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断岳家军颍昌之战杀金兵实为五千,至少有八条重要的依据!


推断岳家军颍昌之战杀金兵实为五千,至少有八条重要的依据,具体如下:

1. 颍昌之战的捷奏本来有前后两份,而现存的那份颖昌捷奏(即《鄂国金佗稡编》卷16收录的《王贵颖昌捷奏》)仅为在战斗结束不久的初步统计,故比较粗略,况且捷奏中明确提到将“续具数目供申次”,也即要进行全面统计后再提供补充战果。

据此,王贵当将“续具”捷奏上报,但那份详尽反映颍昌之战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

2. 须知在古代战场上,限于战局和其他各项条件,先行统计部分战果后上报,再进行补充的颇为常见。如果仅据留存下来的首份颖昌捷奏中的统计来判断颖昌之战的全部战果,显然远非严谨客观。

例如宋与吐蕃的三都谷之战,首份战报说斩首一千,最后的统计结果却是斩获一万。

狄青平定农智高的决战中斩首5千级,其中有3千级是战后检查敌方营寨后获得的;

廉良口大捷战斗中不过获得敌人首级五百级,战后清扫统计达两千级之多。

3. 金国与西夏皆以骑兵为主,然而据与岳飞同时代的宋将吴阶和吴磷的经验,宋军与西夏骑兵作战时在二进却之间即可定胜负,而金国女真骑兵则极富坚忍性,“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善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参见《三朝北盟会编》或《宋史》卷366《吴玠传》《吴璘传》)。

显然,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

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更何况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

并且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进而迫使金军大败而逃,势必已经重创金军。

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并能击败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进而缴获包括战马、金、鼓、旗、枪、器甲在内的众多武器装备,这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

4. 试想,在颖昌之战中,金兵参战人数为“三万余骑”(且还有很多后续部队),岳家军参战人数在两万多,双方自“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激战约4-6个小时,结果是岳家军在这样惨烈持久的主力会战中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并“大获胜捷”。

显而易见,除非是金国女真主力部队损失惨重,否则金兵是不会败逃的,而岳家军的杀敌数目则肯定是很多的,否则就谈不上什么“大获胜捷”了。

5. 然而根据现存颖昌捷奏所提供的数据,“贼兵横尸满野”才“约五百余人”,——也即五六万大军激战5小时,岳家军“大获胜捷”的结果仅仅是金兵被杀500,也即每500人对战一小时,金国军队仅仅才损失1人。这个数字显然已经超越了玩笑,一边倒的胜利都不至于赢到如此轻松,更不必说金国军队还“贼尸遍野”,大败而逃了。

事实上,双方本是性命相搏,主将又是王贵、岳云、兀术、韩常等悍将,又都带领着各自最精锐部队、在一个相对明确且较小的地区内对决,哪怕是赤手空拳的掐架,每500人一小时内打死10个以上总不成问题吧。

6. 就这份初步的颖昌大捷战果统计来说,阵斩万户一人、千户五人已经是出色的战绩。万户被斩,意味着他所统领的一万人建制的金兵部队已遭重创,而且,这是兀术最为精锐的亲军。

7. 再者,杀敌500人中即统计到有万户,如后续无法统计出相应的杀敌数目,则很容易被朝廷质疑战报有假。作为老于行伍的宿将,王贵还不至于犯此低级错误。

事实上,南宋朝廷也从未曾以任何方式质疑过颖昌大捷的战果。颖昌大捷的全面战果,自当更为惊人。

8. 关于岳家军颍昌大捷的战果,《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虏大败,死者五千余人。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并千户五人,擒渤海、汉儿都提点、千户王松寿,女真、汉儿都提点、千户张来孙,千户阿黎不,左班祗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余人,获马三千余匹及雪护阑马一匹,金印七枚以献。兀术狼狈遁去,副统军粘汗孛堇重创,舆至京师而死。”

《鄂王行实编年》所载“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绝非虚言,关于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早就明确指出。据《金史》卷55《百官志》记载:“正三品,上曰龙虎卫上将军,中曰金吾卫上将军,下曰骠骑卫上将军”,而在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也即金熙宗天眷三年之时,金国已经颁行此“汉官之制”。

当时随兀术侵宋的汉奸李成的官阶是从三品的奉国上将军,韩常的官阶为正四品的昭武大将军,上将军夏金吾就是姓夏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而据《金史》卷 57《百官志》记载:“统军司(河南、山西、陕西、益都):使一员,正三品,督领军马,镇慑封陲,分营卫,视察奸”,由此可知,夏姓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之实职正是统军使,而他的虚阶也和实职之官品一致。

王曾瑜先生还指出,姓夏的金吾卫上将军即是兀术女婿,然而今存文献中没有女真人使用夏姓的例证,故此人可能不是女真人,并且当时的金国也不存在女真人与汉人通婚的禁令。而留存下来的王贵颍昌捷奏所载“当阵杀死万户一人”,估计即为此人。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颍昌之战的战绩,甚为具体,当另有所据,其中所列出的战果应来源于颍昌之战的那份已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早就指出了。

——因为留存下来的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都收录在《鄂国金佗稡编》卷10~卷19《家集》之中,现代人没有见到颍昌之战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不代表《鄂国金佗稡编》的编者岳珂也没见到!

须知在南宋灭亡之后,《鄂国金佗稡编》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元人重刻《鄂国金佗稡编》,时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刻书已有一百多年,《鄂国金佗稡编》的宋刻本残存甚少,元朝末年重刻的《鄂国金佗稡编》其实主要是将一些宋刻残本拼凑成书,故刻印时已经有不少缺页和缺字,此后各个版本基本都是以元朝末年重刻的那个版本为依据,所以都有残缺。




楼主 唐宋历史  发布于 2010-12-11 20:04:00 +0800 CST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六月初,岳飞正式自鄂州(今湖北武昌,当时是岳家军的大本营)出兵北上抗金。而岳家军全军出击,并收复河南州郡要害,则是公元1140年六月中旬之后的事情。

经过六月、闰六月和七月的大战,岳家军连战皆捷、凯歌猛进,席卷京西、兵临大河,相继收复了从洛阳到陈州、蔡州之间的许多战略要地,基本完成了扫清东京开封府外围据点的作战计划,形成东西并进,夹击盘踞东京汴梁之金国军队主力的态势。

公元1140年(南宋绍兴十年,金国天眷三年)七月上旬和中旬,在最有利于金国女真骑兵发挥威力的天时和地利条件下,岳家军在兵力尚未集中的情况下以寡击众,在平原旷野地区的进行的野战中获胜,先后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击败金军主力,并集结兵力,乘胜进军至距离东京开封府仅四十里的朱仙镇。这标志着宋金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颍昌大捷和郾城大捷,都是空前的胜利,其意义非凡。


关于郾城之战:

《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秋七月)己酉,岳飞及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

