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心不足——中国不减税的根源分析

中国减税患得患失的根源在于对市场经济的不信任(专栏作家 刘明彦)
中国不愿实施真正的减税的深层次原因是对市场经济的不信任,尤其是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不信任。中国更倾向于国家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使经济增长和税收均在国家的掌控之中。

八月的最后一天,万众瞩目的个税改革在毫无悬念中一锤定音,起征点维持在征询意见稿的5000元、最高税率保持45%不变,唯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抵扣项增加赡养老人支出,尽管财政部官员预测此次减税将为个人一年节省3200亿元支出,但当天股市仍报以大跌,表明此次税改并没有提升投资者的信心,居然连一根阳线都没有出现。
客观地说,此次减税明显好于上次,因为上次减税将最高税率的起征点由10万元降至8万元,并调高部分税档的税率,结果很神奇,减税之后政府个税收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而且增速更快,尤其是在经济下行的今年。但此次减税确定无疑的是对仅有薪资收入的工薪层税收不会增加(但社保由税务机关征收后,社保支出可能增加),据推算年收入100万的白领,每年可以减税27960元,大约减少10%。尽管政府部门大力宣传此次减税的辉煌成就,首次将子女教育、继续教育、房贷利息、大病医疗等支出列入税前抵扣范围,但是,至今没有实施细则,而这些支出弹性范围极大,北京有人房贷超过千万,有人全款买房,教育支出方面公立学校与国际学校支出相差悬殊,在抵扣项无法落地的情况下,工薪阶层对这些减税都不抱太大希望。
其实工薪阶层对此次减税最寄以厚望的是把起征点由意见稿中的5000元调到至7000元以上,把最高税率45%调低到35%以下,尽管有数十万人在征询意见时表达了提高起征点的愿望,也有无数专家、学者苦口婆心、旁征博引、晓以大义地劝说政府降低具有惩罚性质的最高税率,但是有关部门依然大义凛然、不为所动,所有意见均被无视,这是市场对减税失望的主要原因。
市场之所以希望政府能够大刀阔斧地减税,原因是美中贸易战愈演愈,中国需要通过增加国内市场需求来对冲对美国出口的减少。特朗普对中国另外2000亿美元出口商品加征25%关税的大棒即将落下,而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商品总共1500亿美元,中国应对美国贸易战的筹码即将用尽。另外,以中兴通讯为代表的所谓高科技企业命运完全掌握在美国之手,中国在应对贸易战中还需小心翼翼不激怒美国,避免引发经济制裁,因此,中国只有大幅减税,包括企业税和个人所得税,增强企业盈利能力和个人可支配收入,促进企业投资与个人消费的增长,用国内市场部分替代美国市场,来对冲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但现在看来这一切均以落空,在中美贸易战中中国采取的是无为而治,或者等待美国国内力量制衡特朗普贸易战的消极策略。
中国政府为什么在减税时患得患失,犹豫不决?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回顾一下已流传两千年的“桑弘羊之问”,也许有助这个问题的解答。话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维持与匈奴的长期战争,不仅耗尽汉文帝、汉景帝积累的所有财政盈余,而且还通过实行盐铁专营获取垄断收入,来充实国库,维持帝国运转,虽然这些策略短期奏效,之后导致经济凋敝、人口锐减,国库收入减少。汉武帝死后在帝国的议事大殿发生了一场经济政策辩论,辩论双方是财政大臣桑弘羊和民间代表儒生们,儒生们对国有专营制度进行猛烈攻击,指出其种种弊端,但桑弘羊反问儒生:(1)帝国运转需要巨额财政开支,仅靠农业税根本不够,不搞盐铁专营,请问钱从哪里来?(2)一旦遇到战争等急需用钱,国库却空空如也,怎么办?(3)如果中央不把重要财源掌握在手中,形成压倒性的力量,一旦地方势力膨胀,怎么办?儒生们哑口无言,这就是闻名后世的“桑弘羊之问”。“桑弘羊之问”解释了两千年来各个王朝实施国家专营和加征税赋的根本原因,即中央政府需要绝对掌控经济资源,认为藏富于民并不利于帝国的稳定。
但现在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国家信用货币早以取代以金银为代表的金属货币,短期政府可以通过印发货币推行赤字财政,缓解燃眉之急,而不用时刻掌控大量社会资源以备不时之需。另外,政府应当通过精减机构,压缩公务员规模、削减不必要的基建项目来降低财政支出,将生产经营活动交给市场,而不是越俎代庖,亲自上阵。无数实践证明,国家经营由于无法克服预算软约束和激励不相容的硬伤而缺乏效率。
