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认识经济学－－-从这里开始。
真正认识经济学---从这里开始。
厘清谬误，让现实运行的经济规律在你的面前从未如此清晰。
一、经济危机来袭
二、经济危机的共同特点
三、什么是消费？什么是生产？
四、对比消费和生产
五、消费和储蓄
六、生产结构
待续
一、经济危机来袭
2008年下半年开始，首先从美国开始，经济危机突然来袭，并很快席卷全球。最初是次贷危机，然后扩大为金融危机。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金融机构——雷曼兄弟公司轰然垮台。美国其他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如AIG、花旗银行、房利美和房的美也纷纷告急。
金融是现代经济体的核心部分。当金融系统出现严重问题时，经济体的其他部分也必然受到影响。果然，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美国经济的许多部分都受到了打击，陷入困境。而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当美国经济遭遇困境时，整体世界经济也就必然随之进入危机状态。于是，进入2009年以后，世界遇到了又一次经济危机。
之所以说是“又一次”，是因为这种突然来袭的经济危机，人类并不陌生。这可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不但不是新生事物，实际上，近两三百年以来，也就是现代工业经济体系建立以来，人类一直在面对这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十九世纪的周期差不多是每十年一次，二十世纪差不多是七八年一次。最近的经济危机周期有进一步缩短的趋势。
但大多数人对经济危机最深刻的印象来自于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美国大萧条。这次经济危机之所以给人们留下了格外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它比以往经济危机严重得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破坏，不但是经济危机，还变成了政治、社会危机和长达十年的经济萧条，并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二战后，经济学家宣称，他们已经通过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学到了足够的知识，找到了克服经济危机的办法，他们已经可以“熨平”经济周期。经济体系将从此平稳运转，不再遭受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打击。但他们的预言很快破产，1957-1958年就出现了战后第一次重大经济危机。1969年又出现了一次经济衰退。1973年则爆发了严重的石油经济危机。1979年再次爆发经济危机。1980年代前半期出现债务危机，1990-1992爆发经济危机，日本在整个1990年代都陷入经济衰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2001年，互联网泡沫危机，接下来就是这次2008年经济危机。
看起来，每次危机的具体情况都有所不同，有的是石油引发的，有的是债务危机，有的和新技术相关，比如2000年的那一次，有的和金融体系不健全相关，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但这些各不相同的经济危机总是周期性爆发。同时，观察这些经济危机，包括19世纪以来的经济危机，会发现许多共同之处。
这些共同之处是什么呢？
二、经济危机的共同特点
观察这些经济危机，会发现以下共同特点。这些特点都不容易解释，很奇怪：
一）突然爆发：危机爆发前，一切都很好，商业很景气，没有什么重大的不良迹象，一片繁荣，但突然之间爆发危机。本次经济危机之前，美国经济出现了罕见的连续高速增长。1990年代的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非常繁荣。同样，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整个1920年代也是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经济危机的这种突然爆发甚至可以是戏剧性的，比如以某一天作为分界线，前后就是两个世界。股市暴跌，整个市场突然出现大量的不协调，企业大量破产，失业人数大量增加。即使不是这么戏剧性，经济危机也都是突然爆发，并以极快的速度蔓延。除了少数学者和分析师以外，其他人都不能预测。
二）一连串的商业错误：许多企业都发现，此前的投资决策是错误的，扩大的生产规模，发放的贷款，在股市的投资，都是错误的。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家也会犯错，甚至会大量犯错，但正确和错误的数量对比不重要。整个市场中，也许只有一个企业家做对了，比如PC的操作系统，几乎只有微软一家取得了市场成功，其他的竞争对手都消失了。但这绝不意味着IT市场的失败和危机。可见，大量的错误并不见得就会引发经济危机。因为，某个企业家犯错，必然意味着其他企业家做对了。没有对，也就无所谓错。企业家犯错意味着失去了消费者，那么，失去的消费者去往哪里了呢？去往决策正确的企业家那里。因此，非危机市场中，企业家总是对错互现的，而经济危机的特点则是企业的错误行为不但大量，而且并不伴有其他企业的正确行为。大家集体犯错。结果则是，整个市场体系变得萧条。绝大多数人，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无法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
三）生产资料的价格大幅震荡：经济危机之前的繁荣期，原材料、能源、股市、房地产的价格大幅上涨，但同期日常消费品并没有发生大幅涨价，甚至没有涨价。经济危机到来以后，生产资料的价格则大幅下降，和先前的大幅上涨恰成对称状态。2008年这种现象非常明显。上半年，石油、铁粉、股市的价格先是大幅、甚至急剧上涨，然后下半年价格大幅下降，几个月之内，这些物资的价格像在坐过山车，但同期消费品的价格变化不大。这种价格变化的局面是如何出现的？为什么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价格变化会不一致？
四）货币数量随周期发生相应变化。准确统计货币数量并不容易，虽然如此，仍然可以明显看出，危机之前的景气时期，货币数量增加；危机中，货币数量减少。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危机源于流动性不足，这种说法虽然不对，但凯恩斯主义者的观察也证明了在危机中确实出现货币数量减少的现象。
五）周期性，如前所述，差不多每十年、七八年一次。因此，经济学家用商业周期这个概念来指代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种周期性尤其令人费解。如果经济危机是人们经营错误的结果，那么人们为什么不能学习，不能在经历几次危机以后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呢？要知道，会学习，恰恰是人类最大的优势。可人类经历了好几百年的经济危机，至今还没有学会避免犯错误，这到底是什么错误，那么难以避免？
当然，人类社会并不是仅仅有这种经济危机，自然灾害、战争、政治动乱、人口变迁、资源枯竭等等都会带来经济衰退。但和商业周期不同，非周期性经济衰退的原因往往是外在的。这些外在因素虽然可能不可预测，但由此导致经济衰退却是可以预测的。地震无法预测，但一旦地震发生，必然导致经济受损，这是不问可知的。而且，这些经济衰退也不具有那些难以解释的特点。但商业周期并没有如地震那样明显的、外在的引发因素。商业周期的成因在经济体系的内部。只要这些内部原因在，即使风调雨顺，一切顺利，也不能避免商业周期的出现。
对商业周期原因的解释深深地埋在经济理论的深处。找出这种解释，需要借助货币理论、生产理论、企业理论等等多方面的经济学知识。人们只有进行努力的知识探索，竭力发挥理性思考的伟大力量，才能窥见其中的秘密。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是经济学最深刻、最复杂的部分之一。同时，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之间、经济学家和公众之间、公众和政府之间、不同公众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本系列谈将介绍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结果。
三、什么是消费？什么是生产？
接下来就要用经济学理论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了。不过，在这里，我要暂停一下，先介绍一些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已经被弄得混乱不堪，于是，才会出现许多对商业周期的胡乱解释。如果这些基本理论不清楚，是不可能理解商业周期的，也无从分辨哪一种解释成立，哪一种解释不成立。
首先，让我谈谈消费和生产。
凯恩斯主义把经济危机归因于消费不足，认为提升消费才能恢复生产，缓解危机。这种说法很符合一般人的生活常识。这个常识是，如果没有消费，商业就无法存活。因此，如果商业出现问题，就要号召人们努力增加消费，这样，商业才能走出困境。
但这种常识其实是片面的。为了说明这一点，要看看消费到底是怎么回事。
消费好象是消耗掉了什么东西。但如果仔细一想，就会发现模糊之处。你吃掉了一个面包，面包消失了吗？既消失了也没有消失。说消失了是因为面包的确不存在了，但其实面包并没有真正消失，它只不过转化为你肚子里的半消化物。物理学告诉我们，物质不灭。没人能真正消灭哪怕一个原子。人们能做到的仅仅是把物质变为其他形式。消费也是如此，只不过是改变了物质的存在状态而已，比如，经过或长或短的消费之后，面包变成半消化物，汽油燃烧成其他化学物质，汽车变成一堆废铁，新房子变成旧房子。
从物理学的角度看，消费确实没有消耗掉任何东西，但等等，消费确实是把什么东西消耗掉了，否则我们为什么要为这种转变过程付费呢？
这时，经济学知识就要出场了。经济学其实是研究人类行为规律的学问。只有从人类行为的角度出发，我们才能理解消费到底消耗掉了什么东西。经济学指出，消费消耗掉了消费品中的“效用”。这个效用从物理学角度是不可理解的，是不存在的，只有从人的角度才能发现和理解。效用是主观的产物，是人类出于自身原因，对某种物品形成的主观性的需要。因为是主观性的，所以同一物品的效用因人而异，各不相同。并没有所谓客观效用。同样一个面包，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就非常重要，对一个吃得饱饱的人来说，就没多大用处。
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在自然界中可以发现许多具有效用的东西，但更多的具有效用的东西是人们特意生产出来的。这些东西经过消费以后，原子分子并没有消失，但由于形态发生了变化，就不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了，也就是效用消失了。墨水和纸张都是有用的，但通过写字，一部分墨水和纸张结合在了一起，写满字的纸如果不是名家手迹，就没什么用了，只能扔进垃圾桶。汽车是有用的，但报废的汽车就基本没用了，虽然零件可能一个也不少。也就是说，消费前后的差异就在于效用的有无。
那么生产呢？如果消费不能真正消耗什么东西，生产自然也不能真正创造什么东西了？正是如此。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生产也不过是把东西的形态变来变去，不可能真正“造”出什么来。生产的所谓“创造”同样要从效用的角度去理解。所谓生产，就是通过改变物质的形态和空间位置，以创造出新的效用。这个新的效用如果符合消费者的主观需要，消费者就会愿意花钱去买。如果不幸不符合消费者的主观需要，生产者就会卖不出去自己的产品。
由此我们也可以意识到，生产并不仅仅是指制造业和采矿业，所有有助于效用增加的行业都可以归入广义的生产领域，因此，运输业、交通业、金融业、服务业应该都属于生产之列。矿工把煤块从矿井运到地面，和服务员把一盘菜从厨房端到餐桌，实际上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都是在进行生产。工厂里的半成品，还不能算作生产完成。同样，海边刚捞上来的鱼虾同样也是半成品，虽然鱼虾本身以后不再发生变化，但只有把它们包装好，经过批发销售的各个环节，运到超市的冷柜里，摆在消费者面前，才算生产的最终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商业、金融业、服务业、运输业、保险、检验等等都在发挥作用。商业组织起从头到尾的整个过程，金融提供资金支持，保险、检验都有其独特的作用，他们都是生产的一部分。既然如此，发展生产也就绝不仅仅是发展制造业或者采矿业，也同样包括发展其他许多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是“生产”的行业。把握这一点对于后面研究商业周期的对策非常重要。
知道了消费和生产的本质，接下来就要把消费和生产对比起来看一下了。
四、对比消费和生产
现在把消费和生产对比起来看一下。
同样是一件东西，比如一双手套，既可以用于日常消费，也可以用来作为生产工具。在日常消费中，在生产中，手套的效用都会逐渐消失——逐渐破旧，最终变成废品。对消费来说，手套效用消失就消失了，换来的是消费者的主观满足。但对生产来说，虽然手套的效用消失了，但工人戴着这个手套进行了生产，结果是创造出了新的效用。
前面说了，效用来自于消费者的主观需要，消费者为了得到效用愿意付费，因此，也可以把效用理解为价值，或者理解为财富。那么，也就是说，消费和生产都消耗了财富，但后果不同。消费的后果是消费者主观的满足。而生产虽然也消耗了财富，但创造出了新财富。
在购买商品以前，消费者手中有钱，那是财富。商人手中有货，其中包含效用，也是财富。这是两部分财富。双方交换，商人得到了钱，这部分财富不变，只不过换了主人。消费者得到了货，然后消费者进行消费。货物的效用消失了，这部分财富消失了。可见，消费的结果是，财富总量减少了。而生产呢？生产将创造出新的财富，财富总量增加了。
也就是说，从财富积累的角度来说，生产才是有效的手段。消费的好处在于满足人们的需求，但绝不可认为消费会促进财富的增加。那是概念错误。
这种概念错误很常见，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时期。这时，总有人鼓励大家消费，认为这样才能摆脱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意味着大家的财富都变少了。难道进一步减少财富就会摆脱经济危机？这不是胡说吗？
为什么会有这种胡说？这是因为，鼓励消费的人，只从正在努力销售的商人的角度看世界。因此，只看到商人手中的钱会因为其他人愿意消费而变多了，但没有看到货物的效用被消费掉了。他们只看到商人盈利以后会进行再生产，但却忘记了再生产是需要其他条件的。那是销售环节以外的另一件事。在消费本身这个环节里，财富一定是减少的。
现在我们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
如果人人都只消费，而不生产，那么社会中存在的效用总量，或者说财富总量，势必越来越少，直到消耗殆尽。固然宇宙中一个原子都没有少，但人们已无法获得维持生活的必需品。这样的社会当然只有灭亡一途。
要想让财富越来越多，就必须确保生产大于消费。这个差额越大，社会积累的财富越多。
那么，是不是要求人们只生产、不消费呢？或者尽量多生产、少消费呢？当然不是。首先，“只生产、不消费”的情况不可能出现。消费是人们的自然需求，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世界上会有游手好闲、不事生产之徒，但不会有不消费的人——人活着起码要吃要穿。不用担心人不消费。
其次，“多生产、少消费”如果是指人为压低消费水平，那是不应该的。实际上，计划经济就是在长期人为压低消费水平，结果就是人们不能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长期限于贫困之中。这也反过来让人们不再愿意去生产。结果造成恶性循环。社会越来越穷。这显然是不对的。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计划经济的这种状态必然伴随有强力压迫，否则就会很快瓦解。只要外来压迫放松或者去除，人们很快就会恢复正常的消费需求。
消费是以消耗财富为代价获得自我满足，是人们的自利行为，是爱自己，而爱自己是无需他人鼓励的。这是人类的天性和自然而然的行为。实际上，人们的消费需求是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相应提高的。消费既不邪恶，也不正义。抨击消费、人为压制消费是错误的；同样，人为鼓励消费，认为消费不但有利于消费者，还会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则是荒谬的。消费只能减少财富。平时是如此，经济危机时期也是如此。
要反对故意压制消费，但也要反对故意鼓励消费。要鼓励的永远是生产。稀缺的也永远是生产。值得担心的，不是消费的不足，而是生产的不足，或者生产的错误，或是造成生产错误的社会制度。
可是，消费不是会拉动生产、刺激生产吗？如果人们消费不多，都把钱攒下来，不去购买商品，生产怎么进行呢？
这就是下一节要分析的问题：消费和储蓄。
五、消费和储蓄
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储蓄是个很成问题的东西，差不多是经济成长的一个障碍。人们挣来了钱，不花，存起来。这么弄，商人怎么挣钱？商人没有钱，下一步的生产怎么进行？如果人人都这么节俭度日，社会岂不是会日渐萧条？
经济危机似乎就是这种节俭度日的恶果逐渐积累的结果。因此，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危机开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号召大家大手花钱。如果公民不为所动，继续勤俭持家，凯恩斯主义者就要求政府出面，把大家的钱通过税收等方式征收上来，然后花出去。至于花出去做什么，倒不重要，哪怕雇人往海里撒盐，往沙漠里堆沙子，修没车跑的公路，建无人住的房子，也好过不花这些钱。只有花出去这些钱，整个经济才会重新运转起来。所有相关的承包商都会得到钱，他们才可以组织下一步的生产。
虽然凯恩斯主义的这种主张已被世界各国大范围采用，在许多国家已成为事实，但仍然不能打消令人匪夷所思的感觉。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主张？财富是多么宝贵的东西，挣钱是多么不容易，大笔浪费居然会成为一件好事！不管他们怎么论证，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
不对劲儿的地方就在于对储蓄的认识有误。
人们挣来了钱，无非有两种安排，一是当下进行消费；二是存起来，准备用于以后的消费。后一种安排就是储蓄。这里，可以使用一个概念，储蓄-消费比。很简单的概念。假设某人全部收入的30%存入银行，70%用来支付日常消费，他的储蓄-消费比就是3比7。把社会中所有个人的储蓄-消费比累加平均计算，就会得到整个社会的储蓄-消费比。
计算整个社会的储蓄-消费比有什么用处？
某人进行储蓄，可能仅仅是为了稍晚一些再消费，他并不打算去投资做什么事情。在他个人那里，储蓄和投资并不相等。但当他把钱存入银行以后，银行就会把这笔钱以贷款的形式交给需要进行投资的其他人。这样，这笔暂时没有用来消费的钱就用来投资了，用来支持生产了。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人们储蓄下来的钱并不是闲在那里，而是会用于投资，用于支持再生产。同时，从另一个角度说，某个社会可用于投资，可用于支持生产的钱，最多就是这个社会的储蓄总额。不会再有其他钱可以供这个社会投资了。天上不会掉馅饼。因此，储蓄总额越大，这个社会发展生产的能力越大。
有人会问，如何保证银行把所有储蓄都转化为投资呢？如果银行没有做好这件事，不是会有许多资金闲置吗？我把这个问题暂时留给读者。几节以后我再回答。
凯恩斯主义者强调，如果消费者不花钱购物，商人就会没有钱，无法再进货；生产商也就得不到钱，无法组织再生产。可他们忘了，如果商人或者生产商也按照他们说的那样，拿到钱就用于消费，再生产仍然无法进行。前面说了，消费只能是消耗财富，消费本身绝不会创造出财富。再生产之所以能够进行，之所以能够出现凯恩斯主义者希望看到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正是因为商人和生产商没有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要求办，相反，他们克制了自己当下的消费欲望，没有把挣来的钱立刻用于消费，而是把挣来的钱进行储蓄。由于他们本身就是投资者，所以他们的储蓄无须通过银行转化为投资了，他们自己可以直接把这笔储蓄用于投资，用于再生产。可见，储蓄以及建立在储蓄之上的投资，才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原因。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
有人讽刺凯恩斯主义者不能思考超过两个方面以上的问题，从号召消费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讽刺很准确。
储蓄对于生产是必不可少的。荒岛上的鲁宾逊，如果他想要修修房子，也要进行储蓄。也就是事先多打猎，把剩余的猎物攒起来，作为修房子期间的口粮，这样，他才有可能修房子。如果每日所得全吃光用光，鲁宾逊就根本腾不出时间修房子。
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如果人们的生活态度是日日花光，绝不储蓄，那就根本不可能进行超出基本生活需要的任何建设和开发，人们必须每天为温饱而奔波，而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不会有新技术的研究，不会有新生产方式的演进，不会有高级的文明，不会有社会进步，有的只是在生存线上的无尽挣扎。
可见，储蓄是社会发展的必须条件。只有人们克制当下消费的欲望，把挣来的钱进行储蓄，才能支撑再生产和扩大生产的进行，社会也才能因此而发展。从这个意义来说，储蓄是一种牺牲。对个人来说，储蓄是为了得到更好的将来而在当下作出牺牲，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储蓄则是人们为了发展生产而抑制消费。只要是自愿的，储蓄越多越好。
那么，积累下来的储蓄，转化为投资以后，到底是以什么方式推动生产的呢？这就是下一节将论述的生产结构问题。
六、生产结构
人们都知道，进行生产必须要有投资，但投资到底在生产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其中的运行机制是什么，就不是人人皆知了。
最初，对于生产，经济学家只关心初始投资和最终产出的差距，而忽略生产的过程，认为那是非理论的具体技术问题。后来有经济学家对生产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把时间和生产结构这两个概念引入了经济分析，大有收获。
任何生产都不可避免地需要时间，虽然有长有短，但绝不可能有某种生产不需要时间。生产过程需要时间，就带来了风险和不确定性。时过境迁，当初设想的条件可能已经改变。当初想要满足的市场需求可能已经不复存在。原材料会涨价，预算被发现不够用，等等，等等，总之，原来预期会盈利的，实际结果却可能是亏损。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现代工商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没有不确定性，也就不会有企业经营的成功与失败之分了。而不确定性和生产需要时间大有关系。
生产过程的另一个特征是生产结构。这个说起来麻烦一些。
简单的生产方式非常直接，如果想吃树上的果子，就伸手去摘好了。但这种直接的生产方式必定效率不高，而且只能应付简单的劳动。摘果子伸手即可，可砍柴呢？至少你得有一把柴刀吧。如果只靠手去折树枝，那未免太痛苦了。
砍柴先要有一把柴刀，就意味着不再是直接生产了，而是有了间接性。本来你需要的是柴，而不是柴刀，但为了得到更高的效率，你却拐了一个弯，先去弄一把柴刀来，然后再砍柴。看起来，你好像舍近求远，拐了一个弯，但谁都知道，有了柴刀，你的效率会大幅度提高，远比你直接用手去折树枝强多了。花钱买柴刀，值。
这种不直接去做，而是先拐弯的生产方式就构成了一个生产结构。相比直接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迂回”。迂回带来了更高的生产效率。
生产的迂回程度是可以不断加深的。仅有柴刀还不够，还要有磨刀石。俗语不是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吗？看来，古人早已对迂回生产会提高效率这一点有深刻的体验。
现代工业体系的迂回程度加深到了非常复杂的程度，或者说，迂回得非常远。几乎找不到直接生产的例子了。工厂中，有大量复杂专业的机器设备。普通人都叫不上这些机器的名字来。每一个设备都只是深远的迂回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消费者并不需要这些机器，消费者要的是最终消费品。但依靠这些机器，和它们所构成的高度迂回的生产结构，生产者才能高效低成本地生产出消费者需要的最终消费品来。消费者也因此而获益。
在工厂之外，也到处可见迂回的生产方式。前文讲过，商业、服务业、金融业、运输业等等都是广义生产方式的一部分，现在可以看出，这些配套产业的作用无非就是构成了迂回的生产结构。水果收获以后，本可以立刻卖给消费者，但这样很难成交，消费者并没有在果树下等着。果农固然可以捧着水果直接到处去找消费者，但那样效率极低。可行的方式是迂回一下，果农把水果卖给批发商，批发商再卖给零售商，零售商把水果运到市场去，消费者也迂回一下，到市场去，而不是直接到果树下去。这样，最终成交的可能性就大多了。
货币本身其实也是迂回方式的产物。交换双方直接物物交换的可能性往往不大，因为很难确保他们恰好需要对方手里的东西。怎么办呢？大家都先迂回一下，把自己的东西换成货币，然后再用货币去买自己需要的东西。迂回的结果当然对所有人都有利，成功交换的可能性大多了。而这种交换是可以促进交易各方利益的。
迂回生产虽然有巨大的好处，但也对生产提出了新的条件，一方面，迂回需要时间，增加了风险和不确定性。批发商把水果卖给零售商以前，可能天气突变，运输中断，水果腐烂，批发商血本无归。另一方面，迂回需要投资，不管是买柴刀，买磨刀石，还是买机器设备，都需要事先准备好资本金。迂回的程度越高，需要的资本金越多。路边一个小铁匠铺可能不需要太多的资本，但铁匠铺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当然无法和大型冶炼厂相比。大型冶炼厂虽然很好，但需要的资本可是数以亿计的。没有那么多资本，就别想什么大型冶炼厂了。
总结一下，要想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能力，就要加深生产的迂回程度，打造更复杂的生产结构。而要想得到更深的迂回程度，打造更复杂的生产结构，就要有足够的资本。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迂回生产方式，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有的现代复杂社会，都是资本主义社会。
当然，资本主义这个词已经被无可挽回地败坏了。本来一个中性的概念，变成意识形态色彩极强的词汇。我并不打算徒劳地挽回这个词的声誉，我只希望读者理解，资本并不是什么坏东西。如果没有资本的积累和使用，我们的生活水准必定大幅下降。
穷国和富国中，人们都在努力工作，穷国人民的劳动强度可能更大，他们更多地从事体力劳动。但为什么还会有穷富之分呢？就是因为穷国缺少资本，无力购买机器设备，无法建立起复杂的生产结构，只能止步于比较直接的生产方式，更多地靠人力进行生产。而富国有足够的资本，可以拥有大量的机械，建造大型的工厂，修建大量的公路，经营发达的金融机构，进行复杂的生产，于是就可以更多地依赖自然力、机械力进行生产，而不再那么需要人力了。一个人动动操纵杆，操纵挖土机，比一百个工人辛苦地挥汗轮锹不但轻松得多，而且效率还更高。富国的体力劳动更少。富国的劳动者，更多地是在从事脑力和轻体力劳动。在许多发达国家，仅存的重体力劳动者可能只有职业体育运动员了。
现在我们知道投资，也就是储蓄对于生产的重要和不可替代的意义了，也知道投资到底是怎样推动生产的发展了。如果缺乏投资，生产就无法向更迂回的结构发展，效率就难以提高，产出就难以增长。
可见，凯恩斯主义者轻视储蓄、鼓吹消费的主张是多么荒谬和可笑。这种主张注定他们的政策必定是短视的，是在透支未来发展的能力，换取眼下某些经济指标的提升。任何有长远打算的人都无法接受凯恩斯主义的主张。不幸的是，政客的特点同样是短视。他们可没有愿望为社会的长久发展努力。“我下台以后，哪怕洪水滔天”是全世界政客的共同信条。他们热烈欢迎凯恩斯主义，这再正常不过。
生产结构对资本须臾不可离的需要，为储蓄正了名。克制消费，积极储蓄，是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而绝不是经济发展的障碍。储蓄爱国，如果把其中的“国”理解为社会，这句话是丝毫不错的。消费爱国论，可以休矣。
除此之外，生产结构的另一个特质还为商业周期的出现埋下了伏笔。这个特质是什么？下回再说。
文---铅笔经济研究社 李子旸
厘清谬误，让现实运行的经济规律在你的面前从未如此清晰。
一、经济危机来袭
二、经济危机的共同特点
三、什么是消费？什么是生产？
四、对比消费和生产
五、消费和储蓄
六、生产结构
待续
一、经济危机来袭
2008年下半年开始，首先从美国开始，经济危机突然来袭，并很快席卷全球。最初是次贷危机，然后扩大为金融危机。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金融机构——雷曼兄弟公司轰然垮台。美国其他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如AIG、花旗银行、房利美和房的美也纷纷告急。
金融是现代经济体的核心部分。当金融系统出现严重问题时，经济体的其他部分也必然受到影响。果然，随着金融危机的深化，美国经济的许多部分都受到了打击，陷入困境。而美国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当美国经济遭遇困境时，整体世界经济也就必然随之进入危机状态。于是，进入2009年以后，世界遇到了又一次经济危机。
之所以说是“又一次”，是因为这种突然来袭的经济危机，人类并不陌生。这可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不但不是新生事物，实际上，近两三百年以来，也就是现代工业经济体系建立以来，人类一直在面对这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十九世纪的周期差不多是每十年一次，二十世纪差不多是七八年一次。最近的经济危机周期有进一步缩短的趋势。
但大多数人对经济危机最深刻的印象来自于1929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美国大萧条。这次经济危机之所以给人们留下了格外深刻的印象，是因为它比以往经济危机严重得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破坏，不但是经济危机，还变成了政治、社会危机和长达十年的经济萧条，并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
二战后，经济学家宣称，他们已经通过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学到了足够的知识，找到了克服经济危机的办法，他们已经可以“熨平”经济周期。经济体系将从此平稳运转，不再遭受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打击。但他们的预言很快破产，1957-1958年就出现了战后第一次重大经济危机。1969年又出现了一次经济衰退。1973年则爆发了严重的石油经济危机。1979年再次爆发经济危机。1980年代前半期出现债务危机，1990-1992爆发经济危机，日本在整个1990年代都陷入经济衰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0-2001年，互联网泡沫危机，接下来就是这次2008年经济危机。
看起来，每次危机的具体情况都有所不同，有的是石油引发的，有的是债务危机，有的和新技术相关，比如2000年的那一次，有的和金融体系不健全相关，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但这些各不相同的经济危机总是周期性爆发。同时，观察这些经济危机，包括19世纪以来的经济危机，会发现许多共同之处。
这些共同之处是什么呢？
二、经济危机的共同特点
观察这些经济危机，会发现以下共同特点。这些特点都不容易解释，很奇怪：
一）突然爆发：危机爆发前，一切都很好，商业很景气，没有什么重大的不良迹象，一片繁荣，但突然之间爆发危机。本次经济危机之前，美国经济出现了罕见的连续高速增长。1990年代的克林顿时期，美国经济非常繁荣。同样，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之前，整个1920年代也是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经济危机的这种突然爆发甚至可以是戏剧性的，比如以某一天作为分界线，前后就是两个世界。股市暴跌，整个市场突然出现大量的不协调，企业大量破产，失业人数大量增加。即使不是这么戏剧性，经济危机也都是突然爆发，并以极快的速度蔓延。除了少数学者和分析师以外，其他人都不能预测。
二）一连串的商业错误：许多企业都发现，此前的投资决策是错误的，扩大的生产规模，发放的贷款，在股市的投资，都是错误的。在正常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家也会犯错，甚至会大量犯错，但正确和错误的数量对比不重要。整个市场中，也许只有一个企业家做对了，比如PC的操作系统，几乎只有微软一家取得了市场成功，其他的竞争对手都消失了。但这绝不意味着IT市场的失败和危机。可见，大量的错误并不见得就会引发经济危机。因为，某个企业家犯错，必然意味着其他企业家做对了。没有对，也就无所谓错。企业家犯错意味着失去了消费者，那么，失去的消费者去往哪里了呢？去往决策正确的企业家那里。因此，非危机市场中，企业家总是对错互现的，而经济危机的特点则是企业的错误行为不但大量，而且并不伴有其他企业的正确行为。大家集体犯错。结果则是，整个市场体系变得萧条。绝大多数人，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无法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
三）生产资料的价格大幅震荡：经济危机之前的繁荣期，原材料、能源、股市、房地产的价格大幅上涨，但同期日常消费品并没有发生大幅涨价，甚至没有涨价。经济危机到来以后，生产资料的价格则大幅下降，和先前的大幅上涨恰成对称状态。2008年这种现象非常明显。上半年，石油、铁粉、股市的价格先是大幅、甚至急剧上涨，然后下半年价格大幅下降，几个月之内，这些物资的价格像在坐过山车，但同期消费品的价格变化不大。这种价格变化的局面是如何出现的？为什么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价格变化会不一致？
