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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对着《蝶恋花•答李淑一》。
这时，她由康生告诉她毛泽东密会贺子珍的事引起的妒嫉和恼怒已经消褪。
贺子珍解放后，住在上海延安路一座别墅疗养，没有具体工作，近年多住在江西南昌，因为江西是她的故乡。江青知道她时好时疯，觉得这样的一个人，再也不可能和毛泽东亲密到哪里去了，而且，同是女人，她倒很有点可怜她。
不过，江青又有点不放心，也许贺子珍变成了一个正常人。如果这样，她和毛泽东死灰复燃也就有可能了。她拿起桌上的电话筒，拔通了康生的电话，叫他迅速弄清毛泽东和贺子珍两面的详情。
江青放下话筒，开始想杨开慧。她也释然了。她觉得根本不用去吃一个死人的醋。杨开慧对她根本构不成威胁。
杨开慧是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
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由父母包办，结婚时毛泽东只有十四岁，对方二十岁，毛泽东从来没有动过她。她在毛家生活了两年，于一九一零年春天死了。三年后，十七岁的毛泽东到长沙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习，这时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刚刚从日本、英国留学回来，成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教授，成为毛泽东的老师。
那时候杨昌济定居在长沙郊外叫板仓的地方。他认为毛泽东是“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就总是欢迎他登门求教。毛泽东就在杨家认识了杨开慧。当时杨开慧还只有十二岁。一九一八年六月, 杨昌济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后举家北迁，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这一年，杨开慧十七岁，毛泽东开始追求杨开慧。
杨开慧是大家闺秀，人又长得文静清雅，毛泽东丝毫不因为自己是个只有八块钱月薪的小职员而自惭形秽，他相信老师对他的评价。他的诚心和才华、气度，终于捕获了杨小姐的芳心。于是两人常常漫步在紫禁城外的护城河边，或北海的垂柳之下，畅谈《共产党宣言》，憧憬共产主义美好的未来。
正在这个时候，杨昌济不幸病逝，毛泽东和杨开慧母女扶柩返回长沙。
回到长沙后，长得伟岸洒脱的毛泽东成为长沙这座小城内才女追求的对象。杨开慧是个内秀的女子，托她的嫂子向毛泽东表达自己的爱心，毛泽东写给杨开慧一首抒情的《虞美人•枕上》：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怎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凭。
一勾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一九二零年初冬，毛泽东在长沙秘密组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杨开慧和毛泽东结婚了。他们取消了坐轿、婚礼，以示“不作俗人之举”。
第二年七月，毛泽东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杨开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她跟随毛泽东在长沙、广州、上海、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后来她因要照顾三个年幼的孩子回到长沙郊区板仓，一边从事地下工作。一九二七年八月毛泽东受中央指派发动秋收起义潜回长沙。毛泽东日夜进行暴动的准备，杨开慧则照料着丈夫的生活。八月底，毛泽东去指挥秋收起义，行前嘱咐杨开慧照顾好孩子。杨开慧给丈夫带上草鞋，叮嘱毛泽东扮成郎中（医生），两人依依话别。
杨开慧在家里日夜思念丈夫。
这一天，天空阴沉沉的，斜雨打着院子里的蔷薇，她和嫂子坐在阶沿上，对嫂子说：
“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像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如他被人提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去共一个命运！”
说着，她不能自持，泪花滚滚。她起身走进屋里，挥笔写下《偶感》诗一首：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惘怅无已时?
一九三零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 ,形势对共产党极为有利。中共中央作出首先在一省或数省取得革命胜利的决议，命令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七月二十七日攻打湖南省会长沙。当时驻守长沙的何健的国民党主力已调往衡阳,长沙城内空虚,彭德怀带领二万红军杀得敌军血流成河，一举占领长沙, 捣毁了国民党省政府、省法院等机关，成立了苏维埃政府。7天后红军在何键的大举反攻和英国炮舰配合轰击下主动撤出。八月二十四日,以毛泽东为政委和前委书记 ,朱德为司令的红一军团四万余人汇合刚从长沙退出的红三军团一起再度进攻长沙，在城外围攻长沙达一个月之久，终因缺乏攻坚训练及相应的炮火支持，进攻不能奏效。毛泽东说服了党中央的代表和红一方面军的干部，撤回到赣南根据地。
红军走后，何键到处搜杀共产党人及其家属，八十多个敌人到板仓把杨开慧的家团团围住。杨开慧和八岁长子毛岸英被抓到长沙关进陆军监狱。
在监狱里，举止温婉的杨开慧几乎每天都被提去过堂，遭到皮鞭、木棍的毒打，还被压杠子，被打昏后又用凉水泼醒。回到牢房，她和岸英抱在一起，告诉他，父亲一定会回来打坏人的。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叛徒向何键献策：“杨开慧如能自首，胜过千万人自首。”于是，审讯官提出，杨开慧只要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可自由。杨开慧则毅然回答：“死不足惜，惟愿润之革命早日成功。”
一天，当一个亲戚来探监时，杨开慧嘱托为她把家里保存的一段布做一套新衣服，为她弄一面小镜子，捎一点化妆品入监。亲戚知道杨开慧平日生活俭朴，从不讲究梳妆打扮，听了这异样的嘱咐，感到十分悲痛。
十一月十四日，天下着毛毛雨，杨开慧被提出监狱。对她最后一次审讯后，执行处长喊道：
“杨开慧既不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又不自首，应立即处决！”
杨开慧大义凛然地走出了省“清乡”司令部特种刑庭。她贴身穿了一件新做的蓝色布衣，外面罩着她与毛泽东分手时穿的旗袍，灰色的袜子，黑色带袢的布鞋。敌人把她五花大绑，把标子插到她的颈子上，用黄包车拖往城外。
亲友们在城外识字岭的一处荒草丛里找到了杨开慧的尸体。她面目从容如生，手紧握着，指甲里塞满了黄土。亲友们含泪为她轻轻擦洗，换上带来的衣服、鞋子、袜子。众人一起共同完成了装殓。
大家经过商量，将她葬在青松环绕的棉花坡山头上。不久，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得到了杨开慧被杀的的消息，寄信给杨家说：
“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同时，毛泽东寄给杨家30块银元，以杨开慧的三个儿子的名义为杨开慧立了墓碑，上面刻着：
“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刻，民国十九年冬立”
杨开慧死时二十九岁。她被杀后，毛岸英被释放。当时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的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得知杨开慧遇难后，感到三个孩子留在长沙很不安全，于是，经请示党组织同意，写信要湖南的亲属将毛岸英三兄弟送到上海。毛泽民把三个孩子送到党组织秘密开办的一个幼稚园。此时，毛岸英9岁，毛岸青8岁，毛岸龙不足5岁。一九三一年，负责经管幼稚园的党组织遭到了敌人破坏，孩子们因无人照料而流落街头……

江青想到杨开慧，觉得自己不应该对死人妒忌，她甚至觉得杨开慧比贺子珍还命苦。
“革命，总要有牺牲的么。”她心里响起毛泽东的声音。
这样一来，她对杨开慧的同情也就荡然无存了。可是，这样一来，她的妒意又从心头缭绕而起，心中隐隐作痛。毛泽东写给杨开慧的那首《虞美人•枕上》没有公开发表过，但她在毛泽东的书房里看到过这首诗的手稿。原来毛泽东写《蝶恋花•答李淑一》，就是因为杨开慧的好友李淑一过去曾在杨开慧那里看到过《虞美人•枕上》，希望毛泽东寄给她，毛泽东大概觉得这首词革命性不够，对她说“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吧”，就新填了一首给她。那《虞美人•枕上》，多么缠绵悱恻！哪见毛泽东对我江青表达过这样的深情！
江青不由得想到唐纳对她的爱。唐纳能为她而死，也许比毛泽东爱杨开慧更甚。就在她离开上海到延安后，还从上海传来消息，说唐纳为怀念她填了一首《千里吻伊人》的歌词：
天苍苍，海悠悠 ，
鸿雁在飞鱼在游。
人面不知何处去？
绿波依旧东流。
这首歌听说由大歌星蔡绍序演唱，走红了上海滩。
桌上的电话响了。是康生的电话。康生不愧是特工出身。
“你根本不用担心。毛主席和贺子珍会面后从卧室走到客厅，毛主席重重地叹了口气，像是对水静说，又像是自言自语：‘不行了，脑子坏了，答非所问。’毛主席又对水静说，贺子珍看到他桌上的三小瓶安眠药，一把抓去了，说是有人要给他吃毒药，要害他。他叫水静送她回去后从她那里把安眠药骗出来，以免出事。”
“谢谢康老！”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江青放下话筒，见窗外院子那头走着一个姑娘，低着头，看着手里的什么，走走停停。这个姑娘长得还清丽，江青知道她是今年年初新来的服务员。她已经几次见她在院子里这样走着了。她打开玻璃窗，喊她：
“喂，你过来。”
姑娘吓了一跳，迅速把一只手放到背后，畏畏缩缩地过来。
“你把右手伸给我看。”
姑娘有点犹豫，但还是把手伸了出来。手上是一张两寸照片。上面是姑娘本人的全身像：穿着藏蓝色的西裤，白色棉布衬衣掖进长裤里面，一只手扶着步枪，昂首站在一棵树旁，后头是明净的蓝天和远山。
“拿给我看一下。”
姑娘把照片拿到江青手里。江青左看右看，看不出什么来。
“怎么拍的？”江青问。
“毛主席叫我们几个服务员去参加民兵训练，说叫我们去锻炼一下，就在那里拍了。”
“你原来在哪里？是谁介绍进来的？”
“我原来是北京军区文工团的，到春藕斋陪首长跳交谊舞，和毛主席认识了，是毛主席叫人调我进来的。”
春藕斋每周末有一次舞会，开始伴舞的是由朝鲜战场上回来的志愿军文工团的姑娘们组建的中南海警卫团文工团，后来彭德怀说“为什么要在警卫团成立文工团？是毛主席要‘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吗”后，警卫团文工团解散，就召外面的文工团团员进来。
江青把照片递给她。这时，照片翻了过来，江青见背面有一首诗，一看是毛泽东的手迹，就很快地把手缩了回来。只见上面写着：
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
江青的脸红了一下，又从上到下审视了一下她，接着狠狠地盯着她。盯得她红了脸，把脸往边上落。
“这是写给全国女民兵的，是对我们全国妇女同志的鼓励。没有毛主席同意不能拿出去发表！”
江青把照片还给她。
“是。谢谢首长。”
江青看着姑娘飞快地往毛泽东屋里走去，心里有点失落。
她想到毛泽东为贺子珍、杨开慧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公开发表后，被谱上乐曲歌唱，被改编成评弹演唱，被改编成舞蹈搬上舞台，她在全国人民面前真是颜面丢尽。毛泽东从来没有给她江青写过诗，反倒给身边的服务员写了诗。
江青到桌旁坐下，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相册来，从中挑出一张来。
挑出的这张，正是上次王光美和毛泽东游泳时，江青在庐山仙人洞拍的那棵生在岩石缝里的劲松。这是她的得意之作。特别是毛泽东也说过他最喜欢这一张。
太阳西斜的时候，江青见毛泽东屋里的窗帘拉开了，知道他已经睡醒，就拿着照片往他屋里走。

