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员工说：“我们也十年没涨工资了， 不干行吗？”
一月中旬，各大网站同时出现了一篇文章“公务员十年没涨工资 搁你你干吗？”
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于这篇文章，社会不同经济阶层做出了巨大差异的不同反响。“国企员工也已经十年没涨工资了，你说不干行吗？”；“国企搞竞争上岗已经快20年了，计件工资、业绩考核能代替涨工资吗？”；“铁路系统涨薪将新增成本72亿 涨薪4次员工仍抱怨”；“如果公务员嫌待遇差，不满意，不妨与国企员工换换岗位，体验一下劳动人民的生活质量”；---------
显然，这里面暴露出的社会分配问题是很严重尖锐的，粗匡下来，这里暴露出的社会分配问题实际存在于社会两大收入来源方式、水平阵营：
一是企业员工与公务员、事业单位分配中的严重不公平问题
自1994年开始，在国企层面就全面推行了养老制度改革，在这之前，国企员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国企员工住房分配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等陆续进入改革进程。配合一系列配套制度改革，初期的几年里，国企员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跨越了计划工资的藩篱，国企员工的收入明显高于了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的收入。
随之进行的税收制度改革，国税地税分而治之，地税的不断充盈支持了公务员不断增加收入，几年时间里，公务员工资有了一个大的飞跃，这其中只存在地区性差异，较高的职级差异，期间，公务员的收入却并没有体现与当地劳动者平均收入挂钩，在大面积中西部地区、北方地区，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已经超过了大多数国企员工收入水平。
继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一系列制度措施不断跟进，不断加大的对国有企业放权经营一系列措施，不仅使国企内部员工与各级管理人员的收入拉开了差距，一些企业行业的差距还拉的很大，在对国企推行一系列放权改革之后，公务员的收入显然已经落后于少数资源垄断型国企员工的收入，中高级公务员与国有企事业单位中高级管理人员收入差距明显加大，但公务员的收入仍优势于竞争型国企员工收入。但随着对国企经营权无限放大，人们发现，无论什么样的国企，无论企业员工收入在社会中比较优劣有多大，几乎所有的企业员工都抱怨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有些企业甚至还酿成了严重的社会不稳定事件。
二是资源垄断型国企与市场竞争型国企社会劳动分配中的严重不公平问题
许多年来，我国一直对重要生产生活资源资料通过价格调控进行社会利益平衡。这两年动力油价格终于有了下调的情况，然而，医疗教育、水、气、暖、通讯、电视费等同样的生产生活重要资源资料价格却只见水涨船高，竞相抬价。住房炒作价格被解释为市场定价机制，百姓买一套房已经成了三代人的负担。
在同期时间里，社会生产生活重要资源垄断企业可以受到价格保护，享受垄断阶层资源利润分配，其收入分配优势显然高于公务员阶层，“铁路系统涨薪将新增成本72亿 涨薪4次员工仍抱怨”说明了在垄断利益分配中也存在攀高问题。
有人将资源资料垄断型国企的经营比喻为“半市场化经营模式”，其中的寓意耐人寻味。
生存在市场竞争型国企的员工比例数十倍于垄断型国企，人数比例远高于垄断型国有企事业单位、公务员、军人人数的总和。在放权经营大潮中，这部分国企员工面对的不仅有市场的压力，有减员增效、竞争上岗、计件绩效分配、末位淘汰等压力，更多的来自于国企腐败管理体系的压力。一些国企经营者充分利用了自主经营权，为了不断降低经营管理成本，熟能生巧的频繁调整计件绩效考核指标，有更贪婪的国企甚至每年调整考核指标，，在制度的掩护下封杀了员工们的增收期望。在这类国企中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劳动关系。
今天，公务员统一加薪问题引爆了已经积累了许多年的社会矛盾，从社会管理格局看，不难看出，这也是对一系列社会问题长期累加效应的爆发式发泄现象。