南宋史学家徐梦莘所著《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八日己酉,岳飞及金人兀术战于郾城县,败之” ;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己酉)是日,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自与越国王宗弼战于郾城县,败之,杀其裨将”;

宋人李植所著《皇宋十朝纲要》卷23记载:“(绍兴十年七月)飞驻兵郾城县,丙午,金人来攻,飞出,与战,破之。己酉,兀术、龙虎大王复举兵来攻,战于县北二十余里,又败之。”

相比其他史书,《皇宋十朝纲要》一书关于岳飞郾城战事的记载还提到了七月五日之战。


关于岳家军郾城再战破敌之事:

《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十日辛亥,岳飞败金人于郾城县。是日,杀金人将阿李朵孛堇”,;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也提到:“飞再破兀术于郾城县,杀其将阿李朵孛堇”;

《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候与兀术战郾城县,败之,再战,又败之”;

《皇宋十朝纲要》卷23记载:“辛亥,金人再犯郾城,诸军战少却,岳飞遣其子云率兵进战,破之。”


关于颍昌之战:

《宋史》卷29《高宗本纪》记载:“(绍兴十年秋七月)乙卯,金人攻颍昌,岳飞遣将王贵、姚政合兵力战,败之”;

《三朝北盟会编》卷204记载:“(绍兴十年七月)十四日乙卯,岳飞统制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府”;

《三朝北盟会编》卷208《林泉野记》提到:“王贵、姚政败兀术于颍昌”;

《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7记载:“(绍兴十年七月乙卯)湖北、京西宣抚司都统制王贵、统制官姚政及金人战于颍昌府,败之”;

《鄂国金陀粹编》卷28《吴拯编鄂王事》记载:“王贵、姚政与兀术战于颍昌府,败之”;

《呻吟语》也提到:“兀术犹骄横,所向无敌。自韩世忠败之黄天荡,吴璘败之和尚原,岳少保败之颍昌,锐气渐消。”

以上记载出处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全都明明白白地记载了同样的史实,那就是绍兴十年(1140年)岳家军先后在郾城和颍昌两地击败了金国军队主力,取得了非凡的胜利!

以上那些记载可全都不是岳飞孙子岳珂写的,它们都可以印证岳珂《鄂王行实编年》关于郾城大捷和颍昌大捷的记载。

(附注:《鄂王行实编年》其实是岳珂在南宋国子博士顾杞所整理出来的那份岳飞传记草稿的基础上,增补部分资料,进行整理加工著成的。在写成以后“曾经朝廷察阅,奉准宣付史官”,即由南宋朝廷审查承认并保管下来,其实具有与其他正史相仿的地位,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楼主 唐宋历史  发布于 2010-12-11 20:11:10 +0800 CST  


断定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岳家军杀伤并重创金兵的主要是女真骑兵的关键点:

当时的金军“已如强弩之末”,金国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又“不达时变,贪而无亲,将自取毙”(《攻愧集》卷95,《签书枢密院事赠资政殿大学士节愍王公神道碑》)。由于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和金国女真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尤其是连年侵宋,耗费了金国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金国将士厌战,士气低落,军力日弱。

金军统帅完颜兀术(宗弼)的心腹、悍将韩常在夜饮时,对人坦白说:“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三朝北盟会编》卷17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绍兴九年冬)

《三朝北盟会编》卷178《金虏节要》记载:『自粘罕死,穹庐内乱,太行啸聚蜂起。乌陵思谋每夜展转无寐,或披衣而坐,喟然而叹曰:「可惜官人备历艰阻,以取天下,而今为数小子坏之,我未知其死所矣!」(粘罕之家,呼粘罕为官人。思谋,粘罕家人也。数小子者,谓今虏主亶之辈也)。改官职,授宁远大将军,还沁南军节度使,知怀州。太行义士破怀州万善镇,思谋率兵保城,集父老谕之曰:「尔等各抚谕子弟,无得扇摇,南朝军来,吾开门纳王师。」其奸诈如此』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33记载:『绍兴九年冬)太行义士又攻怀州万善镇,破之。守臣乌陵葛思谋率军民城守。思谋自金国内乱,每夜披衣而坐,喟然而叹曰:「可惜官人备历艰险,以取天下,而今为数小子坏之,我未知其死所矣!」官人谓尼玛哈(粘罕)也。』

金太祖完颜阿骨打(汉名旻)于公元1114年誓师起兵,公元1115年建国号大金。在这之后,金国女真兵几乎每年都要打仗。到公元1140年宋金再次开战之时,总人数本来就不多的金国女真兵已经持续打了二十多年的仗。

战死沙场的金兵金将累积起来有很多,老死病死的金兵金将也不少,死于内讧的金国良将同样不在少数,而贪图享乐且骄惰厌战的金兵金将则更加多(注:这些“金兵金将”主要是女真本民族的,他们享有很多特权,也最善战,他们是金国军队的主力和中坚)。

据《金史》志25《兵志》记载:『(金国女真兵)驯致极盛,乃自患其宗族国人之多,积其猜疑,卒自戕贼,遂致强本刊落,醇风锲薄,将帅携离,兵士骄惰。』

而经过几十年的频繁战争消耗,曾经骁勇善战的女真兵所剩无几,而女真本民族的人口本来就比较少,于是金国女真统治者们不得不从契丹人、渤海人、奚人和汉人中征调大量兵员补充。

但是,由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军队不仅战斗力比不上女真兵,而且对金国的忠诚度也没有保证,金国将领甚至还要带着女真兵去“押解”那些“剃头签军”上阵。更难以让金国女真人放心的则是,一旦金国军队作战失利,由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征入伍的那些异族人拼凑而成的“剃头签军”不仅有可能临阵脱逃,而且还有可能会临阵倒戈。

《金虏图经》记载金军“专尚骑”,骑兵是早期金国唯一的正规军,金军中的步兵基本都由被强征入伍汉人签军充当,汉人签军不是常备的正规军,其作用“惟运薪水,掘壕堑,张虚势,般粮草而已”。

同时,汉人签军在金军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位,他们本来多是汉族平民百姓,被金国女真人强征入伍,平时饱受女真人的压迫奴役,在战时又被金兵驱使着上前线、当炮灰,是一群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

而且汉人签军普遍十分怨恨金人十分,作战不会很卖力,但一有机会,他们就想逃走或是投靠宋军。假如后面没有金兵金将的压阵,那些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制充当炮灰的汉人签军早就临阵脱逃或者是临阵倒戈了!

很显然,金军是不可能依靠那些汉人签军去当主力并冲锋陷阵的!

在与宋朝最有战斗力的抗金劲旅岳家军作战时,没有战斗力的乌合之众汉人签军显然更不可能充当金军的中坚力量的,在真正对阵交战时,那些深受女真人压迫而被强制充当炮灰的汉人签军的作用最多只能是虚张声势。

金军的中坚力量和作战的主力部队只能是作为金国唯一的正规军女真骑兵!

