就立即新建了两个秘密支部，分别领导软禁在这两处的人员。
却说党支部的人个个都是搞统战工作的高手，在食堂楼上的熊复，一眼看中了一个面目和善的巡长，就和他攀谈起来。那个黄巡长，竟然看过《新华日报》，说报纸办的不错。二人聊得投机，后来黄巡长告诉熊复，说这是南京的旨意，他好几天前就知道要把《新华日报》和四川省委赶出重庆、赶回延安了。
熊复听了暗暗高兴，于是决定做个顺水人情：“黄警长，你这么好的人，我觉得应该送你点东西做个纪念，我们图书室有些好书，你喜欢吗？”
黄警长听说有好书，眼睛发亮了，谁都知道，这里未办移交前，东西是白拿白不拿，办了移交，那就啥也别想拿了。于是熊复带他去了图书室，任由他选。这个黄警长还真识货，他选了一套《辞海》，还选了一套上下册的《海上述林》。《海上述林》是绒面烫金精装本，是鲁迅先生编印的，全国只发行了二百套，可以想见它的珍贵，看得熊复直心疼，但他知道，这里的一片纸，自己也带不走了。
看到黄警长对共产党人这么友好，他手下的小警察自然也变得客客气气了。可惜好景不长，到了第三天，黄警长就不见了，执勤的警察们也消失了。原来是外面的特务告了黑状，说黄警长跟共产党走得太近，还拿里面的财产。这蛋扯的可真疼！
3月2日，特务进来通知熊复、于刚、漆鲁鱼、李亚群和陈宇文（刘藩）等人，去曾家岩50号四川省委机关开会。
1946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建立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副书记王维舟，组织部长于江震，宣传部长傅钟，社会部长杨超，统战部长程子健， 秘书长魏传统。10月，张友渔任省委副书记。 南方局领导从重庆撤走后，吴玉章以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代表和省委书记的身份公开工作，此时，中共四川省委承担了川、康、黔三省的领导工作。
在这次会上，吴玉章义正辞严地批判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大搞独裁统治的嘴脸，并鼓励同志们要坚强和团结得像一块钢板。同志们深受鼓舞，群情激昂。这时特务进来干涉，提醒要控制会议时间。吴玉章同志对他说：“我一生革命，年已七十，你有种就把我杀了，我死在这里，也算死得其所。”那个特务只好灰溜溜地跑出去了。
经过这次会议，大家这才发现，原来新华日报的其他同仁们，都被关押在相距不远的化龙新村18号。后来在看守宪兵赵营长的帮助下，大家取得了联系，还搞了一场联欢活动。随后，重庆警备司令部搞了个所谓“渝共财产清理委员会”，假惺惺地表示，私人财产，尽可带走，其余一应公产，都登记造册“充公”。然而，到处都是封条，实际上连许多衣服及生活用品，也带不走。
3月5日，原订的“遣送”计划时间已到，却没有飞机。等来等去，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处的罗生石却带人跑到重庆来了。原来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准备用汽车送他们去西安，因要通过胡宗南防区，大家都觉得不安全，最终决定到重庆来会师，一起走。而昆明营业处的人员，一直要求卢汉用飞机送到重庆，最终还是被用汽车经贵阳，也全部到了重庆。
一直到1947年3月7、8、9号，共分三批，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在西南的所有公开身份人员，全部离开了重庆，飞回了延安。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到白市驿机场“送行”，还给大家分发糖果，表示“礼遇”，并随后发表了《告渝共人员书》，呼吁隐藏在地下的共党分子到政府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然而，这样不痛不痒的“呼吁”，会有人去“投案自首”吗？当然了，别说货真价实的地下党，就是神经稍微正常的贼娃子（街头扒手），或山上的“棒老二”（土匪），也不会有人主动去“自首”的，除非是他受到的外在压力太大，心理防线已经崩溃了。
（第1节完）
却说党支部的人个个都是搞统战工作的高手，在食堂楼上的熊复，一眼看中了一个面目和善的巡长，就和他攀谈起来。那个黄巡长，竟然看过《新华日报》，说报纸办的不错。二人聊得投机，后来黄巡长告诉熊复，说这是南京的旨意，他好几天前就知道要把《新华日报》和四川省委赶出重庆、赶回延安了。
熊复听了暗暗高兴，于是决定做个顺水人情：“黄警长，你这么好的人，我觉得应该送你点东西做个纪念，我们图书室有些好书，你喜欢吗？”
黄警长听说有好书，眼睛发亮了，谁都知道，这里未办移交前，东西是白拿白不拿，办了移交，那就啥也别想拿了。于是熊复带他去了图书室，任由他选。这个黄警长还真识货，他选了一套《辞海》，还选了一套上下册的《海上述林》。《海上述林》是绒面烫金精装本，是鲁迅先生编印的，全国只发行了二百套，可以想见它的珍贵，看得熊复直心疼，但他知道，这里的一片纸，自己也带不走了。
看到黄警长对共产党人这么友好，他手下的小警察自然也变得客客气气了。可惜好景不长，到了第三天，黄警长就不见了，执勤的警察们也消失了。原来是外面的特务告了黑状，说黄警长跟共产党走得太近，还拿里面的财产。这蛋扯的可真疼！
3月2日，特务进来通知熊复、于刚、漆鲁鱼、李亚群和陈宇文（刘藩）等人，去曾家岩50号四川省委机关开会。
1946年4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建立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副书记王维舟，组织部长于江震，宣传部长傅钟，社会部长杨超，统战部长程子健， 秘书长魏传统。10月，张友渔任省委副书记。 南方局领导从重庆撤走后，吴玉章以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代表和省委书记的身份公开工作，此时，中共四川省委承担了川、康、黔三省的领导工作。
在这次会上，吴玉章义正辞严地批判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大搞独裁统治的嘴脸，并鼓励同志们要坚强和团结得像一块钢板。同志们深受鼓舞，群情激昂。这时特务进来干涉，提醒要控制会议时间。吴玉章同志对他说：“我一生革命，年已七十，你有种就把我杀了，我死在这里，也算死得其所。”那个特务只好灰溜溜地跑出去了。
经过这次会议，大家这才发现，原来新华日报的其他同仁们，都被关押在相距不远的化龙新村18号。后来在看守宪兵赵营长的帮助下，大家取得了联系，还搞了一场联欢活动。随后，重庆警备司令部搞了个所谓“渝共财产清理委员会”，假惺惺地表示，私人财产，尽可带走，其余一应公产，都登记造册“充公”。然而，到处都是封条，实际上连许多衣服及生活用品，也带不走。
3月5日，原订的“遣送”计划时间已到，却没有飞机。等来等去，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处的罗生石却带人跑到重庆来了。原来国民党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侯准备用汽车送他们去西安，因要通过胡宗南防区，大家都觉得不安全，最终决定到重庆来会师，一起走。而昆明营业处的人员，一直要求卢汉用飞机送到重庆，最终还是被用汽车经贵阳，也全部到了重庆。
一直到1947年3月7、8、9号，共分三批，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在西南的所有公开身份人员，全部离开了重庆，飞回了延安。重庆警备司令孙元良到白市驿机场“送行”，还给大家分发糖果，表示“礼遇”，并随后发表了《告渝共人员书》，呼吁隐藏在地下的共党分子到政府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
然而，这样不痛不痒的“呼吁”，会有人去“投案自首”吗？当然了，别说货真价实的地下党，就是神经稍微正常的贼娃子（街头扒手），或山上的“棒老二”（土匪），也不会有人主动去“自首”的，除非是他受到的外在压力太大，心理防线已经崩溃了。
（第1节完）
作者：@巴山牛_渝 时间：2017-12-30 14:39:58
以为南北转战了呢，回来了好啊！欢迎何大回归，欣慰！
就您这个帖，谈一丁点儿管见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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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哈，非常高兴见到巴山牛老师，你提的意见非常好，如有更多史料，还望不吝赐教。
写这部书的初衷，是想根据《红岩》主要人物的故事线索，为今天的读者还原那段真实的历史。所以这部书会比较讲究真实性，但毕竟算历史小说，虚构和演绎的成分少不了，“大事求真，细节虚构”是准则。
罗广斌本身就是真人。刘思扬不是他，是刘国鋕。
欢迎巴山牛老师常来坐坐，摆摆龙门阵。祝新年万事胜意！
以为南北转战了呢，回来了好啊！欢迎何大回归，欣慰！
就您这个帖，谈一丁点儿管见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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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哈，非常高兴见到巴山牛老师，你提的意见非常好，如有更多史料，还望不吝赐教。
写这部书的初衷，是想根据《红岩》主要人物的故事线索，为今天的读者还原那段真实的历史。所以这部书会比较讲究真实性，但毕竟算历史小说，虚构和演绎的成分少不了，“大事求真，细节虚构”是准则。
罗广斌本身就是真人。刘思扬不是他，是刘国鋕。
欢迎巴山牛老师常来坐坐，摆摆龙门阵。祝新年万事胜意！
今天是2018年元旦节，大家都在享受假期，三刀借此机会，向舞文文友问好，并对长期以来支持我的老读者朋友们表示感谢，祝福大家：2018，狗年大发，万事顺心，家庭幸福！本帖定于元月3号开始正常更新。
2、江竹君的家世
四川盆地偏居西南一隅，虽然水土气候宜人，物产丰饶，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导致信息不通却是千古常态。自从南方局、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先后撤离，四川地区的革命形势十分艰难，许多党员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进步群众也难以了解外界的情况，普遍陷入了困惑而迷茫的境地。
