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年（1140年）前后，南宋与金国之间的国力军力对比，岳飞北伐直捣黄龙的可能


(1)【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南宋方面的政治经济形势】


绍兴十年（1140年）前后，南宋国力日渐增强，经济得到恢复发展，财政收入逐年增加，政局趋于稳定，当时正处于宋金开战以来最有利的时期。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自建炎四年（1130）以来，南宋朝廷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在江南地区重新建立起了稳固的新政权。自建炎四年（1130）金军被迫从江南撤军，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经过南宋朝野上下齐心协力的经营与努力，南宋辖区的社会经济逐渐从动荡不安状态中解脱出来，进入恢复发展阶段。
这期间，好几支新的宋军（包括威名远扬的岳家军）在战场逐渐发展壮大，而且通过平定内乱、抗击外敌，确保了江南地区的安宁稳定，为江南地区经济社会的恢复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
南宋政权刚建立之时承袭了北宋积贫积弱的状况,加上金军的侵略,新生的小朝廷四处逃避,且灾荒频频,盗贼四起,思想意识冲突激烈,新生政权的生存困境可想而知。然而,南宋政权仅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削平内乱,定都临安,逐渐取得军事优势，并最终与金国订立和议,形成南北对峙的格局。南宋政权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稳定政局并立足于东南半壁,关键是基本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困境。其中,三位中兴名相李纲、吕颐浩、赵鼎功不可没。
而在绍兴初年，南宋前期的中兴名臣李纲、吕颐浩、朱胜非、赵鼎等人执政期间，南宋朝廷接连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稳定形势、休养生息、恢复发展生产，改革税制、广开利源。这其中以南宋名相吕颐浩进行的财政改革和经济改革，成效最大、影响最为深远。
通过南宋初年的中兴名相李纲、吕颐浩、朱胜非、赵鼎等人的励精图治，南宋方面的形势日渐好转，政治趋于稳定，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南宋的国力明显增强，财政收入逐年增加，为宋金对峙以及南宋政权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二，南宋初年，为了稳定内部、巩固后方，解除宋军的后顾之忧，宋将韩世忠、岳飞、张俊等人先后率军剿灭了范汝为、李成、曹成等各路军匪游寇和以杨幺为代表的地方武装割据势力。数年之间，南宋有了稳定的后方。故在与金国军队作战时，南宋军队没有后顾之忧。
绍兴元年（1131年）至绍兴三年（1133年），韩世忠、岳飞、张俊先后率军剿灭了范汝为、李成、曹成等危害江南的军匪游寇势力。
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用几个月的时间平定了盘踞在洞庭湖地区的杨幺割据政权，此后五年多的时间内，湘湖地区逐渐安定，经济恢复发展，成了支持岳飞北伐的大后方！
在岳家军平定杨么叛军后，荆湖路一带再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武装叛乱。经过一段时期的恢复，生产又有所发展，老百姓安居乐业，社会矛盾有所缓和，岳家军在此后的抗金战争中，终于有了一个安定的后方。
自从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平定杨幺割据政权之后，直到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和议之前，南宋辖区内再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战乱，也没有发生农民起义，南宋政局稳定，后方稳固，宋军无后顾之忧。

第三，南宋初年，为了备战，宋军各路将帅都注重建设稳固的后方战略基地，其中以岳飞、韩世忠、吴玠等人取得的成就最大。
韩世忠奉命率精兵驻扎在战略要地楚州（今江苏淮安），负责把淮东一带打造成稳固的军事基地。
吴玠兄弟长期驻守四川、陕西，加固边防关隘，招兵买马，将川、陕一带打造成了重要的抗金堡垒。
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在收复襄汉六郡之后，便以襄汉六郡为战略基地，以鄂州（今湖北武昌）为军事大本营，开始了战略基地的建设。襄阳六郡，西邻川陕，东接两淮，南屏长江中游，北连开封、洛阳。至于鄂州，更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岳飞认识到：“襄阳六郡，地为险要，回复中原，此为基本”。
岳飞在襄汉六郡设官分兵，屯扎要害。克服襄阳六郡之后，岳飞即“权行差官，葺治州事”，选拔有才能的文武官员扶绥治理。分出部分兵力屯驻各州要害。同时，命令这些州郡官员在收复地区整治城壁楼橹，修葺城防设施，加强守备力量。
岳飞还施行仁政，招民归业，恢复发展生产。岳飞下令在在襄汉六郡实行优惠政策，借贷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给复业农民，免除老百姓三年赋税，免除以前所欠一切官私债务，要求州县官员“用心召集流亡，劝课农桑，怀柔百姓，宽恤刑禁”。
岳飞接连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用了几年时间，经过苦心经营，终于把襄汉六郡建设成反攻中原的战略基地和跳板。

第四，南宋初年，各路宋军还大兴营田，储备粮饷，宋军积蓄了充足的粮草，宋军后勤供应得到显著改善。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用兵作战，后勤补给的充足与否，是一个关乎战争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南宋初年，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并确保宋军的粮草后勤安全，各路宋军在各自的驻扎地开展屯田，在休战期间，派专人负责进行生产经营活动，不断增加了军队收入，也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同时为后续战争准备了充足的粮草。
绍兴四年（1134年），在岳家军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岳飞就上奏说：“襄阳、随、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苟行营田之法，其利为厚。然即今将已七月，未能耕垦，来年入春，即可措画。”
在中国古代，用百姓耕垦官府荒田，谓之营田；用军人耕垦官府荒田，谓之屯田。但在事实上，屯田和营田很难严格区分。岳飞设法召募百姓，借贷耕牛、种子、农具之类，耕种营田。 宋时营田收成之后，按照惯例，除留足来年种子外，或是官府收租四成，或是实行对分租。有时为鼓励垦荒，初期每亩只收租一二宋斗，甚至五宋升。
绍兴六年（1136年）二月，南宋朝廷为恢复生产，正式宣布全面措办营田，任命岳飞、吴玠、韩世忠、张俊、刘光世等五大将兼任营田大使或营田使。各路宋军开展大规模屯田，积蓄了充足的粮草。
由于营田农民的辛勤耕作以及当地官员的妥善经营，岳家军的稻谷收入最后可达十八万余石，约可供应两个半月左右的军粮。这还不包括作为货币地租的“营田杂收钱”在内。
岳家军将领武赳等人因经营营田有功，岳飞还特别予以保奏升迁。此外，岳飞“又为屯田之法，使戎伍攻战之暇，俱尽力南亩，无一人游间者。其疆理沟洫之制，皆有条绪”。
岳飞大兴营田，效果显著，“行之二三年，流民尽归，田野日辟，委积充溢，每岁馈运之数，顿省其半”。
为了增加军队的收入以减轻国家和老百姓的经济负担，岳家军也开辟其他“利源”。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4统计，当时各种经营收入每年高达170余万贯。按岳家军每月开支56万贯计算，这些收入接近于三个月的支出，既弥补了军费的不足，又大大减轻了南宋朝廷的财政负担。
经过上述努力，据说可使岳家军的“每岁馈运之数，顿省其半”。经过多方面的筹措，岳家军北伐的准备更充分了，条件更成熟了。岳家军全军上下“闻金鼓而乐奋”，“裹粮坐甲，惟敌是求”，万众一心地等待着统帅的进军令。



(2)【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金国方面的政治经济形势】


事实上，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岳飞北伐前后，穷兵黩武的金国已经陷入了兵老势衰、内外交困的窘境。

第一，金军的侵略使北方出现生产力大倒退，人口锐减，金军占领的北方大地一片萧条。

金国女真族入侵中原，吸收了先进的汉族文明，固然使本民族取得了飞跃的进步。但是，这却是以先进文明被严重摧残，出现文明大破坏和大倒退为代价的。金国灭北宋，是落后生产力对先进生产力的胜利，是游牧民族对耕作民族的胜利，是外来奴隶制度对中原封建制度的胜利，而不是什么封建王朝之间的内战。在北、南宋之交，处在落后文明阶段的金国女真奴隶主所发动的侵宋战争表现为强烈的野蛮性、掠夺性和残酷性。当时中原各地惨遭金军血与火的洗劫，“杀人如割麻，臭闻数百里”。人口的大量死亡，招致了可怖的瘟疫；瘟疫的流行又招致更多人口的死亡。广阔的原野“井里萧然，无复烟爨”，到处是惨不忍睹的景象。自金国女真人进入中原之后，在野蛮残暴的女真兵的蹂躏劫掠之下，北中国广大地区生灵涂炭，经济倒退，民生凋敝，到处都是萧条景象。即使又经过了几十年，也没能恢复到金军入侵之前的水平。当时，在金军占领区内，“东至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颖，北至河朔，皆被其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山东、京西等路，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盗贼、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五十千，全躯暴以为腊”(《鸡肋编》卷中)。

由于金国女真人的入侵和破坏，当时北中国生产力倒退的严重程度，是难以完全统计的。在金军灭北宋30多年之后，金国包括秦岭淮河以北的今华北和东北全部、西北大部在内的广大辖区的总户口数只有300多万（参看王育民《金代户口问题析疑》，载《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但是在北宋灭亡之前，仅黄河以北的河北路一地，人口就超过一千万！而据学者考证，在北宋末年，宋朝辖区内的总人口已经超过了一亿，而南宋人口最多时也有八千多万！

第二，金国女真统治者在其占领区内强制推行奴隶制，坚持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大规模地掠夺汉人的田地，大量驱掳汉人当奴隶，使社会经济严重倒退。

宋朝的民间奴婢，大多“本佣雇良民”，“雇卖与人”，他们与主人之间虽有身份差别，但其实已具有与近代资本主义原始雇佣关系相似的性质。然而，从金国建立到元朝初年这段时期，中国北方社会却又倒退为奴隶制，而且奴隶制还不断地扩张，造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的严重倒退。在金国建立前期，作为国家统治者的女真人还处于奴隶制阶段，很多女真贵族都拥有几百名以至成千上万名的奴隶。很多汉人被金兵抓去当奴隶，用铁索锁住，耳朵刺上“官”字，标价出售，燕山府等地甚至专设买卖奴隶的市场。金国朝廷也往往以成百上千名的奴隶，赏赐给女真贵族。由于奴隶数量很大，在社会成员中占有相当的比例，金国进行户口排查时，规定必须“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奴婢和土地、牛具一样，成为各户财产登记的重要项目。金国女真奴隶主们把奴婢和金、银、羊、马同等看待，用作博戏时的赌注。女真贵人们死后，还有“生焚所宠奴婢”殉葬的残酷陋习。金军中拥有大量奴隶，缺乏军粮时，奴婢居然也和骡马一样被杀戮作食，真是惨无人道到极点。

第三，金国女真贵族强迫汉人剃头辫发，加深了民族矛盾，北方汉人的反抗斗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

中国古代的汉人，包括男子，遵照“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古训，长期保留蓄发的习俗。辽国和西夏虽然也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但却没有金国强烈。辽国允许其辖区内的汉人、渤海人等保留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允许汉人保留本民族的发型、服饰、文字、语言等习俗。然而，金国女真统治者却按照女真族的习俗，强迫汉人男子“剃头辩发”，“禁民汉服”，“削发不如法者死”，采取了类似清朝初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政策。这对广大汉人当然是极大的民族侮辱。金国女真统治者还强征中原汉人当兵，时称“剃头签军”。汉人签军在金军中的地位最低贱，充当苦力，“冲冒矢石，枉遭杀戮”。

辽国契丹族统治者注意拉拢依靠汉族地主阶级。燕云十六州的汉人名门望族，在辽国政权构成中仅次于契丹人，而居第二位。辽国还实行南北两套官制，北面官负责处理契丹等各游牧民族的事务，南面官负责处理汉族、渤海族等农耕民族的事务。但是金国却始终是女真完颜氏皇族控制军政大权，而且女真统治者向来疏远汉人，歧视汉人。在金国，金国女真统治者把其辖区内的民众分为五等，其中女真人是第一等，汉人被划为第四等、第五等。由于金国一直坚持奉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始终存在着强烈的民族歧视，所以金国的民族矛盾始终存在。直到金国末年，北方汉人反抗女真统治者的武装斗争仍时有爆发。在金国灭亡之后，作为金国遗民的学者刘祁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金国女真统治者为政的一大弊端，刘祁总结道：『大抵金国之政，分别番、汉人，且不变家政，偏私族类，疏外汉人』，以致得不到广大汉人的拥护，所以金国女真贵族的统治难以长期维持，『此所以不能长久』(《归潜志》卷12《辩亡》）。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由于金国统治者在其辖区内强制推广奴隶制，致使金国陷入“法苛赋重，加以饥馑，民不聊生”的危机之中(《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2，绍兴九年九月)。

公元1140年前后，女真贵族进入中原已经有十几年，但是他们掠夺和役使奴隶的嗜欲却没有丝毫减退。在金军占领区内，女真贵族们任意霸占汉人的房舍、土地、钱财、子女；任意征发大量汉族成年男子去当兵，任意霸占蹂躏汉人妇女， 有时候竟然挨家挨户搜捕汉人壮丁，标价出卖，或者转卖到西夏、蒙古，以换取战马；而当搜捕到的汉人壮丁数量过多，暂时派不上用场，又难于供应其食粮时，就大批大批地坑杀；而分散在北方诸路州县的金国女真兵，还经常凌虐劫掠当地汉人百姓，并且只要某个村中有一人从事抗金斗争，金兵就会杀光整村的男女老幼，如果有人据城抵抗，金兵破城之后就要屠杀全城居民。

