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国时代论纯系人杜撰

1784年,李氏朝鲜实学家柳得恭,在所著《渤海考》自序中首次提出“南北国”论,认为渤海国在朝鲜历史上是与新罗国南北对峙的“北国”。尽管此说并无根据,却不仅影响李朝一代学者,而且至今犹为朝鲜和韩国学者所宗奉。现代史学界最早提出新罗、渤海为同族“南北国”论者应该是朝鲜学者朴时亨,1962年其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了渤海史的研究》的文章,除了大段引述柳得恭关于新罗渤海为同族的南北两国的论述外,还进一步提出新罗时代就已经有了“南北朝”的概念,“南朝”“北朝”“二者是行将统一的同族整体的一部分”。这里摘录《渤海考》自序部分内容:
高丽不修渤海史,知高丽之不振也。昔者高氏居于北,曰高句丽;扶余居于西,曰百济;朴昔金氏居于东南,曰新罗。是为三国,宜其有三国史,而高丽修之,是矣!及扶余氏亡、高氏亡,金氏有其南,大氏有其北,曰渤海,是谓南北国。宜其有南北国史,而高丽不修之,非矣!夫大氏者何人也?乃高句丽之人也。其所有之地何地也?乃高句丽之地也。
著名学者张博泉先生指出,南北朝这一称谓“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含义”,而并“不是见之于史书一称南北,就都构成南北朝”。如汉之与匈奴、唐之与突厥均为南北对立的政权,但并没有被称为南北朝;只有隋以前的南北朝被称为南北朝,辽金与两宋的对峙被视为后南北朝。而正是这两次南北朝的历史实际,为我们研究南北朝史论“提供了史实的依据”。其中最主要的几点内容为:
第一,“南北朝产生和形成的前提,必须原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内的民族和政权”,“没有这个原来是一个统一国家内的民族和条件,不能构成一个国家内的南朝和北朝”,这是号称为南北朝的两个政权分别赖一生存的最基本的前提。
第二,“只有中原南北对峙的两个王朝才能叫南北朝”。必须是“在中原地区形成南北两王朝,即在北方的某一民族兴起,先是统一其内部和周围,形成一个地方政权,这个政权后来进入中原,统一中原的北部地区与南迁的政权形成南北两个王朝在中原的对峙”。
第三,这两个对峙中的王朝,事实上都作为原统一王朝的一部分而存在,都是对原统一王朝的继承和发展,并大体上保留原统一王朝的有关制度和特点。
第四,南北朝双方中的统治民族虽不相同,但其居民和民族的主体部分却仍然是同一民族即汉人。
第五,南北朝是双方间“势力均衡的产物,最后还归于统一”。
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来看,新罗和渤海二者之间的南、北对峙根本不具有如上所述的共同特点。
第一,渤海和新罗并不是原来一个统一体之内的民族和政权。渤海国于698年建立于当时我国东北大陆上的靺鞨故地,新罗则是以韩族为主体的主要存在于朝鲜半岛南部的国家。渤海国既不是从新罗国中分离出来的政权,它的建立与新罗国之间毫无关系;况且,作为靺鞨人的国度,它与三韩(马韩、辰韩和、弁韩)后裔所建立的新罗国的民族构成全然不同,故双方间的对峙绝不是原来的统一体分裂为二的结果。
第二,渤海和新罗由于不是原来一个统一的国家内的两个民族和政权,当然,也就谈不到对原统一体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共行原统一体的有关制度了,而只能是各行其是。渤海和新罗在基本制度和体制方面的差别是十分明显的。
第三,渤海和新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政权。渤海的主体民族是靺鞨,新罗国的主体民族则是韩族。故在两唐书的四夷传中,一个被置于《北狄传》中,一个则被置于《东夷传》中,无疑被作为两个不同民族来对待。
第四,渤海和新罗双方间的居民和民族的主体部分完全不同。新罗的民族成分相对单纯一些,韩人既是统治民族,也是主体民族,人数当然最多。渤海的民族成分相对复杂一些,但靺鞨既是统治民族,又是其主体民族,而且其人数至少占总人口的一多半以上。
第五,渤海和新罗的敌对是不同民族和国家间的矛盾斗争,双方的战争也不具有统一的味道;这一对峙虽然是“势力均衡的产物”,却完全不存在“归于统一”的任何因素。事实表明,即使在渤海被契丹灭亡多年后,新罗人(高丽李朝)虽然一再向北方“开拓”和发展并夺取了其中不少地方,但也仅仅是“开拓”而已,并不具有“统一”渤海故地的含义。
综上所述,渤海和新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柳氏强行把二者扯在一起而合称之为朝鲜古代史上的南北国,实在难以让人苟同,说纯系杜撰并不为过。事实上,新罗和高丽从未视渤海为同族之国。

楼主 恐龙慢打  发布于 2011-11-05 19:31:00 +0800 CST  
韩国/朝鲜人为了证明渤海国是高句丽的遗民所建立的,举出例子,来说明渤海是新罗时代的北国。其中有一个证据就是崔致远的《谢不许北国居上表》。韩国人认为崔致远把渤海称为北国,就证明渤海和新罗是同文同种。但是让我们仔细阅读《谢不许北国居上表》,就会发现,崔致远认为渤海和高句丽不是同一个种族。

唐昭宗乾宁四年(897)七月,新罗与渤海又在对唐关系上发生了一次争长事件。《东文选》所收崔致远《谢不许北国居上表》记述了该事件始末,清楚地表明了新罗的态度和立场,洵为难得的原始史料,其全文如下:
臣某言:臣得当蕃宿卫院状报,去乾宁四年七月内,渤海贺正王子大封裔进状,请许渤海居新罗之上。伏奉敕旨:“国名先后,比不因强弱而称;朝制等威,今岂以盛衰而改。宜仍旧贯,准此宣示”者。纶飞汉诏,绳举周班。积薪之愁叹既销,集木之忧兢转切。惟天照胆,何地容身。(中谢)
臣闻《礼》贵不忘其本,是戒浮虚;《书》称克慎厥猷,唯防僭越。苟不循其涯分,乃自掇其悔尤。
臣谨按渤海之源流也,句骊未灭之时,本为疣赘部落。靺鞨之属,实繁有徒,是名粟末小蕃,尝逐句骊内徙。
其首领乞四羽及大祚荣等,至武后临朝之际,自营州作孽而逃,辄据荒丘,始称振国。时有句骊遗烬,勿吉杂流,枭音则啸聚白山,鸱义则喧张黑水。
始与契丹济恶,旋与突厥通谋。万里耨苗,累拒渡辽之辙;十年食葚,晚陈降汉之旗。
初建邑居,来凭邻援,其酋长大祚荣始授臣蕃第五品大阿餐之秩;先天二年方受大朝宠命,封为渤海郡王。迩来渐见辜恩,遽闻抗礼。
臣蕃绛、灌同列,所不忍言;廉、蔺用和,以为前诫。
而渤海汰之沙砾,区以云泥,莫慎守中,唯图犯上,耻为牛后,觊作龙头;妄有陈论,初无畏忌,岂拘仪于隔座,实昧礼于降阶。
伏惟陛下居高[剖毖,怀]远孔昭,念臣蕃之骥或羸而可称,牛虽瘠而非怯;察彼虏之鹰饱腹而高飏,鼠有体而恣贪。永许同事梯航,不令倒置冠屦。闻鲁府之仍旧,验周命之惟新。抑且名位不同,等衰斯在,臣国受秦官极品,彼蕃假周礼夏卿。而乃近至先朝,骤沾优宠。
戎狄不可厌也,尧舜其犹病诸,遂攀滕国之争,自取葛王之诮。向非皇帝陛下英襟独断,神笔横批,则必槿花乡廉让自沉,楛矢国毒痛益盛。今者远绥南越,汉文之深意融春;罢省东曹,魏祖之嘉言同晓。自此八裔绝躁求之望,万邦无妄动之徒。确守成规,静销纷竞。臣伏限统戎海徼,不获奔诣天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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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谨按渤海之源流也,句骊未灭之时,本为疣赘部落。靺鞨之属,实繁有徒,是名粟末小蕃,尝逐句骊内徙。其首领乞四羽及大祚荣等,至武后临朝之际,自营州作孽而逃,辄据荒丘,始称振国。时有句骊遗烬,勿吉杂流,枭音则啸聚白山,鸱义则喧张黑水。”
这些句子中明明白白地说明高句丽还没有灭亡的时候,渤海族不过是“疣赘部落”,和高句丽不是一个民族,是靺鞨族,曾经内附高句丽而已。在渤海建国之初,有高句丽的孽种,还有勿吉(女真的一支)参杂在中间。
不知道韩国人为什么不好好看看文章,就靠一个标题,就一口咬定渤海是高句丽人。
另外因为朝鲜半岛呈现狭长形状,新罗北部就只有渤海接壤,使用“北国”只是表明北方的国家,只是地理上的一个称谓而已,并不表示同文同种。
楼主 恐龙慢打  发布于 2011-11-05 19:33:05 +0800 CST  

楼主 恐龙慢打  发布于 2011-11-05 19:34:05 +0800 CST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渤海国】

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第一单元 繁荣与开放的社会(隋唐)
第5课 “和同为一家”
隋唐时期,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发展。在辽阔的土地上,生活着许多民族。有的民族虽建立地方政权,但与中原王朝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唐朝政府在边疆地区设置机构,加强管辖。如唐太宗和武则天,在今新疆地区先后设立了管辖西域的最高行政和军事机构。
★“车书本一家”
隋唐时期,我国东北的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生活着靺鞨(Mòhé)族。他们骁勇强悍,能歌善舞。7世纪末,靺鞨族的一支粟末靺鞨统一各部,建立起政权。后来唐玄宗在那里设州,以其首领为都督,封渤海郡王。从此,粟末靺鞨政权以“渤海”为号。渤海受封后,面积不断扩大,人口增多,与内地贸易往来频繁,经济文化水平较高,有“海东盛国”之称。
渤海政权经常派贵族子弟到长安学习,唐文化在渤海得到大力传播。一位渤海王子来长安学习,他的文采博得了中原文人的好评①。渤海都城上京是模仿长安建造的,街坊整齐,宫殿庙宇宏伟。渤海还仿照唐朝制度,在地方设府、州、县。农业生产采用中原先进技术,水稻产量大增。他们仿唐三彩制造的陶器,称为“渤海三彩”。为了方便贸易,唐朝在山东半岛设渤海馆,专门接待渤海商人和使者。
①唐朝诗人温庭筠曾写《送渤海王子归本国》。诗中写的“车书本一家”,意思是渤海与唐原本是车同轨、书同文的一家人。中国古代史全一册

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渤海国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第四章 封建社会的繁荣——隋唐
第六节 隋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隋唐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北方的突厥、回纥、靺鞨,西南的吐蕃、南诏等先后建立政权,开发了祖国边疆地区;交通的发达使中原和边疆往来密切,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尤其是唐朝前期的统治者,推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立机构,加强了中央王朝对各民族地区的管辖,汉族与边疆民族的交往空前频繁。唐朝前期的疆域,东到大海,西达咸海,东北至外兴安岭、库页岛一带,南及南海。
★ 靺鞨和渤海国
靺鞨分布于黑龙江、松花江流域,主要以渔牧为生。7世纪中期以后,靺鞨的黑水和粟末两部强大起来。8世纪前期,唐朝在黑水靺鞨地区设置都督府,任命其首领作都督。黑水靺鞨地区正式划入唐朝版图。
粟末靺鞨受中原封建文化影响较大。7世纪末,粟末部首领大祚荣建立政权。开元初,唐玄宗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统辖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粟末靺鞨以渤海为号。渤海也正式划入唐朝版图。
渤海仿照唐朝实行州县制。农业采用中原先进技术,水稻产量高,质量好。手工业以纺织为主,向唐进贡的“鱼牙绸”“朝霞绸”,相当精美。渤海与唐朝贸易频繁,唐在登州设渤海馆,专门接待渤海使者和商人。
练习题
唐朝在粟末靺鞨设立的管辖机构是( )
A.安西都护府 B.瀚海都督府 C.黑水都督府 D.忽汗州都督府

楼主 恐龙慢打  发布于 2011-11-05 19:34:59 +0800 CST  
@老道口 2011-11-05 20:02:15

不管咋说,肃慎沃沮勿吉靺鞨女真也好,还是扶余獩貘高句丽高丽朝鲜,皆东夷之属,跟咱们两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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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夷是华夏人对东方民族的泛称,非特定的一个民族。夷又有诸夷、四夷、东夷、西夷、南夷、九夷等称。随着东夷与华夏的融合,汉朝之后,东夷后来变成对日本等东方国家的泛称。夷字有多重含义。其主要意思是“平”。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夷字“从大从弓”。据说东夷人最早发明弓箭,擅长射箭。 因此有所谓“东夷”为东边的弓箭手说法。但商周时期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夷实际是尸或者人字,和弓无关,因此以夷字“从大从弓”认定夷字为弓箭手之说可能是汉代人穿凿附会而来。

楼主 恐龙慢打  发布于 2011-11-05 20:20:34 +0800 CST  
@老道口 2011-11-05 20:08:49

辽河以东山城或石棚遗迹寻常见,皆用高丽名之。沈阳更因置设高丽总管府而建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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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因地处古沈水(今浑河)之北而得名



朝鲜文献证明东北自古就通行汉语

1998年,韩国发现了元代古本《老乞大》,里边的明以前“胡同”的写法,是汉语“胡洞”。该书都是地道的元代北方口语,证实元人用汉语说话,元人语是汉语,对研究元代汉语和社会具有重要价值。

《老乞大》中还记有“过的义州,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

“如今朝廷一统天下,世间用着的是汉儿言语。我这高丽言语,只是高丽地面里行的。过的义州汉儿地面来,都是汉儿言语。有人问着,一句话也说不得时,别人将咱们做什么人看?”

