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女人的日子
今年的第一场雪那天，我轮值班。
推开办公室的窗子，即使已经后半夜了，眼睛还是被满世界的银色晃得难受。站在15楼极目而望，我发起呆，那种什么想法都没有的呆。
“干吗呢”
耳边的声音让我一激灵。
我摸着胸口转过身，“你小人家吓我一跳”对小于说，她是美术编辑。
“想什么美事呢吧”小于歪着头问。
“没，没”
“那想什么呢”她把大样放我桌上，坐我对面，伸出右手，屈指“A升官，B发财，C想媳妇，D其他，请回答”。
我说，“请去掉一个正确答案”
“C想媳妇”
“确定吗？”我说，“恭喜你答错了”
“那…”这时传来了敲门声。
“请进”我把目光投向了桌子上的大样。
“李主任…”美编小何推门进来，说半截看到了小于说“小于没走哪，咱一起走吧。”
此时，小于背对着小何，我能看见她满脸的阴沉。
“好啊”
我迅速浏览了小于版上的标题等，“好，发（排）吧”
小于起身，小何坐下。站在小何身后的小于做了个飞吻，“李主任，没别的事我走了”。
我此时与小何对面，所以，不动声色说“好”
看完小何的版，她也告别“李主任，没事我们走了阿”
我抬起头说，“我送你们吧”
小何跳了起来，“谢谢李主任”
“那你们一起走吧，我自己走回去，长这么大没见过下这么大的雪，我要看看雪景。”小于转头对我说。
“那，那我也走回去，和你一起赏雪”小何说，“那，谢谢了李主任”
看着两人出了门，这是今天最后的两块版，我关上电脑，关上窗子，起身换上皮鞋从衣架上拿下外套。
这时，手机叮咚一声。
我骂了一句，大半夜的发短信，不是“有黑车”就是“招男女公关：————我手机来了短信用门铃声提示。
掏出手机一看，果然陌生号码。
“祝你40岁生日快乐！”
我一愣，早在一个月前，大报社工会在电视给我点了歌，我们这子报社给我送了蛋糕，我们中层以上的在燕春花园酒店吃了次西餐。
我的生日已经过了。
我于是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墙上的等离子万年历。
0：37
12月29日
农历十一月二十九
我的农历生日！！因为高考时填表生日写的是农历，所以我的生日一直是被误认为阳历12月29日。
问题是，包括我老婆在内，人们都以为12月29日是我的生日，知道我农历生日的，只有老家的家里人们。
老爸老妈都60多了，不会发短信。三个姐姐也不会大半夜的发。
是谁呢？
我想不出来。
但肯定是极亲近的人，于是我回信，“同乐同乐，还没睡呀？”
“这不等着送你生日礼物呢吗”
“谢谢，怎么送呀”我在套他（她）
“你来拿吧”
我心里咯噔一下，“你在哪儿”
“客厅，看电视呢”
我越发觉得不可思议了，用这种方式说话，肯定和我特熟，但我的熟人里绝对没有知道我农历生日的。
我只好硬着头皮“哪儿的客厅”
“我家的”
“你哪个家”
“总后休干所”
”万寿路？丰台？”我想可能是同学或战友，在北京的。
“北新街休干所”
我真懵了，北新街休干所是我们S市的。
这人在S市！
“不好意思，我忘了，是多少号楼几单元几号来着”
“你没忘，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46号楼，2单元301”
“我马上就到”
不管是谁，但肯定是熟人。我不在发短信了，到报社后面家属院的车库开上我的伊兰特。
“到了你找谁呀”在车上那人来了短信。
下着雪开车，我没敢回短信，反正到了就知道是谁了。
从裕华路向西走中华大街拐上和平路，一路右转弯，大雪天又是大半夜，路上没车没人，一会儿，我就到了总后休干所。
把车停在门口，我下车去哨兵那里登记。
刚下车，就从传达室出来一人，一个老太太。
我还暗想呢，老太太怎么大半夜的出去呀。
“兵兵”老太太冲我招手。
我一看这个叫我“兵兵”的老太太，套用一句特俗的说法，我全身的血液凝固了。 我的下身，瞬时硬＊勃＊起来。
“王教员！”
我跑过去拥抱她。
王教员推开我，“没想到吧，是我”
“咋会呢。”我知道了谜底，多意外也心里有了底。
“祝王教员，嗯，生日快乐”我敬了个军礼。
“是64岁生日快乐”王教员说。我和她农历一天的生日，同一个属相，差两轮。
王教员坐在了副司机位置。
王教员从后视镜里瞪了我一眼，“我老了，是吧”
此时，我正从后视镜看她。“我都40了！”
“那就说明，我老得不能要了，是吧”
我实在说不出奉承的话“黄教授好吗”，黄教授是她的丈夫。
“不知道，联系不上了”她说。
“怎么？”我莫名其妙了。
“去年，是他的享年，83，坎”
到了她家。
一开门，是一个6～7平的门厅，显然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房子，正对着门挂着一张巨幅照片。
我被下了一跳，因为照片上的人赫然就是“我”。
从长相到神态，简直就就是20年前的我
只是，他穿着中尉冬常服，那时侯还没有呢，我也没赶上这套军服。
推开办公室的窗子，即使已经后半夜了，眼睛还是被满世界的银色晃得难受。站在15楼极目而望，我发起呆，那种什么想法都没有的呆。
“干吗呢”
耳边的声音让我一激灵。
我摸着胸口转过身，“你小人家吓我一跳”对小于说，她是美术编辑。
“想什么美事呢吧”小于歪着头问。
“没，没”
“那想什么呢”她把大样放我桌上，坐我对面，伸出右手，屈指“A升官，B发财，C想媳妇，D其他，请回答”。
我说，“请去掉一个正确答案”
“C想媳妇”
“确定吗？”我说，“恭喜你答错了”
“那…”这时传来了敲门声。
“请进”我把目光投向了桌子上的大样。
“李主任…”美编小何推门进来，说半截看到了小于说“小于没走哪，咱一起走吧。”
此时，小于背对着小何，我能看见她满脸的阴沉。
