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谁识汉贾生


透视贾谊的小人本相

菜九段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唐人李商隐用这一首《贾生》诗道出了千百年来知识阶层为贾谊鸣不平的心声。在历代士人眼里，汉人贾谊是个怀才不遇的典型。而且他这个才不是一般的才，是一种足以为帝王师的才。为帝王师，为皇帝老爷支招、出谋划策，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是何等的荣耀。大概就是因为贾谊，也不知引发了多少后世读书人为帝王师的无限遐想。贾谊生前支了不少招、出了不少谋，但后人公认其招其谋见用者稀，于是便由李商隐来发一浩叹。而为贾谊叹惜并不始于唐人，早在汉代，刘歆就对贾谊推崇备至，其曰：“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而其父刘向更为其深道惋惜，其曰：“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汉书·楚元王传》）

是不是因为贾谊的才华众望所归以及为其鸣冤叫屈者众，我们就应该认定贾谊受了天大的不公？会不会因为在后世的知识分子眼里，贾谊是他们的同道与榜样，便先有了一定的倾向性，所谓同气相求，在评价的时候免不了会感情用事，不问是非地向着自己人？不能排除这些因素。对这个问题的判研，应该经过充分考察，来看其生前究竟为皇帝出了什么谋，支了什么招，是否当得起后人的如此推崇。经过初步考察，菜九认为，贾谊的所谓遭遇不公，对汉代百姓来说，没准是一件大好事。

那么贾谊的所谓不遇是怎么回事呢，《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记得很清楚：“是时，贾生年二十余，最为少。每诏令议下，诸老先生不能言，贾生尽为之对，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文帝说之，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遑也。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而《汉书·贾谊传》基本沿用了《史记》并下判断道：“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看来古人对贾谊的遇与不遇已没了定见，如果客观一点，不妨认可班固的看法，即谈不上遇与不遇。毕竟他出的谋、支的招，是有一些被采用了。而欲其所有的主张都被皇帝接受，那运气也太好了点，天下有这样的好事吗。
贾谊刚入朝廷，就在朝廷大事中取得话语权，频频为新即位的汉文帝出谋支招。 按司马迁的说法，汉文帝即位之初的多项法令都是按贾谊的主张办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不能算是不受重用。而当时贾谊也只有二十出头的年纪。在贾谊短短的从政生涯中，留下了大量的干政文字。只要仔细研读就不难发现，贾谊的进言无论其怎样千变万化，但可以一言以蔽之，即为皇帝好。而为皇帝好，是不是真的能达到目的，是不是为天下好，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其变着法子进言的核心就是为了巩固并扩张皇帝的权势，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进言与历史上的前辈韩非、李斯没什么区别。巴结权势，乃人性使然，孔夫子也说过“畏天命，畏大人”嘛。在《史记》中就有不少出于为当局着想而进言的记载，但给人的印象却是坏事多，好事少。因此，每逢菜九看到有人向当局进言，总要戴上有色眼镜看一看，还真看出几个心术不正的家伙，并认定贾谊也是其中的一个。也正是这个贾谊，不知让多少人被菜九扣上了读不懂《史记》的帽子。

