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史官章颖有关岳飞及其他抗金名将的经典评论


元人编修《宋史》卷365《岳飞传》，大致是照抄南宋官修《国史》中的《岳飞传》。南宋官修《国史》中的《岳飞传》大致是取材于南宋史官章颖所著《皇宋中兴四将传》卷2《岳飞传》。

南宋史官章颖认为，岳飞、刘锜、李显忠和魏胜都是杰出的爱国将领，他们抗金事迹很感人，而且遭遇都很不幸，为了让后世能更好地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于是就为他们各写一部传记，合编为《皇宋中兴四将传》一书。

经南宋史馆审订之后，南宋史官章颖将岳珂呈送上来的部分岳飞传记书稿（主要是《鄂王行实编年》）加以删简润色，并更正了岳珂书稿中的某些错讹之处，还增加了对秦桧早期事迹的记述，进而编撰成《岳飞传》（也即《皇宋中兴四将传》卷2《岳飞传》）。

章颖还曾将《皇宋中兴四将传》送呈南宋朝廷察阅，再送交南宋史馆保存，以备修撰南宋国史时参考。

后来元朝史官修史，基本上沿袭了前朝史官的记述，但是关于岳飞的资料实在太多，篇幅很大，不可能全文转录，于是他们删繁就简，把十万字左右的传记精简到一万字左右。这就是《宋史》卷365《岳飞传》的由来。

据宋史泰斗王曾瑜先生考证，南宋官修《国史》中的《岳飞传》其实是以章颖所著《皇宋中兴四将传》卷2《岳飞传》为蓝本删简而成，其中比章颖原著增加了“何铸审讯时，岳飞露出背部刺‘尽忠报国’四字”这一内容。这应该是南宋史官撰写《国史》时，依据南宋原大理寺卿（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最高法院主审官）何铸的子孙所上报的行状、墓志之类的文件资料而增补的。

岳飞等南宋爱国将领的生平事迹能够被正史（《宋史》）详尽记载并流传后世，南宋史官章颖功不可没。


（1）南宋史官章颖有关岳飞及其他抗金名将的经典评论之一


在《南渡四将传》一书的序言中，南宋著名史官章颖这样评价刘锜、岳飞、李显忠、魏胜等四位悲情英雄的抗金斗争：

『刘锜，字信叔，秦州成纪人也；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县人也；李显忠，鄜延路绥德军青涧城人也；魏胜，字彦威，山东淮阳军宿迁县人也。

南北既分，夷狄之患不息，武备不可一日废也！天下，大物也，凝而为难，器既裂矣，往事不足深咎，独机会之来而再失者，为可鉴耳！

以夷狄之所为，岂能并天下哉？特趁中国之弱，起而以力取之，民心固未服也！

吾民固尝恶夷狄之患，而思中国之德矣！是时，北方州郡将帅，吾之所建置也；官吏，吾所选用也；人民父子，吾所抚之也，特劫于一时之威而为之屈。鼓而行之，则丑类却；抚而定之，则人心从。梁、宋、齐、鲁之地，不难复也！

蕞尔女真，非有席卷天下、囊括六合之谋，譬诸为盗，不敢有其物而寄诸其邻，故寄之刘豫者七、八年！是时关陕、河东之地，南失之而未能取，北取之而不能定，西夏亦尝欲趁女真之弊而取之矣！

交兵十余年，中国之兵日精，中国之威日振。向之主兵诸酋，至有涕泣辞行，不敢南侵者。臣伏读高宗皇帝圣训，有曰：「今虽以檄呼虏人渡江，必不敢来矣！」

又其族类怙势争权，内自相疑，非诛则殒，唯兀术在矣！而兀术屡困于我师，固尝见顺昌之旌旗而走，闻岳飞之来而遁，知李世辅之归而避之。

北方之民延颈企踵，以望王师之至者，盖朝夕也！兀术虽握兵在汴京，亦归辎重，不复为久留计。

秦桧为谋自私，沮败成事，有诏班师，而人皆恸哭。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自（完颜）亶不君，而（完颜）亮继之，复行之无道，剪灭其宗支，而虐其民。（完颜）雍趁其乱而取之，人心固未服也。山东、河北之人倡义者响应，魏胜首事于东，大河南北，盖蜂起矣！迁延岁月，而机不留，是得不长太息哉！

中兴以来，诸大将宣皇威，敌王气，垂功名与竹帛，纪勋伐于金石，眷遇始终，无遗憾者！

独此四臣，或困于谗，或抑于媢嫉。顾虽忠根于心，义形于色，誓不与贼俱生，而志不获伸，目不瞑于地下。迹其规恢次序，实系当时之强弱，关后世之理乱。使不详纪而备载之，则孰知机失于前而患贻于后世哉？此臣之所以独为之作传之本意也。

《诗》曰：「无竞维人」。中国之所以大竞者，非以其人乎？兹故择其鏖锋力战、将士用命之时，奇谋硕画、行师攻取之宜，而载之书。

吁！何世不生材？天佑我宋，安知无四臣者出而为国家用？故揭而出之，使夷狄知中国为有人也！

开禧二年九月朔旦，谨序。』

（2）南宋史官章颖有关岳飞及其他抗金名将的经典评论之二


在向朝廷进献《中兴四将传》的奏表中，南宋史官章颖写道：


『臣颖言：「 天扶昌运，必生御侮之臣，帝念隽功，当有特书之史。事关劝激，迹贵昭明，敢聚竹帛之藏，仰彻冕旒之听。臣颖诚惶诚惧，顿首顿首！

粤若稽古，谁能去兵？执干戈以卫社稷者固所难能，闻鼓鼙而思将帅则求之已晚。欲厉有为之志，当于无事之时。

仰惟国家之兴，尤得人材之盛。开基创业，枭将云蒸；复古中兴，虎臣角立。率厉熊罴之士，扫空蛇豕之群，名书旗常，功耀天地。或绘像于原庙，或侑食于大烝。爪牙宣勤，项背相望，当时称颂，姓名可止于儿啼；后世传闻，韬略尚惊于帝胆。

顷纷纭于议论，稍变易于是非。事实浸以湮微，士气为之沮抑。虽已加于褒典，犹未快于舆情。非假汗青，何由暴白？

故太尉、威武军节度使、赠开府仪同三司臣刘锜，甚隽顺昌之战，大摧兀术之锋。谁其妨功而害能，遂尔投闲而置散；

故少保、武胜、定国军节度使、赠太师臣岳飞，兵方精而可用，功竟沮于垂成，既挠良谋，更成奇祸。事皆有证，其书虽见于《辨诬》，言出私家，后世或疑于取信；

故太尉、威武军节度使、赠开府仪同三司臣李显忠，家世诸李，父子一忠，缚撒里曷若鸡豚，视伪齐豫如犬彘，气吞逆虏，志在本朝。当其杖策之归，适近劲弓之际；

故右武大夫、果州团练使、赠宁国军节度使臣魏胜，为山东忠义之冠，当清口寇攘之动，虽血战于淮阴，竟身膏于草野。

况又皆志未尽展，时不再来，失机一瞬之间，抱恨九泉之下。虽生未及尽俘丑类，其殁或能为厉敌人。宜有屡书，以旌多伐，况方大规恢之略，所宜彰果毅之能。

恭惟皇帝陛下天运庙谟，日开公道，用宣昭于赏罚，以驾驭于豪英。代不乏人，用则为虎，西有梁洋之义士，东多荆楚之奇材，怒发冲冠，雄心抚剑，倘在上有激昂之术，则凡人怀奋发之心。

臣尝忝史官，犹观旧载，悉纪当时之实，以尘乙夜之观。伏乞断自宸衷，付诸东观，然后可传于百世，庶几耸动于四方，张大国家之威，发舒华夏之气。事虽已往，可为临于将来；谋或有遗，几成功于今日。

臣所撰写到刘、岳、李、魏传，缮写共计七册，谨随表上进以闻。臣颖诚惶诚惧，谨言。」』

（南宋史官章颖所写的这份奏表还可见于《宋会要》礼59之20、21，或《皇宋中兴四将传》）

（3）南宋史官章颖对岳飞、秦桧的评论


在《皇宋中兴四将传》卷2《岳飞传》结尾，南宋史官章颖对岳飞、秦桧作出了如下评论：

『论曰：「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非奸雄变诈者比。韩信用兵，天下莫敌也。观其拒蒯通之说，不肯背恩自立，其后期会迁延不至，君臣之间，间隙始开。

