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郁闷：欲用蒋介石心腹换张学良失败(转载)
对于卢汉义释张群一事，周恩来就有自己的看法，1950年，千家驹到北京时，周恩来在对他谈起此事时曾说：“卢汉未与我们商量，便把张群放了。如果不放的话，我们可以当作筹码与张学良交换。”本文摘自2005年第1期《文史春秋》，作者赵子云，原题为《卢汉释放张群之谜》。
1961年10月，张群与夫人马育英举行结婚50周年的“金婚”，蒋介石表示对老友的恭贺，特别亲自扶张群入坐。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后继续乘胜进军，11月先后解放了贵州、广西、重庆，云南已处在三面包围之中，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云南省保安司令卢汉，看清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于12月9日毅然宣布起义，投向人民一边。但两天后的12月11日，却做出了一件惊人的举动，即释放了被扣押的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对于此事，尤其对张群于变局中的态度，至今仍只有一些零碎片段报道面世，令人有扑朔迷离之感。
远在抗日战争期间，云南便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统治的大后方。1949年南京解放后，国民党统治已濒于土崩瓦解之势。至11月，四川又将全部解放，但是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妄图利用云南作为负隅顽抗的最后据点，决心保持住这一通向国外取得帝国主义援助最方便的基地。
正当国民党中央军事机关大批向昆明准备迁移之际，中共刘、邓大军已兼程向大西南挺进，11月15日攻克贵阳，22日占桂林，30日重庆又告解放，白崇禧的十几万大军几乎不战而溃，只有黄杰所部逃入越南。而最为蒋介石欣赏的战将、黄埔一期的宋希濂的精锐部队亦在重庆南部被歼，宋本人做了俘虏。正所谓兵败如山倒。当时国民党内怨声四起：党国摩擦，失尽党心；币制改革，失尽民心；编遣军队，失尽军心。陈立夫误党、吴铁城（政学系）误政、陈诚误军、孔宋误蒋、蒋误天下。由此可窥国民党内部人心之一斑。
为了掌握锐减的军力，更为了巩固后方“以守待变”，蒋介石不得不一改过去排挤地方势力的做法，对卢汉予以笼络，尽量满足云南地方势力所提出的军资需求以为安抚。并批准成立有四个保安总队的云南省保安司令部（后又扩充），卢汉任保安司令。还改组了云南警备总司令部，改组后的警备总司令部及新建的云南保安司令部均受卢汉节制指挥（此前卢汉虽是云南省政府主席，却没有指挥警备司令部的权力）。
但此时整个战局势态逆转急下，卢汉认清了形势终于毅然易帜，接受中共领导。对于卢汉及当时云南的情况，嗅觉灵敏的保密局云南站早有觉察，1949年8月，他们在一份呈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即有提醒：“滇情概要一、卢汉主滇四事，初对中央恭顺，继则恃其出兵东北作战微功，先后排除李宗黄、杜聿明、霍拨章。迨何绍周入滇，应付无方，能力有限，又值东北国军失利，卢汉遂萌割据自雄之念。二、卢欲扩充武力，苦无借口，乃纵容匪谍在境内活动，迨匪势燎原，乘机要求成立保安团队，不数月扩充至15个团，于是并排除何绍周（何庆钦侄、云南警备司令———笔者注），接收中央在滇之机关……五、卢汉心存割据，对全局认识不清，反共立场，并不坚定……目前之计，中央似宣安其心畏其权，不时派大员抚慰，徐徐诱导，使其毅然反共，坚决剿匪。”
客观上来说，这份报告比较近实情，而保密局人员在报告中建议“派大员抚慰，徐徐诱导”也得到蒋介石的接纳与实行。
针对卢汉的“投降主义”，蒋介石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命李弥的第八军和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驻守滇边，箝制云南。同时以子弹、银弹和政府大员极力劝喻予以笼络，西南军政长官张群便于这种背景之下出使昆明。
选派张群出使，除因他早在北伐之初已经成为蒋介石的说客代表和代言人，而有“华阳相国”之称，张本身为四川人，与西南有地缘关系。尤其在抗战期间，透过组织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及在重庆时期的川康兴业公司、与西南的一些军政大员有直接接触，并曾经通过他们的支持，继任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主席，更得以协调中央与地方之间、四川与邻近省份之间的关系。而张群本人当然也意识到云南卢汉对整个危局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任西南长官期间，张群和卢汉已建立了相当的情谊。
这是缘由毛人凤从1949年9月12日赴昆明，直到10月13日止，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已发觉卢汉不可靠，有反蒋投共的可能，他曾向蒋介石建议及早撤换卢汉，但张群在蒋面前力保卢汉，认为卢汉不会投向共产党，蒋介石听从了张群的意见。所以张、卢二人私交甚厚。张群既是当时最受蒋介石信任（老同学、老同事关系），又对西南军政人员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人，再者，他也要为自己支持卢汉的言行负责，所以成为蒋介石与卢汉之间最佳桥梁，他曾数次入滇。
卢汉终于在1949年12月9日晚10时，通电全国，举行了起义，并同时扣押了包括当天刚到的张群在内的8名国民政府军政大员：张群、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二十六军第×师师长石补天、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兼宪兵西南区指挥李楚藩、宪兵西南区指挥部参谋长童鹤莲、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官沈延贲、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兼云南省绥靖公署保卫处处长沈醉。
