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昌仁慧 2015-09-09 16:11:56
陈云从长征途中前往上海，颇为危险，也颇为艰难。当年，陈云从上海通过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苏区”，差一点落入敌军包围圈；现在，又要冒一次很大的风险。陈云对四川人生地不熟，而且他有浓重的上海口音，在四川只要一开口，就会被知道是外地人……
此行必须轻装。临行前，陈云把有关的文件整理后，装在一个箱子里，交给组织。他的那份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很可能是此时放入箱子的。后来这些文件被作为重要档案，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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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叫陈梁的中共地下党员也来到这里。陈梁是四川冕宁县中共沙坝党支部负责人，红军经过冕宁时，他随红军北上，来到了天全县灵关殿镇，奉命与席懋昭一起护送陈云出川。

陈云的经费分成三份，三人各拿一份，但陈梁中途拿了经费逃跑了。他还想拐跑陈云那一份，好在陈云坚持自己的东西自己拿，才没有流落街头。

@新昌仁慧 2015-09-09 16:16:48
1935年8月20日，陈云到达莫斯科之际，正值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
共产国际“七大”举行时，虽然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召开了遵义会议，王明被选入主席团。季米特洛夫受命直接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王明、康生、王荣（吴玉章）、梁朴（饶漱石）在大会上发言。
就在共产国际“七大”期间，出于对断了线的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共产国际派出一位重要的密使前往中国，寻找中共中央。此人是资深的中共党员，作为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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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对潘汉年途经香港时，没有明显的理由滞留二个月，更是不以为然。

那是博古关照小开，在香港建立秘密联络点，万一红军长征失败，博古等二十八宿可以潜赴香港，并逃亡苏联。

@killywen 2015-09-29 22:03:20
与总前委对事变领导人的态度不同，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既指出了事变领导者的严重错误，又严肃批评了总前委的过火行为，认为应该以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一事件。然而，四中全会后的“左”倾中央政治局于3月28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此时，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已从上海出发。 1930年4月17日，任弼时一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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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林等等的是富农路线，我在正文里分析得很详细。他们是地头蛇，毛主席非但赶不走他们，派去的刘士奇（当时是贺怡的丈夫）反而被他们赶走。

第五十章 文攻武卫
中央在得知皖南新四军最终覆灭以后，于1941年1月1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检讨失败原因。主席在会上指出：失败原因首先是由于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思想准备，其次是指挥上错误。他要求立刻宣布袁、项错误（此时两人都还活着），如何处置交七大解决。众委员对此并无异议，会议遂通过了主席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对于如何向国民党展开反击，主席主张要采取跟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一样非常强硬的态度，要不怕决裂，但他也反对马上与国民党大打。会后，主席又急电总理称：政治上要发动猛烈、坚决、全面的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老蒋进攻，唯如此才能打退老蒋的挑衅和进攻，“佳电”温和态度须立即终结。应该说，主席军事上准备粉碎进攻说法，虽然不是跟国民党大打，却是一种局部主动进攻。
但在1月15日当天，少奇致电中央，从华中抗日根据地尚未稳固的具体情况及国内政治形势出发，却不主张在军事上主动向国民党进攻，而建议在政治上反攻。主要政治反攻要求有：释放叶、项及所有被俘人员及全国所有被捕党员，枪决上官云相等肇事凶手等。他还建议中央宣布：在皖南事件未彻底解决前，华中新四军决不再考虑北移命令，国民党再向华中进攻，即认为正式与中共破裂。总理则于16日复电中央，原则同意进行局部报复作战。但他主张柿子拣软的捏，不要去打需要攻坚的省韩、沈鸿烈，而应通过运动战，打击李品仙和李仙洲。
正在计议未定之时，老蒋在1月17日发布国民党军委会通令，诬蔑新四军叛变，取消新四军番号，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通缉项英。中共领袖们认识到，这时如果再不在政治上与国民党奋力抗争，则整个中共也很快要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了。
站在政治斗争第一线的总理首先展开反击。他拒绝国民党当局要求《新华日报》在1月18日刊登军委会通令的命令，并在该日《新华日报》上发表“向江南死难烈士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诗句。尽管国民党当局抓捕报童，没收报纸，向《新华日报》发出“最后警告”。但消息已传遍山城，震惊中外，赢得了广泛同情，激起了巨大义愤（著名儿童剧《报童》反映的就是这段史实）。叶帅则组织编写7000多字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由工作人员分送各小党派和各界人士，对国民党的政治定性进行反击。此外，他们还销毁秘密文件，做好防范国民党抓捕准备。
白崇禧、商震等国民党强硬派，闻讯上书老蒋，要求封闭《新华日报》和八路军办事处，或至少给《新华日报》停刊五至七天的严厉处分，宪兵队为此抓去了《新华日报》营业主任。但老蒋却不想继续扩大事端，他下令特别机关一律不准以武力进入《新华日报》社，声称“对于共党，在军事方面须严，政治方面不妨从宽”。当总理向张冲交涉释放新华日报营业主任时，老蒋不仅同意在1月19日予以释放，连《新华日报》也继续出版。
主席得知消息以后，再度坚信老蒋发动皖南事变是有备而发，是准备大破裂的信号。他在1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指出：“国民党准备与共产党大决裂”，“定有帝国主义的指使，这或者是英美，或者是德义（意）”，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继续让步。书记处按主席意思密电总理等，说“在重庆环境日险，作用日小，因此应立即设法借故离渝返延。渝办干部设法分批回延，仅留三数人敷衍门面”即可。
主席要总理等撤退，是准备启用1940年10月间设想的决裂后的一种应对方案，那就是直接打到国民党军后方去。如果说，那时他还担心会在政治上陷入被动，那么皖南事变以后，担心已经不复存在了。有学者说，主席这时曾特地去电询问彭总（但该学者拿不出这封电报出处）：三个月内华北能抽出多少兵力？“能集中多少有效炮兵及炮，有把握打破较坚固之碉堡否？”因为“如立即取攻势，即须调动华北兵力，而一经调动即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夺取陕甘），即须有决心同蒋介石打到底。”如果真有此电，彭总回答必定是，八路军根本就没有成建制炮兵部队，部队基本上都是不离乡土的子弟兵，很难动员他们劳师远征川陕甘，而且在刚打完百团大战、兵力疲惫情况下，就更不可能了。
见依靠自身力量无法打到国民党后方去，主席又考虑寻求苏联援助。在求援同时，他先于1月20日，对国民党进行两项政治反击。第一项反击是，中革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仍为叶挺保留军长职务），张云逸为副军长，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重建的新四军共编为7个师，兵力达9万余人。其中，陈毅、粟裕指挥的苏北指挥部部队为第1师，张云逸、罗炳辉指挥的江北指挥部部队为第2师，黄克诚指挥的原八路军五纵为第3师，彭雪枫指挥的八路军四纵为第4师，李先念指挥的豫皖挺进纵队为第5师，谭震林指挥的苏南部队为第6师，张鼎丞指挥的无为游击纵队、第三支队挺进团及皖南突围部队为第7师。
另一项政治反击是，由总理经张冲向国民党转交皖南事变善后办法十二条。其内容为：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二、取消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三、惩办皖南事变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七、撤退华中反共军队；八、平毁西北封锁线；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爱国政治犯；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从1月17日以后，苏联驻华军事总顾问崔可夫、驻华大使潘友新，也频频造访老蒋，对国民党做法提出种种批评。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更以拒绝出席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宴会方式，表达苏方强烈不满。而在刚得到皖南事变发生消息时，崔可夫还秘密会见总理和叶帅，表示如果国共内战爆发，苏联可能对中共实施援助，并会将对国民党援助的物资截留于新疆哈密。总理随即将此谈话秘密向中央报告。