上眷飞厚，而飞明于君臣之义、进退之机，夷夏之信服之者，以其心也。和战之权制于人主，飞岂有不听者？

兀术遗桧书，曰「必杀飞，而后和可成」者，敌人自为计也。猛虎在山，藜藿为之不采，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致和愈易矣！况是时虏上下相疑，其势已弱。子玉犹在，晋文仄席之时也！

桧与飞不两立，飞疾桧之奸，桧忌飞之智。汴京之士上书兀术，其言料之审矣！

是时如讹里朵，如挞懒，如粘罕，相继皆死，独兀术在耳。而诸将皆不啻足以当之，此一大机会也，而桧败之。

呜呼！秦桧之贪功以自专，忌贤害能，隳中兴之大计，其罪上痛于天。而世之倾邪之士，犹立说以附桧，如孙觌者多矣！非使此说扫灭于天地之间，何以佐公论之行哉？」

又论曰：「时政记书事数年之后，记载岂无缺遗？绍兴诸将之功，夏官赏功之籍，犹可考也。

岳飞之功，当时史官所书，用秦桧风旨，削而小之者有矣！是时，典领秘书图籍者，秦熺也；实录兼史笔，则秦埙也；史官之属，则郑刚中，桧之馆客也，丁娄明，埙之妇翁也，林机，其子婿也，杨迥、董德元、王扬英数十人，皆桧党也！

上尝以桧朋比，罢政，翰苑之臣綦崇礼当草制，上出桧二策，且以亲札付崇礼，据以草制。其后桧复用，乞诏于崇礼家索之，既至，则以付秘书省，实收之矣！以至《宰相拜罢录》令悉上送官，有存稿者，坐以违制之罪。

秦桧之虑亦深矣，人之功则欲掩之，己之功则欲大之，人之过则欲增之，己之过则欲盖之。行之一时，可也！如天下后世何？」』

（以上评论还可以见于《宋朝南渡十将传》卷2《岳飞传》）

南宋史官章颖简介：

章颖(1141-1218)，字茂献，南宋临江军（今江西清江）人。章颖曾经当过南宋朝廷的谏官和史官，为人刚直不阿。

宋孝宗时期，章颖曾当过太学博士、太常博士。宋宁宗即位后，章颖被授予侍御史兼侍讲的官职，还担任代理兵部侍郎。

宋宁宗在位前期，权臣韩侘胄忌恨宰相赵汝愚，指使其党羽诬告赵汝愚，宋宁宗听信韩侘胄党羽之言，准备把赵汝愚免职、流放。南宋大臣畏惧韩侘胄的权势，都不敢替赵汝愚说公道话。但是刚直不阿的章颖却直言进谏，奏请宋宁宗，希望朝廷留用赵汝愚。结果，章颖得罪了权臣韩侘胄，很快就遭到韩侘胄党羽的弹劾，被朝廷罢官。此后，章颖长期居家不出，其间虽曾当过地方官，但是也屡次被罢免。

在韩侂胄死后，章颖被调回朝廷，担任集英殿修撰官，后来又升任刑部侍郎兼翰林侍讲。在殿对时，宋宁宗对章颖说：“卿为权臣沮抑甚久。”章颖上书朝廷请求修改《甲寅龙飞事迹》中的诬笔，得到批准。

后来，章颖先后升任吏部侍郎、礼部尚书，奉诏考订辨诬，从实上报。章颖去世后，朝廷追赠他为光禄大夫，谥文肃。

章颖为人刚直不阿，不畏权贵。《宋史》卷404《章颖传》称章颖“操履端直，生平风节不为穷达所移。虽仕多偃蹇，而清议与之。”

南宋时人把宋高宗赵构重建宋朝以及南宋初年宋军抵御金军入侵这段历史称为一次“中兴”。

南宋时期，人们普遍认同的“中兴四将”是：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其中，张俊资历最老、年纪最大，故被南宋时人列为“中兴四将”之首，而且被南宋朝廷追封王爵的第一个将帅就是张俊。

张俊的“循王”封号是宋高宗在位时追封的（1154年），韩世忠的“蕲王”封号是宋孝宗在位时追封的（1168年），岳飞的“鄂王”封号则是宋宁宗时期追封的（1204年）。

上面“中兴四将”的评论标准可能主要是考虑当时将帅的影响力、官位的高低、资历的深浅。

但是，南宋史官章颖则认为，刘锜、岳飞、李显忠、魏胜等四个名将最杰出，抗金事迹最感人，且遭遇都很不幸，为了让后世能了解他们的生平事迹，于是就为他们各写一部传记，合编为《皇宋中兴四将传》一书。

事实上，无论是论生前战功、影响力、官位，还是看身后朝廷的追封、赠赐，岳飞无疑都要高于刘锜、李显忠、魏胜。但是，刘锜比岳飞年长五岁，岳飞比李显忠年长七岁，李显忠则比魏胜年长十岁。

显然，《皇宋中兴四将传》一书中“刘锜、岳飞、李显忠、魏胜”这一位次，应该是按照四人年龄的大小顺序来排的。

南宋朝廷追封高宗时著名将帅

岳飞鄂王
韩世忠蕲王
刘光世鄜王
张俊循王
杨存中和王
吴玠涪王
吴璘信王

合称七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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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王之中，刘光世是个庸将，靠着手下王德、丽琼两员大将才得了一点战功.

张俊、杨存中打仗还一般,他们的阿谀奉承的本领比他们两打仗的功夫强多了,秦缪丑一伙.

个人感觉只有岳飞、韩世忠以及吴家两兄弟配封王（两兄弟都是王,一个字"牛")

但吴磷的孙子吴曦后来勾结金人、占据川陕造反是其一大污点,但多数吴家子弟还是精忠报国的忠良

韩世忠、张俊因为有复辟之功（苗刘二将兵变，就是韩、张二人带兵勤王的），

刘光世因为出生将门，其老爹是军界高层，张俊的军队被老百姓称为“花腿军”，专注生意买卖，打仗就熊包了。

韩世忠虽有黄天荡八千水兵围堵金兵十万，但最后也是惨败，然岳王被害，韩世忠去质问缪丑，隧得出天下闻名的“莫须有”名言。

刘光世的军队更是“未见金兵已先溃”，刘光世手下除了王德、丽琼比较骁勇，其余都是脓包。

要说那时候的军界高层，四川的吴阶、吴磷两兄弟的战功战绩都比中兴四名将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强。

为什么把韩世忠、张俊、刘光世评四名将，呵呵 这就是政治、因为此三人在赵九登基之初的苗刘兵变中有复辟拥立之功。

在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只有岳飞是进攻型的将帅。

南宋的其他将领中，吴玠、刘锜是防御型的将帅，守则有余，攻则不足。

韩世忠的抗金意志很坚定，但是军事成就不仅比不上岳飞，而且也不及吴玠、刘锜。

至于刘光世、张俊等人，其实是些养尊处优、贪图享乐、畏敌怯战的庸将懦夫，主要靠着与皇帝关系亲近、会奉承且资历老而忝为大帅。

岳飞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善于带兵、练兵。岳飞带出的军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巨大的战斗力，堪称无不“以一当十”。尤其是岳飞曾经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能够在野战中与金国倚为支柱的女真骑兵争雄较长。

此外，岳飞抗金意志十分坚定，向来主张积极备战进攻，反对消极防守。岳飞提出了“连结河朔”的高明军事策略，还坚持“以仁为本”的军事观，向来治军严明，是宋朝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

岳飞对宋代军事思想的最大贡献，无疑是发展与丰富了大兵团进攻作战的战略战术思想。岳飞独当一面后，其部众发展到十万之多。岳飞指挥这十万大军，对金国与金国扶植的伪齐政权展开过三次大规模的进攻，在两宋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无论是从军事实践与战绩着眼，还是从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等方面看，岳飞都可说是宋代最杰出的军事将领。

