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
【原文】
来书云：“上蔡①尝问天下何思何虑②。伊川云：‘有此理，只是发得太早③。’在学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须识得‘何思何虑’的气象，一并看为是。若不识得这气象，便有正与助长之病；若认得‘何思何虑’，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又堕于无也。须是不滞有，不堕于无。然乎否也？”
所论亦相去不远矣，只是契悟未尽。上蔡之问，与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与孔子《系辞》原旨稍有不同。《系》言“何思何虑”，是言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更无别思别虑耳，非谓无思无虑也。故曰：“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云殊途，云百虑，则岂谓无思无虑邪？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个，更有何可思虑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动，原自感而遂通。学者用功，虽千思万虑，只是要复他本来体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故明道云：“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④”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虑”正是工夫。在圣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学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把作效验看了，所以有“发得太早”之说。既而云：“却好用功⑤”，则已自觉其前言之有未尽矣。濂溪主静⑥之论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虽已不为无见，然亦未免尚有两事也。
①上蔡：指谢良佐（1050—1103），字显道，河南上蔡人。程门四大弟子之一，著作有《上蔡语录》等。
②天下何思何虑：语出《易.系辞下》，原文“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
③有此理，只是发得太早：语出《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上蔡语录》，原文“是则足有此理，贤却发得太早在。”
④“君子”三句：见《河南程氏文集》卷二《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
⑤却好用功：原文见《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上蔡语录》，原文“恰好著工夫也。”
⑥主静：周敦颐《周子全书》卷一《太极图说》有“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
【译文】
来信说：“上蔡曾经问，对于‘天下何思何虑 ？’这句，程伊川先生说‘有此理，只是发得太早 ’。从求学者下功夫的角度而言，固然是‘必有事焉而勿忘 ’，但也必须要知道‘何思何虑 ’的境况，两者要兼顾着看才行。要是不认识这境况，就会产生‘正 ’与‘助长 ’的毛病；要是认识了‘何思何虑’的境况，而忘记了‘必有事焉 ’的功夫，恐怕又会墜于虚无。必须要不凝滞于有，不坠陷于无。这样理解对吗？ ”
你所说的（离真理）不远了，只是领悟得还不完整。上蔡的提问与伊川的回答，也只是上蔡、伊川的看法，与孔子《系辞》中原本的意思稍有不同。《系辞》中说“何思何虑”，是说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而没有其它的思虑了，并不是说无思无虑了。所以，《系辞》上才说“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说“殊途”，说“百虑”，那怎么能说是无思无虑呢？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天理只有一个，还有什么可以思虑的呢？天理原本是寂然不动的，原本是（经过人）自己感触而就可以通晓的。求学的人下功夫，虽然有千思万虑，也只是要恢复天理本来的体用而已，不是用一己的私意，去安排思索出来的。所以明道说：“君子之学，莫若廓然大公，物来而顺应。”若是用个人的私意去安排思索，就是刚愎自用了。“何思何虑”正是功夫。在圣人的性份上来说，就是自然而然就可做到；在求学者的性份上来说，就要勉力去行才能做到。伊川却把它当作效验来看了，所以才有“发得太早”的说法。之后又说了句“却好用功”，说明他自己也察觉到前面的话还没有说透彻。濂溪先生“主静”的说法也是这个意思。现在你的话，虽然也不能说没有见地，但还不免将功夫看做是两件事了。
【解析】
对于“何思何虑”这四个字，上蔡和伊川都是按照无思无虑来理解的。道通引用这二人的话，是想说明这样一种学习体悟：求学的人一方面要下“必有事焉而勿忘”的功夫，但是也要明白无思无虑是天理的本然，这样才能既知道“用”，又知道“体”。进而得出，求学的人如果只执着于“何思何虑（无思无虑）”的“体”，而忘记了“必有事焉”的“用”，则又会墜于虚无，故此二者必须兼顾，才是正确求学之法。
对道通这番心得之谈，阳明大体上是肯定的，但是指出其中一个问题，那就是“何思何虑”不该理解为“无思无虑”，而应该解释为“所思所虑只是一个天理”，这样一来，“何思何虑”这四个字就从形容词性质转换为了动词性质，以形容词性质而谈，伊川才会将其当做效验看，也就有了“发得太早”的说法。当然，阳明又引用伊川后来所说的话，表明伊川其后也察觉了自己之前说的不透彻，又打了些补丁以修复前言的漏洞。最后又指出道通将功夫看做两件事，是说他将“必有事焉”和“何思何虑”看成了两种不同的事了，而按阳明这里的解释，“必有事焉”和“何思何虑”是同一件事，犹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都是指人心对天理的遵循。
阳明之所以有此一辨析，还是为了将儒门心法和佛门心法区分开来，如果将“何思何虑”按“无思无虑”来解释，儒门心法无疑就和佛门心法相同，坠入寂灭虚无，这是阳明所一再强调撇清的一个关节，务必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爱鱼儿爱四四 2012-11-27 07: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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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火柴的大胖子 2012-11-27 09:43:14
有心为善，善可赏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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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学者的功夫，必须从“有心为善”起，有进后，忘赏而天之赏自然至。