四　题七绝江青得风光　开大会少奇挽狂澜

江青到毛泽东屋里时，毛泽东果然已经睡醒，正穿着睡衣靠在床头看《列宁选集》。
“主席，你那首绝句写得大好了！”江青一跨进卧室就说。
“哪首诗啊？”毛泽东抬起头来问。
“就是你写在那个服务员照片后面的。它是我们全国妇女的骄傲！”
毛泽东又管自己看起书来。
“主席，我有思想情况向你汇报一下。”江青赶紧说。
“好啊，说吧！”毛泽东没有抬起头来。
“这张照片，主席是你最喜欢的，你上次说有诗情画意。我做梦都想让主席给我题一首诗。”
毛泽东抬起头来，说：
“江青同志，你还说三十年代参加过左翼文联，怎么连起码的写作知识都不懂？题诗作词难道是到菜园里去拔小菜，要拔就拔？那是要有诗兴的！”
江青简直想哭。她想说：“你给前妻题了，给不懂事的小姑娘也题了，不给我题，我以后在全国人民面前怎么抬得起头来？连丈夫都看不起，我以后还能出头露面？”但是她忍住了。要是说了，他准会又批评她是资产阶级情绪。现在毕竟不是在延安的时候，可以耍耍娇。
“主席，要么这样，我把照片放在你这里，假如你什么时候有诗兴了，给题一首。”
江青不等毛泽东回答，就把照片放到床头边的桌子上。
江青走后，毛泽东看书看得疲劳时，拿照片来看了一下，又放了回去。从此以后，他天天看到这张照片。他没有把它放到其他地方去，因为他确实很喜欢它。他觉得那青松从石缝中生出来，顶着风云，有一种韧劲。
这天，周恩来约见。毛泽东坐在床沿上，让周恩来坐在沙发上。周恩来是来请示参加苏共二十二大的准备工作的。他汇报说，根据驻苏大使密报，苏共在这大会上，将彻底否定斯大林，说他是独裁统治，通过把斯大林水晶棺从红场的列宁墓地中搬走的决议，而且有可能把他的遗体火化。
毛泽东不动声色，也没有声响。好一会儿，说：
“你们到苏联后，先向列宁墓去献花圈。要两个花圈，一个献给斯大林同志，写上‘献给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
周恩来走后，毛泽东目光落在桌上的照片上，皱着眉头，思绪万千。一会儿，他提起毛笔，在照片背面写起来：
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
过了些日子，田家英到卧室门口报告，说周总理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发言，遭到了苏共及其共产国家的围攻。毛泽东说：
“叫他回国么！”
周恩来飞机抵京，走下飞机时，出了一惊，他见毛泽东带领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在机场迎候他。解放后，毛泽东深居简出，是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的。
周恩来下来后，大家有个短时间的交谈。刘少奇显得很沉默。
这段时间来，大家很少见到刘少奇。他的头发更白了，人也黑瘦了。临上车时，他对毛泽东说：
“主席，等会我和小平同志有事要和你谈。”
这段时间，国家主席刘少奇先是带着夫人王光美到他的家乡湖南省宁乡县蹲点。
吉普车在宁乡的沙石公路上颠簸时，映入他眼帘的是荒山秃岭，稀疏的庄稼，到处是断壁残垣。当车行至离他的诞生地十几里的王家湾时，一块挂着“宁乡县东湖塘人民公社万头猪场”的牌子跃入眼帘。
他下车察看，里面仅有的几头母猪骨瘦毛衰。为弄清情况，他临时决定在猪场的饲料房里住下来。随行人员用雨布遮住破烂的窗户来挡风雨，又找了两块门板，准备架铺，可是在素称“鱼米之乡”的家乡，竟找不到铺床的稻草。刘少奇亲自在“万头猪场”绕了一圈儿，也没看到一根稻草。
他走到屋后山坡上，突然发现一堆已经干了的人粪，没有臭味。他拾起一根柴棍，拨开那堆粪，仔细观察，不禁摇头叹息，说：
“你们看，这里面全是不能消化的粗纤维，说明这人吃的是草根。农民吃饭已成了问题，问题大啊！”
于是，刘少奇穿着一套布制服，戴一顶蓝布帽，着一双青布鞋，走村串户，微服私访。他看到，农村不但吃不到饭，而且普遍患水肿病。老百姓告诉他：“三分是天灾，七分是人祸。”
回到北京，他又着手处理惨绝人寰的"信阳事件"。
原来，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是大跃进的积极份子，河南是卫星放得最多的省份之一，信阳地区又是河南省卫星放得最多的地区，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可是报了高产量，国家就要高征购。农民完成不了粮食征购任务，于是就被认为是“隐产不报”，当时毛泽东就下达了“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从而进行了大范围的反瞒产运动。
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动用民兵，指示挨门逐户搜查。搜不出粮食，便刑讯拷打。农民屋里仅有的一点口粮也被搜去了，于是，造成了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中央已先后派了两个工作组去调查，但写的报告都是浮面的，因为他们知道大跃进是毛主席发动的，而且，当毛泽东听说信阳饿死了很多人后还不相信，怀疑右倾分子在造谣，有彭德怀的先例，他们怕自己被扣上反对三面红旗的帽子。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和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也没有撤职。因为信阳地委写了个报告送河南省委并报中央，说“由于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了网，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造成群众生活异常困难”。
刘少奇这次回京，冲破阻力，重新派人对信阳地区进行了调查，他了解到，信阳地区及所辖的十几个县市可谓已是“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有的户死绝了人。有很多村灭绝了人迹，甚至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死绝的户数，仅息县就有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灭绝的村子，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固始县就有四百八十五个。全地区非正常死亡总数在一百万左右。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一千七百七十四人，其中三十六人死在狱中；拘留一千零七百二十人人，其中死在拘留所六百六十七人。群众形容当时的恐怖气氛说：“干部好似阎王爷，大队好似阎王殿；只见活人去，不见活人还！” 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还指令各县，“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各县派民兵封锁村庄，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饿死一途。
刘少奇派去的调查组到光山县时，有一个女同志脸上有雀斑，就被当地民兵关了起来，因为有一封反映光山饿死人的信，邮电局的同志说好象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的人寄的，于是光山县对全县的女麻子都要进行检查。刘少奇把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的职撤了，报请中央批准，还逮捕了路宪文和信阳地区的八个县委第一书记。
毛泽东、刘少奇和邓小平进中南海后，一起在丰泽园前下车。
三个人到了菊香书屋毛泽东的会客厅坐下，毛泽东说：
“少奇同志，形势一天天向上了，要继续努力啊。”
刘少奇觉得毛泽东是来了一个先发制人。毛泽东大概是觉得他们这次来又是来报告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局面了。现在毛泽东退居二线，一切都交给了刘少奇，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等领导的努力下，形势确实有了好转，但刘少奇要扭转大跃进造成的不利局面，又感到那么吃力。他每调整一个政策，几乎都要先向毛泽东请示，因为调整，就是要改变以前的，以前的都是毛泽东定的呀！还有，要调整政策，总要说一下原有政策造成不利局面的地方，这样，每当刘少奇来请示时，总是带给毛泽东不愿意听到的东西。
毛泽东既然这么说，刘少奇也就不想对自己蹲点了解到的情况和信阳事件多说，他觉得关键是要多做事。

刘少奇平心静气地说：
“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呢？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的同志也是这样说的。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即便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我的意思是，不是主席的总路线错误，是在执行总路线的具体政策、具体工作中犯错误”
“恐怕我们工作上的毛病是主要的。”邓小平说。
“违反客观事物的规律，” 毛泽东说，“要受惩罚的。我们现在不是受惩罚了么？土地瘦了，牲畜瘦了，人瘦了，三瘦不是受惩罚是什么？！当然，我们也不能把问题看得过于严重。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三年，总的来说，办的好事是基本的，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发生错误，原因是我们缺少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现在把这些缺点错误总结出来，就有可能制定一套合乎实际的正确的具体政策，我们的工作就会一天天走上轨道，待来日再大干一场，重新‘跃进’。总的来说，我今年很高兴，具体政策都见效了。”
毛泽东的笑脸似乎映到了刘少奇和邓小平的脸上。他们也露出了笑容。刘少奇说：
“今天我和总书记到主席这里来，就是想召开一个中央、省、地区三级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建国以来十二年的工作，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工作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让全党统一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促进国民经济好转。”

“我同意。”毛泽东说，“我建议，扩大为四级，有效地把中央的精神与要求全面地贯彻到县一级。”
毛泽东总是恨不得和最低层的人民群众直接对话。他最相信的是人民群众。
当天晚上，刘少奇召集开了政治局会议。他提议由陈伯达牵头起草大会报告。
刘少奇用了点心思，陈伯达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叫他牵头起草报告不会引起毛主席的反感。
陈伯达五十七岁，是党内公认的马列主义理论家。他在延安时就因为有才被毛泽东选为秘书，一直到现在。他现在还是政治局候补委员。
陈伯达见刘主席叫他牵头搞报告的起草工作，自然高兴。
几天后，陈伯达亲自把报告的初稿送到刘少奇家里福禄居。陈伯达不愧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全篇都是毛泽东的调子。刘少奇看了大为不满。他觉得这个会议是把转方向的会议，而不是一个走老路的会议。
第二天，刘少奇把陈伯达为首的起草班子叫到钓鱼台会议室。他对大家讲了他蹲点看到的情况，讲了信阳事件的真实情形，接着说：
“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汗，这才能接受教训。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错误，要求各地、各部门也改正错误，不能自行其是。”
刘少奇接着说：
“对形势的估计不能助长过分乐观的思想，要保留一点，因为目前情况还没有完全摸透，尤其是工业、财贸；十五年超英的口号是否仍提，要好好考虑。大家不要怕这怕那，要放开手脚写，要敢讲老实话，讲过了头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中央政治局还要讨论，错了政治局负责。”
过了两天，陈伯达将报告的第一稿又亲自拿到了福禄居。开会的日子就在眼前了，为了让毛泽东尽快审查报告，刘少奇连夜修改。到第二天，报告的第一、第二部分修改出来了。他先把这两部分呈给毛主席。可是当他又熬了一个通宵，将报告的最后一部分修改出来，准备呈给毛主席，之后让政治局讨论通过时，邓小平来电话告诉他，说毛主席找他和陈伯达去了，说报告太长了，第三部分他不看了，整个报告就不要先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就印发给参加大会的所有同志，说是“参加会议的有各方面人员，多数来自基层，能够从各个角度提出意见来，能更好地集思广益”，分组讨论三天，请大家评论，提意见，准许各种意见的发表，根据大家意见再作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做报告。
刘少奇对毛泽东不按常规办事的做法非常出惊。这两天，他吊足了精神，现在一下子瘫倒在藤椅上。他毕竟已是六十三岁的人。
其实并不是“报告太长”，就像陈伯达交给刘少奇看的初稿，刘少奇大为不满一样，毛主席看了刘少奇给他的报告，也大为不满。他是躺在床上看的，看了第一部分，就把稿子丢到床边桌上。他觉得报告的调子太低，对“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得不够，对三面红旗肯定得不够。时间紧，让他们重搞已经不可能。而且，要他们按照他的意愿搞，他感到阻力重重，即使重搞了，他觉得因为有刘少奇在主持工作，也不会改变到哪里去。如果现在把这个报告拿到政治局去，肯定会通过，他觉得，现在大多数人已经跟着刘少奇跑了，这是自己提出退居二线的结果。
毛泽东觉得，他是最相信群众，和人民群众是最紧密地走在一起的，他所做的一切之所以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响应，就是因为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意愿。过去革命战争是，现在也是！不然怎么会有热火朝天的大跃进？他觉得政治局会站到刘少奇一边，但人民群众会支持他的，他们迫切希望大踏步建设社会主义家园。他要把会议扩大为四级，把县级主管也叫来，就是要听人民群众的呼声。

毛泽东觉得，他的想法，代表们会替他说出来，到时候再根据代表们的意见，就把报告写成他所希望看到的那样。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在两年前刚刚建成的人民大会堂按时举行。参加人数达七千人，称“七千人大会”。
报告发到每个代表的手中。毛泽东在大会开幕时告诉大家：
“这是个草稿，是要根据大家的讨论进行修改的，大家要讨论，有意见都可以提，贯彻‘三不主义’——不挂账，不打击，不报复。”
俗话说：“筑室道旁，三年不成”，又说：“凤凰飞上梧桐树，自有旁人道短长”，更不要说上面叫大家讨论的事情了，大家一时对报告议论纷纷。
毛泽东每天坐在一一八厅的大床阅读小组发言的简报。原来，人民大会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都有一个代表厅，陈设风格各异。中央把北京厅改为一一八厅，成为毛专用的房间。
一一八厅位于人民大会堂二层宴会厅入口处，总面积五百四十多平方米，东侧主墙面镶嵌着大型挂毯《长城秋色》，西面大门两侧装饰着巨型玉石挂屏。毛泽东的大木床，就放在厅的正中。
毛泽东当机立断，这天下午，他把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彭真、陈伯达等二十一人召集到会议厅。毛泽东说：
“看来，这个稿子的问题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草稿中不好的都可以推翻，可以全部推翻。”
毛泽东让这二十一人重新组成报告起草委员会，由刘少奇牵头。
毛泽东说完话就走了。
大家就开始讨论。大家议论得很热烈，也引发了争论。有人说，这个报告是好的，不用推翻；有人说，毛主席说了，“这个稿子的问题不是文字问题，而是原则问题”，就应该推翻；有人说，毛主席说“要开一个鼓劲的大会”，所以，报告应该多着眼未来；有人说，不讲过去，不纠错怎么有未来。
在讨论这几年缺点错误的责任时，彭真站起来说：
“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邓小平插话说：
“毛主席说过：‘圣人是没有的，缺点错误都有，只是占多少的问题。不怕讲我的缺点，革命不是陈独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彭真接着说：
“我们对毛主席不是花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负面影响。
彭真是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在解放前很多时候是刘少奇的直接部下，他了解刘少奇，支持他的一系列调整措施，他点刘少奇的名，显然是为了点毛泽东的名。他的直言不讳，让大家捏了一把汗。
会后，毛泽东把政治秘书陈伯达叫到一一八号，问他：
“你们的讨论得怎么样啊？”
陈伯达把大家会上讲的一股脑儿讲给了毛泽东。
第二天下午，报告起草委员会继续开会，陈伯达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说：
“昨天彭真关于毛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是要毛主席负责？是不是要检查毛主席的工作？”
彭真的脸有点两样，刘少奇、邓小平的脸也变得两样。彭真慢慢站起来，说：
“老夫子，请你别误解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
在党的高层，大家都叫陈伯达“老夫子”。连毛主席有时也这样叫他。并不是他年纪大，他比彭真还小两岁，那时也只有五十七岁，大概是大家觉得他言行有点迂，有点畏畏缩缩。但是，大家也知道，陈伯达凡是看准了的事是不畏缩的，就像一只病狗，你不把它放在眼里，要是它觉得你可以被欺负，它就会冷不防咬你一口。
经过八个下午的讨论，新报告总算出炉了。它平衡了各方面的观点，意见，甚至势力。很多地方统一不了，就来个举手表决。很多人在陈伯达等人面前心口不一，结果，处处符合毛泽东的意图，不但有了对三面红旗是“正确的”的评价，还肯定了大跃进。毛泽东看过后，说：
“我赞成这个方向。”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很快通过了修改后的报告。
经毛泽东批准，刘少奇把修改后的报告作为“书面报告”提交大会讨论，他在全体大会上作口头报告，对书面报告作进一步的说明。
那一天，高层中有人说刘少奇是不是昨天夜里没有睡好。他似乎再也控制不住了，把自己想说的一股脑儿说了出来。
刘少奇的报告长达2个多小时。刘少奇说：
“当前国民经济处于严重困难的形势要有足够的估计，我们不能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关系来掩盖这几年工作中发生的缺点错误了。”

