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在第一天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终于首次宣称：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也就是现在常说的王明路线）是自称为“国际路线”的主观主义。他推翻了遵义会议曾经做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是军事路线错误、政治路线依然正确的结论，认为“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他又说：六中全会打击了主观主义，但仍没有引起注意，主观主义还相当地存在着。主席分析，主观主义来源主要是党内“左”的传统，苏联的德波林（布哈林派的哲学家）等人影响，以及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影响。他提出：克服主观主义要从政治局同志做起，研究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根本业务。
此时的二十八宿早已在主席凌厉攻势下，成了一盘散沙。洛甫、博古、稼祥纷纷发言同意主席意见，检讨自己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错误。王明还揭发说，1931年9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成立时曾有过约定，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当时皆非中央委员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洛甫要将权力交出来。但事实上，博、洛抵达中央苏区后，并没有正式传达这个意见。博、洛无法抵赖，却恨王明想通过揭发他们讨好主席，便干脆承认自己“确有纂位之嫌”，但同时认为，王明没有从莫斯科打电报来纠正，也要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理、陈云、康生也被牵扯进来。其中，陈、康与博、洛一样，也涉嫌政治局委员地位不合法；总理则和王明一样，涉嫌知情不报。一时间，二十八宿之间是狗咬狗一嘴毛。在此气氛下，陈云、康生、凯丰、邓发纷纷在发言中拥护主席报告并作自我批评。连已成为主席盟友的弼时，也在9月12日发言中，承认自己当年“反对所谓‘狭隘经验主义’（指主席）是错误的”。
陈云和康生在自我批评和拥护主席的同时，还不约而同地将少奇捧为过去十年来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前面已经分析过，主席借与江青结婚之事，试探出洛甫不是理想助手，已定下要将少奇扶持为助手的战略意图。所以，他这时也就认可了陈、康对少奇的出格吹捧。而中共领袖本土化趋势如不可避免，那最后同时推出两位平起平坐的领袖，似乎更对国际胃口。陈、康二人提出这样一种符合国际口味的设想，十分耐人寻味。
无论如何，王明对博、洛的揭发是自乱阵脚。当然，他也有自己目的。随即，王明就在会上表示，1932年到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他自己对博、洛在中央苏区的政策和作法是不同意的。其目的显然是希望通过与博、洛划清界限，来个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躲过主席批判1932年到1935年错误的锋芒再说。但博、洛既已承认有“篡位嫌疑”，对主席来说，就已是“死老虎”两只，暂无必要穷追猛打。而王明尽管此时实际工作只有领导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这一项，可一来是正儿八经选出来的中央常委，无篡位前科；二来他1932年到1935年确实不在现场，该错误暂时安不到他的头上。因此，王明依然是一只机会合适就能跳起来伤人的“活老虎”，主席根本不会放他过关。
然而，王明此时并无什么把柄抓在主席手里，主席要在会上打垮他，还得需要契机。契机说来就来，老季于1O月4日给中央发来了一封著名的十五个问题电报，要中共一一回答。其中，就有中共准备采取什么措施，在德国法西斯继续进攻苏联情况下，在中日战场打击鬼子，从而使其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打击苏联；中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究竟采取什么立场等。主席其时早就垄断了与国际之间电讯联系，按理未必需要告诉王明。但主席估计到，电报中有些问题对中共采取了批评态度，王明看后很可能会受到鼓励，进而跳出来攻击中央现行政策。于是，主席在第一时间将这封电报交王明传阅，请他先作考虑，然后集体讨论如何给共产国际回电。
果然，王明细读这封电报后，如获至宝，觉得反击机会来了。10月7日晚，主席偕同弼时、稼祥到王明住所，共同商讨给老季回电。王明乘机攻击说，“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左”；并自我标榜说，“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10月8日晚，王明在杨家岭召开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全面阐述这些看法。他所集中谈论的有三个问题：第一，批评中共（实指主席）有些地方政策“过左”，“妨碍统一战线”。第二，对主席《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异议。第三，对主席就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长江局的指控提出反驳，宣称“十二月会议与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长江局总的路线是对的。
眼看引蛇出洞策略成功，主席立刻变了脸色，当场对王明言论反驳道：王明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观点太右了。随即，主席就指出了王明在武汉时期多项错误：一、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二、对处理国共关系时，不坚持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助长八路军中反对洛川会议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方针倾向；四、常用个人名义打电报（有些甚至带有指示性）给中央与八路军总部，不经过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许多文件。然后，主席要求大家讨论。
参加当晚会议的弼时、康生、洛甫、陈云、稼祥、凯丰，均与王明这些错误无关联或太大关联，故纷纷发言批评王明、拥护主席。稼祥、弼时还以当事人身份，搬出了老季、曼努伊尔斯基当年对王明的批评性评价。洛甫因前几天被王明告发，此时也来了个你不仁我也不义，揭发王明领导的巴黎中文刊物《救国时报》曾宣传王明为英明领袖。见洛甫等人并未捐弃前嫌，与王明结成统一战线，主席立刻宣布停止讨论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问题，而把议题转到讨论王明提出的政治问题上。主席的打算显然是，先放博、洛两只死老虎一码，专打王明这头活老虎。
10月9日，主席写了一份详细讲话大纲，准备在拟定1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对王明穷追猛打，但这时，却传来王明突然患病、不能再参加会议的消息。王明这次患病在党史上算是一个大公案，名目唤作主席下毒。挖空心思提出这桩公案的，就是王明本人。据他在《中共五十年》里说，10月4日到8日，他为了与主席讨论老季的电报，每天至少在主席住处吃一顿饭。吃到8日，吃成了胃出血，且头晕眼花、心脏虚弱，医生诊断为疑似中毒。拖到9日，他已难以起床，却被主席秘书叶子龙从床上拖到了会上，到10日终于躺倒。之后，又被延安中央医院大夫金茂岳用甘汞毒倒，从此丧失工作能力。

