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gyanqing 2015-10-21 10:48:44
楼主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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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当。

@新昌仁慧 2015-09-12 10:51:11
其中青海宁夏的二马不足为惧，他们一向效忠中央政府，不和政府作对，况且以回民作为主要支柱，必然兵少力薄，顶多勉强自保。
新疆军阀盛世才靠出卖主权换来苏联的援助和出兵，所以短时间内无法将其消灭。不过蒋介石很清楚只要二战开打，苏联为了争取中国肯定不会去管盛世才的死活。而盛世才虽然加入了苏共，也不过是利用苏联而已，也谈不上什么真心，两方随时可能翻脸。一旦没有苏联做后台，盛世才依靠新疆2万省军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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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看来，杨虎城是老军阀，老政客，靠不住，张学良则和老军阀不同，两人私交有极好，绝对不可能把他怎么样。

这是因为蒋介石没读懂张学良当时最需要的东西：摘掉不抵抗将军帽子，而毛主席读懂了。高手之间的差距就是那么一点点。

@新昌仁慧 2015-09-12 11:43:43
绝地大翻盘～～～～张学良不懂苏联的心：当时德国可以说是欧洲第一军事强国，也是欧洲第一工业强国。德军士兵的精锐程度直到今天也家喻户晓，在同等数量下德军可谓世界无敌，无论苏军美军和号称精锐中精锐的日本关东军都远不是其对手。而德国工业力量超越苏联，科技力量更是远比苏联先进。
苏联领导人认为按照当时的国情，苏联尚不是德国的对手，如果加上意大利，捷克，保加利亚，罗马利亚，芬兰等国，苏联就更不是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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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张扬冒险做了捉蒋的这件事，恰是苏联最最不能接受的一件事！

张、杨在政治上不低能，会上毛主席当吗？

@zhaoyu1027 2015-09-12 11:34:09
说到政工人员，笔者还想多啰嗦几句，眼睛深度近视的黄克诚大将，就是一位出色政工人才。但陕甘支队奔赴陕北途中，时任军事裁判所所长的他，因不肯执行枪决掉队者指令（当时红军人数已经很少，军纪不严必然溃散），被一位领导（可能就是黄大将所在二纵队政委李富春）下了如此评语“像黄克诚、吴溉之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连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结果吓得他再也不敢说话，行军时宁走前不走后，生怕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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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仁慧 2015-09-12 12:46:38
为什么红军很强调度过黄河呢？因为黄河是天险，尤其在甘肃宁夏这一段为峡谷地形。峡谷两岸均为悬崖峭壁，峡谷中间的黄河河床狭窄，水流湍急，很难渡过。宁夏青海马家军沿着黄河修筑了很多防御工事，以黄河作为天然屏障。而宁夏省的绝大部分都在黄河以北，也就是实现宁夏战役就必须度过黄河。
但如果红军七八万大军在黄河以东，准备找一个渡口一次度过黄河，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黄河以东有数量众多的国军部队，随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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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制定宁夏战役计划的前提是只有地方军阀和少量中央军部队参战。现在中央军主力提前向甘东狭小区域进攻，情况就非常凶险。

宁夏战役计划本来就是做给张学良看的，毛主席根本不抱成功希望。

@zhaoyu1027 2015-09-12 11:34:09
说到政工人员，笔者还想多啰嗦几句，眼睛深度近视的黄克诚大将，就是一位出色政工人才。但陕甘支队奔赴陕北途中，时任军事裁判所所长的他，因不肯执行枪决掉队者指令（当时红军人数已经很少，军纪不严必然溃散），被一位领导（可能就是黄大将所在二纵队政委李富春）下了如此评语“像黄克诚、吴溉之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连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结果吓得他再也不敢说话，行军时宁走前不走后，生怕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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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仁慧 2015-09-12 12:46:38
为什么红军很强调度过黄河呢？因为黄河是天险，尤其在甘肃宁夏这一段为峡谷地形。峡谷两岸均为悬崖峭壁，峡谷中间的黄河河床狭窄，水流湍急，很难渡过。宁夏青海马家军沿着黄河修筑了很多防御工事，以黄河作为天然屏障。而宁夏省的绝大部分都在黄河以北，也就是实现宁夏战役就必须度过黄河。
但如果红军七八万大军在黄河以东，准备找一个渡口一次度过黄河，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黄河以东有数量众多的国军部队，随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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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战役计划本来就是做给张学良看的，毛主席根本不抱成功希望。

第七十二章 渐趋主动
与解放军其他战略部队情况不同，刘邓部任务有两项：一是内线不让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二是外线伺机破袭陇海路。因此，他们不像别的战略部队那样，跟解放区血肉相连，翻身农民也不可能源源不断补充到部队里来。然而，由于刘邓部不断打出成建制歼灭敌军的胜仗，俘虏“资源”却比较丰富。于是，他们就地取材，将大量国民党军俘虏补入队伍之中，变为解放战士。而使用俘虏是一门政治艺术，需要有一套思想改造方法。
就在刘邓部各级干部为此殚精极虑之时，群众主动创造的方法涌现了出来，那便是“三合一”教育活动。所谓“三合一”教育，是让抗战时就参军的老战士、翻身农民入伍的新战士和解放战士互相教育，取长补短。而其中，在邯郸战役中被解放过来的战士王克勤，在他当班长的班里所开展的“思想、技术、生活”团结互助活动，对整个部队都有很好的示范效果。于是，王克勤运动就在刘邓部广泛开展了起来，甚至1946年12月的延安《解放日报》还发表社论，号召全解放区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
按照常理，这样一场大运动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应该非政委小平莫属，但遍查各种资料，都找不到佐证。倒是克勤后来牺牲时，刘帅悲痛不已，以自己和小平的名义发了一封唁电。由此可见，真正树这个典型的，是身为军事主官的刘帅，出发点便是解决将俘虏兵转化成战士的问题。而小平至少到此时，还未准确把握转化俘虏对提升战斗力的重要意义。
不过，王克勤运动再深入人心，也不可能把所有解放战士的思想境界，都提高到与王克勤相等的水平，所以，刘帅对二次出击陇海路应该有所顾虑。但作为政委的小平，尽管抓典型还不在行，但扮演好“监军”角色，以政委身份敦促出击，还是恪尽职守的。当然，这也给主席留下了良好印象，为他解放后升迁入核心层，打下了坚实基础。
于是，在1947年1月18日接到主席来电后，刘、邓决定发起豫皖苏战役，由刘帅率1、2、3纵队为路北集团，小平率6、7纵队为路南集团，统一在24日行动。这样，到了27日夜，7纵越过陇海路，6纵也随即跟进，迅速占领了柘城。29日，路北集团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对陇海路兰封到砀山段进行大破袭，实际控制民权、商丘间铁路70余公里。30日，休息了三天的路南集团从柘城兵分三路，到2月1日占领太康、鹿邑、亳县三城。
老蒋见状大惊，忙令本要调往徐州绥署的整27军，先协力郑州绥署攻击路南集团。而亳县周边的整48、58师及整75师16旅，作为先遣部队，对亳县发起了向心进攻。2月2日，敌16旅孤军深入到亳县西北丁大庄地区，当即被小平指挥的路南集团主力包围。战至4日，该敌在空军掩护下向北突围，但在解放军连追带伏之下，仅旅长率400余人逃入商丘。而路北集团的3纵也于3日在孔集附近，与敌5军45师打了一场遭遇战。由于1、2纵未能及时赶到，该敌在空军掩护下，于4日晚到达商丘。
也就在这一天，老蒋从南京飞赴郑州，对老顾面授机宜。老顾据此在2月6日拟定由郑州绥署部队与整27军东西对进夹击刘邓路北集团的作战计划，并决定在10日行动。而刘、邓因为出击得手，也在7日致电中央军委，要求集中路北、路南两集团五个纵队向西机动，通过围攻民权，吸引敌军出援野战。主席当然求之不得，于8日复电同意。
就这样，解放军要攻打民权，国民党军要从民权出击，两军于2月10日在民权以东的李坝地区不期而遇，展开激战。老顾随即下令国民党军后撤，打算依托设防阵地，大量杀伤解放军。11日，解放军五个纵队尾追敌军到民权地区，到傍晚，将整72、85两个师的师部及所属五个旅，分割包围了起来。当晚11时，五个纵队同时发动总攻。
如果刘邓部在出击前能得到充分休整和补充，这次肯定又能取得辉煌胜利了。但偏偏这是一支已经连续作战了半年的疲惫之师，其势已如强弩之末，再也不能穿鲁缟。果然，除2纵的16团在2月12日晨五时攻入郑庄寨之外，其余四处都攻不动敌阵地。就在这时，驻兰封的敌第2快速纵队（简称2快），奉早有准备的老顾之令，沿公路东援，来到野鸡岗附近。该部与上月被华野歼灭的1快一样，也是高度机械化的旅级单位。这支生力军的到来，使正在此处围攻整72师新13旅两个团的刘邓部1纵无力再战，被迫撤围。
多米诺骨牌的头牌一倒，敌2快立刻与新13旅一起，对下一个目标解围。于是，刘邓部各纵纷纷撤围，原先被围敌军则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集中，而很多革命意志不坚定的解放战士乘机带枪逃亡。最后，2纵主力也因无力歼灭死守在郑庄寨的整85师师部，被迫在外围的敌328团、101团各一部陆续来援情况下撤退。但留在寨里的16团无处可撤，在敌内外夹击之下，团长、政委战死，仅40人突围，事实上被敌军成建制歼灭。
这还没完，东线敌5军已经攻占单县、城武，整75师则向曹县西南运动，威胁撤下来的刘邓部侧背。眼看处境不利，刘、邓于2月13日致电中央军委，如实汇报了部队的情况，请求休整十五天。见刘邓部确已疲惫，主席生怕这头“革命老黄牛”会活活累死，赶紧于次日复电同意。但老蒋岂容刘邓部休整？随即令东西两路敌军继续对进。18日，东路王敬久集团进到金乡、嘉祥间，西路吴绍周集团进到定陶、菏泽间，打算合击在菏巨公路上的沙土集、龙固集（上年巨野战役的旧战场）等候6、7纵队的刘邓部1、2、3纵队。不过，这还不是老蒋最狠毒的招数，更狠毒的一招唤作“黄河归故”。
众所周知，黄河下游段是一条地上悬河，不决口便罢，一决口就要大幅度改道。从清末开始，黄河走北道从山东半岛北部注入渤海。但1938年6月，老蒋为阻止鬼子取道中原，由北向南进攻武汉，在郑州北部花园口扒开了黄河大堤，使黄河改道入淮，然后辗转洪泽、高邮诸湖，汇入长江入东海。此举在当时造成豫、皖、苏三省44个县、市共1200万人口受灾，直接淹死达89万人，历来被认定为老蒋的一大罪状。
然而，老蒋在内心里也可以认为，他本不想这么快就对日全面抗战，是全国人民逼迫他抗的。为此，他在庐山谈话中，明确告诉全国人民：“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意思就是，既然全国人民都要求抗战，那他当然可以为了抗战，扒开花园口大堤，牺牲掉黄泛区沿途人民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当然，老蒋纵然内心觉得一万个有理，也不敢公开承认是自己干的，而把责任推到鬼子头上。
但无论当时如何有理，却毕竟让西北水系汇入东南水系出海，造成水系紊乱；且将黄土高原的泥沙注入原本堪称清澈的洪泽、高邮两湖，实为当地大害。所以，抗战胜利以后，堵住花园口使黄河归故，势在必行。而黄河归故后，能将冀鲁豫解放区一分为二，对华北解放区与中原、华东解放区的联系造成巨大障碍，有“代40万大军”之功效，故老蒋对这一本属民生工程的项目格外起劲。早在1945年冬，国民党当局就单方决定放水归故。1946年2月，更在国民党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3月1日，他们在事先未与中共洽商情况下，在花园口破土动工，正式进行堵口工程。