当前制约中国减税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庞大的支出,包括巨额的铁路、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投资,使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面临财政压力,表面上看,减税的空间受到限制。目前中央政府和地方的债务总额约30万亿元,占GDP的36%,远低于美国政府超过100%的负债水平,但有好事者将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计入政府负债,这样推算,中国政府债务比率甚至高于美国政府。但是,中国各级政府拥有几乎所有社会资源,可以通过拍卖土地,出让矿产资源、甚至转让国有企业股权等方式筹集资金,即中国政府拥有的资产规模远超美国政府,唯一差别是中国政府不能发行国际储备货币。因此,只要政府放弃经济增长的目标,不再为实现经济增长而进行低效率的庞大基础设施投资,因为这只会带来短期的、一次性的经济增长和极为有限的阶段性就业,投资回收则需要数十年时间,这造成严重的信贷期限错配,无谓地加大政府的财政压力和银行金融风险,加之目前中国基础设施已经相当完善,只要停止此类投资,政府支出压力会迅速减轻,同时可实现降低企业和政府杠杆率的战略目标。
出于意识形态原因,政府倾向于认为只有国有企业才能为政府提供稳定充足的收入来源,这抑制了政府减税的积极性。由于对国企来说,利润和税收并没有本质区别(都属于国家),因而减税理论上讲受益的是民企和个人,让民企壮大、实现藏富于民并不完全符合坚持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经济设想,因此,中国政府并没有切实减税的动机。但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国有企业缺乏垄断支撑将毫无经营效率可言,即使是那些盈利丰厚的国企,也是以损害消费者剩余为代价,并没有推动社会的进步,比如汉武帝时期的国家专营铁具公司,打造的家具既笨重又昂贵,不仅损害农民的利益而且降低农业生产效率,相比文帝、景帝时期是一个巨大的退步,尽管这些专营公司获得巨额盈利。只要国家坚持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战略,使民企和个人受益的减税就因不符合国家化趋势而搁浅,这就是中国缺乏真正有力度的减税的原因。
中国不愿实施真正的减税的深层次原因是对市场经济的不信任,尤其是对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不信任。中国更倾向于国家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使经济增长和税收均在国家的掌控之中。目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未得到欧美的承认,当然这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但自身市场化程度确实需要提升。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不取决于企业家的管理和创新,而由闭门造车的发改委官员制定,结果自然是南辕北辙,比如从2003年中国就开始化解煤炭、钢铁等行业的过剩产能,但直到今天,这些行业产能过剩更加严重,效率更加低下,原因是去产能政策规定对一定规模以下的企业进行限制,甚至关停,结果那些低于这一规模要求的国企通过扩大规模来获得生存,结果具有讽刺意味,行业产能在压缩中不断膨胀。其实,政府主要职责应该是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更好的环境,比如提供社会安全网,对市场竞争失败的个人提供失业救助,而不是动用国家资源为僵尸企业输血。目前中国应对经济下行的重要手段是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而能够不计代价、坚定不移地推行这一政策的主体只有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比如已经负债数万亿元的中国铁路总公司,这些机构激进投资那些能增加GDP但并没有效益的项目,最终为之埋单的将是国家财政,由于中国还无法像美国政府那样向全世界印钱,结果只能是加税,包括加强对社保基金的征收。
人们在担心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还在忧虑是否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我们真正需要摆脱的是黄宗羲定律,避免陷入税赋每改革一次,就加重一次的历史怪圈。
楼主 秦六杆  发布于 2018-09-03 20:36:48 +0800 CST  

楼主:秦六杆

字数:3153

发表时间:2018-09-04 04:36:48 +0800 CST

更新时间:2018-09-09 12:57:44 +0800 CST

评论数:73条评论

帖子来源:天涯  访问原帖

 

热门帖子

随机列表

大家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