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飞《满江红》词作真伪考辨,——《满江红》确实是岳飞的作品!

岳飞《满江红》词作真伪考辨,——《满江红》确实是岳飞的作品!

岳飞的诗词,留存至今的虽然只有十几首左右,但那首气势磅礴、悲壮深沉的《满江红》却深为人们喜爱。岳飞写《满江红》词时,中原大地正遭受金人铁骑的践踏。岳飞矢志抗金,反对投降,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愿望;他执著地追求收复失地,报仇雪耻,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声;他战功赫赫,治军严谨,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和战略家;他自奉菲薄,廉洁奉公,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发扬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满江红》一词,和岳飞的高风亮节一起,一直作为爱国主义的绝唱,唱彻神州。

《满江红》是在明朝的前期才广泛传播开来的,在宋、元两代极少或根本不见于记载。然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所有的人都相信它是岳飞的作品,没有人怀疑过它的作者是不是岳飞。让人始料不到的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学者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一书的《岳武穆遗文》一篇中对《满江红》一词的作者提出质疑,从此江湖多事,数十年来关于此词的作者是不是伪作,争论不断。

持“伪作说”者,认为《满江红》是明朝人伪作的赝品,此派以余嘉锡、夏承焘为首,如果不计分量不足的“小人物”,则李敖是后期最有影响的一个。持“非伪说”者,认为《满江红》的确是岳飞的作品,中坚力量是历史学家邓广铭、王曾瑜、学者唐珪章、陈非等人。

否定《满江红》词为岳飞真作的发端人,是当时在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华北临时政府”控制下的辅仁大学执教的余嘉锡(1884—1955)。20世纪30年代,余嘉锡在所著《四库提要辨证》中指出:《满江红》词非岳飞真作,而为明人伪托。其依据为:《满江红》词不见于岳飞之孙岳珂所编《金陀粹编》[10]中的《经进鄂王行实编年》、《经进鄂王家集》、《吁天辨诬录》;从未见宋、元人记载或题咏跋尾;却突现于明弘治年间(1488年后,明孝宗朱祐樘时)浙江镇守太监麦秀所刻的词碑,该碑由时任广东按察使(一说任浙江提学副使)的赵宽所书,“非岳飞之亲笔”,刻者又未言其所本,“来历不明,深为可疑”,“疑亦明人所伪托”。[11]

余氏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在当时却颇具政治色彩。因为在抗日战争期间,岳飞《满江红》词曲作为激励国人抗战的精神武器,被广泛传唱。

至20世纪60年代,这个问题又被学术界重新提出。先有夏承焘(1900—1986)发文《岳飞满江红词考辨》,指出:元人杂剧《宋大将岳飞精忠》中没有引用《满江红》词,却引了文天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若元人已知《满江红》词,岂会放过不用?贺兰山在西北甘肃河套之西(现宁夏和内蒙古接界处),而岳飞所要直捣的黄龙府却在今吉林省,与“踏破贺兰山缺”方向乖背,岳飞这样一个文武全材、熟知地理形势的人,绝无可能有此南辕北辙的说法。因此,夏承焘猜想此词作者可能是明朝大将王越,“若不是他作,也许是出于他的幕府文士。”[12]夏氏发表此文后,惟恐国外不知晓其观点,又将文章在日本某杂志上发表。因此,从该文的发表过程来看,显然有其政治背景,而并非是一篇单纯的学术文章,夏氏本人在“文革”中亦为此付出了政治代价,被指责为“给民族英雄抹黑”,系“卖国贼”等,而受到了游街批判。[13]

夏承焘的观点又被香港文人徐著新所承袭,徐著新说:“踏破贺兰山缺”是“全词最可疑的一句”,《满江红》词“假令不是王越本人所作,也极有可能是幕府中人所代笔,借岳武穆王之名,以鼓舞军中士气焉”。其根据是:王越有战功,取得了贺兰山大捷;能诗文,有《王襄敏集》。[14]

怀疑《满江红》词为岳飞真作的尚有中山大学教授梁志成,他认为:唐圭璋先生《宋词三百首笺》,引南宋陈郁《藏一话腴》语:“武穆《贺讲和赦表》云:‘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故作词云:‘欲将心事付瑶筝,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盖指和议之非也。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15]该语系从清人沈雄 《古今词话》节中转抄的,《藏一话腴》原版无此语。沈雄“其书芜陋不足道”,此外如陈郁确实见过《满江红》词,并在《话腴》中加以评述的话,岳珂亦不会不知和不收其于《金陀碎编·鄂王家集》中。[16]

又有台湾孙述宇认为:英雄人物常无英雄感情,因为他们既能做英雄业绩,便不会把英雄业绩看得怎么了不起,如汉武、唐宗皆未写出英雄诗,而非英雄的诗人,心中倒常可荡漾英雄感情。孙氏由此推论《满江红》非岳飞真作,论据为:岳飞的《满江红》词“与《小重山》的格调差得太远”,“什九不是岳飞作的”,且“有艺术上的缺憾”。[17]

上述诸说,从学术的角度严格来说,均不值一驳。首先,怀疑派学者认为《满江红》词不见于岳珂《金陀粹编》,因此疑其为伪作。但事实上,1142年,岳飞遇害时,其家存文稿皆被朝廷查抄,少数没于民间或其幕僚之手的文字材料,时人也不敢显世。此后,秦桧及其党羽把持南宋朝政近二十年,期间又屡次大兴文字狱,岳飞的文稿进一步散失。这正如文献所说:“奏议文字同遭毁弃”,至二十年后,岳飞案被平反时,发还文稿“其佚篇盖不可殚数”“飞之零章断句,后人乃掇拾于蠹蚀灰烬之余。”[18] 而岳飞遇害时,年仅39岁(1103─1142年),长子岳云遇害时22岁(1120─1142年),其余诸子尚幼,孙岳珂(1183─约1240年)尚未出世,家人又被流放岭南蛮荒之地严加编管,自然无法知晓散落于民间的岳飞《满江红》词。

1162年,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昭雪。此后,岳飞三子岳霖(1130—1193年)开始收集与其父岳飞相关的各种资料,但是历经近二十年“秦祸”,与岳飞相关的许多资料文稿多有散失,故虽经过岳霖与其子岳珂(1183~1240年)两代人的努力,却仍然不能收集到岳飞的全部遗文,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秦桧余党直到宋孝宗年间方被革职,几十年后,岳珂在编《金陀粹编》时,显然不可能一次把岳飞的诗文收齐。如与《满江红》词同存的岳飞手迹《书简尺牍三章》,岳珂亦未收入。岳珂自己也曾说:岳飞文集“散佚不知几何”,“誓将搜访以补其阙,而备其迹,庶几先臣之志,有考万世。”[19]因此,岳珂编《金陀粹编》时,未收岳飞《满江红》,完全情有可原,不足以说明该词为伪作。

岳霖、岳珂两代岳家后人没有搜集到此词,只能说明他们在这方面有遗漏。根据现有的史料看,岳霖父子也确有遗漏的实证。例如南宋学者赵与时的《宾退录》收录了岳飞的诗《题新淦萧寺壁》,在南宋嘉定末(1224年)或宝庆初(1225年)即已印行,岳珂却并未将岳飞的这首诗收入《金陀粹编》。而刊行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的《云麓漫钞》所载岳飞写在宜兴县张大年家屏风上面的那段《题记》,较之岳珂收在《家集》中的那篇《五岳祠盟记》文字多些,也更翔实些,岳珂也没有据此参考修订。

看看现存的《永乐大典》残本,就可以知道在明朝初年还存在的古籍到现在早已散佚超过一半!因此《宾退录》散佚是很可能的,它的存在是概率小于0.5的事件。如果《宾退录》散佚,那么《题新淦萧寺壁》因为不在《鄂王家集》里,余嘉锡就又要说它是“伪作”了。这显然是错误的结论。

历史上,因多种原因,有一些作品湮没多年,过了很久又再次出现,这一情况也不乏其例。如唐朝末年诗人韦庄的《秦妇吟》一诗就被湮没了九百多年,之后又重见于世,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怀疑其真实性。——须知古代私人的一些孤本藏书,往往视为珍宝,不肯轻宣泄外人,因而某些作品手稿在经历了一段年月之后方才重新出现的情况,也并不稀奇。

其次,怀疑派学者认为《满江红》词不见于宋元人记载,到明朝弘治年间,亦即公元1488年之后明孝宗在位时期方重现于世,因此怀疑是明人王越作伪。此说同样不能成立。

有关《满江红》词至元代尚不被人们熟知的原因是:当时文学作品的传播一是靠手抄,二是靠雕板印刷,自然无今日之媒体传播方便,它需要有一个逐步显世的过程。

此外,在元朝时期,民族压迫严重,岳飞在广大汉人民众心目中最初是被作为一位抗击外族侵略的武将英雄推崇,岳飞的声名受到了蒙古统治者的压抑。这一历史事实,造成了《满江红》基本上不见于宋、元人的著录,而到了明朝才开始出现,并在社会上流传。而岳飞在文学上的成就,需要有一个被人们逐渐承认的过程,这些因素都导致了《满江红》词未能在元代疾显,元人杂剧《宋大将岳飞精忠》也未引《满江红》词。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元人无人知晓岳飞《满江红》词。据近年学界研究,在元曲《女冠子》中,在元明杂剧传奇如《岳飞破虏东窗记》(有题《秦太师东窗事犯》)、《精忠记》、《精忠旗》、《翻精忠》中,已出现了个别的岳飞《满江红》词句,但“凡用此词的末句都作‘朝金阙’。”[20]

至于说《满江红》词到明孝宗弘治年间(1488年)方显世,因此疑明人作伪,或指王越所作,同样不符合史实。首先,怀疑派学者提出的这一怀疑的前提其实并不成立。根据近年学界考证: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袁纯编《精忠录》一书,收有岳飞《满江红》词。[21]1980年12月,在河南汤阴县城岳王庙中,发现了一块嵌在墙中的岳飞《满江红》词碑,系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由庠生王熙所书。而此处说到的所收与所刻《满江红》词,在时间上均远早于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5月浙江提学副使赵宽为杭州西湖岳坟所书《满江红》“岳武穆王词”碑,其词的区别是:其末句均作“朝金阙”而非“朝天阙”。[22]这说明岳飞《满江红》词当时在中国社会已广泛流传,且有着不同的版本,怀疑派学者所指证的该词突现于明朝弘治年间的起始时间段不能成立。

由此出发,亦可进一步证明怀疑派学者有关《满江红》词系王越作伪的假设不能成立。因为据《明史》本传所记,王越生卒年为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与明孝宗弘治十一年冬(1498年),[23]王越所指挥的贺兰山战役的时间为弘治十一年秋(1498年)。而在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袁纯编《精忠录》收录岳飞《满江红》词时,王越登进士第仅4年(景泰二年,1451年);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庠生王熙书写汤阴岳庙《满江红》词碑时,距王越登进士第也仅7年。那时王越尚未进行贺兰山战役(弘治十一年秋,1498年),亦无条件“借岳武穆王之名,以鼓舞军中士气”而伪作《满江红》词。