虽然崔可夫态度未必就是老斯态度，但这些话却是主席爱听的，尤其是在彭总如实汇报八路军装备情况后，他就更爱听这些话了。主席事实上知道，中央20日提出十二项条件，国民党并不会接受。他想要的效果就是争取政治主动，然后在苏联支持下发动军事进攻，一举覆灭国民党政权。怀着这种想法，主席又于1月23日再度召集政治局会议，他在会上进一步得出结论称：一周以来种种事实都证实，中日实际上已经休战，不议而和，全国破裂已经开始。“我们与蒋合作已经没有好处，对我们没有好处，对蒋因日本停止进攻，也没有好处，因此这种合作已无存在之可能。”“如果日军与国民党反共军配合，那我党有很大危险，将会受到损失。”在当天给少奇电报中，主席更清楚地写道：“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我们在十二月十七日以前的估计不适用了。”其意思就是要在中日实际休战背景下，与国民党展开全面内战。
分析至此，反毛分子肯定大喜过望，以为终于找到主席不顾民族大义的“罪证”了。但笔者认为，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主席向国际提出要与国民党决裂，目的当然在于为中共争取最好政治前途，但同时也是在当时复杂、险恶国际环境下，为中华民族争取最好出路。
从事后看，二战就是一场全世界对德意日三国的围剿战，但当时局面远没有那么清晰。最为混沌之处，就在于1939年9月到1941年6月苏联的微妙地位，德意日结盟打的是围堵苏联旗号，但德国为了先搞掉英法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竟与苏联结盟。而德国战败法国、打残英国后，又有两个战略选项。其中一个选项当然是后来的攻打苏联，但另一个选项却是反过来联合苏联，与鬼子、美国将全球势力范围一分为四。1940年11月，莫洛托夫赴德国与希特勒谈判苏德双边关系。会谈中，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提出建议，让苏联参加轴心国，组成苏、德、日、意四国大联盟。考虑到美国远隔大洋，四大国无力侵占，鬼子外相松冈洋右进一步提出了将世界划分为欧非（德意势力范围）、美洲（美国势力范围）、苏联和大东亚（鬼子势力范围）四个大圈。
平心而论，苏联一旦决定跟轴心国联手，在东线与鬼子联手，可以肢解瓜分中国；在西线与德国联手，能够横扫英国在西亚、南亚所有殖民地。没有了苏联威胁，放开手的德国又可以拔掉英国环地中海的一切据点，同样鬼子也能夺取英国在东南亚殖民地。这样一来，“日不落帝国”海外领土就只有加拿大、澳新及南非这些残山剩水。没有了殖民地养料滋养，英伦三岛必将枯萎，不战而向德国屈膝是大概率事件。剩下的美国虽然工业产出在全球占压倒优势地位，但随着中、英这两个反法西斯抵抗中心的陷落，它在旧大陆上就没了合适的抓手，更没了替它冲锋陷阵的人力资源，想要把经济优势转变为军事优势谈何容易？唯一选择就是与旧大陆上德、苏、日三强和平共处，待它们之间发生分裂，再图称霸世界大业。历史如此按这样的轨迹发展，德日法西斯侵略迷梦就能暂时得逞。在它们铁蹄之下的殖民地人民觉醒革命，应该是一代人以后的事情了。
苏德之间外交接触是公开进行的，而中共情报系统一贯发达，鬼子四大圈提议，主席应该也能获知。面对险恶的国际形势，主席不能不考虑应对策略。由于中华民族不屈不饶的斗争意志，鬼子虽狠、苏联虽贪，在划分势力范围时，也不可能完全消灭中国，而只能是将中国肢解或作为附庸。既然这一切可能发生，主席当然要为中国选择较好的出路。这条出路就是，抢在老蒋降日成为鬼子用于统治全中国的傀儡政权之前，在苏联援助下，一举击灭在中国具有一定名望的国民党政权。然后，在西部中国建立革命政权（事实上也是苏联圈的组成部分），与东部臭名昭著的汪伪政权（属于大东亚圈）分庭抗礼。
当然这是权宜之计，人民要革命、民族要独立是二十世纪历史潮流。德、日法西斯一旦与苏联将势力范围划分完毕，势必要面对自己势力范围内各国、各地区人民风起云涌的反抗运动，最终仍将被迫从很多反抗激烈的地区抱头鼠窜而去。具体落实到中国，中共一定会在巩固西部红色政权基础上，加大在东部的游击战力度。届时，在中国大地将出现与现实历史中越南战争相似但规模远超越战的民族解放战争，并一定以鬼子撤离、汪伪政权垮台而宣告胜利结束（但东北、台湾可能暂时难以收回）。由此可见，主席在苏联有与德日结盟可能的情况下，动了推翻国民党政权念头，实在也是无奈之举。
不过，中共情报系统再发达，毕竟无法得知老斯是否答应与德日的提议。主席当然清楚，国际局势发展还有另外一个方向。老斯若无心去轴心国入伙，则德日反过来会围攻苏联，而美国也必然会抓住这千载难逢良机，竭力支援苏、英、中。这样一来，轴心国必败，而老蒋将在美国援助下实力大增。那样的话，中共贸然与老蒋决裂，就有遭受美蒋联合打击的巨大危险。而在皖南事变之后，主席数次向国际汇报欲与国民党决裂设想，目的就是想摸清老斯底牌，好决定下阶段策略。关于这一点，他在1月20日致总理、彭总、少奇电中说：“问题是远方(指苏联)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多少透露了一些他这种迫切心情。
1月25日，主席想了解的底牌终于来了，那是国际领导人老季拍发的紧急电报。电报突出强调了继续利用日蒋矛盾的重要性，要求中共集中火力打击国民党亲日派，不可另起炉灶，不要主动破裂与国民党关系，以免上亲日派当。为此，中央又于1月29日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一方面通过了主席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告诫全党要做好与国民党决裂准备，另一方面又继续肯定了政治上坚决反攻、军事上须取守势的斗争策略。前不久要求总理等中共代表撤离重庆一事，也不再提起了。