在金国女真贵族的野蛮屠杀、劫掠和奴役之下，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抗斗争，其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金国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夏，金国政府又出台了一项新政策。金国政府下令：『欠债者以人口折还，及藏亡命而被告者皆死』，凡是积欠公私债务而无力偿还者，即以本人和妻子儿女的人身抵偿，凡是藏匿逃亡者之家，家长处死，产业由官府和告发者均分，人口一半充当官府奴婢，一半充当告发者的私人奴婢，连违令者的四邻也须缴纳“赏钱”三百贯。此前，金国女真贵族们大规模地掠夺汉人的田地，横征暴敛，使北方的很多农民破产，如今又到处放高利贷，“回易贷缗，遍于诸路”。因而只要贯彻实施金国政府的这项新政策，女真贵族们就可得到成千上万的债务奴隶。于是，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便纷纷反抗，或者逃亡他乡，或者杀死债主，“啸聚山谷”。

为了贯彻实施这项新政策，金国政府经常出动大批金军，到处搜捕“欠债者”。金军的搜捕队凡遇着村民，即行拷掠，或迫使其自诬，或威逼其诬人，“生民无辜，立成星散，被害之甚，不啻兵火”。有人有持棍棒反抗，则被捕被杀，“积尸狼藉，州县囹圄为之一盈”。在苛政、暴刑、重赋、饥荒等各种灾难的交相煎逼之下，金国辖区的民众被迫大批大批地宰耕牛、焚庐舍、上山寨，加入抗金义军的行列(《三朝北盟会编》卷197《金虏节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夏，卷132绍兴九年秋)。

金国女真统治者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北方各民族的强烈反抗。当时，金国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当时的金国“盗贼满野，向之倚国威以重者，人视之以为血仇骨怨，必报而后已”。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开始，金国辖区内民众的抗金斗争再次出现新高潮。“百姓怨，往往杀债主，啸聚山谷”，“太行义士蜂起，威胜、辽州以来，道不通行”(《三朝北盟会编》卷197《金虏节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夏，卷132绍兴九年秋；《中兴小纪》卷26)。

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山东地区的人民在张清领导下，驾船从海上攻入东北的辽东，北方抗金起义军还打着宋军的旗号，攻占了辽东的“苏州”（今辽宁金州），“中原之被掠在辽者，多起兵应之”。在当时的金国辖区内，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并且还有不断扩大之势。(《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大金国志》卷9）

当时北方民众的抗金斗争风起云涌，在金国统治区内出现了好几百支忠义民兵队伍，他们坚持在敌后作战，反抗金国女真统治者的压迫，有的还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吓唬金兵。

在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为了实施“连结河朔”的策略，岳飞派遣李宝、孙彦等抗金义士潜入山东，组织山东人民抗金；岳飞还派遣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原义军领袖带领小股军士北渡黄河，去联络太行山义军，并领导河北、河东的各路抗金义军；除了李宝、孙彦、梁兴、赵云、李进、董荣、牛显、张峪等直接受岳飞节制的抗金义军首领之外，一些还没有与岳飞取得联系的北方起义者，也经常打着“岳家军” 的旗号，在金国辖区内不断攻击金兵。

岳家军当年威震南北，名声极响，金人惊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本人更是声名显赫，广为人知，其本身就具有极大的品牌效应。在岳飞生前，很多抗金义军以及小股宋军都喜欢打着岳家军的旗号来给自己助威壮胆，吓唬金兵。岳飞也支持这种可以使金军感到草木皆兵的做法。有时候，金兵击败了一些农民起义军或者小股宋军，就误以为击败的是岳家军。但是实际上，这些军队根本就不属于岳家军建制。

《金史》中有好几处关于岳飞的错误记载，或出于金军的错觉，误以为南宋北伐之师都是岳家军；或因北方义军假借岳家军的声威，起而抗金。这些都可以反映岳家军的影响之巨。而根据《金史》中某些草木皆兵的失实记载，还可以推知在南宋诸将中，岳飞才是金军最看重的敌人。例如《金史》卷84《完颜昂传》误以为“岳飞以兵十万来攻东平”；《金史》卷66《宗秀传》误以为“岳飞驻军于亳、宿之间”；《金史》卷68《阿鲁补传》误以为“岳飞进军归德府”；《金史》卷77《宗弼传》误以为“岳飞复出兵到河东”。但是事实上，在宿州、亳州以及归德府（即今商丘）一带与金国将领宗秀、阿鲁补作战的宋军其实是张俊、王德、杨沂中所部，而完颜昂在东平、邳州一带所对付的其实是山东本地的农民起义军，岳家军从来都没有到过那些地方，更谈不上在那些地方和金国军队打仗｛详情参见[美国 亚历桑那大学]学者陶晋生的论文《岳飞与完颜宗弼》，以及《<金史>中与岳飞相关战事描述的谬误和失实》｝。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南宋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 相关记载可见于《金史》卷九十八《完颜纲传》，意思是说，况且你（指吴曦）自己评价一下自己的功劳能否比得上岳飞？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南宋北金之人全都知晓；结果有朝一日被宋廷猜忌，就被诛杀且连累亲族，难道这还不可怕么？！

第四，当时的金国统治集团也很腐败，金国很多权贵贪图享乐，逐渐丧失进取心，女真统治集团内部经常爆发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政争的过程也很残酷，消弱了自己的力量。

当时，金熙宗“不视朝”，“荒于酒，与近臣饮，或继以夜”(《金史》卷4《熙宗纪》)。而在成为暴发户之后，金国的宗室政要将帅们也大多贪图享乐，逐渐沉溺于骄奢淫逸的富贵生活而丧失进取心。《金史》记载：『宗翰死，宗磐、宗隽、挞懒湛溺富贵，人人有自为之心，宗干独立，不能如之何，时无宗弼，金之国势亦曰殆哉。』

在女真贵族入主中原之后，刚从原始部落联盟首领转变为大国统治者的女真贵族们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甚至逐渐开始学习汉人制度，但是唐宋两朝政治冲突与妥协的调和机制却并没有与女真贵族旧有的原始民主因素相互促进融合。相反的，两者制度中的专制和野蛮的成分却紧密结合在一起，促成了金国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残暴化。

金国的将帅和权贵们为了争权夺利而相互倾轧，频繁地爆发派系纷争，不断地自相残杀。继蒲庐虎（宗磐）、讹鲁观（宗隽）、挞懒、鹘懒、兀室等金国宗室政要接连被诛杀之后，左丞相希尹、右丞相萧庆也相继被杀。兀术杀兀室，株连者多达几千人；兀术杀希尹，连坐者数百人。


第五，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倒台之后，中原地区陷入动荡不安的乱局之中，各地军民相继投奔南宋，金国无法掌控形势。

早在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十一月，金国女真统治者因为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屡次发兵侵宋，都被宋军打得狼狈逃窜，感到立刘豫 “为帝数年，无尺寸功”(《金史》卷77《挞懒传》)，便把刘豫废黜了。在伪齐傀儡政权建立的八年中，对中原人民进行了残酷的剥削，“赋敛及于絮缕，割剥至于果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8)。中原百姓对伪齐傀儡政权 的统治，恨之入骨。在废黜刘豫的时候，金国统治者害怕中原人民会乘机而起，无法收抬，甚至还派金军统帅兀术、挞懒等人亲自带兵南下，到东京汴梁弹压，同时还宣布了一些缓和官民矛盾的措施。

但是，中原地区仍然持续动荡不安。在伪齐傀儡政权被废黜之后，原伪齐政府的官员，有的奔走四散，有的则率领军队投奔南宋。例如，原伪齐的“淮北兵归正者不绝，今岁合肥度可得四五万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8)，“伪齐知寿州宋超率兵民来归，蔡州提辖白安时杀金将兀鲁，执其守刘永寿来降”(《宋史》卷29《高宗本纪》)。这些反抗斗争，使金国“诸帅之在中都者，如居积薪之上”，“势之倾危，未有易于此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

岳飞向来坚持正确的俘虏政策，禁止虐待俘虏，曾针对金国强征的汉人“剃头签军”做了很多分化瓦解工作，收到的效果显著，『是以信义著敌人不疑，恩结于人心，虽虏人、签军，皆有亲爱愿附之意』。随着伪齐政权的垮台，原伪齐的很多官兵也纷纷倒戈降宋，其中有相对多的伪齐官兵争先恐后地投奔岳家军。

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三月，伪齐武将李清“率众归正”，率军南下投奔岳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十一月，金国统治者废黜刘豫。不久，原伪齐临汝军(治新蔡，今河南新蔡县)知军崔虎率军向岳飞投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7；《三朝北盟会编》卷182)。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正月，经过岳飞宣抚司幕僚张节夫的“招谕”，原伪齐蔡州知州刘永寿、提辖白安时在全城军民支持下，杀金将兀鲁孛堇，带领大批军民南下投奔岳飞，岳飞随即命令部将张宪率兵前去接应(《宋会要辑稿》兵15之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8，121；《三朝北盟会编》卷183)。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八、九月间，金国镇汝军知军、马军统制胡清率领一千一百零八人起义归宋，南下投奔岳家军，岳飞予以热情接待，并任命胡清为选锋军副统制(《宋会要辑稿》兵15之6，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2)。此外，金国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觐，以及华旺、孟皋等人，也先后率军投归岳飞。前伪齐河南府尹孟邦杰，也起兵反金，处死永安军的知军，然后率军南下归降岳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7)。

自金国、伪齐投奔南宋的“归正人”络绎不绝，既有投奔岳家军的，也有投奔驻屯其他地区的宋军的。此外，还有两万伪齐军队在归德府 (原宋朝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一带起义，武装反抗金国女真人的统治(《金史》卷128《张奕传》)。

第六，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在南方，金国败给南宋，在北方，金国面临蒙古的威胁，在西边，金国遭到西夏的攻击，在东北，金国遭到高丽国的抵抗。当时穷兵黩武的金国腹背受敌，四面楚歌。

当时的南宋，由于韩世忠、岳飞先后率军剿灭了范汝为、李成、曹成等军匪游寇和以杨幺为代表的武装割据势力，数年之间，有了稳定的后方。故在与金国军队作战时，南宋军队没有后顾之忧。但金国却四面树敌，金军常常顾此失彼。

在成吉思汗建国之前的二百多年，蒙古就一直是辽国和金国在北方的主要边患。在金国灭掉辽国之后，也接收了来自北方彪悍的蒙古各部的边患。金国与北方的蒙古各部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并且蒙古边患的威胁日益加剧。金国事实上长期陷于北有蒙古、南有宋朝的两线作战的窘迫困境。

金国曾经多次派大军去讨伐蒙古，但是常常无功而返。蒙古各部曾经多次击败金军，还曾趁胜追击金兵，一直打到金国上京的附近。金国天眷二年(1139年)，金国『遣万户湖沙虎伐蒙兀部，粮尽而还。蒙兀（即蒙古）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大金国志校证》卷10；《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

关于蒙古对金国的威胁，当时被女真人扣留在金国的宋使洪皓就很清楚。洪皓曾在给南宋朝廷的密信中指出金国正被蒙古所困扰，『彼方困于蒙古』 (《三朝北盟会编》卷221《洪皓行状》；《宋史》卷373《洪皓传》；洪适《盘洲文集》卷74《先君述》)。

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国军队不仅在南方战场上接连败退，而且在西面和北方的战场上，也陷入了困境。

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西夏乘折可求新丧，进攻金国的府州，并攻占府州。

紧挨着金国女真人老巢东北的高丽国（古代的朝鲜、韩国）过去曾经屈服于金国的兵威。如今金国内外交困，高丽也开始武装反抗金国女真人的的压迫，直接威胁着金国女真人的老巢东北。

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国内外交困：高层先后经历了两次血腥的内讧残杀；由于贪狡无信，不仅接连失去昔日的盟友，而且还先后与黄头女真、蒙古部落等开战，本来就少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

金国女真统治者早期试图通过把契丹人纳入猛安谋克来加强自己的力量，但他们在原辽国辖区内的残暴统治和压迫掠夺，又导致契丹人叛乱逃亡不断。当时，金国这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正在受害于自己的暴政：除了蛮力，再也没有任何凭恃。而这些蛮力所剩的最后主力——兀术和赛里，已经被岳飞扁得满地找牙都找不到。黄龙府感到的震恐，其来有自。

宋使洪皓早在建炎三年(1129年)奉命出使金国，之后被金人扣留了十五年。其间洪皓在金国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仍心眷故国，坚贞不屈，时人称赞他为“宋朝苏武”。宋使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他很了解金国内外交困的窘境。洪皓经常暗中派人给南宋朝廷通风报信，洪皓曾经在给宋高宗的密信中陈述：“金已厌兵，势不能久，异时以妇女随军，今不敢也”。(《宋史》卷373《洪皓传》)。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之时，南宋使臣洪皓正被金国女真人扣留在冷山，“距金主所都仅百里”。洪皓在《使金上母书》中写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如果“直捣黄龙”中的黄龙府指的是金兵的巢穴，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震惊和恐慌。

事实上，当时的金国已经陷入山穷水尽、众叛亲离的困境。而了解金国内外交困的窘境的，绝不止洪皓一人，其他一些从金国逃归南宋的宋人也多持此观点，他们普遍认为：『敌主懦而将骄，兵寡而怯，又且离心，民怨而困，咸有异意。邻国延颈以窥隙，臣下侧目以观变。寇盗外起，亲戚内乱。加以昔之名王良将如粘罕、挞懒之徒，非被诛则病死，……内有羽毛零落之忧，外失刘豫藩篱之援。譬之有人自截其手足而复剖其腹心，欲求生也，不亦难乎！』

而自从金国废黜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之后，在包括中原在内的整个北中国地区，“辽人与汉人上下不安，日夕思变”，金国女真人已经无法控制。当时的金国已经陷入“内讧外叛，互相猜贰，拥兵角立”的困境。金国兵力日弱，签发而来的军队，“老弱尽行，人心乖离”。金人想要继续用兵，也力不从心，于是只好“徐为后图”。

(3)【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南宋的军事力量得到极大增强】


第一，在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中，宋朝军民同仇敌忾，南宋的几支主力部队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逐渐发展壮大，同时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将领。