四）货币数量随周期发生相应变化。准确统计货币数量并不容易，虽然如此，仍然可以明显看出，危机之前的景气时期，货币数量增加；危机中，货币数量减少。凯恩斯主义认为经济危机源于流动性不足，这种说法虽然不对，但凯恩斯主义者的观察也证明了在危机中确实出现货币数量减少的现象。
五）周期性，如前所述，差不多每十年、七八年一次。因此，经济学家用商业周期这个概念来指代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种周期性尤其令人费解。如果经济危机是人们经营错误的结果，那么人们为什么不能学习，不能在经历几次危机以后就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呢？要知道，会学习，恰恰是人类最大的优势。可人类经历了好几百年的经济危机，至今还没有学会避免犯错误，这到底是什么错误，那么难以避免？
当然，人类社会并不是仅仅有这种经济危机，自然灾害、战争、政治动乱、人口变迁、资源枯竭等等都会带来经济衰退。但和商业周期不同，非周期性经济衰退的原因往往是外在的。这些外在因素虽然可能不可预测，但由此导致经济衰退却是可以预测的。地震无法预测，但一旦地震发生，必然导致经济受损，这是不问可知的。而且，这些经济衰退也不具有那些难以解释的特点。但商业周期并没有如地震那样明显的、外在的引发因素。商业周期的成因在经济体系的内部。只要这些内部原因在，即使风调雨顺，一切顺利，也不能避免商业周期的出现。
对商业周期原因的解释深深地埋在经济理论的深处。找出这种解释，需要借助货币理论、生产理论、企业理论等等多方面的经济学知识。人们只有进行努力的知识探索，竭力发挥理性思考的伟大力量，才能窥见其中的秘密。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是经济学最深刻、最复杂的部分之一。同时，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之间、经济学家和公众之间、公众和政府之间、不同公众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本系列谈将介绍世界上一些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结果。
三、什么是消费？什么是生产？
接下来就要用经济学理论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了。不过，在这里，我要暂停一下，先介绍一些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已经被弄得混乱不堪，于是，才会出现许多对商业周期的胡乱解释。如果这些基本理论不清楚，是不可能理解商业周期的，也无从分辨哪一种解释成立，哪一种解释不成立。
首先，让我谈谈消费和生产。
凯恩斯主义把经济危机归因于消费不足，认为提升消费才能恢复生产，缓解危机。这种说法很符合一般人的生活常识。这个常识是，如果没有消费，商业就无法存活。因此，如果商业出现问题，就要号召人们努力增加消费，这样，商业才能走出困境。
但这种常识其实是片面的。为了说明这一点，要看看消费到底是怎么回事。
消费好象是消耗掉了什么东西。但如果仔细一想，就会发现模糊之处。你吃掉了一个面包，面包消失了吗？既消失了也没有消失。说消失了是因为面包的确不存在了，但其实面包并没有真正消失，它只不过转化为你肚子里的半消化物。物理学告诉我们，物质不灭。没人能真正消灭哪怕一个原子。人们能做到的仅仅是把物质变为其他形式。消费也是如此，只不过是改变了物质的存在状态而已，比如，经过或长或短的消费之后，面包变成半消化物，汽油燃烧成其他化学物质，汽车变成一堆废铁，新房子变成旧房子。
从物理学的角度看，消费确实没有消耗掉任何东西，但等等，消费确实是把什么东西消耗掉了，否则我们为什么要为这种转变过程付费呢？
这时，经济学知识就要出场了。经济学其实是研究人类行为规律的学问。只有从人类行为的角度出发，我们才能理解消费到底消耗掉了什么东西。经济学指出，消费消耗掉了消费品中的“效用”。这个效用从物理学角度是不可理解的，是不存在的，只有从人的角度才能发现和理解。效用是主观的产物，是人类出于自身原因，对某种物品形成的主观性的需要。因为是主观性的，所以同一物品的效用因人而异，各不相同。并没有所谓客观效用。同样一个面包，对一个饥饿的人来说就非常重要，对一个吃得饱饱的人来说，就没多大用处。
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在自然界中可以发现许多具有效用的东西，但更多的具有效用的东西是人们特意生产出来的。这些东西经过消费以后，原子分子并没有消失，但由于形态发生了变化，就不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了，也就是效用消失了。墨水和纸张都是有用的，但通过写字，一部分墨水和纸张结合在了一起，写满字的纸如果不是名家手迹，就没什么用了，只能扔进垃圾桶。汽车是有用的，但报废的汽车就基本没用了，虽然零件可能一个也不少。也就是说，消费前后的差异就在于效用的有无。
那么生产呢？如果消费不能真正消耗什么东西，生产自然也不能真正创造什么东西了？正是如此。从物理学的角度来看，生产也不过是把东西的形态变来变去，不可能真正“造”出什么来。生产的所谓“创造”同样要从效用的角度去理解。所谓生产，就是通过改变物质的形态和空间位置，以创造出新的效用。这个新的效用如果符合消费者的主观需要，消费者就会愿意花钱去买。如果不幸不符合消费者的主观需要，生产者就会卖不出去自己的产品。
由此我们也可以意识到，生产并不仅仅是指制造业和采矿业，所有有助于效用增加的行业都可以归入广义的生产领域，因此，运输业、交通业、金融业、服务业应该都属于生产之列。矿工把煤块从矿井运到地面，和服务员把一盘菜从厨房端到餐桌，实际上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都是在进行生产。工厂里的半成品，还不能算作生产完成。同样，海边刚捞上来的鱼虾同样也是半成品，虽然鱼虾本身以后不再发生变化，但只有把它们包装好，经过批发销售的各个环节，运到超市的冷柜里，摆在消费者面前，才算生产的最终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商业、金融业、服务业、运输业、保险、检验等等都在发挥作用。商业组织起从头到尾的整个过程，金融提供资金支持，保险、检验都有其独特的作用，他们都是生产的一部分。既然如此，发展生产也就绝不仅仅是发展制造业或者采矿业，也同样包括发展其他许多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是“生产”的行业。把握这一点对于后面研究商业周期的对策非常重要。
知道了消费和生产的本质，接下来就要把消费和生产对比起来看一下了。
四、对比消费和生产
现在把消费和生产对比起来看一下。
同样是一件东西，比如一双手套，既可以用于日常消费，也可以用来作为生产工具。在日常消费中，在生产中，手套的效用都会逐渐消失——逐渐破旧，最终变成废品。对消费来说，手套效用消失就消失了，换来的是消费者的主观满足。但对生产来说，虽然手套的效用消失了，但工人戴着这个手套进行了生产，结果是创造出了新的效用。
前面说了，效用来自于消费者的主观需要，消费者为了得到效用愿意付费，因此，也可以把效用理解为价值，或者理解为财富。那么，也就是说，消费和生产都消耗了财富，但后果不同。消费的后果是消费者主观的满足。而生产虽然也消耗了财富，但创造出了新财富。
在购买商品以前，消费者手中有钱，那是财富。商人手中有货，其中包含效用，也是财富。这是两部分财富。双方交换，商人得到了钱，这部分财富不变，只不过换了主人。消费者得到了货，然后消费者进行消费。货物的效用消失了，这部分财富消失了。可见，消费的结果是，财富总量减少了。而生产呢？生产将创造出新的财富，财富总量增加了。
也就是说，从财富积累的角度来说，生产才是有效的手段。消费的好处在于满足人们的需求，但绝不可认为消费会促进财富的增加。那是概念错误。
这种概念错误很常见，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时期。这时，总有人鼓励大家消费，认为这样才能摆脱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意味着大家的财富都变少了。难道进一步减少财富就会摆脱经济危机？这不是胡说吗？
为什么会有这种胡说？这是因为，鼓励消费的人，只从正在努力销售的商人的角度看世界。因此，只看到商人手中的钱会因为其他人愿意消费而变多了，但没有看到货物的效用被消费掉了。他们只看到商人盈利以后会进行再生产，但却忘记了再生产是需要其他条件的。那是销售环节以外的另一件事。在消费本身这个环节里，财富一定是减少的。
现在我们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
如果人人都只消费，而不生产，那么社会中存在的效用总量，或者说财富总量，势必越来越少，直到消耗殆尽。固然宇宙中一个原子都没有少，但人们已无法获得维持生活的必需品。这样的社会当然只有灭亡一途。
要想让财富越来越多，就必须确保生产大于消费。这个差额越大，社会积累的财富越多。
那么，是不是要求人们只生产、不消费呢？或者尽量多生产、少消费呢？当然不是。首先，“只生产、不消费”的情况不可能出现。消费是人们的自然需求，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世界上会有游手好闲、不事生产之徒，但不会有不消费的人——人活着起码要吃要穿。不用担心人不消费。
其次，“多生产、少消费”如果是指人为压低消费水平，那是不应该的。实际上，计划经济就是在长期人为压低消费水平，结果就是人们不能享受到自己的劳动成果。长期限于贫困之中。这也反过来让人们不再愿意去生产。结果造成恶性循环。社会越来越穷。这显然是不对的。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计划经济的这种状态必然伴随有强力压迫，否则就会很快瓦解。只要外来压迫放松或者去除，人们很快就会恢复正常的消费需求。
消费是以消耗财富为代价获得自我满足，是人们的自利行为，是爱自己，而爱自己是无需他人鼓励的。这是人类的天性和自然而然的行为。实际上，人们的消费需求是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相应提高的。消费既不邪恶，也不正义。抨击消费、人为压制消费是错误的；同样，人为鼓励消费，认为消费不但有利于消费者，还会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则是荒谬的。消费只能减少财富。平时是如此，经济危机时期也是如此。
要反对故意压制消费，但也要反对故意鼓励消费。要鼓励的永远是生产。稀缺的也永远是生产。值得担心的，不是消费的不足，而是生产的不足，或者生产的错误，或是造成生产错误的社会制度。
可是，消费不是会拉动生产、刺激生产吗？如果人们消费不多，都把钱攒下来，不去购买商品，生产怎么进行呢？
这就是下一节要分析的问题：消费和储蓄。
五、消费和储蓄
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储蓄是个很成问题的东西，差不多是经济成长的一个障碍。人们挣来了钱，不花，存起来。这么弄，商人怎么挣钱？商人没有钱，下一步的生产怎么进行？如果人人都这么节俭度日，社会岂不是会日渐萧条？
经济危机似乎就是这种节俭度日的恶果逐渐积累的结果。因此，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危机开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号召大家大手花钱。如果公民不为所动，继续勤俭持家，凯恩斯主义者就要求政府出面，把大家的钱通过税收等方式征收上来，然后花出去。至于花出去做什么，倒不重要，哪怕雇人往海里撒盐，往沙漠里堆沙子，修没车跑的公路，建无人住的房子，也好过不花这些钱。只有花出去这些钱，整个经济才会重新运转起来。所有相关的承包商都会得到钱，他们才可以组织下一步的生产。
虽然凯恩斯主义的这种主张已被世界各国大范围采用，在许多国家已成为事实，但仍然不能打消令人匪夷所思的感觉。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荒唐的主张？财富是多么宝贵的东西，挣钱是多么不容易，大笔浪费居然会成为一件好事！不管他们怎么论证，这其中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
不对劲儿的地方就在于对储蓄的认识有误。
人们挣来了钱，无非有两种安排，一是当下进行消费；二是存起来，准备用于以后的消费。后一种安排就是储蓄。这里，可以使用一个概念，储蓄-消费比。很简单的概念。假设某人全部收入的30%存入银行，70%用来支付日常消费，他的储蓄-消费比就是3比7。把社会中所有个人的储蓄-消费比累加平均计算，就会得到整个社会的储蓄-消费比。
计算整个社会的储蓄-消费比有什么用处？
某人进行储蓄，可能仅仅是为了稍晚一些再消费，他并不打算去投资做什么事情。在他个人那里，储蓄和投资并不相等。但当他把钱存入银行以后，银行就会把这笔钱以贷款的形式交给需要进行投资的其他人。这样，这笔暂时没有用来消费的钱就用来投资了，用来支持生产了。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人们储蓄下来的钱并不是闲在那里，而是会用于投资，用于支持再生产。同时，从另一个角度说，某个社会可用于投资，可用于支持生产的钱，最多就是这个社会的储蓄总额。不会再有其他钱可以供这个社会投资了。天上不会掉馅饼。因此，储蓄总额越大，这个社会发展生产的能力越大。
有人会问，如何保证银行把所有储蓄都转化为投资呢？如果银行没有做好这件事，不是会有许多资金闲置吗？我把这个问题暂时留给读者。几节以后我再回答。
凯恩斯主义者强调，如果消费者不花钱购物，商人就会没有钱，无法再进货；生产商也就得不到钱，无法组织再生产。可他们忘了，如果商人或者生产商也按照他们说的那样，拿到钱就用于消费，再生产仍然无法进行。前面说了，消费只能是消耗财富，消费本身绝不会创造出财富。再生产之所以能够进行，之所以能够出现凯恩斯主义者希望看到的经济发展，实际上正是因为商人和生产商没有按照凯恩斯主义的要求办，相反，他们克制了自己当下的消费欲望，没有把挣来的钱立刻用于消费，而是把挣来的钱进行储蓄。由于他们本身就是投资者，所以他们的储蓄无须通过银行转化为投资了，他们自己可以直接把这笔储蓄用于投资，用于再生产。可见，储蓄以及建立在储蓄之上的投资，才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原因。消费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原因。
有人讽刺凯恩斯主义者不能思考超过两个方面以上的问题，从号召消费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讽刺很准确。
储蓄对于生产是必不可少的。荒岛上的鲁宾逊，如果他想要修修房子，也要进行储蓄。也就是事先多打猎，把剩余的猎物攒起来，作为修房子期间的口粮，这样，他才有可能修房子。如果每日所得全吃光用光，鲁宾逊就根本腾不出时间修房子。
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如果人们的生活态度是日日花光，绝不储蓄，那就根本不可能进行超出基本生活需要的任何建设和开发，人们必须每天为温饱而奔波，而根本无暇顾及其他。不会有新技术的研究，不会有新生产方式的演进，不会有高级的文明，不会有社会进步，有的只是在生存线上的无尽挣扎。
可见，储蓄是社会发展的必须条件。只有人们克制当下消费的欲望，把挣来的钱进行储蓄，才能支撑再生产和扩大生产的进行，社会也才能因此而发展。从这个意义来说，储蓄是一种牺牲。对个人来说，储蓄是为了得到更好的将来而在当下作出牺牲，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储蓄则是人们为了发展生产而抑制消费。只要是自愿的，储蓄越多越好。
那么，积累下来的储蓄，转化为投资以后，到底是以什么方式推动生产的呢？这就是下一节将论述的生产结构问题。
六、生产结构
人们都知道，进行生产必须要有投资，但投资到底在生产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其中的运行机制是什么，就不是人人皆知了。
最初，对于生产，经济学家只关心初始投资和最终产出的差距，而忽略生产的过程，认为那是非理论的具体技术问题。后来有经济学家对生产过程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把时间和生产结构这两个概念引入了经济分析，大有收获。
任何生产都不可避免地需要时间，虽然有长有短，但绝不可能有某种生产不需要时间。生产过程需要时间，就带来了风险和不确定性。时过境迁，当初设想的条件可能已经改变。当初想要满足的市场需求可能已经不复存在。原材料会涨价，预算被发现不够用，等等，等等，总之，原来预期会盈利的，实际结果却可能是亏损。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现代工商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没有不确定性，也就不会有企业经营的成功与失败之分了。而不确定性和生产需要时间大有关系。
生产过程的另一个特征是生产结构。这个说起来麻烦一些。
简单的生产方式非常直接，如果想吃树上的果子，就伸手去摘好了。但这种直接的生产方式必定效率不高，而且只能应付简单的劳动。摘果子伸手即可，可砍柴呢？至少你得有一把柴刀吧。如果只靠手去折树枝，那未免太痛苦了。
砍柴先要有一把柴刀，就意味着不再是直接生产了，而是有了间接性。本来你需要的是柴，而不是柴刀，但为了得到更高的效率，你却拐了一个弯，先去弄一把柴刀来，然后再砍柴。看起来，你好像舍近求远，拐了一个弯，但谁都知道，有了柴刀，你的效率会大幅度提高，远比你直接用手去折树枝强多了。花钱买柴刀，值。
这种不直接去做，而是先拐弯的生产方式就构成了一个生产结构。相比直接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迂回”。迂回带来了更高的生产效率。
生产的迂回程度是可以不断加深的。仅有柴刀还不够，还要有磨刀石。俗语不是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吗？看来，古人早已对迂回生产会提高效率这一点有深刻的体验。
现代工业体系的迂回程度加深到了非常复杂的程度，或者说，迂回得非常远。几乎找不到直接生产的例子了。工厂中，有大量复杂专业的机器设备。普通人都叫不上这些机器的名字来。每一个设备都只是深远的迂回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消费者并不需要这些机器，消费者要的是最终消费品。但依靠这些机器，和它们所构成的高度迂回的生产结构，生产者才能高效低成本地生产出消费者需要的最终消费品来。消费者也因此而获益。
在工厂之外，也到处可见迂回的生产方式。前文讲过，商业、服务业、金融业、运输业等等都是广义生产方式的一部分，现在可以看出，这些配套产业的作用无非就是构成了迂回的生产结构。水果收获以后，本可以立刻卖给消费者，但这样很难成交，消费者并没有在果树下等着。果农固然可以捧着水果直接到处去找消费者，但那样效率极低。可行的方式是迂回一下，果农把水果卖给批发商，批发商再卖给零售商，零售商把水果运到市场去，消费者也迂回一下，到市场去，而不是直接到果树下去。这样，最终成交的可能性就大多了。
货币本身其实也是迂回方式的产物。交换双方直接物物交换的可能性往往不大，因为很难确保他们恰好需要对方手里的东西。怎么办呢？大家都先迂回一下，把自己的东西换成货币，然后再用货币去买自己需要的东西。迂回的结果当然对所有人都有利，成功交换的可能性大多了。而这种交换是可以促进交易各方利益的。
迂回生产虽然有巨大的好处，但也对生产提出了新的条件，一方面，迂回需要时间，增加了风险和不确定性。批发商把水果卖给零售商以前，可能天气突变，运输中断，水果腐烂，批发商血本无归。另一方面，迂回需要投资，不管是买柴刀，买磨刀石，还是买机器设备，都需要事先准备好资本金。迂回的程度越高，需要的资本金越多。路边一个小铁匠铺可能不需要太多的资本，但铁匠铺的生产能力和生产效率当然无法和大型冶炼厂相比。大型冶炼厂虽然很好，但需要的资本可是数以亿计的。没有那么多资本，就别想什么大型冶炼厂了。
总结一下，要想提高生产效率，扩大生产能力，就要加深生产的迂回程度，打造更复杂的生产结构。而要想得到更深的迂回程度，打造更复杂的生产结构，就要有足够的资本。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迂回生产方式，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有的现代复杂社会，都是资本主义社会。
当然，资本主义这个词已经被无可挽回地败坏了。本来一个中性的概念，变成意识形态色彩极强的词汇。我并不打算徒劳地挽回这个词的声誉，我只希望读者理解，资本并不是什么坏东西。如果没有资本的积累和使用，我们的生活水准必定大幅下降。
穷国和富国中，人们都在努力工作，穷国人民的劳动强度可能更大，他们更多地从事体力劳动。但为什么还会有穷富之分呢？就是因为穷国缺少资本，无力购买机器设备，无法建立起复杂的生产结构，只能止步于比较直接的生产方式，更多地靠人力进行生产。而富国有足够的资本，可以拥有大量的机械，建造大型的工厂，修建大量的公路，经营发达的金融机构，进行复杂的生产，于是就可以更多地依赖自然力、机械力进行生产，而不再那么需要人力了。一个人动动操纵杆，操纵挖土机，比一百个工人辛苦地挥汗轮锹不但轻松得多，而且效率还更高。富国的体力劳动更少。富国的劳动者，更多地是在从事脑力和轻体力劳动。在许多发达国家，仅存的重体力劳动者可能只有职业体育运动员了。
现在我们知道投资，也就是储蓄对于生产的重要和不可替代的意义了，也知道投资到底是怎样推动生产的发展了。如果缺乏投资，生产就无法向更迂回的结构发展，效率就难以提高，产出就难以增长。
可见，凯恩斯主义者轻视储蓄、鼓吹消费的主张是多么荒谬和可笑。这种主张注定他们的政策必定是短视的，是在透支未来发展的能力，换取眼下某些经济指标的提升。任何有长远打算的人都无法接受凯恩斯主义的主张。不幸的是，政客的特点同样是短视。他们可没有愿望为社会的长久发展努力。“我下台以后，哪怕洪水滔天”是全世界政客的共同信条。他们热烈欢迎凯恩斯主义，这再正常不过。
生产结构对资本须臾不可离的需要，为储蓄正了名。克制消费，积极储蓄，是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而绝不是经济发展的障碍。储蓄爱国，如果把其中的“国”理解为社会，这句话是丝毫不错的。消费爱国论，可以休矣。
除此之外，生产结构的另一个特质还为商业周期的出现埋下了伏笔。这个特质是什么？下回再说。
文---铅笔经济研究社 李子旸
七、生产结构的特质性
上节说了，只有更多的投资，才能建成更迂回的生产结构，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大的产出。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难道说，只要增加投资，让生产结构更迂回，就一定成功吗？就一定带来效率提高吗？就一定会获得利润吗？
当然不是，不是所有的生产结构都会取得成功，只有某些特定的生产结构会取得成功。更多的投资只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要想建造一个成功的迂回生产结构，不但需要足够的投资，还要有企业家的智慧。资金不够是不行的，但也不是光花钱就可以的。如果只要投资，就会成功，那世界上就不会有破产亏损的企业了。
生产结构是一种特定的投资组合，每一种生产结构，都对应一个投资量和结构组成。具体情况像万花筒一样千变万化，结果也各不相同。
企业家建立生产结构，首先要根据自己的投资实力，不可试图建立超过自己投资实力的生产结构，那样是很危险的，一旦资金供应不上，生产结构的建立就只能半途而废。实际表现就是企业亏损、破产和员工失业。即使生产结构成功建立并投入使用，也必定会有运转、重置和维护的费用，这些同样应该在企业家的投资能力和盈利能力之内。否则，已经建立起来的生产结构只能停下来，甚至被废弃。实际表现同样是企业亏损、破产和员工失业。人们不能无中生有。没有足够资金支持的生产是不可能维持的，
社会可用的投资总额是其储蓄总额。企业家努力从银行和其他投资者那里获取资金，实际上就是在社会储蓄总额（古典的说法是社会生产基金）中力争取得更大的份额。从这个角度看就会理解，某企业家没有得到足够的资金，没能建立起他想要建立的生产结果，对社会来说不见得是坏事。某企业家没有得到投资，这说明，在投资者看来，其他企业家的投资需求更重要，更值得扶植，他们想要建立的生产结构更优。结果就是，资金流向了更高收益的生产结构那里。不是所有的应聘者都值得录用的。负责招聘的人力资源部门必须有筛选机制。否则就是在浪费企业的钱。同样的道理，不是所有的生产结构都是值得建立的。市场必须有一个有效的筛选机制，否则必将造成资源的浪费。
股市、投资银行等投资机构就是在帮助社会做这件事。指责投资者、炒股者是不劳而获的食利者，把他们丑化为寄生虫，这完全是对市场规律的无知。
另一方面，同样的，或者相近的投资数量，即使是同一行业，不同的企业家也会发展出不同的迂回生产结构，效益可能大不相同。这些不同的生产结构从投资总额的角度来看，区别不大，区别主要在于生产结构的微观内容不同。甲乙两家汽车厂，假设投资相同，甲厂生产出来的汽车符合市场需求，非常畅销，而乙厂生产出来的汽车不合消费者的喜好，乏人问津。这种事情毫不稀奇。或者，甲乙两厂的汽车受消费者欢迎的程度差不多。但甲厂的生产中需要某种特殊的原料，乙厂则不需要。开始，两家势均力敌，过一段时间后，该种特殊原料忽然价格猛涨，甲厂的成本随之猛涨，而乙厂的成本不变。结果甲厂的效益就大幅下降，乙厂则有可能趁机取得市场优势。
叙述这些，是想说明一个道理。生产结构的特质性对于其能否取得经济效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可能的生产结构的种类是无穷多的，分别代表着各自不同的投资量、机器设备组成、原料需求、生产流程、人员构成、协作方式、交易方式等等。企业家必须确保自己那种特定的生产结构能够得到资金支持，符合市场的需要，并且成本最低。这正是企业家要解决的最主要难题。这方面的能力就是所谓企业家才能。企业家必须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市场需求，精心选择生产结构，再加上足够的运气，才能在市场中取得成功。
同时，由于不同的迂回生产结构具有不同的特质，它们之间是不能互相替代，不能简单累加的，也往往是不能以此之余补彼之不足的。因此，对于所谓宏观统计数字，我们必须很仔细地使用。许多宏观统计数字就是简单的累加，不考虑不同生产结构的特质性。这种累加出来的数字经常是没有意义的，它们掩盖而不是揭示了经济发展的真相。比如，仅仅根据年产一亿吨钢这个数字，我们无法判断是好是坏。没有人需要所谓“钢”，人们需要的永远是符合某种指标的某种特定钢材。仅仅看总量数字，根本无法判断钢的生产是否正确，是否满足了市场需要，是否真正创造了财富。
再比如，同样是一加一，一千元加一千元就是更多的二千元，但一台缝纫机和一根钓鱼竿组合在一起，既不会缝出更多的衣服，也不会钓到更多的鱼。另外，某种生产结构也许最终表明是错误的，是不应该建立的，但这种生产结构中的资本品也并不能被简单地取出来，供其他资源欠缺的生产结构使用。易拉罐生产线并不能转化为面粉生产线。资本品，也就是生产资料不像货币那样是同质的，不可简单累加，难以转移用途。资本品只有在它那个特定的、经过精心设计的生产结构中，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就是生产结构的特质性。
生产结构的这种特质性带来一个麻烦，那就是随着生产结构迂回程度的加深，随着生产结构的延长，结构中的各种要素：机器设备、配件、原料、专业人员等等，彼此之间会形成强烈的互补关系，互为对方的补足品，彼此不可缺少。如果你只靠两条腿走路，所需的补足品并不多。如果你购买了汽车代步，就会发现自己将需要一大堆补足品：汽油、润滑油、零配件、洗车房、停车场、维修工人，等等。这些补足品缺少任何一种，都将严重影响你使用汽车，甚至让你根本用不成汽车。
汽车是比较简单的机器，尚且如此。你可以想像，那些复杂的生产结构，大型的企业，跨行业的商业协作，将需要多么复杂和多样的补足品，它们对补足品的依赖将是多么严重。这种依赖造成了生产结构对资金的持续需求，把不同行业联结为一个整体，同时也加大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补足品价格突然大幅上涨，生产结构可能就会无以为继。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生产结构。
首先，迂回的生产结构需要相应的投资。投资的多少决定了迂回生产结构的深远程度。也就是有多少米，做多少饭；有多少砖，盖多大房。如果仅有够盖一间小房的砖，但你却按照一座大楼的样子打地基，结果只能是半途而废。
其次，不同的生产结构有着自己的特质。这个特质，而不是生产结构的投资量，决定了生产结构的成功与否。同时，越长的生产结构，需要的补足品越多。结果就是，不同生产结构之间是互相依赖、互相影响的关系。生产结构中的资本品不是同质的，难以互换，也不可简单累加，只能在特定的生产结构中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如果市场表明某种生产结构是错误的，并不能仅仅靠收缩结构、减小投资来挽救错误。生产结构往往不能转化为其他用途。许多时候，人们只能推倒重来。
现在，我们已经接触到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部分了。接下来要谈谈货币了。
上节说了，只有更多的投资，才能建成更迂回的生产结构，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大的产出。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难道说，只要增加投资，让生产结构更迂回，就一定成功吗？就一定带来效率提高吗？就一定会获得利润吗？
当然不是，不是所有的生产结构都会取得成功，只有某些特定的生产结构会取得成功。更多的投资只是成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要想建造一个成功的迂回生产结构，不但需要足够的投资，还要有企业家的智慧。资金不够是不行的，但也不是光花钱就可以的。如果只要投资，就会成功，那世界上就不会有破产亏损的企业了。
生产结构是一种特定的投资组合，每一种生产结构，都对应一个投资量和结构组成。具体情况像万花筒一样千变万化，结果也各不相同。
企业家建立生产结构，首先要根据自己的投资实力，不可试图建立超过自己投资实力的生产结构，那样是很危险的，一旦资金供应不上，生产结构的建立就只能半途而废。实际表现就是企业亏损、破产和员工失业。即使生产结构成功建立并投入使用，也必定会有运转、重置和维护的费用，这些同样应该在企业家的投资能力和盈利能力之内。否则，已经建立起来的生产结构只能停下来，甚至被废弃。实际表现同样是企业亏损、破产和员工失业。人们不能无中生有。没有足够资金支持的生产是不可能维持的，
社会可用的投资总额是其储蓄总额。企业家努力从银行和其他投资者那里获取资金，实际上就是在社会储蓄总额（古典的说法是社会生产基金）中力争取得更大的份额。从这个角度看就会理解，某企业家没有得到足够的资金，没能建立起他想要建立的生产结果，对社会来说不见得是坏事。某企业家没有得到投资，这说明，在投资者看来，其他企业家的投资需求更重要，更值得扶植，他们想要建立的生产结构更优。结果就是，资金流向了更高收益的生产结构那里。不是所有的应聘者都值得录用的。负责招聘的人力资源部门必须有筛选机制。否则就是在浪费企业的钱。同样的道理，不是所有的生产结构都是值得建立的。市场必须有一个有效的筛选机制，否则必将造成资源的浪费。
股市、投资银行等投资机构就是在帮助社会做这件事。指责投资者、炒股者是不劳而获的食利者，把他们丑化为寄生虫，这完全是对市场规律的无知。
另一方面，同样的，或者相近的投资数量，即使是同一行业，不同的企业家也会发展出不同的迂回生产结构，效益可能大不相同。这些不同的生产结构从投资总额的角度来看，区别不大，区别主要在于生产结构的微观内容不同。甲乙两家汽车厂，假设投资相同，甲厂生产出来的汽车符合市场需求，非常畅销，而乙厂生产出来的汽车不合消费者的喜好，乏人问津。这种事情毫不稀奇。或者，甲乙两厂的汽车受消费者欢迎的程度差不多。但甲厂的生产中需要某种特殊的原料，乙厂则不需要。开始，两家势均力敌，过一段时间后，该种特殊原料忽然价格猛涨，甲厂的成本随之猛涨，而乙厂的成本不变。结果甲厂的效益就大幅下降，乙厂则有可能趁机取得市场优势。
叙述这些，是想说明一个道理。生产结构的特质性对于其能否取得经济效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可能的生产结构的种类是无穷多的，分别代表着各自不同的投资量、机器设备组成、原料需求、生产流程、人员构成、协作方式、交易方式等等。企业家必须确保自己那种特定的生产结构能够得到资金支持，符合市场的需要，并且成本最低。这正是企业家要解决的最主要难题。这方面的能力就是所谓企业家才能。企业家必须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和市场需求，精心选择生产结构，再加上足够的运气，才能在市场中取得成功。
同时，由于不同的迂回生产结构具有不同的特质，它们之间是不能互相替代，不能简单累加的，也往往是不能以此之余补彼之不足的。因此，对于所谓宏观统计数字，我们必须很仔细地使用。许多宏观统计数字就是简单的累加，不考虑不同生产结构的特质性。这种累加出来的数字经常是没有意义的，它们掩盖而不是揭示了经济发展的真相。比如，仅仅根据年产一亿吨钢这个数字，我们无法判断是好是坏。没有人需要所谓“钢”，人们需要的永远是符合某种指标的某种特定钢材。仅仅看总量数字，根本无法判断钢的生产是否正确，是否满足了市场需要，是否真正创造了财富。
再比如，同样是一加一，一千元加一千元就是更多的二千元，但一台缝纫机和一根钓鱼竿组合在一起，既不会缝出更多的衣服，也不会钓到更多的鱼。另外，某种生产结构也许最终表明是错误的，是不应该建立的，但这种生产结构中的资本品也并不能被简单地取出来，供其他资源欠缺的生产结构使用。易拉罐生产线并不能转化为面粉生产线。资本品，也就是生产资料不像货币那样是同质的，不可简单累加，难以转移用途。资本品只有在它那个特定的、经过精心设计的生产结构中，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就是生产结构的特质性。
生产结构的这种特质性带来一个麻烦，那就是随着生产结构迂回程度的加深，随着生产结构的延长，结构中的各种要素：机器设备、配件、原料、专业人员等等，彼此之间会形成强烈的互补关系，互为对方的补足品，彼此不可缺少。如果你只靠两条腿走路，所需的补足品并不多。如果你购买了汽车代步，就会发现自己将需要一大堆补足品：汽油、润滑油、零配件、洗车房、停车场、维修工人，等等。这些补足品缺少任何一种，都将严重影响你使用汽车，甚至让你根本用不成汽车。
汽车是比较简单的机器，尚且如此。你可以想像，那些复杂的生产结构，大型的企业，跨行业的商业协作，将需要多么复杂和多样的补足品，它们对补足品的依赖将是多么严重。这种依赖造成了生产结构对资金的持续需求，把不同行业联结为一个整体，同时也加大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如果补足品价格突然大幅上涨，生产结构可能就会无以为继。
现在我们总结一下生产结构。
首先，迂回的生产结构需要相应的投资。投资的多少决定了迂回生产结构的深远程度。也就是有多少米，做多少饭；有多少砖，盖多大房。如果仅有够盖一间小房的砖，但你却按照一座大楼的样子打地基，结果只能是半途而废。