《三朝北盟会编》中记载了南宋大将吴磷的一段话“磷与先兄束发从军,屡战西戎,不过一进却之间,胜负决矣。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胜之之道,非屡与之角者,莫能尽知,然其要在用所长,去所短而已”。

关于金国女真骑兵作战坚韧耐战特点的类似描述还可见于《宋史》卷366《吴玠传》和《吴璘传》。

金国与西夏皆以骑兵为主,然而据曾长期与金国、西夏作战的宋将吴阶和吴磷的经验之谈,与西夏骑兵作战时在二进却之间即可定胜负,而金国女真骑兵则极富坚忍性,“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善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三朝北盟会编》还记载“虏流有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

事实上,在郾城之战中,参战的金兵仅作为先头部队的精锐骑兵就有一万五千多骑;而在颍昌之战中,参战的金国女真骑兵有三万多骑。显然,金军主要依靠他们来很岳家军作战。

假如岳家军没有在激战中给予作为金军的中坚力量的女真骑兵以重大杀伤,那么金军是不会败逃的!——须知金军统帅完颜宗弼(兀术)原本想要倚仗人多势众取胜,进而利用岳家军兵力分散之机来一举摧毁岳家军的指挥中枢,金军统帅亲自出马带出的正是金军主力和王牌部队。

很显然,在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中,岳家军给予那些以女真骑兵为中坚和主要作战力量的金军以重大杀伤,从而击败了金国都元帅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军主力部队,迫使骁勇善战的女真兵败逃!


楼主 唐宋历史  发布于 2010-12-11 20:23:27 +0800 CST  


更多分析:


(1).岳飞北伐捷奏佚失的例子

得以留存下来的关于北伐战事的岳飞奏章以及南宋朝廷答复岳飞奏章的诏书无疑是研究岳家军北伐战绩战况的第一手原始资料。

绍兴十年(1140年)岳飞北伐共留存捷奏13份,记载17个相关战事。但是与其他史料对照,可以发现这些捷奏远不能涵括当年的全部战况。事实上,绍兴十年岳飞的第四次北伐也同前三次一样,得以流传后世的捷奏决非完整无损,而是残缺不全的。有些战役的捷奏已经佚失,又有些战役,虽有捷奏传世,但反映详细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

例如,《宋史 高宗本纪》中记载的“(绍兴十年六月)岳飞领兵援刘锜,与金人战于蔡州,败之,复蔡州”,此战的捷奏就已佚失;《三朝北盟会编》卷202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二十三日丙寅,岳飞军统领孙显大破金人排蛮千户于陈、蔡州界”,排蛮即裴满,是女真人的姓,孙显败女真裴满千户之战的捷奏也已佚失;《建年以来系年要录》卷136记载:“(绍兴十年六月丙辰)是日,湖北、京西宣抚司统制官牛皋及金人战于京西,败之”,《宋史》卷29《高宗纪》的记事提到:“六月十三日丙辰,牛皋在京西败金兵”,京西即京西路。牛皋在京西路败金兵的捷奏同样已佚失;《宋史 牛皋传》有“金人渝盟,飞命皋出师,战汴、许间,以功最,除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成德军承宣使”,但牛皋“战汴、许间”虽然“功最”,却无一份捷奏传世。

除此之外,岳家军在郾城和颖昌取得的两次关键大捷的补充战报捷奏也没能留存于世。

总的说来,得以留存于世的这13份捷奏,只是当年战争记载中的残章断简,无法准确地反映战事全貌。甚至,这些捷奏本身(尤其是与战果直接相关的具体数据)还存在明显的被篡改的痕迹。


(2).岳飞北伐捷奏遭篡改的例子

郾城和颖昌两次关键大捷的战报都有佚失。以留存下来的岳飞部将王贵颖昌捷奏为例,捷奏中说:“今月十四日辰时以来,有番贼四太子、镇国大王、并昭武大将军韩常及番贼万户四人,亲领番兵马军三万余骑,直抵颍昌府西门外摆列。贵遂令踏白军统制董先、选锋军副统制胡清守城。贵亲统中军、游奕军人马,并机宜岳云将带到背嵬军出城迎战。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当阵杀死万户一人,千户五人。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重伤番贼不知数目。其夺到战马、金、鼓、旗、枪、器甲等不计其数,见行根刷,续具数目供申次。委是大获胜捷。”

颍昌之战的捷奏本来有前后两份,而现存的那份颖昌捷奏(即《鄂国金佗稡编》卷16收录的《王贵颖昌捷奏》)仅为在战斗结束不久的初步统计,故比较粗略,况且捷奏中明确提到将“续具数目供申次”,也即要进行全面统计后再提供补充战果。据此,王贵当将“续具”捷奏上报,但那份详尽反映颍昌之战战果的后续补充捷奏却已佚失。此外,须知在古代战场上,限于战局和其他各项条件,先行统计部分战果后上报,再进行补充的颇为常见。如果仅据留存下来的首份颖昌捷奏中的统计来判断颖昌之战的全部战果,显然远非严谨客观。例如,宋与吐蕃的三都谷之战,首份战报说斩首一千,战后清扫战场获得敌人死尸万余;廉良口大捷在战斗中不过获得敌军五百首级,然而战后清扫统计却达两千级之多;关于狄青平定农智高的决战,宋史记载的斩首5千级中有3千级是战后检查敌方营寨后获得的。

金国与西夏皆以骑兵为主,然而据与岳飞同时代的宋将吴阶和吴磷的经验,宋军与西夏骑兵作战时在二进却之间即可定胜负,而金国女真骑兵则极富坚忍性,“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善乎往来冲突,更进迭却”(参见《三朝北盟会编》或《宋史》卷366《吴玠传》《吴璘传》)。显然,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

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更何况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之间发生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并且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并能击败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进而缴获包括战马、金、鼓、旗、枪、器甲在内的众多武器装备,这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

试想,在颖昌之战中,金兵参战人数为“三万余骑”(且还有很多后续部队),岳家军参战人数在两万多,双方自“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激战约4-6个小时,结果是岳家军在这样惨烈持久的主力会战中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并“大获胜捷”。显而易见,除非是金国女真主力部队损失惨重,否则金兵是不会败逃的,而岳家军的杀敌数目则肯定是很多的,否则就谈不上什么“大获胜捷”了。

然而根据现存颖昌捷奏所提供的数据,“贼兵横尸满野”才“约五百余人”,——也即五六万大军激战5小时,岳家军“大获胜捷”的结果仅仅是金兵被杀500,也即每500人对战一小时,金国军队仅仅才损失1人。这个数字显然已经超越了玩笑,一边倒的胜利都不至于赢到如此轻松,更不必说金国军队还“贼尸遍野”,大败而逃了。

