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星的陨落——宋教仁遇刺真相大解密（共12集）
巨星的陨落——宋教仁遇刺真相大解密（共12集）
巨星的陨落：宋教仁是怎样被刺的？
作者：金满楼
宋教仁是近代湖南的杰出人士，他的一生就像一颗流星，在生命中最辉煌、最灿烂的瞬间戛然而止，给历史和后人们留下了极大的遗憾与想象空间。宋教仁的生命很短暂，遇刺身亡的那一年，他只有32岁，但在这32岁的光阴里，他给历史留下浓厚一笔的同时，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团——究竟是谁刺杀了宋教仁？目的何在？案件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这一事件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一切的一切，都有待作进一步的揭示。作为开篇，我们不如先回到当年案发的现场。
1913年3月20日晚上十点左右，上海沪宁火车站外灯光黯淡，在黄兴、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宋教仁走出候车室，准备登上火车进京。就在众人快走到检票口时，斜刺里突然窜出一条黑影，接着“砰”、“砰”几声枪响，走在队伍前面的宋教仁表情痛苦，他扶着身边的铁栅栏，忍着痛叫道：“我中枪了！”
事发突然，众人一片惊呼，凶手却是身手敏捷，一转眼便消失在濛濛夜色之中。等到大家醒悟过来时，宋教仁已经歪倒在冰冷的地面，双手还紧紧捂着受伤的腰部，鲜血汩汩而出。很明显，凶手的行刺对象非常明确，那就是当晚的焦点人物宋教仁。
凶手为什么选择这一时刻行刺？要知道，宋教仁此次北上，正有一桩极大的事情要办——那就是进京组阁，并极有可能出任新一任内阁总理。说起这事，还要从上一年的国会选举说起。武昌起义爆发后，在经过反复的战争、谈判和各种各样的勾心斗角与幕后交易后，国内各方势力最终达成协议：清帝退位、孙中山退职、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在这近半年的风云变幻中，清室完败、革命党虚胜，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系大获全胜。
但是，袁世凯虽然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总统”的前面还有“临时”二字，换句话说，当时的一切只是过渡，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总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国会选举。
为防止袁世凯擅权复辟，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时下了三道“紧箍咒”：迁都南京、袁世凯南京就职并保证遵守《临时约法》。为迫使袁世凯就范，孙中山派出蔡元培、宋教仁等人作为“迎袁专使”亲赴北京，但专使团来到京城的次日晚上，曹锟所部北洋第三镇突然爆发兵变，北京乃至北方局势陷入混乱，袁世凯南下就职与迁都之事不了了之。
好在革命党人还有第三道“紧箍咒”，那就是《临时约法》。按规定，正式的国会选举应在之后的10个月内举行，也就是说，应在1913年2月之前完成。只有在国会选举完成后，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正式大总统产生之后，新生的民国才能获得世界各国特别是列强们的承认。对此，袁世凯是非常积极的，在1912年8月，临时参议院即通过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三个法案，以便着手准备国会选举。
按民国初年的政治构架，国会产生后，除选举新的大总统外，新一任内阁将由国会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来组织，内阁总理也一般由获胜的政党党魁担任。由此，国内各派政治力量都在国会选举前卯足了劲，力图在选举中旗开得胜，大展宏图。
在宋教仁的多方斡旋下，同盟会最终接受这几个党派所提出的条件，同盟会、统一共和党等五党于1912年8月宣布合并成立新的国民党。说来有趣，五党合并大会上，还发生了这样一个小插曲：应国民公党的要求，新成立的国民党将“男女平权”一条取消，参加大会的知名女会员唐群英、沈佩贞等人听后十分气愤，正好主持合并工作的宋教仁就在这群巾帼英雄旁边，话不投机之下，某强悍的女会员竟然一把抓住宋教仁的头发，当场左右开弓奉送了几个大耳瓜子，令会场中的男革命党们为之大骇不已。
不管怎么说，合并后的国民党队伍空前强大，会上选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9人为理事，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另外，大会还选出29名参议，其中包括著名的革命党人胡汉民、柏文蔚、李烈钧、张继、于右任、马君武等人。会后，宋教仁不无得意的说，此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
话虽如此，梁启超的回归给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增加了不小的变数。梁启超是戊戌变法中的大名人，清末即享有盛名，其在国内拥趸众多，后来一些党派如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共和统一党等团体即在他的策划下合并成立民主党，一时间形成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三足鼎立之势。
辛亥革命后，原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和黄兴刻意淡出政坛，代理党务的宋教仁却异常积极，他在10月中旬后离京南下，前往各省布置国民党的选举事宜。在宋教仁的努力下，国民党在各地的选举动员会开得非常成功，特别是宋教仁的演说更是极具魅力，吸引了诸多的民众前来听讲。
事实上，前来聆听宋教仁演说的除国民党员、新闻记者和普通民众外，也混杂着北京派来的探子。每次宋教仁演说完毕，袁世凯总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国民党的最新动向。有一次，宋教仁在演说中说：“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军权和政权，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所以，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我们要在国会中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宋教仁的这段话深刻揭示了民主政治中关于立法权至上、权力制衡的真谛，他试图领导国民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并组织完全政党内阁的想法，称得上是教科书式的经典范例。据说，袁世凯听到这段话后很不高兴，他对身边幕僚愤愤然地说：“宋教仁还想组建政党内阁吗？何以相逼如此之甚也！”
袁世凯是北洋系的开山鼻祖，北洋军即由其一手打造，但在慈禧太后死后，新上台的摄政王载沣将他一脚踢回老家养病，如果不是武昌起义的话，他极可能终老林下，毫无作为。但在辛亥之变中，袁世凯借机东山再起，将清廷与革命党玩弄于股掌之间，并最终攫取了革命成果，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虽然是新派人物，但底子是旧官僚，对于革命党人在《临时约法》中所主张的内阁制，他既不理解也不赞同，他曾不止一次地对身边人说：“总统、总理、总长，三个都是‘总’，可到底谁说了算？”对于民初政治体制中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袁世凯更是感到极不适应，他手下一位要员曾“精辟”地大发牢骚：“民主就是无主，共和就是不和！”
尽管有种种不满，但由于民国刚刚建立，袁世凯也不敢公然推翻《临时约法》，他也需要通过选举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各方努力下，民国初年的选举运动开始如火如荼的在全国各地逐渐上演。
1911年年底，宋教仁回到桃源老家为母亲祝寿。由于选举日趋白热化，宋教仁顾不上与家人共度春节而于1913年2月1日离开家乡来到武汉，以指导国民党在各省的选举工作。在宋教仁的主持和积极奔走下，国民党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当年3月，选举结果揭晓：众议院议员596人中，国民党当选269人；参议院议员274人中，国民党当选123席。换句话说，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国民党占392席，约45％的比例，虽然没有获得超过半数的绝对优势，但他们所占的议席数已远远超过了其他政党，即使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三党联合，也不足以抗衡。
国会选举的胜利令全党上下一片欢腾，宋教仁也是十分的激动。在他看来，胜利的曙光已在眼前，组阁的梦想即将实现，他将登上历史的大舞台，从在野的党魁进而在朝掌握权柄，与袁世凯展开宪政轨道上的较量。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一个可怕的阴谋已经张开，巨大的危险正向他慢慢逼近。
再回到宋案现场。宋教仁中枪后，身体歪倒在旁边的铁椅之上，左手还紧紧地捂着受伤的腰部，等到黄兴、于右任等人赶到时，宋教仁已经痛得站不起身，而凶手却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察看了宋教仁的伤势后，黄兴等人一边组织人员报警追凶，一边派人就近寻找车辆。所幸的是，车站外停车场上就有一辆汽车，于右任等人慌忙将宋教仁扶上汽车，并令司机以最快的速度送往临近的沪宁铁路医院。
等到医院后，宋教仁早已是奄奄一息。经医生检查，子弹是从背后击入并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由于伤势严重，院方认为必须开刀才有希望获救。为争取时间，宋教仁于凌晨12时30分送入手术室开刀，一番努力后，医生用钳子从小腹处取出子弹，但令众人意想不到的是——子弹上竟然有毒！
手 术完成后，宋教仁脸如白纸，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随后呻吟着对陪护在旁的于右任口授遗嘱：一是将他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的书籍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是他家中一向贫寒，老母尚在，希望黄兴及各位友人在他死后代为照料；三是诸位同志要继续奋斗救国，勿以他为念而放弃责任。
说完这番话后，宋教仁痛苦至极，他一会双手抱肩，一会合成十字，似乎有说不尽的苦痛，旁边一班送死的友人，也都为之恻然落泪。在与黄兴等人商议后，院方决定对宋教仁进行第二次手术，把肠缝补清洗并取出食物及污血。这次手术后，宋教仁的伤情更加恶化，不尽的痛苦当中，他还呻吟着说：“我为了调合南北，费尽若心，可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真死不瞑目。”
令人无语的是，宋教仁临终之前还请黄兴代笔致电北京，向袁世凯报告被刺经过，电文大意是：我于本夜乘车赴京时，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让被奸人从背后开枪，子弹由腰上部射入腹下部，势必至死。想我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从未结怨于私人。如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然撒手，死有余恨。希望大总统能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让国家有确定不拔之宪法，则我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临死之人，殷殷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闻者何尝不令人心酸？
捱到3月22日凌晨四点，宋教仁最终在辗转苦痛中气绝而亡，年仅32岁。临终前，宋教仁双目直视不瞑，双拳紧握不张，眼框中尚有泪珠，足见他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恋和不舍。
据《民立报》报道，宋教仁死时，有黄兴、于右任、陈其美、居正及宋教仁的秘书刘白等十余人在场，黄兴俯身在宋教仁耳边说：“钝初，我们会照料你的一切，你放心去吧！”于右任则哭着说：“钝初，此事凶手已十分之八可以破案！”宋教仁停止呼吸后，一班友人伏尸恸哭，陈其美更是为之捶胸顿足，说：“不甘心，这事真不甘心！”
次日，陈其美派人买来棺柩并请相馆的人为宋教仁遗体拍照。拍照前，众人发生争执，黄兴等人主张让宋教仁衣冠整齐，以表明其生平光明正大；另一些人则认为宋教仁系被人暗杀，应像法国大革命领袖马拉遇刺一样，将其赤身伤痕也拍摄出来，以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一张历史性的图片。
争议的结果，最终是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正冠礼服照；另一张为赤身露出伤口的照片。当时在长沙读书的左舜生后来回忆说，他曾在《民立报》、《民权报》上看到过宋教仁的裸身遗像并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数十年后，他依然清晰地记得——“致命一伤在腹部，面目如生”。
宋教仁遇刺身亡的消息传出后，国内外舆论大为震惊，此时正在日本考察铁路政策的孙中山也由长崎发来唁电，并要求国民党人尽力查出刺杀宋教仁的凶手，为之昭雪平愤。为纪念宋教仁的殉难，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出正式通告：“本党代理理事长宋先生之丧，各党员缠黑纱志哀。”
3月23日下午，国民党方面为宋教仁举行了隆重的出殡仪式，据《民立报》报道，出殡队伍由十二部分组成，包括旗帜前导、军乐队、花亭式遗像、由双马车所拉的花彩灵位、花圈、棺木等，另有徒手的混成第三旅及海军兵士护送，国民党员及送殡来宾上千人，随行车辆两百余辆。街道上则有巡警荷枪随行，其规模之大、场面之隆重，为上海前所未有。
由于国民党刚刚赢得国会选举的胜利，作为党魁的宋教仁极有可能出任新一届内阁总理，在这一敏感时期，宋教仁的遇刺无疑是一桩精心策划的政治暗杀，目的就是要致其于死地——那么，究竟是谁刺杀了宋教仁呢？请看后续。
（注：《宋教仁遇刺之谜》共12集，本文为第一篇。）
巨星的陨落：宋教仁是怎样被刺的？
作者：金满楼
宋教仁是近代湖南的杰出人士，他的一生就像一颗流星，在生命中最辉煌、最灿烂的瞬间戛然而止，给历史和后人们留下了极大的遗憾与想象空间。宋教仁的生命很短暂，遇刺身亡的那一年，他只有32岁，但在这32岁的光阴里，他给历史留下浓厚一笔的同时，又给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的谜团——究竟是谁刺杀了宋教仁？目的何在？案件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历史真相，这一事件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一切的一切，都有待作进一步的揭示。作为开篇，我们不如先回到当年案发的现场。
1913年3月20日晚上十点左右，上海沪宁火车站外灯光黯淡，在黄兴、于右任等人的陪同下，宋教仁走出候车室，准备登上火车进京。就在众人快走到检票口时，斜刺里突然窜出一条黑影，接着“砰”、“砰”几声枪响，走在队伍前面的宋教仁表情痛苦，他扶着身边的铁栅栏，忍着痛叫道：“我中枪了！”
事发突然，众人一片惊呼，凶手却是身手敏捷，一转眼便消失在濛濛夜色之中。等到大家醒悟过来时，宋教仁已经歪倒在冰冷的地面，双手还紧紧捂着受伤的腰部，鲜血汩汩而出。很明显，凶手的行刺对象非常明确，那就是当晚的焦点人物宋教仁。
凶手为什么选择这一时刻行刺？要知道，宋教仁此次北上，正有一桩极大的事情要办——那就是进京组阁，并极有可能出任新一任内阁总理。说起这事，还要从上一年的国会选举说起。武昌起义爆发后，在经过反复的战争、谈判和各种各样的勾心斗角与幕后交易后，国内各方势力最终达成协议：清帝退位、孙中山退职、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在这近半年的风云变幻中，清室完败、革命党虚胜，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系大获全胜。
但是，袁世凯虽然获得了最终的胜利，但“总统”的前面还有“临时”二字，换句话说，当时的一切只是过渡，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总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国会选举。
为防止袁世凯擅权复辟，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时下了三道“紧箍咒”：迁都南京、袁世凯南京就职并保证遵守《临时约法》。为迫使袁世凯就范，孙中山派出蔡元培、宋教仁等人作为“迎袁专使”亲赴北京，但专使团来到京城的次日晚上，曹锟所部北洋第三镇突然爆发兵变，北京乃至北方局势陷入混乱，袁世凯南下就职与迁都之事不了了之。
好在革命党人还有第三道“紧箍咒”，那就是《临时约法》。按规定，正式的国会选举应在之后的10个月内举行，也就是说，应在1913年2月之前完成。只有在国会选举完成后，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正式大总统产生之后，新生的民国才能获得世界各国特别是列强们的承认。对此，袁世凯是非常积极的，在1912年8月，临时参议院即通过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三个法案，以便着手准备国会选举。
按民国初年的政治构架，国会产生后，除选举新的大总统外，新一任内阁将由国会选举中获胜的政党来组织，内阁总理也一般由获胜的政党党魁担任。由此，国内各派政治力量都在国会选举前卯足了劲，力图在选举中旗开得胜，大展宏图。
在宋教仁的多方斡旋下，同盟会最终接受这几个党派所提出的条件，同盟会、统一共和党等五党于1912年8月宣布合并成立新的国民党。说来有趣，五党合并大会上，还发生了这样一个小插曲：应国民公党的要求，新成立的国民党将“男女平权”一条取消，参加大会的知名女会员唐群英、沈佩贞等人听后十分气愤，正好主持合并工作的宋教仁就在这群巾帼英雄旁边，话不投机之下，某强悍的女会员竟然一把抓住宋教仁的头发，当场左右开弓奉送了几个大耳瓜子，令会场中的男革命党们为之大骇不已。
不管怎么说，合并后的国民党队伍空前强大，会上选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9人为理事，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另外，大会还选出29名参议，其中包括著名的革命党人胡汉民、柏文蔚、李烈钧、张继、于右任、马君武等人。会后，宋教仁不无得意的说，此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
话虽如此，梁启超的回归给即将到来的国会选举增加了不小的变数。梁启超是戊戌变法中的大名人，清末即享有盛名，其在国内拥趸众多，后来一些党派如共和建设讨论会、国民协会、共和统一党等团体即在他的策划下合并成立民主党，一时间形成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三足鼎立之势。
辛亥革命后，原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和黄兴刻意淡出政坛，代理党务的宋教仁却异常积极，他在10月中旬后离京南下，前往各省布置国民党的选举事宜。在宋教仁的努力下，国民党在各地的选举动员会开得非常成功，特别是宋教仁的演说更是极具魅力，吸引了诸多的民众前来听讲。
事实上，前来聆听宋教仁演说的除国民党员、新闻记者和普通民众外，也混杂着北京派来的探子。每次宋教仁演说完毕，袁世凯总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国民党的最新动向。有一次，宋教仁在演说中说：“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军权和政权，但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所以，我们要停止一切运动来专注于选举。我们要在国会中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宋教仁的这段话深刻揭示了民主政治中关于立法权至上、权力制衡的真谛，他试图领导国民党夺取国会选举胜利并组织完全政党内阁的想法，称得上是教科书式的经典范例。据说，袁世凯听到这段话后很不高兴，他对身边幕僚愤愤然地说：“宋教仁还想组建政党内阁吗？何以相逼如此之甚也！”
袁世凯是北洋系的开山鼻祖，北洋军即由其一手打造，但在慈禧太后死后，新上台的摄政王载沣将他一脚踢回老家养病，如果不是武昌起义的话，他极可能终老林下，毫无作为。但在辛亥之变中，袁世凯借机东山再起，将清廷与革命党玩弄于股掌之间，并最终攫取了革命成果，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虽然是新派人物，但底子是旧官僚，对于革命党人在《临时约法》中所主张的内阁制，他既不理解也不赞同，他曾不止一次地对身边人说：“总统、总理、总长，三个都是‘总’，可到底谁说了算？”对于民初政治体制中的三权分立、权力制衡，袁世凯更是感到极不适应，他手下一位要员曾“精辟”地大发牢骚：“民主就是无主，共和就是不和！”
尽管有种种不满，但由于民国刚刚建立，袁世凯也不敢公然推翻《临时约法》，他也需要通过选举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各方努力下，民国初年的选举运动开始如火如荼的在全国各地逐渐上演。
1911年年底，宋教仁回到桃源老家为母亲祝寿。由于选举日趋白热化，宋教仁顾不上与家人共度春节而于1913年2月1日离开家乡来到武汉，以指导国民党在各省的选举工作。在宋教仁的主持和积极奔走下，国民党在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当年3月，选举结果揭晓：众议院议员596人中，国民党当选269人；参议院议员274人中，国民党当选123席。换句话说，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国民党占392席，约45％的比例，虽然没有获得超过半数的绝对优势，但他们所占的议席数已远远超过了其他政党，即使共和党、统一党和民主党三党联合，也不足以抗衡。
国会选举的胜利令全党上下一片欢腾，宋教仁也是十分的激动。在他看来，胜利的曙光已在眼前，组阁的梦想即将实现，他将登上历史的大舞台，从在野的党魁进而在朝掌握权柄，与袁世凯展开宪政轨道上的较量。但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一个可怕的阴谋已经张开，巨大的危险正向他慢慢逼近。
再回到宋案现场。宋教仁中枪后，身体歪倒在旁边的铁椅之上，左手还紧紧地捂着受伤的腰部，等到黄兴、于右任等人赶到时，宋教仁已经痛得站不起身，而凶手却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察看了宋教仁的伤势后，黄兴等人一边组织人员报警追凶，一边派人就近寻找车辆。所幸的是，车站外停车场上就有一辆汽车，于右任等人慌忙将宋教仁扶上汽车，并令司机以最快的速度送往临近的沪宁铁路医院。
等到医院后，宋教仁早已是奄奄一息。经医生检查，子弹是从背后击入并斜穿到腰部，肾脏、大肠均被击中，由于伤势严重，院方认为必须开刀才有希望获救。为争取时间，宋教仁于凌晨12时30分送入手术室开刀，一番努力后，医生用钳子从小腹处取出子弹，但令众人意想不到的是——子弹上竟然有毒！
手 术完成后，宋教仁脸如白纸，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随后呻吟着对陪护在旁的于右任口授遗嘱：一是将他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的书籍全部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是他家中一向贫寒，老母尚在，希望黄兴及各位友人在他死后代为照料；三是诸位同志要继续奋斗救国，勿以他为念而放弃责任。
说完这番话后，宋教仁痛苦至极，他一会双手抱肩，一会合成十字，似乎有说不尽的苦痛，旁边一班送死的友人，也都为之恻然落泪。在与黄兴等人商议后，院方决定对宋教仁进行第二次手术，把肠缝补清洗并取出食物及污血。这次手术后，宋教仁的伤情更加恶化，不尽的痛苦当中，他还呻吟着说：“我为了调合南北，费尽若心，可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真死不瞑目。”
令人无语的是，宋教仁临终之前还请黄兴代笔致电北京，向袁世凯报告被刺经过，电文大意是：我于本夜乘车赴京时，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让被奸人从背后开枪，子弹由腰上部射入腹下部，势必至死。想我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从未结怨于私人。如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然撒手，死有余恨。希望大总统能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让国家有确定不拔之宪法，则我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临死之人，殷殷期望，章士钊说他是“至死不悟”，闻者何尝不令人心酸？
捱到3月22日凌晨四点，宋教仁最终在辗转苦痛中气绝而亡，年仅32岁。临终前，宋教仁双目直视不瞑，双拳紧握不张，眼框中尚有泪珠，足见他对这个美好的世界是何等的眷恋和不舍。
据《民立报》报道，宋教仁死时，有黄兴、于右任、陈其美、居正及宋教仁的秘书刘白等十余人在场，黄兴俯身在宋教仁耳边说：“钝初，我们会照料你的一切，你放心去吧！”于右任则哭着说：“钝初，此事凶手已十分之八可以破案！”宋教仁停止呼吸后，一班友人伏尸恸哭，陈其美更是为之捶胸顿足，说：“不甘心，这事真不甘心！”
次日，陈其美派人买来棺柩并请相馆的人为宋教仁遗体拍照。拍照前，众人发生争执，黄兴等人主张让宋教仁衣冠整齐，以表明其生平光明正大；另一些人则认为宋教仁系被人暗杀，应像法国大革命领袖马拉遇刺一样，将其赤身伤痕也拍摄出来，以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一张历史性的图片。
争议的结果，最终是拍了两张照片，一张是正冠礼服照；另一张为赤身露出伤口的照片。当时在长沙读书的左舜生后来回忆说，他曾在《民立报》、《民权报》上看到过宋教仁的裸身遗像并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数十年后，他依然清晰地记得——“致命一伤在腹部，面目如生”。
宋教仁遇刺身亡的消息传出后，国内外舆论大为震惊，此时正在日本考察铁路政策的孙中山也由长崎发来唁电，并要求国民党人尽力查出刺杀宋教仁的凶手，为之昭雪平愤。为纪念宋教仁的殉难，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发出正式通告：“本党代理理事长宋先生之丧，各党员缠黑纱志哀。”
3月23日下午，国民党方面为宋教仁举行了隆重的出殡仪式，据《民立报》报道，出殡队伍由十二部分组成，包括旗帜前导、军乐队、花亭式遗像、由双马车所拉的花彩灵位、花圈、棺木等，另有徒手的混成第三旅及海军兵士护送，国民党员及送殡来宾上千人，随行车辆两百余辆。街道上则有巡警荷枪随行，其规模之大、场面之隆重，为上海前所未有。
由于国民党刚刚赢得国会选举的胜利，作为党魁的宋教仁极有可能出任新一届内阁总理，在这一敏感时期，宋教仁的遇刺无疑是一桩精心策划的政治暗杀，目的就是要致其于死地——那么，究竟是谁刺杀了宋教仁呢？请看后续。
（注：《宋教仁遇刺之谜》共12集，本文为第一篇。）
离奇的破案：刺杀宋教仁的凶犯何以束手就擒？
作者：金满楼
上文我们说到，国民党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作为党魁的宋教仁极有可能出任新一届内阁总理，但就在他准备北上组阁时，一颗无情的子弹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毫无疑问，这是一桩典型的政治谋杀案。那么，各位一定想知道，这背后的凶手会是谁呢？
宋案发生后，举国震惊。作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他在收到宋教仁遇刺电报后立刻致电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宏及上海方面，要求重金悬赏，“限期破获，按法重惩”。第二天，宋教仁不治身亡，上海各方在报上公布缉拿凶犯的赏格，其中陈其美、黄兴致函公共租界总巡捕房，悬赏一万大洋捉拿凶犯；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如有能缉拿凶犯者，赏给一万银元，通风报信有功者，赏给五千大洋；闸北巡警局、上海县知事、上海地方检察厅、沪宁铁路局也开出了五千至一万银元的赏格。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就在宋教仁出殡当晚，两个潦倒不堪的四川学生来到国民党上海交通部，称有要事相告。交际处主任周南陔听说后立刻接见，二位学生报告说，他们因为来沪投考，当时住在四马路鹿鸣旅馆，隔壁房里有个名叫武士英的人，平时衣衫不整，不象好人。此人自称手里有幅古画来上海找买主，每天早出晚归，也常到他们房里闲谈。有一天，武士英问他们借两块大洋，说有人要提携他，叫他去干一件事，事成之后即可大富大贵，届时一定奉还二十块银元。接着，武士英又给他们看一张照片，说此人是我们的对头，不好，可杀。说罢，他又拿出一张名片，说这就是提携他的人，上海滩上大大的有名。
两学生听后将信将疑，于是借给武士英两块钱。就在前天深夜，武士英果然来还钱，但当晚神情既慌忙，又很得意，说“好了”，并将钞票一叠向他们炫耀，想必是领到赏号了。第二天，报上登载宋教仁先生被刺的消息，两个学生这才发现，武士英给他们看的相片正是宋教仁，所以特来报告。