他再次指出造成目前困难局面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对于三面红旗的解释，刘少奇是煞费苦心。在当时的情况下，与会代表对三面红旗有疑问，不解释不行，但他不能也无法作更清楚的解释，他说：
“不急于作决定，对‘三面红旗’要不断地进行总结，有怀疑的人允许他怀疑几年。等等再说，五年，十年以后再说！”
刘少奇把疮疤揭开了。接着是谁来承担责任的问题。刘少奇作了自我批评。
大家明白三面红旗是谁竖起来的。
林彪坐在主席台上，倾听着刘少奇那坦诚尖锐的讲话。刘少奇的讲话虽然只字未提毛泽东的错误，但显然对三面红旗也没有给予理直气壮的、充分的肯定。他讲的“人祸”，更暗含着追究党的责任、毛泽东的责任的意思，“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更是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说过的话。林彪知道，三面红旗和大跃进运动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刘少奇批评的不少错误的决策都是毛泽东提出或支持的，毛泽东的内心深处一定很不好过，这个时候，倘若有人站出来为他说话，一定会得到毛泽东的青睐，或许还会被他视为知己。
会议原定在刘少奇作完报告后结束，当日晚即可离京回各地过春节，可是这天下午，大家突然得到通知，会议要延长。
第二天，毛泽东亲自主持了会议。毛泽东说：
“请林彪同志讲话。”
林彪按照他的习惯，没有讲话稿，只有几行提纲。他越讲越来劲，平时苍白的脸也红了，脸上也挂上了汗珠。林彪说：
“当前的形势是一片光明。我们党做了很多工作，成绩是伟大的，如果有缺点的话，是小得多，是次要的。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是现实的反映。我们现在存在一些困难，那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而且我们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为什么造成的？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的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泽东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或向右拉，向左或向右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毛主席的领导总是正确的。在过去，当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时候，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时候，我们的革命就取得胜利，当毛主席离开中央领导的时候，我们的革命就遭受挫折。”



这时有人鼓起掌来。掌声响成了一片。这是对毛泽东革命战争时期伟大功勋表示崇敬。林彪接着说：
“正确的东西是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优点是很多的。我个人几十年来的体会，他最突出的优点是实事求是。他总是从实际出发，总是围绕着实际，总是脚踏实地。毛主席对待事物和实际总是八九不离十。过去的时候，搞得好的时候，取得胜利的时候，正是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思想受到尊重的时候，不受到干扰的时候，凡是有毛主席的指示不受到尊重，受到干扰的时候，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很多人对林彪的讲话不以为然。觉得他是管军队的，军队没有直接参加大跃进，他不了解情况，还有，他不负责党的工作，党的工作应该由邓小平来讲的。
毛泽东对林彪的讲话是非常满意的，在林彪讲话时显得容光焕发。林彪讲话后他带头鼓掌。他站起来说：
“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林彪同志把它整理一下，用一个星期、半个月时间搞出来。”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到会作了讲话。他以大量的篇幅为三面红旗论证和辩护，回击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怀疑。同时，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
“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在刘少奇发言之后和在林彪发言之后作检讨，所产生的结果是不同的，在刘少奇发言以后检讨，在毛泽东看来就像是钻到别人布下的罗网中去，在林彪发言后检讨，就像是出故障的飞机在天上转悠不能着落忽然看到了有人给你布上了巨大气垫让你软着落。毛泽东不愧是经过风浪的，要是他不当机立断延长会期，大家听了刘少奇的报告后带着满腹的牢骚回家，后果将是不可设想的。
周恩来讲话。他先照毛泽东的意思对林彪的话作了点评，接着说：
“大跃进中出现的错误首先是国务院领导不力，是我的账，要交代。”
周恩来这话过去几天已说了好几遍。坐在边上的毛泽东插话说：
“交代一回也就好了嘛！”
周恩来接着说：
“我们检讨的目的，是为了增强团结……”
接着邓小平讲了话，他主要谈党的建设问题。他对林彪的发言不作评论。
邓小平发言后，毛泽东站起来说：
“陈云同志比我们懂经济建设，请陈云同志讲话。”
陈云是党内的第五把手，是党的副主席，兼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是大家公认的搞经济建设专家。毛泽东觉得由陈云讲几下拥护他三面红旗的话，会更有说服力。不料，他的话音还没有落，陈云就抢着说：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毛泽东有点下不了台，说：
“陈云同志还没有准备好，那就不说了吧。”
毛泽东接着说会议接下去让大家“出气”发牢骚，同时自我批评。
也许毛泽东料到，牢骚碰上自我批评，那牢骚就成了天空中的气球一下子爆了一样，无影无踪了。
毛泽东走下主席台时，看到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低头坐在角落里，就高声与他打招呼：
“芝圃同志，犯了错误，还是要抬起头来。不要坐到角落里么。要看到光明啊！”
吴芝圃因为信阳事件被刘少奇撤了职。由于毛泽东的保护，仍然叫他在中央委员会，不久又调任他做了中南局书记处书记。

五　“第一夫人”大放异彩　两个主席斗争升级

“七千人大会”闭幕后，毛泽东回到菊香书屋，兴之所至，把最近写的，大会期间发给大家读的那首词又书写了一遍：
卜算子　咏梅
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看来，毛泽东在写这首词时，他的思想是被陆游原词表达的情绪笼罩着的，而他终于从陆游所表达的孤寂的情绪中走了出来。陆游的原词是这样的：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
已是黄昏独自愁，更着风和雨。

无意苦相争，一任群芳妒。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写好了词，他又在林彪整理出来的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稿上作了指示：
“这是一篇很好的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
他准备发给全党各级干部学习。之后，他准备动身出巡了。
毛泽东喜欢出巡，更多的时候，是在感到党内斗争形势严峻的时候喜欢出巡。他希望在高山大川中寻找灵感，同时他也是故意和下属拉开一段距离，让他们远离自己去做工作，静观其变。远离了庐山，更能识得庐山真面目。
毛泽东走后，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召开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在会上说：
“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刘少奇让陈云作了《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陈云把十年经济计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说前一阶段大约需要五年，而目前第一位的是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
大家在讨论时，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又提出了“包产到户”。他是“包产到户”最积极倡导者。陈云说：
“这是非常时期的非常办法，叫‘分田到户’也好，叫‘包产到户’也好。总之，国家遇到了如此大的天灾人祸，必须发动全体农民按照《国际歌》词中‘全靠我们自己’的话办，尽快恢复生产。”
陶铸说：
“如果这也叫资本主义，我宁可要资本主义，也不要饿肚子、死人！”
邓小平说：
“不管黑猫白猫，会抓老鼠就是好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
刘少奇表示同意。但是这个问题大家只是议了一场而已，因为毛主席没有明确表过态，而且毛主席以前说过，“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这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自留地是个人所有制的尾巴”
“包产到户”这个问题已由来已久。在广大的农村，农民为了多打粮食，总是自发地要求包产到户，有的基层干部也让农民悄悄地做了，但都因为不符合国家政策最后受到干预，直到被废除了。可是这里被废除了，那里又冒出来了，就像除不了根的春草一样。
大家都说，让陈云同志再作调查，如果包产到户一定能解决目前的困难，陈云同志就写出一个书面报告来，呈给毛主席批准。
在会议期间，有人向刘少奇说，在七千人大会上，许多干部暗地里议论，既然我们现在承认了大跃进中的错误，那么对彭德怀的案子就欠公允。还有些人将彭比做现代海瑞。刘少奇说，他会考虑这个问题，但事情得一步一步来。
刘少奇在北京召开“西楼会议”，这时，毛泽东正和他的秘书田家英在西子湖畔修改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先后改了七遍。之后，毛泽东到武汉游了长江。游长江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到那里去向他汇报了西楼会议的情况。他看了他们提供的总结报告心里着实震动了一下，但不置可否。
之后发生的一件事也让毛泽东大为不满。那就是在刘少奇和邓小平的授意下，中央组织部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对受彭德怀牵连的中下层干部进行了大规模的甄别平反工作。虽然毛泽东一年前也说过要纠错的话，并且说“只有彭德怀反党集团不能平反，其他人都可平反”，虽然他们也是照着他毛泽东的意思做，但这种先斩后奏的行为令毛泽东非常气愤甚至不安。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又了解到了西楼会议的一切细枝末节，连讨论时、休息时哪人说了哪句话都一清二楚。有人向他报告，刘少奇在会议期间说“这样下去，社会主义就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

这天，毛泽东正在卧室看书。田家英到门口，说陈云约见。西楼会议后，刘少奇叫陈云担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到武汉时也报告给了毛泽东。陈云经过调查研究，写了个关于包产到户的财经小组报告。他今天就是来把这个报告呈给毛泽东的，因为他想向毛主席细细解释一下报告。
毛泽东并没有像以前接见下属一样仍然坐在床上，而是正襟危坐到了沙发上。
陈云把报告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没有看，叫他讲报告的内容。陈云讲了一半，毛泽东打断他说：
“我们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这是陈云第一次听到毛泽东表明对包产到户的态度。毛泽东接着说：
“不讲一片光明，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于是提出任务：单干，全部或者大部分单干。据说只有这样才能增产，才能五年恢复经济，否则就要八年。我们有些同志一有风吹草动，就发生动摇，那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精神准备，或者没有马克思主义。单干势必引起两极分化，两年也不要，一年就要分化，赫鲁晓夫还不敢公开解散集体农庄呢！我们不能做资本主义经济专家，要做社会主义经济专家！”
陈云走后，毛泽东当即在他呈送的报告上批示：
“将情况说成一片黑暗，没有光明。此人是店员出身，资产阶级本性不改，一贯的老右倾。”
“店员出身”，是因为陈云参加革命前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
毛泽东叫田家英叫来机要秘书林克，叫林克把这个批件拿走。
林克拿走后，田家英追到门外，叫住林克。
田家英也是包产到户的积极倡导者。毛泽东曾叫他去农村调查，他也曾写过报告向各位领导宣传过包产到户的好处。毛泽东看了他的报告问他：
“是你自己的主张，还是别人叫你这样写的？”
田家英说是他自己的主张。他见毛泽东对此淡漠，也就放弃了宣传。现在，田家英觉得陈云的主张没有错，即便是提了错的建议也没有错，毛泽东那样的批示，对党内影响太大，弄得不好，陈云将成为第二个彭德怀。他叫林克暂时不要交到中央书记处去。
林克回到宿舍，把这个批件压在床上的褥子下面。
不知道谁走露了风声，将毛泽东批件的内容泄露给陈云，陈云立即前去苏州疗养。后来陈云虽然被解除了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一切领导职务，但没有被批斗，也亏得田家英、林克的帮助。这是后话。
林克和田家英在外面交谈时，康生来访。他对毛泽东说：
“主席，你上次私下里说，那个加速甄别平反工作的通知是他们同意发布以后才给你看的，你说安子文(中央组织部部长)这个人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致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的活动一无所知，组织部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你的话，不知是谁传到了安子文的耳朵里，您猜他怎么说，他说：‘中央？谁是中央？北京有好几个领导人。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和彭真同志在主管中央日常工作，我向他们报告不就是向中央报告吗？’我是听人说的，但是千真万确。我已经调查过了，好几个人都听到他这么说。”
毛泽东没有声响。