不对，第一部分哪去了？两段都重发。

第五十四章 整风运动（上）
中共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先锋队，但加入中共的人却未必都具备无产阶级先进思想。如少奇代表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所概括的那样，很多人加入中共不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些人有：抱着“打土豪、分田地”思想而入党的农民，模糊认识到中共能救中国而入党的知识分子，看到中共坚决抗日而入党的爱国者，由于失业、失学、逃婚等原因来中共找出路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甚至个别想依靠中共减轻捐税且将来能够“吃得开”的剥削阶级分子，以及被亲戚朋友带入的党员。他们并没有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遂在革命斗争中暴露出很多毛病。说白了，就是不服从共产党规矩，从个人利益或非革命立场利益出发行事。
中共对此也不是毫无办法，曾对各级党员干部进行过甄别清除。第一次清除是大革命失败后的“大浪淘沙”式自然清除，中共党员从接近六万减少到一万，除了被敌人杀害的之外，就有很大一部分投机分子自我淘汰。第二次清除就是肃反，一批不肯服从共产党规矩的党员，被强加上反革命分子罪名杀害，侥幸逃过肃反的另外一些有自由倾向党员，也看到了不听话的巨大危险，心甘情愿做了党的驯服工具。
肃反最大缺陷在于代价极大：其一，那些被杀之人大多其实忠诚于革命事业，他们的死，本质上是宝贵革命财富的流失。其二，被肃反者并非全都束手待毙，也有个别人索性拉走武装反水，著名的富田事变和闽西傅柏翠（此人在1949年又率部起义，结局远远好于还想继续革命的富田事变参加者）都造成了革命军队分裂和损失。其三，肃反目的在于整肃革命队伍，一旦成为公开的秘密，就变成了很多独立山头的通用手段。临时北方局和红25军联合对刘志丹、高岗、习仲勋等陕北地方党领导肃反，山东湖西肃托，都属于这类情况。到后来，连脱党多年的叶挺也知道用这一招，杀高敬亭立威。如果听其蔓延，则中共将在自相残杀中走向衰亡。其四，红军肃反时规模较小，内情不容易被社会知晓。如果在规模日益增大的八路军、新四军里再搞肃反，则社会反响强烈，将在中立阶层失去人心，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估计再也不敢投身革命了。而中共一旦夺取全国政权，正需要让这些人成为管理国家机器的中坚力量。
因此，以不剥夺党员生命为前提，实现改造党员思想、使之坚决服从领导的目标，就作为一个重大课题摆在了主席面前。估计一般领袖会被这个连老斯也解决不了的难题难住，但主席并非是凡人，作为国际共运史大发明家，他终于找到破解之道。主席破解之道是，仍按肃反标准整治不听招呼的党员，但坚持两条底线：一是坚决不杀，二是坚决不准被整治者自杀。目的当然很明确，就是既要桀骜不驯者听话，又要他们出力干活。该名目就叫思想整风。
当然，主席要在党内发动整风运动，目的并非仅此一个。当时情况是，他尽管已经掌握了中央大政方针，但在党内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还不牢固，甚至在名分上还与洛甫不相上下，共同担负着中共最高领导的职责。这不利于主席长期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尤其不利于他在逆境中领导革命。为此，彻底改变国际扶持的二十八宿在中央核心领导层占优势地位局面，形成以主席为首的中国本土化核心领导层，势在必行。而当整风不会像肃反那样取人性命时，整风对象就可以扩展到中央核心层干部，从而用来帮助主席确立对中共绝对领导。
此外，整风作为一种思想运动，还可以用主席的意志重新诠释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而使中共逐渐摆脱国际思想控制。
既然有这等一举多得之事，主席当然要尽快施行。早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就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命题，并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字里行间中露出要进行整风的意思。但整风是一件得罪人的大事，一旦开始就必须全神贯注、心无旁骛。而那时，中共文要挫败国民党溶共企图，武须反击顽军与八路军、新四军的摩擦，主席主要精力须放在这些与中共生存发展有着极大干系之事上，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进行整风。况且，仰慕中共坚决抗日的青年知识分子，还在源源不断奔赴延安。那时就开始整风，很可能打击了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积极性。
时间进入1942年，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首先，同盟、轴心两大对立阵营完全形成，不再有利用国际形势变数打击国民党的机会。其次，八路军、新四军基本任务已转为跟日伪的殊死斗争，而这些任务并不需要中央太多的政治指导，主要依靠根据地军民群策群力。再次，国民党军在皖南事变后，加强了对陕甘宁边区封锁，青年知识分子不能再奔赴延安（能奔赴的也奔得差不多了）。最后，通过大生产运动，边区经济已大为好转，人心相对稳定。可以说，开展整风运动各种条件这时都已经具备。
而在此之前，主席已经着手进行舆论准备。1941年3月，主席决定出版主要由他在1930年至1933年期间所作农村调查汇集成的《农村调查》一书。在为该书写了序和跋（序和跋被收入毛选）中，他针对二十八宿这批教条主义者，再三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5月19日，主席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也被收入毛选），突出地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
但这时，主管宣传的洛甫显然不会同意主席看法，故此报纸并无报道主席讲话，高级干部们也没有多少反响，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这就让他进一步意识到问题严重性，遂决定先从统一高级干部思想入手。此时，恰逢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暂时得手，国际疏散到乌拉尔山区自顾不暇，对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已鞭长莫及。借此有利形势，主席策动中央，于8月28日成立思想方法学习小组，29日成立调查研究局。思想方法学习小组由主席任组长，调查研究局也以主席为主任，弼时为副主任，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主席还兼任政治研究室主任。根据主席提议，中央先后发出稼祥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主席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还把主席主持编辑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发给干部党员，要大家认真阅读，结合实际进行比较和分析。
在此背景下，中央于9月10日至10月22日，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九月会议是中共在准备整风时期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期间集中讨论了五次，重点检讨党在十年内战后期领导路线问题。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主席、洛甫、弼时、王明、博古、康生、陈云、稼祥、老总、邓发、凯丰这11位，总理在重庆，彭总、少奇在前线，都未能出席。而支持主席的富春、高岗、陈伯达、彭真四人，及态度中立的尚昆、罗迈、林伯渠、王若飞、叶帅也列席了会议，王首道、胡乔木被主席指定担任会议记录。

主席在第一天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终于首次宣称：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也就是现在常说的王明路线）是自称为“国际路线”的主观主义。他推翻了遵义会议曾经做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是军事路线错误、政治路线依然正确的结论，认为“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他又说：六中全会打击了主观主义，但仍没有引起注意，主观主义还相当地存在着。主席分析，主观主义来源主要是党内“左”的传统，苏联的德波林（布哈林派的哲学家）等人影响，以及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影响。他提出：克服主观主义要从政治局同志做起，研究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根本业务。
此时的二十八宿早已在主席凌厉攻势下，成了一盘散沙。洛甫、博古、稼祥纷纷发言同意主席意见，检讨自己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错误。王明还揭发说，1931年9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成立时曾有过约定，将来到了政治局委员多的地方，当时皆非中央委员的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洛甫要将权力交出来。但事实上，博、洛抵达中央苏区后，并没有正式传达这个意见。博、洛无法抵赖，却恨王明想通过揭发他们讨好主席，便干脆承认自己“确有纂位之嫌”，但同时认为，王明没有从莫斯科打电报来纠正，也要承担责任。这样一来，总理、陈云、康生也被牵扯进来。其中，陈、康与博、洛一样，也涉嫌政治局委员地位不合法；总理则和王明一样，涉嫌知情不报。一时间，二十八宿之间是狗咬狗一嘴毛。在此气氛下，陈云、康生、凯丰、邓发纷纷在发言中拥护主席报告并作自我批评。连已成为主席盟友的弼时，也在9月12日发言中，承认自己当年“反对所谓‘狭隘经验主义’（指主席）是错误的”。
陈云和康生在自我批评和拥护主席的同时，还不约而同地将少奇捧为过去十年来白区工作正确路线代表。前面已经分析过，主席借与江青结婚之事，试探出洛甫不是理想助手，已定下要将少奇扶持为助手的战略意图。所以，他这时也就认可了陈、康对少奇的出格吹捧。而中共领袖本土化趋势如不可避免，那最后同时推出两位平起平坐的领袖，似乎更对国际胃口。陈、康二人提出这样一种符合国际口味的设想，十分耐人寻味。
无论如何，王明对博、洛的揭发是自乱阵脚。当然，他也有自己目的。随即，王明就在会上表示，1932年到1935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他自己对博、洛在中央苏区的政策和作法是不同意的。其目的显然是希望通过与博、洛划清界限，来个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躲过主席批判1932年到1935年错误的锋芒再说。但博、洛既已承认有“篡位嫌疑”，对主席来说，就已是“死老虎”两只，暂无必要穷追猛打。而王明尽管此时实际工作只有领导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这一项，可一来是正儿八经选出来的中央常委，无篡位前科；二来他1932年到1935年确实不在现场，该错误暂时安不到他的头上。因此，王明依然是一只机会合适就能跳起来伤人的“活老虎”，主席根本不会放他过关。
然而，王明此时并无什么把柄抓在主席手里，主席要在会上打垮他，还得需要契机。契机说来就来，老季于1O月4日给中央发来了一封著名的十五个问题电报，要中共一一回答。其中，就有中共准备采取什么措施，在德国法西斯继续进攻苏联情况下，在中日战场打击鬼子，从而使其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打击苏联；中共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究竟采取什么立场等。主席其时早就垄断了与国际之间电讯联系，按理未必需要告诉王明。但主席估计到，电报中有些问题对中共采取了批评态度，王明看后很可能会受到鼓励，进而跳出来攻击中央现行政策。于是，主席在第一时间将这封电报交王明传阅，请他先作考虑，然后集体讨论如何给共产国际回电。
果然，王明细读这封电报后，如获至宝，觉得反击机会来了。10月7日晚，主席偕同弼时、稼祥到王明住所，共同商讨给老季回电。王明乘机攻击说，“我党已处于孤立，与日蒋两面战争，无同盟者，国共对立。原因何在？党的方针太左，新民主主义论左”；并自我标榜说，“我党的黄金时代是抗战之初的武汉时期，1937年12月会议前和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两头的政策皆是错误的”。10月8日晚，王明在杨家岭召开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作长篇发言，全面阐述这些看法。他所集中谈论的有三个问题：第一，批评中共（实指主席）有些地方政策“过左”，“妨碍统一战线”。第二，对主席《新民主主义论》提出异议。第三，对主席就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长江局的指控提出反驳，宣称“十二月会议与六中全会的政治路线是一致的”，长江局总的路线是对的。
眼看引蛇出洞策略成功，主席立刻变了脸色，当场对王明言论反驳道：王明认为我们太左了，恰恰相反，我们认为王明观点太右了。随即，主席就指出了王明在武汉时期多项错误：一、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二、对处理国共关系时，不坚持独立性与斗争性；三、助长八路军中反对洛川会议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方针倾向；四、常用个人名义打电报（有些甚至带有指示性）给中央与八路军总部，不经过中央同意，用中央名义发表许多文件。然后，主席要求大家讨论。
参加当晚会议的弼时、康生、洛甫、陈云、稼祥、凯丰，均与王明这些错误无关联或太大关联，故纷纷发言批评王明、拥护主席。稼祥、弼时还以当事人身份，搬出了老季、曼努伊尔斯基当年对王明的批评性评价。洛甫因前几天被王明告发，此时也来了个你不仁我也不义，揭发王明领导的巴黎中文刊物《救国时报》曾宣传王明为英明领袖。见洛甫等人并未捐弃前嫌，与王明结成统一战线，主席立刻宣布停止讨论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问题，而把议题转到讨论王明提出的政治问题上。主席的打算显然是，先放博、洛两只死老虎一码，专打王明这头活老虎。
10月9日，主席写了一份详细讲话大纲，准备在拟定1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对王明穷追猛打，但这时，却传来王明突然患病、不能再参加会议的消息。王明这次患病在党史上算是一个大公案，名目唤作主席下毒。挖空心思提出这桩公案的，就是王明本人。据他在《中共五十年》里说，10月4日到8日，他为了与主席讨论老季的电报，每天至少在主席住处吃一顿饭。吃到8日，吃成了胃出血，且头晕眼花、心脏虚弱，医生诊断为疑似中毒。拖到9日，他已难以起床，却被主席秘书叶子龙从床上拖到了会上，到10日终于躺倒。之后，又被延安中央医院大夫金茂岳用甘汞毒倒，从此丧失工作能力。