对国民党有利之事，肯定就是对中共极端不利之事。但由于黄河归故又是一项对国家有利的民生工程，中共不便直接反对（中共夺取政权后，也会这么做），便在同意黄河回归故道大前提下，反对国民党当局单纯堵口放水，主张先复堤、浚河、迁移河床居民，然后堵口，不使下游发生水灾。为此，冀鲁豫解放区也于2月22日，建立了黄河水利委员会及下属组织，要求与国民党当局谈判。
在当时整体和谈形势下，老蒋令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黄河堵口复堤工程局局长赵守钰等，于1946年3月3日前往河南新乡，会晤正在新乡巡视的张、周、马三人小组，商谈黄河堵口复堤问题，决定各方派代表谈判解决。此后，冀鲁豫解放区、渤海解放区派出代表，在中央直接参与和领导下，与国民党当局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代表进行了谈判，于4月7日初步达成《开封协议》。其主要内容有：（1）堵口复堤同时并进，但花园口合龙日期，须待会勘下游河道堤防淤垫破坏情形及估修复堤工程大小而定。（2）施工机构由国共双方管理。（3）河床内居民之迁移救济迁移费，由国民党当局和联总承担。其意思很清楚，就是中共可以拿下游河道修复进度为理由，推迟花园口合龙时间；并要国民党为合龙付出经济代价（类似于现在的动迁补偿）。
《开封协议》签字后，赵守钰、联总顾问塔德等多人，在中共代表赵明甫、成润等人陪同下，于4月8日出发赴黄河下游查勘。在中共要求下，他们于15日下午抵达菏泽后，与冀鲁豫行署主任段君毅等、渤海解放区政府代表刘季清等举行会谈，终于按先复堤后堵口和国民党当局及联总承担解放区河段居民救济费用的原则，再次达成《菏泽协议》。
然而，老蒋当时发动全面内战心切，又让国民党当局在4月20日，将迁移救济费改为联总负责，并单方拟定两个月完成堵口的计划，实际是想在大汛前的6月完成堵口放水。中共当然不干，一面发动宣传攻势，一面在5月15日，派冀鲁豫解放区代表去南京，由总理陪着，找到国民党政府水利委员会委员长薛笃弼交涉。5月18日，联总代表、国民党当局行总、水利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和堵复局诸代表，与中共代表举行正式谈判。总理也与联总中国分署代理署长福兰克芮、联总工程顾问塔德举行会谈。会谈分别达成三项书面协议和六项口头协议，通称《南京协议》。
《南京协议》规定，必须先完成下游复堤工程再合龙。复堤争取在6月5日开工，器材、工粮由行总、联总供给，工款由水利委员会筹拨，动迁救济费由国民党当局从速核定办理。这样，就把归故时间往后拖延了下去。当然，中共也清楚，老蒋已铁心要堵口归故，再不复堤，黄水一来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南京协议》一签订，冀鲁豫和渤海两解放区就在麦收大忙季节的5月26日，分别动员23万和20万民工上堤修复。群众大干至7月上旬，黄河故道大堤得到初步恢复。
中共的担心并非多余，老蒋并无执行《南京协议》诚意。在他授意下，国民党当局于6月21日，完成花园口工地大桥全部打桩。但人算不如天算，由于汛期河水汹涌，部分桥桩被冲走，桥身被冲断。国民党当局才被迫于7月中旬，中止汛前堵口计划，回到谈判桌前。这次，总理出任中共首席谈判代表，于20日亲临花园口工地，掌握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总理、蒋延黻、福兰克芮于22日，签署了《协定备忘录》（又称《上海协定》），主要内容是：堵口工作将在洪水期后的9月中旬重新进行，落实解放区复堤款项和器材等。
但跟前几个协议命运一样，由于刘邓部首次出击陇海路，国民党军也就在8月28日向冀鲁豫解放区发动报复性进攻时，不再顾及《上海协定》，沿途大肆抢掠和破坏解放区治河物资器材和工粮，迫使复堤工程停顿。而花园口堵口工程却于10月5日再度开工，并欲在50日内急速完成。为此，总理于11月2日致函联总中国分署署长艾格顿和行总署长霍宝树，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遵守菏泽、南京、上海协议，保证以后黄河工程不受军事政治影响。但除了救济款100亿元得到承诺外，停止堵口问题却被回避。
而老蒋又分别于11月29日和1947年1月2日，指令水利委员会加紧堵口工程。尽管经过还在国统区的董老、回到延安总理抗议，1月11日、17日，联总、国民党、中共三方又在上海举行了一次会谈。可这次会谈比上几次更不如，未能达成任何协议。2月1日，中共代表再度在上海，同联总、国民党代表交涉。国民党总算同意达成三项口头协议，主要内容是：加紧进行下游复堤工程和救济河床居民，水利委员会拨行总40亿元转中共，作为复堤工程费；合龙日期需视下游复堤及堵口工程进度，由水利委员会、行总、联总与中共共同会商确定。会后，国民党当局一面将40亿元工款及150亿元救济费，陆续拨付解放区，一面日夜加紧堵口。
到了这个时候，黄河归故已经以日计算，刘邓部如再不回到黄河故道以北，就有归路断绝，被国民党军压迫在鲁西南狭窄地域的危险。在此情况下，中央军委于2月21日，同意刘邓部全体撤回黄河故道以北休整。这样，小平的6、7纵于19日北越陇海路，又于25日与刘帅的1、2、3纵会合，再共同于2月底撤到黄河故道以北。不久以后的3月15日晨3时50分，国民党当局终于将花园口堵口合龙，放水归故。而冀鲁豫解放区建在黄河故道里的237个村庄及27万余亩耕地，也统统被水冲毁。
主席要刘邓部二出陇海路目的，原有在获胜情况下，让他们支援中原突围部队的意思。但既然这个目的不能实现，主席便开始召回再难坚持的中原突围部队了。其中，鄂豫陕军区部队先将各分区主力，编成由5、6、7、8、10五个支队组成的野战纵队，由文建武、汪锋率领，于2月中旬北渡黄河，到达太岳解放区。之后，又继续将其余武装编成由1、4、9三个支队组成的纵队，由陈先瑞、韩东山率领，于3月19日渡黄河到太岳。两部合计近万人，均在晋城休整待命。先念则早在上年9月29日，奉命回到了延安。
无法北上的鄂西北军区在1月转外线后，参谋长张才千于2月初，率4分区部队和军区警卫连，南渡长江。3月中旬，他们与1月渡长江的4分区司令员李人林率领的四个连，在湖南沅陵会合，合并为新四军江南游击纵队。树声则经中央批准，于2月初扮作小老板，辗转荆门、武汉、南京、上海，最终到达山东解放区。