事实上,双方本是性命相搏,主将又是王贵、岳云、兀术、韩常等悍将,又都带领着各自最精锐部队、在一个相对明确且较小的地区内对决,哪怕是赤手空拳的掐架,每500人一小时内打死10个以上总不成问题吧。就这份初步的颖昌大捷战果统计来说,阵斩万户一人、千户五人已经是出色的战绩。万户被斩,意味着他所统领的一万人建制的金兵部队已遭重创,而且,这是兀术最为精锐的亲军。再者,杀敌500人中即统计到有万户,如后续无法统计出相应的杀敌数目,则很容易被朝廷质疑战报有假。作为老于行伍的宿将,王贵还不至于犯此低级错误。事实上,南宋朝廷也从未曾以任何方式质疑过颖昌大捷的战果。颖昌大捷的全面战果,自当更为惊人。

关于岳家军颍昌大捷的战果,《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虏大败,死者五千余人。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并千户五人,擒渤海、汉儿都提点、千户王松寿,女真、汉儿都提点、千户张来孙,千户阿黎不,左班祗候承制田瓘以下七十八人,小番二千余人,获马三千余匹及雪护阑马一匹,金印七枚以献。兀术狼狈遁去,副统军粘汗孛堇重创,舆至京师而死。”

《鄂国金佗稡编》卷8《鄂王行实编年》记载颍昌之战的战绩,甚为具体,当另有所据,其中所列出的战果应来源于颍昌之战的那份已佚失的后续补充捷奏,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早就指出了。——因为留存下来的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捷奏都收录在《鄂国金佗稡编》卷10~卷19《家集》之中,现代人没有见到颍昌之战的那份后续补充捷奏,不代表《鄂国金佗稡编》的编者岳珂也没见到!

须知在南宋灭亡之后,《鄂国金佗稡编》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元人重刻《鄂国金佗稡编》,时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刻书已有一百多年,《鄂国金佗稡编》的宋刻本残存甚少,元朝末年重刻的《鄂国金佗稡编》其实主要是将一些宋刻残本拼凑成书,故刻印时已经有不少缺页和缺字,此后各个版本基本都是以元朝末年重刻的那个版本为依据,所以都有残缺。

《鄂王行实编年》所载“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失其名)”绝非虚言,关于这一点,宋史研究泰斗王曾瑜先生曾明确指出。据《金史》卷55《百官志》记载:“正三品,上曰龙虎卫上将军,中曰金吾卫上将军,下曰骠骑卫上将军。从三品,上曰奉国上将军,中曰辅国上将军,下曰镇国上将军。正四品,上曰昭武大将军,中曰昭毅大将军,下曰昭勇大将军”,而在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也即金熙宗天眷三年之时,金国已经颁行此“汉官之制”。当时随兀术侵宋的汉奸李成的官阶是从三品的奉国上将军,韩常的官阶为正四品的昭武大将军,上将军夏金吾就是姓夏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而据《金史》卷 57《百官志》记载:“统军司(河南、山西、陕西、益都):使一员,正三品,督领军马,镇慑封陲,分营卫,视察奸。副统军一员,正四品”,由此可知,夏姓的正三品金吾卫上将军之实职正是统军使,而他的虚阶也和实职之官品一致。王曾瑜先生还指出,姓夏的金吾卫上将军即是兀术女婿,然而今存文献中没有女真人使用夏姓的例证,故此人可能不是女真人,而留存下来的王贵颍昌捷奏所言“当阵杀死万户一人”,估计即为此人。

值得一提的是,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留存于世的13份捷奏中,含大捷4份,胜捷9份。除了颖昌大捷捷奏中令人难以置信的五百,其他三次大捷捷奏的歼敌数目都未能留存下来;而在9份胜捷中,复南城军捷奏提到了具体歼敌数目,有“杀死贼兵三千余人”的记录,却只说是“委获胜捷”。这从另一方面说明,歼敌三千余人在绍兴十年岳飞北伐战事中,只算胜捷,尚不能算大捷。

大捷较之胜捷,显然战果更大,意义更重要。歼敌数目虽只是衡量战果的指标之一,但一般来说,大捷的歼敌数目应超出胜捷。很显然,留存下来的颖昌捷奏中的杀敌“五百余人”的数据明显与王贵在捷奏中称颖昌之战“大获胜捷”的事实不符。故留存下来的那份颖昌捷奏中的“贼兵横尸满野,约五百余人”的杀敌数目是很令人怀疑的,这个数据存在明显的被篡改过的痕迹,——可能原本记录的是五千,但是却被某些奸佞之徒(比如秦桧及其党羽)改成了五百,以致欺弄后人八百年,让不少人困惑不已。

事实上,只要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一个关键问题,即留存下来的岳飞北伐捷奏中的歼敌数目要么不翼而飞,要么不合情理。下面再举几个例子。

在《河北颖昌诸捷奏》中,歼敌数目的关键问题再次显示出来。只是,这次的方式明显不同。该捷奏写到:“兴等躬亲统押人马,分头前去迎敌,虞贼血战,自辰时至午时,其贼大败。杀死金贼,一十余里横尸遍野,并夺到器械……”

其中“杀死金贼”之后明显应接数目字,如果不是歼敌具体数目,则应是歼敌比例,然而,这个数字却硬生生地不见了。《河北颖昌诸捷奏》中很明显有数据方面的统计,例如“贼马一万余人骑”,“剿杀金贼步军八分以上”等等,最后唯独歼敌总数这一最重要的数据却影无踪!

而在留存下来的《陈州颍昌捷奏》中,与战果直接相关的具体杀敌数目以及岳家军夺得的战马数目也很明显地被删削了!

现将《陈州颍昌捷奏》全文抄录如下:

“武胜、定国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抚使、兼营田大使、河南、北诸路招讨使臣岳飞状奏:

「今据诸军申到收复下项:据前军统制张宪申:『将带诸统制、将官前去措置陈州。闰六月二十四日午时,离陈州十五里,逢贼马军三千余骑见阵掩杀,其众望城奔走。遂分诸头项并进,离城数里,有番贼翟将军等,并添到东京一带差来贼马,摆布大阵。宪遂鼓率将士,分头入阵掩击,其贼败走,已收复陈州了当。除杀死外,生擒到番贼王太保等,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

据踏白军统制董先、游奕军统制姚政等申:『统率军马,在颍昌府驻札。闰六月二十五日辰时,有番贼取长葛县路前来。先即时同姚政等统率军马,出城迎敌。到城北七里店,逢镇国大王并韩将军、邪也孛堇贼马六千余骑,摆布成阵。先与姚政等分头项径入贼阵,战斗及一时辰,其贼败走,追杀三十余里。除杀死外,擒到人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 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很明显,《陈州颍昌捷奏》中“除杀死外,生擒到番贼王太保等,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一句中的“杀死”后面显然本应有具体的人数,“夺到鞍马”后面显然也应有具体数目,但是这些反映具体战果的重要数字却硬生生地不见了!而“除杀死外,擒到人并夺到鞍马等,委获胜捷”一句中的“擒到人”、“夺到鞍马”后面显然应该有具体的数字,但是这些与战果直接相关的重要数字也不翼而飞了!