“好啊”
我迅速浏览了小于版上的标题等，“好，发（排）吧”
小于起身，小何坐下。站在小何身后的小于做了个飞吻，“李主任，没别的事我走了”。
我此时与小何对面，所以，不动声色说“好”
看完小何的版，她也告别“李主任，没事我们走了阿”
我抬起头说，“我送你们吧”
小何跳了起来，“谢谢李主任”
“那你们一起走吧，我自己走回去，长这么大没见过下这么大的雪，我要看看雪景。”小于转头对我说。
“那，那我也走回去，和你一起赏雪”小何说，“那，谢谢了李主任”
看着两人出了门，这是今天最后的两块版，我关上电脑，关上窗子，起身换上皮鞋从衣架上拿下外套。
这时，手机叮咚一声。
我骂了一句，大半夜的发短信，不是“有黑车”就是“招男女公关：————我手机来了短信用门铃声提示。
掏出手机一看，果然陌生号码。
“祝你40岁生日快乐！”
我一愣，早在一个月前，大报社工会在电视给我点了歌，我们这子报社给我送了蛋糕，我们中层以上的在燕春花园酒店吃了次西餐。
我的生日已经过了。
我于是下意识地抬头看了看墙上的等离子万年历。
0：37
12月29日
农历十一月二十九
我的农历生日！！因为高考时填表生日写的是农历，所以我的生日一直是被误认为阳历12月29日。
问题是，包括我老婆在内，人们都以为12月29日是我的生日，知道我农历生日的，只有老家的家里人们。
老爸老妈都60多了，不会发短信。三个姐姐也不会大半夜的发。
是谁呢？
我想不出来。
但肯定是极亲近的人，于是我回信，“同乐同乐，还没睡呀？”
“这不等着送你生日礼物呢吗”
“谢谢，怎么送呀”我在套他（她）
“你来拿吧”
我心里咯噔一下，“你在哪儿”
“客厅，看电视呢”
我越发觉得不可思议了，用这种方式说话，肯定和我特熟，但我的熟人里绝对没有知道我农历生日的。
我只好硬着头皮“哪儿的客厅”
“我家的”
“你哪个家”
“总后休干所”
”万寿路？丰台？”我想可能是同学或战友，在北京的。
“北新街休干所”
我真懵了，北新街休干所是我们S市的。
这人在S市！
“不好意思，我忘了，是多少号楼几单元几号来着”
“你没忘，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46号楼，2单元301”
“我马上就到”
不管是谁，但肯定是熟人。我不在发短信了，到报社后面家属院的车库开上我的伊兰特。
“到了你找谁呀”在车上那人来了短信。
下着雪开车，我没敢回短信，反正到了就知道是谁了。
从裕华路向西走中华大街拐上和平路，一路右转弯，大雪天又是大半夜，路上没车没人，一会儿，我就到了总后休干所。
把车停在门口，我下车去哨兵那里登记。
刚下车，就从传达室出来一人，一个老太太。
我还暗想呢，老太太怎么大半夜的出去呀。
“兵兵”老太太冲我招手。
我一看这个叫我“兵兵”的老太太，套用一句特俗的说法，我全身的血液凝固了。 我的下身，瞬时硬＊勃＊起来。
“王教员！”
我跑过去拥抱她。
王教员推开我，“没想到吧，是我”
“咋会呢。”我知道了谜底，多意外也心里有了底。
“祝王教员，嗯，生日快乐”我敬了个军礼。
“是64岁生日快乐”王教员说。我和她农历一天的生日，同一个属相，差两轮。
王教员坐在了副司机位置。
王教员从后视镜里瞪了我一眼，“我老了，是吧”
此时，我正从后视镜看她。“我都40了！”
“那就说明，我老得不能要了，是吧”
我实在说不出奉承的话“黄教授好吗”，黄教授是她的丈夫。
“不知道，联系不上了”她说。
“怎么？”我莫名其妙了。
“去年，是他的享年，83，坎”
到了她家。
一开门，是一个6～7平的门厅，显然是上个世纪90年代的房子，正对着门挂着一张巨幅照片。
我被下了一跳，因为照片上的人赫然就是“我”。
从长相到神态，简直就就是20年前的我
只是，他穿着中尉冬常服，那时侯还没有呢，我也没赶上这套军服。
看到我愣神，王教员没说什么，打开一个卧室的门。
我大马洋刀地坐在床上。王教员坐在旁边的沙发上。
“这是我儿子”她说，“81年生的”她莫名其妙地盯我看了一会儿，“埋怨我，说从小到大没离开过咱们国防K大，在K大医院出生，在附小、附中上学，大学也是在K大计算机系，毕业又留了校。”
“他留了校，你自己跑S市来了？”我有些纳闷。
“这不，今年考了研，我让他报了”她向北一指，休干所的北邻是解放军X大。
“学什么的？”
“数字仿真。”
“巧了，刘小刚，我们队的，就是仿真教研室，也是个硕士导师。”
“就考的他的”
“奥，找他了”我稍显失望。
“找人家干什么，我们投奔你来了”她狠剜了我一眼，“都当大社长了，可别不管我们呀”
“总编,总编，一个子报的总编，离社长还远呢”我有些不好意思，“怎么，他一南方人能适应这里吗？”我总觉得她儿子考军X大有些唐突。
“我的主意”她说，“他不是老说自己阅历少吗，我就找了这儿的张所长，是老黄的一学生，退这来了。”
“太好了”我应付着说。
“那就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她指着客厅的照片说。
我一头雾水。
“你毕业时想送给你，可那时还不是特别的象你；你30岁时他和你就像一个模子刻的，可你却刚添了女儿”王教员说，“这是你的儿子”
“我的”我说， 我简直蒙了，“就那一次”
“要不说你牛呢，要不做个DNA”王教员瞪了我一眼。
这个礼物，确实太惊奇了：现在40岁的我，24年前，和现在64岁的王教员王岚，唯一的一次，有了现在读研究生的儿子。
(2)
那是25年前的事。
1980年的8月28日。这个日期之所以20多年后还记得清清楚楚，是因为那一天有太多的第一次。
大早晨起来，我穿上母亲做的没有一块补丁（呵呵，那时穿没补丁的衣服和现在穿有补丁的衣服一样，凤毛麟角，至少在我家乡是）的新衣服，由父亲骑车带着到了县城。从县城坐汽车——生平第一次坐汽车，赶往地区行署所在的T市。