131
【原文】
来书云：“凡学者才晓得做工夫，便要识得圣人气象①。盖认得圣人气象，把做准的，乃就实地做工夫去，才不会差，才是作圣工夫。未知是否？”
先认圣人气象，昔人尝有是言矣，然亦欠有头脑，圣人气象自是圣人的，我从何处识认？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体认，如以无星之称而权轻重，未开之镜而照妍媸，真所谓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圣人气象，何由认得？自己良知，原与圣人一般。若体认得自己良知明白，即圣人气象不在圣人而在我矣。程子尝云：“觑著尧，学他行事，无他许多聪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动容周旋中礼②？”又云：“心通于道，然后能辨是非。”今且说通于道在何处？聪明睿智从何处出来？
①圣人气象：语出《二程遗书》卷二十二上，原文“伊川云：‘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会语言，要识圣贤气象。’”
②动容周旋中礼：语出《孟子．尽心篇》。
【译文】
来信写道：“大凡学者开始懂得做工夫，就要先懂得圣人的气象。只有认得圣人气象，把圣人的气象当成具体标准，去实地做功夫，才不会有差错，才是作圣人的工夫，不知是否真的如此？”
（求学的人）首先要认识得圣人的气象，前人已经说过这样的话，但是还少一个核心的理念。圣人的气象只是圣人的，我又从什么地方认识到呢？如果不从自己的良知上真切体认，就好像用没有星的称去称轻重，用未打磨的铜镜去照人的容貌，真是所谓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圣人的气象从什么地方才能认识到呢？自己的良知，本来与圣人没有区别。如果能清楚地体认自己的良知，那么，圣人的气象就不在圣人那里，而在我身上了。程颐曾经这样说：“觑著尧，学他行事，无他许多聪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动容周旋中札？”他又说：“心通于道，然后能辨是非。”那么，你现在讲讲出在哪里可以与道相通？从哪里又可以得到聪明睿智呢？
【解析】
这段的文意本身没有什么难点，不再就原文做过多解释。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阳明心学作为一种学说，为什么阳明先生开始时坚持不立文字。不立文字的说法来源于佛家的禅宗，在禅宗有“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十六字心传。不立文字的本意，是因为语言文字作为一种传播思想意义的载体，有其很大的局限性，作为辅助工具来用还可，如果将其作为求学者所效仿的主体，往往会产生流弊，禅宗有此一说的本来用意，正是为了消除以语言为传播载体所产生的流弊。
阳明这里的意思，明显和禅宗的这种用意异曲同工，那就是双方都认为“第一义”这个层次的东西，实际是不可说，但是就是这个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已经在这里絮絮叨叨谈了一大篇，某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愿圣贤莫怪。
《二程遗书》中，程颐其实已经将文字的作用给矮化了，他说“凡看文字，非只是要理会语言”，随后提出了“要识圣贤气象”。程颐提出的这个“要识圣贤气象”未尝不是指理会自己的方寸之心，只可惜他说的太模糊，所以后人也只能从字面意思上得出程颐说的“圣贤气象”也就是圣贤气象。
这个盲点就被阳明先生欣喜地察觉了，他立即爬上程颐的肩膀上将程颐的话进行了扬弃，在他看来，“要识圣贤气象”毕竟还是有隔靴搔痒之嫌，于是，阳明将靴子脱掉了，更彻底点，连袜子也拉了下来。语言文字在这里，连“第二义”的位置都保不住，因为“第二义”的位置被程颐强行赋予给“圣贤气象”了，那么第一义就是阳明先生主推的“每个人的良知了”，良知！又见良知，除了良知之外也只有良知，阳明先生一辈子其实只说过一句话，这一句话其实就只有两个字，那就是“良知”，如果非要让他多加上一个字的话，那就是“致良知”。

@卖火柴的大胖子 2012-11-28 10:39:01
多谢教诲！还有一点问题请楼主讲解一下，
以自我为中心的善恶是真正的善恶吗？为什么草可以除而不动心呢？推而广之是不是所有妨碍你的都可以除去，只是不动心就可以？生存竞争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面对别人的妨碍甚至伤害，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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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此心不动,其实已经是动心了,不动心是指一切循理而动,不掺杂自己的主观私意.所言的以自我为中心说法过于笼统,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草除而不动心请参看相关章节的解析.面对别人的妨碍甚至伤害,当然仍要依理而行,知道这样讲还难以让人信服,但大原则就是如此,良知并不是乡愿般的无原则的仁慈,而是要随时随境恰允应对,以实现人心和天理的合一,这些也并非语言所能言尽,还需要在事物上随时体会.

@卖火柴的大胖子 2012-11-29 10:30:34
多谢楼主。我悟性比较差，楼主不要烦。
请问王阳明吃鱼吗？他是否亲自杀鱼？要是别人杀鱼他看到鱼被杀的时候是否可怜它们呢？即使君子远庖厨躲着不看，他在吃鱼的时候是否能感觉到鱼的痛苦呢？何况众生平等，鱼也没有招惹人类。把心中这一点对鱼可怜的善念扩充，不吃鱼，不杀生，是否又是佛教呢？同理，人类应该打猎吗？应该杀生吗？
还有一个三国的故事，刘璋邀请刘备到了成都共同抵抗曹操，面对刘璋，该不该夺取他的地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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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的提问，我就喜欢这些有挑战性的问题，但是所答是否能让人信服，就不敢自夸了，仅仅就自己理解的程度谈一下，也不能作为定论。
阳明先生是不是一个素食主义者，还真没有考证过。佛家主张的不杀生，颇有墨家的兼爱意味，即对于所有有生命的东西给于无差别的爱，从理论上说，倒真是最彻底践行了“圣人视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主张，但是即便是彻底的素食主义者，毕竟还要靠食物才能生存，食物的来源，不是植物就是动物，因为植物的形体和人的形体相差甚远，素食者一般观念中认为吃肉是一件残忍的事情，而吃素却可以接受，岂不知，植物被人催折残害而为人所食同样不能尽其天年，如果是彻底的“万物一体”论的仁者，岂不是要什么都不吃才能尽其良知？而我之肉身不能进食自然不得存续。从这里，可以看出，佛家的兼爱众生论走进了死胡同。
所以，儒家谈仁爱，就有一个远近的次序而言，开始也就是从孝敬双亲，兄弟姐妹互相关爱，然后将这种仁爱之心扩充到朋友和其他人身上，当然，也可以扩展到动物、植物以及对环境的保护身上。但是这其中是有一个远近亲疏的差别的，这也是理之使然，不能将其归类为人之私意。
刘备夺取刘璋地盘的事情从小德方面说，是不义之举，但是从结束军阀割据的大德方面言，却是得民心之义举，所谓行大惠不计小义是也。至于日本崇尚心学，在其明治维新之时，自然是起到了正面作用，但是到了后来对外侵略，明显是本民族的私欲膨胀，这是日本民族性格中的恶引起的，不能归罪于心学之诱导。