显然，就社会物价十年高增长而言，排除其它收入因素，公务员十年不涨工资无疑是社会综合管理的重大问题。而同样是就社会综合公平管理问题而言，公务员虽十年不涨工资，但名目繁多的各类补贴、福利，使其收入始终领先于社会大多数劳动人群。公务员十年不涨工资并不可能获得社会大多数人群的格外关注、同情和声援。
产生这些综合性社会群体间矛盾的纠结因素有三：
其一、国企员工参与社保已经20多年了，每一分钱的社保投入都是更多劳动投入的血汗钱。
在这20多年里公务员、事业单位官员职员仍然长期享受着财政包干大福利政策。期间，企业员工承受着来自企业内外的巨大压力，用更多的劳动付出解决了社保方式过渡问题，为国企走向市场承担了该承担，不该承担的所有内外压力。
相比之下，今天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养老制度并轨事实上是在补课20多年前企业员工承受的压力，不同的是，今天的改革一面是由公务员工资的相应部分纳入社保管理，较多的社保提出再由财政通过增加工资的途径买单入账。
显然，与当年企业员工承受的压力相比，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以往享受财政养老防病理直气壮，今天与企业劳动大众享有平等的社保待遇仍然敢于理直气壮的喊“受不了了”。“公务员们确实被养懒了，惯坏了”；这不仅是竞争型国企员工们的感受，也同样是更多的民企、农业等社会劳动大众们的普遍感受。
其二、国企员工被纳入减员增效、竞争上岗、末位淘汰管理已经近20年了，在国企员工压力逐渐加大的情况下，公务员仍然过着旱涝保收的逍遥自在生活。
如果说排除其它社会因素的负面影响，企业引入竞争性的管理制度，强化适应市场能力的变革管理显然是引导社会生产力进步的积极变革。问题的实质并不在国企管理制度引入竞争化改革，也就是说，国企引入竞争机制管理不是主要矛盾的根源。
这其中的问题症结在用人问题没有引入相应改革，反而是强化了国企高中管理人员的利益驱动泛滥问题。无限强化的国企经营管理权制造了国企管理层的巨大利益，买官卖官泛滥传入国企管理人员的产生机制，强化了国企高中管的经营管理垄断性权威，导致了国企管理，员工劳动收益权利的腐败交易泛滥。遵纪守法生存在国企中的劳动群体实际上已经又被企业内外的腐败势力强加上了被奴役劳动的压力，要么参与腐败交易------买官卖官、竞价买卖优质岗位等，享受企业超额利益。要么“规规矩矩的听吆喝”，这其中也有两种选择，与上司搞好关系，做技术管理大拿，或功成名就跳槽，剩下的就是承受更多的工作生存压力。
显然，国企员工实际上已经承受了社会腐败泛滥的所有压力。
其三、庞大的公务员队伍正是国企腐败泛滥的源头、一些中高级公务员正是社会性腐败泛滥的祸水。
一位朋友曾经看到过一个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公务员队伍一百多万人，当时称为“干部”。除了党工团机关、政法机关外，大部分岗位使用的还是蒋介石政权遗留下来的没有罪行的基本职员。相比之下，我们今天人口增长到了当时的2.4倍（大数），公务员人数确是当时的近十倍。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虽然对过于庞大的“干部”队伍进行了企业化改制的大精简，但至今，我们的公务员队伍“过于庞大，财政负担过重”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一点从腐败泛滥速度之快一目了然。为数众多的公务员居然有足够的精力经营腐败势力、腐败利益，如果说这仅仅是监督体系失效恐难以服众。
一组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由战时体制转变为经济建设体制，直至朝鲜战争结束后，人民解放军的减员措施主要是通过向农垦、石油、基建转移完成的，军人进入“财政干部”序列的比例并不大，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军队大裁员时，军转地方的主要途径也是生产建设一线行业。
有人曾经解释说：“一个国家的公务员人数与人口比较不够科学；”言外之意可以理解为公务员与人口比应该与国家经济总量比较。其实驳斥这种观点并不难，请把我国的公务员人口比、经济总量比与美国的比较一下即可力挫这种观点。
显然，后面的问题就要涉及我们这20年的综合管理问题了，该由谁反省百姓们也没有话语权。