那时候，交通部门也和现在的电信一样，就国营的自己干，好坏别人不能染指，所以长途汽车，就和现在的拨号上网一样，走走停停，逢站就停，乡村级的5分钟，县城城镇半个小时。磨磨蹭蹭，我们县城离T市150里地，150里用了3个多小时。
11点多，我们到了T市，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城市，并第一次坐上公交车。快12点的时候，我们到了火车站。
在火车站候车室餐厅，我下了我的第一次饭馆，我们爷儿俩一人一碗烩饼（1毛2分钱，2两粮票）两个花卷（6分钱、2两粮票一个），一斤全国粮票4毛8分钱就夺去了我下饭馆的第一次。
12：30，父亲把我领到了第一候车室的厕所，把一张火车票，这是他3天前专门来T市买好的。
父亲又把我的录取通知书给了我，并掏出30块钱，亲自解开我的裤子，把钱和通知书装进了母亲缝在我内裤上的口袋说，“没事，别老看啊摸啊的，越那样越容易丢。在火车上要按顿吃饭。到学校就来信，把剩下的钱存上。”
父亲自己匆忙去赶回家的汽车去了，到了下午四点多，我坐上了传说中的火车————其实，从T市上车我一直是站着，直到5个小时之后火车停靠北京站，下车好多人，我才真正献出我“坐”火车的第一次。
火车到了专门培养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的重镇，已经是30日早晨7点多。有专车把我们拉到我考上的那所K大。
到了K大训练部，登记了一番后，在场的军官们就打电话通知领人。
我被自称叫李刚的区队长领到了学员220队，和正副队长正副教导员见了面后,区队长领我到宿舍。我隐约听到队部里有人说，我还以为是谁家的孩子呢。
到了宿舍，区队长对里边的一个人说，建国帮他安排一下。介绍说，这是王建国，这是李红兵。
这王建国，立刻说区队长你忙去吧。李红兵，是吧，你就在门口这张床的下铺吧，方便。
接下来，王建国先从我们的专业指挥仪是高炮的控制系统介绍开始，从学校的机构到这座城市的历史和现状到220队的领导结构，给我作了极为详尽的报告。期间,他还为新来的北京的曹振刚安排了床铺。
王建国正在介绍我们毕业后是技术13级也就是副连级，上学时供给制，吃穿用都免费每个月还发6元钱的津贴费，区队长推门叫我们吃饭。
于是，有几名穿四个兜的（那那时侯，可能考虑到战士挣钱少，军装只有两个上兜；军官挣钱多，上下四个兜，呵呵）带着我们以队大约有十几个新生排着队去吃饭。
如你所知，我吃了一顿有生以来除过年和婚丧宴以外第一次的桌席，3个肉菜一个凉菜。
我吃了很多，只是四个菜都有辣味。
吃完饭，区队长说，今天新来的一起去洗澡,先来的随意。王建国马上表示他也去。
进了澡堂子，我开了眼界，从没和人一起洗过澡，也就是说，这是我第一次进澡堂子。
大开眼界，让我惊讶的是，绝大部分人都和我的不一样，我说的是别人不但有黑忽忽的毛，形状也和我不一样。我借洗头的机会，仔细观察了区队长的构造，其他同学虽然也有别于我，但属区队长最大。
洗完澡，区队长说，今天天气好，谁会游泳咱游泳去。他回队里领了游泳裤。
到了游泳池，区队长、王建国、曹振刚和还有其他的几个城市学员都游了起来，我和来自山东的赵大朋就站在泳池里，我们实在是没和这么多人，特别是还有女人一起游过泳。
在家时，我们是男的和男的一起游泳，女的一上了中学就不在游泳了。
当然，是在池塘或者渠里河里游泳。
一会儿，王建国、曹振刚象蛤摸似的游（后来知道，那叫蛙泳）回来，王建国问怎么不游啊。听我们说人太多，王建国说你还想开个专场啊，是不会还是怎么着。
我说，会呀，马上钻到水里，一个猛子扎到了对面（K大的泳池是标准池，这一猛子有50米）。回头一看，泳池那边的王建国和曹振刚正看着我发愣呢。
于是，我显摆起我最拿手的泳姿，双臂向前扑上腿向后蹬，绕了泳池半圈回到王建国他们身边。
王建国和曹振刚这时坐到了池边。
王建国说，你出什么洋相。我有些莫名其妙。
“看，都看你热闹呢”王建国说。
我一看，果然，泳池里的人有一半都在看我。
“上这儿狗刨来了”
我当时的感觉真是应了那句话，找地缝。
这时，一个穿这火红泳衣的女子走过来，问王建国，“国国，是你家亲戚呀”
我听出了她的潜台词是，乡下亲戚。
“王阿姨，不是，是我同学，大学新同学，河北的”
“大学同学？”她竟然蹲下来，“多大了”
“15了”
这时我站在泳池里，她蹲在池边。我很不自在，我从没如此近距离地看过女人如此白的大腿，因为在我们家乡，上个世纪70年代，女人是不穿裙子的。
而且，我的目光正对着她的裆部！
20多年后，我实在不知道我的记忆是否有问题，但我一直记着的是，我看到她哪个部位的形状。
这时，更要命的事情发生了。
“15了？”她的目光盯着水中的我的裆！摸着我的头说，“教教我蝶泳吧”
我的小DD不争气地直了，我仅穿这一条游泳裤！
我说，“没法教，得自己练”
我说完又钻进水里，一个猛子游到了另一面。我吓得扎了近100米的猛子。后头再看，她和王建国坐在一起，见我露头便指着我。我马上往人群里游，这次，我的双臂和双腿都不出水，家乡人称这种泳姿叫漂葫芦，因为离远了看，只有头在水上漂。
她激动得站起来，指着我。
我又改成扎猛子，混人堆里上来，溜进更衣室。
下午，队里又来了有几十个新同学。
晚上，王建国和曹振刚俨然成了朋友，坐在床上显摆各自城市的得意。
我早早上床，一躺下，就感觉床也和火车一样在动，很快睡着了。
不知怎地，我一出门，就又见到了那个女子，要命的是，这次她下身竟然没穿东西。当然是和其他大人一样，黑森森的毛，我四周一看，竟然一个人也没有，马上盯着她的那儿，想看个究竟，但她左晃右晃，我就是看不到。我急得大叫，却出了声。