其次，不同的生产结构有着自己的特质。这个特质，而不是生产结构的投资量，决定了生产结构的成功与否。同时，越长的生产结构，需要的补足品越多。结果就是，不同生产结构之间是互相依赖、互相影响的关系。生产结构中的资本品不是同质的，难以互换，也不可简单累加，只能在特定的生产结构中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如果市场表明某种生产结构是错误的，并不能仅仅靠收缩结构、减小投资来挽救错误。生产结构往往不能转化为其他用途。许多时候，人们只能推倒重来。
现在，我们已经接触到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部分了。接下来要谈谈货币了。
利率
货币是现代社会的核心因素，是经济的血液。相比其他要素，货币的特点是，其影响波及整个社会，几乎无人可以回避。其他要素，只能影响到相关产业和部门，范围有大有小。唯有货币，将会影响到所有人。
提到货币，就要首先谈谈利率。
有一种说法，认为利率是货币的价格，利率高，说明货币价格贵，反之则说明货币价格便宜。这种说法的根据是，生产至少需要三种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货币。这三种要素的回报分别是什么呢？土地的回报是地租，劳动力的回报是工资，货币的回报则是利息，也就是货币量乘以利率。看，利率果然是货币的价格。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货币的价格不是利率，而是购买力。一元钱的价格是它能买到的东西，而不是这一元钱存入银行能得到的利息。货币贬值意味着购买力下降，而不是利率下降。而且，利率也并非专属货币。任何东西都可以有利率。我向你借100斤粮食，一年以后归还，也是应该支付利息的。
那么，利率是怎么回事呢？怎么会有利率这种东西呢？
前面说过，储蓄是一种牺牲，是一种自我克制，是为了将来而克制当下的需求，是为了生产而克制自己的消费需求。既然如此，就应该得到回报。
人生苦短，没有人可以永生，所以，当下的享受优于未来的享受。现在、未来都可以享受，把享受拖后就只有等待未来享受了。再说，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说不定拖到后来就拖黄了，就永远也享受不到了。在有限的人生中，如果没有补偿，把享受往后拖是不划算的。不过，如果有足够的利息作为回报，把享受拖后那也许就划算了。
人的这种心理被称为“不耐”。虽然人有急性子、慢性子之分，但如果没有回报，人都会更重视当下，都不愿意忍耐，都愿意尽快享受。只有在有回报的情况下才会有人愿意忍耐一下，克制当下的消费欲望，为未来投资。换句话说，人的忍耐是有价值的，是应该得到回报的。利率就是这种回报。可见，利率是由人们的不耐造成的，是不耐的价格。
由此可知，利率源于人的本性。因此，利率是有人以来就有的东西，比货币的历史要久远。而且，只要人不能永生，就会有不耐，利率也就会一直存在。
不耐越高，越急不可待，利率就越高，反之则利率越低。如果明天小行星撞击地球，所有人都不能幸免，那就没人愿意储蓄了，储蓄变得毫无意义。人人都会尽量享受，越快越好。马上要上战场的士兵一般也没兴趣把钱借给别人吃利息，而更愿意自己尽情享受一番。动乱社会一般利率都非常高，原因就在这里。而如果社会和平，发展平稳，人们的不耐就会降低，大家都心平气和，都更愿意为长远的将来打算。这时，利率就会较低。
利率是由不耐决定的，但决定人们不耐的因素却有很多，并不是只有和平繁荣与否这一个因素。如果大家都预期未来会出现高通胀，那么，把钱留到将来花显然就不合算了，人们的不耐提高了。如果一定要留，就要得到高回报，因此，通胀预期下，利率会相应提高。再有，如果生产发展很快，人人都预期自己未来会挣到更多的钱，那当然就没必要现在节省，以备将来不时之需了。将来会挣到更多的钱，不必担心将来。结果就是，当下消费的欲望大涨，不耐提高，利率上升。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利率往往较高，原因就在于此。
关于不耐到底有哪些决定因素，建议大家去读美国经济学家费雪的著作《利息理论》。这本书有很好的中文译本，可以极大地提升读者对基础经济问题的认识水平。读通这本书，就有了分析经济问题的极佳的思维基础。
那么，利率和商业周期有什么关系呢？
第五节曾提到一个概念：储蓄-消费比，指人们把自己的收入分别用于储蓄和消费的比例。这个比例显然是和人们的不耐相关的。人们的不耐越高，越急不可耐，就越不愿意储蓄。反之，就越愿意储蓄。
现在把相关的联系开列如下：
不耐越高——储蓄越少——利率越高；
不耐越低——储蓄越多——利率越低；
可能有人会不同意。利率越高，人们应该更愿意储蓄啊，二者怎么会成反比例呢？仔细想一下就会明白。储蓄总额少，需要资金的人之间的争夺就会加剧。他们在争夺人们的不耐。这种争夺当然会抬高不耐的价格，也就是抬高利率。利率抬高以后，银行就希望吸收更多的存款，以更多地放贷，更多地赚取利差，为此，银行会提高存款利率。高息吸引下，就会有人降低自己的不耐，也就是改变自己的储蓄-消费比，把更多的钱投入储蓄。不耐的降低反过来又会导致利率的降低，也就是储蓄的增加压低了利率。
利率就是这样上下变化的。其间，储蓄量和利率确实是反比例关系。整个过程的实质是储蓄者和需要资金的企业家彼此交易他们的不耐。想马上就用钱投资的企业家，不耐较高，他们就要承受资金使用成本，把利息交给不耐较低的储蓄者。银行居中操作，挣个中介费。
说到这里，一个事实跃出水面：利率是储蓄-消费比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换句话说，一个社会的利率降低，说明那个社会的储蓄相比消费增加了。反之，如果利率升高了，就说明那个社会的储蓄相比消费减少了。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常常犯因果倒置的错误，以为利率是储蓄-消费比改变的原因。
许多人都对格林斯潘上上下下调节利率印象深刻。其实，格林斯潘哪里是在主动“调节”利率，他老人家是在观察市场，根据种种迹象推测人们的不耐，也就是推测真实的储蓄-消费比，然后尽量让利率和真实的储蓄-消费比相符。格老并不是在主动地引导市场，而是在被动地追随市场。他并不能改变亿万美国人的不耐，他只能追随这种不耐变化的趋势。当然，这种追随是非常高深的技术，绝不是轻易就可以掌握的。
商业周期理论就好像藏满宝藏的山洞。我们就像阿里巴巴。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山洞前。喊什么才能打开山洞门呢？胡麻，开门吧！没动静。燕麦，开门吧！还是没动静。芝麻，开门吧！啊，门打开了！
下一节我来介绍打开商业周期理论大门的密码。
货币是现代社会的核心因素，是经济的血液。相比其他要素，货币的特点是，其影响波及整个社会，几乎无人可以回避。其他要素，只能影响到相关产业和部门，范围有大有小。唯有货币，将会影响到所有人。
提到货币，就要首先谈谈利率。
有一种说法，认为利率是货币的价格，利率高，说明货币价格贵，反之则说明货币价格便宜。这种说法的根据是，生产至少需要三种要素：土地、劳动力和货币。这三种要素的回报分别是什么呢？土地的回报是地租，劳动力的回报是工资，货币的回报则是利息，也就是货币量乘以利率。看，利率果然是货币的价格。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货币的价格不是利率，而是购买力。一元钱的价格是它能买到的东西，而不是这一元钱存入银行能得到的利息。货币贬值意味着购买力下降，而不是利率下降。而且，利率也并非专属货币。任何东西都可以有利率。我向你借100斤粮食，一年以后归还，也是应该支付利息的。
那么，利率是怎么回事呢？怎么会有利率这种东西呢？
前面说过，储蓄是一种牺牲，是一种自我克制，是为了将来而克制当下的需求，是为了生产而克制自己的消费需求。既然如此，就应该得到回报。
人生苦短，没有人可以永生，所以，当下的享受优于未来的享受。现在、未来都可以享受，把享受拖后就只有等待未来享受了。再说，谁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说不定拖到后来就拖黄了，就永远也享受不到了。在有限的人生中，如果没有补偿，把享受往后拖是不划算的。不过，如果有足够的利息作为回报，把享受拖后那也许就划算了。
人的这种心理被称为“不耐”。虽然人有急性子、慢性子之分，但如果没有回报，人都会更重视当下，都不愿意忍耐，都愿意尽快享受。只有在有回报的情况下才会有人愿意忍耐一下，克制当下的消费欲望，为未来投资。换句话说，人的忍耐是有价值的，是应该得到回报的。利率就是这种回报。可见，利率是由人们的不耐造成的，是不耐的价格。
由此可知，利率源于人的本性。因此，利率是有人以来就有的东西，比货币的历史要久远。而且，只要人不能永生，就会有不耐，利率也就会一直存在。
不耐越高，越急不可待，利率就越高，反之则利率越低。如果明天小行星撞击地球，所有人都不能幸免，那就没人愿意储蓄了，储蓄变得毫无意义。人人都会尽量享受，越快越好。马上要上战场的士兵一般也没兴趣把钱借给别人吃利息，而更愿意自己尽情享受一番。动乱社会一般利率都非常高，原因就在这里。而如果社会和平，发展平稳，人们的不耐就会降低，大家都心平气和，都更愿意为长远的将来打算。这时，利率就会较低。
利率是由不耐决定的，但决定人们不耐的因素却有很多，并不是只有和平繁荣与否这一个因素。如果大家都预期未来会出现高通胀，那么，把钱留到将来花显然就不合算了，人们的不耐提高了。如果一定要留，就要得到高回报，因此，通胀预期下，利率会相应提高。再有，如果生产发展很快，人人都预期自己未来会挣到更多的钱，那当然就没必要现在节省，以备将来不时之需了。将来会挣到更多的钱，不必担心将来。结果就是，当下消费的欲望大涨，不耐提高，利率上升。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利率往往较高，原因就在于此。
关于不耐到底有哪些决定因素，建议大家去读美国经济学家费雪的著作《利息理论》。这本书有很好的中文译本，可以极大地提升读者对基础经济问题的认识水平。读通这本书，就有了分析经济问题的极佳的思维基础。
那么，利率和商业周期有什么关系呢？
第五节曾提到一个概念：储蓄-消费比，指人们把自己的收入分别用于储蓄和消费的比例。这个比例显然是和人们的不耐相关的。人们的不耐越高，越急不可耐，就越不愿意储蓄。反之，就越愿意储蓄。
现在把相关的联系开列如下：
不耐越高——储蓄越少——利率越高；
不耐越低——储蓄越多——利率越低；
可能有人会不同意。利率越高，人们应该更愿意储蓄啊，二者怎么会成反比例呢？仔细想一下就会明白。储蓄总额少，需要资金的人之间的争夺就会加剧。他们在争夺人们的不耐。这种争夺当然会抬高不耐的价格，也就是抬高利率。利率抬高以后，银行就希望吸收更多的存款，以更多地放贷，更多地赚取利差，为此，银行会提高存款利率。高息吸引下，就会有人降低自己的不耐，也就是改变自己的储蓄-消费比，把更多的钱投入储蓄。不耐的降低反过来又会导致利率的降低，也就是储蓄的增加压低了利率。
利率就是这样上下变化的。其间，储蓄量和利率确实是反比例关系。整个过程的实质是储蓄者和需要资金的企业家彼此交易他们的不耐。想马上就用钱投资的企业家，不耐较高，他们就要承受资金使用成本，把利息交给不耐较低的储蓄者。银行居中操作，挣个中介费。
说到这里，一个事实跃出水面：利率是储蓄-消费比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换句话说，一个社会的利率降低，说明那个社会的储蓄相比消费增加了。反之，如果利率升高了，就说明那个社会的储蓄相比消费减少了。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常常犯因果倒置的错误，以为利率是储蓄-消费比改变的原因。
许多人都对格林斯潘上上下下调节利率印象深刻。其实，格林斯潘哪里是在主动“调节”利率，他老人家是在观察市场，根据种种迹象推测人们的不耐，也就是推测真实的储蓄-消费比，然后尽量让利率和真实的储蓄-消费比相符。格老并不是在主动地引导市场，而是在被动地追随市场。他并不能改变亿万美国人的不耐，他只能追随这种不耐变化的趋势。当然，这种追随是非常高深的技术，绝不是轻易就可以掌握的。
商业周期理论就好像藏满宝藏的山洞。我们就像阿里巴巴。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山洞前。喊什么才能打开山洞门呢？胡麻，开门吧！没动静。燕麦，开门吧！还是没动静。芝麻，开门吧！啊，门打开了！
下一节我来介绍打开商业周期理论大门的密码。
九、纸币膨胀
打开商业周期理论大门的密码，就是通货膨胀。
通货，就是货币，货币膨胀，当然不是指票子的面积变大了，而是指货币数量增加了。也就是在社会正常流通的货币之外，又人为制造出了一些新的货币，并投入到流通中。通货膨胀是纸币时代的产物。如果以黄金为货币，是很难有什么通胀的。人们还没有掌握点金术。
纸币说到底不过一张花纸头，如果愿意，想印多少就可以印多少。印刷成本相对于纸币的面值，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财富并不会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结果就是货币相对于真实财富的贬值。更多的钱追逐并没有更多的财富。
纸币出现以来，世界各地的政府几乎一直都在多印钞票、制造通胀，并从中渔利。哈耶克对此评论道：历史基本上就是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的过程。
人们对通货膨胀有许多误解。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认为通货膨胀的后果仅仅是抬升物价，并进而认为，如果没有造成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就没什么可担心的。由于有这种认识，他们往往愿意接受温和的通货膨胀，认为这种温和的通胀可以刺激生产、缓解经济萧条。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一定要在通胀和失业之间做选择，他们宁可选择通胀。因为失业打击的是少数人，而通胀则由全体社会成员分担。后者看起来更平等一些。
这些观点不理解通货膨胀的本性，也严重低估了通货膨胀的后果。通胀绝不是平等作用于所有社会成员的，通胀的危害也绝不仅仅在于物价的上涨。
对一个经济体来说，通货膨胀到底会有什么后果？思考这个问题，和思考生产结构问题一样，我们必须引入时间因素。
不考虑时间因素，通胀就是所有人口袋里的钱都瞬间、同幅度地增加。如果真实的通胀果然如此，那可以说，通胀对经济几乎没有影响。假设每个人口袋里的钱都瞬间增加10倍，或者5%，同时，所有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瞬间也上涨10倍，或者5%，那所有的经济关系都不会发生变化，只是币值发生变化而已。
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如日本、使用欧元前的意大利，他们的币值都很低，普通的商品，物价动辄数万元、数十万元。这能说明什么？说明这些国家的物价贵吗？当然不能，这只能说明这些国家的货币票面值比较低，但票面值高低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些国家愿意，随时可以用一个统一的行政命令改变票面值。俄罗斯就做过这样的事情。宣布所有的卢布面值同时减去三个零，也就是缩小1000倍。俄罗斯因此发生超级通缩吗？当然没有。
可是，真实的通胀从来都不是瞬间完成的。通胀的发生需要时间，在这个时间内，增加的货币在经济体中逐渐流传开、蔓延开。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通货膨胀对经济体的生产结构造成了破坏，并引发了商业周期，造成了本不应该出现的亏损、破产和失业。
我们必须牢牢记住，通胀中造出来的新货币，其实是废纸，是“膨胀”的结果，不代表任何真实的财富。一言以蔽之，这些新货币和伪钞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当一大笔合法的伪钞逐渐进入经济体以后会发生什么。
首先，让我们看看合法伪钞是怎样进入经济体的？或者说，是通过什么途径和入口进入经济体的？为此，就要知道，那些合法伪钞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概括来说，合法伪钞有两种来源：一是政府加印钞票，也就是纸币膨胀。二是银行部分准备制度。
那么，政府为什么要增发钞票呢？他们具体又是怎么做的呢？
政府增发货币的原因很多，根本原因就是政府财政出现了赤字，入不敷出，缺钱花了。或许因为公务开支增长太快，或许因为想要扩充军备，或许因为战争，或许因为福利保障体系已经入不敷出，或许因为各项财政补贴的增长太快，或许因为政府想要大笔投资，向经济体中“注入流动性”，等等，等等。政府总是不愁找不到花钱理由的，反正他们花的都是别人的钱。
有时我想，流动性不足，需要注入流动性，这可真是天才性的发明！对政府来说，还有比这更好的加印钞票的理由吗？不但可以借机得到大笔的合法伪钞，这一切还都是在拯救社会的名义下进行的。真是名利双收！
当找到理由以后，政府就着手安排印钞了。其方式比一般人想象的要直接的多。
以美国为例。美元是由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印刷局负责印制的，但发行由美联储负责。当财政部觉得缺钱时，就安排印刷局印钱，然后把票子卖给美联储。疑问：卖给美联储？美联储拿什么来买？拿一个账号来交换。美联储收到崭新的票子以后，比如1000亿美元，就会给财政部提供一个内有1000亿美元的账号。然后，在这个数目内，财政部就可以开支票花钱了。
这不就是双簧戏吗？这不就是财政部自己印钱自己花吗？的确如此，事情就是这么直接。难能可贵的是，财政部和美联储还把这个双簧戏演得有模有样、煞有介事。一切都非常严肃和正规，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但实质其实就是——合法伪钞。
那中国呢？人民币是怎样印制发行的？非常抱歉，和绝大多数中国公民一样，我并不真正了解自己国家的制度的运行秩序。在公开的资料中，我还没有找到对中国货币发行过程的详细介绍。如果有读者是这方面的专家，希望能不吝赐教。
除了政府加印钞票造成的纸币膨胀以外，另一个增加合法伪钞的办法，也就是另一个通胀发生器，是银行部分准备制度。这是下一节要介绍的内容。
打开商业周期理论大门的密码，就是通货膨胀。
通货，就是货币，货币膨胀，当然不是指票子的面积变大了，而是指货币数量增加了。也就是在社会正常流通的货币之外，又人为制造出了一些新的货币，并投入到流通中。通货膨胀是纸币时代的产物。如果以黄金为货币，是很难有什么通胀的。人们还没有掌握点金术。
纸币说到底不过一张花纸头，如果愿意，想印多少就可以印多少。印刷成本相对于纸币的面值，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财富并不会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结果就是货币相对于真实财富的贬值。更多的钱追逐并没有更多的财富。
纸币出现以来，世界各地的政府几乎一直都在多印钞票、制造通胀，并从中渔利。哈耶克对此评论道：历史基本上就是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的过程。
人们对通货膨胀有许多误解。其中重要的一个就是认为通货膨胀的后果仅仅是抬升物价，并进而认为，如果没有造成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就没什么可担心的。由于有这种认识，他们往往愿意接受温和的通货膨胀，认为这种温和的通胀可以刺激生产、缓解经济萧条。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一定要在通胀和失业之间做选择，他们宁可选择通胀。因为失业打击的是少数人，而通胀则由全体社会成员分担。后者看起来更平等一些。
这些观点不理解通货膨胀的本性，也严重低估了通货膨胀的后果。通胀绝不是平等作用于所有社会成员的，通胀的危害也绝不仅仅在于物价的上涨。
对一个经济体来说，通货膨胀到底会有什么后果？思考这个问题，和思考生产结构问题一样，我们必须引入时间因素。
不考虑时间因素，通胀就是所有人口袋里的钱都瞬间、同幅度地增加。如果真实的通胀果然如此，那可以说，通胀对经济几乎没有影响。假设每个人口袋里的钱都瞬间增加10倍，或者5%，同时，所有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瞬间也上涨10倍，或者5%，那所有的经济关系都不会发生变化，只是币值发生变化而已。
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如日本、使用欧元前的意大利，他们的币值都很低，普通的商品，物价动辄数万元、数十万元。这能说明什么？说明这些国家的物价贵吗？当然不能，这只能说明这些国家的货币票面值比较低，但票面值高低是无关紧要的。如果这些国家愿意，随时可以用一个统一的行政命令改变票面值。俄罗斯就做过这样的事情。宣布所有的卢布面值同时减去三个零，也就是缩小1000倍。俄罗斯因此发生超级通缩吗？当然没有。
可是，真实的通胀从来都不是瞬间完成的。通胀的发生需要时间，在这个时间内，增加的货币在经济体中逐渐流传开、蔓延开。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通货膨胀对经济体的生产结构造成了破坏，并引发了商业周期，造成了本不应该出现的亏损、破产和失业。
我们必须牢牢记住，通胀中造出来的新货币，其实是废纸，是“膨胀”的结果，不代表任何真实的财富。一言以蔽之，这些新货币和伪钞没有什么本质区别。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当一大笔合法的伪钞逐渐进入经济体以后会发生什么。
首先，让我们看看合法伪钞是怎样进入经济体的？或者说，是通过什么途径和入口进入经济体的？为此，就要知道，那些合法伪钞是怎样产生出来的。
概括来说，合法伪钞有两种来源：一是政府加印钞票，也就是纸币膨胀。二是银行部分准备制度。
那么，政府为什么要增发钞票呢？他们具体又是怎么做的呢？
政府增发货币的原因很多，根本原因就是政府财政出现了赤字，入不敷出，缺钱花了。或许因为公务开支增长太快，或许因为想要扩充军备，或许因为战争，或许因为福利保障体系已经入不敷出，或许因为各项财政补贴的增长太快，或许因为政府想要大笔投资，向经济体中“注入流动性”，等等，等等。政府总是不愁找不到花钱理由的，反正他们花的都是别人的钱。
有时我想，流动性不足，需要注入流动性，这可真是天才性的发明！对政府来说，还有比这更好的加印钞票的理由吗？不但可以借机得到大笔的合法伪钞，这一切还都是在拯救社会的名义下进行的。真是名利双收！
当找到理由以后，政府就着手安排印钞了。其方式比一般人想象的要直接的多。
以美国为例。美元是由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印刷局负责印制的，但发行由美联储负责。当财政部觉得缺钱时，就安排印刷局印钱，然后把票子卖给美联储。疑问：卖给美联储？美联储拿什么来买？拿一个账号来交换。美联储收到崭新的票子以后，比如1000亿美元，就会给财政部提供一个内有1000亿美元的账号。然后，在这个数目内，财政部就可以开支票花钱了。
这不就是双簧戏吗？这不就是财政部自己印钱自己花吗？的确如此，事情就是这么直接。难能可贵的是，财政部和美联储还把这个双簧戏演得有模有样、煞有介事。一切都非常严肃和正规，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但实质其实就是——合法伪钞。
那中国呢？人民币是怎样印制发行的？非常抱歉，和绝大多数中国公民一样，我并不真正了解自己国家的制度的运行秩序。在公开的资料中，我还没有找到对中国货币发行过程的详细介绍。如果有读者是这方面的专家，希望能不吝赐教。
除了政府加印钞票造成的纸币膨胀以外，另一个增加合法伪钞的办法，也就是另一个通胀发生器，是银行部分准备制度。这是下一节要介绍的内容。
十、银行部分准备制度
我们把钱存到银行，或者活期，或者定期。无论活期定期，银行都承诺我们可以随时来取，并向我们支付利息。区别在于，定期存款如果提前支取的话，就将损失定期利息，只能得到活期利息。但银行实际上不可能做到这个承诺。
在一种情况下，我们将无法从银行取出自己的钱，那就是发生银行挤兑的时候。
银行收到我们的存款，并不是放在金库里，预备我们随时来取，而是将其中的大部分作为贷款放出去。银行只留下一小部分现金在金库里，这就是所谓部分准备制度。贷款的利息高于存款的利息，其间的利差是银行的一个主要利润来源。
银行实际上是在押一个宝，赌所有储户不会同时来取钱。有人存，有人取，有人不动钱，结果就是大部分钱自然而然地沉淀在银行的金库里。因此，部分准备一般是没问题的，可以应付储户的日常需要。
挤兑是储户由于某种原因——比如听说银行要破产，都赶来取款。这时，银行是不可能全部兑现储户存款的。大部分钱都在银行外面作为贷款供别人使用，不可能立时就收回来。挤兑是银行最害怕的事情，也是现有金融体系不可能彻底解决的内在矛盾。
不过，挤兑毕竟不是常见的事情。给银行埋下挤兑的隐患，这还不是准备制度的最大问题，部分准备制度的最大问题是制造了通胀。
部分准备制度怎么会制造通胀呢？
假设你从银行成功地得到了100万元贷款，现在你可以花这些钱了，买这买那。请问：谁的钱少了？好像谁的钱也没少。虽然你拿走了100万，但所有银行储户户头里的资金都没有丝毫变化，一个子儿也没少。按银行的承诺，他们还是依然可以随时支取这些钱。
凭空多出了100万元钱！对，银行就是这样通过部分准备制度增加货币量、制造通胀的。
当然，等到你还贷的时候，也不会有哪个储户的户头里多出一个子儿来。这时，实际上是银行把它增发出来的货币收回了100万。
银行这边放出贷款，那边收回贷款，它制造的新增货币量也在不断变化。但总的来说，部分准备金以外的大部分钱都通过信贷同时成为储户存款和新增货币，奇妙地发生了增值，也就是发生了通货膨胀。目前中国的银行部分准备金率是百分之十几。也就是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储蓄额都成为通胀来源。假设总储蓄额是10万亿元，部分准备制度下，至少会制造出18万亿元以上的货币量。由于货币的周转，这个数字随后还会放大许多。多出来的钱就是通货膨胀下的合法伪钞。现实中并不存在这些钱对应的真实财富。
有人会说，这不是很正常吗？如果不把吸收来的存款的大部分拿去放贷挣利差，银行吃什么？难道你反对银行部分准备制度？
是不是反对待会儿再说。我们先看看部分准备制度的几个弊端。
首先，部分准备制度注定了银行无法应付挤兑。部分准备制度下，所有的银行，本质上来说都是“濒临破产的、资不抵债”的。银行实际上不允许所有储户同时来取钱。这凭什么？为什么我自己的钱我不能想取就取？储户是把钱存在银行，又不是把钱送给银行。
其次，储蓄会得到利息，也就是说，储蓄实际上是一种投资。所有的投资都有风险，不过风险有大有小而已。可银行却许诺，银行储蓄毫无风险。这种许诺实际上是欺诈，是忽悠。银行如果破产，储户的钱就会血本无归。
第三，现代国家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一般不允许储蓄银行破产。于是，国家对这些银行提供信用担保。国家承诺，如果出现银行挤兑，国家会对该银行提供现金支持，保证它能兑现储户存款。万一银行破产，国家还将负责支付储户的存款，至少是大部分。国家哪来的这种财力，还不是用纳税人的钱？因此，实际上是国家和银行联手，把储户和银行的投资风险转嫁给全体纳税人。不过，这些投资的收益和全体纳税人可没什么关系。这等于是甲投资，甲收益，但甲乙共担风险。这恐怕算不上什么正义和道德。
第四，因为国家如此担保银行，银行就敢于采取更大胆的投资行为。如果完全由银行自担风险，这些大胆的投资行为也许是不会有的。结果，就是加大了社会的风险程度，并降低了投资的谨慎程度。所有的国家担保，都会让社会对风险的防范降低到应有的水平以下。结果就是加大了风险的破坏性。
第五，部分准备金制度给国家增加了一种制造通胀的办法。加印钞票毕竟引人注目。比较隐蔽的做法是调节部分准备金率。银行的部分准备金率是由国家统一控制的，调高准备金率，就等于迫使银行减少贷款，在金库中保留更多的钱。降低准备金率，就等于允许银行更多地放贷，制造出更多的合法伪钞。国家多一个控制货币量的手段，对于自由市场制度来说，可不是什么福音。
第六，官方的中央银行执行政府调节准备金率的决定。为了保证执行，现代的中央银行集中存放所有银行的准备金。在中央银行制度出现以前，各家银行是自己保留准备金的。中央银行集中控制准备金的结果就是：由央行一家垄断性地、而不是由各家银行竞争性地决定流通中的货币量。令人不安的是，这个独裁的垄断者并不为可能的失败负责。
以上列举的弊端，几乎都和政府有关。如果政府不向银行提供无限担保，即使有部分准备金制度，也不会有过分的通胀。银行因为担心挤兑，会非常谨慎，不敢把太大比例的现金贷出去。部分准备金率会比现在的百分之十几高得多，而且各家银行的准备金率是不同的。但毕竟，部分准备制度总是会多多少少制造出通胀。而当政府为银行提供无限担保以后，部分准备制度就会制造出多得多的通胀。
总结一下，政府加印钞票造成的纸币膨胀，和银行部分准备金制度，是造成通胀的两大主因。而通货膨胀，正是形成商业周期的关键因素。值得强调的是，纸币膨胀和部分准备金制度，都不是如天灾、战争那样非经济因素，而是经济体系内部的因素。所以，我才在第三节中说：“商业周期的成因在经济体系的内部。只要这些内部原因在，即使风调雨顺，一切顺利，也不能避免商业周期的出现。”一位经济学家则这样说：“在这个纸币膨胀和银行部分准备的世界，商业周期是不可避免的”。
下一节，我们就正式进入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部分，谈谈通货膨胀。
我们把钱存到银行，或者活期，或者定期。无论活期定期，银行都承诺我们可以随时来取，并向我们支付利息。区别在于，定期存款如果提前支取的话，就将损失定期利息，只能得到活期利息。但银行实际上不可能做到这个承诺。
在一种情况下，我们将无法从银行取出自己的钱，那就是发生银行挤兑的时候。
银行收到我们的存款，并不是放在金库里，预备我们随时来取，而是将其中的大部分作为贷款放出去。银行只留下一小部分现金在金库里，这就是所谓部分准备制度。贷款的利息高于存款的利息，其间的利差是银行的一个主要利润来源。
银行实际上是在押一个宝，赌所有储户不会同时来取钱。有人存，有人取，有人不动钱，结果就是大部分钱自然而然地沉淀在银行的金库里。因此，部分准备一般是没问题的，可以应付储户的日常需要。
挤兑是储户由于某种原因——比如听说银行要破产，都赶来取款。这时，银行是不可能全部兑现储户存款的。大部分钱都在银行外面作为贷款供别人使用，不可能立时就收回来。挤兑是银行最害怕的事情，也是现有金融体系不可能彻底解决的内在矛盾。
不过，挤兑毕竟不是常见的事情。给银行埋下挤兑的隐患，这还不是准备制度的最大问题，部分准备制度的最大问题是制造了通胀。
部分准备制度怎么会制造通胀呢？
假设你从银行成功地得到了100万元贷款，现在你可以花这些钱了，买这买那。请问：谁的钱少了？好像谁的钱也没少。虽然你拿走了100万，但所有银行储户户头里的资金都没有丝毫变化，一个子儿也没少。按银行的承诺，他们还是依然可以随时支取这些钱。
凭空多出了100万元钱！对，银行就是这样通过部分准备制度增加货币量、制造通胀的。
当然，等到你还贷的时候，也不会有哪个储户的户头里多出一个子儿来。这时，实际上是银行把它增发出来的货币收回了100万。
银行这边放出贷款，那边收回贷款，它制造的新增货币量也在不断变化。但总的来说，部分准备金以外的大部分钱都通过信贷同时成为储户存款和新增货币，奇妙地发生了增值，也就是发生了通货膨胀。目前中国的银行部分准备金率是百分之十几。也就是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储蓄额都成为通胀来源。假设总储蓄额是10万亿元，部分准备制度下，至少会制造出18万亿元以上的货币量。由于货币的周转，这个数字随后还会放大许多。多出来的钱就是通货膨胀下的合法伪钞。现实中并不存在这些钱对应的真实财富。
有人会说，这不是很正常吗？如果不把吸收来的存款的大部分拿去放贷挣利差，银行吃什么？难道你反对银行部分准备制度？
是不是反对待会儿再说。我们先看看部分准备制度的几个弊端。
首先，部分准备制度注定了银行无法应付挤兑。部分准备制度下，所有的银行，本质上来说都是“濒临破产的、资不抵债”的。银行实际上不允许所有储户同时来取钱。这凭什么？为什么我自己的钱我不能想取就取？储户是把钱存在银行，又不是把钱送给银行。
其次，储蓄会得到利息，也就是说，储蓄实际上是一种投资。所有的投资都有风险，不过风险有大有小而已。可银行却许诺，银行储蓄毫无风险。这种许诺实际上是欺诈，是忽悠。银行如果破产，储户的钱就会血本无归。
第三，现代国家出于政治稳定的需要，一般不允许储蓄银行破产。于是，国家对这些银行提供信用担保。国家承诺，如果出现银行挤兑，国家会对该银行提供现金支持，保证它能兑现储户存款。万一银行破产，国家还将负责支付储户的存款，至少是大部分。国家哪来的这种财力，还不是用纳税人的钱？因此，实际上是国家和银行联手，把储户和银行的投资风险转嫁给全体纳税人。不过，这些投资的收益和全体纳税人可没什么关系。这等于是甲投资，甲收益，但甲乙共担风险。这恐怕算不上什么正义和道德。
第四，因为国家如此担保银行，银行就敢于采取更大胆的投资行为。如果完全由银行自担风险，这些大胆的投资行为也许是不会有的。结果，就是加大了社会的风险程度，并降低了投资的谨慎程度。所有的国家担保，都会让社会对风险的防范降低到应有的水平以下。结果就是加大了风险的破坏性。
第五，部分准备金制度给国家增加了一种制造通胀的办法。加印钞票毕竟引人注目。比较隐蔽的做法是调节部分准备金率。银行的部分准备金率是由国家统一控制的，调高准备金率，就等于迫使银行减少贷款，在金库中保留更多的钱。降低准备金率，就等于允许银行更多地放贷，制造出更多的合法伪钞。国家多一个控制货币量的手段，对于自由市场制度来说，可不是什么福音。
第六，官方的中央银行执行政府调节准备金率的决定。为了保证执行，现代的中央银行集中存放所有银行的准备金。在中央银行制度出现以前，各家银行是自己保留准备金的。中央银行集中控制准备金的结果就是：由央行一家垄断性地、而不是由各家银行竞争性地决定流通中的货币量。令人不安的是，这个独裁的垄断者并不为可能的失败负责。
以上列举的弊端，几乎都和政府有关。如果政府不向银行提供无限担保，即使有部分准备金制度，也不会有过分的通胀。银行因为担心挤兑，会非常谨慎，不敢把太大比例的现金贷出去。部分准备金率会比现在的百分之十几高得多，而且各家银行的准备金率是不同的。但毕竟，部分准备制度总是会多多少少制造出通胀。而当政府为银行提供无限担保以后，部分准备制度就会制造出多得多的通胀。
总结一下，政府加印钞票造成的纸币膨胀，和银行部分准备金制度，是造成通胀的两大主因。而通货膨胀，正是形成商业周期的关键因素。值得强调的是，纸币膨胀和部分准备金制度，都不是如天灾、战争那样非经济因素，而是经济体系内部的因素。所以，我才在第三节中说：“商业周期的成因在经济体系的内部。只要这些内部原因在，即使风调雨顺，一切顺利，也不能避免商业周期的出现。”一位经济学家则这样说：“在这个纸币膨胀和银行部分准备的世界，商业周期是不可避免的”。
下一节，我们就正式进入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部分，谈谈通货膨胀。
十一、通货膨胀和利率
如果通货膨胀是瞬间发生的，就不会对经济有什么影响，但通货膨胀从来都不是瞬间发生的，而是有一个时间过程。具体来说，纸币膨胀和银行部分准备造就的合法伪钞，将通过某种渠道，也就是某个入口，进入经济体，然后在经济体中逐渐流转开、蔓延开。
这么说有点儿抽象。我来解释一下所谓通胀入口是什么意思。注意，这是商业周期理论的一个重点。
政府多印了钞票，银行增发信贷，弄出一笔合法伪钞来。这笔合法伪钞将用来做什么？银行增发的信贷，基本上都是贷给企业家用于投资。政府的钱会用于自身开支，或者进行公共建设，危机时期则是“注入流动性”，故意花钱，也是增加投资。也就是说，这两个方向涌来的合法伪钞，去向基本一致，大多流向投资领域。
经济体，包括投资、生产、消费等等多个组成部分。合法伪钞大多涌向投资，这里就成为通胀的入口。
回忆一下前面提到的那个简单概念：储蓄-消费比例。一个经济体的投资总额不可能超过其储蓄总额。当然，这指的是真实货币，不包括合法伪钞。当合法伪钞通过投资进入经济体以后，就会出现一种假象，投资总额超过了储蓄总额。天上掉下来了馅饼。
用数字来解释一下：假设，某社会收入总额是10万亿元，其中8万亿用于消费，花掉了；另外2万亿用于储蓄，供投资使用。储蓄-消费比例是2比8，这个社会可用于投资的货币总额不会超过2万亿元。
后来发生了通胀，新出现了4万亿合法伪钞。这4万亿通过投资进入到社会中。结果，一时间，社会可用于投资的货币总额变成了6万亿，但消费总额并没有变，储蓄-消费比例变成了6比8.