现存河南汤阴岳庙的《满江红》石刻立于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上面清楚地写着“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这说明,《满江红》词的出现要远早于余嘉锡所谓的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年)赵宽为杭州西湖岳坟所书《满江红》碑。此外,汤阴的岳庙是在明代宗景泰元年(1450年)至二年(1451年)间经徐有贞提倡、汤阴县学谕袁纯负责创建的。庙宇落成后,袁纯又编辑了《精忠录》一书,记载这一经过,并且选录了岳飞的部分诗文,其中就有这首《满江红》。该书编成于景泰二年、三年间,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则早了八十多年。由此可知,《满江红》这首词的出现至迟不晚于15世纪50年代初期。这个时间,也远早于王越抗击鞑靼的时间(1498年),王越及其同僚所作之说不攻自破。

王越在贺兰山击败鞑靼,事在明朝弘治十一年(1498年)。而据学者张璋编选的《历代词萃》所收岳飞《满江红》后评笺中,河南汤阴发现一块《满江红》词碑,下注《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天顺二年春,庠生王熙书。而河南浚县的县志也记载汤阴庠生王熙于天顺二年(1458年)书写《满江红》并刻石立于岳王庙之事。

显而易见,河南汤阴岳庙的《满江红》石刻出现在明朝天顺二年(1458年),比王越在贺兰山打胜仗的弘治十一年(1498年)要早了四十年,而且词碑出土于岳飞故里,应该比较可靠。汤阴庠生王熙不能于四十前书刻四十年后才写出的作品,这是任何人都能理解的常识。可见,《满江红》词为王越幕府所作之说,不能成立。

至于以靖康之耻与岳飞的冤狱影射“土木之变”和于谦之死,有些牵强附会。“土木之变”,发生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早于王熙书碑9年。即算“土木之变”情况与靖康之耻有某些类似,王熙何故迟至9年之后才书刻一首无根据的岳飞词来类比呢?更何况1158年王熙书碑时,明英宗早已被放归八年(1450年被鞑靼人释放),与靖康耻犹未雪词意不符。于谦被杀是1458年,正是王熙书碑之年,《满江红》词是指要抗金收复失地,与于谦之死,对不上号。因此,武断地认为《满江红》词是明代人为王越攻贺兰山、土木之变、于谦之死等事而作,显然牵强附会,都与史实不符。

此外,还有一条更为有力的证据证明《满江红》词作者非明王越伪作、而为岳飞本人所作的是:1983年,在浙西江山县(古名须江)发现了一本古籍《须江郎峰祝氏族谱》,其卷十四《诗词歌赋》集中,载有岳飞在绍兴三年(1133年)写的赠祝允哲的《满江红》词作及祝氏的和作,这一史实最早被李庄临、毛永国撰文《岳飞<满江红·写怀>新证》所披露。[24]原词分别为:

《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
岳飞
怒发冲冠,想当日、身亲行列。实能是、南征北战,军声激烈。百里山河归掌握,一统士卒捣巢穴。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励臣节。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金城门阒。本欲饥餐胡虏肉,常怀渴饮匈奴血。偕君行、依旧奠家邦,解郁结。

《满江红·和岳元帅述怀》
祝允哲
仗尔雄威,鼓劲气、震惊胡羯。披金甲、鹰扬虎奋,耿忠炳节。五国城中迎二帝,雁门关外捉金兀。恨我生、手无缚鸡力,徒劳说。
伤往事,心难歇;念异日,情应竭。握神矛,闯入贺兰山窟。万世功名归河汉,半生心志付云月。望将军、扫荡登金銮,朝天阙。

如果以上所举岳飞《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词与今版岳飞《满江红》词:“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相比较,我们会发现:二词的相重字数为39字,此外,祝允哲和词中具有岳飞赠词中所没有但却见于今版《满江红》词中的“贺兰山”、“云月”、“朝天阙”诸字,《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词无疑即今版岳飞《满江红》词的初稿,而今版《满江红》词也即岳飞见祝氏和词后的修正稿。

这首借祝允哲后人以传的岳飞《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词,是今版岳飞《满江红》词为岳飞真作的铁证,它的现世时间要早于王越生年明朝洪熙元年(1425年)292年。至于祝允哲其人事迹,据披露资料为:

靖康元年(1126)祝允哲任武翊卫大制参,督理江广粮饷,提督荆襄军务。他在绍兴十一年(1141年10月)岳飞下狱时,曾向宋高宗赵构上奏《乞保良将疏》,愿以70口家眷投狱,保岳飞父子出狱率军破敌,因此被贬为潮州推宫,途经富阳县时,闻岳飞父子遇害,昏厥于地,不数日悲愤辞世,葬富阳县白升山。[25]这充分证明祝允哲与岳飞的个人交谊及岳飞赠其《满江红》词的可信性。

在这里要插一段题外话是:自1983年在浙西江山县(古名须江)发现古籍《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所载岳飞《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词,李庄临、毛永国据此发《岳飞<满江红·写怀>新证》文将事实公之于世后,上海学人朱瑞熙1988年又发文《<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是伪作》,指出:宋代无“祝允哲”其人,岳飞《调寄满江红·与祝允哲述怀》是伪作,作伪者是明代或清代的祝氏后人。[26]该文多被否定《满江红》为岳飞词作的学人所引用。但朱氏论证多有失误,不能成立。近年已有学人思明据地方史志文献发文《评朱瑞熙先生<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是伪作》,加以反驳,指出:据《浙江通志》卷一二四所记,“元符三年(公元1100)庚辰李釡榜”进士中有“祝允哲”其人,系“江山人”,任职为“荆湖制参”。思氏并由《浙江通志》中考出两条有关祝允哲父亲祝臣的记录,分别为:“祝臣宅,天启《衢州府志》在江山县郎峰下。”见载《浙江通志》卷四十八。北宋“嘉祐六年辛丑王俊民榜”进士中有一行是:“祝臣,江山人,少师。”见载《浙江通志》卷一二三,并注明祝臣的故居在“江山县郎峰下”。[27]由此可见朱氏疑《须江郎峰祝氏族谱》是伪作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其三,怀疑派学者认为贺兰山与岳飞所要直捣的黄龙府方向相背,因此,断言《满江红》词非岳飞所作。这其实是一个毫无争论价值的伪命题。因为,贺兰山在宋朝时已知名,即岳飞是知晓贺兰山的,这点怀疑派学者也承认。既然岳飞知道贺兰山名,在作词时,就有可使用“贺兰山”一词。此外,岳飞词中“踏破贺兰山缺”句,无非是运用中国传统诗词创作中经常使用的“借喻”或“比兴”手法,即以“贺兰山”来代表诗作的目标或其他,而不一定要实指。如白居易《长恨歌》中首句为:“汉王重色思倾国”,能否说此句中的“汉王”指的汉武帝而非是唐明皇呢?如果以中国传诗词中的“借喻”、“比兴”手法来考证中国传统诗词的真伪,就如同有人根据“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诗句考证出杜甫住的是一间“冬暖夏凉的”“地主阶级的”房屋一样的荒唐可笑。而岳飞在《满江红》词中用“踏破贺兰山缺”句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目标,无非是因为贺兰山当时处于西北边塞地区,为中国少数民族政权所控。

南宋词人辛弃疾曾经在其词中将长安(今西安)比作东京开封,南宋诗人陆游曾经在其诗中将天山和轮台(今新疆境内)比作宋金对峙的前线战场,这些并不能说明他们犯了地理常识方面的错误。况且,西夏与北宋向来有战事,甚至在南宋初年,金人入侵中原的情况下,宋军也曾与西夏作战。

事实上,有不少南宋词作在涉及金兵时,都常用“西北”和西北方向的历史典故来借喻。例如,与岳飞处同一时代的南宋名臣赵鼎在他的《花心动》词中写道:“西北欃枪未灭,千万乡关,梦遥吴越”;稍晚于岳飞的南宋词人辛弃疾,在他的《稼轩词》中,既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之句(《水调歌头》),又有“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之句(《满江红》);另一位与岳飞处同一时代的词人张元干在他的《贺新郎》中也说:“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他们的“楼兰”、“琵琶”,特别是常常提到的“西北”方位,显然都指的是当前的敌人金国女真人。我们能指责他们“方向乖背”吗?比岳飞稍晚的南宋诗人陆游在其诗中写道:“僵卧孤村不自哀 尚思为国戍轮台”,其中以“戍轮台”代指保卫边疆,诗中的“轮台”在今新疆轮台县,西汉时期曾在那儿屯田驻兵,但是宋朝的疆域从来都没有到达过今新疆地区,陆游却借用远在宋朝边界之外几千里的“轮台”来指代南宋的边疆,——那么按照那些无知者想当然的臆断,难道说陆游没有地理常识?

再者,看过《岳武穆集》的人都会知道,岳飞并不是一个狭隘的反金主义者,他的素志是要恢复汉唐旧域,其中自然也包括当时的西夏国土,然后再解甲归田。[28]因此,全词中便有“踏破贺兰山缺”句。

此外,《满江红》词中“胡虏”、“匈奴”句亦均泛指,而并未具体点明为女真人,因此,怀疑派学者用“直捣黄龙府”语来苛责其与岳飞《满江红》词中“贺兰山”方向相背,其实是在《满江红》词中强挑矛盾,这一作法如不是对中国传统诗词创作中的“借喻”、“比兴”手法一无所知,便是为了达到某一目的,故作惊人之语。

如果怀疑派学者一定要拿“贺兰山”与岳飞所要“直捣”的“黄龙府”方向相背离作文章的话,近年学界研究结论也使这一论据不改自破,即据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宋代其实共有三座“贺兰山”,分别位于宁夏中部、[29]河北磁县[30]与江西赣州西北,[31]如以河北磁县的贺兰山作为岳飞词中的实指,则其与岳飞所要“直捣”的“黄龙府”方向完全一致。[32]而据黄拔荆教授考证,河北省磁县的那座贺兰山,与岳飞及其军事生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朝时期的河北磁县当南北官道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岳飞在这里练兵、与金人交战,前后达六年之久。据此,则《满江红》中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是岳飞抒发抗金杀敌的壮志,陈述自己的战略设想的实写了。
楼主 岳王爷万古流芳  发布于 2014-12-16 00:31:00 +0800 CST  

其四,怀疑派学者讲沈雄《古今词话》引陈郁《藏一话腴》评《满江红》语为捏造,讲陈郁若真看到过岳飞的《满江红》词的话,岳珂不会不知和不收入《金陀粹编》中。

首先,这里有两点从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一是否能说明朝人造假词,事隔二三百年后清朝人沈雄又为之造假证呢?如果说明朝人造假词尚有可能的话,讲生活在考据学盛行时代的清人沈雄又为之造假证却是难以服人的,这是因为清人从未曾质疑过沈雄引语,沈雄引语必有所本。如果说怀疑派学者认为从已见《藏一话腴》版本中未见陈郁评语便断定其伪的话,也同样可以据此推出沈雄写《古今词话》时所引《藏一话腴》版本今已失传。事实上在古籍长期流传过程中,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借用校雠学家江辛眉先生的话来说是:“古籍流传,年时绵邈,火烧水转,蟫长芸消。”[33]二是讲陈郁若能看到岳飞《满江红》词的话,岳珂也完全能看到。但是据笔者查证,岳珂的生卒年月为宋孝宗乾道九年(1173年)至宋理宗嘉熙四年(1240年)之间,陈郁生卒年月不详,活动期在宋理宗宝佑初年(1253 年)前后,也就是说陈郁的活动年代起码是在岳珂死后的13年,陈郁完全有可能看到岳珂在世时尚未公之于世的岳飞《满江红》词。因此,怀疑派学者断言岳珂不可能看不到陈郁所能看到的东西,此推论难以令人信服。