但主席依然担心国际没把老斯真实想法表达清楚，遂于1月30日致电总理、叶帅，称由于“我们缺乏重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术人员”，就无法实现夺取西南西北几个重要省份战略目的。因此，强烈要求苏联停止“接济重庆武器”，立即准备“公开援助我们”，特别是设法“援助我们夺取兰州”，以便连通与苏联的通道，接取援助。于是，总理又按主席口径，通过崔可夫、潘友新向苏联政府提出要求。而这时，老斯因为对芬兰和土耳其黑海海峡的领土要求没得到满足，与德国谈判已经破裂（希特勒已暗中制定好了侵苏的“巴巴罗萨计划”），进而也不可能与鬼子瓜分中国。因此，他既不可能停止援助国民党，更不可能支持中共对国民党开战。见主席不断通过各种渠道反映中共诉求，老斯终于在2月13日亲自批准老季写给主席本人的命令，命令以不容争辩语气说：“我们认为破裂不是不可避免的。你不应该竭力制造破裂。”至此，主席终于摸到老斯底牌，遂于当天就回电表态：“服从您的指令”。
搞清楚苏联没有与法西斯阵营结盟意向以后，主席当然不能再与老蒋决裂。这以后，中共任务就是军事防御、政治进攻，将其说成大白话，就是以追究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政治责任为由头，设法保住八路军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抗日根据地。而老蒋也对苏德谈判一事不敢掉以轻心，欲竭力避免苏联从友变敌不利局面出现。刚刚开始援助国民党的美国政府也传来了其总统罗斯福的最新指示：如果中国抗战因内战而熄火，美国将停止对国民党援助。而且，鬼子又在1月下旬发动豫南战役，一度将15万国民党军包围在平汉铁路以东（国民党军用八路军发明的打到敌后去战法，迫使鬼子回救，到2月初战役结束时收复失地）。为此，他也不敢与中共决裂。
既然国共双方都不敢决裂，接下去，就只能在政治领域厮杀了。厮杀战场倒现成，那就是将在3月1日召开的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总理接连给主席去电，建议不要马上与国民党妥协。主席于2月14日复电总理，要求在政治上逼迫国民党让步。于是，总理迅速与各小党派协商，提出应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上讨论的要求。主席当日就后复电表示同意。2月19日，总理将中共七参政员致国民参政会公函，送参政会主席团主席王世杰，声明在中共所提十二条未得政府裁夺之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本届参政会。
老蒋当然不能同意把十二条放到参议会上讨论，遂要张冲于2月25到27日，连续向总理“苦苦哀求”，恳求撤回十二条。张冲当然知道，光“哀求”是没有用的，他也带来了一点老蒋让步：军事上，十八集团军开黄河以北，游击队可留华中，还中共一个军，补新四军缺，但不再用新四军番号；政治上，同意选总理为参议会主席团成员。各小党派也一起敲边鼓，提议组织特种委员会，以老蒋为主席，总理为副主席，在参政会内外共同讨论解决国共关系问题。为了骗中共参政员与会，老蒋竟对小党派这个提议满口应允。
这些微小让步当然入不了主席法眼，却验证了政治攻势有效性。主席乘胜追击，于2月26日以中央名义明确指示总理，不能接受张冲所提条件，称国民党如有诚意，“则应：（甲）参政会延期两个月开会；（乙）在两个月内解决十二条及一切悬案；（丙）派机送恩来回延开会，以便讨论彼方意见。”
见软的不行，老蒋转而恐吓说，如中共参政员“决定不出席，惟有根本决裂”。各小党派闻讯倍感紧张，纷纷派代表于2月27、28两日，接连与总理、董老等商谈至半夜，力劝中共设法出席。为了回应小党派斡旋努力，主席于28日夜以中央名义致电总理，要求以总理或董老名义，向张冲提出临时办法十二条。新十二条不提取消1月17日令、取消一党专政以及惩办何应钦等国民党无法办到的要求，只要求承认把八路军编制扩大到四个军，另给中共一个拥有两个军编制的新集团军番号替代新四军；承认边区及敌后抗日政权合法地位；华北、华中、西北防地维持现状；释放叶挺及所有被俘干部等。说只要这些条件得到满足，中共就可以出席参政会。
3月1日凌晨，总理收到这份电报。一大早，他就和董老一起向张冲转达新条件，并说明必须使参政会延期两周，才有商量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张冲当时即打电话汇报老蒋，老蒋要求请董老、邓颖超先出席当天的参政会，参加选举主席团。之后，张冲跟黄炎培、沈钧儒、左舜生、梁漱溟等小党派代表先后奉老蒋之命，到曾家岩请董、邓出席，均被拒绝，当天的参政会开幕式也被迫拖后一小时。会上，小党派代表动议延期一天选举主席团，希望再劝中共参政员出席。会后，张冲及各小党派负责人又纷纷来劝，落地还价说，军队扩编为两集团军六军难以做到（因为要增发巨额军饷），维持防地问题基本精神仍须遵守“中央提示案”，敌后政权须照新县制设置和组织。
整日忙东忙西的总理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当即以兴奋的语调向中央报告斗争成果，说“此次参政会我们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响”，“毛同志的威信，在两个参政员及我们的态度上表现出来了。…一切胜过我们的万千言语。”还说：“参政会的文章已做到顶点，应该转个弯了”，暗示可以下台阶出席参政会了。但主席一看张冲的还价，便直呼总理糊涂。那总理究竟糊涂在什么地方呢？只要看一看张冲所说“中央提示案”和新县制的内容，就明白总理确实是忙糊涂了。
所谓“中央提示案”是国民党于1940年7月16日提出的，其主要内容是：“(一)划定陕甘宁边区范围(此时准其包括18县)，改称为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二)划定第18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将冀察战区取消，其冀察两省及鲁省黄河以北，并入第二战区，仍以阎锡山为司令长官，以朱德为副司令长官，秉承军事委员会命令，指挥作战；(三)第18集团军及新四军于奉令1个月后全部开到前条规定地区之内；(四)第18集团军准编为3个军6个师，3个补充团，另再增2个补充团。新四军准编为2个师”。此外还规定，八路军和新四军在调赴上述指定地区后，不得在原驻地设立留守处、办事处、通讯处及其他一切类似机关，不得变更名义，留置部队或武器弹药，不得借抗日民众力量为掩护，留置秘密武装在原地活动，非奉军事委员会命令，不得擅自越出界线外；在其他各战区及任何地方，一律不得再有第18集团军及新四军名义之部队；八路军、新四军除上述所允编制外，要将所有纵队、支队及其他一切游击队一律限期收束，编军之后不得再用其他名义或自由成立部队。而1940年起实施的新县制，虽然在表面上规定，县为地方自治单位和法人，但县长、区长、乡（镇）长、保长、甲长都要求“以本党党员充任为原则”。敌后抗日根据地如按新县制组织，必然是将统治大权拱手送与国民党。