李朝《世宗实录》载:“承文院吏文生徒,依讲肄官例,辽东入送,传习汉音。”(卷八十七,二十一年十二月癸巳)

召议政府、六曹议曰:“今来敕书,不允子弟入学之请,自今入学中国之望则已绝,然汉音有关事大,不可不虑。予欲遣此子弟于义州,使之来往辽东传习汉语,何如?” 世宗62卷,15年(1433癸丑/宣德8年)12月13日(壬戌)


李朝《世宗实录》卷六十二页二十六,世宗十五年(即明宣德八年,1433年)十二月壬戌条说:“予欲遣此子弟于义州,使之来往辽东,传习汉语何如?佥曰:辽东乃中国一方,语音不正。臣等以为前所选子弟使之仍仕司译院,常习汉音诸书,每于本国使臣赴京时,并差入送,如此循环不已,则汉音自然通晓”
楼主 恐龙慢打  发布于 2011-11-05 20:24:58 +0800 CST  
@老道口 2011-11-05 20: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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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乞大》“过的义州,汉儿田地里来,都是汉儿言语”。


说明中朝分界就在义州附近,辽东属于“汉儿田地”


楼主 恐龙慢打  发布于 2011-11-05 20:30:31 +0800 CST  
在辽初时,黄龙府统五州三县。到辽圣宗(公元十一世纪)时,该处除设行政长官外,还配备了军事兵马都部司,此外,还调迁兀惹、铁骊户等部族军,常驻黄龙府及其所属各大州城。同时又大力加强了黄龙府的城池建设。此时,辽国正处于鼎盛时期,也是农安古城在历史上重要的发展阶段。伴随着政治、经济、交通的发展,黄龙府人口急剧增长。当时农安一带,人烟稠密,村屯密布,城郭相望。黄龙府当时不仅住有契丹人、渤海人、汉人、女真人,并有铁骊、兀惹、突厥、党项等族人。据《三朝北盟会编》所述,当时黄龙府“杂诸国风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语言不能通晓,则为汉语以证方能辩之。”





据《大金国志》卷40许奉使行程录条记载:“府为契丹东塞,当契丹强盛时,擒获异国人则迁徙散处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铁离吐浑,东南有高丽、靺鞨。东有女真、卫室。北有乌舍。西有契丹、回纥、党项。西南有奚。故此地杂诸国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言语不通、则各以汉语以证,方能辩之”。[74]这是宋惠宗时许亢宗于宣和六年出使金朝,行至第三十三程自黄龙府六十里至托撒孛董塞见到在黄龙府(今吉林农安)一带居住的契丹、回纥、女真、党项等民族杂居处,互相之间进行交流时,只能以汉语作为通用语言的景象。可见,汉语在中原王朝作为官方通用交际语言已有悠久的历史。


楼主 恐龙慢打  发布于 2011-11-09 00:40:56 +0800 CST  
@老道口 2011-11-05 20:59:38

沈阳因地处古沈水(今浑河)之北而得名 (作者:恐龙慢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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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通志》云:浑河满语“呼努尔”,汉标音“浑河”,古称“小辽水”,距盛京十里。沈水又称“小沈河”,城南五里,(即今沈阳南运河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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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 燕国的重镇方城(侯城前身),隶燕辽东郡襄平县,为沈阳建城史之初,距今2600余年[4]
公元前221年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分天下为36郡,沈阳隶属辽东郡(辽阳)。   西汉时期 始称“侯城”,隶属汉辽东郡(辽阳)。是为沈阳正式建城之始。
唐代改称“沈州”
公元921年 辽太祖移民到此,修筑土城,生产随之发展
金代时期 金太祖攻占沈州,沿用“沈州”之名
楼主 恐龙慢打  发布于 2011-11-09 08:00:30 +0800 CST  
探寻沈阳最早的城市雏形(图)


沈河区风雨坛辽墓

沈阳辽代石经幢(大十面)。

沈州城内出土的金代红绿彩瓷人。
如果称得上“市井风情”的话,那么在如今沈阳城的这块土地上,最早存在的城市应当算作是沈州城。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一座城单单有了城池并不具备城市的概念,就如同汉代曾存于此地的候城一般,它是否可以被称为沈阳最早的雏形?在这一问题上则始终存在着争议,因为对于这座兵城而言,它事实上是不存在所谓的“市井”的,所以它在这种定义之下,并不能称作是一座城市。

那么,沈阳城初具城市意义的雏形应当追溯至何处?答案便落在了随后而至的沈州城上。辽代的沈州城现如今潜伏于这座城市的何处?沈州的名字又有着怎样的由来?在历经的岁月洗涤中,这座名为沈州的城市里究竟记载着怎样的往事?它又是如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辽代沈州城埋在沈阳老城下

有趣的是,沈阳城往昔的那些名字:沈州、沈阳、盛京、奉天,都已然被化作路名,挂在嘴边,以备遗忘。沈阳路、盛京路散布在老城区内,而距今较为久远的沈阳、沈州,则散射在老城外,并且纵横交错地与清代印痕未消的城墙平行或是垂直。

那么,这以沈州命名的街路的位置是否也昭示着辽代沈州的位置?按照同一个逻辑推算,一如清代的故宫,沈州城的位置也应当处于清代的老城区内。这种推论是否成立?如今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不过从已有的证据来看,沈州城似乎就潜埋于老城区的地下。

据资料记载,1953年,在沈阳市南卓望山辽塔地宫中,曾出土一石函,上刻有“大契丹国辽东沈州南卓望山上造无垢净光塔一所”等文字,而这座卓望山正位于沈阳市的南部;1985年,文物部门在维修塔湾无垢净光舍利塔时,在地宫中发现石函一件,石函盖顶上所刻文字标明塔的位置在“沈州西北丰稔村东”,而塔湾塔正位于沈阳老城区的西北;沈阳城北小北门与大北门之间,原有一座辽代崇寿寺塔,因破损严重,20世纪50年代拆除,地宫内出土乾统七年(1107年)石函,上面的铭文有“维乾统七年岁次丁亥四月小尽丁巳朔十一日丁卯日,选定辛时于州北三歧道侧寺前,起建释迦佛生天舍利塔”等文字,更明确说明该塔在沈州北的岔道旁边的寺庙前。

这些石刻文字资料都证明,辽代沈州城大体就在沈阳的老城区一带。但沈州城的遗址深埋在现代沈阳城的地下,它的具体位置尚难以确定。

据查,上世纪70年代,在沈阳故宫东路和沈河区公安分局地下,都发现了辽代的文化层,说明这些地方都在辽代沈州城内。

而经考古资料证明,辽代的节度州城的周长一般都在200米左右,城内分为四个坊。如果按此推算,辽代沈州城的位置大体在北自中街,南到盛京路,西从正阳街,东至朝阳街这个范围内。

沈州之名是否源自沈水?

那么,沈州何以为沈州?沈州之“沈”是否与沈阳之“沈”有着相同的渊源?莫非沈水早在辽代便已对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形成了莫大的影响?

沈水便是现如今的浑河,从表面上看,沈州之名源自沈水之说似乎是无可厚非的事实,而这条现如今被誉为母亲河的浑河,牵连着沈阳的名字以及无数个源远流长的故事与传说。

沈州与沈水之间,似乎并没有留下那些生动的往事,而人们也始终以为,那是因为时间过于久远,岁月的摩擦足以让诸多的往事变得了无痕迹。

随后,沈州之名源自沈水一说有了质疑,有人认为,沈州的名字源于五里河。可是这个五里河的说法似乎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因为又名为万泉河的五里河,仅仅是一条小河,并且作为浑河的一条故道,如此看来,它似乎有足够的影响力去命名一座城市。

然而,在五里河的说法被否定后,浑河的说法也遭受到了许多的质疑:据考证,沈州初建于渤海的挹娄故地,并有依郭县沈水,由此可以推测,渤海的沈州确是来源于沈水。

不过,虽然辽代的沈州来源于渤海的沈州,但却是因为渤海的沈州迁移到今天的沈阳后才名沈州,如此命名并非因为当地有沈水。

另外,在元代以前,沈阳附近没有任何河流名沈水。唐代以前,浑河一直称“辽水”或“小辽水”,唐代称“贵端水”,辽代以后至今称浑河。

最早称浑河为沈水的是《元一统志》:“浑河,在沈阳路,源出废贵德州东北,西南经沈州南一十五里、辽阳西四里.会太子河,合辽水,南注于海。旧称沈水。水势湍激,沙土混流,故名浑河。今水澄澈,遇涨则浑。”

如此看来,辽代沈州应来源于渤海的沈州,而不是来源于浑河。目前,这种说法始终稳稳地站在沈州名字之源的位置上——沈州与浑河无关,与传承有关。

张杰巧用缓兵计诈降保住沈州城

从辽代至金代,沈州城存在于世的时间里,在这块土地上,沈州城的人们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一幕幕生活片段,而那些能够被镌刻在史册上的,则是那些可谓“惊天动地”的波澜。

辽圣宗太平九年,有一位汉官名为张杰,因为在东京大延琳叛乱中智保沈州城有功,破格由副节度使升为节度使。

东京作为辽五京之一,治所在辽阳府。自太祖取得辽东以后,对这里所实施的征税相对比较宽松,而这种宽松的局面大约持续了近百年。

然而,这种特例在辽圣宗太平年间被打破,东京户部使冯延休、韩绍勋视该地区这种宽松的历史状况于不顾,相继把燕地平山(今河北平山县)的征税办法照搬过来,强行在辽东地区征盐酒税,如此大跨度的反差让当地人民一时难以接受,生活一落千丈、苦不堪言。

当时又恰逢燕京一连几年的饥荒,户部副使王嘉献计造船,让熟悉海运的人漕运辽东粟米赈济燕民。然而,水路艰险,导致粮船多遭覆没。民工在说明这种情况后,官府充耳不闻,仍旧强迫继续进行漕运,违者必然惨遭拷打。为此,民情激愤,皆思反抗,这便为大延琳起义创造了可乘之机。

大延琳实为渤海国创建者大祚荣第七代孙,起义以前,为东京舍利军详稳,负责管理渤海部族军。太平九年八月初三日,大延琳利用人们的反辽情绪,起兵于东京。起义后首先杀死韩绍勋、王嘉以得民心。

起义军占领东京后,大延琳立即宣布建国,国号为“兴辽”,建元“天庆”,并仿照渤海国旧制度,委任各级官吏。在那种特定的情况下,大延琳已经有了众多的拥护者,在数万人的拥护之下,起义军声势大震。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他设想的那样顺利。曾经事先与他共谋起义的东京副留守王道平反叛,趁着夜色的掩映越城逃跑,并火速向辽圣宗告变。

辽圣宗得知此消息后,当即调遣各路兵马征讨。与此同时,大延琳原本打算谋取黄龙府和保州的计划失败,于是决定北取沈州。

当时,沈州节度使肖王六刚刚到任,情况不熟悉,因此防备事宜皆由副节度使张杰主持,张杰谎称准备投降,以此为缓兵之计。起义军见此状况,放松懈怠,并没有急于攻城。等到意识到自己受骗时,城内已经有了相应的准备,如此,起义军攻城失败,事后返回了东京。

待到十月初一,辽的各路兵马也都到位,于是,辽圣宗下令各路大军开始讨伐起义军。最终,大延琳起义军被击退至首山北,只好退入东京城中,固守自卫。第二年春季,城中柴草发生困难,军民开始拆除房屋,以补柴草之需。八月二十五日,辽军攻破城,大延琳被擒,起义失败。

在此次大延琳夺取沈州的过程中,沈州副节度使张杰智退起义军,保住了沈州城,使其免遭损失。朝廷赏其守城之功,为此晋升张杰为沈州节度使。

沈州化作沈阳路二“沈”皆与沈水无缘

待到辽代最后一个皇帝天祚皇帝即位后,天下已是风雨飘摇。松花江流域的女真兴起,在其杰出领袖完颜阿骨打的领导下,开始了反辽斗争。辽天庆四年九月,完颜阿骨打首先在宁江州和出河店大破辽军,接着又乘胜攻克咸、宾等州。天庆五年正月,完颜阿骨打建国称帝,国号金。随后,沈州遂为金军所得。

