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残暴在人类史上，既空前也绝后 文/杜车别
满清残暴在人类史上，既空前也绝后
文/杜车别
因为反抗满清的主体其实就是老百姓，所以满清主奴挂在嘴边的所谓杀“贼”，其实就是杀民。要把“贼”杀光，在许多地方，就等同于把民杀光。为此，许多奴才在奏疏里也不得不频频哀叹“诛不胜诛”，“杀不胜杀”。
如顺治四年十一月的《南赣总兵柯永盛题本》中说“宁都之寇皆系渠魁温应采之标翼，即深山穷谷咸依草附木，无不思逞，然而诛者不胜其诛”[1]
也就是深山穷谷的百姓都争相反清，导致其哀叹“诛者不胜其诛”。更甚至有的官员直接承认杀“贼”就是杀民，把“贼”杀光就等于把民杀光，哀叹说“尽诛则无民，不诛则无法”。
此见顺治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的《安徽巡抚刘应宾残揭帖》：“此剿彼逸，日滋蔓延。总督内院臣洪咨职严督镇道，不分疆界，会兵合剿，职于三月十六日低宛，日与按臣毛九华文移相商，征发调度。因念贼原惑于□藩伪札，诱挟相从，不识王化，尽诛则无民，不诛则无法。方今二麦将登，秧禾待时，不加抚恤，则民散亡，而地土荒芜，国赋何赖？”[2]
满清主奴之所以没有把安徽等地区的老百姓全部杀光，不是因为慈悲，而是因为这些满清统治者这些吸血虫，还要靠老百姓来养活他们。真的全部彻底杀光了，就如伪安徽巡抚刘应宾所说“尽诛则无民”，“地土荒芜，国赋何赖”。
也正因为抗清主体就是老百姓本身，造成清初人口损失的元凶只能是满清伪政权，任何试图把清初人口损失的责任转嫁栽赃到其他人头上的做法，只能是无视历史事实，寡廉鲜耻，卑劣至极的做法！
而曹树基就是这类基本学术道德都不具备，伪造篡改历史事实，极尽寡廉鲜耻之能事的代表。在他的笔下，似乎清初的老百姓是中立的，清军和反清军队则是交战的两方，老百姓对谁来统治他们根本无所谓。清初就算有人口损失，也是清军和反清军队各有责任，彼此彼此的结果。
这种无耻之徒根本就无视在清初二十年的时间，构成反清力量主体的恰恰就是老百姓自己，那些满清统治区下的反清义民就不必说了，就是云南、四川等地，也都是老百姓的支持之下，才有反清力量一次次重振旗鼓。
1、满清头目自供的凶恶残暴
满清伪政权其头目的凶残，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相当少见的。这不是别人给他们泼脏水，而是有他们自供的言辞作证。
在顺治二年三月的《陕西总督孟乔芳启》中有这么一段朱批“朱批，谕李如知道……，尔今擅立官长，逐杀本府官吏，明系不顺，尔若不顺，可明白说来，予便荐兵剿杀，断然寸草不留”[3]
满清统治者的狰狞嘴脸在这段话中可谓毕露无遗，也即在满清伪政权的头目看来，只要有谁不顺从他们，他们采取的政策就是“荐兵剿杀，断然寸草不留”。
不要以为这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的虚言恫吓，满清头目确实尽最大可能贯彻了这一方针。后来四川被杀得人口荡然无存，就是满清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大肆屠杀的结果。
满清官方的屠杀政策，也可以从顺治二年八月初四日的《江西提督金声桓呈总督佟文》中窥见一斑：
“顺治二年闰六月十八日，王爷差有安抚江西正副使李春祥、白其谦、赵世臣等至省赍有王爷令谕：奉圣旨，南京、浙江、江西、福建、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知道，清朝旧规，官员人等俱已剃头，今新降者一半剃、一半不剃，其非大同之义，自今后不论新旧，一概剃头，以遵国制。如有抗命不遵，即系二心，岂是本朝人民？此等顽钝，许地方捉拿前来，以军法重处，不论一省一城，□（凡）不剃头者，即开列册藉，明白详报，发兵进剿，以成一统之业，以光盛治，钦此钦遵。”
“令旨谕提督总兵官金声桓知道，靖远大将军英王把尔当一能臣托付，安定江西一省，尔将江西所□（属）地方，归顺城池若干，未顺城池若干，一一查明，其归顺百姓有剃过头的，并违抗不剃的，一总差人火速飞报前来，如有一二人不剃者，□□以军法处置，特谕，敬此敬遵”
“副将王体中，于七月二十一日领兵回省，当即传知圣旨令谕，体中必不肯剃头，及声桓面谕再三，屡换日期，支吾抗拒，窃思王体中素从闯逆，大罪弥天……，今乃违背圣旨令谕，故不剃头，一大罪也”[4]
这份文件里提到的，凡是不剃头的“许地方捉拿前来，以军法重处，不论一省一城，□（凡）不剃头者，即开列册藉，明白详报，发兵进剿”
所谓军法重处不过是一律屠杀砍头之意而已，所谓无论一省一城，不剃头的就要发兵进剿，这所谓进剿其实就是屠城乃至屠省之意，也即把一个城市，乃至一个省不剃头者全部杀光之义，其凶残暴虐之程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满清主奴也正是在这种屠杀政策的指导下，在各地展开疯狂的屠杀行动。如顺治五年二月的《两广总督佟养甲揭帖》中说“（攻打高明县时）各营官兵云梯齐上，凡系蓄发者，尽行诛戮”[5]
满清的奴才也常常以“概行杀戮”，甚至屠杀得“不遗噍类”来向主子邀功请赏。
比如顺治七年十二月《宣大总督佟养量揭帖》里在叙述清军围攻剿杀五台山一带地区的抗清义民的时候说“职于顺治七年九月十一日，提兵亲诣代州，会同山西抚臣刘弘遇面商机宜……于四山各要路分兵进剿如打围之势，……其不投诚者，概行杀戮。”[6]
顺治五年四月五日的《浙江福建总督张存仁揭帖》中叙述满清兽兵对汀州连城县进行灭绝性大屠杀的时候说：