@卖火柴的大胖子 2012-11-30 09:21:28
多谢楼主，楼主水平很高足可以教我。其实佛教是可以自圆其说的，理论渊博至极。阳明先生早年曾深入学习了佛教，以其高深智慧，比我等强不知多少倍，不知为什么阳明先生又放弃了佛教，而开辟了心学，他究竟发现了佛教的什么不圆满之处？
我理解的是，每个人心中的道都不一样，可能与本人性格有关系，性格强硬者，愿意积极进取建功立业者，则可能服膺心学；性格温柔者，充满博爱者则可能更倾向于内敛，所以喜欢佛教。是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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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谬赞，虚誉万不敢当。佛学博大精深，自成一体，也不敢妄评，但从佛学流传的效果看，自古以来没有以佛立国而能昌盛者，原因就在于佛家过于侧重于一己之修为而舍弃了家国天下之“俗务”。这种彻底的超尘脱俗在儒家看来，如果用佛家自己的话语方式来反驳，其实是“着了相”，儒家则一切循理而动，讲求个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所以，勉强点来说，儒家更像是加强版的佛家，佛家更像测试版的儒家。
人根据各自的秉性而成就自己，阳明也有论及，具体参看写给顾东桥的信中的内容，每个人先天气质的不同，本身就是自然之理的一部分，人能循此理而成就各自的才气性情，当然也就是踏步在致良知的大道上了，强行做与自己天生气质相违逆的事情，正是私心自用，背理而行。在这一点上，楼主曾走过弯路，所以谈及此，感触颇深。

@沙滩孤雁 72楼
处贫贱，就存贫贱时的那个天理，处富贵，就存富贵时的那个天理，处患难，就存患难时的那个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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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库鲁 2012-11-30 17:02:59
请问，你的意思是说，有三个（或者多个）天理吗？
王阳明讲立志，和多数人讲立志，不同之处在于：一般人那个不能叫志向，只能叫欲望，因为目标是向外的，是身外之物。王阳明的志向，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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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理只有一个，本该如此的那个理就称为天理，不是说有三个。

132
【原文】
来书云：“事上磨练，一日之内，不管有事无事，只一意培养本原。若遇事来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觉，安可谓无事？但因事凝心一会，大段觉得事理当如此，只如无事处之，尽吾心而已。然仍有处得善与未善，何也？又或事来得多，须要次弟与处，每因才力不足，辄为所困，虽极力扶起而精神已觉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如何？”
所说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凡人为学，终身只为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论有事无事，只是做得这一件，所谓“必有事焉”者也。若说宁不了事，不可不加培养，却是尚为两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来，但尽吾心之良知以应之，所谓“忠恕违道不远①”矣。凡处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顿失次之患者，皆是牵于毁誉得丧，不能实致其良知耳。若能实致其良知，然后见得平日所谓善者未必是善，所谓未善者，却恐正是牵于毁誉得丧，自贼其良知者也。
①忠恕违道不远：语出《中庸》。
【译文】
来信写道：“在事上磨练，就是在一日之内，无论有事无事，只专心致志地栽培本源。如果有事来找我，或自己产生念头，如此心中就会有想法，怎么能认为是无事呢？但是，若依循着这些事情凝神想一下，一般会觉着道理理应如此。只是把它当没事一样看待，尽我的心罢了。然而，为何还有处理得好与处理得不好的情况呢？有时事情特多，需要一件一件地处理。往往因才力不够，被事情所困，虽竭力挺住，但精神已疲惫不堪。碰到这种情况，难免要静下来反省自己，宁可不把事情处理完，也不可不去栽培本源，这样做正确吗？”
所说的工夫，就你的情况而言，也只能这样下了，但出入有时也在所难免。人做学问，终身只是为了这一件事。自小到老，从早到晚，不管有事无事，也只是做这一件事，正是所说的“必有事焉”。如果说，宁可不把事情处理完，也不可不培养本源，却还是把它当成两件事了。“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情来了，只是尽我的良知去应对，这就是所说的“忠恕违道不远”。处理事情出现有时好有时不好的情况，并伴有困顿失序的毛病，都是由于被毁誉得失的心所连累，不能切实地致他的良知。若能切实地致他的良知，然后就能看到，平常所认为的善不一定就是善，所认为的不善（其实是善）的那个念头，却恐怕正是因为牵系于毁誉得失，而摧残其良知的东西。
【解析】
这段进入了“实战”案例的讨论，道通的提问很好，非常有代表性，也是广大心学学习者在现实世界中经常遇到的疑惑。关于对于有事和无事的应对，古人说过一句很好的格言，引用在这里：无事时，常照管此心，兢兢然若有事；有事时，却放下此心，坦坦然若无事。无事如有事提防，才可弭意外之变；有事如无事镇定，方可消局中之危。
普通人的情况是，没有事情时，杂念百出，也就是所谓的心没有在腔子里，饱暖思淫欲的原因就在这里，心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他就犹如一个容器，总要盛上点什么东西才能安生。没有事情时，私欲就会主动侵占你的心体，色心、惰心、傲心、怠心等等绝少出现在一个正在建筑工地的烈日下抗水泥包的农民工身上。但是，一个身居显位，大权在握，一呼百应，腰包充裕且监管乏力的政府官员，绝对有心情在大年初一和小三去宾馆开房。
正因为古人对人性有如此深刻的洞察，才提出了“无事时，常照管此心，兢兢然若有事。”不要以为无事时就真的无事，此时的事大着呢！什么事呢？照管好自己的心，别被私欲主宰了此心。但是照管好“无事”时的心也是一个很讲求技术的活儿。从前，有一个人想做到不让一块地长上杂草，他就经常去这块地除草，但是草除掉了又会长出，让他不胜其烦，后来一个智者给他出了一个主意，让这块地真的不再长杂草了，智者的意见是将这块地种上庄稼。
所以，“无事”这种境况从某种意义上对心体而言，的确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解决办法总是有的，也就是智者那个让地里长上庄稼的办法，没有事情时，心要主动让那些符合事理的有意义的事情所占据，而不是任由私欲自由泛滥，这个选择权就在于你的良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良知也真是踏上庸人之梯或者踏上圣贤之梯的一个枢纽。
再说说“有事”，就道通这段所谈的感受来说吧，“或事来得多，须要次弟与处，每因才力不足，辄为所困，虽极力扶起而精神已觉衰弱。”他这里的烦恼还仅仅是“辄为所困”，“精神已觉衰弱”等，对我等兢兢度日的小民来说，“有事”时，如果处理不好，比如工作上的事产生差错，是会直接造成被老板克扣工资的，这可是影响我们收入的大事。不仅仅是“感情受伤了”那种略带小资气质的一句轻佻抱怨。
因此，古人针对有事的情况，提出了“有事时，却放下此心，坦坦然若无事。”就算遇到了天大的事情，道理该怎么地还是怎么地，你自己如果方寸先乱，不能循理而行，无疑会乱上添乱。凡事皆讲求一个“无愧”，就算遇到了非常倒霉事情，事后你反省一下，如果自己在这件事情中处置得当，即便遭遇了难以避免的损失，也同样可以问心无愧，这种无愧正是遵循良知的正确指引才得到的。
现在总结一下，无事和有事的正确因应之法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此心要遵循良知的指引，所以阳明才说“凡人为学，终身只为这一事。”道通将“事”和“培养本源”分为两件看，显然不符合阳明学说的本意。至于对事情处理的好或者不好，以及困顿失次的毛病，阳明认为原因都可以从“不能实致其良知”的根上找。最后，又说，人若能实致其良知，平日自己认为是对的不一定真的就对，平日认为是不对的，那个认为不对的念头恐怕正是那个戕害自己良知的东西。
阳明最后这句话最好举个例子来理解，比如一个高三的同学，要考大学了，一点时间都不敢浪费，每天晚上都熬夜苦读到很晚，时钟的指针过了夜里十二点依然不肯睡觉，并且坚定地认为，自己多学一会儿就是按照自己良知的指引在“致良知”啊，岂不知，你的身体已经抵挡不住困倦的侵袭而如此强学，让身体生病了，得不偿失，已经是“违理而行”了，你自己误将其当做了致良知，正是阳明这里说的“平日所谓善者未必是善”。再说一个将“善”当做“不善”的例子，战国时期，赵武灵王最初要求胡服骑射之时，国中反对者甚众，这项改革对于那些反对者而言，可谓是“不善”，但是正是胡服骑射的改革让赵国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最后成为“战国七雄”之一，所以众人都认为的不善未必就真是不善。这是一个将“善”当做“不善”的例子。