主席当然不会有总理那么糊涂，一看张冲给出的条件就知道，除了释放叶挺一干人等之外，没有一点干货，纯属忽悠。如果中共这时参加参政会，则事后还得履行八路军、新四军全数撤到黄河以北条款，正所谓图虚名受实祸。但主席也要给总理面子，遂在决定国民党不答应全部条件不能出席参政会同时，向总理具体解释说：经过反复讨论，书记处一致认为，老蒋正发动一切压力迫使中共屈服，中共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中共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因为蒋是决不会给以明令保证的。主席还说：“只要熬过目前一关，就有好转可能，在半年内能解决善后条件，我仍准备出席九月间的二次参政会”。
事实证明，主席决策是正确的。中共参政员没有出席二届一次参政会，老蒋也不敢实行“根本决裂”。他只能在暗地里秘密召集国民党参政员，解释说：消灭中共还不是时候，只能在政治上进行。同时，为了缓和与中共紧张关系，他在3月6日参政会上，一边公开批评中共所提两个十二条都是“信口雌黄，颠倒黑白”，声称中共不应将八路军、新四军视为“一党所私有的军队”；一边“恳切”希望中共能本着“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精神，与国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国民党《中央日报》社论也保证说：“只要中共不脱离抗战阵线，事件不致扩大，而剿共事实亦不至发生”。而在主席看来，老蒋此举纯属阿Q精神大发扬。
果然，蒋“阿Q”在1月14日，找总理谈话，再也不提起中共军队北移问题，明确讲：“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其实还是忽悠）。至于不得压迫《新华日报》，以及释放前此扣留的进入边区的中共有关人员和发放通行护照等事，他都满口答应下来。3月15日，总理向主席汇报说：可否先解决这些小问题？主席当即表示同意。到4月26日，主席更明确指示总理说：可以向老蒋“表示我党愿意同国民党继续团结抗日，惟望国民党改变对内政策，并对八路发饷，合理解决新四军问题。”
就这样，国共双方争吵调门越来越低。至11月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召开之际，主席要求已经降低到只要做到“放叶发饷”一件即可参加。但这时，法西斯德国早已进攻苏联，而且快要打到莫斯科了，苏联处于亡国边缘，自顾不暇。而美国参众两院于3月11日通过租借法案，并立刻生效，美国已是基本公开地援助中、苏、英三国。骤然变化的国际形势，对中共不利而对国民党十分有利。主席权衡利弊之后，只得忍痛派董老和颖超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意味着皖南事变“善后”事项已不复存在。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皖南事变给国民党方面带来报复（黄桥战役失败）的满足感，但同时也使国民党失去强迫八路军、新四军北渡黄河的由头，对于老蒋来说，是捡到芝麻却丢了西瓜。从此，中共政权与军队断绝与国民党政权之间的一切上下级关系，走上自设银行、自发货币、自定法规法令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对于中共来说，属于吃小亏占了大便宜。
这个小亏主要就是皖南新四军的成建制覆灭、叶挺等近千名新四军干部被俘和国民党停止发放军饷。而事实上，没有经过土地革命战争锤炼的叶挺，军事指挥能力已经落后于时代，老蒋即使将他释放，顶多就是给中共送来一位高级食客而已，这个小亏对中共无足轻重。真正对中共造成困难的，是国民党停发军饷。前面已经讲过，陕甘宁边区经济较落后，要维护中共大后方相对庞大机构非生产人员的消费，需要从外界输入物资，说白了，就是要用钱从外界卖东西。停发军饷等于断了陕甘宁边区财路，欲知中共如何克服这一困难，发展陕北经济，请看第五十一章《延安开荒》。
在即将结束本章之时，笔者还想谈谈总理在参政会问题上的表现。总理反应敏捷和巧舌如簧都世所公认，笔者在叙述西安事变的相关章节时，曾称他为“当代张仪”，当时认为这样的评价恰如其分。但本章看到总理被张冲“苦苦哀求”、小党派奉承拍马假象所迷惑，竟然以为中共政治反攻取得大胜利，笔者又觉得，“当代张仪”这个称号，总理当之有愧。须知政治声望要以实力为基础。如果八路军、新四军都被迫撤到黄河以北去抗战，则革命力量影响地域将十分有限，靠“在两个参政员及我们的态度上表现出来”的“毛同志的威信”，只是水中浮萍而已。
反观主席头脑异常冷静，不要说只是参政会树了树“毛同志的威信”，就是老蒋把领袖空名让给“毛同志”，他也不会就此答应把八路军、新四军都撤到黄河以北。因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观念，已经牢牢扎根于主席脑中。作为战国著名纵横家，张仪不仅有辩才更有战略头脑。而主席战略头脑就跟张仪一样出色。由此看来，“当代张仪”不应是总理一人的美誉，而是主席战略头脑和总理精妙辩才有机结合后的产物。