真实的储蓄-投资比例是由人们的不耐决定的，人们的不耐程度决定了他们把收入中的多少钱用于储蓄。合法伪钞制造者是政府官员和少数银行家，广大人群的不耐当然没有改变。2比8的储蓄-消费比例是真实准确的，6比8的储蓄-消费比例则是一个骗局，真实世界并不存在这种比例，也不存在支持这种比例的不耐程度。
在这个骗局中，投资额毕竟增加了，似乎支持投资的储蓄也增加了。看上去，人们的不耐好像降低了，利率也就随之降低了。但请记住，这是幻觉，是注定要破灭的幻觉。真实的储蓄并没有增长。天上掉下来的不是馅饼，而是一个梦。
当4万亿合法伪钞通过投资陆续注入经济体时，通胀已经发生了，并压低了利率。这和通胀仅仅是预期时的情况正好相反。通胀预期下，人们会增加不耐，抬高利率。但当通胀真的发生时，就会转而变为利率下降。对此，从微观的角度很容易理解。通胀预期时，人们更愿意成为债务人，多多借钱，利率自然提升。通胀发生以后，银行要极力扩张信贷，增加贷款量，就只好降低利率，吸引企业家更多地来借钱。
我们回忆一下不久以前的美国现实。
在本次经济危机爆发以前，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长期维持低利率。经济危机爆发以后，许多人指责格林斯潘的这种长期低利率，认为他故意压低利率，制造通货膨胀。对此，前面已有过解释。利率是由社会整体的不耐决定的。格林斯潘当然没有能力去改变社会整体的不耐。因此，格林斯潘把利率调来调去，并不是在改变货币量，而是在追随货币量改变的趋势。这里，进一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我引用经济学家薛兆丰的论述：
*******************************************
美联储的另一项任务，是为商业银行提供紧急流动现金……联储向有需要的银行提供流动现金，并收取一定的利息，这就是格林斯潘老是在调的那个利率。实际上，商业银行每当需要流动现金时，一般都是向同行商业银行借，而不向格林斯潘借。这是因为，尽管商业银行之间的借款利率略高，但手续简便；而向老大哥格林斯潘借钱，虽然利率略低，但手续比较烦琐……格林斯潘是被动的：他盯着“商业银行之间的贷款利率”的变动，相应调整“联邦储备银行贷款利率”的高低，使后者保持略低于前者的水平……格林斯潘宣布调整“联邦储备银行贷款”的利率，只是跟在市场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只是汇报市场的变化情况，而不是相反，不是决定市场的走向。
引自：http://xuezhaofeng.com/blog/?p=111
*********************************************
既然格老是在被动地追随市场趋势，那么，美联储的低利率只可能由两种原因导致：一是美国人的不耐真的降低了，美国人变得更愿意储蓄了，改变了他们以往大手大脚花钱的生活方式。二是美国人的不耐没有改变，他们并没有更多地储蓄。真实的储蓄-消费比没有变，但货币量增加了，制造出了通胀骗局，从表面上改变了储蓄-消费比，压低了利率。
看来第一种情况并没有出现。那么，就只能是第二种情况了，也就是说，在经济危机爆发前的低利率时期，美国货币量实际上一直是在增加的。美国已经发生了通胀，并通过格林斯潘的低利率表现了出来。可惜，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美国这个通胀是怎么出现的？无非还是纸币膨胀和银行信贷扩张两个来源。纸币膨胀方面，我猜测伊拉克战争所需的费用可能促使美国财政部开动了印钞机。那可是上万亿美元的庞大支出。信贷扩张则和次贷危机和金融衍生品有关。关于这个，后面谈到危机对策时，再详细说，
既然已经发生通胀，随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进入又一次商业周期也就完全合乎逻辑了。实际上，如果不发生反倒才很奇怪。通货膨胀必然造成商业周期。那么确定？对，就是这么确定，不能确定的是经济危机何时爆发，但一定会爆发。并且，爆发得越晚，强度越大，危害越大。下一节具体介绍其中的原因。
如果通货膨胀是瞬间发生的，就不会对经济有什么影响，但通货膨胀从来都不是瞬间发生的，而是有一个时间过程。具体来说，纸币膨胀和银行部分准备造就的合法伪钞，将通过某种渠道，也就是某个入口，进入经济体，然后在经济体中逐渐流转开、蔓延开。
这么说有点儿抽象。我来解释一下所谓通胀入口是什么意思。注意，这是商业周期理论的一个重点。
政府多印了钞票，银行增发信贷，弄出一笔合法伪钞来。这笔合法伪钞将用来做什么？银行增发的信贷，基本上都是贷给企业家用于投资。政府的钱会用于自身开支，或者进行公共建设，危机时期则是“注入流动性”，故意花钱，也是增加投资。也就是说，这两个方向涌来的合法伪钞，去向基本一致，大多流向投资领域。
经济体，包括投资、生产、消费等等多个组成部分。合法伪钞大多涌向投资，这里就成为通胀的入口。
回忆一下前面提到的那个简单概念：储蓄-消费比例。一个经济体的投资总额不可能超过其储蓄总额。当然，这指的是真实货币，不包括合法伪钞。当合法伪钞通过投资进入经济体以后，就会出现一种假象，投资总额超过了储蓄总额。天上掉下来了馅饼。
用数字来解释一下：假设，某社会收入总额是10万亿元，其中8万亿用于消费，花掉了；另外2万亿用于储蓄，供投资使用。储蓄-消费比例是2比8，这个社会可用于投资的货币总额不会超过2万亿元。
后来发生了通胀，新出现了4万亿合法伪钞。这4万亿通过投资进入到社会中。结果，一时间，社会可用于投资的货币总额变成了6万亿，但消费总额并没有变，储蓄-消费比例变成了6比8.
真实的储蓄-投资比例是由人们的不耐决定的，人们的不耐程度决定了他们把收入中的多少钱用于储蓄。合法伪钞制造者是政府官员和少数银行家，广大人群的不耐当然没有改变。2比8的储蓄-消费比例是真实准确的，6比8的储蓄-消费比例则是一个骗局，真实世界并不存在这种比例，也不存在支持这种比例的不耐程度。
在这个骗局中，投资额毕竟增加了，似乎支持投资的储蓄也增加了。看上去，人们的不耐好像降低了，利率也就随之降低了。但请记住，这是幻觉，是注定要破灭的幻觉。真实的储蓄并没有增长。天上掉下来的不是馅饼，而是一个梦。
当4万亿合法伪钞通过投资陆续注入经济体时，通胀已经发生了，并压低了利率。这和通胀仅仅是预期时的情况正好相反。通胀预期下，人们会增加不耐，抬高利率。但当通胀真的发生时，就会转而变为利率下降。对此，从微观的角度很容易理解。通胀预期时，人们更愿意成为债务人，多多借钱，利率自然提升。通胀发生以后，银行要极力扩张信贷，增加贷款量，就只好降低利率，吸引企业家更多地来借钱。
我们回忆一下不久以前的美国现实。
在本次经济危机爆发以前，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长期维持低利率。经济危机爆发以后，许多人指责格林斯潘的这种长期低利率，认为他故意压低利率，制造通货膨胀。对此，前面已有过解释。利率是由社会整体的不耐决定的。格林斯潘当然没有能力去改变社会整体的不耐。因此，格林斯潘把利率调来调去，并不是在改变货币量，而是在追随货币量改变的趋势。这里，进一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我引用经济学家薛兆丰的论述：
*******************************************
美联储的另一项任务，是为商业银行提供紧急流动现金……联储向有需要的银行提供流动现金，并收取一定的利息，这就是格林斯潘老是在调的那个利率。实际上，商业银行每当需要流动现金时，一般都是向同行商业银行借，而不向格林斯潘借。这是因为，尽管商业银行之间的借款利率略高，但手续简便；而向老大哥格林斯潘借钱，虽然利率略低，但手续比较烦琐……格林斯潘是被动的：他盯着“商业银行之间的贷款利率”的变动，相应调整“联邦储备银行贷款利率”的高低，使后者保持略低于前者的水平……格林斯潘宣布调整“联邦储备银行贷款”的利率，只是跟在市场屁股后面亦步亦趋，只是汇报市场的变化情况，而不是相反，不是决定市场的走向。
引自：http://xuezhaofeng.com/blog/?p=111
*********************************************
既然格老是在被动地追随市场趋势，那么，美联储的低利率只可能由两种原因导致：一是美国人的不耐真的降低了，美国人变得更愿意储蓄了，改变了他们以往大手大脚花钱的生活方式。二是美国人的不耐没有改变，他们并没有更多地储蓄。真实的储蓄-消费比没有变，但货币量增加了，制造出了通胀骗局，从表面上改变了储蓄-消费比，压低了利率。
看来第一种情况并没有出现。那么，就只能是第二种情况了，也就是说，在经济危机爆发前的低利率时期，美国货币量实际上一直是在增加的。美国已经发生了通胀，并通过格林斯潘的低利率表现了出来。可惜，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美国这个通胀是怎么出现的？无非还是纸币膨胀和银行信贷扩张两个来源。纸币膨胀方面，我猜测伊拉克战争所需的费用可能促使美国财政部开动了印钞机。那可是上万亿美元的庞大支出。信贷扩张则和次贷危机和金融衍生品有关。关于这个，后面谈到危机对策时，再详细说，
既然已经发生通胀，随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进入又一次商业周期也就完全合乎逻辑了。实际上，如果不发生反倒才很奇怪。通货膨胀必然造成商业周期。那么确定？对，就是这么确定，不能确定的是经济危机何时爆发，但一定会爆发。并且，爆发得越晚，强度越大，危害越大。下一节具体介绍其中的原因。
中间插播。
现实运行经济内在逻辑和规律的分析。
一样是为了厘清很多看似成立并且流传的谬误。
澳大利亚小史
李子旸
澳大利亚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主要用来流放英国的罪犯。这些事实众所周之。一个用来流放犯人的地方最终变成了一个发达富裕的国家。怎么变的？澳大利亚并没有侵略掠夺过其他国家，也没有什么经济基础——殖民者到来以前，这里基本上是原始社会。当然，澳大利亚的自然资源很丰富，但非洲许多国家的自然资源也很丰富，怎么就没有像澳大利亚这样发达富裕呢？
虽然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最早到达澳大利亚的欧洲人并不是英国人，而是荷兰人。十七世纪初，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指挥下，为了寻找黄金，一艘荷兰探险船来到了这里，发现了澳大利亚这块陆地。Australia的意思就是“南方大陆”。以后的几十年内，又有其他荷兰人来到这里。
荷兰人虽然发现了这块大陆，但对它评价很低，认为这是一块荒凉贫瘠的土地，又没有黄金，没有开发的价值。荷兰人基本上放弃了这块大陆，没有作进一步的考察或者占领。而且，荷兰人对这块大陆的描述让欧洲人在很长时间里对这里不再有兴趣。第一波殖民潮和澳大利亚无关。
荷兰人之后，英国人来到了这里。当时，英国人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和法国人争夺。两国在许多地方彼此争斗。在北美，法国人被英国人打败，失去了大片殖民地。法国人转而在太平洋方面加紧探索。看到法国人的行动，英国人也加快了步伐。1768年，库克船长率领一艘探险船启航出发，前往南太平洋。
在库克船长率领的这批人中，有好几个后来对澳大利亚的历史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库克船长自己的作用则最大，被称为“澳大利亚之父”。
库克船长的功劳是，他把澳大利亚描绘成了土肥草茂的地方，推翻了荷兰人的悲观论调。而且，他的结论建立在大量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记录很详实，可信度很高。
库克船长考察之后没多久，北美就打起来了。英国人一向有把罪犯送到海外的习惯。美国独立以前，北美是英国人流放罪犯的主要地方。美洲人对这种做法很不满，深恶痛绝，但是没办法，英国是宗主国，她说了算。
美国独立以后，首先就把这事给办了，不再接受来自英国的罪犯。英国人没办法，只好在泰晤士河上弄了一批废船，用来关押罪犯。时间一长，罪犯越来越多，逐渐人满为患，据说最多时有十万之众。社会日益感到不安。好几万凶徒被关在不远处河上的废船里，的确没法让人放心。
英国政府开始着急，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时，一个参加了库克船长探险的人提出，可以把罪犯送到遥远的澳大利亚去。英国政府犹犹豫豫，一时拿不定主意。决定还是在其他方向先试试再说。
先是打算把罪犯卖给美国南方的种植园，没卖成。后来又有人建议把罪犯们送到非洲西南部的冈比亚。试着送去了一批，不行，气候太恶劣，被送去的人死去大半。本来是流放，这一下变成死刑了。议员们纷纷抨击政府残忍。政府无言以对。这时，有人就又想起了澳大利亚。另一个参加了库克探险的人给国务大臣悉尼写了封信，主张发展澳大利亚这块殖民地。
对，就是这个悉尼，那个城市的名字就取自他的名字。国务大臣看到了信，很重视，决定了，就是澳大利亚，把罪犯们送到那里去。
当然，悉尼并没有预计到澳大利亚的美好未来。他有这个打算，只是因为在他看来，把澳大利亚当作罪犯流放地经济等各方面都比较合算。
1787年，第一艘运送罪犯的船离开英国，驶向澳大利亚。第二年初，到达了澳大利亚。在今天的悉尼上岸，并给这个地方起了这个名字。
这次航行，英国方面并不是特别重视。船上的人基本上只是罪犯和看守，没有太多的技术人员。上岸以后发现情况不是那么预想的那么轻松，可又找不到会干活的人，结果，大家陷入了困难之中。怎么养活这帮人就是首要的问题。
罪犯往往都是游手好闲之徒，很少有人能做工匠。而且，没有严厉监督这帮人是不肯干活的。造个房子都耗时费力。永久营地18个月以后才建起来。由于不懂技术，他们种的庄稼收成很差，根本不够吃的。很长时间内，去澳大利亚的这些人的吃食，还要不远万里地从英国运过来。远隔重洋，一旦运输船出现问题，这里立刻就有挨饿之虞。
1790年就是一个艰苦的年头，食物不得不配给发放，并打发一大批人去附近的海岛自谋生路。这些人到了那里，依然吃不上饭。好在海鸥比较多，他们就大肆屠杀海鸥充饥。
这种局面让澳大利亚总督和英国政府都很头疼。本来以为把罪犯送到澳大利亚去可以省钱，结果这块殖民地久久不能自立，总要靠英国本土养活。到1800年，已经花费了英国政府100万英镑。一算账，比把罪犯关在英国本土还要费钱。看来得做一些改变。英国政治家一向不耻于言利，相反，总是把利益计算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因为经济不合算而改变政策，在英国人看来很正常。
澳大利亚总督向英国政府表示，看来靠罪犯是干不成什么正事的，还得想办法招一些自由民过来。几经请示，政府终于派来了50名自由农民。在他们的技术支持下，农业果然大有改观，开出了好几千亩土地，产量增加不少。看到招揽自由民的政策如此有效，总督决定把这种政策推广开来，制定更多的优惠政策，吸引人们前来澳大利亚。
说到这里，就可以看出法律制度对于地方发展的重要性了。英国当初只是把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海外监狱，因此垂直管理的程度很深，管理制度的军事化色彩很浓。殖民地当局并没有权力制定任何法律。虽然如此，英国政府仍然赋予总督以权力发布关于治理殖民地的命令。这种命令在实际中就成为殖民地的当地法律。换句话说，总督具有相当的立法权。
既然有了这个授权，总督就把英国本土的法律，或移植、或修改，弄过来，实在没有就新定，在澳大利亚逐渐建立起一套符合当地情况的准法律制度。吸引自由民的政策就是这种法律制度的一部分。
吸引自由民的政策逐渐吸引来一些英国人。这些人相信，很有机会在这个遥远的大陆开辟自己的新生活。著名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就有当时的英国人转而前往澳大利亚开拓新生活的情节。显然，那时，去澳大利亚已经不再只意味着流放和艰苦了，而更多意味着新的机会和更美好的未来。
1806年，布莱出任新的澳大利亚总督。这位新官脾气不大好，粗暴专制，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不满。1808年，一些军官发动政变，逮捕了布莱总督。此事被称为“一月政变”。一月政变让英国政府感到，需要加强澳大利亚的自治了。首要的就是在澳大利亚建立起咨议性的立法机构。
不能不感叹澳大利亚的好运气。同样的政变，也许只有英国能得出要加强自治，而不是加强控制的结论。即使到了今天，又有多少国家能在这方面达到英国的政治智慧呢？
1823年，英国颁布《新南威尔士法案》，赋予澳大利亚制定法律的权力，并成立了相应的立法机构。“1823年法案”是澳大利亚发展史的转折点。从这时起，澳大利亚不再仅仅是一个海外监狱，而成为和英帝国其他部分一样的高度自治的殖民地。
也许正是因为英国政府对澳大利亚的开明政策，澳大利亚与母国的关系一直十分融洽，甚至有些依赖。当其他白人殖民地纷纷谋求独立时，澳大利亚并没有什么举动。甚至要由英政府来推动澳大利亚的自治。
随着澳大利亚的自治越来越健全，他们不再是当初那个军事化管理的严酷之地，而逐渐有了整套的来自英国的适应工业革命的法律制度。而当法律制度确立以后，经济发展也就水到渠成了。
许多人把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起点定在19世纪初开始的大规模养殖绵羊。看起来的确如此。当时的英国工业革命对羊毛的需求很大。有人尝试着把绵羊引进到澳大利亚养殖，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吸引了许多企业家的注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澳大利亚投资，经营畜牧养殖业。这样，前来澳大利亚的就不仅仅是普通的平民了，一些大资本家也选择移民到这里。这大大促进了澳大利亚的发展。
但是，不要因此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羊或是草地。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表面上看不到的法律和制度。世界上好的牧场很多。仅仅有好草和好羊并不足以搞起发达的产业。看不到法律制度的作用，只看到经济快速发展，恰恰表明了法律制度在背后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可惜，人们就往往因此就认为更重要的因素是那些自然条件。
随着畜牧业的发展，澳大利亚社会的各方面都逐渐发展起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悉尼已经完全是发达大城市的面貌。在澳大利亚，人们已经完全可以享受到和英国本土同样的生活水准——也许更好。
繁荣的澳大利亚并不是某个人、某个组织，或英国政府刻意设计出来的产物。当初甚至没有人能预见到澳大利亚会发展成为一个发达社会。从流放地到富裕国家，看上去非常神奇，甚至不可思议，但并不轰轰烈烈。倒是那些想要轰轰烈烈、一举赶上他人的做法，往往南辕北辙、一败再败。
现实运行经济内在逻辑和规律的分析。
一样是为了厘清很多看似成立并且流传的谬误。
澳大利亚小史
李子旸
澳大利亚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主要用来流放英国的罪犯。这些事实众所周之。一个用来流放犯人的地方最终变成了一个发达富裕的国家。怎么变的？澳大利亚并没有侵略掠夺过其他国家，也没有什么经济基础——殖民者到来以前，这里基本上是原始社会。当然，澳大利亚的自然资源很丰富，但非洲许多国家的自然资源也很丰富，怎么就没有像澳大利亚这样发达富裕呢？
虽然是英国的殖民地，但最早到达澳大利亚的欧洲人并不是英国人，而是荷兰人。十七世纪初，在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指挥下，为了寻找黄金，一艘荷兰探险船来到了这里，发现了澳大利亚这块陆地。Australia的意思就是“南方大陆”。以后的几十年内，又有其他荷兰人来到这里。
荷兰人虽然发现了这块大陆，但对它评价很低，认为这是一块荒凉贫瘠的土地，又没有黄金，没有开发的价值。荷兰人基本上放弃了这块大陆，没有作进一步的考察或者占领。而且，荷兰人对这块大陆的描述让欧洲人在很长时间里对这里不再有兴趣。第一波殖民潮和澳大利亚无关。
荷兰人之后，英国人来到了这里。当时，英国人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和法国人争夺。两国在许多地方彼此争斗。在北美，法国人被英国人打败，失去了大片殖民地。法国人转而在太平洋方面加紧探索。看到法国人的行动，英国人也加快了步伐。1768年，库克船长率领一艘探险船启航出发，前往南太平洋。
在库克船长率领的这批人中，有好几个后来对澳大利亚的历史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人。库克船长自己的作用则最大，被称为“澳大利亚之父”。
库克船长的功劳是，他把澳大利亚描绘成了土肥草茂的地方，推翻了荷兰人的悲观论调。而且，他的结论建立在大量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记录很详实，可信度很高。
库克船长考察之后没多久，北美就打起来了。英国人一向有把罪犯送到海外的习惯。美国独立以前，北美是英国人流放罪犯的主要地方。美洲人对这种做法很不满，深恶痛绝，但是没办法，英国是宗主国，她说了算。
美国独立以后，首先就把这事给办了，不再接受来自英国的罪犯。英国人没办法，只好在泰晤士河上弄了一批废船，用来关押罪犯。时间一长，罪犯越来越多，逐渐人满为患，据说最多时有十万之众。社会日益感到不安。好几万凶徒被关在不远处河上的废船里，的确没法让人放心。
英国政府开始着急，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这时，一个参加了库克船长探险的人提出，可以把罪犯送到遥远的澳大利亚去。英国政府犹犹豫豫，一时拿不定主意。决定还是在其他方向先试试再说。
先是打算把罪犯卖给美国南方的种植园，没卖成。后来又有人建议把罪犯们送到非洲西南部的冈比亚。试着送去了一批，不行，气候太恶劣，被送去的人死去大半。本来是流放，这一下变成死刑了。议员们纷纷抨击政府残忍。政府无言以对。这时，有人就又想起了澳大利亚。另一个参加了库克探险的人给国务大臣悉尼写了封信，主张发展澳大利亚这块殖民地。
对，就是这个悉尼，那个城市的名字就取自他的名字。国务大臣看到了信，很重视，决定了，就是澳大利亚，把罪犯们送到那里去。
当然，悉尼并没有预计到澳大利亚的美好未来。他有这个打算，只是因为在他看来，把澳大利亚当作罪犯流放地经济等各方面都比较合算。
1787年，第一艘运送罪犯的船离开英国，驶向澳大利亚。第二年初，到达了澳大利亚。在今天的悉尼上岸，并给这个地方起了这个名字。
这次航行，英国方面并不是特别重视。船上的人基本上只是罪犯和看守，没有太多的技术人员。上岸以后发现情况不是那么预想的那么轻松，可又找不到会干活的人，结果，大家陷入了困难之中。怎么养活这帮人就是首要的问题。
罪犯往往都是游手好闲之徒，很少有人能做工匠。而且，没有严厉监督这帮人是不肯干活的。造个房子都耗时费力。永久营地18个月以后才建起来。由于不懂技术，他们种的庄稼收成很差，根本不够吃的。很长时间内，去澳大利亚的这些人的吃食，还要不远万里地从英国运过来。远隔重洋，一旦运输船出现问题，这里立刻就有挨饿之虞。
1790年就是一个艰苦的年头，食物不得不配给发放，并打发一大批人去附近的海岛自谋生路。这些人到了那里，依然吃不上饭。好在海鸥比较多，他们就大肆屠杀海鸥充饥。
这种局面让澳大利亚总督和英国政府都很头疼。本来以为把罪犯送到澳大利亚去可以省钱，结果这块殖民地久久不能自立，总要靠英国本土养活。到1800年，已经花费了英国政府100万英镑。一算账，比把罪犯关在英国本土还要费钱。看来得做一些改变。英国政治家一向不耻于言利，相反，总是把利益计算明明白白地说出来。因为经济不合算而改变政策，在英国人看来很正常。
澳大利亚总督向英国政府表示，看来靠罪犯是干不成什么正事的，还得想办法招一些自由民过来。几经请示，政府终于派来了50名自由农民。在他们的技术支持下，农业果然大有改观，开出了好几千亩土地，产量增加不少。看到招揽自由民的政策如此有效，总督决定把这种政策推广开来，制定更多的优惠政策，吸引人们前来澳大利亚。
说到这里，就可以看出法律制度对于地方发展的重要性了。英国当初只是把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海外监狱，因此垂直管理的程度很深，管理制度的军事化色彩很浓。殖民地当局并没有权力制定任何法律。虽然如此，英国政府仍然赋予总督以权力发布关于治理殖民地的命令。这种命令在实际中就成为殖民地的当地法律。换句话说，总督具有相当的立法权。
既然有了这个授权，总督就把英国本土的法律，或移植、或修改，弄过来，实在没有就新定，在澳大利亚逐渐建立起一套符合当地情况的准法律制度。吸引自由民的政策就是这种法律制度的一部分。
吸引自由民的政策逐渐吸引来一些英国人。这些人相信，很有机会在这个遥远的大陆开辟自己的新生活。著名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就有当时的英国人转而前往澳大利亚开拓新生活的情节。显然，那时，去澳大利亚已经不再只意味着流放和艰苦了，而更多意味着新的机会和更美好的未来。
1806年，布莱出任新的澳大利亚总督。这位新官脾气不大好，粗暴专制，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不满。1808年，一些军官发动政变，逮捕了布莱总督。此事被称为“一月政变”。一月政变让英国政府感到，需要加强澳大利亚的自治了。首要的就是在澳大利亚建立起咨议性的立法机构。
不能不感叹澳大利亚的好运气。同样的政变，也许只有英国能得出要加强自治，而不是加强控制的结论。即使到了今天，又有多少国家能在这方面达到英国的政治智慧呢？
1823年，英国颁布《新南威尔士法案》，赋予澳大利亚制定法律的权力，并成立了相应的立法机构。“1823年法案”是澳大利亚发展史的转折点。从这时起，澳大利亚不再仅仅是一个海外监狱，而成为和英帝国其他部分一样的高度自治的殖民地。
也许正是因为英国政府对澳大利亚的开明政策，澳大利亚与母国的关系一直十分融洽，甚至有些依赖。当其他白人殖民地纷纷谋求独立时，澳大利亚并没有什么举动。甚至要由英政府来推动澳大利亚的自治。
随着澳大利亚的自治越来越健全，他们不再是当初那个军事化管理的严酷之地，而逐渐有了整套的来自英国的适应工业革命的法律制度。而当法律制度确立以后，经济发展也就水到渠成了。
许多人把澳大利亚经济发展的起点定在19世纪初开始的大规模养殖绵羊。看起来的确如此。当时的英国工业革命对羊毛的需求很大。有人尝试着把绵羊引进到澳大利亚养殖，取得了巨大成功。这吸引了许多企业家的注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向澳大利亚投资，经营畜牧养殖业。这样，前来澳大利亚的就不仅仅是普通的平民了，一些大资本家也选择移民到这里。这大大促进了澳大利亚的发展。
但是，不要因此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羊或是草地。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表面上看不到的法律和制度。世界上好的牧场很多。仅仅有好草和好羊并不足以搞起发达的产业。看不到法律制度的作用，只看到经济快速发展，恰恰表明了法律制度在背后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可惜，人们就往往因此就认为更重要的因素是那些自然条件。
随着畜牧业的发展，澳大利亚社会的各方面都逐渐发展起来。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悉尼已经完全是发达大城市的面貌。在澳大利亚，人们已经完全可以享受到和英国本土同样的生活水准——也许更好。
繁荣的澳大利亚并不是某个人、某个组织，或英国政府刻意设计出来的产物。当初甚至没有人能预见到澳大利亚会发展成为一个发达社会。从流放地到富裕国家，看上去非常神奇，甚至不可思议，但并不轰轰烈烈。倒是那些想要轰轰烈烈、一举赶上他人的做法，往往南辕北辙、一败再败。
恐怖主义的覆灭
李子旸
光辉道路是秘鲁的一个极左恐怖组织。1980年代初期开始，他们进行了大量的暴力活动，成为秘鲁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
这个组织奉行极左的意识形态，声称要为穷人谋利益。创办者阿比马埃·古兹曼是一个哲学教授，他发明了一系列稀奇古怪的理论，核心思想就是使用暴力推翻现有的政权，建立全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恢复印加帝国的原始集体主义农业。他们敌视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他们在秘鲁各地到处使用暴力：爆炸、暗杀、破坏经济设施、袭击公共场所、伏击政府军，袭击庄园，抢劫银行和工商企业。袭击警察是光辉道路组织最热衷的事情。
光辉道路的暴力行为非常强烈，被舆论称为“西半球有史以来最血腥、最残忍的游击队组织”。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个组织屠杀了数以万计的人，几乎把秘鲁拖入了内战状态。
应该强调的是，这种非法组织，如果没有得到许多人的支持，是不可能这样长期存在和任意横行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光辉道路组织虽然臭名昭著，但实际上他们得到了秘鲁底层人民的支持甚至拥护。秘鲁落后的经济状况、腐败的政府、恶性的通货膨胀断绝了底层人民改善自己生活的可能。这些人在绝望之余，就转而相信恐怖组织的宣传和诱惑，认为只有依靠光辉道路这样的暴力恐怖组织才能打破压制他们的社会结构，使他们摆脱贫困，得到更好的生活。
自从秘鲁独立以来，除了刚独立后的一小段时间以外，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一直缓慢。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接受了依附理论，秘鲁不但不加入全球一体化，反而尽量摆脱世界经济体系，再加上国内腐败低效的社会体制，结果就是经济大倒退。连续几年的经济都是负增长。失业和半失业者超过人口总数的一半。大量工厂企业倒闭。农村的情况更糟。这些落后赤贫的农村地区就成为光辉道路组织的人员和力量来源。穷人中的青年人直接加入恐怖组织，而其他人则给恐怖组织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即使是那些不直接支持恐怖组织的人，对政府打击恐怖组织的行为也袖手旁观。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光辉道路组织在八十年代快速发展。暴力活动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人倒在恐怖组织的屠刀下。秘鲁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看起来，秘鲁已经无望解决恐怖主义问题了。政治家们绞尽脑汁，想出各种办法打击恐怖组织，但收效甚微。
问题的关键是，这样一个危害巨大的恐怖组织，为什么却受到国家底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呢？这些底层民众其实是恐怖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恐怖主义横行，造成国家秩序混乱，经济难以发展，穷人的状况只会越来越糟，可是他们偏偏去支持恐怖组织，这是怎么回事？一个秘鲁经济学家对此也大为不解，他的名字叫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他决心要努力探求这种难以理解的现象背后的原因。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研究，以及和秘鲁社会各界的深入交流探讨，德·索托终于发现了制约秘鲁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那就是大量的秘鲁人被正规法律制度排斥在外。他们努力工作积累下来的财产，只能以非法的形式存在，不能得到起码的法律保护，因此，虽然他们努力的工作，但却仍然长期陷入贫困状态，难以自拔。恐怖主义者则趁机声称可以给穷人提供保护，这种保护本来应该来自正规的法律和国家机构。当恐怖组织实现了国家没能实现的社会功能时，他们也就得到了底层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交通情况的改善和信息交流的加强，广大生活在农村地区的秘鲁人看到了城市生活的便利和舒适，以及其中包含的更多发展机会，大量农民进入到首都利马等大城市，秘鲁的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过去四十年，秘鲁城市的人口增加了五倍。这些进入城市的农民一般都不富裕，他们差不多都是要白手起家。他们在城市中从事各种能找到的工作，包括流动商贩、交通运输、服务业等等。为了栖身，他们建起了简陋的房子。
所有这些活动，其实都是人民在为自己未来的美好生活而努力工作，但在秘鲁政府官员和城市居民的固有思路中，这些进入城市的农民却是混乱、贫困和肮脏的来源。他们随意占据城市街道，破坏城市秩序，他们到处搭建破破烂烂的房子，影响城市面貌，他们从事各种未经批准的经营活动，总之，他们永远都是那么杂乱无章、落后愚昧和无可救药。于是，正规的法律制度拒绝接纳他们，把他们看作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可以用来创造繁荣和进步的资源。
那么，法律制度是怎样拒绝这些穷人的呢？在种种“外部性”的借口之下，用繁复的规章制度构筑高高的门槛。消防、环保、卫生、建筑安全、劳动保护、规模经营、城市规划，一长串的审查，哪一项通不过官员的核查，创业者都不能开业。德·索托做过一个实验。他在美国华盛顿和秘鲁利马同时注册成立一家小企业，一家只有两台缝纫机的小裁缝店。结果是，如果一天花上6个小时去政府办理各种手续，在美国，不到一天即可办好开业所需的法律手续；而在秘鲁，则需要289天，并要花费1231美元。这种时间和费用当然是绝大多数秘鲁人根本负担不起的，他们根本无望能够办齐所有那些据说都很重要的审批项目，结果，他们就只好让自己的裁缝铺子处于非法状态，也就是处于地下经济状态。
德·索托发现，这种地下经济看起来很不起眼，甚至破破烂烂，实际上总量却十分庞大，蕴含着巨大的财富。统计数字表明，秘鲁国家财富的一半以上都是这些非法创业者创造出来的。他们实际掌握的财富远远超过秘鲁得到的外国援助。也就是说，秘鲁自己其实有着足够的资本，但只是由于缺少正规法律制度的保护，这些数量巨大的财富无法转化为可以增值的资本，无法流通、不能及时有效地投入高效的生产领域。这些巨量财富只能以地下经济的形式躲躲闪闪地藏在社会角落里。