宋朝建国之初，对南北各割据政权攻击作战，获得全胜，很重要的原因是对手不强，不堪一击。稍为强大一点儿的南唐，尚能在宋军的全力攻击下支撑一年之久。国狭地贫的北汉，仅因有辽国的支持，就使宋军两次倾巢出动，无功而退。而与强敌辽国交兵，宋军则先败于高梁河，继败于莫州，又败于歧沟关、陈家谷、君于馆，使五代后周以来选练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二。与西夏兵，防御尚不足，进攻更是惨败，前者如永乐城失陷，后者如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之战。宋神宗、宋徽宗时期，在西北和南方的进攻作战获胜，但对象是分散弱小的少数族。

金国剽悍的骑兵，胜过了原先辽国和西夏的骑兵。在金国刚建立的时候，女真骑兵几乎所向披靡，从未遭到严重的挫败。时称“金人野战，长于用骑”“金人攻城，长于用炮”。如进行大规模的攻城战，先进的攻城技术的运用，复杂的攻城器械的制作，火药兵器的制造和使用等，这些显然本非女真人所擅长，而是他们在灭辽战争中逐步学会的。能实施攻城战，方能深入中原腹地，这又是金军胜过辽军和西夏军之优长。

金国女真兵最初确实很善战，而且在中国历史上，金国女真兵是第一支横渡长江并攻入江南地区的北方异族军队。

但是女真兵保持强大战斗力的时间其实并不算长，仅仅只是在金国建立的最初十几年（大约是1115年——1130年）期间金军很强大，几乎所向披靡，没有遭受重大挫折。但是，不久，逐渐贪图享受的金国女真兵将们的战斗力就开始每况愈下了。

从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力量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宋军由弱变强，南宋由弱变强，金国由盛转衰。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在兵力尚未集中的情况下，岳家军仍然能够在平原旷野地区的野战中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

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金国骑兵的优势被岳飞打破，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因此，可以说，能够指挥大兵团，主动发动进攻战，敢于硬碰硬，战强敌而胜之，威震敌胆，环顾两宋三百年间，唯岳飞一人而已。岳飞的战略战术，他的军事思想，是两宋军事思想宝库中不可多得的一笔珍贵宝藏。

在南宋初年，具备光复失地的决心和能力的宋军统帅，惟有岳飞一人。

在专制政体的官场中，向来都是功大而谤兴，德高而毁至。岳飞这个卓尔不群的真君子的存在，既引起了一帮卑鄙阴险的无耻小人的仇恨，也招到了某些嫉贤妒 能的伪 君子的排挤。岳飞所有的优秀品格，从猜忌的角度来看，正好被那些整天疑神疑鬼的专制政权的统治者看作是野心勃勃。

宋代的最高统治者鉴于历代窃国篡权的经验教训，公然要求『佐命功臣多积金钱，愿自娱乐以多置歌儿舞女，日饭食相对，以终天年』。

宋高宗时常纵容功臣大将们贪财，用意在使功臣大将们腐化而丧失上进的志趣，一个守财奴自不会有什么野心。宋代官绅士大夫、文武大臣爱钱、敛财成风，这在南宋初年表现尤其显著。秦桧、张俊之流便是其中的典型人物。

秦桧是宋朝的特大贪污犯。根据绍兴十一年(1141年)达成的宋金和议，南宋收三大将兵权,金国明确要求南宋不得罢免秦桧的相位。有了金国主子撑腰，秦桧当上了宋高宗赵构无法罢免的终身宰相，此后秦桧权势如日中天。

秦桧在高宗朝，两踞相位，前后专权长达19年。这19年间，秦桧公开卖官鬻爵、敞开大门纳贿，以至在秦桧临死的时候，秦家『富敌于国』。秦桧养子秦熺，几乎每天都要请人打造金银酒器，或收罗古董字画。这都是耗费巨资的事，秦熺却当成日常功课，秦家生活之奢侈可想而知；在与金国达成和议之后，为收刮民脂民膏以奉敌国，宋高宗、秦桧下令各地官吏进行献助。名义上是各地官吏以“羡余”献助中央，实际上连宋高宗也知道，这些收刮而得的财物除了供奉给金国女真人，剩下的主要就成了秦桧的私有财产。

据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秦桧家的府库财富，超过了南宋朝廷的『左藏数倍』，当时凡是南宋宫廷所稀缺的物品，秦桧家都应有尽有；由于秦桧『贪墨无厌，喜赃吏，恶廉士』(《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69)，故在秦桧治理之下，南宋多是贪宫污吏；贪官污吏们为了媚事秦桧，便以刻剥百姓为急务，在他们征收赋税时，则强迫人民『合零就整钱，如绵一钱令纳一两，绢一寸令纳一尺之类，是正税一分，阴取其九』，甚至，当时各地都是『官收一岁之赋，而民输两倍之积』。据《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秦桧）开门受赂，富敌于国，外国珍宝，死犹及门。人谓熺自桧秉政无日不锻酒具，治书画，特其细尔』。

在南宋诸大将中，论战功，张俊浪得虚名，论捞钱，张俊首屈一指，论享福作乐，张俊第一。张俊最贪财，并且以贪财和富有而闻名于世。

绍兴十二年，张俊被解除兵权，之后被封为清河郡王，敕建府第。通过赐予和兼并，张俊占有了巨额田产，成为古往今来罕见的大地主，号称『占田遍天下，而家积巨万』；张俊家共有良田一百多万亩，每年收租米六十万石以上(另一说为—百万石)，相当于南宋最富庶的绍兴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两倍以上；通过巧取豪夺，张俊还占有了大批园苑、宅第，仅所收房租一项，每年就多达七万三千贯钱，在南宋诸将帅中“最多赀”。张俊的子孙曾经一次捐献给南宋朝廷十万石租米，清单上分别开列了江东和两浙路六个州府所属十个县，共计十五个庄的租米数额。

张俊在世时，家里的银子堆积如山，为了防止被偷，张俊命人将那些银子铸成千两一个的大银球，名叫『没奈何』，意思是小偷搬不走它们，全都拿它们没办法(《夷坚志》卷23)。

害死岳飞，和金国签订和约之后，南宋君臣开始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一日，宫中开宴，达官贵人皆赴宴，一个戏子宣称：“我精通天文，世间贵人都与天上星相相应，我一看便知。只须用一文钱对着贵人一照，便可知其对应的星相。”戏子装模作样地一个个看过来，先看宋高宗，说事“帝星”，看秦桧，说是“相星”，看韩世忠，说是“将星”。看到张俊，停止了，看了又看，说看不见星。大家都有些害怕，催他再看，他又看一会，然后怪里怪气地说：“还是看不见星，只见张郡王坐在钱眼里。”南宋君臣登时哄堂大笑。


绍兴二十一年，宋高宗赵构驾临张俊家，张俊接驾供宴，张俊的这次家宴，堪称是中国“史上豪宴”冠军。为了讨好宋高宗赵构，张俊进奉上等酒食果子几百种，进献金器三千两、珠子六万九千多颗、玛瑙碗三十件，还进献 各种精细玉器四十多件，绫罗缎绵一千匹以及一大批名贵古玩、书画等。为此,曾有南宋诗人写诗讽刺道：『多蓄多藏凯足论,有谁还议济王孙？ 朝争暮竞归何处？尽入权门与幸门！』。

南宋初年，战事频繁，岳飞、韩世忠都远戍在外，与士卒同甘共苦，而张俊一军却经常逗留在临安。张俊从军中挑选高大的英俊士卒，命令他们全身刺满锦绣花纹(人称“花腿军”)，然后短打出游，纵民围观，士兵苦不堪言，百姓摇头叹气；张俊还役使他的部下为皇帝营造宫殿，为自己修建豪宅，还盖了一座名叫“太平楼”的酒肆，赚钱营私；众军士编歌谣唱到：『张家寨里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军中还戏称『张太尉铁脸』，意指张俊无廉耻，不要脸，脸皮好像铁打的一样。这样一个贪鄙之人，却能够得到宋高宗赵构的宠信和青睐。

宋高宗赵构经常袒护张俊，对张俊十分宠信爱护，一再给张俊加官晋爵，甚至在张俊老病而死的时候，宋高宗赵构不仅亲自去祭奠张俊，还为此号恸大哭，须知当初宋高宗的兄弟姐妹们被金军掳掠而去，并遭到女真贵族的凌辱蹂躏的时候，宋高宗也没有如此伤心。