@nbrbZj 2012-12-01 11:01:20
楼主继续，讲得非常精彩。但我想，王道要彰显，霸术也不可少，如养稚儿，父母姥爷也要对小儿斗智斗??，方能养得少儿聪慧强健，更遑论单位社会间人的竞争争斗了。鄙人认为，霸术王道兼顾，符合辩证法。不知楼主任何看待这个观点，请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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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作为一种政治理想，其实现需要一大批的政治精英和至少一代人的持续努力方能实现，阳明想倡明王道，但观其平乱剿匪之行，用兵布阵之法，处处都透漏出霸道的气息，如此而言，如果说阳明言行不一，大家肯定要困惑了，该如何解释这些呢？答案在于目的是什么，阳明所作所为不是为了一己的私欲，是为了安国保民，他的这些行为，可以认为是“用霹雳手段，以显菩萨心肠”，“霸道用于实现王道的目的”，此时的“霸道”更确切来说，应该称之为“霸术”，这种霸术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了一种实现王道的手段。所以，最重要的是施行霸术者的存心，心正则虽霸亦王，心斜则虽王亦霸，历史上的王莽就是一个虽王亦霸的人，以伪善骗得天下人心，纂权后又妄想恢复古制，实现天下的王道之治，但终因为违背了当时天下大多数人的心理而失败。外国的马丁路德金也曾经说过“不择手段，完成最高道德”，只可惜现今的大多数人只记住了前半句的“不择手段”，却忘记了后半句的“完成最高道德”。

@无所不Y 1322楼
不知楼主在此书完成后 可否再解《近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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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这个意向，倒是有另一个意向可以透漏一下，《传习录》主要是讲理论的，在经史子集里面可以划分为“经”部，纯讲理论会比较枯燥，下一个帖子我想以阳明心学的视角对某段历史进行一下分析，目前圈定的是秦亡汉兴这段历史，因为这段历史中产生了很多性格鲜明的历史人物，这些人物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表现具有很多“看点”，尽管描写这段历史的作品已经很多，但是通过心学的视角对历史上人物的成败利钝进行解读，我相信还没有人做过。我觉得将是一个比较有趣且很有意义的事情，希望大家到时候继续支持。

@蒲城旧民 1327楼
河南周口的平坟事件，楼主，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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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个，我只能说，人没有文化很可怕，为人父母没有文化更可怕，官员没有文化最可怕，河南地方之执政者是第三种！