制度缺陷就是这样制约着秘鲁经济社会的发展。众多底层民众因此很少有靠勤奋和努力改善自身生活的机会。其实，这些穷人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而不是那些看起来很可观、很感人，其实却作用有限的直接援助。他们本来可以成为自豪的创业者，为自己和家人挣得足够的财富，谋得好的生活，但现在，他们只能是等待他人施舍的乞丐和可怜虫。他们中的强者，不甘于这种屈辱的地位，转而投向了恐怖组织。他们用暴力打击这个不允许他们努力工作的社会制度。
当德·索托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以后，他就倾力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法律和社会制度。他尽量利用公共舆论宣扬自己的发现，鼓吹通过改变法律把地下经济变为合法经济，为此，德·索托直接参与了秘鲁国家的体制改革，并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改革大大简化了人们进入正规商业领域的成本，用各种办法明确了人们的产权，帮助人们把他们的工作成果在法律上固定下来，使之可以得到充分的保护。这种产权明确的过程也在广大农业地区展开。由于有了法律的保护，秘鲁山区的农民逐渐放弃了种植毒品，转而去种植可可豆等农作物。秘鲁在国际毒品生产中的份额因此大幅降低，从60%降到了25%。
当人们看到自己只要努力工作，就有机会积累下财富，并为自己建设美好生活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容忍恐怖组织对社会和经济的破坏了。年轻人有了更好的出路，他们不再想加入恐怖组织。在市场中创业挣钱远比挥舞冲锋枪冒险杀人更有吸引力。光辉道路迅速失去了人心。人民开始主动配合政府打击恐怖组织。光辉道路多年来一直宣称要在秘鲁展开推翻政府的人民战争，但现在，人民战争的矛头却指向了他们。山区种植可可豆的农民给政府提供了大量信息和地图，协助政府清剿恐怖分子和毒品贩子。一个接一个的恐怖武装相继被政府擒获。谁也没有想到原来那么强大而不可一世的恐怖组织，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变得如此脆弱和奄奄一息。
1992年7月20日，德·索托所在的自由与民主学会总部发生了一次可怕的大爆炸。这是光辉道路组织干的。他们的自杀炸弹汽车一下子杀死了3个人，击伤了19人。学会总部遭到了严重破坏。光辉道路向德·索托发起了致命的攻击。他们认识到，正是这个学者和他的改革把光辉道路赶上了绝路。要想生存，光辉道路就必须阻止德·索托倡导和实施的体制改革。他们需要保持秘鲁的贫困和落后。那是他们这个恐怖组织赖以生存的土壤。
爆炸刚刚过去，自由与民主学会的一个权威智囊就兴奋地跑进德·索托那被爆炸弄得残破不堪的办公室，兴奋地喊道：“他们输了！他们在智力和思想上与我们的较量已经彻底输了。他们只能用爆炸来表明他们的立场，除此以外，他们再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是的，当一个组织只能依靠暴力，而没有任何道义和智识上的优势的时候，他们确实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就在这一年，光辉道路的头目古兹曼被捕，并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随后，光辉道路的其他领导人也先后被捕入狱。虽然还有零星的恐怖行动，但作为一个恐怖组织，光辉道路已经无可挽回地成为历史了。
世界上还有不少恐怖组织仍然活跃。人们所以追随他们，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人面临着没有选择、没有自由的绝望生活。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暴力，或者用暴力来发泄自己的绝望。用暴力反击恐怖组织固然不可或缺，但让人们更多地拥有自由发展的机会，才是战胜恐怖主义的最有力武器。
李子旸
光辉道路是秘鲁的一个极左恐怖组织。1980年代初期开始，他们进行了大量的暴力活动，成为秘鲁社会的一个严重问题。
这个组织奉行极左的意识形态，声称要为穷人谋利益。创办者阿比马埃·古兹曼是一个哲学教授，他发明了一系列稀奇古怪的理论，核心思想就是使用暴力推翻现有的政权，建立全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恢复印加帝国的原始集体主义农业。他们敌视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他们在秘鲁各地到处使用暴力：爆炸、暗杀、破坏经济设施、袭击公共场所、伏击政府军，袭击庄园，抢劫银行和工商企业。袭击警察是光辉道路组织最热衷的事情。
光辉道路的暴力行为非常强烈，被舆论称为“西半球有史以来最血腥、最残忍的游击队组织”。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个组织屠杀了数以万计的人，几乎把秘鲁拖入了内战状态。
应该强调的是，这种非法组织，如果没有得到许多人的支持，是不可能这样长期存在和任意横行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光辉道路组织虽然臭名昭著，但实际上他们得到了秘鲁底层人民的支持甚至拥护。秘鲁落后的经济状况、腐败的政府、恶性的通货膨胀断绝了底层人民改善自己生活的可能。这些人在绝望之余，就转而相信恐怖组织的宣传和诱惑，认为只有依靠光辉道路这样的暴力恐怖组织才能打破压制他们的社会结构，使他们摆脱贫困，得到更好的生活。
自从秘鲁独立以来，除了刚独立后的一小段时间以外，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一直缓慢。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接受了依附理论，秘鲁不但不加入全球一体化，反而尽量摆脱世界经济体系，再加上国内腐败低效的社会体制，结果就是经济大倒退。连续几年的经济都是负增长。失业和半失业者超过人口总数的一半。大量工厂企业倒闭。农村的情况更糟。这些落后赤贫的农村地区就成为光辉道路组织的人员和力量来源。穷人中的青年人直接加入恐怖组织，而其他人则给恐怖组织提供各种各样的支持。即使是那些不直接支持恐怖组织的人，对政府打击恐怖组织的行为也袖手旁观。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光辉道路组织在八十年代快速发展。暴力活动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人倒在恐怖组织的屠刀下。秘鲁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严重影响。
看起来，秘鲁已经无望解决恐怖主义问题了。政治家们绞尽脑汁，想出各种办法打击恐怖组织，但收效甚微。
问题的关键是，这样一个危害巨大的恐怖组织，为什么却受到国家底层民众的广泛支持呢？这些底层民众其实是恐怖主义的最大受害者。恐怖主义横行，造成国家秩序混乱，经济难以发展，穷人的状况只会越来越糟，可是他们偏偏去支持恐怖组织，这是怎么回事？一个秘鲁经济学家对此也大为不解，他的名字叫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他决心要努力探求这种难以理解的现象背后的原因。
经过长时间的努力研究，以及和秘鲁社会各界的深入交流探讨，德·索托终于发现了制约秘鲁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那就是大量的秘鲁人被正规法律制度排斥在外。他们努力工作积累下来的财产，只能以非法的形式存在，不能得到起码的法律保护，因此，虽然他们努力的工作，但却仍然长期陷入贫困状态，难以自拔。恐怖主义者则趁机声称可以给穷人提供保护，这种保护本来应该来自正规的法律和国家机构。当恐怖组织实现了国家没能实现的社会功能时，他们也就得到了底层民众的支持和拥护。
二十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交通情况的改善和信息交流的加强，广大生活在农村地区的秘鲁人看到了城市生活的便利和舒适，以及其中包含的更多发展机会，大量农民进入到首都利马等大城市，秘鲁的城市化进程迅速加快。过去四十年，秘鲁城市的人口增加了五倍。这些进入城市的农民一般都不富裕，他们差不多都是要白手起家。他们在城市中从事各种能找到的工作，包括流动商贩、交通运输、服务业等等。为了栖身，他们建起了简陋的房子。
所有这些活动，其实都是人民在为自己未来的美好生活而努力工作，但在秘鲁政府官员和城市居民的固有思路中，这些进入城市的农民却是混乱、贫困和肮脏的来源。他们随意占据城市街道，破坏城市秩序，他们到处搭建破破烂烂的房子，影响城市面貌，他们从事各种未经批准的经营活动，总之，他们永远都是那么杂乱无章、落后愚昧和无可救药。于是，正规的法律制度拒绝接纳他们，把他们看作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可以用来创造繁荣和进步的资源。
那么，法律制度是怎样拒绝这些穷人的呢？在种种“外部性”的借口之下，用繁复的规章制度构筑高高的门槛。消防、环保、卫生、建筑安全、劳动保护、规模经营、城市规划，一长串的审查，哪一项通不过官员的核查，创业者都不能开业。德·索托做过一个实验。他在美国华盛顿和秘鲁利马同时注册成立一家小企业，一家只有两台缝纫机的小裁缝店。结果是，如果一天花上6个小时去政府办理各种手续，在美国，不到一天即可办好开业所需的法律手续；而在秘鲁，则需要289天，并要花费1231美元。这种时间和费用当然是绝大多数秘鲁人根本负担不起的，他们根本无望能够办齐所有那些据说都很重要的审批项目，结果，他们就只好让自己的裁缝铺子处于非法状态，也就是处于地下经济状态。
德·索托发现，这种地下经济看起来很不起眼，甚至破破烂烂，实际上总量却十分庞大，蕴含着巨大的财富。统计数字表明，秘鲁国家财富的一半以上都是这些非法创业者创造出来的。他们实际掌握的财富远远超过秘鲁得到的外国援助。也就是说，秘鲁自己其实有着足够的资本，但只是由于缺少正规法律制度的保护，这些数量巨大的财富无法转化为可以增值的资本，无法流通、不能及时有效地投入高效的生产领域。这些巨量财富只能以地下经济的形式躲躲闪闪地藏在社会角落里。
制度缺陷就是这样制约着秘鲁经济社会的发展。众多底层民众因此很少有靠勤奋和努力改善自身生活的机会。其实，这些穷人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而不是那些看起来很可观、很感人，其实却作用有限的直接援助。他们本来可以成为自豪的创业者，为自己和家人挣得足够的财富，谋得好的生活，但现在，他们只能是等待他人施舍的乞丐和可怜虫。他们中的强者，不甘于这种屈辱的地位，转而投向了恐怖组织。他们用暴力打击这个不允许他们努力工作的社会制度。
当德·索托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以后，他就倾力改变这种不合理的法律和社会制度。他尽量利用公共舆论宣扬自己的发现，鼓吹通过改变法律把地下经济变为合法经济，为此，德·索托直接参与了秘鲁国家的体制改革，并取得了重大进展。这些改革大大简化了人们进入正规商业领域的成本，用各种办法明确了人们的产权，帮助人们把他们的工作成果在法律上固定下来，使之可以得到充分的保护。这种产权明确的过程也在广大农业地区展开。由于有了法律的保护，秘鲁山区的农民逐渐放弃了种植毒品，转而去种植可可豆等农作物。秘鲁在国际毒品生产中的份额因此大幅降低，从60%降到了25%。
当人们看到自己只要努力工作，就有机会积累下财富，并为自己建设美好生活的时候，他们就不再容忍恐怖组织对社会和经济的破坏了。年轻人有了更好的出路，他们不再想加入恐怖组织。在市场中创业挣钱远比挥舞冲锋枪冒险杀人更有吸引力。光辉道路迅速失去了人心。人民开始主动配合政府打击恐怖组织。光辉道路多年来一直宣称要在秘鲁展开推翻政府的人民战争，但现在，人民战争的矛头却指向了他们。山区种植可可豆的农民给政府提供了大量信息和地图，协助政府清剿恐怖分子和毒品贩子。一个接一个的恐怖武装相继被政府擒获。谁也没有想到原来那么强大而不可一世的恐怖组织，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变得如此脆弱和奄奄一息。
1992年7月20日，德·索托所在的自由与民主学会总部发生了一次可怕的大爆炸。这是光辉道路组织干的。他们的自杀炸弹汽车一下子杀死了3个人，击伤了19人。学会总部遭到了严重破坏。光辉道路向德·索托发起了致命的攻击。他们认识到，正是这个学者和他的改革把光辉道路赶上了绝路。要想生存，光辉道路就必须阻止德·索托倡导和实施的体制改革。他们需要保持秘鲁的贫困和落后。那是他们这个恐怖组织赖以生存的土壤。
爆炸刚刚过去，自由与民主学会的一个权威智囊就兴奋地跑进德·索托那被爆炸弄得残破不堪的办公室，兴奋地喊道：“他们输了！他们在智力和思想上与我们的较量已经彻底输了。他们只能用爆炸来表明他们的立场，除此以外，他们再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是的，当一个组织只能依靠暴力，而没有任何道义和智识上的优势的时候，他们确实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就在这一年，光辉道路的头目古兹曼被捕，并最终被判处终身监禁。随后，光辉道路的其他领导人也先后被捕入狱。虽然还有零星的恐怖行动，但作为一个恐怖组织，光辉道路已经无可挽回地成为历史了。
世界上还有不少恐怖组织仍然活跃。人们所以追随他们，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些人面临着没有选择、没有自由的绝望生活。他们只能寄希望于暴力，或者用暴力来发泄自己的绝望。用暴力反击恐怖组织固然不可或缺，但让人们更多地拥有自由发展的机会，才是战胜恐怖主义的最有力武器。
扩大投资不是政府应有的职能
周克成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在答记者问时说：
“扩大投资是刺激经济增长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这一点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为了有效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国家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冲击，所以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特别是四季度以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消费、扩大投资的政策措施。”
在张平这百余字的表述中，有一系列的错误，我是完全不能认同的。
首先，扩大投资未必能刺激经济增长。投资是可能赚钱，但也有可能赔钱。一个投资项目失败，投入的人力、机器、土地、原材料、时间等资源要不回来，这对一个社会来说，是财富的净损失。这样的投资，不会刺激经济增长，更谈不上什么“最直接、最有效”。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很清楚”，那一定是自欺欺人。试问，天底下有只赚不赔的生意吗？既然没有，你凭什么说“扩大投资是刺激经济增长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其次，“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消费、扩大投资的政策措施”这句话本身包含了难以调节的矛盾。
同样一个苹果，你今天吃了，就不可能留到明天吃；同样一串葡萄，你今天吃了，就不可能有机会拿它来酿造美酒；同样一笔钱，你今天花了，你明天就不可能再有机会用它。消费与投资之间，人们总是只能选取其一：消费多一点，投资必定就得少一点；投资要多一点，消费就得少一点。这个道理，对于一个个人来说是如此，对于一户人家来说是如此，对于一家公司来说是如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如此，对于举世全球来说，都是如此！
总之，你政府“鼓励消费”了，就不可能再能扩大投资，你要扩大投资，眼前的消费就得有所减少。否则财富都消耗完了，拿什么来“扩大投资”？
当然，碰上经济困境，政客们总喜欢将原因推给老百姓，说他们不储蓄、不消费什么的（也奇怪，他们的指责常常自相矛盾地同时出现）。
但即使暂且按他们的逻辑走，单单要鼓励百姓花钱，那也不是发动舆论攻势就可以动员百姓花钱的。要让百姓花钱，首先得让百姓有钱花、花得没有后顾之忧。如今的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年年增长，其增速年年远比GDP增值为高。钱都被政府拿走了，百姓怎么花？
再说看到政府未经任何公开讨论、人大机构的表决程序就宣布数以万亿计的投资计划，百姓就得担心，政府要花这笔钱，是不是日后还会从我们口袋里掏走更多？既然如此，只好把自己的口袋收得更紧，免得它日税赋上涨收入下降，而自己连吃饭读书看病的钱都没有。
就算大多数百姓意识不到这点，不懂得因为政府的大笔投资计划而珍惜自己袋子里的银子，而打算响应政府的号召大方花钱，那他也会发现，自己其实没有“消费”多少东西，没有满足多少自己的“内需”。这是因为，政府的大投资就算不通过宣布提高税收筹措资金，那也必然得通过通货膨胀之类的隐性税收增加政府收入，而当政府这么干的时候，人们的钱是花出去了，但这是已经变薄的钱，花了出去，也没买回多少东西，也没能为所谓“扩大内需”真正作多大的贡献。
发改委要做什么才真正有利于鼓励内需呢？很好办，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量降低老百姓开公司办企业的门槛，完全、彻底取消发改委人为设置的门槛。这样会从两方面对“拉动内需”有贡献：一是政府的阻碍减少，人们赚钱的门路多了，收入高了，自然更愿意花钱；二是老百姓开办的企业，必定比由政府指定垄断经营的中石油、中移动等等大国企有活力，更懂得通过种种创新为人们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与服务，这样，好产品多了，人们也就又愿意花钱了。否则，走出门打算消费也只见满眼垃圾，谁愿意花钱？
如果还是要谈扩大投资，就带来了我对开头张平那段话的第三个质疑：
一：政府不是盈利机构，收税的准则，应以足够政府基本开支为限。现在，政府为了“扩大投资”，就得用或明目张胆或偷偷摸摸的办法增加税收，把百姓的财富转移到自己手中。无论这投资项目的成败如何，这都是不可容忍的。张三家的拖拉机，王五是可能开得更好，但不是因此就可以让王五不由分说地开走。除非政府成立一个投资基金，说：这钱我们就是打算用来投资的，你们谁愿意送钱给我们就算吧。那我估计很多百姓会没意见，否则你通过强制征税，拿别人的钱去投资，那肯定会有很多人不开心。
二：政府花钱搞投资，其实常常亏钱的。为什么政府办企业老亏钱呢？因为弗里德曼说过的：人们花别人钱的时候总是最不小心的。是的，大笔大笔的钱，都是别人的，花了不但不用心疼，不花还觉得对不起自己，那官办企业的负责人花其钱来，能不大方吗？那么些国有企业年年亏本，年年要财政补贴，这就是第一原因。总之，政府搞投资，亏钱机会就是大。而只要亏钱，就是浪费，就是给社会财富造成净损失。就不可能达到政府所声称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
三：政府搞投资的必然结果，还带来更多、更严密的行政垄断。谁都不喜欢竞争，搞投资的政府也是如此。既然砸了钱，打算在这方面折腾一番，那当然最好没有别人和我抢顾客抢地盘了。所以，别说打破原有的行政垄断已经难上加难，就是现有的垄断都还要随之投资的增加而扩充、加强。本来作为社会财富创造主体、更富活力的民间投资萎缩，是不会带来什么“经济增长”吧？
让我们重温弗里德曼的格言吧：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投资多了，消费就得减少，消费多了，投资就得减少；政府投资、消费多了，民间投资、消费就减少；政府挤占的空间多了，民间能发挥作用的空间就减少。这世界就是这样的，总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淌过两条河流”。
而我们“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是：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无论这些消费与投资是放在今天还是明天，都是由老百姓自己来决定的好。毕竟，谁愿意让别人来掌管自己的钱包呢？尤其是作为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的陌生人的政府官员。
所以，政府所能做的事情是：后退、后退、再后退。鼓励消费，扩大投资，都不是你的职责！
周克成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主任张平在答记者问时说：
“扩大投资是刺激经济增长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这一点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为了有效地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们国家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冲击，所以从去年下半年以来，特别是四季度以后，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消费、扩大投资的政策措施。”
在张平这百余字的表述中，有一系列的错误，我是完全不能认同的。
首先，扩大投资未必能刺激经济增长。投资是可能赚钱，但也有可能赔钱。一个投资项目失败，投入的人力、机器、土地、原材料、时间等资源要不回来，这对一个社会来说，是财富的净损失。这样的投资，不会刺激经济增长，更谈不上什么“最直接、最有效”。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很清楚”，那一定是自欺欺人。试问，天底下有只赚不赔的生意吗？既然没有，你凭什么说“扩大投资是刺激经济增长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其次，“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消费、扩大投资的政策措施”这句话本身包含了难以调节的矛盾。
同样一个苹果，你今天吃了，就不可能留到明天吃；同样一串葡萄，你今天吃了，就不可能有机会拿它来酿造美酒；同样一笔钱，你今天花了，你明天就不可能再有机会用它。消费与投资之间，人们总是只能选取其一：消费多一点，投资必定就得少一点；投资要多一点，消费就得少一点。这个道理，对于一个个人来说是如此，对于一户人家来说是如此，对于一家公司来说是如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如此，对于举世全球来说，都是如此！
总之，你政府“鼓励消费”了，就不可能再能扩大投资，你要扩大投资，眼前的消费就得有所减少。否则财富都消耗完了，拿什么来“扩大投资”？
当然，碰上经济困境，政客们总喜欢将原因推给老百姓，说他们不储蓄、不消费什么的（也奇怪，他们的指责常常自相矛盾地同时出现）。
但即使暂且按他们的逻辑走，单单要鼓励百姓花钱，那也不是发动舆论攻势就可以动员百姓花钱的。要让百姓花钱，首先得让百姓有钱花、花得没有后顾之忧。如今的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年年增长，其增速年年远比GDP增值为高。钱都被政府拿走了，百姓怎么花？
再说看到政府未经任何公开讨论、人大机构的表决程序就宣布数以万亿计的投资计划，百姓就得担心，政府要花这笔钱，是不是日后还会从我们口袋里掏走更多？既然如此，只好把自己的口袋收得更紧，免得它日税赋上涨收入下降，而自己连吃饭读书看病的钱都没有。
就算大多数百姓意识不到这点，不懂得因为政府的大笔投资计划而珍惜自己袋子里的银子，而打算响应政府的号召大方花钱，那他也会发现，自己其实没有“消费”多少东西，没有满足多少自己的“内需”。这是因为，政府的大投资就算不通过宣布提高税收筹措资金，那也必然得通过通货膨胀之类的隐性税收增加政府收入，而当政府这么干的时候，人们的钱是花出去了，但这是已经变薄的钱，花了出去，也没买回多少东西，也没能为所谓“扩大内需”真正作多大的贡献。
发改委要做什么才真正有利于鼓励内需呢？很好办，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量降低老百姓开公司办企业的门槛，完全、彻底取消发改委人为设置的门槛。这样会从两方面对“拉动内需”有贡献：一是政府的阻碍减少，人们赚钱的门路多了，收入高了，自然更愿意花钱；二是老百姓开办的企业，必定比由政府指定垄断经营的中石油、中移动等等大国企有活力，更懂得通过种种创新为人们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与服务，这样，好产品多了，人们也就又愿意花钱了。否则，走出门打算消费也只见满眼垃圾，谁愿意花钱？
如果还是要谈扩大投资，就带来了我对开头张平那段话的第三个质疑：
一：政府不是盈利机构，收税的准则，应以足够政府基本开支为限。现在，政府为了“扩大投资”，就得用或明目张胆或偷偷摸摸的办法增加税收，把百姓的财富转移到自己手中。无论这投资项目的成败如何，这都是不可容忍的。张三家的拖拉机，王五是可能开得更好，但不是因此就可以让王五不由分说地开走。除非政府成立一个投资基金，说：这钱我们就是打算用来投资的，你们谁愿意送钱给我们就算吧。那我估计很多百姓会没意见，否则你通过强制征税，拿别人的钱去投资，那肯定会有很多人不开心。
二：政府花钱搞投资，其实常常亏钱的。为什么政府办企业老亏钱呢？因为弗里德曼说过的：人们花别人钱的时候总是最不小心的。是的，大笔大笔的钱，都是别人的，花了不但不用心疼，不花还觉得对不起自己，那官办企业的负责人花其钱来，能不大方吗？那么些国有企业年年亏本，年年要财政补贴，这就是第一原因。总之，政府搞投资，亏钱机会就是大。而只要亏钱，就是浪费，就是给社会财富造成净损失。就不可能达到政府所声称的“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
三：政府搞投资的必然结果，还带来更多、更严密的行政垄断。谁都不喜欢竞争，搞投资的政府也是如此。既然砸了钱，打算在这方面折腾一番，那当然最好没有别人和我抢顾客抢地盘了。所以，别说打破原有的行政垄断已经难上加难，就是现有的垄断都还要随之投资的增加而扩充、加强。本来作为社会财富创造主体、更富活力的民间投资萎缩，是不会带来什么“经济增长”吧？
让我们重温弗里德曼的格言吧：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投资多了，消费就得减少，消费多了，投资就得减少；政府投资、消费多了，民间投资、消费就减少；政府挤占的空间多了，民间能发挥作用的空间就减少。这世界就是这样的，总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淌过两条河流”。
而我们“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是：无论是消费还是投资，无论这些消费与投资是放在今天还是明天，都是由老百姓自己来决定的好。毕竟，谁愿意让别人来掌管自己的钱包呢？尤其是作为我们绝大多数人的的陌生人的政府官员。
所以，政府所能做的事情是：后退、后退、再后退。鼓励消费，扩大投资，都不是你的职责！
价格管制 饮鸩止渴
陈青蓝
解决物价上涨问题，除了减少流通货币之外，最根本的还是提高生产率，以充足的商品供应来缓解物价上涨。这只能通过放开管制来实现，而压低的价格只能抑制生产供应
治理通胀要对症下药。通货 膨胀是货币发行过多引起的，治理通胀也只能打货币政策的主意。而2008年1月中旬，发改委和几十个省市地方“悍然”出台了一些价格管制政策，意图控制通胀。这样的管制无论从经济学理论，还是历史经验上来看，都是行不通的。通过价格管制抑制通胀，哪怕是临时的管制也必然会失败。
好看的CPI数字只是假象
价格管制本身是行政逻辑的结果。政治或者行政管理的特点是讲究短期效果。“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是每一个官员头上的悬剑。通货膨胀危害到民众生活甚至社会稳定，作为行政部门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如果几个月之内通胀率得不到抑制，领导不满意，老百姓怨声载道，官员们的政绩就会大受影响，因此，就不得不采取一些行动，出台价格管制就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姿态，证明政府是在做事情，是在为民做主。这就是行政逻辑和经济逻辑的不同之处。由于政府强行干预市场的基本逻辑——价格信号的自由传递，于是使市场变得伤痕累累。
价格管制是最笨拙的方法，初期物价数字会很好看。但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数字好看吗？很遗憾，按照行政管理的逻辑，是这样的。这些数字很可能是权威的、客观的。但这样被压低的通胀率数字除了说明了政府出台了价格管制政策外，什么也没有说明。通货膨胀控制住了吗？物价上涨控制住了吗？在管制措施出台的这两个月，商家可能会慑于行政权威“没有”涨价。之后呢？为了数字继续好看，管制难道要继续实施下去吗？如果我们的目标仅仅是漂亮的CPI数字的话，很简单，回到改革开放前，那时候根本没有通胀，物价几十年不变。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
在价格管制初期，名义上的价格被限制住了，但压抑的价格是无法限制人们的需求的，而且人们的需求还被较低的价格刺激得更加旺盛——这也是短缺的成因之一。好看的数字并不是真实的，计入价格指数的只不过是名义物价，真实的价格还应该算上产品质量降低、数量减少、以次充好、缺斤短两、取消服务项目、排队、走关系、商家规避管制，等等。如果这些都能换算成价格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真实的数字并不是那么好看。
价格管制只能减少供应而不是“保障供应”
解决物价上涨问题，除了减少流通货币之外，最根本的还是提高生产率，以充足的商品供应来缓解物价上涨。这只能通过放开管制来实现，而压低的价格只能抑制生产供应。
价格无非是一种信号，如果上涨则说明物品短缺了，或者相对社会的货币量来说物品短缺了。价格信号的作用很直接，实行价格管制后，厂家、商家看到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会产生亏损，就有可能减少投资、偷工减料，或裁员缩产。这样只会减少有效供应，而不是增加有效供应。行政官员们声称价格管制是为了缓解短缺，从而缓解物价上涨，显然是在重复南辕北辙的故事。
尽管如此，有人认为价格管制可能会奏效，因为价格管制有心理暗示作用，能够稳定人们的通胀心理预期。是这样吗？
实行价格管制是希望让公众相信：政府是认真对待通胀的，而且一出手效果就会立竿见影。政府希望以权威和信用来稳定大家的通胀预期，增强对手中货币的信心，从而减少因抢购而带来的物价上涨。但这仍是着眼于短期效果的措施，即便这样，能否达到效果也很值得怀疑。政府进行价格管制是一个非常事件，等于发出了通胀加剧的信号，因此，更可能强化人们的通胀预期，从而导致更猛烈的抢购风，加剧通胀率的上升。这一点，在历史上的多次恶性通胀当中都有体现。
哪怕是“临时价格管制”也无益于治理通胀
1948~1949年之间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颇具代表性。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最严重的两次通胀之一，而其发生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疯狂印刷货币以弥补战争和行政腐败造成的财政赤字。1948年8月19日，为配合金圆券发行，“政府”对物价、工资实行冻结，即“八?一九”限价。但限价引起的却是一次猛烈的抢购风潮。上海的批发商在官定物价公布后，便停止了营业。公开交易冷冷清清，黑市交易却十分火暴，黑市物价上涨3~10倍。10月，上海突然刮起了抢购风，人们见货就抢，甚至连锡箔、棺材也在抢购之列。在抢购风潮期间，四大百货公司的存货被抢购一空。据估计，限价期间上海工商业的总损失约值金圆券（指初发行的金圆券价值）2亿元。继抢购风潮后，上海又发生了抢米风潮，最后范围扩大到一切可以充饥的食物。强制执行了70天的限价政策，再也维持不下去了。11月1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宣布放弃限价，于是物价犹如决堤之水。后面就是每个学过那段历史的人耳熟能详的故事了：几亿元买一袋米，走路过一条街的时间就涨三次价，背一麻袋钱去买一盒火柴……。
这个故事说明了两点：一、价格管制是无法管住价格的。二、所谓的“临时性价格管制”哪怕时间不长，后果也可能很严重。
国民党“政府”1948年实施的是70天“临时价格管制”政策；而2008年1月出台的价格管制政策，各路专家也忙不迭地强调，这次价格管制是临时性的，待物价快速上涨的条件消失之后，就会取消。但我们的疑问却是，物价上涨的条件怎么会消失？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农民会有积极性养猪、种粮食来抑制价格上涨吗？厂商、销售商、运输商会有积极性投资来扩大生产吗？也许央行会在临时价格管制期间把流动性收回去，但愿如此。不过，回收流动性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现在市场化程度可比十几年前高出不少，不可能再像1993年那样一纸行政命令就把贷款收回去，货币这个放出笼子的老虎都到了市场上，怎么还能轻易回笼？靠货币政策治理通胀固然是一个办法，但效果决不会那么立竿见影。央行去年提了六次基础利率，提了十次准备金率，结果CPI还不是越来越高、“逆市上涨”？如果流动性没有被收回去的话，“临时价格管制”是取消还是继续搞，甚至变成长期？