南宋前期，因为南宋朝廷在江南重建不久，无力限制武将自身的发展，同时也因抗金战争的局势发展以及南宋朝廷重建政权的需要，一些原无资历、默默无闻的下层杰出年青将领也得以发挥才能，逐渐成为灿烂耀眼的将星。吴玠、岳飞就是这批年青将领中最优秀的人物，也是南宋王朝军功最为卓著的两位将帅。

在抗金斗争中，南宋曾经涌现了很多杰出的将帅，其中最杰出的是岳飞、韩世忠、吴玠、刘锜，而且追随他们的还有一大批英勇善战的部将。

在南宋初年的诸大将中，张俊比岳飞年长17岁，韩世忠、刘光世比岳飞年长14岁，吴玠比岳飞年长10岁，刘锜比岳飞年长5岁。但是，岳飞后来居上，靠着自己的杰出军事才能和辉煌战功而不断得到提拔重用，不仅军事才能出类拔萃，而且战功和声望也超过了南宋其他将帅。

在南宋初年的将帅中，吴玠和刘锜是杰出的防御型将帅，岳飞则是杰出的进攻型将帅。在南宋初的抗金名将中，吴玠的军事成就仅次于岳飞，而在他人之上。吴玠善守不善攻，尚不能组织大规模的进攻战役，这是他不如岳飞之处。

岳飞自二十岁从军，“以列校拔起，累立显功”，身经百战，从普通士兵成长为一代名将。据不完全统计，岳飞参与的规模较大的战斗约有六十多次，小战更多达几百次。岳飞主要依靠自己立下的众多战功而得到不断的提拔，三十多岁时就已经成为统兵十万的著名大帅，这其实也是南宋朝廷对岳飞能力和业绩的直接肯定。在南宋前期的频繁战争中，岳飞锻炼了军事才能，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成为南宋首屈一指的军事家。

岳飞是宋朝最得军心和民心的将帅。岳飞组织和训练了一支坚不可摧的抗金劲旅岳家军，并且向来治军严明，保持了『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的严明军纪，这在中国古代实为罕见和难能可贵。

岳飞重视北方民间抗金义军，他提出“连结河朔”的军事思想，发动、联络和支援北方抗金义军，使之与岳家军互相呼应或配合，夹攻金军。这既是先进的军事思想，更是高明的战略部署。岳飞在这方面无疑是受宗泽的熏陶，而其成就却也胜过前人。

岳飞比吴玠、刘锜等人高明之处，在于他对宋朝的军事传统有所认识，有所批判，也有所突破。岳飞上奏批评宋高宗和朝廷“仅令自守以待敌，不敢远攻而求胜”，岳飞“常苦诸军难合”，力争自己对诸军的统一指挥。尽管岳飞的战略方针受宋高宗和南宋朝廷的阻难，却仍组织了如第一次、第二次和第四次北伐那样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并且编练了强大的骑兵，在最有利于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地形和时节，对抗敌人，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岳飞反对消极防守，主张积极进攻的方针，严明军纪的实践，『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以及『以仁为本』的军事观，无疑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做出的重要贡献。

金军中流传着一句关于岳飞的著名评语：『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绍兴十二年（1142年）五月，岳飞遇害后不久，金国使者刘祹评价岳飞：『江南忠臣善用兵者，止有岳飞，所至纪律甚严，秋毫无所犯。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我擒。如飞者，无亦江南之范增乎! 』(《说郛》卷18叶寘《坦斋笔衡》，以及赵葵《行营杂录>》)

岳飞遇害后二十年，金国皇帝完颜亮再次发起攻宋战争，当时金军中还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岳飞不死，大金灭矣！”（原文『逆亮南寇，胡人自为「岳飞不死，大金灭矣！」之语』,《浪语集》卷22《与汪参政明远论岳侯恩数》)。

在岳飞遇害六十多年之后，金国皇帝在诏书中则直接承认了岳飞战功卓著、威名远播。金国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金章宗在招诱南宋大将吴曦叛变的诏书中写到：『且卿自视翼赞之功孰与岳飞？飞之威名战功，暴于南北，一旦见忌，遂被参夷之诛，可不畏哉！』(《金史》卷98《完颜纲传》)

第二，在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中，宋朝军民同仇敌忾，南宋的几支主力部队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逐渐发展壮大，其中以岳飞率领的岳家军实力最强、威名最著。

北宋灭亡之后，面对金国女真军的侵掠、屠杀和奴役，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民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其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持续之久，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因原有的正规军“禁军”大部溃散，各种军号也完全被打乱，南宋朝廷不得不另外编组新的正规军。这期间，好几支新的宋军（包括威名远扬的岳家军）在战场逐渐发展壮大，而且通过平定内乱、抗击外敌，确保了江南地区的安宁稳定，为江南地区经济社会的恢复发展创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在抗击金军、平定内乱的过程中，新的宋军逐渐成长壮大，成为南宋抗击金军、光复国土的军事后盾。

从绍兴五年（1135年）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间，行营护军是南宋王朝的基本军事力量，而岳飞和吴玠的部队又是行营护军中的实力最强的军队，兵力逐渐增长，且战斗力最强。南宋初年的行营护军五大部的渊源有三：一是源于南宋初年的御营军，二是源于宗泽的东京留守司军，三是源于陕西军。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属御营军系统，是宋高宗的嫡系；岳飞属东京留守司军系统，吴玠属陕西军系统，二人都不是嫡系。岳飞和吴玠纯系靠军功起家的将领。

绍兴五年(1135年)岁末，南宋朝廷下令更改五支屯驻大兵的军号，命名为“行营护军”。张俊军称行营中护军，韩世忠军称行营前护军，岳飞军称行营后护军，刘光世军称行营左护军，吴玠军称行营右护军。再加上其他各路宋军和地方部队，南宋正规军约有四十多万的兵力。

虽然南宋初年的各路宋军发展不平衡、参差不起，但是整体实力仍然较北宋末年有很大提高。从总体上看，在绍兴十年（1140年）宋金再次开战之前，宋军的整体实力已经空前壮大。

南宋初年，爱国将领岳飞一手带出的抗金劲旅岳家军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在频繁的战事中发展壮大起来，逐渐成为一支包括步兵、骑兵、水兵各兵种在内的强大军事力量，成为南宋抗金斗争的中流砥柱。

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独立成军之初，收复健康（今江苏南宋）之时，岳家军只有步兵不到一万人，骑兵约一千人。此后，经过一系列的征战和收编，到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收复襄汉六郡之前，岳家军兵力已增至三万五千多人。

从绍兴元年（1131年）至绍兴三年（1133年），韩世忠、岳飞、张俊先后率军剿灭了范汝为、李成、曹成等危害江南的各路军匪游寇势力。在此期间，通过收编，岳家军的兵力大增，达到二万四千人左右，与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军的兵力相差不多。南宋爱国名臣李纲称赞岳飞“年齿方壮，治军严肃，能立奇功，近来之所少得”，断言岳飞“异时决为中兴名将”。

绍兴三年（1133年）九月，岳飞第二次朝见宋高宗。宋高宗赵构亲笔书写“精忠岳飞”四字，绣成一面战旗，亲授岳飞。同时任命岳飞为江南西路舒蕲州制置使，下令将驻守蕲州的统制李山所部与屯扎江州的统制傅选所部并入岳家军，岳家军的正式军号也由“神武副军”升格为“神武后军”，兵力达到三万五千多人。

绍兴四年（1134年）五月至七月，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等广大地区，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这期间，岳家军缴获了大批战利品，包括大量粮草、辎重，军力再次扩充。

在收复襄汉六郡之后，岳飞便以襄汉六郡为战略基地，以鄂州（今湖北武昌）为军事大本营，开始了战略基地的建设。襄阳六郡，西邻川陕，东接两淮，南屏长江中游，北连开封、洛阳。至于鄂州，更是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岳飞认识到：“襄阳六郡，地为险要，回复中原，此为基本”。岳飞在襄汉六郡设官分兵，屯扎要害。克服襄阳六郡之后，岳飞即“权行差官，葺治州事”，选拔有才能的文武官员扶绥治理。分出部分兵力屯驻各州要害。同时，命令这些州郡官员在收复地区整治城壁楼橹，修葺城防设施，加强守备力量。岳飞还施行仁政，招民归业，恢复发展生产。岳飞下令在在襄汉六郡实行优惠政策，借贷耕牛、种子等生产资料给复业农民，免除老百姓三年赋税，免除以前所欠一切官私债务，要求州县官员“用心召集流亡，劝课农桑，怀柔百姓，宽恤刑禁”。 岳飞接连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经过几年时间的苦心经营，终于把襄汉六郡建设成反攻中原的战略基地和跳板。

岳飞不仅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还善于带兵、练兵。岳飞带出的军队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巨大的战斗力，堪称无不『以一当十』。尤其是岳飞曾经组建强大的骑兵部队，能够在野战中与金国倚为支柱的女真骑兵争雄较长。

绍兴五年（1135年），岳飞率部平定杨幺割据势力之后，在收编湖湘农民起义军的同时，又合并了一些地方军，使岳家军的兵力大增。在绍兴五年（1135年）的南宋军队整编中，原湖湘农民起义军中的壮丁五、六万人大都编入岳家军，再加上此后拨隶岳飞统辖的荆湖南路安抚司统制任士安、郝晸、王俊、统领焦元、丘赟等部约一万二千人，以及杜湛所部调归岳飞统辖时带来的几千蔡州兵，此外还有江南西路安抚司统制祁超、统领高道等部约八千五百多人，这样实际受岳飞节制的总兵力已经达到十万左右，而以后岳家军的兵员也大体维持在十万人左右这个数量，直到岳飞遭到陷害。

绍兴六年（1136年年）七月至八月，岳飞第二次北伐，岳家军出奇制胜，兵进伊洛，长驱直入，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洛阳附近，取得了辉煌胜利，接连缴获了大量的战利品。在这期间，岳家军猛将杨再兴所部轻取顺州州治伊阳县，进而攻取长水县，先后缴获粮食十五万石，并夺取了伪齐的一个马监，先后缴获了一万五千多匹战马。而缴获的这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一些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岳家军长驱伊洛，是南宋立国之后初次发起的堂堂正正的大规模反攻。

同年十一月，金国、伪齐联军十几万人向襄汉地区发起进攻。岳飞部将张宪率军在邓州等地迎战，双方在内乡县(今河南西峡县)相持两天。张宪召郝晸、杨再兴等将商议说：“贼势甚锐，必欺敌。我以轻兵迎战，佯败退走。贼见，必来追我，我即伏兵取胜。”大家都赞同此计。第三天会战，岳家军的饵兵退却后，伪齐军果然乘势追赶，遭到正兵和奇兵的前后夹攻。岳家军夺得战马五百多匹，同时俘虏包括伪齐将领郭德、施富在内的一千多人。接着，岳飞部将牛皋率将官王刚等人，以步兵八千，在唐州方城县(今河南方城县)痛击金国、伪齐联军，一直追至和尚寨，斩杀伪齐将领马汝翼等人，再次俘虏敌军一千人，夺得战马三百多匹。

接着，岳飞亲自率领两万大军开赴唐州前线，岳飞部将王贵击败刘复所率伪齐军主力，并追击到蔡州。岳飞决定带上十天的粮草跟进，在一个叫做“牛蹄”的地方，雄兵猛将从四面八方分进合击，杀得敌军的尸体遍布山谷，全歼伪齐李成所部，岳家军俘获伪齐战将几十人，俘获几千名士兵，缴获战马三千匹，胜利班师。

至此，岳家军先后缴获将近两万匹战马，再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一些战马，则为岳飞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此后，岳飞注重对官田实行军垦，在军垦区里建立养马场，一边耕田养马，一边教荆襄子弟骑马舞枪，练习骑射，训练骑兵力量，岳家军的很多将士都逐渐熟练掌握马上的射技与枪法，成为精兵良将。

绍兴九年(1139年)，岳家军总兵力已经增至十万多人，有统制官22人、将官252人，其中正将、副将和准备将各84人，尤其重要的是，岳家军当时有两万多人的兵力是精锐骑兵，而且经过长期的严格训练和战斗磨练，岳家军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都是一流的。岳家军将士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绍兴十年（1140年）北伐之前，岳家军已经成为步兵、骑兵、水兵各兵种齐全的强大军事集团，规模居南宋诸军之首，而且整体素质和战斗力最强大。

纵观岳飞组建岳家军的过程，有以下几点特别引人注目。一是贵精不贵多的组军原则，岳家军总兵力约十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精兵良将。二是组建一支高效率的幕僚机构。三是重视骑兵建设，在当时仅精锐部队背嵬军（岳飞的亲军）中的骑兵，就有8000余骑，踏白军、游奕军和背嵬军相加，岳家军总共大概有两万多人的马军（骑兵）。

岳飞治军，以严明军纪而著称于史，“冻死不拆屋，饿死不虏掠”，南宋学者周密在其著述《齐东野语》中称岳飞军纪为“中兴第一”。岳家军有着中国古代军队最严格的训练体系与战斗纪律，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对百姓秋毫无犯，对敌人则如虎狼一样凶猛。严明的军纪，是岳家军保持强大战斗力和维持良好军民关系的保证。更与宋朝其他军队不同的是，岳家军还是一支富有信仰的军队，他们牢记国耻家仇，以忠义许国、同仇敌忾，为雪国耻、抗击外侮、恢复旧山河而战，故士气旺盛。

岳飞还认为，管理军队，仁、信、智、勇、严五者缺一不可。岳飞平时与将士同甘共苦，在战场上则以身作则，冲锋陷阵，“每战尝自为旗头，身先士卒”。岳飞还有一句名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由于恩威并施，使岳家军内部和睦，关系融洽，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用今天的话来说，以上这些都是岳家军强大的软实力。