“用云梯向东北两面齐上，贼莫能支，砍杀无数，贼急下城，杀至天明，逃奔无路，躲藏民房，举火烧死甚众，在城叛贼概行诛戮”[7]
顺治二年闰六月的《雁门关提督马国柱揭帖》是一份档案残件，其中叙及清兵对地方上的屠杀时说“然职亦何尝欲其尽杀，惟因该道所报妖贼据住许林有二千人，（中间是各处抗清义民分布情况）……，又报杀死毒死，不曾走脱一人，各等因，职与督臣（下缺）”[8]
可惜这份伪提督的揭帖只剩下残稿了，否则对清军在山西各地屠杀兽行，当暴露得更为充分，从残存部分来看，“然职亦何尝欲其尽杀，惟因该道……”，其大意不外乎是，本来何尝想尽杀，但因为该道报告的情况云云，最后应该是对相关地区的平民尽数屠杀，满清之残暴总之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
顺治四年十一月《湖北巡按曹页卜揭帖》中叙述对湖北地方的大屠杀时候说“今我皇上、皇叔父摄政王，神威一震，群逆丧胆，闻风鼠窜，虽其潜迹西山，大兵甫临，不遗噍类。”[9]
一句“大兵甫临，不遗噍类”，真是满清奴才对满清凶残程度的绝好自供。他所谓的群逆，所谓的潜迹西山，其实不过都是心怀故明，不肯剃头的百姓而已，不过是想藏匿在山中，以逃脱满清的凶暴而已，并没有力量对满清政权进行颠覆，但满清之凶残则是即便你逃到深山，也要把你尽数搜刮出来进行屠杀。
如果有官方对地方的屠杀镇压不力，马上就会受到伪满政权头目的严厉呵斥。
比如我们前面引用过的顺治元年七月《吏科都给事中孙承泽启本》里说；“孙承泽谨启为畿辅盗贼尚繁，伏乞严敕抚镇道将各官，实图料理。……今贼势已大，谅非州县所能办，须专责之抚臣，督同镇道，极力搜捕，使贼力窘势迫，各缚渠魁。……如霸州（今河北省霸州市）道刘芳久，慈心爱民，实肠莅事，西南半壁恃为长城，宜加衔久任，以收成效”
从这份奏疏内容来看，分明是孙承泽这个汉奸奴才，为清廷献媚，献计献策剿杀抗清义民，觍颜无耻之尤。孙承泽提到的这个刘芳久，大概也是一个汉奸，只不过不似满清兽兵那般残暴，所以被其推许为“慈心爱民”。结果这原本想献媚的奏疏，热脸贴到冷屁股上，被其满清主子严厉呵斥：
“（朱批）据启刘芳久为西南半壁长城，理宜加衔，不思自义兵（指满清兽兵）至京以来，覇州一带，土寇(指抗清义民)纷纷，未见断绝。今三十日早间，又闻彼处土贼甚众，正在发兵征剿。孙承泽此本似属徇私。朝廷设立都察院科道等官，原为公论直言。如此任意徇情，何异明朝弊政？倘再徇陋习，重罪不饶，该部知道”[10]
也即伪满头目认为这个刘芳久残暴程度达不到他们的要求，对地方百姓的镇压还不够凶狠，导致抗清义民纷纷不断，警告孙承泽，如果再这样包庇刘芳久，就要重罪不饶。
2、用刀屠杀之外经济剥削造成的人口灾难
满清一方面用刀进行疯狂屠杀，另一方面对那些从他们屠刀下幸存下来的人，也极尽敲骨吸髓之能事，这又是另一种形式的屠杀。
我们还是先来看满清奴才的一些自供。
顺治二年闰六月的《原委户科给事中史应聘揭贴》中说“本年正月，豫王破关，逆贼遁走，职首先投诚，赴军谒见，当蒙札委，以原衔带管潼关道监军，时大兵驻关，军需不赀，而州县百姓存者无几。职飞檄督催，计完粮饷数十余万，刍草数百万……”[14]
这个汉奸所谓的“州县百姓存者无几”，当然只能是满清破陕西潼关时屠杀导致的结果，否则这个汉奸肯定要说是闯贼所为了。而以存者无几的百姓，要负担满清兽军如此庞大的军饷粮草之需，则这些百姓即便躲过了满清的屠刀，也大半要死于拷打逼勒和饥荒之下了。
关于陕西地方残破，姜镶在没有反抗满清的时候，也有一份奏疏，更可以作为参考，顺治二年五月的《征西前将军姜镶揭帖》中说“延绥一镇，土地极辽阔，延袤几二千里，俱系高山深涧，流贼土寇出没之乡，素称疲废难治，迩遭闯逆蹂躏，王师征伐，凋残破坏更不可言”[15]
姜镶这里所谓的王师征伐，就是指伪满豫王追击李自成至陕西境内的事情。我们前面说过李自成并不滥杀无辜，陕西是其家乡，更注意保护。姜镶这个时候还屈服于满清淫威之下，尚且要把所谓“王师征伐”作为“凋残破坏更不可言”的原因之一列举出来，可见造成“凋残破坏更不可言”最大元凶仍旧是清军。
这凋残破坏，一方面是清军的屠杀，另一方当然也是为供给其兽欲的横征暴敛。
再看顺治二年九月《山东巡抚丁文盛题本》写的山东济宁的情况：“济宁南北要冲，水陆必由之地，大兵一到，米豆动以千计，草束动以万计，其它使差经行，无日无之。更有留下寄养妇女、马骡、病人、病畜，难以枚举……此后或剿抚。或换班往来，无有休息，供亿浩繁”[16]
此处所谓的寄养妇女，自然是满清兽兵在各地抢掠来奸淫之用的妇女。满清奴才尚且哀叹“无有休息，供亿浩繁”，则当地百姓之水深火热，死亡流离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顺治二年十二月的《江南总督内院大学士洪承畴题本》中说“江南新近归附各府，俱驻有提督总兵官兵，日支本折钱粮，所费甚多，江宁又有满汉大兵，所用折色银两与粮料草束，无不催派于各府，臣等昼夜催办，心力竭尽，势不能再有余饷可以分应楚中，再四踌躇，无可为计”[17]
当时因为满清在湖广要镇压反清义军，所需军饷甚大，所以要求对江南更进一步搜刮压榨，洪承畴这个汉奸一向以心狠手辣而闻名，连他都承认当时之江南已经被压榨至于没有多余的油水，已经是为了供应满汉大兵，“昼夜催办，心力竭尽，势不能再有余饷可以分应楚中”。则当时江南各地被剥削到何等残酷的程度，也可以想见了。
顺治三年一月初十日的《江宁巡按毛九华揭帖》则把满清屠杀破坏掠夺，敲骨吸髓的程度暴露更充分
“十室九空，库藏如洗，军需急如星火，料理维艰，民让已屋以居兵，则东北二城尽徙租他所矣，舍己田以牧马，则环城六十里内稻田俱尽矣，兼之假兵为祟，所在见告，驿无马，水无船，此上江二县之情形也。”