然而,到了金代末年,辽东处于长期的战乱之中,沈州城因此屡遭兵火。到了元代,沈州正式更名为沈阳路。

但经考证,沈阳路最初并没有设在沈州,而是设在辽阳故城。《元史》只说“仍治辽阳故城”,但并没有说迁到沈州城,但实际上沈阳路后来确实从辽阳故城迁到了沈州城,这不仅仅是因为沈阳一名延续至今,另外还有两条证据。

其一是明代《辽东志》记载:“沈阳中卫,城东南隅,元总管府旧址”。这是沈阳路迁至沈州城的文献证据。二是沈阳中街路北发现的元至正十二年的“沈阳路城隍庙碑”,这是沈阳路迁到沈州的实物证据。

而沈阳之沈,则与沈州之沈有着不同的寓意,沈阳之沈源自于沈水,因为沈阳位于沈水之北,而水北为阳,因此被称作沈阳。

其实,沈阳之名源自于沈水一说是有些牵强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沈阳路既然是合并沈州王氏总管府和辽阳洪氏的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而设,所以,路名就取沈州的“沈”字和辽阳的“阳”字,合称为沈阳路。

而后人不查,以水北为阳的传统观念来解释沈阳,便牵扯进了浑河这一曾名为沈水的概念。如此看来,将浑河称之为母亲河的说法未免有些偏差。无论是沈州还是沈阳,其中的“沈”寻根究底的看来皆与沈水无关。

这座沈阳城地下所覆盖着的初具城市意义的沈州城,就在名字中“沈”字的来源争议以及连年征战的追忆之下,还原成一片尘土覆盖的往昔,它牵连着老城区的古朴与繁华却又不肯拘泥于城墙的束缚,便沿着历经岁月洗涤的砖瓦蔓延开来,延展在如今沈阳城的街路上,它的名字叫做沈州路。




楼主 恐龙慢打  发布于 2011-11-09 08:08:08 +0800 CST  
《元史》中征东行省(高丽)属于元朝领土的史料证据
谭其骧版的元朝地图,当时为了和朝鲜金家搞好关系,把元朝的直辖的征东行省(高丽)划为独立政权,其实当时的征东行省(高丽,今韩国)和元朝的其他行省相比,在很多地方地位没什么不同。

反而很多国外版本的元朝地图,以及民国时期,台湾49年之后,大陆1955年版的元朝地图,都是把征东行省划入元朝版图的,而不是属国。

《元史》卷81,对于科举考试的名额分配,包括征东行省(高丽),这是征东行省是元朝领土的最直接证据。

乡试天下选合格者300人赴会试,其中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各75人。

蒙古人75人中,征东1人,色目人75人中,征东1人,汉人75人中,征东1人,




以下是原文节选:

“乡试,行省11:河南,陕西,辽阳,四川,甘肃,云南,岭北,征东,江浙,江西,湖广。宣慰司二:河东,山东。直隶省部路分四:真定,东平,大都,上都。

天下选合格者300人赴会试,于内取中选者100人,内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分卷考试,各25人。

蒙古人取合格者75人:大都15人,上都6人,河东5人,真定等5人,东平等5人。山东4人,辽阳4人,河南5人,陕西5人,甘肃3人,岭北3人,江浙5人,江西3人,湖广3人,四川1人,云南1人,征东1人。




色目人取合格者75人:大都10人,上都4人,河东4人,东平等4人,山东5人,真定等5人,河南5人,四川3人,甘肃2人,陕西3人,岭北2人,辽阳2人,云南2人,征东1人,湖广7人,江浙10人,江西6人。

汉人取合格者75人:大都10人,上都4人,真定等11人,东平等9人,山东7人,河东7人,河南9人,四川5人,云南2人,甘肃2人,岭北1人,陕西5人,辽阳2人,征东1人。




南人取合格者75人:湖广18人,江浙28人,江西22人,河南7人。”

楼主 恐龙慢打  发布于 2011-11-09 08:13:52 +0800 CST  
@老道口 2011-11-05 20:59:38

沈阳因地处古沈水(今浑河)之北而得名 (作者:恐龙慢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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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通志》云:浑河满语“呼努尔”,汉标音“浑河”,古称“小辽水”,距盛京十里。沈水又称“小沈河”,城南五里,(即今沈阳南运河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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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丽总管府是安置半岛北部的中国人而设置的

洪福源
洪福源,其先中国人,唐遣才子八人往教高丽,洪其一也。子孙世贵于三韩,名所居曰唐城。父大宣,以都领镇麟州,福源为神骑都领,因家焉。岁丙子,金源、契丹九万余众窜入高丽。丁丑九月,夺江东城池据之。戊寅冬十二月,太祖命哈赤吉、扎剌将兵追讨,大宣迎降,与哈赤吉等共击之,降其元帅赵冲。壬午冬十月,又遣着古与等十二人窥觇纳款虚实,还,遇害。辛卯秋九月,太宗命将撒里答讨之,福源率先附州县之民,与撒礼塔并力攻未附者,又与阿儿秃等进至王京。高丽王皞乃遣其弟怀安公请降,遂置王京及州县达鲁花赤七十二人以镇之,师还。壬辰夏六月,高丽复叛,杀所置达鲁花赤,悉驱国人入据江华岛,福源招集北界四十余城遗民以待。秋八月,太宗复遣撒礼塔将兵来讨,福源尽率所部合攻之,至王京处仁城,撒礼塔中流矢卒,其副帖哥引兵还,唯福源留屯。癸巳冬十月,高丽悉众来攻西京,屠其民,劫大宣以东。福源遂尽以所招集北界之众来归,处于辽阳、沈阳之间,帝嘉其忠。甲午夏五月,特赐金符,为管领归附高丽军民长官,仍令招讨本国未附人民。又降旨谕高丽之民,有执王?及元构难之人来朝者,与洪福源同于东京居之,优加恩礼擢用,若大兵既加,拒者死,降者生,其降民令福源统之。主   县,乙未,帝命唐古拔都儿与福源进讨,攻拔龙冈、咸从二县,凤、海、洞三州山城及慈州,又拔金山、归、信、昌、朔州。己亥春二月,入朝,赐以铠甲弓矢,及金织文段、金银器、金鞍勒等。乙巳,定宗命阿母罕将兵与福源共拔威州平虏城。辛亥,宪宗即位,改授虎符,仍为前后归附高丽军民长官。癸丑,从诸王耶虎攻禾山、东州、春州、三角山、杨根、天龙等城,拔之。甲寅,与扎剌台合兵攻光州、安城、忠州、玄凤、珍原、甲向、玉果等城,又拔之。戊午,福源遣其子茶丘从扎剌台军。会高丽族子王綧入质,阴欲并统本国归顺人民,谮福源于帝,遂见杀,年五十三。后赠嘉议大夫、沈阳侯,谥忠宪。子七人,俊奇、君祥最知名。
楼主 恐龙慢打  发布于 2011-11-09 08:26:06 +0800 CST  
辽金与高丽的“保州”交涉
第18卷 第1期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China’sBorderlandHistoryandGeographyStudies
Mar·2008
Vol·18No·1
辽金与高丽的“保州”交涉
赵永春 玄 花

辽圣宗以高丽称臣纳贡以及与宋断绝外交关系为条件,将“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给高丽,高丽在其地建“六城”等。后来,因为高丽没有遵守自己的承诺,辽朝又出兵收取江东六城,并在辽朝控制的鸭绿江东南岸修筑“保州”(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作为进攻和控制高丽的军事重镇。战后,高丽屡次请求毁弃保州并进一步请求“收回”保州,辽朝始终未允。金朝建立以后,高丽仍请求“收回”保州,后经双方反复交涉,金朝仍以高丽称臣为条件,将“保州”之地赐给高丽。从辽、金与高丽的“保州”交涉中可以看出,辽、金注重“仁义”外交,在土地和名分的问题上,更加重视名分;高丽注重“智者”外交,在土地和名分的问题上,更加重视土地等实际利益,并最终获得了实惠。

关键词 辽朝 金朝 高丽 保州 交涉

作者赵永春,1953年生,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玄花,1980年生,吉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民族关系史博士研究生。地址:长春市前进大街2699号,邮编130012。



“保州”是辽朝(契丹)准备第三次进攻高丽之时在辽朝控制的鸭绿江下游东南岸修筑的一座州城,位于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一带。战后,高丽曾屡次请求毁弃保州并进而请求“收回”保州。“保州”问题逐步成为高丽与辽朝乃至以后的金朝交涉的重要问题,直接影响辽金与高丽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因此,弄清楚辽、金与高丽的“保州”交涉问题,对于认识辽、金东北边疆形势以及辽、金与高丽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学界对此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时至今日,尚未见专文讨论,惟有日人三上次男的《金初与高丽的关系》(《历史学研究》1939年9卷4号)以及国人魏志江的《辽金与高丽关系考》(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版)、《中韩关系史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论著对此问题有所论述,但由于他们都是以论述辽、金与高丽关系甚至整个中韩关系为主,对辽、金与高丽“保州”交涉问题的论述尚显得有些薄弱,无论是有关史实还是观点,都有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必要。因此,我们不避浅陋,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辽、金与高丽的“保州”交涉问题做一系统考论。不正确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一、辽朝与高丽的“保州”交涉

1·辽朝赐给高丽“鸭绿江东数百里”土地

唐朝后期,随着中央政权对地方控制的减弱,地方藩镇势力和民族割据势力乘势兴起,并纷纷自行建立政权。916年,耶律阿保机正式建立契丹政权。918年,生活在新罗境内的王建,也乘机起事建立了高丽政权。

王建在正式建立高丽政权之前,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有意与契丹交好,曾于辽太祖九年(915)十月,派遣使者赴契丹,向辽太祖进献“宝剑”。①又在他建立高丽政权的那一年(辽神册三年,918年),派遣使者向契丹进贡。②那时,耶律阿保机也愿意与高丽交好,曾于神册七年(922)派遣使者赴高丽“遗橐驼、马及毡”等,与高丽建立了平等的外交往来关系。③然而,契丹与高丽的这种外交往来关系并没有保持多久,很快即为双方的领土争夺所打破。

原来,唐朝君臣一直认为高句丽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④遂于唐总章元年(668)出兵灭亡了高句丽(此时高句丽已改称高丽),将原来高句丽政权所辖地区全部变成唐朝直接管辖地区。随后,新罗乘渤海政权建立、唐朝对原高句丽之地控制减弱之机,出兵攻取百济及原高句丽部分地区,“置尚、良、康、熊、全、武、汉、朔、溟九州”。⑤到了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新罗圣德王三十四年,735年),唐玄宗又“敕赐”新罗“浿江(今大同江)以南地”,⑥于是,唐朝与新罗始以浿江流域为分界线。渤海政权建立以后,“南边以泥河(龙兴江)为界为(与)新罗接壤。南边西部的边界,随着安东都护府从平壤撤离,唐王朝在大同江流域及其以北势力的削弱,渤海一度将势力伸入大同江流域的一部分地区”,⑦即渤海与新罗的分界基本保持在大同江流域至龙兴江流域。

辽太祖天赞五年(926),契丹出兵灭掉渤海,将原来渤海控制地区纳入辽政权直接管辖范围,这对于正在积极进行领土扩张的高丽来说,大为不利,因此,高丽对契丹灭亡渤海大为不满,两国关系迅速恶化。据《高丽史》记载,高丽太祖二十五年(942)“契丹遣使来遗橐驼五十匹。王(高丽太祖王建)以契丹尝与渤海连和,忽生疑贰,背盟殄灭,此甚无道,不足远结为邻。遂绝交聘,流其使三十人于海岛,系橐驼万夫桥下,皆饿死”,⑧公开与契丹绝交。同时,高丽大量招诱渤海遗民,且遣使后晋,试图与后晋联合共同夹击契丹,以便顺利向北扩张领土。到了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为了削弱耶律倍的势力,将渤海遗民(东丹国民)大量内迁,辽朝对原渤海地区特别是对朝鲜半岛北部女真地区控制减弱,高丽开始出兵与辽朝控制下的女真人展开对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的争夺。高丽为了在领土扩张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在北宋政权建立之后,频繁与北宋交往,试图与北宋建立联盟,以便共制契丹,实现其北扩的目的。

面对高丽的公开绝交、流放契丹使者、大量招诱渤海遗民、与宋建立“友好”联盟以及不断向北扩张领土等,契丹曾一度十分震怒,但那时由于辽太宗耶律德光正忙于经略中原,后继者世宗、穆宗和景宗时代,不但内乱不断,而且还要应付后周和北宋试图收复燕云十六州等地的北伐,无暇东顾,只好对高丽的北扩采取姑息态度,未能对高丽用兵。