其次,据大陆学者近年研究:清沈雄《古今词话》卷上和康熙《御选历代诗馀》卷117中所引的《藏一话腴》文字:“(武穆)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可以明其心事”虽不曾见于今本《豫章丛书》中的《藏一话腴》,却与清人潘永因编《宋稗类钞》卷三《忠义》篇中的一段记载几乎完全相同,这段文字为:

“武穆家谢昭雪表云:‘青编尘乙夜之观,白简悟壬人之谮。’最工。武穆有《满江红》词云:‘怒髪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雠恨肉,笑谈渇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34]

按上引词中,除“雠恨”二字与今本《满江红》中“胡虏”二字不同外,余则完全一致,这说明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岳飞《满江红》词有着不同的版本。《宋稗类钞》系清人辑录宋代的各种笔记、野史、诗话而成书,共36卷,含君范、史治、词品、工艺等59类。[35]而《宋稗类钞》卷三《忠义》篇中这一段引文又与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三《谢昭雪表》中一段话的几乎全同,唯有“最工”作“甚工”,开头多一“岳”字。

关于《鹤林玉露》乙编的成书时间,据编者罗大经在该书自序中的说明为:“淳佑辛亥”,亦即宋理宗淳佑十一年(1251年)。其成书年代与《藏一话腴》相近,都在端平元年(1234年)之后,而端平元年(1234年)却是岳珂编《鄂国金佗粹编、续编》的最后一版时间。这一成书时间的考证,一方面说明岳飞《满江红》词的发现,始自岳飞孙岳珂结束自己的学术活动与过世(1240年)之后,另一方面却又证明岳飞《满江红》词在南宋晚期已公之于世,并逐渐被人知晓,它决非是明朝人的伪作。由此可得出的结论是:清沈雄所著《古今词话》中所引陈郁著《藏一话腴》一书中有关岳飞《满江红》的评论,完全是出自在清代尚存的(非收于《豫章丛书》中的)《藏一话腴》的单行版本,这就彻底粉碎了怀疑派学者所谓清沈雄《古今词话》引宋陈郁《藏一话腴》评岳飞《满江红》语为捏造的论据。

其五,怀疑派学者认为英雄人物常无英雄情感,而非英雄的诗人胸中倒常可荡漾英雄感情,因此主张《满江红》词为文人伪作。这条心理学上的依据其实不值一驳。首先是在岳飞的身上征之不验,如果暂且撇开岳飞《满江红》词不谈,而对于岳词《小重山》:“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廉外月胧明。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对于岳飞的诗《池州翠微亭》:“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好山好水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对于岳飞的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号令风霆迅,天声动北陬。长驱渡河洛,直捣向燕幽。马蹀阏氏血,旗枭可汗头。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等等,能否说其为无英雄感情呢?何况除岳飞之外,中历史上的其他民族英雄如文天祥、于谦、戚继光等人也都留下过感人的诗篇。汉武、唐宗虽无名诗传世,但是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却是古今无微词。如果古人不论,以当代为例,我们又能否说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陈毅元帅的诗《梅岭三章》中无英雄情感呢?

岳飞并非专门词家,留下的词作甚少,既有宛转低回的《小重山》,也有慷慨激昂的《满江红》。它们写于不同时间、不同心境,当然就会风格迥异。即使是诗词大家,也并非一“格”到底,两种风格兼擅的作家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如苏东坡,既写过“大江东去”这样雄浑豪放的名篇,也写过“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这样的幽怨缠绵之作。如李清照,既写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这样的幽怨缠绵的名篇,也写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样雄浑豪放之作。因此,以《小重山》为岳飞词作的风格坐标,来否定《满江红》为岳飞所作,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

事实上,《满江红》词中的一些思想和笔法,在岳飞的其他作品中也曾有所反映。如岳飞《五岳祠盟记》文中有“深入虏庭,缚贼主,蹀血马前,尽屠夷种”,与《满江红》中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如出一辙。南宋赵与时《宾退录》卷一收录有岳飞《题新淦萧寺壁》一诗,诗中的“雄气堂堂贯斗牛”与“怒发冲冠”、“壮怀激烈”异曲同工,诗中的“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诗句,正是“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写照,而“不问登坛万户侯”正是“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注脚。再如,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驻军宜兴县,因事到附近的广德军去公干,在其地金沙寺的墙壁上写了一段《题记》中的“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与《满江红》中的“带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内容基本一致。显然,《满江红》词是岳飞内心真实思想感情的流露,后人不必纠缠于一些琐碎的枝节。

特别是唐圭璋先生所编之《全宋词》中,收有岳飞之另一首《满江红 登黄鹤楼有感》,该词有岳飞之手书墨迹,并有谢升孙、宋克、文徵明所写的跋。其下阕云:“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其气势、思想内容、遣词用语,与《满江红?写怀》如出一辙。如果肯定《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为岳飞所作,能说《满江红?写怀》不是岳飞的作品吗?

综上所述可见:怀疑派学者所提出的《满江红》词非岳飞真作的五条依据没有一条是能够成立的,因此,最后所能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怀疑派学者立论的目的,是想否定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精神,《满江红》词无可置疑地是岳飞的真作。
楼主 岳王爷万古流芳  发布于 2014-12-16 00:31:09 +0800 CST  

在秦桧长达十四年的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 秦桧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卷473《秦桧传》)

《宋史》卷473《秦桧传》记载:“桧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进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还,自颂桧功德凡二千余言,使著作郎王扬英、周执羔上之,皆迁秩。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 这条记载表明:自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再相之后,南宋官史由秦桧养子秦熺主持修订,自此“无复有公是非”,而秦熺对南宋官史的篡改,也远不止于绍兴八年之后,此前相关的史料也未逃其手。

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十二年(1142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之前就将这部分国史的日历编撰完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二月月辛巳,《宋史》卷473《秦桧传》)。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挥尘后录》卷一)。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南宋史宫张震上奏说:“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8)。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挥尘后录》卷一)。

《文献通考》卷194转引《中兴艺文志》记载:“《高宗日历》,初年多为秦桧改弃,(秦桧)专政以后,纪录尤不可信。”

绍兴八年(1138年)到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的十八年间,南宋的官方史书都是由秦桧养子秦熺主持修订。在这十八年间,奸相秦桧及其党羽大肆篡改史料,“无复有公是非”(《宋史》卷473《秦桧传》)。

在专权期间,秦桧还禁止私人修史,大兴文字狱。秦桧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给后世的史学研究带来了很严重的消极影响。

《宋史》虽撰修于元朝末年,但却是在原宋朝官修史书的基础上删削整理而成的。故秦桧及其党羽篡改删销史实的消极影响在《宋史》中也有所反映。

元朝所修的《宋史》中的《高宗本纪》主要是沿袭南宋官修国史中的《高宗日历》(《高宗日历》、《高宗实录》等南宋官修史书已经失传),而《高宗日历》却是在秦桧养子秦熺支持下,由秦桧党羽编写而成。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早已指出:“盖绍兴十二年已前日历皆成于桧子熺之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二,绍兴八年九月乙巳注)。

秦桧及其党羽大肆删削篡改南宋官方史书之事发生在绍兴年间(1138—1155年),而徐梦莘编著的《三朝北盟会编》成书于绍熙五年(1194年),李心传编著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则定稿于嘉定元年(1208年)。故《三朝北盟会编》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两书也不同程度地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消极影响。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都是关于南宋高宗朝历史的重要史籍,两书作者分别是南宋史学家徐梦莘(1126-1207年)和李心传(1167-1244年)。从总体上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及其作者虽然都肯定岳飞,但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错漏百出。这其实是在相当程度上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

宋金和战是北宋末年到南宋前期的头等大事,宋人根据亲身经历或所闻所见记录成书者,不下数百家,但“各说异同,事有疑信”。编著《三朝北盟会编》时,南宋史学家徐梦莘将当时各家所记,以及这一时期的诏敕、制诰、书疏、奏议、传记、行实、碑志、文集、杂著等各种资料,凡是涉及宋金和战问题的,即使彼此相互矛盾抵牾,也一概兼收并蓄。

《三朝北盟会编》全书按年月日标示事目加以编排,大约征引了二百多种文献,可谓是一个关于宋金和战的资料**。由于徐梦莘不加改动地收录各家著述,而对于所收录文献彼此记述的异同和疑信,也不加考辨,故《三朝北盟会编》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具有重要史学价值,但书中互相矛盾抵牾之处也很多,疑点也不少。

事实上,《三朝北盟会编》收录的文献与引用的资料之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来源于南宋朝廷的官修史书,而南宋朝廷的官修史书大多曾经遭到秦桧及其党羽的删削篡改,所以《三朝北盟会编》部分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主要是以《高宗日历》、《中兴会要》等官修史书为基础改写而成。当然,李心传还参考了其他官方档案,以及一百多种私家记载、文集、传记、行状、碑铭等,并进行了细致的考订,采用了他认为是可信的资料,辨别了他认为不可信的资料,并加以注明。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全书对宋高宗在位时期南宋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大事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述,同时也记录了金国前期的部分史事,是研究南宋、金国历史的基本史籍之一,也是研究岳飞的重要史料之一。

然而,李心传虽精于考辨,但却笃信南宋官修史书、《日历》中的某些记述,故南宋官史中不少曾被秦桧父子歪曲过的记述却没有得到更正,这就造成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关于宋高宗朝前期一些史事记载的失真。如对岳飞绍兴六年秋的一次北伐,相对其他史书的记载,岳家军的战绩就被缩小了许多。又如岳飞在绍兴元年冬的一次北伐,在与岳飞同时代的南宋名臣李纲等人的文集中均有记载,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却因袭秦熺所编南宋国史《日历》,对此一无所述。

尽管如此,但考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原文可以发现,李心传作为一位传统史家,即使是在因袭了秦桧养子秦熺编撰的国史《日历》等南宋官史材料的情况下,其治史态度也还是较为谨慎的。如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建炎三年十月辛卯条的注文中,李心传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按:此《日历》乃秦桧领史院,秦熺为秘书少监时所修,张孝祥尝乞删改,疑未可尽信,姑附著此,更俟参考云。”综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全书,除了部分因袭官史的材料有待商榷之外,应该说是基本做到了秉笔直书。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记载:“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这说明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南宋国史范围之广,甚至对于宋高宗亲口所说的话也敢加以篡改。宋高宗在位三十余年,有大量的语录,参照官史编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过程中,想从其中完全去伪存真,显然不甚可能。

谈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书中与岳飞相关的记载,则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史料的影响更不可不查。关于这一点,宋史泰斗邓广铭指出:“例如绍兴十年金人背盟南犯,南宋于出师抵御之前,先升迁诸大将的官职,日历中对韩世忠、张俊二人的新职均详为记载,岳飞的却独独不被载入,李心传便于这年六月朔日的记事下附加案语说道:「日历独不载岳飞除命,盖秦熺削之也。」现今以《会要》及《玉堂制草》增入。这证明李心传对于其时国史中关涉到岳飞事功的某些记载,已经不肯完全信任了。但是,因为秦桧父子及其喽罗日夜劳其心计于作伪灭真,牵合弥缝等等的工作上面,致使后来读史的人极容易为所蒙蔽,防不胜防,辨不胜辨,遂又不免入其彀中而不能觉察。所以,即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之中,其所载岳飞言行,因受奸党的欺弄,失于觉察,以至和官史同样诬枉失实的,为数也还不少。”