“江浦、六合孤城，孤悬江北，自遭兵火之后，流移未复，兵马往来，供应已绝，日无宁晷”[18]
南京的百姓房子都被清兵掠夺，周围的田地也都被当成清兵养马的牧场，再加上清军的屠杀，则人口破坏之大不问可知。
再看顺治三年三月的《浙江道监察御史吴达残题本》：
“取民之产，令八口无家，道馑相望，其如倒悬者待捄（救）之情何？”
“一方骚动，到处惊惶，讹言繁兴，舆志摇惑，将有东瞻西顾，绿畴春野，相视而不肯施农作之功者”
“壮龄强干，既资生之无路，有迫而盗耳，缘此肆行劫掠，村墟多警，乡井不宁，臣恐即在未经分地之区，当无复太平之鸡犬也。”
“试观去年六月以前，所在倾心归顺者何其易，自六月而后，面目一改，人心非故，更加分其恒产，驱之流离。”[19]
这份档案是残件，所以上面部分残缺，完整意思不能确切了解。但看其大意应当是针对满清政权穷凶极恶掠夺浙江民间财产田地，导致浙江百姓穷困毙命无数而发。因为满清之残暴掠夺，导致农民都不想种田。连吴达这条满清走狗都惊恐大呼“恐即在未经分地之区，当无复太平之鸡犬也”，可见满清掠夺残暴程度。
顺治四年四月三十日，还是吴达这条走狗的发言，《山东巡抚吴达题本》中说：
“东省民命于今日，非独臣按部者目击其伤，九重之上，亦心悲其可怜。……既征其熟，复迫其荒，户绝者，难之鬼输，幸存者窃悲其邻壑……。微臣巡历所至，如高、濮等州，范、汶、茌等县，极目荒芜，此固昔日户部履亩躬查之区，臣不敢渎陈。即其他素号繁邑，际此贼氛，人民流离播迁，户口之存亡，家室之聚散，又一变矣。……全征之檄日迫，追呼且日甚一日，捶楚之下，何求不得。……臣将坐视其毙不为请命于君父乎？抑留此二三孑遗为朝廷储不涸之仓也。”[20]
这份文件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材料，一方面暴露了满清屠杀之下山东的惨状，许多人家户口断绝，“户绝者，难之鬼输”。许多地方因为人被满清屠杀光了，所以“极目荒芜”。
而在那些侥幸在屠刀下幸存二三孑遗，还要被满清竭力剥削压榨，难以应付者就要遭受毒刑拷打：“全征之檄日迫，追呼且日甚一日，捶楚之下，何求不得。”
吴达这条走狗为了其伪满主子着想，不得不上谏说，再这样下去，山东省的人都要全部死绝了，还不如留下这二三孑遗来长久剥削。这当然不是这个汉奸的慈悲，实在是他的满清主子的凶残已经到了丧失理性的地步了。
再看顺治六年正月的《河南道御史王应元题本》：“如荒地以踏勘为凭，亡丁以审编为据，乃勘审动逾数月，驳查又复经年，眼前追比，既以尚未奉文为辞，来岁抵扣又借别项催檄虚应，……即如臣乡猗氏（今山西运城市临猗县），丁差之重甲于天下，万历年犹上丁不过一两，中丁不过七钱，下丁不过三钱，自经荒寇之后，户口凋耗，十去其六，只以支数难减，因仍苟且，致以亡丁之差，加之孑遗之民，稍可存活者，丁至数两，即贫无立锥者，亦每丁一两矣，日复一日。”[21]
这个汉奸供认的情况是，荒地也好，亡丁也好，这些都是要伪满政权经过层层勘察审核之后才能认可批准的，等到批复许可下来，已经一两年过去。而在这之前那些已经荒芜的田地，已经死亡的人丁仍旧要征税，其赋税负担都转嫁到存留的耕地和人口身上。而到批复许可之后，是否赋税负担会减轻呢？不会！因为那时候满清主奴就会拿出其他名目的催缴征檄来应对。
王应元这个汉奸还拿自己的家乡作例子，他的家乡猗氏算是明朝时期劳役丁税负担最重的地区（明代南方耕地亩产量高，粮食赋税相对高，作为劳役折合的丁税相对低，而明代北方应该是相反，粮食赋税很低，但劳役折算的丁税相对高一点），有钱的上丁，也不过每年一两（明代户籍废弛，实际人口包括实际壮丁数量远远多于官方册藉数字，所谓的一丁其实是分摊到许多实在丁的头上去了，这点传教士也有记录）。而到了满清时期，光名义上的“贫无立锥者，亦每丁一两矣”，就是万历名义上下丁负担丁税的三倍（其实远不止，因为明代的下丁，也远不是贫无立锥，从许多记载来看，生活消费水平不低），把明代隐瞒人口考虑进去，那清初的丁税负担实际上就是明代的十五倍要多，甚至可能接近二十倍。
再看顺治十八年的《江西巡抚张嘉题本》：“以田荒民亡之户口，岁增六十三万兵饷，俱属搜刮款项，兼以天灾数年之水旱，闾阎杼柚其空，人不乐业，土不生毛。自六年开城以来，月复月，年复年，有司竭尽催科之心力，犹无补于各镇营呼□（庚）癸（指军粮）之急需矣。藩司补苴无术，势不得移彼易此，内供钱粮，起解不前，职此之由。”[22]
这个伪江西巡抚汉奸张嘉承认，当时的江西已经是田荒民亡，而就这样的情况，每年除了供应伪满政权中央的赋税负担，还要供应在江西的伪满军队所需，这实际上必然又是对江西剩余人口极尽剥削掠夺之能事的大屠杀。他所谓的“俱属搜刮款项”，其意思已经是承认这些钱不可能是从正常的田亩赋税或丁税里来了，只能是直接抢劫民财掠夺而来。
关于满清经济剥削的残酷程度，还可以参见《明末清初乡绅经济生活的变迁—— 苏州府太仓州王时敏的事例研究》一文，这里摘录一些内容[23]。
“据《奉谱》（指《奉常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记述，太仓的芦课始征收于顺治四年（1647），其后愈演愈烈。”
“顺治七年，太仓州的乡绅们联名请苏州府理刑推官鲁期昌惩治太仓芦蠹，其公书中写道：“……至于孱弱穷黎，供其鱼肉，往往荡家殒命者，又不必言矣。”
“作于此时的《分田完赋志》中，王时敏这样描述此时纳税苦的状况：“迩年赋敛促数，加派烦苛，款项多端，纷淆孰辨。……自维风烛残息，日夕忧煎，犹涸辙之鱼，寒号之鸟，顾生不能，求死不得，其苦殆难以言喻也。”
“《奉谱》顺治十八年条记述道：‘是年吴中有奏销之祸，……奉提解之旨，宪牌络绎，惊惶莫措，大费经营。子扶因金汉广户亦以零欠赔累。此后复有请兵围城之举。吴民汤火未有甚于此者。”