统和元年(983),辽圣宗即位,在辽穆宗和景宗时期挫败后周和北宋的北伐、内部趋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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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辽史》卷1《太祖纪上》。
②《辽史》卷1《太祖纪上》记载:神册三年二月,“晋、吴越、渤海、高丽、回鹘、阻卜、党项及幽、镇、定、魏、潞等州各遣使来贡”。
③参见《高丽史》卷1《太祖世家一》。
④《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
⑤《新唐书》卷220《百济传》。
⑥《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
⑦王承礼:《渤海简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5页。
⑧《高丽史》卷2《太祖世家》。



的形势下,开始有意对高丽用兵,以遏止高丽的北进。据《辽史》记载,辽统和元年(983)十月,“上将征高丽,亲阅东京留守耶律末只所总兵马”;统和三年(985)七月,“诏诸道缮甲兵,以备东征高丽”,八月“以辽泽(辽河)沮洳,罢征高丽”。①其实,辽圣宗以辽河泥泞不通“罢征高丽”,不过是个借口,因为那时宋朝正想利用辽圣宗幼小继位、其母萧太后控制朝政之时的所谓“主少国疑”之机,大举北伐,以收复燕云十六州等地,辽圣宗完全是为了避免发动征伐高丽战争之后所形成的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才下诏“罢征高丽”。据《高丽史》记载,高丽成宗五年(辽统和四年,986年),契丹遣厥烈来请和,②也说明这一问题。正由于辽圣宗主动派遣使者赴高丽请和,宋朝遣使请求高丽出兵联合进攻契丹的愿望才没有最后实现。

辽圣宗在挫败了北宋雍熙三年(986)的“雍熙北伐”以后,开始着手解决高丽北进的问题。

统和十年(992),辽圣宗以东京留守萧恒德(字逊宁)为主帅,大举征伐高丽。萧恒德率领80万大军,越过鸭绿江,直取高丽的蓬山郡(今朝鲜龟城西),声称“大朝(指辽朝)既已奄有高勾(句)丽旧地,今尔国侵夺疆界,是以来讨”。说明,那时的辽朝已经将原渤海占有的高句丽领土视为自己的领土,认为高丽北进收取原高句丽的部分领土是对辽朝领土的侵犯,因此率兵来攻。高丽听说辽朝大举来攻,十分害怕,甚至有人主张“割西京(今朝鲜平壤)以北与之,自黄州(今朝鲜黄海北道黄州,位于大同江下游)至岭(即慈悲岭,在今朝鲜黄海北道黄州的凤山至瑞兴之间)画为封疆”,意欲将黄州至岭以北领土全部遗弃契丹,高丽中军使徐熙不同意,说:“自契丹东京(今辽宁辽阳)至我安北府(治所在今朝鲜平安南道安州,位于大同江中游)数百里之地,皆为生女真所据。光宗取之,筑嘉州(今朝鲜平安北道博川一带)、松城(不详,当在嘉州附近)等城,今契丹之来,其志不过取北(此)二城,其声言取高勾丽旧地者,实恐我也”。认为契丹此次进攻高丽主要是为了收复被高丽攻占的女真之地,并不是要全面收复高句丽旧地,因此,徐熙反对割地逃跑,建议出兵迎战,并亲至辽营与萧恒德谈判。萧恒德说:“汝国兴新罗地,高勾丽之地我所有也,而汝侵蚀之,又与我连壤而越海事宋,故有今日之师。若割地以献而修朝聘,可无事矣。”萧恒德在这里明确指出:第一,高丽是新罗的继承者,不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只能占有新罗之地,原高句丽之地为渤海所继承,辽朝灭亡渤海,理应从渤海手中接管原来的高句丽之地。第二,高丽既然与契丹接壤,就应该和契丹建立友好关系,可高丽不但不与契丹建立友好关系,相反越海事宋,意欲与宋联合夹攻契丹,是对契丹不友好的表现。因此,契丹特发大兵来攻。萧恒德表示,如果高丽退出所“侵蚀”的原高句丽之地,与宋朝断交,遣使向契丹“朝聘”,契丹即可退兵。徐熙听了萧恒德的话,回答说:“非也。我国即高勾丽之旧也,故号高丽,都平壤,若论地界,上国之东京(今辽宁辽阳)皆在我境,何得谓之侵蚀乎?且鸭绿江内外亦我境内,今女真盗据其间,顽黠变诈,道途梗涩甚于涉海。朝聘之不通,女真之故也。若令逐女真还我旧地,筑城堡通道路,则敢不修聘”。③高丽虽然兴起于新罗之地,但其并不以继承新罗之地为满足,还想继承原高句丽之地,因此自己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其意不外是为进取原高句丽之地寻找借口。徐熙正是按照这样一种继承理论进行推论,认为不仅朝鲜半岛北部原高句丽之地应该归属于高丽,就是包括东京(今辽宁辽阳)在内的鸭绿江以北地区原高句丽之地也应该归属于高丽。徐熙这样说,不过是打着高句丽继承者的旗号,为本国争取利益而漫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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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辽史》卷10《圣宗纪一》。
②参见《高丽史》卷3《成宗世家》。
③《高丽史》卷94《徐熙传》。


价,实际上,他并没有索取包括东京在内的鸭绿江以北地区原高句丽之地的打算,只是说女真人生活的“鸭绿江内外”都是高丽“旧地”,并说,高丽没有及时向契丹“修聘”,就是由于女真的阻隔,如果能够驱逐女真,将鸭绿江东之地交给高丽,高丽就会向契丹称臣纳贡。显然,这是徐熙在和萧恒德谈判时所提出的最高要价。

由于这时契丹正在经营中原,与宋朝争夺燕云十六州的斗争还没有结束,急欲拆散宋朝与高丽的联盟,于是,萧恒德便在高丽愿意向辽朝称臣纳贡并与宋朝断交的前提下,答应将“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给高丽,与高丽达成了和议,撤兵北返。

统和十一年(993),高丽成宗“遣朴良柔奉表请罪”,辽圣宗按照盟约规定,“诏取女直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之”。①随后,辽圣宗派遣使者,正式册封高丽成宗王治为“高丽国王”,高丽开始使用契丹统和年号,正式向契丹称臣纳贡,同时断绝了同北宋的宗藩关系,高丽由“事宋”改为“事辽”。其西北地区的势力也推进至清川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区。

2·辽朝修筑“保州”

辽朝赐高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是有条件的,一是高丽必须向契丹称臣纳贡,二是高丽必须与宋朝断绝关系。高丽在与契丹签订盟约得到“鸭绿江东数百里”土地之后,并没有完全履行自己的承诺。首先,高丽与契丹签订盟约之后,确曾一度按照盟约的要求,与宋朝断绝了关系,可很快又与宋朝秘密往来,遣使如宋,“自陈国人思慕华风,为契丹劫制之状”,②“仍请归附如旧”,③请求像以前一样与宋朝建立宗藩关系。其次,高丽虽然与契丹签订了盟约,但对契丹并不信任,他们在得到“鸭绿江东数百里”赐地之后,即率兵驱逐女真,修建了兴化(今朝鲜义州西南)、铁州(今朝鲜铁山)、通州(今朝鲜宣川西北东林)、龙州(今朝鲜龙川)、龟州(今朝鲜龟城)、郭州(今朝鲜郭山)六城,④以防御契丹,且“至者无时”,⑤并没有按照臣下属国的要求经常前往契丹朝贡。后来,高丽大臣康肇(兆)废弃穆宗另立显宗,也没有像臣下属国一样向契丹请示并求得契丹的册封。再次,高丽与女真虽有矛盾,但为了对付契丹,高丽除了挑拨女真与契丹的关系以外,又暗中拉拢女真以便壮大自己的势力。辽圣宗得知这些情况之后,大为恼火,遂以高丽筑城,“贰于己”为借口,“遣使求六城”,高丽新立国王显宗王询“不许”六城。⑥辽圣宗遂于统和二十八年(1010),以高丽大臣康肇擅杀国王诵另立国王询以及高丽“东结构于女真,西往来于宋国”⑦等事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征伐高丽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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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辽史》卷13《圣宗纪四》。此事,《高丽史》记在成宗十三年,即辽统和十二年(994年)。
②《高丽史》卷3《穆宗世家》。
③《高丽史》卷4《显宗世家一》。
④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4,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壬辰条。《高丽史》卷94《徐熙传》记载,高丽得到“鸭绿江东数百里”赐地之后,在其地修建了长兴镇(今朝鲜泰川郡东)、归化镇(今朝鲜龟城和泰川之间或龟城和云山间)、郭州(今朝鲜郭山)、龟州(今朝鲜龟城)、安义镇、兴化镇(今朝鲜义州西)、宣州(即通州,今朝鲜宣川西北东林)、孟州(今朝鲜孟山)等城镇。《高丽史》卷82《兵志·城堡》称,成宗十三年至十五年在辽朝所赐之地修有郭州、龟州、宣州、长兴镇、归化镇、兴化镇、安义镇等。
⑤《辽史》卷115《高丽传》。
⑥参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4,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壬辰条。
⑦陈述:《全辽文》卷1《致高丽问罪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页。关于高丽“东结构于女真”之事,《高丽史》卷4《显宗世家一》记载,显宗元年(1010)“五月甲申,流尚书左司郎中河拱辰、和州防御郎中柳宗于远岛,拱辰尝击东女真见败,宗恨之,会女真九十五人来朝至和州馆,宗尽杀之,故并坐流。女真诉于契丹。契丹主谓群臣曰:‘高丽康兆弑君,大逆也。宜发兵问罪。’”


辽圣宗第二次大规模征伐高丽,先胜后败,“帐族卒乘罕有还者,官属战没大半”。①辽圣宗不甘心失败,又以高丽显宗王询不亲自来朝为借口,于开泰三年(1014)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征伐高丽的战争。

据《辽史·高丽传》记载,开泰三年(1014年)五月,辽圣宗“诏国舅详稳萧敌烈、东京留守耶律团石等造浮梁于鸭渌江,城保、宣义、定远等州”,②作为征伐高丽以及控制高丽的军事重镇,准备第三次大举征伐高丽。朝鲜史书《高丽史·地理志》记载,“义州,本高丽龙湾县,又名和义。初,契丹置城于鸭绿江东岸,称保州。文宗朝契丹又设弓口门,称抱州(一云把州)”。《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大东地志》所记与《高丽史·地理志》记载相同。据此可知,保州,也称“抱州”或“把州”,确为契丹所修建。

关于契丹修建保州的时间,史书记载不一。《辽史·食货志》说,辽“(统和)二十三年(1005),振武军及保州并置榷场”,《满洲源流考》、《续通典》等书亦谓“统和末,高丽降,于此(指保州)置榷场”,均认为辽朝在统和二十三年(1005)就已经将保州建为与高丽交易的榷场。如果这些记载可信的话,则保州修建的时间必在统和二十三年(1005)之前,也就是说应该在统和十一年(993)辽圣宗与高丽议和并赐高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之后,如果是那样的话,保州之地必定不在辽朝赐高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之内,因为那时辽朝与高丽刚刚议和,双方和平相处,辽朝不可能到刚刚赐给高丽的领土上修建保州。上述记载虽然透露出辽朝修建的保州不在辽朝赐高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之内的信息,但与史实颇有出入。如《辽史·圣宗纪五》在记载上述史实时则说,辽统和二十三年(1005)“二月丙戌,复置榷场于振武军”,只说在振武军设置榷场,并没有说在保州设置榷场,恐《辽史·食货志》的记载有所失误,当以《辽史·圣宗纪》记载为准。

《辽史·地理志》又记载,契丹“开泰三年(1014)取其(指高丽)保、定二州,于此置榷场”。按此记载,则保州修建的时间也在辽开泰三年(1014)契丹第三次进攻高丽之前,且认为保州是高丽的领土,似与史实不符。因为从各种文献的记载来看,都认为保州为契丹修建,没有人认为保州是高丽修建。如果按《辽史·食货志》的记载,认为保州是辽朝在第一次进攻高丽并与高丽议和之后所修建,那么,辽朝的保州又在什么时候、什么原因转入高丽之手,并没有任何史料来证明,说明这一记载有误。另外,这条史料说辽于开泰三年(1014)攻取高丽的保州并建为榷场,也不准确,因为开泰三年(1014)契丹正在忙着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征伐高丽的战争,不会取其地建为榷场,辽朝将保州建为榷场只能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后的和平相处时期。

实际上,保州是辽朝准备第三次大举进攻高丽时所建,应以前述《辽史·高丽传》有关开泰三年(1014)五月辽圣宗“诏国舅详稳萧敌烈、东京留守耶律团石等造浮梁于鸭绿江,城保、宣义、定远等州”的记载为准。朝鲜史料《高丽史》虽然也认为保州修建于辽朝第三次大举进攻高丽之时,但在具体时间上与《辽史·高丽传》记载不同,谓显宗六年(辽开泰四年,1015)“春正月,契丹作桥于鸭绿江,夹桥筑东、西城,遣将攻破,不克”,又称“是岁,契丹取宣化、定远二镇城之”。据谭其骧等人以及日人津田左右吉考证,认为《高丽史》所记“契丹作桥于鸭绿江,夹桥筑东、西城”与《辽史·高丽传》所记“造浮梁于鸭绿江,城保、宣义、定远等州”为一事,《高丽史》所记契丹夹桥筑东西两城,西为来远城,东即宣州(笔者认为东城为保州)。来远城位于今辽宁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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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4,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壬辰条。
②《辽史》卷115《高丽传》。