对于王明这种说法，已有专业学者推出专著，引经据典加以驳斥和澄清。笔者不可能拥有该学者所占有的史料，故对中毒事件分析，依然套用反驳刘志丹中黑枪谎言思路，从主席一生对政敌的态度着手。按笔者认为，主席真如王明所说，系西毒欧阳峰在世，则除了王明之外，应该经常下毒。之前的国焘，之后的博古、洛甫、彭总、少奇、林总之类，均应有中毒记录，而事实却是没有。而且，主席这时还认真拟定了一份讲话大纲，如果事先他已对王明下毒，自然知道王明不可能与会，哪有心思做这无用功？再则，在主席家吃饭的，除王明外还有多位委员，当时大家都十分随便，如何能保证有毒食物正好毒着王明？
真相是这样的：王明系一白面书生，平日厌烦体育锻炼，又爱吃肉，不习惯吃蔬菜，所以搞成了身材矮胖的典型心脏病体质。他在10月8日晚会议上公开抨击主席，属于背水一战，心中本就相当忐忑。结果，被主席迎头痛击，并遭昔日盟友并力合击，自然由精神崩溃而诱发为神经性心脏病。不过，王明入院后，又发现便秘和黄疸肝炎，主治大夫金茂岳在使用清泻药物甘汞时，因未能及时控制剂量，确实造成过轻微汞过量症状。但这也仅仅是普通医疗事故，经李鼎铭用中药医治就很快缓解。如果金某真如王明所说，受主席指使故意加大甘汞剂量杀人，就会早早被主席灭口；而根本不会在文革期间受了迫害，还能在1972年很快复出，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直到1987年才以81岁高龄善终。
王明这一躺倒，虽然在政治上还不是死老虎，但至少已是病老虎。于是，10月13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将王明在武汉时期的工作，定性为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性错误，但不是路线错误。为了对病人有所安慰，主席请弼时向王明转达结论同时，表示可以等他病好后再交换意见。
但准备好充足弹药的主席，并不想浪费机会。他随即又改变了8日晚宣布的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错误的决定，重新进行讨论。主席认为，该错误主要责任者为博古，次要责任者是洛甫，王明在四中全会形式上纠正了立三路线，但在实际工作中仍未克服立三路线。为了进一步弄清党历史上路线是非，会议决定组织以主席为首的研究党历史的委员会，成员还包括稼祥、弼时、康生、彭真四人。此后，又决定组织以陈云为首的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的委员会，成员还包括高岗、谭政、陈正人、彭真四人。
此后几天里，主席起草了近两万字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将该错误定性为“左”倾机会主义的，且在形态的完备上，在时间的长久上，在结果的严重上，超过了陈总、立三两次的错误路线。草案分析：该路线在思想方面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错误；在政治方面，犯了过“左”错误；在军事方面，犯了从军事冒险主义转到军事保守主义再转到完全逃跑主义的错误；在组织方面，犯了宗派主义错误。草案还指出，遵义会议实际上克服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九月会议结束前，主席本打算提交该结论草案供讨论并通过，但考虑到政治局委员未到齐，最终没有提交。该结论草案的许多重要内容，后来被吸收到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中。
与此同时，主席还写了另一组系统批判左倾机会主义的文章，这就是至今仍未公开、长达五万多字的大名鼎鼎的“九篇文章”。这“九篇文章”是针对博古中央从1931年9月至1932年5月发出的九个文件而写的批判文章。据说，这组文章以嘲讽怒骂方式，尖锐指责了博古、洛甫、总理等当时的中央领导，内容极其精彩，当然过头话也写了不少。文章写成后，考虑到会影响核心层团结，主席只送给当时与他关系最密切的少奇、弼时看过，算是路线交底。
此后，在战火纷飞的岁月，“九篇文章”一度去向不明，但到1964年春，又在北京中央档案馆被发现。如获至宝的主席将它们批给少奇、总理、小平、彭真、康生、陈伯达以及陈毅传阅；又在1965年1月2日，批送谢富治、李井泉、陶铸传阅。他的总目的是将文章修改得更完善后，留存下来，供几十年后的同志们决定是否公开发表。不久后的1965年5月12日，主席在对“九篇文章”作了修改后，将已经多次修改的总标题，再次改为《驳第三次左倾路线（关于1931年9月至1935年1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打算公开发表。却因为那时他已与少奇势成水火，不愿给少奇脸上贴金而作罢（据说，文中称少奇是白区工作“正确的领袖人物”，还多处援引少奇观点）。
到1974年6月，主席又找出“九篇文章”，将称赞少奇内容尽行删去，打算印发中央委员，但后来顾及总理面子，只发给部份政治局委员看过。在临去世前一个月的1976年8月，主席又一次调出这组文章，请人为他读了一遍，最后一次抒发对这组文章的特别珍爱。而这也让我们后人对这九篇“神一样的文章”产生了无限向往，如果它们能在笔者有生之年公开发表，那可真是人生一大幸事。
九月会议期间，中央书记处还在9月26日召开工作会议，通过中央成立高级学习组的决定。该决定要求以中央委员为范围，用半年时间研究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与中共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目的。决定还指出，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学习组以主席任组长，稼祥任副组长。延安及各地方也成立高级学习组，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11月3日，中央书记处再次召开工作会议，确定134人为政治学习组组员，委托弼时等审定提出参加思想方法学习组的名单，并通知各学习组组员，要在当年12月底前读完《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老季报告及六大以来文件选集，次年1月进至深入学习阶段。
洛甫看到学习内容直指二十八宿，加之王明病倒，博古完全认错，稼祥正受主席重用，生怕这样学下去，自己会成众矢之的。于是，他在1942年1月26日，组织包括妻子刘英及日后成为高岗五虎上将的马洪等人，成立了一个农村调查团，进行了一次为期390多天的农村调查，从而远远地避开了整风运动。
洛甫一走，中宣部长一职便由凯丰代理。此公虽在遵义会议站在主席对立面上，但此后渐渐被主席雄才伟略所折服，在很多时候比较能够与主席战略部署保持一致。借此东风，主席就在洛甫出发调查当天，为中宣部起草了《宣传要点》，指出对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斗争，必须进行全党动员才能取得成效。以此为基调，主席在2月1日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了《整顿党的作风》报告；在2月8日中宣部干部会议上，作了《反对党八股》报告（两报告均被收入毛选）；全面论述了整风的任务、内容、办法和意义。