“《巢谱》（指《王巢松年谱》，上海图书馆藏《吴中文献小丛书》之四，）顺治十八条有如下简单之述：‘奏销一案，绅衿一网打尽，从来所未见也。后复有请兵圈城之事。’”
“作于康熙五年（1666）的《西庐家书》丙午一对催征的画面有如下描述：‘当事者因空四、五万，欲将州民性命填补。三月中比较，造九斤大板，打至十五，未有不死者，三日内连毙数人。’‘凡被杖责者，血肉狼籍，接踵到门。我偶送客遇见，必被群拥呼号。’”
“在作于康熙三年（1664）的《友恭训》中，王时敏说：‘且至今日世风浇恶极矣，吾家贫罄极矣，百事艰难，朝不及夕’”
“康熙九年所作的家训中，他还说：‘方今田赋，功令最急，苟有逋悬，祸亦最重。此天下皆然，而江南为甚。’”
“在王时敏家为了完赋疲于奔命时，太仓其他人家的境况也不会好。当时的王撰在诗中叹道：‘十室九悬磬，咨嗟众所同。’”
“而陆世仪则如是说：‘至于正供阙而上司行催，不过督责官吏，官吏不过督责里甲，里甲不过逼人户卖男卖女卖房卖坟，而田地则决无从卖，田地无从卖，则钱粮必不能完，而或逃或死，田地抛荒。田荒则里甲摊赔，里甲亦穷而逃窜。盖苏州田地，三百年来，从无荒逃者，至今日而荒逃且过半矣。’”
另外我们不妨把清初上海叶梦珠的《阅世编》里关于明清赋税对比的一大段话翻译成白话文，放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之所以要翻成白话文，是因为他的原文就很长，再加之是文言文，大部分人恐怕没有耐心看。为了更充分揭露满清罪恶，所以还是有必要翻译一下。
“我家乡的赋税，是天下最重的。苏州一府缴纳的赋税，要比浙江全省的赋税都多；松江府的地方，只有苏州府的十分之三，而赋额却是苏州的一半，也就是江南的赋税，没有比苏州和松江更重的，而松江尤其是重中之重。
“我曾经和故老谈论过明朝隆庆、万历年间的事情，都说物产丰富，人民生活幸福，当官的不会因为征收不到足够赋税而被惩罚，老百姓也没有被催逼缴税的侵扰。(原文是‘予尝与故老谈隆、万间事，皆云物阜民熙，居官无逋赋之罚，百姓无催科之扰’)。而现在（引者注：指叶梦珠生活的清朝）的税粮，虽然比明朝时候要加重，但也有限。关键是官员都竭力催逼征收，稍有拖欠，各种惩罚接踵而至，民脂民膏全部被勒索一空，拖欠的赋税都被记在帐上，累积的越来越多。
“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当年（明代）对官员征税的考察非常宽松，所以郡县催促百姓缴税也很和缓，时间长了就更加好商量，拖欠的税粮全都蠲免，虽然有重税之名，但没有重税之实。（原文‘积久日弛，率从蠲赦，所谓有重粮之名，无重粮之实是也’）
“就算是崇祯的时候，因为频频打仗，军饷缺乏，户部屡屡告急，朝廷特地派遣官员，清查各地拖欠的赋税，执法算是变严了。正粮之外，还有练饷，有加派，赋税的征收也算得上繁重了。然而本年的税银，一定要等到来年二月份开征，如果在本年秋冬就征收，就称为预征银，因为朝廷向老百姓征税，是在粮食都收获之后，先征收本色粮食以供漕运，然后再征收折色的银子以供给军饷，留白银到第二年春天再开始征收，也是用一缓二的意思。
“所以一直到明朝灭亡，官员只要能完成百分之八十的税收任务就算合格，而民间只要能缴纳百分之八十的赋税，就可以称的上表现良好了，能缴纳百分之六七十的也就算得上不错了。（故终明之世，官以八分为考成，民间完至八分者便称良户，完六七分者亦为不甚顽梗也。）
“何况几百年的太平生活累积下，规定的制度也都非常详尽完备，存留在地方上的赋税既然多了，那输送到中央的数额就相应的少了。……（省略号处是详尽列举地方上各类可以节省的花费），所以往往征收到百分之六七十的税额，运送到中央的钱粮就能达到定额的百分之八十了。而存留在地方上的那部分税额，可以根据情况缓急，再慢慢征收。所以官员不会因为没有履行职责而被惩罚，老百姓也没有竭泽之忧”[24]
而到了清朝的时候又是什么情形呢，叶梦珠是这样描绘的：
“额定的赋税，往往都是直接被拨用作军饷，而军饷不能少一分一厘，所以征粮也就不能有丝毫亏缺。凡是征收赋税的官员，都只有征收到百分之百的数额才算合格。稍微少一丁半点，就要受严厉惩罚。对地方官员来说，头等大事就是征粮，其他一切安抚百姓之类的，都根本谈不上。
“在奏销案之后（奏销案是顺治十八年清廷对江南拖欠赋税的绅民大范围镇压，清初和哭庙案、科场案等并列为三大案之一），官员乘着江南士民刚受到严厉打击，十年并征，人们风声鹤唳，心惊肉跳之下，唯恐缴税落在后面，靠变卖家产来应付官吏催逼，就这样还不够。押吏如同虎狼一样，即便原本尊贵的读书人此时也和俘虏囚犯没有区别（押吏势同狼虎，士子不异俘囚）。
“当时只有向营兵借高利贷一条道路（可能是清兵因为各处抢劫杀人，所以反而有钱），每个月利息加二加三，稍微迟一天，就利滚利，而借来的银子，用来应付衙门使用，就要费去过半。等一个月之后，营兵来追索，百亩的田产，连带家中的日用器皿，房屋，人口全都籍没，还不足以清还，被捆绑起来用鞭子拷打。尽管明知有这些危害，但急忙之中也没有其他选择了。所以有许多人干脆抛弃田地而逃跑，赋税造成的悲惨情形，在当时可谓达到了顶峰。”[25]
松江地区是如此，广东地区，在清朝统治下的情形就更为可怕。
按明末清初陈舜在《乱离见闻录》中的记录，广东吴川县，清朝知县到任后，名义上的钱粮和万历四十八年差不多，比崇祯年间稍轻。但实际上这也仅仅是名义，真相是因为有种种花样繁多的盘剥勒索，以供给清兵和清朝官吏享乐。富人家产罄尽，穷人卖妻卖子，流亡逃窜，其惨无比。（“富者倾家，贫者典妻鬻子，流徙逃窜，民不聊生。（自二月至五月属清——此为原书注释，非引者所加）”）[26]