事实上,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虽然取材广泛,但主要还是以一千卷的《高宗日历》为底本。而《高宗日历》则是在秦桧养子秦熺主持编写而成。故《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很明显地受到秦桧及其党羽大肆删削篡改南宋官方史书的消极影响,书中也保留了秦桧之子秦熺的很多歪曲历史的错谬失实描述。

楼主 岳王爷万古流芳  发布于 2014-12-16 00:35:02 +0800 CST  
公元1142年,岳飞遇害时,其家被抄,家存文稿也被查封,家人难以妥为保管。此后,秦桧及其党羽把持南宋朝政近二十年,期间又屡次大兴文字狱,岳飞的文稿进一步散失。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由于奉行妥协投降政策的赵构、秦桧等当权者的暗算和陷害,爱国将领岳飞竟惨遭横死;十四年后(公元1155年),秦桧方才寿终正寝,这期间秦桧独揽大权。

在秦桧长达十四年的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

岳飞自从戎之日起,即以“光复失地、驱逐胡虏、恢复旧山河”为己任,而这与一味苟且偷安的宋高宗赵构及不惜卖国求荣的秦桧之流是不能兼容的。虽然岳飞屡建奇勋,战功累累,但是秦桧及其党羽又怎么可能将岳飞的功绩战果归档入他们编修的南宋“国史”呢?据南宋的一个史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

在岳飞生前据高位、手握重兵之时,秦桧尚且如此不遗余力地隐毁岳飞的战功战绩,则在岳飞惨遭杀害之后,秦桧独揽大权期间,秦桧及其同党篡改伪造史实的活动就更加肆无忌惮。

由于秦桧专权期间禁止私人修史,私人著述中涉及岳飞的记载,同样遭受了毁灭性的损失。邓广铭指出:“在属于私人著述系统的文集史册当中,其关涉及于岳飞和岳家军的事迹的,若按道理来推测,应当为数极其繁多。因为,从岳飞做小将官之日起,在他的军营中就聚集了不少的文人,到成为大将之日,更特别喜欢招揽学士大夫们,为他讲古道今,擘画参赞,所到之处总是座上之客常满。可以想见,这般居处在岳家军营中的文人学土们,对于这支军队的战绩,对于这位大将的风范,是必然会随时加以记录的。除此以外,岳飞对于其时军界和政界的前辈人物,不论其在朝在野,总不废「往还礼数」,在诸大将中且以他的「书辞」为「最勤」,是则在那般人物的著作当中,也必然会有很多和岳飞互相往复酬答的诗文书札之类。然而,在权奸秦桧的凶焰笼罩了南宋的小天下之后,特别是在岳飞因遭其猜忌而身被横祸之后,其时的学士大夫之群,有的为了希意迎合,有的为了避免祸端,便大都把平素与岳飞往还的文札和关涉到岳飞以及岳家军的记事,自动的加以焚毁删除,不再收辑刊刻于文集或他种著述之内。”

公元1162年,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昭雪。此后,在各方的帮助下,岳飞三子岳霖(1130—1193年)开始收集与其父岳飞相关的各种资料,但是历经近二十年“秦祸”,与岳飞相关的许多资料文稿多有散失,故虽经过岳霖与其子岳珂(1183~1240年)两代人的努力,却仍然不能收集到岳飞的全部遗文,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嘉泰四年(1204年) ,岳霖之子岳珂将其父子两代人所收集到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岳飞被诬始末资料,以及宋高宗赐给岳飞的御札、手诏,加上岳珂为岳飞辨冤的考证,以及南宋时人关于岳飞的著述旧闻和部分传记汇集在一起,呈交给南宋朝廷审核。岳珂呈交给南宋朝廷的书稿包括:《高宗皇帝御札手诏七十六轴》、大父先臣飞《行实编年》六卷、《吁天辨诬录》五卷、《通序》一卷、《家集》十卷,而这些正是今存《鄂国金陀粹编》的前二十五卷。

嘉定十一年(1218年) ,岳珂将经南宋朝廷审核过的书稿,加上《天定录》三卷,汇集成一本书,定名为《鄂国金陀粹编》(以下简称《金陀粹编》),在南宋辖区内的嘉兴府刻印,正式出版发行。因岳飞在宋宁宗时被追封为鄂王,故名“鄂国”,又因为编者岳珂在嘉兴有金陀坊制业,所以,取此书名。

到了绍定元年(1228年) ,岳珂又将搜集到的其他一些与其祖父岳飞相关的文件和记载,汇编成书,定名为《鄂国金陀续编》(以下简称《金陀续编》),在南宋辖区内的镇江府刻印发行。

《金陀粹编》卷一至卷三《高宗宸翰》和《续编》卷一《高宗宸翰摭遗》,共计四卷,汇集了宋高宗给岳飞的亲笔手诏八十六份,另加《书屯田三事诏》和《御赐舞剑赋》八十八份。《金陀粹编》卷四至卷九《鄂王行实编年》是岳飞的传记,前五卷编年叙事,最后一卷有《遗事》,介绍岳飞的品格道德、治军风范等等,《楚国夫人李氏遗事》、《诸子遗事》简略介绍岳飞后妻李娃和五个儿子的情况。《昭雪庙谥》介绍宋朝廷为岳飞平反和追谥的经过,最后有岳珂的自叙,说明写作经过。卷十至十九《家集》共十卷,搜集岳飞的奏议、公文、诗词、题记等共一百六十七篇,其中《南京上呈币书田吾》、《乞移都奏略》、《论虏情奏略》、《乞定储嗣奏略》、《乞上班师诏奏略》、《乞出京洛奏略》、《乞出蕲黄奏略》七篇原件已佚,只有概略。卷二十至二十五是《吁天辨诬录》,前一卷是“通叙”,后五卷就岳飞遭诽谤和诬蔑的五个问题分别作了《建储辨》、《淮西辨》、《山阳辨》、《张宪辨》、《承楚辨》。卷二十六至二十八是《天定录》、《金陀粹编》卷十三至十六《天定别录》,共计七卷,收集为岳飞平反、定谥、追封、改谥的文件,其中有些如《忠愍谥议》、《武穆谥议》、《武穆覆议》等等,也记述了岳飞的家世和某些历史片断。

《金陀续编》卷二至十二《丝纶传信录》共十一卷,搜集了一批宋朝廷给岳飞的制诏和省札,反映岳飞生前朝廷对他的战功、军纪等所给予的极高评价。卷十七至三十《百氏昭忠录》共十四卷,刊载别人表彰岳飞的文字记载。基本照抄了章颖所撰写的《鄂王集》五卷,另有刘光祖的《襄阳石刻事迹》三卷,《杨玄事迹》两卷。最后四卷包括黄元振、孙逋、吴拯等人关于岳飞事迹的记载,以及奏疏等。如孙迪编鄂王事,有关于岳飞早期抗金的记载。黄元振追记其父黄纵担任岳飞幕僚时的见闻,表现了岳飞的许多可贵品格。

《金陀粹编》和《金陀续编》两书,保存了不少关于岳飞的原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而据现有史料来看,岳霖与其子岳珂两代人的收集工作确实仍有不少遗漏。如南宋学者赵与时《宾退录》中载有岳飞《题新淦萧寺壁》一诗:“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就不见于《金陀粹编》卷十至十九《鄂王家集》。

邓广铭先生指出,余嘉锡承认是岳飞作品的《题新淦萧寺壁》七绝,出现在1224年或1225年刊行的《宾退录》,比岳珂重刻《鄂王家集》早了十几年。“岳珂如真的立志‘搜访’、‘补阙’的话,不正可以采辑了来,‘附益’于《家集》的‘卷尾’,而事实上他竟若罔闻知,未加采辑。”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岳飞那首《题新淦萧寺壁》的七绝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之中而否定其为岳飞所作;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那首《满江红》词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之中而断定它不是岳飞的作品。”

在看看现存的《永乐大典》残本,就可以知道明朝初年还存在的古籍至今早已散佚超过一半!因此《宾退录》散佚是很可能的,它的存在是概率小于0.5的事件。如果《宾退录》散佚,那么《题新淦萧寺壁》因为不在《鄂王家集》里,余先生就该说它是“伪作”了。这显然是错误的结论。

事实上,南宋灭亡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统一了中国。作为抵御外侮的爱国英雄,岳飞的声名受到了蒙古统治者的压抑,很少大张旗鼓地宣称岳飞,直到明朝建立以后,事情才有所改观。这一历史事实,造成了《满江红》基本上不见于宋、元人的著录,而到了明朝才开始出现,并在社会上流传。

历史上,因多种原因,有一些作品湮没多年,过了很久又再次出现,这一情况也不乏其例。如唐朝末年诗人韦庄的《秦妇吟》一诗就被湮没了九百多年,之后又重见于世,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怀疑其真实性。——须知古代私人的一些孤本藏书,往往视为珍宝,不肯轻宣泄外人,因而某些作品手稿在经历了一段年月之后方才重新出现的情况,也并不稀奇。
楼主 岳王爷万古流芳  发布于 2014-12-16 00:36:27 +0800 CST  

岳飞诗词题记精选


【 建炎四年 】

过桃溪赠张完

无心买酒谒青春, 对镜空嗟白发新。
花下少年应笑我, 垂垂羸马访高人。

(原载《昆陵志》,录自黄邦宁《岳忠武王文集》卷八)


广德军金沙寺壁题记

余驻大兵宜兴,沿干王事过此,陪僧僚谒金仙,徘徊暂息。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 一作当 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

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飞题。

(《金佗粹编》卷十九《家集》卷十《题记》)



题宜兴张大年家厅事屏记

近中原版荡,金贼长驱如入无人之境;将帅无能,不及长城之壮。
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小大历二百余战,虽未及远涉夷荒,讨荡巢穴,亦且快国仇之万一。
今又提一垒孤军,振起宜兴,建康之城,一举而复,贼拥入江,仓皇宵遁,所恨不能 匹马不回耳。
今且休兵养卒,蓄锐待敌。如或朝廷见念,赐予器甲,使之完备;颁降功赏,使人蒙恩。即当深入虏庭,缚贼主,蹀血马前,尽屠夷种,迎二圣,复还京师;取故地,再上版籍。他时过此,勒功金石,岂不快哉!
此心一发,天地知之,知我者知之。建炎四年六月望日河朔岳飞书。

(据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一补入)


五岳祠盟记

自中原板(一作版)荡,夷狄交侵,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历二百余战,虽未能远入夷荒(一作荒)夷 ,洗荡巢穴,亦且快国仇之万一。今又提一旅孤军,振(一作奋)起宜兴,建康之城(一作战),一鼓败虏,恨未能使匹马不回耳。故且养兵休卒,蓄锐待敌,嗣当激厉士卒,攻期再战,北俞(足旁)沙漠,蹀血虏廷(一作庭),尽屠夷种,迎二圣归京阙,取故地上版图,朝廷无虞,主上奠枕,余之愿也。河朔岳飞题。

(《金佗粹编》卷十九《家集》卷十《题记》)



【 绍兴元年 】


题鄱阳龙居寺

巍石山前寺,林泉景更幽。
紫金诸佛相,白雪老僧头。
潭水寒生月,松风夜带秋。
我来嘱龙语:“为雨济民忧。”