主席做这两个报告主观愿望，当然是希望广大党员干部群起响应，帮着他一起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能很快得到良好响应，他就要召开七大（3月12日政治局会议已决定，在“五一”劳动节召开七大），解决组织问题了。然而，事情却未按主席主观愿望发展，那些抗战以后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新党员，见这阵势便以为整风就是整领导，而整领导则正好对了他们小资产阶级自由性的胃口。于是，他们在各自单位里办起了墙报（也就是日后风靡一时大字报的雏形），用讥讽谩骂方式批评延安存在的某些具体现象，吸引了许多读者。
知识分子新党员批评的是什么现象呢？最重要现象就是生活待遇不平等。前面讲过，从皖南事变开始，陕甘宁边区财政状况遭遇极大困难，虽然采取了种种措施，财政状况开始好转，但边区物资匮乏，干部群众生活困难是不争事实。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重要领导干部身体健康，供给制中实行了一定程度的伙食等级标准。
这个标准分为大、中、小灶三个等级。其中，大灶供应一般党员，标准是每人每月吃8次肉（每次4两）、4次馒头，菜内应增加油4到5钱，米要碾细，米汤中加豆子。中灶供应科级干部（过去担过县委以上职务者）、年老且有病者或党龄七年以上者、技术人员；与大灶区别是每人每天有3两肉吃。小灶供应部级或部级以上干部、年老且有病者或党龄十年以上者；与中灶不同之处是，每日米面各半，在一半中，大、小米又各半（若大米有时以大米为主），饭菜品种注意调剂及变换。此外，主席、王明、林伯渠、吴玉章这类中央主要领导及革命元老和外籍专家，享受特灶供给，每天增加的供应主要是新鲜牛奶（由占川地200多亩、山地100多亩、拥有国际友人赠送的40头荷兰奶牛的奶牛场供应）。所谓主席一天吃一只鸡说法应该也来自于此。鉴于设立伙食等级目的，在于保障领导干部身体健康，所以，严禁领导自己不吃或少吃，省下给家人吃。
平心而论，大灶每三四天能吃一次肉，比起当地农民来，甚至比起普通八路军战士来，也是相当严重的特权。而就是特灶给养也远远低于现在都市白领饮食标准，中央如此安排，并非图吃喝、讲排场，而仅仅为了保证这批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优秀干部，不要因为营养不良英年早逝而已。但在主张绝对平等的知识分子新党员眼里，这已是令人厌恶的特权了。他们认为，中共既然是革命组织，就应该一律平等，肉和牛奶都该大家（指党员）平分，即使不够分，哪怕每人只喝一口奶，心里也舒坦。
年长无偶首长与年轻知识女性结为夫妻，是知识分子新党员抨击的又一件事情。稍微关心一点党史的人们都知道，高级干部中，主席与江青、小平与卓琳、陈云与于若木、彭总与蒲安修、林总与叶群、贺帅与薛明、陈毅与张茜、粟裕与楚青、王树声与杨炬、罗瑞卿与郝治平、黄克诚与唐棣华、高岗与李力群、习仲勋与齐心、陆定一与严慰冰，都是在延安时间结为夫妇的。从这些对夫妇在日后所经历的政治风雨中，绝大多数都能不离不弃、相濡以沫来看，他们应该是真心相爱，而不是什么捆绑夫妻（捆绑夫妻也不可能长久）。但在主张绝对平等的知识分子新党员眼里，这简直就是封建包办婚姻，比分灶吃饭还要大逆不道！
集此观点大成者有一女一男两人，女的叫丁玲，当时任《解放日报》文艺栏主编；男的叫王实味，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当研究员。他们均在主流媒体《解放日报》上先后发表攻击性文章。率先上阵的是女将丁玲，她利用任职方便，在3月9日发表著名的《三八节有感》一文，隐晦地攻击高级干部与知识女青年结婚，是剥夺了女性工作机会。紧接着，王实味于3月17日经丁玲首肯，在该文艺栏发表了系列杂文《野百合花》第一部分，攻击领导不关心群众。时任报社社长的博古虽未及事先审阅，但听到反响不对以后，叮嘱不要再发表该文第二部份。可丁玲等人阳奉阴违，又在3月23日刊登《野百合花》第二部份。而用“食分五等，衣着三色”这样的讽刺文字，概括性地攻击供给等级制，就出现在这一部分里。
一石激起千层浪，知识分子新党员们对这两篇文章产生强烈共鸣。尽管《解放日报》停止刊登《野百合花》后面内容，但王实味却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墙报上继续发表，外单位新党员闻讯跑来阅读。后来，他们干脆把文章贴在布上，挂到延安南门外热闹的新市场上，读者遂像赶庙会一样蜂拥而至，状况跟文革时群众看大字报一样。眼看已成为与眼下网络大V一样抢眼的新闻人物，王实味越写越出格，为调节中央领导紧张工作节奏而举办的舞会，被他说成了“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得意忘形的他还说，艺术家任务就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跟如今所谓“公知”简直一个模样。至此，一股反对等级制风潮正在形成。
然而，王实味这些主张看似很美，其实却会摧毁中国革命基业。试想，担负比较重要职责的领导干部工作节奏紧张，如果不给他们额外增加一点营养，业余时间调剂一下精神，他们都累垮了，革命怎么能取得胜利？而且，从王实味那架势看，即使衣食绝对平等，他一定会进一步提出，信息权平等，甚至决策权平等。这样平等下去，势必造成乱蜂为王，中共哪还有什么战斗力？所以，王实味掀起的这股歪风不平息，整风非但起不到应起作用，反而会使中共这个纪律严明的政治组织土崩瓦解。欲知主席如何应对这股歪风的，请看第五十五章《整风运动（中）》。
在结束本章之际，想谈的是王实味掀起的“延安之春”的性质。在笔者看来，主席鼓励知识分子新党员提意见，是想让他们批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使中共素质上一个台阶。但知识分子劣根性决定了，他们一看到有说话机会，就打着自由、民主、平等旗号，把民族、国家大业抛诸脑后，完全只从自身利益出发，向中共索要各种特权。即使中共这时只掌握很少资源，他们也不放过每月多吃一两肉、每天多一口鲜奶的特权。
但如果反过来，让他们也放弃大灶供给，把伙食标准降低到与陕甘宁边区一百多万农民、战士、工人一样的水准，实现彻底的平均主义。他们肯定会立刻变了嘴脸，反过来要说，知识分子从事创造性脑力劳动，需要营养保证，中共这样做是迫害知识分子（五七干校时期就真的这么说了）。这种双重标准充分揭示了知识分子所提倡“自由、民主、平等”的虚伪性。
从王实味得意之时自夸艺术家任务就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来看，所谓知识分子受中共迫害生不如死，并不是全部事实。他们在向中共索取时，可不是什么生不如死，而是自负得很，狂妄得很，似乎世界就是他们的！所谓生不如死，那是他们冠冕堂皇说辞背后自私自利目的遭公之于众命运后的感觉。

@天生快乐快乐先生 2015-10-03 21:11:53
每天都来看看.不错.支持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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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谢！

@killywen1983 2015-10-04 00:04:11
在汉文化基础上接受西方工业化，类似忽必列前期。建立团队如刘邦，建立制度如朱元璋。但不如朱灭了外族，不如刘白手起家。正是不如刘导致被党反攻倒算，现在高科技难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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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怎么不如刘邦白手起家？怎么不如朱元璋灭了外族？

@killywen 2015-10-04 17:31:41
像中共早期的大佬如朱德、周恩来、陈毅、王明博古、邓二代、叶剑英等等，都留学欧洲或者苏联过。当时欧洲、苏联被视为最发达的地方，毕竟美国还没崛起。
而我为啥说现今商战中，那些同事也可以比作朱德、周恩来呢？ 因为这些同事也都读了博士，多数也去美国转了一圈。因为，就以对本专业的认识来看，我这些同事的水平应当和100年前那些人等同。
只不过，100年前那批人，是国内的佼佼者，别说出国，连读大学的都没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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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今，毛邓建立了很多高校，让大批的人能得以读研出国。于是我这个单位的博士，也是全国2000多所高校研究所的几十个学院中的普通一个学院，可替代性很强。