还有一则记录同样让人不寒而栗，在康熙三年，清朝知县高鸿飞用杖刑打死时年七十六岁的乡官陈彝典，前后在监狱里一共打死了六百人，原因就是地方上没有交纳税粮（“前后共毙六百人于狱，为北四都九甲不纳粮也。”）[27]
3、被满清屠杀的各地惨况
曹树基宣称，对清军最有力的抵抗只是“发生在若干城市”，因此清军对人口的影响仅仅是据点式的。
而事实又如何呢，仅仅从满清官员自供的各地惨况来看，城市固然是被屠杀一空，农村乡野的情况同样惨不忍睹，下面还是摘录一些满清档案中伪官的奏疏。
顺治三年一月初五日的《江宁巡按毛九华揭帖》中说：“又据广德州（今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知州闵义栋申称，职奉王札，八月初八日抵建平，此时白茅山土寇拥众倡乱，堵塞中途，不能前进，因建平值剿戮之余，邑中无官，人民逃窜，城郭空存，而祝令亦到。随弃躯从土贼丛中，单骑至州，止见城外战骸山积，城中影迹灭绝，阒其无人，惨伤萧条之状，十倍建平，尚有乌合贼巢，负固不服，即与郭镇商议进剿，屡获克捷，此广德情形也。”
“此诸逆兴祸，遂使暴骨如莽，青磷夜见，以至城空野空”[28]
这里提到的“建平值剿戮之余”，所谓“剿戮”自然又是对当地百姓的灭绝性屠杀。至于广德州城外，“战骸山积”，所谓战骸也不过是被清军屠杀的平民尸骨。城中“影迹灭绝”，自然又是清军屠城导致的惨象。
所谓“诸逆兴祸，遂使暴骨如莽，青磷夜见，以至城空野空”乃是满清奴才栽赃之故技，使得当地“城空”“野空”的，除了满清兽兵，再无其他人。
顺治三年二月初一的《安、庐、池、太巡抚刘应宾启本》，开头是“刘应宾谨启，为抚辑残郡事，去岁腊月十九臣巡历皖郡与札委巡抚李□龙交代，自姑苏登舟，因而查阅沿江要害……”
这份奏疏是记述他看到的沿江各地的情形，其中安庆的情况是“安庆满城俱烬，遗房仅有十之其一，其一□半为兵住，城中虚无人焉，问之府县，皆云：士民无居，潜避在山寨”[29]
这里说满城俱烬，城中虚无人焉，明显也是清军屠城过后的景象，遗留的房屋只有十分之一，幸存的居民可能还远少于十分之一，潜避山寨的不过是那些屠刀下的一二孑遗罢了。
顺治三年三月的《安徽巡抚刘应宾揭帖》（残本）中说“至闰六月，大统底定，本县（指太湖县）知县饶崇秩奉令来湖，四望荒烟，仅余白骨，数椽茅廨惟伴青磷，迨苦心召集，始有二三残喘，朝入暮出，方望哀鸿渐集，讵原任监纪邵起负固英霍，招纳亡命，拥立樊山王，飞布檄文，侈言恢复，本县积犯石应壁，李时新等乘机响应，听调投营。”
“查太湖屡经焚劫，城内并无人烟，以孑然孤立之官，而责之以捍御，势必不能”[30]
太湖县“四望荒烟，仅余白骨”，“屡经焚劫，城内并无人烟”自然又是满清兽军的杰作了，反抗满清的主体本就是当地居民，他们自然不会焚毁家园，杀戮自己乡亲，只有满清军队才能做下如此兽行。
顺治四年八月初九日的《湖南巡抚张茂熺揭帖》中说“五月至岳州，闻长沙、衡州、常德皆归版图，职即叱驭疾驰，今兹六月初十日，已过湖南至长沙矣，长沙事毕，衡州、常德，渐次巡历。其余郡县，兵之所下，职即踵之而至，不敢避难。……至于地方情形，职见闻最确者，不敢不先为皇上、皇叔父摄政王陈之。除武昌府久定不赘外，七郡之中，岳州之焚毁杀戮极惨，而巴陵为最惨，自壬午以来，无岁不被焚杀，无地不为战场，加以今春奇荒，骼胔盈道，蓬蒿满城。职自岳至长，自雇夫役，自裹糒糗，夜宿草中，昼食树下，村不见庐舍，路不见一行人，惨目骇心，无图可绘。长沙为群逆盘踞，数年剥民，已尽脂膏，临遁复行焚杀，城中房舍皆无，民皆弃家远遁。”[31]
当时还仅仅是顺治四年，湖南景象已经是“焚毁杀戮极惨，而巴陵为最惨”，“骼胔盈道，蓬蒿满城”，“夜宿草中，昼食树下，村不见庐舍，路不见一行人，惨目骇心，无图可绘”。这些景象已经足以把曹树基所谓的清初人口损失仅仅是一些城市据点的谎言戳得粉碎了！
只不过满清的奴才依旧是试图把这一切栽赃到抗清义军的头上，而事实只能是相反。满清官员自己都承认，清军对反抗地方，向来是过一地，屠一地。
如吴达所说“当事者曰：叵测逆命，宜杀勿赦……。臣恐江、广（指江西、湖广）等处，自此无噍类矣。”“城池破时，尽为诛戮，皇上则曰：‘诛乱人’”如蔡应桂所说“攻克所至，未免玉石俱焚之叹”。
长沙既被满清奴才称为“群逆盘踞”之地，那清军攻克之后焚杀屠城，是必然的。而幸存的孑遗之民之所以要“弃家远遁”，也正是为了逃避满清淫威，否则如张茂熺这个奴才所言，他们不但不应该远遁，反而应该留下来欢呼满清的解放才是了。
所以造成湖南地方路不见行人，惨目骇心的罪魁祸首，除了满清还是满清！
顺治十三年二月的《户部题本》说的也是湖南情形：
“户部尚书臣戴明说等谨题为恭报湖南情形……微臣奉命伊始，即闻湖南荒残，然犹未身亲目击也，今于本年十一月初六日巡历，衡州府属，道经岳阳长沙，一路巡行，所至如岳属之巴陵，长属之湘潭、湘阴，衡属之衡山等县，城无完堞，市遍蓬蒿，虽间有寥寥孑遗，皆结草而栖，苟安于颓垣败壁之余，即通衢古道，驿舍萧条，日暮投宿，必纡绕于深山穷谷之中，始有茅茨村舍，然犹风栖破户，月照空廷。其间沃壤掬为茅草，荡为荒丘，举目皆然。”[32]
这和顺治四年的湖南巡抚揭帖已经是相距八年了，其荒芜残破情形更甚，在满清屠刀下，从城市到乡村形成了一整片一整片的无人区。
再看湖北的情形，顺治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的《湖北巡抚王守履揭帖》中说“职奉命按楚入境，即巡视郧城，其王逆叛后，杀戮之惨真有不忍言者，已特疏上闻矣。职于巡郧后，随即转襄，以宣布圣德，广图招抚，乃兵戈之余，天地鞠为茅草，郊原一望丘墟”[33]
湖北的景象看来比湖南好不到哪里去，“天地鞠为茅草，郊原一望丘墟”，这当然是从城市到乡村，所有地方都呈现荒芜残破的景象。