133
【原文】
来书云：“致知之说，春间再承诲益，已颇知用力，觉得比旧尤为简易。但鄙心则谓与初学言之，还须带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处。本来致知格物一并下，但在初学未知下手用功，还说与格物，方晓得致知”云云。
格物是致知功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则是致知工夫亦未尝知也。近有一书与友人论此颇悉，今往一通细观之，当自见矣。
【译文】
来信写道：“致知的学说，春季再次承蒙承蒙教诲，已经深知当在何处着力了，感觉比旧有的学说简易多了。然而，我的意思是和初学的人谈致知，还须加上格物的意思，让他们知道从什么地方着手。本来致知格物是要一起用的，但是，初学的人不知功夫的入手处，还是要给他们说到格物，方可知道致知……”
格物正是致知的功夫，知道了致知就已经知道了格物。如果不知道格物，那就是连致知的工夫也不知晓。最近，我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曾详细地谈到了这个问题，现在把它寄给你，相信认真读后，就会明白。
【解析】
阳明这里所说的给朋友的一封信到底指的是那一封，后人说法纷纭，也没有确论。 “致知”两个字，仅从字面来理解，是推致自己的良知，意义好像比较抽象。阳明先生的思想显然不会被字面意思所束缚，他这里是将“致知”看做像是树的根，而“格物”就像是从这个根部生发出的枝叶，根深，方能叶茂。类似的见解在前文曾涉及多次，不再展开详谈。

134
【原文】
来书云：“今之为朱、陆之辩者尚未已。每对朋友言，正学不明已久，且不须枉费心力为朱、陆争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点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来，决意要知此学，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陆虽不辩，彼自能觉得。又尝见朋友中见有人议先生之言者，辄为动气。昔在朱、陆二先生所以遗后世纷纷之议者，亦见二先生工夫有未纯熟，分明亦有动气之病。若明道则无此矣。观其与吴涉礼①论介甫②之学云：‘为我尽达诸介甫，不有益于他，必有益于我也。③’气象何等从容！尝见先生与人书中亦引此言，愿朋友皆如此，如何？”
此节议论得极是极是。愿道通遍以告于同志，各自且论自己是非，莫论朱、陆是非也。以言语谤人，其谤浅。若自己不能身体实践，而徒入耳出口，呶呶度日，是以身谤也，其谤深矣。凡今天下之论议我者，苟能取以为善，皆是砥砺切磋我也，则在我无非警惕修省进德之地矣。
昔人谓“攻吾之短者是吾师④”，师又可恶乎？
①吴涉礼：陈荣捷先生认为，吴涉礼为吴师礼之误，字安仲，杭州人。
②介甫：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江西临川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
③“为我”三句：语出《河南程氏遗书》卷一。
④攻吾之短者是吾师：出自《荀子．修身》，原文“非我而当者，吾师也。”
【译文】
来信写道：“如今，为朱熹、陆九渊争辩的现象还没有停止。我经常对朋友们说起，天下不见圣学的光明已经很久了，更不应该枉费心血为朱、陆争是非。只需要根据您的‘立志’两字指点教化人。如果这个人果能辨明这个志，坚决要求明白圣学，那他已经大体明白了。即使不替朱、陆辩解，他也能感觉出对错。我曾发现，朋友中有人听到别人批评指责您的言论就十分气愤。朱熹与陆象山两位先生之所以引起后世的众多议论，从中也可见他们的工夫还不纯熟，其中感情用事的成分也在所难免。而程颢先生就没有这个毛病。他与吴涉礼谈论王安石的学问时说：‘为我尽达诸介甫，不有益于他，必有益于我也。’这种气象何等从容啊！我曾看到您写给别人的信中也引用了这句话。我谨希望朋友们都能如此。您认为如何？”
这一段话说得允当之极。希望道通你能让同仁们都知道，各人只管好自己的是非，不要讨论朱、陆的是非。用言论诋毁他人，这种诋毁是肤浅的。若自己不能身体力行，只是夸夸其谈，虚度光阴，这无疑就是自己在诋毁自己了，这样就严重了。现在，天下的人都在议论我的人如果能因此为善，那么，都是在与我砥砺切磋，（退一步说如果不能因此为善），那么对我而言，也不过是提高警惕，反省自己，增进道德。古人云：“攻吾之短者是吾师”，作为学生，怎能能连老师都不热爱呢？
【解析】
对于文人相轻式的口水战，阳明一向是持一种超然于事外的超然态度，大家可以参看第084节。阳明先生秉持的理念其实就是“空谈误身，实干蓄德”，虽然也不至于到了“唾面自干”的境地，但是，他确实对那些没有实际意义的空谈式论战敬而远之。这一节，道通的话不经意间说到了阳明先生的心坎里，阳明先生自然击节赞赏。