这就是国家的进步啊！

killywen1983 2015-10-04 00:04:11
在汉文化基础上接受西方工业化，类似忽必列前期。建立团队如刘邦，建立制度如朱元璋。但不如朱灭了外族，不如刘白手起家。正是不如刘导致被党反攻倒算，现在高科技难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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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10-04 16:54:05
毛主席怎么不如刘邦白手起家？怎么不如朱元璋灭了外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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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10-04 20:37:57
刚刚的回帖被精明的版主给删了啊。
刘邦白手起家，旁边人没几个地位比他高的。萧何、曹参也是吏，比刘邦地位高一点点而已。
而毛泽东旁边的人，是留学国家读了大学的，读了军校的。文凭比毛高很多。毛更像是秦始皇，有很大的依靠。事实上，毛死后的废立之争，还是留学欧洲或者苏联的邓二代、聂荣臻、叶剑英有发言权。
朱元璋还是深入到蒙古，灭了北元。毛深入到美国或者日本家里，灭了它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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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白手起家，旁边人没几个地位比他高的。萧何、曹参也是吏，比刘邦地位高一点点而已。

那毛主席白手起家，不也跟刘邦差不多吗？

killywen 2015-10-04 20:37:57
刚刚的回帖被精明的版主给删了啊。
刘邦白手起家，旁边人没几个地位比他高的。萧何、曹参也是吏，比刘邦地位高一点点而已。
而毛泽东旁边的人，是留学国家读了大学的，读了军校的。文凭比毛高很多。毛更像是秦始皇，有很大的依靠。事实上，毛死后的废立之争，还是留学欧洲或者苏联的邓二代、聂荣臻、叶剑英有发言权。
朱元璋还是深入到蒙古，灭了北元。毛深入到美国或者日本家里，灭了它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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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10-04 21:29:10
刘邦白手起家，旁边人没几个地位比他高的。萧何、曹参也是吏，比刘邦地位高一点点而已。
那毛主席白手起家，不也跟刘邦差不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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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10-04 22:05:10
那批留苏派不是官位高，而是文凭高。是一种隐形的高。
理论上来说，毛比马云还要白手起家，跑到山区农村，把一帮农民组织起来了。但当时旁边那群留苏派文凭显得很高，读大学比毛高半级，在国外读的高一级，受到苏联重视又高半级。。，就显得毛不是白手起家，而是依靠了他们一样。
另外党源源不断的送干部、金钱进来，就连毛生病都有党帮他去采购药品，交通员还死了几个。朱德还派人照顾毛。而现在若人们要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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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说留苏派高，那也有比较。刘邦刚起事时，投奔项梁、项羽门下，还要接受楚怀王名义上的领导，不也和毛主席的情况差不多吗？

第五十五章 整风运动（中）
如果王实味《野百合花》不是发表在1942年春延安《解放日报》上，而是发表在1965年春上海《解放日报》上；他也不说“艺术家任务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而说“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任务是揭露对革命事业不利的肮脏和黑暗”。那么，主席很可能会对他个人和观点，都给予高度评价。但是，1942年中共任务是打天下，需要的是稳定精干的干部队伍，下级对上级极端服从的铁的纪律。而局限在知识分子小范围中的极端自私自利精英民主，更是对工农大众当家做主不利、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利的消极政治诉求。事实上，中共想要从奔赴延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清除的，正是这种消极政治诉求。
尽管发表这些言论的，除王实味之外，还有丁玲、萧军、艾青等多人。但因为丁玲等在国统区具有一定影响，且与主席私交较好，所以，真正撞上枪口的，只有王实味一个人。在亲自到中央研究院，用马灯和火把照明看了王发表在墙报上文章以后，主席于1942年3月31日，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向知识分子新党员（简称知新）发出了严厉警告。他说：“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主席讲话赫然刊登在4月2日《解放日报》头版上。但这些知新并未吃过政治运动苦头，也没听说土地革命时期肃反红色恐怖的厉害，竟将主席警告置之脑后，继续我行我素，“鼓噪”民主。
于是，中宣部在4月3日发出著名的《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第一个“四三决定”），规定了18个文件为整风必读文件。同时特别要求，整风必须在各部门机关负责人领导下进行，不得以群众选举方式，组织领导整风的检查委员会；在检查工作时，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和各个侧面的；每人都必须反省自己全部历史。5日，《解放日报》又刊登胡乔木起草的《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社论，不指名地抨击王实味是“从不正确的立场来说话”，谴责王等人“错误的观念，错误的办法，不但对于整顿三风毫无补益，而且是有害的”。7日，直接负责中研院整风学习的罗迈，更是将王实味掀起的“自由化”风潮，与王明、洛甫挂起钩来。
这样一来，部分敏感知新终于转向了。4月13日，延安壁报始祖、创刊于I941年4月的中央青委《轻骑队》壁报编委会，在《解放日报》上作出初步检讨。10天后的23日，他们又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我们的自我批评》，申明自己是“一群政治上幼稚的青年同志”，承认自己言论“助长了同志间的离心倾向”，“产生了涣散组织的恶果”，并得到了谅解。中研院原先支持、同情王实味的知新，也纷纷反戈一击，或痛哭流涕检讨自己立场不稳、上当受骗，或义愤填膺控诉王一贯“反党”、“反领导”，一些人甚至要求组织上严惩王。而王实味本人仍不知好歹，继续在中研院发表情绪激昂的演说。
主席对策是，再让这位延安时期的“公知大V”、“意见领袖”多表演几天，以不辱其反面教员使命。自己则于5月2日至23日，在中央大礼堂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央及各部门负责人共一百多人。这次会议，对以后三十多年中共文艺政策制定和文艺工作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在5月2日第一次会议上，主席首先发表讲话。他说：会议目的是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更好地协助。他强调：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中，首先要依靠拿枪的军队，其次也要有文化的军队。“文化”军队成员文艺工作者，应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要把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只有这样才能使文艺有丰富内容和正确方向。主席这段讲话被称为座谈会的“引言”。
座谈会共开了三次大会，而会场外面揭批王实味斗争已经呼之欲出。大部分与会文艺工作者当然不会再与王同流合污，纷纷发言拥护主席的“引言”（当然，主席说得也确实有道理），并加以丰富发展。但头脑中小资产阶级思想不是一下子就能抹去的，有些人在讨论中仍不自觉地流露出了错误思想。比如，担任过鲁迅和中共中央之间联系中转人的吴奚如（此人既上过黄埔军校，又从事过文学活动，还曾在特科工作过，可谓能文能武）发言，认为中共党员时刻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和党的立场，会不有利于统战，受到了老总点名批评。
在23日闭幕会上，主席做了结论（引言和结论合起来，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被收入毛选）。他说，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是文艺的根本问题。他认为，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地方，宣传对象与过去完全不同，文艺工作者必须为工农兵服务。关于如何为工农兵服务，主席建议深入群众生活，先普及再提高。关于文艺界统一战线，他要求按文艺服从政治原则，以抗日文艺团结地主资产阶级文艺家。关于文艺批评，他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并指出内容反动但艺术性强的作品，最能毒害人民，最应该排斥！
对讨论中暴露出的许多思想问题，主席毫不客气地指出，很多党员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小资产阶级出生的人们总是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王实味就是典型人物）。因此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也就是整风运动。他相信经过整风，大家“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主席这篇讲话使延安文艺工作者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良风气。他们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很快在斗争实践中，创造出一大批深受工农兵欢迎的文艺作品。日后久演不衰的《白毛女》、《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戏剧，读者熟悉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王贵和李香香》等文学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
除了对日后文艺方针深远影响外，主席讲话对当时整风的影响也是立竿见影。会后不几天，中研院对王实味批判便进行得如火如荼。连丁玲也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在6月11日中研院召开的王实味思想批判座谈会上，她一方面斥骂王实味“卑劣、小气、反复无常、复杂而阴暗”，号召“反对一切对王实味还可能有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人道主义，失去原则的，抽象的，自以为是的‘正义感’”；另一方面称自己《三八节有感》“是篇坏文章”，要求那些同情她遭遇的读者“读文件去吧”。
丁玲由此暂时躲过一劫。当然，王实味如果依样画葫芦痛批自己，即使不能完全解脱（错误思潮总要有人充当靶子），至少也有从轻发落希望。但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在挨了几天斗以后，竟然异想天开地宣布退党。在他看来，只要退了党，就能离开延安革命队伍，往别处去谋生活，从而摆脱批斗。