再看看公而忘私的岳飞，不肯营造华宅，不肯纳妾，与士卒同甘共苦，长子岳云随军征战、屡立战功，岳飞却经常不报，然而岳飞最后却遭皇帝猜忌而被奸佞之徒陷害致死，真令人感慨世事的不公！

出身官宦世家的刘光世是皇帝的嫡系，他主要靠着资历老、与皇帝关系亲近且会奉承而忝为大帅。刘光世养尊处优、胆小怕死，向来害怕金兵，作战时又大多不敢亲临前线，而是坐守后方，以便必要时逃跑；每逢诏令移驻前线，大多拒不奉诏而设法退避；刘光世治军不严，不少流寇、叛军乐于投附为其部属，他的手下多是些骄兵悍将，打起仗来不行，欺侮百姓、骚扰地方却很凶。

刘光世经常虚报军额，多占军费；刘光世贪财好利，以经营田产而致『金钱巨亿』『置歌儿舞女』；刘光世还霸占良田，与民争利。刘光世在浙江青田霸占了大片良田，又在淮东一带掠夺膏腴水田三万亩。大臣们对刘光世深为不满。但是这样的一个贪财好利的庸将懦夫却能得到皇帝的青睐，宋高宗不仅对他一再迁就姑息，还不断给他加官进爵。刘光世赋闲的时候，皇帝『以玩好物数种赐之，光世大喜，秉烛夜观，几至四更』(《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0)。显然，大将玩物丧志、贪图享乐，反而使宋高宗十分放心。

当时贪财成为风气，就是名将韩世忠也未能免俗。韩世忠曾向宋高宗提出要求，愿用三万八千贯钱购买江南西路临江军新淦县没官田宅，后又提出要买北宋奸臣朱勔的平江府南园，请佃官田一千二百宋亩，宋高宗闻之大喜，顺水推舟，全部免费赏赐给他。宋高宗还认为韩世忠“持身廉”，将著名的永丰圩田赐他。韩世忠力辞，就算是廉上加廉。事实上，韩世忠家每年所收租米多达几万石。当时宋高宗颇疑诸将有野心，及知韩世忠也是一个求田问舍的人，所以喜欢起来。韩世忠也许是效仿昔人买占田宅以自污的故智，但岳飞却是绝对不肯自污的。

对当时官僚士大夫的爱钱贪钱之风，岳飞深感痛切。岳飞曾经提出『文臣不爱钱,武将不惜命』的著名口号,希望能够改变这一社会陋习(《朱子语类》卷112；《金佗稡编》卷9《遗事》；《金佗续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齐东野语》卷13《秦会之收诸将兵柄》)。

岳飞身居高位多年，收入相当丰厚，但是却一直坚持过简朴的生活，以『奉身俭簿』著称于世；岳飞『居家惟御布素，服食器用，取足而己，不求华巧』；出兵在外,岳飞都是身着戎衣，在家时却穿普普通通的麻布，不着绸缎，而且要求家人也是如此；岳飞平常吃的食物也很粗陋，大多只是粗粮咸菜，加一盘煎猪肉和几样面食，基本上没有两样荤菜；宋高宗曾经打算在临安府(今杭州)为岳飞营造宅第，岳飞引用汉朝霍去病的话力辞：『北虏未灭，臣何以家为！』。

岳飞不仅清正廉洁，而且还经常化私为公，用自己的私家财产去补助军用。岳飞平生『一钱不私藏』，『虽上赐累巨万,毫发不以为己私』；岳飞还经常化私为公，『乐施财,不殖资产,不计生事有无。所得锡赉,率以激犒将士,兵食不给,则资粮于私廪』。有一次，岳飞将自己家“宅库”里的物品变卖，交付军匠，造良弓两千张以供军用。

岳飞含冤遇害后，秦桧派其党羽去抄岳飞家，家中根本就没有金玉珠宝，除了几千卷书之外，剩下的主要是三千多匹麻布和丝绢、五千多斛米麦，显然还是准备补贴军用的(《说郛》卷29《岳王卒葬》)。岳飞是手握重兵的著名大帅，带兵多年，家产只有这么一点，再看看与岳飞同时的其他将帅，金银财宝充满堂寝，田园占几县。两者相比，真有天渊之别！

对于岳飞的清廉，南宋著名史学家李心传在其著述《建炎以来朝野遗记》中慨叹良多，李心传说：『飞握重兵许久，家无余财，自是贤矣！』。

后来，岳飞冤案平反昭雪，南宋朝廷在给岳飞定谥号的公文《武穆谥议》中对岳飞清正廉洁的作风赞誉有加：『呜乎！为将而顾望畏避，保安富贵，养寇以自丰者多矣。公(指岳飞)独不然，平居洁廉，不殖货产，虽赐金已俸，散予莫啬，则不知有其家！』。

南宋初年诸将，少有不贪财的，更少有不好色的，宋高宗不仅以诸将贪财为可喜，还觉得诸将好色也是可喜的。贪财的人已不足畏，贪财而又好色，就更不足畏了。

负责川陕军务的南宋大将吴玠晚年『颇荒淫』，『多嗜欲，使人渔色于成都，喜饵丹石，故得咯血疾以死』(《宋史》卷366《吴玠传》)；

刘光世妻妾成群，『沈酣酒色，不恤国事』(《宋史》卷369《刘光世传》)；

张俊比较好色，妻妾很多，还经常到外面嫖妓。张俊曾纳杭州一个色艺天下无双的名妓为妾。

早在建炎二年，宋高宗宠臣王渊与张俊为抢夺一个周姓妓女而杀害宗室赵叔近，之后又将此妓女转送韩世忠(《挥麈三录》卷2，《要录》卷16建炎二年六月乙丑)；

韩世忠不仅纳妾多人，还喜好调戏部将妻女，到部将家中宴会时，更常令部将的妻女出来侑酒,后来竟迫使部将呼延通自杀。

当时南宋诸将无不姬侍众多，唯独岳飞与众不同，岳飞家里并无姬待侍。岳飞一生只结过二次婚。靖康元年(1126年) ，24岁的岳飞背井离乡、从军报国，将妻子刘氏留在家乡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照顾老母姚氏和两个幼子。

然而，岳飞的第一任妻子刘氏不能守节，不愿忍受艰苦，先后两次改嫁，刘氏撇下岳母姚氏和岳云、岳雷两个幼子，使一家老小陷于颠连无告的困境。

岳飞的故乡相州汤阴沦陷后，有同乡前来寻找岳飞，告诉他姚氏和两个幼子的消息，并转达了姚氏的反复叮嘱：『为我语五郎，勉事圣天子，无以老媪为念也。』

岳飞愤恨刘氏的背信弃义，而老母姚氏和两个幼子的凄惨境地，更使岳飞忧心忡忡、寝食难安。岳飞派人潜回汤阴，前后十八次，方才将老母姚氏和两个幼子接到自己的军营。

建炎四年(1130年)春，28岁的岳飞在宜兴(今江苏宜兴)另取渔家女李娃为妻。李娃孝顺姚氏，也爱抚岳云和岳雷，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此后，岳飞一直没有纳妾蓄姬。岳飞与李娃感情的很融洽，后来，岳飞含冤遇害之时，腰间还系着李娃给他的玉环。

南宋大将吴玠生性高傲，向来看不起某些靠着资历老、与皇帝关系亲近而身居高位的将帅，但是吴玠却很佩服岳飞。『吴玠素服飞，愿与交欢，饰名姝遗之』，吴玠曾以二千贯钱在四川买了一个年青美貌的士族女子『饰以金珠宝玉，资奁巨万』，派人送给岳飞为妾，但被岳飞婉拒退回，『飞曰：「主上宵旰，岂大将安乐时？」却不受』。这在当时算是骇俗惊世之举。

见到岳飞退回女子，吴玠更加敬佩岳飞，认为自己比不上岳飞，『见女归，益敬服，以为不可及』。

作者：爱国战将　回复日期：2011-02-04　23:21:43

岳飞没有骑兵(有马镫的时代骑兵就如现在的坦克部队,公元4世纪北魏之后才出现马镫).去打金国是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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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一个跳梁小丑，你连基本的历史常识都搞不清楚，就编造谣言、胡说八道，以致贻笑大方，——这才真的可笑呢！


有骑兵装备固然重要，但是将领和军队的整体素质更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况且，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之前，岳家军就早已组建了一支两万多人的精锐骑兵部队。但是你这个不学无术的跳梁小丑竟然信口雌黄，胡说什么“岳飞没有骑兵”！