(载《江西通志》卷五十四《饶州府》)



题骤马冈

立马林冈豁战眸,阵云开处一溪流。
机舂水沚犹传晋,黍秀宫庭孰悯周。
南服只今歼小丑,北辕何日返神州。
誓将七尺酬明圣,怒指天涯泪不收。

(载《江西通志》卷五十《南昌府》)



题翠岩寺

秋风江上驻王师,暂向云山蹑翠微。
忠义必期清塞水,功名直欲镇边圻。
山林啸聚何劳取,沙漠群凶定破机。
行复三关迎二圣,金酋席卷尽擒归。

(载《金佗稡编》卷十九)



东松寺题记

余自江阴军提兵起发,前赴饶郡,与张招讨会合。 崎岖山路,殆及千里。过祁门西约一舍余,当途有庵一所,问其僧,曰:“东松。”遂邀后军王团练并幕属随喜焉。观其基址,乃凿山开地,创立廊庑,三山环耸,势凌碧落,万木森郁,密掩烟甍,胜景潇洒,实为可爱。所恨不能款曲,进程遄速,俟他日殄灭盗贼,凯旋回归,复得至此,即当聊结善缘,以慰庵僧。

绍兴改元仲春十有四日,河朔岳飞题

(《金佗粹编》卷十九《家集》卷十《题记》)



【 绍兴二年 】


永州祁阳县大营驿题记

权湖南帅岳飞,被旨讨贼 一本无贼字 曹成,自桂岭平荡巢穴,二广湖湘,悉皆安妥。痛念二圣远狩沙漠,天下靡宁。誓竭 一本无竭字 忠孝,赖共稷威灵,君相贤圣,他日扫清胡虏,复归故国,迎两宫还朝,宽天子宵旰之忧,此所志也。顾蜂蚁之群,岂足为功。过此因留于壁。绍兴二年七月初七日。

(《金佗粹编》卷十九《家集》卷十《公牍下》)



【 绍兴三年 】


题新淦萧寺壁

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
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

(载南宋赵与时《宾退录》卷一)



题雩都华岩寺

手持竹杖访黄龙,旧穴空遗虎子踪。
云锁断岩无觅处,半山松竹撼秋风。

(原载《江西通志》,录自黄邦宁《岳忠武王文集》卷八)



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 一作眼望、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见河南汤阴县岳庙明朝天顺二年《满江红》词碑)


【 绍兴四年 】


黄鹤楼有感调寄《满江红》

遥望中原,荒烟外,许多城郭。想当年、花遮柳护,凤楼龙阁。万寿山前珠翠绕,蓬壶殿里笙歌作。到而今、铁骑满郊畿,风尘恶。

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一作劲)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

(《岳武穆遗迹》)



【 绍兴五年 】


池州翠微亭

经年尘土满征衣,特特寻芳上翠微。
好水好山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

(据单恂《岳忠武王集》补入)



翠光亭

爱此倚栏杆,谁同寓目闲。
轻阴弄晴日,秀色隐空山。
岛树萧疏外,征帆杳霭间。
予虽江上老,心羡白云还。

(载《池州府志》卷三)



【 绍兴八年 】


小重山

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笼明。白首为功名。
旧(一作故)山松竹(一作菊)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 一作筝 ,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载《金佗粹编》卷十九)



【 绍兴十年 】

寄浮图慧海

湓浦庐山几度秋,长江万折向东流。
男儿立志扶王室,圣主专师灭虏酋。
功业要刊燕石上,归休终伴赤松游。
丁宁寄语东林老,莲社从今着力修。

(载《金佗稡编》卷十九)


楼主 岳王爷万古流芳  发布于 2014-12-16 00:52:52 +0800 CST  

西溪寨将官子弟(宋)
经略中原二十秋,功多过少未全酬。
丹心似石凭谁诉,空自游魂遍九州。

建康人(宋)
强金扰扰我提兵,血战中原恨未平。
大厦已斜支一木,岂期长脚误苍生。

武昌军士(宋)
自古忠臣帝主疑,全忠全义不全尸。
武昌门外千株柳,不见杨花扑面飞。

注:以上几首诗是在岳飞遇害之时,南宋平民和下层军士冒死所作,在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的艰险背景下,这些为岳飞鸣冤的诗竟能留存后世, 实为不易.

吊岳飞
胡铨(宋)
匹马吴江谁着鞭,惟公攘臂独争先。
张皇貔貅三千士,搘拄乾坤十六年。
堪悯临淄功未就,不知钟室事何缘。
石头城下听舆论,万姓颦眉亦可怜。


书愤
陆游(宋)
山河自古有乖分,京洛腥膻实未闻。
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
上天悔祸终平虏,公道何人肯散群?
白首自知疏报国,尚凭精意祝炉熏。
(陆游《剑南诗稿》卷二十五)

感事
陆游(宋)
堂堂韩岳两骁将,驾驭可使复中原。
庙谋尚出王导下,顾用金陵为北门!
(陆游《剑南诗稿》卷三十四)


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
陆游(宋)
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
遗老不应知此恨,亦逢汉节解沾衣。

(陆游《剑南诗稿》卷二十七)


建安叶绍翁题西湖岳鄂王庙
叶绍翁(宋)
万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复堪怜。
如公少缓须臾死,此虏安能八十年!
漠漠凝尘空偃月,堂堂遗像在凌烟。
早知埋骨西湖路,悔不鸱夷理钓船!


六州歌头 题岳鄂王庙
刘过(宋)

中兴诸将,谁是万人敌?
身草莽,人虽死,气填膺,尚如生。
年少起河朔,弓两石,剑三尺,

定襄汉,开虢洛,洗洞庭。
北望帝京。狡兔依然在,良犬先烹。
过旧时营垒,荆鄂有遗民,忆故将军,泪如倾!

说当年事,知恨苦,不奉诏,伪耶真?
臣有罪,陛下圣,可鉴临,一片心。
万古分茅土,终不到,旧奸臣。
人世夜,白日照,忽开明。
衮佩冕圭百拜,九泉下、荣感君恩。
看年年三月,满地野花春,卤簿迎神。


六州歌头 淮西帅李忱和仍为书庙额
刘过(宋)

高皇神武,善驾驶豪英。
攘北狄,驱群盗,命天膺,救苍生。
奈梦绕沙漠,隔温情,屈和好,
召大将,归兵柄,列枢庭。
公指汴京。威已振河洛,不顾身烹。
失一时机会,嗟左衽吾民,痛岳家军,孰扶倾?

久沉怨愤,七十载,还复遇,帝王真。
表遗烈,锡王号,日照临,激士心。
始识安刘计,宁祸已,是忠臣。
我乘传,访壁垒,想精明。
英气凛然若在,仍题匾,昭揭天恩。
笑原头荒草,一死不能春,交怨天神。


观岳侯石像
薛季宣(宋)
万死何知狱吏尊,威名盖代古难存。
二桃岂以功高赐,一舸不容身退论。
几见饮江思道济,缪为图像肖王敦。
沉碑千古蛟川恨,付与无穷客断魂。
(作者注:秦桧专权,候祠初毁,道士不忍坏候像,沉浸溪中,因得不坏.)

(注:候指岳飞,岳飞生前曾被封为武昌郡开国候)


观岳侯石像
刘仙伦(宋)
昔年槌鼓事边庭,公相身为国重轻,
四海几人思武穆,百年今日见仪形,
笔头风月三千字,齿颊冰霜十万兵。
天亦知人有遗恨,定应分付与中兴。


和岳王庙壁上韵
吕午(宋)
当年谁说岳家军,纪律森严孰与邻。
师过家家皆按堵,功成处处可镌珉。
威名千古更无敌,词论数行俱绝尘。
拟取中原报明主,亦劳余刃到黄巾。

<作者注:祁阊西一舍有庵,曰东松。绍兴初,岳鄂王提兵经吾郡西上,士卒秋毫无犯,夜宿人门外,足不敢一越限内。尝憩是庵,留题。>


武昌
苏泂(宋)
南楼丝管日纷纷,一带春江浸碧云。
遗老相逢问年几,白头闲话岳将军。


岳武穆王墓
王英孙(宋)
埋骨西湖土一丘,残阳荒草几经秋。
中原望断因公死,北客犹能说旧愁。


题岳忠武祠诗三首
袁甫(宋)
儿时曾住练江头,长老频频说岳侯。
手握天戈能决胜,心轻人爵祗寻幽。
堪嗟爝火当时灭,谁信长川万古流。
机会莫言今到手,却愁无饭饱貔貅。

背嵬军马战无俦,压尽当年众列侯。
先辈有闻多散轶,后生谁识发潜幽。
伤心咄咄权臣事,满眼滔滔债帅流。
槌剥到今浑似鬼,向人休说是貔貅。

当年老桧肆欺谩,忠武哀哉抱寸丹。
赖有皇天为吐气,岂无青名更诛奸。
字留陈迹何年泯,烟锁空山尽日间。
世事关心眠不得,今朝下涕为潸潸。


谒岳王坟
郑超(宋)
我来拜谒岳王坟,松柏苍苍上宿云。
臣子报君终一死,权奸卖国欲中分。
鹰扬当日谁能及,雁叫中原不可闻。
石马石人山寂寂,英雄于此忆将军。


鄂王墓
贯酸斋(宋)
剑戟横空杀气高,金兵百万望风逃。
自从公死钱塘日,便觉江山把不牢。


岳鄂王墓
徐集孙(宋)
百战收功指顾间,岳家军令重如山。
班师似出高宗意,逢恶徒成秦相奸。
往事不成空浩叹,黄鹂无绪自间关。
金戈铁马纵横地,古庙犹存落照间。

古木号风抱不平,百年忠义日争明。
坟前人马空存石,何似当时听用兵。
(竹所吟稿)


岳王祠
林景熙 (宋)
寥落一抔在,英雄万古冤。
孤忠悬白日,遗恨寄中原。
树老残霞澹,尘深断碣昏。
东南天半壁,往事泣寒猿。


水调歌头 题李季允侍郎鄂州吞云楼
戴复古(宋)
轮奂半天上,胜概压南楼。
筹边独坐,岂欲登览快双眸。
浪说胸吞云梦,直把气吞残虏,西北望神州。
百载一机会,人事恨悠悠。
骑黄鹤,赋鹦鹉,谩风流。
岳王祠畔,杨柳烟锁古今愁。
整顿乾坤手段,指授英雄方略,雅志若为酬。
杯酒不在手,双鬓恐惊秋。


读岳武穆王传
吴龙翰(宋)
鬼蜮为妖天地昏,将军那可一朝存。
泰山颓喻哲人死,东海旱为孝妇冤。
当日主和甘下策,到今无计复中原。
清风凛凛一编史,拭尽英雄几泪痕。


鄂王墓
陈允平(宋)
鄂王墓在栖霞岭,一片忠魂万古存。
镜里赤心悬日月,剑边英气塞乾坤。
苍苔雨暗龙蛇壁,老树烟凝虎豹幡。
独倚东风挥泪客,不堪回首望中原。
楼主 岳王爷万古流芳  发布于 2014-12-16 23:20:27 +0800 CST  

西湖三杰:宋朝的岳飞、明朝的于谦、明末清初的张煌言。三位民族英雄均与杭州西湖结下不解之缘,故称“西湖三杰”。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人,南宋初抗金名将,民族英雄;于谦,明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廷益,号节庵,永乐进士,力挽狂澜,民族英雄;张苍水,名煌言,字玄著,浙江鄞县人,明末著名的抗清英雄,爱国诗人,,民族英雄。西湖是个极尽秀美之地,有幸安葬了三位民族英雄。