也就在这时，南线华野又取得了莱芜战役的重大胜利。鲁南大捷以后，华东局和华野于1月下旬在临沂附近，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即鲁南会议。与此同时，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将原来的山野、华中野和山东军区主力部队正式改编为华野，共下辖1、2、3、4、6、7、8、9、10（同样跳过5纵）和特种兵十个纵队。除1纵增辖由皮旅编成的独立师外，每个步兵纵队均辖三个师，特种兵纵队则辖五个炮兵团、一个工兵团、一个战车营和一个汽车大队。总兵力为27万人。原山东军区和华中军区则合并组成华东军区，司令陈毅，政委饶漱石，副司令张云逸，副政委黎玉，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舒同。军区下辖鲁南、鲁中、胶东、渤海、苏中、苏北六个军区和华东军政大学、东江纵队、淮北纵队、滨海军分区，共约30万人。
华野整编期间，国民党军也没闲着。老蒋派参谋总长陈诚率国防部第二、三厅作战官员28人，于1月17日到徐州组成联合指挥部，组织实施鲁南会战。其战略意图是以陇海、津浦、胶济三条铁路之间为作战地区，由南线八个整编师、北线三个整编师（军），对进会攻临沂。而就在前一天，一年前被迫起义的伪军郝鹏举部（此时番号是华中民主联军），在徐班庄公开叛变。老蒋给了该部四十二集团军番号，将其配置于白塔埠地区。
面对敌军又一次猛烈进攻，陈毅、粟裕最初在2月3日，考虑在南线歼敌，首选方案是歼敌右路纵队整25师等。但南线敌军进攻速度较为迟缓，主席也数次来电，要求慎战。根据这个精神，陈、粟又重新拟定了三个方案。方案一同前，但先围歼叛变的郝部，诱敌整25师来救，予以歼灭。方案二是在临沂北休整，耐心待机。方案三是除留一个纵队在南线外，悉数北上，彻底消灭北线的三个整编师（军）。
陈、粟于2月5日将新方案上报中央后，立刻令2纵于6日晚，隐蔽东进白塔埠，一举包围了郝部。老蒋对这位历史上背叛过老冯、当过伪军、又投奔过中共的郝某并不信任，故不派兵援救。于是，2纵在7日全歼该叛敌。郝鹏举则被俘后在转押途中图谋逃跑被击毙。
而这时，北线之敌进展较快，2月4日已经占领莱芜。首先从中看到战机的，是远在延安的主席。他在6日致电陈粟并告刘邓，直接了当同意他们的第三方案，并建议渤海区停止进攻，进一步诱使北线敌军前进。陈、粟当然也都是聪明人，一经主席点醒，立刻作出决定，由士榘指挥2、3纵在南节节防御敌军，要求在北线打响后再放弃临沂，主力转入休整，随时准备北上。8日，北线敌又攻占新泰，而且还要继续进攻蒙阴，位置越来越突前。
于是，陈、粟在2月10日判明北线敌意图以后，在当晚率4、6、7、8四个纵队隐蔽北上。同时，又令胶东的9纵和渤海的10纵，从东西两路夹击莱芜，断北敌后路。但由于总计53个团的主力在北线作战，士榘指挥的2、3纵明显寡不敌众，故在15日，未经战斗放弃了已经疏散完人员物资的临沂。而这一情况立刻被北线的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发现，结合敌空军侦查到的解放军北上情报，他判断解放军主力有北上围歼其部队可能。于是，王某于16日，一面向敌国防部报告，一面下令部队回缩。这时，华野主力还未完全到位，前线将领纷纷主张以已到位部队攻击莱芜，抓到敌军尾巴也好。但已因提前撤守临沂而陷入被动的陈、粟仍决定，赌北线敌不会轻易回缩，坚持按原计划集结部队。
关键时刻“帮忙”的是国民党军核心层。老蒋在2月16日回电王耀武，分析说解放军向北运动困难，认为不可能隐蔽北上。陈诚干脆严厉斥责王某，要求他把回缩的部队派回原来位置。无奈之下，王耀武又命整46师于17日重占新泰，193师接防颜庄，李仙洲率其他部队不动。陶醉在歼灭解放军16个旅的所谓“临沂大捷”之中的陈诚，见王某听话了，便以为已经胜利完成“鲁南会战”任务，便于当日乘专机回了南京。但其实，他已闯下大祸，为解放军作出了不可替代“贡献”。
2月18日，华野主力经多日跋涉，终于基本部署到位，陈粟这才下达围歼令。就在解放军将要进攻时，王耀武于19日进一步判明了情况，急令整46师、73军星夜北撤颜庄、莱芜，77师自张店、博山南下归建73军，但为时已晚。
就在当晚，9纵袭占绵阳关，切断明水到吐丝口公路。20日中午，8、9两纵在博山、莱芜之间的和庄地区，袭击南下归建的敌77师。至次日晨，全歼这支美械王牌部队，击毙师长田君健。这晚，华野展开全面进攻，其中6纵围攻敌粮弹囤积点吐丝口，1纵进攻莱芜。2月21日，面临困境的敌军以新36师107团向北、暂12师向南，夹击绵阳关。解放军沉着应战，至下午五时全歼107团，击溃暂12师。当日，莱芜和吐丝口仍在激战。而因4、7两纵未能切断整46师退路，该敌于22日上午，逃入莱芜与73军会合。
仗打到这个份上，国民党军正确对策应为，让73军、整46师暂守莱芜，利用津浦、胶济两条铁路，将南线国民党军调往济南方向，为其解围。这样，即使这两个军的敌人最后被歼，解放军也得付出巨大伤亡，如果指挥得当，还有望化险为夷。但之前比较正确的王耀武出了昏招，他在21日飞临莱芜上空视察后，竟令李仙洲立刻突围。老蒋接其报告后，也没发挥最高统帅作用，从南线调兵解围，听之任之。而陈诚更似乎与他无关，一言不发。就这样，李仙洲经与整46师师长韩练成、73军军长韩浚商议后，决定在23日突围。
陈、粟正在为没能切断整46师、73军间联系，不得不强攻莱芜而犯愁，听到敌军竟不知天高地厚，主动突围要与兵力占优势的解放军打野战，不由大喜过望。更让他们高兴的是，韩练成，不愿再为老蒋卖命，已通过华野地下人员前来接洽参加革命事宜。此公西北军出身，早年据说由刘志丹介绍入党，抗战期间又与总理、董老建立联系。抗战胜利胜利后，他率整46师接收海南岛，此时刚到山东不久，与中共的联络关系也转到了华东局。可整46师是由桂系16集团军改编，韩某并无能力带他们起义，他个人投向中共也无多大作用。但这难不倒陈、粟。他们在2月22日下午闻讯后，设计了一个方案，让韩练成在突围时躲起来，从而使整46师失去指挥，发生混乱。
这时，南线的2纵也赶来参战，但离莱芜还有一天路程，7纵主力也未到齐。陈、粟当机立断，停止2月22日晚总攻莱芜，坐等敌军次日自投罗网（因未能联系上1纵，该部独自发起进攻，直到凌晨四时才撤退）。
2月23日晨六时，李仙洲以73军为左路，取道矿山、南白龙突围；以整46师为右路，取道北铺、芹村突围；他的前进指挥所则随整46师行动。但一开始就找不到韩练成，而整46师这样的杂牌军，又不是换个副师长，就能得心应手指挥的。如果，李某能认识到问题严重性，中止突围行动，则解放军要消灭他们，必将付出重大代价。但由于逃跑心切，李仙洲派人找了两个小时，最后还是决定于八时行动。