附上下面的扫盲材料（用来打你的脸）：


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独立成军之初，只有正兵不到一万人。此后又经过一些列的征战和收编，到绍兴四年（ 1134 年）岳飞收复襄汉六郡时，岳家军兵力已增至三万五千多人。

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率部平定杨么之乱之后，在收编湖湘农民起义军的同时，又合并了一些地方军队，使岳家军的兵力大增。

在绍兴五年（1135年）的南宋军队整编中，原湖湘农民起义军中的壮丁五、六万人大都编入岳家军，再加上此后拨隶岳飞统辖的荆湖南路安抚司统制任士安、郝晸、王俊、统领焦元、丘赟等部约一万二千人，以及杜湛所部调归岳飞统辖时带来的八千多蔡州兵，此外还有江南西路安抚司统制祁超、统领高道等部约八千五百多人，这样实际受岳飞节制的总兵力已经达到十几万之多，而以后岳家军的兵员也大体维持在十万人左右这个数量，直到岳飞被宋高宗和秦桧所害。

到绍兴九年(1139年)，岳家军总兵力已经增至十万多人，有统制官 22 人、将官252人，其中正将、副将和准备将各84人，在岳家军诸将中，王贵任中军统制，张宪任前军统制，这二人是岳飞的重要副手。当岳飞不在军中时，王贵和张宪可以代替岳飞指挥其他统制，主持岳家军全军的事务；徐庆、牛皋和董先三人最为善战；以上五人都是岳家军的中坚将领。而在同一时期，淮西张俊所部统制官只有10人，淮东韩世忠统所部统制官只有11人。

在绍兴十年（1140年）北伐前，以长江边的鄂州为基地，岳家军军一级的编制至少有十二军，计有：一、背嵬军；二、前军；三、右军；四、中军；五、左军；六、后军；七、游奕军；八、踏白军；九、选锋军；十、胜捷军；十一、破敌军；十二、水军。

其中踏白军和游奕军都是马军番号，而作为岳飞亲军的背嵬军，也基本上以骑兵为主。而根据当代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的考证，当时岳家军全军约有十万多人，平均每军约八千余人。故踏白、游奕和背嵬三军相加，大概有两万多人的马军，也就是说，岳家军当时有两万多人的兵力是骑兵。此时的岳家军已经成为步兵、骑兵、水兵各兵种齐全的强大军事集团，规模居南宋诸军之首，且实力最强。

但如此以来，问题就来了。宋朝一向马匹缺乏，南宋尤其如此，岳飞是从哪里弄到那么多战马来组建骑兵的？

据考证，这么多战马既不是南宋朝廷给的，也不是买的，而是岳家军在与金国以及金国所扶植的伪齐政权作战时缴获的。

早在绍兴六年（1136年）八月，岳飞第二次北伐，兵进伊洛，其麾下猛将杨再兴率军攻克西京长水县时，夺取了伪齐政权的一个马监，缴获战马一万多匹。在同年十一月进行的第三次北伐的过程中，岳家军又从伪齐那里俘获战马四、五千匹、骑兵千余人。

就当时情势而言，伪齐政权得到金国的全力援助，马匹得来甚易，加上北宋时也曾在西京洛阳设置洛阳马监（《宋会要辑稿》），而且洛阳地处伪齐境内腹部，在此畜养大批马匹也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只是敌人万万想不到，岳家军进军竟如此迅速。

而缴获的这约一万五千匹战马，加上以前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曾拨给岳家军的少量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

岳珂在《鄂国金佗稡编》卷22《吁天辨诬卷之二淮西辨》中提到“而况背嵬之士，先臣之亲军也，颖昌、朱仙，皆以是军取胜，而八千余骑亦不可谓寡矣”，——也就是说，在经历绍兴十年的颖昌大战和朱仙镇之战之后的次年，岳飞率部救援淮西的时候，仅出征的背嵬马军就有八千多骑，这也是后来岳家军能够在野战中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重要原因。

南宋军事家华岳在其所著的兵书《翠微先生北征录》卷八中写道：“臣闻呈试有四门马枪，拣指有马上单枪。岳飞教荆襄之兵，有稽枪射。李显忠教关西之兵，令弓手带枪，枪手带弓。马军之有枪，尚矣。自近代，善马射者不善马枪，所以海队只选马枪一十八条、正副旗头六名，其余皆系弓箭。立为定制，不容增减。盖新刺马军、新补马校不练教习，不熟弓马，两手挟弓犹恐不能施放，更责以马枪兼人之能，则彼安能独办？要之，一队皆系老旧马军，则令各稽小枪，而不拘以十八人之数；皆系新招生疏之人，则令专事弓箭，而不拘以正副旗头之额。庶不强人以短，而反害其所长。是谓枪制。”

显然，马上用枪并非易事，而岳飞能“教荆襄之兵，有稽枪射”，显然对岳家军骑兵的要求甚高。须知岳飞本人就善于骑射，素有“勇冠军”之名，有他教导，让将士熟练掌握射技枪法，此等精兵，自然非同小可。

此外，根据《鄂国金佗稡编》卷九《遗事》记载：“臣云（岳云）尝以重铠习注坡，马踬而踣，先臣（岳飞）以其不素习，怒曰：”前驱大敌，亦如此耶？“遽命斩之，诸将叩头祈免，犹杖之百，乃释之”。

由此可见,岳飞平时要求岳家军骑兵必须身披重铠，苦练冲陡坡、跳壕沟等战斗动作，非常注重实战效果。也只有经过如此严格训练的岳家骑兵，才能在中原大地上和金兵争锋。

而建成这么一支总数两万左右的强大骑兵部队，为岳飞成为南宋诸将中唯一敢于主动向金国发起进攻的稀世名将提供了重要条件。

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在收复襄汉六郡之后，便以襄阳六郡为战略基地，以鄂州为军事大本营，开始了战略基地的建设。“襄阳六郡，西邻川陕，东接两淮，南屏长江中游，北连开封、洛阳。至于鄂州，更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岳飞认识到：“襄阳六郡，地为险要，回复中原，此为基本”。

岳飞采取了一系列的战略措施，把襄汉六郡建成反攻中原的战略基地。

岳飞在襄汉六郡设官分兵，屯扎要害。克服襄阳六郡之后，岳飞即“权行差官，葺治州事”，选拔有才能的文武官员扶绥治理。分出部分兵力屯驻各州要害。同时，命令这些州郡官员在收复地区整治城壁楼橹，修葺城防设施，加强守备力量。

岳飞还招民归业，发展生产。岳飞下令在在襄汉六郡实行优惠政策，借贷耕牛、种子，给复业农民，免除三年赋税，免除以前所欠一切官私债务，要求州县官员“用心召集流亡，劝课农桑，怀柔百姓，宽恤刑禁”。

岳飞经过几年的惨淡经营，终于把襄阳六郡建成了反攻中原的战略基地。

南宋初年，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并确保宋军的粮草后勤安全，各路宋军在各自的驻扎地开展屯田，在休战期间，派专人负责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从而增加了军队收入，减轻了财政负担，同时也为战争准备了充足的粮草。

绍兴四年（1134年），在岳家军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岳飞就上奏说：“襄阳、随、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苟行营田之法，其利为厚。然即今将已七月，未能耕垦，来年入春，即可措画。”

在中国古代，用百姓耕垦官府荒田，谓之营田；用军人耕垦官府荒田，谓之屯田。但在事实上，屯田和营田很难严格区分。岳飞设法召募百姓，借贷耕牛、种子、农具之类，耕种营田。 宋时营田收成之后，按照惯例，除留足来年种子外，或是官府收租四成，或是实行对分租。有时为鼓励垦荒，初期每亩只收租一二宋斗，甚至五宋升。

绍兴六年（1136年）二月，南宋朝廷为恢复生产，措办营田，任命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吴玠和岳飞五大将兼任营田大使或营田使。岳飞当时兼任的是营田大使。

由于营田农民的辛勤耕作，岳家军的稻谷收入最后达十八万余石，约可 供应两个半月左右的军粮。这还不包括作为货币地租的“营田杂 收钱”在内。岳家军部将武赳等人因经营营田有功，岳飞还特别予以保奏升迁。此外，岳飞“又为屯田之法，使戎伍攻战之暇，俱尽力南亩，无一人游间者。其疆理沟洫之制，皆有条绪”。