135
【原文】
来书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①’何故不容说？何故不是性？晦庵答云：‘不容说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无气质之杂矣。②’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晓，每看书至此，辄为一惑，请问。”
“生之谓性”，“生”字即是“气”字，犹言“气即是性”也。气即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气即是性”，即已落在一边，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从本原上说。然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气。程子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③”亦是为学者各认一边，只得如此说。若见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是性，性即是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
①“人生”三句：出自《河南程氏遗书》卷一。
②“不容”四句：出自朱熹《朱子文集》卷六十一。
③“论性”四句：出自《河南程氏遗书》卷六。
【译文】
来信写道：“有人引用程颢的‘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问朱熹，为什么不容说，又为什么不是性。朱熹这样回答：‘不容说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无气质之杂矣。’程颢和朱熹二位先生的话我都不能明白，每逢读到此处便感疑虑丛生，特向您请教。”
“生之谓性”，其中的“生”字就是“气”字的意思，这就好比说“气即性”。气就是性。所谓“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因为刚说“气就是性”时，性就已偏向一边了，不再是性的本源。孟子讲性善，是就本源而言的。但是，性善的表现只有在气上方能看到。若无气也就无法看到性。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就是气。程颢先生讲“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也是因为求学的人各自看到了一面，所以他只能作如是说。若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性，那么气就是性，性就是气，原本就没有性和气的分别。
【解析】
让人头大的“性”字和“气”字再次联袂登场了，请大家先做一下深呼吸。“性”字可以解释为天地万物公共之理在人之所禀受，“气”字可以解释为在人的生理基础上所焕发的生命力，其中第034节有对“性”字的详细解释，第065节有对“气”字的解释。
先看程颢先生的话“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性便已不是性。”这句话难就难在程颢将“性”字往不可知论的沟里带，展现出来神秘主义的倾向。先说“人生而静”，每个人一生下来都是一个哇哇大哭、能动会跳的婴儿，哪里会“静”啊？所以程颢这里说“人生而静”，只能从形而上的方面来讲，要理解这一点，请大家回顾025节的解析部分，程颢认为天地间万事万物的道理在其最原始的状态下，就已经具备了，这里说的“静”，就是从天地万事万物之理的稳定性方面而言，因为人生下来到这个世界上，必然也是依据世界的“理”而来的，而这个“理”的本源是恒定不动的，所以才能说通“人生而静”，因为人生下来所依循的这个“理”是不变的是、是静的，这个“理”是一个原概念，是无法再解释的本然如此，程颢才称其为“不容说”，而这个“理”一旦禀受于人，就是“性”，“理”既然不可说，“性”自然也就“不容说”，一说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性”。这就是程颢先生的意思，比较曲折晦涩，需要静心体会。
于是就有人拿程颢先生的话问朱熹了，为什么不能说？为什么一说就不是“性”了，朱熹回答“不容说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无气质之杂矣。”意思是，不能说的原因是，“性”本身就很难再用别的语言对它进行描述，一旦用别的语言对“性”进行描述，就不是“性”的本来面目了，因为一旦用别的语言描述“性”，必然不可避免地掺杂进了“气”一类的内容。至少在朱熹这里，他对“性”和“气”的区分还是比较明确的，但是这种明确一旦到了和面大师阳明先生手里，将会被搓揉得一塌糊涂。
程颢和朱熹话的意思也就是这样，道通对这二位先生这里的话一直弄不明白，请阳明先生给解释一下。阳明首先说了“生之谓性”，其中的“生”字就是“气”字的意思。先解释下“生之谓性”，这句，这里的“生”指人的出生、成长，程颢提出“生之谓性”，因为天地自然而然产生万物，这个功用一旦赋予人，才有人的产生和存在，天地“生”的功用施措于人身，就可以换一个称作“性”的名称。“气”的定义是指在人的生理基础上所焕发的生命力，因为天地具有的“生”之功用也是“生命力”的表现形式，从这一相同的属性出发，阳明将“生”说成了就是“气”，既然前面说了“生”就是“性”，而“生”就是“气”，自然而然“气”也就是“性”了。
接下来解释程颢的“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句，虽然从具有“生命力”的属性上可以认为“气”就是“性”，但是“性”还有除了“生命力”这一属性之外的其他属性，其他属性就包括“静”的稳定性，因此，一旦在考虑了其他属性的情况下再说“气就是性”，那么对“性”的概念的表达就不完整了，就偏颇了，所以就不是本源的“性”了。孟子讲性善，是从本源上说的，但是，“性”的表现形式只能从“气”上看出来，要是没有“气”，也无从看到“性”的表现形式。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就是气，程颢也说过“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的话。
总结阳明先生的意思，他认为“性”和“气”是一个东西，但是人非要给同一个东西赋予两个名称，是因为这一个东西要表现出两个方面的属性，比如说是同一个男人，从他妻子的角度看，叫他老公，从他儿子的角度看，叫他爸爸，但是其实还是同一个人，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等式“（妻子的）老公=（儿子的）爸爸”。但是因为“性”这个名称所表述的属性倾向于形而上，所以比较难被人认识和了解，而“气”的表现属性属于形而下，容易被人认识和了解，所以阳明又说了借助于“气”，“性”才能表现出自己。但是从骨子里说，“性”和“气”都是一个娘身上掉下的肉，故此说他们可以称之为一体同源。
这断话的大意也就是这样，但是，后人之所以看这段话的时候感到很混乱，那是因为这段话所说的三个人：程颢、朱熹、阳明。仿佛是站在三个不同的话语体系中自说自话，每个人都按照自己设定的体系规则自说自话，没有照顾好衔接配合，这才苦了我们后世这些看书的冤大头们。
先说程颢设定的话语体系规则，他是谈一种完全形而上的东西，并且告诉人们这种东西是语言所难以完全定义清楚的，程颢完全是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姿态。朱熹对程颢这里的话进行解释，就比较接近现在科学、严谨的治学方法了，他用了正反两说的分析法，他先解释了程颢说的“不容说”的原因，这是从正面解释，然后从反面解释，说人如果非要用语言去解释“性”，那么不论你用何等严谨的语言，一旦表达出来，依然是流于了“气”的名词解释，而不会是“性”的本来面目。本来到了朱熹这里，表达的已经堪称完美了，偏偏道通对这二位先生的话都不甚了了，故此才有对阳明先生的这一问，但是阳明先生的回答，在我看来更像是一个搅局者，那就是他把本来已经有澄清迹象的问题再次搅得像一锅粥般浑浊不堪。尤其他那种万理合一的一贯作风，让本来已经明朗化的问题再次陷入混乱。但是，阳明心学的特点就是讲求“理只有一个”，阳明从巩固他的学说根基的角度出发，也只能从他的这种“王氏视角”对道通这里的问题进行解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先生的回答也无可厚非。
因为这段话比较难懂，所以就不厌其烦，啰嗦之处自然难免，诸位同志多多担待！

@ming1258 2012-12-02 17:45:17
@沙滩孤雁
我也要看楼主的佳作整理版，[email protected],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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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送，请查收