正着急呢，忽然一股暖流顺着大腿根传向小DD。
我一激灵，醒了。
这时，宿舍的灯亮着，我看到自己的DD在支着天棚，内裤湿了一片。
我吓坏了，第一个念头是我犯了流氓罪———那时，学校教我们阶级斗争教我们物理化学数学语文，可没有人告诉我这是什么。
但我从《农村赤脚医生手册》上偷偷地看过，这是YJ。
人生最为重要的第一次，就这么没了。
四周一看，王建国和曹振刚都睡着，我上铺也有人。
幸亏没人发现。
我大马洋刀地坐在床上。王教员坐在旁边的沙发上。
“这是我儿子”她说，“81年生的”她莫名其妙地盯我看了一会儿，“埋怨我，说从小到大没离开过咱们国防K大，在K大医院出生，在附小、附中上学，大学也是在K大计算机系，毕业又留了校。”
“他留了校，你自己跑S市来了？”我有些纳闷。
“这不，今年考了研，我让他报了”她向北一指，休干所的北邻是解放军X大。
“学什么的？”
“数字仿真。”
“巧了，刘小刚，我们队的，就是仿真教研室，也是个硕士导师。”
“就考的他的”
“奥，找他了”我稍显失望。
“找人家干什么，我们投奔你来了”她狠剜了我一眼，“都当大社长了，可别不管我们呀”
“总编,总编，一个子报的总编，离社长还远呢”我有些不好意思，“怎么，他一南方人能适应这里吗？”我总觉得她儿子考军X大有些唐突。
“我的主意”她说，“他不是老说自己阅历少吗，我就找了这儿的张所长，是老黄的一学生，退这来了。”
“太好了”我应付着说。
“那就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她指着客厅的照片说。
我一头雾水。
“你毕业时想送给你，可那时还不是特别的象你；你30岁时他和你就像一个模子刻的，可你却刚添了女儿”王教员说，“这是你的儿子”
“我的”我说， 我简直蒙了，“就那一次”
“要不说你牛呢，要不做个DNA”王教员瞪了我一眼。
这个礼物，确实太惊奇了：现在40岁的我，24年前，和现在64岁的王教员王岚，唯一的一次，有了现在读研究生的儿子。
(2)
那是25年前的事。
1980年的8月28日。这个日期之所以20多年后还记得清清楚楚，是因为那一天有太多的第一次。
大早晨起来，我穿上母亲做的没有一块补丁（呵呵，那时穿没补丁的衣服和现在穿有补丁的衣服一样，凤毛麟角，至少在我家乡是）的新衣服，由父亲骑车带着到了县城。从县城坐汽车——生平第一次坐汽车，赶往地区行署所在的T市。
那时候，交通部门也和现在的电信一样，就国营的自己干，好坏别人不能染指，所以长途汽车，就和现在的拨号上网一样，走走停停，逢站就停，乡村级的5分钟，县城城镇半个小时。磨磨蹭蹭，我们县城离T市150里地，150里用了3个多小时。
11点多，我们到了T市，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来城市，并第一次坐上公交车。快12点的时候，我们到了火车站。
在火车站候车室餐厅，我下了我的第一次饭馆，我们爷儿俩一人一碗烩饼（1毛2分钱，2两粮票）两个花卷（6分钱、2两粮票一个），一斤全国粮票4毛8分钱就夺去了我下饭馆的第一次。
12：30，父亲把我领到了第一候车室的厕所，把一张火车票，这是他3天前专门来T市买好的。
父亲又把我的录取通知书给了我，并掏出30块钱，亲自解开我的裤子，把钱和通知书装进了母亲缝在我内裤上的口袋说，“没事，别老看啊摸啊的，越那样越容易丢。在火车上要按顿吃饭。到学校就来信，把剩下的钱存上。”
父亲自己匆忙去赶回家的汽车去了，到了下午四点多，我坐上了传说中的火车————其实，从T市上车我一直是站着，直到5个小时之后火车停靠北京站，下车好多人，我才真正献出我“坐”火车的第一次。
火车到了专门培养当时的国家领导人的重镇，已经是30日早晨7点多。有专车把我们拉到我考上的那所K大。
到了K大训练部，登记了一番后，在场的军官们就打电话通知领人。
我被自称叫李刚的区队长领到了学员220队，和正副队长正副教导员见了面后,区队长领我到宿舍。我隐约听到队部里有人说，我还以为是谁家的孩子呢。
到了宿舍，区队长对里边的一个人说，建国帮他安排一下。介绍说，这是王建国，这是李红兵。
这王建国，立刻说区队长你忙去吧。李红兵，是吧，你就在门口这张床的下铺吧，方便。
接下来，王建国先从我们的专业指挥仪是高炮的控制系统介绍开始，从学校的机构到这座城市的历史和现状到220队的领导结构，给我作了极为详尽的报告。期间,他还为新来的北京的曹振刚安排了床铺。
王建国正在介绍我们毕业后是技术13级也就是副连级，上学时供给制，吃穿用都免费每个月还发6元钱的津贴费，区队长推门叫我们吃饭。
于是，有几名穿四个兜的（那那时侯，可能考虑到战士挣钱少，军装只有两个上兜；军官挣钱多，上下四个兜，呵呵）带着我们以队大约有十几个新生排着队去吃饭。
如你所知，我吃了一顿有生以来除过年和婚丧宴以外第一次的桌席，3个肉菜一个凉菜。
我吃了很多，只是四个菜都有辣味。
吃完饭，区队长说，今天新来的一起去洗澡,先来的随意。王建国马上表示他也去。
进了澡堂子，我开了眼界，从没和人一起洗过澡，也就是说，这是我第一次进澡堂子。
大开眼界，让我惊讶的是，绝大部分人都和我的不一样，我说的是别人不但有黑忽忽的毛，形状也和我不一样。我借洗头的机会，仔细观察了区队长的构造，其他同学虽然也有别于我，但属区队长最大。
洗完澡，区队长说，今天天气好，谁会游泳咱游泳去。他回队里领了游泳裤。
到了游泳池，区队长、王建国、曹振刚和还有其他的几个城市学员都游了起来，我和来自山东的赵大朋就站在泳池里，我们实在是没和这么多人，特别是还有女人一起游过泳。
在家时，我们是男的和男的一起游泳，女的一上了中学就不在游泳了。
当然，是在池塘或者渠里河里游泳。