康生叹了口气，说：
“现在有的人，自以为有靠山了，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了。”
康生看看毛泽东，见毛泽东对他的话没有反感，接着说：
“连彭德怀也蠢蠢欲动了。他以为有人能替他出头了，竟写了八万字的申诉材料。还说‘我写信动机是好的’，‘有张飞之粗，没张飞之细’，说‘我认为毛主席讲话太过分了，罢我的官我同意，但有保留’。彭德怀里通苏联，组织反党集团反毛主席，这是谁也翻不了的，亏得主席说过‘给谁平反，也不能给彭德怀平反’，不然他们要翻天了。”
康生的到来，让毛泽东更感到了形势的严峻。
这天下午，阳光炽热。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上，站着几个工作人员，池中，毛泽东一个人在游泳。
中南海游泳池的位置，在国务院办公区通往中央办公厅办公区的海边通道中间，长五十米、宽二十五米。在池子东边，搭有遮阳的布篷，散放着几把藤椅，是供游泳的人小憩坐的。池子的的西边还设有看台，在看台四周围还摆了些大的盆栽观赏树，主要是石榴；更衣棚也在这边。再往西有栅栏拦着，栅栏那边是花圃和暖房。
这时，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泽东。他正有事情要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站下来，突然叫道：
“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被当头打了一棍，开始时不知道毛泽东在说什么。
刘少奇觉得这样不便谈话，就到更衣棚里坐下，等毛泽东上岸。
毛泽东又游了一会。他到更衣棚后，刘少奇耐心地说：
“陈云、邓子恢他们是在党内谈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泻而出：
“不在组织原则，而是谈的内容！他们吵了那么久要包产到户！在西楼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刘少奇以前在毛泽东面前总是忍气吞声的，这次他终于忍不住了。他一吐为快：
“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一时愣住了。他想不到他竟说出这样的话来！把他看成什么了？看成封建时代的暴君？他心里简直是动着雷，但他不动声色。一会儿，他说：
“三面红旗也要否定了，地也要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毛泽东说刘少奇不顶住其实是故意留了一手的。他觉得反对他的一切事情都是刘少奇在搞出来。
“人相食，要上书的”深深刺痛了毛泽东。
刘少奇回到福禄居,铁青了脸。王光美以为出了什么事,也不说话。
王光美到游泳池，问了管理游泳池的师傅，才知道刘少奇和毛泽东口角了几句。她回到家里安慰刘少奇说：
“主席还是相信你的。七千人大会前，我在春藕斋跳舞，休息的时候，主席就说起，现在我们反帝又反修，就更要同小国家搞好关系，特别是周遍国家，你要少奇同志身体养得好一点，今年的困难度过了，明年出国去访问。”
刘少奇把王光美的话记在心里，第二年经济建设走上了正轨，就主动和毛泽东去商量出国访问的事。
刘少奇准备东南亚四国之行。哪四国？印尼、缅甸、柬埔寨、越南。前三国是中国国家主席第一次出访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当时西方大国对华采取扼制孤立政策，这次访问，引起全世界关注。
考虑到与国际接轨，中央决定派王光美随刘少奇主席出访。带夫人出访，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尚没有先例。这也是对王光美的挑战。

外交部礼宾司通知，要刘少奇和王光美做出国服装。刘少奇说：
“有穿的就不要再做了，出国不一定非得穿新衣服。”
可礼宾司不放心。周恩来总理让礼宾司司长和一位外交部副部长的夫人到刘少奇家，看看现有的衣服到底行不行。王光美把少奇和她的衣服一件件拿出来给他们看。司长和副部长夫人看过后说：
“这些都不行。因为这四国是热带亚热带气候，天气很热，现有的衣服不适合那里的季节，那些丝绒旗袍根本不能穿。而且这些衣服都已穿过多年，太旧，要重新做。”
他们说，尤其是王光美的衣服不行。司长强调：
“王光美同志作为国家主席夫人，出访更应该注意服饰。”
刘少奇这才同意做一些薄的衣服。
王光美于是决定到上海去做一些衣服。上海不但其他工业品好，做衣服的料子和手工都比较好。临行前，在春耦斋舞会上，毛泽东托王光美向江青带一封信，因为江青正在上海休养。
王光美由副部长夫人陪同，到上海锦江饭店见了江青。江青听说她要出国访问去，很不是滋味，因为江青从没有以正式身份出过国。江青便把话题转到王光美要出访的服装上。江青自觉是穿戴方面的专家，就以非常专业的口气指点王光美要选什么颜色，要裁什么样式，穿上之后要增加什么点缀。
“衣服上不要戴别针。依我看，有时不戴首饰效果反而好。你穿一身黑丝绒，显得别致、出众！你看人家安娜•卡列尼娜，一身黑，不珠光宝气，多高雅。”江青说。
刘少奇的这次出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作为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走出国门的第一夫人，王光美仪态优雅，端庄，华贵，光彩照人，充分显示了东方女性的神韵，一时轰动了海内外。
那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获知国内外大事，除了通过报纸、广播，就是看电影时加映的《新闻简报》。出访结束后，一部反映刘少奇偕夫人出访情况的新闻纪录片《刘主席访问东南亚四国》在全国上映，人们从银幕上第一次看到了王光美的形象和气质。一袭旗袍、一串项链，在那个一切政治挂帅、艰苦朴素的年代里，全中国恐怕只有王光美一个人能这样。她似乎给色彩单调的国人带来一缕充满人文情怀的温馨。
回国后，王光美又应刘少奇的要求，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就是“四清”（“清工分，清账目，清财物，清仓库”）运动。她把自己的体会写了一个报告，受到了有关领导的表扬，以后便在全国巡回演讲，轰动一时。
这天，毛泽东、刘少奇等去北京郊区十三陵水库附近，观看北京、济南部队的大比武表演。大比武是罗瑞卿兼任总参谋长后在全国搞起来的。毛泽东兴致很高，对比武表演很赞赏。表演结束，毛泽东看着波光粼粼的水库，就要游泳。大家包括王光美就陪着他游。江青不会游泳，就拿着照相机，这里拍拍，那里拍拍。她又总是往水库里看，她现在越来越忌恨毛泽东和王光美一起游泳了。
傍晚，毛泽东心情很好，回到菊香书屋，还留了江青吃饭。
“刘少奇，现在像个主席了。以前我叫他‘少奇同志’，他总是笑着点点头，现在大家都叫他‘刘主席’，我也叫他‘刘主席’，他除了笑着和你点点头，还要和你说句话。我看他对这个主席很在意。”江青在饭桌上当着服务员和卫士的面说。
吃完了饭，毛泽东说要去看电影。
看电影也在春耦斋。每逢周末一般都是先看电影后开舞会。春耦斋里最前面放两排沙发，是专为毛泽东等最高首长准备的。最初用的放映机还是电影局一位副局长从香港买来的一部美国式旧座机。银幕也不挂，就往东边大白墙上放。这天，放映的是美国电影《乱世佳人》。就像只有中南海可以举办舞会一样，这种片子只有在中南海这种地方可以放，称为内参片。
放正片前，照例加映了新闻纪录片。第一个纪录片是《刘主席访问东南亚四国》。
画面上出现了专机抵达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马腰兰机场，刘少奇和王光美，以及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和夫人张茜，还有其他陪同人员，在机场受到苏加诺总统的热烈欢迎。一会儿，宾主乘坐几辆敞篷轿车，在往总统府的途中。王光美红色的旗袍下摆像旗帜一样飘着。画外音：
“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受到了沿途五十多万人的夹道欢迎。”
画面转到总统府里，王光美等正在观看兰花展览，苏加诺把一盆兰花给王光美。画外音：
“这是一个最新品种的兰花，印度尼西亚把她命名为‘王光美’，苏加诺总统把一盆赠送给王光美。”
画面转向印尼马腰兰机场，苏加诺总统和刘少奇等坐着观看航空表演。王光美穿一件白色旗袍，戴一条碎花白色围巾。几架飞机拖着烟雾在空中变换着队形。当它们往上窜时，有一架飞机窜上高空，忽然旋转着往下冲。镜头到这里突然换到了印尼茂物苏加诺的行宫，由行宫中总统的一个夫人陪同着刘少奇一行，参观她的住处，见她的孩子们……
江青后来听说这架飞机是出事故了，差点撞到观众席上，结果是机毁人亡，可惜没有一片什么东西飞到王光美的脸上！
那位总统夫人哈蒂尼去年曾访问过中国，还是以王光美的名义邀请来的，到各地参观也由王光美陪同。毛主席和刘少奇都会见过她。那次毛主席会见她，江青以主席夫人身份陪同。这是江青唯一一次以主席夫人会见外宾并登了报。
画面转到印尼的复舟山火山。这是一座正在喷发的活火山。在喷火口旁边用石块砌了“欢迎贵宾们”几个大字。一会儿，镜头对准王光美和一名拿着照相机的外国男记者。画外音：
“在给王光美照相的时候，一个法国《巴黎画报》的记者用英文问王光美同志：‘你想去巴黎吗？’王光美同志说：‘现在还不是时候。如果有合适的机会我可以去。’体现了王光美同志的外交才能。”
接着出现的是印尼街头王光美的巨幅画像，土著舞蹈表演的场面，还有王光美和苏加诺总统，刘少奇和总统夫人跳舞的镜头。
一会儿，画面上出现中国代表团的专机到达缅甸仰光明加拉顿机场。奈温主席率一批军政官员和外国使节在机场迎接。江青再不集中注意看了，只看到一忽儿代表团在参观世界著名的瑞光大金塔，一忽儿，是奈温主席在主席府花园举行国宴，一忽儿代表团在奈温的陪同下在茵莱湖观看划船比赛，为优胜者发奖的是王光美。和访问印尼一样，给王光美的镜头特别多。
边上的毛泽东总是神情专注地看着，不管是做什么他都是很专注的。这时，画面转到了缅甸美丽的额不里椰子树海滨。里面人物活动的场面一下子把所有的观众吸引住了。刘少奇、陈毅和奈温坐在海滨的一棵椰树下谈话的画面闪过之后，是陈毅和奈温主席一起在沙滩上赤着脚踢藤球的画面。之后，出现王光美在海水中游泳的画面。她已经游得很远了，还在向外游。接着可以看到刘少奇、奈温、陈毅都在游泳的画面。王光美从远处往回游，她在身子在水中起伏着，她颈上的珍珠项链闪闪发光。
王光美游到快近岸时，突然停下来，她站着弯下腰在水中摸着什么。奈温、刘少奇、陈毅这时也在游泳，他们游到王光美身边，也往水中摸起来，马上，十几名奈温的卫士也下水摸起来。画外音：
“同志们，他们在水中干什么呢？原来王光美同志游泳时她的珍珠项链断了，珍珠散到了水中。这充公体现了中缅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
画面转到了宴会上。镜头又屡屡对准王光美。王光美穿着一套缅甸服装，戴着一条红宝石项链。这条项链似乎对她更合适，使她显得雍容华贵。画外音：
“王光美同志今天戴的项链是奈温主席送的。奈温主席说：‘我知道你们共产党不收礼，但你这条项链上的珍珠是掉在我们缅甸的海里，我必须赔还你。而且，红宝石是我国的光荣。’”
“臭美！”江青不禁轻声地说出声来。好在坐在她边上是她的一个贴身服务员。