菜九印象中《史记》记有几处小人进言坏了人主大节的事大致如下，周公归政成王后，有人对成王说周公想造反，陷成王于不义；有人对陈胜说故旧太放肆，有辱尊严，弄得陈胜众叛亲离，最终兵败被杀；太公家令对太公说，应该对当了皇帝的儿子行臣子礼，太公照此办了，而刘邦受之坦然，坏了皇帝自己的形象。再一个可能就是贾谊对汉文帝进言，但未能得逞。那么贾谊的进言都是些什么呢，无非是让汉文帝削藩，众建诸侯少其力。此事因日后的吴楚七国之乱而显得非常英明。其实读书人大概忘了，天下之分还是合，在秦始皇并天下时就争论过了。李斯等人得出的结论是，周王室为什么衰落，原因就在于分封太滥，最终弄得王室本身没力量。而汉人在总结秦亡原因时，则将不分封子弟作为重要原因。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无论分也罢，不分也罢，都有各自的问题和麻烦。换言之，即使按贾谊所说去做，也未必能讨到什么好。大明王朝的建文帝就听了臣下削藩之策，弄得身败名裂。好在汉文帝没听贾谊的，否则什么下场还真不好说。再仔细分析贾谊的削藩建言，其重点是要削汉文帝叔父、堂兄、侄子们的封地，而对汉文帝的子嗣，贾谊的主张却是增加封地（《谏立淮南诸子疏》）。这种主张似乎与他再四强调的末大不掉的吁求相矛盾，其实两种主张的核心是一样的，即怎样才能扩大并巩固现任皇帝的权限。因此，贾谊的小人特色，就是孜孜不倦地鼓动汉文帝将国家最大的利益划到自己名下。一言以蔽之，贾谊反对各诸侯占地多的主张不是一种制度上的改进，而是要形成怎样让与最高当权者关系最直接的亲属多占地的制度。所以说他巴结权势，一点也不冤枉他。

应该看到，贾谊的这些削藩主张在朝中有很大的杀伤力，得罪的人肯定不少。但他仗着报效最高当权者的拳拳之心，也顾不了这么多了。也许有人会认为，贾谊的这些言辞可能是在私下里说的。但根据其不依不饶的进言劲头来看，他不会对众人有太多的回避，这也是众老臣联合起来反对他的原因。一个新进之人，是不是会站到众老臣的对立面，这样做是否明智。天下没有无风险的投机，投机的收益与风险成正比。日后汉武帝朝的江充为了讨得天下至尊的欢心，得罪任何人都在所不惜，连武帝太子都被他得罪而逼反。像贾谊这样求进心切，肯定也会公开自己的主张。如果贾谊也是没完没了地在皇帝面前推行自己的主张，众老臣联合起来反对他正是合情合理的事。而贾谊的进说常常是不顾客观事实危言耸听地胡说一气。比如他说“今汉兴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忧民（事势）》）。需知，秦收太半之赋，民不堪重负而反。至汉兴至文帝，始终贯彻了与民休息的基本国策，赋税率约为十五分之一，远远小于孟子主张的十分之二。贾谊并非不知道这个情况，其之所以要将问题讲得严重，无非是想吸引皇帝的注意。

对贾谊的反复进言，人们不妨可以说他报国心极强，但同样也可以说其心术不正，谄媚邀宠心极盛。阻挠贾谊得势的朝臣，就是持后一种议论。现在人喜欢将贾谊策不受重视归结为保守派势力强大，那些使贾谊不遇的罪魁祸首，即司马迁所记的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往往被后世尤其是被现代学者当做是保守势力。这其实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可以肯定，绛、灌等人确有保守的倾向，而这些所谓的保守势力的话有没有一定的道理，似乎很少有人论及。通过对历史事件的梳理，我们应该承认，他们反对贾谊的言辞却更切合当时的实际。之所以说以周勃、灌婴为代表的反贾言论也有更多合理的成分，就是萧规曹随原则在起作用。萧规曹随的故事最能体现汉初崇尚无为而治的精髓。联系到贾谊事件，这个故事的意义也非常大。当年汉惠帝责怪曹参不问政事，曹参问，皇帝与高祖相比谁更高明，皇帝说自己不敢比高皇帝；曹参又问，皇帝认为曹参与萧何相比谁更高明，皇帝说似不及萧何。曹参说，这不就结了，你不如高皇帝，我不如萧相国，他们俩定下的章程在运行就行，何必去干涉呢。换言之，刘邦定下来的章程，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臣子们是不想做变更的。他们自己比不了萧何，汉文帝也未必高明过刘邦，为什么要动先帝留下的政治遗产呢。在他们看来，贾谊年少轻进，想哗众取宠，乱祖宗成法，罪无可赦。因为贾谊所论，不过是李斯、秦始皇的陈词滥调，不足为奇。在当时并没有让中央政权受到外在力量的威胁的情况下，主动挑起事端，显然是有违汉初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宗旨的。