由于国民党军人员较多，后尾团直到中午十二时许才走出莱芜城，4纵随即进城，断绝敌归路。而在北面，6纵18师从十时开始，一直死守阵地，堵住数万敌军道路，将其困在一条南北不到二十里、东西不到五六里的谷地里。下午一时，一直坐看猴戏的粟裕突然下令总攻。解放军各路英豪纷纷出击，大胆穿插，使在上空助战的敌空军无用武之地。仅仅过了四小时，猬集于此的4万多敌军就宣告覆灭，李仙洲本人也被俘。只有韩浚率千余溃军，突向吐丝口，同那里的新36师会合后，夺路东逃。但到次日，仍被9纵在和庄地区截住，除新36师师长曹振铎等少数人逃走外，韩浚等大队最终被擒。
至此，莱芜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二绥区前进指挥所，整46师部、73军部及所辖的六个旅（师），12军新36师大部，成建制歼敌5.6万人。再加上南线和胶济路作战毙伤的敌军，整个2月歼敌数超过7万。缴获的武器有：各种火炮350余门，轻重机枪2056挺，长短枪16168枝，炮弹26258发，枪弹291万余发，战马1027匹，汽车56辆，电台29部，电话机290部，铁甲车1列，火车1列。并击落飞机5架。而解放军付出的代价，仅仅是伤亡8000余人及放弃临沂。
莱芜战役创下国民党军一次性覆灭五万人的首例，对国民党军高层造成了极大冲击。王耀武恼恨之余，说了这样一句“名言”：“五万多人，三天就被消灭光，就是放五万头猪，叫共军抓，三天也抓不完。”当然，第一，猪不懂投降，人懂得投降；第二，抓五万头“猪”的，不是几百、几千人，而是二十多万解放军战士和民工。因此，王某这句牢骚话其实也没有什么道理。
莱芜战役后，陈、粟本还想再歼胶济路上敌另两个军。但王耀武下手飞快，于2月23日晚，令胶济路西段所有敌军火速撤回济南。当然，这段200多公里的铁路线，重新被解放军控制，国民党军辛辛苦苦打通的胶济线再次中断。而造成国民党军混乱的韩练成同志，则在受到陈粟等热情款待后，于4月16日同中共得力干部张保祥一起，以化装突围名义，经青岛、上海到南京，又获得老蒋信任，拟任重建的46军军长。但不是每位国民党将领都如老蒋那样轻信，练成最终于1949年初，在甘肃省保安司令任上险遭拘捕。他在张治中掩护下，飞香港经东北回归革命队伍，并在1950年正式入党，以五五中将身份安度晚年，于1984逝世，享年76年。令人可笑的是，老蒋为掩盖自己走眼的尴尬，竟在练成逃走后，还怪相关人员逼练成投共。
与此同时，国民党军十一战区在2月初，集中7个师兵力，企图在易（县）满（城）地区与晋察冀解放军决战，然后南下打通被切断的平汉路保石段。6日，敌94军加22师共四个师，在53军等后援下，进攻易县。聂帅见敌兵力大、队形密集，便放弃易县，将主力控制在机动位置。敌94军在8日占领易县后，除一个师留守外，其余三个师继续南下，10日前出易水河北岸，14日短暂占领塘湖。53军也由固城向西，12日占领姚村，14日占领遂城。
见敌军战线拉长，聂帅决定以2纵（欠一个旅）佯攻徐水，威胁敌侧后，调动53军东返，然后以主力围歼94军于塘湖地区。2月14日晚，2纵突然攻占漕河和徐水车站，并猛攻徐水县城。这一调动效果很理想，除53军外，连随94军行动的22师也东返救援，仍驻屯姚村的，只剩下94军主力五个团。16日，聂帅令3、4纵全部及2纵4旅于当晚，从机动位置向姚村开进，准备歼击94军；已完成调敌任务的2纵主力，则向北开进在姚村以东，阻击援敌。17日拂晓，解放军进抵姚村周围地区，敌94军见状，连忙收缩固守。
应该说，聂帅这次战役部署深得运动战精髓，已经能与林粟刘彭徐萧这些一流将帅的水准相媲美。然而接下去，他在战场指挥细节上弱点就暴露出来了。2月17日上午，4纵侦查人员将敌军收缩误报为向东逃跑。聂帅接报后，未进行多方查证，就轻率改变黄昏总攻的决定，下令各部向东追击。结果到当晚八时，聂帅才发现闹出乌龙，再令各部返回姚村歼敌。但各部于晚十时，才陆续收到命令，等回到姚村外围，已经疲惫不堪。敌94军却休息了一个白天，处于以逸待劳的有利地位，而敌22师和95旅正星夜驰援姚村。眼见战机已失，聂帅只得下令撤退。
姚村歼灭战的流产充分说明，优秀将帅非但要有正确的战略，而且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还要善于区分情报真伪，进行正确的决策。相对于粟裕在莱芜战役中，坚持各主力不到指定位置，决不轻易进攻的正确决心，聂帅在细节处理上差得还很远。如果仍由具备优秀将帅素质的萧克指挥姚村战斗，相信最多是强攻不克，而不会闹出此等乌龙。但主席既然赋予华北战场麻痹国民党军的使命，自然不会在乎姚村战斗的乌龙。
主席真正在乎的东北战场于2月间，在取得二保临江胜利之后，继续南北配合，又打出了三保临江和二下江南的好仗。欲知详情，请看第七十三章《彻底决裂》。
在行将结束本章之际，还想再谈莱芜战役所表现出的战争规律。纵观该战役全过程，容易看出其难点在于，将数量庞大的部队，隐蔽地从沂蒙山区南面调到北面，需要一周以上时间。在此过程中，北线国民党军只要察觉，就能成功摆脱围歼。正因为如此，陈、粟最初并不看好这一计划，主席看好则是因为未能看到实施计划的难点。事实上，华野南线兵力过于单薄，无力防守临沂的现象，已经被王耀武察觉。如果不是老蒋、陈诚在关键时刻“鼎力相助”，强令北线敌再冒进，解放军在这轮较量中，将在丢失临沂的同时，一无所获。而在包围莱芜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王耀武沉不住气下令突围，以及韩练成的内应作用，解放军仍要付出较大伤亡，才有希望歼灭这一大群敌军。可以说，莱芜大捷不仅是陈粟为首华野将士努力的回报，更是老蒋、陈诚、王耀武齐心合力接力犯错的结果。战争本来就是一场双方都错误百出的斗争，哪一方错误更少些，就更有机会取胜。
国民党军高层在莱芜战役中之所以犯下大错，是因为对这场决定国共生死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认识不清。很明显，解放军转弱为强的法宝就是运动战，而打运动战需要较为广阔的回旋余地，一旦作为回旋余地的解放区大量丧失，运动战的基础就将丧失，红军时代的长征与解放战争初期的中原突围，均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解放战争的实质就是，解放军拿土地换军队，而国民党军拿军队换土地，就看是解放军的土地先枯竭，还是国民党军的军队先枯竭。无疑，先枯竭的一方就是这场战争的失败者。
具体到莱芜战役，南线国民党军占领临沂时，尚无部队遭成建制歼灭，其实已经取得阶段性胜利。此时，赶紧撤回兵力单薄的北线部队，重新调整部署以利再战，是极其明智之举。如果以这样的状态打下去，华野回旋余地会越来越小，最终不是被迫与敌决战，就是忍痛放弃山东根据地北上。但国民党军计不出此，却以寻求与解放军主力决战为作战目的，经常自言自语“共军主力去哪了？”结果当然是亏越吃越大，直至最终崩盘。所以，人生中不懂辩证法，不会发现主要矛盾，进而抓不住主要矛盾，有时不仅是吃大亏问题，而且是生死问题。