对于卢汉的反戈，台湾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以蒋介石日记为底本，所编的《蒋中正总统事略稿本》1949年12月9日条中，是这样记载的：“……张群与彼（李弥、余程万、龙泽汇等———笔者注）等同机飞赴昆明。下午二时后，忽得飞机于昆明被扣留消息，乃知变生肘腋。公初尚能与张群通话，知其尚未与卢汉晤面，乃至夜间，渝昆电讯已不复通矣。又得报：刘文辉、邓锡侯尚逗留于成都北门外，公甚疑其另有诡谋，如卢汉叛国降匪，必与他们互通声气也。”
张群被扣押后，单独住在卢汉新公馆内，生活上很受优待。当天夜里，他写了一封信给卢汉，详述了近几年来，他维护云南，维护卢汉深厚的交情，表示今后不再过问政治，希望卢汉让他去香港侨居。
卢汉见信后，派省政府委员杨文清去做张群工作，希望张和他们一致行动。张群说：“你们的起义行动我是很同情的，我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国民党的确是无法挽回了。蒋先生过去所做所为，连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一生都是一个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致行动。如果你们要把我当作俘虏看待，交给共产党，我想他们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要是你们让我走，我很感激，我今后也不再做甚么事，到海外做个寓公算了。”
卢汉经过考虑，同意释放他去香港。于12月11日上午把张群送走（搭乘一架英国飞机）。张群对卢汉的关照特别感谢，一再托送行的杨文清代他致意，并和送行人员一一握手道别。
在张群获释离滇前，卢汉曾给他一封短信表明心迹：“此次明公来滇，任务至重，大势已去……以是公情私谊，唯有送公赴港，无以报德。”此函现存于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案”第54048号。这是张群抵港后休息了几天即转船去了台湾，在他所呈的汇报中附上此函的。如此看来，虽然卢汉决心脱离反动阵营，投向了人民，但其内心仍残存着传统道德思想中的袍泽之谊，充满着一个“义”字。（这一点似与张学良相同）
1961年10月，张群与夫人马育英举行结婚50周年的“金婚”，蒋介石表示对老友的恭贺，特别亲自扶张群入坐。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后继续乘胜进军，11月先后解放了贵州、广西、重庆，云南已处在三面包围之中，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云南省保安司令卢汉，看清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于12月9日毅然宣布起义，投向人民一边。但两天后的12月11日，却做出了一件惊人的举动，即释放了被扣押的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对于此事，尤其对张群于变局中的态度，至今仍只有一些零碎片段报道面世，令人有扑朔迷离之感。
远在抗日战争期间，云南便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统治的大后方。1949年南京解放后，国民党统治已濒于土崩瓦解之势。至11月，四川又将全部解放，但是蒋介石不甘心失败，妄图利用云南作为负隅顽抗的最后据点，决心保持住这一通向国外取得帝国主义援助最方便的基地。
正当国民党中央军事机关大批向昆明准备迁移之际，中共刘、邓大军已兼程向大西南挺进，11月15日攻克贵阳，22日占桂林，30日重庆又告解放，白崇禧的十几万大军几乎不战而溃，只有黄杰所部逃入越南。而最为蒋介石欣赏的战将、黄埔一期的宋希濂的精锐部队亦在重庆南部被歼，宋本人做了俘虏。正所谓兵败如山倒。当时国民党内怨声四起：党国摩擦，失尽党心；币制改革，失尽民心；编遣军队，失尽军心。陈立夫误党、吴铁城（政学系）误政、陈诚误军、孔宋误蒋、蒋误天下。由此可窥国民党内部人心之一斑。
为了掌握锐减的军力，更为了巩固后方“以守待变”，蒋介石不得不一改过去排挤地方势力的做法，对卢汉予以笼络，尽量满足云南地方势力所提出的军资需求以为安抚。并批准成立有四个保安总队的云南省保安司令部（后又扩充），卢汉任保安司令。还改组了云南警备总司令部，改组后的警备总司令部及新建的云南保安司令部均受卢汉节制指挥（此前卢汉虽是云南省政府主席，却没有指挥警备司令部的权力）。
但此时整个战局势态逆转急下，卢汉认清了形势终于毅然易帜，接受中共领导。对于卢汉及当时云南的情况，嗅觉灵敏的保密局云南站早有觉察，1949年8月，他们在一份呈给蒋介石的报告中即有提醒：“滇情概要一、卢汉主滇四事，初对中央恭顺，继则恃其出兵东北作战微功，先后排除李宗黄、杜聿明、霍拨章。迨何绍周入滇，应付无方，能力有限，又值东北国军失利，卢汉遂萌割据自雄之念。二、卢欲扩充武力，苦无借口，乃纵容匪谍在境内活动，迨匪势燎原，乘机要求成立保安团队，不数月扩充至15个团，于是并排除何绍周（何庆钦侄、云南警备司令———笔者注），接收中央在滇之机关……五、卢汉心存割据，对全局认识不清，反共立场，并不坚定……目前之计，中央似宣安其心畏其权，不时派大员抚慰，徐徐诱导，使其毅然反共，坚决剿匪。”
客观上来说，这份报告比较近实情，而保密局人员在报告中建议“派大员抚慰，徐徐诱导”也得到蒋介石的接纳与实行。
针对卢汉的“投降主义”，蒋介石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命李弥的第八军和余程万的第二十六军驻守滇边，箝制云南。同时以子弹、银弹和政府大员极力劝喻予以笼络，西南军政长官张群便于这种背景之下出使昆明。
选派张群出使，除因他早在北伐之初已经成为蒋介石的说客代表和代言人，而有“华阳相国”之称，张本身为四川人，与西南有地缘关系。尤其在抗战期间，透过组织川康经济建设委员会及在重庆时期的川康兴业公司、与西南的一些军政大员有直接接触，并曾经通过他们的支持，继任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主席，更得以协调中央与地方之间、四川与邻近省份之间的关系。而张群本人当然也意识到云南卢汉对整个危局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任西南长官期间，张群和卢汉已建立了相当的情谊。
这是缘由毛人凤从1949年9月12日赴昆明，直到10月13日止，这一个多月时间里，已发觉卢汉不可靠，有反蒋投共的可能，他曾向蒋介石建议及早撤换卢汉，但张群在蒋面前力保卢汉，认为卢汉不会投向共产党，蒋介石听从了张群的意见。所以张、卢二人私交甚厚。张群既是当时最受蒋介石信任（老同学、老同事关系），又对西南军政人员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人，再者，他也要为自己支持卢汉的言行负责，所以成为蒋介石与卢汉之间最佳桥梁，他曾数次入滇。