答陆原静书①
136
【原文】
来书云：“下手工夫，觉此心无时宁静，妄心固动也，照心亦动也。心既恒动，则无刻暂停也。”
是有意于求宁静，是以愈不宁静耳。夫妄心则动也，照心非动也。恒照则恒动恒静，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息②”有刻暂停，则息矣，非至诚无息之学矣。
①陆原静：即陆澄，见上部《陆澄录》。阳明此书作于嘉靖三年（1524），阳明五十三岁时，在越。
②“其为”二句：语出《中庸》。
【译文】
来信写道：“着手做工夫时，总感到心没有一刻宁静，所说的“妄心”固然在动，但“照心”也在动。既然心无时不动，那么，也就没有片刻停息了。”
这是刻意去追求宁静，所以就愈加不能宁静，说到妄心是动的，照心不动。恒照就能恒动恒静，这正是天地恒久不息的原因。照心固然是心具有照的功能所引起的，妄心也是心具有照的功能所引起的。“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息”，只要有片刻的停止，就会灭亡，也就不是至诚无息的学问了。
【解析】
陆澄本人爱好佛家、道家之学，这点和阳明先生早年的经历很相似。他的性格又比较爱好宁静，所以他的提问，大多是就自己爱好宁静这个特点上所产生的弊病而发的。这里他向阳明先生讲述自己做功夫的心得，那就是，无论“妄心”还是“照心”，都感到此心在动，没有办法做到静。
所说的“妄心”，指的是由于主观私意所产生的不符合事理的心，“照心”指的那些切合事理的存心。阳明对陆澄内心不能有片刻宁静的解释，大家可以参看上部第067节中关于“求静”的解析部分。简单而言，是刻意去求的这个意念本身导致了心不能有片刻宁静。
阳明接下来说“夫妄心则动也，照心非动也”，其中说的“妄心则动也”比较容易理解，“照心非动也”该怎么理解呢？请大家回顾上部的第039节的解析部分，当时我们曾经以门轴举例子来解释“定者，心之本体，天理也。动静，所遇之时也”这句话。同样，那个例子可以借用到这里解释“照心非动也”这句，主导“照心”的那个本体，也就是所谓的“天理”，就好像是门轴最中心点的那个东西一样，门无论怎样开开合合，门轴的中心点可以认为是不动的，所以说“照心非动”，因为一切循理而行，没有人的一点主观私意搀和进来，而“天理”的本体是寂然不动的，故此可以说“照心非动”。
“恒照则恒动恒静，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这句有点难解，阳明这里说的“恒照”指的还是“照心”的恒照，因为他紧接着说这正是天地恒久不息的原因，效法天地之心，自然是去除主观私意的“照心”，前面刚说了“照心非动也”，这里又等于说“照心”是既恒动又恒静，刚被论证为是“静”的心又成了既能恒动又能恒静的东西了。如何理解？
这里，要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借点东西了，在马哲中，论证运动和静止的关系时，曾经说过运动和静止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马克思说这是物质在世界存在的形式，阳明先生在这里说这是天地恒久不息的原因。两大哲学领域的山大王在这个问题上不期而遇。
“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大家需要注意这句，我的翻译和其他今本的翻译是不同的，我看过其他的翻译将“固照”、“亦照”中的“照”字翻译成光明的意思，但是这样翻译从文意上怎么看都不通。因为“照心”可以说成是光明的，“妄心”怎么也能说成是光明的呢？如果不能解释成“光明的”这种形容词的意思，那只有解释“照”字为动词的意思，整个意思才能通顺。阳明前面曾经用镜子比喻人心，“照心”可以理解为是打磨得很明亮没有纤尘的镜子可以朗照物体的心，“妄心”可以理解为是锈迹斑斑的镜子照出的类似哈哈镜般影像的心，“妄心”虽然不能如实照出物体的形状，但是其之所以能照出东西也是由于具有“照”的功能所产生的，所以才能讲通“妄心亦照也”这句。
“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息”，阳明引用《中庸》中的这句话，是要告诉陆澄，天地生养万物之道，是遵循着一个唯一的法则，天地哪怕有一刻不遵循这个法则，生养万物的功用就会消亡，人应该只按照“循理”这个唯一的法则行事用心，而不要以能否宁静作为标准。人心虽然可以认为是在无时不动的状态中，但是在这个动的过程中，人要效法天地之道，用功要没有间息，持续不断要求此心时时刻刻映照于天理，才算是“至诚无息”的学问。

@我是你东东哥 2012-12-03 08:49:00
楼主你好，我今年大一，对心学有点兴趣，但不知心学对我们这么大的人有什么积极的现实的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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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是“文学”就是“人学”，意思是文学的主要功能是陶冶教化人，但是我们伟大的林副统帅（林彪）却从来都不看文学作品，人家应该只看那些如何勾心斗角，阴谋政变的历史类、纪实类作品；当代的香港首富李嘉诚，也对文学嗤之以鼻，认为那些东西华而不实，估计人家最喜欢的读物应该是银行存折，在电视剧《蜗居》中，也曾经借助主人公之口说出了文学是什么？文学就像是洒在盘子里的烹好的鱼身上的葱花，只有先有了鱼，葱花才有意义。
总之，上述三个例子都将文学贬得一无是处，不过楼主的回答好像跑题了，你问的是心学，我怎么扯到文学上来了？莫急，文学的话头只是为了引出人学，如果让阳明判断世间的学问，不只是“文学”是“人学”了，世界上的一切学问都是人学，文学是，数学也是，地理是，天文也是，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所有被人参与的事物都可以说是人学，如果某件事人没有参与，我们也就没有必要讨论它了。现在回到心学，心学是讲什么的，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是人学，而主导人的行为的是那片方寸之心，而心学就是谈论如何利用好你那片方寸之心的学问，用好了心学，自然可以执一而应万，无往而不利，阳明先生本身的文治武功就是这种学说价值的最好证明。
有人说哲学是智慧之母，但是心学更强调的是被人运用的哲学才是真的哲学，运用，只有运用，天理，只有天理，只有运用良知把握天理，才是所有智慧得以发扬的中枢。所以心学可以认为是所有人学的基础之基础，可以认为是学说中的战斗机，上述举的那三个例子中的人可以从某种视角去轻视文学，但是对于心学，他们中的任何一员都没有资格评头论足。因为他们的成功，其所蹈不出于心学之牢笼，他们的失败，其所来不出于心学所规劝。