一会儿，王建国、曹振刚象蛤摸似的游（后来知道，那叫蛙泳）回来，王建国问怎么不游啊。听我们说人太多，王建国说你还想开个专场啊，是不会还是怎么着。
我说，会呀，马上钻到水里，一个猛子扎到了对面（K大的泳池是标准池，这一猛子有50米）。回头一看，泳池那边的王建国和曹振刚正看着我发愣呢。
于是，我显摆起我最拿手的泳姿，双臂向前扑上腿向后蹬，绕了泳池半圈回到王建国他们身边。
王建国和曹振刚这时坐到了池边。
王建国说，你出什么洋相。我有些莫名其妙。
“看，都看你热闹呢”王建国说。
我一看，果然，泳池里的人有一半都在看我。
“上这儿狗刨来了”
我当时的感觉真是应了那句话，找地缝。
这时，一个穿这火红泳衣的女子走过来，问王建国，“国国，是你家亲戚呀”
我听出了她的潜台词是，乡下亲戚。
“王阿姨，不是，是我同学，大学新同学，河北的”
“大学同学？”她竟然蹲下来，“多大了”
“15了”
这时我站在泳池里，她蹲在池边。我很不自在，我从没如此近距离地看过女人如此白的大腿，因为在我们家乡，上个世纪70年代，女人是不穿裙子的。
而且，我的目光正对着她的裆部！
20多年后，我实在不知道我的记忆是否有问题，但我一直记着的是，我看到她哪个部位的形状。
这时，更要命的事情发生了。
“15了？”她的目光盯着水中的我的裆！摸着我的头说，“教教我蝶泳吧”
我的小DD不争气地直了，我仅穿这一条游泳裤！
我说，“没法教，得自己练”
我说完又钻进水里，一个猛子游到了另一面。我吓得扎了近100米的猛子。后头再看，她和王建国坐在一起，见我露头便指着我。我马上往人群里游，这次，我的双臂和双腿都不出水，家乡人称这种泳姿叫漂葫芦，因为离远了看，只有头在水上漂。
她激动得站起来，指着我。
我又改成扎猛子，混人堆里上来，溜进更衣室。
下午，队里又来了有几十个新同学。
晚上，王建国和曹振刚俨然成了朋友，坐在床上显摆各自城市的得意。
我早早上床，一躺下，就感觉床也和火车一样在动，很快睡着了。
不知怎地，我一出门，就又见到了那个女子，要命的是，这次她下身竟然没穿东西。当然是和其他大人一样，黑森森的毛，我四周一看，竟然一个人也没有，马上盯着她的那儿，想看个究竟，但她左晃右晃，我就是看不到。我急得大叫，却出了声。
正着急呢，忽然一股暖流顺着大腿根传向小DD。
我一激灵，醒了。
这时，宿舍的灯亮着，我看到自己的DD在支着天棚，内裤湿了一片。
我吓坏了，第一个念头是我犯了流氓罪———那时，学校教我们阶级斗争教我们物理化学数学语文，可没有人告诉我这是什么。
但我从《农村赤脚医生手册》上偷偷地看过，这是YJ。
人生最为重要的第一次，就这么没了。
四周一看，王建国和曹振刚都睡着，我上铺也有人。
幸亏没人发现。
（3）
我偷偷拿着裤子到水房把内裤换下。由于录取通知书上说，不用带行李，我除了穿的衣服，什么也没带，所以内裤洗了就只好穿裤子睡觉。
一折腾，我躺床上就睡不着了。我很沮丧，竟然让一个我根本不认识且什么也没看清（呵呵）的人夺去了第一次。
但是，刚才，梦中的那种感觉太奇妙了。在回味快感之后，一种成就感、幸福感就油然而生了：从此，我就要住在大楼里、吃桌席了！我已经农转非了！！――那个时代，就是毛泽东说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这个国家虽然叫做人民共和国，但共和国其实只是工人的而与我们农民无关。我们种了粮食，却把绝大部分交给国家，自己很少能吃饱，城里人却由国家给他们的钱低价买去吃得饱；我们养了猪，国家却不允许我们自己杀，交给国家，我们一年也吃不上一顿肉，城里人却用国家给的钱买肉吃；我们劳了一天分（在生产队干活）只有几分钱，还要到年底给，城里人干一天能挣一块多钱，还一个月一给。
所以，那时，虽然课本上教给我们说慌：“长大当个好社员（农民）”，但我的终极理想就是，“农转非”变成城里人。
毛泽东时代，象我这样八辈子农民的，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进入城市。是邓小平给了我一机会，不问出身，统一参加考试，我才变成了城里人。而我的姐姐们，并不比我笨，却没赶上高考，所以只能是农民，自此，我们一奶同胞，就要天壤之别了。
（现在，也有高考，但性质与那时不同了。我们那时候，没有义务教育之说，但任何一个人都能上学，现在，有很多象当时我一样的人，根本就没钱上学，所以，机会是不等的。而且，那时上大学就变成国家干部，就肯定有班上，现在，上大学就成了待业青年。
所以，20多年后，我意识到，当时给所有人一个同样的机会，是最大的公平。机会不平等，是最为不公平的不平等）
我躺在床上，想着自己已然跨进了贵族，不禁哼起国际歌，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转念一想，又哼起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让我们自豪地举起杯，挺胸膛，笑扬眉，光荣属于八○年代的新一辈。
我正反复哼唱着挺胸膛笑扬眉，区队长领人进来。这人有一米八高，白白净净，眉清目秀。我想，长得和王建国曹振刚差不多，准又是个城里人，便装睡，眯上了眼。
区队长，指着靠窗的下铺说，孙卫兵你就在这儿吧。
“好蝶，好蝶”这人一开口竟然是成人的声音了，而且口音很重。
一看，他把一个用毛巾做的包放到了床上，下身穿一条洗的发白的绿裤子，上穿对襟白粗布褂子。看来，也是一苦出身。
我便一骨碌坐起来，说“你来啦”
“不蒿意思尼吗”他小声说，“操着尼列吗”
我偷偷拿着裤子到水房把内裤换下。由于录取通知书上说，不用带行李，我除了穿的衣服，什么也没带，所以内裤洗了就只好穿裤子睡觉。