东九连城东鸭绿江中黔定岛上;保州位于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与新义州之间(笔者认为保州即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宣州即宣义州,为《高丽史》中记载的宣化镇,位于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笔者认为宣州位于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与新义州之间),隶保州;定州即定远州,亦即《高丽史》中所说的定远镇,位于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东。①《高丽史》将契丹修筑保州的时间系之于辽开泰四年(1015),但该书又称显宗五年(辽开泰三年,1014年)“冬十月己未,契丹遣国舅详稳萧敌烈来侵通州,兴化镇将军郑神勇、别将周演击败之,斩七百余级,溺江死者甚众”。六年“春正月癸卯,契丹兵围兴化镇,将军高积余、赵弋等击却之。甲辰,又侵通州”。②如是,则是契丹先攻高丽,后“作桥于鸭绿江,夹桥筑东、西城”,似与史实不符,因为契丹征伐高丽,必先渡鸭绿江,故当先建鸭绿江浮桥,后攻打通州等地。《辽史》和《高丽史》均称契丹作鸭绿江浮桥及修筑保州为同一时间或先后相继之事,可知契丹修筑保州的时间应在辽开泰三年(1014),如是,则应以《辽史·高丽传》记载为准,《高丽史》记载不确。魏志江先生以为《辽史》记载“实误”,③似乎有些不妥。

关于保州问题,韩国学者卢启铉在其所著《高丽外交史》中称,辽统和“二十三年(1005),振武军及保州并置榷场”,认为辽与高丽在保州的“榷场交易一直进行到契丹第二次入侵高丽进(时)的显宗即位一年(1010)”。④但他又说,辽“于1015年1月架成了从来远城经黔同岛到义州的桥梁,在鸭绿江东岸(高丽领土)修成了保州城”。⑤前后自相矛盾,显然前说不确,后说又将保州修建的时间定在辽开泰四年(1015)正月并在括号中想当然地将原保州之地说成是高丽领土,并没有说明保州何时转入高丽之手,显然不确。日人三上次男认为保州城修筑于统和末年(“统和”为辽圣宗年号,983—1012年),辽圣宗时曾一度归高丽领有,开泰元年(1012)辽又以武力夺取。⑥亦不确切,似多为想象之论。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辽朝在开泰三年(1014)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征伐高丽之初,就修筑了保州城。保州应该是高丽在辽朝赐其“鸭绿江东数百里地”所建“六城”之外由辽朝重新修筑的一个州城,因为辽朝第二次大规模征伐高丽,大败而归,并没有收复“六城”,各种史书也没有说契丹攻取“六城”中的某一城之后将其城改建为“保州”,⑦后来高丽与辽人交涉时也没有说保州是辽朝赐给高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中的一部分。我们再从辽朝第三次大规模征伐高丽之初没有经过激烈战斗即进入其地,并能够比较顺利地修筑保州城分析,保州之地应该不在辽朝赐给高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之内,或者是在辽朝第三次大规模征伐高丽之前就已在辽朝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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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33、134、136、159页。
②《高丽史》卷4《显宗世家一》。
③参见魏志江:《辽金与高丽关系考》,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6页;《中韩关系史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④[韩]卢启铉著,紫荆、金荣国译,金龟春译审:《高丽外交史》,延边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加。
⑤[韩]卢启铉著,紫荆、金荣国译,金龟春译审:《高丽外交史》,第90—91页。
⑥参见[日]三上次男:《金初与高丽的关系》,《历史学研究》1939年9卷4号;[日]三上次男著、金启译:《金代女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09页。
⑦《高丽史》卷4《显宗世家一》记载,高丽显宗六年(辽开泰四年,1015年)“是岁,契丹取宣化、定远二镇
城之”,当与开泰三年(1014)辽筑保州城为二回事。





中。据此可知,辽朝在赐给高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之后的辽朝东京道东南部与高丽西北的分界应该在宣州(今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与义州之间)、保州(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定州(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东)及其以东一线,宣州、保州、定州以北属辽朝,以南属高丽。高丽在积极向西北地区拓展的同时,也积极向东北地区拓展,至高丽德宗以后,高丽已将其东北地区领土扩展至高丽定州(治所在今朝鲜咸镜南道定平,与辽属定州不在一地)一带,并开始修筑千里长城,西起鸭绿江入海口,东至高丽定州都连浦(广浦),中经威远、兴化、静州、宁海、宁德、宁朔、云州、安水、清塞、平虏、宁远、定戎、孟州、朔州14城,以及耀德、静边、和州等地。即以千里长城为界,定州以北地区归属辽朝控制的女真,以南归属高丽。①

可见,辽朝据有保州之地,不过是占有原来渤海之地,并非是占有高丽之地。如果说是侵略的话,也只能说是契丹对渤海的侵略,不应该说成是对高丽的侵略。然而,现存史书几乎众口一词,将辽朝占有保州之地说成是对高丽的侵略。我们以为,这可能是由于以下一些原因造成的。

首先,辽圣宗赐给高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之后,又出兵收取,被一些人视为不义行为,因而被人们视为一种侵略。

其次,当时,契丹虽然声称由高丽继承新罗地,由契丹继承原高句丽之地,但很少有人响应。那时,宋朝与高丽关系很好,而与契丹正处在争夺燕云十六州等地的斗争之中,宋朝与契丹可谓仇敌之国。宋人知道,他们不可能像唐朝一样,坚持高句丽“近在提封之内”,因为原高句丽之地大部分已为契丹所有,他们不但无法占有原高句丽之地,甚至连北方的燕云十六州等地都收不回来,因此,他们不敢声称原高句丽之地应该由宋朝来继承。既然宋朝不可能继承原高句丽之地,那么,宋人应该支持谁来继承高句丽之地呢?毫无疑问,如果宋人承认契丹继承高句丽之地,只会壮大契丹的力量,对正在与契丹进行斗争的宋朝来说,没有一点好处,倒不如承认高丽继承高句丽之地,那样的话,既可以加深与高丽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取得高丽的支持,又可以削弱契丹的势力,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宋人便积极支持高丽是高句丽的继承者的观点。正由于此,在宋人所修史书之中,高丽是高句丽继承者的观点就成了勿庸置疑的定论。宋人的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后来的史书几乎众口一词,均认为高丽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元人所修《宋史》、《辽史》、《金史》都是按照这种观点写的。按照高丽应该继承高句丽之地的观点,辽朝占有保州之地也就是占有了原来高句丽之地,自然就成了一种侵略行为,高丽收取保州之地也就成了收回原有“旧地”了。这就是后人多将辽朝占有保州之地说成是对高丽侵略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则与史实不符。

3·辽朝与高丽的“保州”交涉

辽朝修筑鸭绿江浮桥及保州等城,占据了进攻和控制高丽的有利位置,高丽深感不安,“欲发兵焚毁”,②终未成功。后来,辽朝第三次大规模征伐高丽虽然失败,“生还者仅数千人”,③但保州之地并未割给高丽,仍然控制在辽朝手中。为此,高丽一直耿耿于怀。

辽圣宗太平六年(1026)曾派遣御院判官耶律骨打出使高丽,请求“假途,将如东北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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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丽东北与隶属于辽朝女真的分界,参见杨昭全、孙玉梅:《中朝边界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115页。
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5,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癸酉条。
③《高丽史》卷4《显宗世家一》。



高丽虽与辽朝议和,但仍“不许”契丹借道前往女真地区。①太平九年(1029)辽东京舍利军详稳渤海人大延琳起兵反辽,建立兴辽国,高丽虽然拒绝大延琳关于出兵共同反辽的请求,②但却以道路梗塞为借口,“与契丹不通”,③停止向契丹朝贡。辽朝平定大延琳叛乱以后,即遣使高丽,令高丽前来朝贡。高丽显宗虽然派遣使者金哿出使辽朝祝贺契丹打败大延琳收复东京(今辽宁辽阳),但迟迟不来朝贡,后于显宗二十二年(1031)五月与世长辞。六月,辽圣宗也离开了人世。

高丽德宗即位以后,大臣王可道向高丽德宗建议说:“契丹与我通好交贽,然每有并吞之志,今其主殂,驸马匹梯叛据东京,宜乘此时,请毁鸭绿城桥,归所留我行人,若不听,可与之绝”。④高丽德宗采纳了王可道的建议,开始对辽朝采取强硬态度,于其即位当年(1031)十月,“遣工部郎中柳乔如契丹会葬”,又派遣“郎中金行恭”等祝贺辽兴宗“即位”,以辽所修筑鸭绿江浮桥及保州等城构成对高丽威胁,“表请毁鸭绿城桥,归我被留行人”。十一月,金行恭返回高丽,说“契丹不从所奏”,高丽德宗遂停止向辽朝派遣“贺正使,仍用圣宗太平年号”,⑤拒绝使用辽兴宗的景福年号,单方面宣布与辽朝断绝关系。辽景福元年(1032)正月,契丹派遣“遗留使”将辽圣宗生前的遗留物送往高丽,“至来远城”,高丽“不纳”,同时,高丽积极进行备战,意欲用武力夺取保州等地。面对高丽的不友好态度,辽朝鉴于先前多次进攻高丽均告失败的教训,未敢大动干戈,但也采取了强硬措施,将高丽德宗元年(1032)派往契丹的“李礼均等八人”全部扣“留不还”。⑥双方矛盾再次激化,边境地区不断出现小规模冲突。

高丽想用强硬态度迫使辽朝毁掉鸭绿江桥和保州,但由于高丽势单力孤,高丽靖宗即位以后,逐渐改变了对契丹的强硬政策,开始谋求与契丹恢复和好关系。

重熙四年(高丽靖宗元年,1035年)五月,辽以来远城长官的名义向高丽兴化镇送去一篇牒文,称高丽一直向契丹称臣纳贡,后因大延琳反辽,高丽不再来朝;现在大延琳已被平定多年,可高丽不但不来朝贡,反而“累石城而拟遮大路,竖木寨而欲碍奇兵”。称高丽此举如果“激怒于雷霆,何安宁于黎庶”,对高丽提出质问和恐吓。高丽以宁德镇长官的名义回牒辽朝,书中虽然对“累石城而拟遮大路,竖木寨而欲碍奇兵”等事进行了辩解,但明确表示高丽这样做“非欲以负阻皇化”,不是要与辽朝作对,表明了高丽意欲重新与辽和好并向辽朝贡的意向。辽朝接到高丽回牒,于重熙六年(1037)又向高丽宁德镇送去一牒,说“欲载修于职贡,合先上于表章,苟验实诚,别颁俞命”。于是,高丽便于靖宗三年(1037)十二月,派遣殿中少监崔延嘏等出使契丹,表示“当遵太后之遗言,固为藩屏。抚小邦之弊俗,虔奉阙庭;更从文轨以输诚,永效梯航而展礼”,重新“乞修朝贡”。⑦辽又于重熙七年(1038)正月派遣马保业等人出使高丽,“复寻欢盟”,双方重新恢复了和好关系,高丽主动请求使用辽朝重熙年号,靖宗也接受辽朝“高丽国王”的册封,高丽德宗以来一度中断的藩属朝贡关系再次确立起来。

高丽虽然与辽朝重新恢复了和好关系,但高丽仍以为辽朝所修保州等城对高丽是个威胁,遂于靖宗五年(1039)二月再次派遣户部郎中庾先出使辽朝,以辽所修筑保州等城堡影响农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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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 《高丽史》卷5《显宗世家二》。
②金毓黻认为高丽曾一度应大延琳之邀,发兵攻辽鸭绿江东畔。参见《渤海国志长编》卷13。
④《高丽史》卷94《王可道传》。
⑤⑥ 《高丽史》卷5《德宗世家》。
⑦《高丽史》卷6《靖宗世家》。