特别让江青窝火的是，她推荐王光美穿黑礼服，可是她偏偏不穿，还穿旗袍，她叫她不用戴首饰，她偏偏成天戴着条项链，听说那珍珠项链还是通过外交部礼宾司向外贸部门借的，虽然她现在也觉得王光美穿上亮色的旗袍，戴上项链，更别致、高雅、出众，特别是戴上项链，犹如锦上添花，要是照她的设计打扮，可能还没有这个效果。
王光美回国后，江青还关心着那条红宝石项链。按照国家规定，外宾送的礼都要上缴的。江青当然不为这个。她觉得那条项链实在太美了，也太配王光美了，王光美戴上它，又让她的光华增大了一圈。她不能让她私吞下。江青向外交部有关工作人员问了，得知王光美上缴了，才安下心来。
江青再不想看王光美的风光了。她就靠在沙发背上闭目养神，极力抵抗着电影的喇叭声。《刘主席访问东南亚四国》总算放完了，她以为就要放正片了，不想，又放起了另一个新闻纪录片，放的又偏偏是王光美的桃园经验。
她心里窝火，又不好发作，要不是陪毛泽东来，早就起身走了。
本来《乱世佳人》是江青百看不厌的，今天，到正片放映时，她什么心也没有了。眼前乱糟糟的都是王光美的镜头。
看完了电影，和毛泽东以及两个服务员、一个卫士一起回到毛泽东的房里，江青的情绪终于克制不住了。一直以来，除了在毛泽东面前，江青在任何人面前从不克制情绪，要说就说，要骂就骂，她说自己是“胸无宿物，冰壶秋月”，可是今天，她在主席面前也克制不住了。
“现在好了，什么都是人家的了。”江青拿出了毛泽东夫人的架势，“你江山也白打了。过去说蒋介石到峨嵋山上摘桃子，结果蒋介石没摘，被人家摘了。现在你看人家，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让他暂时站第一线，就以为整个国家都是他的了。还把老婆推到第一线，到外面去疯还不算，还到国内来疯，一站一站地全国讲演。”
毛泽东没有声响。也许这是第一次让江青发泄。
“人家就是这样相信老婆，让老婆辅助他打江山。你就不让老婆出头露面。”江青见毛泽东不声响，就以为她得理了，就更来劲了，“现在好了，江山也是人家的了，人家有老婆助阵，又趁你做甩手掌柜的时候，搞了一套你不同意的东西，拉拢了一批人，现在成了尾大不掉之势，你常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现在我看，党内又有派又有党，他的死党多得很，你要摧毁他也难了。”
毛泽东还是不声响。那名照片上被毛泽东题了诗的服务员听了江青的话，站着有点不知所措。她手里拿着一套睡衣，正准备让毛泽东换上去。
“我告诉你，”江青说，“你的老婆不比人家差，长相也不比人家差，活动能力她也别想比。你老婆是关在笼子里的猛虎，只要你放她出去闯，一定能协助你让中国重新走上你指引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你说完了么？”毛泽东终于开口了。
“我走了。”江青说着，悻悻地走了。

毛泽东心情很不好。江青的一些话说到了他的痛处。现在党内的局面是他当初没有想到的。他感到刘少奇正在成熟起来，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具有很强的势力，不然，他怎么敢叉出自己的旗帜，那面白旗帜，要和他毛泽东走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背道而驰。现在党内真正地出现了两个主席，两个司令部。不，只有一个司令部了，他已经靠边站了，人家已经把他放到边上了。
感觉他本人讲话已经不大灵了。像在下去蹲点搞“四清”的问题上，他讲了多次，但应者寥寥，而刘少奇一发话——“不下去不能当中央委员”，立刻管用，大批中央部局级领导干部纷纷下去了。这让他着实领教了刘少奇的厉害，使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在接着的一次常委小型会议上听取计委领导小组汇报计划工作时，当刘少奇要求毛泽东挂帅财经工作时，毛泽东大大发泄了一通，说：
“还是少奇同志你挂帅，四清、五反，经济工作，统统由你管。我是主席，你是第一副主席，天有不测风云，不然一旦我死了你接不上，现在就交班，你就做主席，做秦始皇。我有我的弱点，我骂娘没有用，不灵了，你厉害，你就挂个不骂娘的帅，你抓小平、总理。”
过了些日子，一天夜里，田家英突然来报告，说周总理从莫斯科来电，出了一件意外的事。
原来，前些日子，赫鲁晓夫下台了，毛泽东非常高兴。正逢苏联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纪念活动，因为不是大庆，苏联也没有邀请，我们本可不派代表团去，但为了了解苏联新领导的真实意向，中央还是决定主动派代表团赴莫斯科祝贺，借此机会同苏联新领导直接接触，交换意见。代表团由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阵容强大。今天晚上，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招待会。招待会上，周恩来先与一些苏联领导人交谈，然后向苏联元帅们聚集的地方走去，也打算与他们谈谈。此时，迎面走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马利诺夫斯基劈头盖脸便对周恩来冒出一句：“中国人不要耍政治魔术！”周恩来十分惊讶。由于当时在场的有一些西方国家的使节和美国等国的记者，周恩来有意用别的话把马利诺夫斯基的意思岔开了。可马利诺夫斯基却进一步口出狂言：“不要让任何鬼来妨碍我们的关系。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也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
周恩来在那种场面上不便与他论理，只是严肃地对他说：“你的话我不懂。”说完就走到旁边去与别的元帅说话，却听到马利诺夫斯基还在继续冲着中国代表团的人高声嚷嚷：“我们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马利诺夫斯基见周恩来已经走开，又跑去找贺龙元帅说话，被贺龙顶回。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气愤地离开了宴会大厅，并且不回下塌地，回到了中国驻苏联大使馆。
“告诉总理，他做得好！他们有过颠覆兄弟党的记录，这绝非偶然事件，这是对我们党和人民的严重侮辱，必须严肃对待！”毛泽东说。
第二天，田家英报告，周总理为此事向苏方进行了严肃的交涉，断然表示：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谈其他问题。勃列日涅夫率柯西金等到大使馆以苏共中央的名义向中国代表团道歉了，但周总理仍决定提前回国。
周恩来带给了毛泽东一丝温暖，也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总理还是总理，还是对他忠心的。
周恩来回国的那天，毛泽东又率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政治局常委，到机场迎接。
回到中南海，大家商议召开政治局全国工作会议。
这次工作会议，毛泽东一反常态，很少呆在一一八厅，总是参加会议。会务工作由邓小平主管。
这天下午，邓小平见毛泽东步履蹒跚地从一一八厅出来，很有点不忍心让他天天这样辛苦，他知道毛泽东虽然七十一岁了，但身体很好，主要是平时白天是他睡觉的时候，现在开会会让他很痛苦，便劝他说：
“主席，你可以不必每天都参加会的。”
毛泽东本来因为打破的生物钟，正是神经脆弱的时候，听了邓小平的话，立刻沉下了脸。
到了会议厅，他的脸上才变得稍微平和。
这天是政治局常委在会议厅单独开会，讨论“四清运动”的性质和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毛泽东提议召开并由他定下的主题。毛泽东和邓小平到后，会议也就开始了。
毛泽东先发言。当他说到“‘四清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时候，刘少奇插话说：
“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的好，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毛泽东提高声音说。
大家看到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会场上的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多数人似乎屏住了呼吸。
刘少奇显得格外平心静气地说：
“当前农村的矛盾有‘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有党内党外矛盾的交叉，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所以，运动的性质应该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不管怎么提，主要是整当权派！”毛泽东大声说。
“大家都可以讨论的。” 刘少奇说，“譬如陶铸同志提出：‘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是这样提，还是说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毛泽东说，“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所以不要管下层，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
“我看，主要矛盾还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刘少奇说。
“主要矛盾是什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就是要搞大的，大的倒了，狐狸就慢慢倒。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毛泽东说。
“‘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是主要的，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刘少奇坚持说。
“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毛泽东说。
“我不同意‘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提法，个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说‘派’就太多了。”
毛泽东再不想辩论，宣布散会。

毛泽东对刘少奇竟敢当众顶驳自己大为光火。他觉得刘少奇是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早年也一直跟着他，一向对他言听计从，看来，再这样下去，江山真的要变色了。
第二天下午继续讨论。大家坐好时，只见毛泽东气冲冲地进来，一手拿着《党章》，一手拿着《宪法》，当场质问刘少奇、邓小平：
“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请你们会后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一百页到一百零四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在法律上人人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各级党委整顿好。这叫结社。”
毛泽东这一番话，登时让大家感觉到如坠五里云雾中。
当天的会议，大家又是不欢而散。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的情绪，觉得这个僵局必须打破。他亲自出面，与贺龙一道找刘少奇个别谈话，劝他检讨对主席不够尊重的“态度”问题而回避政治上的争论，无论如何要给毛泽东一个台阶下。
刘少奇曾被毛泽东评价为“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他开始很固执，拒绝低头认错。周恩来又安排组织部长安子文请出党内老同志出面做刘少奇的劝说工作，以维护毛泽东的威信和党的团结。刘少奇在各方压力下，只好顾全大局，表示愿意认错。于是周恩来提议召开政治局生活会，对刘少奇进行批评帮助，以平息毛泽东的怒火。
在生活会上，刘少奇一开口检讨自己“对主席不够尊重”时，就被毛泽东顶了回去：
“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第二天是毛泽东的生日。一反过去请客办酒席的习惯，毛泽东邀请了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及少数部长、劳动模范、科学家，到人民大会堂赴宴。客人的名单是他亲自审定的。对客人入座的次序，毛泽东特意作了安排。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等劳模和科学家，同毛泽东坐一桌；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其他领导人被安排在别的桌子上。
“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毛泽东说。
酒过三巡，毛泽东陆续批评“四清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
“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苏联出现了修正主义，难道我们中国不会出？”毛泽东在自己桌上说。
席间忽然鸦雀无声，其他桌上的人也都侧耳细听起来。
这是一个警告，也是一个信号，恐怕当时没有谁能听出来。
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召开。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将“四清”的内容规定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六　批海瑞革命吹号角　搬援军瑞卿斩马下

江青在毛泽东面前发脾气以后，忽然觉得毛泽东待她宽容多了，也热情多了。毛泽东说：
“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果不改变，文化部就要改名字，改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江青就去抓样板戏。毛泽东也支持她去搞。毛泽东看了几只新出来的《红灯记》、《芦荡火种》（《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以为不错，就觉得以前是看轻她这个妻子了。
这个时候，有一只京戏《海瑞罢官》同时在全国上演，非常火。江青觉得有损于她的京剧革命，她瞄准毛泽东的心思，决定批判《海瑞罢官》。但她知道《海瑞罢官》不是要批就能批的，它的作者是北京市副市长吴含，他在彭真的羽翼之下，而彭真背后有一座大靠山，刘少奇。
江青在烦愁的时候，又想到了康生。而且她眼前一亮：
“康老不是在这方面又有了经验了吗？”
江青想到的是三年前的小说《刘志丹》事件。小说歌颂的是革命烈士刘志丹。康生在没有读原作的情况下，硬是把它说成是为高岗翻案，是歌颂习仲勋，而且硬说习仲勋是幕后策划者。赫鲁晓夫的出现，和刘少奇的不听话，让毛泽东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特别紧，就批准成立以康生为主任的“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 习仲勋一夜之间便丢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被审查，被下放。
江青打电话叫康生到她屋里来。
康生到了江青屋里，江青把服务员赶走，拉上窗帘。
康生听到江青的苦衷，自然愿竭尽全力效劳。可是他不这样说，而是语出惊人：
“我早就看出来了，这是一出反动戏！”
江青眼睛一亮，问他缘故。
两人细谈了一场，就出门到毛泽东屋里去。
这段时间，毛泽东正在加紧酝酿如何打倒刘少奇。他不能直接自己出面去打倒他，这么多年下来，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已形成了一座高山，削掉了山尖，还有山体、山脚。那就是说，他即使用自己的力量打倒了刘少奇，到头来会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人家不服呀，以为你是个人的权力斗争呀，到头来，无产阶级政权不但得不到巩固，还有垮掉的危险。所以，发动群众是一定的，这是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何种战役的制胜法宝，是经过革命斗争证明了的。只是，刘少奇现在不但是站在山头上，而且从中央到地方，各个部门，他的那条资产阶级路线已经贯穿到各个角落，形成了铁箍阵。
毛泽东觉得这个天下已经写上“刘”字，要夺回来并不容易。要是早知道有今天，当初自己就不讲什么“一线”“二线”了。
现在最令他伤脑筋的是从哪里打开缺口。
他正穿着睡衣半躺在床上愁思的时候，江青带着康生进来了。
“主席，康老有话对你要说。”江青说着退了出去。
康生到来，毛泽东从来不让坐的。以前康生总是站着说话，站得累了，就自己坐到沙发上。这次，毛泽东客气地指了指沙发。康生有点受宠若惊，半个屁股坐到沙发沿上，说：
“主席，您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现在不是写小说盛行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您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使我想起了也有人利用戏剧进行反党活动。吴晗的《海瑞罢官》，其实就影射主席罢了彭德怀的官。这出戏是货真价实的大毒草。”
康生的话，犹如几棒槌又敲到毛泽东脑子里阶级斗争的弦上。真的，那彭德怀和海瑞是何等的相似！《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作者吴含是彭真的死党，彭真又是刘少奇的死党，他们是在一条黑线上，这不是为彭德怀翻案是什么！康生不是告过密，刘少奇曾向彭德怀表示过“如果林彪身体不好，还是请你回来当国防部长”吗？
还有，刘少奇那一帮人口口声声要包产到户，这和海瑞要把田分给百姓何其相似！
毛泽东不免有点紧张。国内有彭德怀、刘少奇，国外有赫鲁晓夫，他早就讲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毛泽东看了康生一眼，沉默不语，只顾自己抽烟。多年来的党内斗争，使他养成了喜怒不形于色的习惯。
康生的长脸，顿时拉得更长，捋了一下八字胡须，说：
“主席，我的意见，仅供主席参考。”
“我在八届十中全会上不是说过了么，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说。
康生领会了毛泽东的意思，好象注入了一支兴奋剂，他简直想跳起来。其实，此时康生还没有真正走进毛泽东的内心。此时毛泽东的心如红炉上一点雪，由忧转喜。这段时间来心中的滞塞豁然通畅：他看到了端掉刘少奇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可以先在哪里打开缺口。他这样说，就是暗示康生要先造革命舆论，来个敲山震虎。
康生迅速来到江青屋里，在窗帘的绿影里，把毛泽东的反应讲了：毛泽东同意《海瑞罢官》是为彭德怀翻案的观点！江青精神振奋，也差点从沙发上跳起来。这次，江青竟比康生还要对毛泽东的话领会得深，她说：
“主席的意思，不但叫我们批判《海瑞罢官》，不让他们为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造舆论，还要我们通过批判《海瑞罢官》，为推翻他们的资产阶级政权造舆论。主席只是不好明说，更不好自己出面罢了。”
“知夫莫若妻啊！”康生赞叹道。
江青很是得意。康生说：
“主席把这个重担放在我们肩上，我们决不能辜负主席的期望。这件事，最好是由你亲自去组织。”
康生觉得《海瑞罢官》和《刘志丹》不同，不是打击习仲勋那么简单，这非得第一夫人亲自下手。
“当然是我去组织！”江青唯恐康生抢了她的生意似的。
但康生还是为他的同乡兼学生出了好主意。
“你说主席不好明说，更不好自己出面，你去搞，也要保密。我想主席的意思一定也是要让人知道这把火是下面烧起来的，所以要保密。还不能在北京搞，北京不易保密，也搞不起来，北京都是他们的人。”康生捋了捋八字胡须，思考了一会，“从全国来说，他们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康生似乎在回答毛泽东“铁箍阵”的看法，“上海就是他们的软肋！”
江青恍然大悟。他记起了上海有个柯庆施。