@新昌仁慧 2015-09-09 16:16:48
1935年8月20日，陈云到达莫斯科之际，正值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刚刚结束。
共产国际“七大”举行时，虽然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召开了遵义会议，王明被选入主席团。季米特洛夫受命直接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王明、康生、王荣（吴玉章）、梁朴（饶漱石）在大会上发言。
就在共产国际“七大”期间，出于对断了线的中国共产党的关注，共产国际派出一位重要的密使前往中国，寻找中共中央。此人是资深的中共党员，作为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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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张浩在毛泽东的怂恿下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时，当然是一种‘僭越’。

这是对中国革命有利的“僭越”，共产国际事后认可了这种僭越。

@新昌仁慧 2015-09-10 09:19:30
红都瓦窑堡戏剧般的丢失
在两广事变期间，蒋介石暂时顾不上指挥陕北的剿共，但仍然下令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必须向红军进攻。由于对张学良开始不信任，蒋介石开始直接下令到67军军部，严令其执行。
6月12日，东北军67军107师，117师，105师奉蒋介石的命令向苏区蟠龙镇和安塞方向进军，并且很快占领了延安北边的蟠龙镇。此时张学良不在西安，王以哲坐镇西安也不在前线的洛川67军军部，而67军军部不敢违背蒋介石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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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窑堡乌龙一度使中共在与张学良的交涉中很被动。

@zhaoyu1027 2015-09-10 09:25:33
红军在永顺休整了七天，期间召开召开了两军团领导人会议，批判了夏曦逃跑主义和取消主义错误，并致电中央建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和分革军委主席职务。不过，还没等中央回复，号称湘西王的陈渠珍派出十个团共一万余人，分四路向永顺扑来。要按贺帅以往打法，无非是有把握就正面硬顶，无把握就撤退。但六军团颠覆了这一切，萧克在一方面军虽非出类拔萃将领，但却给这里的红军带来了新战法。于是，红军于11月13日主动撤出永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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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昌仁慧 2015-09-10 10:38:19
毛泽东以西北大联合概念股上市，套牢张学良等大公司，受到资金持续追捧。中央军主力剿灭红军游资，就要先过张杨这一道防火墙，东线暂时处于安全状态。1936年10月，关东军制定了侵绥计划。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接任驻化德特务机关长，直接指挥伪军行动。11月5日，田中隆吉召集德王、李守信、王英等布置攻绥计划。决定兵分三路：李守信第1军部署于绥东兴和一带为左翼；德王第2军部署于绥北土木尔台以北地带，并以伪蒙军第7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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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支持绥远抗战，史有定论，没有争议。

@新昌仁慧 2015-09-10 10:52:50
张国焘在莫斯科时，和王明等人有过矛盾和冲突。据盛忠亮在《莫斯科 中山大学 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张国焘“被完全打垮了”，“遭到了彻底失败”。张国焘回国后，看到了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又有共产国际米夫作后台，他为了借助王明等向上爬，费尽心机来弥合他们间以往的裂痕。于是，张国焘便拚命吹捧四中全会和王明，竭力向王明等人靠拢。他急急忙忙于二月七日和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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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在莫斯科时，和王明等人有过矛盾和冲突。

话不应该这么讲。张国焘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对中山大学留学生有领导职责。在领导过程中，对王明等人的行为进行过批评。由于此举不符合斯大林的意愿，批评无效。

killywen 2015-09-29 22:03:20
与总前委对事变领导人的态度不同，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既指出了事变领导者的严重错误，又严肃批评了总前委的过火行为，认为应该以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一事件。然而，四中全会后的“左”倾中央政治局于3月28日作出了《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此时，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全权处理富田事变”的中央代表团已从上海出发。 1930年4月17日，任弼时一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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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29 22:52:31
李文林等等的是富农路线，我在正文里分析得很详细。他们是地头蛇，毛主席非但赶不走他们，派去的刘士奇（当时是贺怡的丈夫）反而被他们赶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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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30 15:01:37
李文林是富农路线，但富农路线的人，不应当会以AB团的形式被逮捕。
联想到李文林是朱德的好学生，外加朱德对向中央告状的段良碧说老毛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上。
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人，若不是朱德的人，也和朱德一样就有旧军队的作风。
若只是毛泽东对他们不满，那也是毛为了自己意志去杀人，去争权。
但按照中央三人团的意见，明显是对李文林等不利。
第一次反围剿前红一4万多人，歼灭张辉瓒等等1万多，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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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林的富农路线就是要求按劳动力平分土地，跟毛主席推行的按人口平分土地对着干。毛派刘士奇推行自己路线，被李等人哄走。毛如果直接指责李的土地政策，他们有一百张嘴可以为自己辩护，毛也奈何不了他们。不得已，毛只能把党内矛盾当敌我矛盾处理，通过诬告李等人是AB团，才把他们拉下了马。

@killywen 2015-09-30 16:27:05
毛只能把党内矛盾当敌我矛盾处理，通过诬告李等人是AB团，才把他们拉下了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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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没这么简单。
好比刘安恭，联合朱德，想取代老毛，这才会引起毛泽东和林彪的反击。
如果李文林只是分田和毛政策不一样，这个借口去消灭他们是很可笑的。
李文林的江西省行委，和毛泽东的红一总政委，算平级关系。按照内幕说法，李文林似乎有争权的意思，偏要红军外线出击，攻打大城市。这就是立三路线。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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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林在军事上支持立三路线是事实（他本人在去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之际，对向忠发、李立三大表忠心，深得向、李喜爱。凭此资本，他撤去刘士奇特委书记职务，由自己取而代之），但与毛主席的主要矛盾还是在土地分配上面（李是当地地主出身，要代表当地富户的利益），并进而上升到组织矛盾。