周南陔听后不敢怠慢，随后细细盘问：武士英给他们看的是什么样的名片？名片上的这个上海名人，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两个学生说，当时没有特别在意，现在记忆有些模糊了，一时想不起来。周南陔见事情重大，请他们一定再想想，看能不能提供一点线索。两学生想了一会说，名片上的姓，说普通并不普通，说生僻也不生僻，只记得有长长的一撇，其余都想不起来了。
周南陔听后，立即前去报告国民党在上海的主要首脑、前沪军都督陈其美，同时又派人随学生到旅馆去守候武士英，准备等他回来即刻抓捕。派人蹲点伏击时，陈其美、周南陔等人一起猜想，这个指使行凶的人，其尊姓有“长长的一撇”，究竟是姓虞呢，还是姓唐？或是姓廖？姓廉？姓周？大家争论了一番，也说不出所以然来。陈其美说，既然是“上海有名的人”，也许姓虞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姓“应”，“应该”的“应”。这是后话。
以上是国民党上海交通部交际处主任周南陔的说法，这份回忆录最早在1939年8月的《锡报》上连载，因为与宋教仁遇刺案相隔26年，所以在时间、细节上与当时的报道有些出入。实际上，两个学生是先向英租界巡捕房报案，时间在宋教仁遇刺的第二天，但巡捕卡洛斯听了他们的故事后并未重视，也没有派人前去抓捕武士英，于是后面又有了古董商人王阿发的报案。
3月23日，也就是宋教仁遇刺后的第三天，一个买卖古董字画的河南人王阿发来到四马路公共租界巡捕房报案，说十天前他在文元坊应桂馨的家中兜卖古董，因为应是他的老主顾，平素很熟，应桂馨那天拿了一张照片叫他在某时某地把这个人暗杀掉，并许诺事成后给他一千元作为报酬，但王阿发只懂得做买卖而从没杀过人，因而不肯承担这事。据王阿发所说，当时他并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直到今天在报上看见宋教仁的照片，才发现这正是应桂馨叫他去暗杀的人。
那么，这个应桂馨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雇人去杀宋教仁？要说起来，此人在上海滩确实大大有名，他既是青帮大佬，又与革命党人交往甚密，当年闹革命的时候，曾为革命党人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就连陈其美当上上海都督，有他的一份功劳。别的不说，孙中山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还有由应桂馨组织卫队护送。南京临时政府撤销后，应桂馨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一度疏离，但谁会想到，他竟然成了刺杀宋教仁的主要嫌疑人？
“宋案”发生后，由于事件重大，舆论也是穷追不舍，这给租界巡捕房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收到王阿发的报案后，巡捕房这次的反应极为迅速，随后即决定前往抓捕。根据探员提供的线索，应桂馨常在包养的妓女胡翡云家吸食鸦片，当晚十点，在国民党人周南陔、陆惠生等人的带领下，总巡卡洛斯亲率多名中外巡捕前往胡宅，但这一次却扑了个空，应桂馨并未在胡宅而是在英租界湖北路三弄迎春坊某妓院宴请宾客。
得到这个消息后，卡洛斯等人随后又立即赶往迎春坊，并将弄堂口派人把守，以防止应桂馨逃窜。之后，先由周南陔前往妓院请应桂馨下楼，称有要事面商。周、应原是熟人，应桂馨听了周南陔的话后并未怀疑，他坦然下楼邀周南陔一块上楼吃饭，说今日宾客不多，您来得巧，不用客气。周南陔说，吃饭不急，有件急事要商量，请到门外去谈一谈如何？应桂馨听后仍未起疑，随即跟着周南陔走出妓院。说时迟、那时快，应桂馨刚刚迈出大门，巡捕们立刻一拥而上，将应桂馨按入早已守候在外的汽车，随后风驰电掣般开往南京路巡捕房，整个过程并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
由于杀人嫌犯武士英尚未落网，人证、物证都没有着落，应桂馨又是个有能力、有手腕的黑道中人，巡捕房一时也拿他没有办法。为尽快找到杀人凶犯，租界巡捕随后又前往应桂馨家中搜查证据。当时应家共三层楼，三上三下，陈设相当阔绰，家中除妻妾三人外，另有仆役宾客、闲杂人等一二十人，巡捕们将应宅前后门把守后，所有人均被暂时拘禁，女的关在楼上厢房，男的全留在楼下，不准私自行动。随后，巡捕们展开地毯式搜查，但令人失望的是，众人翻遍了应宅的上上下下，都没有发现关于刺宋的片言只语和任何物证，而在这时，时间已过午夜，搜查行动看来只能无功而退。
正当众人焦灼之时，周南陔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走到楼上，假称自己是应桂馨在捕房里接头过的心腹友人，并装作很机密的样子对应桂馨的几位姨太太低声说：“你家大人托我回来安慰你们，不必着急，事情有眉目了！到明天就可解释明白，但是有一个秘密文件的地方，应大人关照，把文件赶快取出来，秘密交给我，以便做好手脚，快点快点！”
由于周南陔之前曾与应桂馨有过交往，应桂馨的女眷对他有一些印象，一位姨太太果然中计，她起身说：“我晓得的，但这里如此严紧，那能弄法？”周南陔说：“有我，不要紧，你快点去拿好了！”应妾听后，便在厢房某块地板上拨动活板，掀开后，里面有一小箱子，另外还有烟土等物，周南陔见后如获至宝，立即将箱子等物取出，拿到楼下与巡捕们就地详细检查。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打开小箱子后，里面有密电本及函电不少，周南陔等人赶紧查看其中信函，并根据密电本对电报进行检阅翻译，一番努力后，竟然真的发现应桂馨与北京国务院秘书洪述祖函电频繁，来往密切，并且有“毁宋酬勋”字样，由此可以初步判定，宋教仁的遇刺，与应桂馨、洪述祖有着直接的关系。
作者：金满楼
上文我们说到，国民党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作为党魁的宋教仁极有可能出任新一届内阁总理，但就在他准备北上组阁时，一颗无情的子弹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毫无疑问，这是一桩典型的政治谋杀案。那么，各位一定想知道，这背后的凶手会是谁呢？
宋案发生后，举国震惊。作为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他在收到宋教仁遇刺电报后立刻致电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宏及上海方面，要求重金悬赏，“限期破获，按法重惩”。第二天，宋教仁不治身亡，上海各方在报上公布缉拿凶犯的赏格，其中陈其美、黄兴致函公共租界总巡捕房，悬赏一万大洋捉拿凶犯；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如有能缉拿凶犯者，赏给一万银元，通风报信有功者，赏给五千大洋；闸北巡警局、上海县知事、上海地方检察厅、沪宁铁路局也开出了五千至一万银元的赏格。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就在宋教仁出殡当晚，两个潦倒不堪的四川学生来到国民党上海交通部，称有要事相告。交际处主任周南陔听说后立刻接见，二位学生报告说，他们因为来沪投考，当时住在四马路鹿鸣旅馆，隔壁房里有个名叫武士英的人，平时衣衫不整，不象好人。此人自称手里有幅古画来上海找买主，每天早出晚归，也常到他们房里闲谈。有一天，武士英问他们借两块大洋，说有人要提携他，叫他去干一件事，事成之后即可大富大贵，届时一定奉还二十块银元。接着，武士英又给他们看一张照片，说此人是我们的对头，不好，可杀。说罢，他又拿出一张名片，说这就是提携他的人，上海滩上大大的有名。
两学生听后将信将疑，于是借给武士英两块钱。就在前天深夜，武士英果然来还钱，但当晚神情既慌忙，又很得意，说“好了”，并将钞票一叠向他们炫耀，想必是领到赏号了。第二天，报上登载宋教仁先生被刺的消息，两个学生这才发现，武士英给他们看的相片正是宋教仁，所以特来报告。
周南陔听后不敢怠慢，随后细细盘问：武士英给他们看的是什么样的名片？名片上的这个上海名人，姓什么，叫什么名字？两个学生说，当时没有特别在意，现在记忆有些模糊了，一时想不起来。周南陔见事情重大，请他们一定再想想，看能不能提供一点线索。两学生想了一会说，名片上的姓，说普通并不普通，说生僻也不生僻，只记得有长长的一撇，其余都想不起来了。
周南陔听后，立即前去报告国民党在上海的主要首脑、前沪军都督陈其美，同时又派人随学生到旅馆去守候武士英，准备等他回来即刻抓捕。派人蹲点伏击时，陈其美、周南陔等人一起猜想，这个指使行凶的人，其尊姓有“长长的一撇”，究竟是姓虞呢，还是姓唐？或是姓廖？姓廉？姓周？大家争论了一番，也说不出所以然来。陈其美说，既然是“上海有名的人”，也许姓虞的可能性比较大，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姓“应”，“应该”的“应”。这是后话。
以上是国民党上海交通部交际处主任周南陔的说法，这份回忆录最早在1939年8月的《锡报》上连载，因为与宋教仁遇刺案相隔26年，所以在时间、细节上与当时的报道有些出入。实际上，两个学生是先向英租界巡捕房报案，时间在宋教仁遇刺的第二天，但巡捕卡洛斯听了他们的故事后并未重视，也没有派人前去抓捕武士英，于是后面又有了古董商人王阿发的报案。
3月23日，也就是宋教仁遇刺后的第三天，一个买卖古董字画的河南人王阿发来到四马路公共租界巡捕房报案，说十天前他在文元坊应桂馨的家中兜卖古董，因为应是他的老主顾，平素很熟，应桂馨那天拿了一张照片叫他在某时某地把这个人暗杀掉，并许诺事成后给他一千元作为报酬，但王阿发只懂得做买卖而从没杀过人，因而不肯承担这事。据王阿发所说，当时他并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直到今天在报上看见宋教仁的照片，才发现这正是应桂馨叫他去暗杀的人。
那么，这个应桂馨是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要雇人去杀宋教仁？要说起来，此人在上海滩确实大大有名，他既是青帮大佬，又与革命党人交往甚密，当年闹革命的时候，曾为革命党人提供了很多的便利，就连陈其美当上上海都督，有他的一份功劳。别的不说，孙中山前往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还有由应桂馨组织卫队护送。南京临时政府撤销后，应桂馨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一度疏离，但谁会想到，他竟然成了刺杀宋教仁的主要嫌疑人？
“宋案”发生后，由于事件重大，舆论也是穷追不舍，这给租界巡捕房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收到王阿发的报案后，巡捕房这次的反应极为迅速，随后即决定前往抓捕。根据探员提供的线索，应桂馨常在包养的妓女胡翡云家吸食鸦片，当晚十点，在国民党人周南陔、陆惠生等人的带领下，总巡卡洛斯亲率多名中外巡捕前往胡宅，但这一次却扑了个空，应桂馨并未在胡宅而是在英租界湖北路三弄迎春坊某妓院宴请宾客。
得到这个消息后，卡洛斯等人随后又立即赶往迎春坊，并将弄堂口派人把守，以防止应桂馨逃窜。之后，先由周南陔前往妓院请应桂馨下楼，称有要事面商。周、应原是熟人，应桂馨听了周南陔的话后并未怀疑，他坦然下楼邀周南陔一块上楼吃饭，说今日宾客不多，您来得巧，不用客气。周南陔说，吃饭不急，有件急事要商量，请到门外去谈一谈如何？应桂馨听后仍未起疑，随即跟着周南陔走出妓院。说时迟、那时快，应桂馨刚刚迈出大门，巡捕们立刻一拥而上，将应桂馨按入早已守候在外的汽车，随后风驰电掣般开往南京路巡捕房，整个过程并没有遇到任何的抵抗。
由于杀人嫌犯武士英尚未落网，人证、物证都没有着落，应桂馨又是个有能力、有手腕的黑道中人，巡捕房一时也拿他没有办法。为尽快找到杀人凶犯，租界巡捕随后又前往应桂馨家中搜查证据。当时应家共三层楼，三上三下，陈设相当阔绰，家中除妻妾三人外，另有仆役宾客、闲杂人等一二十人，巡捕们将应宅前后门把守后，所有人均被暂时拘禁，女的关在楼上厢房，男的全留在楼下，不准私自行动。随后，巡捕们展开地毯式搜查，但令人失望的是，众人翻遍了应宅的上上下下，都没有发现关于刺宋的片言只语和任何物证，而在这时，时间已过午夜，搜查行动看来只能无功而退。
正当众人焦灼之时，周南陔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走到楼上，假称自己是应桂馨在捕房里接头过的心腹友人，并装作很机密的样子对应桂馨的几位姨太太低声说：“你家大人托我回来安慰你们，不必着急，事情有眉目了！到明天就可解释明白，但是有一个秘密文件的地方，应大人关照，把文件赶快取出来，秘密交给我，以便做好手脚，快点快点！”
由于周南陔之前曾与应桂馨有过交往，应桂馨的女眷对他有一些印象，一位姨太太果然中计，她起身说：“我晓得的，但这里如此严紧，那能弄法？”周南陔说：“有我，不要紧，你快点去拿好了！”应妾听后，便在厢房某块地板上拨动活板，掀开后，里面有一小箱子，另外还有烟土等物，周南陔见后如获至宝，立即将箱子等物取出，拿到楼下与巡捕们就地详细检查。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打开小箱子后，里面有密电本及函电不少，周南陔等人赶紧查看其中信函，并根据密电本对电报进行检阅翻译，一番努力后，竟然真的发现应桂馨与北京国务院秘书洪述祖函电频繁，来往密切，并且有“毁宋酬勋”字样，由此可以初步判定，宋教仁的遇刺，与应桂馨、洪述祖有着直接的关系。
文件、物证到手后，众人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这时，更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就在众人准备撤退时，有人突然想起被怀疑的凶犯武士英未被抓获，于是带着些滑稽的向那群被软禁在应宅楼下的闲杂人等高声问道：“谁是武士英？他在这里吗？”这本来是随便说说，姑妄试之，因为按常理推断，如果真是武士英犯案，一定不在应宅，即便躲在应宅，也不可能会站出来承认。
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问话的人话音未落，一个下流工人模样的矮子急忙站起来承认说：“我就是武士英，请问有什么事吗？”——这还要问为什么吗，找的不就是你！废话少说，巡捕们听后一拥而上，立刻拘捕武士英并押入法租界巡捕房。随后，巡捕房又派人去请那两位报案的四川学生来当场辩认，结果还真是那个在旅馆借钱还钱的主。
事后查明，原来应桂馨在迎春坊妓院请客的时候，武士英也在席中；应桂馨被抓走后，妓院中有人请他去给应家人报个信，结果被堵在应家中不得脱身，这次也不知道是鬼使神差还是宋教仁先生在天之灵的指引，武士英竟然被抓了个现行，得来毫不费工夫。
据《民立报》报道，武士英被捉的第二天下午，法租界巡捕再次来到应家中仔细搜查，除搜到更多公文凭据外，最重要的发现是搜获一把六响手枪，枪里还有三颗子弹尚未射击，经技术检验，与宋教仁身上取出的子弹正是同一型号，所存数目与车站所放三枪也完全吻合。
说到这里，宋教仁遇刺案似乎已然告破，凶手是武士英，指使人为应桂馨，洪述祖为共谋——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的简单。要知道，上海租界内发生暗杀案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些案件多为悬案，真正破案的极少。就像数月前发生的光复会首领陶成章遇刺案，当时即远没有破获，直到31年后，蒋介石在日记中承认，这事是他的把兄、当时的上海都督陈其美指使他干的。像陶成章遇刺这样的暗杀案还有很多，为什么宋教仁遇刺案能在三天内即告破获呢？这破案的速度之快，情节之离奇，过程之戏剧性，实在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了。
最让人不可解的是，国民党人似乎早知道应桂馨就是刺杀宋教仁的主凶，两次报案都对应桂馨有明确的指向，只是鉴于自己没有执法权而求助于租界巡捕房。表面上看，是租界巡捕破获此案，抓获元凶，但实际上都是有国民党人在旁边协助，并主导了整个过程。
先说两个四川学生的报案，极可能是在向国民党上海交通部交际长周南陔举报后，随即又前往公共租界巡捕房报案，而随后王阿发的报案，很可能是在武士英没有抓到时，国民党人在其房间内发现了一张名片，名片上的人正是应桂馨。这时，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姓有一“撇”的不是“虞”、不是“唐”也不是“廖”，而是应桂馨的“应”。
别的不说，王阿发的报案就很耐人寻味。据《民立报》3月25日报道，王阿发以出卖字画为生，曾到过应桂馨家中。某日，应桂馨请他帮忙杀一个人，并出示了宋教仁的相片，王阿发最初拒绝，应说可以请同乡帮忙，王阿发于是又去找曾在东三省做过马贼的同乡邓某。邓某曾与王阿发一起去应家，但因应桂馨不在而未能见面。当晚，邓某反悔不干，说：“我现在客居他乡，怎能无故杀人呢？”这话被人听见后举报给了国民党方面，国民党人于是顺藤摸瓜，将王阿发送到某公司，并通过胁迫的手段逼迫王阿发说出整件事的原委，之后才有了向巡捕房报案的经过。
根据“宋案”的审讯记录，应桂馨被抓的第二天下午，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对其进行了第一次开庭预审，其中重头戏即为王阿发与应桂馨的对质。让人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应桂馨在庭审过程中应对自如，反而是王阿发的说法漏洞百出，这就更让人觉得奇怪了。
作为证人，王阿发在庭上供称，因为出卖字画的缘故，他曾去过应桂馨家中两次。巡捕房律师侃克于是发问，你既然到过应桂馨家中二次，那么他拿出照片给你看并欲办照上之人，究竟是第一次去还是第二次？王阿发说是第二次，此后他未曾去过。
公审会堂令应桂馨与王阿发当面对质。应桂馨问王阿发，你说到我家兜售字画，第一次是在何时，第二次与第一次又相隔几天？王阿发说，第一次约有十天，第二次距离第一次大约三天。应又问，你来兜售的字画，是何种字画？画系何人手笔？所画是山水、是人物，还是松竹？王阿发说，字画系手卷，为仇英石所绘，画是山水，也有人物与松竹。
应桂馨转头对会审公堂说，请堂上注意，仇英石乃中国画家名人，只画人物，从无山水，松竹更非其所长，王阿发的供述，请为注意。接着，应桂馨又向王阿发发问，你从何处得来此画？王阿发说，从东清铁路觉鲁生处得来。应桂馨又向堂上声称，东清铁路只有拓鲁生一人，王阿发所供姓名不清，请堂上注意。
随后，应桂馨再次向王阿发发问，你第二次到我处，所说甚话？王阿发说，第二次到你处，因你不在，没有会面，以后也未会晤。应桂馨于是向堂上高声抗辩：刚才巡捕房律师发问时，王阿发称第二次到我处，我拿出照片欲办一人，现在他又说第二次到我处时未曾会面，此种供词，请堂上注意。
第一次预审结束后，应桂馨被押回巡捕房，王阿发取保候质。也许是意识到明显的漏洞，王阿发在第四次、第五次预审中又改口说到过应桂馨家中三次，其中第一次是去卖画，应桂馨说有事相托，因而第二次去时问起何事相托，应桂馨拿出相片想买凶杀人。听到此处，应桂馨的辩护律师爱礼思大声质问：你前后究竟去过几次？王阿发说三次。律师又诘问，你第一次在堂上说去过二次，如今又说三次，到底是三次还是二次？王阿发说，我是说自己一人去过二次，第三次是与姓邓的同去。后来与姓邓的同去时，应桂馨不在家，于是作罢。
第六次预审中，应桂馨还说了这样一段话，说他第一次见到王阿发时，王说自己住在小客栈，那时他拿信来见，想要求事情做。但他见过后，认为这个人不但他不能收用，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收用，在堂上即可见其为人。
从整个庭审过程来看，王阿发职业素质不高、供词前后不符，究竟是因为在公堂上情绪紧张所致，还是应桂馨根本就没有托他买凶杀人？这个很成问题。以常理推论，宋教仁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政治名人，刺杀他决不是小事情，按说主使人应该极其机密，不可能随便透露给他人，何况王阿发与应桂馨不过是一面之缘。再者，应桂馨本身就是黑道中人，如要买凶杀人，直接指使手下的职业杀手即可，为何要去找完全不相干的古董商人王阿发，而且还让王阿发再去找其他人呢？
从报案到破案的整个过程，可以明显看出国民党人若隐若现的身影，由此或许可以推论，不管是两个四川学生的报案还是古董商人王阿发的报案，背后都是出于国民党人的安排，而从宋教仁被刺开始，其锁定的目标也都明确指向青帮大佬应桂馨。那么，应桂馨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与国民党人又有着怎样的瓜葛？请看下文。
（注：《宋教仁遇刺之谜》共12集，本文为第2篇。）
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问话的人话音未落，一个下流工人模样的矮子急忙站起来承认说：“我就是武士英，请问有什么事吗？”——这还要问为什么吗，找的不就是你！废话少说，巡捕们听后一拥而上，立刻拘捕武士英并押入法租界巡捕房。随后，巡捕房又派人去请那两位报案的四川学生来当场辩认，结果还真是那个在旅馆借钱还钱的主。
事后查明，原来应桂馨在迎春坊妓院请客的时候，武士英也在席中；应桂馨被抓走后，妓院中有人请他去给应家人报个信，结果被堵在应家中不得脱身，这次也不知道是鬼使神差还是宋教仁先生在天之灵的指引，武士英竟然被抓了个现行，得来毫不费工夫。
据《民立报》报道，武士英被捉的第二天下午，法租界巡捕再次来到应家中仔细搜查，除搜到更多公文凭据外，最重要的发现是搜获一把六响手枪，枪里还有三颗子弹尚未射击，经技术检验，与宋教仁身上取出的子弹正是同一型号，所存数目与车站所放三枪也完全吻合。
说到这里，宋教仁遇刺案似乎已然告破，凶手是武士英，指使人为应桂馨，洪述祖为共谋——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的简单。要知道，上海租界内发生暗杀案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些案件多为悬案，真正破案的极少。就像数月前发生的光复会首领陶成章遇刺案，当时即远没有破获，直到31年后，蒋介石在日记中承认，这事是他的把兄、当时的上海都督陈其美指使他干的。像陶成章遇刺这样的暗杀案还有很多，为什么宋教仁遇刺案能在三天内即告破获呢？这破案的速度之快，情节之离奇，过程之戏剧性，实在让人觉得有些匪夷所思了。
最让人不可解的是，国民党人似乎早知道应桂馨就是刺杀宋教仁的主凶，两次报案都对应桂馨有明确的指向，只是鉴于自己没有执法权而求助于租界巡捕房。表面上看，是租界巡捕破获此案，抓获元凶，但实际上都是有国民党人在旁边协助，并主导了整个过程。
先说两个四川学生的报案，极可能是在向国民党上海交通部交际长周南陔举报后，随即又前往公共租界巡捕房报案，而随后王阿发的报案，很可能是在武士英没有抓到时，国民党人在其房间内发现了一张名片，名片上的人正是应桂馨。这时，众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姓有一“撇”的不是“虞”、不是“唐”也不是“廖”，而是应桂馨的“应”。
别的不说，王阿发的报案就很耐人寻味。据《民立报》3月25日报道，王阿发以出卖字画为生，曾到过应桂馨家中。某日，应桂馨请他帮忙杀一个人，并出示了宋教仁的相片，王阿发最初拒绝，应说可以请同乡帮忙，王阿发于是又去找曾在东三省做过马贼的同乡邓某。邓某曾与王阿发一起去应家，但因应桂馨不在而未能见面。当晚，邓某反悔不干，说：“我现在客居他乡，怎能无故杀人呢？”这话被人听见后举报给了国民党方面，国民党人于是顺藤摸瓜，将王阿发送到某公司，并通过胁迫的手段逼迫王阿发说出整件事的原委，之后才有了向巡捕房报案的经过。
根据“宋案”的审讯记录，应桂馨被抓的第二天下午，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对其进行了第一次开庭预审，其中重头戏即为王阿发与应桂馨的对质。让人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应桂馨在庭审过程中应对自如，反而是王阿发的说法漏洞百出，这就更让人觉得奇怪了。
作为证人，王阿发在庭上供称，因为出卖字画的缘故，他曾去过应桂馨家中两次。巡捕房律师侃克于是发问，你既然到过应桂馨家中二次，那么他拿出照片给你看并欲办照上之人，究竟是第一次去还是第二次？王阿发说是第二次，此后他未曾去过。
公审会堂令应桂馨与王阿发当面对质。应桂馨问王阿发，你说到我家兜售字画，第一次是在何时，第二次与第一次又相隔几天？王阿发说，第一次约有十天，第二次距离第一次大约三天。应又问，你来兜售的字画，是何种字画？画系何人手笔？所画是山水、是人物，还是松竹？王阿发说，字画系手卷，为仇英石所绘，画是山水，也有人物与松竹。
应桂馨转头对会审公堂说，请堂上注意，仇英石乃中国画家名人，只画人物，从无山水，松竹更非其所长，王阿发的供述，请为注意。接着，应桂馨又向王阿发发问，你从何处得来此画？王阿发说，从东清铁路觉鲁生处得来。应桂馨又向堂上声称，东清铁路只有拓鲁生一人，王阿发所供姓名不清，请堂上注意。
随后，应桂馨再次向王阿发发问，你第二次到我处，所说甚话？王阿发说，第二次到你处，因你不在，没有会面，以后也未会晤。应桂馨于是向堂上高声抗辩：刚才巡捕房律师发问时，王阿发称第二次到我处，我拿出照片欲办一人，现在他又说第二次到我处时未曾会面，此种供词，请堂上注意。
第一次预审结束后，应桂馨被押回巡捕房，王阿发取保候质。也许是意识到明显的漏洞，王阿发在第四次、第五次预审中又改口说到过应桂馨家中三次，其中第一次是去卖画，应桂馨说有事相托，因而第二次去时问起何事相托，应桂馨拿出相片想买凶杀人。听到此处，应桂馨的辩护律师爱礼思大声质问：你前后究竟去过几次？王阿发说三次。律师又诘问，你第一次在堂上说去过二次，如今又说三次，到底是三次还是二次？王阿发说，我是说自己一人去过二次，第三次是与姓邓的同去。后来与姓邓的同去时，应桂馨不在家，于是作罢。
第六次预审中，应桂馨还说了这样一段话，说他第一次见到王阿发时，王说自己住在小客栈，那时他拿信来见，想要求事情做。但他见过后，认为这个人不但他不能收用，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收用，在堂上即可见其为人。
从整个庭审过程来看，王阿发职业素质不高、供词前后不符，究竟是因为在公堂上情绪紧张所致，还是应桂馨根本就没有托他买凶杀人？这个很成问题。以常理推论，宋教仁是当时炙手可热的政治名人，刺杀他决不是小事情，按说主使人应该极其机密，不可能随便透露给他人，何况王阿发与应桂馨不过是一面之缘。再者，应桂馨本身就是黑道中人，如要买凶杀人，直接指使手下的职业杀手即可，为何要去找完全不相干的古董商人王阿发，而且还让王阿发再去找其他人呢？
从报案到破案的整个过程，可以明显看出国民党人若隐若现的身影，由此或许可以推论，不管是两个四川学生的报案还是古董商人王阿发的报案，背后都是出于国民党人的安排，而从宋教仁被刺开始，其锁定的目标也都明确指向青帮大佬应桂馨。那么，应桂馨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与国民党人又有着怎样的瓜葛？请看下文。
（注：《宋教仁遇刺之谜》共12集，本文为第2篇。）
双面间谍应桂馨：刺杀宋教仁的操盘手
作者：金满楼
上文我们说到，在宋教仁被刺后的破案过程中，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明确指向青帮大佬应桂馨，而神秘力量的背后，正是与应桂馨关系密切的国民党人。那么，这个应桂馨又是何许人也？
应桂鑫又名应夔丞，浙江镇海人，其父应文生原是个石匠，后随宁波老乡闯荡上海滩，开了家石器作坊，后来又做包工头，最终通过炒地皮而发了大财，一跃成为当地有名的富翁。由于家境好，应桂馨年轻时受过不错的教育，他曾中过秀才，学过英文，一度还当过教师。
如果照这个路下去的话，应桂馨或许会走上读书做官的道路，但不幸的是，科举后来被废除，而他本人天性又不安分，等到了上海滩后，应桂馨很快与三教九流打成一片，并有幸结识了上海青帮大头目范高头。正是在老范的提携下，应桂馨成为青帮“大”字辈成员。
青帮是活跃于京杭大运河及江浙一带的秘密会党，当时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帮内成员一向以师徒相承，当时的“二十字”辈分（即“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礼”），到清末时已经用完，于是又添了四个字即“大通悟觉”，应桂馨当时属于“大”字辈，在帮中辈分已经很高。
范高头原是个撑船的苦力，后事业有成，升级当了盐枭，也不知道是打架打的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他脑门上长了一个肉瘤，远看上去像是头上多长了一个小脑袋，所以得了个绰号叫“范高头”，他的真名反而不为人知。作为清末上海最出名的帮会大头领，范高头长得人高马大，平时爱打抱不平，喜欢帮人打架。有一次，一艘洋轮在黄浦江中将一艘中国驳船撞翻，出事后洋轮竟然置之不理，扬长而去。范高头见后立即带领众多中国船围上去，并迫使洋人赔钱道歉。此事传开后，范高头一战成名，并逐渐成为上海帮会中鼎鼎大名的大佬级人物，据说最风光的时候，他手下土中有几千人，一时名震上海滩。
范高头在租界里开了一家祥园烟馆，应桂馨是祥园烟馆的主顾，这一来二往，范高头“慧眼识英雄”，应桂馨北收入门下，成为他手下的得力助手。不过好运不长的是，范高头后来野心膨胀，不自量力，竟然率帮众在江苏海门与官军公然开战，结果游击队毕竟打不过正规军，大败之后，范高头反被官府通缉追拿而丧命于江湖。
树倒猢狲散，大难鸟各飞。范高头一死，手下党羽四处奔逃，应桂馨也不得不暂时离开上海避风头。好在应桂馨家里有钱，肚里又有点文化，后来他花钱捐了个候补知县，并投到江苏督练公所总办袁树勋的门下。经过多年的社会历练，应桂馨办事麻利，长得又一表人才，而且还会几句洋文，因而很受上司的赏识。不久，袁树勋破格委任他为江苏官办印刷局坐办，并批给5000两官银作为开办费。按说，应桂馨该抓住机会好好表现一番，但这个人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上任后不是认真办差，而是大肆挥霍，不务正业，结果银子花完，事没办成一件，因为怕被上司追究，应桂馨最后干脆一走了之。
好好的官路被折腾完后，应桂馨又跑到河南胡闹了一阵，最后还是逃回家乡暂避。这时，因为科举被废，各地士绅争相兴办新式学堂作为进身之阶，应桂馨也从家里拿了五万银元在老家办起了学堂，当时规模还不小，有学生两百多人。正当应桂馨要大干一场时，学堂因为占用族祠公产而与族人大起纠纷，正在这焦头烂额之时，一个人出现了——他就是后来在上海滩名震一时的陈其美。
陈其美当时已经投身革命，他自己也是个有心人，对地方上有势力的人、还有江湖会党都十分注意。一个偶然的机会，应桂馨所办学堂的校务主任与陈其美说起这个族产纠纷，陈其美见是浙江同乡，又得知应桂馨在青帮中有相当的地位和势力，于是有意结交，以备将来能助革命一臂之力。之后，陈其美出面调解校产纠纷并顺利摆平此事，在此过程中，应桂馨也看出陈其美是个人物，双方相见恨晚，一见如故，由此订交，结为同道。
应桂馨与陈其美的结合，对双方来说都是共赢。首先，陈其美通过应桂馨联合青帮闹革命，由此打开了长江中下游的局面；而应桂馨也通过陈其美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党的一分子，等到辛亥革命成功，他自然是由黑变红，身价倍增。这两人的关系，陈其美对应桂馨是利用，应桂馨对陈其美则是投机，双方心照不宣，各有所求。