柯庆施比毛泽东小九岁，却是党内屈指可数的见过列宁的人，而且这屈指可数中能活到解放后谈论列宁的音容笑貌的也只有他。可是此人在过去一直不得志，解放后也只捞了个南京市市长兼市委书记。也就是解放后，他大梦初醒。他开始研究怎样紧跟毛泽东，为毛泽东所赏识。于是，毛泽东路过南京，他就在车厢外坐在小板凳上给毛泽东做守卫。在大跃进之前，他就摸准毛泽东的脉搏，作了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备受毛泽东青睐。在庐山会议之前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个人崇拜，一种是错误的个人崇拜。问题不在于崇拜，而在于是不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毛泽东讲话之后，柯庆施马上在会上发言，说：“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把彭德怀的信一发下，他看准风向要从纠左到批右了，星夜派人下山去取来批“右”的材料。柯庆施也就一路高升，从南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到江苏省委书记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兼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到再同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柯庆施的威名开始大震，还是在大跃进前夕的一次在南宁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措辞严厉地批周恩来、陈云为主的反冒进，取出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报告当众将周恩来的军：
“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
周恩来只得检讨。
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文字中，还婉转地提到担任总理职务是否合适的问题。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表示，没有必要改变周恩来的总理职务。
在南宁会议上，当时六十五岁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屡称当时年仅五十六岁的柯庆施为“柯老”。从此，中央干部中任何人比柯庆施年纪大、资历深、官职大的人都叫他“柯老”。
在文艺上，柯庆施也早就嗅到毛泽东的味道，和毛泽东的主张呼应，早就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主张。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和柯庆施更是同志。
于是，江青乘上了开往上海的列车。那是一九六五年春节刚过的一天。
北京刚刚下过一场大雪，银色的世界里，火车的黑烟和绝色的车厢格外起眼。
江青和几个随从占了紧靠火车头的第一节软卧车厢。门窗紧闭，所有的玻璃窗上都挂着绿色窗帘。一路上，江青总是斜靠在舒软的床上，时不时地翻动一本《北京文艺》，因为里面登着吴含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剧本。
到上海时，虽然不见雪景，是一片残冬肃杀的景象，但江青的心还是热乎乎的。这是一个战士投入战斗的心情。
柯庆施在月台上站在寒风中迎接她。江青在延安时，就认识柯庆施。江青在那时党校学习时，柯庆施是中共中央党校“党与群众工作研究室”主任，说起来算是江青的老师。柯庆施把江青接到锦江饭店。
锦江饭店位于市中心，在茂名路上，临近繁华的淮海路。江青和毛泽东不同，毛泽东到上海一定住僻静的西郊宾馆，江青一定住锦江饭店，因为江青喜欢繁华，特别是她对上海的繁华有感情。每个人都怀旧，她也怀旧。过去的快乐和幸福总让人回味无穷。
锦江饭店是一家花园式饭店，三幢欧美建筑和两座花园协调排列，高贵典雅。它也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宾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都下榻在这里。
两人到饭店中楼的一间总统套房里，江青向柯庆施讲了她这次到上海来的特殊使命。为了行踪保密，柯庆施说他叫上海市委规定对她一律以代号“女客人”相称。
“还是柯老想得周到。”江青说，“还要请柯老给我物色人才。”
“人才是脑子里现成的。”柯庆施说。
两人相视而笑。
他们都想到了张春桥。
“他跟毛主席最紧，毛泽东思想钻研得最透，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第二天，柯庆施带来了一个四十七、八岁的男人，他戴着一副黑架半框眼镜，脸长而显黄，两只耳朵大而外翘。江青当然认识。他就是张春桥。近年来，江青把上海作为样板戏的创作基地，由这位上海市宣传部长挂帅，对江青立功不小。
“主席也很称赏他的文章。由他写，一定会让主席满意的。而且大批判也属于他本职工作。”在江青和张春桥握手时，柯庆施说。
张春桥名义上是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实际上什么事也不管，只是柯庆施的政治秘书。柯庆施需要张春桥，信任张春桥：
第一，张春桥的那支笔了得。三十年代在上海就从事文化写作，后来到延安后，在晋察冀解放区先后担任《晋察冀日报》和《石门日报》主编，解放后，历任上海《解放日报》副总编辑、社长兼总编辑。他也常常自己写文章，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许多批判右倾思想的文章，笔名“徐汇”、“吴松”、“常轨”、“子渔”“何泽”、“蒲西”、“龙山”等等，均出自张春桥手笔。因他工作出色，中宣部曾下达调令：调他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被将上任为上海市市长的柯庆施留住，让他成为中共上海市常委。原来柯庆施与张春桥旧交颇深，一九四八年当华北人民政府任命柯庆施为石家庄市市长时，张春桥出任政府秘书长。
第二，张春桥对毛泽东想想钻研得透，尤其是能摸准解放后毛泽东的思想脉搏。毛泽东用来将周恩来军的那个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就是张春桥替柯庆施写的。当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还在反“冒进”，除了张春桥，有谁能写这样激进的文章？毛泽东看了标题，就发出了赞赏之声。那个报告后，柯庆施一跃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样，他和毛泽东接近的机会更多了。每一回从毛泽东那里回来，柯庆施总带来“最新最高指示”，张春桥会一边听，一边飞快地往本子上记。他把晚上的时间，几乎都花费在研究小本本上所记的毛泽东的言论上。从此，张春桥对毛泽东的思想脉搏就把得更准了。

张春桥的文章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并不是那个报告，毛泽东并不知道那是张春桥的墨宝。
引起毛泽东注意的是另一篇文章《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这是张春桥根据柯庆施的传达苦心孤诣研究毛泽东现在的思想的成果。文章提倡实行一些共产主义平等做法，这些做法按照马克思的理论也只有到共产主义才有实现的可能。这篇文章发表在柯庆施仿效《红旗》在上海办的党刊《解放》半月刊。这本刊物根据柯庆施的吩咐每期都寄送毛泽东。毛泽东看了后，倍感新鲜和亲切。当即嘱令《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还自己写了编者按，说“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通俗易懂，很好读。”当柯庆施对张春桥说编者按是毛泽东写的时候，着实让张春桥兴奋不已。他知道毛泽东的脑子里已经留有他张春桥的名字。
张春桥和江青握完了手，就恭恭敬敬地坐到沙发上。
其实，张春桥对江青并不陌生。张春桥虽说比江青小三岁，他十八岁的时候就用 “狄克”等笔名在《大晚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文艺批评文章，十九岁时有一篇评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的文章，还有幸被鲁迅再批评。张春桥出道早，也就在各种影评中早就了解了当时的影星蓝苹。只是张春桥尽力装作不知她的底细，一字不提三十年代的往事。他知道蓝苹已成为她这个革命领袖妻子心上的一块创疤。
江青当然对当年这个文学界的小人物不会认识。
“柯老，昨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想了又想，觉得要春桥来写这篇批判文章，还是有所不妥。”江青坐下说。
张春桥张大了眼，以为江青不信任他。
“主席再三关照说，”江青编造说，“这篇文章，不能由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干部来出面写，不然会失去战斗力，也不利于后续的大讨论。”
“我脑子里有一个，他毛泽东思想钻研得透彻，文笔犀利，他的文章已得到毛主席的欣赏，他写出来毛主席一定认为好。”张春桥几乎是用柯庆施向江青介绍他时的口气说。
“谁？”江青问。
“姚文元。”张春桥说。
江青对姚文元没什么印象，说：
“这是何方神仙？”
“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柯庆施说：“现在是《解放日报》社编委。他的父亲叫姚蓬子，是上海三十年代的‘左联’作家。”
“有点印象。”江青飞快地说。
她不想多谈三十年代的事。她说的“有点印象”是指姚蓬子。那时候空余时间，江青也是看看小说的，她看过姚蓬子的小说《浮世画》等。江青紧接着说：
“他的文章主席看过？”
“就像春桥同志的文章一样，很欣赏。”柯庆施说。
“快叫他过来！”江青说。
一会儿，一位三十三、四岁的年青人，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到了锦江饭店门口。他把自行车停到门边，受到了门卫的干涉，他只得把自行车推到很远的马路边的停车处。
他就是姚文元。他肤色白净，长着一张胖乎乎的脸，额角高高的，一对金鱼眼睛。他穿着一身蓝卡其中山装，一双草绿帆布胶鞋。
停好了车，他急匆匆地往饭店走。今天是张春桥叫他，他怎能不巴结。他一直以来受着张春桥的保护。
姚文元从小有文才，立志走他父亲的路，当一名作家。但作家不是那么好当的，他就转向写批判文章。那时候，这也不失为一条路，就像战争年代拿起枪杆子打天下一样。他在四九年十八岁时就开始在报上发表文章。后来因他的文才被上海卢湾区团委宣传部任命为宣传干事。那时候，他所住的机关集体宿舍和张春桥的家同在香山路上，相距不过几十米。张春桥那时是《解放日报》社长兼总编，姚文元便去拜访他。张春桥见这个小伙子言行文雅，思路敏捷，而且听他自我介绍是三十年代的作家姚蓬子的儿子，很是喜欢。
姚文元曾因为他父亲和胡风认识，把胡风请到卢湾区团委宣传部举办的文艺干部学习班上作报告。他也因此研究胡风，写了《论胡风文艺思想》一书，可是正当他要把这本书付印时，也正当他要在领导的安排下用这本书给区干部作一次文艺讲座时，毛泽东发动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后来又把胡风等人的来往活动提升为反党集团的活动，姚蓬子因为三十年代与胡风有过许多来往，被作为“胡风分子”嫌疑逮捕，押往北京。姚文元因为写了《论胡风文艺思想》一书，也受到牵连，从而陷入困境。在危急之际，张春桥帮助了姚文元，他让姚文元运用精熟胡风思想的优势，批判胡风思想。从一九五五年五月七日起，短短十天之内，张春桥在《解放日报》上连发姚文元的四篇批判胡风的文章，使姚文元成了反胡英雄，而姚文元剑一样的文章，也让张春桥出色地完成了批胡任务。
姚文元的文章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开始是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上海《文汇报》的《教条与原则》。毛泽东后来问柯庆施“姚文元是谁”。之后在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说：“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写了一篇文章。我看是不错的。”三月，中共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召开，通知各地选派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电影界代表人物前往北京出席会议，姚文元被选为了上海代表之一。在中南海接见上海代表团时，毛泽东还给姚文元以鼓励。
真是好事来推也推不开。过了三个月，张春桥从柯庆施那里得悉要“反击右派”的消息，立即转告姚文元。姚文元急急地赶写了《录以备考》一文，发表在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文汇报》。文章指责《文汇报》把毛泽东“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的话没有用放大的字排版，怀疑《文汇报》的用意。毛泽东发表了反右讲话，就天天在注意舆论动向，当天就看到了第三版副刊“笔会”右下角姚文元的这篇不起眼的千字文。他非常欣赏，马上嘱令《人民日报》于六月十四日在头版转载，还写了一篇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名义配发。
《文汇报》本来登《录以备考》是要摆出一副知错能改的高姿态来的，招来了横祸。
柯庆施会见了姚文元，见他还是个二十六岁的小伙子，大加赞扬。在张春桥的提议下，第二年调他到市机关刊物《解放》半月刊担任编辑部的文教组组长，《解放》半月刊停刊之后，让他担任市机关报《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
姚文元被工作人员带领，来到江青住处，一见眼前的三个人，他傻眼了。他的腿开始发抖，脸孔涨得绯红，想说什么说不出话来。
江青叫他坐。张春桥简单地介绍了找他来的原因，突出了“这是毛主席交给的政治任务”和要“绝对保密”。
姚文元张了张金鱼眼，不懂为什么“毛主席交给的任务”还要“绝对保密”。
“姚文元同志，你先要好好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剧本歌颂海瑞的‘平冤狱’、‘退田’，我看它的‘现实意义’就是为资产阶级当权派的‘翻案风’、‘单干风’摇旗呐喊的。”江青首先为批判文章定了调子。
“决不辜负毛主席、江首长、柯书记、张部长的期望！”姚文元宣誓般地说。
柯庆施、张春桥和姚文元从锦江饭店出来的时候，张春桥对姚文元说：
“你怎么叫‘江首长’？”
“我当时不知道叫什么，一急就这样叫了。” 姚文元说。
“叫得好。江青同志一定高兴。”张春桥说。
姚文元接到这个任何，就感觉自己一个筋斗翻到了云层里一样，同时，他又感到心里没底。他毕竟只有高中毕业，没有碰过明史，而吴含，他知道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要是自己的文章写出来漏洞百出不值得一驳怎么办？