为借口,请求“罢鸭江东加筑城堡”。辽兴宗以鸭绿江东所筑城堡“盖边隅之常,备在疆土,以何伤!朕务守成规,时难改作”为由,婉言拒绝了高丽有关毁弃保州等城的请求。①

高丽多次请求辽朝毁弃保州,均未能如愿,高丽文宗九年(1055)又以辽朝在保州设置弓口门(向敌人射箭的有孔的门)和邮亭(驿舍)等事为借口,再次派遣使者致书辽朝东京留守,请求辽朝“还前赐地,其城桥弓栏亭舍悉令毁罢”。②此次高丽遣使不像以前一样仅仅请求毁弃鸭绿江浮桥和保州等,又进一步提出了“还前赐地”的问题,即高丽开始将保州之地说成是辽圣宗时赐给高丽的土地,后来被辽朝侵略和占有,理应还给高丽。由于此次高丽请还保州,仅仅是上书辽朝东京留守,没有上书辽朝皇帝,东京留守绝不敢替皇帝做主,毫无疑问,高丽的请求也会不了了之。高丽文宗十一年(1057)四月,高丽文宗对大臣们说:“去年遣使请罢弓口门外邮亭,时未撤毁,又于松岭东北渐加垦田或置庵子屯畜人物,是必将侵我疆也,当亟请罢之”。高丽文宗认为辽朝在保州修建弓口门、邮亭和在保州附近开垦田地、设置庵子,是在做侵犯高丽的准备,欲再次遣使请求辽朝毁弃保州并收回保州等地。当时,大臣们意见不一,中书省的官员认为辽朝即位不久的道宗皇帝刚刚遣使前来册命高丽王和太子,高丽尚未遣使回谢,不宜在这个时候别有所请。高丽文宗遂决定,“先遣使谢册,继行奏请”。③后来文宗是否向辽朝“奏请”,《高丽史》没有明文记载,但据《辽史》记载,高丽文宗确曾遣使向辽道宗“乞赐鸭绿江以东地”,辽道宗“不许”,④说明此次会议以后,高丽文宗确曾派遣使者出使辽朝,请求辽朝将保州等地赐给高丽。

由于高丽不像以前一样仅仅提出毁弃保州的问题,而是进一步提出了领土要求,也引起了辽朝的注意。据《高丽史》记载,高丽文宗二十九年(1075)七月,高丽接到“辽东京兵马都部署奉枢密院子,移牒请治鸭江以东疆域”。也就是说,辽朝在高丽不断提出领土要求之后,提议与高丽共同勘察和划定鸭绿江以东边界。高丽接到辽朝划界的通知以后,立即派遣知中枢院事柳洪、尚书右丞李唐鉴等前往鸭绿江以东辽丽边界地区,“同辽使审定地分,未定而还”。⑤大约是由于辽朝不承认保州等地是辽圣宗时赐给高丽的土地,双方争议较大,这次划界未果。

辽朝和高丽的“保州”纠纷问题,虽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但双方都注意维持现状,保持友好往来关系。到了辽大安二年(1086),辽又提出在鸭绿江东保州等地设置榷场的计划,大约是高丽害怕在保州建置榷场以后会影响高丽的稳定,所以不同意在保州建置榷场,于宣宗三年(1086)五月派遣尚书右丞韩莹等出使辽朝,“请罢之”。后来,高丽又以为辽朝计划在保州建置榷场是对高丽别有所图,于宣宗五年(1088)二月,派遣中枢院副使李颜等,以“藏经烧香使”为名,前往“龟州(今朝鲜龟城)密备边事”。九月,高丽宣宗再次派遣太仆少卿金先锡等“如辽乞罢榷场”。⑥辽道宗对高丽的请求表示谅解,遂取消了在保州建置榷场的计划,保证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后来,高丽在静州等地设置军营,增加驻军,大约与高丽害怕辽朝在保州驻军会影响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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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丽史》卷6《靖宗世家》。
②《高丽史》卷7《文宗世家一》。
③《高丽史》卷8《文宗世家二》。
④《辽史》卷115《高丽传》。该传将高丽文宗“乞赐鸭绿江以东地”系之于大康四年(1078),似为清宁四年(1058)之误。
⑤《高丽史》卷9《文宗世家三》。
⑥《高丽史》卷10《宣宗世家》。



安全一样,辽朝也害怕高丽在静州驻军会影响辽朝的安全,遂于乾统元年(1101)派遣使者赴高丽“请罢静州关内军营”,高丽仿照“大安中辽欲于鸭江置亭子及榷场,我朝(指高丽)遣使请罢,辽帝听之”的前例,也接受了辽朝的请求,罢去静州关内军营。①

辽朝后期,两国虽然都能采取一些互让政策,维护两国的和好关系,但保州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解决,高丽意欲得到保州之心不死,到了金人起兵反辽以后,保州又成了高丽与金人交涉的一个重要问题。


楼主 恐龙慢打  发布于 2011-11-09 08:55:42 +0800 CST  
二、金朝与高丽的“保州”交涉

辽朝后期,日益腐朽,女真人为了反抗辽朝统治者的剥削和压迫,于辽天庆四年(1114)在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的率领下,掀起了反辽斗争,很快就攻取了辽的宁江州(今吉林松原的石头城子)、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南)、宾州(今吉林农安北)、祥州(今吉林农安境)、咸州(今辽宁开原老城)等地,并于收国元年(1115)正月拥立完颜阿骨打即皇帝之位,正式建立金政权。

完颜阿骨打建立金政权以后,以辽政权的继承者自居,一面派遣加古撒喝率偏师前往鸭绿江下游经略保州等地,一面亲率主力大军攻取辽的达鲁古城(今吉林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塔虎城)、黄龙府(今吉林农安)等地,又在护步达冈(今吉林榆树一带)大败辽军,“女真乘胜,遂并渤海、辽阳等五十四州”。②到了收国二年(1116),金人已经将辽西及其以东地区基本上收归己有。

金太祖所率主力大军所向披靡,加古撒喝所率偏师则出师不利,他们进攻保州,“久不下”,遂向金太祖请求增派援兵。金太祖在攻取黄龙府之后派遣纳合乌蠢“以百骑益之”,在护步达冈打败辽天祚帝亲征大军以后,又“使斡鲁以甲士千人往”。③金太祖在进攻辽朝的关键时刻,不断派遣援兵进取保州,可见金太祖对保州的重视。

高丽对女真反辽一直十分关注,他们见辽人不断被金人打败,遂多次拒绝辽人有关联合抗金的请求,并产生了不再向辽称臣、禀辽正朔、使用辽朝年号的想法。据《高丽史》记载,高丽睿宗十一年(1116),中书门下省官员向高丽睿宗上奏说:“辽为女真所侵,有危亡之势,所禀正朔不可行。自今公私文字,宜除去‘天庆’年号,但用甲子。”高丽睿宗当即批准了中书门下官员的这一请求,自动取消了所禀辽朝正朔的年号,单方面宣布不再向辽朝称臣。同时,高丽也产生了向金人求取他们多次向辽人请求毁弃或“收回”,但始终未能毁弃或“收回”的保州之地的想法。于是,高丽于收国二年(1116)闰正月派遣使者赴金,以“贺捷”为名,向金太祖完颜阿骨打请求说:“保州本吾旧地,愿以见还。”不仅将保州说成是辽圣宗赐给高丽的土地,还以高句丽继承者自居,把保州说成是高丽的“旧地”,请求收回。金太祖虽然对保州问题的由来不甚清楚,但他认为保州原来在辽朝管辖之下,现在就应该由金人来接管。但当时是金军攻辽的关键时刻,金太祖一方面由于他们所占领土飞速扩展,对些小土地并不在意;一方面为了取得外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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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见《高丽史》卷11《肃宗世家一》。
②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大金国志校证》卷1《太祖武元皇帝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页。
③《金史》卷135《高丽传》。


扩大攻辽同盟,遂对高丽采取了“友好”政策,特意对高丽使者说:“尔其自取之”。①即让高丽自己去攻取保州之地。这如同宋人意欲乘金人攻辽之机,渡海请求收回燕云十六州之地一样,金太祖最初也曾和宋人说“所请之地,今当与宋夹攻,得者有之”,②也是让宋人自己去攻取。应该说,两者的性质是一样的,均反映了金太祖在攻辽的关键时刻愿意与高丽和宋朝交好以便孤立和灭亡辽朝的愿望。

金太祖答应高丽自己去攻取保州之后,又对负责攻取保州的将帅撒喝、乌蠢等人说:“若高丽来取保州,益以胡剌古、习显等军备之,或欲合兵,无得辄往,但谨守边戍”。③即告诫撒喝等将帅,不要与高丽合兵攻打保州,要在高丽派兵攻打保州之时,谨守边备,以防出现两军冲突及一些意外事故。

金太祖虽然允许高丽自己去攻取保州,但高丽并没有按照金丽之约去攻打保州,相反倒在金军攻取来远和保州“城中食尽”之时,“遣都兵马录事邵亿送米一千石”,以接济处于穷途末路的辽军,大概是因为辽来远城统军对高丽与金人结交甚为不满,所以对高丽所献粮米,“辞不受”。到了高丽睿宗十一年(金收国二年,1116年)八月,金将撒喝等进攻保州“几陷”,高丽一面再次遣使如金,请保州;一面“遣枢密院知奏事韩如”等进入保州城,对保州城辽军统帅耶律宁等进行“招谕”。后来,保州守将耶律宁等曾向高丽借粮,高丽虽然没有应允,但对辽军的招抚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致使天辅元年(1117)三月保州城即将被金军攻下之时,保州城守将耶律宁和来远城守将常孝孙等将保州和来远城拱手献给了高丽。高丽立即遣兵“入其城,收兵仗及钱宝物甚多”。④因此,等到金军统帅撒喝和阿实等人率军进入保州城时,“高丽兵已在城中”。⑤

高丽兵进入保州城以后,高丽睿宗即下诏“改抱州(保州)为义州防御使,以鸭江为界置关防”。⑥金太祖答应高丽自己攻取保州,是希望高丽在金人攻辽的关键时刻出兵攻取辽的保州,以造成事实上的金丽联合攻辽之势,可高丽不但没有出兵攻取保州,相反却与辽朝保持和好关系,并通过拉拢和招抚手段,在金军即将攻取保州之时,不费一兵一卒,坐享其成地占有了保州。这对于高丽来说,无疑是一大喜事,可对金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大损失,因此金人不能没有想法。据《高丽史》记载,高丽兵刚刚进入保州城,“金主阿骨打遣阿只等五人寄书曰:‘兄大女真金国皇帝致书于弟高丽国王。自我祖考介在一方,谓契丹为大国,高丽为父母之邦,小心事之。契丹无道,陵轹我疆域,奴隶我人民,屡加无名之师。我不得已拒之,蒙天之获殄灭之。惟王许我和亲结为兄弟,以成世世无穷之好,仍遗良马一匹。’”⑦史书中没有记载此次阿骨打遣使高丽要与高丽商谈什么事情,只是说女真人曾因其始祖“从高丽来”称高丽为“父母之邦”,现在女真人要与高丽建立“和亲”关系,并“结为兄弟”之国。根据当时金太祖遣使高丽正值高丽兵进入保州城之时分析,金太祖此次遣使高丽绝不会仅仅是商讨“结为兄弟”之国的问题,重要的是商讨保州的归属问题。根据后来的金丽交涉来看,金人在此次与高丽交涉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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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史》卷135《高丽传》。此事,《金史·高丽传》记在收国二年(1116年)闰正月,与《金史·太祖本纪》、《金史·交聘表》记载相同;《高丽史》则记在睿宗十一年(金收国元年,1116年)八月,据考,睿宗十一年八月当为高丽再次遣使如金请求收回保州的时间。三上次男著《金代女真研究》和魏志江著《辽金与高丽关系考》、《中韩关系史研究》均以《金史》记载为误,以《高丽史》记载为准,似不确,今不取。
②《金史》卷2《太祖纪》。
③⑤ 《金史》卷135《高丽传》。
④⑥⑦ 《高丽史》卷14《睿宗世家三》。



没有放弃保州的领有权,仍然坚持保州原来归辽朝所有,现有就应该归金朝所有的观点。金太祖答应高丽自己攻取保州,可高丽并没有自己攻取,而是在金人即将攻取的形势下,坐享其成地占有了保州,因此保州不应该归属高丽,而应该归属金朝。

大约是因为金人此次遣使坚持保州应该归金朝所有,高丽睿宗随后便派遣蒲马等人出使金朝,“请保州”。金太祖“诏谕高丽王曰:‘保州近尔边境,听尔自取,今乃勤我师徒,破敌城下。且蒲马止是口陈,俟有表请,即当别议。’”①意思是说,保州靠近高丽边境,金太祖曾答应高丽自己攻取,但高丽自己未能攻取,“乃勤我师徒,破敌城下”,保州实际上仍由金人攻取,自然应该归属金人。但同时,金太祖又表示,保州问题不是没有商量的余地,那就是高丽必须“表请”,才可以商量。也就是说,高丽必须向金人奉表称臣,才可以“别议”。因此,金太祖首次对高丽王使用了“诏谕”一词。可见,金朝在与高丽交涉“保州”的问题上,态度开始变得强硬起来。

据史书记载,金太祖遣阿只等人出使高丽,并表示愿意与高丽“结为兄弟”之国时,一向视女真为“夷狄”、“人面兽心”、②“贪而多诈”③的高丽,就不肯接受,甚至“欲斩其使者”,④如今,金太祖提出高丽要想得到保州则必须向金人称臣,高丽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因此,他们对金太祖所提条件置之不理。