就事实而言，应桂馨对革命党人的帮助确实很大。陈其美在上海闹革命的时候，就经常住在应桂馨家的私宅，那是要吃给吃，要喝给喝，就算要钱，也都好商量。不仅是陈其美，其他革命党人如于右任等也都住过应家，得到过实实在在的帮助。
应桂馨的私宅位于法租界，有房屋三十多间，既大又安全，无形中成了革命党人在上海的一个重要据点与避难所。除此之外，应桂馨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帮会网络为革命党人提供情报甚至金钱援助，而在辛亥革命中，应桂馨更是表现积极，他曾亲率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局，为上海光复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海光复后，革命阵营中有两大派别，一是陈其美为首的同盟会，另一个是以李燮和、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两者势均力敌。在青帮的支持下，陈其美以不正常的手段当上了沪军都督，竞争对手李燮和则在一怒之下另立吴淞军政分府。上任后，陈其美也是投桃报李，青帮大佬李征五被授为少将，另一位大佬刘福彪也被委以重任。
至于应桂馨，他与陈其美的关系更为密切。沪军都督府成立后，应桂馨被任命为谍报科长，专门从事情报工作。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时，陈其美指派应桂馨负责接待与保护任务；孙中山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也是由应桂馨组织卫队，负责沿途保护。之后，应桂馨又被任命为总统府卫队长。在此期间，陈其美、孙中山对应桂馨可谓是信任有加。
如此以往，应桂馨在革命阵营中应有极好的个人前途，但应桂馨的毛病也实在太多。首先，应桂馨出身江湖，身上满上流氓习气，吃喝嫖赌那是家常便饭，就算跟革命党人接洽，也往往在妓院中进行；其次，应桂馨对待革命工作松弛懈怠，他在做总统府卫队长时，最初对来访人员还算客气，后来人来得多了，负责警卫的应桂馨就看菜下饭，有时甚至对客人恶语相加。后来，连孙中山也看不下去，只好将他调任临时政府庶务长。但是，应桂馨出任庶务长后，经常利用职权中饱私囊，一块银元可办的酒席，在他手里要五块银元，而菜肴完全一样，其中差价全被他纳入私人腰包。此事被发现后，应桂馨也就被赶回了上海。
对此，应桂馨心有不甘，正好这时南京临时政府解散，袁世凯在北京重新组织政权，当时各派为参与新政权而兴起了“组党”热潮，应桂馨也意识到这是条好路子。1912年6月，青帮、洪门和公口三大帮会在上海联合建立“中华国民共进会”，在陈其美的支持下，应桂馨战胜其他几名比他资格更老的青帮大佬出任会长，以图在民初政治中分一杯羹。
作者：金满楼
上文我们说到，在宋教仁被刺后的破案过程中，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明确指向青帮大佬应桂馨，而神秘力量的背后，正是与应桂馨关系密切的国民党人。那么，这个应桂馨又是何许人也？
应桂鑫又名应夔丞，浙江镇海人，其父应文生原是个石匠，后随宁波老乡闯荡上海滩，开了家石器作坊，后来又做包工头，最终通过炒地皮而发了大财，一跃成为当地有名的富翁。由于家境好，应桂馨年轻时受过不错的教育，他曾中过秀才，学过英文，一度还当过教师。
如果照这个路下去的话，应桂馨或许会走上读书做官的道路，但不幸的是，科举后来被废除，而他本人天性又不安分，等到了上海滩后，应桂馨很快与三教九流打成一片，并有幸结识了上海青帮大头目范高头。正是在老范的提携下，应桂馨成为青帮“大”字辈成员。
青帮是活跃于京杭大运河及江浙一带的秘密会党，当时已有两百多年的历史，帮内成员一向以师徒相承，当时的“二十字”辈分（即“清净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行礼”），到清末时已经用完，于是又添了四个字即“大通悟觉”，应桂馨当时属于“大”字辈，在帮中辈分已经很高。
范高头原是个撑船的苦力，后事业有成，升级当了盐枭，也不知道是打架打的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他脑门上长了一个肉瘤，远看上去像是头上多长了一个小脑袋，所以得了个绰号叫“范高头”，他的真名反而不为人知。作为清末上海最出名的帮会大头领，范高头长得人高马大，平时爱打抱不平，喜欢帮人打架。有一次，一艘洋轮在黄浦江中将一艘中国驳船撞翻，出事后洋轮竟然置之不理，扬长而去。范高头见后立即带领众多中国船围上去，并迫使洋人赔钱道歉。此事传开后，范高头一战成名，并逐渐成为上海帮会中鼎鼎大名的大佬级人物，据说最风光的时候，他手下土中有几千人，一时名震上海滩。
范高头在租界里开了一家祥园烟馆，应桂馨是祥园烟馆的主顾，这一来二往，范高头“慧眼识英雄”，应桂馨北收入门下，成为他手下的得力助手。不过好运不长的是，范高头后来野心膨胀，不自量力，竟然率帮众在江苏海门与官军公然开战，结果游击队毕竟打不过正规军，大败之后，范高头反被官府通缉追拿而丧命于江湖。
树倒猢狲散，大难鸟各飞。范高头一死，手下党羽四处奔逃，应桂馨也不得不暂时离开上海避风头。好在应桂馨家里有钱，肚里又有点文化，后来他花钱捐了个候补知县，并投到江苏督练公所总办袁树勋的门下。经过多年的社会历练，应桂馨办事麻利，长得又一表人才，而且还会几句洋文，因而很受上司的赏识。不久，袁树勋破格委任他为江苏官办印刷局坐办，并批给5000两官银作为开办费。按说，应桂馨该抓住机会好好表现一番，但这个人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他上任后不是认真办差，而是大肆挥霍，不务正业，结果银子花完，事没办成一件，因为怕被上司追究，应桂馨最后干脆一走了之。
好好的官路被折腾完后，应桂馨又跑到河南胡闹了一阵，最后还是逃回家乡暂避。这时，因为科举被废，各地士绅争相兴办新式学堂作为进身之阶，应桂馨也从家里拿了五万银元在老家办起了学堂，当时规模还不小，有学生两百多人。正当应桂馨要大干一场时，学堂因为占用族祠公产而与族人大起纠纷，正在这焦头烂额之时，一个人出现了——他就是后来在上海滩名震一时的陈其美。
陈其美当时已经投身革命，他自己也是个有心人，对地方上有势力的人、还有江湖会党都十分注意。一个偶然的机会，应桂馨所办学堂的校务主任与陈其美说起这个族产纠纷，陈其美见是浙江同乡，又得知应桂馨在青帮中有相当的地位和势力，于是有意结交，以备将来能助革命一臂之力。之后，陈其美出面调解校产纠纷并顺利摆平此事，在此过程中，应桂馨也看出陈其美是个人物，双方相见恨晚，一见如故，由此订交，结为同道。
应桂馨与陈其美的结合，对双方来说都是共赢。首先，陈其美通过应桂馨联合青帮闹革命，由此打开了长江中下游的局面；而应桂馨也通过陈其美摇身一变成为革命党的一分子，等到辛亥革命成功，他自然是由黑变红，身价倍增。这两人的关系，陈其美对应桂馨是利用，应桂馨对陈其美则是投机，双方心照不宣，各有所求。
就事实而言，应桂馨对革命党人的帮助确实很大。陈其美在上海闹革命的时候，就经常住在应桂馨家的私宅，那是要吃给吃，要喝给喝，就算要钱，也都好商量。不仅是陈其美，其他革命党人如于右任等也都住过应家，得到过实实在在的帮助。
应桂馨的私宅位于法租界，有房屋三十多间，既大又安全，无形中成了革命党人在上海的一个重要据点与避难所。除此之外，应桂馨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帮会网络为革命党人提供情报甚至金钱援助，而在辛亥革命中，应桂馨更是表现积极，他曾亲率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局，为上海光复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海光复后，革命阵营中有两大派别，一是陈其美为首的同盟会，另一个是以李燮和、陶成章为首的光复会，两者势均力敌。在青帮的支持下，陈其美以不正常的手段当上了沪军都督，竞争对手李燮和则在一怒之下另立吴淞军政分府。上任后，陈其美也是投桃报李，青帮大佬李征五被授为少将，另一位大佬刘福彪也被委以重任。
至于应桂馨，他与陈其美的关系更为密切。沪军都督府成立后，应桂馨被任命为谍报科长，专门从事情报工作。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时，陈其美指派应桂馨负责接待与保护任务；孙中山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也是由应桂馨组织卫队，负责沿途保护。之后，应桂馨又被任命为总统府卫队长。在此期间，陈其美、孙中山对应桂馨可谓是信任有加。
如此以往，应桂馨在革命阵营中应有极好的个人前途，但应桂馨的毛病也实在太多。首先，应桂馨出身江湖，身上满上流氓习气，吃喝嫖赌那是家常便饭，就算跟革命党人接洽，也往往在妓院中进行；其次，应桂馨对待革命工作松弛懈怠，他在做总统府卫队长时，最初对来访人员还算客气，后来人来得多了，负责警卫的应桂馨就看菜下饭，有时甚至对客人恶语相加。后来，连孙中山也看不下去，只好将他调任临时政府庶务长。但是，应桂馨出任庶务长后，经常利用职权中饱私囊，一块银元可办的酒席，在他手里要五块银元，而菜肴完全一样，其中差价全被他纳入私人腰包。此事被发现后，应桂馨也就被赶回了上海。
对此，应桂馨心有不甘，正好这时南京临时政府解散，袁世凯在北京重新组织政权，当时各派为参与新政权而兴起了“组党”热潮，应桂馨也意识到这是条好路子。1912年6月，青帮、洪门和公口三大帮会在上海联合建立“中华国民共进会”，在陈其美的支持下，应桂馨战胜其他几名比他资格更老的青帮大佬出任会长，以图在民初政治中分一杯羹。
共进会成立后，应桂馨即在长江中下游设立支部，招兵买马，扩大会众。而在这时，由于湖北“首义三武”之一的知名革命党人张振武被黎元洪、袁世凯联手杀害，当地革命党人准备策动会众参与“倒黎”暴动，应桂馨也在其邀请下秘密赶赴武昌，共举大事。
众所周知，黎元洪辛亥年是被革命士兵逼着出任湖北都督，但武昌起义胜利后，黎元洪迅速转变态度并坐稳了湖北都督的位置。民国后，黎元洪为保住自己的地位而不断迫害残杀之前拥他上位的革命党人，由此激起了革命党的极大愤怒，并决心将黎元洪赶下台。
张振武被杀后，一些在上海活动的革命党人顾斌、顾开文等人秘密潜往湖北设立秘密机关，名字就叫“振武会”，他们一方面不断揭发黎元洪镇压湖北革命党人的罪行，另一方面积极与军队、江湖会党密切联络，应桂馨当时即代表共进会参与其中。
1912年10月10日，也就是武昌起义的周年纪念日，按计划，湖北革命党人打算策动武昌城外的南湖马队于当天暴动，但很不幸，起事尚未发动就被黎元洪侦破，带头的革命党顾斌、顾开文等人被抓获后很快被处决，南湖马队仓促发动起义，结果被黎元洪军队残酷镇压，总共有几百人被杀。事后，黎元洪发现应桂馨也参与了这场暴动，于是下令通缉抓捕，应桂馨得讯后慌忙逃回了上海。
得到黎元洪的报告后，北京的袁世凯也意识到江湖会党对民国后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特别是帮会屡屡与军队相勾结，其危害更是不容小觑。熟悉辛亥年故事的人都知道，当年的辛亥革命实际上是革命党、新军与江湖会党的三方合力，这次的湖北暴动也可以说是武昌起义的翻版。为此，袁世凯随后发布《大总统令》，要求各省都督、民政长严查各地帮会，如有发现即强令解散，如不服从，尽可随地逮捕，按法惩办。在此情况下，已在各省占据权位的革命党人也有意识的拉开了与江湖会党的距离，“不带他们玩了”，这让应桂馨等人感到极度失望而愤恨。
众所周知，革命党人和江湖会党曾在革命时期密切合作，但革命成功后，革命党人成为时代的“红人”并获得了让人艳羡的职位，社会地位迅速提高，帮会中人则因为自身素质的问题而令社会反感并被日益边缘化，这样截然不同的待遇，让帮会中人不免心理失衡，并有一种被愚弄、被抛弃的感觉。
应桂馨被捕后，在一次庭审中与辩护律师爱礼司的一段对话就很有代表性。当时爱礼司问：你自己有会否？应说：有。爱礼司问：何会？应说：共进会。爱礼司问：为何设此会？应说：因同盟会自合并国民党后，即将从前分子之青红帮等置之脑后。爱礼司继续问：青红帮是何组织？应说：与从前之同盟会相同。爱礼司问：青红帮系何种人组织？应说：前清时贩盐的、当兵的。爱礼司说：国民党不管此种人，为何你要设共进会？应说：前清时共图革命，如今国民党只顾自己做官，而且反对青红帮，故设会保护他们，使其有法律保护。
爱礼司继续问：孙文来沪时，你可记得？应说：记得。爱礼司问：孙到上海时，你可曾照料？应说：曾照料。爱礼司继续发问：如何照料？应说：当时英捕房不认为革命党是交战团体，不派巡捕照料，故住在法界，所有房屋器具及种种用费均是我的。爱礼司问：你是否与孙文一起赴南京？应说：是。爱礼司问：当时即派为庶务长吗？应说：在沪时即委。
帮会分子毕竟是帮会分子，这些人自以为是有功之臣，革命成功后理当获得奖赏，但各地革命新政权建立之后，他们在非常时期所获得的一些好处被逐步剥夺，在力争无果的情况下，由此与地方政权的矛盾也就日益激化。
袁世凯发出严禁秘密结社的通令后，帮会问题变得日益敏感，而昔日的盟友、革命党人却对他们的处境坐视不闻甚至共同参与打压。在共进会活动最频繁的浙江，原为革命党阵营的都督朱瑞发出《解散共进会示》，他认为共进会中“莠多良少，恃众横行”，为维护浙省秩序，省内共进会分支必须解散，否则逮捕法办。就在辛亥革命一周年之际，浙江就先后拿获共进会会员五十余人，并全部处决。南方其他省份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如江西都督李烈钧即对省内“洪江会”痛下杀手，一律清剿，云南都督蔡锷、广东代理都督陈炯明等也都明令昔日的“革命盟友”立即解散，否则严惩不贷。
革命党人的做法，让帮会人员感到愤愤不平，心态日益失衡。在他们看来，袁世凯对他们这样也就罢了，但革命党人也这么干，就未免有些过河拆桥、落井下石了。想当年，他们这些人也曾跟随革命党人出生入死，为推翻清廷甘冒杀头的风险，如今革命胜利后，好处都被你们拿走了，他们非但没有捞到好处，反而被不断的排斥打压，日子过得还不如从前，这未免也太不公平了！而且，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作为昔日的盟友，革命党人非但没有伸手拉他们一把，反而转过身去，不理不睬，这如何不让他们由愤生恨，并产生报复的念头。
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过程中，包括青洪帮在内的江湖帮会被悉数排斥，宋教仁作为其中的主导人，难免成为应桂馨等人仇恨的对象。不过，应桂馨毕竟是个货真价实的革命党，当时身份也未曾暴露，宋教仁在湖南会馆出殡时，应桂馨还在现场照料并颇为殷勤，可谁又料到，他竟然就是刺杀宋教仁的主谋呢？
对应桂馨这些人的情绪，有个人敏锐的觉察到了，这就是刺杀宋教仁案中的另一个主角——北京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就在湖北革命党人的暴动失败后，洪述祖受袁世凯之命南下调查与各省地方政权紧张的江湖帮会。在与应桂馨展开接触后，洪述祖很快发现，江湖会党也不是铁板一块，如果处理得当的话，不但能在帮会中打进一个楔子，而且可以离间他们与革命党人关系，同时又为袁世凯政府所用。
洪述祖的办法也不复杂，无非是诱之以金钱，授之以地位，但这招对应桂馨这样的人却十分管用，因为帮会中人原本就没有什么神圣的革命信仰，他们无非是社会鼎革之际的投机分子，一旦投机失败，必然要另寻出路，而这些恰好是洪述祖所代表的袁世凯政府所能给予的。由此，应桂馨等人迅速与袁世凯方面靠拢而与革命党人分道扬镳了。
袁世凯之所以要收买应桂馨这样的人，主要也是因为江湖会党向来就是难于控制的社会力量，特别是他们与革命党人结成同盟的话，稍有不慎，就会引起不可预料的政治突变，成为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像共进会这种帮会组织，如能解散固然很好，要是能加以利用就更加理想，而这也是洪述祖南下的主要目的。
在南北政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袁世凯收买应桂馨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利用应桂馨的特殊地位和社会关系为北京方面收集革命党人的情报。由于当时应桂馨的面目并未暴露，至少在表面上，他与革命党上层如陈其美等人的关系还算密切，譬如宋教仁就曾介绍黄兴将私存公债六十万及约四十余万的各种股票由应桂馨抵押给义丰银行，如果不是有这层关系，黄兴断不会将这样一笔巨款交给应桂馨去打理。
有了袁世凯这样的新靠山，应桂馨自然是格外卖力，千方百计要立功立业。据洪述祖的报告，应桂馨表示今后服从北京政府，“情愿效力自赎”。当时还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革命党人与共进会都以上海为活动中心，帮会触角又深入各个社会层面，这为应桂馨收集对方情报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被收买的应桂馨实际上成了袁世凯政府与陈其美等革命党人中间的一个“双面间谍”，如果平衡玩得好，应桂馨自然是左右逢源，由此实现个人飞黄腾达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应桂馨的转变过程中，洪述祖不仅在其中牵线搭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主导作用。那么，作为“刺宋案”中的关键人物，洪述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又究竟干了什么呢？请看下文。
（注：《宋教仁遇刺之谜》共12集，本文为第3篇。）
众所周知，黎元洪辛亥年是被革命士兵逼着出任湖北都督，但武昌起义胜利后，黎元洪迅速转变态度并坐稳了湖北都督的位置。民国后，黎元洪为保住自己的地位而不断迫害残杀之前拥他上位的革命党人，由此激起了革命党的极大愤怒，并决心将黎元洪赶下台。
张振武被杀后，一些在上海活动的革命党人顾斌、顾开文等人秘密潜往湖北设立秘密机关，名字就叫“振武会”，他们一方面不断揭发黎元洪镇压湖北革命党人的罪行，另一方面积极与军队、江湖会党密切联络，应桂馨当时即代表共进会参与其中。
1912年10月10日，也就是武昌起义的周年纪念日，按计划，湖北革命党人打算策动武昌城外的南湖马队于当天暴动，但很不幸，起事尚未发动就被黎元洪侦破，带头的革命党顾斌、顾开文等人被抓获后很快被处决，南湖马队仓促发动起义，结果被黎元洪军队残酷镇压，总共有几百人被杀。事后，黎元洪发现应桂馨也参与了这场暴动，于是下令通缉抓捕，应桂馨得讯后慌忙逃回了上海。
得到黎元洪的报告后，北京的袁世凯也意识到江湖会党对民国后秩序构成了严重威胁，特别是帮会屡屡与军队相勾结，其危害更是不容小觑。熟悉辛亥年故事的人都知道，当年的辛亥革命实际上是革命党、新军与江湖会党的三方合力，这次的湖北暴动也可以说是武昌起义的翻版。为此，袁世凯随后发布《大总统令》，要求各省都督、民政长严查各地帮会，如有发现即强令解散，如不服从，尽可随地逮捕，按法惩办。在此情况下，已在各省占据权位的革命党人也有意识的拉开了与江湖会党的距离，“不带他们玩了”，这让应桂馨等人感到极度失望而愤恨。
众所周知，革命党人和江湖会党曾在革命时期密切合作，但革命成功后，革命党人成为时代的“红人”并获得了让人艳羡的职位，社会地位迅速提高，帮会中人则因为自身素质的问题而令社会反感并被日益边缘化，这样截然不同的待遇，让帮会中人不免心理失衡，并有一种被愚弄、被抛弃的感觉。
应桂馨被捕后，在一次庭审中与辩护律师爱礼司的一段对话就很有代表性。当时爱礼司问：你自己有会否？应说：有。爱礼司问：何会？应说：共进会。爱礼司问：为何设此会？应说：因同盟会自合并国民党后，即将从前分子之青红帮等置之脑后。爱礼司继续问：青红帮是何组织？应说：与从前之同盟会相同。爱礼司问：青红帮系何种人组织？应说：前清时贩盐的、当兵的。爱礼司说：国民党不管此种人，为何你要设共进会？应说：前清时共图革命，如今国民党只顾自己做官，而且反对青红帮，故设会保护他们，使其有法律保护。
爱礼司继续问：孙文来沪时，你可记得？应说：记得。爱礼司问：孙到上海时，你可曾照料？应说：曾照料。爱礼司继续发问：如何照料？应说：当时英捕房不认为革命党是交战团体，不派巡捕照料，故住在法界，所有房屋器具及种种用费均是我的。爱礼司问：你是否与孙文一起赴南京？应说：是。爱礼司问：当时即派为庶务长吗？应说：在沪时即委。
帮会分子毕竟是帮会分子，这些人自以为是有功之臣，革命成功后理当获得奖赏，但各地革命新政权建立之后，他们在非常时期所获得的一些好处被逐步剥夺，在力争无果的情况下，由此与地方政权的矛盾也就日益激化。
袁世凯发出严禁秘密结社的通令后，帮会问题变得日益敏感，而昔日的盟友、革命党人却对他们的处境坐视不闻甚至共同参与打压。在共进会活动最频繁的浙江，原为革命党阵营的都督朱瑞发出《解散共进会示》，他认为共进会中“莠多良少，恃众横行”，为维护浙省秩序，省内共进会分支必须解散，否则逮捕法办。就在辛亥革命一周年之际，浙江就先后拿获共进会会员五十余人，并全部处决。南方其他省份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如江西都督李烈钧即对省内“洪江会”痛下杀手，一律清剿，云南都督蔡锷、广东代理都督陈炯明等也都明令昔日的“革命盟友”立即解散，否则严惩不贷。
革命党人的做法，让帮会人员感到愤愤不平，心态日益失衡。在他们看来，袁世凯对他们这样也就罢了，但革命党人也这么干，就未免有些过河拆桥、落井下石了。想当年，他们这些人也曾跟随革命党人出生入死，为推翻清廷甘冒杀头的风险，如今革命胜利后，好处都被你们拿走了，他们非但没有捞到好处，反而被不断的排斥打压，日子过得还不如从前，这未免也太不公平了！而且，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作为昔日的盟友，革命党人非但没有伸手拉他们一把，反而转过身去，不理不睬，这如何不让他们由愤生恨，并产生报复的念头。
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过程中，包括青洪帮在内的江湖帮会被悉数排斥，宋教仁作为其中的主导人，难免成为应桂馨等人仇恨的对象。不过，应桂馨毕竟是个货真价实的革命党，当时身份也未曾暴露，宋教仁在湖南会馆出殡时，应桂馨还在现场照料并颇为殷勤，可谁又料到，他竟然就是刺杀宋教仁的主谋呢？
对应桂馨这些人的情绪，有个人敏锐的觉察到了，这就是刺杀宋教仁案中的另一个主角——北京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就在湖北革命党人的暴动失败后，洪述祖受袁世凯之命南下调查与各省地方政权紧张的江湖帮会。在与应桂馨展开接触后，洪述祖很快发现，江湖会党也不是铁板一块，如果处理得当的话，不但能在帮会中打进一个楔子，而且可以离间他们与革命党人关系，同时又为袁世凯政府所用。
洪述祖的办法也不复杂，无非是诱之以金钱，授之以地位，但这招对应桂馨这样的人却十分管用，因为帮会中人原本就没有什么神圣的革命信仰，他们无非是社会鼎革之际的投机分子，一旦投机失败，必然要另寻出路，而这些恰好是洪述祖所代表的袁世凯政府所能给予的。由此，应桂馨等人迅速与袁世凯方面靠拢而与革命党人分道扬镳了。
袁世凯之所以要收买应桂馨这样的人，主要也是因为江湖会党向来就是难于控制的社会力量，特别是他们与革命党人结成同盟的话，稍有不慎，就会引起不可预料的政治突变，成为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像共进会这种帮会组织，如能解散固然很好，要是能加以利用就更加理想，而这也是洪述祖南下的主要目的。
在南北政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袁世凯收买应桂馨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利用应桂馨的特殊地位和社会关系为北京方面收集革命党人的情报。由于当时应桂馨的面目并未暴露，至少在表面上，他与革命党上层如陈其美等人的关系还算密切，譬如宋教仁就曾介绍黄兴将私存公债六十万及约四十余万的各种股票由应桂馨抵押给义丰银行，如果不是有这层关系，黄兴断不会将这样一笔巨款交给应桂馨去打理。
有了袁世凯这样的新靠山，应桂馨自然是格外卖力，千方百计要立功立业。据洪述祖的报告，应桂馨表示今后服从北京政府，“情愿效力自赎”。当时还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革命党人与共进会都以上海为活动中心，帮会触角又深入各个社会层面，这为应桂馨收集对方情报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从这个意义上说，被收买的应桂馨实际上成了袁世凯政府与陈其美等革命党人中间的一个“双面间谍”，如果平衡玩得好，应桂馨自然是左右逢源，由此实现个人飞黄腾达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应桂馨的转变过程中，洪述祖不仅在其中牵线搭桥，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主导作用。那么，作为“刺宋案”中的关键人物，洪述祖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又究竟干了什么呢？请看下文。
（注：《宋教仁遇刺之谜》共12集，本文为第3篇。）
手眼通天洪述祖：行刺宋教仁的幕后黑手
作者：金满楼
上文我们说到，在应桂馨投入袁世凯集团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就是宋教仁遇刺案中的另一要角——北京政府内务府秘书洪述祖。
洪述祖的出身并不差，他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著名学者洪亮吉的玄孙，名门之后，世代书香，他本人也是聪明伶俐，自幼熟读诗书，可惜科考路上一再挫折，后来只好用钱买了个候补道的名义进入官场，和那些举人进士相比，算不得正途出身。好在家族人脉很广，洪述祖的机会并不算少，但这个人毛病也很多，可以说是有才无德，放荡不羁，平时吃喝嫖赌乃家常便饭，投机钻营、贪财纳贿更是行家里手。
洪述祖早年投在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幕下，刘铭传很欣赏他的才华与能力，一度委派他协同处分兵事，襄助外交，按说他该有个好前程，但很可惜，洪述祖辜负了刘铭传的一番美意。在一次负责购买军械的过程中，洪述祖可谓是胆大包天，竟然干起了盗卖军火、私通外国的勾当，事情败露后，刘铭传大为震怒，打算以军法将之明正典刑。惊恐之余，洪述祖四处托人行贿斡旋，这才得以免于一死而仅下狱三年。
事后，洪述祖混迹于上海租界，干起了律师翻译的行当，但在此期间又因为包搅词讼、向当事人勒索钱财而为人所侧目。没多久，洪述祖的名声搞臭了，十里洋场上的坑蒙拐骗也不能施展他的远大抱负，之后他又利用各种关系在官场上继续钻营。1907年，他还真逮着个好机会，当时李鸿章之子李经方被外放为驻英公使，洪述祖四处托人，最后也侥幸进入了随员名单。临行前，李经方向军机大臣瞿鸿禨辞行，并将随员名单呈给他看，瞿鸿禨看到洪述祖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后不免大吃一惊，说：“此人乃是当年的巨犯，这样的人，你如何敢用？”李经方听后，回去就将洪述祖的名字从随员名单中剔除。
之后，洪述祖仍不甘心，他先后投到湖南巡抚俞廉三、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陈夔龙的门下钻营并获得相应职位，但无一例外的是，最终都因为贪污弄权而相继被革职。在最后一次失业中，直隶总督陈夔龙更是在考语中称他“胆大妄为”，并将之革职永不叙用。
这说来奇了怪了，就洪述祖这样一个屡被革除、劣迹斑斑的人，他究竟有什么能耐与手段，能被清末各位地方大佬们重用并任其胡作非为呢？细说起来也不奇怪，洪述祖还真不是常人，他精明强干，能力出众，人际关系又四通八达，譬如他在张之洞门下，因为既能办事，又能作诗，很得张之洞的欢心，一度被委派美差十四处之多，他要没几分本事，又怎能在官场上此起彼伏，如鱼得水呢？
话说洪述祖被直隶总督陈夔龙罢职后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这下他又逮着机会折腾了。革命期间，上海有位名人叫赵凤昌，当时的南北和谈就主要在他的私宅惜阴堂举行。赵凤昌是江苏武进人，曾在张之洞幕府中任首席幕僚，当时湖北有句话叫“湖广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意思是张之洞最听赵凤昌的话，对他信任有加。后来，张之洞被人弹劾，赵凤昌受牵连而去职，张之洞于是将他安排在上海充当耳目，专门与江浙立宪派士绅交流联络。由于之前积累了广泛的人脉关系，赵凤昌在南北议和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成为南方双方私下沟通的“桥梁”，也正因为如此，赵凤昌又得了个外号，被人称为“民国产婆”。
赵凤昌与洪述祖什么关系呢？说来很简单，赵凤昌乃是洪述祖的姐夫，洪述祖是他的小舅子。赵凤昌撮合南北和谈时，洪述祖就没少帮忙，他在其中穿针引线，俨然就是赵凤昌的私人代表。在此过程中，洪述祖得以结识袁世凯手下的两员干将唐绍仪与赵秉钧，并为之输送了大量情报，等到民国成立，论功行赏，洪述祖被委任为内务部秘书，深得上司赵秉钧的信任。由于之前与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并无渊源，洪述祖进入北京政府后是分外的卖力，目的就是要挤进袁世凯的核心权力圈。
就在这时，机会来了。辛亥革命一周年之际，在湖北革命党人联手江湖帮众推倒黎元洪的计划失败后，袁世凯深感秘密帮会对民国后的秩序危害巨大，于是在颁布严查各地帮会的大总统令后，又命时任总理的赵秉钧派人暗中南下调查——而这派出的不是别人，正是洪述祖。
赵秉钧之所以派洪述祖南下，除洪述祖能办事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洪述祖也是帮会中人，而且是青帮“大”字辈成员。由于在官场与江湖混迹多年，洪述祖对南方情形颇有了解，他这次南下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巡察严禁各地帮会通令的落实情况，二是处理共进会参与“倒黎运动”的后续事宜。
共进会由青帮、洪门和公口三大帮会合并而来，表面上看它是公开的政党，实际上仍为江湖做派，特别在会长应桂馨及会众深度介入“倒黎运动”后，情况就更为复杂。鉴于辛亥年中革命党、新军与江湖会党“三位一体”闹革命的教训，袁世凯不能不对它有几分忌惮，而设法解散共进会，正是洪述祖此次南下的主要任务。
而在此时，被湖北都督黎元洪严令通缉的应桂馨正躲在上海租界里避风头，洪述祖之前与应桂馨并不相识，要找到他并非易事。不过，好在洪述祖人脉广，消息灵通，出京前他就请军界名人张绍曾写了一封介绍函，作为结识应桂馨的第一步。张绍曾是清末新军将领，曾在辛亥年发动“滦州兵谏”，民国后被列名为共进会的发起人之一，他与应桂馨倒是有几分交情，给洪述祖写封介绍函，那不过是顺水人情。
1912年9月，洪述祖拿着张绍曾的介绍函来到上海，之后找到了藏身租界的应桂馨。同为帮会中人，洪述祖与应桂馨是一见如故，极为相投。作为见面礼，洪述祖做的第一件事是设法解除了黎元洪对应桂馨的通缉令。感激之余，应桂馨也看出洪述祖是有来头、有本事的人物，两人关系迅速升温，称兄道弟不在话下。