有一个问题百姓们是有话语权的，一家企业买官卖官泛滥成灾，抵制卖官的管理人员长期遭受迫害，检举十年至今仍然不了了之，公道正派抵制腐败的人员至今仍然以养命钱水平生活，这些实际上承受了社会企业腐败泛滥最大压力的人员对公务员坐享财政，说涨工资就涨会怎么看？因企业腐败泛滥，员工劳动成果被长期大量转为腐败势力利益，目睹劳动成果被非法侵占，受企业竞争上岗机制约束而敢怒不敢言的大多数员工会怎么看？
“一些纪检干部办案不行，抹案子很行”------引子王岐山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的工作报告，这确实是近十几年来一些地方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现状，也同时投射出了买官卖官泛滥的监督制度执行力的根源性问题。
“一群纳税人围观公务员们涨工资，看着自己十几年来就没有再鼓过的钱袋子心里是啥滋味？”这就是社会基本劳动群体瞄着公务员加薪又保福利的现实心态。
有一个世人皆知的路线图，国企腐败泛滥是官场买官卖官泛滥的传导结果，官场腐败泛滥是高中级官员率先公权腐败的机制产物，所有社会腐败泛滥问题源头都在买官卖官泛滥，今天的社会腐败利益泛滥问题尚未清算，养老体制改革照旧能够成为公务员涨工资的理由，一些地区的厅级干部的月车补就相当于一些竞争型国企一名一线员工的月工资收入全部，试想，这些更重要的社会利益分配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百姓对公务员优先涨工资能够欣然接受吗？
诚然，今天涨工资弥补养老金并轨减少的公务员工资现金收入，堵住滥发福利的公务员收入渠道其实都是可以被社会接受的，这里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在这个社会里不仅公务员要公平，前十几年来抵制腐败利益而遭受迫害的公务员、管理人员不仅要公平，还需要人格尊严，社会承认与尊重，个人利益不被社会经济增长甩到了底层，被腐败势力利益盘剥了十几年的劳动大众同样也需要社会分配基本公平，体现公正正义，按照对社会的正能量实际贡献力分配。
这其中，尽快解决腐败泛滥导致的社会利益定位背离社会公平的遗留问题，公务机关、公务员定编问题，将公正公平竞争就业上岗机制引入公务员、事业单位岗位考核，以公道廉政勤政法纪为准绳确定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上岗资格，建立经常性的依法依纪净化机制，公务员收入与当地劳动群体人均收入挂钩等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毕竟，纳税人最不能容忍的是辛辛苦苦创造出的财富拿来养贪官、庸官，被管理者强行占有的社会痼疾继续延续下去。
一石激起千层浪，对于这篇文章，社会不同经济阶层做出了巨大差异的不同反响。“国企员工也已经十年没涨工资了，你说不干行吗？”；“国企搞竞争上岗已经快20年了，计件工资、业绩考核能代替涨工资吗？”；“铁路系统涨薪将新增成本72亿 涨薪4次员工仍抱怨”；“如果公务员嫌待遇差，不满意，不妨与国企员工换换岗位，体验一下劳动人民的生活质量”；---------
显然，这里面暴露出的社会分配问题是很严重尖锐的，粗匡下来，这里暴露出的社会分配问题实际存在于社会两大收入来源方式、水平阵营：
一是企业员工与公务员、事业单位分配中的严重不公平问题
自1994年开始，在国企层面就全面推行了养老制度改革，在这之前，国企员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国企员工住房分配制度，医疗保障制度等陆续进入改革进程。配合一系列配套制度改革，初期的几年里，国企员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跨越了计划工资的藩篱，国企员工的收入明显高于了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的收入。
随之进行的税收制度改革，国税地税分而治之，地税的不断充盈支持了公务员不断增加收入，几年时间里，公务员工资有了一个大的飞跃，这其中只存在地区性差异，较高的职级差异，期间，公务员的收入却并没有体现与当地劳动者平均收入挂钩，在大面积中西部地区、北方地区，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已经超过了大多数国企员工收入水平。