在《河北颖昌诸捷奏》以及《陈州颍昌捷奏》之外的其他一些岳飞北伐捷奏中,也能找到一些因原文遭删削改动而不通顺的例子,这些都令人怀疑留存下来的捷奏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3).经过以上分析考辨之后,我们很自然地会想起以下这些事实: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由于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等当权者的暗算和陷害,爱国将领岳飞竟惨遭横死;十四年后(公元1155年),秦桧方才寿终正寝,这期间秦桧独揽大权。在秦桧长达十四年的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

岳飞自从戎之日起,即以“光复失地,驱逐胡虏”为己任,而这与一味苟且偷安的宋高宗赵构以及不惜卖国求荣的奸相秦桧之流是不能兼容的。虽然岳飞屡建奇勋,战功累累,但是秦桧及其党羽又怎么可能将岳飞的功绩战果归档入他们编修的南宋“国史”呢?

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绍兴三十三年史宫张震上奏:“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丙戌)。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挥尘后录》卷一)。

南宋的一个史官还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 ——在岳飞生前,秦桧尚且如此不遗余力地隐毁岳飞的战功战绩,在岳飞惨遭杀害之后,秦桧独揽大权十四年,秦桧及其同党删削档案、篡改史实的活动就更加明目张胆、肆无忌惮。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宋史 秦桧传》记载:“桧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进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还,自颂桧功德凡二千余言,使著作郎王扬英、周执羔上之,皆迁秩。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

以上这些记载表明:自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再相之后,南宋国史由其子秦熺主持修订,并且秦桧禁止私人修史,自此“无复有公是非”,而秦熺对南宋国史的篡改,也远不止于绍兴八年之后,此前相关的史料也未逃其手。从建炎元年到绍兴十二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前就将这部分日历编撰完成(参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48,或《宋史》卷473《秦桧传》)

岳飞冤案平反后,岳飞三子岳霖开始收集整理与父亲相关的各种文献资料,未成而卒,岳霖临终时嘱咐其子岳珂:“先公之忠未显,冤未白,事实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没。余初罹大祸,漂泊囚螺。及至仕途,而考于见闻,访于遗卒,掇拾而未及上,余罪也。苟能卒父志,雪尔祖之冤,吾死瞑目矣!”岳珂承继父业,将收集到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被诬始末资料,以及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加上为岳飞辨冤的考证,以及时人关于岳飞的著述旧闻和部分传记汇集在一起,编成《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保存了不少关于岳飞的原始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留存于世的捷奏都收录在《金佗稡编<家集>》中,编者岳珂在序中写道:“得于故吏之所录,或传于遗藁之所存,或备于堂剳之文移”……总之,主要是“搜访旧闻”。岳珂写序时,已距绍兴十年六十余载。家集中仅有少数文件曾找到了原件,如出师一奏,和岳飞的亲笔参校之下我们发现:录稿和原件间的文字歧异颇多。

尤其需要后人注意的是,绍兴十一年正月(1142年1月)岳飞被冤杀之后,岳飞家被抄,岳飞生前的大部分奏折被秦桧同党收去。在岳飞冤案平反之后的淳熙五年(即1178年),宋孝宗诏见岳飞三子岳霖,岳霖上疏请求归还宋高宗当年赐岳飞的御札、手诏以及岳飞的奏折,宋孝宗诏令:准左藏南库还之。岳霖之子岳珂所著《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中收录的岳飞捷奏(包括上文所提到那些捷奏),其实大部分来源于岳霖向宋孝宗要回的那些文件档案,而这些文件档案当初曾被秦桧同党从岳飞家收走。

考虑到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及其党羽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地删削隐毁,以压低岳飞的功劳,故我们不能排除秦桧及其党羽销毁了许多反映岳飞战功的捷奏,也不能确定留存下来的反映岳家军北伐战果的岳飞捷奏之原文是否已经遭到秦桧及其党羽的删削篡改。故那些留存于世的捷奏中的某些记载,尤其是其中涉及战果的具体数据,显然也需要旁证分析和考证推断。

宋史研究泰斗邓广铭先生和王曾瑜先生都曾指出,由于秦桧专权期间对史实的删削、隐毁、篡改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足以歪曲事实、混淆视听,故对于当时留存下来的资料,不应盲从,而应综合分析其来源,并结合其他史料加以考证,将秦桧删削篡改史实的影响加以考量,这样才能尽量客观如实地还原历史。

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需要指出。即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岳飞表奏、战报、诗文旧事、被诬始末资料,以及宋高宗给岳飞的御札、手诏等原始史料其实都被收录在《鄂国金陀粹编》中并通过《鄂国金陀粹编》的刻印而得以留存后世的。

而现存的《鄂国金陀粹编》(以下简称《金陀粹编》)其实有三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元朝至正二十三年刻板的明印本,简称“至正本”,现在北京图书馆有藏书。岳珂所编辑的《金佗稡编》成书之后曾经在南宋嘉兴府和江南西路刻印,南宋灭亡之后,《金佗稡编》的原刻本散佚。到了元朝至正二十三年(1363),“江浙行省中书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枢密事吴陵张公,命断事官经历吴郡朱元佑重刻之”,此即元朝“至正本”。时值元朝末年,上距岳珂的三次刻书已有一百多年,《金佗稡编》的宋刻本残存甚少,元朝“至正本”其实主要是将一些宋刻残本拼凑成书,故刻印时已经有不少缺页和缺字。

第二个版本是明朝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刻本,到了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黄日敬进行了一次校补,此即明朝“嘉靖本”,现在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都有藏书。由于明朝“嘉靖本”来源于元朝“至正本”,故其因袭了元朝“至正本”中所存在的缺页和缺字等问题。到了清朝时期,满清统治者又大兴文字狱,收缴全国的藏书,当满清御用文人们编撰《四库全书》时,又对所收录的明朝“嘉靖本”《金佗稡编》作了不少篡改。

第三个版本是清朝光绪七年(1881年)浙江书局刻本,简称“浙本”。“浙本”来源于遭篡改的明朝“嘉靖本”,是现在通行的版本,也是错讹最多的版本。

由此可见,《金陀粹编》最早的刻本,即岳珂的宋刻本早已散佚,而元朝“至正本”和明朝“嘉靖本”不仅留存甚少,而且还有不少缺页和缺字。最可惜的是现在广为流传的“浙本”《金陀粹编》其实又是因袭满清编《四库全书》时篡改过的“嘉靖本”。这些也对包括岳飞北伐捷奏在内的原始史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造成了不容低估的消极影响。

综上可知留存于世的岳飞北伐捷奏中的某些记载,尤其是其中涉及战果的具体数据,显然需要旁证分析和考证推断。如果仅凭残存于世的部分捷奏的记载而否定岳飞绍兴十年北伐所取得的战绩和意义,显然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也是不合情理且十分不公的。



楼主 唐宋历史  发布于 2010-12-11 20:26:38 +0800 CST  



辟谣贴!