137
【原文】
来信云：“良知亦有起处，”云云。
此或听之未审。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者也。心之本体，无起无不起。虽妄念之发，而良知未尝不在。但人不知存，则有时而或放耳。虽昏塞之极，而良知未尝不明，但人不知察，则有时而或蔽耳。虽有时而或放，其体实未尝不在也，存之而已耳。虽有时而或蔽，其体实未尝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谓良知亦有起处，则是有时而不在也，非其本体之谓矣。
【译文】
来信写道：“良知也有开端的地方……”
这也许是你没有听明白我所讲的。良知是心的本体，也就是前面说到的恒照。心的本体，无所谓开端不开端。即使妄念产生了，而良知未尝不在。但是人若不知存养良知，有时就会放失了。就算是糊涂到极点的人，他的良知也未尝不明。但是，人不知体察，有时良知就会被蒙蔽。即使有时放失了，良知的本体未尝不在，此时只要存养它就够了。即使有时良知被蒙蔽，良知的本体仍旧光明，此时只要体察也就够了。如果说良知也有开端的地方，那么，
良知就有时不会存在，如此，良知就不是心之本体了。
【解析】
请参看上部第044节的解析部分，这里陆澄问的良知，之所以说有开端的地方，那是因他这里所说的其实是“孟子良知（见044节解析）”，而阳明所说的是“阳明良知（见044节解析）。

@我是你东东哥 2012-12-03 21:03:27
徐阶，张居正，，蒋介石也是学心学的知名人士了，也是阳明先生的忠实信徒，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完全全的表现出那种学了心学之后变得接近圣人，相反，也是贪污腐败，做过许多坏事，这是不是和心学违背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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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举的这几个人，就他们所处的时代来说，又有几个人能出其右。所谓誉满天下，谤亦满天下，从品评人物的角度，这三个人都可以说是当世之英杰，话虽这样说，但是英杰的境界和圣贤的境界还有距离。徐、张二人先按下不表，但说近世的蒋，蒋一生服膺阳明，世人皆知，现在的台湾还有以阳明先生命名的阳明山。
但是，学是学，能否学到升堂入室，则是另一个问题，比如日本人也学阳明，其实也只是学了半吊子，但是这种半吊子的学就足以让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而脱亚入欧，一个学了半吊子的东乡平八郎就能率领羽翼刚丰的日本海军击败俄国海军。至于蒋中正，他开始的对手只是在各地割据的军阀，对付这种层次的对手，霸道之术足以应付，蒋在对付割据军阀战争中取得的胜利，让他对霸道之术产生了依赖性的沉迷，而放弃了对王道的追求。
一旦复杂的政治局面形成，即外有强敌日本的入侵，内有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盘距，这种局面就已经足以让仍沉迷于霸道的蒋力不能支，假如此时国内再有其他的天灾人祸，绝对可以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况且这最后一根还不一定是稻草，而是千斤巨石。恰好近日正在上映冯小刚的电影《一九四二》，其中展现的史实正好解释了蒋领导的国民党在大陆败亡的原因，河南大旱，三千万人民处于水深火热，若是在太平之世，即便是平庸的统治者，也必定知道要倾全国之力而赈灾。何况蒋绝对算不上是平庸的领导者，但是此时，蒋的良知最终没有经受住严峻的考验，下面就分析一下为什么没经受住考验。
前天，看了一个反应1942年河南大灾的纪录片，在采访其中的一个作家让他谈下蒋为何不赈济河南灾民的原因时，作家倾向于将其说成是蒋本人的冷血、无良。但是我觉得作家这样说感情色彩太浓，未必是历史上的真实情形，蒋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民为贵，君为轻之类的道理他何尝不懂，但是考虑到当时外有日寇，内有“共匪”的现实，国民党的统治可以说危如累卵。蒋在到底是赈灾为重，还是抗日“剿匪”为重的问题上肯定是纠结良多，政府的财力是有限的，多一份花到救灾上，就少一份用到战事上，不抗日“剿匪”，国民党统治必败，不赈济豫灾，民心必失。在这种两难的选择中，我想蒋必定是用了曾国藩说的“好汉打脱牙，和血吞”、“胳膊折了袖子里藏”等话语在激励自己，狠下心来对河南的灾情装作视而不见，要集中精力应付外寇内匪。
蒋所做出的这个选择，所依据的不是他的良知，但是蒋本人误认为自己在依据良知而行，蒋在这里的算计，完全是商贾般的计算，是属于霸道的范畴，即过于注重实利，也丧失道义为代价保存实利，尽管蒋也可能是心里滴着血做出这一艰难抉择的，可他毕竟错了。即便是商人，最高境界依然是商道即人道，韩国电视剧《商道》中有一句名言“我要获取的不是金钱，而是人心”。蒋当时作为一个大国领袖的政治家，在关键时刻的抉择，其见地竟然还不能超过一个“义商”，那么后来如果其统治还不能灭亡的话，也真没有天理了，天理自在人心，没有任何人可以聪明到能欺骗全天下之人。蒋之所以在这件事情上走了如此一步臭棋，原因就在于他之前用霸道之术纵横中华，频频得手，就自以为“霸术”就是真知。
我们设想一下，假如当时国民党的委员长不是蒋，而是王阳明，他会怎么做？他会全力赈灾，即便这样做会暂时削弱自己政府的军事力量，他也会全力赈灾，天下难得而易失者，人心也！而不是粮食，粮食可以在地里长出来，人心失去，却可能永远也找不回来，况且河南三千万人民是代表当时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冷了河南灾民的心，就等于冷了全中国人民的心。
由于救灾而削弱的军事力量，不致于让国民党失去在大陆的统治，相反，会加强，先说日本方面，毛泽东早就论述过，抗日战争注定是一场持久战，况且，1942美国已经参战，对日战争的形式已经有所改善，即便最终重庆再沦陷，也可以通过流亡政府的形式继续抗战。而所谓的剿除“共匪”的战争，实际上打的不是军事，而是民心，现在“匪”未剿，人心已经先失，以致于抗日胜利后，空有号称八百万的军队和精良美式装备，而民心早已经倒向共产党方面，国民党的失败，蒋介石的失败，岂不是在1942年就已经注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