为了增加军队的收入以减轻国家经济负担，岳家军也开辟其他“利源”。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四统计，当时各种经营收入每年高达170余万贯。按岳家军每月开支56万贯计算，这些收入接近于三个月的支出，既弥补了军费的不足，又大大减轻了南宋朝廷的负担。

大兴营田，效果显著，“行之二三年，流民尽归，田野日辟，委积充溢，每岁馈运之数，顿省其半”。

经过上述努力，据说可使岳家军的“每岁馈运之数，顿省其半”。经过多方面的筹措，岳家军北伐的准备更充分了，条件更成熟了。岳家军全军上下“闻金鼓而乐奋”，“裹粮坐甲，惟敌是求”，万众一心地等待着统帅的进军令。

更为重要的是，自建炎四年（1130年）以来，宋军接连击败金军，取得一系列关键性的胜利，扭转了战争形势。从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南宋由弱变强，金国由盛转衰。

岳家军统帅岳飞主要依靠自己的杰出军事才能和卓著战功，从普通一兵成长为统兵十万的著名大帅，到了绍兴十年宋金开战之时，岳飞的官职是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河南、河北诸路招讨使，岳飞同时还具有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和开府仪同三司这几个高级官衔，以及少保这一高级官位。

岳飞自宣和四年（1122年）应募入伍始，“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岳飞所参与的规模较大战斗约六十余次，小战更多达数百战。岳飞在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成长为宋朝首屈一指的军事家。作为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杰出军事家，岳飞善于谋略和灵活用兵，岳飞要求将士除了要有勇敢战斗的精神，更重要的是发挥谋略的作用。

早年，岳飞为张所部将时就说过：“勇冠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强调作战要谋略在先。以后，成为独挡一面的大将时，岳飞对谋略的认识更加深刻。岳飞曾说：“谋者胜负之机也。故为将之道，不患无勇，而患无谋”。

岳飞很注重灵活用兵，不赞同将帅作战按照事先准备的阵图行事的做法，认为阵图乃定局，而战场千变万化，“古今异宜，夷险异地”，不能照搬。

岳飞还认为：“兵家之要，在于出奇，不可测识，使能取胜，若平原旷野，猝与敌遇，何暇整阵？”

因此，岳飞提出：“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种根据作战情况灵活运用战法的思想，对岳家军多次战胜金军起了不小的作用。

在岳飞的指挥下，岳家军“皆可以一当十百”，所向无敌，就连金人也赞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不论在战时或在平时，岳飞总是和士卒们同甘共苦，在饮食起居等日常生活方面，没有任何特殊之处。岳飞带兵在外,时常“与士卒最下者同食”。 岳飞平时与将士同甘共苦，在战场上则以身作则，冲锋陷阵，“每战尝自为旗头，身先士卒”。

岳飞本人不但几乎每次作战都亲临战阵，而且经常身先士卒，亲自担任“旗头”。成千上万将士的动止进退，都唯“旗头”是瞻，看岳飞如何挥动手中的旗帜。

岳飞治军，以严明军纪而著称于史，号称“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南宋学者周密在其著述《齐东野语》中称岳飞军纪为“中兴第一”。

自建炎三年(1129年)独立成军以后，岳飞所部一直以“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兵不犯令，民不厌兵”而著称于世。岳飞从严治军，体现为严格训练、严肃纪律、赏罚分明。

岳飞训练军队严格，平时常按实战和临战进行训练。如骑兵训练，“课将士注坡跳壕，皆重铠习之。子云(岳云)尝习注坡，马踬，怒而鞭之。”

然而对于普通士卒在武技方面存在的问题，岳飞却着重采用教导、训练办法，并告诫他的部将们，不要为这类事而轻易地笞责和辱骂那些普通士卒。

对于即将奔赴前线的岳家军普通士兵，岳飞只向他们提出一些容易做到的基本要求。例如：在上阵之后，只要能拿枪拿得稳，能运用自如，心里不战战兢兢，口中有唾液可咽，便称得起勇敢的人了。

既然每次在与敌人厮杀鏖战之际，大都有一位杰出的主将亲自在火线上指挥、领导，这自然会使得岳家军普通士兵们感觉有所倚恃,而对于岳飞提出的那些并不过分的要求，岳家军普通士兵们也都能够做到。

岳飞通过严肃纪律来保障军队的战斗力，为此制定了许多律条。对于部属们的管教，凡涉及军纪的事，岳飞一律采用严格要求，严肃处理。既使强取民间一钱一物，也要重罚不赦，如“卒有取民麻一缕以束刍者，立斩以循”，这在当时是非常罕见的；在部队驻扎之地，岳飞常常带领十来名骑兵到军营附近各处巡视，惟恐有军士做出违反军纪的事情。

严明的军纪，是岳家军保持强大战斗力和维持良好军民关系的前提。

在作战中，凡将士立功，必受赏，凡有过的必受罚。岳飞待千万人如待一人：公正无私，恩威相济。

岳飞治军虽严，却严而不酷。岳飞对部属，对百姓，甚至对降敌，都本着儒家“仁心爱物”的理念来对待。岳飞严禁军队抢劫和骚扰百姓，正是体现岳飞的“恤民”精神。

由于岳飞仁严兼济，恩威并施，“小善必赏，小过必罚”，“勤惰必分，功过有别”，故在岳家军中，养成了—种雷厉风行的军风， 令下如山倒，“御众得其死力”。岳家军内部上下和睦，关系融洽，表现出强大的内聚力和战斗力。

南宋东州爱国人士王自中在淳熙十五年(1188年)九月所撰的《郢州忠烈行祠记》中曾提到岳飞的以下治军风范、品行:“一曰忠:临戎誓众,言及国家之祝,仰天横泗,士皆欷欤而听命。闻大驾所幸,未尝背其方而坐。二曰虚心:食客所至常满,商论古今,相究诘,切直无违忤。三曰整:兵所经,夜宿民户外,民开门纳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苇无乱者。四曰廉:一钱不私藏。五曰公:小善必赏、小过必罚,待数千万人如待一人。六曰定:猝遇敌,不为摇动,敌以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七曰选能:背嵬所向,一皆当百。八曰不贪功:功率推与其下。”

岳家军有着中国古代军队最严格的训练体系与战斗纪律，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对百姓秋毫无犯，对敌人则如虎狼一样凶猛。

更与宋朝其他军队不同的是，岳家军还是一支富有信仰的军队，他们牢记国耻家仇，以忠义许国、同仇敌忾，为雪国耻、抗击外侮、恢复旧山河而战，故士气旺盛。

用今天的话来说，以上都是岳家军强大的软实力。

显然，具有杰出军事才能的爱国将领岳飞所带出的军队确实是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劲旅，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这支军队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在这两战中，岳家军统帅能够临危不乱，正确判断形势，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岳家军将士则身负国耻家仇，同仇敌忾，以忠义许国，故士气旺盛，即使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也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

同时岳家军将士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加之，岳飞重视骑兵建设，岳家军以过去历次战争(尤其是绍兴六年的两次北伐)中缴获的战马为基础，组建了一支强大的高素质骑兵部队，也就有了和女真骑兵争雄较长的资本。同时宋朝发达的经济技术条件，使岳家军配备的弓矢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

所以，有了以上这些必要的条件，加上统帅的杰出军事才能，在敌众我寡的严峻形势下，岳家军将士还能够接连击败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军主力，也就不足为奇了。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在平原旷野地区的野战中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这标志着宋金之间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经过多次交锋较量，金人也感到岳家军锐不可挡，因而，他们也不得不惊呼：“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岳飞标准像：



在故宫博物院见过这幅画。感觉这个才像岳飞，并且符合《宋史》卷365《岳飞传》中关于岳飞的这些描述：“好贤礼士，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

对于广大中国民众来说，提到岳飞，大家就会想到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有人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尽忠报国、至死不渝；而提起秦桧，大家则会想到一个甘当内奸、卖国求荣、残害忠良、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的十恶不赦之徒。