在解放战争势如破竹的背景下，中共地下重庆市委决心创办一份秘密机关报，是大势所趋，也是形势所迫。而地下重庆市委机关的联络处，就设在彭咏梧和江姐夫妇的家里，因此他俩也天经地义地成了《挺进报》的策划者、创办者。
提到江姐，国人老少皆知，妇幼咸闻，可是脑海里一出现的，就是她身着蓝色旗袍、外罩红色毛背心、围着白围巾、剪着齐耳短发的美丽形象，而且我们耳边还响起了《红梅赞》那激昂优美的主旋律，仿佛看到了她怒斥敌特的大义凛然场景，忽而又见到了她带领一群难友眼含热泪绣红旗的感人场面。
不过这些都是艺术虚构的形象。江姐在狱中就没这么穿过，也没绣过红旗，被俘的女共产党员条件没有那么好。红旗是罗广斌拿自己的红缎被面来缀了几颗五角星上去，由于他不知道五星的排列方式，搞成了中间一颗，四角各一颗。这幅珍贵的红旗实物，如今在红岩纪念馆展览。【插话：《西游记》中有背景的妖怪都上了天，没背景的妖怪都被打死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就是这样。罗广斌死不了，他自己知道，狱友们都知道，特务们也全知道，因为他的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第十六兵团司令，执掌十万军队。】
是的，根据小说《红岩》而再创作的歌剧、电影等艺术形式，感染和教育了整整几代中国人。据《红岩》原作者之一的杨益言回忆，1963年歌剧《江姐》上京汇演，毛主席在观看时也动了真感情，他问：“为什么要把江姐写死了？我们的解放军为什么不把江姐救出来？”
毛主席在抗战胜利后曾经去过重庆，跟蒋介石开展和平谈判，他所住的地方，就叫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所以毛主席对“红岩”这个地名是熟悉的（解放后红岩嘴被改名为红岩村）。红岩嘴往南离虎头岩只有三四里，不过往北离歌乐山还有二十多里，他知道那里有个“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但不可能了解那里的具体情况，因为那是军统的秘密监狱渣滓洞和白公馆所在地。当然了，歌乐山并无“红岩”这个地名，小说是借用了毛主席在渝居住地的红色名义。
实际上，渣滓洞和白公馆的革命烈士，并非1949年11.27那一天集中处决的，比如江姐，是11月14日合同其他29名革命者被枪杀于歌乐山电台岚垭，距离重庆解放提前了半个月。解放军并非天兵天将，又没有武装直升飞机，怎么营救呢？关键是，外界并没人知道这一天江姐会牺牲呀！
书归正传，江姐也不可能一出生就叫江姐，她的乳名叫作江雪琴，学名叫江竹君，狱中化名叫江竹筠。这三个名字不能搞错。事实上，她在被捕前一直都叫江竹君，在狱中用了个同音字的化名叫江竹筠，而《红岩》小说采用了她的乳名江雪琴，很容易搞混。
由于江姐父亲在当地的名声以前一直不大好，媒体不宣传，所以很少有人了解她真正的家世。大家所知的都是江姐参加革命后的光辉事迹，殊不知革命者首先是人，她并非女版孙悟空，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江雪琴于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自流井爱和乡江家湾（今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江姐村）。
自贡这个地方现在名气很大，是因为它靠搞恐龙灯会展览而出了名。其实自贡这个地名，是由自流井和贡井两个地名组合而成，当地开采井盐和岩盐的历史已有两千多年，全世界第一口千米深井，和首次开采天然气，都是在这里成功的。1939年9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设立了自贡市。自贡盐帮和自贡人民，对于支援抗战的人力物力，做出了极其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江雪琴的父亲江上林，1893年生人（毛主席的同龄人），读过十年私塾，是家中的老幺。江家的祖上勤俭持家，在当地家境挺不错。到了江雪琴爷爷一代，生意比过去做得大了些，曾在仙市、新店、何市、三多寨、牛佛场等地租赁店面专营绸缎，每年获利颇丰，此时的江家已成为当地令人歆羡的富户。
四川盆地偏居西南一隅，虽然水土气候宜人，物产丰饶，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导致信息不通却是千古常态。自从南方局、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先后撤离，四川地区的革命形势十分艰难，许多党员与组织失去了联系，进步群众也难以了解外界的情况，普遍陷入了困惑而迷茫的境地。
在解放战争势如破竹的背景下，中共地下重庆市委决心创办一份秘密机关报，是大势所趋，也是形势所迫。而地下重庆市委机关的联络处，就设在彭咏梧和江姐夫妇的家里，因此他俩也天经地义地成了《挺进报》的策划者、创办者。
提到江姐，国人老少皆知，妇幼咸闻，可是脑海里一出现的，就是她身着蓝色旗袍、外罩红色毛背心、围着白围巾、剪着齐耳短发的美丽形象，而且我们耳边还响起了《红梅赞》那激昂优美的主旋律，仿佛看到了她怒斥敌特的大义凛然场景，忽而又见到了她带领一群难友眼含热泪绣红旗的感人场面。
不过这些都是艺术虚构的形象。江姐在狱中就没这么穿过，也没绣过红旗，被俘的女共产党员条件没有那么好。红旗是罗广斌拿自己的红缎被面来缀了几颗五角星上去，由于他不知道五星的排列方式，搞成了中间一颗，四角各一颗。这幅珍贵的红旗实物，如今在红岩纪念馆展览。【插话：《西游记》中有背景的妖怪都上了天，没背景的妖怪都被打死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就是这样。罗广斌死不了，他自己知道，狱友们都知道，特务们也全知道，因为他的哥哥罗广文是国民党第十六兵团司令，执掌十万军队。】
是的，根据小说《红岩》而再创作的歌剧、电影等艺术形式，感染和教育了整整几代中国人。据《红岩》原作者之一的杨益言回忆，1963年歌剧《江姐》上京汇演，毛主席在观看时也动了真感情，他问：“为什么要把江姐写死了？我们的解放军为什么不把江姐救出来？”
毛主席在抗战胜利后曾经去过重庆，跟蒋介石开展和平谈判，他所住的地方，就叫红岩嘴八路军办事处，所以毛主席对“红岩”这个地名是熟悉的（解放后红岩嘴被改名为红岩村）。红岩嘴往南离虎头岩只有三四里，不过往北离歌乐山还有二十多里，他知道那里有个“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但不可能了解那里的具体情况，因为那是军统的秘密监狱渣滓洞和白公馆所在地。当然了，歌乐山并无“红岩”这个地名，小说是借用了毛主席在渝居住地的红色名义。
实际上，渣滓洞和白公馆的革命烈士，并非1949年11.27那一天集中处决的，比如江姐，是11月14日合同其他29名革命者被枪杀于歌乐山电台岚垭，距离重庆解放提前了半个月。解放军并非天兵天将，又没有武装直升飞机，怎么营救呢？关键是，外界并没人知道这一天江姐会牺牲呀！
书归正传，江姐也不可能一出生就叫江姐，她的乳名叫作江雪琴，学名叫江竹君，狱中化名叫江竹筠。这三个名字不能搞错。事实上，她在被捕前一直都叫江竹君，在狱中用了个同音字的化名叫江竹筠，而《红岩》小说采用了她的乳名江雪琴，很容易搞混。
由于江姐父亲在当地的名声以前一直不大好，媒体不宣传，所以很少有人了解她真正的家世。大家所知的都是江姐参加革命后的光辉事迹，殊不知革命者首先是人，她并非女版孙悟空，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江雪琴于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自流井爱和乡江家湾（今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江姐村）。
自贡这个地方现在名气很大，是因为它靠搞恐龙灯会展览而出了名。其实自贡这个地名，是由自流井和贡井两个地名组合而成，当地开采井盐和岩盐的历史已有两千多年，全世界第一口千米深井，和首次开采天然气，都是在这里成功的。1939年9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设立了自贡市。自贡盐帮和自贡人民，对于支援抗战的人力物力，做出了极其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江雪琴的父亲江上林，1893年生人（毛主席的同龄人），读过十年私塾，是家中的老幺。江家的祖上勤俭持家，在当地家境挺不错。到了江雪琴爷爷一代，生意比过去做得大了些，曾在仙市、新店、何市、三多寨、牛佛场等地租赁店面专营绸缎，每年获利颇丰，此时的江家已成为当地令人歆羡的富户。
不过好景不长，到了江上林这一辈，由于弟兄几人均吸食鸦片而致使家道中落，祖上留下的田地变卖殆尽，日子亦随之过得相当窘困。这一下子，把江家几兄弟的名声都弄臭了。“败家子”，是他们的名号，走在路上，总是被人指脊梁骨。
为了谋生，二十出头的江上林只好发狠戒掉了烟瘾，与数位同乡结伴，由自流井挑盐巴去重庆贩卖。此去二百多里，每挑盐共两驮，重达160斤，在路上走走歇歇，辛苦自不必说，还有遭棒老二（土匪）和烂兵抢劫的风险，甚至有人为此丢了小命。所以必须结伴而行，人多力量大，必要时手上的扁担就是武器，倒也打出了一片天地。
江上林虽然是干苦力，却因肚子里有文化，而与其他的挑夫显得与众不同，他比较儒雅，健谈，几句话就能说到人心坎里去，有时一件小事，从他嘴里说出来，也变得饶有趣味。在山城南岸，他们常常歇脚的那家客栈老板的女儿李舜华，小他两岁，被这个与众不同的挑二哥逗得六神无主，遂芳心暗许，不顾家人的反对，坚决嫁到了自流井。
这事别说放在一百年前，即使发生在今天，照样不靠谱，是不是？你想啊，大城市往小地方嫁，关键是从富人家往穷人家嫁，而且是嫁给一个有吸毒史的污点青年，现在是个干苦力的脚夫，李舜华若能取得家族的支持，那才是天下怪事一桩。因此她的家人声明与她断绝了关系，叫她死也不要回娘家。
江李二人结婚后，先后生下了四个子女，江雪琴排行老三，她头上有两个姐姐都夭折了，脚下还有个弟弟。在那个时代，小孩能不能活着长大，完全靠运气，别的不说，什么感冒发烧出天花，随时会要小命。江雪琴这个弟弟被取名江正榜，他的运气不错，活到1989年去世。不过他跟姐姐一样，也给自己改名字。姐姐是为了躲国民党而改名江竹筠，他却是为了躲共产党而改名江正之。此乃后话。