汉代秦兴，有识之士就对秦亡之鉴作过总结，并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秦未能封建子弟。贾谊本人也对秦不分封不以为然，他认为：“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其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输将者不苦其劳，繇使者不伤其费，故远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欢乐其上，此天下之所以长久也。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尽自有之耳。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耳，十钱之费，弗轻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陈胜一动而天下振。”（《属远（事势）》）如此说来，贾本人也是主张封建的。只是贾的进言，是战国以言干进的一套，其用心不外乎窥伺人君的心理，危言耸听，以期能展其才。而贾谊的进言，恰恰违反了汉初的思维定势。殷周分封，中央最终失势，但其仍能延祚几百年，较之秦二世而亡，更为汉人所能接受。在反端未现的情况下，突然提出要削藩，岂不是弄得天下大乱。而贾谊的一套，恰好是与无为相反而行的，皇帝和大臣不为所动，应该说是正确的，而不是什么忌才。那些老臣所说的“洛阳之人”也是有出典的，即当年的苏秦就是洛阳人，以鼓唇弄舌谋求功名利禄。在这些所谓的保守派眼里，贾谊就是苏秦之流角色，可能这个看法与事实相去不远。
可以断言，贾谊进言的出发点就是瞅准了汉文帝潜在的私心，窥测皇帝人性中的弱点，并激发之，以期一下子能平步青云。以前成王臣子、陈胜臣子、太公家令都是这样讨得当权欢心的，苏秦、韩非、李斯辈，也正是通过投其所好结最高权力的欢心的。怎奈由于汉文帝英明，他没有完全达到目的。

有很多人，包括菜九一向敬佩的人都以为汉文帝后来分齐为七、分淮南为三是受到贾谊的启发。这种观点显然是菜九以为没读懂《史记》的。汉文帝后来分齐为七、分淮南为三之前，齐与淮南都因为叛乱，经汉平叛后，被汉剥夺了封爵，土地归汉中央所有，汉是将自己的土地拿出去分成十个国家，而不是把原有的大国划小，这里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贾谊从来没有主张汉把自己的地拿出去分给别人。贾谊就是强调末大不掉，如果没有末，就不存在什么掉不掉的问题。而汉文帝的做法，显然是特地做出些末来。怎么能说是受贾谊影响呢。知识分子的虚妄性，也正在于此——硬要把不是自己的功劳说成是自己的。

总而言之，尽管贾谊的主张未被采纳，但汉文帝并没有亏待他，他个人显然还是进言的受益者，否则他凭什么一下子就从一个平头百姓，当到了长沙王太傅。说明汉文帝还是爱惜人才的。但贾谊还很不满足，郁郁而死，这又是何苦来哉，真是天晓得。司马迁将其与屈原同传，是指二者力求报效的执着相似，至于所求是否正当，并没有开展讨论。贾谊的事迹及史公的记载，赚得千百年无数同情泪，却为贾谊本人及司马迁始料未及。菜九以为，史公赞赏的也就是那种追求强烈而已。但强烈不等于好，不等于对这一点，各位看官应切记则个。

对于菜九先生,某天骄一向敬重,很多文章都曾经拜读,自感受益匪浅.不过前些天偶读先生所作<千古谁识汉贾生>一文,对于其中观点却实在难以苟同,目下考试结束,暂切无事,于是草拟如下这篇驳论,还请菜九先生赐教.


首先我们来大致了解一下贾生(贾谊)的生平, 他生于汉高帝七年(前200),洛阳人，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贾谊18岁时就以文才知名,后经河南郡守吴公举荐，被文帝召为博士,因其政论切中时弊,所以深得文帝赏识,不久就官至太中大夫。但是在贾谊二十三岁时，却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太博。后被召回长安，又被任为梁怀王太博。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以至忧伤而死时年33岁。

对于贾谊,某天骄的评价只有四个字----少年奇才,大家可能都有所耳闻,某天骄是颇为骄狂自负的,可是对于贾谊,某只有一个字---服.