南宋东州爱国人士王自中在淳熙十五年(1188年)九月所撰的《郢州忠烈行祠记》中曾提到岳飞治军的以下品行:“一曰忠:临戎誓众,言及国家之祝,仰天横泗,士皆欷欤而听命。闻大驾所幸,未尝背其方而坐。二曰虚心:食客所至常满,商论古今,相究诘,切直无违忤。三曰整:兵所经,夜宿民户外,民开门纳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苇无乱者。四曰廉:一钱不私藏。五曰公:小善必赏、小过必罚,待数千万人如待一人。六曰定:猝遇敌,不为摇动,敌以为‘撼山易,撼岳家军难’。七曰选能:背嵬所向,一皆当百。八曰不贪功:功率推与其下。”显然，具有这些杰出治军品行和军事才能的爱国将领岳飞所带出的军队确实是具有强大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劲旅，同时他们经受了历次战争的严峻考验和锻炼，加之平时的严格要求、训练有素，故这支军队战斗力强，个个英勇善战，堪称无不“以一当十”。

题外话：谈谈“岳家军”这一称号

事实上，“岳家军”的说法其实只是南宋民间对岳飞部队的口头亲切叫法，而不是岳飞军队的正式军号，更不是岳飞想出来的名词，也不是岳飞军队的“号称”，岳飞从来都没有打着“岳家军”旗号，更没有称自己率领的军队为“岳家军”！
岳飞所部对外的正式军号（或旗号）先后被定位神武右副军、神武副军、神武后军和行营后护军，岳飞对外自称的正式军职先后有：神武后军都统制、湖北京西路宣抚副使、太尉、湖北京西路宣抚使、河南河北诸路招讨使等，而不是自称什么“岳家军统帅”！
在历史上，绍兴五年（1135年）岁末，南宋朝廷下令更改五支屯驻大兵的军号，命名为行营护军。张俊军称行营中护军，韩世忠军称行营前护军，岳飞军称行营后护军，刘光世军称行营左护军，吴玠军称行营右护军。岳家军前后更改了神武右副军、神武副军、神武后军和行营后护军四个正式的军号。
当时世人习惯“以姓为军号”来称呼南宋各路大军，例如民间曾经称张俊带领的军队为“张家军”、称韩世忠带领的军队为“韩家军”、称岳飞带领的军队为“岳家军”（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202，《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7绍兴十年七月乙卯，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19《赴桂阳军拟奏事札子第三》，《云麓漫钞》卷7，罗大经《鹤林玉露》乙 编卷2《旌忠庄》）。但随着时光之流逝，不论是岳家军的四个正式军号，还是韩家军、张家军等民间的习惯称呼，都被人们所遗忘，惟有“岳家军”这个民间的亲切叫法永葆盛誉，这当然决非偶然，正是历史的公正选择和淘汰。
南宋年间以主将姓氏简称军队其实只是民间习俗而已，连负责直接保卫宋高宗赵构人身安全近卫部队（杨析中指挥的殿前司军）都被叫做叫“杨家军”，难道说殿前司军也是“私人部队”？那么杨析中等人为什么没有因此而遭到陷害？
再举个例子，老百姓叫中原野战军“刘邓大军”，难道说明中原野战军也是刘、邓两人的“私人军队”？难道说刘、邓就应该因此而被风波亭？
还有，曾国藩带的军队被叫做湘军，李鸿章带的军队被叫做淮军，清廷为什么没有因此而杀掉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湘军和淮军其实才是真正的带有私人性质的军队！
而在受到以宋高宗、秦桧为首的南宋妥协投降派的打压排挤之后，岳飞为什么没有起兵反抗？
岳家军为什么一直愿意接受朝廷的调遣？岳飞被秦桧等奸佞陷害致死之后，曾经追随岳飞十几年的岳家军将士为什么没有起兵造反？
有谁见到过财政权和人事任免权都握在朝廷手里的“私有军队”么？

注意：目前热播的电视剧《精忠岳飞》根本就不是什么“历史剧”，而是一部“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历史剧。在《精忠岳飞》剧中，“岳飞”和部将们张口闭口都自称“我们岳家军”，但那其实只是不学无术的当代编剧通过胡编乱造，杜撰出来的虚假情节，而不是真实的历史！
《精忠岳飞》编剧罔顾史实，剧情虚妄错乱，与史实大相径庭。《精忠岳飞》剧中主要人物的大部分事迹既不符合史实，也不同于演义小说和评书，剧中上演的重大事件95%以上违背史实甚至严重歪曲历史。

第三，自建炎四年（1130年）以来，各路宋军接连击败金军，取得一系列关键性的胜利，逐渐开始掌握主动权，扭转了战争形势。

从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宋军由弱变强，金军由盛转衰。

公元1129年（南宋建炎三年，金国天会七年）到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金军再次大举南下攻宋，金军突破宋军的长江防线并渡江作战，金军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攻入江南地区，南宋小朝廷逃亡海上，这是金军军事胜利的巅峰，却也物极必反。“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下，南宋各路新兴宋军和一些杰出军事将领不断涌现，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宋军在重组重建中得到了锻炼，实力明显增强，宋军开始扭转败局。此后，金军由盛转衰，宋军由弱变强。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三月到四月，宋将韩世忠率八千余人的水军在黄天荡地区拦击号称十万的金军大部队，使完颜兀术（宗弼）率领的金军主力遭受挫折并受困于长江江面达四十多天。

公元1130年（南宋建炎四年，金国天会八年）四月到五月，岳家军乘胜收复了江南地区的战略要地建康(今江苏南京)，将金军全部逐出江南。自此以后，金兵再也没能踏入江南一步。

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张荣率领的抗金义军在长江以北的缩头湖一带击败金军，大获全胜，迫使金军退到淮河以北。

从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五月起，到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三月，金军倾注全力，企图攻入四川，川陕战场随即成为宋金战争的主要战场。

公元1131年（南宋绍兴元年，金国天会九年）十月中旬，负责川陕战事的宋将吴玠依托和尚原一带有利的险峻地形，采用正确的战术，抓住有利战机，大败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金军主力，使金军遭受惨败。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三月，宋将吴玠率军在仙人关一带再次大败完颜宗弼（兀术）率领的号称十万之众的金军，使金军再次遭受惨败。

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五月至七月，宋将岳飞率军主动发起了第一次北伐。岳家军将士英勇善战，接连击败金国和伪齐的联军，收复包括战略要地襄阳在内的襄汉六郡等广大地区，这是南宋开国八年以来第一次收复大片失地。

而公元1134年（南宋绍兴四年，金国天会十二年）冬，金军主力部队进犯淮南的失败，则标志着金国军威的进一步没落。

公元1136年（南宋绍兴六年，金国天会十四年）七月至八月，岳飞再次率军北伐，出奇制胜，兵进伊洛。岳家军长驱直入，一路攻城略地，一直打到洛阳附近，取得了辉煌胜利，接连缴获了大量战利品，还先后缴获了一万五千多匹战马。而缴获的这一万五千多匹战马，加上岳家军在以往历次战役所缴获的战马以及南宋朝廷拨调的一些战马，则为岳家军组建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奠定了基础。岳家军长驱伊洛，是南宋立国之后初次发起的堂堂正正的大规模反攻。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在平原地区依托城池固守，最终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在兵力尚未集中的情况下以寡击众，在平原旷野地区的进行的野战中获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在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4)【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金国的军力由由盛转衰】


第一，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前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和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尤其是连年侵宋，耗费了金国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伤亡较重，金国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兵员不足，军力日弱。

当时的金军“已如强弩之末”，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不达时变，贪而无亲，将自取毙”(《攻愧集》卷95，《签书枢密院事赠资政殿大学士节愍王公神道碑》)。

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在夜饮时，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三朝北盟会编》卷17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记载：『绍兴九年冬）太行义士又攻怀州万善镇，破之。守臣乌陵葛思谋率军民城守。思谋自金国内乱，每夜披衣而坐，喟然而叹曰：「可惜官人备历艰险，以取天下，而今为数小子坏之，我未知其死所矣！」官人谓尼玛哈（粘罕）也。』

金国不止野蛮落后，也受限于人口稀少、兵源不足的问题。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汉名旻)于公元1114年誓师起兵，公元1115年建国号大金。在这之后，金国女真兵几乎每年都要打仗。到公元1140年宋金再次开战之时，总人数本来就不多的金国女真兵已经持续打了二十多年的仗。战死沙场的金兵金将累积起来有很多，老死病死的金兵金将也不少，死于内讧的金国良将同样不在少数，而贪图享乐且骄惰厌战的金兵金将则更加多。据《金史》志25《兵志》记载：『(金国女真兵)驯致极盛，乃自患其宗族国人之多，积其猜疑，卒自戕贼，遂致强本刊落，醇风锲薄，将帅携离，兵士骄惰。』

而经过几十年的频繁战争消耗，曾经骁勇善战的女真兵所剩无几，而女真本民族的人口本来就比较少，于是金国女真统治者们不得不从契丹人、渤海人、奚人和汉人中征调大量兵员补充。但是，由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军队不仅战斗力比不上女真兵，而且对金国的忠诚度也没有保证，金国将领甚至还要带着女真兵去“押解”那些“剃头签军”上阵。更难以让金国女真人放心的则是，一旦金国军队作战失利，由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征入伍的那些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剃头签军”不仅有可能临阵脱逃，而且还有可能会临阵倒戈。

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十一月，在伪齐傀儡政权被废黜之后，原伪齐政府的官员，有的奔走四散，有的则率领军队投奔南宋。例如，原伪齐的“淮北兵归正者不绝，今岁合肥度可得四五万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8)，“伪齐知寿州宋超率兵民来归，蔡州提辖白安时杀金将兀鲁，执其守刘永寿来降”(《宋史》卷29《高宗本纪》)。这些反抗斗争，使金国“诸帅之在中都者，如居积薪之上”，“势之倾危，未有易于此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0)。

岳飞向来坚持正确的俘虏政策，禁止虐待俘虏，曾针对金国强征的汉人“剃头签军”做了很多分化瓦解工作，收到的效果显著，『是以信义著敌人不疑，恩结于人心，虽虏人、签军，皆有亲爱愿附之意』。随着伪齐政权的垮台，原伪齐的很多官兵也纷纷倒戈降宋，其中有相对多的伪齐官兵争先恐后地投奔岳家军。

公元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三月，伪齐武将李清“率众归正”，率军南下投奔岳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09)。1137年（南宋绍兴七年，金国天会十五年）十一月，金国统治者废黜刘豫。不久，原伪齐临汝军(治新蔡，今河南新蔡县)知军崔虎率军向岳飞投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7；《三朝北盟会编》卷182)。公元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正月，经过岳飞宣抚司幕僚张节夫的“招谕”，原伪齐蔡州知州刘永寿、提辖白安时在全城军民支持下，杀金将兀鲁孛堇，带领大批军民南下投奔岳飞，岳飞随即命令部将张宪率兵前去接应(《宋会要辑稿》兵15之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8，121；《三朝北盟会编》卷183)。1138年（南宋绍兴八年，金国天眷元年）八、九月间，金国镇汝军知军、马军统制胡清率领一千一百零八人起义归宋，南下投奔岳家军，岳飞予以热情接待，并任命胡清为选锋军副统制(《宋会要辑稿》兵15之6，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22)。此外，金国统制王镇、统领崔庆、将官李觐，以及华旺、孟皋等人，也先后率军投归岳飞。前伪齐河南府尹孟邦杰，也起兵反金，处死永安军的知军，然后率军南下归降岳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17)。

自金国、伪齐投奔南宋的“归正人”络绎不绝，既有投奔岳家军的，也有投奔驻屯其他地区的宋军的。此外，还有两万伪齐军队在归德府 (原宋朝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一带起义，武装反抗金国女真人的统治(《金史》卷128《张奕传》)。

第二，金国主要是女真皇族领军打仗，1140年前后，金国的很多优秀军事将领或老病而死，或死于内部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剩下的良将较少。

在立国前期，金国主要依靠女真完颜氏皇族带兵打仗，而投降金国的辽宋将领中既没有高明的人才，也很少得到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重用。

在金军刚灭亡北宋的时候(公元1127年前后)，当时的金国统帅完颜宗翰（粘罕）、完颜宗望（斡离不）等手下名将云集，像完颜活女、拔离速、银可术、阇母、娄室、挞懒等，其中，完颜活女曾击败并阵斩北宋名将种师中，拔离速击败姚古，阇母、娄室等曾攻占陕西，他们无一不是能征善战，并且都是女真本族的宿将。

但到了1140年前后，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却让李成、孔彦舟、徐文之流当上了分路大将军。须知，李成、孔彦舟等人本来都是宋朝的军匪流寇，在乱世中到处烧杀抢劫、掳掠百姓、奸**女，却被各路宋军接连击败，于是他们只好投靠伪齐和金国，成了金人南侵的汉奸走狗帮凶。但是到如今，一向依靠女真完颜氏皇族带兵打仗的堂堂大金国居然以这些战斗力差劲的汉奸流寇为宝，让他们当上了分路大将军，这实在让人感到惊奇！很显然，当时的金国不仅兵老气衰，而且缺乏良将。

事实上，在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国主要依靠完颜宗弼（兀术）一人强撑大局。从两淮到中原，从中原到川陕，到处都能见到宗弼元帅那勤劳忙碌的身影。宗弼元帅屡败屡战，坚忍不拔而又疲于奔命，难怪编著《金史》的金国遗老们感慨地总结说：『宗翰（粘罕）死，宗磐、宗隽、挞懒湛溺富贵，人人有自为之心，宗干独立，不能如之何，时无宗弼（兀术），金之国势亦曰殆哉。世宗尝有言曰：「宗翰之后，惟宗弼一人。」非虚言也！』

堂堂的大金国，曾经有“兄弟子姓才皆良将，部落保伍技皆锐兵”之威名盛誉的金兵金将，到如今，落到依靠完颜宗弼（兀术）一人苦撑大局，可见“金之国势亦曰殆哉”！

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为了与宋朝王牌雄师岳家军作战，完颜宗弼（兀术）从金国各地抽调人马以集中兵力，如河北路的主签军完颜宗贤(赛里)就被招至前线，金国在黄河以北负责镇守各路的兵力更加薄弱。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之时，黄河以北的各地抗金义军趁机揭竿而起，并形成了燎原之势。在京东、京西路，岳家军的忠义统制都接连取得重要胜利，并攻克占领了如永安军、南城军等地；在黄河以北的河东路，忠义军攻占了十一州军；在黄河以北的河北路，众多州县的民众起义。