楼主 唐宋历史  发布于 2010-12-11 20:33:52 +0800 CST  
作者:ZenithZ 回复日期:2010-12-13 12:32:09

翻遍了各种书籍杂记也找不到所谓的第二份奏折,就只能闭着眼睛想象了。不知这样的算史家,还是忽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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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你那猪狗祖宗“秦谬丑”删销篡改了,你别装着不知道!

(当代汉奸“ZenithZ”(据网友透露,“ZenithZ”是秦桧的后代)较为狡猾,他比较会伪装,会作出一个道貌岸然的“学究”样,但是他擅长“放枪”、“打游击”,到处兴风作浪,很多帖子上都留下了他老人家不择手段地抹黑岳飞、不遗余力地为汉奸、卖国贼翻案,进而推销汉奸文化和奴才哲学的忙碌身影!)


南宋绍兴十一年除夕(公元1142年1月),由于奉行妥协投降政策的赵构、秦桧等当权者的暗算和陷害,爱国将领岳飞竟惨遭横死;十四年后(公元1155年),秦桧方才寿终正寝,这期间秦桧独揽大权。

在秦桧长达十四年的专权期间,秦桧始终以宰相兼领“监修国史”、“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并指派其养子秦熺主编南宋国史编年体的日历和实录,极尽篡改史实之能事。

秦桧还在史馆中大力安插亲信,秉记事之职者“非其子弟即其党羽”,“凡论人章疏,皆桧自操以授言者,识之者曰:‘此老秦笔也’”(《宋史》)

岳飞自从戎之日起,即以“光复失地、驱逐胡虏、恢复旧山河”为己任,而这与一味苟且偷安的宋高宗赵构及不惜卖国求荣的秦桧之流是不能兼容的。

虽然岳飞屡建奇勋,战功累累,但是秦桧及其党羽又怎么可能将岳飞的功绩战果归档入他们编修的南宋“国史”呢?

据南宋的一个史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

在岳飞生前据高位、手握重兵之时,秦桧尚且如此不遗余力地隐毁岳飞的战功战绩,则在岳飞惨遭杀害之后,秦桧独揽大权期间,秦桧及其同党篡改伪造史实的活动就更加肆无忌惮。

事实上,在冤杀岳飞之后,秦桧权倾朝野。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派他的养子秦熺去负责检修南宋的官史,并让其养子和其同党负责管理南宋的国史档案,这帮奸人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销毁。而对于岳飞的许多事迹,秦桧奸党在由他们编修的南宋官史中又多加入了诋毁的成份,这帮奸佞还在由他们编修的南宋官史中故作曲笔,肆意篡改删削史料、颠倒事实以贬损岳飞。

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养子伙同秦桧党羽明目张胆地大肆篡改史实,拼命掩盖秦桧一伙祸国殃民的罪行,还不遗余力地贬损岳飞,甚至刻意删削隐瞒岳飞和岳家军的战功,虚构了不少对岳飞不利的东西,这些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宋史 秦桧传》记载:“桧乞禁野史。又命子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进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五百九十卷。熺因太后北还,自颂桧功德凡二千余言,使著作郎王扬英、周执羔上之,皆迁秩。自桧再相,凡前罢相以来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日历、时政亡失已多,是后记录皆熺笔,无复有公是非矣。”

这条记载表明:自绍兴八年(1138年)秦桧再相之后,南宋国史由秦桧养子秦熺主持修订,自此“无复有公是非”,而秦熺对南宋国史的篡改,也远不止于绍兴八年之后,此前相关的史料也未逃其手。

从建炎元年(1127年)到绍兴十二年(1142年),正是宋金且和且战,南宋抗战派和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盛典时期,包括岳飞从投身抗金战争直到被害所经历的岁月。秦熺在绍兴十三年之前就将这部分国史的日历编撰完成(《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八绍兴十三年二月月辛巳,《宋史》卷四七三《秦桧传》)

经秦熺之流斧削之后,官史中“凡所记录,莫非其党奸谀谄佞之词,不足以传信天下后世”。绍兴三十三年南宋史宫张震上奏说:“自建炎元年至绍兴十二年,日历已成将五百九十卷,多所舛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九八,绍兴三十二年闰二月丙戌)。后来有个叫徐度的官员看了以后,也唯有“太息而已”(《挥尘后录》卷一)。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都是关于南宋高宗朝历史的重要史籍,两书作者分别是南宋史学家徐梦莘(1126-1207)和李心传( 1167 — -1244 年)。

从总体上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和《三朝北盟会编》两书及其作者虽然都肯定岳飞,但是两书之中关于岳飞的许多记述,却是残缺不全、错漏百出,这其实是在相当程度上承受了秦桧专权期间大兴文字狱,大肆篡改官史、严禁私史的恶果。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所著《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研究岳飞的重要史料之一,此书虽然取材广泛,但主要还是以一千卷的《高宗日历》为底本。李心传在《高宗日历》的基础上,参考其他材料,将其删削成为两百卷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不过,李心传虽然精于考辨,但却笃信南宋官修国史、《日历》的某些记述,故南宋官史中不少曾被秦桧父子歪曲过的记述却没有得到更正,这就造成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关于宋高宗朝前期一些史事记载的失真。如对岳飞绍兴六年秋的一次北伐,相对其他史书的记载,岳家军的战绩就被缩小了许多。又如岳飞在绍兴元年冬的一次北伐,在与岳飞同时代的名臣李纲等人的文集中均有记载,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却因袭秦熺所编南宋国史《日历》,对此一无所述。

尽管如此,但考察《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原文可以发现,李心传作为一位传统史家,即使是在因袭了秦桧养子秦熺编撰的国史《日历》等南宋官史材料的情况下,其治史态度也还是较为谨慎的。如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建炎三年十月辛卯条的注文中,李心传写下了如下一段话:“按:此《日历》乃秦桧领史院,秦熺为秘书少监时所修,张孝祥尝乞删改,疑未可尽信,姑附著此,更俟参考云。”综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全书,除了部分因袭官史的材料有待商榷之外,应该说是基本做到了秉笔直书。


南宋史学家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还记载:“桧专政以来,所书圣语有非玉音者。恐不足以垂大训。乃奏删之。”这说明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南宋国史范围之广,甚至对于宋高宗亲口所说的话也敢加以篡改。宋高宗在位三十余年,有大量的语录,想从其中完全去伪存真,显然不甚可能。