一折腾，我躺床上就睡不着了。我很沮丧，竟然让一个我根本不认识且什么也没看清（呵呵）的人夺去了第一次。
但是，刚才，梦中的那种感觉太奇妙了。在回味快感之后，一种成就感、幸福感就油然而生了：从此，我就要住在大楼里、吃桌席了！我已经农转非了！！――那个时代，就是毛泽东说的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时代，这个国家虽然叫做人民共和国，但共和国其实只是工人的而与我们农民无关。我们种了粮食，却把绝大部分交给国家，自己很少能吃饱，城里人却由国家给他们的钱低价买去吃得饱；我们养了猪，国家却不允许我们自己杀，交给国家，我们一年也吃不上一顿肉，城里人却用国家给的钱买肉吃；我们劳了一天分（在生产队干活）只有几分钱，还要到年底给，城里人干一天能挣一块多钱，还一个月一给。
所以，那时，虽然课本上教给我们说慌：“长大当个好社员（农民）”，但我的终极理想就是，“农转非”变成城里人。
毛泽东时代，象我这样八辈子农民的，根本就没有任何机会进入城市。是邓小平给了我一机会，不问出身，统一参加考试，我才变成了城里人。而我的姐姐们，并不比我笨，却没赶上高考，所以只能是农民，自此，我们一奶同胞，就要天壤之别了。
（现在，也有高考，但性质与那时不同了。我们那时候，没有义务教育之说，但任何一个人都能上学，现在，有很多象当时我一样的人，根本就没钱上学，所以，机会是不等的。而且，那时上大学就变成国家干部，就肯定有班上，现在，上大学就成了待业青年。
所以，20多年后，我意识到，当时给所有人一个同样的机会，是最大的公平。机会不平等，是最为不公平的不平等）
我躺在床上，想着自己已然跨进了贵族，不禁哼起国际歌，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转念一想，又哼起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让我们自豪地举起杯，挺胸膛，笑扬眉，光荣属于八○年代的新一辈。
我正反复哼唱着挺胸膛笑扬眉，区队长领人进来。这人有一米八高，白白净净，眉清目秀。我想，长得和王建国曹振刚差不多，准又是个城里人，便装睡，眯上了眼。
区队长，指着靠窗的下铺说，孙卫兵你就在这儿吧。
“好蝶，好蝶”这人一开口竟然是成人的声音了，而且口音很重。
一看，他把一个用毛巾做的包放到了床上，下身穿一条洗的发白的绿裤子，上穿对襟白粗布褂子。看来，也是一苦出身。
我便一骨碌坐起来，说“你来啦”
“不蒿意思尼吗”他小声说，“操着尼列吗”
4
“没事”我说，“是我自己睡不着”
你俩别说了，影响别人，区队长说着出了门。
我下了床，领孙卫国去洗漱室洗脸。
“我叫孙卫国，你呢？
“我叫李红兵，河北的。”
“你就是李红兵”他一惊一咤的。
我更吓了一跳，“你认识我？”
“我们在车站等人的时候听说的。”
我纳了闷了，我怎么成名人了？不能啊，在我们公社中学我倒是名人，那是因为从七七年恢复高考，我是学校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我走的时候，去看老师，听说地区文教局已经和我们物理老师说好了，给他和他全家农转非后调他去T市一中。
我们物理老师是T市一中66届的毕业生，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来，他随大家去延安、井冈山串联一圈，回来早停课了，就回家务农。当然，没多久就被公社中学调进了。
“我们来时，咱们队的谈副队长在车站值班等人，我一上车，他就告诉我们，河北有个李红兵，刚14岁多”
“谁说，我属蛇的，15岁了，就是生日小点，农历11月30。”
“那不就是14岁多吗？”他说，“副队长说，你物理考了98分，在咱们全校第一。”
“瞎碰的”我说，“真的”
的确，我之所以在公社中学成了名人，是我考了个让人不敢想像的成绩。
78年开始，全县初考、中考统一命题，最后统一择优录取。我们县共有一～八中是国办中学，其中一中是地区重点择最优的，然后二～八中按区域择优。经过两轮择优，我就只好进入公社中学。这公社中学的水平就可想而知了。
高考前，县里统一组织一模、二模和三模，每一模我在公社中学都没进过前十，数理化语政外总成绩从没到过350分。可是，高考时，第一天数学、语文还正常，从物理开始，基本上我做过什么题它考什么―――那时，高考好像故意和学生过不去，没有一道题是常规的。
结果，我物理98分，据说进入全省前5（后来听说，那一年由于物理题超难，县一中平均不到65分，而事实上高考题目我考前并没做过，只是考试时死马当活马医，愣用做过的题去套，结果歪打正着）；化学91分、政治93分。
最不可思议的是，由于我们公社没有英语老师，我的英语靠自学。那时候，录音机连听说还没听说过呢，自学，就是记住怎么写，怎么用。而当时，高考也根本没有口语、听力，所以我就靠死背参战，结果考了64分。（上了大学后，我却发现，那些受过正规教材教育的同学们大部分是六十七分，背的功夫不如我，而听力、口语也并不比我强！
呵呵，这就是我们的英语教育，学些聋子英语、哑巴英语，语法呢，也是老外们早不用的了。
所以，1999年，伏明霞发生“脏裤子”事件时，我在搜狐的“狐说八道”论坛专门为小伏辩解，“别说她一个事实上只有小学文化的运动员，就是象我这样的全国重点大学毕业生，包括新新人类大学生，谁学过F*U*C*K等单词呢。我们教材第一课是Flag-red flag 然后Jeep-green jeep。
我们的英语不但又聋又哑，还又扯淡。
扯远了）
当然，我的数学语文发挥也很好，一个59分一个66分。