洪述祖混迹官场多年，各种权术手腕可谓了然于胸。与浙江都督朱瑞动刀动枪、直接镇压的方式相比，洪述祖的手段就要高明多了，他不费一枪一弹，就把应桂馨和解散共进会的问题顺利解决，而他的手段就两字：收买——详细的说，就是要钱给钱，要官给官。
在应桂馨表示愿意投靠北京政府后，洪述祖陪同应桂馨前往南京面见江苏都督程德全，在袁世凯的首肯下，应桂馨被委派为江苏驻沪巡查长，办公费每月3千元，其中江苏支付一千，袁世凯政府支付两千。由此，洪述祖解散共进会的任务圆满完成，应桂馨也由共进会会长摇身一变成为袁世凯在上海乃至整个南方的耳目，应、洪两人双双立功，皆大欢喜。
1912年12月，在洪述祖的精心打点下，应桂馨前往北京面见总统袁世凯与总理赵秉钧。在京期间，袁世凯传见应桂馨并以政府名义发给三万大洋，作为共进会的解散费和办公费。离京前，总理赵秉钧又接见应桂馨，并将国务院的密码本交其使用，以便联络。或许是因为立功急切，应桂馨在袁世凯召见时提出特命他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并建议精选能干的帮会成员分布各省要地以侦察各党行为，然后由他综合整理，随时上报。但让应桂馨感到有些沮丧的是，袁世凯对此却不置可否。
作者：金满楼
上文我们说到，在应桂馨投入袁世凯集团的过程中，有一个人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就是宋教仁遇刺案中的另一要角——北京政府内务府秘书洪述祖。
洪述祖的出身并不差，他是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著名学者洪亮吉的玄孙，名门之后，世代书香，他本人也是聪明伶俐，自幼熟读诗书，可惜科考路上一再挫折，后来只好用钱买了个候补道的名义进入官场，和那些举人进士相比，算不得正途出身。好在家族人脉很广，洪述祖的机会并不算少，但这个人毛病也很多，可以说是有才无德，放荡不羁，平时吃喝嫖赌乃家常便饭，投机钻营、贪财纳贿更是行家里手。
洪述祖早年投在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幕下，刘铭传很欣赏他的才华与能力，一度委派他协同处分兵事，襄助外交，按说他该有个好前程，但很可惜，洪述祖辜负了刘铭传的一番美意。在一次负责购买军械的过程中，洪述祖可谓是胆大包天，竟然干起了盗卖军火、私通外国的勾当，事情败露后，刘铭传大为震怒，打算以军法将之明正典刑。惊恐之余，洪述祖四处托人行贿斡旋，这才得以免于一死而仅下狱三年。
事后，洪述祖混迹于上海租界，干起了律师翻译的行当，但在此期间又因为包搅词讼、向当事人勒索钱财而为人所侧目。没多久，洪述祖的名声搞臭了，十里洋场上的坑蒙拐骗也不能施展他的远大抱负，之后他又利用各种关系在官场上继续钻营。1907年，他还真逮着个好机会，当时李鸿章之子李经方被外放为驻英公使，洪述祖四处托人，最后也侥幸进入了随员名单。临行前，李经方向军机大臣瞿鸿禨辞行，并将随员名单呈给他看，瞿鸿禨看到洪述祖的名字也赫然在列后不免大吃一惊，说：“此人乃是当年的巨犯，这样的人，你如何敢用？”李经方听后，回去就将洪述祖的名字从随员名单中剔除。
之后，洪述祖仍不甘心，他先后投到湖南巡抚俞廉三、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陈夔龙的门下钻营并获得相应职位，但无一例外的是，最终都因为贪污弄权而相继被革职。在最后一次失业中，直隶总督陈夔龙更是在考语中称他“胆大妄为”，并将之革职永不叙用。
这说来奇了怪了，就洪述祖这样一个屡被革除、劣迹斑斑的人，他究竟有什么能耐与手段，能被清末各位地方大佬们重用并任其胡作非为呢？细说起来也不奇怪，洪述祖还真不是常人，他精明强干，能力出众，人际关系又四通八达，譬如他在张之洞门下，因为既能办事，又能作诗，很得张之洞的欢心，一度被委派美差十四处之多，他要没几分本事，又怎能在官场上此起彼伏，如鱼得水呢？
话说洪述祖被直隶总督陈夔龙罢职后不久，辛亥革命爆发，这下他又逮着机会折腾了。革命期间，上海有位名人叫赵凤昌，当时的南北和谈就主要在他的私宅惜阴堂举行。赵凤昌是江苏武进人，曾在张之洞幕府中任首席幕僚，当时湖北有句话叫“湖广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意思是张之洞最听赵凤昌的话，对他信任有加。后来，张之洞被人弹劾，赵凤昌受牵连而去职，张之洞于是将他安排在上海充当耳目，专门与江浙立宪派士绅交流联络。由于之前积累了广泛的人脉关系，赵凤昌在南北议和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成为南方双方私下沟通的“桥梁”，也正因为如此，赵凤昌又得了个外号，被人称为“民国产婆”。
赵凤昌与洪述祖什么关系呢？说来很简单，赵凤昌乃是洪述祖的姐夫，洪述祖是他的小舅子。赵凤昌撮合南北和谈时，洪述祖就没少帮忙，他在其中穿针引线，俨然就是赵凤昌的私人代表。在此过程中，洪述祖得以结识袁世凯手下的两员干将唐绍仪与赵秉钧，并为之输送了大量情报，等到民国成立，论功行赏，洪述祖被委任为内务部秘书，深得上司赵秉钧的信任。由于之前与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并无渊源，洪述祖进入北京政府后是分外的卖力，目的就是要挤进袁世凯的核心权力圈。
就在这时，机会来了。辛亥革命一周年之际，在湖北革命党人联手江湖帮众推倒黎元洪的计划失败后，袁世凯深感秘密帮会对民国后的秩序危害巨大，于是在颁布严查各地帮会的大总统令后，又命时任总理的赵秉钧派人暗中南下调查——而这派出的不是别人，正是洪述祖。
赵秉钧之所以派洪述祖南下，除洪述祖能办事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洪述祖也是帮会中人，而且是青帮“大”字辈成员。由于在官场与江湖混迹多年，洪述祖对南方情形颇有了解，他这次南下的任务有两个，一是巡察严禁各地帮会通令的落实情况，二是处理共进会参与“倒黎运动”的后续事宜。
共进会由青帮、洪门和公口三大帮会合并而来，表面上看它是公开的政党，实际上仍为江湖做派，特别在会长应桂馨及会众深度介入“倒黎运动”后，情况就更为复杂。鉴于辛亥年中革命党、新军与江湖会党“三位一体”闹革命的教训，袁世凯不能不对它有几分忌惮，而设法解散共进会，正是洪述祖此次南下的主要任务。
而在此时，被湖北都督黎元洪严令通缉的应桂馨正躲在上海租界里避风头，洪述祖之前与应桂馨并不相识，要找到他并非易事。不过，好在洪述祖人脉广，消息灵通，出京前他就请军界名人张绍曾写了一封介绍函，作为结识应桂馨的第一步。张绍曾是清末新军将领，曾在辛亥年发动“滦州兵谏”，民国后被列名为共进会的发起人之一，他与应桂馨倒是有几分交情，给洪述祖写封介绍函，那不过是顺水人情。
1912年9月，洪述祖拿着张绍曾的介绍函来到上海，之后找到了藏身租界的应桂馨。同为帮会中人，洪述祖与应桂馨是一见如故，极为相投。作为见面礼，洪述祖做的第一件事是设法解除了黎元洪对应桂馨的通缉令。感激之余，应桂馨也看出洪述祖是有来头、有本事的人物，两人关系迅速升温，称兄道弟不在话下。
洪述祖混迹官场多年，各种权术手腕可谓了然于胸。与浙江都督朱瑞动刀动枪、直接镇压的方式相比，洪述祖的手段就要高明多了，他不费一枪一弹，就把应桂馨和解散共进会的问题顺利解决，而他的手段就两字：收买——详细的说，就是要钱给钱，要官给官。
在应桂馨表示愿意投靠北京政府后，洪述祖陪同应桂馨前往南京面见江苏都督程德全，在袁世凯的首肯下，应桂馨被委派为江苏驻沪巡查长，办公费每月3千元，其中江苏支付一千，袁世凯政府支付两千。由此，洪述祖解散共进会的任务圆满完成，应桂馨也由共进会会长摇身一变成为袁世凯在上海乃至整个南方的耳目，应、洪两人双双立功，皆大欢喜。
1912年12月，在洪述祖的精心打点下，应桂馨前往北京面见总统袁世凯与总理赵秉钧。在京期间，袁世凯传见应桂馨并以政府名义发给三万大洋，作为共进会的解散费和办公费。离京前，总理赵秉钧又接见应桂馨，并将国务院的密码本交其使用，以便联络。或许是因为立功急切，应桂馨在袁世凯召见时提出特命他为中央特派驻沪巡查长，并建议精选能干的帮会成员分布各省要地以侦察各党行为，然后由他综合整理，随时上报。但让应桂馨感到有些沮丧的是，袁世凯对此却不置可否。
这时，第一次国会选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在这场大选中，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击败其他政党成为最后的赢家。就在国会即将召开之际，原同盟会中的激烈派何海鸣、尹仲材等人突然发表《欢迎国会团宣言书》，倡议国会南迁，由议员们自行召集，先在上海开预备会议，再到南京成立正式国会。他们的理由是，这样可以避免行政权也就是袁世凯政府武力干涉立法权，国会南迁可以保持立法机关的独立与安全。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时，就曾提出迁都南京的主张，但蔡元培等人组成的“迎袁专使团”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北洋军即在北京、天津等地爆发兵变，在此情况下，舆论纷纷指责革命党人私心自用，孙中山只好放弃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的主张，迁都之事不了了之。这一次，革命党人旧话重提，显然是另有用意。果然，《欢迎国会团宣言书》一经发布，在社会上立刻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革命党人又来这套，袁世凯当然很不开心，而且深知其中利害。不过，袁世凯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他表面不说什么，暗地里却开始与革命党人较劲。这时，已经投靠北京政府的原安徽都督孙毓筠首先站出来为袁世凯说话，他发表通电，称所谓“自行召集国会，自行择定国会地点”，说白了就是想搞“一国两都”，进而借国会之力瓦解政府，这是一种无视大局、故意捣乱的行为，之前的迁都风波即为前车之鉴；而且，在上年孙中山、黄兴北上与袁世凯会面后，南北分歧日渐消弭，何海鸣等人的做法，实际上是有意制造南北分裂，以便捞取个人政治利益，这是很不得人心的行径。由于孙毓筠之前是知名革命党人，他的通电一出，立刻在舆论界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遭到革命党中激烈分子的严厉驳斥。
之后，袁世凯的心腹大将、直隶都督冯国璋也发表通电，严厉抨击“欢迎国会团”的言论。比起孙毓筠，冯国璋可就有些气势汹汹了，他严正警告那些“革命捣乱分子”：各省选举告成，国会议员当然由中央召集，正式国会也当然在中央政府所在地，我冯国璋身为军人，一向嫉恶如仇、爱国如命，那些鼓吹邪说，试图动摇国本、蛊惑人心的人，都给我小心点。冯国璋一放出狠话，北洋系将领和北方各省都督们也就随声附和，舆论迅速转向。
对此，袁世凯仍不放心，他随后又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解散“欢迎国会团”，与此同时，又秘密派出洪述祖、应桂馨、张尧卿等人一同南下调查，看究竟是谁在背后捣鬼。应桂馨不负所托，他回到上海后很快将南方情形用密电函的形式向赵秉钧报告，双方的工作关系正式确立。至于袁世凯所担心的“欢迎国会团”，应桂馨很快查明，这是革命党中的激烈分子戴季陶、何海鸣、尹仲材等人在上海《民权报》上的大力鼓吹。在给赵秉钧的密电中，应桂馨主动提出两种应对办法，第一是金钱收买，第二是文字鼓吹，双管齐下，何海鸣、戴季陶等人不难对付。
对应桂馨的工作成果与建议，袁世凯方面很是满意，之后即依计行事。当时上海有家名叫《民强报》的报社，和《民权报》仅一字之差，最初也是国民党人所办的报刊，由于经营困难，应桂馨抓住机会将之收买，作为打开国民党人内部的一个缺口。应桂馨的计划实施得相当顺利，《民强报》被收买后很快调转枪头，成为袁世凯政府在南方的舆论吹鼓手。作为收买的代价，应桂馨代表北京政府每月贴补《民强报》千元左右，在袁世凯等人的眼中，这桩卖卖相当的合算。
事实上，即便在《民权报》方面也不是铁板一块，金钱收买同样行之有效。据袁世凯的机密秘书张一麐说，当时有个名叫岳嗣仪的人曾到北京秘密拜会赵秉钧，称他在上海与《民权报》的尹仲材等人交涉过，尹仲材提出可以悔过，但因为附从他们的人很多，如果要将这些人解散，希望北京政府支付万把块钱的解散费。接到这个报告后，袁世凯指示江苏都督程德全就近办理，但程德全回电称，“欢迎国会团”已经有人来索取过三千元，这个团究竟有无价值，还要相机处理。
如此看来，革命党激烈分子所鼓吹的“欢迎国会团”只是一时兴起，而且也有向袁世凯政府讹诈的用意，危机至此已基本解决，洪述祖、应桂馨等人从事破坏“欢迎国会团”的秘密活动可以说是大功告成。初立新功后，洪述祖、应桂馨并未就此罢休，他们随后又盯上了即将北上组阁的国民党党魁宋教仁，这种主动为主子分忧的迫切心理可谓跃然而出。
而在另一边，国民党选举大获成功后，宋教仁曾先后在长沙、武昌、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发表演说，其中不乏抨击北京政府的激烈言辞，这引起了袁世凯的极大不满与戒备。作为袁世凯安插在南方的耳目，应桂馨充分发挥帮会在各地的关系网络，并将宋教仁的行踪及一言一行及时的报告给北京方面。
事与愿违的是，宋教仁在各地的演说赢得了舆论的极大支持，北上组阁看来是板上钉钉的事。对此，作为宋教仁的对立面或说政治对手，袁世凯与赵秉钧多少感到有些不安与不快，而作为新进之徒，洪述祖、应桂馨很快就揣摩到主子的这种微妙心理，之后便献上一计，那就是利用舆论抹黑国民党的首脑人物孙中山、黄兴与宋教仁，即所谓“孙、黄、宋劣史”。
1913年2月2日，应桂馨在发给赵秉钧的密电中称，“孙、黄、黎、宋，运动极烈，黎外均获华侨资助，民党均主举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警厅供钞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用照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这封密电中，应桂馨虚虚实实，实实虚虚，他说国民党“运动极烈”并主张推举宋教仁为总理，这当然是事实，但所谓从日本购买“孙黄宋劣史”，并“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却是子虚乌有之事。那么，应桂馨发此密电的用意何在呢？原来也是政治诈骗。
且看密电下文。应桂馨自称，孙中山得此消息后，立刻要黄兴派人到日本“重金买毁”，他已令人“索三十万”——当然，只是表面答应而暗中敷衍，现已到手三万元，另外，又派人“他方要挟，使其顾此失彼，群壑难填，一伏一起，虽百倍其价，事终无效”。
电文最后，应桂馨还不忘埋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说他曾与孙中山“共事甚切，知之最深，除空言邀誉外，直是无政策。然尚可以空名动人，黄、宋则无论矣”。
袁世凯、赵秉钧接到这封密电后，果然大感兴趣，随后洪述祖给应桂馨发来回电，称“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这样的话，才好在赵秉钧面前“索一数目”。为增加说服力，洪述祖又在两日后向应桂馨绘声绘色的描述了袁世凯看到密电的反应，说袁总统“阅后色颇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云云”。不仅如此，他还在袁世凯面前稍微提了一下收买价钱的事情，袁总统说，只要宋教仁骗案及刑事案提票有真材实料，那重赏是毫无问题的。
也许是意识到这事做得比较龌龊，洪述祖在电文的最后特别提醒应桂馨，一定要注意保密，不要让过多的人知道，今后密电不要再通过赵秉钧的秘书程某转交，因为赵总理处的“手续不甚机密”，一旦密函发出，密电发“函到”两字或加“件照寄”三字即可，以防止邮局迟误。
一日后，已是急不可耐的洪述祖又给应桂馨发一密电，催促应桂馨立刻行事，将“宋骗案由、提票、影片”尽快寄到，以便及时领取赏金。那么，读者或许要问，所谓的“孙、黄、宋劣史”究竟是有还是没有，毁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名誉如何又升级为暗杀事件，请看下文。
（注：《宋教仁遇刺之谜》共12集，本文为第4篇。）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时，就曾提出迁都南京的主张，但蔡元培等人组成的“迎袁专使团”到达北京的第二天，北洋军即在北京、天津等地爆发兵变，在此情况下，舆论纷纷指责革命党人私心自用，孙中山只好放弃要求袁世凯到南京就职的主张，迁都之事不了了之。这一次，革命党人旧话重提，显然是另有用意。果然，《欢迎国会团宣言书》一经发布，在社会上立刻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革命党人又来这套，袁世凯当然很不开心，而且深知其中利害。不过，袁世凯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他表面不说什么，暗地里却开始与革命党人较劲。这时，已经投靠北京政府的原安徽都督孙毓筠首先站出来为袁世凯说话，他发表通电，称所谓“自行召集国会，自行择定国会地点”，说白了就是想搞“一国两都”，进而借国会之力瓦解政府，这是一种无视大局、故意捣乱的行为，之前的迁都风波即为前车之鉴；而且，在上年孙中山、黄兴北上与袁世凯会面后，南北分歧日渐消弭，何海鸣等人的做法，实际上是有意制造南北分裂，以便捞取个人政治利益，这是很不得人心的行径。由于孙毓筠之前是知名革命党人，他的通电一出，立刻在舆论界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遭到革命党中激烈分子的严厉驳斥。
之后，袁世凯的心腹大将、直隶都督冯国璋也发表通电，严厉抨击“欢迎国会团”的言论。比起孙毓筠，冯国璋可就有些气势汹汹了，他严正警告那些“革命捣乱分子”：各省选举告成，国会议员当然由中央召集，正式国会也当然在中央政府所在地，我冯国璋身为军人，一向嫉恶如仇、爱国如命，那些鼓吹邪说，试图动摇国本、蛊惑人心的人，都给我小心点。冯国璋一放出狠话，北洋系将领和北方各省都督们也就随声附和，舆论迅速转向。
对此，袁世凯仍不放心，他随后又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解散“欢迎国会团”，与此同时，又秘密派出洪述祖、应桂馨、张尧卿等人一同南下调查，看究竟是谁在背后捣鬼。应桂馨不负所托，他回到上海后很快将南方情形用密电函的形式向赵秉钧报告，双方的工作关系正式确立。至于袁世凯所担心的“欢迎国会团”，应桂馨很快查明，这是革命党中的激烈分子戴季陶、何海鸣、尹仲材等人在上海《民权报》上的大力鼓吹。在给赵秉钧的密电中，应桂馨主动提出两种应对办法，第一是金钱收买，第二是文字鼓吹，双管齐下，何海鸣、戴季陶等人不难对付。
对应桂馨的工作成果与建议，袁世凯方面很是满意，之后即依计行事。当时上海有家名叫《民强报》的报社，和《民权报》仅一字之差，最初也是国民党人所办的报刊，由于经营困难，应桂馨抓住机会将之收买，作为打开国民党人内部的一个缺口。应桂馨的计划实施得相当顺利，《民强报》被收买后很快调转枪头，成为袁世凯政府在南方的舆论吹鼓手。作为收买的代价，应桂馨代表北京政府每月贴补《民强报》千元左右，在袁世凯等人的眼中，这桩卖卖相当的合算。
事实上，即便在《民权报》方面也不是铁板一块，金钱收买同样行之有效。据袁世凯的机密秘书张一麐说，当时有个名叫岳嗣仪的人曾到北京秘密拜会赵秉钧，称他在上海与《民权报》的尹仲材等人交涉过，尹仲材提出可以悔过，但因为附从他们的人很多，如果要将这些人解散，希望北京政府支付万把块钱的解散费。接到这个报告后，袁世凯指示江苏都督程德全就近办理，但程德全回电称，“欢迎国会团”已经有人来索取过三千元，这个团究竟有无价值，还要相机处理。
如此看来，革命党激烈分子所鼓吹的“欢迎国会团”只是一时兴起，而且也有向袁世凯政府讹诈的用意，危机至此已基本解决，洪述祖、应桂馨等人从事破坏“欢迎国会团”的秘密活动可以说是大功告成。初立新功后，洪述祖、应桂馨并未就此罢休，他们随后又盯上了即将北上组阁的国民党党魁宋教仁，这种主动为主子分忧的迫切心理可谓跃然而出。
而在另一边，国民党选举大获成功后，宋教仁曾先后在长沙、武昌、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发表演说，其中不乏抨击北京政府的激烈言辞，这引起了袁世凯的极大不满与戒备。作为袁世凯安插在南方的耳目，应桂馨充分发挥帮会在各地的关系网络，并将宋教仁的行踪及一言一行及时的报告给北京方面。
事与愿违的是，宋教仁在各地的演说赢得了舆论的极大支持，北上组阁看来是板上钉钉的事。对此，作为宋教仁的对立面或说政治对手，袁世凯与赵秉钧多少感到有些不安与不快，而作为新进之徒，洪述祖、应桂馨很快就揣摩到主子的这种微妙心理，之后便献上一计，那就是利用舆论抹黑国民党的首脑人物孙中山、黄兴与宋教仁，即所谓“孙、黄、宋劣史”。
1913年2月2日，应桂馨在发给赵秉钧的密电中称，“孙、黄、黎、宋，运动极烈，黎外均获华侨资助，民党均主举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警厅供钞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用照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
这封密电中，应桂馨虚虚实实，实实虚虚，他说国民党“运动极烈”并主张推举宋教仁为总理，这当然是事实，但所谓从日本购买“孙黄宋劣史”，并“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却是子虚乌有之事。那么，应桂馨发此密电的用意何在呢？原来也是政治诈骗。
且看密电下文。应桂馨自称，孙中山得此消息后，立刻要黄兴派人到日本“重金买毁”，他已令人“索三十万”——当然，只是表面答应而暗中敷衍，现已到手三万元，另外，又派人“他方要挟，使其顾此失彼，群壑难填，一伏一起，虽百倍其价，事终无效”。
电文最后，应桂馨还不忘埋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说他曾与孙中山“共事甚切，知之最深，除空言邀誉外，直是无政策。然尚可以空名动人，黄、宋则无论矣”。
袁世凯、赵秉钧接到这封密电后，果然大感兴趣，随后洪述祖给应桂馨发来回电，称“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这样的话，才好在赵秉钧面前“索一数目”。为增加说服力，洪述祖又在两日后向应桂馨绘声绘色的描述了袁世凯看到密电的反应，说袁总统“阅后色颇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云云”。不仅如此，他还在袁世凯面前稍微提了一下收买价钱的事情，袁总统说，只要宋教仁骗案及刑事案提票有真材实料，那重赏是毫无问题的。
也许是意识到这事做得比较龌龊，洪述祖在电文的最后特别提醒应桂馨，一定要注意保密，不要让过多的人知道，今后密电不要再通过赵秉钧的秘书程某转交，因为赵总理处的“手续不甚机密”，一旦密函发出，密电发“函到”两字或加“件照寄”三字即可，以防止邮局迟误。
一日后，已是急不可耐的洪述祖又给应桂馨发一密电，催促应桂馨立刻行事，将“宋骗案由、提票、影片”尽快寄到，以便及时领取赏金。那么，读者或许要问，所谓的“孙、黄、宋劣史”究竟是有还是没有，毁坏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的名誉如何又升级为暗杀事件，请看下文。
（注：《宋教仁遇刺之谜》共12集，本文为第4篇。）
从毁宋到杀宋：阴谋是怎样诞生的？
作者：金满楼
上文我们讲到，洪述祖秘密收买应桂馨后，应桂馨成为袁世凯政府在南方的耳目，由于他在革命阵营中的面目尚未暴露，因而应桂馨又成了南北势力之间的双面间谍。投靠新主子后，应桂馨卖力工作，他不仅协助瓦解了革命党激烈分子所组织的“欢迎国会团”，而且成功收买了原国民党人所办的《民强报》并转而为袁世凯政府鼓吹。之后，应桂馨、洪述祖又盯上了风头正劲的宋教仁，由此酝酿了一场惊天密谋。
对于这场密谋，远在北京的袁世凯与赵秉钧从一开始就有所了解，而他们最看重的是应桂馨在密电中提出的“孙、黄、宋劣史”——那这个所谓的“劣史”，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众所周知，孙中山、黄兴等人在清末闹革命时多以日本为基地，期间与一些日本浪人有密切来往，而为了革命的成功，很多时候只求目的、不计手段，期间也难免一些说不明、道不明的合作与计谋。不过，孙中山、黄兴在南京国民政府解散后已经逐步淡出政治圈，应桂馨等人的主要攻击对象是准备北上组阁的宋教仁，突破口就在所谓的“间岛问题”。
说起这事，还得从1907年说起。当年3月，宋教仁从日本赴东北，此行目的有两个，一是联络当地的反清武装力量共举大事，另外就是调查“间岛问题”。
所谓“间岛”，原本指吉林延边图们江北岸的一块滩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朝鲜农民越过图们江来此垦殖，由此形成领土与管辖的争议。甲午战争后，日本在觊觎中国东北的同时，又在朝鲜被吞并前夕大造舆论，硬说“间岛”系“朝鲜属地”，甚至越庖代俎地向该地派遣警察对垦民进行管理，目的是利用“间岛”作为跳板，借机侵入东北。
就在此时，两个由日本浪人与军人相勾结的间谍组织活跃于东北地区，一个是为人所熟知的“黑龙会”，另一个是“长白山会”，而后者专门制造假证据，目的是证明“间岛”不属于中国领土。得知日本人的阴谋后，宋教仁易名“贞村”并在日本革命党人片山潜的帮助下秘密打入“长白山会”，他在实地考察了间岛地区并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又冒险将“长白山会”所制造的伪证拍照携回。之后，宋教仁又分赴汉城图书馆、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并在东京出版《间岛问题》一书，书中对日本阴谋做了淋漓尽致的深刻揭露，这也为后来吴禄贞筹办边务时与日本谈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为此，时任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对这部书稿非常重视，并致电驻日公使李家驹请宋教仁前往北京一趟以协助当时的谈判。得此消息后，宋教仁有心为国分忧，但碍于自己的革命党人身份，当时还不敢贸然入京，于是婉称自己经济窘困，希望清廷能给予一定的经济资助或出一笔钱购买日本人造假的证据。不巧的是，此事走漏风声，中日报刊都对此进行了披露，一些革命党人和日本浪人对宋教仁大肆攻击，说他叛变革命，有意投靠清廷。为难之下，宋教仁只好断了北京之行的念头，并称自己这样做只是为革命筹集经费而已。
对于这段历史，应桂馨未必了解，他在电报中说的“宋教仁骗案”另有其事，即后来宋教仁在日本再版《间岛问题》一书时所引起的版权纠纷。原来，《间岛问题》的书稿最初由留学生编译社出资200元购买出版，但当时版权并未买断，后来宋教仁因为经济困难，加上原书错误太多，于是自行集资再印，留学生编译社经理得知后向日本警厅提起诉讼，但最终因“版权本未买绝”而不了了之。应桂馨在电报中说的“警厅供钞宋犯骗案刑事提票”，指的就是此事。但可惜的是，所谓的“骗案”根本就不成立，应桂馨不过是捏造事实，虚张声势，他的目的才是真正的诈骗，即想从袁世凯政府那里骗取一笔巨款。
洪述祖得到所谓“宋教仁骗案”的信息后，同样认为奇货可居，他两次密告应桂馨要避开赵秉钧的秘书程某而由自己从中单线联系，主要也是怕别人分了自己的一杯羹。事实上，从洪述祖与应桂馨两人的交往来看，背后都有经济利益驱动，例如洪述祖在2月5日发给应桂馨的密电中，其中就提到，只要“宋教仁骗案”的证据到手，即可向中央请款，但后面一句就很耐人寻味了，洪述祖称“仍旧折三分一”。换句话说，应桂馨从袁世凯政府领取共进会解散费、办公费三万元时，为感谢洪述祖的上下打点，应桂馨很可能分给了洪述祖一万元，如果这次所谓的“宋教仁骗案”能搞成的话，袁世凯若是奖励30万，那洪述祖就能分到10万大洋，即使没有这么多，那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由此，应桂馨、洪述祖当然不会放弃这次牟利的机会。
问题的关键在于，袁世凯这边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他并不会轻易相信应桂馨的一面之词。为此，洪述祖比应桂馨还要着急，他在之后几天里连续给应桂馨发电，询问“宋教仁骗案”的事情进展如何，其中还特别提到一个人，即“吴兰英”。在2月2日的密电中，洪述祖问“吴兰英已有办法否”，2月8日的密电中又追问，“吴兰英已去否？”其心情之急迫，可见一斑。
吴兰英究竟是谁？目前不可而知。他也许是应桂馨的手下，也许根本就子虚乌有，不过是应桂馨自说自话杜撰出来的。从应、洪两人的来往密电上看，吴兰英似乎是收集所谓“宋教仁骗案”的负责人，而且很可能要亲赴日本去将宋教仁当年涉及诉讼时的一些法律文件拍照回国。但吊诡的是，2月22日洪述祖给应桂馨的密电中却出现了这样一句话，说“吴兰英迁后，即望代觅替人为盼”，这话什么意思呢？很可能是应桂馨收集所谓骗案证据的努力宣告失败，也可能是扯谎编不下去，便说吴兰英这个人已经失踪相搪塞，但洪述祖仍不死心，并督促应桂馨另派他人前往，一定要拿到“宋教仁骗案”的真凭实据。
在此期间，洪述祖又与应桂馨做了另一笔交易，那就是关于江苏观察使的事宜。也许是受到应桂馨获任江苏驻沪巡查长的启发，洪述祖打听到江苏各路观察使的人选尚未确定后，身为常州人的他也有些蠢蠢欲动，想要谋取常州或淮扬任何一路的观察使。民国初年，观察使大体是临时差使，只领钱、不干活，但因为是地方职务，还需各省都督保荐、中央任命方可。中央一层，洪述祖自己可以搞定，但江苏是程德全当都督，洪述祖手够不着，于是在2月11日的密电中请应桂馨帮忙，让他在程德全面前美言几句。为了让应桂馨真心办事，洪述祖又在电文最后加了一句，“宋件到手，即来索款”，用意是将两件事搭钩，彼此利益互利共济。
十天过去后，应桂馨这边仍旧没有动静，洪述祖有些着急了，他随后给应桂馨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提到三个问题，一个是说国民党最近有人前往北京投诚，说是自愿取消“欢迎国会团”，据他的估计，无非也是想谋利，和我们一个套路；其次，“宋教仁骗案”证据到手后，请款最好在国会成立之时，不宜太早也不要太迟，数目不能超过三十万，因为北京政府的财政也不宽裕；第三，观察使一事，庄蕴宽已与程德全说过两次，但被某人阻扰，请应桂馨帮忙探查一下原因，有消息尽快告知。
作者：金满楼
上文我们讲到，洪述祖秘密收买应桂馨后，应桂馨成为袁世凯政府在南方的耳目，由于他在革命阵营中的面目尚未暴露，因而应桂馨又成了南北势力之间的双面间谍。投靠新主子后，应桂馨卖力工作，他不仅协助瓦解了革命党激烈分子所组织的“欢迎国会团”，而且成功收买了原国民党人所办的《民强报》并转而为袁世凯政府鼓吹。之后，应桂馨、洪述祖又盯上了风头正劲的宋教仁，由此酝酿了一场惊天密谋。
对于这场密谋，远在北京的袁世凯与赵秉钧从一开始就有所了解，而他们最看重的是应桂馨在密电中提出的“孙、黄、宋劣史”——那这个所谓的“劣史”，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众所周知，孙中山、黄兴等人在清末闹革命时多以日本为基地，期间与一些日本浪人有密切来往，而为了革命的成功，很多时候只求目的、不计手段，期间也难免一些说不明、道不明的合作与计谋。不过，孙中山、黄兴在南京国民政府解散后已经逐步淡出政治圈，应桂馨等人的主要攻击对象是准备北上组阁的宋教仁，突破口就在所谓的“间岛问题”。