毛只能把党内矛盾当敌我矛盾处理，通过诬告李等人是AB团，才把他们拉下了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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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没这么简单。
好比刘安恭，联合朱德，想取代老毛，这才会引起毛泽东和林彪的反击。
如果李文林只是分田和毛政策不一样，这个借口去消灭他们是很可笑的。
李文林的江西省行委，和毛泽东的红一总政委，算平级关系。按照内幕说法，李文林似乎有争权的意思，偏要红军外线出击，攻打大城市。这就是立三路线。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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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30 17:30:34
李文林在军事上支持立三路线是事实（他本人在去上海参加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之际，对向忠发、李立三大表忠心，深得向、李喜爱。凭此资本，他撤去刘士奇特委书记职务，由自己取而代之），但与毛主席的主要矛盾还是在土地分配上面（李是当地地主出身，要代表当地富户的利益），并进而上升到组织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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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30 17:53:43
你提供的这个资料很好。
但如今场景中，我已经提过，“朱德”和王稼祥关系可以，另一方面去投奔王明。
李文林就是朱德的一部分啊，去参加立三路线，还持圣旨回来。
但如你所说矛盾仅仅在于土地分配，不过一个按人口分配，另一个按照劳动力分配，相差根本不太大。这样不会引起那么强烈清洗的思想吧。我感觉，还是军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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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对。按劳动力分配，就是富农家庭土地多，而孤寡贫苦甚至没有土地。这不是社会主义的做法，就是改革开放后分配责任田，也没这么搞过，与按人口分配土地有天壤之别，不是相差不太大，而是相差极大。当然，李文林集团如果与毛只是嘴上争一争，实际操作按毛的意思办，问题还不大。关键是李集团抱团抗击毛的主张，这就变成了下级对抗上级，地方对抗中央。此风一开，中共将来建国，中央政府也是软弱无力的政府。这也是上海临时中央对毛主席本人不感冒，但对处理李文林集团与毛一样毫不手软的根本原因。

killywen 2015-09-30 16:50:03
有时候觉得毛真不容易。
秋收起义失利了，毛泽东拉着残部去了井冈山。
结果被湖南省委痛骂，特派员来了几次催他们下山。威胁开除毛党籍。
好不容易叫来了朱德，打了几仗赢了，结果朱德自认为能自己打天下，带着部队跑了。
毛把朱德追回来，终于到赣南闽西开辟一片天空。
这时候留学苏联、中央特派员刘安恭过来争权了。
朱德挨了批评，甩开毛泽东，拉拢罗瑞卿等等去打浙江了。
内部许多人想着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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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30 17:32:50
李文林与毛主席土地政策之争，与朱德无关。古田会议以后，朱德认可了毛的领导权威，不再生事了。毛与李之争，不是个人权力之争，而是未来建国模式之争，是地方服从中央还是中央迁就地方的大是大非路线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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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30 19:00:21
朱德是个老军阀，不是说生事就生事的。
但朱德会指使别人这般做的。
而且也不是中央和地方关系。 江西省行委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是平级关系！
理论上谁也管不到谁。但既然在江西地盘上打仗，江西省行委有理由提出建议。
然而提出外线出击的建议，还暗中干掉毛派的人。会刺激毛对这批人实行打击。
而当时中央正号召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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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相当于省委）是由赣西南党、团、特委合并而成，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是平行机构。但这个组织本来是由刘士奇任书记，等于控制在毛主席手里，两个组织并未打架。但等李文林从上海回来，将中央指示与自己掌握的地方实力相结合，把刘士奇搞下来，自己当上书记，这个组织的矛盾就凸显出来了。所以，毛主席要通过打AB团，再把李文林集团拿下。但李集团也有自己武装——红20军，遂走上了武装对抗的道路。中央得知此事后，也清楚军、政两个机构平行不合理，所以又设立了苏区中央局进行统一领导。

killywen 2015-09-30 16:50:03
有时候觉得毛真不容易。
秋收起义失利了，毛泽东拉着残部去了井冈山。
结果被湖南省委痛骂，特派员来了几次催他们下山。威胁开除毛党籍。
好不容易叫来了朱德，打了几仗赢了，结果朱德自认为能自己打天下，带着部队跑了。
毛把朱德追回来，终于到赣南闽西开辟一片天空。
这时候留学苏联、中央特派员刘安恭过来争权了。
朱德挨了批评，甩开毛泽东，拉拢罗瑞卿等等去打浙江了。
内部许多人想着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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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oyu1027 2015-09-30 17:32:50
李文林与毛主席土地政策之争，与朱德无关。古田会议以后，朱德认可了毛的领导权威，不再生事了。毛与李之争，不是个人权力之争，而是未来建国模式之争，是地方服从中央还是中央迁就地方的大是大非路线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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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30 19:00:21
朱德是个老军阀，不是说生事就生事的。
但朱德会指使别人这般做的。
而且也不是中央和地方关系。 江西省行委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是平级关系！
理论上谁也管不到谁。但既然在江西地盘上打仗，江西省行委有理由提出建议。
然而提出外线出击的建议，还暗中干掉毛派的人。会刺激毛对这批人实行打击。
而当时中央正号召肃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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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指使可能性不大。因为他真指使了，李文林临死前一定会把他咬出来，中央也就不会再信任朱德了。但事实上没有这种情况发生。

@新昌仁慧 2015-09-10 10:52:50
张国焘在莫斯科时，和王明等人有过矛盾和冲突。据盛忠亮在《莫斯科 中山大学 和中国革命》一书中说，由于共产国际的干预，张国焘“被完全打垮了”，“遭到了彻底失败”。张国焘回国后，看到了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把持了党中央的领导权，又有共产国际米夫作后台，他为了借助王明等向上爬，费尽心机来弥合他们间以往的裂痕。于是，张国焘便拚命吹捧四中全会和王明，竭力向王明等人靠拢。他急急忙忙于二月七日和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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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张国涛不经意地让张闻天和留苏派都得罪了。