岳飞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没有显赫的身世背景，本来只是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在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出身寒门的岳飞却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不计个人得失，尽忠报国、至死不渝，靠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依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建功立业，做出了一番大事业，成为叱咤风云的杰出英雄人物。而这正是岳飞卓越超群之处。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身经百战，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一代名将。虽然岳飞后来在报国大业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惨遭奸佞之徒陷害，含冤而去，但是岳飞的英名和事迹却长期为后人称颂推崇。

千百年来，人们敬仰岳飞，不仅写下为数众多的纪念诗文楹联，而且还给岳飞建立很多庙宇，至于前去瞻仰岳王庙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古时候瞻仰岳王庙的人很多，现在也很多，例如，杭州岳王庙一年就要接待五百万左右的游人）！

八百多年以来，岳飞之所以为后世景仰、敬重，——这不仅因为岳飞为保卫家国而立下了卓著战功，不仅因为岳飞是一位“文武全器，仁智并施”的杰出军事家和执德布义的“忠孝完人”，也不仅因为岳飞的高风亮节，岳飞具有治军严明、赏罚分明、廉洁奉公、不纵声色、爱民如子、秋毫无犯等高尚品行，更是因为岳飞不畏艰险誓死反击外侮、坚决反抗侵略奴役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岳飞自强不息、奋发进取、“挽狂澜于既倒 扶大厦之将倾”的巨大勇气，还有岳飞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与邪恶势力妥协的可贵品行，和岳飞坚贞不屈、誓死抗争、心昭天日的民族气节！

岳飞的爱国精神和浩然正气影响着一代代的中华儿女，激励着古往今来的众多志士仁人！尤其是在国难当头的历史转折点，岳飞爱国精神所产生的感召力更为震撼！


（下图系1937年12月24日，日军占领杭州后的留影）

编著《宋史》的元朝史官对岳飞的评价：

『论曰：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

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

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

——《宋史》卷三百六十五《岳飞传》



（下图系岳飞手书诸葛武侯《前出师表》）

杭州岳王庙岳飞塑像：

对于秦桧残害忠良的罪行，南宋史家吕中在《中兴大事记》一书之中作出了如下揭批：

『岳飞忠孝出于天性，自结发从戎，凡历数百战，内平剧盗，外抗强胡。其用兵也，尤其善以寡胜众。其从杜充也，以八百人破群盗五十万众于南熏门外；其破曹成也，以八千人破其十万众于桂岭；其战兀术也，于颖昌则以背嵬八百，于朱仙镇则以背嵬五百，皆破其众十余万。虏人所畏服，不敢以名称，至以父呼之。

自兀术有必杀飞而后可和之言，秦桧之心与虏合，而张俊之心又与桧合，媒孽横生，不置之死地不止。万俟卨以愿备锻炼，自谏议而得中丞；王俊以希旨诬告，自遥防而得廉车；姚政、庞荣、傅选之徒亦以阿附，并沐累迁之宠。附会其事，无所不至，而「莫须有」三字，韩世忠终以为无以服天下。飞死，世忠罢，中外大权尽归于桧，于是尽逐君子，尽用小人矣！』

（宋人所著《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8，《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1转引南宋史家吕中《中兴大事记》）


南宋大臣袁燮在奏章中指出：『自秦桧当国，阴与虏结，沿边不宿重兵。』（《历代名臣奏议》卷337）


南宋学者罗璧指出：『宗泽与汴为始终，岳飞恢复不已，金主役桧死之。』（《罗氏识遗》卷5《西北豪杰所产》）


南宋大学问家朱熹指出：『窃见故相秦桧归自虏廷，久专国柄，内忍事仇之耻，外张震主之威。以恣睢戮善良，销沮人心忠义刚直之气；以喜怒为进退，崇奖天下佞谀偷惰之风。究其设心，何止误国！岳侯既死于棘寺，魏公复窜于岭表。连逮赵汾之狱，盖将掩众正而尽诛；徘徊汉鼎之旁，已经闻图九锡而来献。天不诛桧，谁其弱秦？』（参见《朱文公文集》卷99《除秦桧祠移文》）


南宋学者欧阳守道在纪念岳飞的文集中写道：

『岳忠武王之死，孰杀之？金人不能杀王于战，能杀王于狱。盖自遣秦桧来相，而金人之令行于江南矣！

其所欲杀，岂独一岳王？桧方次第扫除以报，而艺祖在天，丕降罪疾，殛之，然后三、四忠贤幸免，中国再有生气。王不幸，最先死，死且孥，哀哉！

《崇岳集》者，陈君华叔之所集，而间以己作，率悼岳王也！』

（摘录自《撰斋文集》卷21《书崇岳集》，作者：南宋 欧阳守道）


注释：上文中的“王”指的是岳飞。淳熙五年(1178年)，南宋朝廷给岳飞定谥号为“武穆”，嘉泰四年(1204年)，南宋朝廷追封岳飞为“鄂王”，宝庆元年（1225年），南宋朝廷赐岳飞谥号为“忠武”，此后人们敬称岳飞为“岳鄂王”、“岳武穆王”、“岳忠武王”或“岳王”；“艺祖”是宋人对宋太祖赵匡胤的尊称。

“桧方次第扫除以报，而艺祖在天，丕降罪疾，殛之”一句意思是：秦桧正准备逐个害死南宋的忠贤之士，之后再给金人一个交待，但是宋太祖的英灵在天上，知道秦桧的罪行，于是降下罪疾，处死了秦桧。


（下图系秦桧跪像1）：

对于秦桧当权期间南宋朝廷所奉行的卖国政策，南宋史家吕中在《中兴大事记》一书之中作出了如下揭批：

『绍兴十年，金人渝盟，军民皆归咎于秦桧，而桧傲然不动。顺昌既捷之后，先窜赵鼎，而人无敢言矣！拓皋既捷之后，尽罢诸将，而兵隶御前矣！

向者战败而求和，今则战胜而求和矣！向者战败而弃地，今则战胜而弃地矣！

向者战败而使命之费犹有限，今岁币银、帛各二十万两、匹，而贺礼又有金器千两、银器万两、锦帛千匹矣！

岳飞复唐、邓、陈、蔡，张俊复亳、宿，韩世忠复海州，吴璘复商、秦，吴玠复方山、和尚原，皆间关百战而后得，今吾不能有其地，反尽割于虏，听其分画矣！

韩世忠田金陵，岳飞田鄂、汉，王之奇田两淮，吴玠田梁、洋，樊宝、宗纲田荆州，皆累年经营而后成，今吾不能屯田，反使虏创屯田军于河南矣！

吾国之民不肯入虏，杀之犹不从，而朝廷必以予虏，使遗民饮泣内恨，而中原人心失矣！

李世辅不顾其亲来归，兀术畏避其忠勇，朝廷竟置之谪籍，而中原豪杰之心失矣！

士大夫陷没虏中，家属有在中国者，桧徇虏人之情而悉还之。方其去时，如赴井陉，而吾国衣冠之气皆沮矣！

张俊深忌岳飞、刘锜，每言飞赴援迟，而锜战不力，遂于秦桧谋，斥锜而杀飞，而天下忠愤之气皆沮矣！』

（宋人所著《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28，《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1转引南宋史家吕中《中兴大事记》）


（下图系秦桧跪像2）：

在《皇宋中兴四将传》卷2《岳飞传》结尾，南宋史官章颖对岳飞、秦桧作出了如下评论：

『论曰：「 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非奸雄变诈者比。韩信用兵，天下莫敌也。观其拒蒯通之说，不肯背恩自立，其后期会迁延不至，君臣之间，间隙始开。

上眷飞厚，而飞明于君臣之义、进退之机，夷夏之信服之者，以其心也。和战之权制于人主，飞岂有不听者？

兀术遗桧书，曰「必杀飞，而后和可成」者，敌人自为计也。猛虎在山，藜藿为之不采，飞虽不掌兵，亦足以强国，致和愈易矣！况是时虏上下相疑，其势已弱。子玉犹在，晋文仄席之时也！