婚姻是成家，成家需立业，于是江上林与堂兄江玉君，合伙在大山铺场上开起了米行。人人要吃粮食，这道理都懂，可是穷人们会想办法减少吃粮食的分量，这原理江上林没闹懂，大约干了两三年光景，米行生意很不景气，他只得改行卖麻糖。
麻糖其实就是麦芽糖，是自贡、内江一带的特产，与资阳米花糖，合川桃片，梓潼酥饼，川北凉粉，富顺豆花，军屯锅盔等，形成了有名的四川特色小吃，比成都的麻婆豆腐，夫妻肺片之类成名更早，传播更远。
“叮叮当，叮叮当”，记忆里，小贩挑着箩筐，手中拿着两片铁皮一边敲一边吆喝，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大街小巷里，都会响起那熟悉的叫卖声。现在，偶尔街边的一声脆响，勾起了许多人儿时甜蜜的记忆。许多过来人觉得，麻糖，敲下的是甜蜜，粘住的是记忆，是儿时最刻骨铭心的舌尖上的回味。
其实制作麻糖挺不简单。技师们先要把大麦培育生芽，而后将大米、糯米、麦芽等原料发酵10小时左右，然后入锅煮熟、熬成糖稀；当糖稀温度降至80多摄氏度时渐渐变软成胶状，技师便徒手抓起滚烫的胶糖，像拉拉面一样反复拉长增加筋道；再将拉长至手指粗细的胶糖排列、切割成段，冷却后胶糖会变得坚硬酥脆，触手即断；此时再撒上温热的脱皮芝麻，麻糖成功制成。
在江雪琴五六岁的时候，她早已学会干家务活，那时她除了扫地，还得出去放猪，打猪草，也顺便捡柴，下小溪捞鱼摸虾。不过她最大的乐趣，就是拉风箱，跟她爹合作制作麻糖。往往第一口软溜溜的滚烫麻糖，就已经进了她的小嘴，无论干了多少活，有了这甜蜜的滋润，都让她得到了付出的回报。不过麻糖吃多了，她吃出了经验：麻糖还是冷的更好吃，因为有嚼劲，嚼得小孩牙疼，还粘牙，味道却是真的好极了。
小雪琴的另一个乐趣，是跟她爹一起去赶“转转场”，卖麻糖。江上林肩挑两个大竹箩，竹箩上盖着簸箕，簸箕上盖着一层白色的纱布，纱布上扣着秤，光是这身行头，就让父女俩赚足了眼球，再加上“叮叮当”的声响，总是吸引一堆小孩儿围过来，伸出拿着铜钱的小手，“我要两个钱的！整多点哦！”
麻糖论两卖，小贩放下担子，揭开纱布，将铁板锲入麻糖边缘，再用小铁锤轻轻一敲，一小块麻糖就被震下来，装袋过秤，轻重总是把握得很精准。
小雪琴从那些小孩的眼光里读到了骄傲。她是麻糖小贩的女儿，可是在别的小孩眼里，她是何等幸福的小公主，麻糖可以随时随地有得吃，人生混到这种境界，赛过当神仙啊！那些能够顺利买到麻糖的小孩儿，总是一副“饿怂相”，迫不及待的往嘴里送，而没钱的小孩儿，只好站在摊前围观她爹把麻糖敲下来，嘴角哈喇子直流。当她爹挑起担子再走时，还有一串人会痴痴地跟着走好长一段路。
这段经历，是江雪琴最美好的童年记忆，同时也是她关于父亲的最真切记忆。当她长大成人后，还常常向人提起这段往事。
据说世界上最会经商的是犹太人，他们成功的法则有两条，一是“二八法则”，即80%的利润来自于20%的重要客户，而80%的次要客户仅能达成20%的营业额，往往呆账坏账还集中在这一堆。犹太人的另一条经商法则，是著名的“集中做妇女儿童的生意”，因为这种生意最好赚。
我想聪明的犹太人不会错，错在他们的经商法则是有前提的，那就是社会物质条件得比较充足，居民们得有一定购买力。所以这事放到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犹太人出错了，他们的错误，直接导致了江上林的破产：让儿童买得起麻糖的家庭太少。本小利薄，销量有限，江上林的麻糖生意，又只好歇业。
江上林没赚到钱，不甘心，便毅然抛妻别子，只身赴重庆闯荡，毕竟重庆算他的老码头了，况且他的岳丈和妻舅都在那边。尽管李家早就宣称不认他这个自流井的流民，可是同许多私奔的家庭相似，娃儿生了，生米早已煮成一锅熟饭，你认不认，事实都摆在那里，再不认，社会舆论就要谴责李家了。江上林吃准了舆论导向，果断去找老婆的三哥李义铭帮忙，因为这个舅子最有出息，混的很好，开着一家私立医院。
为了谋生，二十出头的江上林只好发狠戒掉了烟瘾，与数位同乡结伴，由自流井挑盐巴去重庆贩卖。此去二百多里，每挑盐共两驮，重达160斤，在路上走走歇歇，辛苦自不必说，还有遭棒老二（土匪）和烂兵抢劫的风险，甚至有人为此丢了小命。所以必须结伴而行，人多力量大，必要时手上的扁担就是武器，倒也打出了一片天地。
江上林虽然是干苦力，却因肚子里有文化，而与其他的挑夫显得与众不同，他比较儒雅，健谈，几句话就能说到人心坎里去，有时一件小事，从他嘴里说出来，也变得饶有趣味。在山城南岸，他们常常歇脚的那家客栈老板的女儿李舜华，小他两岁，被这个与众不同的挑二哥逗得六神无主，遂芳心暗许，不顾家人的反对，坚决嫁到了自流井。
这事别说放在一百年前，即使发生在今天，照样不靠谱，是不是？你想啊，大城市往小地方嫁，关键是从富人家往穷人家嫁，而且是嫁给一个有吸毒史的污点青年，现在是个干苦力的脚夫，李舜华若能取得家族的支持，那才是天下怪事一桩。因此她的家人声明与她断绝了关系，叫她死也不要回娘家。
江李二人结婚后，先后生下了四个子女，江雪琴排行老三，她头上有两个姐姐都夭折了，脚下还有个弟弟。在那个时代，小孩能不能活着长大，完全靠运气，别的不说，什么感冒发烧出天花，随时会要小命。江雪琴这个弟弟被取名江正榜，他的运气不错，活到1989年去世。不过他跟姐姐一样，也给自己改名字。姐姐是为了躲国民党而改名江竹筠，他却是为了躲共产党而改名江正之。此乃后话。
婚姻是成家，成家需立业，于是江上林与堂兄江玉君，合伙在大山铺场上开起了米行。人人要吃粮食，这道理都懂，可是穷人们会想办法减少吃粮食的分量，这原理江上林没闹懂，大约干了两三年光景，米行生意很不景气，他只得改行卖麻糖。
麻糖其实就是麦芽糖，是自贡、内江一带的特产，与资阳米花糖，合川桃片，梓潼酥饼，川北凉粉，富顺豆花，军屯锅盔等，形成了有名的四川特色小吃，比成都的麻婆豆腐，夫妻肺片之类成名更早，传播更远。
“叮叮当，叮叮当”，记忆里，小贩挑着箩筐，手中拿着两片铁皮一边敲一边吆喝，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大街小巷里，都会响起那熟悉的叫卖声。现在，偶尔街边的一声脆响，勾起了许多人儿时甜蜜的记忆。许多过来人觉得，麻糖，敲下的是甜蜜，粘住的是记忆，是儿时最刻骨铭心的舌尖上的回味。
其实制作麻糖挺不简单。技师们先要把大麦培育生芽，而后将大米、糯米、麦芽等原料发酵10小时左右，然后入锅煮熟、熬成糖稀；当糖稀温度降至80多摄氏度时渐渐变软成胶状，技师便徒手抓起滚烫的胶糖，像拉拉面一样反复拉长增加筋道；再将拉长至手指粗细的胶糖排列、切割成段，冷却后胶糖会变得坚硬酥脆，触手即断；此时再撒上温热的脱皮芝麻，麻糖成功制成。
在江雪琴五六岁的时候，她早已学会干家务活，那时她除了扫地，还得出去放猪，打猪草，也顺便捡柴，下小溪捞鱼摸虾。不过她最大的乐趣，就是拉风箱，跟她爹合作制作麻糖。往往第一口软溜溜的滚烫麻糖，就已经进了她的小嘴，无论干了多少活，有了这甜蜜的滋润，都让她得到了付出的回报。不过麻糖吃多了，她吃出了经验：麻糖还是冷的更好吃，因为有嚼劲，嚼得小孩牙疼，还粘牙，味道却是真的好极了。
小雪琴的另一个乐趣，是跟她爹一起去赶“转转场”，卖麻糖。江上林肩挑两个大竹箩，竹箩上盖着簸箕，簸箕上盖着一层白色的纱布，纱布上扣着秤，光是这身行头，就让父女俩赚足了眼球，再加上“叮叮当”的声响，总是吸引一堆小孩儿围过来，伸出拿着铜钱的小手，“我要两个钱的！整多点哦！”
麻糖论两卖，小贩放下担子，揭开纱布，将铁板锲入麻糖边缘，再用小铁锤轻轻一敲，一小块麻糖就被震下来，装袋过秤，轻重总是把握得很精准。
小雪琴从那些小孩的眼光里读到了骄傲。她是麻糖小贩的女儿，可是在别的小孩眼里，她是何等幸福的小公主，麻糖可以随时随地有得吃，人生混到这种境界，赛过当神仙啊！那些能够顺利买到麻糖的小孩儿，总是一副“饿怂相”，迫不及待的往嘴里送，而没钱的小孩儿，只好站在摊前围观她爹把麻糖敲下来，嘴角哈喇子直流。当她爹挑起担子再走时，还有一串人会痴痴地跟着走好长一段路。
这段经历，是江雪琴最美好的童年记忆，同时也是她关于父亲的最真切记忆。当她长大成人后，还常常向人提起这段往事。
据说世界上最会经商的是犹太人，他们成功的法则有两条，一是“二八法则”，即80%的利润来自于20%的重要客户，而80%的次要客户仅能达成20%的营业额，往往呆账坏账还集中在这一堆。犹太人的另一条经商法则，是著名的“集中做妇女儿童的生意”，因为这种生意最好赚。
我想聪明的犹太人不会错，错在他们的经商法则是有前提的，那就是社会物质条件得比较充足，居民们得有一定购买力。所以这事放到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中国，犹太人出错了，他们的错误，直接导致了江上林的破产：让儿童买得起麻糖的家庭太少。本小利薄，销量有限，江上林的麻糖生意，又只好歇业。
江上林没赚到钱，不甘心，便毅然抛妻别子，只身赴重庆闯荡，毕竟重庆算他的老码头了，况且他的岳丈和妻舅都在那边。尽管李家早就宣称不认他这个自流井的流民，可是同许多私奔的家庭相似，娃儿生了，生米早已煮成一锅熟饭，你认不认，事实都摆在那里，再不认，社会舆论就要谴责李家了。江上林吃准了舆论导向，果断去找老婆的三哥李义铭帮忙，因为这个舅子最有出息，混的很好，开着一家私立医院。
开医院，无论在哪朝哪代哪个国家，都是一桩高尚事业，而且来钱，赚了钱，人家还要感谢救命之恩。没救活，死者也只能怪自己命苦。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流行医闹，不管救没救活，先把医生护士揍一顿，有人竟因为没治好性病，还动刀杀人。中国这社会，看来真有病了，医护人员成了高危职业者，比当兵还危险，真是旷古未闻之奇事，滑天下之大稽。
江上林的人生计划很不错，在妻兄李义铭的帮助下，他进了重庆蜀通轮船公司，在一艘江轮上负责伙食管理。大家知道，当火头军，至少肚儿是不会吃亏的，这在旧社会，能把肚儿搞圆，很重要，所以是份难得的好工作。
可是。。。。。。怎么说呢，听中国人说话，最怕的就是这个转折词“可是”。可是1928年，当小雪琴八岁时，川南地区遭逢百年一遇的大旱，田地寸草不生。大旱对盐商盐井没有影响，对靠种庄稼望天吃饭的农民，其影响却是致命的。李舜华在自流井乡下，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好携一双儿女逃荒回重庆娘家。
江上林与妻子儿女在重庆得以团聚，过了一段幸福的家庭生活。然而没过多久，蜀通轮船公司宣布破产，江上林丢了饭碗。一家人寄居在李家，失去了生活来源，李舜华很着急，就天天催促他出去找工作。江上林却对找工作失去了信心。李家人见他这个状态，难免作脸作色，自尊心颇强的江上林，一怒之下自己拔腿回老家去了。