@zhaoyu1027 2015-09-12 11:34:09
说到政工人员，笔者还想多啰嗦几句，眼睛深度近视的黄克诚大将，就是一位出色政工人才。但陕甘支队奔赴陕北途中，时任军事裁判所所长的他，因不肯执行枪决掉队者指令（当时红军人数已经很少，军纪不严必然溃散），被一位领导（可能就是黄大将所在二纵队政委李富春）下了如此评语“像黄克诚、吴溉之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连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结果吓得他再也不敢说话，行军时宁走前不走后，生怕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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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仁慧 2015-09-12 12:46:38
为什么红军很强调度过黄河呢？因为黄河是天险，尤其在甘肃宁夏这一段为峡谷地形。峡谷两岸均为悬崖峭壁，峡谷中间的黄河河床狭窄，水流湍急，很难渡过。宁夏青海马家军沿着黄河修筑了很多防御工事，以黄河作为天然屏障。而宁夏省的绝大部分都在黄河以北，也就是实现宁夏战役就必须度过黄河。
但如果红军七八万大军在黄河以东，准备找一个渡口一次度过黄河，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黄河以东有数量众多的国军部队，随时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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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军先头部队意外的缴获了红军的《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计划》

有人认为，这是四方面军不愿进行该战役，故意泄密。

@饭桶饿死鬼 2015-09-11 17:43:59
@zhaoyu1027 从这个意义上讲，国焘政治手腕越强，对革命事业损害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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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11 19:39:29
张国焘没积累多少技术，就是想着搞政治，忽悠一群小弟。
当然，其结局不会很好。一是打仗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没技术，迟早会被比下去；二是毛泽东不会把先进技术交给张国焘的，28宿也不愿意。张国焘偷了人家技术，再肃反掉别人，难道还能偷第二次吗？ 毛和毛手下的不会那么傻。于是留下过时的5，9军团给张国焘而已。留下的朱德、刘伯承、何长工、李卓然也并非什么先进人才。
张国焘最终的打算是让徐、陈另开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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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11 23:40:56
不，当时陕北地理位置确实很不利。徐是从地形角度出发，打算在陕北失败后，给红军留点火种。没想到陕北没失败，他自己却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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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仁慧 2015-09-12 07:49:29
虽然毛泽东基本控制了张学良的心理，但蒋介石是否上当中圈套是不确定因素。所以按照常规轨迹是离间成功，张学良与蒋介石翻脸火并，红军可从中取利。从双方力量来看，中央红军最后被打散成为游击队的概率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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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12 12:30:19
你的推断是正确的，若无日本入侵，红军最后成游击队，搞地下斗争。好比现在美蒋法分子都在搞地下斗争。
但是，你不能忘了一个前提，就是中共为啥会组织起来， 中共和苏联为啥帮广东国民政府做了很多事情？ 如果没苏联、中共帮忙，孙文恐怕也是四处漂泊的命。
中共组织起来，就是想带领民族抵抗西方列强。毛泽东也认为日本入侵不可避免。所以毛和中共才会起家，才会违心的帮国民党，以让自己也发展壮大。后来也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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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算个不怎么强的列强，但老蒋1937年就挡不住他。说明老蒋的技术过时很久了！

简直无知之极！中国当时无法在正面战场挡住日本，是因为中国是农业国，日本是工业国，武器种类、数量存在质的差距。

@新昌仁慧 2015-09-12 12:53:34
徐向前此时体现了一个名将的高超指挥技巧，他命令红5军在会宁城外利用山头防守，不得后退一步，违者军法处置。同时命令红四方面军的红4军，红31军，红9军立即给与红5军团增援，调整个军防御体系，死守第二线阵地。
战局险恶，此时中共中央开始了著名的渡河犹豫决策。此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也深感形势恶劣，他们命令红四方面军红30军立即渡河，控制黄河西岸渡口。
此时在23日红30军已经试图从红咀子渡口渡河，16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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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陈昌浩立即命令红9军6500多人渡河，红5军担负警戒渡口和监视靖远守敌的任务。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也跟随跟红30军，红9军渡过黄河。

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跟随渡黄河，是徐帅做的最大手脚。

@killywen 2015-09-12 12:46:55
昌浩闻电响应，主张东归。但徐帅等国焘铁杆早已不把昌浩放在眼里，通过开会表决，一举否定了昌浩意见。于是，西路军根本不回答主席提问，于11月12日十三时致电朱张，报喜说大靖一线水美地肥（仅仅一两百里，竟有这么大变化，真是随便他们说了），可建立根据地，开创新局面。而等不到西路军答复的主席，只能于该日十五时，向朱张电询西路军情况。徐帅等闻讯后，才于当日以陈徐名义向中央回电，拍胸脯说有能力在凉州创立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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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向前就是这样的心态。不知道你从什么地方看来的。

稍加分析就知道了，还需要从别处看？

@新昌仁慧 2015-09-12 12:56:59
作为前敌总指挥的彭德怀并不怎么想。当时在大草地红军分裂时，彭德怀早就判断出张国焘迟早会对其动手，安排自己的红三军团掩护毛泽东等人北上。彭甚至派了一个团藏在毛泽东等领导人驻地附近，防止张国焘发动武装叛变。
由此彭德怀对张国焘非常厌恶。此时彭认为如果不击溃胡宗南，宁夏战役就等于失败了，有多少部队渡过黄河根本没有意思。彭德怀向中央报告，建议31军不要渡河。他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说张国焘此举是耍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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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前敌总指挥的彭德怀并不怎么想。当时在大草地红军分裂时，彭德怀早就判断出张国焘迟早会对其动手，安排自己的红三军团掩护毛泽东等人北上。彭甚至派了一个团藏在毛泽东等领导人驻地附近，防止张国焘发动武装叛变。由此彭德怀对张国焘非常厌恶。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彭德怀厌恶张国焘的关键原因是，如果张控制中央，彭就只是一个普通的红军军长，而不再是红军二号人物了。

@新昌仁慧 2015-09-12 12:56:59
作为前敌总指挥的彭德怀并不怎么想。当时在大草地红军分裂时，彭德怀早就判断出张国焘迟早会对其动手，安排自己的红三军团掩护毛泽东等人北上。彭甚至派了一个团藏在毛泽东等领导人驻地附近，防止张国焘发动武装叛变。
由此彭德怀对张国焘非常厌恶。此时彭认为如果不击溃胡宗南，宁夏战役就等于失败了，有多少部队渡过黄河根本没有意思。彭德怀向中央报告，建议31军不要渡河。他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说张国焘此举是耍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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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主要是中央明知道宁夏战役不太可能成功，又不肯放弃这个唯一的希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心态。

如果集中兵力而不是大量渡河，海打战役还有的一打。

@新昌仁慧 2015-09-12 12:56:59
作为前敌总指挥的彭德怀并不怎么想。当时在大草地红军分裂时，彭德怀早就判断出张国焘迟早会对其动手，安排自己的红三军团掩护毛泽东等人北上。彭甚至派了一个团藏在毛泽东等领导人驻地附近，防止张国焘发动武装叛变。
由此彭德怀对张国焘非常厌恶。此时彭认为如果不击溃胡宗南，宁夏战役就等于失败了，有多少部队渡过黄河根本没有意思。彭德怀向中央报告，建议31军不要渡河。他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说张国焘此举是耍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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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的铁杆支持者几乎渡过黄河，在青海艰难转战中全部阵亡，只有黄超，李特，李先念等少数几人靠打游击到了新疆，但从此也被中共所领导。