价格管制的结果是加剧通胀
从历史经验看，在“临时价格管制”取消之后，很可能会出现价格的“报复性反弹”。为什么在价格管制取消之后会出现“报复性反弹”，通胀率再度上升呢？是奸商在兴风作浪么？其实不是。“报复性反弹”并不是有谁深谋远虑地对社会进行报复。商人重利，也不见得都有报复社会的心理。产生价格“报复性反弹”罪魁祸首，还在价格管制身上。在价格管制期间，企业为了节约成本，裁减员工、设备暂停使用或者降低使用率；在价格管制撤销后，价格水平上涨，企业就需要再重新招人、培训、上岗，再加上设备磨合和企业各个管理环节之间的磨合要达到最佳状态，都需要一段时间，要恢复到原来的生产水平，肯定需要一个过程。这样，短时间内没办法完全满足需要，物价水平便会出现“报复性反弹”。 整个商业交易链条也是这样，原材料、运输、批发、生产、零售、广告宣传的链条恢复运转也需要时间。这就像冬天停了一晚上的汽车，第二天早上行车之前，一定要预热一段时间才能启动，启动之后要慢速行驶很长时间才能高速行驶。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产品供应会比价格管制之前更少，而与此同时人们的需求不减，在价格管制取消之后的“报复性”反弹就不奇怪了。
陈青蓝
解决物价上涨问题，除了减少流通货币之外，最根本的还是提高生产率，以充足的商品供应来缓解物价上涨。这只能通过放开管制来实现，而压低的价格只能抑制生产供应
治理通胀要对症下药。通货 膨胀是货币发行过多引起的，治理通胀也只能打货币政策的主意。而2008年1月中旬，发改委和几十个省市地方“悍然”出台了一些价格管制政策，意图控制通胀。这样的管制无论从经济学理论，还是历史经验上来看，都是行不通的。通过价格管制抑制通胀，哪怕是临时的管制也必然会失败。
好看的CPI数字只是假象
价格管制本身是行政逻辑的结果。政治或者行政管理的特点是讲究短期效果。“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是每一个官员头上的悬剑。通货膨胀危害到民众生活甚至社会稳定，作为行政部门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如果几个月之内通胀率得不到抑制，领导不满意，老百姓怨声载道，官员们的政绩就会大受影响，因此，就不得不采取一些行动，出台价格管制就成了一种政治上的姿态，证明政府是在做事情，是在为民做主。这就是行政逻辑和经济逻辑的不同之处。由于政府强行干预市场的基本逻辑——价格信号的自由传递，于是使市场变得伤痕累累。
价格管制是最笨拙的方法，初期物价数字会很好看。但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数字好看吗？很遗憾，按照行政管理的逻辑，是这样的。这些数字很可能是权威的、客观的。但这样被压低的通胀率数字除了说明了政府出台了价格管制政策外，什么也没有说明。通货膨胀控制住了吗？物价上涨控制住了吗？在管制措施出台的这两个月，商家可能会慑于行政权威“没有”涨价。之后呢？为了数字继续好看，管制难道要继续实施下去吗？如果我们的目标仅仅是漂亮的CPI数字的话，很简单，回到改革开放前，那时候根本没有通胀，物价几十年不变。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
在价格管制初期，名义上的价格被限制住了，但压抑的价格是无法限制人们的需求的，而且人们的需求还被较低的价格刺激得更加旺盛——这也是短缺的成因之一。好看的数字并不是真实的，计入价格指数的只不过是名义物价，真实的价格还应该算上产品质量降低、数量减少、以次充好、缺斤短两、取消服务项目、排队、走关系、商家规避管制，等等。如果这些都能换算成价格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真实的数字并不是那么好看。
价格管制只能减少供应而不是“保障供应”
解决物价上涨问题，除了减少流通货币之外，最根本的还是提高生产率，以充足的商品供应来缓解物价上涨。这只能通过放开管制来实现，而压低的价格只能抑制生产供应。
价格无非是一种信号，如果上涨则说明物品短缺了，或者相对社会的货币量来说物品短缺了。价格信号的作用很直接，实行价格管制后，厂家、商家看到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会产生亏损，就有可能减少投资、偷工减料，或裁员缩产。这样只会减少有效供应，而不是增加有效供应。行政官员们声称价格管制是为了缓解短缺，从而缓解物价上涨，显然是在重复南辕北辙的故事。
尽管如此，有人认为价格管制可能会奏效，因为价格管制有心理暗示作用，能够稳定人们的通胀心理预期。是这样吗？
实行价格管制是希望让公众相信：政府是认真对待通胀的，而且一出手效果就会立竿见影。政府希望以权威和信用来稳定大家的通胀预期，增强对手中货币的信心，从而减少因抢购而带来的物价上涨。但这仍是着眼于短期效果的措施，即便这样，能否达到效果也很值得怀疑。政府进行价格管制是一个非常事件，等于发出了通胀加剧的信号，因此，更可能强化人们的通胀预期，从而导致更猛烈的抢购风，加剧通胀率的上升。这一点，在历史上的多次恶性通胀当中都有体现。
哪怕是“临时价格管制”也无益于治理通胀
1948~1949年之间中国的恶性通货膨胀颇具代表性。这是世界经济史上最严重的两次通胀之一，而其发生的原因，就在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疯狂印刷货币以弥补战争和行政腐败造成的财政赤字。1948年8月19日，为配合金圆券发行，“政府”对物价、工资实行冻结，即“八?一九”限价。但限价引起的却是一次猛烈的抢购风潮。上海的批发商在官定物价公布后，便停止了营业。公开交易冷冷清清，黑市交易却十分火暴，黑市物价上涨3~10倍。10月，上海突然刮起了抢购风，人们见货就抢，甚至连锡箔、棺材也在抢购之列。在抢购风潮期间，四大百货公司的存货被抢购一空。据估计，限价期间上海工商业的总损失约值金圆券（指初发行的金圆券价值）2亿元。继抢购风潮后，上海又发生了抢米风潮，最后范围扩大到一切可以充饥的食物。强制执行了70天的限价政策，再也维持不下去了。11月1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宣布放弃限价，于是物价犹如决堤之水。后面就是每个学过那段历史的人耳熟能详的故事了：几亿元买一袋米，走路过一条街的时间就涨三次价，背一麻袋钱去买一盒火柴……。
这个故事说明了两点：一、价格管制是无法管住价格的。二、所谓的“临时性价格管制”哪怕时间不长，后果也可能很严重。
国民党“政府”1948年实施的是70天“临时价格管制”政策；而2008年1月出台的价格管制政策，各路专家也忙不迭地强调，这次价格管制是临时性的，待物价快速上涨的条件消失之后，就会取消。但我们的疑问却是，物价上涨的条件怎么会消失？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农民会有积极性养猪、种粮食来抑制价格上涨吗？厂商、销售商、运输商会有积极性投资来扩大生产吗？也许央行会在临时价格管制期间把流动性收回去，但愿如此。不过，回收流动性可不是一朝一夕之功。现在市场化程度可比十几年前高出不少，不可能再像1993年那样一纸行政命令就把贷款收回去，货币这个放出笼子的老虎都到了市场上，怎么还能轻易回笼？靠货币政策治理通胀固然是一个办法，但效果决不会那么立竿见影。央行去年提了六次基础利率，提了十次准备金率，结果CPI还不是越来越高、“逆市上涨”？如果流动性没有被收回去的话，“临时价格管制”是取消还是继续搞，甚至变成长期？
价格管制的结果是加剧通胀
从历史经验看，在“临时价格管制”取消之后，很可能会出现价格的“报复性反弹”。为什么在价格管制取消之后会出现“报复性反弹”，通胀率再度上升呢？是奸商在兴风作浪么？其实不是。“报复性反弹”并不是有谁深谋远虑地对社会进行报复。商人重利，也不见得都有报复社会的心理。产生价格“报复性反弹”罪魁祸首，还在价格管制身上。在价格管制期间，企业为了节约成本，裁减员工、设备暂停使用或者降低使用率；在价格管制撤销后，价格水平上涨，企业就需要再重新招人、培训、上岗，再加上设备磨合和企业各个管理环节之间的磨合要达到最佳状态，都需要一段时间，要恢复到原来的生产水平，肯定需要一个过程。这样，短时间内没办法完全满足需要，物价水平便会出现“报复性反弹”。 整个商业交易链条也是这样，原材料、运输、批发、生产、零售、广告宣传的链条恢复运转也需要时间。这就像冬天停了一晚上的汽车，第二天早上行车之前，一定要预热一段时间才能启动，启动之后要慢速行驶很长时间才能高速行驶。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产品供应会比价格管制之前更少，而与此同时人们的需求不减，在价格管制取消之后的“报复性”反弹就不奇怪了。
补图一张
图片说明:江南制造局火炮车间中正在组装的舰用速射炮。江南制造局创办于1865年。
“价格高”本是最好的应急调度员
邹啸鸣
南方的暴雪到底是几年一遇，是个气象学的问题，但灾区恰逢节日，这种叠加的需求遭遇了受阻的供给，却属于经济学的问题。灾区市场供应，到底依靠的是什么力量？对这个问题所秉持不同的理念，将影响我们选择不同的政策，并产生不同的后果。因此很值得探讨。
2月4日，在中国新闻网上刊登了文章《发改委：灾区市场供应有保证》。文章说“国家发展改革委近10天来已经连续发出五个紧急通知，对加强市场价格监管、减免鲜活农产品销售环节各种收费、稳定群众基本消费品价格等进行了具体部署。灾区市场供应是有保证的。目前，除个别受灾特别严重的地区外，大米、面粉、食用植物油价格保持基本稳定，肉禽蛋价格略有上涨，没有出现断档脱销的情况”。
发改委的这种表述，主要上是对自己所掌握的“看得见的手”的自我表扬，从标题到措辞，都给读者留下一个误解，好象保障灾区市场供应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主要是发改委高频率的“紧急通知”。湖南省各级物价部门每天组织150多个检查小组，1000多名检查人员在京珠高速、107国道等车辆拥堵、旅客滞留路段开展了地毯式检查。相比之下，商贩们则被报道成“囤积居奇”的罪魁祸首。
但是我们从灾民们事后在自己的博客中的表述中发现了端倪：有火车上的灾民说的清楚，当火车在断电1天后，乘客们，特别是其中的身强力壮者，为了抢买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方便面，出价50元一桶。这个细节说明了“价格”的形成符合经济学原理：价格是由供求决定的，与道德述求无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哄抬价格”的，是消费者。因为消费者在这样的环境下，更急于排他。
对于这种离奇的价格进行道德指责根本无效，能有效地遏止价格进一步离奇上涨的力量，反而是商贩们冒着严寒和冰冻的路面，肩挑手提，到这些价格迅速上窜的地区“赚钱”所导致的供给增加。所以，湖南省各级物价部门的做法很值得商榷，他们与其每天组织1000多名物价检查人员，不如每天组织这么多的商贩，往这些旅客滞留路段去赚钱，那样可以更加有效导致物价的下降。
实际上，往灾区运送大米、面粉、食用植物油以及肉禽蛋，甚至盒饭、方便面等各种物质的主要力量，仍然是吸引商贩的利润。每个商贩的利己心是增加供给的最有效的激励。其实问题不存在于灾区商品的价格高，“价格高”其实就是最好的应急调度员。而存在于这种价高的信号能否完整准确地传达出去，并动员更多的商贩参与进来，他们之间的竞争才是价格回落的动力之所在。
那种对商人们的利己心扣上“不道德”的帽子的行为，值得我们长期警惕。因为这种指责，在我看来，属于明修栈道，而暗渡陈仓的则是发改委及物价部门对自己的“物价监管”进行自我授权。这种自我授权表面上看不到利润的诱导，但它所掩盖的，恰恰是定价权所带去的寻租机会。实际上，发改委所进行的大量价格听证会，大多数是“逢听必涨”。
当然，有些“看的见的手”还是正确的，比如对鲜活农产品销售环节的市场管理费、工商管理费和车辆入场费等一律减半收取；比如江西省所有收费公路、安徽省高速公路对所有车辆一律免收车辆通行费。比如对受灾群众和低收入群体给予适当补贴。“看的见的手”只有在充分调动“看不见的手”的积极性的时候，才是正确的。
图片说明:江南制造局火炮车间中正在组装的舰用速射炮。江南制造局创办于1865年。
“价格高”本是最好的应急调度员
邹啸鸣
南方的暴雪到底是几年一遇，是个气象学的问题，但灾区恰逢节日，这种叠加的需求遭遇了受阻的供给，却属于经济学的问题。灾区市场供应，到底依靠的是什么力量？对这个问题所秉持不同的理念，将影响我们选择不同的政策，并产生不同的后果。因此很值得探讨。
2月4日，在中国新闻网上刊登了文章《发改委：灾区市场供应有保证》。文章说“国家发展改革委近10天来已经连续发出五个紧急通知，对加强市场价格监管、减免鲜活农产品销售环节各种收费、稳定群众基本消费品价格等进行了具体部署。灾区市场供应是有保证的。目前，除个别受灾特别严重的地区外，大米、面粉、食用植物油价格保持基本稳定，肉禽蛋价格略有上涨，没有出现断档脱销的情况”。
发改委的这种表述，主要上是对自己所掌握的“看得见的手”的自我表扬，从标题到措辞，都给读者留下一个误解，好象保障灾区市场供应所依靠的主要力量，主要是发改委高频率的“紧急通知”。湖南省各级物价部门每天组织150多个检查小组，1000多名检查人员在京珠高速、107国道等车辆拥堵、旅客滞留路段开展了地毯式检查。相比之下，商贩们则被报道成“囤积居奇”的罪魁祸首。
但是我们从灾民们事后在自己的博客中的表述中发现了端倪：有火车上的灾民说的清楚，当火车在断电1天后，乘客们，特别是其中的身强力壮者，为了抢买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方便面，出价50元一桶。这个细节说明了“价格”的形成符合经济学原理：价格是由供求决定的，与道德述求无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哄抬价格”的，是消费者。因为消费者在这样的环境下，更急于排他。
对于这种离奇的价格进行道德指责根本无效，能有效地遏止价格进一步离奇上涨的力量，反而是商贩们冒着严寒和冰冻的路面，肩挑手提，到这些价格迅速上窜的地区“赚钱”所导致的供给增加。所以，湖南省各级物价部门的做法很值得商榷，他们与其每天组织1000多名物价检查人员，不如每天组织这么多的商贩，往这些旅客滞留路段去赚钱，那样可以更加有效导致物价的下降。
实际上，往灾区运送大米、面粉、食用植物油以及肉禽蛋，甚至盒饭、方便面等各种物质的主要力量，仍然是吸引商贩的利润。每个商贩的利己心是增加供给的最有效的激励。其实问题不存在于灾区商品的价格高，“价格高”其实就是最好的应急调度员。而存在于这种价高的信号能否完整准确地传达出去，并动员更多的商贩参与进来，他们之间的竞争才是价格回落的动力之所在。
那种对商人们的利己心扣上“不道德”的帽子的行为，值得我们长期警惕。因为这种指责，在我看来，属于明修栈道，而暗渡陈仓的则是发改委及物价部门对自己的“物价监管”进行自我授权。这种自我授权表面上看不到利润的诱导，但它所掩盖的，恰恰是定价权所带去的寻租机会。实际上，发改委所进行的大量价格听证会，大多数是“逢听必涨”。
当然，有些“看的见的手”还是正确的，比如对鲜活农产品销售环节的市场管理费、工商管理费和车辆入场费等一律减半收取；比如江西省所有收费公路、安徽省高速公路对所有车辆一律免收车辆通行费。比如对受灾群众和低收入群体给予适当补贴。“看的见的手”只有在充分调动“看不见的手”的积极性的时候，才是正确的。
权力限制了创业致富的渠道
陈青蓝
贫富之间的通道比贫富分区更值得关注
前一段时间某地产大亨说：有贫富分区是正常的。激起了争吵一片。不过大家争吵的过程激情有余，争吵的焦点却总有些不明了。其中有一个问题据我观察提到的人不多，那就是：贫民区和富人区之间的通道是否畅通。也就是说，贫民是否有足够的机会能够变成富人。我认为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而不是所谓该不该有贫富分区。如果贫民有足够的机会能够变成富人的话，贫富分区和贫富差距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而中国目前最令人担忧的问题恰恰是在贫民区和富人区缺乏这样一条畅通的通道。由于制度安排的原因，贫民和富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难以跨越，甚至在不断的扩大，社会阶层间的流动严重阻滞。
那么是什么原因切断了贫民和富人之间的通道呢？让我们先看看一些事实：
最近有媒体报道说2006年大学生有六成没有找到工作，后来有关部门又出来“辟谣”，说报道数据不准确，只有四成的大学生没有找到工作。不管哪个数据是准确的，我们可以确认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今年有数百万的大学毕业生失业。再加上往年毕业仍未找到工作的，这无疑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这个数字的背后，是相当大部分的充满梦想的年轻人在城市的底层挣扎的残酷事实，这些本来应该是创造财富的主力的知识人群却沦为需要政府照顾的“贫民”。这种现象无疑是令人困惑的。
近几年，城管取缔街头摊贩的时候殴打摊贩、造成死伤的事件不断见诸报端。而这些摊贩本来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而养活自己和家庭，却因为政府剥夺他们谋生的权利而不得不依靠政府的救济和帮助。
《新京报》6月30日报道：朝阳工商局办证大厅被办理年检的企业代表挤得水泄不通。数千人排队两天仍然没有办完手续。
媒体报道，7月1日开始，北京市禁止在住宅注册公司、经商。写字楼价格急升。
……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来，正是机会太少抑制了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导致了穷人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而上升到富裕的阶层，那些本应该通过自己努力养活自己、甚至成为富人的人，却因为缺少机会而被迫沉沦在穷人圈内，这是贫富分化的相当重要的原因。
造成机会太少的原因在哪里？
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有切身的体会，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只要想创业，想做生意，都会面临一个无处不在的强大影子：政府。
在中国创业和民营企业生存会遭遇到政府有意无意的围追堵截，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政策壁垒与行政歧视，使很多人的创业构想根本无法实现，或者即使开始了创业，也会在艰难的政策环境中举步维艰，最终不得不黯然收场，而这些人当中本来会出现戴尔或者比尔盖茨的。
首先，金融和融资环境不利于民营企业。国家垄断的金融行业多倾向于国有企业，上市融资也是国企优先。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很难从国家垄断的金融机构中筹集到资金，而民间金融信贷又受到严厉的压制和打击。在这样的环境下，民营企业如何能够发展？
其次，民营企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政策壁垒。一道本应很简单的公司注册手续，在中国就成了相当大的问题。据统计，在中国，要注册一家公司平均需要走过7道关卡，办理时间需要111天，这还是在材料齐全的情况下，如果因各种原因拖延、材料不合格等，时间会更长。而在加拿大，只需两个步骤，2天时间就可以全部办好。
注册资金也是企业成立所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在中国，注册一个有限责任的公司，最少需要10万元的注册资金，而注册股份有限公司则需要1000万元的资金，而在欧盟国家，这个数字为20万元人民币，在美国，这个数字则为零。
北京市禁止在民宅经商办企业，这个小小的规定扼杀了多少艰苦创业的小企业。
从这些形形色色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办一个企业的门槛大大高过发达国家。而恰恰是这些门槛挡住了中国的比尔盖茨的诞生。根据北京市的规定，比尔盖茨在自家车库创建微软就是非法，而且比尔盖茨一开始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注册公司就很可疑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比尔盖茨生在中国，一个大学中途退学的没有大学毕业证的学生，将很难找到工作，也很难开始个人创业，他很可能是千千万万穿着大裤头在胡同里乱窜、找不到媳妇、每天回父母家蹭饭的普普通通的北京小混混当中的一员，街道、派出所还经常得担心比尔会不会惹是生非，街道大妈无论如何也不会想象，比尔同志如果放到美国，将成为全球首富，拥有数百亿美元的财产，而且还拿出300多亿美元做慈善事业。
道理很简单，创造财富的过程是一个人们不断分工合作的过程，信息分散在每个人那里，每个人都掌握着与自己创造财富有关的相关信息，每个人都通过市场自发地寻找最佳的机会，通过降低成本和提供别人需要的产品而获得回报，高高在上的政府不可能掌握分散在个人那里的大量的知识，从而不能代替人们做出判断，政府管制机会的结果只能扼杀机会，遏制财富的创造，使得大量的财富根本没有机会产生。
治大国如烹小鲜，政府在经济领域清静无为，还人们以创造财富的权利，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
政府为什么会对人们致富创业设置障碍？
政府的行为很有意思，它有时候就像武侠小说里的周伯通一样左手和右手互博，有时候又像桃谷六仙一样，口里喊着“打你脑门”，却一脚踢向对方的小腿，让旁人看得莫名其妙。就像前面我们分析的那样，一方面说要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和谐社会，一方面却对国有垄断企业偏袒有加，禁止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而垄断行业的收入已经超过社会平均收入的许多倍，同时上千万的民营中小企业在不公平竞争中艰难生存；一方面说要创造就业机会，一方面对老百姓创业设立各种门槛、对民营企业征收各种费用、设置各种障碍；一方面扶贫，费力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另一方面又以城市形象的名义对贫民摆摊横加阻挠和取缔，剥夺老百姓自我谋生的机会。
对此，政府理论依据是：市场会失灵，市场对污染、欺诈、信息不对称无能为力，因此需要政府这个保姆出面。 对此，且不说这种理论是否正确，市场是否真的会失灵，我们只看看政府出面的结果如何。事实上，越是那些行政审批手续复杂、政府对质量、安全、污染等插手管理越多的地方，欺诈越多、质量问题越多、污染越严重。市场能解决的问题，政府没有必要出面。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政府出面往往更能添乱。
其实，用“寻租”来解释政府行为可能更符合事实。制定和实施政策的是政府部门，政府是由一个个理性经济人组成的，任何一项政策，如果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受益，它注定不能维持下去。事实上，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往往可以看到垄断企业或者政府部门利益的影子，对新入企业的准入限制往往是为了维护行业内垄断企业的垄断地位和既得利益。有了准入限制所造成的壁垒，垄断企业才能维持高额利润的“租金”。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天然有抓住管制权力、让审批手续复杂化的倾向，因为只有如此，他们才能从许可申请和审批的过程中谋取利益。
关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我们认为最终的解决，有赖于政府角色的转变和政府体制改革的深入，有赖于宪政体制的建立，公民权利的完善以及产权改革的深入。这是一个系统和长期的过程。在此之前，尽管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将不得不存在，我们不能指望一夜之间人们可以很自由的创业，自由地经营自己的企业，但无论如何，对于政府管制经济，人为制造创业和企业运转的障碍，我们有必要大声地对他们指出来，政府这样做不对！这样做会减弱经济的活力，阻碍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贫困人口的增加，拉大贫富差距，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是不利的。
陈青蓝
贫富之间的通道比贫富分区更值得关注
前一段时间某地产大亨说：有贫富分区是正常的。激起了争吵一片。不过大家争吵的过程激情有余，争吵的焦点却总有些不明了。其中有一个问题据我观察提到的人不多，那就是：贫民区和富人区之间的通道是否畅通。也就是说，贫民是否有足够的机会能够变成富人。我认为这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问题，而不是所谓该不该有贫富分区。如果贫民有足够的机会能够变成富人的话，贫富分区和贫富差距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而中国目前最令人担忧的问题恰恰是在贫民区和富人区缺乏这样一条畅通的通道。由于制度安排的原因，贫民和富人之间的鸿沟越来越难以跨越，甚至在不断的扩大，社会阶层间的流动严重阻滞。
那么是什么原因切断了贫民和富人之间的通道呢？让我们先看看一些事实：
最近有媒体报道说2006年大学生有六成没有找到工作，后来有关部门又出来“辟谣”，说报道数据不准确，只有四成的大学生没有找到工作。不管哪个数据是准确的，我们可以确认一个基本事实就是：今年有数百万的大学毕业生失业。再加上往年毕业仍未找到工作的，这无疑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这个数字的背后，是相当大部分的充满梦想的年轻人在城市的底层挣扎的残酷事实，这些本来应该是创造财富的主力的知识人群却沦为需要政府照顾的“贫民”。这种现象无疑是令人困惑的。
近几年，城管取缔街头摊贩的时候殴打摊贩、造成死伤的事件不断见诸报端。而这些摊贩本来可以依靠自己的努力而养活自己和家庭，却因为政府剥夺他们谋生的权利而不得不依靠政府的救济和帮助。
《新京报》6月30日报道：朝阳工商局办证大厅被办理年检的企业代表挤得水泄不通。数千人排队两天仍然没有办完手续。
媒体报道，7月1日开始，北京市禁止在住宅注册公司、经商。写字楼价格急升。
……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出来，正是机会太少抑制了人们创造财富的能力，导致了穷人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而上升到富裕的阶层，那些本应该通过自己努力养活自己、甚至成为富人的人，却因为缺少机会而被迫沉沦在穷人圈内，这是贫富分化的相当重要的原因。
造成机会太少的原因在哪里？
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有切身的体会，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只要想创业，想做生意，都会面临一个无处不在的强大影子：政府。
在中国创业和民营企业生存会遭遇到政府有意无意的围追堵截，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政策壁垒与行政歧视，使很多人的创业构想根本无法实现，或者即使开始了创业，也会在艰难的政策环境中举步维艰，最终不得不黯然收场，而这些人当中本来会出现戴尔或者比尔盖茨的。
首先，金融和融资环境不利于民营企业。国家垄断的金融行业多倾向于国有企业，上市融资也是国企优先。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很难从国家垄断的金融机构中筹集到资金，而民间金融信贷又受到严厉的压制和打击。在这样的环境下，民营企业如何能够发展？
其次，民营企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政策壁垒。一道本应很简单的公司注册手续，在中国就成了相当大的问题。据统计，在中国，要注册一家公司平均需要走过7道关卡，办理时间需要111天，这还是在材料齐全的情况下，如果因各种原因拖延、材料不合格等，时间会更长。而在加拿大，只需两个步骤，2天时间就可以全部办好。
注册资金也是企业成立所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在中国，注册一个有限责任的公司，最少需要10万元的注册资金，而注册股份有限公司则需要1000万元的资金，而在欧盟国家，这个数字为20万元人民币，在美国，这个数字则为零。
北京市禁止在民宅经商办企业，这个小小的规定扼杀了多少艰苦创业的小企业。
从这些形形色色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办一个企业的门槛大大高过发达国家。而恰恰是这些门槛挡住了中国的比尔盖茨的诞生。根据北京市的规定，比尔盖茨在自家车库创建微软就是非法，而且比尔盖茨一开始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注册公司就很可疑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比尔盖茨生在中国，一个大学中途退学的没有大学毕业证的学生，将很难找到工作，也很难开始个人创业，他很可能是千千万万穿着大裤头在胡同里乱窜、找不到媳妇、每天回父母家蹭饭的普普通通的北京小混混当中的一员，街道、派出所还经常得担心比尔会不会惹是生非，街道大妈无论如何也不会想象，比尔同志如果放到美国，将成为全球首富，拥有数百亿美元的财产，而且还拿出300多亿美元做慈善事业。
道理很简单，创造财富的过程是一个人们不断分工合作的过程，信息分散在每个人那里，每个人都掌握着与自己创造财富有关的相关信息，每个人都通过市场自发地寻找最佳的机会，通过降低成本和提供别人需要的产品而获得回报，高高在上的政府不可能掌握分散在个人那里的大量的知识，从而不能代替人们做出判断，政府管制机会的结果只能扼杀机会，遏制财富的创造，使得大量的财富根本没有机会产生。
治大国如烹小鲜，政府在经济领域清静无为，还人们以创造财富的权利，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关键。
政府为什么会对人们致富创业设置障碍？
政府的行为很有意思，它有时候就像武侠小说里的周伯通一样左手和右手互博，有时候又像桃谷六仙一样，口里喊着“打你脑门”，却一脚踢向对方的小腿，让旁人看得莫名其妙。就像前面我们分析的那样，一方面说要缩小贫富差距、建设和谐社会，一方面却对国有垄断企业偏袒有加，禁止民营企业进入垄断行业，而垄断行业的收入已经超过社会平均收入的许多倍，同时上千万的民营中小企业在不公平竞争中艰难生存；一方面说要创造就业机会，一方面对老百姓创业设立各种门槛、对民营企业征收各种费用、设置各种障碍；一方面扶贫，费力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另一方面又以城市形象的名义对贫民摆摊横加阻挠和取缔，剥夺老百姓自我谋生的机会。
对此，政府理论依据是：市场会失灵，市场对污染、欺诈、信息不对称无能为力，因此需要政府这个保姆出面。 对此，且不说这种理论是否正确，市场是否真的会失灵，我们只看看政府出面的结果如何。事实上，越是那些行政审批手续复杂、政府对质量、安全、污染等插手管理越多的地方，欺诈越多、质量问题越多、污染越严重。市场能解决的问题，政府没有必要出面。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政府出面往往更能添乱。
其实，用“寻租”来解释政府行为可能更符合事实。制定和实施政策的是政府部门，政府是由一个个理性经济人组成的，任何一项政策，如果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部门受益，它注定不能维持下去。事实上，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往往可以看到垄断企业或者政府部门利益的影子，对新入企业的准入限制往往是为了维护行业内垄断企业的垄断地位和既得利益。有了准入限制所造成的壁垒，垄断企业才能维持高额利润的“租金”。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天然有抓住管制权力、让审批手续复杂化的倾向，因为只有如此，他们才能从许可申请和审批的过程中谋取利益。
关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我们认为最终的解决，有赖于政府角色的转变和政府体制改革的深入，有赖于宪政体制的建立，公民权利的完善以及产权改革的深入。这是一个系统和长期的过程。在此之前，尽管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将不得不存在，我们不能指望一夜之间人们可以很自由的创业，自由地经营自己的企业，但无论如何，对于政府管制经济，人为制造创业和企业运转的障碍，我们有必要大声地对他们指出来，政府这样做不对！这样做会减弱经济的活力，阻碍经济的发展，从而造成贫困人口的增加，拉大贫富差距，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是不利的。
继续第十二部分。
承上十一
十二、通货膨胀制造的骗局
通胀就是货币量增加了。新增加的货币实际上是合法伪钞。这些合法伪钞是通过信贷投资进入经济体，和真实的储蓄投资混在一起，使得储蓄投资的总额虚高，改变了社会原有的储蓄-消费比，压低了利率。
可见，在人们储蓄意愿没有大幅提升的情况下，如果出现信贷大规模扩张，就意味着出现了通货膨胀。这时，必然伴有利率的大幅降低。这种低利率往往被理解为，有人通过压低利率增加信贷，其实因果关系正好相反。真正的因果关系是，新增的合法伪钞通过信贷压低了利率。
可惜，多数人对通胀的机理不清楚。他们坚持通过消费品物价是否上涨来判断是否有通胀。如果物价没有上涨，即使信贷大幅增加，他们也拒不相信通胀出现了。很好，制造通胀者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如果大家都意识到通胀出现了，就会相应调整各种价格。那么，通胀就变为简单的币值改变了，制造通胀者也就没有机会用合法伪钞换取别人的真实财富了。