只不过满清奴才依旧试图栽赃，或者含糊其辞，所谓“其王逆叛后，杀戮之惨真有不忍言者”，似乎杀戮之惨乃是抗清义军所为，其实这杀戮之惨又只能是满清兽军自己所为。当地百姓正是支持义军抗清的基础，只有满清兽军才会把百姓彻底屠杀一空，以削弱抗清势力。
再看顺治七年的一个《户部题本》：“顺治七年五月初三日，本月十九日奉旨户部知道钦此……到部，该臣看得庐州所属州县既经寇盗残破（实为满清兽兵残破），又遭水旱灾伤，而英山一县久被贼（抗清义民）据，罹祸尤惨”
“英山县原额人丁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五丁（这已经是大大低于明朝原有实际人丁的纸面数字），除历遭寇乱逃亡故绝，今止实存人丁542丁，原额田塘地共1195顷81亩8分8厘，除历遭寇乱抛荒，今止实在熟田26顷18亩6分3厘3毫。此见在之人丁，虽垦之田土，有名无实，民食尚有不给”[34]
这个题本里举了一个安徽庐州英山县的例子，说原额人丁是“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五丁”，这个数字在明代仅仅是册藉虚应故事的数字，实际人丁只会远远高出其上。那到了满清呢，就是这远低于实际的数字，在经过清兵残杀之后，居然也成了一个高不可攀了。清兵屠刀之下，只有实存人丁542丁，仅仅是原来纸面数字的5%不到，损失了95%以上，而实际的人口损失比例还远远高出这个数字。
（这里还会牵涉到对人丁含义的解释问题，我后面会有专门章节说明，满清初期的所谓人丁就是其官方定义成年男性劳动力，这从我这里摘录的史料记载也一目了然，何炳棣等人在一些基本概念上都有严重混乱）
明代的人丁数字是完全照抄洪武时期或干脆乱编的，但田亩数字相对可靠。我们就根据田亩和人丁的比例来换算一下。
按照顺治七年，满清统治下的英山县人丁542丁，熟田26顷18亩6分3厘3毫，当时这542丁，只能是全部转为农业劳动力进行耕田了，否则不说交税之类，连吃饭存活都有问题。以一顷为一百亩计算，去掉零头，则542丁耕种2618亩的田地，平均每丁对应的耕地面积是接近五亩左右，就算五亩好了。
明代英山县原额田地是11万9581亩，以每丁耕种五亩来计算，则明代晚期英山县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丁是2万3196丁。而根据大量明人记载，当时安徽等地应该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口是脱离了农业劳动的（尽管其中许多人可能还象现在农民工一样，仍旧算在农村里面），这在我们前面论述明代城市人口的时候也有提到。则明代英山县的实际人丁，至少是4万7832丁（应该是保守估计），人口按一丁对应三人的比例，则在14万3497人左右。按此来算，满清的547丁相比明代的4万7832丁相比，仅仅是1.14%，也就是安徽英山县的人口下降了接近99%左右。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比例，但却是当时满清屠刀之下，许多地方的真实情况。
再看一个未注明时间，但估计当是顺治六年之后的《户部残题本》，描绘的是江西的情况，这个题本的上下部分都已残缺，但剩余内容也足够说明问题了。
“□□（户部？）尚书臣巴哈纳等谨□□微臣巡历赣南事。……及至万安，抵赣二百余里，沿途之庐舍俱付灰烬，人踪杳绝，第见田园鞠为茂草，郊原尽属丘墟，睹□□也，食不下咽，而况于鸡犬无闻，烟火寂然。□□朝食半餐以充饥，暮结露帏以御寒。奔驰至赣，查保甲不满千人，稽仓库，并无钱谷，城内数宅茅房，小民难以安居。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夫赋从民出，无民而尚何催科之可施乎？”
“如至南安府，土地□□（荒芜？）。犹然一赣城也，臣亲履其见，惨目伤心，不禁挥泪。”[35]
再看顺治六年七月的《南赣巡抚刘武元奏本》中说的“窃照江西一省惟赣南两府，逼居东南，远在天末，是以昔年征剿官兵与逆贼相持最久，恢复独迟，而各属地方，无一处不惨遭焚戮，流徙逃亡，诚亘古未之有也。斯时兵火之余，人心未定，土寇（当地百姓组成的抗清义民）旋生。”[36]
另外这里还可以补充一条《天香阁笔记》卷一中关于江西情况的记录
“予自江右入浙，过鄱阳湖，进舟上饶江。所历安仁、贵溪、弋阳、广信、玉山诸郡县，入其城，大都不过数十家，而江中行舟，竟日罕见。惟一徽人舟，行泊相依。因言康镇将者，河南人，日率健儿入村落，系乡民以归，指为山贼，屠掠殆遍。广信一府，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余以业盐持引，穿横卒而过，无敢呵者，入贵家大族，皆闭门围坐待死。得吾升粟撮盐，则大喜，唯吾所欲而不较，予闻此言，掩耳急去，时甲午八月”[37]
甲午年乃是1654年，也即顺治十一年，文中提到的康镇将，当为一汉奸败类。当时之汉奸，一经剃头之后，即化为兽类，廉耻全失，良知彻底泯灭，凶残暴虐皆效仿其满清主子所为（虽然残暴程度比起其主子还略逊一筹），此是当时之普遍现象。但江西当时如此残破景象，绝非一个康镇将一人能办到的，乃是满清兽军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反复屠杀抢劫破坏所致。
江西的惨况，顾诚的《南明史》里引用过张岱的亲身见闻：：
“清军的三省会剿，到处烧杀抢掠，给江西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时人张岱以亲身见闻记载道：‘癸巳（1653，顺治十年）八月，余上三衢，入广信，所过州县，一城之中，但茅屋数间，余皆蓬蒿荆棘，见之堕泪。讯问遗老，具言兵燹之后，反覆再三。江西士大夫，响应金、王，株连殆尽，言之可悯。”