广德军金沙寺壁题记
岳飞(宋)
余驻大兵宜兴,沿干王事过此,陪僧僚谒金仙,徘徊暂息。遂拥铁骑千余,长驱而往,然 一作当 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
建炎四年四月十二日河朔岳飞题。
(《金佗粹编》卷十九《家集》卷十《题记》)

题宜兴张大年家厅事屏记
岳飞(宋)
近中原版荡,金贼长驱如入无人之境;将帅无能,不及长城之壮。
余发愤河朔,起自相台,总发从军,小大历二百余战,虽未及远涉夷荒,讨荡巢穴,亦且快国仇之 万 一。
今又提一垒孤军,振起宜兴,建康之城,一举而复,贼拥入江,仓皇宵遁,所恨不能 匹马不回耳。
今且休兵养卒,蓄锐待敌。如或朝廷见念,赐予器甲,使之完备;颁降功赏,使人蒙恩。即当深入虏庭,缚贼主,蹀血马前,尽屠夷种,迎二圣,复还京师;取故地,再上版籍。他时过此,勒功金石,岂不快哉!
此心一发,天地知之,知我者知之。建炎四年六月望日河朔岳飞书。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一)

满江红
岳飞(宋)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 一作眼望、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见河南汤阴县岳庙明天顺二年《满江红》词碑)


书愤
陆游(宋)
山河自古有乖分,京洛腥膻实未闻。
剧盗曾从宗父命,遗民犹望岳家军。
上天悔祸终平虏,公道何人肯散群?
白首自知疏报国,尚凭精意祝炉熏。
(陆游《剑南诗稿》卷二十五)


建安叶绍翁题西湖岳鄂王庙
叶绍翁(宋)
万古知心只老天,英雄堪恨复堪怜。
如公少缓须臾死,此虏安能八十年!
漠漠凝尘空偃月,堂堂遗像在凌烟。
早知埋骨西湖路,悔不鸱夷理钓船!


岳鄂王墓
徐集孙(宋)
百战收功指顾间,岳家军令重如山。
班师似出高宗意,逢恶徒成秦相奸。
往事不成空浩叹,黄鹂无绪自间关。
金戈铁马纵横地,古庙犹存落照间。


文天祥:「岳先生,我宋之吕尚也。建功树绩,载在史册,千百世后,如见其生。至于笔法,若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尤足见干城之选,而兼文学之长,当吾世谁能及之。」
文天祥:「惟中兴之初,先武穆王手扶天戈,忠义与日月争光,名在旗常,功在社稷,天报勋劳,克昌厥后,虽百世可知也。」
(参见《文山先生全集》,或《汤阴县志》)


岳鄂王墓
赵孟頫(元)
鄂王墓上草离离,秋日荒凉石兽危。
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
英雄已死嗟何及,天下中分遂不支。
莫向西湖歌此曲,水光山色不胜悲!

赵孟頫(1254-1322年),宋末元初人,生于吴兴(今浙江湖州),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第11世孙、秦王赵德芳的嫡系子孙。元代著名画家、书法家,楷书四大家(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之一。
岳飞之死是千古奇冤,历来有许多题咏、凭吊,这首却尤为沉痛。元朝学者陶宗仪指出:“岳王墓诗,不下数百篇。其脍炙人口者,莫如赵魏公作。”(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赵魏公”指赵孟頫)


岳忠武王祠
于谦(明)
匹马南来渡浙河,汴城宫阙远嵯峨。
中兴诸将谁降虏,负国奸臣主议和。
黄叶古祠寒雨积,青山荒冢白云多。
如何一别朱仙镇,不见将军奏凯歌!

咏煤炭
于谦(明)
凿开混沌得乌金,藏蓄阳和意最深。
爝火燃回春浩浩,洪炉照破夜沉沉。
鼎彝元赖生成力,铁石犹存死后心。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

石灰吟
于谦(明)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入武林
张煌言(明)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
惭将素手分三席,敢为丹心借一枝。
他日素车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忆西湖
张煌言(明)
梦里相逢西子湖,谁知梦醒却模糊。
高坟武穆连忠肃,添得一座新坟无。


满江红 怀岳忠武
张煌言(明)
屈指兴亡,恨南北黄图消歇。便几个孤忠大义,冰清玉烈。赵信城边羌笛雨,李陵台上胡笳月。惨模糊吹出玉关情,声凄切。
汉宫露,梁园雪。双龙逝,一鸿灭。剩逋臣怒击,唾壶皆缺。豪杰气吞白凤髓,高怀眦饮黄羊血。试排云待把捧日心,诉金阙。
楼主 岳王爷万古流芳  发布于 2014-12-16 23:31:53 +0800 CST  
正本清源
楼主 岳王爷万古流芳  发布于 2014-12-16 23:33:27 +0800 CST  
@胡瓜 2014-12-17 04:22:19
你说那么多,根本没实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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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贴前文实证很多,只是你根本就不看
楼主 岳王爷万古流芳  发布于 2014-12-24 22:43:12 +0800 CST  

《满江红》“非伪说”之一:“《家集》未收”辨

《金佗粹编》中的《岳王家集》未收《满江红》,其原因在于:

一、岳飞被赐死时,其家存文件全被官方查封没收,二十多年后,岳飞冤案平反昭雪,虽蒙准发还岳飞后人,也散失很多,并不齐全。
公元1142年,岳飞遇害时,其家存文稿皆被朝廷查抄,少数没于民间或其幕僚之手的文字材料,时人也不敢显世。此后,秦桧及其党羽把持南宋朝政近二十年,期间又屡次大兴文字狱,岳飞的文稿进一步散失。这正如文献所说:“奏议文字同遭毁弃”,至二十年后,岳飞案被平反时,发还文稿“其佚篇盖不可殚数”“飞之零章断句,后人乃掇拾于蠹蚀灰烬之余。”
公元1162年,宋孝宗为岳飞平反昭雪。此后,在各方的帮助下,岳飞三子岳霖(1130—1193年)开始收集与其父岳飞相关的各种资料,但历经近二十年“秦祸”,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肆意篡改销毁文献史料,与岳飞相关的许多资料文稿多有散失,故虽经过岳霖与其子岳珂(1183~1240年)两代人的努力,却仍然不能收集到岳飞的全部遗文,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而秦桧余党直到宋孝宗年间仍然占据朝廷要职,几十年后,岳珂在编《金陀粹编》时,显然不可能一次把岳飞的诗文收齐。如与《满江红》词同存的岳飞手迹《书简尺牍三章》,岳珂亦未收入。岳珂自己也曾说:岳飞文集“散佚不知几何”,“誓将搜访以补其阙,而备其迹,庶几先臣之志,有考万世。”[19]因此,岳珂编《金陀粹编》时,未收岳飞《满江红》,完全情有可原,不足以说明该词为伪作。
二、岳霖、岳珂两代岳家后人没有搜集到此词,只能说明他们在这方面有遗漏。根据现有的史料看,岳霖父子也确有遗漏的实证。例如,南宋学者赵与时的《宾退录》收录了岳飞的诗《题新淦萧寺壁》,诗中写道“雄气堂堂贯斗牛,誓将直节报君仇。斩除顽恶还车驾,不问登坛万户侯”,《宾退录》在南宋嘉定末(1224年)或宝庆初(1225年)即已刊印发行,岳珂(1183~1240年)显然见到过,但却并未将岳飞的这首诗收入《金陀粹编》。此外,南宋学者赵彦卫的《云麓漫钞》刊行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云麓漫钞》所载岳飞写在宜兴县张大年家屏风上面的那段《题记》,较之岳珂收在《家集》中的那篇《五岳祠盟记》文字多些,也更翔实些,岳珂也没有据此参考修订。
三、据岳珂在《家集序》中所说,其父岳霖对于搜集岳飞的各类作品,确实是做过极大的努力,而岳珂本人在这方面却没有做过什么工作,只是加以编次刊印而已。其原文云:“先父臣霖盖尝搜访旧闻,参稽同异,或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稿之所存,或备于堂札之文移,或纪于稗官之直笔。掇拾未备,尝以命臣,俾终其志。臣谨汇次,凡三万六千一百七十四言,厘为十卷,阙其卷尾,以俟附益。异时苟未溘先犬马,誓将搜访,以补其阙而备其遗。”
岳珂《家集序》这篇序文写于南宋嘉泰三年(1203年),到端平元年(1234年),岳珂又把《金佗粹编》(《家集》即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和《金佗续编》重行汇合刻印,距《家集》之初次刊行已达三十一年之久,他在序言中所说“阙其卷尾,以俟附益”者,却仍是一句空话。
即如收录岳飞诗《题新淦萧寺壁》的《宾退录》,在南宋嘉定末(1224)或宝庆初(1225)即已印行,岳珂却并未采辑。刊行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的《云麓漫钞》所载岳飞写在宜兴县张大年家的那段《题记》,较之岳珂收在《家集》中的那篇《五岳祠盟记》文字多些,也更翔实些。岳珂也置若罔闻,没有取相参订,这也足见岳珂对于搜访岳飞遗文,是不够辛勤认真的。
邓广铭先生指出,岳珂搜集岳飞文字其实并不是“不遗余力”,余嘉锡也承认是岳飞作品的《题新淦萧寺壁》七绝,出现在1224或1225年刊行的《宾退录》,比岳珂重刻《鄂王家集》早十几年。“岳珂如真的立志‘搜访’、‘补阙’的话,不正可以采辑了来,‘附益’于《家集》的‘卷尾’,而事实上他竟若罔闻知,未加采辑。”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岳飞那首《题新淦萧寺壁》的七绝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之中而否定其为岳飞所作;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那首《满江红》词不曾被岳珂收入《家集》之中而断定它不是岳飞的作品。”

四、历史上,因多种原因,有一些作品湮没多年,过了很久又再次出现,这一情况也不乏其例。如唐朝末年诗人韦庄的《秦妇吟》一诗就被湮没了九百多年,之后又重见于世,但人们并没有因此而怀疑其真实性。——须知古代私人的一些孤本藏书,往往视为珍宝,不肯轻宣泄外人,因而某些作品手稿在经历了一段年月之后方才重新出现的情况,也并不稀奇。
看看现存的《永乐大典》残本,就可以知道明朝初年还存在的古籍至今早已散佚超过一半!因此《宾退录》散佚是很可能的,它的存在是概率小于0.5的事件。如果《宾退录》散佚,那么《题新淦萧寺壁》因为不在《鄂王家集》里,余嘉锡就该说它是“伪作”了。这显然是错误的结论。
事实上,岳飞遇害之后其作品遭查禁,而自岳飞冤案平反昭雪之后直到明朝初年,大部分是动乱不安的年代,这期间记载诗词、保护文化都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岳飞的诗词完全可能因为没有被重视而被广泛记录和传播。要注意的是,“广泛”二字是很重要的。那段时间的古籍散失非常严重,如果记载不多、传播不广泛,那些记载是很可能随着散失的古籍而消失的。因此从情理上讲,300年不见记载并不能成为“伪作说”坚强的证据。
在南宋灭亡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征服了中国。作为抵御外侮的爱国英雄,岳飞的声名受到了蒙古统治者的压抑,不能大张旗鼓地宣称岳飞,直到明朝建立以后,事情才有所改观。这一历史事实,造成了《满江红》基本上不见于宋、元人的著录,而到了明朝才开始出现,并在社会上流传。
楼主 岳王爷万古流芳  发布于 2014-12-25 14:19:24 +0800 CST  