说起这事，还得从1907年说起。当年3月，宋教仁从日本赴东北，此行目的有两个，一是联络当地的反清武装力量共举大事，另外就是调查“间岛问题”。
所谓“间岛”，原本指吉林延边图们江北岸的一块滩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朝鲜农民越过图们江来此垦殖，由此形成领土与管辖的争议。甲午战争后，日本在觊觎中国东北的同时，又在朝鲜被吞并前夕大造舆论，硬说“间岛”系“朝鲜属地”，甚至越庖代俎地向该地派遣警察对垦民进行管理，目的是利用“间岛”作为跳板，借机侵入东北。
就在此时，两个由日本浪人与军人相勾结的间谍组织活跃于东北地区，一个是为人所熟知的“黑龙会”，另一个是“长白山会”，而后者专门制造假证据，目的是证明“间岛”不属于中国领土。得知日本人的阴谋后，宋教仁易名“贞村”并在日本革命党人片山潜的帮助下秘密打入“长白山会”，他在实地考察了间岛地区并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又冒险将“长白山会”所制造的伪证拍照携回。之后，宋教仁又分赴汉城图书馆、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并在东京出版《间岛问题》一书，书中对日本阴谋做了淋漓尽致的深刻揭露，这也为后来吴禄贞筹办边务时与日本谈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为此，时任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对这部书稿非常重视，并致电驻日公使李家驹请宋教仁前往北京一趟以协助当时的谈判。得此消息后，宋教仁有心为国分忧，但碍于自己的革命党人身份，当时还不敢贸然入京，于是婉称自己经济窘困，希望清廷能给予一定的经济资助或出一笔钱购买日本人造假的证据。不巧的是，此事走漏风声，中日报刊都对此进行了披露，一些革命党人和日本浪人对宋教仁大肆攻击，说他叛变革命，有意投靠清廷。为难之下，宋教仁只好断了北京之行的念头，并称自己这样做只是为革命筹集经费而已。
对于这段历史，应桂馨未必了解，他在电报中说的“宋教仁骗案”另有其事，即后来宋教仁在日本再版《间岛问题》一书时所引起的版权纠纷。原来，《间岛问题》的书稿最初由留学生编译社出资200元购买出版，但当时版权并未买断，后来宋教仁因为经济困难，加上原书错误太多，于是自行集资再印，留学生编译社经理得知后向日本警厅提起诉讼，但最终因“版权本未买绝”而不了了之。应桂馨在电报中说的“警厅供钞宋犯骗案刑事提票”，指的就是此事。但可惜的是，所谓的“骗案”根本就不成立，应桂馨不过是捏造事实，虚张声势，他的目的才是真正的诈骗，即想从袁世凯政府那里骗取一笔巨款。
洪述祖得到所谓“宋教仁骗案”的信息后，同样认为奇货可居，他两次密告应桂馨要避开赵秉钧的秘书程某而由自己从中单线联系，主要也是怕别人分了自己的一杯羹。事实上，从洪述祖与应桂馨两人的交往来看，背后都有经济利益驱动，例如洪述祖在2月5日发给应桂馨的密电中，其中就提到，只要“宋教仁骗案”的证据到手，即可向中央请款，但后面一句就很耐人寻味了，洪述祖称“仍旧折三分一”。换句话说，应桂馨从袁世凯政府领取共进会解散费、办公费三万元时，为感谢洪述祖的上下打点，应桂馨很可能分给了洪述祖一万元，如果这次所谓的“宋教仁骗案”能搞成的话，袁世凯若是奖励30万，那洪述祖就能分到10万大洋，即使没有这么多，那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由此，应桂馨、洪述祖当然不会放弃这次牟利的机会。
问题的关键在于，袁世凯这边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他并不会轻易相信应桂馨的一面之词。为此，洪述祖比应桂馨还要着急，他在之后几天里连续给应桂馨发电，询问“宋教仁骗案”的事情进展如何，其中还特别提到一个人，即“吴兰英”。在2月2日的密电中，洪述祖问“吴兰英已有办法否”，2月8日的密电中又追问，“吴兰英已去否？”其心情之急迫，可见一斑。
吴兰英究竟是谁？目前不可而知。他也许是应桂馨的手下，也许根本就子虚乌有，不过是应桂馨自说自话杜撰出来的。从应、洪两人的来往密电上看，吴兰英似乎是收集所谓“宋教仁骗案”的负责人，而且很可能要亲赴日本去将宋教仁当年涉及诉讼时的一些法律文件拍照回国。但吊诡的是，2月22日洪述祖给应桂馨的密电中却出现了这样一句话，说“吴兰英迁后，即望代觅替人为盼”，这话什么意思呢？很可能是应桂馨收集所谓骗案证据的努力宣告失败，也可能是扯谎编不下去，便说吴兰英这个人已经失踪相搪塞，但洪述祖仍不死心，并督促应桂馨另派他人前往，一定要拿到“宋教仁骗案”的真凭实据。
在此期间，洪述祖又与应桂馨做了另一笔交易，那就是关于江苏观察使的事宜。也许是受到应桂馨获任江苏驻沪巡查长的启发，洪述祖打听到江苏各路观察使的人选尚未确定后，身为常州人的他也有些蠢蠢欲动，想要谋取常州或淮扬任何一路的观察使。民国初年，观察使大体是临时差使，只领钱、不干活，但因为是地方职务，还需各省都督保荐、中央任命方可。中央一层，洪述祖自己可以搞定，但江苏是程德全当都督，洪述祖手够不着，于是在2月11日的密电中请应桂馨帮忙，让他在程德全面前美言几句。为了让应桂馨真心办事，洪述祖又在电文最后加了一句，“宋件到手，即来索款”，用意是将两件事搭钩，彼此利益互利共济。
十天过去后，应桂馨这边仍旧没有动静，洪述祖有些着急了，他随后给应桂馨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提到三个问题，一个是说国民党最近有人前往北京投诚，说是自愿取消“欢迎国会团”，据他的估计，无非也是想谋利，和我们一个套路；其次，“宋教仁骗案”证据到手后，请款最好在国会成立之时，不宜太早也不要太迟，数目不能超过三十万，因为北京政府的财政也不宽裕；第三，观察使一事，庄蕴宽已与程德全说过两次，但被某人阻扰，请应桂馨帮忙探查一下原因，有消息尽快告知。
洪述祖说的前两个问题，用意还在督促应桂馨尽快把“宋教仁骗案”的事情弄好，特别在国民党方面已经有人投诚的情况下，更要抓紧动手，不然就会有其他竞争对手出现，万一被别人抢了风头，届时恐怕功亏一篑。
至于观察使一事，洪述祖的估计完全错误。事实上，程德全方面对应、洪两人并不信任，早在1912年底，程德全就在发给袁世凯的密电中称，“应桂馨投效以来，于苏境伏莽尚能力求消弭”，但难免“力有未逮”；在洪述祖带应桂馨到南京见过程德全后，后者于次日密电袁世凯，说应桂馨的言辞“离奇闪烁”，看了他与中央的来往电文后，“更觉支离”，难辨真伪；总之，此人万不可靠，从前电请大总统赦免，令其戴罪立功，只是当时的一种政策，近日应桂馨颇多招摇僭妄，他这边已密令监查，还请中央注意云云。由此可见，程德全对应桂馨并不信任，洪述祖托他办事，当然没有结果。
等到3月6日，洪述祖有些不耐烦了，他于当日致函应桂馨埋怨说，“宋教仁骗案”的事情搞了一个多月了，如今原件也没有，抄本也没有，你老兄是聪明人，必须想办法弄到证据才好，或有激烈之举，才能谈到请款的事情。为此，洪述祖特别在信中举了浙江都督朱瑞处死发动兵变的邓亮才的例子，说除邓应先有舆论鼓吹，最后在报上刊登死讯，这才是有据可查的办事路子，否则什么证据都没有，怎么好向袁世凯政府张口要钱呢？
这时，一桩大生意来了。3月10日，应桂馨给洪述祖发去密电，要求帮忙按六六二折买进“八厘公债”三百五十万元，并答应在上海指定银行交足现款。由于事情来得突然，洪述祖没明白应桂馨什么意思，次日复电称来意不明，请详细说明。大概再一次接到应桂馨的密电，洪述祖于3月13日回电称，应桂馨的电报已交给财政总长核办，但债票不是“八厘公债”而是“六厘公债”，而且应桂馨提出的折扣过大，未必能通过。电文最后，洪述祖仍催促应桂馨抓紧办理“宋教仁骗案”一事，并提出“毁宋酬勋位”，事宜速行。
接到这封密电后，应桂馨心里不免要掂量一下了。之后，应桂馨另写一密函，称北京政府于上年九月间发行“八厘公债票”，外间辗转出卖，每百万只卖六十五万，过付之日起利，他与亲戚刘、胡、薛三家愿以六六二折、也就是每百万出实洋六十六万二千元买进三百五十万元，在上海指定银行交付。应桂馨装模作样的表示，他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北京政府财政困窘，想要为国分忧，并没有其他意思。他请洪述祖转呈财政部长从速密复，因为“夜长梦多，日久又恐变计”。信的最后，应桂馨特别强调，我费了半月功夫才“得此一案，专为补助中央财政之计”，请洪述祖一定代为转述。说到这里，应桂馨的狐狸尾巴总算露出来了。
民国初年，由于局势尚未安定，地方各项税赋未能按期上缴，中央财政一度极为紧张，为解财政之困，北京政府于1912年5月底发行“六厘公债”，因为债票有抵押，而且利息高、折扣大，买入后在市场上转手即可获利，一时间追捧者颇多。另外，南京临时政府在1912年初也曾发行军需公债，年息八厘，但因为没有抵押也缺乏信用，公债拟发行一亿元，但实收只有七百余万，市场反应冷淡。因此，应桂馨所说的“八厘公债”，应该是洪述祖说的“六厘公债”而不是南京临时政府的“八厘军需公债”，道理很简单，应桂馨想方设法才凑齐了三百五十万元，目的就是要做一笔投机生意，如果毫无赚头，他又何苦来哉！
这封密函中，应桂馨还透露了几个至关重要的信息，一是向北京方面报告了宋教仁、黄兴等人的行踪，称最近宋教仁住在上海同孚路黄兴家中，并从中介绍将黄兴私存的公债六十万转交给他抵押在义丰银行，由此获得五十万元作为宋教仁的运动费，他这里就收到十万元，昨日已拨去二万五，“为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马之需”。除此之外，黄兴还有各种股票四十余万。关于为黄兴、宋教仁办事一节，应桂馨希望洪述祖立即上报给袁世凯与赵秉钧，表面上是避免事后受谗、到时解释不清，实则藉此邀功。至于洪述祖说的“毁宋酬勋位”，应桂馨表示，他对于“功赏一层”向来不报希望，但“事关大计，无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应桂馨的这段话可谓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其中透出了步步杀机。宋教仁当时住在黄兴家中这个是真，但说黄兴将私存的六十万公债转交给他抵押给银行，而且这事还是经宋教仁的亲自介绍，这就有些邪乎了。事实上，黄兴、宋教仁与应桂馨之前并无太多交往，关系远谈不上亲密，五六十万元在当时绝非小数目，怎么可能轻易交给一个并不熟悉的人办理呢？何况，黄兴为革命流亡多年，哪里来的这上百万财产？至于什么他这里摊到十万元，并已拨去两万五作为运动费等等，这些都是自说自话，查无对证。
关于黄兴与宋教仁情报的真假还是次要，这封密函中最重要的是应桂馨首次透露了要“去宋”的决心。从整个事件的逻辑来看，应桂馨此时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他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捏造了所谓的“宋教仁骗案”，等到袁世凯方面极为重视、洪述祖反复催促时，他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却拿不出一丝一毫的真凭实据，等于放了个空炮，这难免会影响到袁世凯、赵秉钧对他的印象。在无法交差的情况下，特别在事关购买公债的经济利益掺杂进来后，应桂馨最终决定铤而走险，将“毁坏宋教仁的名誉”转为直接的“肉体消灭”。
为此，应桂馨在密函最后表示，尽管“去宋”之事并不容易，但他可以想办法凑集二十余万元以全力实施此计划，“急急进行，复命有日”。在发出此密函的第二天，应桂馨给洪述祖连发两封密电，第一封是强调购买公债三百五十万的事情不变，第二封是为了表示自己“去宋”的决心，他在电报中称，“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
“梁山匪魁”指的是宋江，这里毫无疑问是暗指宋教仁，所谓“设法剿捕”，意思就是要采取行动。对于应桂馨计划的突然变化，洪述祖又作何表示呢？三日后，洪述祖回电，“债票特别准，何日缴现领票，另电。润我若干，今日复”。 又过了一天，洪述祖再次致电应桂馨，“寒电应即照办。倘空言，益为忌者所笑。”
洪述祖的这两份电报同样是耐人寻味。首先是债票，他回复应桂馨称购买债票的事情已经批准，另外要给他多少好处费，也要应桂馨具体说明，这个时候还不忘私利，真可谓是利欲熏心！接着，在满足了应桂馨的经济要求后，洪述祖次日即发电指示按应桂馨说的办，不仅如此，他还从旁边敲边鼓，说这次不要像之前那样说空话，免得为他人所笑。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洪述祖之前说的是“毁宋酬勋位”，这里的“毁”字，仍有“毁灭名誉”而未必是“杀宋”的含义，但在应桂馨提出“去宋”之后，洪述祖不可能不看到其中的杀机，他于3月18日的回电实际上明确同意了应桂馨杀宋的计划，这点是无可辩驳的。
不仅如此，洪述祖又在3月19日致电应桂馨，正文只三个字：“事速行”。这已经是宋教仁被刺的前一天了。3月20日，也就是宋教仁遇刺当天，应桂馨密电洪述祖，称命令已经发布，请先向上边呈报。3月21日，应桂馨向洪述祖发出最后一封密电，“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报”。
整个刺杀过程至此结束。从来往密电函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宋案的幕后指使人是应桂馨与洪述祖两人无疑，那么，读者也许要问，直接刺杀宋教仁的刺客又是谁？应桂馨又是怎样找到这个人的呢？请看下文。
（注：《宋教仁遇刺之谜》共12集，本文为第5篇。）
至于观察使一事，洪述祖的估计完全错误。事实上，程德全方面对应、洪两人并不信任，早在1912年底，程德全就在发给袁世凯的密电中称，“应桂馨投效以来，于苏境伏莽尚能力求消弭”，但难免“力有未逮”；在洪述祖带应桂馨到南京见过程德全后，后者于次日密电袁世凯，说应桂馨的言辞“离奇闪烁”，看了他与中央的来往电文后，“更觉支离”，难辨真伪；总之，此人万不可靠，从前电请大总统赦免，令其戴罪立功，只是当时的一种政策，近日应桂馨颇多招摇僭妄，他这边已密令监查，还请中央注意云云。由此可见，程德全对应桂馨并不信任，洪述祖托他办事，当然没有结果。
等到3月6日，洪述祖有些不耐烦了，他于当日致函应桂馨埋怨说，“宋教仁骗案”的事情搞了一个多月了，如今原件也没有，抄本也没有，你老兄是聪明人，必须想办法弄到证据才好，或有激烈之举，才能谈到请款的事情。为此，洪述祖特别在信中举了浙江都督朱瑞处死发动兵变的邓亮才的例子，说除邓应先有舆论鼓吹，最后在报上刊登死讯，这才是有据可查的办事路子，否则什么证据都没有，怎么好向袁世凯政府张口要钱呢？
这时，一桩大生意来了。3月10日，应桂馨给洪述祖发去密电，要求帮忙按六六二折买进“八厘公债”三百五十万元，并答应在上海指定银行交足现款。由于事情来得突然，洪述祖没明白应桂馨什么意思，次日复电称来意不明，请详细说明。大概再一次接到应桂馨的密电，洪述祖于3月13日回电称，应桂馨的电报已交给财政总长核办，但债票不是“八厘公债”而是“六厘公债”，而且应桂馨提出的折扣过大，未必能通过。电文最后，洪述祖仍催促应桂馨抓紧办理“宋教仁骗案”一事，并提出“毁宋酬勋位”，事宜速行。
接到这封密电后，应桂馨心里不免要掂量一下了。之后，应桂馨另写一密函，称北京政府于上年九月间发行“八厘公债票”，外间辗转出卖，每百万只卖六十五万，过付之日起利，他与亲戚刘、胡、薛三家愿以六六二折、也就是每百万出实洋六十六万二千元买进三百五十万元，在上海指定银行交付。应桂馨装模作样的表示，他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考虑到北京政府财政困窘，想要为国分忧，并没有其他意思。他请洪述祖转呈财政部长从速密复，因为“夜长梦多，日久又恐变计”。信的最后，应桂馨特别强调，我费了半月功夫才“得此一案，专为补助中央财政之计”，请洪述祖一定代为转述。说到这里，应桂馨的狐狸尾巴总算露出来了。
民国初年，由于局势尚未安定，地方各项税赋未能按期上缴，中央财政一度极为紧张，为解财政之困，北京政府于1912年5月底发行“六厘公债”，因为债票有抵押，而且利息高、折扣大，买入后在市场上转手即可获利，一时间追捧者颇多。另外，南京临时政府在1912年初也曾发行军需公债，年息八厘，但因为没有抵押也缺乏信用，公债拟发行一亿元，但实收只有七百余万，市场反应冷淡。因此，应桂馨所说的“八厘公债”，应该是洪述祖说的“六厘公债”而不是南京临时政府的“八厘军需公债”，道理很简单，应桂馨想方设法才凑齐了三百五十万元，目的就是要做一笔投机生意，如果毫无赚头，他又何苦来哉！
这封密函中，应桂馨还透露了几个至关重要的信息，一是向北京方面报告了宋教仁、黄兴等人的行踪，称最近宋教仁住在上海同孚路黄兴家中，并从中介绍将黄兴私存的公债六十万转交给他抵押在义丰银行，由此获得五十万元作为宋教仁的运动费，他这里就收到十万元，昨日已拨去二万五，“为苏浙两部暨运动徐皖军马之需”。除此之外，黄兴还有各种股票四十余万。关于为黄兴、宋教仁办事一节，应桂馨希望洪述祖立即上报给袁世凯与赵秉钧，表面上是避免事后受谗、到时解释不清，实则藉此邀功。至于洪述祖说的“毁宋酬勋位”，应桂馨表示，他对于“功赏一层”向来不报希望，但“事关大计，无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
应桂馨的这段话可谓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其中透出了步步杀机。宋教仁当时住在黄兴家中这个是真，但说黄兴将私存的六十万公债转交给他抵押给银行，而且这事还是经宋教仁的亲自介绍，这就有些邪乎了。事实上，黄兴、宋教仁与应桂馨之前并无太多交往，关系远谈不上亲密，五六十万元在当时绝非小数目，怎么可能轻易交给一个并不熟悉的人办理呢？何况，黄兴为革命流亡多年，哪里来的这上百万财产？至于什么他这里摊到十万元，并已拨去两万五作为运动费等等，这些都是自说自话，查无对证。
关于黄兴与宋教仁情报的真假还是次要，这封密函中最重要的是应桂馨首次透露了要“去宋”的决心。从整个事件的逻辑来看，应桂馨此时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他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捏造了所谓的“宋教仁骗案”，等到袁世凯方面极为重视、洪述祖反复催促时，他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却拿不出一丝一毫的真凭实据，等于放了个空炮，这难免会影响到袁世凯、赵秉钧对他的印象。在无法交差的情况下，特别在事关购买公债的经济利益掺杂进来后，应桂馨最终决定铤而走险，将“毁坏宋教仁的名誉”转为直接的“肉体消灭”。
为此，应桂馨在密函最后表示，尽管“去宋”之事并不容易，但他可以想办法凑集二十余万元以全力实施此计划，“急急进行，复命有日”。在发出此密函的第二天，应桂馨给洪述祖连发两封密电，第一封是强调购买公债三百五十万的事情不变，第二封是为了表示自己“去宋”的决心，他在电报中称，“梁山匪魁顷又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乞转呈，候示。”
“梁山匪魁”指的是宋江，这里毫无疑问是暗指宋教仁，所谓“设法剿捕”，意思就是要采取行动。对于应桂馨计划的突然变化，洪述祖又作何表示呢？三日后，洪述祖回电，“债票特别准，何日缴现领票，另电。润我若干，今日复”。 又过了一天，洪述祖再次致电应桂馨，“寒电应即照办。倘空言，益为忌者所笑。”
洪述祖的这两份电报同样是耐人寻味。首先是债票，他回复应桂馨称购买债票的事情已经批准，另外要给他多少好处费，也要应桂馨具体说明，这个时候还不忘私利，真可谓是利欲熏心！接着，在满足了应桂馨的经济要求后，洪述祖次日即发电指示按应桂馨说的办，不仅如此，他还从旁边敲边鼓，说这次不要像之前那样说空话，免得为他人所笑。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洪述祖之前说的是“毁宋酬勋位”，这里的“毁”字，仍有“毁灭名誉”而未必是“杀宋”的含义，但在应桂馨提出“去宋”之后，洪述祖不可能不看到其中的杀机，他于3月18日的回电实际上明确同意了应桂馨杀宋的计划，这点是无可辩驳的。
不仅如此，洪述祖又在3月19日致电应桂馨，正文只三个字：“事速行”。这已经是宋教仁被刺的前一天了。3月20日，也就是宋教仁遇刺当天，应桂馨密电洪述祖，称命令已经发布，请先向上边呈报。3月21日，应桂馨向洪述祖发出最后一封密电，“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报”。
整个刺杀过程至此结束。从来往密电函中可以清楚的看到，宋案的幕后指使人是应桂馨与洪述祖两人无疑，那么，读者也许要问，直接刺杀宋教仁的刺客又是谁？应桂馨又是怎样找到这个人的呢？请看下文。
（注：《宋教仁遇刺之谜》共12集，本文为第5篇。）
杀手武士英：极有可能是个替死鬼
作者：金满楼
上文我们讲到，应桂馨提出“宋教仁骗案”后，引起了袁世凯方面的极大重视，但在洪述祖的一再催促下，应桂馨最终拿不出所谓“骗案”的真凭实据。在无法交差而背后又夹杂经济利益驱动的情况下，应桂馨决定铤而走险，将“毁宋”阴谋转为“去宋”谋杀。作为整个事件的另一策划人，洪述祖得知应桂馨的图谋后非但没有劝阻，反而暗讽应桂馨应立刻拿出实际行动，不要再像之前那样说大话、放空炮。
这一次，应桂馨果然没有说空话，作为黑道中人，他干起杀人越货的勾当确实是行家里手。根据报案人王阿发在庭审中的供述，应桂馨在宋教仁遇刺前十天即开始物色杀手，换句话说，在致函洪述祖表明“杀宋”决心前，应桂馨已有行刺的考虑，他的这一行动，绝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有通盘的考虑，而当时并没有接到来自北京的任何指令。
宋教仁遇刺后，在国民党人的努力下，凶手武士英很快落网，应桂馨、洪述祖的阴谋也在缴获的密电函中一一揭开。那么，在密电函中从未出现的杀手武士英，又是何许人也？他为何敢冒天下大不韪，要帮应桂馨完成这一惊天密谋呢？
从目前掌握的各种材料来看，武士英这个人仍有不少未解的谜团。按通常的说法，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山西平阳府龙门县人，据说在贵州学堂读过书，并做过云南新军第七十四标二营管带，后来不知何故流落上海，靠做些小生意谋生，由于生活所迫，后受应桂馨手下陈玉生金钱诱惑而出任杀人凶犯。
从种种迹象上看，武士英很可能是个枪法精准的失业军人，不过对他之前的历史，历史学家多付之阙如。作为特例，革命党人蔡寄鸥在《鄂州血史》中倒是记载详实，据他所说，武士英早年落魄，流落云南，后来参加云南革命有功而升为七十四标二营管带。不久，武士英娶了一房美貌妻子，正值春风得意之时，突然一个晴天霹雳，美貌妻子竟被顶头上司夺去。受此夺妻之辱，武士英在郊外苦练手枪数月，最后练到百步穿杨的境界。随后，武士英找到昔日上司并将之亲手击毙，报得此仇后便只身逃往上海。
来到上海后，武士英虽然身负绝技，但手中除一支手枪外别无他物，无奈之下只好干起了偷鸡摸狗、打家劫舍的勾当。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武士英之后结识了一个黑白通吃的人物尤老么，二人合伙做了一笔大“生意”。不料事成之后，尤老么独吞赃财并串通巡捕将武士英送入狱中。
出狱后，武士英立誓报仇，但尤老么也是黑道中人，平时难有机会下手。愤恨之余，武士英就常到尤老么所开的共和旅馆去闹场子，以便伺机下手。某日，应桂馨来到尤老么的旅馆，看到武士英昂然而入，并将手枪在赌桌上一拍，硬要作价五百大洋，应桂馨一看此人就不简单，于是有意结交，并当场奉送五百大洋。武士英的本意是要将尤老么引下楼来，无意间碰到这样一个豪侠仗义的大老板，于是也卖了应桂馨一个面子，不收钱而潇洒离去。
事后，应桂馨登门造访，并请武士英吃大餐，逛窑子，投其所好，武士英也由此被收入应桂馨门下。不久，武士英终于觅得机会将尤老么击毙，租界巡捕将之逮捕下狱后，又是应桂馨花钱打通关系，将武士英救出。有此再造之恩，武士英自然是肝脑涂地、以图一报。等到民国二年，应桂馨让他去杀宋教仁，武士英一口答应，说：“大哥要我做，我便做，当做不当做，我是不管的。”应桂馨告诉他如何接应、如何脱逃时，武士英笑道：“大哥放心，我的枪法百发百中。只要有两管手枪，子弹上满，行刺之后，不难走脱。大哥切不可派人接应，人多手乱，反易误事。”当晚，武士英果然一击成功。
蔡寄鸥的写法更像是一部武侠小说，在他的笔下，武士英简直就像春秋时的刺客专诸、要离一般，他的行刺乃是为报知遇之恩，而非贪财好利。可惜的是，武士英在被捕时的表现与这个形象大相径庭，据革命党人周南陔的叙述，租界巡捕搜查应桂馨家中时，某国民党人对应家厢房内被软禁的可疑人等颇为滑稽的问了一句：“谁是武士英？”不料真有一个“下流工人模样的矮子急急站起来承认”，说：“我是武士英，有什么事吗？”就这么简单，武士英轻松落网。周南陔是抓获武士英过程的见证人，按他的描述，这个所谓的杀手武士英简直是愚笨至极、猥琐至极，与蔡寄鸥的说法有天壤之别。
历史作家蔡东藩在《民国演义》中说，武士英被押往会审公堂庭审时，因为用汽车运送，武士英竟然自鸣得意的说：“我生平未曾坐过汽车，此次为犯案，却由会审公堂特用汽车迎我，也可算得一乐了。”这个描述如果是真的话，和愚笨无知形象也相去不远。
庭审中的武士英，表现也不怎么样。据《民立报》的报道，武士英在被捕后供称，他来上海后，一次在茶馆喝茶时遇到某陈姓朋友，邀请他加入共进会。陈某告诉他，共进会会长应桂馨要杀个人，武士英问什么原因？陈某说：“这人是无政府党，我等将替四万万同胞除害，故欲除灭那厮，并非有甚么冤仇。”第二天，陈某带他去见应桂馨，应说若能打死此人，必定名利双收，武士英心动之余便答应了下来。
行刺那天，陈某先请他到三马路半斋吃饭喝酒，等到酒酣耳热之际，陈某才告诉他说：“那人姓宋，今晚就要上火车，事不宜迟，且去收拾他。”说罢，给了他一支五响手枪。付过酒钞后，陈某又另招两人，同叫车子到火车站，买月台票三张进站，剩下一人不买票，负责在站外望风。
票买好后，宋教仁等人也已来到火车站，陈某即指给他看，说：“这就是宋某。”等到进站潜伏后，宋教仁从招待室出来向检票口走去时，武士英即开枪打了一下，随后就逃。逃到门口见有人来，因为怕被拘拿，于是又朝天放了两枪，这才飞奔出站，一溜烟地回到了应家。进门后，陈某已先到，对他说：“如今好了，已替四万万同胞除害了。”应桂馨也是喜形于色，夸奖他果然能干，还说要设法让他出洋游学。供述到这里，法官最后问武士英：“你行刺后，曾许有酬劳否？”武士英说：“没有。”见众人不相信，武士英又说：“当时曾许我一千块大洋，但我只拿过三十元。”
从这段供述来看，武士英简直就是个四肢发达、智商低下的武夫，他所说的刺宋过程，和一个简单的傻子故事没什么区别。但从另外一些报道来看，武士英似乎又没那么笨，据说他曾代人销售肉桂，三支偷了两支，又将其中一支的价款百数十元私自吞没，经人告发后曾被法租界当局拘押一个月；另外，又有人见他时时来往于南京、上海，一会对人自称参谋员，一会又自称参议员，招摇撞骗，不一而足。由此看来，武士英的愚傻形象也有可能是故意装出来的。
作者：金满楼
上文我们讲到，应桂馨提出“宋教仁骗案”后，引起了袁世凯方面的极大重视，但在洪述祖的一再催促下，应桂馨最终拿不出所谓“骗案”的真凭实据。在无法交差而背后又夹杂经济利益驱动的情况下，应桂馨决定铤而走险，将“毁宋”阴谋转为“去宋”谋杀。作为整个事件的另一策划人，洪述祖得知应桂馨的图谋后非但没有劝阻，反而暗讽应桂馨应立刻拿出实际行动，不要再像之前那样说大话、放空炮。
这一次，应桂馨果然没有说空话，作为黑道中人，他干起杀人越货的勾当确实是行家里手。根据报案人王阿发在庭审中的供述，应桂馨在宋教仁遇刺前十天即开始物色杀手，换句话说，在致函洪述祖表明“杀宋”决心前，应桂馨已有行刺的考虑，他的这一行动，绝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有通盘的考虑，而当时并没有接到来自北京的任何指令。
宋教仁遇刺后，在国民党人的努力下，凶手武士英很快落网，应桂馨、洪述祖的阴谋也在缴获的密电函中一一揭开。那么，在密电函中从未出现的杀手武士英，又是何许人也？他为何敢冒天下大不韪，要帮应桂馨完成这一惊天密谋呢？
从目前掌握的各种材料来看，武士英这个人仍有不少未解的谜团。按通常的说法，武士英原名吴福铭，山西平阳府龙门县人，据说在贵州学堂读过书，并做过云南新军第七十四标二营管带，后来不知何故流落上海，靠做些小生意谋生，由于生活所迫，后受应桂馨手下陈玉生金钱诱惑而出任杀人凶犯。
从种种迹象上看，武士英很可能是个枪法精准的失业军人，不过对他之前的历史，历史学家多付之阙如。作为特例，革命党人蔡寄鸥在《鄂州血史》中倒是记载详实，据他所说，武士英早年落魄，流落云南，后来参加云南革命有功而升为七十四标二营管带。不久，武士英娶了一房美貌妻子，正值春风得意之时，突然一个晴天霹雳，美貌妻子竟被顶头上司夺去。受此夺妻之辱，武士英在郊外苦练手枪数月，最后练到百步穿杨的境界。随后，武士英找到昔日上司并将之亲手击毙，报得此仇后便只身逃往上海。
来到上海后，武士英虽然身负绝技，但手中除一支手枪外别无他物，无奈之下只好干起了偷鸡摸狗、打家劫舍的勾当。正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武士英之后结识了一个黑白通吃的人物尤老么，二人合伙做了一笔大“生意”。不料事成之后，尤老么独吞赃财并串通巡捕将武士英送入狱中。
出狱后，武士英立誓报仇，但尤老么也是黑道中人，平时难有机会下手。愤恨之余，武士英就常到尤老么所开的共和旅馆去闹场子，以便伺机下手。某日，应桂馨来到尤老么的旅馆，看到武士英昂然而入，并将手枪在赌桌上一拍，硬要作价五百大洋，应桂馨一看此人就不简单，于是有意结交，并当场奉送五百大洋。武士英的本意是要将尤老么引下楼来，无意间碰到这样一个豪侠仗义的大老板，于是也卖了应桂馨一个面子，不收钱而潇洒离去。
事后，应桂馨登门造访，并请武士英吃大餐，逛窑子，投其所好，武士英也由此被收入应桂馨门下。不久，武士英终于觅得机会将尤老么击毙，租界巡捕将之逮捕下狱后，又是应桂馨花钱打通关系，将武士英救出。有此再造之恩，武士英自然是肝脑涂地、以图一报。等到民国二年，应桂馨让他去杀宋教仁，武士英一口答应，说：“大哥要我做，我便做，当做不当做，我是不管的。”应桂馨告诉他如何接应、如何脱逃时，武士英笑道：“大哥放心，我的枪法百发百中。只要有两管手枪，子弹上满，行刺之后，不难走脱。大哥切不可派人接应，人多手乱，反易误事。”当晚，武士英果然一击成功。
蔡寄鸥的写法更像是一部武侠小说，在他的笔下，武士英简直就像春秋时的刺客专诸、要离一般，他的行刺乃是为报知遇之恩，而非贪财好利。可惜的是，武士英在被捕时的表现与这个形象大相径庭，据革命党人周南陔的叙述，租界巡捕搜查应桂馨家中时，某国民党人对应家厢房内被软禁的可疑人等颇为滑稽的问了一句：“谁是武士英？”不料真有一个“下流工人模样的矮子急急站起来承认”，说：“我是武士英，有什么事吗？”就这么简单，武士英轻松落网。周南陔是抓获武士英过程的见证人，按他的描述，这个所谓的杀手武士英简直是愚笨至极、猥琐至极，与蔡寄鸥的说法有天壤之别。
历史作家蔡东藩在《民国演义》中说，武士英被押往会审公堂庭审时，因为用汽车运送，武士英竟然自鸣得意的说：“我生平未曾坐过汽车，此次为犯案，却由会审公堂特用汽车迎我，也可算得一乐了。”这个描述如果是真的话，和愚笨无知形象也相去不远。
庭审中的武士英，表现也不怎么样。据《民立报》的报道，武士英在被捕后供称，他来上海后，一次在茶馆喝茶时遇到某陈姓朋友，邀请他加入共进会。陈某告诉他，共进会会长应桂馨要杀个人，武士英问什么原因？陈某说：“这人是无政府党，我等将替四万万同胞除害，故欲除灭那厮，并非有甚么冤仇。”第二天，陈某带他去见应桂馨，应说若能打死此人，必定名利双收，武士英心动之余便答应了下来。