继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一系列制度措施不断跟进，不断加大的对国有企业放权经营一系列措施，不仅使国企内部员工与各级管理人员的收入拉开了差距，一些企业行业的差距还拉的很大，在对国企推行一系列放权改革之后，公务员的收入显然已经落后于少数资源垄断型国企员工的收入，中高级公务员与国有企事业单位中高级管理人员收入差距明显加大，但公务员的收入仍优势于竞争型国企员工收入。但随着对国企经营权无限放大，人们发现，无论什么样的国企，无论企业员工收入在社会中比较优劣有多大，几乎所有的企业员工都抱怨收入分配不公问题，有些企业甚至还酿成了严重的社会不稳定事件。
二是资源垄断型国企与市场竞争型国企社会劳动分配中的严重不公平问题
许多年来，我国一直对重要生产生活资源资料通过价格调控进行社会利益平衡。这两年动力油价格终于有了下调的情况，然而，医疗教育、水、气、暖、通讯、电视费等同样的生产生活重要资源资料价格却只见水涨船高，竞相抬价。住房炒作价格被解释为市场定价机制，百姓买一套房已经成了三代人的负担。
在同期时间里，社会生产生活重要资源垄断企业可以受到价格保护，享受垄断阶层资源利润分配，其收入分配优势显然高于公务员阶层，“铁路系统涨薪将新增成本72亿 涨薪4次员工仍抱怨”说明了在垄断利益分配中也存在攀高问题。
有人将资源资料垄断型国企的经营比喻为“半市场化经营模式”，其中的寓意耐人寻味。
生存在市场竞争型国企的员工比例数十倍于垄断型国企，人数比例远高于垄断型国有企事业单位、公务员、军人人数的总和。在放权经营大潮中，这部分国企员工面对的不仅有市场的压力，有减员增效、竞争上岗、计件绩效分配、末位淘汰等压力，更多的来自于国企腐败管理体系的压力。一些国企经营者充分利用了自主经营权，为了不断降低经营管理成本，熟能生巧的频繁调整计件绩效考核指标，有更贪婪的国企甚至每年调整考核指标，，在制度的掩护下封杀了员工们的增收期望。在这类国企中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劳动关系。
今天，公务员统一加薪问题引爆了已经积累了许多年的社会矛盾，从社会管理格局看，不难看出，这也是对一系列社会问题长期累加效应的爆发式发泄现象。
显然，就社会物价十年高增长而言，排除其它收入因素，公务员十年不涨工资无疑是社会综合管理的重大问题。而同样是就社会综合公平管理问题而言，公务员虽十年不涨工资，但名目繁多的各类补贴、福利，使其收入始终领先于社会大多数劳动人群。公务员十年不涨工资并不可能获得社会大多数人群的格外关注、同情和声援。
产生这些综合性社会群体间矛盾的纠结因素有三：
其一、国企员工参与社保已经20多年了，每一分钱的社保投入都是更多劳动投入的血汗钱。
在这20多年里公务员、事业单位官员职员仍然长期享受着财政包干大福利政策。期间，企业员工承受着来自企业内外的巨大压力，用更多的劳动付出解决了社保方式过渡问题，为国企走向市场承担了该承担，不该承担的所有内外压力。
相比之下，今天的公务员、事业单位养老制度并轨事实上是在补课20多年前企业员工承受的压力，不同的是，今天的改革一面是由公务员工资的相应部分纳入社保管理，较多的社保提出再由财政通过增加工资的途径买单入账。
显然，与当年企业员工承受的压力相比，公务员、事业单位员工以往享受财政养老防病理直气壮，今天与企业劳动大众享有平等的社保待遇仍然敢于理直气壮的喊“受不了了”。“公务员们确实被养懒了，惯坏了”；这不仅是竞争型国企员工们的感受，也同样是更多的民企、农业等社会劳动大众们的普遍感受。
其二、国企员工被纳入减员增效、竞争上岗、末位淘汰管理已经近20年了，在国企员工压力逐渐加大的情况下，公务员仍然过着旱涝保收的逍遥自在生活。
如果说排除其它社会因素的负面影响，企业引入竞争性的管理制度，强化适应市场能力的变革管理显然是引导社会生产力进步的积极变革。问题的实质并不在国企管理制度引入竞争化改革，也就是说，国企引入竞争机制管理不是主要矛盾的根源。
这其中的问题症结在用人问题没有引入相应改革，反而是强化了国企高中管理人员的利益驱动泛滥问题。无限强化的国企经营管理权制造了国企管理层的巨大利益，买官卖官泛滥传入国企管理人员的产生机制，强化了国企高中管的经营管理垄断性权威，导致了国企管理，员工劳动收益权利的腐败交易泛滥。遵纪守法生存在国企中的劳动群体实际上已经又被企业内外的腐败势力强加上了被奴役劳动的压力，要么参与腐败交易------买官卖官、竞价买卖优质岗位等，享受企业超额利益。要么“规规矩矩的听吆喝”，这其中也有两种选择，与上司搞好关系，做技术管理大拿，或功成名就跳槽，剩下的就是承受更多的工作生存压力。
显然，国企员工实际上已经承受了社会腐败泛滥的所有压力。
其三、庞大的公务员队伍正是国企腐败泛滥的源头、一些中高级公务员正是社会性腐败泛滥的祸水。