除了黄超、李特，其他人也算不上张国焘的铁杆。

第七十三章 彻底决裂
东北国民党军两次进攻临江失败，其军事颓势已经初步显现，但不将东民联在临江的这个据点彻底拔掉，国民党军在南满就不得安宁。因此，老杜无从选择，只能在1947年2月中旬，向临江发动第三次进攻。这次由于从北满调回了94师，国民党军有四个师参加进攻，故既有正面进攻，又有侧翼迂回。
然而，对打惯运动战的东民联来说，这无疑送货上门。2月18日，东民联7、9两师以神速动作，包围了担任迂回任务、前进到鹿尾地区的敌暂21师63团，并于当日九时，将其全歼。这下打得暂21师主力不敢再前进，南满军区司令萧劲光乘机令7、9两师南下，于21日与8师一起，在大北岔、得胜屯地区，将敌91师272团及山炮营、工兵营包围。战至中午，敌军被割裂成几块，而到黄昏就被全歼。
南满部队主力这三个师连胜两仗后，又连夜南下，会同10师，将敌91师另两个团及2师合围于高丽城子地区。但用四个师兵力围攻敌两个师还是胃口太大，结果反受其害。2月22日夜，被围敌军向南突围，而新22师64团、195师585团，则在包围圈外接应。东民联位于这一面的10师挡不住敌两面夹攻，师长杜光华当场牺牲，全师被迫撤退。23日，另外三个师从包围圈其他面赶来追击，但敌军已大部逃回通化，仅殿后小部被歼。
但敌军对临江第三次攻势已基本失败，因为4纵主力深入敌后和北满主力二下江南，都给保卫临江部队以极大支持。其中，11师于2月11日奔袭碱厂，歼敌约千人；又转战安沈铁路两侧八昼夜，突破敌军合击。12师率24团深入辽南，配合以岗边为基地的辽南独立师作战，共吸引了敌正规军五个团和省防军两个师。
而东民联北满主力二次越松花江南下前，总部于2月10日到13日在哈尔滨，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就南下策应临江保卫战的战略意义统一思想。这次会议意义堪与南满七道江会议相媲美，最后，林总进行了总结。他从四个方面阐述了南下策应临江的必要性，归纳了七个胜利条件，并提出了不打莽撞仗和拼命仗、一点两面、三三制等著名的“林氏军事法则”。
有了充分思想准备的东民联，从2月20日开始二下江南。其中，17师于21日晚开始急行军，以一夜120里的速度，向城子街隐蔽开进。城子街是长春的卫星据点，由新1军新30师89团、师属山炮营及90团一个营等部驻守。17师本可将该敌一举包围，但因1纵在上日渡江时暴露目标，新一军军长孙立人急电该敌，要求迅速撤回长春。好在东民联2师提前于22日晨迂回到城子街南面，一个突袭将敌炮兵营歼灭大半，辎重尽数缴获。余敌被迫撤回城子街，并在当晚被17、18师团团包围。而2纵及独立1、2师也包围德惠，对6纵进攻城子街形成掩护。
老杜闻讯大惊，立刻派88师出长春援救城子街。但已经迟了，2月23日九时，17、18师对城子街发起总攻，入夜全歼敌军，俘虏中包括敌团长。此时，敌88师刚进到哈拉哈地区，闻讯后连夜撤回长春。老杜更令孙某将新1军驻九台、农安、卡伦街的三个团悉数撤回长春，并为了解除长春威胁，于24日在南满放弃揖安、26日放弃金川，将91师残部和新22师北调长春。
借城子街胜利之势，林总于26日十三时，令6纵全部及总部配属的两个炮兵团及三辆坦克，围歼德惠守敌，再打通南北满部队联系。6纵依令于2月27日四时开进到位，为确保进攻得手，林总又令独2师也参加进攻，且让打援部队将他们炮兵全部交给6纵使用。但即便如此，由于误以为德惠守敌只有两个营，6纵因轻敌而采取了平分兵力和火炮（四个师每师20门）的错误部署（正确打法应该是，以80门炮支援一个主攻方向）。
2月28日十七时总攻开始，东民联这才发现，守敌是50师一个团另一个营再加直属队，共约四五千人。但此时已来不及重新部署兵力，各师分头作战，大多仅扫清了外围，只有独2师共四个营于次日拂晓，突入德惠城内。可当时东民联军工生产还没上正轨，炮兵已打完了为数不多的弹药，敌军乘6纵其余各面停止进攻之机，集中炮火封锁突破口。独2师入城部队被迫乘夜撤出，但损失惨重。
这时，老杜已调集12个团的正规军及几个保安支队，由长春沿长哈铁路两侧三路并进，救援德惠。林总见炮弹已耗尽，被迫于3月1日晚，与参谋长刘亚楼一起下达撤退令。东民联部队行动神速，从2日开始陆续北撤，抢在老杜5日下令打开小丰满水电站闸门放水之前，安全回到松花江北岸。而劲光指挥的南满7、9两师，利用这个机会，于2月28日攻克柳河，消灭敌暂22师一个营及警察大队，俘虏敌团长以下1100人。8、10两师继而围攻通化，激战三天未克后，改为围困。至此，三保临江取得完全胜利。
解放军在2月间取得的一连串胜利，尤其是莱芜大捷，给国民党统治集团高层造成强烈震撼！张群建议恢复和谈；张治中哀叹，如不能恢复和谈，就只好听天由命。作为美国大使的司徒雷登，更声称要劝国民党接受中共的两项基本条件，其实是希望国共政治对峙和中国政治分裂的局面长期化，以利于美国控制操纵。老蒋作为国民党政权最高首领，当然对形势有更清醒认识，早在1月16日，就试图与中共恢复和谈，无奈被主席两大先决条件堵住了和谈之路。如果可以先停火，再慢慢讨论这两项条件，老蒋一定会欣然答应，设法把已被削弱的军队重新整补起来。
但问题是，老蒋只要不答应两个先决条件，解放军就根本不会停火。而老蒋答应这两个先决条件，不仅一年来获取的地盘要还给中共，好不容易由国大通过的宪法要废除，而且，他本人政治威信也将大为跌落，弄得不好，就会在国民党内政敌压迫下，第三次下野。所以，仗打到这个份上，老蒋已经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继续蛮干下去。
按照最初设想，老蒋是要等把各解放区都分割、击破以后，再逼中共放弃陕甘宁边区，交出全部军队，实现所谓政治解决。为此，尽管全面内战已经打了八个月，国共在政治上尚未彻底决裂，国民党军也不可能主动进攻延安。但既然此时国民党军除了在山东战场还占有很大优势以外，其他战场均已处于守势，全面军事胜利已不可能。那么，老蒋就动了进攻延安，设法摧毁中共政治信心支柱的念头。在他看来，只要拿下延安，各解放区军民就会人心涣散，变得不堪一击；而国民党军则将士气高涨。如果运气更好些，主席为首的中共领袖们阵亡或被俘，则可一举获得全胜。

老蒋抱着这种心态，不再理会国民党内部的求和呼声，开始部署进攻延安事宜。首先，他让南京、上海、重庆三地的警备司令部，在2月21日通知中共设在这三地的办事处，必须在3月5日之前撤回延安。接着，他便在2月28日，将胡宗南招到南京，面授进攻延安之机宜。但也就在这天，台湾发生了二二八武装暴动事件。
事情是这样的。作为鬼子统治了五十年的“资深”殖民地，台湾工业化水准已达相当水准。但这些工业是鬼子产业体系的组成部分，鬼子投降以后，原有产业体系瓦解，台湾工农业服务对象一夜之间消失，这跟四十多年后东欧易帜、苏联解体所遇到的经济问题基本一样。要摆脱这一困境，就必须为台湾工业寻找新的市场，简而言之，就是要对台湾工业进行积极干预，使之成为整个中国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
但信奉市场经济原则的国民党官员不可能有此等意识，台湾90%的工厂便就此无法开工。看到工厂不能创造利润，接收大员们为了实现个人利益，干脆倒卖原料、机器，工厂就此宣告瓦解。于是，当时只有800万人口的台湾，竟有80万失业人口。形势已然这样，老蒋还不忘压榨，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在1947年初，提出了台湾年内要无偿提供15万吨糖、50万吨大米和三四千吨煤的要求。台湾百姓对比下来，觉得国民党还不如鬼子，自然有了反心。
导火索出现于2月27日黄昏，国民党专卖局人员叶得根等9人，在台北街头巡逻缉私过程中，暴打来不及逃走的女烟贩，引起围观群众愤怒反击。专卖局人员不敌之下，向人群开枪，当场打死无辜市民一人。台北市民怒火骤然被点燃，彻夜聚众抗议。从28日上午开始，事态逐渐失控，台北市与台湾省两级专卖机构均遭冲击，抗议群众数次向行政长官陈仪请愿，要求惩罚凶手。如果陈仪稍加让步，暴动可能还会推迟，但他计不出此，反而扣留请愿代表。结果，引发群众冲击行政长官公署，陈仪只能下令开枪，又造成数十人死伤。
交涉至此破裂，陈仪以台湾警备司令身份，下令在台北实行戒严。但台北市民根本无视，持续冲击国民党政治、经济、警察机关，当晚占领广播电台，分别用台语（闽南地方话）和日语，号召全省百姓造反。陈仪没有重点防守广播电台的恶果很快显现，台湾各地群众在3月1日纷纷响应，部分台籍警察倒向民众，而分散在全岛的国民党军因兵力单薄，大多勉强龟缩于军营中自保，根本无力镇压。陈仪被迫组织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简称处委会），并在当日十七时发表广播讲话，表示答应请愿者要求，在二十时取消戒严，但要民众恢复秩序。然而，台湾民众既已发动起来，就很难回归平静，继续冲击国民党各类机关，国民党军警也继续开枪射击。
3月2日，陈仪密电老蒋，请求派兵前来镇压。老蒋此时应该不会料到，台湾很快就将成为国民党的最后栖身之地。但他更清楚，如果与台湾民众妥协，必将导致台湾脱离中国而独立，将无法向全国人民交账。于是，他连夜下令，驻上海及盐城的21军，分别取道吴淞和连云港，海运台湾镇压暴动。
由于军队入台需要时间，3月3日到7日这五天，陈仪被迫与暴动民众代表虚与委蛇。而处委会很快被民众代表控制，取代了长官公署行使权力，由他们发动高中以上学生募款组成的忠义服务队，取代军警维持秩序。而台中民众竟将当地国民党军警尽数缴械，组织起了一支拥有三千之众的“二七部队”（其核心力量曾参加过日军，具有相当强的战斗力），成立了台中人民政府，实际领导人则是前台共女干部谢雪红。
3月8日，21军先头部队在基隆登陆，陈仪立刻变脸。不知利害的部分处委会委员，还领导民众进攻长官公署、警备司令部等机关，结果惨败而退。9日晚，21军完成从基隆登陆，而在此期间，台北暴动民众已被大批杀捕。10日，陈仪宣布解散处委会，再度戒严。同日，老蒋发表讲话，虚伪表示要以政治手段和平解决二二八事件，并安抚来南京请愿的台湾代表团。但其实，21军由北向南疯狂镇压暴动民众，击溃了包括“二七部队”在内的一切暴动武装，至16日控制全岛，被杀害者在一万人以上。只有谢雪红化装成新娘逃离台湾，后在上海与中共接上关系，组织关系就此转到中共，并在香港创立台盟，解放后定居北京。
而国民党政权在平定二二八暴动之后，为平息众怒，也做了些善后工作：引发事件的开枪杀人专卖局人员被判处死刑，那位缉私队长叶得根也被判刑四年。另外，少数无背景的贪官污吏遭到查处，陈仪也被魏道明取代。台湾行政长官则改为省主席，以减少台湾民众的抵触情绪。就这样，台湾的局势稳定了下来，客观上成为国民党政权的一条退路。
平心而论，二二八事件虽然是被国民党的腐败逼迫而成，但目的在于谋求台湾摆脱国民党统治，本质上就是搞台独，并不可取。但在当时，这次事件毕竟调动了国民党一个军（整编师）的兵力，且牵扯老蒋不少精力，自然为中共所欢迎。早在事件尚未结束的３月８日，延安广播电台已援引主席讲话说：“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解放区军民必定以自己的奋斗来声援你们，帮助你们。”而革命胜利后，每年2月28日，都要在北京举行座谈会加以纪念。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李登辉上台，台湾岛内开始颂扬二二八事件，才偃旗息鼓。
当然，二二八事件尽管对国民党政权产生了一定冲击，但比起中共来，毕竟只是癣疥之疾。所以，老蒋这段时间的主要精力依然放在督促胡宗南进攻延安上面。作为前线统帅的宗南，在2月28日面见老蒋接受命令以后，本该把精力放在研究作战上面。可他并没有这么做，反而立刻通过保密局（政协要求取消特务组织后，军统改名保密局）副局长毛人凤（戴笠已因飞机失事身亡），于次日在杭州找到正在度蜜月的中共卧底熊向晖。
其时，这位熊同志已获宗南保举，公费赴美留学深造，本已脱离国民党军，无法再刺探到机密情报了。由于半年多前发生过总理丢失笔记本之事，向晖刚被保密局特务找到时，还以为东窗事发了。幸而，他不像半路出家投奔中共的军统人员张蔚林，一见风吹草动就逃跑，而是做好坐牢杀头准备，告别新婚妻子，跟着保密局特务于3月2日晨来到南京。这时他才知道，宗南是要他在进攻延安前，起草一份比中共还革命的施政纲领：《告陕北民众书》，并要求他将留美行程推迟三个月。