行刺那天，陈某先请他到三马路半斋吃饭喝酒，等到酒酣耳热之际，陈某才告诉他说：“那人姓宋，今晚就要上火车，事不宜迟，且去收拾他。”说罢，给了他一支五响手枪。付过酒钞后，陈某又另招两人，同叫车子到火车站，买月台票三张进站，剩下一人不买票，负责在站外望风。
票买好后，宋教仁等人也已来到火车站，陈某即指给他看，说：“这就是宋某。”等到进站潜伏后，宋教仁从招待室出来向检票口走去时，武士英即开枪打了一下，随后就逃。逃到门口见有人来，因为怕被拘拿，于是又朝天放了两枪，这才飞奔出站，一溜烟地回到了应家。进门后，陈某已先到，对他说：“如今好了，已替四万万同胞除害了。”应桂馨也是喜形于色，夸奖他果然能干，还说要设法让他出洋游学。供述到这里，法官最后问武士英：“你行刺后，曾许有酬劳否？”武士英说：“没有。”见众人不相信，武士英又说：“当时曾许我一千块大洋，但我只拿过三十元。”
从这段供述来看，武士英简直就是个四肢发达、智商低下的武夫，他所说的刺宋过程，和一个简单的傻子故事没什么区别。但从另外一些报道来看，武士英似乎又没那么笨，据说他曾代人销售肉桂，三支偷了两支，又将其中一支的价款百数十元私自吞没，经人告发后曾被法租界当局拘押一个月；另外，又有人见他时时来往于南京、上海，一会对人自称参谋员，一会又自称参议员，招摇撞骗，不一而足。由此看来，武士英的愚傻形象也有可能是故意装出来的。
令人吃惊的是，武士英在第二次预审中突然全面翻供。当时先由巡捕房检查员侃克律师发问，当问到刺案的介绍人陈某时，武士英忽作凶悍状，大声说：“此次杀宋教仁，乃我一人起意，并无第二人”。接着，武士英又否认曾见过应桂馨，说之前在应家见到的人身材矮小，他以为是会长应桂馨，但后来听人说应会长身材甚高，所见之人并非一人，因而至始至终，他都不曾见过应桂馨。总之，打死宋教仁，乃是他一个人的主意。
被告沃沛律师随后问：“你从前即关心政治否？”武士英说：“我在贵州时即甚关心。宣统元年，被贵州官吏镣铐递解，我仍在镇远关逃走。”沃律师问：“你当时所犯何案？”武士英说：“因我在校毕业后私自征兵一营。”沃律师问：“后来你至何处？”武士英说：“四川至云南。”沃律师问：“何时至沪？”武士英说：“不记得，我常常往来宁、沪。”
沃律师继续发问：“宋教仁是你所杀？”武士英说：“是我一人杀的。”沃律师问：“你何以要杀宋教仁？”武士英说：“因宋是四万万同胞之罪人。”沃律师问：“你何以说他是四万万同胞之罪人？”武士英说：“他做农林总长尚做不好，现在竟想做总统，这还了得么。所以我要刺他。”沃律师问：“你可知宋为国民党何人？”武士英说：“宋是国民党会长。”沃律师问：“是何处会长？”武士英说：“是国民党全国总会会长。”沃律师问：“你可知国民党是何宗旨？”武士英说：“二次革命，推翻中央政府。”沃律师问：“你何以知道要推翻中央政府？”武士英说：“即如现在江西，尚不服从中央命令。”沃律师问：“你于中央政府如何？”武士英说：“我很爱助中央政府。”
说到这里，武士英简直就是一幅“爱国义士”的模样，看台下也不免发出一片笑声。接着，沃律师又问：“你与应桂馨相识有几时？”武士英说：“并未认识。”沃律师问：“你常到应宅，为何与应不相识？”武士英说：“虽到应宅，从未见面。我刺宋教仁，全是我一人意见，并无旁人指使。”
律师诘问结束后，法官问：“你说蓄心杀宋已久，在何时？是一年前，还是两月前？”武士英说：“两月前。”法官问：“你可知道自己前后口供不符？”武士英说：“知道，但我此次说的都是真话，前次所说多假”。法官问：“此前都假么？”武士英说：“多是假的。”
至此，武士英完成了一次完美的翻供，并把刺杀宋教仁的罪行全部揽在自己身上。毫无疑问，武士英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撇清刺杀案与应桂馨的关系。与此相对应的是，上海《时报》曾报道说，应桂馨在被捕后聘请了外籍律师罗礼士为之辩护，罗律师到公共租界巡捕房与应桂馨会面，应说，他平日与宋教仁毫无嫌隙，既没有唆使行刺，也没有暗杀政客思想，宋教仁被何人刺死，他一概不知；而且，他入国民党多年，与宋教仁乃是同党。宋教仁出殡时，他还亲自由医院扶柩至湖南会馆，一路上殷勤照拂；至于什么举报人王阿发，之前他并未来往也不相识，若是他存心行刺，此等机密事，如何能泄露于外人；至于凶犯武士英，更不知哪里冒出来的。
此时，应桂馨大概还不知道电报已被搜获破译，他在这段谈话中面不改色心不跳，把自己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从这段细节也可以看出，像应桂馨这样的人是何等危险，又是何等的手段下作、皮厚心黑。
至于武士英这边，他的翻供显然更不可靠、更不符合情理——那么，读者或许会问：究竟是什么导致武士英突然翻供？其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是不是受了应桂馨的指使呢？
无可否认，武士英是个乱世中的悲剧性人物，他的背后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控制导引着，他的种种行为也都充满了各种矛盾与不可思议之处，他的身世、他的被捕、他的供词，无一不存在各种疑点，但就在所有的谜团亟待解开时，武士英却突然于4月24日清晨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暴毙身亡。
4月16日，因为司法管辖权争议的缘故，武士英由法租界大自鸣钟捕房拘留所转押至上海地方检察厅，应桂馨也于同日移驻江苏海运局，由陈其蔚所部六十一团看押。两日后，武士英再次被转押到应桂馨所在的江苏海运局处，但在4月24日，武士英突然死亡，而第二天正是第一次中外联合预审的日期。
据《民立报》报道，武士英被押至江苏海运局后，饮食略减，饭量不佳，23日即身体不适，当晚突然发病，卫兵向团长陈其蔚报告后，陈亲自前去探视情形，但武士英称自己略感风寒，且觉心痛，也是旧疾，时发时愈，请团长放心云云。陈其蔚听后便退出，不再过问。凌晨两点后，武士英咳喘更加严重，经卫兵报告后，陈其蔚派军医诊治，但没有效果。天明后，陈其蔚报告江苏都督府参议黄郛，两人一同向都督程德全请示是否延请西医，但西医才走到半路，武士英已经暴病身亡。
这段报道因为是采访六十一团相关人员得来，其中难免有推诿责任之嫌。据后续报道，在对武士英进行解剖后，检验员认为武士英虽然身材矮小，但体质坚壮，皮肉结实，即使是患急病而死，也不太可能在一夜之间骤然而亡。至于外面传闻的武士英系被人毒死之说，经对内脏与肠胃的检验，并没有发现中毒的症状。
由于武士英在“宋案”中至关重要，他的突然暴毙引起了各方人士与舆论界的众多质疑，人们或许要问，为什么在法租界关押得好好的，一转移到中方管辖地，就发生如此离奇的事件？为此，法租界总领事也立即致函上海交涉使陈贻范，称武士英在法国巡捕房毫无疾病，移解后突然暴死，未免可疑，要求派员查看。陈贻范转告程德全后，程表示同意。4月25日下午，法国总领事派出外籍侦探总长带领译员与华探各一名前去六十一团驻地开棺查看，在确认了尸体系武士英后，三人即行离去。
武士英在狱中暴毙，年仅22岁。对于他的死因，各方说法不一。有人说武士英是服毒自尽，说在胃中发现火柴头的磷硝；也有人说武士英是被人下毒致死；但从检验结果来看，服毒、下毒之说基本可以排除。《民立报》说武士英本有旧疾，或是心脏病或是痨病，但中、西医联合解剖后又认为，武士英身体强健，即使是急病也不至于在一个晚上暴毙身亡。种种说法，扑朔迷离。
倒是蔡寄鸥在《鄂州血史》中直书：“明明为应的党羽所为，杀之以灭口。”从武士英的翻供到被杀，蔡寄鸥此语虽然没有证据，但直觉往往透出了几分真相。据《民立报》报道，当时有传闻说武士英曾对人说起翻供系应桂馨教唆，而检验中还有一处细节应注意，武士英死时，“咽喉上节略有淤血积滞”。作为黑道中人，应桂馨如能唆使武士英翻供的话，他就未必不能派人将之置于死地，而且用黑道手法、武林秘术杀人于无形，也并非毫无可能。
如果武士英真是被人谋杀的话，那么他的关押地就有些可疑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够在军营里将一个犯人神不知鬼不觉的弄死？如果真有这种可能，这难免会牵涉到另一个大佬，那就是前沪军都督陈其美。
陈其美与应桂馨的关系复杂毋庸多言，负责看守武士英、应桂馨的陈其蔚所部六十一团原本就是沪军第二师改编而来，而这支部队乃是陈其美一手打造，其中骨干如黄郛、蒋介石包括陈其蔚都是陈其美的亲信。如果想要谋杀武士英，没有陈其美的默许是不可想象的。
更吊诡的是，武士英翻供时除撇清应桂馨的关系外，还刻意将祸水引向袁世凯政府，如果陈其美在幕后参与了这场谋杀，难保武士英的翻供与被杀不是与应桂馨的一个交易与合谋。在武士英完成既定使命后，在某方看来，武士英已经没有利用价值，或者说，如果武士英再度翻供并供出背后唆使人的话，恐怕对他们更加不利，与其如此，倒不如将武士英弄死，一了百了——反正死人是不会再说话的！
由此看来，“宋案”到了这一步，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刑事案件，它很可能进而发展成一场新的政治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因为司法管辖权的争议，武士英从租界被移交给中方看押，本身就是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欲知背后详情如何，请看下文。
（注：《宋教仁遇刺之谜》共12集，本文为第6篇。）
被告沃沛律师随后问：“你从前即关心政治否？”武士英说：“我在贵州时即甚关心。宣统元年，被贵州官吏镣铐递解，我仍在镇远关逃走。”沃律师问：“你当时所犯何案？”武士英说：“因我在校毕业后私自征兵一营。”沃律师问：“后来你至何处？”武士英说：“四川至云南。”沃律师问：“何时至沪？”武士英说：“不记得，我常常往来宁、沪。”
沃律师继续发问：“宋教仁是你所杀？”武士英说：“是我一人杀的。”沃律师问：“你何以要杀宋教仁？”武士英说：“因宋是四万万同胞之罪人。”沃律师问：“你何以说他是四万万同胞之罪人？”武士英说：“他做农林总长尚做不好，现在竟想做总统，这还了得么。所以我要刺他。”沃律师问：“你可知宋为国民党何人？”武士英说：“宋是国民党会长。”沃律师问：“是何处会长？”武士英说：“是国民党全国总会会长。”沃律师问：“你可知国民党是何宗旨？”武士英说：“二次革命，推翻中央政府。”沃律师问：“你何以知道要推翻中央政府？”武士英说：“即如现在江西，尚不服从中央命令。”沃律师问：“你于中央政府如何？”武士英说：“我很爱助中央政府。”
说到这里，武士英简直就是一幅“爱国义士”的模样，看台下也不免发出一片笑声。接着，沃律师又问：“你与应桂馨相识有几时？”武士英说：“并未认识。”沃律师问：“你常到应宅，为何与应不相识？”武士英说：“虽到应宅，从未见面。我刺宋教仁，全是我一人意见，并无旁人指使。”
律师诘问结束后，法官问：“你说蓄心杀宋已久，在何时？是一年前，还是两月前？”武士英说：“两月前。”法官问：“你可知道自己前后口供不符？”武士英说：“知道，但我此次说的都是真话，前次所说多假”。法官问：“此前都假么？”武士英说：“多是假的。”
至此，武士英完成了一次完美的翻供，并把刺杀宋教仁的罪行全部揽在自己身上。毫无疑问，武士英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撇清刺杀案与应桂馨的关系。与此相对应的是，上海《时报》曾报道说，应桂馨在被捕后聘请了外籍律师罗礼士为之辩护，罗律师到公共租界巡捕房与应桂馨会面，应说，他平日与宋教仁毫无嫌隙，既没有唆使行刺，也没有暗杀政客思想，宋教仁被何人刺死，他一概不知；而且，他入国民党多年，与宋教仁乃是同党。宋教仁出殡时，他还亲自由医院扶柩至湖南会馆，一路上殷勤照拂；至于什么举报人王阿发，之前他并未来往也不相识，若是他存心行刺，此等机密事，如何能泄露于外人；至于凶犯武士英，更不知哪里冒出来的。
此时，应桂馨大概还不知道电报已被搜获破译，他在这段谈话中面不改色心不跳，把自己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从这段细节也可以看出，像应桂馨这样的人是何等危险，又是何等的手段下作、皮厚心黑。
至于武士英这边，他的翻供显然更不可靠、更不符合情理——那么，读者或许会问：究竟是什么导致武士英突然翻供？其背后又发生了什么？是不是受了应桂馨的指使呢？
无可否认，武士英是个乱世中的悲剧性人物，他的背后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控制导引着，他的种种行为也都充满了各种矛盾与不可思议之处，他的身世、他的被捕、他的供词，无一不存在各种疑点，但就在所有的谜团亟待解开时，武士英却突然于4月24日清晨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暴毙身亡。
4月16日，因为司法管辖权争议的缘故，武士英由法租界大自鸣钟捕房拘留所转押至上海地方检察厅，应桂馨也于同日移驻江苏海运局，由陈其蔚所部六十一团看押。两日后，武士英再次被转押到应桂馨所在的江苏海运局处，但在4月24日，武士英突然死亡，而第二天正是第一次中外联合预审的日期。
据《民立报》报道，武士英被押至江苏海运局后，饮食略减，饭量不佳，23日即身体不适，当晚突然发病，卫兵向团长陈其蔚报告后，陈亲自前去探视情形，但武士英称自己略感风寒，且觉心痛，也是旧疾，时发时愈，请团长放心云云。陈其蔚听后便退出，不再过问。凌晨两点后，武士英咳喘更加严重，经卫兵报告后，陈其蔚派军医诊治，但没有效果。天明后，陈其蔚报告江苏都督府参议黄郛，两人一同向都督程德全请示是否延请西医，但西医才走到半路，武士英已经暴病身亡。
这段报道因为是采访六十一团相关人员得来，其中难免有推诿责任之嫌。据后续报道，在对武士英进行解剖后，检验员认为武士英虽然身材矮小，但体质坚壮，皮肉结实，即使是患急病而死，也不太可能在一夜之间骤然而亡。至于外面传闻的武士英系被人毒死之说，经对内脏与肠胃的检验，并没有发现中毒的症状。
由于武士英在“宋案”中至关重要，他的突然暴毙引起了各方人士与舆论界的众多质疑，人们或许要问，为什么在法租界关押得好好的，一转移到中方管辖地，就发生如此离奇的事件？为此，法租界总领事也立即致函上海交涉使陈贻范，称武士英在法国巡捕房毫无疾病，移解后突然暴死，未免可疑，要求派员查看。陈贻范转告程德全后，程表示同意。4月25日下午，法国总领事派出外籍侦探总长带领译员与华探各一名前去六十一团驻地开棺查看，在确认了尸体系武士英后，三人即行离去。
武士英在狱中暴毙，年仅22岁。对于他的死因，各方说法不一。有人说武士英是服毒自尽，说在胃中发现火柴头的磷硝；也有人说武士英是被人下毒致死；但从检验结果来看，服毒、下毒之说基本可以排除。《民立报》说武士英本有旧疾，或是心脏病或是痨病，但中、西医联合解剖后又认为，武士英身体强健，即使是急病也不至于在一个晚上暴毙身亡。种种说法，扑朔迷离。
倒是蔡寄鸥在《鄂州血史》中直书：“明明为应的党羽所为，杀之以灭口。”从武士英的翻供到被杀，蔡寄鸥此语虽然没有证据，但直觉往往透出了几分真相。据《民立报》报道，当时有传闻说武士英曾对人说起翻供系应桂馨教唆，而检验中还有一处细节应注意，武士英死时，“咽喉上节略有淤血积滞”。作为黑道中人，应桂馨如能唆使武士英翻供的话，他就未必不能派人将之置于死地，而且用黑道手法、武林秘术杀人于无形，也并非毫无可能。
如果武士英真是被人谋杀的话，那么他的关押地就有些可疑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谁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够在军营里将一个犯人神不知鬼不觉的弄死？如果真有这种可能，这难免会牵涉到另一个大佬，那就是前沪军都督陈其美。
陈其美与应桂馨的关系复杂毋庸多言，负责看守武士英、应桂馨的陈其蔚所部六十一团原本就是沪军第二师改编而来，而这支部队乃是陈其美一手打造，其中骨干如黄郛、蒋介石包括陈其蔚都是陈其美的亲信。如果想要谋杀武士英，没有陈其美的默许是不可想象的。
更吊诡的是，武士英翻供时除撇清应桂馨的关系外，还刻意将祸水引向袁世凯政府，如果陈其美在幕后参与了这场谋杀，难保武士英的翻供与被杀不是与应桂馨的一个交易与合谋。在武士英完成既定使命后，在某方看来，武士英已经没有利用价值，或者说，如果武士英再度翻供并供出背后唆使人的话，恐怕对他们更加不利，与其如此，倒不如将武士英弄死，一了百了——反正死人是不会再说话的！
由此看来，“宋案”到了这一步，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刑事案件，它很可能进而发展成一场新的政治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因为司法管辖权的争议，武士英从租界被移交给中方看押，本身就是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欲知背后详情如何，请看下文。
（注：《宋教仁遇刺之谜》共12集，本文为第6篇。）
南北大斗法：黄兴被深度卷入“宋案”
作者：金满楼
上文我们讲到，杀手武士英由法租界巡捕房移交给上海地方检查厅后，之后又移送到应桂馨所关押的江苏海运局，由沪军陈其蔚所部六十一团看管。但不到一周的时间，武士英突然在看押军营中暴毙身亡。读者或许要问，好端端的一个人，而且是至关重要的杀人凶犯，怎么说没就没了，这背后会不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阴谋呢？
说到武士英的死，首先要从案犯的移送说起，这就是“宋案”的管辖权问题。众所周知，宋教仁遇刺在上海火车站，而案犯应桂馨所在地是法租界，前者属中方管辖，后者是租界当局；嫌犯的拘捕与审讯，最初也是由租界当局处理，但由于“宋案”影响重大，又涉及敏感政治问题，因而革命党人与舆论界一直强烈交由中方审理。
经多方磋商，租界领事团决定在第七次预审结束后，将“宋案”移交给中国法庭处理。得此消息后，国民党方面迅速作出反应，并提议在上海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审理。之后，负责“宋案”的江苏都督程德全将此提议电告袁世凯与北京内务部、司法部，袁世凯当天回电同意设立特别法庭，但在法庭的组织及所在地问题上，北京方面与国民党人产生了重大分歧。
司法总长许世英认为，宋教仁遇刺案影响重大，理应提交北京大理院公开审判；国民党人则认为，既然案件发生在上海，那就应该在上海设立特别法庭审理。为此，国民党人抢先组织了以黄郛为主裁，王宠惠、伍廷芳为承审官的特别法庭，并提请中央批准。对此，北京方面很是不满，因为伍廷芳是前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黄郛与王宠惠又都是革命党人，许世英考虑再三，随后又提议上海地方检察厅负责审理。
对此批复，国民党人据理力争，程德全为难之下，只好再次致电袁世凯，强调组织特别法庭的重要性，袁世凯接电后回复，称司法总长拒绝副署，他也无权驳回，因而无法按国民党人的意见颁布命令。之后，许世英再次做出让步，他提议由伍廷芳署理上海地方审判长来审理此案，但国民党方面仍坚持原议。就在这南北争执当中，凶犯武士英于4月24日突然不治身亡。
“宋案”发生后，江苏都督程德全与民政长应德闳从南京赶赴上海坐镇督办，但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最重要的案犯莫名其妙的意外死亡，这引起了舆论界的极大不满。在此压力下，程德全、应德闳于4月26日以公开通电的形式将“宋案”的相关证据即应桂馨、洪述祖密电函全部发表。
得知总理赵秉钧、内务府秘书洪述祖涉嫌“刺宋”密谋后，国民党人群情激奋，黄兴随后致电袁世凯并直指“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为暗杀主谋之犯”，现在都督程德全拟在上海组织特别法庭，但遭到司法总长许世英的大力反对并主张在北京大理院审理，如果真是如此，法院处于政府的藩篱之下，案件能否得到公正的审判，罪犯是否会受到应有的惩罚，政府是否会妨碍司法的公正，这些都令人担忧。再者，“宋案”涉及政府，司法总长本就是国务院中的一员，而其上司赵秉钧为案中巨犯，又怎能不让人心存疑问。电末，黄兴请袁世凯“独持英断，毋为所挠”，以“维大局而定人心”。
两日后，袁世凯回电，称总理赵秉钧与应桂馨只通过一次信函，即1月14日附信送达密码电一本，并声明今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如果仅凭这一信件就一口咬定赵秉钧是“宋案”主犯，法律与证据链上都站不住脚。再者，近年来那些闹二次革命、三次革命的，无不假托伟人，如都以此为据，不免人人自危。赵秉钧、洪述祖、应桂馨三人来往之事，好比甲、乙谋丁，甲骗乙说丙已授意，而丙实际上并不知情，如果以此定丙之罪，未免不公。现在的首要问题，还应请法律部门将各项证据详细研究，等到人证到齐，审判公开，自能水落石出。
对于黄兴要求他直接命令设立特别法庭之事，袁世凯颇不以为然。他在回电中表示，民国既是立宪国家，司法独立原则不可轻易摧抑。司法总长许世英为保障法律而拒绝副署，此乃他的职分所在，并无偏私之见，如果任其辞职，法官界未免横起风潮。当下国事艰难，还希望黄兴能够理解。
袁世凯的这段话冠冕堂皇、滴水不漏，一下就把黄兴的质问堵了回去。私下里，袁世凯对程德全、黄兴等人的做法大为不满，他曾质问，黄兴作为无职务之人，有什么权力在“宋案”证据文件上盖印？作为政府官员，程德全又有何权力公布本应由法院公布的证据？至于黄兴要求自己独断专行，下令设立特别法庭，岂不是强人所难，好让自己背负干涉司法独立的罪名吗？
就司法程序而言，黄兴的做法确实不太妥当，如未经审判即一口咬定“总理为案中要犯”， 如要求国家元首干预司法，这都是违反法治原则的。这时，副总统黎元洪也发表通电，称共和国家应首重司法，既不容行政机关非法干预，也不能让立法机关随意侵犯。刺宋一案，纯属法律问题，程德全等宣布证据，不出自法庭而出自军政府，未免有违法之实。
作为宋教仁多年的至交，黄兴的激动是可以理解的，何况中国一向没有法治观念，民主共和又刚刚确立，所谓“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等，这些东西大多停留在概念层面，一旦进入操作阶段，难免会因为个人好恶或集团利益而导致理念扭曲。
革命党人这边，主张对袁世凯持强硬态度的不仅有黄兴，另一位革命领袖孙中山更是如此。就事论事，宋教仁与孙中山的关系一直都不融洽，在很多问题上，两人观点差异很大，譬如宋教仁对孙中山的专断作风就颇有微词，而在辛亥鼎革之际，宋教仁主张内阁制而孙中山主张总统制，袁世凯夺取政权后，孙中山在政治上消极而宋教仁锐意进取，国民党人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宋教仁。
1913年2月15日，宋教仁从武汉抵达上海，而就在5天前，孙中山离开上海赴日本访问。按常理，作为名义领袖的孙中山和作为实际领导人的宋教仁，两人本应在上海见面并会商国民党选举胜利后的大政方针，但很可惜，这一切并没有发生。
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在第二天即得知消息并决定立即回国。4天后，孙中山一行人回到上海，随后开会讨论“宋案”的处置办法。和黄兴等人主张法律解决所不同的是，孙中山从一开始就认为是袁世凯在背后策划了一切，返回上海的第二天，孙中山即在拜会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时表示：“宋教仁暗杀事件，事颇重大。昨朝返沪以来，根据收到之报道，其数虽少，而出自袁世凯嗾使之证据，历历在目。”
在谈到国民党人的对策时，孙中山明确表示，一步也不退让，但党内其他人对此多不以为然。多数人主张按正当手段提交法律解决，因为国会马上就要召开，如果国民党人的“政党内阁”能得到实现的话，自有办法对付袁世凯。
作者：金满楼
上文我们讲到，杀手武士英由法租界巡捕房移交给上海地方检查厅后，之后又移送到应桂馨所关押的江苏海运局，由沪军陈其蔚所部六十一团看管。但不到一周的时间，武士英突然在看押军营中暴毙身亡。读者或许要问，好端端的一个人，而且是至关重要的杀人凶犯，怎么说没就没了，这背后会不会隐藏着不可告人的阴谋呢？
说到武士英的死，首先要从案犯的移送说起，这就是“宋案”的管辖权问题。众所周知，宋教仁遇刺在上海火车站，而案犯应桂馨所在地是法租界，前者属中方管辖，后者是租界当局；嫌犯的拘捕与审讯，最初也是由租界当局处理，但由于“宋案”影响重大，又涉及敏感政治问题，因而革命党人与舆论界一直强烈交由中方审理。
经多方磋商，租界领事团决定在第七次预审结束后，将“宋案”移交给中国法庭处理。得此消息后，国民党方面迅速作出反应，并提议在上海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审理。之后，负责“宋案”的江苏都督程德全将此提议电告袁世凯与北京内务部、司法部，袁世凯当天回电同意设立特别法庭，但在法庭的组织及所在地问题上，北京方面与国民党人产生了重大分歧。
司法总长许世英认为，宋教仁遇刺案影响重大，理应提交北京大理院公开审判；国民党人则认为，既然案件发生在上海，那就应该在上海设立特别法庭审理。为此，国民党人抢先组织了以黄郛为主裁，王宠惠、伍廷芳为承审官的特别法庭，并提请中央批准。对此，北京方面很是不满，因为伍廷芳是前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黄郛与王宠惠又都是革命党人，许世英考虑再三，随后又提议上海地方检察厅负责审理。
对此批复，国民党人据理力争，程德全为难之下，只好再次致电袁世凯，强调组织特别法庭的重要性，袁世凯接电后回复，称司法总长拒绝副署，他也无权驳回，因而无法按国民党人的意见颁布命令。之后，许世英再次做出让步，他提议由伍廷芳署理上海地方审判长来审理此案，但国民党方面仍坚持原议。就在这南北争执当中，凶犯武士英于4月24日突然不治身亡。
“宋案”发生后，江苏都督程德全与民政长应德闳从南京赶赴上海坐镇督办，但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最重要的案犯莫名其妙的意外死亡，这引起了舆论界的极大不满。在此压力下，程德全、应德闳于4月26日以公开通电的形式将“宋案”的相关证据即应桂馨、洪述祖密电函全部发表。
得知总理赵秉钧、内务府秘书洪述祖涉嫌“刺宋”密谋后，国民党人群情激奋，黄兴随后致电袁世凯并直指“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为暗杀主谋之犯”，现在都督程德全拟在上海组织特别法庭，但遭到司法总长许世英的大力反对并主张在北京大理院审理，如果真是如此，法院处于政府的藩篱之下，案件能否得到公正的审判，罪犯是否会受到应有的惩罚，政府是否会妨碍司法的公正，这些都令人担忧。再者，“宋案”涉及政府，司法总长本就是国务院中的一员，而其上司赵秉钧为案中巨犯，又怎能不让人心存疑问。电末，黄兴请袁世凯“独持英断，毋为所挠”，以“维大局而定人心”。
两日后，袁世凯回电，称总理赵秉钧与应桂馨只通过一次信函，即1月14日附信送达密码电一本，并声明今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如果仅凭这一信件就一口咬定赵秉钧是“宋案”主犯，法律与证据链上都站不住脚。再者，近年来那些闹二次革命、三次革命的，无不假托伟人，如都以此为据，不免人人自危。赵秉钧、洪述祖、应桂馨三人来往之事，好比甲、乙谋丁，甲骗乙说丙已授意，而丙实际上并不知情，如果以此定丙之罪，未免不公。现在的首要问题，还应请法律部门将各项证据详细研究，等到人证到齐，审判公开，自能水落石出。
对于黄兴要求他直接命令设立特别法庭之事，袁世凯颇不以为然。他在回电中表示，民国既是立宪国家，司法独立原则不可轻易摧抑。司法总长许世英为保障法律而拒绝副署，此乃他的职分所在，并无偏私之见，如果任其辞职，法官界未免横起风潮。当下国事艰难，还希望黄兴能够理解。
袁世凯的这段话冠冕堂皇、滴水不漏，一下就把黄兴的质问堵了回去。私下里，袁世凯对程德全、黄兴等人的做法大为不满，他曾质问，黄兴作为无职务之人，有什么权力在“宋案”证据文件上盖印？作为政府官员，程德全又有何权力公布本应由法院公布的证据？至于黄兴要求自己独断专行，下令设立特别法庭，岂不是强人所难，好让自己背负干涉司法独立的罪名吗？
就司法程序而言，黄兴的做法确实不太妥当，如未经审判即一口咬定“总理为案中要犯”， 如要求国家元首干预司法，这都是违反法治原则的。这时，副总统黎元洪也发表通电，称共和国家应首重司法，既不容行政机关非法干预，也不能让立法机关随意侵犯。刺宋一案，纯属法律问题，程德全等宣布证据，不出自法庭而出自军政府，未免有违法之实。
作为宋教仁多年的至交，黄兴的激动是可以理解的，何况中国一向没有法治观念，民主共和又刚刚确立，所谓“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等，这些东西大多停留在概念层面，一旦进入操作阶段，难免会因为个人好恶或集团利益而导致理念扭曲。
革命党人这边，主张对袁世凯持强硬态度的不仅有黄兴，另一位革命领袖孙中山更是如此。就事论事，宋教仁与孙中山的关系一直都不融洽，在很多问题上，两人观点差异很大，譬如宋教仁对孙中山的专断作风就颇有微词，而在辛亥鼎革之际，宋教仁主张内阁制而孙中山主张总统制，袁世凯夺取政权后，孙中山在政治上消极而宋教仁锐意进取，国民党人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宋教仁。
1913年2月15日，宋教仁从武汉抵达上海，而就在5天前，孙中山离开上海赴日本访问。按常理，作为名义领袖的孙中山和作为实际领导人的宋教仁，两人本应在上海见面并会商国民党选举胜利后的大政方针，但很可惜，这一切并没有发生。
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在第二天即得知消息并决定立即回国。4天后，孙中山一行人回到上海，随后开会讨论“宋案”的处置办法。和黄兴等人主张法律解决所不同的是，孙中山从一开始就认为是袁世凯在背后策划了一切，返回上海的第二天，孙中山即在拜会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时表示：“宋教仁暗杀事件，事颇重大。昨朝返沪以来，根据收到之报道，其数虽少，而出自袁世凯嗾使之证据，历历在目。”
在谈到国民党人的对策时，孙中山明确表示，一步也不退让，但党内其他人对此多不以为然。多数人主张按正当手段提交法律解决，因为国会马上就要召开，如果国民党人的“政党内阁”能得到实现的话，自有办法对付袁世凯。
4月13日，国民党人在张园为宋教仁举行盛大的追悼会，当天到场人数近两万人。众多挽联中，黄兴所写的一幅特别扎眼：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当天，黄兴因病未出席，同样未出席的孙中山也送来一副挽联，曰：“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从挽联上看，黄兴的态度激烈而孙中山反显得平和，但背后的事实并非如此。孙中山回国后，与陈其美、居正等在黄兴寓所讨论对策时，黄兴主张以国事为重，法律为正当解决办法，但遭到激烈派戴季陶等人的强烈反对，孙中山站在了后者的一边，并主张起兵反袁，他的理由是：袁世凯是总统，而总统指使暗杀，这决不是法律所能解决的，能解决的只有武力。黄兴继而提出，南方革命党人武力不足，如贸然发难，恐怕大局糜烂，最终不可收拾。对此，孙中山不以为然，他极力表示宋教仁被杀并非一人之事，除从速起兵武力解决外，决无其他办法。但是，会上多数人认同黄兴的看法，起兵反袁的提议最终不了了之。