谈及与岳飞相关的史料,则秦桧及其党羽删削篡改史料的影响更不可不查。关于这一点,宋史泰斗邓广铭写道:“例如绍兴十年金人背盟南犯,南宋于出师抵御之前,先升迁诸大将的官职,日历中对韩世忠、张俊二人的新职均详为记载,岳飞的却独独不被载入,李心传便于这年六月朔日的记事下附加案语说道:「日历独不载岳飞除命,盖秦熺削之也。」现今以《会要》及《玉堂制草》增入。这证明李心传对于其时国史中关涉到岳飞事功的某些记载,已经不肯完全信任了。但是,因为秦桧父子及其喽罗日夜劳其心计于作伪灭真,牵合弥缝等等的工作上面,致使后来读史的人极容易为所蒙蔽,防不胜防,辨不胜辨,遂又不免入其彀中而不能觉察。所以,即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之中,其所载岳飞言行,因受奸党的欺弄,失于觉察,以至和官史同样诬枉失实的,为数也还不少。”

邓广铭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由此可见,属于(南宋)官史系统中的诸书,其中关于岳飞和岳家军的记载,是包含有很多不可信据的成份在内的。”

就连以南宋皇帝圣旨方式公开颁布的诸大将升迁令,秦桧和秦熺尚能“削之”,那么岳飞递交给南宋朝廷的公文奏章战报,难逃秦桧极其党羽的篡改删销则是显然的。

据南宋的一个史官说:“自(绍兴)八年冬,桧接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捷奏,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考,殆不可一、二数。”

而且由于秦桧专权期间禁止私人修史,私人著述中涉及岳飞的记载,同样遭受了毁灭性的损失。邓广铭指出:“在属于私人著述系统的文集史册当中,其关涉及于岳飞和岳家军的事迹的,若按道理来推测,应当为数极其繁多。因为,从岳飞做小将官之日起,在他的军营中就聚集了不少的文人,到成为大将之日,更特别喜欢招揽学士大夫们,为他讲古道今,擘画参赞,所到之处总是座上之客常满。可以想见,这般居处在岳家军营中的文人学土们,对于这支军队的战绩,对于这位大将的风范,是必然会随时加以记录的。除此以外,岳飞对于其时军界和政界的前辈人物,不论其在朝在野,总不废「往还礼数」,在诸大将中且以他的「书辞」为「最勤」,是则在那般人物的著作当中,也必然会有很多和岳飞互相往复酬答的诗文书札之类。然而,在权奸秦桧的凶焰笼罩了南宋的小天下之后,特别是在岳飞因遭其猜忌而身被横祸之后,其时的学士大夫之群,有的为了希意迎合,有的为了避免祸端,便大都把平素与岳飞往还的文札和关涉到岳飞以及岳家军的记事,自动的加以焚毁删除,不再收辑刊刻于文集或他种著述之内。”

《宋史》虽撰修于元朝末年,但却是在原宋朝官修《国史》的基础上删削而成的,故秦桧及其党羽篡改删销史实的影响在《宋史》中也有所反映。元朝所修的《宋史 高宗纪》主要根据南宋官修国史中的《高宗日历》写成(《高宗日历》、《高宗实录》等南宋官修史书已经失传),南宋史学家李心传则指出:“盖绍兴十二年已前日历皆成于桧子熺之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二,绍兴八年九月乙巳注)。

关于秦桧极其党羽篡改删销史实、禁止私人修史的普遍影响,试以洪皓家书为例说明一下。

洪皓出使金国时被扣留,执节不屈,有宋朝苏武之称。考洪皓当时所居,当在冷山,“距金主所都仅百里”,便于他了解金国内部的实情。当洪皓在《使金上母书》中说道“顺昌之败,岳帅之来,此间振恐”。但是与洪皓的家书《使金上母书》的记载相比,《宋史》对洪皓在金国时向宋廷所传谍报的转述显然是刻意删除了“岳帅之来”这关键的一句,只说“顺昌之役,金人震惧夺魄,燕山珍宝尽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王师亟还,自失机会,今再举尚可。”

然而顺昌之败虽然惨重,尚不至于使金国惊慌到放弃燕地的程度,而在顺昌败后,兀术仍然继续战于河南地。况且宋军并非是在顺昌大捷之后立即撤军的,而是在顺昌战役之后,与金军还有一个多月的战事。这些都与“王师亟还”的记载略有抵牾。

事实上,直到岳飞击败兀术所统率的金国主力部队,兀术才被迫撤退,甚而放弃了汴京,故使金国陷于恐慌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岳帅之来”,然后“金人震惧夺魄,燕山珍宝尽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弃之”,庶几合理。

当洪皓从金国回到南宋时,“忠宣(洪皓的谥)还,因奏事,论至公(岳飞)死,不觉为恸”,谈到岳飞之死时,洪皓竟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以致当着宋高宗赵构的面为岳飞遇害而失声痛哭,可见洪皓对岳飞的深厚感情。事实上,洪皓长期被金国扣留,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见到岳飞,他对岳飞的感情,无疑是来自于金人对岳飞的高度敬畏。正因为这一段屈辱的经历,洪皓更懂得一位使敌人敬畏的爱国将领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洪皓归宋时岳飞已经死于冤狱,而洪皓本人又早于秦桧而死,因而当洪皓在世之时,始终无法直接提及岳飞的战功。

综上可知,大量与岳飞相关的史料被销毁删改,岳飞和岳家军的战绩被秦桧及其党羽隐瞒掩盖,这些所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留存下来的那些能够反映岳家军战功战果的原始史料的残缺不全。

岳飞身后二十多年,宋孝宗为岳飞冤案平反、按照惯例给岳飞赐谥之时,却遇到因秦桧及其党羽篡改历史所造成的困难:一方面,“人谓中兴论功行封,当居第一”(《金佗稡编》卷十四 《忠愍谥议》);另一方面,在议赐“武穆”谥号时,“因博询公平生之所以著威望,系安危,与夫立功之实,其非常可喜之太略,虽所习闻,而国史秘内,无所考质”。

也就是说,宋孝宗后来为岳飞冤案平反以后定谥号时,大家都一致认为岳飞功居第一,但这只是凭朝野传闻及众人的回忆和印象,而在由秦桧党羽编写的南宋官修史书中却无法查证,于是只好采取访问故将遗卒的办法,通过岳家军尚存的故将遗卒的回忆讲述来了解岳飞的事迹,“独得之于旧在行阵间者”(《金佗稡编》卷十四 《武穆覆议》)。足见岳飞的抗金事迹战功,被秦桧及其党羽湮没到了何等地步。

宋孝宗时定所谓“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将一些不足道的小胜也算上,却单单没有列出郾城和颍昌这两场会战,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宋高宗禅位以太上皇自居之后,宋孝宗迫于政治形势和现实压力,不得不与以宋高宗为首的南宋主和派君臣达成了某种妥协,而不敢大张旗鼓地宣传岳飞当年北伐的战绩,另外一个方面则正是因为秦桧父子大肆篡改南宋官史,致使岳飞和岳家军的战功因遭到删削隐瞒而不能在南宋官史中得到体现,进而失去应有的评价。