这个总成绩，要在县一中，有经验的老师绝对不会让我报K大，因为那时，农林水、地矿油是最大的冷门专业，军（队）师（范）则是打死也不去的。
但，由于成绩出我身上，我们学校、老师包括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时刻担心复查考卷时成绩改了。而且从没有过真正意义上填报过高考志愿。
我把这些和孙卫国一说，他眼睛都直了“够日离命咋那么好呢吗？”
他不知什么缘故，向四周看了看，“我从77年参加高考，每次模拟都能上段，可一来真的，就差一大截儿。”
“没事”我说，“是我自己睡不着”
你俩别说了，影响别人，区队长说着出了门。
我下了床，领孙卫国去洗漱室洗脸。
“我叫孙卫国，你呢？
“我叫李红兵，河北的。”
“你就是李红兵”他一惊一咤的。
我更吓了一跳，“你认识我？”
“我们在车站等人的时候听说的。”
我纳了闷了，我怎么成名人了？不能啊，在我们公社中学我倒是名人，那是因为从七七年恢复高考，我是学校第一个考上重点大学的。我走的时候，去看老师，听说地区文教局已经和我们物理老师说好了，给他和他全家农转非后调他去T市一中。
我们物理老师是T市一中66届的毕业生，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来，他随大家去延安、井冈山串联一圈，回来早停课了，就回家务农。当然，没多久就被公社中学调进了。
“我们来时，咱们队的谈副队长在车站值班等人，我一上车，他就告诉我们，河北有个李红兵，刚14岁多”
“谁说，我属蛇的，15岁了，就是生日小点，农历11月30。”
“那不就是14岁多吗？”他说，“副队长说，你物理考了98分，在咱们全校第一。”
“瞎碰的”我说，“真的”
的确，我之所以在公社中学成了名人，是我考了个让人不敢想像的成绩。
78年开始，全县初考、中考统一命题，最后统一择优录取。我们县共有一～八中是国办中学，其中一中是地区重点择最优的，然后二～八中按区域择优。经过两轮择优，我就只好进入公社中学。这公社中学的水平就可想而知了。
高考前，县里统一组织一模、二模和三模，每一模我在公社中学都没进过前十，数理化语政外总成绩从没到过350分。可是，高考时，第一天数学、语文还正常，从物理开始，基本上我做过什么题它考什么―――那时，高考好像故意和学生过不去，没有一道题是常规的。
结果，我物理98分，据说进入全省前5（后来听说，那一年由于物理题超难，县一中平均不到65分，而事实上高考题目我考前并没做过，只是考试时死马当活马医，愣用做过的题去套，结果歪打正着）；化学91分、政治93分。
最不可思议的是，由于我们公社没有英语老师，我的英语靠自学。那时候，录音机连听说还没听说过呢，自学，就是记住怎么写，怎么用。而当时，高考也根本没有口语、听力，所以我就靠死背参战，结果考了64分。（上了大学后，我却发现，那些受过正规教材教育的同学们大部分是六十七分，背的功夫不如我，而听力、口语也并不比我强！
呵呵，这就是我们的英语教育，学些聋子英语、哑巴英语，语法呢，也是老外们早不用的了。
所以，1999年，伏明霞发生“脏裤子”事件时，我在搜狐的“狐说八道”论坛专门为小伏辩解，“别说她一个事实上只有小学文化的运动员，就是象我这样的全国重点大学毕业生，包括新新人类大学生，谁学过F*U*C*K等单词呢。我们教材第一课是Flag-red flag 然后Jeep-green jeep。
我们的英语不但又聋又哑，还又扯淡。
扯远了）
当然，我的数学语文发挥也很好，一个59分一个66分。
这个总成绩，要在县一中，有经验的老师绝对不会让我报K大，因为那时，农林水、地矿油是最大的冷门专业，军（队）师（范）则是打死也不去的。
但，由于成绩出我身上，我们学校、老师包括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时刻担心复查考卷时成绩改了。而且从没有过真正意义上填报过高考志愿。
我把这些和孙卫国一说，他眼睛都直了“够日离命咋那么好呢吗？”
他不知什么缘故，向四周看了看，“我从77年参加高考，每次模拟都能上段，可一来真的，就差一大截儿。”
5
“那你考了4年呐”我说
“怎么了！”他刚才还和颜悦色的，忽然就变了脸，“4年不也考上了吗”
看到他有些恼，我也觉得抹不开了，就说“洗好了，咱回去睡吧。”
他的脸却又变暖，“走吧”
回到宿舍，孙卫国的上铺蚊帐也放下来了，说明有来了人。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已经有一百多人了。
吃完饭，区队长说上午去领被装，大家登记服装号码。最大的是一号，我是五号。
被装领回来，当然，这是我有生以来所拥有最多的衣服，还是新的：夏装（的确良）两身、衬衣（粗布）白色绿色各一件、裤衩（粗布）三角平脚各一件、衬裤（粗布）两件。然后还有，水壶一个、茶缸一个、毛巾一条、脸盆一个。
我之所以对这些，二十多年后还记忆犹新，是因为这些给我的感觉是震撼。能同时拥有这些这样的东西，我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了贵族――当时10亿中国人中，不超过1亿人有这样的财富。
从里到外换上全新的衣服，就中午了。
这次，不是简单站队就去吃饭了。
值班的通讯区队，也就是一区队长喊，全体都有，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
然后，用只有在电影中看到国民党军官用过的姿势（后来知道，就是跑步，但特正规）跑向队长喊，队长同志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队长喊，请稍息。