《满江红》“非伪说”之二:“王越托名”辨

所谓“明朝将领王越托名创造《满江红》之说”根本不能成立,原因如下:

一、王越不具备写出此词的才力。据《中国文学》,王越并未跻身“明代诗人”行列,但岳飞却荣立“宋代词人”之林。细检王越的文集《王襄敏集》,殊属平庸。就王越被选入《明诗别裁集》的那仅有的一首《与李布政彦硕冯佥宪景阳对饮》(七律)来说,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由前后两半合成。“青山”和“黄叶”同在,难道真是“久历边陲”的王越所见?而“雁度西风白草新”也只有在南方才能见到吧!无怪乎《四库提要》说王越:“诗文有河朔激壮之音,而往往伤于粗率”该集与岳飞《遗文》相距不可以道里计。
再看汤阴岳庙中王越所题《谒岳王祠》,似抒情言志的小赋,但内容上表现上贫弱拙劣,辞不达理未举,而只剩下了冗长。王越焉能出此绝妙好词?!
二、王越生于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一说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也实在生得太迟了。至于在王越登进士第(景泰二年,即1451)前后,由于种种可想而知的原因,他作伪的可能性小到没有;而明代任何人即使作伪,也不能一手遮天。因为到这时,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已经在民间流传300余年了!
三、王越死得太快了。据《明史》本传记载:明朝成化十一年(1475),王越因奸人韦英勾结势倾中外的宦官汪直,孜孜以求擢升;十九年(1483),“直得罪,言官并劾越。诏夺爵除名,谪居安陆”。“弘治七年(1494),越屡疏颂冤,诏复左都御史。”“复结中官李广,以中旨召掌都察院事”,被言官“交章论,乃寝”。十年(1497)冬,起用王越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边。十一年(秋),“越以寇巢贺兰山后,数扰边,乃分兵三路进剿。斩四十三级,获马驼百余”。“会李广得罪死,言官连章劾广党,皆及越。越闻忧恨,其冬卒于甘州(今甘肃张掖)。”
王越作伪的最大可能在进剿贺兰山前后(1498年),但是,却比《精忠录》成编(1455年)晚了40多年!——这对王越、对明代任何人来说,有心作伪也无力回天!
四、王越幕僚无暇代笔。“越在时,人多咎其贪功。及死,而将馁卒惰,冒功糜饷滋甚,边臣竟未有如越者。”王越为人,“既躁于进取,依附攀援”,“与群小关通”,“为朝议所齮”,“为礼法士所疾” ,又死得极不光彩。而上行下效,其幕僚“早励良规,自求多福”尚且不暇,焉能为他代笔?并且,有识之士以其卑劣可鄙,与岳飞不能望其项背,也不屑于为他代笔!

事实上,现存河南汤阴岳庙的《满江红》刻石立于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上面清楚地写着“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这说明,《满江红》词的出现要早于余嘉锡所宣称的明朝弘治年间(1488年—1505年)。
不仅如此,汤阴的岳庙是在明代宗景泰元年(1450年)至二年(1451年)间经徐有贞提倡、汤阴县学谕袁纯负责创建的。汤阴岳庙的庙宇落成后,袁纯又编辑了《精忠录》一书,记载这一经过,并且选录了岳飞的部分诗文,其中就有这首《满江红》。该书编成于景泰二年(1451年),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早了八十多年,也比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杭州岳坟词碑早了50多年。
由此可知,《满江红》这首词的发现至迟不晚于15世纪50年代初期。这个时间,也远早于王越抗击鞑靼的时间,王越及其同僚所作之说不攻自破。

有许多学者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王越在贺兰山击败鞑靼,事在明朝弘治十一年(1498年)。而据学者张璋编选的《历代词萃》所收岳飞《满江红》后评笺中,河南汤阴发现一块《满江红》词碑,下注:《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天顺二年春,庠生王熙书。而河南浚县的县志也记载汤阴庠生王熙于天顺二年(1458年)书写《满江红》并刻石立于汤阴岳庙之事。
明朝天顺二年(1458年),比王越在贺兰山打胜仗的弘治十一年(1498年)早了四十年,而且词碑出土于岳飞故里河南省汤阴县,应该比较可靠。汤阴庠生王熙不能于四十前书刻四十年后才写出的作品,这是任何人都能理解的常识。可见,《满江红》词为王越幕府所作之说,完全不能成立。

据《明史 鞑靼传》的确切记载,元朝灭亡后,蒙古贵族退回大草原及东北各地。作为其遗民的鞑靼人对东北、西北的搔扰,从1450年起连年不断,1457年以后愈演愈烈。到1461年即入居宁夏河套,逼近陕、甘、凉;1495年更入据贺兰山后,以与河套相策应。势力更加强大,劫掠更加疯狂。事实上,直到明朝弘治十一年(1498年)秋,王越才首次击败鞑靼人于贺兰山后。史实清晰地显示了明军和鞑靼人交兵的轨迹。
然而,岳飞《满江红》(怒发冲冠)一词则是从民间沿着元明杂剧传奇、《精忠录》(1455年)、岳庙词碑(1458年)、岳坟词碑(1502年)、《遗文》(1536年)的轨迹,历经300余年后,应时势需要而被发现的。
两条各不相同的轨迹不早不迟、偏偏在这个时候交会了,又因为词中贺兰山确实难讲,于是抓住这种奇巧的偶合,也没有任何佐证,对此词的真正作者,就有人“宁信其为后人拟作而不敢遽以为真”了,就“不敢‘保证’”“真是岳将军手笔”了,就被今人徐著新怀疑为王越了。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

至于以靖康之耻与岳飞的冤狱影射“土木之变”和于谦之死,有些牵强。“土木之变”发生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早于王熙书碑9年。即算“土木之变”情况与靖康之耻有某些类似,王熙何故迟至9年之后才书刻一首无根据的岳飞词来类比呢?更何况王熙书碑时明英宗已放归八年(1450年),与靖康耻犹未雪词意不符。于谦被杀是1458年,正是王熙书碑之年,《满江红》词是指要抗金收复失地,与于谦之死,对不上号。因此,武断地认为《满江红》词是明代人为王越攻贺兰山、土木之变、于谦之死等事而作,显然牵强附会,与史实不符。
楼主 岳王爷万古流芳  发布于 2014-12-25 14:52:58 +0800 CST  

有关《满江红》词至元代尚不被人们熟知的原因是:当时文学作品的传播一是靠手抄,二是靠雕板印刷,自然无今日之媒体传播方便,它需要有一个逐步显世的过程。
此外,在元朝时期,民族压迫严重,岳飞在广大汉人民众心目中最初是被作为一位抗击外族侵略的武将英雄推崇,岳飞的声名受到了蒙古统治者的压抑。这一历史事实,造成了《满江红》基本上不见于宋、元人的著录,而到了明朝才开始出现,并在社会上流传。而岳飞在文学上的成就,需要有一个被人们逐渐承认的过程,这些因素都导致了《满江红》词未能在元代疾显,元人杂剧《宋大将岳飞精忠》也未引《满江红》词。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元人无人知晓岳飞《满江红》词。据近年学界研究,在元曲《女冠子》中,在元明杂剧传奇如《岳飞破虏东窗记》(有题《秦太师东窗事犯》)、《精忠记》、《精忠旗》、《翻精忠》中,已出现了个别的岳飞《满江红》词句,但“凡用此词的末句都作‘朝金阙’。”[20]
至于说《满江红》词到明孝宗弘治年间(1488年)方显世,因此疑明人作伪,或指王越所作,同样不符合史实。首先,怀疑派学者提出的这一怀疑的前提其实并不成立。根据近年学界考证: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袁纯编《精忠录》一书,收有岳飞《满江红》词。[21]1980年12月,在河南汤阴县城岳王庙中,发现了一块嵌在墙中的岳飞《满江红》词碑,系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由庠生王熙所书。而此处说到的所收与所刻《满江红》词,在时间上均远早于明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年)5月浙江提学副使赵宽为杭州西湖岳坟所书《满江红》“岳武穆王词”碑,其词的区别是:其末句均作“朝金阙”而非“朝天阙”。[22]这说明岳飞《满江红》词当时在中国社会已广泛流传,且有着不同的版本,怀疑派学者所指证的该词突现于明朝弘治年间的起始时间段不能成立。
由此出发,亦可进一步证明怀疑派学者有关《满江红》词系王越作伪的假设不能成立。因为据《明史》本传所记,王越生卒年为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与明孝宗弘治十一年冬(1498年),[23]王越所指挥的贺兰山战役的时间为弘治十一年秋(1498年)。而在明代宗景泰六年(1455年)袁纯编《精忠录》收录岳飞《满江红》词时,王越登进士第仅4年(景泰二年,1451年);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庠生王熙书写汤阴岳庙《满江红》词碑时,距王越登进士第也仅7年。那时王越尚未进行贺兰山战役(弘治十一年秋,1498年),亦无条件“借岳武穆王之名,以鼓舞军中士气”而伪作《满江红》词。
现存河南汤阴岳庙的《满江红》石刻立于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上面清楚地写着“右《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这说明,《满江红》词的出现要远早于余嘉锡所谓的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年)赵宽为杭州西湖岳坟所书《满江红》碑。此外,汤阴的岳庙是在明代宗景泰元年(1450年)至二年(1451年)间经徐有贞提倡、汤阴县学谕袁纯负责创建的。庙宇落成后,袁纯又编辑了《精忠录》一书,记载这一经过,并且选录了岳飞的部分诗文,其中就有这首《满江红》。该书编成于景泰二年、三年间,比徐阶于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所编辑的《岳集》之刊行则早了八十多年。由此可知,《满江红》这首词的出现至迟不晚于15世纪50年代初期。这个时间,也远早于王越抗击鞑靼的时间(1498年),王越及其同僚所作之说不攻自破。
王越在贺兰山击败鞑靼,事在明朝弘治十一年(1498年)。而据学者张璋编选的《历代词萃》所收岳飞《满江红》后评笺中,河南汤阴发现一块《满江红》词碑,下注《满江红》词乃宋少保岳鄂武穆王作,天顺二年春,庠生王熙书。而河南浚县的县志也记载汤阴庠生王熙于天顺二年(1458年)书写《满江红》并刻石立于岳王庙之事。
显而易见,河南汤阴岳庙的《满江红》石刻出现在明朝天顺二年(1458年),比王越在贺兰山打胜仗的弘治十一年(1498年)要早了四十年,而且词碑出土于岳飞故里,应该比较可靠。汤阴庠生王熙不能于四十前书刻四十年后才写出的作品,这是任何人都能理解的常识。可见,《满江红》词为王越幕府所作之说,不能成立。
至于以靖康之耻与岳飞的冤狱影射“土木之变”和于谦之死,有些牵强附会。“土木之变”,发生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早于王熙书碑9年。即算“土木之变”情况与靖康之耻有某些类似,王熙何故迟至9年之后才书刻一首无根据的岳飞词来类比呢?更何况1158年王熙书碑时,明英宗早已被放归八年(1450年被鞑靼人释放),与靖康耻犹未雪词意不符。于谦被杀是1458年,正是王熙书碑之年,《满江红》词是指要抗金收复失地,与于谦之死,对不上号。因此,武断地认为《满江红》词是明代人为王越攻贺兰山、土木之变、于谦之死等事而作,显然牵强附会,都与史实不符。
楼主 岳王爷万古流芳  发布于 2014-12-25 14:58:29 +0800 CST  