不是张国焘不经意把他们都得罪了，而是他们要像当年驯服毛主席那样，驯服张国焘。张国焘坚决不干。

@zhaoyu1027 2015-09-30 20:01:45
是这样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相当于省委）是由赣西南党、团、特委合并而成，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是平行机构。但这个组织本来是由刘士奇任书记，等于控制在毛主席手里，两个组织并未打架。但等李文林从上海回来，将中央指示与自己掌握的地方实力相结合，把刘士奇搞下来，自己当上书记，这个组织的矛盾就凸显出来了。所以，毛主席要通过打AB团，再把李文林集团拿下。但李集团也有自己武装——红20军，遂走上了武装对抗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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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llywen 2015-09-30 21:55:40
刘士奇是中央派来的吧。
撤掉中央的人，暗杀毛派的宛希先等人。
这种人本来就是毒瘤，应当请他们出去。
江西人确实很多不好的，而且看不清形势。人家毛已经那么强，居然还去暗中干掉毛派的人。这种人欠打。
另外，追击红20军的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有点感觉是中央、毛、彭联手处理李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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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毛主席打AB团也是被李文林集团逼出来的。中央、毛、彭之间虽然矛盾也不小，但在对待李集团上面，大家立场是一致的。

第五十一章 延安开荒
抗战爆发以后，尽管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开辟了大片抗日根据地，但真正不受鬼子威胁的根据地仍只有陕甘宁边区这一块，故整个中共后方机关都留在这里。大批出于对光明向往的青年知识分子，便都以奔赴延安参加革命为荣。为了培养好这批宝贵人才，除了由红大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招收他们以外，中共又新办中央党校、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延安女子大学等院校以及安吴堡战时青年训练班等学校，给他们提供学习机会。这样一来，延安城五万居民里，有三万多人是学生、公教人员及家属，延安基本成了一座“大学城”。到1940年，由于国共摩擦加剧，又从前线调部分八路军部队保卫边区，非生产人员增至7.2万余人。
笔者早在红军初到陕北的章节中就曾提到，这块根据地经济相当落后，不能养活大批红军。为此，主席或是向山西东征、向宁夏西征，或是向汉卿借款，或是向国际求援，千方百计从边区外寻求物资支援，维持红军生存。西安事变以后，随着边区面积人口增加，以及国民党给八路军发放军饷，经济问题暂时缓解。抗战爆发以后，八路军主力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他们与在华中奋战的新四军，所在地区经济情况较好，完全能够自给自足。这样，国民党当局发给八路军每月30万元法币的军饷（后因通货膨胀，增至每月60多万元），实际都用于补助陕甘宁边区财政（四年总计得款1640余万元法币）。而新四军每月十余万元法币军饷，则归项英支配，被他作为“小延安”云岭新四军军部的开支。当然，这笔巨款其实是从苏联援助国民党账单里抵扣的，真正买单者是苏联而不是国民党。
除了军饷以外，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就是资本家和开明地主）也向八路军捐款（四年累计得款810余万元法币）。共产国际还给了一些援助款项，1938年9月28日，中央收到国际划拨资金30万美元。到1941年6月，中央又收到超过30万美元的国际援助款。这三项外援合在一起，就构成了边区财政主要来源。以法币计价的具体外援数据为：1937年456.39万元，占财政收入77.20％；1938年468万余元，占财政收入51.69％；1939年566.4万余元，占财政收入85.79％；1940 年755 万余元，占财政收入70％。边区有了这些大宗外援，便在内部轻徭薄赋，1939年税收仅65.8万余元，1940年也不过196.4 万余元，以此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然而，皖南事变前后的情况急转直下。1940年9月，为制约新四军在华中发展，国民党暂时停发八路军每月60万元的军饷，而后国共关系略有缓和，又补发了这部分军饷。但在皖南事变以后，老蒋逼迫八路军、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目的没有得逞，便对边区施加经济压力，永久性停发军饷，这在上一章已有详细叙述。而且，国民党还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使海外华侨及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无从送达（可能有些人也不愿再捐）。
至于国际援助，苏德战争刚爆发时，苏联希望八路军牵制鬼子，干扰其北侵苏联计划，故决定加大对中共援助力度。主席狮口大开，要求200万美元，老斯还价同意给100万。9月5日，老季给中央及在重庆的总理各汇30万美元（中央在9月13日收到，总理于次年1月13日收到）。但不久莫斯科告急，老季率国际机关撤退到乌拉尔山区乌法市，工作陷于停顿，再也没有援助过中共。
没有了外援，边区7.2万非生产人员要吃饭穿衣，就只能加大税收征收力度。屋漏偏逢连夜雨，国民党又对边区辖地进行侵吞，使边区总面积由12. 96万平方公里减少到9. 89万平方公里，人口由约200万减少到约150万。这样一来，边区人民负担就更重了，并主要反映在征收农业税上面。1939年只征收5万担粮，1940年就增至9万担，到1941年增到20万担。这就造成民怨沸腾，并以一个戏剧性的事件，展现在大众面前。
事情是这样的，1941年6月3日下午，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收农业税（也就是征粮20万担）问题。当时下着雷阵雨，突然一声响雷击中会场礼堂一根柱子，坐在柱子旁边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触雷电身亡。有位农民借此发泄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立刻把该农民抓了起来，并要当作反革命来追查。主席应该早就料到征粮会有民怨，所以一听说有人咒自己死，便赶紧下令立即放人，并调查原因。调查结果，验证了他的预料。主席熟读史书，十分清楚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道理，尽管一时无法减轻群众负担，却不能不另谋办法，以解决非生产人员供应问题。
主席所想办法无非是四个大字：“开源节流”。对于开源，有很多内容要讲，故先叙述较为简单的节流。所谓节流，就是减少非生产人员数量，这项工作学名叫做“精兵简政”，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明确指出，这个主意是民主人士李鼎铭出的。那是1941年11月，边区召开二届一次参议会，时任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等11人，在有关财政问题提案中，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并提出五项具体实施办法。
看到要精简到自己，很多中共干部自然不高兴。但主席却如获至宝，立刻在该提案一旁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同年12月，中央发出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实行精兵简政，并将其确定为1942年全党全军中心工作之一。在中央领导下，边区先后进行了三次精简。主要内容是：将党、政、军、民等组织机构脱产人员缩减到边区总人口3％以内，军队与党、政、民工作人员比例为3：1，从而使脱产人员与供养能力相适应；压缩与合并党、政、军、民领导机构，减少机关行政人员和部队非战斗人员，充实基层和连队，将编余干部送学校和训练班储备与学习；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规定由中央代表机关及各级党的委员会统一领导所在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消除各自为政现象。随后，这一经验还介绍到了各根据地，普遍进行推广。