虽然《宋史》中仅记载了北方义军攻占庆源府，但据《金史》记载可知，当时河北路的重镇大名府也已经被忠义军攻占。在东京开封府衰落之后，北京大名府已成为北方第一大城，金兵的重要后勤基地，连这样的基地都丢了，充分说明金国已经开始丧失对其属地的控制力，金国已经渐渐日暮途穷的事实，以及北方抗金义军出色的作战能力。

当时，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金国的后院不仅起火，而且火势熊熊。不久，北方义军首领梁兴的战报呈送到岳飞的宣抚司，梁兴在战报中称：『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黄河以北的各地抗金义军英勇奋战，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岳家军和北方民众抗金义军相互配合，协同作战，这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蔚为奇观。而只有在金国女真贵族强迫广大汉人剃头辫发，强制推行奴隶制等特殊历史条件下，才会出现如此波澜壮阔的爱国壮举。

在金国立国初期，女真人实行的是全民皆兵制，『加之地狭产薄，无事苦耕可给衣食，有事苦战可致俘获』（参见《金史》志25《兵志》），对于金国女真人来说，一旦征战，他们根本无法生产，只能靠俘获抢掠为活。所以对他们来说，最可怕的事情是连年征战而一无所得，那样生产固然荒废，金兵也难以存活。

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金国内外交困：高层先后经历了两次血腥的内讧残杀；由于贪狡无信，不仅接连失去昔日的盟友，而且还先后与黄头女真、蒙古部落等开战，本来就少的兵力，更加捉襟见肘。

金国女真统治者早期试图通过把契丹人纳入猛安谋克来加强自己的力量，但他们在原辽国辖区内的残暴统治和压迫掠夺，又导致契丹人叛乱逃亡不断。当时，金国这个穷兵黩武的国家，正在受害于自己的暴政：除了蛮力，再也没有任何凭恃。而这些蛮力所剩的最后主力——兀术和赛里，已经被岳飞扁得满地找牙都找不到。黄龙府感到的震恐，其来有自。

宋使洪皓早在建炎三年(1129年)奉命出使金国，之后被金人扣留了十五年。其间洪皓在金国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仍心眷故国，坚贞不屈，时人称赞他为“宋朝苏武”。宋使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他很了解金国内外交困的窘境。洪皓经常暗中派人给南宋朝廷通风报信，洪皓曾经在给宋高宗的密信中陈述：“金已厌兵，势不能久，异时以妇女随军，今不敢也”。(《宋史》卷373《洪皓传》)。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之时，南宋使臣洪皓正被金国女真人扣留在冷山，“距金主所都仅百里”。洪皓在《使金上母书》中写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震恐』。如果“直捣黄龙”中的黄龙府指的是金兵的巢穴，那么，这个地方已经提前感受到了震惊和恐慌。

事实上，当时的金国已经陷入山穷水尽、众叛亲离的困境。而了解金国内外交困的窘境的，绝不止洪皓一人，其他一些从金国逃归南宋的宋人也多持此观点，他们普遍认为：『敌主懦而将骄，兵寡而怯，又且离心，民怨而困，咸有异意。邻国延颈以窥隙，臣下侧目以观变。寇盗外起，亲戚内乱。加以昔之名王良将如粘罕、挞懒之徒，非被诛则病死，……内有羽毛零落之忧，外失刘豫藩篱之援。譬之有人自截其手足而复剖其腹心，欲求生也，不亦难乎！』

而自从金国废黜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之后，在包括中原在内的整个北中国地区，“辽人与汉人上下不安，日夕思变”，金国女真人已经无法控制。当时的金国已经陷入“内讧外叛，互相猜贰，拥兵角立”的困境。金国兵力日弱，签发而来的军队，“老弱尽行，人心乖离”。金人想要继续用兵，也力不从心，于是只好“徐为后图”。

第三，从总体上看，自南宋建炎四年（1130）以来，直到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1141年），宋金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在逐步朝着有利于南宋的方向转变。宋军由弱变强，金军由盛转衰。

自宋金开战以来，宋军主要取得了和尚原、仙人关、顺昌、郾城和颍昌五次大捷，都击败了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亲自率领的金军主力。

秋冬季节，弓劲马肥，骑兵可以纵横驰骋于平原旷野地区，此时最有利于女真骑兵作战。但女真骑兵不耐暑热多雨天气，在夏天需要退到北方避暑。发生在公元1131年的和尚原之战和发生在公元1134年的仙人关之战都是山地战，吴玠率领的宋军可以凭借险峻的地形与金军对抗，金军主要是“以失地利而败”。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击败金军，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军的攻势，开创了宋军在平原地区大败金国女真骑兵部队的新纪录。

如果说，顺昌之战尚有女真人不耐暑热的天时，以及金军劳师动众、远道而来的不利因素，加之宋军可以倚仗城池固守等因素，那么公元1140年（绍兴十年）的岳家军大举北伐，则是在闰六月之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在兵力尚未集中的情况下以寡击众，在平原旷野地区的进行的野战中获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纵观北宋末年到公元1141年(南宋绍兴十一年)第二次宋金和议之前的宋金战争史，作为一个基本史实，其整体形势是宋军愈战愈强，而金军愈战愈弱。

在绍兴十年（1140年）金国败盟之后，宋军取得了空前的胜利，这标志着金强宋弱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一点连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也看得清清楚楚。如绍兴十一年(1141)初金兵再犯淮西时，宋高宗赵构就认为：『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杜充书生，遣偏将轻与敌战，故敌得乘间猖撅。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江窥敌，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9）。

南宋之所以没有灭亡，主要是因为岳飞等抗金英雄的抵抗，金国之所以要与南宋议和，主要是因为宋金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岳飞北伐击败金军主力，使金人认识到武力难以灭宋，南宋有了与金国谈判的资本。

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过去轻视南宋的军力，认为用武力可以灭宋，所以他才“锐意败盟，举兵南征”。但南侵的结果却是，金军“败于顺昌，败于郾城，败于柘皋”，金军一败再败，使兀术看到金国在军事上已失去了优势，想用武力亡宋是不可能的了。金国主战派的锐气遭挫，于是，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就改变策略，重新提出要与南宋讲和，再开“始讲和，而南北无事矣”。很显然，如果金兵能在战场上取胜，那么向来轻视南宋的金国统治集团是不会与南宋讲和的。

由此可见，宋金尽快地达成和议，既是苟且偷安、疑忌武将的南宋皇帝宋高宗赵构和卖国求荣的权奸秦桧的愿望，也是金国女真统治者的需要。

在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下旬岳飞大军班师之后，没过多久，从金国逃归南宋的宋使宋汝为就向南宋朝廷上书说：『女真乘袭取契丹之锐，枭视狼顾，以窥中原。一旦长驱，直捣京阙，升平既久，人不知兵，故彼得投其机而速发，由是猖獗两河，以成盗据之功。既而关右、河朔豪杰士民避地转斗，从归圣朝，将士戮力，削平群盗，破逐英雄，百战之余，勇气万倍。回思曩昔，痛自惭悔，人人扼腕切齿，愿当一战。加以金人兵老气衰，思归益切。是以去岁顺昌孤垒，力挫其锋，方其狼狈逃遁之际，此国家乘胜进战之时也。惜乎王师遽旋，抚其机而不发，遂未能殄灭丑类，以成恢复之功。』(参见《宋史》卷399《宋汝为传》)

宋汝为还指出：『兀术好勇妄作，再起兵端，所共谋者，叛亡群盗而已。去夏诸帅各举，金人奔命败北之不暇，兀术深以为虑，故为先发制人之动，所恃者不过自能聚兵合势，料王师以诸帅分军尔。今计其步骑不过十万，王师云集，其众数倍，合势刻期，并进戮力，何忧乎不胜？若以诸帅难相统属，宜除川、陕一路，专当撒离喝，权合诸帅为两节制，公选大臣任观军容为宣慰之职，往来调和诸帅，使之上下同心，左右戮力，则势既合不为贼所料矣。不然，分军出陈、蔡，直捣东都，贼必首尾势分，复以重兵急击，然后以舟师自淮繇新河入钜野泽，以步兵自洛渡怀、卫入太行山，以袭其内。舟师入钜野，则齐鲁摇，步兵入太行，则三晋应，贼势虽欲合而不分，亦难乎为计矣。』(参见《宋史》卷399《宋汝为传》)

早在北宋末年的靖康之变中，宋汝为全家都被金兵杀害。国恨家仇集于一身，使原本就是忠臣义士的宋汝为更加义无反顾，“汝为思报国家及父兄之仇”。南宋政权建立不久，宋汝为奉命带着国书出使金国。在出使金国的路上，宋汝为遇到了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兀术劫持了宋汝为并把他捆起来加以侮辱，想迫使他屈服，但是宋汝为毫无惧色、宁死不屈。看到文人宋汝为坚强不屈，兀术感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山东忠义之士啊！”接着，兀术放了宋汝为，并且想让他去投靠刘豫的伪齐傀儡政权，但是宋汝为坚决不同意。不久，宋汝为被金人强行送到刘豫那里，并被刘豫扣留。

在被伪齐和金国扣留期间，宋汝为秘密地结交其他一些被金人扣留在北方的宋人，然后暗地里派人把有关伪齐和金国的各种机密情报通过蜡书送给南宋朝廷。后来，伪齐和金国接连发生动乱，政局不稳，宋汝为趁机逃回南宋。宋汝为在伪齐和金国呆了很多年，他十分熟知金国的情况，故他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很透彻。宋汝为在给南宋朝廷的上书中指出“金人兵老气衰”，又称“王师遽旋”（即岳飞班师），于是没能“成恢复之功”。再后来，有人向金国统治者告发宋汝为通过蜡书秘密地给南宋朝廷送机密情报之事，于是金人到处搜查，想捉拿宋汝为，但是却找不到。

公元1141年，在秦桧的主持下，宋金开始第二次议和，金人得知宋汝为已经逃回南宋，于是就要求南宋奸相秦桧把宋汝为遣送给金国处置。在得到金国主子的指示之后，原本就是金人派到南宋的卧底的奸相秦桧立即下命令，派人去捉拿宋汝为，要把宋汝为遣送给金国。有人给宋汝为通风报信，宋汝为得知消息后赶紧改名换姓、乔装打扮，然后一路奔波流离，逃到了四川。在四川，宋汝为被一个与他志同道合的爱国人士杨企道收留，在寺庙中住了下来。

十几年后，祸国殃民的奸相秦桧病死的消息传了出来，天下百姓无不欢欣鼓舞。在听到这个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之后，已经隐姓埋名多年的宋汝为高兴地说：“现在这个大害虫死掉了，估计恢复中原将指日可待。”忠臣义士宋汝为回忆起往事，感慨自己过去挺身而出，立志报国复仇，为收复故土而不畏艰险，但是遭到误国权奸秦桧的迫害，如今国恨家仇未报，自己却已经老了！不久，宋汝为郁郁而终。

（《宋史》卷399《宋汝为传》记载：『桧死，汝为曰：「朝廷除此巨蠹，中原恢复有日矣。」企道劝其理前事，汝为慨然太息曰：「吾结发读书，奋身一出，志在为国复仇，收还土宇，颇为诸公所知，命缪数奇，轧于权臣，今老矣，新进贵人，无知我者。」』）

(5)【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战果辉煌，岳家军已有能力彻底击垮金军，而且得到北方义军的鼎力支持，但直捣黄龙的前提是南宋朝廷不阻挠破坏，其他各路宋军也相互配合】



虽然南宋有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史料的鄙行，而《金史》向来以避重就轻、讳败扬胜而著称。但是要印证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的战果的辉煌程度，最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却是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在得知岳飞撤军之后的表现。

绍兴十年七月中旬，南宋朝廷此前接连发出的措辞严厉的班师诏书也先后送到岳飞手中，岳飞被迫奉召于七月二十一日自朱仙镇班师。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期间，岳家军将士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黄河以北的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

黄河以北的各路抗金义军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在即将渡过黄河，继续向北挺进的大好形势下，南宋朝廷此前接连发出的措辞严厉的班师诏书也先后送到岳飞手中，岳飞被迫奉召班师，致使岳家军“十年之功，废于一旦”。这严重打击了岳家军将士的士气。

岳飞的撤军，使中原百姓大失所望，很多人闻讯赶来，拦在岳飞马前，哭诉说：『我等顶香盆，运粮草，以迎官军，虏人悉知之。今日相公去此，某等不遗噍类矣！』

岳飞说：『朝廷有诏，吾不得擅留！』 接着，岳飞含泪取出班师诏书给众人看，于是哭声震野。岳飞不忍心将中原父老留给金军蹂躏，于是岳飞决定“留军五日”以保护和协助中原百姓撤退，『从而南者如市，亟奏以汉上六郡闲田处之。』

在一马平川的河南平原上，中原地区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携老扶幼，随着岳家军一起向南撤退，故岳家军的行军速度必然大为减慢，而一旦被那些行动快捷的金国骑兵追上，必将遭受很大的损失。

很显然，被迫奉召班师之时，携带数万百姓南撤的岳家军不仅士气低落，而且行军缓慢。这无疑给了金军以可乘之机。那么，在岳飞撤军之时，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在做什么呢？

须知宋金双方当时正处于交战状态，而以骑兵为主的金军的行军速度很快。早在绍兴十年六月上旬，完颜宗弼（兀术）率金军自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赶赴顺昌（今安徽阜阳）增援，“自东京往复一千二百里，不七日而至”。除去轻骑求救的时间，从东京到顺昌的距离约六百里，兀术的主力骑兵赶到的时间应在四天左右。