到了天辅二年(1118)十二月,金人反辽取得更大胜利,又遣使“诏谕高丽国王曰:‘朕始兴师伐辽,已尝布告,赖皇天助顺,屡败敌兵,北自上京,南至于海,其间京府州县部族人民悉皆抚定。今遣孛堇术孛报谕,仍赐马一匹,至可领也’”。⑤面对金人反辽节节胜利,高丽不能无动于衷,遂于睿宗十四年(1119)八年遣使报聘于金,但拒绝向金人称臣,所带外交文书不但不称“表”,相反还有“况彼源发乎吾土”之语。金太祖见状,十分生气,“拒不受”。⑥双方关于“保州”的交涉陷入僵局。由于双方谈判不谐,高丽害怕金人来攻,遂“增筑长城三尺”,加强边备。金朝边吏获悉高丽在边境地区屯兵,并增修长城,遂“发兵止之”,高丽不从。这时,正值金朝发兵灭亡辽朝的关键时期,故金太祖对高丽增筑长城采取了忍让和克制态度,告诫边吏“毋得侵轶生事,但慎固营垒,广布耳目而已”。⑦

金太祖于天辅四年(1120)攻取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天辅六年(1122)正月攻取辽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四月又以破竹之势攻取了辽西京(今山西大同),年底,兵不血刃占领了辽南京(即燕京,今北京),辽天祚帝西遁,辽朝基本被金人灭亡。天辅七年(1123),金太祖在将燕京及其六州土地交还北宋以后,在率兵北返途中病逝,其弟吴乞买继位,是为金太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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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史·高丽传》在记载此事时,并没有明确具体时间,仅记在高丽兵进入保州城之后。《金史·太祖本纪》记载,天辅元年(1117)“八月癸亥,高丽遣使来请保州。”当与《金史·高丽传》所记此事为同一事。《高丽史》仅记载睿宗十二年(1117)三月癸丑,金主阿骨打遣阿只等五人出使高丽,未记载“蒲马”等人使金。日人三上次男认为《金史·高丽传》所记此事应在收国二年(高丽睿宗十一年,1116年)八月,实误。魏志江先生对此曾做辨证,认为高丽睿宗十一年八月和十二年八月为两次遣使,所论甚是。
②《高丽史》卷95《尹瓘传》。
③《高丽史》卷1《成宗世家》。
④⑥ 《高丽史》卷14《睿宗世家三》。
⑤《金史》卷135《高丽传》。《高丽史》将此事系于睿宗十四年(天辅三年,1119年)二月,但从内容分析,当在金天辅四年(1120)攻取辽上京之后,待考。
⑦《金史》卷135《高丽传》。



金太宗即位以后,即遣使高丽,“复以辽帝亡入于夏国报之”,高随、斜野奉命出使高丽,“至境上,接待之礼不逊”,即高丽反对按照臣下之礼接待金朝使者,“随等不敢往”,急忙请示金太宗,金太宗曰:“高丽世臣于辽,当以事辽之礼事我,而我国有新丧,辽主未获,勿遽强之。”金太宗虽然坚持高丽应该向臣事于辽一样臣事于金,但因金太祖病逝及未能捉获辽天祚帝,不愿意激化两国矛盾,“命高随等还之”。①

这时,新任高丽国王仁宗由于对金朝势力认识不足,坚决反对向金称臣,继续扩军备战,招纳保州等地人口,并试图与即将灭亡的辽朝残余势力结盟以自保,导致两国关系迅速恶化,并发生一些小规模冲突。

天会三年(1125)五月,高丽仁宗听说金军捉获天祚帝,大吃一惊,急忙“遣司宰少卿陈淑、尚衣奉御崔学鸾如金。金以国书非表又不称臣,不纳”。天会四年(1126)二月,金朝斡离不(宗望)大军迫使宋朝交纳大量金银财宝以及割让太原(今山西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县)、河间(今河北河间)三镇以后,率军北返。三月,高丽仁宗听说金兵打败了北宋,急忙召集大臣会议,决定向金称臣。四月,遂“遣郑应文、李侯如金称臣”。②金太宗见高丽同意称臣,非常高兴,“优诏答之”,随即派遣高伯淑、乌至忠等出使高丽。在高伯淑等人临行之前,金太宗指示说:“凡遣使往来当尽循辽旧,仍取保州路及边地人口在彼界者,须尽数发还。”如果高丽“一一听从,即以保州地赐之”。高伯淑等到达高丽,高丽仁宗“附表谢,一依事辽旧制”。③即高丽按照向辽称臣礼仪接待金使,但在附表中强调保州本高句丽旧地,应该归属高丽。这引起金太宗不满。金太宗坚持对原辽朝领土具有所有权,称将保州之地交与高丽是“朝廷不爱其地,特行割赐”,④不能以为理所当然。同时,要求高丽归还保州等地流入高丽的女真人户,并令高丽向金朝献上称臣誓表。在金朝强势压力之下,高丽于仁宗七年(金天会七年,1129年)十一月,“遣卢令琚、洪若伊如金进誓表”,完成了向金称臣的最后一道手续。这时,金太宗正派遣完颜宗弼(兀术)等穷追逃入南海的宋高宗,见高丽遣使前来进纳誓表,自然十分高兴,但对高丽仍以保州等地流入高丽的人口皆已“物故”为借口不欲遣还之事甚为不满,仍然坚持追索保州等地逃入高丽的户口。天会八年(1130)十二月,高丽仁宗又派遣左司郎中金瑞等人使金,“请免追索保州投入人口”。⑤金朝开国功臣完颜勖向金太宗上书谏曰:“臣闻德莫大于乐天,仁莫先于惠下。所索户口,皆前世奸宄叛亡,乌蠢、讹谟罕、阿海、阿合束之绪裔。先世绥怀四境,尚未宾服,自先君与高丽通,闻我将大,因谓本自同出,稍稍款附。高丽既不听许,遂生边衅,因致交兵,久方连和,盖三十年。当时壮者今皆物故,子孙安于土俗,婚姻胶固,征索不已,彼固不敢稽留,骨肉乖离,诚非众愿。人情怨甚可愍者,而必欲求为己有,特彼我之蔽,非一视同仁之大也。国家民物繁多,幅员万里,不知得此果何益耶。今索之不还,我以强兵劲卒取之无难。然兵凶器,战危事,不得已而后用。高丽称藩,职贡不缺,国且臣属,民亦非外。圣人行义,不责小过,理之所在,不俟终日。臣愚以为宜施惠下之仁,弘乐天之德,听免征索,则彼不谓己有,如自我得之矣。”⑥完颜勖以保州等地流入高丽的人口早已“安于土俗”,以及“国且臣属,民亦非外”之说,劝金太宗不必索取保州等地流入高丽的女真人口。金太宗采纳了完颜勖的建议,答应了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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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 《金史》卷135《高丽传》。
②④ 《高丽史》卷15《仁宗世家一》。
⑤《高丽史》卷16《仁宗世家二》。
⑥《金史》卷66《完颜勖传》。


关于“乞免索保州亡入边户”的请求,不再索取“保州亡入高丽户口”,“自是保州封域始定”。①金朝与高丽关于“保州”的交涉终于告一段落,金朝与高丽的疆域也最后确定下来:金朝与高丽的分界同辽朝与高丽的分界相比,除了金朝将保州一带赐给高丽,双方以鸭绿江下游入海地段为界以外,其余分界没有变化,仍以清川江流域为界,即高丽定州(治所在今朝鲜咸镜南道定平)以北归属金朝,以南归属高丽。


三、从“保州”交涉看辽、金与高丽的外交思想和政策

从上述辽、金与高丽的“保州”交涉中,可以看出,辽、金在土地(包括各种物质利益)和名分的问题上更重视名分,对高丽一直采取“仁者”“友善”外交;高丽在土地和名分的问题上,虽然也重视名分,但比较起来则更加重视功利(包括土地等各种物质利益),对辽、金实行重视功利主义的“智者”“事大”外交政策。

1·辽、金对高丽的外交思想和政策

辽、金政权建立之初,以经略中原为其主要发展方向,因此对周边各族尽力拉拢,对高丽也采取“友善”的外交政策。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高丽政权建立之后,即主动遣使高丽“遗橐驼、马及毡”②等,辽太宗即位以后,也主动遣使高丽“遗橐驼五十匹”③等,就是要与高丽建立“友好”关系。然而,高丽太祖王建却视契丹为“禽兽之国”,④对契丹灭亡渤海后阻止其北向扩张大为不满,将辽太宗派往高丽的使者30余人流放海岛,对契丹实行“不友好”政策。面对高丽的不友好之举,契丹为了顾全大局,并没有马上对高丽用兵。之后,高丽北扩不已,严重地影响了契丹利益,契丹才于统和十年(992)出兵大举征伐高丽。契丹征伐高丽的主要目的是要收回被高丽占领的原高句丽之地,即使按高丽人徐熙的分析也是为了收回被高丽攻占的女真之地(即安北府及其以北的嘉州、松城等地)。据《高丽史·徐熙传》记载,高丽面对契丹大举来攻,曾想“割西京以北与之,自黄州至岭画为封疆”。即按徐熙之意图也有意将安北府以北的女真之地归还契丹。可在契丹与高丽谈判中,契丹不但没有收回原高句丽之地或高丽攻占的女真之地,反而以高丽称臣为条件又额外“取女直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给了高丽。⑤这不仅说明契丹具有与高丽交好之意,也说明契丹在土地和名分的问题上,更加重视名分。只要高丽同意称臣,两国交好,其余之事均好商量,不管是土地还是其他物资,契丹都会在所不惜。然而,高丽答应对契丹称臣以后,并没有完全履行臣下之职责,没有按时前来朝贡;康肇(兆)废弃穆宗另立显宗,也没有像臣下属国一样向契丹请示并求得契丹的册封;又秘密与宋朝往来等,根本没有像臣下一样视辽朝为“君主”之国,表面向辽朝称臣不过是一个虚名而已。辽朝发现高丽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大为恼怒,于是又有了反悔之意,再次出兵收取“六城”等地。契丹两次出兵失败,收回“六城”的愿望又以高丽同意称臣而不了了之。战后,辽朝虽然没有答应高丽有关毁弃和收回保州的请求,但也不再索取六城,且积极与高丽保持和好关系。对高丽不予借道进入女真地区、以大延琳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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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史》卷135《高丽传》。
②《高丽史》卷1《太祖世家一》
③④ 《高丽史》卷2《太祖世家二》。
⑤参见《辽史》卷13《圣宗纪四》。



乱为借口不来朝贡,并没有大为恼怒;对高丽与宋朝往来不再指责;就是对高丽德宗断绝外交关系也未大动干戈;对高丽请求辽朝不要在保州等地设置榷场也欣然应允。这些充分说明辽朝对高丽确实是在实行一种“友善”的外交政策,注意保持两国的和好关系。

金人对高丽也实行“友善”的外交政策。有人以为,女真最初实行“视高丽为‘父母之邦’的自卑外交政策”,其实不然,据查,在《高丽史》等著作中,女真称高丽为“父母之邦”只有两次。一次是在睿宗四年(1109)六月,女真人弗、史显等出使高丽,曾向高丽王上奏说:“昔我太师盈歌尝言,我祖宗出自大邦,至于子孙,义合归附。今太师乌雅束亦以大邦为父母之国”。①这是在高丽攻占曷懒甸女真地区以后修筑九城,女真派遣使者请求收回九城之地时所说的话,不无讨好和拉关系之意,也就是说,这时的女真具有愿意与高丽建立“友好”关系之意。第二次是在天辅元年(1117)三月,当金军即将攻取保州之地时契丹人将保州献于高丽,金太祖为了求取保州(或者说是与高丽交涉保州),特利用女真始祖函普“从高丽来”的关系,向高丽王说了有关高丽是“父母之邦”的话,实际上,也不无讨好和拉关系之意。但同时,金太祖又提出了与高丽结为“兄弟之国”的问题,所以不能说女真称高丽为“父母之邦”就是自卑的外交,实际上,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实行的一种积极主动的并希望与高丽建立“友好”关系的外交。