所以，许多砖家认定，江上林这是与李舜华离婚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离婚，但从此后再也没有相聚过。而江上林之所以挨骂，他之所以不能作为革命烈士家属拿上台面，跟他的这次不辞而别、抛家弃子有着很大的关系。客观上，江雪琴姐弟都是妈妈李舜华养大的，跟父亲失去了关联性，这从他们姐弟读书时所填的表格就能看出来，在家长一栏，只有“母亲李舜华”，而父亲一栏总是空白的。
而空白的人生，更多的是遗憾。
江上林回江家塆后，先做了一段时间的棉纺生意（即在乡场上购进棉花纺成棉线，再加工织成土布出售），继而又在牛佛场经营了一家小饭馆。当时生意不太好做，饭馆蚀本关闭后，江上林找不到合适的事情可干，只得索居乡间以替人卜卦算命为生，算拾起了文化人的行当。
1935年，生活境况本已不佳的江上林不幸染上了时症霍乱，在亲友的帮助下虽有所治疗，但病情始终难以好转，卧床不出一月，便在贫病交加中凄然离世，时年仅42岁。而他在重庆的妻儿，则是从家乡盐贩子的嘴里，才听说了江上林过世的消息。李舜华有没有带儿女回去给他上过坟，至今没有定论。我知道的是，江雪琴自从八岁离家后，只回家过两次，一次是她考取四川大学时，一次是在她结婚后。按人之常情，她必定会去给她记忆中模糊的亲爹上坟。
2008年，两位自贡本土作家应江姐故乡大山铺镇政府邀请，编写一本《江姐童年故事》。他们通过艰难的实地走访，采访了江姐的堂嫂陈淑兰，侄子江子刚、江大维，以及近百位年老村民，得出了一个结论：江姐的父亲江上林，政治清白，人品甚佳。他过去之所以挨骂，所谓“好吃懒做，不耕田种地；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毫无家庭责任感”的恶名，实际上是当地农民传统观念的误解。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为改变生活及命运，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进城打拼，难道错了？至于家庭责任感的问题，牵涉到他与岳丈家的感情纠葛，岂可一概而论？
而寄居在娘家的李舜华，刚开始时日子非常难熬，所以这导致江雪琴在十岁时就被她娘送到南岸袜厂当童工，因为她娘也在这家厂当女工，不管能不能挣钱，好歹能管饭。这份工作也是她三舅李义铭给介绍的。一次他三舅路过这间袜帽厂，进去看外甥女，只见车间里烟尘滚滚，机器轰鸣，小雪琴站在凳子上，小手不停地输送棉纱，稍不注意，手指就会被轧断。
李义铭毕竟是做舅舅的，他的心一阵阵发疼。回去后他下定决心，把妹妹全家的生活责任肩负下来。正好1932年，李义铭与慈善家刘子如合办了一家孤儿院学校，于是12岁的江雪琴这才挎上书包，跟弟弟一起进了孤儿院学堂，发蒙读书。
孤儿院就设在观音岩张家花园，李义铭此时已经在这里买了一块荒地，兴建了义林医院，担任院长。这所医院是一所中西合璧的洋楼，至今仍存在，就是今天的中山医院门诊大楼。
江上林的人生计划很不错，在妻兄李义铭的帮助下，他进了重庆蜀通轮船公司，在一艘江轮上负责伙食管理。大家知道，当火头军，至少肚儿是不会吃亏的，这在旧社会，能把肚儿搞圆，很重要，所以是份难得的好工作。
可是。。。。。。怎么说呢，听中国人说话，最怕的就是这个转折词“可是”。可是1928年，当小雪琴八岁时，川南地区遭逢百年一遇的大旱，田地寸草不生。大旱对盐商盐井没有影响，对靠种庄稼望天吃饭的农民，其影响却是致命的。李舜华在自流井乡下，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好携一双儿女逃荒回重庆娘家。
江上林与妻子儿女在重庆得以团聚，过了一段幸福的家庭生活。然而没过多久，蜀通轮船公司宣布破产，江上林丢了饭碗。一家人寄居在李家，失去了生活来源，李舜华很着急，就天天催促他出去找工作。江上林却对找工作失去了信心。李家人见他这个状态，难免作脸作色，自尊心颇强的江上林，一怒之下自己拔腿回老家去了。
所以，许多砖家认定，江上林这是与李舜华离婚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离婚，但从此后再也没有相聚过。而江上林之所以挨骂，他之所以不能作为革命烈士家属拿上台面，跟他的这次不辞而别、抛家弃子有着很大的关系。客观上，江雪琴姐弟都是妈妈李舜华养大的，跟父亲失去了关联性，这从他们姐弟读书时所填的表格就能看出来，在家长一栏，只有“母亲李舜华”，而父亲一栏总是空白的。
而空白的人生，更多的是遗憾。
江上林回江家塆后，先做了一段时间的棉纺生意（即在乡场上购进棉花纺成棉线，再加工织成土布出售），继而又在牛佛场经营了一家小饭馆。当时生意不太好做，饭馆蚀本关闭后，江上林找不到合适的事情可干，只得索居乡间以替人卜卦算命为生，算拾起了文化人的行当。
1935年，生活境况本已不佳的江上林不幸染上了时症霍乱，在亲友的帮助下虽有所治疗，但病情始终难以好转，卧床不出一月，便在贫病交加中凄然离世，时年仅42岁。而他在重庆的妻儿，则是从家乡盐贩子的嘴里，才听说了江上林过世的消息。李舜华有没有带儿女回去给他上过坟，至今没有定论。我知道的是，江雪琴自从八岁离家后，只回家过两次，一次是她考取四川大学时，一次是在她结婚后。按人之常情，她必定会去给她记忆中模糊的亲爹上坟。
2008年，两位自贡本土作家应江姐故乡大山铺镇政府邀请，编写一本《江姐童年故事》。他们通过艰难的实地走访，采访了江姐的堂嫂陈淑兰，侄子江子刚、江大维，以及近百位年老村民，得出了一个结论：江姐的父亲江上林，政治清白，人品甚佳。他过去之所以挨骂，所谓“好吃懒做，不耕田种地；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毫无家庭责任感”的恶名，实际上是当地农民传统观念的误解。从今天的眼光来看，为改变生活及命运，成千上万的农民工进城打拼，难道错了？至于家庭责任感的问题，牵涉到他与岳丈家的感情纠葛，岂可一概而论？
而寄居在娘家的李舜华，刚开始时日子非常难熬，所以这导致江雪琴在十岁时就被她娘送到南岸袜厂当童工，因为她娘也在这家厂当女工，不管能不能挣钱，好歹能管饭。这份工作也是她三舅李义铭给介绍的。一次他三舅路过这间袜帽厂，进去看外甥女，只见车间里烟尘滚滚，机器轰鸣，小雪琴站在凳子上，小手不停地输送棉纱，稍不注意，手指就会被轧断。
李义铭毕竟是做舅舅的，他的心一阵阵发疼。回去后他下定决心，把妹妹全家的生活责任肩负下来。正好1932年，李义铭与慈善家刘子如合办了一家孤儿院学校，于是12岁的江雪琴这才挎上书包，跟弟弟一起进了孤儿院学堂，发蒙读书。
孤儿院就设在观音岩张家花园，李义铭此时已经在这里买了一块荒地，兴建了义林医院，担任院长。这所医院是一所中西合璧的洋楼，至今仍存在，就是今天的中山医院门诊大楼。
知识改变命运，读书开启人生。江雪琴的人生命运，就是因为三舅的一个善念，而从此彻底改变了。
初入学，江雪琴就读初小四册，因成绩特别优异，第一学期连跳三级。跳级后，江姐的总分仍是全年级第一，让老师和同学对个头矮小、长得不很漂亮的她刮目相看。江姐有几个很要好的学友：女同学何理立(当时叫何淑凤)、贺珏若，男同学刘既明(当时叫刘济明)、卜毅、王文中。
在孤儿院小学，江雪琴遇到了她最敬爱的老师丁尧夫。丁尧夫是地下党员，对少女江雪琴影响最大。1936年秋，江雪琴小学毕业，与同窗何理立一起考入南岸中学。该校就在义林医院里。江雪琴学习成绩依旧优异，每期都获奖学金，还获得过该校最高奖——银盾奖。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江雪琴和何理立等组织歌咏队、宣传队，上街演话剧、贴标语，宣传抗日。当年冬天，该校曾丝竹老师发起为前方将士募捐寒衣的活动，江雪琴亲手做了5件新棉衣送给前线战士。
1937年冬，重庆卫戍司令部将义林医院征用，江雪琴一家搬出医院，住进附近吊脚楼。1938年12月，她考入中国公学附属中学读高中。
1939年8月，时年十九岁的江竹君在巴县中国公学附属中学读高二，她的女同学戴克宇发现她在校认真学习，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示威游行、撒发传单总是走在最前面，于是戴克宇经常带些进步书刊给江竹君阅读，使她的思想迅速得到进步。戴克宇将江竹君的表现向党组织反映，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教育和考验，中国公学附中支部书记李培根同意江竹君入党，戴克宇成了江竹君的入党介绍人，李培根则是她的入党宣誓见证人。
李培根，生于1921年，重庆江北县人，解放后曾担任共青团四川省委书记，涪陵地委第二书记，四川省委统战部部长，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戴克宇，解放后曾担任四川省妇联主任。他们是一对革命夫妻。从公开消息来看，至少到2013年，这二位革命老人还活着，因为还有记者在成都干休所采访到了他们，此时，他们的婚龄已经七十年。
实际上江姐比她的领导还大一两岁，那是因为她启蒙读书太晚了。“江姐是在公学附中的竹林边宣的誓”，“入党宣誓时，她脚上穿着一双普通凉鞋”。毕竟是女同志，记忆更注重细节，戴大姐的回忆非常清晰。
江雪琴，一个普通农民的后代，一个城市平民的女儿，由此成长为党的女儿：一个年轻的共产主义战士！
（第2章《江竹君的家世》完）
这是一张极其珍贵的老照片，图中左一为江姐的母亲李舜华，左三为她的大舅妈。自贡博物馆陈列有李舜华的画像，画得判若两人。该照片是江姐最小的表妹（大舅小女儿）李秀坤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偶然发现的，得知照片是三十年代初拍的，立即对原照进行了翻拍、保存，并于2009年正式捐献给了自贡博物馆。
3、四哥来了
江竹君有一个最好的闺蜜，叫作何理立。她俩本不认识，由于江竹君姑姑的女儿杨蜀翘与何理立是邻居，她俩玩的很好，而竹君比她们大两岁，经常去看望杨蜀翘，一来二去，江竹君就与何理立相互熟悉了，后来竟成了最知心的朋友。当江竹君要到孤儿院上学的事定下来后，她立即跑去告诉了何理立，何理立于是缠着家人，要求也要去孤儿院读书。
就这样，她俩的整个小学时期都是同学。何理立比较小，很调皮，喜欢爬树，总是喜欢躲在树丛中朝特务扔石子，江竹君为了保护她，就站在树下打掩护。如果何理立一转身不见了，竹君就跑到每一棵树下去找人，怕她惹事。
要说江竹君和何理立后来参加革命，其实对她们产生直接影响的最主要人物，首推在教会孤儿院学校的教师丁荛夫。那时，她们还不懂丁老师是地下党员，但他宣讲的穷人为什么穷，社会为什么不平等的道理，却在她们幼小的心灵中产生了共鸣。以前她们都认为家里穷，是因为命不好，现在明白了，是因为阶级压迫和剥削。穷人必须闹革命，才能推翻不合理的制度，劳苦大众才能翻身过上好日子。