曾经聚集了岳家军大部队的颖昌(今河南许昌)距离金军盘踞的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不到二百里，朱仙镇距离东京汴梁仅有四十多里。而岳家军的大本营鄂州(今湖北武昌)距离岳飞北伐的前线战场则有两千多里远。岳飞在班师南归之前曾“留军五日”，再加上携带数万百姓，故行军速度必然大为减慢，只要兀术想追击岳家军大部队，他的时间是足够充裕的！

然而，兀术却没有派遣精锐骑兵前去追击行军缓慢且士气低落的岳家军大部队！那么，身经百战且军事才略出众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在什么情况下才会不得不放弃这一巨大的胜机呢？

事实上，不管是无力再战还是不敢再战，都说明了兀术所统率的金军主力严重受损的状况。另外一种可能则是，面对岳家军的兵威，兀术向北逃得太远，以致赶不上杀个回马枪。而如果是兀术放弃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向北逃窜，以致跑得太快太远，同样说明面对岳家军的兵威，金军无力再战或不敢再战。很明显，在郾城大战和颖昌大战之后，岳家军与兀术所统率的金军主力之间，强弱已判。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在兵力尚未集中的情况下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根据《鄂国金佗稡编》卷八《鄂王行实编年》的记载，公元1140年七月中旬，在取得郾城大捷和颍昌大捷之后，岳家军乘胜向北挺进至离东京汴梁只有四十多里路的朱仙镇。面对岳家军的兵威，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被迫放弃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而向北撤退。

金国统帅完颜兀术（汉名宗弼）被迫放弃东京汴梁而向北撤退之说在《金史》卷77《宗弼传》中得到了验证：『宗弼由黎阳趋汴（即东京汴梁），右监军撒离喝出河中趋陕西。宋岳飞、韩世忠分据河南州郡要害，复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宗弼遣孔彦舟下汴、郑两州』。

显然，《金史》的这段记述刻意避重就轻、为尊者讳，避而不提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吃了败仗，草草敷衍了事，轻描淡写地用几句话把那场发生在宋金之间的持续三个多月的全面战争一笔带过。

而根据《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五月己卯，金人叛盟，兀术等分四道来攻。乙酉，兀术入东京，留守孟庾以城降，知兴仁府李师雄、知淮宁府李正民及河南诸州继降』可知，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率领金军“由黎阳趋汴”，既而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即开封府)之事发生在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上旬。

事实上，由于早在公元1139年（南宋绍兴九年，金国天眷二年），当金国根据宋金和约而归还河南、陕西时，宋高宗和秦桧为了表示恪守和议，竟然强令各路宋军在原来的驻地驻守，不得北上接管河南、陕西诸州郡，致使当时的河南、陕西诸州郡既没有进驻宋朝大军，也没有部署边防。

而当金军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之时，岳飞和他的岳家军尚远在其驻地鄂州（今湖北武昌），还没有出兵北上，谈不上“分据河南州郡要害”。而韩世忠的军队则远在淮东地区（今江苏北部），更不曾进军河南。金军第一次占领东京汴梁之事显然发生在岳飞出兵北上之前。

自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上旬开始，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出兵攻宋。金军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夺去了宋军当时不设防的陕西、河南之地，继而进兵威胁淮南。完颜宗弼此时的对手主要是刘锜所率领的将近两万人的“八字军”（王彦旧部）。

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南宋新任东京副留守刘锜，率领军队赶赴东京汴梁（开封府）驻防。刘锜所部刚由水路抵达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时，就传来了金军攻陷东京汴梁的消息。不久，攻陷东京的金军继续向南进犯，河南重镇陈州（即淮宁府，今河南淮阳）也被攻占。而离陈州仅三百多里的战略要地顺昌也就成了宋金对峙的前沿阵地。接着，金兵源源不断地拥向顺昌府。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六月初，岳飞正式自鄂州（今湖北武昌，当时是岳家军的大本营）出兵北上抗金。而岳家军全军出击，并收复河南州郡要害，则是公元1140年六月中旬之后的事情。

经过六月、闰六月和七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东京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东京汴梁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绍兴十年七月上旬至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先后在郾城之战、颍昌之战和临颖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接连收到措词严厉的班师诏书之后，岳飞被迫做出班师的决定，岳家军的大部队向南撤退。

在班师南撤之时，岳飞留下了少量小部队，这些小部队主要是为了掩护中原百姓南迁，并且接应黄河以北的梁兴等抗金义军撤退。

岳飞自朱仙镇班师撤兵的消息得到证实之后，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喜出望外，金军立即整军卷土重来。

在前一阶段的战争中，完颜兀术(宗弼)不信任那些降附金国的伪齐汉奸兵痞，根本就不让他们带兵，其中除李成外，如孔彦舟、徐文之流“只是单马随军，并无兵权”。

而在岳家军班师南撤之时，由于金国女真人在前一阶段的战争中损兵折将严重，仅仅依靠已经损耗不小的女真兵将们去占领广大地区显然力不从心，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迫不得已，这才利用孔彦舟、徐文等汉奸兵痞去帮忙攻击留在后方的宋军小部队。

完颜兀术(宗弼)让孔彦舟率军作为前锋开道，第二次进军东京汴梁（今开封府）。接着，在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金军再次占领东京汴梁（今开封府）。

在兵力单薄、士气受挫的不利情势下，留在后方的那些宋军小部队难以抵挡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扑。

早在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九日，岳家军准备将刘政夜袭中牟县（在开封和郑州之间）金军万夫长漫独化的营寨，杀死很多金兵，夺得三百五十多匹战马，一百多头骡、驴，还有大量衣物器甲，漫独化本人则生死不明。

到了绍兴十年七月底，在岳家军的大部队班师南撤之后，汉奸孔彦舟率优势兵力袭击郑州，留驻郑州的刘政不幸被俘。而留驻西京河南府登封县(今河南登封市)的孟邦杰，驻守汝州的郭清、郭远等率领的宋军小部队，也接连败退。

显而易见，《金史》卷77《宗弼传》中“孔彦舟下汴、郑两州”的记载其实是在得知岳飞撤军南归的消息之后，金军再次回军重新占领东京汴梁、郑州。

早在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率领金军“由黎阳趋汴”，已经占领了东京汴梁(即开封府)。

然而，到了公元1140年七月下旬，在岳飞班师南归之后，完颜兀术(宗弼)又派汉奸孔彦舟率军占领东京汴梁（即开封府），也就是把两个多月之前已经占领过的东京汴梁（今开封府）再占领一遍，这表明在“孔彦舟下汴”之前，完颜兀术（宗弼）所率领的金国军队曾经撤离东京汴梁（即开封府）。

而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之所以要撤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京汴梁（开封府），显然是因为金军主力接连在野战中被岳家军击败，为岳家军的兵威所震慑。

根据宋金双方的形势分析，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显然具有全胜的可能。这也是岳飞在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接到班师诏之后却继续率军向北推进的原因。

但是来自岳飞身后的小朝廷出现了重大变数，岳飞接连收到“累降”的措辞严厉的“御笔”班师诏令。这些变数使得岳飞被迫撤军。这无疑是场悲剧，不仅属于岳飞个人，也属于整个南宋。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以及其后发生的所有怪事，比如，战胜而跪地称臣、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完败的绍兴和议，完全是在极端条件下发生的极端事件。讨论这件事不能忘记宋高宗赵构和秦桧这一对史上著名的昏君奸相搭档。宋高宗赵构向来担心武将功高震主，唯恐武将做大，为尽快解除诸大将兵权而急于向金国求和，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而奸相秦桧则卖国求荣，“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两人交相为用而曲相成，急于用北伐将士的战绩作资本去与敌国议和。

对于宋高宗来说，当初金国女真统治者败盟，派兵气势汹汹地南侵之时，他害怕南宋政权会遭到灭顶之灾，担心自己会落到无容身之地，所以不得已才下令抗金。但是现在，宋军既然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已保住了偏安的政权，与金国女真人重新议和也有了资本，要是继续再打下去，不仅会惹怒金人，而且也会使本来就深得军心民心的抗金名将岳飞等人功高权重，宋高宗唯恐南宋诸大将会有震主之威，对武将们的猜忌也由来已久。

而内奸秦桧的心理状态和宋高宗并不完全一样。一方面，内奸秦桧一直在不断地破坏南宋的抗金斗争，尤其是在金国危难的关键时刻，更是要千方百计地来为其金国主子效劳。另一方面，秦桧在南宋朝廷中，正因有金国女真主子作后台，与金人勾结往来，决意主张和议，才取得了宋高宗的宠信而久居相位，进而争权夺利。如果这次宋军抗金北伐取得了胜利，金国政权势必被最终打垮，而秦桧自己也会随之而失去包括官爵、权力、财富在内的一切，甚至连身家性命都难保。这是秦桧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秦桧就不择手段地破坏宋军的这次北伐。

为要达到这一不可告人的目的，秦桧当然知道，首先，必须牢牢地掌握相权。前任宰相赵鼎虽然被秦桧用奸计排挤出南宋朝廷，但在金人败盟南侵以后，他立即“上书言时政”。秦桧马上指使其党羽王次翁诬告赵鼎：“逼近行朝，阴幸有警，规图复用，门下党与，往来于临安，撰造事端，鼓惑众听，以摇人心”，且犯有“乾没官钱十七万缗”等罪。因而，赵鼎再次遭到贬官降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闰六月丁酉）。

其次，秦桧严密控制南宋朝野舆论，不许百官上书条陈抗金大事。秦桧一而再地逼害赵鼎，就是要杀鸡给猴看，“先窜赵鼎，而人无敢言矣”。但是，当时的右承事郎陈鼎却不畏惧，陈鼎上书宋高宗说：“敌今日败盟，乃朝廷之福，未败则他日之祸，有不可支持，愿乘此早为自治之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戊午）。秦桧知道后，大为恼怒，立即把陈鼎降官贬窜，以图惩一警百。

尤其是，秦桧为要在军事上破坏抗金战争，从顺昌战役开始起，他就想尽一切方法使南宋诸大将失利。

早在绍兴十年五月底，宋将刘锜率军在顺昌府屡次挫败金军前锋的进攻，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亲率十多万大军自东京汴梁直扑而来。秦桧却为宋高宗起草手诏，命令刘锜“班师”，从顺昌撤退，以便那些行动快捷的金国女真骑兵在原野上追歼以步兵为主体的宋军。刘锜身处险境，深知可战而不可却，故拒不撤退。刘锜激励将士，誓与顺昌城共存亡。接着，刘锜所部倚仗城池固守，并利用暑热天气，以逸待劳，以少击众，终于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秦桧奏命锜择利班师，锜不奉诏，战益力，遂能以寡胜众”。

当时，韩世忠派人把宋军抓到的金国俘虏押送到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秦桧害怕俘虏供出金国的虚实，即请求宋高宗下令让诸将“今后获敌不必解来”。这个鬼主意，连宋高宗都觉得不对头，宋高宗听后马上对秦桧说：“不然，须令押数人来问之，庶得虚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7，绍兴十年七月乙丑）。


对于在顺昌战役中积极支持刘锜而立有战功的顺昌府知府陈规，秦桧又故意把他调离前线，让他改知庐州(今安徽合肥)，“时秦桧将班师，故命规易镇淮右”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闰六月己亥）。

在顺昌大战之后，刘锜的左右军随即奉命撤退到长江以南的镇江府(今江苏镇江)，而留在淮河以北的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的兵力所剩不多，由于兵力不足，故刘锜余部长期龟缩在顺昌城内，没有继续向金军发起进攻。

绍兴十年六月中旬开始，宋将张俊、王德所部首先攻克宿州，接着又兵不血刃地开进毫州。六月二十六日，南宋朝廷前此派出的前往张俊军中“计议军事”的枢密都承旨周聿把宋高宗和秦桧所谓的“兵不可以轻动，宜且班师”的“密旨”交给了张俊，张俊心领神会。于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的最后一天，张俊、王德等人率军从宿、毫地区班师，将军队撤到淮河以南。

秦桧这些调虎离山的手段非常毒辣，秦桧完全知道东线的韩世忠和西线的吴璘，对金军只是起到遥相呼应和牵制两翼的作用，当时直接与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亲率的金军主力对阵的，只是中线战场的岳飞、刘锜和张俊三大将。现在先把刘锜、张俊的军队调走，势必造成中线战场的岳飞孤军深入，这样就可以借刀杀人，让金军得以集中兵力对付势孤无援的岳家军，进而借金军之手，来消灭岳家军。

但是，秦桧的这一罪恶阴谋，并没有得逞，岳飞虽孤军作战，仍把金军打得落花流水，接连取得了如前所述的几次大战役的辉煌胜利。

古代的通信技术十分落后，而战争形势往往瞬息万变，故皇帝对远征的将帅实行遥控，一般是不适宜的。但是，军事上十分保守和怯弱的赵宋皇朝，却将遥控视为防范武将、维护皇权的家规。有时，甚至连作战的阵图都要由皇帝亲授，将帅往往需要遵照远离战场的皇帝发出的旨意，来决定前线的军事行动。这不仅剥夺了前线将帅们随机应变的主动权，而且往往贻误良机，迫使前线的宋军坐失战机。

受战争、道路条件、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自南宋朝廷的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用金字令牌传递皇帝的诏令，送到中原战场，路途有好几千里远，一个来回，行程大概需要二十天左右。鉴于如此长的往返时间，宋高宗赵构在手诏中也曾说“朕不可以遥度”“兵难遥度”等语。但是，为了贯彻他的意图，有时又非“遥度”不可！

宋高宗赵构对战争的前途心存两怕，一怕全胜，二怕大败。如果北伐全胜，则武将兵多、功高而权重，会威胁皇权。倘若大败，则宋高宗有可能沦为金人的阶下囚，欲为临安布衣而不可得。宋高宗赵构始终对金军的力量估计过高，对宋军的力量估计过低，绍兴元年以来宋军取得的多次胜利，也不可能根除宋高宗赵构的“恐金症”。