金太祖答应高丽自己攻取保州,也是希望与高丽建立友好关系的举措。那时,金人攻辽,前途未卜,且保州并不在金人手中,金太祖不过是用辽朝的土地卖个人情,以收到与高丽建立“友好”关系并实现联合攻辽的奇效,完全是对高丽的一种“友善”行为。但后来高丽不但没有与金人共同攻辽,反而在金兵即将攻取保州之时,不劳而获地占领了保州,不能不引起金人的不满,但金太祖仍然采取克制态度,耐心地与高丽进行和平交涉。后来,高丽增筑长城,在边境地区增驻军队、加强边备,金太祖仍然采取忍让和克制态度,告诫边吏“毋得侵轶生事,但慎固营垒,广布耳目而已”。边将请求“益兵”,金太祖并没有答应,只是对其“分列屯戍,以固封守”,加以肯定,对于高丽可能出现的与辽朝“交通”之事,也只是告诫边将“常遣人侦伺”而已。②金太宗即位以后,继续实行对高丽“友善”的外交政策。高丽仁宗即位以后,欲结辽自保,对金态度有所变化。天会二年(1124)五月,曷懒路军帅完颜忽剌古等向金太宗上奏说:“往者岁捕海狗、海东青、鸦、鹘于高丽之境,近以二舟往,彼乃以战舰十四要而击之,尽杀二舟之人,夺其兵仗。”对于高丽蓄意制造事端,金太宗仍然采取忍让态度,谓“以小故起战争,甚非所宜。今后非奉命,毋辄往”。七月,鹘实答等人又向金太宗上奏说:“高丽纳吾叛亡,增其边备,必有异图。”金太宗又指示说:“纳我叛亡而弗归,其曲在彼。凡有通问,毋违常式。或来侵略,整尔行列,与之从事。敢先犯彼,虽捷必罚。”后来,仅仅“命南路军帅母,以甲士千人益合苏馆路孛堇完颜阿实赉,以备高丽”而已。③正是由于金太祖和金太宗对高丽实行“友善”的忍让和克制的外交政策,才避免了金朝与高丽的军事冲突,既保证了金朝灭辽取宋战争的顺利进行,又保证了金朝与高丽关系的和平发展。

金朝虽然对高丽实行“友善”的外交政策,但在领土和名分等重大事非问题上却不含糊。保州等地,实际上是女真人活动和生活地区(包括辽朝赐给高丽的鸭绿江东数百里所建六城等地,都是女真人活动地区),之前是渤海人控制地区,渤海人控制之前一度为唐朝直接管辖,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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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丽史》卷13《睿宗世家二》。
②参见《金史》卷135《高丽传》。
③《金史》卷3《太宗纪》。



朝直接管辖之前才是高句丽人控制地区。高丽人以高句丽人继承者自居,将年代如此久远的高句丽地区说成是他们的“旧地”,无论怎么说都过于牵强。因此,金太祖、金太宗一直坚持对保州之地的所有权,在他们与高丽交涉过程中,从来没有说过保州之地应该归属高丽,他们同意将保州之地交给高丽,也没有说过“还”或“归还”之类的话,只是说了“赐”或“割赐”之类的话,说明金朝对保州等地的所有权问题并没有含糊。

金朝虽然对土地所有权毫不含糊,但由于他们受中原天朝大国思想的影响,在土地和名分的问题上,更加重视名分。史载,女真人在建国之前,曾有一部分女真人臣附于高丽;但女真人建国以后,立即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并及时地向高丽提出“结为兄弟”之国的要求,名义上要与高丽对等交往,可金人以“兄”自居,降高丽人为“弟”,实际上还是想在金丽交往中居于主导地位。随着女真反辽事业的发展、控制地区的扩大,金人开始效仿辽朝,意欲取代辽朝在东亚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开始要求高丽也要像对辽朝称臣一样,向金朝称臣,并利用“保州”交涉问题,最终达到了这一目的。高丽答应向金朝称臣,金朝也就毫不犹豫地将“保州”之地“割赐”给了高丽(当然,这也与金太祖有言在先、金人不愿意失信有关)。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金人开始将高丽臣民看成自己的臣民,对保州等地流入高丽的女真人户也不再追索了。

可见,金在土地、人口和名分等问题上,更加重视名分,有了名分,其余之事均好商量。这就是辽、金对高丽的外交思想和政策。

2·高丽对辽、金的外交思想和政策

高丽在与辽、金交往之时,虽然也重视名分,但更加重视实际利益。最初,高丽为了发展自己的势力,积极北扩,曾与后晋、北宋交往,但在北宋雍熙三年(986)北伐辽朝之时,北宋请求高丽出兵援助,高丽知道北宋曾被辽朝打败,不敢出兵相帮,但又怕得罪宋朝,只好口头答应出兵,实际上则以种种借口拖延发兵,致使战事结束,高丽之兵仍然没有发过来。到了辽统和十年(992),辽为了收回原高句丽之地以及被高丽攻占的女真之地,大举进攻高丽,高丽亦曾向宋朝请求援助,宋朝也未出兵相帮。高丽开始意识到,在宋、辽两个政权之间,辽朝似乎是更强大的一方,于是,高丽不惜向辽称臣,倒向强大一方。高丽在向辽称臣之时,不但请求辽朝不再收取原高句丽之地以及被高丽攻占的女真之地,而且还要求辽朝将鸭绿江东数百里土地割赐高丽。辽朝则毫不犹豫地将“女直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给了高丽。显然,高丽不过是以称臣之虚名,换取了大片土地,获得了重大实际利益。然而,高丽向辽称臣并获得了“女直鸭绿江东数百里地”以后,并没有完全倾心于辽朝,而是仍然游移于辽、宋之间,既向辽称臣,又向宋称臣,并不断根据宋辽势力的消长调整自己的对辽、宋政策,意欲从辽宋两个政权的平衡中求发展,并从中获得好处。到了金人起兵反辽以后,高丽又游移于辽、金、宋之间,他们看到辽朝出现衰亡之势,并没有尽臣子之责,去拯救辽朝,相反主动取消沿用100多年的奉辽正朔,开始把眼光投向正在兴起的金朝。高丽主动与金朝接触,是害怕金人攻取保州,意欲通过金人之手,得到他们长期以来想得到而未得到的保州地区,并没有真心实意地想与金人交好。因此,高丽在与金人交往的同时,又不愿意与辽人绝交,虽然多次拒绝辽人关于联合抗金的请求,但仍想与辽人继续往来,甚至于意欲结辽自保。对宋人也是这样,高丽与宋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始终臣属于宋朝,但当北宋遇到危难尤其是面临金人灭亡之时,高丽也不肯出手相帮。实际上,高丽是想在辽、宋、金角逐之时,谁也不得罪,试图在三种势力中寻找某种平衡。毫无疑问,高丽这么做,主要的是从自身利益考虑问题,当他们发现三种势力无法平衡时,就会考虑倒向哪一方才会保全自己并能获得利益,于是,他们就会偏向势力较强的一方,且将名分问题放到实际利益之后。这样,高丽就形成了自己颇具特色的注重功利主义的“事大”外交思想和政策。

高丽的“事大”思想和政策,主要源于《孟子》一书。《孟子·梁惠王章句下》记载:“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践事吴。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高丽对其实行的这种重视功利主义的“事大”外交,视为一种“保其国”的政策,视为“智者”所为,从未隐讳。据史书记载,在金人于天辅元年(1117)三月遣使前往高丽请求“和亲”并“结为兄弟”之国时,许多大臣“极言不可,至欲斩其使者”,监察御史金富仪则上疏说:“臣窃观汉之于匈奴,唐之于突厥,或与之称臣,或下嫁公主,凡可以和亲者,无不为之。今大宋与契丹迭为伯叔兄弟,世世和通。以天子之尊无敌于天下,而与蛮胡之国屈而事之者,乃所谓圣人权以济道保全国家之良策也。”①金富仪直言不讳地提出了以重视功利主义为特色的“事大”外交思想和策略,并认为这是“保全国家之良策也”。到了天会四年(1126)金人第一次侵宋并迫使宋人献出大量珍宝及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以后,高丽仁宗对金朝的实力有了进一步认识,遂召集大臣会议,讨论向金称臣问题,与会大臣“皆言不可。独李资谦、拓俊京曰:‘金昔为小国,事辽及我。今既暴兴灭辽与宋,政修兵强,日以强大,又与我境壤相接,势不得不事。且以小事大,先王之道,宜先遣使聘问。’”②建议遵循先王“以小事大”的外交政策,立即派遣使者赴金向金称臣。当时,李资谦、拓俊京的意见虽是少数人的意见,但却被高丽仁宗所采纳,随后,高丽仁宗即派遣“郑应文、李侯如金称臣”,终于得到了他们朝思暮想的保州之地。

以上可以看出,高丽通过向辽人称臣,阻止了辽朝的军事进攻并获得了“女直鸭绿江东数百里地”;高丽又通过向金人称臣,得到了保州之地。称臣不过是虚名,获得土地才是真正的实惠,高丽实行的这种“事大”外交,并没有多少损失,反而得到了不少实惠,确实是“智者”所为。而辽金王朝虽然重视名分,迫使高丽称臣,“以大事小”,但并没有得到多少实惠,在关键时刻高丽还是没有出手相帮,高丽称臣不过是一个虚名而已。辽、金所实行的外交,正像《孟子》所说,是“仁者”所为的“乐天”的外交政策。金朝对高丽的“以大事小”政策和高丽对金朝的“以小事大”政策,被视为“仁者”和“智者”的外交政策。确实,金朝通过对高丽的“友善”外交以及高丽不惜虚名的“事大”政策,不断化解两国矛盾,避免了战争的爆发,为辽金与高丽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开创了辽金与高丽友好的新局面。
楼主 恐龙慢打  发布于 2011-11-09 08:59:41 +0800 CST  
@老道口 2011-11-05 20:59:38

沈阳因地处古沈水(今浑河)之北而得名 (作者:恐龙慢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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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京通志》云:浑河满语“呼努尔”,汉标音“浑河”,古称“小辽水”,距盛京十里。沈水又称“小沈河”,城南五里,(即今沈阳南运河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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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城建功烟云远

每次到五里河公园,都要去看一看被人们戏称为沈阳“第一任市长”的秦开雕像。

雕像坐北朝南。最前面,两匹驾车的战马四蹄腾空,马鬃飘荡,仰天嘶鸣。马身后,驭手身体前倾,手握缰绳,掌控高速前行的战车。车中间,秦开右手持长戟左手持盾牌,稳稳伫立,目视前方,身披的斗篷因车飞奔而飘起,威风凛凛。这生动的雕像,总是让我情不自禁地超越时空,遥想2300年前,战国时燕国名将秦开率军攻袭东胡,开拓大片北方领土,建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始建沈阳前身侯城的情景。

据考古学者调查,作为沈阳前身的候城,大致范围是以现在的兴隆大家庭为一侧,正阳街到朝阳街的区域。其主要功能是戍边。当时城市的布局及建筑,特别是对促进当时沈阳地区发展的具体情况,因为时间久远已不可考。但是雕像以七国争雄时,同时发生在中华大地北方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和“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的事件为背景,透过“马咴咴,车隆隆”的战争意境,告诉我们战争这一作为具有极大破坏性的历史现象,也促使科技的进步,促进城市的出现,使人类社会组织形式向更加有效的方向发展,特别是也促进文明由隔绝走向联系、促进人类社会进程中的质变与飞跃。据史料记载,“胡服骑射”和“秦开为质却胡”,建候城后,马匹不再单一用于战场,也更广泛用于民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也更加广泛,商品的交流也更加活跃,中原地区和塞外的物质文化交流得到了加强。我们可以推断,候城在发挥戍边功能的同时,在促进汉族与胡人相互学习、交流乃至融合,促进塞外的发展方面,在促进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明扩展到东北地区,一定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据此,应当说秦开这沈阳第一任“市长”干得还不错。


沈阳市第一任市长秦开的雕像

楼主 恐龙慢打  发布于 2011-11-09 12:38:30 +0800 CST  


沈阳五里河公园的秦开塑像



秦开者,战国时期燕国名将。燕昭王即位之初,因北方东胡族强大,被迫将秦开送往东胡做人质。秦开借机掌握了东胡的风土人情、军事地理等情况。燕国军力强大后,将其召回,并以其为将,于燕昭王十二年(公元前300年)率军北击东胡,深入3千余里,取得重大胜利,打开了燕国进入东北南部的通道。之后,又乘获胜余威,进兵辽东。燕国随即在辽东地区设置辽东郡。战争结束后,为防备周边少数民族来犯,燕国从造阳(今河北易县)到辽东襄平(今辽阳市)沿边修筑了一道长城,设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辽东郡郡府设于现在的辽阳市。从此,初具规模的城邑在东北大地上出现了。这也就是最早的辽阳城

沈阳当时就是属于辽东郡统辖下的戍边城,当时名为侯城。这便是沈阳建制的最早记载。

秦开建长城,设郡县,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进步的社会制度扩展到东北地区,将文明延伸到蛮荒之地。辽东郡和侯城之设,是东北地区进入中华文明体系的转折点,是新的历史时期开端的标志。侯城的创建为后世沈阳的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几经兴废和重建、扩建,沈阳终于成为我国东北的第一中心城市。

沈阳,作为历史古城,古侯城是其光辉的起点,而燕将秦开为此建立了旷世之功。为了纪念秦开,沈阳市在浑河北岸五里河公园树立了一座大型的秦开雕像以示纪念。作为沈阳的市民,为有这样一位历史英雄而骄傲。

楼主 恐龙慢打  发布于 2011-11-09 12:39:37 +0800 CST  

楼主:恐龙慢打

字数:37114

发表时间:2011-11-06 03:31:00 +0800 CST

更新时间:2018-03-25 19:50:28 +0800 CST

评论数:26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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