当然，在通胀最终蔓延开来以后，最终会出现消费品价格的上涨。但在此之前，通胀就已经在危害经济。怎么危害呢？破坏社会生产结构。
制造通胀的政府官员和银行家所能做的，仅仅是弄出大批的合法伪钞。他们并不能造出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他们又不是上帝。结果就是，社会中的资金看起来更多了，企业家更容易得到贷款了——政府为了增加流动性，有时甚至会催逼银行增加信贷，但土地和劳动力的数量还是原有的那么多。
继续用上一节中的数字进行解释。如果没有4万亿的合法伪钞，投资总额只能是基于真实储蓄的2万亿。这时，当然也会有企业家得到贷款。4万亿合法伪钞通过投资进入经济体以后，投资总额增加到了6万亿。企业家会得到更多的贷款，或者更多的企业家得到贷款。这时，从个别企业家的角度，他无法判断，自己得到更多的贷款，是因为发生通胀了，还是他自己的本事变大了，因而银行更愿意给他贷款了。
那么，从企业家个人的角度，他会看到什么？
他看到的是，利率降低了，得到贷款更容易了，但土地和劳动力的价格比较贵。相对于土地和劳动力，资金使用的成本变低了。于是，拿到资金，想要扩大生产的企业家就会建立起比以往更加资金密集的生产结构，而不是原有生产结构的简单的同比例扩张。
也就是说，企业家会更多地使用资金，更少地使用土地和劳动力。回去看看第六节，就会意识到，所谓资金更加密集的生产结构，就是迂回程度更高的生产结构，也就是需要更多机器设备、原材料、技术等等资本品的生产结构。
这不是企业家非理性，也不是企业家犯错误。这是企业家对利率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应有反应。利率降低，说明储蓄增加了，说明可以有更多的钱用于投资了。这时，企业家当然应该建立起资金更加密集的、更加迂回的生产结构，以得到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大的生产能力。这何错之有？生产结构不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向越来越迂回、同时也是越来越高效的状态吗？
但是，前面说了，这时的利率降低是虚假的，真实储蓄并没有增加，增加的只不过是形同废纸的合法伪钞。所有人都被信贷扩张带来的通胀引入了一个巨大的骗局中。在这个骗局中，所有正常反应的企业家都会犯错误。
这个错误是什么？这个错误就是高估了自己的投资能力。虽然企业家确确实实从银行那里拿到了钱，但这些钱混杂了相当部分的合法伪钞。这些合法伪钞并不代表任何真实财富，因此也不应该能够交换到其他真实财富。但通胀让企业家失去了分辨能力。他们以为这些钱都是真实的财富，并根据这些钱的数量确定了自己的投资计划，设计了更加迂回的生产结构。
看到通胀的危害了吧。看到通胀是怎样破坏生产结构了吧。
是的，因为受到通胀创造的骗局蒙蔽，企业家用掺有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的合法伪钞的投资，发展出了错误的迂回生产结构。这个过程将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也可以从利率的角度理解这个问题。
企业家建立任何生产结构时，都要比较各种要素——资金、劳动力、土地的价格。根据这些不同要素的价格，在生产结构中建立起最合理的搭配方式。市中心的土地价格很贵，所以没人会在那里投资建立牧场，那太不合算了。但如果市中心的土地价格降下来，降到非常低的水平——或许因为这个城市变得极度萧条，建牧场说不定就合算了。
利率是使用资金的价格，通胀虚假地压低了利率。在低利率下，原本不赚钱的生产结构变得赚钱了。企业家由于无法判断利率的真假，自然乐于建立这样的生产结构。但由于低利率是虚假的，所以这种生产结构也就是错误的。当通胀停止时，低利率会恢复为高利率，这时，那些在低利率下有利可图的生产结构就无以为继了。
还可以从相对价格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
对于市场来说，价格永远是相对价格。不同商品之间的价格差异，实际上表明了它们之间的重要性差异。这个重要性是消费者效用和生产者成本综合作用的结果。某个生产结构中必定有多种价格不同的要素。应该按照什么比例组合这些生产要素呢？这当然要根据它们的相对价格进行计算。石油价格远贵于煤炭价格，就应该采购烧煤的锅炉。如果石油价格大跌，就应该采购烧油的锅炉。鸡蛋价格是面粉价格的10倍，生产不用鸡蛋的馒头更合算。鸡蛋价格是面粉价格的2倍，则生产蛋糕更合算。
由于土地、劳动力、资金并不是同步增长，而且，资本品的特性也各不相同，因此，合法伪钞通过投资进入经济体以后，会扭曲正常的相对价格体系。这个体系被扭曲以后，企业家就会受到误导，建立起在扭曲的相对价格体系中才合算的生产结构。这种生产结构当然是错误的。一旦扭曲的相对价格体系恢复正常，这种生产结构就会无以为继。
不过，虽然这些生产结构注定是错误和失败的，但在这些错误和失败被发现以前，会有一个相反的繁荣阶段。这是下一节的内容。
承上十一
十二、通货膨胀制造的骗局
通胀就是货币量增加了。新增加的货币实际上是合法伪钞。这些合法伪钞是通过信贷投资进入经济体，和真实的储蓄投资混在一起，使得储蓄投资的总额虚高，改变了社会原有的储蓄-消费比，压低了利率。
可见，在人们储蓄意愿没有大幅提升的情况下，如果出现信贷大规模扩张，就意味着出现了通货膨胀。这时，必然伴有利率的大幅降低。这种低利率往往被理解为，有人通过压低利率增加信贷，其实因果关系正好相反。真正的因果关系是，新增的合法伪钞通过信贷压低了利率。
可惜，多数人对通胀的机理不清楚。他们坚持通过消费品物价是否上涨来判断是否有通胀。如果物价没有上涨，即使信贷大幅增加，他们也拒不相信通胀出现了。很好，制造通胀者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如果大家都意识到通胀出现了，就会相应调整各种价格。那么，通胀就变为简单的币值改变了，制造通胀者也就没有机会用合法伪钞换取别人的真实财富了。
当然，在通胀最终蔓延开来以后，最终会出现消费品价格的上涨。但在此之前，通胀就已经在危害经济。怎么危害呢？破坏社会生产结构。
制造通胀的政府官员和银行家所能做的，仅仅是弄出大批的合法伪钞。他们并不能造出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他们又不是上帝。结果就是，社会中的资金看起来更多了，企业家更容易得到贷款了——政府为了增加流动性，有时甚至会催逼银行增加信贷，但土地和劳动力的数量还是原有的那么多。
继续用上一节中的数字进行解释。如果没有4万亿的合法伪钞，投资总额只能是基于真实储蓄的2万亿。这时，当然也会有企业家得到贷款。4万亿合法伪钞通过投资进入经济体以后，投资总额增加到了6万亿。企业家会得到更多的贷款，或者更多的企业家得到贷款。这时，从个别企业家的角度，他无法判断，自己得到更多的贷款，是因为发生通胀了，还是他自己的本事变大了，因而银行更愿意给他贷款了。
那么，从企业家个人的角度，他会看到什么？
他看到的是，利率降低了，得到贷款更容易了，但土地和劳动力的价格比较贵。相对于土地和劳动力，资金使用的成本变低了。于是，拿到资金，想要扩大生产的企业家就会建立起比以往更加资金密集的生产结构，而不是原有生产结构的简单的同比例扩张。
也就是说，企业家会更多地使用资金，更少地使用土地和劳动力。回去看看第六节，就会意识到，所谓资金更加密集的生产结构，就是迂回程度更高的生产结构，也就是需要更多机器设备、原材料、技术等等资本品的生产结构。
这不是企业家非理性，也不是企业家犯错误。这是企业家对利率这个价格信号做出的应有反应。利率降低，说明储蓄增加了，说明可以有更多的钱用于投资了。这时，企业家当然应该建立起资金更加密集的、更加迂回的生产结构，以得到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大的生产能力。这何错之有？生产结构不就是这样一步步走向越来越迂回、同时也是越来越高效的状态吗？
但是，前面说了，这时的利率降低是虚假的，真实储蓄并没有增加，增加的只不过是形同废纸的合法伪钞。所有人都被信贷扩张带来的通胀引入了一个巨大的骗局中。在这个骗局中，所有正常反应的企业家都会犯错误。
这个错误是什么？这个错误就是高估了自己的投资能力。虽然企业家确确实实从银行那里拿到了钱，但这些钱混杂了相当部分的合法伪钞。这些合法伪钞并不代表任何真实财富，因此也不应该能够交换到其他真实财富。但通胀让企业家失去了分辨能力。他们以为这些钱都是真实的财富，并根据这些钱的数量确定了自己的投资计划，设计了更加迂回的生产结构。
看到通胀的危害了吧。看到通胀是怎样破坏生产结构了吧。
是的，因为受到通胀创造的骗局蒙蔽，企业家用掺有一部分（甚至是一大部分）的合法伪钞的投资，发展出了错误的迂回生产结构。这个过程将造成巨大的资源浪费。
也可以从利率的角度理解这个问题。
企业家建立任何生产结构时，都要比较各种要素——资金、劳动力、土地的价格。根据这些不同要素的价格，在生产结构中建立起最合理的搭配方式。市中心的土地价格很贵，所以没人会在那里投资建立牧场，那太不合算了。但如果市中心的土地价格降下来，降到非常低的水平——或许因为这个城市变得极度萧条，建牧场说不定就合算了。
利率是使用资金的价格，通胀虚假地压低了利率。在低利率下，原本不赚钱的生产结构变得赚钱了。企业家由于无法判断利率的真假，自然乐于建立这样的生产结构。但由于低利率是虚假的，所以这种生产结构也就是错误的。当通胀停止时，低利率会恢复为高利率，这时，那些在低利率下有利可图的生产结构就无以为继了。
还可以从相对价格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
对于市场来说，价格永远是相对价格。不同商品之间的价格差异，实际上表明了它们之间的重要性差异。这个重要性是消费者效用和生产者成本综合作用的结果。某个生产结构中必定有多种价格不同的要素。应该按照什么比例组合这些生产要素呢？这当然要根据它们的相对价格进行计算。石油价格远贵于煤炭价格，就应该采购烧煤的锅炉。如果石油价格大跌，就应该采购烧油的锅炉。鸡蛋价格是面粉价格的10倍，生产不用鸡蛋的馒头更合算。鸡蛋价格是面粉价格的2倍，则生产蛋糕更合算。
由于土地、劳动力、资金并不是同步增长，而且，资本品的特性也各不相同，因此，合法伪钞通过投资进入经济体以后，会扭曲正常的相对价格体系。这个体系被扭曲以后，企业家就会受到误导，建立起在扭曲的相对价格体系中才合算的生产结构。这种生产结构当然是错误的。一旦扭曲的相对价格体系恢复正常，这种生产结构就会无以为继。
不过，虽然这些生产结构注定是错误和失败的，但在这些错误和失败被发现以前，会有一个相反的繁荣阶段。这是下一节的内容。
十三、从繁荣到危机
通胀发生以后，大量合法伪钞通过信贷扩张等渠道到达想要投资的企业家手中。企业家拿着这些钱去投资，去采购资本品，导致资本品的需求大涨，资本品的价格因此大涨。由于合法伪钞进入经济体需要一段时间，资本品的上涨也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同时，随着涌入的合法伪钞越来越多，对资本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资本品的价格上涨幅度也就越来越大。
除了企业生产以外，其他受到信贷扩张影响的投资项目，也会出现同步价格上涨，比如楼市。同时，企业大幅增加投资，盈利预期很好，现金流充足，财务报表很好看，会增加股市投资者的信心，股价也会节节攀升。这就是房价、股市会随着信贷扩张而大幅上涨的原因。但日常消费品这时还不大可能会同步大幅上涨。
为什么消费品价格没有同步上涨呢？因为消费总额没有变。合法伪钞进入经济体的入口是信贷投资，而不是消费。合法伪钞基本上都用来制造虚高的储蓄投资总额，而没有改变消费总额。很少有人到银行贷款是为了支付日常开支。银行一般也不会发放这种贷款。短期的信用卡贷款很快就会收回，不会制造出大量合法伪钞。
也就是说，企业家的投资需求变高了，但消费者的需求并没有增加，消费品的价格因此就没有和资本品价格同步上涨。
企业家大量增加投资，因此，人们看到了一片经济繁荣的景象。信贷规模大幅增加。到处都在大兴土木，大搞建设。无数企业家兴奋地扩大企业的规模，购买设备，扩建厂房，招聘员工，他们憧憬着未来的大笔收入。找工作很容易，工资还在节节攀升。房价不断上涨，房市极端繁荣。各色投资者揣着大笔资金，到处寻找投资项目。无数商业计划被送到投资者的办公桌上，无数谈判和签约在进行中。一个个一夜暴富的故事到处传播。几百万上千万的资金被轻易地投出去，砸向那些幸运儿。挣钱太容易了！
那些真正知道通胀是怎么回事的人，此时则会感到忧心忡忡。但他们无力阻止沙滩上的大厦越建越高。
当然，经济繁荣并不完全是通胀造出来的虚假现象。技术进步、真实投资增加、制度改进、全球化、市场自由度提高等等都会促进经济发展。但如果同时存在通胀因素，在真实的经济繁荣中就会包含相当部分的虚假繁荣。这些虚假繁荣总会有破灭的时候。
虚假繁荣是如何破灭的呢？
企业家投资出去的钱，会通过各种渠道，以收入的形式，到达广大社会成员手中。这些钱中，有一部分是合法伪钞，这时会怎样？
这时，有两种可能的演变方向。一是通胀骗局破产，经济危机爆发。二是骗局被掩盖，被更多的欺骗掩盖，最终是更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
还用前面用过的数字进行解释。假设真实的储蓄-消费比例是2比8，通胀增加了4万亿合法伪钞，通胀制造出来的虚假储蓄-消费比例是6比8，这个虚假的6比8支撑着企业家进行投资。钱投出去以后，通过各种渠道，经过一段时间，作为各种收入，到达更广泛的社会成员手中。这个过程，就是通胀流传开、蔓延开的过程。钱到了社会成员手中以后，大家会按照哪种储蓄-消费比例进行分配呢？
如果人们还没有意识到通胀已经发生，就会按照原有的储蓄-消费比例安排自己的支出，也就是继续花掉8个，存起来2个。他们的不耐并没有改变。
在真实的2比8储蓄-消费比例下，生产要想盈利，就要符合这个比例的要求，生产出相应比例的资本品和消费品，也应该是2比8。真实的利率将调节生产比例，使之符合市场需求。合法伪钞制造出虚假的储蓄-消费比例，改变了真实的利率，这会增加对资本品的需求——资本品的价格不是大涨吗？并改变生产出来的资本品和消费品比例，使这个比例也趋向6比8，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资本品生产过多了，消费品生产则不足。
当广大社会成员按照真实的2比8储蓄-消费安排自己的收入时，问题就会暴露。他们将把更多的钱用于消费，而不是用于储蓄。储蓄的缺乏，将导致后续投资的不足。没有投资，就不会有那么多资金用于购买资本品。许多生产资本品的企业就会感到销售困难。他们发现，原来预期的盈利没有了，他们过去的投资计划可能失败了，他们将迎来亏损、破产和失业。
如果人们意识到通胀已经发生，情况会进一布恶化。在通胀预期下，人们会更多地消费，更少的储蓄。结果，对资本品的需求进一步减少，对消费品的需求更多。更多的资本品生产企业将亏损、破产和失业。
那么，如果消费品供应不足的话，消费品价格应该上涨啊？确实，这时存在促进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因素。消费品价格也会出现上涨的迹象。但由于众多资本品生产者陷入困境，很难出售自己的产品，他们的收入会大幅减少，许多资本品行业的员工会失业。结果，他们的消费能力会大幅下降。对消费品的需求会减少。这会抑制消费品价格上涨的趋势。结果就是，整个市场显得非常疲软。资本品经营者一筹莫展，消费品经营者状况稍好，但也远远谈不上繁荣。
这就是危机爆发的状况。资本品的价格一落千丈，和繁荣期的大幅上涨恰成对应关系。整个市场人心惶惶。生意很不好做，钱一下子难挣了。银行很难如期收回贷款，放贷多的银行甚至会破产倒闭。
在这里，我们解释了第二节中指出的经济危机特点的第三个：资本品价格比消费品价格的波动幅度大得多。
关于第二个特点，实际上已经解释过了，企业家之所以会犯集体错误，是因为通胀扭曲了利率这个至关重要的价格信号，因此企业家必然作出错误决策。这其实不是企业家的错，而是通胀制造者的错。
如果商业周期的境况像上面说的那样，那么，每次周期的繁荣期将会短得多，大概只是投资资金逐渐蔓延到社会中所需的时间。一旦资金蔓延到社会各处，危机就会爆发。但真实商业周期的繁荣期一般要长得多，危机爆发也要猛烈的多。这是为什么呢？下一节再说。
通胀发生以后，大量合法伪钞通过信贷扩张等渠道到达想要投资的企业家手中。企业家拿着这些钱去投资，去采购资本品，导致资本品的需求大涨，资本品的价格因此大涨。由于合法伪钞进入经济体需要一段时间，资本品的上涨也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同时，随着涌入的合法伪钞越来越多，对资本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资本品的价格上涨幅度也就越来越大。
除了企业生产以外，其他受到信贷扩张影响的投资项目，也会出现同步价格上涨，比如楼市。同时，企业大幅增加投资，盈利预期很好，现金流充足，财务报表很好看，会增加股市投资者的信心，股价也会节节攀升。这就是房价、股市会随着信贷扩张而大幅上涨的原因。但日常消费品这时还不大可能会同步大幅上涨。
为什么消费品价格没有同步上涨呢？因为消费总额没有变。合法伪钞进入经济体的入口是信贷投资，而不是消费。合法伪钞基本上都用来制造虚高的储蓄投资总额，而没有改变消费总额。很少有人到银行贷款是为了支付日常开支。银行一般也不会发放这种贷款。短期的信用卡贷款很快就会收回，不会制造出大量合法伪钞。
也就是说，企业家的投资需求变高了，但消费者的需求并没有增加，消费品的价格因此就没有和资本品价格同步上涨。
企业家大量增加投资，因此，人们看到了一片经济繁荣的景象。信贷规模大幅增加。到处都在大兴土木，大搞建设。无数企业家兴奋地扩大企业的规模，购买设备，扩建厂房，招聘员工，他们憧憬着未来的大笔收入。找工作很容易，工资还在节节攀升。房价不断上涨，房市极端繁荣。各色投资者揣着大笔资金，到处寻找投资项目。无数商业计划被送到投资者的办公桌上，无数谈判和签约在进行中。一个个一夜暴富的故事到处传播。几百万上千万的资金被轻易地投出去，砸向那些幸运儿。挣钱太容易了！
那些真正知道通胀是怎么回事的人，此时则会感到忧心忡忡。但他们无力阻止沙滩上的大厦越建越高。
当然，经济繁荣并不完全是通胀造出来的虚假现象。技术进步、真实投资增加、制度改进、全球化、市场自由度提高等等都会促进经济发展。但如果同时存在通胀因素，在真实的经济繁荣中就会包含相当部分的虚假繁荣。这些虚假繁荣总会有破灭的时候。
虚假繁荣是如何破灭的呢？
企业家投资出去的钱，会通过各种渠道，以收入的形式，到达广大社会成员手中。这些钱中，有一部分是合法伪钞，这时会怎样？
这时，有两种可能的演变方向。一是通胀骗局破产，经济危机爆发。二是骗局被掩盖，被更多的欺骗掩盖，最终是更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
还用前面用过的数字进行解释。假设真实的储蓄-消费比例是2比8，通胀增加了4万亿合法伪钞，通胀制造出来的虚假储蓄-消费比例是6比8，这个虚假的6比8支撑着企业家进行投资。钱投出去以后，通过各种渠道，经过一段时间，作为各种收入，到达更广泛的社会成员手中。这个过程，就是通胀流传开、蔓延开的过程。钱到了社会成员手中以后，大家会按照哪种储蓄-消费比例进行分配呢？
如果人们还没有意识到通胀已经发生，就会按照原有的储蓄-消费比例安排自己的支出，也就是继续花掉8个，存起来2个。他们的不耐并没有改变。
在真实的2比8储蓄-消费比例下，生产要想盈利，就要符合这个比例的要求，生产出相应比例的资本品和消费品，也应该是2比8。真实的利率将调节生产比例，使之符合市场需求。合法伪钞制造出虚假的储蓄-消费比例，改变了真实的利率，这会增加对资本品的需求——资本品的价格不是大涨吗？并改变生产出来的资本品和消费品比例，使这个比例也趋向6比8，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资本品生产过多了，消费品生产则不足。
当广大社会成员按照真实的2比8储蓄-消费安排自己的收入时，问题就会暴露。他们将把更多的钱用于消费，而不是用于储蓄。储蓄的缺乏，将导致后续投资的不足。没有投资，就不会有那么多资金用于购买资本品。许多生产资本品的企业就会感到销售困难。他们发现，原来预期的盈利没有了，他们过去的投资计划可能失败了，他们将迎来亏损、破产和失业。
如果人们意识到通胀已经发生，情况会进一布恶化。在通胀预期下，人们会更多地消费，更少的储蓄。结果，对资本品的需求进一步减少，对消费品的需求更多。更多的资本品生产企业将亏损、破产和失业。
那么，如果消费品供应不足的话，消费品价格应该上涨啊？确实，这时存在促进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因素。消费品价格也会出现上涨的迹象。但由于众多资本品生产者陷入困境，很难出售自己的产品，他们的收入会大幅减少，许多资本品行业的员工会失业。结果，他们的消费能力会大幅下降。对消费品的需求会减少。这会抑制消费品价格上涨的趋势。结果就是，整个市场显得非常疲软。资本品经营者一筹莫展，消费品经营者状况稍好，但也远远谈不上繁荣。
这就是危机爆发的状况。资本品的价格一落千丈，和繁荣期的大幅上涨恰成对应关系。整个市场人心惶惶。生意很不好做，钱一下子难挣了。银行很难如期收回贷款，放贷多的银行甚至会破产倒闭。
在这里，我们解释了第二节中指出的经济危机特点的第三个：资本品价格比消费品价格的波动幅度大得多。
关于第二个特点，实际上已经解释过了，企业家之所以会犯集体错误，是因为通胀扭曲了利率这个至关重要的价格信号，因此企业家必然作出错误决策。这其实不是企业家的错，而是通胀制造者的错。
如果商业周期的境况像上面说的那样，那么，每次周期的繁荣期将会短得多，大概只是投资资金逐渐蔓延到社会中所需的时间。一旦资金蔓延到社会各处，危机就会爆发。但真实商业周期的繁荣期一般要长得多，危机爆发也要猛烈的多。这是为什么呢？下一节再说。
文章
宋朝往事——通胀宰相蔡京
邓新华
北宋自王安石变法以来，形成了所谓的新党。王安石之后，新党首领就是北宋“宣和六奸臣”之首的蔡京。蔡京施政，前后一贯坚持王安石新党的方针，大力扩张政府管制的范围。和王安石相比，他的一个“新意思”就是坚持搞通货膨胀。
北宋铜钱由官府设立的钱监铸造。这些国营企业效率低下，铸造一枚钱，要花费成本一枚钱，这还不算运费和主管官员的工资。
在宋徽宗之前，北宋曾在部分地区发行当十钱。所谓当十钱，就是政府强令这种钱和普通钱按一比十的比例兑换。蔡京任宰相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当十钱。他的儿子蔡绦说，铸造当十钱，重三钱，费用三钱，国家还可得四成之利。
当十钱确实解决了政府财政上的一时之急。可是这四成之利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老百姓。一枚当十钱折合十枚平钱，政府很合算，但老百姓原来所使用的平钱却相对大为贬值。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政府的合算正是来自于老百姓的不合算。一时间，物价猛涨，民怨沸腾，这就是北宋末年的通货膨胀。
另一方面，由于当十钱利厚，民间盗铸成风，很多中下层官员也参与盗铸。徽宗政府严禁盗铸，重者处以死刑。每年都有大批盗铸者因被官府发现而家破人亡，但经济规律的力量不容违抗，盗铸者仍然前赴后继。政府为了防止假钱，在通衢要道挂上真钱供百姓辨识，民间则嘲讽说：“与私铸作样。”
当十钱的弊端连徽宗也认识到了。他谴责蔡京“人臣事君以利”，并说，与其有协助君主聚敛之臣，不如有贪腐之臣。在蔡京罢相之后，当十钱也废为当三钱。
后来蔡京复任宰相，马上就要搞通货膨胀。铸钱司认为将会恢复当十钱，于是以缺铜为由停止铸造当三钱。一名大臣对徽宗说，岂有蔡京一当政就缺铜的道理？徽宗照顾蔡京的面子，让这个大臣先持札子去问蔡京的意见。蔡京毫不客气地把札子拨到一边，说：“无铜教他如何做也？！”
一般人的心目中，蔡京这样的奸臣，应该是贪污腐化、曲意迎合皇帝的形象，但这个形象并不能完全地安到蔡京的头上。蔡京的贪腐并不严重。他也并不总是刻意迎合皇帝。他几度被赶下宰相之位，但一旦复任，就坚持推行自己的经济方略，为此不惜与徽宗对着干。
蔡京有自己的信念。他说：“理财之源，当不取于民，而国用自富。”实际上，发行当十钱的利益就是取之于民，并且，其四成之利并不能持久。只要发行时间长，物价就会达到一个均衡水平，原来的平钱也会因劣币驱逐良币而退出市场，政府铸造当十钱，仍然会回复到铸一（当十）钱、费一（当十）钱的状态。
古人的一则笔记说，蔡京聘请了一个教书先生来教孙子读书。这个教书先生每天并不教书，而是教蔡京的孙子学跑步。孩子们奇怪，问先生原因，先生说：“你的祖父、父亲都是又奸诈，又骄奢，把老百姓害苦了，百姓总有一天要找他们来算账。你们要是跑得快，也许还能保住性命。此外，可没有别的办法了。”蔡京听说之后，默然有悔意。
王安石的名声要比蔡京好得多。因为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蒙古，于是宋代在后人眼里就是积弱的形象。今天很多人认为，王安石变法可以富国强兵、拯救弱宋，可惜半途而废。不过在一些古人眼里，王安石并不是悲剧英雄，反倒是祸乱天下、导致北宋灭亡的罪臣。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曾写了一个小说《拗相公饮恨半山堂》讽刺王安石。小说里说，民间深受王安石新法之害，但王安石总是执迷不悔，因此落下拗相公的名声。王安石二次罢相之后，途中借宿一老妪家，老妪不知他是王安石。第二天早上，王安石看到老妪喂猪，口中叫：“罗，罗，罗，拗相公来。”喂鸡则叫：“王安石来。”王安石羞愧不已。
实际上，这两则小说都只是代表后人的一种愿望，即所谓的替古人悔恨。从王安石、蔡京的表现来看，他们一向坚信自己掌握了富国强兵的奇计，并且他们还有一套财经理论来支撑自己的信仰。由于国家机器的强大，总有一些人会误认为政府无所不能。当遇到经济问题的时候，他们常常不由自主地从政府层面来寻找解决之道。王安石变法就是这样，他采取的措施是让政府官员做生意、努力增加税收、加强户籍管制等等。这套理论不仅能迷惑年轻而好大喜功的皇帝，更能让他们自己也痴迷不已。即使天下深受其害的事实摆在面前，他们也仍然会坚信自己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而不会有什么悔恨。
相对来说，在中国古代，那些限制政府权力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则稍显落后。司马光等儒者反驳王安石、蔡京之类，用的理论武器不过是儒家传统伦理“不与民争利”以及“祖宗之法不可变”等。
这样的说法在自以为掌握了千古奇法的王安石、蔡京等人那里自然是遭到鄙视和嘲讽的。在王安石他们看来，这都是守旧和不懂变通的表现。王安石更因此倡言：“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这一名言被后人不断引用。
相信政府干预本来就是“理性的自负”，有这种自负的人更是容易发展出“经世济民”的道德自负。今天，伯南克大印钞，和当年的蔡京的当十钱有得一比。普通百姓因为美联储滥发货币而财产受损，但这些细民之小怨自然不放在伯南克眼里。他眼里所看到的，是美联储对抗“通货紧缩”的大战役。他坚信美联储大印钞是拯救经济出泥潭的法宝，而支持他这种自负的，则是包括凯恩斯理论在内的诸多政府干预学说。如此多的聪明学者参与的庞大的干预学说体系，各个方面都被论述清楚了，安能有错？这恰如当年蔡京坚信自己“不取于民，而国用自富”。他们都相信天下有免费的午餐。
蔡京最后的结局很凄凉。在金国南侵之后，宣和六奸臣终于被追究败坏国事的责任了。80岁的蔡京被贬岭南。三千里流放路，据说老百姓都不愿卖东西给他。蔡京叹道：“京失人心，何至于此？！”最后饿死。到这个时候，他还不太相信自己害惨了天下人。
世间每多拗相公。
宋朝往事——通胀宰相蔡京
邓新华
北宋自王安石变法以来，形成了所谓的新党。王安石之后，新党首领就是北宋“宣和六奸臣”之首的蔡京。蔡京施政，前后一贯坚持王安石新党的方针，大力扩张政府管制的范围。和王安石相比，他的一个“新意思”就是坚持搞通货膨胀。
北宋铜钱由官府设立的钱监铸造。这些国营企业效率低下，铸造一枚钱，要花费成本一枚钱，这还不算运费和主管官员的工资。
在宋徽宗之前，北宋曾在部分地区发行当十钱。所谓当十钱，就是政府强令这种钱和普通钱按一比十的比例兑换。蔡京任宰相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当十钱。他的儿子蔡绦说，铸造当十钱，重三钱，费用三钱，国家还可得四成之利。
当十钱确实解决了政府财政上的一时之急。可是这四成之利当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老百姓。一枚当十钱折合十枚平钱，政府很合算，但老百姓原来所使用的平钱却相对大为贬值。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政府的合算正是来自于老百姓的不合算。一时间，物价猛涨，民怨沸腾，这就是北宋末年的通货膨胀。
另一方面，由于当十钱利厚，民间盗铸成风，很多中下层官员也参与盗铸。徽宗政府严禁盗铸，重者处以死刑。每年都有大批盗铸者因被官府发现而家破人亡，但经济规律的力量不容违抗，盗铸者仍然前赴后继。政府为了防止假钱，在通衢要道挂上真钱供百姓辨识，民间则嘲讽说：“与私铸作样。”
当十钱的弊端连徽宗也认识到了。他谴责蔡京“人臣事君以利”，并说，与其有协助君主聚敛之臣，不如有贪腐之臣。在蔡京罢相之后，当十钱也废为当三钱。
后来蔡京复任宰相，马上就要搞通货膨胀。铸钱司认为将会恢复当十钱，于是以缺铜为由停止铸造当三钱。一名大臣对徽宗说，岂有蔡京一当政就缺铜的道理？徽宗照顾蔡京的面子，让这个大臣先持札子去问蔡京的意见。蔡京毫不客气地把札子拨到一边，说：“无铜教他如何做也？！”
一般人的心目中，蔡京这样的奸臣，应该是贪污腐化、曲意迎合皇帝的形象，但这个形象并不能完全地安到蔡京的头上。蔡京的贪腐并不严重。他也并不总是刻意迎合皇帝。他几度被赶下宰相之位，但一旦复任，就坚持推行自己的经济方略，为此不惜与徽宗对着干。
蔡京有自己的信念。他说：“理财之源，当不取于民，而国用自富。”实际上，发行当十钱的利益就是取之于民，并且，其四成之利并不能持久。只要发行时间长，物价就会达到一个均衡水平，原来的平钱也会因劣币驱逐良币而退出市场，政府铸造当十钱，仍然会回复到铸一（当十）钱、费一（当十）钱的状态。
古人的一则笔记说，蔡京聘请了一个教书先生来教孙子读书。这个教书先生每天并不教书，而是教蔡京的孙子学跑步。孩子们奇怪，问先生原因，先生说：“你的祖父、父亲都是又奸诈，又骄奢，把老百姓害苦了，百姓总有一天要找他们来算账。你们要是跑得快，也许还能保住性命。此外，可没有别的办法了。”蔡京听说之后，默然有悔意。
王安石的名声要比蔡京好得多。因为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蒙古，于是宋代在后人眼里就是积弱的形象。今天很多人认为，王安石变法可以富国强兵、拯救弱宋，可惜半途而废。不过在一些古人眼里，王安石并不是悲剧英雄，反倒是祸乱天下、导致北宋灭亡的罪臣。
明代小说家冯梦龙曾写了一个小说《拗相公饮恨半山堂》讽刺王安石。小说里说，民间深受王安石新法之害，但王安石总是执迷不悔，因此落下拗相公的名声。王安石二次罢相之后，途中借宿一老妪家，老妪不知他是王安石。第二天早上，王安石看到老妪喂猪，口中叫：“罗，罗，罗，拗相公来。”喂鸡则叫：“王安石来。”王安石羞愧不已。
实际上，这两则小说都只是代表后人的一种愿望，即所谓的替古人悔恨。从王安石、蔡京的表现来看，他们一向坚信自己掌握了富国强兵的奇计，并且他们还有一套财经理论来支撑自己的信仰。由于国家机器的强大，总有一些人会误认为政府无所不能。当遇到经济问题的时候，他们常常不由自主地从政府层面来寻找解决之道。王安石变法就是这样，他采取的措施是让政府官员做生意、努力增加税收、加强户籍管制等等。这套理论不仅能迷惑年轻而好大喜功的皇帝，更能让他们自己也痴迷不已。即使天下深受其害的事实摆在面前，他们也仍然会坚信自己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而不会有什么悔恨。
相对来说，在中国古代，那些限制政府权力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则稍显落后。司马光等儒者反驳王安石、蔡京之类，用的理论武器不过是儒家传统伦理“不与民争利”以及“祖宗之法不可变”等。
这样的说法在自以为掌握了千古奇法的王安石、蔡京等人那里自然是遭到鄙视和嘲讽的。在王安石他们看来，这都是守旧和不懂变通的表现。王安石更因此倡言：“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这一名言被后人不断引用。
相信政府干预本来就是“理性的自负”，有这种自负的人更是容易发展出“经世济民”的道德自负。今天，伯南克大印钞，和当年的蔡京的当十钱有得一比。普通百姓因为美联储滥发货币而财产受损，但这些细民之小怨自然不放在伯南克眼里。他眼里所看到的，是美联储对抗“通货紧缩”的大战役。他坚信美联储大印钞是拯救经济出泥潭的法宝，而支持他这种自负的，则是包括凯恩斯理论在内的诸多政府干预学说。如此多的聪明学者参与的庞大的干预学说体系，各个方面都被论述清楚了，安能有错？这恰如当年蔡京坚信自己“不取于民，而国用自富”。他们都相信天下有免费的午餐。
蔡京最后的结局很凄凉。在金国南侵之后，宣和六奸臣终于被追究败坏国事的责任了。80岁的蔡京被贬岭南。三千里流放路，据说老百姓都不愿卖东西给他。蔡京叹道：“京失人心，何至于此？！”最后饿死。到这个时候，他还不太相信自己害惨了天下人。
世间每多拗相公。
十四、好心人出场
上一节说到，繁荣期的时间本来应该大致就是合法伪钞在经济体蔓延的时间。这个时间应该不会太长，大概只有几个月，然后经济危机就会爆发。可现实中的繁荣期往往很长。经济周期的这个阶段往往长达几年，然后危机才会爆发一次。这是为什么呢？
合法伪钞通过投资进入经济体，并逐渐蔓延开来以后，真实和虚假的储蓄-消费比例之间的缺口就将暴露出来，并让那些用合法伪钞投资的企业家陷入困境。
企业家陷入困境后，首先就会感到现金流紧张，无法按时归还银行贷款。这时，如果银行接受这个现实，承认这些贷款变为坏账，就会引发一连串连锁反应。复杂经济体中，各个企业之间、银行和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会使得这种反应以极快的速度传导。
部分准备制度的银行由于自身“濒临破产、资不抵债”的特点，对坏账大幅增加基本上没有对抗能力。实力弱、前期放贷多的银行会率先破产。金融业陷入恐慌。其他金融机构唯恐落到同样的境地，就会催收企业贷款，并收紧新贷款的发放。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改善银行自身的现金状况。
但银行这样做，恰恰更快地暴露了众多企业经营不佳的事实，并加剧企业的资金紧张，甚至造成企业资金链断裂。而这些事实又会刺激银行更加努力催收贷款，并大幅减少放贷，甚至完全停止放贷。合法伪钞制造的泡沫破灭了。经济危机爆发了。