应该说，宗南这个理由比较牵强，他手下能写此文的人才不止向晖一人，特意找向晖回来，似乎更像是刻意泄密。如果说，写施政纲领确实离不开向晖的话，那接下来，宗南在去国防部开会时，拿出老蒋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和陕北解放军兵力配置情况，让向晖据此画草图，就更匪夷所思了。难道没有别人会画草图，要特意从杭州找向晖来画吗？向晖当然不会错过这个大好机会，乘机抄录一份，再等宗南不在时，拿出细阅后记在脑中（这是情报人员的基本功），抄件则焚为灰烬后投入抽水马桶冲掉。
至于施政纲领，向晖以“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为主旨，讲了些“实行政治民主，穷人当家做主”的套话，“普及教育，村办小学，乡办中学，县办大学（与大跃进中的教育口号类似）”的大话，“豁免田赋3年，实行耕者有其田”的顺水人情话（反正中共已经完成了土改）；喊出“不吃民粮，不住民房，不拉民夫，不征民车”之类做不到的高调口号‘再来几句“拥护中国国民党”、“拥护蒋主席”的基本口号，也就顺利通过，秘密印刷，待进攻开始时广为散发。说实话，这样的东西宗南只要自己口述，顺便找个秘书即可组织成文，根本无须劳驾向晖。他之所以多次一举，的确另有所图。
3月3日上午，向晖随宗南坐专机回到西安。照理说，他接触到核心机密以后，应该像现在高考试卷命题者一样，必须隔离到国民党军开始进攻延安，才能自由行动。但宗南看来是存在要让向晖泄密，到后便任由没有其他任务的他自由行动。向晖自然不会客气，当晚仍旧来到中共在西安的情报工作负责人王石坚家，将默记的情报及宗南动向和盘托出，石坚当即向延安汇报。7日，向晖再次找到石坚，说老蒋因美军驻延安军事观察组尚待撤离，密电宗南将进攻日期从10日推迟至13日。至此，他的任务因要随宗南去洛川，无法再与石坚接触而宣告结束，但已完成战略预警。按向晖说法，胡宗南想不到会通过他，再一次向中共中央‘送礼’。但笔者却认为，宗南不仅想到了，而且是故意这样做。通过这件事，宗南是中共超级卧底，向晖只是充当他与中共联络桥梁的可能性陡增。
但平心而论，这次情报传递的价值要低于1943年7月的那一次。因为老蒋之前已经下令，中共驻宁、沪、渝三地办事处要在3月5日之前撤离，董老提出延缓到3月底撤退，未获同意。再结合1946年10月中旬，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通过策动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胡景铎，率保安9团五个大队共2100官兵起义，在消灭余敌1000余人，取得解放无定河西岸5000平方公里、12万人口地区的榆横战役胜利；1947年初到2月中旬，关中分区（即囊性地带）争夺战（解放军在以伤亡323人代价，歼敌1613人后撤离）；及2月28日到3月5日，陇东西华池战斗；等于宣布了3月5日以后，国民党军随时会进攻延安。当然，向晖提供的那些具体的兵力部署，对解放军正确应敌还是有价值的。
掌握了国民党军进攻延安的确切情报以后，主席常规应对之策有两种。其一就是兵来将挡，把陈、谢的晋冀鲁豫四纵从山西调到陕北，不断采用运动战法，成建制歼灭敌军，最后粉碎胡宗南集团进攻延安的企图。其二则是不争一城一地得失，干脆像放弃苏北和冀东一样，留下少量游击队牵制敌军，将中央尽数迁往他处，让敌军扑个空，集中优势兵力在其他地区狠狠打击敌人。
然而，细细分析这两个对策，都存在很大缺点。先看第一策，前面在《延安开荒》一章里曾详细分析过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状况，了解到需要靠山东黄金资助，才能解除国民党军封锁后的经济危机。因此，陈、谢等部近十万大军集中陕北，等于以贫困的陕北经济，与胡集团身后相对富庶的关中经济相抗衡，虽然在军事上有打退敌军进犯的把握，但经济上能否支持大军作战就不好说了。而如果克服了经济困难，真在陕北取得了军事胜利，就更不妙了。因为国民党军进攻延安，老蒋可推说为误会，一旦不能拿下，他就还有机会接受中共那两项先决条件，达到议和目的。所以，必须让国民党军占领延安，以便彻底关上老蒋议和大门。但第二策同样不妥。那样就等于不战将机动地域广阔的陕甘宁拱手献给国民党，胡部得手后，或对中共中央跟踪追击，或将主力增厚其他战略区敌军力量，都对整体战局极其不利。
因此，主席采取的是第三种策略：将延安城让给国民党军，把绝大部分中央工作人员疏散到山西及更远之处。但他自己带一支精干小部队充当中央，和一支陕北供养得起的小规模野战部队一起，留在陕北与敌周旋。这样做一方面能让老蒋觉得，只要再努一把力，就能将主席等中共首脑或俘或杀，使中共群龙无首而打赢内战，从而欲罢不能，把胡集团长期放置在陕北这一无用之地上。另一方面，也能以自己为饵，诱使胡部不断发生错误，在运动中被留在陕北的野战部队各个击破，逐渐消灭。
当然，主席留在陕北也非万无一失，小部队万一被敌发现，后果不堪设想。但考虑到之前已反复分析过了胡宗南的个人面目，基本肯定他其实是中共的特大卧底，而有他暗中保驾护航，再加上野战部队的中远距离策应，主席看似危如累卵，其实却安如泰山。不过俗话说，不怕一万只怕万一。主席也确实考虑到了极端情况，打算将中央最高核心书记处一分为二。而西北野战部队主帅的遴选，鉴于3月初西华池战斗指挥员张宗逊，又在四倍于敌情况下，没有全歼敌军，尽显庸将本色；主席不得不对这位从秋收起义开始就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将领忍痛割爱，转而决定让一直雪藏的桀骜不驯的彭总出山指挥。
主席筹划停当，老蒋也差不多要动手进攻延安了。3月7日，中共驻宁、沪办事处共74人，由美方派四架飞机送回延安。9日，其余地方的中共人员也回到延安。老蒋随即宣布，以后在国统区再发现中共党员，就以匪徒间谍治罪。而次日，胡部用于进攻延安的15个旅共14万人，已经在洛川、宜川地区集结完毕。到11日，美军在中午前派来7架运输机，将美军观察组撤离了延安。就在当天，国民党空军开始轰炸延安，此后又陆续从徐州、上海调来作战飞机75架，由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指挥，对主席驻地、解放军总部等处进行猛烈轰炸，希望达到“斩首行动”目的，但结果一无所获。