丁老师还经常借给学生们一些进步书刊。看着学生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他是最开心的，学生们也最喜欢丁老师的课。可是1936年夏日的一天，丁老师在学校被特务抓走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江竹君对何理立说，像丁老师这么好的人，特务也不放过他，这是个人吃人的社会，我们要好好读书，将来也要做丁老师这样的人。为了表示郑重其事，俩人还对天发了誓。
后来，她俩在不同的中学读书，江竹君因为参加了公学附中的“青年自强读书会”，表现积极，从而引起了女同学戴克宇的注意，经过培养，终于光荣地入了党。江竹君自己入了党，自然想起了她的好闺蜜何理立，也想拉她入党，共同进步。
尽管是最好的朋友，但组织纪律规定，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暴露身份，江竹君不能明说自己是党员，只好打探何理立的心思。她所不知的是，其实何理立在她姐夫肖泽宽的帮助和介绍下，也秘密地参加了共产党。何理立知道是怎么回事，故意绕开话题，说自己现在成绩差,没心思去想别的事。江竹君听后急了，红着脸质问何理立：
“当初丁荛夫老师被抓走，我们不是曾经赌咒发誓过，长大后都要做丁老师那样的人吗？怎么，你过奈何桥喝了忘情水，这么快就把我们的誓言忘记了？如果你是个言而无信的人，我再也不敢相信你了。”
何理立见她真的生气了，把脸色收敛起来，告诉她：“雪琴，我知道你想说啥意思，我只能告诉你，条条大路通罗马，我是永远不会忘记和你的共同誓言的。”
二人心有灵犀，相视莞尔一笑，自此后再也没有探讨过有关政治的问题，因为她俩属于不同的“线”，不该打听的，绝不能问，更不能主动提起。这是地下工作的铁律，别说是好朋友，就是跟家里亲人，照样得守口如瓶。
江竹君有一个最好的闺蜜，叫作何理立。她俩本不认识，由于江竹君姑姑的女儿杨蜀翘与何理立是邻居，她俩玩的很好，而竹君比她们大两岁，经常去看望杨蜀翘，一来二去，江竹君就与何理立相互熟悉了，后来竟成了最知心的朋友。当江竹君要到孤儿院上学的事定下来后，她立即跑去告诉了何理立，何理立于是缠着家人，要求也要去孤儿院读书。
就这样，她俩的整个小学时期都是同学。何理立比较小，很调皮，喜欢爬树，总是喜欢躲在树丛中朝特务扔石子，江竹君为了保护她，就站在树下打掩护。如果何理立一转身不见了，竹君就跑到每一棵树下去找人，怕她惹事。
要说江竹君和何理立后来参加革命，其实对她们产生直接影响的最主要人物，首推在教会孤儿院学校的教师丁荛夫。那时，她们还不懂丁老师是地下党员，但他宣讲的穷人为什么穷，社会为什么不平等的道理，却在她们幼小的心灵中产生了共鸣。以前她们都认为家里穷，是因为命不好，现在明白了，是因为阶级压迫和剥削。穷人必须闹革命，才能推翻不合理的制度，劳苦大众才能翻身过上好日子。
丁老师还经常借给学生们一些进步书刊。看着学生们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他是最开心的，学生们也最喜欢丁老师的课。可是1936年夏日的一天，丁老师在学校被特务抓走了，而且再也没有回来。江竹君对何理立说，像丁老师这么好的人，特务也不放过他，这是个人吃人的社会，我们要好好读书，将来也要做丁老师这样的人。为了表示郑重其事，俩人还对天发了誓。
后来，她俩在不同的中学读书，江竹君因为参加了公学附中的“青年自强读书会”，表现积极，从而引起了女同学戴克宇的注意，经过培养，终于光荣地入了党。江竹君自己入了党，自然想起了她的好闺蜜何理立，也想拉她入党，共同进步。
尽管是最好的朋友，但组织纪律规定，任何情况下也不能暴露身份，江竹君不能明说自己是党员，只好打探何理立的心思。她所不知的是，其实何理立在她姐夫肖泽宽的帮助和介绍下，也秘密地参加了共产党。何理立知道是怎么回事，故意绕开话题，说自己现在成绩差,没心思去想别的事。江竹君听后急了，红着脸质问何理立：
“当初丁荛夫老师被抓走，我们不是曾经赌咒发誓过，长大后都要做丁老师那样的人吗？怎么，你过奈何桥喝了忘情水，这么快就把我们的誓言忘记了？如果你是个言而无信的人，我再也不敢相信你了。”
何理立见她真的生气了，把脸色收敛起来，告诉她：“雪琴，我知道你想说啥意思，我只能告诉你，条条大路通罗马，我是永远不会忘记和你的共同誓言的。”
二人心有灵犀，相视莞尔一笑，自此后再也没有探讨过有关政治的问题，因为她俩属于不同的“线”，不该打听的，绝不能问，更不能主动提起。这是地下工作的铁律，别说是好朋友，就是跟家里亲人，照样得守口如瓶。
却说江竹筠秘密入党后，最大的心愿是想去延安，因为那里是进步青年心目中的圣地。可是上级经过考虑，后来给她的指令，是要她做好准备，报考中华职业学校。
中华职校是我国的第一所职业学校，由著名教育家黄炎培1918年创立于上海。
一提到职业学校，好多人脑子里就浮现出了一句神广告：“装载机技术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但是，这样赤裸裸的为了找饭碗而搞的职业教育，并非黄炎培的初衷，他既要训练高端的技术人才，还要培养高素质的学术人才。这里只随便列举两个名人，一个是数学家华罗庚，一个是表演艺术家秦怡，都曾是中华职校的学生，大概就知道山东蓝翔与中华职校的差距了。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日军在上海狂轰滥炸，该校只好于1938年7月迁到了重庆。最开始，中华职业学校把校址选在南岸大渡口，招了167名学生，但随着日寇对重庆的“无差别轰炸”，山城沦为一片火海，重庆所有学校被迫停课。为了广大师生的安全，职校决定迁移乡下，但选址却成了难题。
据校史记载，最终解决校址问题的，是当时一名学生家长胡子移，他把自己在江北县回兴乡（今渝北回兴）的山间别墅借给学校作为校舍。1939年5月6日，全校师生背负行李，冒着敌机扫射的危险，渡船到江北寸滩，再跋涉前往回兴新校址，仅仅休整一天后，5月8日，职校回兴校区便正式开课。从此，这所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者便在渝北扎下根来。抗战胜利后虽然该校迁回了上海，原址直到今天仍在办学，叫作“黄炎培中学”。
1940年秋天，江竹君奉组织之命，考入了这所学校的商科，主修会计专业。党组织这样安排是有着通盘考虑的，当时许晓轩、胡友猷、彭立人等红岩英烈也曾在此学习，只不过他们互相之间不清楚关系。学习会计，是因为出去便于安插到国民政府的机构工作，或者在大公司就业，能很好地掩护党员的身份。
江竹君曾两度进入该校学习，第一次是学习珠算，第二次是学习打字。你没有看错，那个时代在中华职校就能学习键盘打字，这绝对是引领潮流风骚的洋盘事儿，后来在全国流行开来，已经是半个世纪之后了，当中国成为一个大建筑工地，在每个城市的城乡结合部，电线杆上到处都是电脑打字培训，和老军医专治性病的招贴广告。
1941年夏末，21岁的江竹君从中华职校会计训练班毕业（高中没读毕业），明里在一家公司当会计，暗中却被川东特委安排担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组织学生运动、发展新党员。这个时期的江竹君主要是做些通讯联络工作，虽然她日渐成熟起来，但属于跑腿的小角色，工作方面缺乏亮点，以至于许多人说不上来她到底做了些什么事。
一直到1943年，历史机缘降临到她头上，江竹君接到了一项特殊使命，去见“四哥”。这次见面，立即开启了她轰轰烈烈的人生模式，并因此而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四哥是谁？他叫彭咏梧。江竹君的任务是什么？组织上安排她去跟彭咏梧假扮夫妻。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因为地下革命工作的需要。
说到假扮夫妻，大家立即会想到电视剧《潜伏》中翠平与余则成的大戏。他们的床是双人床，床上放着两个枕头。实际上，分开睡。为了对付特务的偷听，到了点，余则成同志还得负责摇床，弄出点节奏来，为了扩大音响效果，翠平还有一搭没一搭地发出几句感叹词：“啊，啊！”实际上观众都看出来，叫的好假哦，半点激情也没有，特务的智商却被香艳的想象所迷惑，于是就被糊弄过去了。
那么，四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以至于组织上一定要给他“安排”个假老婆呢？
中华职校是我国的第一所职业学校，由著名教育家黄炎培1918年创立于上海。
一提到职业学校，好多人脑子里就浮现出了一句神广告：“装载机技术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但是，这样赤裸裸的为了找饭碗而搞的职业教育，并非黄炎培的初衷，他既要训练高端的技术人才，还要培养高素质的学术人才。这里只随便列举两个名人，一个是数学家华罗庚，一个是表演艺术家秦怡，都曾是中华职校的学生，大概就知道山东蓝翔与中华职校的差距了。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后，日军在上海狂轰滥炸，该校只好于1938年7月迁到了重庆。最开始，中华职业学校把校址选在南岸大渡口，招了167名学生，但随着日寇对重庆的“无差别轰炸”，山城沦为一片火海，重庆所有学校被迫停课。为了广大师生的安全，职校决定迁移乡下，但选址却成了难题。
据校史记载，最终解决校址问题的，是当时一名学生家长胡子移，他把自己在江北县回兴乡（今渝北回兴）的山间别墅借给学校作为校舍。1939年5月6日，全校师生背负行李，冒着敌机扫射的危险，渡船到江北寸滩，再跋涉前往回兴新校址，仅仅休整一天后，5月8日，职校回兴校区便正式开课。从此，这所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者便在渝北扎下根来。抗战胜利后虽然该校迁回了上海，原址直到今天仍在办学，叫作“黄炎培中学”。
1940年秋天，江竹君奉组织之命，考入了这所学校的商科，主修会计专业。党组织这样安排是有着通盘考虑的，当时许晓轩、胡友猷、彭立人等红岩英烈也曾在此学习，只不过他们互相之间不清楚关系。学习会计，是因为出去便于安插到国民政府的机构工作，或者在大公司就业，能很好地掩护党员的身份。
江竹君曾两度进入该校学习，第一次是学习珠算，第二次是学习打字。你没有看错，那个时代在中华职校就能学习键盘打字，这绝对是引领潮流风骚的洋盘事儿，后来在全国流行开来，已经是半个世纪之后了，当中国成为一个大建筑工地，在每个城市的城乡结合部，电线杆上到处都是电脑打字培训，和老军医专治性病的招贴广告。
1941年夏末，21岁的江竹君从中华职校会计训练班毕业（高中没读毕业），明里在一家公司当会计，暗中却被川东特委安排担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组织学生运动、发展新党员。这个时期的江竹君主要是做些通讯联络工作，虽然她日渐成熟起来，但属于跑腿的小角色，工作方面缺乏亮点，以至于许多人说不上来她到底做了些什么事。