卢汉终于在1949年12月9日晚10时，通电全国，举行了起义，并同时扣押了包括当天刚到的张群在内的8名国民政府军政大员：张群、第八军军长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二十六军第×师师长石补天、宪兵司令部副司令兼宪兵西南区指挥李楚藩、宪兵西南区指挥部参谋长童鹤莲、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官沈延贲、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兼云南省绥靖公署保卫处处长沈醉。
对于卢汉的反戈，台湾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档案”以蒋介石日记为底本，所编的《蒋中正总统事略稿本》1949年12月9日条中，是这样记载的：“……张群与彼（李弥、余程万、龙泽汇等———笔者注）等同机飞赴昆明。下午二时后，忽得飞机于昆明被扣留消息，乃知变生肘腋。公初尚能与张群通话，知其尚未与卢汉晤面，乃至夜间，渝昆电讯已不复通矣。又得报：刘文辉、邓锡侯尚逗留于成都北门外，公甚疑其另有诡谋，如卢汉叛国降匪，必与他们互通声气也。”
张群被扣押后，单独住在卢汉新公馆内，生活上很受优待。当天夜里，他写了一封信给卢汉，详述了近几年来，他维护云南，维护卢汉深厚的交情，表示今后不再过问政治，希望卢汉让他去香港侨居。
卢汉见信后，派省政府委员杨文清去做张群工作，希望张和他们一致行动。张群说：“你们的起义行动我是很同情的，我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国民党的确是无法挽回了。蒋先生过去所做所为，连我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一生都是一个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私人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能和你们一致行动。如果你们要把我当作俘虏看待，交给共产党，我想他们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要是你们让我走，我很感激，我今后也不再做甚么事，到海外做个寓公算了。”
卢汉经过考虑，同意释放他去香港。于12月11日上午把张群送走（搭乘一架英国飞机）。张群对卢汉的关照特别感谢，一再托送行的杨文清代他致意，并和送行人员一一握手道别。
在张群获释离滇前，卢汉曾给他一封短信表明心迹：“此次明公来滇，任务至重，大势已去……以是公情私谊，唯有送公赴港，无以报德。”此函现存于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档案”第54048号。这是张群抵港后休息了几天即转船去了台湾，在他所呈的汇报中附上此函的。如此看来，虽然卢汉决心脱离反动阵营，投向了人民，但其内心仍残存着传统道德思想中的袍泽之谊，充满着一个“义”字。（这一点似与张学良相同）
@周五周六到周日 2016-05-15 17:16:05
哪里弄的这种狗屁不通的玩意
写的跟中学 历史 书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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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哪里弄的这种狗屁不通的玩意
写的跟中学 历史 书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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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周五周六到周日 2016-05-15 17:13:07
哪里搞来的东西回来
小六子根本就不会
至于老周
六子这老王八恨死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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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哪里搞来的东西回来
小六子根本就不会
至于老周
六子这老王八恨死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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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周六到周日 2016-05-15 17:13:07
哪里搞来的东西回来
小六子根本就不会
至于老周
六子这老王八恨死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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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colcol 2016-05-18 15:01:19
不会的，张一直很钦佩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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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搞来的东西回来
小六子根本就不会
至于老周
六子这老王八恨死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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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colcol 2016-05-18 15:01:19
不会的，张一直很钦佩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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