国民党人放弃武力反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国会即将召开。由于在议员人数上占尽优势，一些国民党人认为可以通过国会来制约袁世凯，“宋案”同样会得到公正的法律解决。1913年4月8日，民国首届国会在北京召开，国民党议员一上来就给了袁世凯一个下马威，总统府派去致贺的代表梁士诒被认为是藐视国会而被斥回。4月25日，也就是程德全公布“宋案”证据文件的前一天，国民党人张继、王正廷被选为参议院正副议长，正当这些人陶醉于胜利之时，袁世凯很快给了他们一记闷棍——这又是什么呢？
就在张继、王正廷被选为正副议长的当天晚上，国务总理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里正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代表进行一场卓绝艰难的谈判，双方代表一直谈到次日凌晨，才将各项条款最终议定，这就是历史上的“善后大借款”。
在这个大借款合同中，五国银行团承诺向袁世凯政府借款2500万英镑，年息5厘，期限47年；2500万英镑看似数目巨大，但扣掉佣金和之前的借款、垫款、赔款之后，实际到手的不足1000万英镑（约合1亿银元），而到期归还的本息却高达6785万英镑。
正所谓，黄世仁生对了年代，放债的才是大爷。“善后大借款”的谈判过程中，中方代表可谓是饱经摧残、备受折磨，到手的钱不多，保证手续却极其苛刻，不但要以盐税等项税收作为担保，而且银行团可以行使各项优先权、监督权、审核权、用人权等等。
消息传出，不管是温和派还是激烈派，国民党人个个是愤慨异常。为此，参议院正副议长张继、王正廷通电全国，称政府不经国会批准即在“善后大借款”签字，这是在藐视国会，既然袁世凯视国会如无物，那国会也不承认大借款。
国会抗议电发出后，李烈钧、胡汉民等国民党籍都督们纷纷通电斥责袁世凯违法借款，藐视立法机关，一时间气势汹汹。对此，袁世凯倒不是十分在意，因为他心里清楚，同革命党人摊牌不过是迟早的事情，“善后大借款”也主要是为他提供了一笔战争经费，以便筹措足够的资金来打仗，所谓“未雨绸缪”是也。
国会抗争毫无效果，国民党只好又回到“宋案”。4月29日，黄兴再次致电袁世凯，电报中虽然认可了袁世凯所说“鼓吹二次革命、三次革命者大多假托伟人”，但宋教仁遇刺一事却是“铁案如山，万目共睹，非一手所能掩饰”，赵秉钧为“大总统左右近侍之人，是否与宋案有关”，应取决于法官的判断”。
由于反对设立特别法庭，司法总长许世英在各方压力下宣布辞职，“宋案”提交北京大理院一事不了了之。之后，“宋案”由上海地方检察厅全权负责，并于5月5日开始审理。开审第三天，上海地方检察厅向京师检察厅发送传票两张，要求将涉案人赵秉钧及内务府秘书程经世按期解送来沪。同时，上海地方检察厅又致电北京司法部，请求协助向德国驻胶州总督严重交涉，将逃往青岛租界的嫌疑犯洪述祖捉拿归案。
逃到德国人租界的洪述祖自然是高枕无忧，身为总理的赵秉钧和秘书程经世就有些尴尬了。尽管赵秉钧已向袁世凯请了病假并由陆军总长段祺瑞暂代总理职务，但法律毕竟是法律，京师检察厅也是秉公执法，将上海发来的传票按期交到赵、程二人手中，这去还是不去，不仅让赵秉钧两人感到头疼，袁世凯一边也是同样不敢掉以轻心。
一番计谋后，赵秉钧向京师检察厅复函申述，称根据洪述祖在青岛所发的电报，洪自称“非假托中央名义，不能达其目的”，这足以证明本人与宋案毫无关系；至于发给应桂馨密电码及为解散共进会而请发津贴之事，原本就是公事公办，现已解释清楚，实在没有必要赴上海质证。而且，本人目前旧疾复发，有北京法国医院诊断书为证，现已向大总统请假十五天，实在不便外出，现援引刑事诉讼法草案第303条之规定，请就本人所在地询问。
秘书程经世也依样画葫芦，他在呈递给京师检察厅的声明书中说，宋案凶犯是武士英，嫌犯为应桂馨，洪述祖在案中与应桂馨究竟有何关系，至今尚未分明；洪述祖至今仍未归案，即使他到上海，也无人可以对质，还烦请贵厅将情由转致上海地方检察厅。
由于凶犯武士英已死，洪述祖、赵秉钧、程经世三人又不能到庭，宋案的审理就此陷入停顿。而在这时，“宋案”之外又多了一场闹剧，即所谓的“血光暗杀团”，这让南北双方的争斗更加白热化而戏剧化。
“血光暗杀团”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就在赵秉钧向京师检察厅提出复函的第三天，突然有位名叫周予儆的女子向检察厅自首，她自称“女子暗杀团团长”，说是奉了“血光团团长”黄兴的命令，到北京来进行政治暗杀。得此报案后，袁世凯立即命北京军政执法处逮捕了参议院国民党籍议员谢持，并指控他是“血光团”团员，图谋不轨。
当时的报纸也是没有操守，闲得无聊，一抓到这个新闻就拼命炒作，“血光团”三字由此不胫而走，街头巷尾，人人争相传说，说这个“团”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秘密机关，仿佛当年雍正“血滴子”再现人间，从政人士人人自危。而在这时，京师检察厅也根据这个真真假假尚不清楚的故事，同样票传黄兴到北京对质。如此一来，袁世凯扳回一局，与国民党人打了个平手。
说起“血光团”与暗杀活动，宋教仁遇刺后还真发生了好几起，如议员王锦堂遇刺；某女士郑某行刺财政总长周学熙未遂；议员汤化龙、郭同、李国珍等接到匿名恐吓信，前文说的周予儆投案后，根据其提供的线索，北京军警在议员谢持处搜出“血光团”名单，原来此团团长为黄复生，也就是当年与汪精卫一同刺杀摄政王载沣的角儿。另外，扬州都督徐宝山被人用藏在古董花瓶里的炸弹炸死，凶手也自称“血光团”，一时间风声鹤唳，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让人如堕五里雾中。
在此期间，双方舆论战也是打得火热，袁世凯方面的报纸《北京国报》公然用大字标题——“伟人造反”，说湖北季雨霖谋反是黄兴主使，而国民党人的报纸干脆以大字标题“总统杀人”以做报复。
对于袁世凯方面的反击，黄兴的表现还算坦然。后来，上海租界会审公堂根据北京地方检察厅的来文票传黄兴，出人意料的是，黄兴一传即到，并且保证今后随传随到。事后，黄兴表示，“邪说横行，甚于洪水猛兽”，“诬蔑我个人不足惜，为害中华民国则大足惜”，“是非自有公论，辩亦无益”，其中无奈，可见一斑。
“宋案”走到这一步，实际上已经无法继续；究竟谁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真凶，法律上也是无从判断。那么，作为众矢之的的总理赵秉钧，他究竟有几分嫌疑，又将如何为自己辩解呢？请看下文。
（注：《宋教仁遇刺之谜》共12集，本文为第7篇。）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
当天，黄兴因病未出席，同样未出席的孙中山也送来一副挽联，曰：“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从挽联上看，黄兴的态度激烈而孙中山反显得平和，但背后的事实并非如此。孙中山回国后，与陈其美、居正等在黄兴寓所讨论对策时，黄兴主张以国事为重，法律为正当解决办法，但遭到激烈派戴季陶等人的强烈反对，孙中山站在了后者的一边，并主张起兵反袁，他的理由是：袁世凯是总统，而总统指使暗杀，这决不是法律所能解决的，能解决的只有武力。黄兴继而提出，南方革命党人武力不足，如贸然发难，恐怕大局糜烂，最终不可收拾。对此，孙中山不以为然，他极力表示宋教仁被杀并非一人之事，除从速起兵武力解决外，决无其他办法。但是，会上多数人认同黄兴的看法，起兵反袁的提议最终不了了之。
国民党人放弃武力反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国会即将召开。由于在议员人数上占尽优势，一些国民党人认为可以通过国会来制约袁世凯，“宋案”同样会得到公正的法律解决。1913年4月8日，民国首届国会在北京召开，国民党议员一上来就给了袁世凯一个下马威，总统府派去致贺的代表梁士诒被认为是藐视国会而被斥回。4月25日，也就是程德全公布“宋案”证据文件的前一天，国民党人张继、王正廷被选为参议院正副议长，正当这些人陶醉于胜利之时，袁世凯很快给了他们一记闷棍——这又是什么呢？
就在张继、王正廷被选为正副议长的当天晚上，国务总理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在北京汇丰银行大楼里正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代表进行一场卓绝艰难的谈判，双方代表一直谈到次日凌晨，才将各项条款最终议定，这就是历史上的“善后大借款”。
在这个大借款合同中，五国银行团承诺向袁世凯政府借款2500万英镑，年息5厘，期限47年；2500万英镑看似数目巨大，但扣掉佣金和之前的借款、垫款、赔款之后，实际到手的不足1000万英镑（约合1亿银元），而到期归还的本息却高达6785万英镑。
正所谓，黄世仁生对了年代，放债的才是大爷。“善后大借款”的谈判过程中，中方代表可谓是饱经摧残、备受折磨，到手的钱不多，保证手续却极其苛刻，不但要以盐税等项税收作为担保，而且银行团可以行使各项优先权、监督权、审核权、用人权等等。
消息传出，不管是温和派还是激烈派，国民党人个个是愤慨异常。为此，参议院正副议长张继、王正廷通电全国，称政府不经国会批准即在“善后大借款”签字，这是在藐视国会，既然袁世凯视国会如无物，那国会也不承认大借款。
国会抗议电发出后，李烈钧、胡汉民等国民党籍都督们纷纷通电斥责袁世凯违法借款，藐视立法机关，一时间气势汹汹。对此，袁世凯倒不是十分在意，因为他心里清楚，同革命党人摊牌不过是迟早的事情，“善后大借款”也主要是为他提供了一笔战争经费，以便筹措足够的资金来打仗，所谓“未雨绸缪”是也。
国会抗争毫无效果，国民党只好又回到“宋案”。4月29日，黄兴再次致电袁世凯，电报中虽然认可了袁世凯所说“鼓吹二次革命、三次革命者大多假托伟人”，但宋教仁遇刺一事却是“铁案如山，万目共睹，非一手所能掩饰”，赵秉钧为“大总统左右近侍之人，是否与宋案有关”，应取决于法官的判断”。
由于反对设立特别法庭，司法总长许世英在各方压力下宣布辞职，“宋案”提交北京大理院一事不了了之。之后，“宋案”由上海地方检察厅全权负责，并于5月5日开始审理。开审第三天，上海地方检察厅向京师检察厅发送传票两张，要求将涉案人赵秉钧及内务府秘书程经世按期解送来沪。同时，上海地方检察厅又致电北京司法部，请求协助向德国驻胶州总督严重交涉，将逃往青岛租界的嫌疑犯洪述祖捉拿归案。
逃到德国人租界的洪述祖自然是高枕无忧，身为总理的赵秉钧和秘书程经世就有些尴尬了。尽管赵秉钧已向袁世凯请了病假并由陆军总长段祺瑞暂代总理职务，但法律毕竟是法律，京师检察厅也是秉公执法，将上海发来的传票按期交到赵、程二人手中，这去还是不去，不仅让赵秉钧两人感到头疼，袁世凯一边也是同样不敢掉以轻心。
一番计谋后，赵秉钧向京师检察厅复函申述，称根据洪述祖在青岛所发的电报，洪自称“非假托中央名义，不能达其目的”，这足以证明本人与宋案毫无关系；至于发给应桂馨密电码及为解散共进会而请发津贴之事，原本就是公事公办，现已解释清楚，实在没有必要赴上海质证。而且，本人目前旧疾复发，有北京法国医院诊断书为证，现已向大总统请假十五天，实在不便外出，现援引刑事诉讼法草案第303条之规定，请就本人所在地询问。
秘书程经世也依样画葫芦，他在呈递给京师检察厅的声明书中说，宋案凶犯是武士英，嫌犯为应桂馨，洪述祖在案中与应桂馨究竟有何关系，至今尚未分明；洪述祖至今仍未归案，即使他到上海，也无人可以对质，还烦请贵厅将情由转致上海地方检察厅。
由于凶犯武士英已死，洪述祖、赵秉钧、程经世三人又不能到庭，宋案的审理就此陷入停顿。而在这时，“宋案”之外又多了一场闹剧，即所谓的“血光暗杀团”，这让南北双方的争斗更加白热化而戏剧化。
“血光暗杀团”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就在赵秉钧向京师检察厅提出复函的第三天，突然有位名叫周予儆的女子向检察厅自首，她自称“女子暗杀团团长”，说是奉了“血光团团长”黄兴的命令，到北京来进行政治暗杀。得此报案后，袁世凯立即命北京军政执法处逮捕了参议院国民党籍议员谢持，并指控他是“血光团”团员，图谋不轨。
当时的报纸也是没有操守，闲得无聊，一抓到这个新闻就拼命炒作，“血光团”三字由此不胫而走，街头巷尾，人人争相传说，说这个“团”是个杀人不眨眼的秘密机关，仿佛当年雍正“血滴子”再现人间，从政人士人人自危。而在这时，京师检察厅也根据这个真真假假尚不清楚的故事，同样票传黄兴到北京对质。如此一来，袁世凯扳回一局，与国民党人打了个平手。
说起“血光团”与暗杀活动，宋教仁遇刺后还真发生了好几起，如议员王锦堂遇刺；某女士郑某行刺财政总长周学熙未遂；议员汤化龙、郭同、李国珍等接到匿名恐吓信，前文说的周予儆投案后，根据其提供的线索，北京军警在议员谢持处搜出“血光团”名单，原来此团团长为黄复生，也就是当年与汪精卫一同刺杀摄政王载沣的角儿。另外，扬州都督徐宝山被人用藏在古董花瓶里的炸弹炸死，凶手也自称“血光团”，一时间风声鹤唳，真真假假，假假真真，让人如堕五里雾中。
在此期间，双方舆论战也是打得火热，袁世凯方面的报纸《北京国报》公然用大字标题——“伟人造反”，说湖北季雨霖谋反是黄兴主使，而国民党人的报纸干脆以大字标题“总统杀人”以做报复。
对于袁世凯方面的反击，黄兴的表现还算坦然。后来，上海租界会审公堂根据北京地方检察厅的来文票传黄兴，出人意料的是，黄兴一传即到，并且保证今后随传随到。事后，黄兴表示，“邪说横行，甚于洪水猛兽”，“诬蔑我个人不足惜，为害中华民国则大足惜”，“是非自有公论，辩亦无益”，其中无奈，可见一斑。
“宋案”走到这一步，实际上已经无法继续；究竟谁是刺杀宋教仁的幕后真凶，法律上也是无从判断。那么，作为众矢之的的总理赵秉钧，他究竟有几分嫌疑，又将如何为自己辩解呢？请看下文。
（注：《宋教仁遇刺之谜》共12集，本文为第7篇。）
总理竟是谋杀犯：赵秉钧有何话讲？
作者：金满楼
上文我们说到，上海地方检察厅要求总理赵秉钧到庭质证，但赵秉钧以旧疾复发为由拒不接受，这引起了舆论的一片谴责。国民党人所办的《民立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杀人犯之主名欢迎赵秉钧”的文章，其中直指赵秉钧为“万恶政府之国务首领”，现在“宋案”主犯应桂馨的关押处、海运局营仓已准备“欢迎”其入住。
“宋案”爆发之初，赵秉钧就曾通电自辩，说“宋案”涉及内务府秘书洪述祖，这实在出乎本总理与政府的意外，但本人作为总理并兼内务总长，只能说行政上怠于监督，至于说到刑法责任，则没有代为受过的道理。赵秉钧在自辩中将“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区分，倒也还有些道理，不愧是清末办巡警的出身。相比而言，黄兴等人一开始就咬定赵秉钧是“案中要犯”，倒有些不太尊重司法程序。当然，清末民初的法治观念与整体水平不高，也是不争的事实。
被上海地方检察厅传讯后，赵秉钧在给京师检察厅的复函中公开为自己辩护，其中理由有三：一是应区分法律关系与政治关系，他可以负政治责任，但不能负法律责任；二是“宋案”正犯为武士英，嫌疑犯为应夔丞，洪述祖如今仍旧在逃，即使他到上海，也无人对质；三是黄兴与应桂馨有重大银钱来往，而且涉嫌煽惑军队，阴谋内乱，罪行要严重得多，何以黄兴免于追诉，而他却必须到上海接受质讯？
早在一个月前，当国务总理涉嫌应桂馨密电函的消息传出后，赵秉钧就曾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说在1912年唐绍仪内阁期间，他当时任内务总长，宋教仁为农林总长，彼此既是同僚，又是至友。宋教仁住在西直门外离城十里的农事实验场，有时天晚无法出城，当时总住在他家，两人无话不谈。唐绍仪内阁垮台后，宋教仁离京南下，当时有5千多元欠债，也是他代为偿还。言外之意，他与宋教仁乃是好朋友，如何会干出谋杀的勾当呢？
赵秉钧倒也没有说谎。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张国淦曾回忆说，宋教仁去职后住农事试验场，常于夜间进城，到国务院秘室与国务总理赵秉钧谈话，据说两人互相推崇，宋教仁说国会成立后推赵秉钧为总理甚至总统，赵秉钧则说宋教仁可为大党领袖，组织政党内阁。只是，宋教仁究竟少不更事，城府不如赵秉钧，有时将国民党内部情形尽情相告，而赵秉钧也将北洋底细毫无隐讳的告知。多年后，章士钊也在一篇文章中说，民国元年时他在北京，曾有人对他说，赵秉钧与宋教仁过从之密，“赵不时拍宋之肩言事，状极昵近”。
得知宋教仁遇刺后，赵秉钧的第一反应十分怪异。据张国淦说，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例会，国会选举事务局局长顾鳌突然闯入报告，说宋教仁在沪宁车站遭枪击，伤重恐难救活。赵秉钧听后面色大变，当即离开座位并环绕会议长桌兜了好几个圈，一边还自言自语，说：“这下糟了，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那能算人？”在场阁员们见后无不面面相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不一会，总统府来电话，赵秉钧随即仓皇离去。
从当时人留下的现场记录来看，赵秉钧的严重失态不像是故意演戏，反倒是因部分知情但又事出意外而显得一时手足无措。换句话说，如果赵秉钧事先得知刺宋计划，想必也不至于此。但是，若说赵秉钧对影响、洪述祖对付宋教仁的事情丝毫不知情，似乎也说不过去，否则他不会说出“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那能算人”这句话。以此推论，赵秉钧很可能知道洪述祖的“毁宋”活动，但对于宋教仁被刺一事，则在他的意料之外。
由此看来，赵秉钧与宋教仁私交甚好并非虚言，但作为竞争对手，赵秉钧很可能在政治上对宋教仁搞了些小动作，正如洪述祖给应桂馨的密函中所隐约透露的，赵秉钧得知应、洪两人打算散布所谓“孙黄宋劣史”的计划后，非但没有表示反对，反而立刻让洪述祖呈送给总统袁世凯。
对洪述祖的这一说法，赵秉钧断然否定，他表示自己并没有见过关于“孙黄宋劣史”的密电，什么“电报到后，即交洪述祖面呈总统”一节，纯粹是洪述祖一手编造，他根本闻所未闻。赵秉钧的理由是，各部人员谒见总统一向由该部长官带领，总统府门禁森严，来宾均须登记，他作为内务总长，既没有领洪述祖谒见总统，总统府门禁簿上也未见记录，洪述祖的说法为无稽之谈，显而易见。
赵秉钧以门禁未登记为由，将自己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有些说不过去；而且，这也无法解释他在突然听到宋教仁被刺消息时，为何会在众人面前如此失态。事实上，涉及政治的事务不可能做到事事光明正大，如果靠查门禁就能了解历史的真相，那天下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更何况，洪述祖本身就是手眼通天的人物，他未必需要通过赵秉钧带领才能见到袁世凯，而去见袁世凯的人，也未必全都在总统府门禁处登记过，这应该不难理解。
作为反证，应桂馨那封关于“孙黄宋劣史”的密电本就是发给赵秉钧的，如果赵秉钧真的没有收到，那洪述祖又从何处得知详情？更奇怪的是，这封密电发出后，应桂馨与赵秉钧随即停止了直接联系，密电、密函，一件也没有了，应桂馨与北京方面的联系全落在了洪述祖一个人的身上，这又是为什么？难道赵秉钧对应桂馨失去了兴趣？这似乎不符合事件发展的逻辑。合理的解释是，赵秉钧得知应桂馨、洪述祖搞“孙黄宋劣史”的小动作后，因为宋教仁是熟人，加上毁坏别人政治名誉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因而他选择了置身事外而让洪述祖一手打理。
说到这里，应、洪密电函中有两个关键词亟待厘清，一是所谓“激烈文章”，二是“毁宋酬勋位”。“激烈文章”的说法主要来自洪述祖，其中又有“大题目”、“要紧文章”、“激烈举动”的不同表述，大意是催促应桂馨拿出行动，但就函电本身而言，看不出有“刺宋”的意图。据洪述祖后来在法庭上的供述，所谓“大文章”，指的当时袁世凯政府主张总统制而国民党主张内阁制，应桂馨接到的任务是炮制几篇鼓吹内阁制的文章登载报端，并没有其他意思。”
至于“毁宋酬勋位”，则是“宋案”中争议最大的。赵秉钧曾通电自辩：在各证物中，最让中央政府立于嫌疑的，莫过于3月13日洪述祖致应桂馨电中的“毁宋酬勋位”一语。按《临时约法》规定，授勋乃是大总统特权，按例须由各机关呈请并经多数评议，即使中央特授，也须评决。如果“毁宋”即可“酬勋”，试问应桂馨由何人呈请，何人评决？这只是洪述祖假政府之名义诳诱应桂馨，而决没有受政府嘱托的可能。
赵秉钧的辩解有些顾左右而言他，他只说“酬勋”而不提“毁宋”，事实上“酬勋”一节并不是特别重要，查袁世凯时期的《政府公报》，授勋封爵之事屡见不鲜，隔三岔五就有，远没有想象的那般隆重；而且，赵秉钧说的那些程序、体例、仪式，在民初制度规章并不完善的情况下，也未必能得到百分百的执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应桂馨本人对“酬勋不酬勋”并没有兴趣，他看重是眼前的实际利益，勋位这些东西对他没什么用处。
作者：金满楼
上文我们说到，上海地方检察厅要求总理赵秉钧到庭质证，但赵秉钧以旧疾复发为由拒不接受，这引起了舆论的一片谴责。国民党人所办的《民立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杀人犯之主名欢迎赵秉钧”的文章，其中直指赵秉钧为“万恶政府之国务首领”，现在“宋案”主犯应桂馨的关押处、海运局营仓已准备“欢迎”其入住。
“宋案”爆发之初，赵秉钧就曾通电自辩，说“宋案”涉及内务府秘书洪述祖，这实在出乎本总理与政府的意外，但本人作为总理并兼内务总长，只能说行政上怠于监督，至于说到刑法责任，则没有代为受过的道理。赵秉钧在自辩中将“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区分，倒也还有些道理，不愧是清末办巡警的出身。相比而言，黄兴等人一开始就咬定赵秉钧是“案中要犯”，倒有些不太尊重司法程序。当然，清末民初的法治观念与整体水平不高，也是不争的事实。
被上海地方检察厅传讯后，赵秉钧在给京师检察厅的复函中公开为自己辩护，其中理由有三：一是应区分法律关系与政治关系，他可以负政治责任，但不能负法律责任；二是“宋案”正犯为武士英，嫌疑犯为应夔丞，洪述祖如今仍旧在逃，即使他到上海，也无人对质；三是黄兴与应桂馨有重大银钱来往，而且涉嫌煽惑军队，阴谋内乱，罪行要严重得多，何以黄兴免于追诉，而他却必须到上海接受质讯？
早在一个月前，当国务总理涉嫌应桂馨密电函的消息传出后，赵秉钧就曾在北京《新纪元报》上发表谈话，说在1912年唐绍仪内阁期间，他当时任内务总长，宋教仁为农林总长，彼此既是同僚，又是至友。宋教仁住在西直门外离城十里的农事实验场，有时天晚无法出城，当时总住在他家，两人无话不谈。唐绍仪内阁垮台后，宋教仁离京南下，当时有5千多元欠债，也是他代为偿还。言外之意，他与宋教仁乃是好朋友，如何会干出谋杀的勾当呢？
赵秉钧倒也没有说谎。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张国淦曾回忆说，宋教仁去职后住农事试验场，常于夜间进城，到国务院秘室与国务总理赵秉钧谈话，据说两人互相推崇，宋教仁说国会成立后推赵秉钧为总理甚至总统，赵秉钧则说宋教仁可为大党领袖，组织政党内阁。只是，宋教仁究竟少不更事，城府不如赵秉钧，有时将国民党内部情形尽情相告，而赵秉钧也将北洋底细毫无隐讳的告知。多年后，章士钊也在一篇文章中说，民国元年时他在北京，曾有人对他说，赵秉钧与宋教仁过从之密，“赵不时拍宋之肩言事，状极昵近”。
得知宋教仁遇刺后，赵秉钧的第一反应十分怪异。据张国淦说，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例会，国会选举事务局局长顾鳌突然闯入报告，说宋教仁在沪宁车站遭枪击，伤重恐难救活。赵秉钧听后面色大变，当即离开座位并环绕会议长桌兜了好几个圈，一边还自言自语，说：“这下糟了，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那能算人？”在场阁员们见后无不面面相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不一会，总统府来电话，赵秉钧随即仓皇离去。
从当时人留下的现场记录来看，赵秉钧的严重失态不像是故意演戏，反倒是因部分知情但又事出意外而显得一时手足无措。换句话说，如果赵秉钧事先得知刺宋计划，想必也不至于此。但是，若说赵秉钧对影响、洪述祖对付宋教仁的事情丝毫不知情，似乎也说不过去，否则他不会说出“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那能算人”这句话。以此推论，赵秉钧很可能知道洪述祖的“毁宋”活动，但对于宋教仁被刺一事，则在他的意料之外。
由此看来，赵秉钧与宋教仁私交甚好并非虚言，但作为竞争对手，赵秉钧很可能在政治上对宋教仁搞了些小动作，正如洪述祖给应桂馨的密函中所隐约透露的，赵秉钧得知应、洪两人打算散布所谓“孙黄宋劣史”的计划后，非但没有表示反对，反而立刻让洪述祖呈送给总统袁世凯。
对洪述祖的这一说法，赵秉钧断然否定，他表示自己并没有见过关于“孙黄宋劣史”的密电，什么“电报到后，即交洪述祖面呈总统”一节，纯粹是洪述祖一手编造，他根本闻所未闻。赵秉钧的理由是，各部人员谒见总统一向由该部长官带领，总统府门禁森严，来宾均须登记，他作为内务总长，既没有领洪述祖谒见总统，总统府门禁簿上也未见记录，洪述祖的说法为无稽之谈，显而易见。
赵秉钧以门禁未登记为由，将自己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这有些说不过去；而且，这也无法解释他在突然听到宋教仁被刺消息时，为何会在众人面前如此失态。事实上，涉及政治的事务不可能做到事事光明正大，如果靠查门禁就能了解历史的真相，那天下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了。更何况，洪述祖本身就是手眼通天的人物，他未必需要通过赵秉钧带领才能见到袁世凯，而去见袁世凯的人，也未必全都在总统府门禁处登记过，这应该不难理解。
作为反证，应桂馨那封关于“孙黄宋劣史”的密电本就是发给赵秉钧的，如果赵秉钧真的没有收到，那洪述祖又从何处得知详情？更奇怪的是，这封密电发出后，应桂馨与赵秉钧随即停止了直接联系，密电、密函，一件也没有了，应桂馨与北京方面的联系全落在了洪述祖一个人的身上，这又是为什么？难道赵秉钧对应桂馨失去了兴趣？这似乎不符合事件发展的逻辑。合理的解释是，赵秉钧得知应桂馨、洪述祖搞“孙黄宋劣史”的小动作后，因为宋教仁是熟人，加上毁坏别人政治名誉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因而他选择了置身事外而让洪述祖一手打理。
说到这里，应、洪密电函中有两个关键词亟待厘清，一是所谓“激烈文章”，二是“毁宋酬勋位”。“激烈文章”的说法主要来自洪述祖，其中又有“大题目”、“要紧文章”、“激烈举动”的不同表述，大意是催促应桂馨拿出行动，但就函电本身而言，看不出有“刺宋”的意图。据洪述祖后来在法庭上的供述，所谓“大文章”，指的当时袁世凯政府主张总统制而国民党主张内阁制，应桂馨接到的任务是炮制几篇鼓吹内阁制的文章登载报端，并没有其他意思。”
至于“毁宋酬勋位”，则是“宋案”中争议最大的。赵秉钧曾通电自辩：在各证物中，最让中央政府立于嫌疑的，莫过于3月13日洪述祖致应桂馨电中的“毁宋酬勋位”一语。按《临时约法》规定，授勋乃是大总统特权，按例须由各机关呈请并经多数评议，即使中央特授，也须评决。如果“毁宋”即可“酬勋”，试问应桂馨由何人呈请，何人评决？这只是洪述祖假政府之名义诳诱应桂馨，而决没有受政府嘱托的可能。
赵秉钧的辩解有些顾左右而言他，他只说“酬勋”而不提“毁宋”，事实上“酬勋”一节并不是特别重要，查袁世凯时期的《政府公报》，授勋封爵之事屡见不鲜，隔三岔五就有，远没有想象的那般隆重；而且，赵秉钧说的那些程序、体例、仪式，在民初制度规章并不完善的情况下，也未必能得到百分百的执行。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应桂馨本人对“酬勋不酬勋”并没有兴趣，他看重是眼前的实际利益，勋位这些东西对他没什么用处。
赵秉钧对“毁宋”一词轻轻带过，作为这句话的提出者，洪述祖又是如何说法呢？在逃到青岛后，洪述祖曾通电辩称，“毁人”二字，乃是北京习惯语，人人通用，并无“杀人”含义，久居京中者无人不知，岂能借此附会。按洪述祖的意思，“毁宋”只是败坏宋教仁的名誉，即“毁其名誉，败其势力”、“暴宋劣迹，毁宋名誉”，绝没有要刺杀宋教仁的意思。
按专门字典《北京话词语》中的解释，“毁”字有两种含义，一是“败坏他人名声”，如 “我们能捧人也能毁人”，第二种含义是“使人受精神、经济损失”，有“毁坏”的意思但没有杀害的指意。如果单从字面上的解释，洪述祖的自辩也还可以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毁宋酬勋位”的“毁”字，原文还有个“火”字旁，即“燬”，洪述祖后来还有这样一段供述，说将“毁宋酬勋位”的电文由总统交总理，他曾问是“毁损名誉”的“毁”字吗，赵秉钧回答：是上头交下来的。他说：燬与毁不同。赵说：也无什么考据。于是他就照这样发电，所谓“燬宋”，他只以为是毁坏宋教仁的名誉；而且，“酬勋位”三字决非秘书之力所做到，这个道理极其明白。
由于赵秉钧、袁世凯当时都已作古，洪述祖的这段话颇有些搅混水的味道。目前只能善意的理解洪述祖最初说的“毁宋”，是通过收买“孙黄宋劣史”在报端公布以毁坏其名誉的意思，而且袁世凯与赵秉钧都可能知道这一计划。但是，应桂馨在忙乎一个多月仍无进展的情况下，随后决定铤而走险，毁坏名誉的计划最终变成了流血的暗杀密谋，洪述祖说自己对此毫不知情，这在最后几封密电函中是说不通的。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赵秉钧是否知道“毁宋”计划的变化？从张国淦所描述的那个失态场面看，他确实存在事前并不知情的可能，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赵秉钧怀疑刺杀宋教仁的密谋与自己的顶头上司袁世凯有关，而他很可能会被推出去做替罪羊。
根据张国淦的回忆，赵秉钧在得知宋教仁遇刺后的第二天，即向袁世凯递交辞呈，但未被批准。过了几天，赵秉钧约见张国淦，见面时神色张皇，说有一事要请张帮忙，张问何事，赵说：“此时只求免职，才可免死。”张国淦知道与宋教仁遇刺一事有关，于是问“宋案”究竟如何。赵说：“此事此时不能谈，但我不免职非死不可。芝泉（即段祺瑞）军人，事事好办。”张国淦茫然不解。第二天，赵秉钧又亲笔致函张国淦，请他在辞职事上帮忙。
张国淦的这段记载因系孤证，而且这是他第一次与赵秉钧单独见面，所以不能判断赵秉钧是否真有如此张皇的表现，但赵秉钧一再请辞，却是事实。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应桂馨、洪述祖的密谋尚未暴露，赵秉钧即坚持辞职，这似乎另有隐情。
“宋案”爆发后的敏感时期，时任内务部次长的王治馨在一次公开讲话惹下了不小的风波。当时北京国民党本部借湖广会馆召开宋教仁追悼会，赵秉钧派王治馨出席，王在会上发表演说，大意是赵总理与宋先生关系甚为相投，此次事件实在出人意外。“宋案”牵涉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但洪述祖在内务部不过办理平常事件，赵总理与之并无特别关系。刺杀案发生后，袁总统以为赵总理与洪述祖有特殊关系，而赵总理也以为袁总统与洪述祖有特殊关系，两相猜疑，前日赵总理赴总统府面议，方知误会。总而言之，杀宋决非总理，总理不能负责，此责自有人负。
王治馨跟随赵秉钧多年，他的这次讲话是有心帮忙，无意添乱。据张国淦的记载，袁世凯看到报道后勃然大怒，大骂王治馨“如此措词，太不检点，着实可恶！赵总理何以任其乱说，登报后也不声明更正！”言谈间，袁世凯词色甚厉。