贾谊因何被贬

贾谊的才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才(代表作《吊屈原赋》、《鵩鸟赋》),二是对于国家政治的独到见解(代表作《过秦论》、《治安策》和《论积贮疏》),对于前面一点,在此某天骄不做过多论述,只来谈谈贾谊的政治才华.贾谊一生有两个重要主张,一是众建封国,以削弱诸侯王.其次是重视农业生产,建议国家在平时多储藏粮食,以应对战争和灾荒.菜九先生认为正是贾谊对于自己主张的反复进言而且主张与西汉国情不符,以至被老臣如绛侯周勃和颍阴侯灌婴视为"心术不正，谄媚邀宠心极盛",因此才极力反对文帝重用贾谊. 如此看来,这些老臣们真的心忧社稷,为国为民,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好,让我们来看一下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关于此事是怎样说的"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注意,这里司马迁用了一个"害"字,而之后却又用了"短"(汉书的说法更直接,用了一个"毁")引出老臣们指责贾谊的话,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这个指责其实很大程度是危言耸听的诬陷之辞呢?某天骄以为如此理解并无不妥.还有这个“擅权”也是不实之辞，当时贾谊的官职不过是太中大夫，《汉书·百官公卿表》说“郎中令所属有太中大夫等，秩比千石，掌议论”，也就是说当时贾谊不过是皇帝的身边的高级顾问，掌守卫宫殿门户。既然这不使什么位高权重的职位，又谈什么擅权呢？要说擅权也只有那些老臣才有资格和条件的。那么这些老臣要去嫉恨贾谊呢?这就要从文帝的即位说起了.我们知道在平定吕后之乱中周勃与灌婴都是立有大功的,而且在事后联合迎立了代王刘恒,是为汉文帝.老臣们拥立代王的时候,某天骄以为他们首先看重的就是代王母亲薄家无权无势,再者拥立并不受宠的刘恒也能令新皇帝感恩戴德,如此一来,就便于功臣集团与宗室集团共同执掌政权(文帝即位后周勃任右丞相灌婴为太尉),.这样一来,他们反对贾谊的目的就很明显了----维护自身权力,他们不愿皇帝身旁多出一个可与自己抗衡的亲信大臣,因此才有了以上的一幕.因为当时文帝即位不久,皇位尚未巩固,于是只有妥协,不得不将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博.

也许有朋友会有疑问,说周勃,灌婴他们都是和高帝同升共死的名将,而且在建国后也有大功于国家,难道会卑鄙如此?无可否认,老臣们都是尽忠为国的,但是他们一样有自己的私心,那就是权位.另一件事可以佐证某的观点,在周勃拥立之后,曾有人对他说"君既诛诸吕，立代王，威震天下，而君受厚赏，处尊位，以宠，久之祸及身矣",当时周勃虽然感到不安而"谢请归相印",但是在陈平去世后"上复以勃为丞相"时他却并没有推辞,可见周勃从心里还是放不下权位的,可是他这样的举动又分明是不识事务,文帝哪里愿意你重回朝廷呢?于是十几个月后，文帝就对周勃说：“前日吾诏列侯就国，或未能行，丞相吾所重，其率先之。”于是"免相就国"。事情并没有完,此后"岁余，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这样可以看出周勃与文帝关系的紧张,他这么做简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反而让人抓住把柄,被诬陷造反,关进了大狱.详情就不说了,总之是受尽屈辱,还险些丧命,更讽刺的是,他得以出狱竟还是靠走当初他们轻视的外戚薄家的门路.