再看顺治九年一月初八日的《平南王揭帖》：“于（顺治八年）九月二十六日，马兵到遂溪起身，至二十八日，兵马至雷州府城内，并无百姓，止是空城，房屋俱已倒坏，草长砌住街道，城墙四边倒塌。看得雷郡初定，余孽未靖，四野荒芜，人民遯迹”[38]
这叙述的就是广东的情形了，雷州府尚不算满清在广东屠杀的重点地区，已经是只余空城，残破无比，四野荒芜，其他如广州被满清屠杀更惨的地区情形也就可想而知。而且这还是尚可喜这个汉奸嘴里所谓的“余孽未靖”，若是“余孽全靖”，自然更是人口扫荡一空了。
顺治九年八月的一份《户部题本》则是对满清屠戮下的一些南方省份荒残情形做了一个简单概括：
“户部尚书固山额真臣噶达洪等谨题……若湖南、四川、两广新定地方，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据抚按疏称，湖南衡永等处卫所，数年并（并）未开垦，成都、重庆、叙州、马湖各属人民仅存十百，粤东抛荒已甚，粤西人少赋轻，章奏具在。历历可考，是幅员虽广，空地甚多。”
“至于川、广部选各官，向来或因地方未定，或地方初定而无人民衙舍者，皆暂住他郡，既无益于残疆，又虚费朝廷廪禄。臣前伏读明旨，蜀省凋残，成都等府州县仅存百十人民，似难照例设官，诚明见万里。臣请敕部裁并，俟地熟人稠之后，再复旧制，庶凋敝余生，不病于官多民少。”[39]
也就是湖南、四川、广东、广西许多地方的人都是被满清彻底屠杀光了，导致“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因为人都杀光了，有些地方任命了所谓官员，结果官多民少，成了毫无意义的光杆官员，只能暂住在其他地方。满清奴才只好建议，这些地方干脆就不要设官了。
顺治十三年六月三日的《广西巡抚于时跃揭帖》则是提到广西被清军屠杀后的惨况“看得粤西凋敝，地土多荒凉，责成开垦，诚宜预办牛种……粤西数年之间，频遭兵火，民残地荒，惟桂林为最。而桂林一府，则兴安为尤甚，盖其人民杀戮十去其九，而平梧次之。今欲望致治，必须开荒生聚，第民苦已久，开荒牛种实难计办。”[40]
因为人口被杀戮太多，导致就算想要开荒，都是非常困难。
另外满清兽军残暴是极普遍之情况，偶有一将，残暴程度稍加缓和，地方百姓就庆幸不已，唯恐再换一人，又遭满清荼毒。
这一点可以看一下顺治二年闰六月的《管九江道事黄澍残启本》：
“据该县生员周家邰等呈称……，生等湖口县居住，屡遭兵火，掳掠罄室，杀害无辜，惨变难言，幸蒙徐总兵安抚兹邑，示召残民，恩威并着，士民乃得安枕。今恐另委员役，又生疑畏，下民不安”
“又据该县十七坊里长王正降等呈称：“贫系十七坊里长，因兵破城，焚毁屋舍，远逃穷谷，偷生避死。”[41]
以上不过是我粗略摘录了一些《明清史料》中的档案材料，基本都是伪满政权的奴才官员以及汉奸自供的地方被屠杀一空，荒凉残破情形，实际情形当然只会更甚于此。
但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认为我摘录的这些就是全部了，如前所说，明清史料本身就只是内阁大库残留下来的档案，仅仅是原始档案的一小部分，而我的摘录，又限于精力，也只能走马观花，摘录一些而已。所以满清屠杀所造成的破坏，只会比我这里摘录得内容，范围广得多，程度大得多。
文/杜车别
因为反抗满清的主体其实就是老百姓，所以满清主奴挂在嘴边的所谓杀“贼”，其实就是杀民。要把“贼”杀光，在许多地方，就等同于把民杀光。为此，许多奴才在奏疏里也不得不频频哀叹“诛不胜诛”，“杀不胜杀”。
如顺治四年十一月的《南赣总兵柯永盛题本》中说“宁都之寇皆系渠魁温应采之标翼，即深山穷谷咸依草附木，无不思逞，然而诛者不胜其诛”[1]
也就是深山穷谷的百姓都争相反清，导致其哀叹“诛者不胜其诛”。更甚至有的官员直接承认杀“贼”就是杀民，把“贼”杀光就等于把民杀光，哀叹说“尽诛则无民，不诛则无法”。
此见顺治三年五月二十四日的《安徽巡抚刘应宾残揭帖》：“此剿彼逸，日滋蔓延。总督内院臣洪咨职严督镇道，不分疆界，会兵合剿，职于三月十六日低宛，日与按臣毛九华文移相商，征发调度。因念贼原惑于□藩伪札，诱挟相从，不识王化，尽诛则无民，不诛则无法。方今二麦将登，秧禾待时，不加抚恤，则民散亡，而地土荒芜，国赋何赖？”[2]
满清主奴之所以没有把安徽等地区的老百姓全部杀光，不是因为慈悲，而是因为这些满清统治者这些吸血虫，还要靠老百姓来养活他们。真的全部彻底杀光了，就如伪安徽巡抚刘应宾所说“尽诛则无民”，“地土荒芜，国赋何赖”。
也正因为抗清主体就是老百姓本身，造成清初人口损失的元凶只能是满清伪政权，任何试图把清初人口损失的责任转嫁栽赃到其他人头上的做法，只能是无视历史事实，寡廉鲜耻，卑劣至极的做法！
而曹树基就是这类基本学术道德都不具备，伪造篡改历史事实，极尽寡廉鲜耻之能事的代表。在他的笔下，似乎清初的老百姓是中立的，清军和反清军队则是交战的两方，老百姓对谁来统治他们根本无所谓。清初就算有人口损失，也是清军和反清军队各有责任，彼此彼此的结果。
这种无耻之徒根本就无视在清初二十年的时间，构成反清力量主体的恰恰就是老百姓自己，那些满清统治区下的反清义民就不必说了，就是云南、四川等地，也都是老百姓的支持之下，才有反清力量一次次重振旗鼓。
1、满清头目自供的凶恶残暴
满清伪政权其头目的凶残，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相当少见的。这不是别人给他们泼脏水，而是有他们自供的言辞作证。
在顺治二年三月的《陕西总督孟乔芳启》中有这么一段朱批“朱批，谕李如知道……，尔今擅立官长，逐杀本府官吏，明系不顺，尔若不顺，可明白说来，予便荐兵剿杀，断然寸草不留”[3]