此外，宋高宗赵构和他亡国的父兄一样，非常怯懦，在战和问题上，具有投机倾向。一场大胜可以刺激他一时，但不会改变他那愚弱的本性。

岳家军节节推进，远在后方的宋高宗赵构却在深宫中惴惴不安，因此，他在手诏中再三叮嘱岳飞，要避免与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的大军决战，要“全军为上”“占稳自固”“必保万全”。

面对岳家军持续推进、捷报频传的大好形势，一心想要破坏抗金斗争的奸相秦桧心急如焚。秦桧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秦桧唆使他的党羽罗汝楫向宋高宗奏请说：现在“兵微将少，民困国乏。岳某若深入，岂不危也？愿陛下降诏，且令班师。”

班师，一不至于大败，二不至于全胜，正中宋高宗赵构的下怀。于是，宋高宗赵构在绍兴十年七月八日或稍后，即大致在郾城之战进行之时，发出了第一道班师诏，降旨要岳飞“措置班师”。

早在绍兴十年七月五日，即七月八日郾城之战的前夕，岳飞自前线发出了一份奏章，上报梁兴、董荣、赵俊、乔握坚等部取得的胜利，并说：

『臣契勘金贼近累败衄，其虏酋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 惟是贼众尚徘徊于京城南壁一带，近却发八千人过河北。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贼必亡之日，若不乘势殄灭，恐贻后患。伏望速降指挥，令诸路之兵火急并进，庶几早见成功！』(《金佗稡编》卷12《乞乘机进兵札子》)。

此奏一去十几日，并无一兵一卒来援的消息。待到岳家军将士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优势兵力的反扑，熬过郾城大战和颍昌大战之后，盼到的却是另外一份班师诏，时值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即张宪率军击败五千女真骑兵，取得临颍大捷的当天。

岳飞不愿，不忍，也不肯舍弃即将到手的胜果，岳飞没有下令终止向东京汴梁(开封府)进军，而是于绍兴十年七月十八日写了一份“言词激切”的奏章，反对“措置班师”。岳飞在奏章中指出：

『契勘金虏重兵尽聚东京，屡经败衄，锐气沮丧，内外震骇。闻之谍者，虏欲弃其辎重，疾走渡河。况今豪杰向风，士卒用命，天时人事，强弱已见，功及垂成，时不再来，机难轻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图之！』(《金佗稡编》卷12《乞止班师诏奏略》，此奏原文“累千百言”，大部分已佚失，今仅存其概要)。

又过了两三天，大约在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家军已经进抵朱仙镇，而岳飞却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十二道用金字令牌递发的班师诏。这十二道诏旨全是措辞严峻、不容违背的急令：大军班师回鄂州，岳飞本人赶赴“行在”临安府朝见皇帝。宋高宗的这十二道班师诏大约是在七月十一日或稍后发出的。

绍兴十年七月十一日，在收到岳飞于七月二日发出的克复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的捷报之后，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急于见好就收，迫不及待地作出了草率的班师决定，接连发出十二道班师诏，想阻止岳飞大军继续向北挺进，以避免和金军进行大决战。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飞收到了宋高宗七月十一日自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出的十二道班师诏，此时岳家军已经向北挺进到距离东京汴梁仅有四十多里的朱仙镇。

当宋高宗于七月十一日发出的十二道班师诏送到岳飞军中之时，岳家军已经接连在七月八日的郾城大战、七月十四日的颍昌大战以及七月十八日的临颖之战中大获全胜，并且已趁胜进军至朱仙镇。

而岳飞此前发出的关于郾城大捷、颍昌大捷以及临颖大捷的捷报还在路上传递，还没有到达远在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南宋朝廷暂时还不知道岳家军接连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的情况。

自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开始，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不顾南宋朝野上下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地称臣投降，以至“举朝无人从之”。有的大臣甚至警告宋高宗赵构，再这么倒行逆施下去，老百姓就要造反了，“万一陛下拂天下之情，屈身于敌，意外之患，有不可胜言者矣！”

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这个以巨大屈辱换来的和议在短时间内被金国统帅兀术撕毁。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颜面尽失，人心丧尽，为了保命，不得不派出军队迎敌，宋高宗赵构手忙脚乱，接连发了好多诏书。在鄂州(今湖北武昌)大营里积极筹备北伐多年的岳飞终于得到机会出兵，于是岳飞挥师北上。

绍兴十年六月下旬，岳家军前锋已经接连击败金军，南宋朝廷派往岳飞军中“计议军事”的官员李若虚也在此时辗转追上岳飞大军。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二日，李若虚在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向岳飞传达了宋高宗赵构的真实意图：

『面得上旨：「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6绍兴十年六月乙丑；《三朝北盟会编》卷202)。

这就是宋高宗赵构的“忍弃中原”，他宁可白白跪拜称臣、除了再次遭侵略之外一无所得。对于南宋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上旬，当金人背信弃义地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发起侵略战争之时，南宋全国上下同仇敌忾，主战情绪达到了顶点；而敌国金人当时在北宋故土上还立足未稳。

从政治和军事上来讲，这是北宋亡国以来多年才出现的、不容错失的绝佳机会；一旦放弃这样的机会，南宋“忠愤之气沮矣”，民心士气必遭重大打击；如果等待金军在河南地从容经营，不要说之后再进攻必然会事半功倍，而且如此一味挨打投降的南宋小朝廷能否自保都还是个问题……

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二日，岳飞拒绝了宋高宗 倒 行 逆 施 的班师意图。《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六月甲子)遣司农少卿李若虚诣岳飞军谕旨班师，飞不听』。所以，岳飞北伐伊始，就已经抗旨不遵。

那么，到了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在一天之内接连收到十二道措词严厉的班师诏的情况下，岳飞如果继续拒绝班师，岂不是很像藐视朝廷、甚至公然和朝廷决裂吗？

岳飞必须考虑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此时岳飞大军的后勤供给主要还是来自后方；而在奸相秦桧的挑拨教唆下，向来猜忌武将的宋高宗赵构很可能做出极端愚弱的选择。

赵宋王朝一贯猜忌武将，防范武将做大，而在这一点上宋高宗赵构长期被奸相秦桧所利用。违诏出师、违诏不班师，很容易落下背叛朝廷的口实。当时两军对垒，金军虽屡遭大败，但南宋内部一旦起了变乱，得利的最终将是金国女真统治者。岳飞一向以国事为重，绝不可能做出亲痛仇快的事情来。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在收到宋高宗十天前从临安(今浙江杭州)发出的十二道班师诏的当天，岳飞经过很剧烈、很痛苦的思想斗争，终于被迫做出了一生中最痛心的决定，——奉召班师！岳飞遭受了自绍兴七年以来的又一次政治打击，而这次打击的份量要沉重得多。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一日，岳飞面向东南方，朝着“行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所在的方向再拜，悲痛地说：『臣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非臣不称职，秦桧实误陛下也！』

岳飞终于领悟到了一个真理，由宋高宗赵构和权奸秦桧把持的南宋朝廷是决不允许他抗金成功的。他只能作出一生中最痛心的决定，下令班师。

撤军的诏令自然严重地影响了岳家军的军心和士气。早在出师北上之时，岳家军将士就纷纷与家属相约，不光复旧疆不团圆。如今却功败垂成，中途折回，又有何面目见人。

看到自己这支在强敌面前不屈不挠、毫无愧色的雄师，居然变得士气低落、行伍不整，“旗靡辙乱”，岳飞真是心如刀割，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最后，他仰天长叹道：“岂非天乎！”

大概到了绍兴十年七月二十日左右，自前线发出的七月八日郾城大捷的捷奏终于送到了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

看到郾城大捷的辉煌战果，向来畏敌如虎的宋高宗赵构的态度大为动摇，他连写了两份手诏，允许岳飞“择利进退”、“不妨图贼”；并且，他下令让杨沂中“全军起发”，到宿州、亳州一带进行牵制。而在半个多月之前，张俊正是按宋高宗赵构先前的旨意从这两地撤出，造成“岳飞军孤”的。

再有，宋高宗赵构此前已经连发手诏，严令岳飞班师，此时却懦弱地说“屡已喻卿，不从中制”，想推卸发出班师诏的责任。

绍兴十年七月二十二日之后，自前线发出的七月十四日颍昌大捷的捷奏也送到了临安(今浙江杭州)的南宋朝廷。

看到颍昌大捷的辉煌战果，宋高宗赵构的态度彻底转变。一方面，他在发给岳飞的诏书中甜言蜜语地说：“却敌兴邦，唯卿是赖”，不再限制岳飞大军的行动；而最令人惊奇的则是，他竟然“已令张俊自淮西，韩世忠自京东，择利并进”！加上尚未全部撤离的刘錡所部，看到郾城捷奏之后派出的杨沂中全军。也就是说，宋高宗赵构下决心要把能动用的全部兵力，除了四川的宋军，都投入到了北伐之中。

至此，南宋的国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绍兴八年以来，宋高宗赵构这个“违天逆人”地坚决妥协投降政策的昏君，这个“朕虽百拜亦不复问矣”——只要有机会投降，哪怕给金人磕一百个响头哀求也无所谓的懦夫，不知需要怎样惊人的大胜才能使他鼓起勇气下令宋军全线进攻？！

但是“时不再来，机难轻失”，——当宋高宗的那些希望岳飞继续进军的最新诏书送到岳飞军中之时，岳家军早已经按照宋高宗半个多月之前发出的那十二道班师诏的命令撤军了！而按照宋高宗此前发出的班师诏的要求，岳飞在撤军之后需要赶赴临安朝见皇帝。故此时岳飞本人正在赶赴临安的路上！

宋高宗赵构和他亡国之君的父兄一样，非常怯战保守，在战和问题上反复无常，具有投机倾向。一场大胜可以刺激他一时，但不会改变他那愚弱怯战的本性。岳飞郾城捷奏和颍昌捷奏送到南宋朝廷之后，辉煌的战果使宋高宗赵构欣喜若狂，宋高宗赵构一时冲动地下决心命令宋军全线出击！

宋高宗赵构答复岳飞郾城捷奏和颍昌捷奏的那两份手诏可以说明他当时并没有在猜忌岳飞，暂时没有仔细考虑宋军继续北伐的潜在影响。但是，秦桧将及时提醒他，——赵宋王朝的基本国策是不遗余力地防范武将做大。

果然，几天之后，在收到岳飞七月十八日从朱仙镇前线发出的反对班师的奏章的之时，宋高宗赵构的态度再次变化：在发给岳飞的诏书中，他只字不提命令张俊、韩世忠出师，这道命令显然已经食言了；反而强调要岳飞和杨沂中、刘锜同进退——这两位当时还远在中原战场之外，刘锜呆在东京汴梁以南约六百里的顺昌城中，杨沂中更是刚刚出发。

实际上，过去多次食言的宋高宗赵构此时已经又转为限制岳飞行动。那些“朕不中制”的承诺，早就被他抛到了爪哇国，此时宋高宗赵构一门心思地惦念着的，恐怕已是他那防范武将做大的祖宗家法了。

而在收到岳飞早十几天之前被迫发出的班师奏章之后，宋高宗赵构更是了无丝毫遗憾之意，只全心全意地算计着怎样全军撤退，怎样让岳飞去照应其他各路宋军。

早在绍兴七年，宋高宗赵构已经戏剧性地变卦过，他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把全国大部分兵力交给岳飞节制，然后短短三天内又取消成命。这次他在短期内决定北伐并再次改变主意停止北伐，大概也不会令人感到太意外。从反复无常的投机行为来看，宋高宗赵构完全就是一个政治上的羊癫疯。

我们只能从宋高宗赵构态度动摇的过程中，略窥已遭篡毁、已经佚失了的颖昌大捷另一份捷奏的份量，——足以动摇一个最保守怯战的懦夫皇帝，这一战的战果必然十分辉煌！

岳飞虽然把全部身心精力都贡献在抗金事业上，并且取得了空前的胜利，但是宋高宗、秦桧掌握着南宋朝廷的朝政大权，而岳飞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听朝廷指挥，故岳飞坚持抗金的北伐大计不可能实现也就势所必然了。

宋高宗、秦桧葬送了绍兴十年的岳飞北伐，这不仅使岳家军将士通过浴血奋战而攻克的颖昌、陈州、蔡州、郑州等广大中原要地，又相继失陷，而且也使岳飞在精神上遭到沉重的打击。

岳飞明白，自己在抗金战场上驰骋了半生，己为“秦桧所忌，终不得行其所志”。过去自己费尽心机，兴师动众，好不容易才收复了一大片失地，但“今日得之，明日弃之，养寇残民，无补国事”。因而，岳飞也产生了消极悲观的念头。宋高宗、秦桧对岳飞抗金的打击，正好迎合了金人的需要，这是敌人想做而无法做到的事。而岳飞的消极态度，也加深了宋高宗对他的猜忌，使君臣之间早已存在的矛盾又进一步地恶化了。

敌国间维持不战的状态，绝不是通过一方跪拜求和就能得到的。一纸“臣构”的“子孙世代，谨守臣节”的所谓和议，恬堕猥懦，不足为天下哂；北伐志士的鲜血虽大多空洒，却仍是南宋这个国家得以继续维持的真正原因。

在女真民族封建化之前，北方沦陷区内的百姓绝对不会轻易屈服于金国女真统治者的淫威之下。而宋朝要获胜，关键就是要抢在女真民族完成封建化之前，收复失地。可惜，绍兴和议，加上自毁长城，杀害岳飞，终于让本来不应长期出现的南北分裂对峙局面，成为了现实。