一直到1943年，历史机缘降临到她头上，江竹君接到了一项特殊使命，去见“四哥”。这次见面，立即开启了她轰轰烈烈的人生模式，并因此而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四哥是谁？他叫彭咏梧。江竹君的任务是什么？组织上安排她去跟彭咏梧假扮夫妻。为什么要这样安排？因为地下革命工作的需要。
说到假扮夫妻，大家立即会想到电视剧《潜伏》中翠平与余则成的大戏。他们的床是双人床，床上放着两个枕头。实际上，分开睡。为了对付特务的偷听，到了点，余则成同志还得负责摇床，弄出点节奏来，为了扩大音响效果，翠平还有一搭没一搭地发出几句感叹词：“啊，啊！”实际上观众都看出来，叫的好假哦，半点激情也没有，特务的智商却被香艳的想象所迷惑，于是就被糊弄过去了。
那么，四哥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以至于组织上一定要给他“安排”个假老婆呢？
彭咏梧，原名彭庆邦，小说《红岩》彭松涛的原型。1915年生于四川云阳县红狮坝彭家湾（今重庆市云阳县红狮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丧父，全家老小靠母亲务农维持生活。虽家境十分贫寒，但望子成龙的母亲仍节衣缩食，把他送进了当地的学堂“易氏族学”（今彭咏梧小学的前身）就读。懂事的彭庆邦深知自己上学读书不易，于是埋头苦读，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博得老师和乡邻的称赞。
1931年秋，16岁的彭庆邦进入云阳县城中学读书。时值震惊全国的“九一八事件”爆发，这给他带来了深深的震撼。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抵制日货，质问反动当局，因表现积极，被视为危险分子，遭到学校开除。他的外婆不忍心见他失学，四处托情，打下保证，总算勉强让他留校继续读书。
1935年1月19日，与上海中央特科直接联系的中共云阳县党组织，在云阳县发动了武装暴动。起义失败了，但彭庆邦深受启发和教育，决定离校寻找党组织，但几经周折仍未找到。恰在这时，郭汝栋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在云阳招收军官学员，彭庆邦决定从戎救国。他随队到达宜昌后，方知训练后是去江西“剿共”，于是连夜开了小差，偷跑回家到“易氏族学”教书，一方面在学校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一方面积极寻找党组织。
1937年秋，22岁的彭庆邦考入四川省立万县师范。万师的进步氛围非常活跃，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读书会”、“抗日后援会”等组织，一心追求进步的彭庆邦参加了这些组织，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同年12月9日，他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与其他“民先”队员领导了万师学生开展反对学校当局殴打学生的斗争。
1938年10月，彭庆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先后任中共省立万县师范学校分支总支书记，领导同学反“三青团”骨干分子的斗争，并与学校当局开展激烈的辩论，反对他们无故开除学生。
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组织决定彭庆邦离开万师回到云阳，任中共云阳中心县委书记兼云阳县委副书记，云阳小江区委书记，领导云(阳)、奉(节）巫(溪)、开(江)等地的工作。
彭庆邦到云阳后，立即整顿组织，营救同志，对已暴露的党员进行转移，或割断横的关系。为了工作，他日夜奔波于大巴山，露宿荒山野林，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讲解革命斗争的道理，启发他们的觉悟．他还帮助云阳盐厂建立工会，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他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作“邦哥”。
彭庆邦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于是他全家搬到小江古木坝一农民家居住，以卖丝线小商贩为掩护，每天手拿丝线外出进行革命活动。为了不暴露身份，彭咏梧经常改名换姓，有时化装成教书先生；有时打扮成大商人、身着笔挺的西服；有时则衣衫槛楼，化装成流浪汉，补鞋匠等。
在白色恐怖的年月里，他不顾个人安危，以各种身份时而出现在云阳，时而在奉节，时而在巫溪。后来，彭庆邦到重庆工作时，仍与云、奉、巫等地保持联系，指导革命工作，这也为1947年他到川东搞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由于彭庆邦在川东一带频繁活动，早已上了国民党军警的黑名单，为了保存实力，1941年秋，中共川东特委命令他转移到重庆，任重庆市委第一委员，负责领导重庆沙磁区、新市区一带的工作。他化名彭咏梧，公开身份是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处的中级职员，这是份比较体面的工作，待遇很不错。这时，组织内一般称他叫“四哥”。
此时的彭咏梧虽然在老家云阳早已娶妻生子，但在重庆，事实上他是个光荣的单身汉，因此被安排在一间集体宿舍里，跟十多个人混居。人多眼杂，他手上掌握着七十多个地下党员，这给他的具体领导工作带来了许多麻烦，常常误事。
1931年秋，16岁的彭庆邦进入云阳县城中学读书。时值震惊全国的“九一八事件”爆发，这给他带来了深深的震撼。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抵制日货，质问反动当局，因表现积极，被视为危险分子，遭到学校开除。他的外婆不忍心见他失学，四处托情，打下保证，总算勉强让他留校继续读书。
1935年1月19日，与上海中央特科直接联系的中共云阳县党组织，在云阳县发动了武装暴动。起义失败了，但彭庆邦深受启发和教育，决定离校寻找党组织，但几经周折仍未找到。恰在这时，郭汝栋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在云阳招收军官学员，彭庆邦决定从戎救国。他随队到达宜昌后，方知训练后是去江西“剿共”，于是连夜开了小差，偷跑回家到“易氏族学”教书，一方面在学校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一方面积极寻找党组织。
1937年秋，22岁的彭庆邦考入四川省立万县师范。万师的进步氛围非常活跃，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成立了“读书会”、“抗日后援会”等组织，一心追求进步的彭庆邦参加了这些组织，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同年12月9日，他加入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与其他“民先”队员领导了万师学生开展反对学校当局殴打学生的斗争。
1938年10月，彭庆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先后任中共省立万县师范学校分支总支书记，领导同学反“三青团”骨干分子的斗争，并与学校当局开展激烈的辩论，反对他们无故开除学生。
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大肆逮捕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组织决定彭庆邦离开万师回到云阳，任中共云阳中心县委书记兼云阳县委副书记，云阳小江区委书记，领导云(阳)、奉(节）巫(溪)、开(江)等地的工作。
彭庆邦到云阳后，立即整顿组织，营救同志，对已暴露的党员进行转移，或割断横的关系。为了工作，他日夜奔波于大巴山，露宿荒山野林，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讲解革命斗争的道理，启发他们的觉悟．他还帮助云阳盐厂建立工会，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他被同志们亲切地称作“邦哥”。
彭庆邦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于是他全家搬到小江古木坝一农民家居住，以卖丝线小商贩为掩护，每天手拿丝线外出进行革命活动。为了不暴露身份，彭咏梧经常改名换姓，有时化装成教书先生；有时打扮成大商人、身着笔挺的西服；有时则衣衫槛楼，化装成流浪汉，补鞋匠等。
在白色恐怖的年月里，他不顾个人安危，以各种身份时而出现在云阳，时而在奉节，时而在巫溪。后来，彭庆邦到重庆工作时，仍与云、奉、巫等地保持联系，指导革命工作，这也为1947年他到川东搞武装斗争奠定了基础。
由于彭庆邦在川东一带频繁活动，早已上了国民党军警的黑名单，为了保存实力，1941年秋，中共川东特委命令他转移到重庆，任重庆市委第一委员，负责领导重庆沙磁区、新市区一带的工作。他化名彭咏梧，公开身份是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处的中级职员，这是份比较体面的工作，待遇很不错。这时，组织内一般称他叫“四哥”。
此时的彭咏梧虽然在老家云阳早已娶妻生子，但在重庆，事实上他是个光荣的单身汉，因此被安排在一间集体宿舍里，跟十多个人混居。人多眼杂，他手上掌握着七十多个地下党员，这给他的具体领导工作带来了许多麻烦，常常误事。
组织上要他把老婆谭正伦叫到重庆来，这样就方便以夫妻名义在外面单独租房了，工作也就好开展了。于是他便给老婆写信。老婆谭正伦回了一封信，说要带娃儿，儿子最近在出麻子，自己还跟借钱跟人合伙开了家纺织作坊，一时走不开，要过些时候才能来重庆陪他。
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王璞（即小说中的老石同志），拿着这封回信研究了一会，他觉得漏洞很多，疑点很大。因为当初在介绍彭咏梧到中央信托局工作时，重庆市委第二委员莫达，说彭咏梧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籍贯是合川人，这会突然冒出个云阳来，一旦被特务察觉彭咏梧跟云阳的关系，那就彻底暴露了身份，会造成无法逆转的被动局面。