从上面我们不难看出,文帝与功臣集团的矛盾是相当深的,因此他在重用贾谊时,周勃他们是很可能顾及自身权位而反对贾谊得势,而并非是出于国事的考虑(或者说这是其次的理由).我在给菜九先生的回复曾说过"汉文帝是天下的主宰,臣下进言,都要他去分辨;绛、灌这样的老臣职责就是为大汉保驾护航,不然要他们做什么?贾谊的策略有一些可能不对,因此才需要他们去反对或者否定,贾谊有错,但谁没有过错?"因此贾谊的某些政策纵然有误,可也并没有给西汉王朝带来什么大的祸端,而且他的策略,比如众建封国,文帝后来也的确将其应用于实际,"齐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贾生之言，乃分齐为六国，尽立悼惠王子六人为王；又迁淮南王喜于城阳，而分淮南为三国，尽立厉王三子以王之。"菜九先生认为文帝举动与贾谊性质是截然不同的看法也不成立,因为这里更看重的其实是一种思想而并非具体的方法,总不能让汉文帝教条的完全照搬到贾谊之策吧?那样文帝又凭什么叫明君呢?武帝时期主父偃的"推恩"主张其实也和贾谊的观点颇有相通之处,如此可见贾谊的远见.再说贾谊的一些策略并没有实行，怎么知道不行？实践才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这样看来那些老臣们的排斥就真的是未免私心过重了.

贾谊是否得志

菜九先生开篇就引用了唐人李商隐用这一首《贾生》的“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同时说,古文人认定贾谊不遇其实是不恰当的,是一种出于自己本心的主观看法,因此菜九先生支持《汉书·贾谊传》的判断：“谊亦天年早终，虽不至公卿，未为不遇也。”遇与不遇其实不应以官职大小来论,而是以否能施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来判定的,从这个角度上讲,贾谊显然是不得志的.<滕王阁序>里王勃两次提到了贾谊,用意却是相反的.第一次他说的是"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 "是在羡慕贾谊能得到皇帝单独召见,可是同样的事情在李商隐笔下却变成了"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悲凉.第二次王勃说的是"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则是说贾谊被弃置长沙并不是天子的错,同时为贾谊的命运表示同情,也是表达怀才不遇之情,可是在这里王勃却没有丝毫埋怨皇帝,与李商隐大为不同.由此可见,古代文人对于历史典故其实并无一个固定一致的看法,不过是为自己抒情的需要而各取所需而已.

某天骄在回复菜九先生的文时还说过"他学的是战国时期那些纵横家的思想,讲的是权术,求的是显达,为的是国强,而很少去想什么老百姓,这一些在贾谊来讲都是无意识的(虽然如菜大人说,这有心术不正，谄媚邀宠心极之嫌),少年人首先想的一定是建功立业,扬名后世----天骄本人对此是很了解的,20岁的贾谊也不过大我两岁多,算是同龄人",这是从贾谊献策的动机上看,为国是肯定的,为自己的显达其实也是一定的,少年人难免急功好利,可这能算之为错呢?要知道贾谊自比的是屈原,而司马迁也把两人放在了一篇之中,那么既然我们不能否定屈原的爱国和不得志,又为什么要去给一个同样命运的贾谊戴上"谄媚邀宠"的帽子呢?屈原不也做过三闾大夫,不也一心想着在楚国辅佐君王吗?

菜九先生还说"尽管贾谊的主张未被采纳，但汉文帝并没有亏待他，他个人显然还是进言的受益者，否则他凭什么一下子就从一个平头百姓，当到了长沙王太傅。说明汉文帝还是爱惜人才的。但贾谊还很不满足，郁郁而死，这又是何苦来哉，真是天晓得",满足?理想都没有实现又为何要满足?重新召见却是因为问以鬼神之事,贾谊又怎么能没满足?还有贾谊的死怎么成了"郁郁而死"而死?他在长沙数年都过来了(我想他明白,只有活着才有希望回来),做了文帝宠爱儿子的老师,还被再次召见(虽然没问政事,但却蕴涵着希望),又怎么还会更加郁郁?他的死,史记说的明白是"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馀，亦死",是为自己没有尽到职责而惭愧的缘故才郁郁不安而死的.

显然,我们不应随随便便就给贾谊的千古名声予以全盘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