【绍兴十年、绍兴十一年大事记】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上旬开始，金国单方面撕毁和约，再次出兵攻宋。金军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又夺去了宋军当时不设防的陕西、河南之地，继而进兵威胁淮南。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底至六月上旬，宋将刘锜充分利用暑热天气，在顺昌府（即颍州，今安徽阜阳），以逸待劳、以少击众，大败金国精锐的骑兵部队，取得顺昌大捷，遏制了金兵的攻势。
绍兴十年（1140年）六月上旬，岳飞正式自鄂州（今湖北武昌，当时是岳家军的大本营）出师北上，发起第四次北伐，这也是岳飞的最后一次北伐。经过六月、闰六月和七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东京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东京汴梁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仍然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完颜兀术率领的金军主力，并乘胜进军至朱仙镇，迫使金军撤出东京开封府。
岳家军将士经过浴血奋战，接连击败金军，中原百姓纷纷出粮出力地支持岳家军，北方各路义军在金兵的后方攻城略地，北方各地的父老百姓也都争先恐后地牵牛挽车，“以馈义军”。金国自燕山以南，“号令不复行”。黄河以北的各路抗金义军正在等待着配合岳飞大军北进，——『河北忠义四十余万，皆以岳字号旗帜，愿公早渡河！』
绍兴十年（1140年）七月底，岳飞被迫奉诏从前线班师，岳飞北伐结束，岳家军撤军南归。
绍兴十年秋，金国统帅完颜兀术派人给秦桧送密信，提出“汝朝夕以和议请，而岳飞方以河北是图，且杀吾婿。必杀飞，始可和。”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前后，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以及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讧，加上连年侵宋，金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军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而在侵宋战争中，金军又接连被宋军击败，金国统治区内的各地汉人纷纷起兵反抗女真人的压迫，加之来自北方蒙古的威胁，使兵老气衰的金国无力继续打下去。在经历了公元1140年和公元1141年几次大战的挫败之后，作为向来骄横的金国好战分子，把持金国军政大权的金国都元帅完颜兀术(宗弼)也不得不承认南宋『近年军势雄锐，有心争战』。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意识到宋金双方战略态势已经发生逆转之后，兀术采取的策略是，一边虚声恫吓，一边放出允许和谈的信息。


绍兴十一年（1141年）春，完颜兀术率军进攻淮西，后来被迫撤军；
第二年，绍兴十一年（1141年）四月，秦桧采纳其党羽范同的建议，密奏宋高宗，召张俊、韩世忠、岳飞等南宋三大将并赴行在临安，论功行赏，趁机解除三大将的兵权。岳飞被免除湖北、京西宣抚使（实职）之实职，改任枢密副使，从此脱离军队，被解除直接领军的兵权。
绍兴十一年（1141年）五月，秦桧以朝廷的名义派遣枢密使张俊、枢密副使岳飞出使楚州，去检阅原来由韩世忠统率的军队，企图利用三大将的矛盾使其自相残害。岳飞没有顺应秦桧的要求，配合张俊诬陷韩世忠谋反，也没有采取不下手也不出声的旁观者立场，而是秘密派人给韩世忠送信，叫他找皇帝设法自保，最后韩世忠逃过一劫。
绍兴十一年（1141年）夏，宋金第二次和议的谈判由地下转入公开，金人遣使议和，提出的和议条件之一是“必杀飞，始可和”宋高宗赵构当时已经决意放弃恢复中原的努力，一心只想偏安江南，所以为了能够尽快与金人达成和议确保自己安心享乐，就顺应金人的要求，放任当时和金人里应外合的带路党秦桧，炮制冤狱，陷害最令金人畏惧和担忧的岳飞。。
绍兴十一年（1141）八月，宋高宗赵构不失时机地解除岳飞枢密副使（实职）的职务，为岳飞保留少保（虚衔）的官阶，又“特授”他原来的武胜、定国军两镇节度使（虚衔），充万寿观使（虚衔）的闲职，还假惺惺地表示要『保功臣之终』。岳云也和父亲一起被免职。从此之后，岳飞也和韩世忠一样，罢官赋闲。不久，岳飞告假，回到江州(今江西九江)私邸暂住。
绍兴十一年（1141年）九月，岳飞得力部将张宪和其子岳云遭到秦桧、张俊等人陷害入狱。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月，岳飞遭到秦桧、张俊等人陷害入狱。同月，宋金之间开始频繁派遣使节商讨和谈具体条款；
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金第二次议和条款最终敲定，宋高宗赵构按金人要求撰写了称臣纳贡割地的誓表；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何铸将南宋接受金国所提出的所有条件的消息，带给了驻扎在淮北的金军统帅完颜兀术；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岳飞遇害；
绍兴十二年（1142年）二月，出使金国的南宋使臣何铸，将赵构、秦桧与兀术商定的议和条件传达给了金熙宗；
绍兴十二年三月，金熙宗派出的册封使到达南宋，正式册封赵构为南宋皇帝；不久后，金国按照议和条款，派完颜塞里送还赵构生母韦氏及宋徽宗的棺木回南宋，大约在六月抵达了南宋都城临安。

事实上，在遭到陷害之前，岳飞早已经班师南归，北伐早在一年前（绍兴十年七月底）就已经停止了，而且绍兴十一年四月岳飞被解除兵权，之后岳飞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带兵权，后来岳飞又罢官赋闲，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更不可能再率军北伐。
况且岳飞遇害之前的绍兴十一年秋宋金两国已经达成了第二次绍兴和议，宋高宗赵构怎会还因担心岳飞北伐成功而杀害他呢？

如果仅仅从对金国妥协求和以及解除大将兵权这两个问题着眼，岳飞也可以仅仅罢官赋闲，得到与韩世忠一样的善终结局，而不会被陷害致死。因为在遭到陷害之前，岳飞早已罢官归隐庐山，只有虚衔，没有实权，无法过问朝政，无法干预宋金议和，没有什么坚持想要收复失地的言行，而且岳飞脱离军队，没有兵权，当然也没有出兵北伐的权力，更不可能对宋高宗赵构的皇权构成威胁。

在遭到秦桧、张俊之流陷害(绍兴十一年10月）之前，岳飞罢官赋闲，既脱离军队，也没有兵权，不仅对南宋朝廷的降金乞和活动无权干预，而且对皇帝的宝座也没有威胁。如宋高宗真要“保功臣之终”，完全可以就此住手。但是宋高宗赵构胸无大志，一心只想尽快结束战争，尽早与金国议和成功，从而可以偏安江南，过安稳日子，尽情享受荣华富贵，同时宋高宗赵构又一直在防范武将做大，加上对他亲生老母韦氏的思念，以及对岳飞的忌恨，于是在金人奸细秦桧的怂恿下，不仅要解除岳飞的兵权，而且还要按照金国的要求去杀害岳飞以确保宋金和议稳固并使金人放回赵构那已经被金国盖天大王干过N多次的亲生老母韦氏。

著名历史学家王曾瑜先生指出：
『明朝文人文徵明的《满江红》词中写道：“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很多人误以为，宋高宗赵构杀岳飞，是因为岳飞要“迎二圣”，而“徽钦既返”，宋高宗就当不成皇帝了。其实，宋高宗在自己的即位诏书说：“同徯两宫之复”。可见“迎二圣”的口号是宋高宗自己首先提出来的。
岳飞在绍兴五年(1135年)的《乞宫祠札子》等文中，也说要“奉迎二圣”。自绍兴七年(1137年)始，情况却发生变化。
绍兴七年（1137年），宋徽宗死耗传到南宋，金朝不断扬言，要扶立宋钦宗或其儿子当傀儡，以对抗南宋。如废伪齐时，就对开封百姓说：“请尔旧主人来此坐，教尔懑快活。”因此，岳飞在绍兴七年春《乞出师札子》中相应作了改变：“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归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忧，臣之志愿毕矣。”
此后，岳飞绝口不提宋钦宗，只统称“天眷”，北伐成功，是为拥护宋高宗“高枕”无忧地当皇帝，而不是拥护宋钦宗复辟，这是很明确的。
宋高宗并不昏庸，而颇为聪明。他必须提出迎还二圣，又不肯真正实施。但是，中国历史上唐玄宗和肃宗，明正统和景泰的事例证明，即使宋钦宗回来，也未必威胁宋高宗的宝座。
绍兴八年(公元1138)，宋高宗大搞求和活动的借口之一，正是迎还宋钦宗。宋高宗当时说：“朕以梓宫及皇太后、渊圣皇帝（宋钦宗）未还，晓夜忧惧，未尝去心，若敌人能从朕所求，其余一切非所较也。”经过谈判，金朝同意“许还梓宫、母、兄、亲族”。
宋高宗决定让宋钦宗回来优养赋闲，“诏渊圣皇帝宫殿令临安府计度修建”。一时都以为宋钦宗南归在即，故岳飞的辞职奏说：“今讲好已定，两宫天眷不日可还，偃武休兵，可期岁月，臣之所请，无避事之谤。”后因金国统帅完颜兀术发动政变，事情才发生变卦。绍兴十一年再次和谈，完颜兀术决计不放宋钦宗，以备万一日后军事失利，让宋钦宗“安坐汴京，其礼无有弟与兄争”。宋高宗当然也并不力争。』



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指出：

『1140年岳家军在抗金战争中分明是节节胜利前进，而且分明已经攻克了郑州和洛阳，挺进到黄河南岸了，却硬要把这些战果完全牺牲，硬要使十分有利的局势整 个逆转，把人民的权利和国家的主权与独立一起断送，把南部中国的命运硬拖入更危难险恶的途程之中。到此，秦桧和赵构之流成为我们历史上的千古罪人，就由他 们自身的这些罪恶行径作出了判决了。

以下，还必领对几个错误的论点加以驳斥。

一个是：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曾经有好几个人，先后相继提出一种意见，以为南宋在当时如要继续以武力抗击金人，则军费负担实在大重，将更使得民不聊生。 所以秦桧的坚主对金讲和，实在是有不得己的苦衷，这对南宋人民是有很大好处的。我说，为秦桧作这样的辩解是枉费心机的。南宋的朱熹早就说过，秦桧、赵构对 金讲和的本意，“上不为宗社，下不为生灵，中不为息兵待时”(《朱子语类》卷一二七)。这话说得很对、在对金乞降的过程当中，秦桧虽先已把南宋的国防力量摧毁，但从南宋初年以来最为纳税民户所患苦的“经总制钱”和 “月桩钱”等等无名苛敛，原都是在筹措抗金军事费用的藉口下增添出来的。在所谓议和之后却并未稍得轻减。而在此以外，秦桧还假借自己的威势，“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以致“民力重因，饿死者众，皆 栓为之”(《宋史》卷——七四《食货志·赋税》)。以后秦桧更通令各州县把民户所有耕牛、水车、舟船、农具等等皆“估为物力”，依其数目多少而摊派各种捐税差得(《建炎以来系年要 录》卷一六三，绍兴二十二年五月癸卯)。这只是把老百姓更推向贫困冻馁的深渊，何曾使者百姓的负担有一星半点的减轻呢？

另一个是：也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就有人提出一种意见，以为；在南宋初年，张韩刘岳等大将全都是非常飞扬跋扈的，南宋政府对他们已经感到难以制驭和尾大不掉。为使这种局面不继续发展下去，为 提高中央政府对诸大将的控制之权，所以采取了杀一做百的办法而把岳飞杀掉。这样说，事实上就等于说岳飞之被害是完全应当的，是没有什么冤枉可言的。这是为 秦桧、赵构残害民族英雄的罪行喝彩，是一种荒谬绝伦的议论！南宋初年的武将中诚然有些十分嚣张的，但岳飞的作风却不是那样。如果确是为想防制武将跋扈而 一儆百，则最先应当收拾的是刘光世和张俊，万无杀害岳飞之理。今竟先从岳飞开刀，这就显见得是别有阴谋，是与所谓制裁武人一事全不相干的。

第三个是：有些人认为岳飞的被害，是因为他经常叫喊“迎还二圣”(徽钦二帝)的口号，深为赵构所忌之故。明代的文征明在《消江红》词中所说的“念徽钦若返，此身何属?”以及“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其 (按指赵构)欲”等句，到今天也还有人加以援引。而其实，这样的解释也是不符台历史实际的。“迎二圣，归京阙 ”的口号。在南宋政权建立之初，的确是每个主张武力抗金的人都经常叫喊的，岳飞也的确是其中的一人。但是，到ll35年以后，宋微宗已经死在金的五国城，而这时女真贵族却又常常声言，要把宋钦宗或其子赵诺送回开封，重新把他册立为宋的皇帝，借以向伪齐的刘豫和南宋的赵构进行一箭双雕的恫吓。在这种情况下，如仍旧强调迎还钦宗的主张，那就无异于作敌人的应声虫，并且以行动与敌人互相配合了，这当然是岳飞所万万不肯为的。所以，从1136年起，不论在任何场合，岳飞都不再提起迎还宋钦宗的事情。例如，他在1137年春间写给赵构的一道奏章中就只说道：“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以归故园，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之忧，臣之志愿毕矣。”在同年秋季的一道奏章中，他更向宋高宗赵构建议，把宗室子赵伯琮(即后来的宋孝宗)立为皇子以沮敌人之谋。此事虽在赵构面前碰了钉子，但在岳飞此后的所有奏章中，也还是只能看到“复仇报国”、“收地两河”、“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 成必亡之日”等类话语，再不见所谓“渊圣’(当时以此称宋钦宗)云云的字样了。所以，以为 岳飞因主张迎还钦宗而遭赵构毒手之说，是完全昧于史实者的一种无稽之谈。

岳飞之死，乃是南宋政府中抗战派与投降派尖锐斗争的又一回合的悲剧结局。岳飞的杀身之祸，如我在上文所说，只是因为他坚持以武力抗击金人，坚决反对卖国投 降的所谓“讲和”而招惹了来的，是秦桧和赵构共同对他下的毒手。也正是因为岳飞始终一贯地坚持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特别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叛卖国家和民族的罪行，虽遭受到投降派的君相的忌恨而不稍改变，且终至以身殉之，所以他才能够成为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岳飞为此而生，为此而死，他的死，大义凛然，重于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