因此，在莫达的建议下，王璞当即下令，立即切断彭咏梧与老家的任何联系。
恰好这时信托局新修了宿舍楼，按政策，有家室的职工可以分到一套房。机不可失，王璞同志决定为彭咏梧物色一个“老婆”，目的是分到房子，方便彭咏梧开展革命工作。
经过反复挑选，组织上觉得江竹君最适合扮演这个角色。一是她的年龄与彭咏梧相近，只比他小5岁，二是她有文化，你总不能给一个号称北大毕业的人，弄个村姑或文盲女工去乱搞“拉郎配”吧，第三点很重要，江竹君进步很快，对搞通讯联络这一块的工作已经比较熟练，可以给彭咏梧做助手。
对于这个决定，彭咏梧没有意见，反正是为了开展工作。而江竹君肯定有意见，因为作为一个黄花大闺女，她连男朋友还没谈过，突然一夜之间就升级为“人妻”了，要跟一个陌生男人出双入对，心理上接受不了。
可是这是组织的决定，作为党员，她必须服从这个决定，而且，要努力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不能出任何纰漏，若装的不像，被人看出了疑点，后果不说也极其严重。
接到命令的那一天，是1943年5月14日，当时江竹君正在成都出差，跟川康特支的同志联络工作。她接到命令，火速赶回了重庆，去见一个叫“四哥”的同志。
这就是江姐同彭咏梧同志假扮夫妻的历史真相。
非常令人气愤的是，现在社会上有些人，竟然给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抹黑，他们语出惊人，不把先烈黑到比煤炭更黑、比茅坑里的石头还臭，他们就不开心。彭咏梧与元配谭正伦的儿子彭炳忠，解放后曾任四川大学党委副书记，可就是在川大，还有两个“叫兽”，公然跳出来大放厥词，诬蔑说，当年江姐烂的比妓女还不如，她要发展党员，先用色相勾引人上床，上完了床，就拉人入党。言下之意，似乎江姐用这手段拉过他们，他们没有上钩。
试问，共产党用这种下三滥手段发展党员，列位有听说过吗？靠这样的党员队伍，能够一举夺取天下，就算长着猪脑，猪会信吗？
所以说，那些吃着人饭拉着狗屎的某些“公知大V”，良心真的是大大的坏了。
而现在的小青年，有的是因为无知，也起哄骂开了江姐，理由是，彭咏梧明明有老婆孩子，江姐为什么还要去给他当“小三”？当小三光彩吗？
拜托，在那万恶的旧社会，男人地位很高，只要有钱有势，要想讨多少个老婆，都是合法的，只要他忙得过来，不怕苦不怕累，一切都不是个事儿。这大约是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现象，正是共产党新中国，改换了乾坤，才实行了一夫一妻制，这一点，只要问问你的父母，就懂了。这是背景。如上文所述，是实情，江姐与彭咏梧相识、共事，完全是组织的安排，所以把她跟现在流行的“小三上位”混为一谈，脑子里估计少了一根筋，奉劝有的小青年认真吃饭，少喝浆糊！
（第3章完）
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王璞（即小说中的老石同志），拿着这封回信研究了一会，他觉得漏洞很多，疑点很大。因为当初在介绍彭咏梧到中央信托局工作时，重庆市委第二委员莫达，说彭咏梧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籍贯是合川人，这会突然冒出个云阳来，一旦被特务察觉彭咏梧跟云阳的关系，那就彻底暴露了身份，会造成无法逆转的被动局面。
因此，在莫达的建议下，王璞当即下令，立即切断彭咏梧与老家的任何联系。
恰好这时信托局新修了宿舍楼，按政策，有家室的职工可以分到一套房。机不可失，王璞同志决定为彭咏梧物色一个“老婆”，目的是分到房子，方便彭咏梧开展革命工作。
经过反复挑选，组织上觉得江竹君最适合扮演这个角色。一是她的年龄与彭咏梧相近，只比他小5岁，二是她有文化，你总不能给一个号称北大毕业的人，弄个村姑或文盲女工去乱搞“拉郎配”吧，第三点很重要，江竹君进步很快，对搞通讯联络这一块的工作已经比较熟练，可以给彭咏梧做助手。
对于这个决定，彭咏梧没有意见，反正是为了开展工作。而江竹君肯定有意见，因为作为一个黄花大闺女，她连男朋友还没谈过，突然一夜之间就升级为“人妻”了，要跟一个陌生男人出双入对，心理上接受不了。
可是这是组织的决定，作为党员，她必须服从这个决定，而且，要努力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不能出任何纰漏，若装的不像，被人看出了疑点，后果不说也极其严重。
接到命令的那一天，是1943年5月14日，当时江竹君正在成都出差，跟川康特支的同志联络工作。她接到命令，火速赶回了重庆，去见一个叫“四哥”的同志。
这就是江姐同彭咏梧同志假扮夫妻的历史真相。
非常令人气愤的是，现在社会上有些人，竟然给革命先烈和英雄人物抹黑，他们语出惊人，不把先烈黑到比煤炭更黑、比茅坑里的石头还臭，他们就不开心。彭咏梧与元配谭正伦的儿子彭炳忠，解放后曾任四川大学党委副书记，可就是在川大，还有两个“叫兽”，公然跳出来大放厥词，诬蔑说，当年江姐烂的比妓女还不如，她要发展党员，先用色相勾引人上床，上完了床，就拉人入党。言下之意，似乎江姐用这手段拉过他们，他们没有上钩。
试问，共产党用这种下三滥手段发展党员，列位有听说过吗？靠这样的党员队伍，能够一举夺取天下，就算长着猪脑，猪会信吗？
所以说，那些吃着人饭拉着狗屎的某些“公知大V”，良心真的是大大的坏了。
而现在的小青年，有的是因为无知，也起哄骂开了江姐，理由是，彭咏梧明明有老婆孩子，江姐为什么还要去给他当“小三”？当小三光彩吗？
拜托，在那万恶的旧社会，男人地位很高，只要有钱有势，要想讨多少个老婆，都是合法的，只要他忙得过来，不怕苦不怕累，一切都不是个事儿。这大约是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现象，正是共产党新中国，改换了乾坤，才实行了一夫一妻制，这一点，只要问问你的父母，就懂了。这是背景。如上文所述，是实情，江姐与彭咏梧相识、共事，完全是组织的安排，所以把她跟现在流行的“小三上位”混为一谈，脑子里估计少了一根筋，奉劝有的小青年认真吃饭，少喝浆糊！
（第3章完）
4、弄假成真
1943年的江竹君，时年23岁，正值花样年华，她虽然只有1.45米高，个子小巧玲珑，圆盘脸上却时时绽放着青春少女美丽的红晕，走在街上，自然会吸引许多人回头的目光。
因此许多读者心存疑窦：为什么江姐在执行特殊使命之前，感情生活却是一片空白呢？
实际上，江竹君在这之前，经人介绍认识过一个男青年。
那是1941年秋天，她从中华职校毕业了，踏上社会参加了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朝天门附近一家轮渡公司的财务室当会计。对于女孩子来说，这是份轻松、高雅的职业，拿现在的话来说，当的是小白领，比起那些在工厂流水线上的女工，工作环境和待遇，好的多了。这种身份，一般嫁的都是公务员，或者小老板，知识分子。
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女儿的年纪不小了，最操心的就是她娘李舜华，一是期望女儿能早点嫁出去，成家立业，二是希望女儿能嫁个好人家，一生幸福，别像自己这样嫁了个烂泥巴糊不上墙的男人，为了把儿女拉扯大，她把心都操碎了。
就在这时，有个姓尤的青年看上了文静的江姐，他自称在市政府单位上班，去朝天门赶船时，经常会见到江竹君，很喜欢她，所以托了媒人向她的母亲来保媒。这个小尤长得风流倜傥，能说会道，出手阔绰，会献殷勤，很快说动了善良的李舜华，她心里已经同意了这门亲事。
江姐那时表面上在上班，满脑子考虑的都是地下革命工作，压根儿不想马上谈婚论嫁，但她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哪能一口回绝母亲的良苦用心？她只得同意与小尤接触看看。
所谓接触，就是相亲。在媒婆的安排下，江竹君来到市中心新建的“精神堡垒”附近的一家大茶楼，与小尤见了面。【注：精神堡垒，因纪念孙中山先生于1941年底建成，1945后改称抗战胜利纪念碑，解放后叫解放碑。】
小尤也是自贡人，一副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样子，嘴巴很会说，个子有一米六五，这种造型，对没谈过恋爱的女青年而言，杀伤力颇强，江竹君一番接触下来，对他暗暗产生了几分好感。
但江竹君清楚自己的身份，因此对于在政府部门供职的人，有种天然的防范心理。不久后，小尤约她下班后去洪崖洞吃山城老火锅。洪崖洞位于临江门和朝天门之间的嘉陵江边，附近有很多吊脚楼，其实是像渔民、船工、棒棒军等下层劳动人民的聚居之地，小尤为啥要选那边呢？
江竹君得出的结论是，他最熟悉那边。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在市政府工作的人，为啥会熟悉底层草根的生活区？这个反差有点大。所以她多了个心眼，赴约前特地通知了闺蜜何理立，要她暗地里跟踪一下小尤，查查他的底细。
何理立也是地下党员，由于在白区工作天天要防范军警宪特，早就练就了一身跟踪与反跟踪的特技，所以她两天后就跑来告诉江竹君：“不得了，要来跟你耍朋友的那个男崽儿，出入罗家湾，我看的清清楚楚。”
罗家湾19号花园公馆，是军统甲室（机要处）和戴老板的秘密办公处，至于军统在重庆公开的办公地，是在望龙门的湖南会馆。如果作为猫捉老鼠游戏的参与者，地下共产党员不知道军统的活动窝点，估计再多的脑袋也不够拿去填枪眼的。
1943年的江竹君，时年23岁，正值花样年华，她虽然只有1.45米高，个子小巧玲珑，圆盘脸上却时时绽放着青春少女美丽的红晕，走在街上，自然会吸引许多人回头的目光。
因此许多读者心存疑窦：为什么江姐在执行特殊使命之前，感情生活却是一片空白呢？
实际上，江竹君在这之前，经人介绍认识过一个男青年。
那是1941年秋天，她从中华职校毕业了，踏上社会参加了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朝天门附近一家轮渡公司的财务室当会计。对于女孩子来说，这是份轻松、高雅的职业，拿现在的话来说，当的是小白领，比起那些在工厂流水线上的女工，工作环境和待遇，好的多了。这种身份，一般嫁的都是公务员，或者小老板，知识分子。
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女儿的年纪不小了，最操心的就是她娘李舜华，一是期望女儿能早点嫁出去，成家立业，二是希望女儿能嫁个好人家，一生幸福，别像自己这样嫁了个烂泥巴糊不上墙的男人，为了把儿女拉扯大，她把心都操碎了。