当时最大宗特产是食盐，出产在陕宁两省交界处定边（属陕西）、盐池（属宁夏，当时称花马池）两县，以往年产量最高时约三十万驮（每驮一百五十市斤）。这项财源被边区政府看中，遂在1941年实行“军队生产为主、盐民生产为辅”的食盐专产专卖制度，并积极向国统区出口。而由于鬼子的占领和对敌后根据地商路的阻隔，内地国统区的海盐及著名的山西运城解池盐供给都告断绝。国民党政府在内地控制的食盐产地，主要只有四川的井盐和青海的湖盐。由于川盐要供应整个大西南，青盐运往内地里程太长，故边区盐在陕西关中及豫西市场具有很强竞争力，1941年边区盐产量骤增至70万驮。这样一来，1941年盐税收入37.2万余元，比上年的4.4万余元高出8倍多，之后又连年上升：1942年48.9万余元，1943 年447.1万余元，1944年2457.8万余元，1945年17818.7万余元。除盐税之外，1941年公盐代金（动员群众帮助政府运盐的劳役临时捐）数额更大，达700万元，占当年财政收入27.73%。由于该项收入建筑在群众负担之上，以后财政占比逐年下降，1942年10%，1943年2.82%，1944年9.07%，1945年5.25%。
除了盐业之外，边区政府还发展地方工业，计有纺织厂23家，年产大布3.29万余匹；造纸厂11家，年产纸5671令；化工厂10家，肥皂厂2家，陶瓷厂3家，石油厂1家，火柴厂1家，制药厂1家，皮革厂2家，印刷厂4家，被服厂12家，炼油厂2家，工具厂8家，木工厂2 家。这些工业也为边区带来一定财政收入，在加上工商业税、牲畜买卖税（牲畜买卖手续费，征收牲畜价格5％）和斗佣（代买卖粮食者过斗而征收的手续费，费率1%到2%）以及前面提到的农业税，弥补了很大一部分因外援丧失而造成的损失。至于剩下的缺口，1941年弥补方法是这样的：当年1月28日，边区政府确定边币为区内唯一法定货币，禁止国民党当局法币在区内流通。于是，在边区流通的法币因为兑换成边币，集中到了边区银行手里，成为边区从外界购入物资的硬通货。
但回收边区内法币是一锤子买卖，到了1942年，弥补财政收入缺口就得另辟蹊径。对此，边区财政收入中出现了特产贸易收入这样一个新科目，而且金额惊人，当年就达1.40亿元边币，占财政收入40%。反共分子们看到“特产”这个名词及如此巨额的收入，立刻一口咬定，特产就是鸦片别名，其兴奋状就跟吸食鸦片的表现一模一样。
当1943年大生产运动取得成效后，国民党当局就开始造这个谣言了。1944年，中外记者西北访问团里《中央日报》记者张文伯，就被赋予查找罂粟种植的特殊使命，结果自然是一无所获。近来年，反共分子通过锲而不舍地从逐渐公开的党史资料里，还果真找到了一点他们所需要的“证据”。
网上流传较广的有：（一）1993年出版的《南汉宸传》记载，汉宸在1941年向主席分析经营“土特产”的利弊，说向国统区贩盐收入有限，必须明修栈道（指贩盐），暗度陈仓（指出售“土特产”），而“土特产”就是指鸦片；（二）《谢觉哉日记》则在1945年1月15日称，边区曾靠种“某物”渡难关，“某物”自然也是鸦片别名；（三）《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1）附录《南泥湾调查》中有一张1942年各单位种地面积调查表。该表将所有开荒土地分为三部分，除粮地、菜地外，另外特产地一项。并说明战士不听老百姓的话，当年特产产量很低，一共不到1300两，当然用“两”来表示的种植物，也就非鸦片莫属了。
当然，这还是有点谱的“证据”，有些没有依据的谣言就更离谱了。什么“359旅在南泥湾。外圈种粮食，内圈种罂粟”，什么“张思德是因烧制鸦片的窑洞坍塌而死”，简直就是丧心病狂，一派胡言！此外，反共分子尽管谣言四起，却根本说不上来，如果真有占财政收入40%的鸦片贸易存在，销售区域都是那些地方，有没有主管如此庞大收入的机构。他们更无法解释，为什么国民党军对边区严密封锁，海量鸦片还能畅通无阻运销国统区，而且，从未被国民党稽毒人员截获过。
那么事实是怎样的呢？据笔者认为，根据上面三条有点谱的史料分析，边区遭国民党封锁初期，应该动过通过种植并贩卖鸦片获取硬通货的念头，但由于此时，其他根据地加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支援，解决了硬通货问题，中共遂决定停止种贩鸦片。当然，由于鬼子封锁，大宗物资难以运往延安，能够对延安财政起巨大帮助作用的，应该就是黄金、银元一类的硬通货。
现在可以确认的最大一宗硬通货支援，是山东根据地胶东军区的黄金。胶东招远县是中国著名黄金产地，抗战之初，中共胶东特委就与鬼子、汉奸为争夺黄金资源进行了殊死搏斗。有确凿史料证明，胶东军区在抗战中送到山东军区的黄金有16万两，山东军区除留下3万两用于省内抗日经费外，送往延安的黄金有13万两，而胶东军区运送黄金行动正是从1941年春开始的。从1941年到1945年，对这13万两黄金进行平均分摊，则平均每年送到延安的黄金是2.6万两。当时黄金价格坚挺，1两黄金约可兑换100枚银元，1942年1枚银元平均可兑换33元法币，该年边币与法币平均兑换比例则是2.3:1。这样几度折算下来，2.6万两黄金相当于边币1.97亿元，与该年度特产贸易收入1.40亿元边币对应下来，还有一定幅度超过。尽管其他财力有富裕的根据地，也应该兑换黄金支援中央，年平均运往延安的黄金数量还要超过2.6万两。但考虑到运送黄金存在不均衡性，可以认为，疑似鸦片的所谓特产贸易收入，基本就是一个掩护各地黄金输入（如果暴露则将面临鬼子切断运输通道的危险）的会计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