3月13日，敌地面部队开始进攻，但由于当地民兵埋设了大量地雷，他们花了三天时间，才于16日突破第一道防线。而此时，延安的机关、学生和群众已在大力疏散当中。也就在16日这天，主席以军委主席名义，发布保卫延安作战命令，明令从次日开始，所有保卫延安的部队，都归统归解放军副总司令彭总和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这些部队计点下来，有张宗逊、廖汉生指挥的1纵（辖358、独1两个旅）、王震的指挥的2纵（辖359、独4两个旅）和教导旅、新4旅，共六个旅2.6万余人。此外，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也有警备1、3旅、新11旅和骑6师，共计1.6万余人。
然而，4.2万解放军虽早有准备，但面对敌8万余人一线部队，毕竟有些捉襟见肘。战至3月18日下午，敌整90师已进至离延安仅14里的杨家畔。坚持到群众撤离后才最后离开的主席、总理，这天黄昏才离开延安。而负责阻击的解放军尚不能撤退，如果敌军加紧进攻，难免要吃亏。但宗南又在此时出来解围了，理由是必须让走在后面的整1师1旅（其实是被歼后重建的部队）获得第一个攻入延安的荣誉。命令于当日半夜下达，整90师和整29军尽数待命，让彭总能在19日上午率部有秩序地撤退。等敌整1师1旅于下午三时进入延安，已经是空城一座了。
不过，老蒋并不在意能消灭多少解放军，而在意对延安这个头号政治目标的获取。因为只要拿下延安，他就有资格向绝大多数不懂军事的外行吹嘘，国民党军已经获得辉煌胜利。而且，他可以在短时间里，制造主席等中共首脑被“活捉”、“击毙”、“就地正法”之类的谣言，以扰乱中共各路人马的士气。实际效果也确实如此，《潜伏》里的那位余则成，听到国民党军占领延安，就以为中共快完了，赶紧找上级罗掌柜询问内情。当罗掌柜告诉他：“有一种胜利叫撤退 有一种失败叫占领”，才稍稍放心下来。而像余则成这样的外行，不仅国内很多，国外也大有人在，老斯就是其中之一。之前，他常劝主席接受国民党和谈条件，这时得知与延安电讯联系中断消息后，不禁跌足长叹，以为中国革命已经失败。不久，他得知主席还健在，便建议用飞机把主席接往苏联避难。
但其实，主席正值政治上春风得意之时。因为老蒋已经自断和谈之路，独立承担挑起内战恶名，势必在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众叛亲离。从这以后，主席再也无须费心劳神，用刻意诈败来赢得政治主动了。可以说，此后的军事胜利就是政治胜利，只要彻底打垮国民党军，就能夺取全国政权。而其实，国民党军除了在山东战场还有优势，其他战场早已都在走下坡路了。
在东北战场上，老杜见东民联北满部队回到松花江北，便于3月5日造出一个谣言，称取得德惠大捷，消灭东民联十万部队。老杜这么说，除了向老蒋邀功请赏外，更有哄骗军事外行，长自己志气灭中共威风的意思，恰与老蒋攻下延安有异曲同工之妙。但问题出在，老杜没向老蒋说出实情，老蒋当真了，竟越级要求孙立人和陈明仁，北渡松花江追击。他到了这时也顾不上苏军赤膊上阵了，一心想着一举拿下哈尔滨，给前段时间连续大败的国民党军打一剂强心针。
孙、陈二将只管本军事务，也不知老杜在浮夸，接令后雷厉风行加以执行。其中，71军先头部队264团已于3月6日渡江。深知底细的老杜清楚，那是去送死！赶紧驱车由长春赶到德惠，向二将说明实情，这才在7日黄昏，把264团撤回松花江南岸的靠山屯。但已经晚了，本想在北岸歼敌的东民联2、6纵，于8日第三次渡松花江南下。而这时，老杜还在长春中央社广播电台大放厥词，庆祝所谓的德惠大捷。
2纵5师迅速在达家沟，将掩护敌主力撤退的262团一个营歼灭，并将靠山屯的264团五个连包围，打了老杜一记响亮耳光。战至3月10日晚，敌264团在靠山屯被全歼。新1军在刚渡江的1纵打击下，损失一个多排，狼狈逃回德惠。11日，为援救264团从农安出动的87师两个团，又被东民联包围。已退到德惠的88师重新返回救援，到晚间接应成功，双双向农安撤退。但他们没跑多远，又于13日中午，在农安与德惠间的郭家屯、王家车铺地区被堵截。激战至次日早晨，救人的88师大部被歼，被救的87师反而只是溃散，一起赔进去的还有71军直属队，东民联总计毙伤2500余人、俘5300余人。而71军残部则被死死包围在农安。
老杜到了这时，再也不敢提什么“德惠大捷”，赶紧调新6军主力新22师和13军54师到长春应付危局。3月15日，两师到达长春后，配合新1军剩下的六个团，开始援救农安之敌。此时，林总考虑到敌军不易分割，且松花江已开始解冻，便于16日主动撤回江北。老杜这次学乖了，既未追击，也不再大吹大擂。东民联在此期间，乘机在南满、西满主动出击，先后收复辉南、桓仁、汪清（南满）、开鲁、通辽、茂林、保康、库伦、长岭（西满）等多处要地，消灭敌军一批，敌重镇通化陷于三面包围之中。东北国民党军开始陷入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的困境之中。
消息汇总到南京，无奈的老蒋只能想法从陕甘宁战场找回场子。由于占领延安的轰动效应早晚都要过去，老蒋所能再捞的稻草，就只有继续向北追击，最好是抓到主席等中共首脑，当然，能消灭解放军主力也不错。怀着这种想法，他命令宗南继续追击。但宗南既已高度疑似中共卧底，自然会秉持从红军时期就形成的“该冒进时谨慎、该谨慎时冒进”一贯作战方针，给解放军送货上门。欲知他又送了哪支部队供彭总歼灭，请看第七十四章《昆仑纵队》。
结束本章之际，想谈的是杜聿明所谓的“德惠大捷”。在战争中为鼓舞本方士气而夸大战果，把小胜说成大捷本无可厚非，因为敌方即使辟谣也不会有人信（抗战中平型关大捷就是如此）。但凡事都要有度，如果事实真相连本方主帅都不清楚，就不是鼓舞士气而是忽悠上级了。所谓“德惠大捷”便是如此，由于老杜不向他的校长报告实情，致使老蒋根据错误信息，形成错误判断，作出错误决策，差点把精锐部队送到松花江以北，给林总送大礼。谎报军情也是老杜痼疾。以后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他伙同刘峙等炮制“徐东大捷”，又使得老蒋产生错觉，不合时宜地催促黄维兵团向徐州方向攻击前进。结果产生连锁恶性反应，黄维兵团、杜聿明集团相继被送入不归路。
主席在战争年代严格要求实事求是，下面干部也恪尽职守，不曾出现过谎报军情的现象。不过，到了和平建设年代，主席开始急于求成，给下属干部定下高指标。既然上有所好，那么下必甚焉，亩产万斤之类的高产卫星也就应运而生。而与老蒋军事上惨败的后果相类似，主席倡导于先、听信于后的谎报情况，最终导致的是三年困难时期严重粮食危机。由此可见，信息披露必须做到内外有别，把用以鼓舞士气的假信息，当作供决策的真信息向上级提供，是要坏大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