袁世凯的生气并非没有原因。王治馨这番话的本意是为赵秉钧开脱，但无意中将袁世凯的嫌疑暴露了出来，似乎说袁世凯与赵秉钧两人相互怀疑，各自以为“刺宋“之事是对方与洪述祖单线密谋，如果”杀宋决非总理，总理不能负责”，那言外之意，岂不是要袁世凯来负责？！一年后，王治馨以贪赃罪被逮下狱，迅即被杀，而他所贪污的不过五百大洋而已。当然，此事未必与“宋案”有直接关系，但王治馨给袁世凯留下恶感是确定无疑的。
王治馨是赵秉钧的心腹部下，赵秉钧同样是跟随袁世凯多年的重要部属。据后来接任内务总长的朱启钤说，赵秉钧“躯干甚伟，面微麻”，意思是说，赵秉钧身材高大而脸上有麻子；据说老赵也是个苦出身，年幼时被拐卖，因不知其姓，于是以百家姓之首“赵钱孙李”之“赵”为姓，以正月初一为生日。长大后，赵秉钧投入军伍并随左宗棠大军西征，其间以马术见长，后在张曜所部充任前锋而扬名。
赵秉钧曾亲口对朱启钤说，西征时曾在星星峡戈壁滩遭遇大风雪，连人带马，埋没雪中三昼夜，所幸马腹尚有余温，聊取微暖，这才得以不被冻死。据赵所说，此次人马近半覆没，后来他被一蒙古军医发现，灌以马鹿血，这才救回一条性命。但是，赵秉钧在这次劫难中筋骨折伤，一生多病且不能近女色，惟与鸦片烟相依为命。
西征结束后，赵秉钧随长官张曜到山东为官，但当时并不出名。1899年底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后，赵秉钧受到袁的赏识，由此专攻警政，成为袁世凯身边的红人。庚子国变后，列强按《辛丑条约》的规定在天津驻军，已升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将三千新军交给赵秉钧，经简单的警察训练后即前往接防，让列强们很是吃了一惊。
好在赵秉钧的警察部队表现确实优秀，据当时的报纸说，天津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好警察制度的城市”，有半年不见盗窃者，“西人亦叹服”。也是赵秉钧的运气好，清末新政开始后，在袁世凯的扶持下，赵秉钧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现代警务系统，开中国现代警察制度之先河。随着袁世凯步步高升，赵秉钧也是水涨船高，并在清末先后出任巡警部右侍郎、民政部大臣等重要职务。就其历史而言，赵秉钧大体属于技术性官僚，并无什么特别劣迹。
目前的主流说法，赵秉钧参与谋杀宋教仁的动机是因为宋教仁即将北上组阁，他的总理职位不保，所以要对宋教仁下手。这种说法看似有些道理，实则不值一驳。北洋时期的倒阁率是当时世界最高的，半年或两三个月就换一个总理的事情司空见惯，就说民国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当时已经换了三任总理，即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陆征祥实际上还没有正式上任即被罢免，如果说赵秉钧以为杀掉宋教仁就可以坐稳总理的位置，那国民党完全可以推举新的候选人，刺杀宋教仁除了给自己造成被动外，毫无用处。
在上海方面不断要求提审赵秉钧的情况下，赵秉钧感到头疼自不必说，袁世凯也有些坐不住了。这时，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建议，要想此次风波平息，只有先免赵秉钧的职，改任唐绍仪另组内阁，以平息南方革命党的怨气；至于赵秉钧有无嫌疑，且待国民评判，再作缓和。袁世凯采纳了梁士诒的建议，随后批准赵秉钧辞职，但唐绍仪继任之事搁浅，后改由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之职。
“宋案”的风头过去后，赵秉钧于当年年底接替冯国璋任直隶都督，重新出山。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1914年2月26日，赵秉钧突然在天津督署内暴病身亡，而在一个月前，“宋案“主犯应桂馨也在火车上被人乱刀砍死，此时距离宋教仁遇刺尚不足一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读者也许会问，赵秉钧为什么会突然死亡，应桂馨又是被谁下了毒手？这一系列凶案，是不是有人要将他们杀人灭口呢？欲知详情，请看下文。
（注：《宋教仁遇刺之谜》共12集，本文为第8篇。）
按专门字典《北京话词语》中的解释，“毁”字有两种含义，一是“败坏他人名声”，如 “我们能捧人也能毁人”，第二种含义是“使人受精神、经济损失”，有“毁坏”的意思但没有杀害的指意。如果单从字面上的解释，洪述祖的自辩也还可以成立。
值得注意的是，“毁宋酬勋位”的“毁”字，原文还有个“火”字旁，即“燬”，洪述祖后来还有这样一段供述，说将“毁宋酬勋位”的电文由总统交总理，他曾问是“毁损名誉”的“毁”字吗，赵秉钧回答：是上头交下来的。他说：燬与毁不同。赵说：也无什么考据。于是他就照这样发电，所谓“燬宋”，他只以为是毁坏宋教仁的名誉；而且，“酬勋位”三字决非秘书之力所做到，这个道理极其明白。
由于赵秉钧、袁世凯当时都已作古，洪述祖的这段话颇有些搅混水的味道。目前只能善意的理解洪述祖最初说的“毁宋”，是通过收买“孙黄宋劣史”在报端公布以毁坏其名誉的意思，而且袁世凯与赵秉钧都可能知道这一计划。但是，应桂馨在忙乎一个多月仍无进展的情况下，随后决定铤而走险，毁坏名誉的计划最终变成了流血的暗杀密谋，洪述祖说自己对此毫不知情，这在最后几封密电函中是说不通的。
这里需要讨论的是，赵秉钧是否知道“毁宋”计划的变化？从张国淦所描述的那个失态场面看，他确实存在事前并不知情的可能，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赵秉钧怀疑刺杀宋教仁的密谋与自己的顶头上司袁世凯有关，而他很可能会被推出去做替罪羊。
根据张国淦的回忆，赵秉钧在得知宋教仁遇刺后的第二天，即向袁世凯递交辞呈，但未被批准。过了几天，赵秉钧约见张国淦，见面时神色张皇，说有一事要请张帮忙，张问何事，赵说：“此时只求免职，才可免死。”张国淦知道与宋教仁遇刺一事有关，于是问“宋案”究竟如何。赵说：“此事此时不能谈，但我不免职非死不可。芝泉（即段祺瑞）军人，事事好办。”张国淦茫然不解。第二天，赵秉钧又亲笔致函张国淦，请他在辞职事上帮忙。
张国淦的这段记载因系孤证，而且这是他第一次与赵秉钧单独见面，所以不能判断赵秉钧是否真有如此张皇的表现，但赵秉钧一再请辞，却是事实。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应桂馨、洪述祖的密谋尚未暴露，赵秉钧即坚持辞职，这似乎另有隐情。
“宋案”爆发后的敏感时期，时任内务部次长的王治馨在一次公开讲话惹下了不小的风波。当时北京国民党本部借湖广会馆召开宋教仁追悼会，赵秉钧派王治馨出席，王在会上发表演说，大意是赵总理与宋先生关系甚为相投，此次事件实在出人意外。“宋案”牵涉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但洪述祖在内务部不过办理平常事件，赵总理与之并无特别关系。刺杀案发生后，袁总统以为赵总理与洪述祖有特殊关系，而赵总理也以为袁总统与洪述祖有特殊关系，两相猜疑，前日赵总理赴总统府面议，方知误会。总而言之，杀宋决非总理，总理不能负责，此责自有人负。
王治馨跟随赵秉钧多年，他的这次讲话是有心帮忙，无意添乱。据张国淦的记载，袁世凯看到报道后勃然大怒，大骂王治馨“如此措词，太不检点，着实可恶！赵总理何以任其乱说，登报后也不声明更正！”言谈间，袁世凯词色甚厉。
袁世凯的生气并非没有原因。王治馨这番话的本意是为赵秉钧开脱，但无意中将袁世凯的嫌疑暴露了出来，似乎说袁世凯与赵秉钧两人相互怀疑，各自以为“刺宋“之事是对方与洪述祖单线密谋，如果”杀宋决非总理，总理不能负责”，那言外之意，岂不是要袁世凯来负责？！一年后，王治馨以贪赃罪被逮下狱，迅即被杀，而他所贪污的不过五百大洋而已。当然，此事未必与“宋案”有直接关系，但王治馨给袁世凯留下恶感是确定无疑的。
王治馨是赵秉钧的心腹部下，赵秉钧同样是跟随袁世凯多年的重要部属。据后来接任内务总长的朱启钤说，赵秉钧“躯干甚伟，面微麻”，意思是说，赵秉钧身材高大而脸上有麻子；据说老赵也是个苦出身，年幼时被拐卖，因不知其姓，于是以百家姓之首“赵钱孙李”之“赵”为姓，以正月初一为生日。长大后，赵秉钧投入军伍并随左宗棠大军西征，其间以马术见长，后在张曜所部充任前锋而扬名。
赵秉钧曾亲口对朱启钤说，西征时曾在星星峡戈壁滩遭遇大风雪，连人带马，埋没雪中三昼夜，所幸马腹尚有余温，聊取微暖，这才得以不被冻死。据赵所说，此次人马近半覆没，后来他被一蒙古军医发现，灌以马鹿血，这才救回一条性命。但是，赵秉钧在这次劫难中筋骨折伤，一生多病且不能近女色，惟与鸦片烟相依为命。
西征结束后，赵秉钧随长官张曜到山东为官，但当时并不出名。1899年底袁世凯接任山东巡抚后，赵秉钧受到袁的赏识，由此专攻警政，成为袁世凯身边的红人。庚子国变后，列强按《辛丑条约》的规定在天津驻军，已升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将三千新军交给赵秉钧，经简单的警察训练后即前往接防，让列强们很是吃了一惊。
好在赵秉钧的警察部队表现确实优秀，据当时的报纸说，天津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好警察制度的城市”，有半年不见盗窃者，“西人亦叹服”。也是赵秉钧的运气好，清末新政开始后，在袁世凯的扶持下，赵秉钧创办了中国最早的现代警务系统，开中国现代警察制度之先河。随着袁世凯步步高升，赵秉钧也是水涨船高，并在清末先后出任巡警部右侍郎、民政部大臣等重要职务。就其历史而言，赵秉钧大体属于技术性官僚，并无什么特别劣迹。
目前的主流说法，赵秉钧参与谋杀宋教仁的动机是因为宋教仁即将北上组阁，他的总理职位不保，所以要对宋教仁下手。这种说法看似有些道理，实则不值一驳。北洋时期的倒阁率是当时世界最高的，半年或两三个月就换一个总理的事情司空见惯，就说民国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当时已经换了三任总理，即唐绍仪、陆征祥、赵秉钧，陆征祥实际上还没有正式上任即被罢免，如果说赵秉钧以为杀掉宋教仁就可以坐稳总理的位置，那国民党完全可以推举新的候选人，刺杀宋教仁除了给自己造成被动外，毫无用处。
在上海方面不断要求提审赵秉钧的情况下，赵秉钧感到头疼自不必说，袁世凯也有些坐不住了。这时，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建议，要想此次风波平息，只有先免赵秉钧的职，改任唐绍仪另组内阁，以平息南方革命党的怨气；至于赵秉钧有无嫌疑，且待国民评判，再作缓和。袁世凯采纳了梁士诒的建议，随后批准赵秉钧辞职，但唐绍仪继任之事搁浅，后改由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之职。
“宋案”的风头过去后，赵秉钧于当年年底接替冯国璋任直隶都督，重新出山。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1914年2月26日，赵秉钧突然在天津督署内暴病身亡，而在一个月前，“宋案“主犯应桂馨也在火车上被人乱刀砍死，此时距离宋教仁遇刺尚不足一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读者也许会问，赵秉钧为什么会突然死亡，应桂馨又是被谁下了毒手？这一系列凶案，是不是有人要将他们杀人灭口呢？欲知详情，请看下文。
（注：《宋教仁遇刺之谜》共12集，本文为第8篇。）
@fingerlake2010 20楼 2013-03-22 14:02:27
老金够牛的，清史民国史专家，敢问是我汉人还是满人？
-----------------------------
现在没有满人，只有汉人。
老金够牛的，清史民国史专家，敢问是我汉人还是满人？
-----------------------------
现在没有满人，只有汉人。
袁世凯几分嫌疑：最不可能的谋杀主犯
作者：金满楼
上文我们说到，赵秉钧在接任直隶都督后，不到三个月就突然暴死于天津督署，而在他死前一个月，“宋案”中的另一凶犯应桂馨也被人在火车上乱刀劈死，这一系列的连环凶案，不免让人感到有些惊悚而诡异，而这里面又会有什么样的惊人秘闻呢？
据天津《大公报》的报道，赵秉钧自上任以来，一直抱病办公，其间还多次前往北京晋见袁世凯，并无异常之事。1914年2月26日下午，赵秉钧在都督府与手下议事，晚上回到私宅后，饭前服用一剂中药，饭后又开始批阅文件。当晚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但到凌晨5点时，赵秉钧突然感到腹中剧痛，之后是上吐下泻，情况极为危急。其家人急忙派人将天津最有名的军医官屈永秋、徐德顺和名医王延年请来，但这三大名医到后也是毫无办法，虽然连续给赵秉钧注射了强心针，但最终回天乏力。当日上午，赵秉钧宣告死亡。
赵秉钧死后，袁世凯下令按照陆军上将的规格从优议恤，发给治丧银一万元，并特派次子袁克文赴天津治丧。之后，袁世凯又先后派陆军上将荫昌和秘书长梁士诒前往致祭，并送祭幛一幅，上题“怆怀良佐”四个大字。1916年袁世凯称帝后，赵秉钧被追封为一等忠襄公。这等礼遇，袁世凯算对得起赵秉钧了。
赵秉钧死后殊荣固然很难得，但当时又有一种传闻，说赵秉钧不是病死而是中毒而死，更有人绘声绘色的说他七窍流血而死，并直指袁世凯为灭口而将赵秉钧毒死。至于如何毒死，至少有三个版本：一是民国闻人章士钊说的“毒葡萄”版，说赵秉钧喜欢吃葡萄，袁世凯就派人将毒汁用针打入葡萄内，然后将葡萄送给赵秉钧。赵秉钧是袁世凯多年的部属，葡萄看上去也完好无损，赵秉钧于是吃了下去，不久便觉腹痛，结果在厕所内一命呜呼。
对此说法，与赵秉钧颇有私谊并同样担任过内务总长的朱启钤认为，虽说是毒杀，但 “津门传言”的是“厨师版”，即赵秉钧的厨师被买通后在食物中下毒，结果赵秉钧午夜暴死于厕所中，但没有吐血情形，更没有所谓的“七孔流血”。
奉袁世凯之命亲往天津吊唁的袁克文，他在《辛丙秘苑》中提供了另一版本，说赵秉钧死后，“目合口张，面肤青灰”，另外，指甲、嘴唇、手臂也是青紫色或黑紫色，嘴角似有口水流出。袁克文打听到，赵秉钧当日在外未进食，只喝了一杯茶，喝茶后即回家，未再进食而突然发病。根据他的说法，赵秉钧是因为与部下即警察厅长杨以德发生矛盾而被毒杀的。
官方消息靠不住，流言满天飞。传闻越多，离真相也就越远。如果说赵秉钧是被毒死，其家属和医生似乎应提出疑问，但当时并没有人这样做。赵秉钧之孙赵纯佑也认为，其先祖赵秉钧只是病死而已，后人作传，妄加枝叶，引人猜疑认为系袁世凯有加害之嫌，其实赵秉钧是死于中风，即今天所说的“脑溢血”，死前倒卧在卧室床头侧旁，并无七孔流血症状，这是当时家属所亲见的。由此，认定赵秉钧是被袁世凯毒死，多少有些武断，只是其死亡的时间与应桂馨的被杀过于接近，这才有了各种附会传闻。
读者也许要问，应桂馨不是被关押在上海吗，如何会跑到北方被杀呢？原来，“二次革命”爆发后，应桂馨趁乱脱逃，后跑到北京向袁世凯索要暗杀宋教仁的酬金，结果钱没要到反被人恐吓，应桂馨见势不妙，慌忙乘火车逃往天津，走到半路就被人砍死在车厢内。据说，赵秉钧听到这个消息后不免抱怨了袁世凯一句：“你这样做，以后谁还敢和你共事？”
赵秉钧是否说过这句话，目前已无法查证，不过附会者多引用这句话作为袁世凯杀赵秉钧以杀人灭口的证据，但正如论语中说的，“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因为讨厌袁世凯，于是把所有相干、不相干的罪名全扣在袁世凯的头上，很多历史的真相由此被扭曲，进而导致一个完全失真的逻辑链。
以“宋案”为例，目前的主流写法是，袁世凯是谋杀宋教仁的主谋，为了杀人灭口，他又派人毒死武士英，接着派人砍死应桂馨，进而毒死赵秉钧，好在袁世凯死得早，不然后来洪述祖的死恐怕也要算到他的头上。一言譬之，袁世凯是坏人，所有的恶行都与他有关。
事实上，这条逻辑链看似完美，细加推敲则处处漏洞。首先，杀手武士英死于上海沪军军营，当时上海远不是北洋系的地盘，袁世凯并没有能力到上海的地界上为所欲为，如果说武士英是被谋杀，背后的主谋倒极有可能是应桂馨或陈其美。赵秉钧的死也是一样，仅仅因为时间上的巧合而被附会成系列死亡案的一环，实则以现任大总统谋杀原任总理未免有些匪夷所思，而赵秉钧担任的直隶都督乃是当时最重要的地方军政长官，此时革命党已被打垮，风头早已过去，袁世凯又何必如此呢？
就算袁世凯与宋教仁的关系，也远不是想象中的那般对立，各种传闻往往充满了历史的误会与以讹传讹。据民国记者黄远庸的记载，袁世凯得知宋教仁遇刺后的第一反应是极为意外，随后即发电慰问并令江苏及上海方面缉拿凶手，等到第二天下午4点，袁世凯午睡初起，秘书前来报告宋教仁去世的消息时，袁世凯为之愕然，说：“有这等事吗？快拿电报来。”看完电报，袁世凯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如何是好呢？国民党失去了宋教仁，少了一个明白事理的首脑，以后越难讲话了。”这句话是很耐人寻味的。
从宋教仁这边的表现来看，他遇刺后想到的第一个人并不是国民党领袖孙中山而是北京的袁世凯，这个态度对整个案情的判断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在给袁世凯的电报中，宋教仁也是殷殷相托，始终没有把谋刺的怀疑对象指向袁世凯。或许在宋教仁的直觉中，袁世凯应该是不会干这种勾当。
作者：金满楼
上文我们说到，赵秉钧在接任直隶都督后，不到三个月就突然暴死于天津督署，而在他死前一个月，“宋案”中的另一凶犯应桂馨也被人在火车上乱刀劈死，这一系列的连环凶案，不免让人感到有些惊悚而诡异，而这里面又会有什么样的惊人秘闻呢？
据天津《大公报》的报道，赵秉钧自上任以来，一直抱病办公，其间还多次前往北京晋见袁世凯，并无异常之事。1914年2月26日下午，赵秉钧在都督府与手下议事，晚上回到私宅后，饭前服用一剂中药，饭后又开始批阅文件。当晚没有什么特殊情况，但到凌晨5点时，赵秉钧突然感到腹中剧痛，之后是上吐下泻，情况极为危急。其家人急忙派人将天津最有名的军医官屈永秋、徐德顺和名医王延年请来，但这三大名医到后也是毫无办法，虽然连续给赵秉钧注射了强心针，但最终回天乏力。当日上午，赵秉钧宣告死亡。
赵秉钧死后，袁世凯下令按照陆军上将的规格从优议恤，发给治丧银一万元，并特派次子袁克文赴天津治丧。之后，袁世凯又先后派陆军上将荫昌和秘书长梁士诒前往致祭，并送祭幛一幅，上题“怆怀良佐”四个大字。1916年袁世凯称帝后，赵秉钧被追封为一等忠襄公。这等礼遇，袁世凯算对得起赵秉钧了。
赵秉钧死后殊荣固然很难得，但当时又有一种传闻，说赵秉钧不是病死而是中毒而死，更有人绘声绘色的说他七窍流血而死，并直指袁世凯为灭口而将赵秉钧毒死。至于如何毒死，至少有三个版本：一是民国闻人章士钊说的“毒葡萄”版，说赵秉钧喜欢吃葡萄，袁世凯就派人将毒汁用针打入葡萄内，然后将葡萄送给赵秉钧。赵秉钧是袁世凯多年的部属，葡萄看上去也完好无损，赵秉钧于是吃了下去，不久便觉腹痛，结果在厕所内一命呜呼。
对此说法，与赵秉钧颇有私谊并同样担任过内务总长的朱启钤认为，虽说是毒杀，但 “津门传言”的是“厨师版”，即赵秉钧的厨师被买通后在食物中下毒，结果赵秉钧午夜暴死于厕所中，但没有吐血情形，更没有所谓的“七孔流血”。
奉袁世凯之命亲往天津吊唁的袁克文，他在《辛丙秘苑》中提供了另一版本，说赵秉钧死后，“目合口张，面肤青灰”，另外，指甲、嘴唇、手臂也是青紫色或黑紫色，嘴角似有口水流出。袁克文打听到，赵秉钧当日在外未进食，只喝了一杯茶，喝茶后即回家，未再进食而突然发病。根据他的说法，赵秉钧是因为与部下即警察厅长杨以德发生矛盾而被毒杀的。
官方消息靠不住，流言满天飞。传闻越多，离真相也就越远。如果说赵秉钧是被毒死，其家属和医生似乎应提出疑问，但当时并没有人这样做。赵秉钧之孙赵纯佑也认为，其先祖赵秉钧只是病死而已，后人作传，妄加枝叶，引人猜疑认为系袁世凯有加害之嫌，其实赵秉钧是死于中风，即今天所说的“脑溢血”，死前倒卧在卧室床头侧旁，并无七孔流血症状，这是当时家属所亲见的。由此，认定赵秉钧是被袁世凯毒死，多少有些武断，只是其死亡的时间与应桂馨的被杀过于接近，这才有了各种附会传闻。
读者也许要问，应桂馨不是被关押在上海吗，如何会跑到北方被杀呢？原来，“二次革命”爆发后，应桂馨趁乱脱逃，后跑到北京向袁世凯索要暗杀宋教仁的酬金，结果钱没要到反被人恐吓，应桂馨见势不妙，慌忙乘火车逃往天津，走到半路就被人砍死在车厢内。据说，赵秉钧听到这个消息后不免抱怨了袁世凯一句：“你这样做，以后谁还敢和你共事？”
赵秉钧是否说过这句话，目前已无法查证，不过附会者多引用这句话作为袁世凯杀赵秉钧以杀人灭口的证据，但正如论语中说的，“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因为讨厌袁世凯，于是把所有相干、不相干的罪名全扣在袁世凯的头上，很多历史的真相由此被扭曲，进而导致一个完全失真的逻辑链。
以“宋案”为例，目前的主流写法是，袁世凯是谋杀宋教仁的主谋，为了杀人灭口，他又派人毒死武士英，接着派人砍死应桂馨，进而毒死赵秉钧，好在袁世凯死得早，不然后来洪述祖的死恐怕也要算到他的头上。一言譬之，袁世凯是坏人，所有的恶行都与他有关。
事实上，这条逻辑链看似完美，细加推敲则处处漏洞。首先，杀手武士英死于上海沪军军营，当时上海远不是北洋系的地盘，袁世凯并没有能力到上海的地界上为所欲为，如果说武士英是被谋杀，背后的主谋倒极有可能是应桂馨或陈其美。赵秉钧的死也是一样，仅仅因为时间上的巧合而被附会成系列死亡案的一环，实则以现任大总统谋杀原任总理未免有些匪夷所思，而赵秉钧担任的直隶都督乃是当时最重要的地方军政长官，此时革命党已被打垮，风头早已过去，袁世凯又何必如此呢？
就算袁世凯与宋教仁的关系，也远不是想象中的那般对立，各种传闻往往充满了历史的误会与以讹传讹。据民国记者黄远庸的记载，袁世凯得知宋教仁遇刺后的第一反应是极为意外，随后即发电慰问并令江苏及上海方面缉拿凶手，等到第二天下午4点，袁世凯午睡初起，秘书前来报告宋教仁去世的消息时，袁世凯为之愕然，说：“有这等事吗？快拿电报来。”看完电报，袁世凯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如何是好呢？国民党失去了宋教仁，少了一个明白事理的首脑，以后越难讲话了。”这句话是很耐人寻味的。
从宋教仁这边的表现来看，他遇刺后想到的第一个人并不是国民党领袖孙中山而是北京的袁世凯，这个态度对整个案情的判断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在给袁世凯的电报中，宋教仁也是殷殷相托，始终没有把谋刺的怀疑对象指向袁世凯。或许在宋教仁的直觉中，袁世凯应该是不会干这种勾当。
从经历上看，袁世凯与宋教仁的交往并不算多，时间也很短。在清末“间岛问题”的交涉中，袁世凯对宋教仁是“只闻其名、未谋其面”，但宋教仁的才华与爱国热忱应该给袁世凯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民国成立后，宋教仁加入唐绍仪内阁为农林总长，他每次去总统府见袁世凯时，袁对他都是非常客气而尊重。据张国淦回忆，他当时因为担任国务院秘书长，需每日进总统府办事，袁世凯偶尔谈及宋教仁时，也多为推许之词。
据说，宋教仁初次见到袁世凯时，袁看见他身上穿的衣服非常破旧，便问宋的制服是否还是留日学生时代所购买，宋教仁说是，袁世凯当场没说什么。事后，袁世凯请人做了一套高级西服给宋教仁送去，宋穿上后非常合身，原来袁世凯谈话的时候就把尺码给记住了。这段故事，往往被说成袁世凯收买宋教仁的证据，但如果真有其事的话，也说明袁世凯在做人方面确实有一手。
另外还有个袁世凯送给宋教仁五十万元支票的故事，不过这个没有什么事实根据。这段故事出于革命党人蔡寄鸥的历史演义《鄂州血史》，其中有一份所谓的宋教仁“致袁世凯书”，其中称“袁总统惠赐五十万元，实不敢受，教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也无用处，请将原支票奉还”云云。
这封信，其实是蔡寄鸥自己编造出来的。且不说当时北京政府的财政极其困窘，即使袁世凯手头宽裕，当年的50万大洋是一笔巨款，大到足以武装一支军队。也有人说，这可能是袁世凯拨给宋教仁的办公经费，但从语句中看，宋教仁已经辞去农林总长的职务，即使是总长的办公费，50万已经是很大的数目，何况这是公费而不是私人馈赠。无论从手续还是财政上看，一次性赠给50万巨款都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袁世凯与宋教仁也不是没有矛盾。据张国淦所说，首次国会选举期间，宋教仁到南方各省四处演说拉票并不断抨击北京政府，有一次袁世凯从报上看到宋教仁在黄州的演说词后，脸色就很不好看，说他“口锋何必如此尖刻”，但对宋教仁的不满之情，也仅此一次。
国民党人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固然让袁世凯有些惊慌，但老袁毕竟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各种凶险场面他都见过，还不至于被年轻的国民党所吓倒。袁世凯的对策有两个，一是联合由清末立宪派组成的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成一个新的政党，即后来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以抵消国民党带来的政治影响力；二是用金钱、官职等大肆收买国民党议员，以达到分化、削弱国民党的目的。由于国民党是同盟会与其他小政党合并而来，扩党时期不免泥沙俱下，结果袁世凯这招果然奏效，很多国民党议员纷纷脱党，国民党在众议院很快丧失了优势地位。由此可见，袁世凯的两种对策都很成功，而且都在允许的法律、政治框架之内，在这一敏感时期去刺杀宋教仁，显然并不明智。
退一步说，即使将宋教仁给暗杀掉，国民党在宋教仁死后依然会推举新的代表来做总理，除去一个人并不能改变政治格局。作为国民党内的稳健派，宋教仁显然更符合袁世凯的利益，而且宋教仁还是革命党中与袁世凯私交比甚好的，如果宋被刺死，国民党推举一个激烈派出来组阁，这恐怕会让袁世凯更加为难。对此，袁世凯应是心知肚明。
再退一步说，即使宋教仁当上了内阁总理，国民党控制了国会，那又会怎么样呢？袁世凯就没有办法了吗？这种说法未免有些乐观。事实上，袁世凯的威望不仅仅是来自他的历史，而且来自北洋系和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这种枪杆子和官僚的力量，是年轻的宋教仁和国民党所不能比拟的。从袁世凯执政的历史来看，从没有哪个内阁总理对袁世凯起到过制约作用，总理没有，国会也没有。事实上，整个北洋时期，总理都不曾拥有过实权。
从政治态度上看，即使宋教仁当上内阁总理，也未必就会与袁世凯发生激烈的冲突。在赴北京之前，宋教仁就曾表示，实行责任内阁的话，大总统处于超然地位，政党只求组阁而不必争总统，换言之，宋教仁并不认为当时国内有谁比袁世凯更适合做大总统。既然如此，袁世凯又何必如此惧怕宋教仁做总理呢？再说了，在政治经验、人脉各方面都远胜于宋教仁的唐绍仪尚且三个月就狼狈下台，宋教仁做上总理后，如果没有袁世凯的支持，他究竟有多大作为，这显然是未知数。
再者，从刺杀时机来说，袁世凯也绝不会选在宋教仁即将北上之时进行。要知道，就在宋教仁遇刺前一天，袁世凯刚宣布将于4月8日召开国会，并发电报催促宋教仁立刻来京，如果此时将宋教仁刺死，未免有些太不明智。而且，上海并不是袁世凯的地盘，他如何会安排在上海的地界上干出这等勾当？如果说袁世凯与应桂馨合谋在上海刺死宋教仁，那他应该尽可能拖延宋教仁在上海的时间，为何反而一再催促宋教仁离开上海呢？这一切在逻辑上都是说不通的。
据说，宋教仁初次见到袁世凯时，袁看见他身上穿的衣服非常破旧，便问宋的制服是否还是留日学生时代所购买，宋教仁说是，袁世凯当场没说什么。事后，袁世凯请人做了一套高级西服给宋教仁送去，宋穿上后非常合身，原来袁世凯谈话的时候就把尺码给记住了。这段故事，往往被说成袁世凯收买宋教仁的证据，但如果真有其事的话，也说明袁世凯在做人方面确实有一手。
另外还有个袁世凯送给宋教仁五十万元支票的故事，不过这个没有什么事实根据。这段故事出于革命党人蔡寄鸥的历史演义《鄂州血史》，其中有一份所谓的宋教仁“致袁世凯书”，其中称“袁总统惠赐五十万元，实不敢受，教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也无用处，请将原支票奉还”云云。
这封信，其实是蔡寄鸥自己编造出来的。且不说当时北京政府的财政极其困窘，即使袁世凯手头宽裕，当年的50万大洋是一笔巨款，大到足以武装一支军队。也有人说，这可能是袁世凯拨给宋教仁的办公经费，但从语句中看，宋教仁已经辞去农林总长的职务，即使是总长的办公费，50万已经是很大的数目，何况这是公费而不是私人馈赠。无论从手续还是财政上看，一次性赠给50万巨款都是不可想象的。
当然，袁世凯与宋教仁也不是没有矛盾。据张国淦所说，首次国会选举期间，宋教仁到南方各省四处演说拉票并不断抨击北京政府，有一次袁世凯从报上看到宋教仁在黄州的演说词后，脸色就很不好看，说他“口锋何必如此尖刻”，但对宋教仁的不满之情，也仅此一次。
国民党人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固然让袁世凯有些惊慌，但老袁毕竟在官场上摸爬滚打了几十年，各种凶险场面他都见过，还不至于被年轻的国民党所吓倒。袁世凯的对策有两个，一是联合由清末立宪派组成的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合并成一个新的政党，即后来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以抵消国民党带来的政治影响力；二是用金钱、官职等大肆收买国民党议员，以达到分化、削弱国民党的目的。由于国民党是同盟会与其他小政党合并而来，扩党时期不免泥沙俱下，结果袁世凯这招果然奏效，很多国民党议员纷纷脱党，国民党在众议院很快丧失了优势地位。由此可见，袁世凯的两种对策都很成功，而且都在允许的法律、政治框架之内，在这一敏感时期去刺杀宋教仁，显然并不明智。
退一步说，即使将宋教仁给暗杀掉，国民党在宋教仁死后依然会推举新的代表来做总理，除去一个人并不能改变政治格局。作为国民党内的稳健派，宋教仁显然更符合袁世凯的利益，而且宋教仁还是革命党中与袁世凯私交比甚好的，如果宋被刺死，国民党推举一个激烈派出来组阁，这恐怕会让袁世凯更加为难。对此，袁世凯应是心知肚明。
再退一步说，即使宋教仁当上了内阁总理，国民党控制了国会，那又会怎么样呢？袁世凯就没有办法了吗？这种说法未免有些乐观。事实上，袁世凯的威望不仅仅是来自他的历史，而且来自北洋系和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这种枪杆子和官僚的力量，是年轻的宋教仁和国民党所不能比拟的。从袁世凯执政的历史来看，从没有哪个内阁总理对袁世凯起到过制约作用，总理没有，国会也没有。事实上，整个北洋时期，总理都不曾拥有过实权。
从政治态度上看，即使宋教仁当上内阁总理，也未必就会与袁世凯发生激烈的冲突。在赴北京之前，宋教仁就曾表示，实行责任内阁的话，大总统处于超然地位，政党只求组阁而不必争总统，换言之，宋教仁并不认为当时国内有谁比袁世凯更适合做大总统。既然如此，袁世凯又何必如此惧怕宋教仁做总理呢？再说了，在政治经验、人脉各方面都远胜于宋教仁的唐绍仪尚且三个月就狼狈下台，宋教仁做上总理后，如果没有袁世凯的支持，他究竟有多大作为，这显然是未知数。
再者，从刺杀时机来说，袁世凯也绝不会选在宋教仁即将北上之时进行。要知道，就在宋教仁遇刺前一天，袁世凯刚宣布将于4月8日召开国会，并发电报催促宋教仁立刻来京，如果此时将宋教仁刺死，未免有些太不明智。而且，上海并不是袁世凯的地盘，他如何会安排在上海的地界上干出这等勾当？如果说袁世凯与应桂馨合谋在上海刺死宋教仁，那他应该尽可能拖延宋教仁在上海的时间，为何反而一再催促宋教仁离开上海呢？这一切在逻辑上都是说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