诚然，部分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因价值观念格格不入，找出诸如身体不好、愿意回去做地下工作等种种理由，是可以脱离延安革命队伍的。可人家那是在没有对革命事业造成损害前提下离队，故能来去自由。而王实味在延安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已然对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害，一看风向不对，也想借退党搞来去自由，那是绝对办不到的。革命队伍对他而言，那是来得去不得！果然，主席根本不考虑什么退党问题，而是在批判中给他戴上了反党分子（不久又升格为“反党集团头目”）、托匪、国民党特务这三顶要命的帽子，其性质骤然由党内矛盾上升为敌我矛盾。
如梦初醒的王实味这才知道厉害，痛哭流涕收回退党声明，承认自己言论犯了弥天大罪，跪在中央组织部磕头求饶。但在主席看来，如此丑态哪里是真心悔过？分明在变相污蔑中组部是封建衙门（悔过也要按共产党规矩格式办），更要严惩！到10月份，中研院开除他党籍，11月对其隔离审查。
与此同时，主席加强了对意识形态领域控制。2月28日，他任命彭真为中央党校教育长并主持政治教育工作，校长邓发被架空。4月间，他又把从抗日前线回来的陆定一调到《解放日报》社，负责办《学习》副刊（整风专版），并参与《解放日报》改版工作；8月，正式参加取代杨松，出任总编辑，社长博古也被架空。
而主席在人事安排上最大手笔，就是调少奇回延安。这一决定早在九月会议上就已作出，但由于陈毅和饶漱石都不赞成少奇成行，此事拖了半年。到3月19日，少奇才带领九十多位工作人员，取道山东、河南、河北、山西等省抗日根据地，长途跋涉1500多公里，穿越鬼子一百多道封锁线，历时九个月，于12月30日回到延安。
少奇赶路之时，整风运动继续进行。就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政治局在5月21日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由主席负总责，康生副之，领导全延安整风学习。会议还决定延长整风学习时间：机关由4月20日起延长到9月20日共五个月，学校由4月20日起延长到8月20日共四个月。
6月2日，总学委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一）同意李富春所提总学委巡视团各巡视员分工，以后每星期巡视团汇报时，总学委各同志都可以参加。（二）加强《学习》报编辑委员会。（三）由凯丰负总责解答各方面所提出的问题。（四）总学委抽阅延安高级干部学习笔记。（五）增加中央学习组人数。
6月7日，总学委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决定的主要内容是：（一）参加中央学习组成员编组研究某些重要文件，先行讨论《联共党史》结束语及《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两文件，并准备测验与调阅笔记。共混编为10个小组，主席为第一组组长，高岗、谢觉哉为副组长。（二）对总学委抽阅各系统笔记作了分工，主席、彭真负责抽阅党校系统笔记。（三）由中宣部通知全国各地党部，暂行停止党的历史研究，先行研究22个文件（6月8日，中宣部按此精神发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
所谓22个文件，就是在中宣部“四三决定”规定的18个学习文件基础上，增加四个文件而来。笔者遍查各种资料，未能获得这22个文件名单。只知道其中包括：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六篇著作，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康生的《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报告》、《痛斥党八股的报告》，以及五份列宁和老斯著作、一份老季论述。从这些基本构成看，重中国特色（其中主要重主席思想）轻苏联、国际，应该是主基调。
对于延安各单位来说，对这22个文件的学习，已经经历了粗读（全部浏览并做笔记）、精读（须眼到、心到、手到、口到）两个阶段。而从6至8月，进入了考试阶段。其中，中央党校在6月23日至7月4日举行第一次考试，所拟定的四个考题由主席审阅并修改，主要内容是在工作中如何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考试期间学校关闭，文化程度低不能执笔的学员可以口授，由文化教员代为执笔。其他单位也陆续进行了类似考试。
文件学完、考试考完，主席希望学习者要有些活的心得，具体而言，就是能自我反省。从6月到8月，主席特意动员一些高级干部、理论工作者及革命元老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反省文章。其中有中央副秘书长王若飞、八路军留守兵团参谋长曹里怀、中研院副院长范文澜、中研院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王思华、革命元老吴玉章等。有了榜样力量，主席便有理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知新），写出个人反省笔记，深挖自己非无产阶级错误思想。
然而，虽然王实味下场告诉知新们，用墙报方式向中央表达不满，将受惩罚，但这些自以为是的人们，仍不可能在思想上轻易向党缴枪。他们很快又“发明”了通过互相间对党的政治、人事关系私下议论，以发泄对党不满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因为与代表党宣传口径的“大广播”背道而驰，因而也被称为“小广播”）。在他们看来，在需要审查的反省笔记里，只能写得言辞恳切、声情并茂，以避免遭到批判。但私下议论政治、人事，反正党在当时又没有录音笔一类高科技手段可以获悉，怕从何来？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主席一旦获知，照样有治他们办法。
果然，总学委在12月6日，发出了《关于肃清延安“小广播”的通知》。通知严厉指出小广播五大危害：一、泄露党的秘密消息和行动。二、散布对国际国内战争形势消极看法，三、怀疑和议论整风运动目的，四、攻击党的领导，五、替反革命分子宣传反党思想。《通知》还提示各学委会必须注意下列三种人，即存在浓厚自由主义的人、讲温情私交的人、喜欢打听并议论别人生活起居的人。总学委据此规定：各单位应制发‘小广播’调查表，分发每个同志填写，内容是他们向外广播什么，别人对他们广播了什么。要将调查材料整理研究后，向总学委报告。
如此一来，知新们便陷入“囚徒困境”。因为只要说过上述五类话（如果不说五类话，就是标准的共产主义战士，也无须整风），即使自己不如实上报，也可能被对方举报，而被人举报后果堪忧。所以，除非所有人都拒填调查表（那就是公开与党对抗），否则必须如实上报。于是，他们只好如实上报自己不良行为，也就在客观上暴露了在反省笔记中写一套，在小广播时说一套的两面派行为。至此，所谓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的光鲜包装，全都被知新们自己撕去，不听党招呼的心理优势渐渐不存在了。
然而，当主席看到这批知新还真被他料中，确实嘴上讲得好听，内心并不健康，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在主席看来，光一个小广播调查表，还只能暂时打掉他们威风，只要时过境迁，老毛病还要再犯。只有给他们头上套上一个永久紧箍咒，才能让他们成为党的“驯服工具”。而在此之前，这个紧箍咒已经由康生在积极打造了，这就是审干、反奸。