这就是危机总会突然爆发、并快速扩展的原因。对此最精彩的评论是：这不是市场失灵，这是市场太灵。是啊，市场的反应非常灵敏，通胀制造的骗局固然可以骗人，但一旦发现这种迹象，市场就会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调整。那些错误放贷、错误投资的银行和企业将面临市场毫不客气的惩罚。虽然调整表现为经济危机，但经济体也唯有籍此才能重新恢复正常的秩序。伪钞就是伪钞，最终是不能当真钞来用的。
凯恩斯主义者却从这里莫名其妙地看到了“流动性不足”。在他们看来，银行应该继续过去的放贷速度，保持资金的流动性。如果银行试图挽救过去的错误，不再继续进行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大幅放贷，就是在降低“流动性”，就是在制造“流动性不足”。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凯恩斯主义的最大问题。他们试图以自己发明的对策，代替市场中亿万人自我调整的过程。他们把这种亿万人自我调整的过程称为“自由放任政策”。好像如果他们不出手，所有人就只是在那里束手待毙。而只要他们出手，就可以避免痛苦的调整过程。
市场的自我纠错当然不会是令人愉快的过程，但如果不允许这个过程进行，唯一的结果就是错误继续发展，危害继续扩大，而不是情况毫无理由地改善。
健全的市场不是毫无差错的完美市场，而是有足够纠错能力，能够及时纠正各种内部和外部错误的市场。在不理解市场规律的人看来，这样的市场纠错无情而寡义。不过，这些人可以寻得一些安慰，那就是：市场无情人有情。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每当市场在严厉地纠错时，总会有好心人或者别有用心的人站出来，展示他们的爱心，干预市场的纠错过程。只可惜，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让局面更糟，让人们的境况更差，更渴求他们的怜悯和爱心。
凯恩斯主义的作用是帮助这些干预市场的人找到理论依据，比如“注入流动性”。
如果在通胀以外，政府没有进一步干预市场的动作，繁荣期将不长，通胀骗局很快就会被揭穿，危机到来，市场开始调整。银行将果断地收紧贷款，“减少流动性”，保持自身的安全。这相当于把合法伪钞驱逐出市场。
这时，那些用合法伪钞建立起来、并指望依靠合法伪钞继续维持下去的生产结构不得不宣布失败，面对亏损、破产和失业。好心人想避免这一切，想要“注入流动性”。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想要继续制造通胀，继续制造合法伪钞，用更多的欺骗掩盖最初的欺骗。
哲学家罗素说过一句话：人不要撒谎，因为当你撒了一句谎以后，为了掩饰，你将不得不撒更多的谎。通胀制造者就面临着这种局面。他们最初制造出了通胀骗局，目的在于推出虚假繁荣。但市场太灵了，很快就会揭穿骗局。如果他们这时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欺骗行为，允许市场自发调整。社会将以最小代价恢复正常，经济也将很快重新恢复增长。但他们一般都不会这么老实。
银行不是想要收紧贷款吗？如果不这样银行就将现金紧张，甚至破产倒闭。没关系，我们来给银行提供更多的货币，下调准备金率，“注入流动性”。实在不行，干脆把银行收归国有，一劳永逸地让他们永远摆脱恼人的市场竞争。
那些依靠合法伪钞建造和维持的企业不是陷入困境了吗？没关系，我们呼吁大家增加消费，购买这些企业的产品。如果公众不肯就范，不愿意增加消费，那么，政府可以增税，然后用纳税人的钱购买这些企业的产品。据说，这些做法都是爱国的表现。
也就是说，当合法伪钞的把戏被揭穿以后，制造通胀者往往会以继续通胀来维持骗局。这就是繁荣期会延长的原因。那么，以后会怎样呢？下一节再说。
上一节说到，繁荣期的时间本来应该大致就是合法伪钞在经济体蔓延的时间。这个时间应该不会太长，大概只有几个月，然后经济危机就会爆发。可现实中的繁荣期往往很长。经济周期的这个阶段往往长达几年，然后危机才会爆发一次。这是为什么呢？
合法伪钞通过投资进入经济体，并逐渐蔓延开来以后，真实和虚假的储蓄-消费比例之间的缺口就将暴露出来，并让那些用合法伪钞投资的企业家陷入困境。
企业家陷入困境后，首先就会感到现金流紧张，无法按时归还银行贷款。这时，如果银行接受这个现实，承认这些贷款变为坏账，就会引发一连串连锁反应。复杂经济体中，各个企业之间、银行和企业之间的紧密联系会使得这种反应以极快的速度传导。
部分准备制度的银行由于自身“濒临破产、资不抵债”的特点，对坏账大幅增加基本上没有对抗能力。实力弱、前期放贷多的银行会率先破产。金融业陷入恐慌。其他金融机构唯恐落到同样的境地，就会催收企业贷款，并收紧新贷款的发放。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改善银行自身的现金状况。
但银行这样做，恰恰更快地暴露了众多企业经营不佳的事实，并加剧企业的资金紧张，甚至造成企业资金链断裂。而这些事实又会刺激银行更加努力催收贷款，并大幅减少放贷，甚至完全停止放贷。合法伪钞制造的泡沫破灭了。经济危机爆发了。
这就是危机总会突然爆发、并快速扩展的原因。对此最精彩的评论是：这不是市场失灵，这是市场太灵。是啊，市场的反应非常灵敏，通胀制造的骗局固然可以骗人，但一旦发现这种迹象，市场就会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调整。那些错误放贷、错误投资的银行和企业将面临市场毫不客气的惩罚。虽然调整表现为经济危机，但经济体也唯有籍此才能重新恢复正常的秩序。伪钞就是伪钞，最终是不能当真钞来用的。
凯恩斯主义者却从这里莫名其妙地看到了“流动性不足”。在他们看来，银行应该继续过去的放贷速度，保持资金的流动性。如果银行试图挽救过去的错误，不再继续进行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大幅放贷，就是在降低“流动性”，就是在制造“流动性不足”。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凯恩斯主义的最大问题。他们试图以自己发明的对策，代替市场中亿万人自我调整的过程。他们把这种亿万人自我调整的过程称为“自由放任政策”。好像如果他们不出手，所有人就只是在那里束手待毙。而只要他们出手，就可以避免痛苦的调整过程。
市场的自我纠错当然不会是令人愉快的过程，但如果不允许这个过程进行，唯一的结果就是错误继续发展，危害继续扩大，而不是情况毫无理由地改善。
健全的市场不是毫无差错的完美市场，而是有足够纠错能力，能够及时纠正各种内部和外部错误的市场。在不理解市场规律的人看来，这样的市场纠错无情而寡义。不过，这些人可以寻得一些安慰，那就是：市场无情人有情。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每当市场在严厉地纠错时，总会有好心人或者别有用心的人站出来，展示他们的爱心，干预市场的纠错过程。只可惜，他们的所作所为，只能让局面更糟，让人们的境况更差，更渴求他们的怜悯和爱心。
凯恩斯主义的作用是帮助这些干预市场的人找到理论依据，比如“注入流动性”。
如果在通胀以外，政府没有进一步干预市场的动作，繁荣期将不长，通胀骗局很快就会被揭穿，危机到来，市场开始调整。银行将果断地收紧贷款，“减少流动性”，保持自身的安全。这相当于把合法伪钞驱逐出市场。
这时，那些用合法伪钞建立起来、并指望依靠合法伪钞继续维持下去的生产结构不得不宣布失败，面对亏损、破产和失业。好心人想避免这一切，想要“注入流动性”。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们想要继续制造通胀，继续制造合法伪钞，用更多的欺骗掩盖最初的欺骗。
哲学家罗素说过一句话：人不要撒谎，因为当你撒了一句谎以后，为了掩饰，你将不得不撒更多的谎。通胀制造者就面临着这种局面。他们最初制造出了通胀骗局，目的在于推出虚假繁荣。但市场太灵了，很快就会揭穿骗局。如果他们这时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欺骗行为，允许市场自发调整。社会将以最小代价恢复正常，经济也将很快重新恢复增长。但他们一般都不会这么老实。
银行不是想要收紧贷款吗？如果不这样银行就将现金紧张，甚至破产倒闭。没关系，我们来给银行提供更多的货币，下调准备金率，“注入流动性”。实在不行，干脆把银行收归国有，一劳永逸地让他们永远摆脱恼人的市场竞争。
那些依靠合法伪钞建造和维持的企业不是陷入困境了吗？没关系，我们呼吁大家增加消费，购买这些企业的产品。如果公众不肯就范，不愿意增加消费，那么，政府可以增税，然后用纳税人的钱购买这些企业的产品。据说，这些做法都是爱国的表现。
也就是说，当合法伪钞的把戏被揭穿以后，制造通胀者往往会以继续通胀来维持骗局。这就是繁荣期会延长的原因。那么，以后会怎样呢？下一节再说。
十五、骑虎难下
为什么政府那么愿意制造通货膨胀呢？难道他们不知道那么做危害很大吗？
表面上看起来，政府制造通胀的理由似乎是为了维持虚假繁荣。可能是为了竞选需要，可能是为了让公众忍受专制，总之，经济繁荣对当政者总是好事情，可以让他们争取到更多的人心。但这其实仅仅是表面理由。就像人再渴也不会喝海水一样，真正想要看到持久经济繁荣的统治者是不会接受通胀这种解决方案的。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世界上没有什么政府，有的只是男男女女的政府官员。政府的目的，或者最高执政者的目的，并不见得就总是众多男男女女官员的目的。他们另有自己的目的。人们总是一厢情愿地把政府想象成致力于公共利益的组织，实际上，政府官员永远致力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我们必须面对、无可逃避的现实。
那么，制造通胀怎么会符合官员的利益呢？
由于通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在经济体中蔓延开。这样一来，就有一个效果，越早拿到合法伪钞的人，越占便宜。这些人拿到钱时，其他人还不知道通胀发生了，合法伪钞基本上可以当作等值真钞来使用。市场上的各种价格还没有上调，以抵消通胀。过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对通胀已经有所感觉，市场价格会出现上涨。稍后拿到钱的人能占到的便宜就小多了。最后拿到钱的人最可怜，他基本上只能承受损失了。
这是对通胀的一般分析。现实中的通胀大多来自于政府增印钞票和信贷扩张。政府增印钞票，最先拿到这些合法伪钞的人当然是政府官员。他们可以用合法伪钞支付各种开支。这实际上是从社会其他人那里变相征税，或者说抢钱。
那么，在信贷扩张中，谁先拿到合法伪钞？是那些有机会得到银行贷款的人。这些人是谁？不管在哪个国家，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能够从银行拿到大笔贷款的人都绝不会是社会底层人士，而往往是和政府官员有各种各样关系的企业家和投资人。
也就是说，从通胀中得到好处的大多是两种人：政府官员和他们的朋友。
这就是政府官员总是热衷于制造通胀的根本原因。回忆第九节中哈耶克的那句话：历史基本上就是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的过程。
知道了政府官员制造通胀的理由，我们再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持续搞通胀的，以及最终会怎样。
当合法伪钞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在经济体中蔓延开来，经济危机就会爆发。这时，唯一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允许市场进行自发调整，用亏损、破产和失业清理掉依靠合法伪钞建立和维持的生产结构和过分积极放贷的银行。
由于面临清理的企业和银行往往和政府关系很近——所以他们才能拿到扩张后的信贷，他们往往有能力劝说政府官员帮助他们避免被清理的命运，办法就是继续通过信贷渠道向市场注入合法伪钞，也就是“注入流动性”，继续制造通胀。
继续通胀确实可以缓解经济危机的到来，但其实是在拖后危机的爆发，代价是经济体中会有越来越多的合法伪钞。企业家将用这些合法伪钞建立和维持更多的生产结构，购买更多的资本品，雇佣更多的员工。而这些都是在增加和积累错误的投资。当通胀不可避免地停止时，这些错误的投资仍然会被清算，不过，由于积累的错误投资规模非常庞大，那时，经济危机的爆发将非常惨烈。倒闭的企业和银行、失业的员工只能更多。经济危机的影响面将会更大，受到打击、蒙受损失的人将会更多。
通胀不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吗？不可能。当合法伪钞到达广大社会成员手中时，人们会逐渐感到通胀的存在。最初，是资本品价格大幅上涨。如果政府用继续通胀来避免经济危机，就会让更多的合法伪钞到达人们手中。这时，消费品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价格大幅上涨。人们都会明确意识到通胀的存在了。
这时，通胀制造者会身陷进退两难的境地。英文对此描述为Have a tiger by the tail，直译是：抓着老虎的尾巴。不过不必直译。汉语中有对应的成语——骑虎难下。
为了避免通胀的损失，人们会提高各种价格，以抵消通胀。当价格普涨以后，通胀的效果就没有了。合法伪钞相当于消失了，币值变小了。可通胀制造者仍然需要继续通胀，否则经济危机就会爆发，他们和他们的朋友就会受损。这时，唯一的办法是加大通胀的幅度，超出此前人们的预期。
比如，开始的通胀是5%，随后，所有的物价普涨5%，通胀的效果消失了。接下来就只好把通胀幅度上调为10%，过一段时间，人们感受到了10%的存在，会再次调整物价。通胀效果又没有了。然后就只好把通胀幅度上调到20%，如此，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直到盆儿里盛不下为此，也就是直到恶性通胀为止。换句话说，通胀必然是加速的。
历史上的恶性通胀都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有的通胀，其间还发生过政府收回币值过分庞大的货币，重新发行币值正常的新币。但不久以后，新币的币值就会再一次变得极为庞大，动辄数以亿计。
当通胀发展到以小时为单位时，工作就完全失去了意义，社会将面临崩溃。人类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1920年代，哈耶克在米瑟斯手下工作的八个月间，工资数额增加了800倍。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政体也因此倾覆。纳粹上台。
所谓骑虎难下，就是指的这种局面。如果继续通胀，势必速度越来越快，一直发展到恶性通胀，颠覆社会。如果停止通胀，经济危机就要爆发，破产失业如洪水一样到来。
怎么办呢？怎么着都不好办。
为什么政府那么愿意制造通货膨胀呢？难道他们不知道那么做危害很大吗？
表面上看起来，政府制造通胀的理由似乎是为了维持虚假繁荣。可能是为了竞选需要，可能是为了让公众忍受专制，总之，经济繁荣对当政者总是好事情，可以让他们争取到更多的人心。但这其实仅仅是表面理由。就像人再渴也不会喝海水一样，真正想要看到持久经济繁荣的统治者是不会接受通胀这种解决方案的。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世界上没有什么政府，有的只是男男女女的政府官员。政府的目的，或者最高执政者的目的，并不见得就总是众多男男女女官员的目的。他们另有自己的目的。人们总是一厢情愿地把政府想象成致力于公共利益的组织，实际上，政府官员永远致力于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我们必须面对、无可逃避的现实。
那么，制造通胀怎么会符合官员的利益呢？
由于通胀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在经济体中蔓延开。这样一来，就有一个效果，越早拿到合法伪钞的人，越占便宜。这些人拿到钱时，其他人还不知道通胀发生了，合法伪钞基本上可以当作等值真钞来使用。市场上的各种价格还没有上调，以抵消通胀。过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对通胀已经有所感觉，市场价格会出现上涨。稍后拿到钱的人能占到的便宜就小多了。最后拿到钱的人最可怜，他基本上只能承受损失了。
这是对通胀的一般分析。现实中的通胀大多来自于政府增印钞票和信贷扩张。政府增印钞票，最先拿到这些合法伪钞的人当然是政府官员。他们可以用合法伪钞支付各种开支。这实际上是从社会其他人那里变相征税，或者说抢钱。
那么，在信贷扩张中，谁先拿到合法伪钞？是那些有机会得到银行贷款的人。这些人是谁？不管在哪个国家，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能够从银行拿到大笔贷款的人都绝不会是社会底层人士，而往往是和政府官员有各种各样关系的企业家和投资人。
也就是说，从通胀中得到好处的大多是两种人：政府官员和他们的朋友。
这就是政府官员总是热衷于制造通胀的根本原因。回忆第九节中哈耶克的那句话：历史基本上就是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的过程。
知道了政府官员制造通胀的理由，我们再来看看他们是怎么持续搞通胀的，以及最终会怎样。
当合法伪钞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在经济体中蔓延开来，经济危机就会爆发。这时，唯一合理的解决办法是允许市场进行自发调整，用亏损、破产和失业清理掉依靠合法伪钞建立和维持的生产结构和过分积极放贷的银行。
由于面临清理的企业和银行往往和政府关系很近——所以他们才能拿到扩张后的信贷，他们往往有能力劝说政府官员帮助他们避免被清理的命运，办法就是继续通过信贷渠道向市场注入合法伪钞，也就是“注入流动性”，继续制造通胀。
继续通胀确实可以缓解经济危机的到来，但其实是在拖后危机的爆发，代价是经济体中会有越来越多的合法伪钞。企业家将用这些合法伪钞建立和维持更多的生产结构，购买更多的资本品，雇佣更多的员工。而这些都是在增加和积累错误的投资。当通胀不可避免地停止时，这些错误的投资仍然会被清算，不过，由于积累的错误投资规模非常庞大，那时，经济危机的爆发将非常惨烈。倒闭的企业和银行、失业的员工只能更多。经济危机的影响面将会更大，受到打击、蒙受损失的人将会更多。
通胀不可以一直持续下去吗？不可能。当合法伪钞到达广大社会成员手中时，人们会逐渐感到通胀的存在。最初，是资本品价格大幅上涨。如果政府用继续通胀来避免经济危机，就会让更多的合法伪钞到达人们手中。这时，消费品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价格大幅上涨。人们都会明确意识到通胀的存在了。
这时，通胀制造者会身陷进退两难的境地。英文对此描述为Have a tiger by the tail，直译是：抓着老虎的尾巴。不过不必直译。汉语中有对应的成语——骑虎难下。
为了避免通胀的损失，人们会提高各种价格，以抵消通胀。当价格普涨以后，通胀的效果就没有了。合法伪钞相当于消失了，币值变小了。可通胀制造者仍然需要继续通胀，否则经济危机就会爆发，他们和他们的朋友就会受损。这时，唯一的办法是加大通胀的幅度，超出此前人们的预期。
比如，开始的通胀是5%，随后，所有的物价普涨5%，通胀的效果消失了。接下来就只好把通胀幅度上调为10%，过一段时间，人们感受到了10%的存在，会再次调整物价。通胀效果又没有了。然后就只好把通胀幅度上调到20%，如此，面多了加水，水多了加面，直到盆儿里盛不下为此，也就是直到恶性通胀为止。换句话说，通胀必然是加速的。
历史上的恶性通胀都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有的通胀，其间还发生过政府收回币值过分庞大的货币，重新发行币值正常的新币。但不久以后，新币的币值就会再一次变得极为庞大，动辄数以亿计。
当通胀发展到以小时为单位时，工作就完全失去了意义，社会将面临崩溃。人类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先例。1920年代，哈耶克在米瑟斯手下工作的八个月间，工资数额增加了800倍。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政体也因此倾覆。纳粹上台。
所谓骑虎难下，就是指的这种局面。如果继续通胀，势必速度越来越快，一直发展到恶性通胀，颠覆社会。如果停止通胀，经济危机就要爆发，破产失业如洪水一样到来。
怎么办呢？怎么着都不好办。
文是李子旸写的。
探讨的就是现在经济学最大的难点。关于商业周期问题。
也就是基本很多人觉得无解的通胀衰退周期的问题。
其实经济学领域很多人都已经做了很有益的探讨和研究。李子旸的这篇文章是一篇对前人探讨的普及文章。背后是无数经济学人的努力。
首先，国家财政吃紧，解决方法只有两个，实际上是一个。因为国家财政来源就是民众的钱包。
一是收税，按4万亿来说应该是一笔不可思议的重税。实行肯定会有问题。
二是印钞票，其实也就是铸币税，以新增发货币补充财政，让现行货币贬值的形式向民众收税。这个过程比较隐蔽。
另外，政府主导的投资。效率非常低，这个对照现实，应该有体会。
官员要拿去分一笔，因效率低浪费一大笔，其他的耗费再用去一大笔，留下多少可以留在基建领域？对于没有财政知情权的民众来说不得而知。
但是这么大一笔钱本身就不应该印出来。他应该留在经济困境中的民众手里。让民众去进行消费或者投资才能起到真正拉动作用。因为自己的钱，总是花得最为谨慎，力求花得更精明。
而政府官员们更多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花不是自己的钱，你要求他花得精明，用得谨慎，是很难的，特别在你没有知情权，不知道他到底如何花的情况。
所以我能回答这笔钱印出来（实际是收重税），不如不印，留在民众手里（让民众的钱不要贬值）更能拉动经济，让经济早日复苏。
在经济困难时期洗劫民众的做法是很不可取的。特别是用隐蔽的手法，不知不觉把民众洗劫一遍。
另外房地产这个问题，个人觉得现在结构已经严重扭曲，肯定是不可维系的。至于破灭时间就不光是经济角度可以回答的了。但是随着时间推进，这个行业扭曲的程度会逐步加深，最终无以为继，酿成更大的危机。
探讨的就是现在经济学最大的难点。关于商业周期问题。
也就是基本很多人觉得无解的通胀衰退周期的问题。
其实经济学领域很多人都已经做了很有益的探讨和研究。李子旸的这篇文章是一篇对前人探讨的普及文章。背后是无数经济学人的努力。
首先，国家财政吃紧，解决方法只有两个，实际上是一个。因为国家财政来源就是民众的钱包。
一是收税，按4万亿来说应该是一笔不可思议的重税。实行肯定会有问题。
二是印钞票，其实也就是铸币税，以新增发货币补充财政，让现行货币贬值的形式向民众收税。这个过程比较隐蔽。
另外，政府主导的投资。效率非常低，这个对照现实，应该有体会。
官员要拿去分一笔，因效率低浪费一大笔，其他的耗费再用去一大笔，留下多少可以留在基建领域？对于没有财政知情权的民众来说不得而知。
但是这么大一笔钱本身就不应该印出来。他应该留在经济困境中的民众手里。让民众去进行消费或者投资才能起到真正拉动作用。因为自己的钱，总是花得最为谨慎，力求花得更精明。
而政府官员们更多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花不是自己的钱，你要求他花得精明，用得谨慎，是很难的，特别在你没有知情权，不知道他到底如何花的情况。
所以我能回答这笔钱印出来（实际是收重税），不如不印，留在民众手里（让民众的钱不要贬值）更能拉动经济，让经济早日复苏。
在经济困难时期洗劫民众的做法是很不可取的。特别是用隐蔽的手法，不知不觉把民众洗劫一遍。
另外房地产这个问题，个人觉得现在结构已经严重扭曲，肯定是不可维系的。至于破灭时间就不光是经济角度可以回答的了。但是随着时间推进，这个行业扭曲的程度会逐步加深，最终无以为继，酿成更大的危机。
宋朝往事——南宋和金国的“货币战争”
邓新华
《货币战争》的阴谋论，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在南宋时期，就有货币战争的论调了。
金国和南宋一样，是由国营铸钱机构铸造铜钱的，其铸钱成本远高于铜钱价值本身，往往铸一文钱，成本要两三文钱。这样的生意很划不来，金国也就仿效宋朝发行纸币。同时，金国限制民间储藏铜钱，官民之家，现钱不得超过2万贯。1207年，严禁民间贸易使用铜钱。商人携带铜钱不得超过10贯，凡是1贯以上的交易，必须使用纸币。1215年则完全禁止使用铜钱，只许使用纸币和白银。这样一来，铜钱大量流往宋境。
可是在此之前，曾经出现过南宋铜钱大量流往金国的现象。当时，南宋和金都禁止铜钱外流。可是，金国的商品却大量卖给宋朝，比如粮食之类，金国人愿意得到铜钱，如果能拿到现钱可以减价，这样，南宋的铜钱就大量流向金国。
另一方面，金国人对南宋铜钱的价值比较高估。当时的铜钱计算有一个术语——短陌，意思是说，不足100文铜钱可以当100文算。通常，是70文当成一陌。而南宋铜钱进入金国境内，有时候一二十文即可为陌。
这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它只是说明，金国人对宋的铜钱评价较高，就像中国人曾经对美元评价较高一样。你也可以说金国人低估本币，就像今天中国低估人民币一样。不过金国人低估本币，并非政府意志，实际上不能说是低估，而是市场形成的汇率，这和今天中国由央行来强行维持人民币低估是完全不同的。
不管怎样，南宋输出铜钱，换得粮食等宝贵的商品，这不是吃亏的买卖，而是非常有益的贸易。但是南宋的官员们跟今天的金融官员一样，对贸易逆差有着本能的恐慌和提防。宋理宗时的官员包恢针对海外贸易就说，日本人和中国人做生意，明明值千贯的却只卖百贯，明明值百贯的却只卖十贯。包恢说，奸民们怎么会不喜欢海外贸易呢？在包恢看来，这些奸民破坏了朝廷不许铜钱外流的伟大战略。
对于南宋铜钱流往金国，宋朝的官员们产生了深深的疑惧。
有官员认为，金国的短陌，意在“招诱”宋的铜钱。大臣史浩说，金国人要这些钱没用，只是因为宋朝以铜钱为宝，所以金国要多藏铜钱“以困我”。这在士大夫中成为相当流行的论调。当然，与此相应，宋朝禁止铜钱外流的法令就更严厉了。
今天的《货币战争》，把一些金融现象说成西方神秘家族精心的谋划。西方人玩金融玩了几百年，随便挖个坑，不就让中国人跳进去了吗？这似乎反映了起步较晚的中国人对现代金融的恐惧。但是，在南宋时期，蛮夷之金，在金融谋略上岂能和精明智慧的汉人相抗呢？可是，南宋的士大夫还是采用了阴谋论来解释铜钱外流。这可见，总是有一些不懂经济规律的人喜欢阴谋论。这是认识方法决定结论。在这种方法下，蛮夷民族也可以看成老谋深算的金融阴谋家。
今天看，很清楚，金国政府并没有金融战的意图。相反，南宋铜钱流行，金发行的纸币就价值下降，这是不符合金政府的利益的。实际上，金政府一直想维护纸币地位，为此不惜禁用铜钱，导致金国自己的铜钱流向南宋。可是，谁如果在南宋时期反驳士大夫的论调，只会被痛骂：“认贼作父”、“拿了金国的钱替金国说话的走狗”、“低估了金国的狼子野心”、“这种胡说八道的经济学家不要也罢”……
除了货币阴谋论，南宋还有一个阴谋论案例。
宋高宗时代，金国权臣完颜昌（挞懒）主持宋金和议，主动提出把金国控制的陕西、河南之地还给南宋。这是一件好事吧？谁知南宋一些大臣又产生了疑惧，阴谋论又开始流行了。
大臣们说，金国怎么会这么好心归还土地呢？这一定有巨大的阴谋。有人提出解释说，金国是想以此来消耗南宋的力量。因为，归还了这两个地方的土地，南宋就得派兵守卫、派官治理，就会消耗国力，利于金国各个击破。参与阴谋论大合唱的，包括著名的抗金英雄岳飞。
那么今天的人就会看不明白了，这些抗金派的大臣不是天天唱着要收复故土吗？怎么主动归还的故土却不要？这不是很矛盾吗？既然对方归还，那就先拿回来再说呗。这只是今天的人的想法,南宋群臣可不这样想。他们豪气满怀地宣布：主动送还的土地坚决不要，一定要靠打仗拿回来！
不过，既然和议已成，宋高宗还是派人接收了部分土地。
实际上，挞懒归还陕西河南之地是出于私心。一是他认为陕西河南之地不好治理，二是他希望通过这一举动结好南宋，让南宋感激他，支持他统治山东地区。当时金国还具有部落治理的遗绪，贵族们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挞懒的势力范围是山东地区。
挞懒的这一举动遭到了很多金国强硬派的反对。完颜宗弼（兀术）就怀疑挞懒里通宋朝，但他还是执行了和议，归还了议定的土地，当然他是极不甘心的。后来，兀术发动政变，诛杀了挞懒，并毫不客气地夺回了归还的土地。南宋群臣对此只有傻眼的份。也没人再提阴谋论了。当然，靠打仗夺回这些地方也是意淫一场。
翻翻史书，对今天的愤青就不会感到奇怪了。老祖宗早就爱上了阴谋论。不管古今，阴谋论总是在慷慨激昂意淫之徒中流行。和老祖宗比起来，今天的阴谋论并不特别雷人。
邓新华
《货币战争》的阴谋论，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在南宋时期，就有货币战争的论调了。
金国和南宋一样，是由国营铸钱机构铸造铜钱的，其铸钱成本远高于铜钱价值本身，往往铸一文钱，成本要两三文钱。这样的生意很划不来，金国也就仿效宋朝发行纸币。同时，金国限制民间储藏铜钱，官民之家，现钱不得超过2万贯。1207年，严禁民间贸易使用铜钱。商人携带铜钱不得超过10贯，凡是1贯以上的交易，必须使用纸币。1215年则完全禁止使用铜钱，只许使用纸币和白银。这样一来，铜钱大量流往宋境。
可是在此之前，曾经出现过南宋铜钱大量流往金国的现象。当时，南宋和金都禁止铜钱外流。可是，金国的商品却大量卖给宋朝，比如粮食之类，金国人愿意得到铜钱，如果能拿到现钱可以减价，这样，南宋的铜钱就大量流向金国。
另一方面，金国人对南宋铜钱的价值比较高估。当时的铜钱计算有一个术语——短陌，意思是说，不足100文铜钱可以当100文算。通常，是70文当成一陌。而南宋铜钱进入金国境内，有时候一二十文即可为陌。
这其实是很正常的现象。它只是说明，金国人对宋的铜钱评价较高，就像中国人曾经对美元评价较高一样。你也可以说金国人低估本币，就像今天中国低估人民币一样。不过金国人低估本币，并非政府意志，实际上不能说是低估，而是市场形成的汇率，这和今天中国由央行来强行维持人民币低估是完全不同的。
不管怎样，南宋输出铜钱，换得粮食等宝贵的商品，这不是吃亏的买卖，而是非常有益的贸易。但是南宋的官员们跟今天的金融官员一样，对贸易逆差有着本能的恐慌和提防。宋理宗时的官员包恢针对海外贸易就说，日本人和中国人做生意，明明值千贯的却只卖百贯，明明值百贯的却只卖十贯。包恢说，奸民们怎么会不喜欢海外贸易呢？在包恢看来，这些奸民破坏了朝廷不许铜钱外流的伟大战略。
对于南宋铜钱流往金国，宋朝的官员们产生了深深的疑惧。
有官员认为，金国的短陌，意在“招诱”宋的铜钱。大臣史浩说，金国人要这些钱没用，只是因为宋朝以铜钱为宝，所以金国要多藏铜钱“以困我”。这在士大夫中成为相当流行的论调。当然，与此相应，宋朝禁止铜钱外流的法令就更严厉了。
今天的《货币战争》，把一些金融现象说成西方神秘家族精心的谋划。西方人玩金融玩了几百年，随便挖个坑，不就让中国人跳进去了吗？这似乎反映了起步较晚的中国人对现代金融的恐惧。但是，在南宋时期，蛮夷之金，在金融谋略上岂能和精明智慧的汉人相抗呢？可是，南宋的士大夫还是采用了阴谋论来解释铜钱外流。这可见，总是有一些不懂经济规律的人喜欢阴谋论。这是认识方法决定结论。在这种方法下，蛮夷民族也可以看成老谋深算的金融阴谋家。
今天看，很清楚，金国政府并没有金融战的意图。相反，南宋铜钱流行，金发行的纸币就价值下降，这是不符合金政府的利益的。实际上，金政府一直想维护纸币地位，为此不惜禁用铜钱，导致金国自己的铜钱流向南宋。可是，谁如果在南宋时期反驳士大夫的论调，只会被痛骂：“认贼作父”、“拿了金国的钱替金国说话的走狗”、“低估了金国的狼子野心”、“这种胡说八道的经济学家不要也罢”……
除了货币阴谋论，南宋还有一个阴谋论案例。
宋高宗时代，金国权臣完颜昌（挞懒）主持宋金和议，主动提出把金国控制的陕西、河南之地还给南宋。这是一件好事吧？谁知南宋一些大臣又产生了疑惧，阴谋论又开始流行了。
大臣们说，金国怎么会这么好心归还土地呢？这一定有巨大的阴谋。有人提出解释说，金国是想以此来消耗南宋的力量。因为，归还了这两个地方的土地，南宋就得派兵守卫、派官治理，就会消耗国力，利于金国各个击破。参与阴谋论大合唱的，包括著名的抗金英雄岳飞。
那么今天的人就会看不明白了，这些抗金派的大臣不是天天唱着要收复故土吗？怎么主动归还的故土却不要？这不是很矛盾吗？既然对方归还，那就先拿回来再说呗。这只是今天的人的想法,南宋群臣可不这样想。他们豪气满怀地宣布：主动送还的土地坚决不要，一定要靠打仗拿回来！
不过，既然和议已成，宋高宗还是派人接收了部分土地。
实际上，挞懒归还陕西河南之地是出于私心。一是他认为陕西河南之地不好治理，二是他希望通过这一举动结好南宋，让南宋感激他，支持他统治山东地区。当时金国还具有部落治理的遗绪，贵族们拥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挞懒的势力范围是山东地区。
挞懒的这一举动遭到了很多金国强硬派的反对。完颜宗弼（兀术）就怀疑挞懒里通宋朝，但他还是执行了和议，归还了议定的土地，当然他是极不甘心的。后来，兀术发动政变，诛杀了挞懒，并毫不客气地夺回了归还的土地。南宋群臣对此只有傻眼的份。也没人再提阴谋论了。当然，靠打仗夺回这些地方也是意淫一场。
翻翻史书，对今天的愤青就不会感到奇怪了。老祖宗早就爱上了阴谋论。不管古今，阴谋论总是在慷慨激昂意淫之徒中流行。和老祖宗比起来，今天的阴谋论并不特别雷人。
不印钱。至少民众现在手上的钱不会蒸发。
印了钱，才存在落不落到民众手中的问题。
其实印钱就是铸币税，这个理解了很多问题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而钱印出来，补充政府财政。
要证明它可以比留在民众手中更能拉动经济。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是财政透明，民众要知道每一笔钱花在哪了，是怎么花的。如果这一条不具备，证明的基础就不存在了。
第二是使用财政的官员们，在有自身的利益考量的前提下，花民众的钱，是否能比民众花自己的钱还更精明，更谨慎。
印了钱，才存在落不落到民众手中的问题。
其实印钱就是铸币税，这个理解了很多问题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而钱印出来，补充政府财政。
要证明它可以比留在民众手中更能拉动经济。需要两个条件。
第一是财政透明，民众要知道每一笔钱花在哪了，是怎么花的。如果这一条不具备，证明的基础就不存在了。
第二是使用财政的官员们，在有自身的利益考量的前提下，花民众的钱，是否能比民众花自己的钱还更精明，更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