然而,宋孝宗一朝君臣对岳飞战功的集体失语,委实异乎寻常。这“十三处战功”居然无一语涉及岳飞,此种令后世读史之人费解的说法,在南宋后期即被不少学者质疑。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曾说,“岳飞郾城之捷,亦未及与,知当时指挥多不审矣。”(见《续资治通鉴》)

王应麟此说应该是基于《奖谕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郾城胜捷诏》(又名《郾城斩贼将阿李朵孛蓳大获胜捷赐诏奖谕仍降关子钱犒赏战士》诏),而其中的“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师临阵何啻百战,曾未闻远以孤军,当兹巨孽,抗犬羊并集之众,于平原旷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一句,正是南宋朝廷对郾城大捷战果和意义的绝高评价。

其实,郾城大战和颍昌大战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就更为不易。汇集当时与岳飞相关的不少原始资料的《鄂国金佗稡编》的问世,大致可以恢复这两次大捷的历史地位。但是对于具体的战斗情节,却依然不能得到全面详尽的描述,并且尚有一些疑案。

在绍兴十年岳飞北伐留存下来的许多捷奏中,都能找到不少因原文遭删削改动而不通顺的可疑之处,这些都令人怀疑留存下来的捷奏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上述考证不免令人想起:南宋一位史官言于人曰:“自(绍兴)八年冬,桧既监修国史,岳飞每有奏捷,桧辄欲没其实,至形于色,其间如润略其姓名,隐匿其功状者,殆不可一、二数。”

事实上,岳飞在绍兴十一年正月(1142年1月)被冤杀之后,岳飞家被抄,岳飞生前的所有奏折都被秦桧同党收去。岳飞冤案平反之后的淳熙五年(即1178年),宋孝宗诏见岳飞三子岳霖时说:“卿家纪律,用兵之法, 张、韩远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之”, 岳霖稽首涕泣说:“仰蒙圣察抚念,故家臣不胜感激!”

接着,岳霖上疏请求归还宋高宗当年赐岳飞的御札、手诏以及岳飞的奏折,宋孝宗诏令准左藏南库还之。

而岳霖之子岳珂所著《鄂国金陀粹编》和《鄂国金陀续编》中收录的岳飞捷奏(也即得以留存后世的岳飞捷奏,包括上文所提到那些捷奏),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岳霖向宋孝宗要回的那些文件档案,而这些文件档案当初曾被秦桧同党从岳飞家收走。

由于在秦桧专权期间,秦桧及其党羽毁掉了许多对秦桧不利的奏章诏书及其它文献,对有利于岳飞的文件档案也尽力地删削隐毁,故我们不能排除秦桧及其党羽销毁了许多反映岳飞战功战绩的捷奏,也不能确定留存下来的反映岳家军北伐战果的岳飞捷奏之原文是否已经遭到秦桧极其党羽的删削篡改。

而那些留存于世的反映岳飞绍兴十年北伐战功的捷奏,显然还需要旁证分析和考证推断。如果仅凭残存于世的部分捷奏的记载而否定岳飞绍兴十年北伐所取得的某些大捷的意义,显然是断章取义、以偏概全,也是不合情理且十分不公的。

由于秦桧及其同党肆意篡改删销史实,以至于后世史官不得不东拼西凑地填补所缺失史实的记录,这些都给后世关心和研究岳飞及岳家军的学者大众们增添了不少困阻。

总之,由于秦桧专权期间对史实的删削、隐毁、篡改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足以歪曲事实、混淆视听,因此应当引起后世关心和研究岳飞及岳家军的学者大众的注意。对于当时留存下来的资料,不应盲从,而应综合分析其来源,结合其他史料加以考证,并将秦桧删削篡改史实的影响加以考量,这样才能尽量客观如实地还原历史。


楼主 唐宋历史  发布于 2010-12-15 16:38:40 +0800 CST  
作者:南渡衣冠应羞见 回复日期:2010-12-13 12:06:52

2. 须知在古代战场上,限于战局和其他各项条件,先行统计部分战果后上报,再进行补充的颇为常见。如果仅据留存下来的首份颖昌捷奏中的统计来判断颖昌之战的全部战果,显然远非严谨客观。

例如宋与吐蕃的三都谷之战,首份战报说斩首一千,最后的统计结果却是斩获一万。

狄青平定农智高的决战中斩首5千级,其中有3千级是战后检查敌方营寨后获得的;

廉良口大捷战斗中不过获得敌人首级五百级,战后清扫统计达两千级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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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是3个特例,你知道战后检查当中多少杀良冒功?何况这3个例子里比例分别是1:10,1:1。6,1:4。阁下倒是一点也不客气,选了个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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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昌之战是硬碰硬的正面交锋,前面那几个战例都没有颖昌之战激烈!

当时金国女真兵作战的最大特点,在于“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每次必“更进迭却”,作“数十合之鏖战”。

可想而知,这种情况下的战斗必然是惨烈异常的,更何况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是岳家军和金国女真主力部队在平原旷野地区进行的大规模步骑混合战。

并且这两战都是在绍兴十年闰六月后的七月发生,又是在平原地区进行,最有利于发挥女真骑兵驰突的长技,在这种形势下,岳家军能够以寡击众而取胜,进而迫使金军大败而逃,势必已经重创金军。

岳家军能挡得住敌方精锐的攻击,并能击败金国女真主力部队,进而缴获包括战马、金、鼓、旗、枪、器甲在内的众多武器装备,这显然已经对女真骑兵造成了重大杀伤。

颖昌之战中,金兵参战人数为“三万余骑”(且还有很多后续部队),岳家军参战人数在两万多,双方自“自辰时至午时”,“血战数十合”,激战约4-6个小时,结果是岳家军在这样惨烈持久的主力会战中击败完颜宗弼(兀术)所率领的金国军队主力,并“大获胜捷”。

事实上,双方本是性命相搏,主将又是王贵、岳云、兀术、韩常等悍将,又都带领着各自最精锐部队、在一个相对明确且较小的地区内对决,哪怕是赤手空拳的掐架,每500人一小时内打死10个以上总不成问题吧。


楼主 唐宋历史  发布于 2010-12-16 12:09:35 +0800 CST  


当代汉奸“ZenithZ”(据网友透露,“ZenithZ”是秦桧的龟孙子)较为狡猾,他比较会伪装,会作出一个道貌岸然的“学究”样,实则厚颜无耻!

“ZenithZ”擅长“放枪”、“打游击”,到处兴风作浪,很多帖子上都留下了他老人家不择手段地抹黑岳飞、不遗余力地为汉奸、卖国贼翻案,进而推销汉奸文化和奴才哲学的忙碌身影!




楼主 唐宋历史  发布于 2010-12-17 21:31:19 +0800 CST  


辟谣贴


楼主 唐宋历史  发布于 2011-06-25 18:59:07 +0800 CST  

楼主:唐宋历史

字数:21274

发表时间:2010-12-12 04:04:00 +0800 CST

更新时间:2016-05-13 22:54:11 +0800 CST

评论数:84条评论

帖子来源:天涯  访问原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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