一位朋友曾经看到过一个资料，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公务员队伍一百多万人，当时称为“干部”。除了党工团机关、政法机关外，大部分岗位使用的还是蒋介石政权遗留下来的没有罪行的基本职员。相比之下，我们今天人口增长到了当时的2.4倍（大数），公务员人数确是当时的近十倍。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虽然对过于庞大的“干部”队伍进行了企业化改制的大精简，但至今，我们的公务员队伍“过于庞大，财政负担过重”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这一点从腐败泛滥速度之快一目了然。为数众多的公务员居然有足够的精力经营腐败势力、腐败利益，如果说这仅仅是监督体系失效恐难以服众。
一组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由战时体制转变为经济建设体制，直至朝鲜战争结束后，人民解放军的减员措施主要是通过向农垦、石油、基建转移完成的，军人进入“财政干部”序列的比例并不大，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军队大裁员时，军转地方的主要途径也是生产建设一线行业。
有人曾经解释说：“一个国家的公务员人数与人口比较不够科学；”言外之意可以理解为公务员与人口比应该与国家经济总量比较。其实驳斥这种观点并不难，请把我国的公务员人口比、经济总量比与美国的比较一下即可力挫这种观点。
显然，后面的问题就要涉及我们这20年的综合管理问题了，该由谁反省百姓们也没有话语权。
有一个问题百姓们是有话语权的，一家企业买官卖官泛滥成灾，抵制卖官的管理人员长期遭受迫害，检举十年至今仍然不了了之，公道正派抵制腐败的人员至今仍然以养命钱水平生活，这些实际上承受了社会企业腐败泛滥最大压力的人员对公务员坐享财政，说涨工资就涨会怎么看？因企业腐败泛滥，员工劳动成果被长期大量转为腐败势力利益，目睹劳动成果被非法侵占，受企业竞争上岗机制约束而敢怒不敢言的大多数员工会怎么看？
“一些纪检干部办案不行，抹案子很行”------引子王岐山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的工作报告，这确实是近十几年来一些地方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现状，也同时投射出了买官卖官泛滥的监督制度执行力的根源性问题。
“一群纳税人围观公务员们涨工资，看着自己十几年来就没有再鼓过的钱袋子心里是啥滋味？”这就是社会基本劳动群体瞄着公务员加薪又保福利的现实心态。
有一个世人皆知的路线图，国企腐败泛滥是官场买官卖官泛滥的传导结果，官场腐败泛滥是高中级官员率先公权腐败的机制产物，所有社会腐败泛滥问题源头都在买官卖官泛滥，今天的社会腐败利益泛滥问题尚未清算，养老体制改革照旧能够成为公务员涨工资的理由，一些地区的厅级干部的月车补就相当于一些竞争型国企一名一线员工的月工资收入全部，试想，这些更重要的社会利益分配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百姓对公务员优先涨工资能够欣然接受吗？
诚然，今天涨工资弥补养老金并轨减少的公务员工资现金收入，堵住滥发福利的公务员收入渠道其实都是可以被社会接受的，这里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在这个社会里不仅公务员要公平，前十几年来抵制腐败利益而遭受迫害的公务员、管理人员不仅要公平，还需要人格尊严，社会承认与尊重，个人利益不被社会经济增长甩到了底层，被腐败势力利益盘剥了十几年的劳动大众同样也需要社会分配基本公平，体现公正正义，按照对社会的正能量实际贡献力分配。
这其中，尽快解决腐败泛滥导致的社会利益定位背离社会公平的遗留问题，公务机关、公务员定编问题，将公正公平竞争就业上岗机制引入公务员、事业单位岗位考核，以公道廉政勤政法纪为准绳确定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上岗资格，建立经常性的依法依纪净化机制，公务员收入与当地劳动群体人均收入挂钩等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毕竟，纳税人最不能容忍的是辛辛苦苦创造出的财富拿来养贪官、庸官，被管理者强行占有的社会痼疾继续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