但姚文元最终还是豁然开朗了。这是毛主席支持搞的，有江青同志和市委撑腰，只要按照江青同志的意思写，还有谁能说一个“不”字。想到“绝对保密”，他忽然又感到责任重大，他预感到这篇批判文章是射向敌人阵营的一发炮弹。“敌人阵营”在哪里，有哪些人，他还不知道，肯定不会只是一个小小的北京市副市长吴含那么简单。
姚文元向报社请了长假，说是市委有任务叫他完成。张春桥为他调来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叫朱永嘉的教师，帮他查阅史料。 尽管要“对外保密”，姚文元在写作时还是在夜里多次骑自行车到市郊林村，求教于他父亲姚蓬子。姚蓬子因为胡风事件被划为“右派”，而且有人还揭他的老底，说他在三十年代曾叛变，在《中央日报》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他正闲居在家。姚文元已经对外宣布和父亲划清界线。
姚文元经过二个月的惨淡经营后，写出了初稿。张春桥就借着谈样板戏为名，飞到北京让江青过目。江青提了点意见后，张春桥又拿回来让姚文元修改。这样，姚文元一稿一稿地写，张春桥一趟一趟地飞。
就在这时，柯庆施突然在成都死了，说是死于急性出血性胰腺炎。其实，柯庆施在去年已做了肺癌切除手术，不过保密罢了。中共中央为柯庆施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由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讣告称他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好在江青已和张春桥、姚文元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柯庆施的死已无关紧要。
到第九稿时，江青拿给毛泽东看。毛泽东非常满意，提了几个意见。
姚文元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又精心地写了第十稿。经过八个多月的写作，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文汇报》上终于刊出了长篇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作者为姚文元。选择《文汇报》，是因为江青觉得它是一张民间色彩的报纸，便于“开展讨论”。
讨论的目的，就是要把火烧起来，烧向北京，烧遍全国，也为了引蛇出洞，以便一网打尽。
江青指示张春桥，让《文汇报》开辟专版，冠以醒目的通栏标题：“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要“之一”、“之二”、“之三”地连续刊出，要引出各种不同意见来。
可是这年头，大家已经记住了五七年大鸣大放的教训，姚文元的文章见报之后，敢怒者众，敢言者寡，没有人写来批判姚文元文章的稿子。
一天，编辑部终于收到了一封来信，对姚文元的文章逐点加以批驳。遗憾的是，这封信是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写来的，理论水平不高，资历太浅。编辑部还是向张春桥汇报了。如果真的找不出反对者，很难向江青交帐，张春桥于是命令《文汇报》把这封信送给他看。张春桥看了信，喜出望外，觉得他的言辞还是非常激烈，便立即要《文汇报》总编把那个中学生──上海敬业中学学生马捷（真名马以鑫）请到《文汇报》社，对他进行辅导，让他写得更有深度，写得更加尖锐。天真烂漫的中学生，没有吃过五七年的苦头，不知道阴谋阳谋，马上根据辅导意见，写出一篇火药味更浓的批姚文章。
文章的最后两段是这样的：
“姚文元同志断章取义地引用他人文章，断章取义地分析作品，其卑鄙程度是令人诧异的。从根本上看，姚文元同志还对毛主席关于从历史中吸收精华的教导采取了反对态度，这正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个反映，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海瑞罢官》的意义决不是姚文元同志的诬蔑、造谣和中伤所能抹煞的。”
《文汇报》以显赫的位置刊出了他的文章。“编者按”是经过张春桥和姚文元逐字逐句推敲，才定下来的：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革命的战斗的批评和反批评，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我们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为了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我们热烈地欢迎广大读者继续来稿来信，各抒己见，参加讨论。现在把马捷同志的来稿发表于下。”
这段“编者按”竟一字不易地接连重复刊登了六天，创造了中国报刊史上的空前奇迹。
马捷后来成了学校的批判对象，被学生称为“反动学生”，这是后话。
马捷给《文汇报》涂上了一层“民主”、“争鸣”的油彩：马捷这么尖锐的文章，《文汇报》也登！自从马捷文章刊出之后，读者来信激增，来稿也不断增多。不过，史学界、文学界的绝大多数权威人士仍按兵不动。
话分两头。姚文元文章发表的第一时间，吴含就打电话给彭真，说上海有这样一篇文章，是上海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他的。那时上海《文汇报》还没有在北京发行航空版。
彭真在书记处成员中排名最靠前，协助总书记邓小平负责全面工作，其实相当于副总书记。中央书记处是党中央的办事机构，什么事都要管，发文用中央的名义，凡是党政军各方面送中央常委的报告、文件都要先送书记处，一般问题，书记处讨论决定，即可下达、执行，重大问题，书记处先拿意见再报中央常委讨论、决定。书记处除总书记外有十个成员，他们有时甚至比政治局委员还有优越性，因为政治局成员并不都在北京，不能经常召开全体会议，而书记处要处理大量日常工作，经常每周开会三四次，常常得到毛泽东的直接领导，所以，书记处的人反而比一些政治局的同志消息更灵通。现在邓小平在抓西北“三线”工作，书记处的工作由彭真主持着。
彭真放下电话，气愤地拍着桌子说：
“批判一个副市长，竟然不和市委打个招呼，真是岂有此理!这不是对同志搞突然袭击吗?”
紧接着，彭真的电话打爆了。彭真叫秘书尽快搞到那期《文汇报》。
彭真细细读了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见它不但点了吴含的名，还上纲上线，处处扣帽子，打棍子，这事非同小可。这样的文章怎能随便发表。他要找毛主席汇报，可是得到的回答是，毛泽东在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离开了北京。
和以前一样，每当风暴就要来临的时候，毛泽东就会离开北京。他要静观事态的变化。
几天后，《北京日报》社社长范瑾向彭真报告，华东六省一市步调一致，所有机关报已经刊登姚文元的文章。
范瑾是江青过去的同居的革命男友黄敬的妻子。
黄敬是中央委员，是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由于和江青的关系，毛泽东很少见黄敬，除去人多的会议无法回避以外，两人相见都有些别扭。一九五八年一月的那次毛泽东用柯庆施的报告将周恩来的军的“南宁会议”，黄敬也参加了。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周恩来、陈云以及当时负责计划、建设、财经工作的人缩减了重工业建设规模。说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使六亿人民泄了气，“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了五十米了”。会议气氛变得紧张。被迫写检讨的周恩来痛苦万分，他整整花了十天时间，天天关在屋子里，胡子不刮，衣衫不整，往日的翩翩风度荡然无存。周恩来是这样，他手下像黄敬这样管经济的人更是这样。更不要说黄敬心里本来就有鬼似的。他紧张得睡不着觉，彻夜不停在房间里来回走动，全身心被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恐惧感控制着。他知道划为“右派”将是怎样的下场。有人叫医生去给黄查一查有没有病，医生到黄敬的房间看到他语无伦次,不断地说:“饶命啊！饶命啊!”医生立即将情况报告领导，领导安排他立即去广州住院治疗。在飞往广州的飞机上，黄敬突然跪倒在同行者面前，叩头说：“饶了我吧，铙了我吧！”他疯了。到广州医院他还跳了楼跌断了腿，不久以后离开人世，时年四十六岁。
范瑾作为社长，当然关注姚文元这篇不同凡响的大作，曾两度打电话给上海《文汇报》的熟人，探问此文的背景。她也曾两度打电话给彭真，请示是否在《北京日报》上转载此文。彭真说：“海瑞罢官》这戏我早就看过了，哪里是毒草?《北京日报》不必转载，除了《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必须转载外，像上海《文汇报》上的文章没有必要转载。”
彭真了解吴含。这次，彭真对范瑾这样说：
“不行!你通知北京各报，一律不准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凡是有关点名批判的新闻报道，要向市委请示，让他们拿出党性来，我们要坚持真理! 姚文元的文章乱上纲，这也是错误，要批判!”
要不要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也成了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这根神经跳动的焦点。《文汇报》驻京记者多次到报社征集对发表姚文元文章的意见。全国很多报纸都在盯着这个龙头老大，看它的动静行事。彭真告诉总编吴冷西，没有中宣部的指示不得转载。吴冷西告诉编辑部，中央决定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想整北京市委，不是中央的意思。