桧与飞不两立，飞疾桧之奸，桧忌飞之智。汴京之士上书兀术，其言料之审矣！

是时如讹里朵，如挞懒，如粘罕，相继皆死，独兀术在耳。而诸将皆不啻足以当之，此一大机会也，而桧败之。

呜呼！秦桧之贪功以自专，忌贤害能，隳中兴之大计，其罪上通于天。而世之倾邪之士，犹立说以附桧，如孙觌者多矣！非使此说扫灭于天地之间，何以佐公论之行哉？」

又论曰：「时政记书事数年之后，记载岂无缺遗？绍兴诸将之功，夏官赏功之籍，犹可考也。

岳飞之功，当时史官所书，用秦桧风旨，削而小之者有矣！是时，典领秘书图籍者，秦熺也；实录兼史笔，则秦埙也；史官之属，则郑刚中，桧之馆客也，丁娄明，埙之妇翁也，林机，其子婿也，杨迥、董德元、王扬英数十人，皆桧党也！

上尝以桧朋比，罢政，翰苑之臣綦崇礼当草制，上出桧二策，且以亲札付崇礼，据以草制。其后桧复用，乞诏于崇礼家索之，既至，则以付秘书省，实收之矣！以至《宰相拜罢录》令悉上送官，有存稿者，坐以违制之罪。

秦桧之虑亦深矣，人之功则欲掩之，己之功则欲大之，人之过则欲增之，己之过则欲盖之。行之一时，可也！如天下后世何？」』

（以上评论还可以见于《宋朝南渡十将传》卷2《岳飞传》）


（附图：岳飞墓、岳云墓）

众所周知，岳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事迹在中国家喻户晓，岳飞深受中国老百姓的喜爱也是毋庸置疑的。岳飞的对立面，则是一个叫秦桧的反面人物。

对于广大中国民众来说，提到岳飞，大家就会想到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有人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尽忠报国、至死不渝。

而提起秦桧，大家则会想到一个甘当内奸、卖国求荣、残害忠良、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的十恶不赦之徒。

岳飞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没有显赫的身世背景，本来只是一个处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在那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的乱世，出身寒门的岳飞却以驱逐胡虏、救民水火、恢复旧山河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不计个人得失，尽忠报国、至死不渝，靠着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坚忍不拔的顽强意志，依靠自己的才干和努力，建功立业，做出了一番大事业，成为叱咤风云的杰出英雄人物。这些正是岳飞的卓越超群之处。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身经百战，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一代名将。

虽然岳飞后来在报国大业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惨遭奸佞之徒陷害，含冤而去，但是岳飞的英名和事迹却长期为后人称颂推崇。

千百年来，人们敬仰岳飞，不仅写下为数众多的纪念诗文楹联，而且还给岳飞建立很多庙宇，至于前去瞻仰岳王庙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古时候瞻仰岳王庙的人很多，现在也很多，例如，杭州岳王庙一年就要接待几百万的游人）！

八百多年以来，岳飞之所以为后世景仰、敬重，这不仅因为岳飞为保卫家国而立下了卓著战功，不仅因为岳飞是一位“文武全器，仁智并施”的杰出军事家和执德布义的“忠孝完人”，也不仅因为岳飞的高风亮节，岳飞具有治军严明、赏罚分明、廉洁奉公、不纵声色、爱民如子、秋毫无犯等高尚品行，更是因为岳飞不畏艰险誓死反击外侮、坚决反抗侵略奴役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岳飞自强不息、奋发进取、“挽狂澜于既倒 扶大厦之将倾”的巨大勇气，还有岳飞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与邪恶势力妥协的可贵品行，和岳飞坚贞不屈、誓死抗争、心昭天日的民族气节！

岳飞的爱国精神和浩然正气影响着一代代的中华儿女，激励着古往今来的众多志士仁人！尤其是在国难当头的历史转折点，岳飞爱国精神所产生的感召力更为震撼！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岳飞是“精忠报国”的象征，而秦桧是“卖国求荣”的典型。

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以岳飞为楷模，学习他精忠报国的爱国思想和精神，抵御外侮、奋发图强、前赴后继，虽死而无憾。

当然，也有不少苟且之徒奸佞之辈为了掩饰自己里通外国、卖国求荣、甘当汉奸的罪行，不断地伪造证据、篡改历史，发出一些奇谈怪论，妄图为秦桧之流翻案。

这些年来，从岳飞到文天祥，从林则徐到狼牙山五壮士，一个又一个民族英雄的形象被扭曲、被篡改、被抹杀和攻击；而从秦桧到李鸿章，从袁世凯到汪精卫，一个又一个的汉奸卖国贼的罪行被美化、被翻案、被理解和支持，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有人说，不必太当真，用时髦的词来说，无非恶搞一下而已。但是远的不说，就在刚刚过去不久的2006年，与其说是个全民“恶搞”年，不如用“颠覆”一词更加恰当。

一些我们从未怀疑过的史料、从未质疑过的生活，正被前所未有的赤裸裸地展现开来，在声讨中酿出一场又一场口水战役：包公真有传说的那么好吗？秦桧是不是汉奸？我们是不是“龙”的传人？四大发明是哪“四大”？中医是不是伪科学？……等等。

人们不禁要问，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传承，还有多少东西可以被颠覆？！在我们民族精神的支柱被一个个有计划有预谋地动摇和摧毁的同时，千百年来作为我们民族精神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了。

当代的那些丑类们“长江后浪推前浪”，乐此不彼地折腾岳飞，他们遭到世人的唾骂是活该，只可怜了岳飞：都冤死近千年了，还不得“安息”！

当然，不得安息的，远远不止岳飞一人。但凡那些历史上名头响亮、承载中国民族精神的那些杰出人物，特别是在民间上了“英雄排行榜”的，都会被当代丑类紧盯着，时不时被揪出来，踩上几脚，添点恶心，泼点污水。比如，屈原的遭贬，据说是罪有应得，因为跟楚王妃“莫须有的爱情”嘛，“跳江一怒为红颜”；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也被人嘲笑是“迂腐”，不识时务；林则徐虎门禁烟，则早被骂成阻碍外资进入中国的千古罪人；甚至连孙中山领导“驱逐靼虏，恢复中华”的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也被说成是导致20世纪军阀混战的“始作俑者”......呜呼，世上果然没有完人，张仲景也该挨骂，因为他不用抗生素治疗肺炎；祖冲之也是混蛋，因为他不使用电脑计算圆周率；最该挨骂的，毫无疑问是仓颉，他为何不发明ABC，却创造捞什子的方块字，害得今天的中国人还要另学一门外语！

世上总有那么一些心理阴暗的卑鄙之徒，以亵渎、糟蹋民族英雄为乐，他们自己行为猥琐，便怀疑一切高尚的举动；他们自己是武大郎，便想证明世上绝没有姚明那样的高个子！他们一方面以事后诸葛亮般的姿态对古人横加指责，给岳飞们挖尽毛病，以标榜自己的见识不凡，一方面也为对自己的卑劣行径找到了理由，那些“具有超常想象力和创造性”的人，甚至还为秦桧们寻觅到了“流芳百世”的伟大证据。

鲁迅说：“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我也想说：丑类们本不是汉奸，但是当丑类们打着还原历史的旗号，糟蹋岳飞、为秦桧翻案、推崇卖国求荣的哲学时，就要警惕他们变成汉奸了！

最近几年，社会上汉奸洋奴卖国贼及其后人很猖狂，不断为中国历史上的汉奸洋奴卖国贼翻案，从汪精卫到袁世凯、慈禧、李鸿章、秦桧，一个接一个地翻案。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他们今天的卖国行为辩护。

这些年来，不断有无知无耻者跳出来为秦桧翻案，甚至挖空心思地美化“汉奸”、美化“侵略”、美化祸国殃民的权奸，美化“贪污犯”,并且那些人渣小丑们还不择手段地污蔑诋毁包括岳飞在内的中国民族之杰出先人！

事实上，吹捧秦桧并诋毁岳飞的那些当代人，要么卑鄙无耻、做贼心虚、和秦桧是一路人，要么是些丧尽天良的御用文人，要么是些人渣丑类和时代怪胎，要么是些不学无术而又人云亦云的墙头草！真是群丑乱象、时代悲哀！

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问题。但是，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应当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抛开当时的历史环境，用现在的东西生搬硬套过去的人和事，以此作为现在评价过去对错的标准，这是在篡改历史！

古人云：“欲亡其国必先灭其史”。史书是写给后人看的，用前人前事来作后人后事的借鉴和镜子。

如果我们的历史不再是扬善抑恶，而是扬恶抑善，那我们的后人就会照着去做，他们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会亡国灭种！

一个人，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民族，是应当要有一点精神的。这种精神，应当激励人们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