说到康生，还必须补充说明一下，主席最初是将他当作王明党羽打压的。他虽在1938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与王明、陈云一同进入中央书记处，却被安排担任无事可做的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陕北基本无产业工人）。前面讲过，在1938年三月会议上，康生支持主席要王明留在延安的提议，表明与王明划清界线，这才初获主席信任，当上中央党校校长。而当主席在六届六中全会后，用与江青结婚之事考察高级干部时，他作出了与洛甫截然不同的选择，全力支持毛江婚姻，从而获得主席完全信任。1939年2月，康生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部长兼情报部部长、敌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主任由总理担任），成了情报和保卫部门最高负责人。
主席委康生以重任，是看中他在上海中央特科里工作过，希望他将情报和肃反方面的经验贡献出来，在关键时候起到当年李韶九所起的作用。而“康韶九”也有自知自明，知道自己能力有局限，只有干这整人的脏活累活，才有可能在核心层占有一席之地。从1940年开始，康生积极配合由中组部部长陈云主持的审干工作，并通过熟读中组部从抗战开始逐渐建立起来的干部档案（这一干部档案制度一直沿用至今），俨然成了一座活的审干资料库。
到了1942年夏秋之交，为配合整风而开始审干、反奸试点工作时，康生这座资料库就起作用了。这时，主席除“学习、考试”文的一手外，也开始用“审干、反奸”武的一手，威慑知新。比如前面提到的吴奚如就被打成特务案主犯，王实味则与成全、潘芳、王里、宗铮两对夫妇一起，成为五人反党集团。但延安大多数单位并未挖出特务来。主席为此强烈不满，他在10月19日西北局高干会议开幕词中，怒斥对敌特破坏麻木不仁的自由主义。11月，他又指示不仅要查清革命与反革命的“两条心”，还要查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半条心”。于是，康生经过冷静观察和有计划布置，搞出了一个张克勤特务案来。
张克勤不姓张而本姓樊，原名叫大畏，原是西安事变前夕积极投身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后在兰州做地下工作。到1939年，同为中共党员的父母被捕（后叛变），他本人虽与父母不属于一个系统，却因被国民党怀疑也于6月调延安陕北公学学习，而后作为情报侦察候选干部，被调入西北公学接受训练。康生便根据这些履历，再加张仍与国统区朋友通信、有材料检举他是特务等因素，推定他是特务。
11月间，西北公学审干领导小组成员李逸民、吴德、汪东兴（此二人日后在党史中有重要地位）、王涛江、毛诚，在康生、李克农直接领导下，在汪的办公窑洞里提审张克勤。经三天三夜“车轮战”，张精神崩溃，违心承认叛徒罪名（现在这类屈打成招的案件依然很多）。消息传来，康、李欣喜异常，并指示汪等迅即将张“包装”完毕，第二天就召开西北公学全校师生大会，邀请延安各机关、学校、团体代表参加，让张克勤在大会上现身说法。张倒也有“表演”才能，在会上痛哭流涕把假的事情说得跟真的一样，并捎带揭发了十几个认识的人，权充特务同伙。更为的“精彩”是，他还谈了自己思想转变过程，表示将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正因为张克勤有此“思想转变”，所以，康生不再惩罚他，而将他优待关押，以备后用。
对于康生这种行径，主席支持但有自己想法。他经过打AB团，当然知道张克勤们应该不是什么特务。但他在想，如果像当年打AB团那样推而广之，把大部分毛病很多的延安知新都打成特务，然后让他们像张克勤一样“悔过自新”，非但不关不杀，反而给予货真价实共产党员身份（从逻辑上讲，叛徒不可以再入党，但特务思想转变，倒是可以入党的）。那这批人还不是脱胎换骨，从桀骜不驯的刺头，变成党教干啥就干啥的革命螺丝钉啊？而如果从中抓到一些真特务，那就更好了。
而康生未必这样想。前面曾经分析过，老斯派此人随王明回国，应该不是为主席送扳倒王明的人才，而是将他作为王明一旦争权失败，国际潜伏在主席身边的“余则成”。所以，康生抓特务应该是真的起了杀心，等株连的人多了以后，连表示悔过的张克勤一起咔嚓，搞得审干肃奸运动一片乌烟瘴气，让主席犯重大领导错误，到时候依然由王明出来取而代之。而康生虽然自己也得暂时下台，但只要王明和国际眷顾，不久又能卷土重来。
正因为主席对康生不是很放心，而且考虑到抓特务是得罪人的事，并不想自己冲在前面。所以，在没找到控制康生行动合适人选之前，他只是在1943年1月下旬，以中央名义指示康生“搜集审查干部的经验”，暂不把张克勤模式推而广之。不过，少奇年底回到延安，让主席看到了合适人选。经过一段时间沟通交流，毛刘正式结成联盟。于是，1943年3月20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主席、少奇、弼时三人组成中央书记处，主席为书记处主席，而少奇担任中央军委唯一的副主席。自此，主席结束了遵义会议以后副手的生涯，名正言顺成为党最高领导，而少奇则成为二号人物。这样，主席就可以让少奇以二号人物身份，领导康生的抓特务行动。
4月1日晚，康生开始抓特务了。他的理由是4月初，胡宗南将派胡公冕率代表团来延安访问，怕边区内部“特务”与胡公冕“联络”，必须先下手为强。但这胡公冕本就是中共党员，后被迫依附国民党，却心向中共（解放时留在大陆，成为民主人士），根本不是什么特务头子，这理由应该没什么道理。但他也不管这么多，当晚就一口气抓了460人。王实味自然在这460人之列，此后，除了偶而从中社部监狱里被带出来，向来延安的外国或国统区记者发表一番悔过说辞外，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写交待材料。
不过，460人远不是主席追求的目标。于是，中央又于4月3日发出第二个“四三决定”，号召参加整风的一切同志以大民主方式批评领导，揭露错误。但真实意图并不在此，而是要“引蛇出洞”，以便多抓特务。要说这些知新也是一点都不会察言观色，明明外面风声鹤唳，他们却以为那些都与他们无关，吐苦水的机会到了。这批人早把一年前王实味教训抛到脑后，纷纷在“民主大会”上慷慨激昂、言辞激烈地批评起领导“官僚主义”、“压制民主”和“特权思想”来，讲到动情处甚至声泪俱下。结果自然不问可知，个个都跌入早为他们设计好的陷阱，成为“特务分子”。
但这还不够。于是，中央政治局在4月28日开会，讨论党内反奸斗争问题，并决定成立中央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在5、6、7三个月专门进行防奸教育，以少奇任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委员，由康生负责日常事务。
从此以后，各单位紧闭大门，号召群众拿出比赛的精神，按人头比例指标寻找特务。上级部门定下的特务嫌疑标准则是这样的：一、出身剥削阶级家庭、抗战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二、曾被国民党逮捕、从事白区工作同志（连柯庆施、陶铸等日后党史上响当当的人物，也被牵连审查），三、经常散扩不满言论的人。本着先礼后兵原则，一般先召开坦白大会，然后再清查。此时，张克勤被派上大用场，康生让他骑着高头大马，胸佩大红花，到各单位坦白大会上现身说法，做活标本。很多知新承受不住压力，又看看张也没事，便把心一横，违心承认自己是特务。而其中一些能说会道之辈，也被拷贝成张克勤，一起现身说法。

当然，也有些人不肯自污，那康生就不客气了，大刑伺候！所谓大刑共有四种：第一种就是对付张克勤的疲劳车轮战，第二种是捆绑吊打、刑讯逼供，第三种是不让吃饱，第四种是假枪毙。大部分知新毕竟不是江姐，在大刑之下纷纷招认，形成了“逼、供、信”。有些人甚至自杀身亡（延安约有五六十人）。但确有少数党员具备江姐般的革命意志，抵死不招。在主席眼里，这些人完全够得上优秀共产党员标准，当时虽未解脱，后来全都平反。
到了7月间，优秀情报员熊向晖报告中央，胡宗南奉老蒋之命，要以60万大军闪击延安（详情以后章节再谈），延安形势更为紧张。7月15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抢救失足者》报告，强调“清除内奸，这是我们目前急不可缓的任务”，“还有一些失足的人至今没有向党坦白”，“他们要在这紧迫的时间中挽救自己，而共产党员们也要在这短促的时间内抢救他们”。这以后十多天里，逼、供、信更为过火，又抓出了大批“特务”，总人数已达15000余人，其中包括了80%到90%的知新。这时，康生真的起了杀心，提出要赶在胡宗南进攻之前，以边区政府名义公审枪毙“特务”。关键时刻，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向主席紧急汇报了这一情况。志在威慑而反对杀人的主席，立刻制止了康生的胡作非为。
对于主席而言，有12000到13000人的新知被戴上特务帽子，威慑目的已经完全达到，如果一不小心让康生开了杀戒，反倒要弄巧成拙了。于是，主席在7月30日，明确指示停止“抢救运动”。8月15日，总学委出面宣布“抢救运动”告一段落。同日，中央又一次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宣称此次审干“不称为肃反”，并将“逼供信”称之为“主观主义方针与方法”。主席则于同日，在康生提交的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批示，提出在“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政策。按此原则，80%普通嫌疑分子留在单位接受审查；10％问题人员送入西北公学、行政学院等反省机关；另有10％人员送入社会部、保安处监狱。
冷处理一段时间后，1944年春夏之际，抢救运动进入到甄别阶段。所有承认是“特务”的15000人被分成六类：第一类是有证据的职业特务（占全部的百分之十）；第二类是变节分子（也是少数）；第三类是曾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或其它党派但不向党报告的人（占了颇大数目）；第四类是被特务利用和蒙蔽的人；第五类是党内错误被误认为特务的人；第六类是在审干时完全弄错的人（就是少数坚决不肯招的“江姐”）。
对这六类人员处理，中央是这样规定的：第一、第二类人中有证据的，只要坦白，一个不杀，团结抗日；如果证据不足的，更不再深究，积极团结；一时查不清的，有意识地放松一个时期，继续秘密侦查。第三到五类人在分清是非后，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对完全弄错的第六类“江姐”们，一经查清，立即平反。
按此原则，到1945年春，按完全可做结论、可做部份结论、在结论中留待查尾巴、不予结论这四种情况，基本甄别完毕。在此期间，主席多次向受害者赔礼道歉。只有关在边区保安处的五六百人到抗战胜利还未甄别，由于东北急需干部，1945年11月9日，中社部负责干部陈刚和陈龙，率其中二百多人步行前往东北。曾经被树为典型的张克勤，因康生坚决拒绝为他做结论（足见康生本意在杀人而不在抢救），也在这支队伍里。他在陈龙帮助下终于在1950年4月恢复党籍，后官至兰州大学党委书记（但文革中又被康生关了五年半）。
剩下三百多人最终于1946年上半年甄别完毕获释，只有王实味等少数几个人依然被关押。如果胡宗南不在1947年3月进攻延安，按主席定下的“一个不杀”原则，王本应以反面教员身份，在监狱中终其一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如还健在，会被释放）。但随着延安失守，王随社会部干部撤退到贺帅领导的晋西北地区兴县，脱离主席视线以后，他便经过康生批准，于1949年7月1日，在山西兴县被秘密处死。王实味之死对主席政治形象很不利，主席只能打碎牙往肚里吞，一面违心地将他定性为国民党探子，一面又说不该杀，应该留下做反面教员。1991年，公安部就王实味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于平反昭雪，但考虑到他确有错误，中组部并未恢复其党籍。
从1942年春算起，延安知新历经学习文件、写反省笔记、填小广播表、抢救运动，正如托尔斯泰笔下所写那样，在清水里泡了三次，在血水里浴了三次，在碱水里煮了三次。经过这番洗礼，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确已牢牢记住了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概念，并学会用这套概念来观察世界和指导个人言行。表现在行动上，则是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人性论和温情主义的任何表现，非党性勿言、非党性勿听、非党性勿动，绝对服从领袖、组织、上级的命令和指示。这批人将在新中国建立后，占领上层建筑，转而采用主席改造他们的方法，去改造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
对此可喜结果，主席早在1943年6月6日，给在太行的彭总发份电报传授延安整风运动经验、方法和步骤（除山东之外，其他各抗日根据地均照延安模式，对知新进行了整风）时，就已经预料到了。主席告诉彭总，只要做好这些工作，“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
当然，对知新脱胎换骨式整风，只是延安整风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一领域取得基本成功之时，主席还必须将第一阶段对党的高级领导尚未完成的整风继续下去，以奠定他对党的绝对领导，从而在抗战胜利后，使党团结得像一个人那样，与国民党集团进行争夺全国政权的殊死搏斗。欲知这方面详情，请看第五十六章《整风运动下》。
本章篇幅较长，本不想在篇尾多说什么了。但在参考网友们对整风（尤其是对抢救运动）评价时，意外发现很多人将整风看成是一件极其残酷的事情。因此不得不强调，整风其实是土地革命时期肃反的升级版。与肃反相比，整风不仅“温柔”，而且在客观上，在整肃内部同时，为中共和中国建立起了一个保存人才的机制。试想，主席如果不用整风取代肃反，多少他的政敌会死于非命？这样，改革开放也就无从谈起了。
反观老斯从主席那里学去了肃反，固然也使他实现了对联共（布）的绝对控制，以确保卫国战争的胜利。但那些政敌其实也是联共（布）和苏联的宝贵人才，一旦被杀无法复生。于是，尽管老斯身后，赫鲁晓夫也进行改革调整，但因为缺乏优秀人才，苏共领导是一代不如一代，直到傻乎乎的戈尔巴乔夫挥刀自宫。由此可见，主席作为国际共运大发明家，对中国共运贡献还是功不可没的。