其实，彭真不知道，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后，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北京的动向。毛泽东先到山东，又去安徽、江苏，于十一月十九日抵达上海，他一路视察，一路提醒地方领导警惕修正主义，同时关心着北京对姚文元文章的态度。
毛泽东在上海，照例住在西郊宾馆一号院。西郊宾馆组建于一九六零年。上海本来有的是高级宾馆，因为毛泽东喜欢安静，柯庆施又建了这个一千多亩的花园别墅式宾馆。园内遍植名木古树，奇花异草，亭台水榭点缀着八万平方米的湖面，其中一号院专为毛泽东修的，内有一座三十米长的室内游泳池，绿波荡漾，清澈见底。
那些天，毛泽东每天看江青送来的由张春桥嘱令编写的《记者简报》。那《记者简报》是特别为这次斗争编写的，专门用来刊登各地对姚文元文章的反应，不标编号，每期只印十二份，由张春桥亲自分发。十几天过去了，北京和全国其他大多数省区的报纸，还没有动静。毛泽东每天傍晚在湖边散步，似乎看到了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局面。
这天晚上，一辆黑色轿车从上海康平路市政大楼出发出城后经虹桥路来到了西郊宾馆。车上坐着张春桥和姚文元。对他们两个人来说，今天是个历史性的时候，江青要把他们引荐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约见了他们。不要说姚文元，就是张春桥，也没有能单独见毛泽东的机会，因为他还只是市里的一般领导，还不是中央委员。
他们被卫士带进一号院去的时候，毛泽东和江青已坐在客厅里等他们了。
毛泽东站起来，分别和他们握了手，示意他们坐。服务员泡出两杯龙井茶来。
“你的文章很厉害，很有辣椒味，我还以为长得三头六臂，青面獠牙呢，”毛泽东对坐在对面的姚文元说，“原来也是位文质彬彬的秀才哟，是红秀才。”
“谢谢主席夸奖！”姚文元一点没有初次见江青时的拘谨，并不是因为他见过毛主席，而是他感到毛主席实在很亲切。
毛泽东又看了看张春桥，对他们两人说：
“你们现在在搞的问题，可是个大问题哟，你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撤了他的职，他很不服气哟。党内那些思想右倾的人也不服气，一直吵吵闹闹地要翻案。如果他们翻案就是我们错了嘛。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都该拔掉，那就让赫鲁晓夫上台，我们上山重新打游击，所以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海瑞罢官》就是右倾翻案的产物。它的要害是罢官。彭德怀自称是今日的海瑞，敢为民请命。三百多年前的海瑞敢骂皇帝，所以嘉靖罢了他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也罢了彭德怀的官，所以他们就借古讽今，替今日的海瑞招魂哪！”
几天后，北京和地方大多数报纸还是没有动静，毛泽东有点耐不住了。
这天傍晚，江青手里拿着《读者》简报，急匆匆地径直走进毛泽东的一号院。
“各地报上来的材料充分说明，他们封锁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扣压左派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完全是有组织、有预谋、有步骤的阴谋。北京各报刊，都接到了彭真的指令，不许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江青一进办公室的门就说。
“你是否找过康生、伯达同志？”毛泽东拿过茶杯，掀开盖子，喝了一口茶说。掀盖子的时候，他的手有点颤抖，说明他很生气。
“我把你的意见都向他们传达了，他们正在准备文章。可是他们在北京也感到压力很大。”江青说。
“这个时候才是出左派的好时机嘛。你告诉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不要害怕。右派要跳，就让他们先表演表演嘛。北京的报纸不发表文章，就让上海先出单行本，向全国征订。让上海的同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把火点起来!”
“北京市委现在是党内最大走资派控制下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成了老虎屁股，没人敢摸!”江青说。
这话刺中了毛泽东的心病。
“我偏要摸!”他气愤地说，“他们不转载。你叫上海市委出单行本，发向全国各地。”
江青从毛泽东屋里出来，打电话给张春桥，叫他告诉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出姚文元文章的单行本，“就说是主席的建议”。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四日，上海新华书店奉命急电向全国新华书店征求订购姚文元文章单行本的数字。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刚接到北京市新华书店的报告，马上去请示彭真，彭真沉下脸说：
“我们一本也不订！”
彭真接着说：
“中央开会，没有一个决议批判吴晗同志。”
大多数地方都没有对上海新华书店复电。
当然，北京和各地都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意思。毛泽东又不能出面。
江青急得跳了脚。她终于悟出，除了北京，为什么各地普遍没有动静，是因为《人民日报》没有转载。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毛泽东。毛泽东觉得这件事非自己有所行动不可了，当即叫田家英打电话给周恩来，叫周恩来马上飞上海见他。
周恩来当天夜里就飞到了上海。见了毛泽东，得了指示后，周恩来当天夜里又匆匆飞回了北京。
在周恩来到上海的前一天，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也来到了上海。
罗瑞卿面貌憨厚，身材魁梧，因为长得高，人称“罗长子”。他看到上海各报都在刊登有关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向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谈起这件事。曹荻秋一向和罗瑞卿私交颇深，就暗中告诉他自己知道的情况，说北京等不肯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毛主席指示上海印小册子。罗瑞卿大为惊讶，又不敢相信。
罗瑞卿这次到上海，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想见一面毛泽东，汇报一下工作，还要同他讲一声他将到苏州去看看林彪。
罗瑞卿可以说是毛泽东一手培养起来的干部。三十年代初，罗瑞卿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期间，毛泽东曾言传身教地教他如何调查研究，还授意他写了一本《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让他住在自己住处旁边的一个窑洞里，每天让炊事员给他送饭。解放后罗瑞卿是公安部部长，被称为毛泽东的大警卫员。毛泽东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曾说：“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
第二天清晨，罗瑞卿就匆匆去见毛泽东。他知道毛泽东有白天睡觉的习惯，想赶在他睡觉之前见他。
毛泽东还没有睡觉，很热情地接待了他。罗瑞卿提起姚文元的文章，毛泽东微笑着没有说话。罗瑞卿觉得毛泽东似乎用微笑在暗示他，暗示他这个斗争是他发动的。他感到曹荻秋说的是事实。他第一感觉就是急，为北京方面急。
“主席，我想去看看林总。”罗瑞卿说。
提起林彪，毛泽东眼睛也变得亮堂了。
“去看看好。”毛泽东脸带微笑说，“要林彪同志好好休息。要养得和‘七千人大会’时一样，能够作三、四个小时的报告。”
罗瑞卿从西郊宾馆出来，叫司机赶快往他的住处锦江饭店赶。到饭店上电梯后，和江青不期而遇，江青觉得罗瑞卿是军队的，军队是她自己人，就站下来对罗瑞卿说：
“北京各报至今没有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中央看家的是彭真，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有抵触情绪。”
江青这么一说，罗瑞卿就更急了。他到了自己房里，先打电话给《解放军报》报社，指示立刻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得到的回答是他们已经得到林彪办公室的通知。接着他打电话给彭真：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我同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
放下了电话，罗瑞卿开始深思起来。他不是想姚文元的这篇文章，他当时不可能预料到这篇文章将引爆一场海啸或地震。他在想，林彪对这样一件转载文章的小事，竟没有通知他去办而是直接下命令到了报社。他觉得林彪竟不信任他到了这个程度。他更加感到了这次去苏州的重要。他要和林彪好好谈谈，消除他的误解。
林彪和罗瑞卿的关系本来是非常密切的，不然林彪也不会提名罗瑞卿替代彭德怀了。他们相识于红军时期。罗瑞卿虽然比林大一岁，但一直是林彪的下级。林彪当红四军军长时，罗瑞卿是十一师的政委。林彪当一军团军团长时，罗瑞卿是军团的保卫局长。到陕北后，林彪当红军大学的校长，罗瑞卿是教育长。可是现在，罗瑞卿不知道，林彪已对他越来越不满了。

这一阶段，罗瑞卿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外地视察，他经常坐飞机往来于各地，检查各大军区的战备和防御工程，差不多看遍了全国各地的地形。由于经常外出，他对林彪难免有些疏远。加上庐山会议林彪推荐他担任总参谋长后曾对他说过：“我的身体不好，又不常在北京，你有事情可以直接向毛主席和其他军委副主席汇报请示工作，可以不经过我直接去向党中央请示。”罗瑞卿照单全收。以后为了怕打扰林彪，很多事情就只同贺龙等军委副主席商量，或直接向毛泽东汇报。
特别是罗瑞卿和贺龙的关系升级了，是林彪夫妻俩最不能容忍的。在延安整风期间，贺龙的老婆薛明曾硬是把叶群拉到了当时的组织部部长王鹤寿面前，要她承认在国民党控制的南京一家电台当播音员时和国民党C•C派有来往的事，以及曾经进到国民党政治学校办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六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国民党政治学校只有国民党员才能进入的。有一次罗瑞卿和贺龙一道钓鱼、爬山，第二天叶群就给罗瑞卿传话说：“我们这里有个病人，不能陪着罗总长钓鱼、爬山，请罗总长有时间来坐坐。”去年，贺龙还带着罗瑞卿直接飞到武昌去见毛泽东，汇报作战会议的经过，事前林彪根本不知道。从此以后，罗瑞卿想跟林彪汇报工作，打电话给林彪，接电话的叶群总是说：“你工作忙，让杨成武来就行了。”杨成武是副总参谋长。罗瑞卿半信半疑，就只好让杨成武到林彪那里来来往往。
这有就是，罗瑞卿虽然忠厚，做事又有自己的一套。他在未报告林彪的情况下，不顾林彪提倡的突出政治，组织了全军“大比武”。在林彪看来是故意和自己作对。
罗瑞卿的小轿车直奔苏州。
与此同时，北京这边，周恩来回到中南海，就打电话给彭真，明确告诉他：
“主席指示北京各报刊要立即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我们是不是要开个会，研究一下? ”
彭真已经从罗瑞卿那里得到了信息，但还是没有想到毛泽东会让周恩来直接干预一篇文章的事。他提出自己的疑问。周恩来立刻说：
“现在不是听我的，而是如何落实毛主席的这个决定。如果你同意的话，下午在人民会堂西大厅，由你召集北京各报刊的领导同志和主管宣传的同志，商讨转载的问题。”
下午三点，周恩来、彭真、北京市委的同志和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许立群、姚溱以及一些报刊的负责人，参加了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的会议。
彭真同志一到，先问邓拓：
“吴晗现在怎样?”
邓拓是主管文教工作的市委书记，吴晗是主管文教工作的副市长，他们都是学者出身。邓拓平时一派学者风度，宽厚和善的面容总带着微笑，可是今天拉长着脸，皱着眉头，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原来今天上午接到罗瑞卿的电话后，彭真告诉他出小册子是毛主席的意思。
现在彭真这样问，因为他想也许邓拓把他的消息告诉了吴含。
“吴晗现在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这次批判有来头。”邓拓回答。
“什么来头不来头，不用管，只问真理如何，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彭真大声说。他是故意说给周恩来听的。
周恩来脸带笑容，说：
“解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矛盾和斗争，不能用谩骂和恐吓，鲁迅早就说过‘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嘛。”
“姚文元的文章是这种谩骂和恐吓的典型。”邓拓说。
“我也不同意姚文元文章的观点。”吴冷西站起来说，“姚的文章武断地认为《海瑞罢官》是借古喻今，联系一九六二年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对吴晗同志进行政治攻击，把文艺评论变为政治问题。”
“吴含同志说过，” 邓拓说，“‘我不是害怕，而是姚文元的文章太不讲理!如果真是要讨论对海瑞的评价，我可以奉陪，写文章参加争论，但姚文元是在扣政治帽子，我只能保持缄默，以示抗议。试问我的剧本写在庐山会议之前，当时既不知道彭德怀同志要被罢官，又怎能未卜先知地影射六二年才发生的“单干风”和“翻案风”呢?岂非神话!’我们要正确区别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海瑞罢官》首先要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要培养良好的风气，把不好的风气慢慢扭转过来。不能一批评就不得了。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
周恩来望着邓拓说：
“那你们为什么害怕他的文章不予转载呢?发表出来让大家鉴别嘛。赫鲁晓夫反华的报告和文章，我们毛主席指示全文照发，让人民评价。正是赫鲁晓夫及其现在的新领导，却对我们的文章怕得要死，拼命封锁。这能挽救他的失败命运么? ”
“关键是写好编者按。”中宣部副部长周扬说。
周恩来建议将姚文元的文章安排在《人民日报》第五版的"学术讨论"专栏中，淡化它的政治批判色彩，说编者按要写上："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并写上毛泽东"双百方针"的讲话，以增加编者按的权威性。
大家总算默认通过了。周恩来接着说：
“根据中央指示，明天各报刊都要转载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展开讨论，通过讨论来发展马克思主义。毛主席早就说过：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
周恩来接着关切地问邓拓：
“吴含同志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邓拓又把会议开始时对彭真说的话说了一遍。彭真突然把手中的茶杯“砰”地往桌上一放，激动地说：
“又是来头来头!如果光靠来头过日子，那我们这些人还讨论什么?只听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好了! ”
周恩来注视着大家，举起手说：
“讨论就此结束。”
周恩来看向彭真，意思是今天是不是这样了。
彭真极为不满。邓小平和刘少奇已从外地返京。彭真就和邓拓一块找到邓小平，向他汇报，说姚文元硬要把《海瑞罢官》和彭德怀联系在一起。
邓小平很是不满，但想到毛泽东支持，也无可奈何，只是说：
“我们共产党人一定要讲究实事求是。没有根据怎么能随便给人下政治结论呢?”
为征求刘少奇对这一问题的意见，邓小平、彭真又一同来到刘少奇的家里。刘少奇沉思地说：
“毛主席没有和我谈过这个问题。说老实话，我也不晓得怎么搞才好。不过有一条你们要注意，学术讨论中，一不要乱扣帽子，二不要乱打棍子。我们今天干的事，要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
再说罗瑞卿来到风景如画的姑苏城东南，在沧浪亭东边，网师园西面，找到苏州市区唯一的园林别墅式国宾馆南园宾馆，在里面又找到一幢叫“丽夕阁”的别墅。那丽夕阁是一座庭院住宅，是整个宾馆的镇馆之宝。它原是蒋介石第二任夫人姚冶诚及其次子蒋纬国在苏州的别墅，所以人们又称它为“蒋公馆”。
蒋公馆四周景色迷人，只见树茂竹秀，绿坪如茵，碧池喷泉，石山飞瀑。宽大的庭院里，一进门就是一株高大的雪松。西北角有一座坚固的防空工程。走进向东的大院，有一排门前种植樱花和海棠的平房，连通着五个豪华的套间、两个单间。林彪和叶群各住一个套间。
蒋公馆内舒适豪华，窗外秀色可餐，使宾客在繁华闹市之中可享有村野之趣，足不出户可领略园林神韵。
此时，叶群正站在自己套间的客厅接一个电话。
这是一个重要的电话。它是江青打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