区队长喊，是。并转身跑到队伍前，喊，稍息。
队长用几乎木偶似的姿势走到队伍前，“同志们”
见大家没反应，他说，“穿上这身军装，你们就成了军人，以后听到指挥员和首长说同志们，要立正。好从来一遍，同志们！”
我们一起立正。
“请稍息，同志们……”
大家又一起立正。
“别”队长有些笑了，“我高呼同志们的时候，大家要立正，但用正常语气时，就不用了，稍息吧。”
“同志们，今天起，你们就将要是一名军人了。什么时候把“将要”去掉呢，就是发给大家领章帽徽的时候。要想领到领章帽徽，那接下来的一个月，你就要脱层皮、掉块肉，这就是被称作魔鬼一个月的新兵训练！”
二十多年后，我还敢保证，他说的话就这样，一字不差。
因为，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丝没感到“魔鬼”的存在。
在9月份的阳光下练队列即使踢正步，我的感觉要比在生产队干活轻松多了。
8月6日，录取通知书送来时，我正在地里拔麻。
8月的阳光不知要比9月强烈多少。
而拔麻，现在已经绝迹。麻，就是用来做麻绳的植物，一般有两米多高，大约有拖把把那么粗，长在地里，完全靠人用手拔出来。
所以，我当时就对也是农民出身的队长有些不解，军训会比农活苦？
把军训称为“魔鬼训练”的，只有城里人。
这就好像后来的所谓知青文学一样，粱晓声的《这片神奇的土地》也好，叶辛的《蹉跎岁月》也罢，把知青生活描写得象地狱，把知青干活说成劳役。那，我们世代生活在那里干农活的农民呢，难道是生活在地狱里的奴役。
知青在农村呆了几年，那几年就是蹉跎岁月了，那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岂不是蹉跎一生？
陈胜起义前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事实上，那个年代，也就是被成为我们当家做主的年代，城里人就是“有种”。
所以，二十多年后，我对所谓魔鬼一个月几乎没有任何记忆。
除了，孙卫国开枪打死了王建国，并打伤好几个。
“那你考了4年呐”我说
“怎么了！”他刚才还和颜悦色的，忽然就变了脸，“4年不也考上了吗”
看到他有些恼，我也觉得抹不开了，就说“洗好了，咱回去睡吧。”
他的脸却又变暖，“走吧”
回到宿舍，孙卫国的上铺蚊帐也放下来了，说明有来了人。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已经有一百多人了。
吃完饭，区队长说上午去领被装，大家登记服装号码。最大的是一号，我是五号。
被装领回来，当然，这是我有生以来所拥有最多的衣服，还是新的：夏装（的确良）两身、衬衣（粗布）白色绿色各一件、裤衩（粗布）三角平脚各一件、衬裤（粗布）两件。然后还有，水壶一个、茶缸一个、毛巾一条、脸盆一个。
我之所以对这些，二十多年后还记忆犹新，是因为这些给我的感觉是震撼。能同时拥有这些这样的东西，我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了贵族――当时10亿中国人中，不超过1亿人有这样的财富。
从里到外换上全新的衣服，就中午了。
这次，不是简单站队就去吃饭了。
值班的通讯区队，也就是一区队长喊，全体都有，稍息，立正，向右看齐，向前看。
然后，用只有在电影中看到国民党军官用过的姿势（后来知道，就是跑步，但特正规）跑向队长喊，队长同志全队集合完毕请指示。
队长喊，请稍息。
区队长喊，是。并转身跑到队伍前，喊，稍息。
队长用几乎木偶似的姿势走到队伍前，“同志们”
见大家没反应，他说，“穿上这身军装，你们就成了军人，以后听到指挥员和首长说同志们，要立正。好从来一遍，同志们！”
我们一起立正。
“请稍息，同志们……”
大家又一起立正。
“别”队长有些笑了，“我高呼同志们的时候，大家要立正，但用正常语气时，就不用了，稍息吧。”
“同志们，今天起，你们就将要是一名军人了。什么时候把“将要”去掉呢，就是发给大家领章帽徽的时候。要想领到领章帽徽，那接下来的一个月，你就要脱层皮、掉块肉，这就是被称作魔鬼一个月的新兵训练！”
二十多年后，我还敢保证，他说的话就这样，一字不差。
因为，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丝没感到“魔鬼”的存在。
在9月份的阳光下练队列即使踢正步，我的感觉要比在生产队干活轻松多了。
8月6日，录取通知书送来时，我正在地里拔麻。
8月的阳光不知要比9月强烈多少。
而拔麻，现在已经绝迹。麻，就是用来做麻绳的植物，一般有两米多高，大约有拖把把那么粗，长在地里，完全靠人用手拔出来。
所以，我当时就对也是农民出身的队长有些不解，军训会比农活苦？
把军训称为“魔鬼训练”的，只有城里人。
这就好像后来的所谓知青文学一样，粱晓声的《这片神奇的土地》也好，叶辛的《蹉跎岁月》也罢，把知青生活描写得象地狱，把知青干活说成劳役。那，我们世代生活在那里干农活的农民呢，难道是生活在地狱里的奴役。
知青在农村呆了几年，那几年就是蹉跎岁月了，那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岂不是蹉跎一生？
陈胜起义前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事实上，那个年代，也就是被成为我们当家做主的年代，城里人就是“有种”。
所以，二十多年后，我对所谓魔鬼一个月几乎没有任何记忆。
除了，孙卫国开枪打死了王建国，并打伤好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