就在这时，有个姓尤的青年看上了文静的江姐，他自称在市政府单位上班，去朝天门赶船时，经常会见到江竹君，很喜欢她，所以托了媒人向她的母亲来保媒。这个小尤长得风流倜傥，能说会道，出手阔绰，会献殷勤，很快说动了善良的李舜华，她心里已经同意了这门亲事。
江姐那时表面上在上班，满脑子考虑的都是地下革命工作，压根儿不想马上谈婚论嫁，但她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哪能一口回绝母亲的良苦用心？她只得同意与小尤接触看看。
所谓接触，就是相亲。在媒婆的安排下，江竹君来到市中心新建的“精神堡垒”附近的一家大茶楼，与小尤见了面。【注：精神堡垒，因纪念孙中山先生于1941年底建成，1945后改称抗战胜利纪念碑，解放后叫解放碑。】
小尤也是自贡人，一副西装革履、油头粉面的样子，嘴巴很会说，个子有一米六五，这种造型，对没谈过恋爱的女青年而言，杀伤力颇强，江竹君一番接触下来，对他暗暗产生了几分好感。
但江竹君清楚自己的身份，因此对于在政府部门供职的人，有种天然的防范心理。不久后，小尤约她下班后去洪崖洞吃山城老火锅。洪崖洞位于临江门和朝天门之间的嘉陵江边，附近有很多吊脚楼，其实是像渔民、船工、棒棒军等下层劳动人民的聚居之地，小尤为啥要选那边呢？
江竹君得出的结论是，他最熟悉那边。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在市政府工作的人，为啥会熟悉底层草根的生活区？这个反差有点大。所以她多了个心眼，赴约前特地通知了闺蜜何理立，要她暗地里跟踪一下小尤，查查他的底细。
何理立也是地下党员，由于在白区工作天天要防范军警宪特，早就练就了一身跟踪与反跟踪的特技，所以她两天后就跑来告诉江竹君：“不得了，要来跟你耍朋友的那个男崽儿，出入罗家湾，我看的清清楚楚。”
罗家湾19号花园公馆，是军统甲室（机要处）和戴老板的秘密办公处，至于军统在重庆公开的办公地，是在望龙门的湖南会馆。如果作为猫捉老鼠游戏的参与者，地下共产党员不知道军统的活动窝点，估计再多的脑袋也不够拿去填枪眼的。
不管这个小尤是不是真心想耍朋友，江竹君听到何理立的话，顿时倒抽了一口冷气，对他的那点好感早已烟消云散。所以她娘无论如何催逼，她都坚决拒绝再见面，理由就是“不喜欢”，逼的太凶了，她就喊：“这个人我讨厌，还没见过几次面，就想动手动脚来拉我的手，肯定是个花心大萝卜，你喜欢，你去嫁！”
她娘听了这话，气不打一处来，破口大骂道：“你这个忤逆不孝的孽种，好心好意喊你耍朋友，你喊我去嫁，你说的是人话吗？呜呜，我的命啷个恁么苦哟！”江竹君见母亲跟自己翻了脸，懒得再解释，甩门而去，接连三天没回家，晚上跑去跟何理立挤着睡。
经过邻居劝解，李舜华其实也明白，这世上强扭的瓜不甜，强按牛头也喝不了水，所以她的心终于软了下来。她喊杨蜀翘去找人。杨蜀翘见姑妈态度转变了，一下子就把表姐找回来了。
江竹君跟她娘和好如初，为了安慰她，还向娘打保证说：“妈，你放心，不出两三年，我一定会给你找个满意的女婿回来，让你享福！”
她娘笑道：“娘想儿，路来长，儿想娘，扁担长，我就不图享你啥福，你只要过的好，我死了也闭得上眼睛了。”
这话说了才一年多，江竹君因为要把假夫妻演的逼真，竟然把彭咏梧给带到母亲面前去了，给她悄悄介绍说，“这是我的男朋友彭四哥，他对我很好，我打算嫁给他呢，你看怎么样？”
李舜华满脸含笑地观察起眼前的这个“女婿”，见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皮鞋亮的苍蝇爬上去恐怕要杵拐棍才站得稳，梳着三七开的分头，头油打得明晃晃的，国字脸，英气逼人，这外观一看上去，目测成绩有九十分。再问家世，家在合川乡下，是小地主，问学历，是中央大学毕业，问工作，在国家级的单位当中层干部。这些条件真是打着灯笼火把也难找哦，简直如同今天的灰姑娘遇上了高富帅，她娘高兴的不得了，当即杀鸡款待小彭。
闻讯上门的三舅李义铭，经过东扯南山西扯网的旁敲侧击，被彭咏梧回答的滴水不漏，李家人都对他十分满意，表妹杨蜀翘和弟弟江正榜，当场都开口喊起了“彭四哥”。
原来，之所以有今天的这一出戏，完全是江竹君一手导演的。根本原因是她发现自己尚未进入角色。
中央信托局的新宿舍在市中区机房街（今五一路），以前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就在这条街70号，因为日机轰炸，于1939年5月，八路军办事处迁到了红崖嘴，在那里，爱国女知识分子饶国模经营了一片花果农场，叫“大有农场”，经过地下党做思想工作，她同意把那片地借给共产党做八路军和南方局的办公处。
1939年秋天，八路军办事处大楼落成，占地800平米，共三层，当局将门牌编为“红岩嘴13号”，周恩来长期战斗工作在这里。
却说江竹君搬去了与彭咏梧一起“同居”，可是对于一个未婚的人，是难以找到那种身为人妻的感觉的。就在前几天，江竹君下班买了菜，提着“回家”，在离小区不远的路上，遇到了彭咏梧同事任古斌的老婆成华，成华见她提着茄子、豇豆、番茄、豆腐，还有一刀猪肉，就跟她打招呼：“彭太太好，你好会买菜哦，这品种、颜色和营养，都搭配的很好！”
你猜怎么着？江竹君听了这番恭维话，半点反应也没有，依然直通通地往前走。那成华觉得奇怪，站住了喊她：“彭太太，我得罪你啦？干嘛不理我？”江竹君听了，这才停了下来，红着脸说：“华姐，对不起，没注意哦，你上街啊？”
回到“家”里，她把这情况给四哥汇报了，四哥批评道：“地下工作，要特别注重细节，许多纰漏，都是出在细节上。今天的事，说明两个问题：一，你认为‘彭太太’这个称呼与你无关，因为你并不是真正的彭太太。二，你叫成华‘华姐’，这也是错误的，因为她叫你‘彭太太’，你也应该叫她‘任太太’，除非她先叫你妹妹，否则你的叫法不自然。如果成华是个长舌妇，把这事到处宣扬，是会有大麻烦的啊，同志。”
江竹君把事情前前后后一想，觉得四哥批评得很对。她立即转身下楼，到街上去找成华，跟她又说又笑，把“华姐”、“任太太”交叉喊的挺亲热，还买雪糕请她吃，并邀约她以后一起去买菜、散步。直到成华眉开眼笑，她才跟她一起回来，这时四哥已经代劳，把饭菜弄上了桌。
所以，为了强化自己的角色认知，接下来，江竹君故意安排时间，带四哥去见她的亲戚朋友，这样，在亲友圈，至少大家都知道江竹君在谈朋友了，已经在谈婚论嫁了。实际上这是非常明智的做法，试想，假如某一天特务上门打探情况，问李舜华的女婿是不是彭咏梧，李舜华却说女儿还是黄花闺女，这样一句话，会不会要了俩人的命？
关键问题是，彭咏梧和江竹君手上都掌握大量地下党员的名单，重庆地下党的安危系于一身，所以党组织严格要求按纪律办事，是非常必要的。
她娘听了这话，气不打一处来，破口大骂道：“你这个忤逆不孝的孽种，好心好意喊你耍朋友，你喊我去嫁，你说的是人话吗？呜呜，我的命啷个恁么苦哟！”江竹君见母亲跟自己翻了脸，懒得再解释，甩门而去，接连三天没回家，晚上跑去跟何理立挤着睡。
经过邻居劝解，李舜华其实也明白，这世上强扭的瓜不甜，强按牛头也喝不了水，所以她的心终于软了下来。她喊杨蜀翘去找人。杨蜀翘见姑妈态度转变了，一下子就把表姐找回来了。
江竹君跟她娘和好如初，为了安慰她，还向娘打保证说：“妈，你放心，不出两三年，我一定会给你找个满意的女婿回来，让你享福！”
她娘笑道：“娘想儿，路来长，儿想娘，扁担长，我就不图享你啥福，你只要过的好，我死了也闭得上眼睛了。”
这话说了才一年多，江竹君因为要把假夫妻演的逼真，竟然把彭咏梧给带到母亲面前去了，给她悄悄介绍说，“这是我的男朋友彭四哥，他对我很好，我打算嫁给他呢，你看怎么样？”
李舜华满脸含笑地观察起眼前的这个“女婿”，见他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皮鞋亮的苍蝇爬上去恐怕要杵拐棍才站得稳，梳着三七开的分头，头油打得明晃晃的，国字脸，英气逼人，这外观一看上去，目测成绩有九十分。再问家世，家在合川乡下，是小地主，问学历，是中央大学毕业，问工作，在国家级的单位当中层干部。这些条件真是打着灯笼火把也难找哦，简直如同今天的灰姑娘遇上了高富帅，她娘高兴的不得了，当即杀鸡款待小彭。
闻讯上门的三舅李义铭，经过东扯南山西扯网的旁敲侧击，被彭咏梧回答的滴水不漏，李家人都对他十分满意，表妹杨蜀翘和弟弟江正榜，当场都开口喊起了“彭四哥”。
原来，之所以有今天的这一出戏，完全是江竹君一手导演的。根本原因是她发现自己尚未进入角色。
中央信托局的新宿舍在市中区机房街（今五一路），以前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就在这条街70号，因为日机轰炸，于1939年5月，八路军办事处迁到了红崖嘴，在那里，爱国女知识分子饶国模经营了一片花果农场，叫“大有农场”，经过地下党做思想工作，她同意把那片地借给共产党做八路军和南方局的办公处。
1939年秋天，八路军办事处大楼落成，占地800平米，共三层，当局将门牌编为“红岩嘴13号”，周恩来长期战斗工作在这里。
却说江竹君搬去了与彭咏梧一起“同居”，可是对于一个未婚的人，是难以找到那种身为人妻的感觉的。就在前几天，江竹君下班买了菜，提着“回家”，在离小区不远的路上，遇到了彭咏梧同事任古斌的老婆成华，成华见她提着茄子、豇豆、番茄、豆腐，还有一刀猪肉，就跟她打招呼：“彭太太好，你好会买菜哦，这品种、颜色和营养，都搭配的很好！”
你猜怎么着？江竹君听了这番恭维话，半点反应也没有，依然直通通地往前走。那成华觉得奇怪，站住了喊她：“彭太太，我得罪你啦？干嘛不理我？”江竹君听了，这才停了下来，红着脸说：“华姐，对不起，没注意哦，你上街啊？”
回到“家”里，她把这情况给四哥汇报了，四哥批评道：“地下工作，要特别注重细节，许多纰漏，都是出在细节上。今天的事，说明两个问题：一，你认为‘彭太太’这个称呼与你无关，因为你并不是真正的彭太太。二，你叫成华‘华姐’，这也是错误的，因为她叫你‘彭太太’，你也应该叫她‘任太太’，除非她先叫你妹妹，否则你的叫法不自然。如果成华是个长舌妇，把这事到处宣扬，是会有大麻烦的啊，同志。”
江竹君把事情前前后后一想，觉得四哥批评得很对。她立即转身下楼，到街上去找成华，跟她又说又笑，把“华姐”、“任太太”交叉喊的挺亲热，还买雪糕请她吃，并邀约她以后一起去买菜、散步。直到成华眉开眼笑，她才跟她一起回来，这时四哥已经代劳，把饭菜弄上了桌。
所以，为了强化自己的角色认知，接下来，江竹君故意安排时间，带四哥去见她的亲戚朋友，这样，在亲友圈，至少大家都知道江竹君在谈朋友了，已经在谈婚论嫁了。实际上这是非常明智的做法，试想，假如某一天特务上门打探情况，问李舜华的女婿是不是彭咏梧，李舜华却说女儿还是黄花闺女，这样一句话，会不会要了俩人的命？
关键问题是，彭咏梧和江竹君手上都掌握大量地下党员的名单，重庆地下党的安危系于一身，所以党组织严格要求按纪律办事，是非常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