@二狗子2011 2015-10-05 09:48:23
@zhaoyu1027 99楼 2015-09-02 00:10:00
博古到苏区近两年来，军事上从未采纳过主席建议，这次他和李德自然也不为所动，坚持北上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决心不变。但即使要北上，也得先西行一段，占领黎平这个北上门户才行。于是，同床异梦的两拨人，暂时仍一起向黎平前进。不过，博古和总理显然也意识到了“混账纵队”对部队的严重拖累，就在通道会议第二天的12月13日，下达了整编令。第一条就是将红安、红章两纵队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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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再仔细看看，我那句话说毛主席是野心家了？

@zhaoyu1027 2015-10-05 10:57:31
当然，也有些人不肯自污，那康生就不客气了，大刑伺候！所谓大刑共有四种：第一种就是对付张克勤的疲劳车轮战，第二种是捆绑吊打、刑讯逼供，第三种是不让吃饱，第四种是假枪毙。大部分知新毕竟不是江姐，在大刑之下纷纷招认，形成了“逼、供、信”。有些人甚至自杀身亡（延安约有五六十人）。但确有少数党员具备江姐般的革命意志，抵死不招。在主席眼里，这些人完全够得上优秀共产党员标准，当时虽未解脱，后来全都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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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y03 2015-10-05 11:31:06
主席这样做的后果是，他一死马上就变天。他这样做，有很大程度的帝王心术，尽管是不杀人，但对很多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来说比杀人更让人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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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这是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从实现革命理想角度看，他这么做失败了；但从把中国重新整合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帮助中国度过工业化最困难时期，他这么做是成功的。

@zhaoyu1027 2015-10-05 09:22:47
诚然，部分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因价值观念格格不入，找出诸如身体不好、愿意回去做地下工作等种种理由，是可以脱离延安革命队伍的。可人家那是在没有对革命事业造成损害前提下离队，故能来去自由。而王实味在延安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已然对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害，一看风向不对，也想借退党搞来去自由，那是绝对办不到的。革命队伍对他而言，那是来得去不得！果然，主席根本不考虑什么退党问题，而是在批判中给他戴上了反党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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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10-05 13:51:53
好比我们要用到西方那种先进的科技成果，就得被灌输牛顿物理学。
同理，这批知识新青年，投奔延安也是无奈之举。既然吃了党的饭，就该听党的正确理念。感觉这没啥错啊。
好比党打下来了天下，你要依附于政权，吃这碗饭，那么至少不能反党吧。后来被打成了右派，被自己认为屈辱或者羞辱。但一个人不好好做好他本职工作，天天叫着某党不行。
王实昧是北大毕业，如此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但党是一个武力集团，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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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批知识新青年，投奔延安也是无奈之举。

不同意。他们投奔延安不是无奈，而是向往光明。但他们对共产党实行“马列主义”，对自己实行自由主义，所以会对等级供给制进攻攻击。

@卡佩王族 2015-10-05 05:39:40
肖劲光还在上干队停职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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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雪人 2015-10-05 12:57:22
那位朋友说的其实应该是箫克,箫克一贯和毛泽东不对付而服朱德,<炎黄春秋>都是他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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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黄春秋》如果真是萧克搞的，那此人政治悟性确实太差了。

@zhaoyu1027 2015-10-05 10:57:31
当然，也有些人不肯自污，那康生就不客气了，大刑伺候！所谓大刑共有四种：第一种就是对付张克勤的疲劳车轮战，第二种是捆绑吊打、刑讯逼供，第三种是不让吃饱，第四种是假枪毙。大部分知新毕竟不是江姐，在大刑之下纷纷招认，形成了“逼、供、信”。有些人甚至自杀身亡（延安约有五六十人）。但确有少数党员具备江姐般的革命意志，抵死不招。在主席眼里，这些人完全够得上优秀共产党员标准，当时虽未解脱，后来全都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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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y03 2015-10-05 11:31:06
主席这样做的后果是，他一死马上就变天。他这样做，有很大程度的帝王心术，尽管是不杀人，但对很多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来说比杀人更让人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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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10-05 17:42:54
毛主席这是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从实现革命理想角度看，他这么做失败了；但从把中国重新整合成统一多民族国家，帮助中国度过工业化最困难时期，他这么做是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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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y03 2015-10-05 19:52:51
你说的我承认。非常时期，负责人必须要干得罪人的活，甚至是脏活和黑活，否则中国在当时严峻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到独立自主的。感觉毛为了中国，牺牲了一家人，包括他自己。
我希望楼主多写一下大跃进，篇幅多一点。我感觉，大跃进要客观认识很不容易。我个人认为，大跃进从发生后的10年之内是弊大于利，但从更长的时间看是利大于弊。我个人认为，大跃进的失败直接原因是苏联对中国的精确经济打击。从根源上分析，最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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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的我承认。非常时期，负责人必须要干得罪人的活，甚至是脏活和黑活，否则中国在当时严峻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做到独立自主的。感觉毛为了中国，牺牲了一家人，包括他自己。

就是，毛主席要捞好名声，生前搞个类似于文景、贞观的“泽东之治”没什么问题，但以后的中国怎么办？毛为了最后岁月国家平稳交班，把侄儿毛远新也拉进来做通讯员。他何尝不知，这一拉轻则断送侄儿后半生，重则断送侄儿性命，但还是不得不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