《满江红》“非伪说”之三:“贺兰山”辨

怀疑派认为贺兰山与岳飞所要直捣的黄龙府方向相背,因此,断言《满江红》词非岳飞所作。这其实是一个毫无争论价值的伪命题。对于“方向乖背”的指责,大多数驳斥者认为:
一、《满江红》词中的“贺兰山”应为泛说,而不是实指。正如词中的“胡虏肉”、“匈奴血”指广义的敌人,而未曾实指女真人一样。既然把斗争对象称做“匈奴”,则不但在河套地区的贺兰山可以入词,就连阴山以及更西边的祁连山也同样可用。似不应因此而责备作者“方向乖背”。
二、此句之上是“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诸句,如只就“贺兰山”句而断言其为明人所作,则势必把“靖康耻,犹未雪”等句断为“泛指”。而“靖康耻”是特定的历史灾难,不可以泛指的。明代虽有“土木之变”,但不久明英宗即被放回,且夺门复辟,不能称之为“犹未雪”;在明朝统治期内,中原与河朔地区从未被鞑靼人长期占领过,因而也不能产生“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豪情。
三、就南宋的地理位置而言,金人控制着北方,其东西两端即南宋人眼里的东北和西北;就汉唐以来的历史版图而言,整个西北部的大片土地都曾被少数族占领。因此,有不少南宋词作说到金兵时,常用“西北”和西北方向的历史典故。
四、据黄拔荆教授考证,宋朝时期,河北省磁县也有一座贺兰山,与岳飞及其军事生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朝时期的磁县当南北官道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岳飞在这里练兵、与金人交战,前后达六年之久。据此,则《满江红》中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是岳飞抒发抗金杀敌的壮志,陈述自己的战略设想的实写了。
五、贺兰山在宋朝时已知名,即岳飞是知晓贺兰山的,这点怀疑派学者也承认。既然岳飞知道贺兰山名,在作词时,就有可使用“贺兰山”一词。此外,岳飞词中“踏破贺兰山缺”句,无非是运用中国传统诗词创作中经常使用的“借喻”或“比兴”手法,即以“贺兰山”来代表诗作的目标或其他,而不一定要实指。如白居易《长恨歌》中首句为:“汉王重色思倾国”,能否说此句中的“汉王”指的汉武帝而非是唐明皇呢?如果以中国传诗词中的“借喻”、“比兴”手法来考证中国传统诗词的真伪,就如同有人根据“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诗句考证出杜甫住的是一间“冬暖夏凉的”“地主阶级的”房屋一样的荒唐可笑。而岳飞在《满江红》词中用“踏破贺兰山缺”句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目标,无非是因为贺兰山当时处于西北边塞地区,为少数民族政权所控。
《满江红》词中的 “贺兰山”应该是泛指,而非实指,就如同词中写“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而不用“壮志饥餐女真肉,笑谈渴饮金人血”一样,其实都是文学上惯用的比喻手法。如与岳飞处在同一时代的南宋名臣赵鼎在他的《花心动》词中写道:“西北欃枪未灭,千万乡关,梦遥吴越”;稍晚于岳飞的南宋词人辛弃疾,在他的《稼轩词》中,既有“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之句(《水调歌头》),又有“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之句(《满江红》);另一位与岳飞处同一时代的词人张元干在他的《贺新郎》中也说:“要斩楼兰三尺剑,遗恨琵琶旧语!”他们的“楼兰”、“琵琶”,特别是常常提到的“西北”方位,显然,都指的是当前的敌人金国女真人。我们能指责他们“方向乖背”吗?
此外,南宋词人辛弃疾曾经在其词中将长安(今西安)比作东京开封,南宋爱国诗人陆游曾经在其诗中将天山比作宋金对峙的前线战场,这些并不能说明他们犯了地理常识方面的错误。比岳飞稍晚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其诗中写道:“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其中以“戍轮台”代指守卫边疆。而其中的“轮台”在今 新=疆 轮台县,西汉、东汉时期都曾在那儿屯田驻兵,但是宋朝的疆域从来都没有到达过今新=疆 地区,陆游却借用远在宋朝边界之外几千里的“轮台”来指代南宋的边疆,——那么按照那些无知者想当然的臆断,难道说陆游没有地理常识?
六、看过《岳武穆集》的人都会知道,岳飞并不是一个狭隘的反金主义者,他的素志是要恢复汉唐旧域,其中自然也包括当时的西夏国土,然后再解甲归田。[28] 况且,西夏与北宋向来有战事,甚至在南宋初年,金人入侵中原的情况下,宋军也曾与西夏作战。因此,全词中便有“踏破贺兰山缺”句。
显而易见,《满江红》词中“胡虏”、“匈奴”句都是泛指,而并未具体点明为女真人,因此,怀疑派学者用“直捣黄龙府”语来苛责其与岳飞《满江红》词中“贺兰山”方向相背,其实是在《满江红》词中强挑矛盾,这一作法如不是对中国传统诗词创作中的“借喻”“比兴”等修辞手法一无所知,便是为了达到某一目的,故作惊人之语罢了。
如果怀疑派学者一定要拿“贺兰山”与岳飞所要“直捣”的“黄龙府”方向相背离作文章的话,近年学界研究结论也使这一论据不改自破,即据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宋代其实共有三座“贺兰山”,分别位于宁夏中部、[29]河北磁县[30]与江西赣州西北,[31]如以河北磁县的贺兰山作为岳飞词中的实指,则其与岳飞所要“直捣”的“黄龙府”方向完全一致。[32]而据黄拔荆教授考证,河北省磁县的那座贺兰山,与岳飞及其军事生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宋朝时期的河北磁县当南北官道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岳飞在这里练兵、与金人交战,前后达六年之久。据此,则《满江红》中的“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是岳飞抒发抗金杀敌的壮志,陈述自己的战略设想的实写了。
有了“贺兰山”这一句,则《满江红》词非岳飞莫属了。
楼主 岳王爷万古流芳  发布于 2014-12-25 15:10:46 +0800 CST  

《满江红》“非伪说”之四:“风格”辨

所谓风格,指的是作家或艺术家在他长期的写作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特色。持“伪作说”者认为《满江红》词的格调,与已证实的岳飞另一词《小重山》风格迥异:前者是慷慨激昂、英气飒飒的英雄诗;后者格调低沉、宛转惆怅的忧愤诗,两者“格调差得太远”,因而认定“《满江红》是一首有事迹、有心志,但没有阅历的词”,是后世文人假借岳飞名义而作。这种论调断章取义,显然不能成立。

其一,岳飞并非专门词家,留下的词作不多,并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因而既有宛转低回的《小重山》,也有慷慨激昂的《满江红》。它们写于不同时间、不同心境,当然就会风格迥异。
其二,即使是诗词大家,也并非一“格”到底,两种风格兼擅的作家在文学史上并不少见。如苏东坡,既写过“大江东去”这样雄浑豪放的名篇,也写过“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这样的幽怨缠绵之作。如李清照,既写过“寻寻觅觅,冷冷清清”这样的幽怨缠绵的名篇,也写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样雄浑豪放之作。因此,以《小重山》为岳飞词作的风格坐标,来否定《满江红》为岳飞所作,显然有以偏概全之嫌。
其三,从《满江红》反映的思想内容来看,这首词与岳飞其他诗文的思想内容是一致的。《满江红》词中的一些思想和笔法,在岳飞的其他作品中也曾有所反映。如岳飞《五岳祠盟记》文中有“深入虏庭,缚贼主,蹀血马前,尽屠夷种”,与《满江红》中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如出一辙。岳飞《题新淦萧寺壁》诗中的“不问登坛万户侯”,也可以说是“三十功名尘与土”的注脚。《题新淦萧寺壁》一诗:“雄气堂堂贯斗牛”也与“怒发冲冠”、“壮怀激烈”异曲同工。
再如,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驻军宜兴县,因事到附近的广德军去公干,在其地金沙寺的墙壁上写了一段《题记》中的“俟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他时过此,得勒金石,不胜快哉!”与《满江红》中的“带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内容基本一致。显然,《满江红》词是岳飞内心真实思想感情的流露,后人不必纠缠于一些琐碎的枝节。

特别是唐圭璋先生所编之《全宋词》中,收有岳飞之另一首《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该词有岳飞之手书墨迹,并有谢升孙、宋克、文徵明所写的跋。其下阕云:“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其气势、思想内容、遣词用语,与《满江红?写怀》如出一辙。如果肯定《满江红 登黄鹤楼有感》为岳飞所作,能说《满江红 写怀》不是岳飞的作品吗?

综上所述可见:怀疑派学者所提出的《满江红》词非岳飞真作的依据没有一条是能够成立。因此,最后所能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满江红》词无可置疑地是岳飞的真作,怀疑派学者立论的目的,是想借此否定中国历史上的民族精神。

事实上,企图否定《满江红》词为岳飞真作的发端人,是当时在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华北临时政府”控制下的辅仁大学执教的余嘉锡(1884—1955年)。20世纪30年代,在日伪政权控制的辅仁大学执教的余嘉锡在所著《四库提要辨证》中首先宣称《满江红》词非岳飞真作,而为明人伪托。余氏提出的问题是一个学术问题,但在当时却颇具政治色彩。因为在抗日战争期间,岳飞《满江红》词曲作为激励国人抗战的精神武器,被广泛传唱。
楼主 岳王爷万古流芳  发布于 2014-12-25 15:53:51 +0800 CST  
@希声裔 2014-12-25 18:03:44
凡毁贬岳飞的,都是汉族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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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知灼见!
楼主 岳王爷万古流芳  发布于 2014-12-25 21:04:23 +0800 CST  
@希声裔 2014-12-25 18:03:44
凡毁贬岳飞的,都是汉族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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诋毁岳飞的人大概有这几类:
1.日伪汉奸
2.当代汉奸,美分党
3.满清余孽,八旗子弟
4.认秦桧为祖宗的人
5. 某些哗众取宠的文痞

楼主 岳王爷万古流芳  发布于 2015-01-03 22:35:28 +0800 CST  
@胡瓜 2015-01-03 22:54:30
你神经能否正常一些?自己以政治目的“考证”却笑话他人事政治目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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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这个精神错乱的狗汉奸又在喷粪!
楼主 岳王爷万古流芳  发布于 2015-01-05 23:36:07 +0800 CST  
@一天七杯茶 2014-12-17 12:10:26
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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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转载
楼主 岳王爷万古流芳  发布于 2015-01-06 23:42:11 +0800 CST  
@京师布衣 2015-01-18 07:55:23
天涯的鞑子挺多啊。顶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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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欢迎转载
楼主 岳王爷万古流芳  发布于 2015-01-27 22:34:53 +0800 CST  
@一天七杯茶 2015-01-08 16: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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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楼主 岳王爷万古流芳  发布于 2015-01-27 23:37:03 +0800 CST  

楼主:岳王爷万古流芳

字数:42156

发表时间:2014-12-16 08:31:00 +0800 CST

更新时间:2016-05-13 22:54:34 +0800 CST

评论数:76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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