满清统治者的狰狞嘴脸在这段话中可谓毕露无遗，也即在满清伪政权的头目看来，只要有谁不顺从他们，他们采取的政策就是“荐兵剿杀，断然寸草不留”。
不要以为这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的虚言恫吓，满清头目确实尽最大可能贯彻了这一方针。后来四川被杀得人口荡然无存，就是满清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大肆屠杀的结果。
满清官方的屠杀政策，也可以从顺治二年八月初四日的《江西提督金声桓呈总督佟文》中窥见一斑：
“顺治二年闰六月十八日，王爷差有安抚江西正副使李春祥、白其谦、赵世臣等至省赍有王爷令谕：奉圣旨，南京、浙江、江西、福建、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等处文武官员军民人等知道，清朝旧规，官员人等俱已剃头，今新降者一半剃、一半不剃，其非大同之义，自今后不论新旧，一概剃头，以遵国制。如有抗命不遵，即系二心，岂是本朝人民？此等顽钝，许地方捉拿前来，以军法重处，不论一省一城，□（凡）不剃头者，即开列册藉，明白详报，发兵进剿，以成一统之业，以光盛治，钦此钦遵。”
“令旨谕提督总兵官金声桓知道，靖远大将军英王把尔当一能臣托付，安定江西一省，尔将江西所□（属）地方，归顺城池若干，未顺城池若干，一一查明，其归顺百姓有剃过头的，并违抗不剃的，一总差人火速飞报前来，如有一二人不剃者，□□以军法处置，特谕，敬此敬遵”
“副将王体中，于七月二十一日领兵回省，当即传知圣旨令谕，体中必不肯剃头，及声桓面谕再三，屡换日期，支吾抗拒，窃思王体中素从闯逆，大罪弥天……，今乃违背圣旨令谕，故不剃头，一大罪也”[4]
这份文件里提到的，凡是不剃头的“许地方捉拿前来，以军法重处，不论一省一城，□（凡）不剃头者，即开列册藉，明白详报，发兵进剿”
所谓军法重处不过是一律屠杀砍头之意而已，所谓无论一省一城，不剃头的就要发兵进剿，这所谓进剿其实就是屠城乃至屠省之意，也即把一个城市，乃至一个省不剃头者全部杀光之义，其凶残暴虐之程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
满清主奴也正是在这种屠杀政策的指导下，在各地展开疯狂的屠杀行动。如顺治五年二月的《两广总督佟养甲揭帖》中说“（攻打高明县时）各营官兵云梯齐上，凡系蓄发者，尽行诛戮”[5]
满清的奴才也常常以“概行杀戮”，甚至屠杀得“不遗噍类”来向主子邀功请赏。
比如顺治七年十二月《宣大总督佟养量揭帖》里在叙述清军围攻剿杀五台山一带地区的抗清义民的时候说“职于顺治七年九月十一日，提兵亲诣代州，会同山西抚臣刘弘遇面商机宜……于四山各要路分兵进剿如打围之势，……其不投诚者，概行杀戮。”[6]
顺治五年四月五日的《浙江福建总督张存仁揭帖》中叙述满清兽兵对汀州连城县进行灭绝性大屠杀的时候说：
“用云梯向东北两面齐上，贼莫能支，砍杀无数，贼急下城，杀至天明，逃奔无路，躲藏民房，举火烧死甚众，在城叛贼概行诛戮”[7]
顺治二年闰六月的《雁门关提督马国柱揭帖》是一份档案残件，其中叙及清兵对地方上的屠杀时说“然职亦何尝欲其尽杀，惟因该道所报妖贼据住许林有二千人，（中间是各处抗清义民分布情况）……，又报杀死毒死，不曾走脱一人，各等因，职与督臣（下缺）”[8]
可惜这份伪提督的揭帖只剩下残稿了，否则对清军在山西各地屠杀兽行，当暴露得更为充分，从残存部分来看，“然职亦何尝欲其尽杀，惟因该道……”，其大意不外乎是，本来何尝想尽杀，但因为该道报告的情况云云，最后应该是对相关地区的平民尽数屠杀，满清之残暴总之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
顺治四年十一月《湖北巡按曹页卜揭帖》中叙述对湖北地方的大屠杀时候说“今我皇上、皇叔父摄政王，神威一震，群逆丧胆，闻风鼠窜，虽其潜迹西山，大兵甫临，不遗噍类。”[9]
一句“大兵甫临，不遗噍类”，真是满清奴才对满清凶残程度的绝好自供。他所谓的群逆，所谓的潜迹西山，其实不过都是心怀故明，不肯剃头的百姓而已，不过是想藏匿在山中，以逃脱满清的凶暴而已，并没有力量对满清政权进行颠覆，但满清之凶残则是即便你逃到深山，也要把你尽数搜刮出来进行屠杀。
如果有官方对地方的屠杀镇压不力，马上就会受到伪满政权头目的严厉呵斥。
比如我们前面引用过的顺治元年七月《吏科都给事中孙承泽启本》里说；“孙承泽谨启为畿辅盗贼尚繁，伏乞严敕抚镇道将各官，实图料理。……今贼势已大，谅非州县所能办，须专责之抚臣，督同镇道，极力搜捕，使贼力窘势迫，各缚渠魁。……如霸州（今河北省霸州市）道刘芳久，慈心爱民，实肠莅事，西南半壁恃为长城，宜加衔久任，以收成效”
从这份奏疏内容来看，分明是孙承泽这个汉奸奴才，为清廷献媚，献计献策剿杀抗清义民，觍颜无耻之尤。孙承泽提到的这个刘芳久，大概也是一个汉奸，只不过不似满清兽兵那般残暴，所以被其推许为“慈心爱民”。结果这原本想献媚的奏疏，热脸贴到冷屁股上，被其满清主子严厉呵斥：
“（朱批）据启刘芳久为西南半壁长城，理宜加衔，不思自义兵（指满清兽兵）至京以来，覇州一带，土寇(指抗清义民)纷纷，未见断绝。今三十日早间，又闻彼处土贼甚众，正在发兵征剿。孙承泽此本似属徇私。朝廷设立都察院科道等官，原为公论直言。如此任意徇情，何异明朝弊政？倘再徇陋习，重罪不饶，该部知道”[10]
也即伪满头目认为这个刘芳久残暴程度达不到他们的要求，对地方百姓的镇压还不够凶狠，导致抗清义民纷纷不断，警告孙承泽，如果再这样包庇刘芳久，就要重罪不饶。
2、用刀屠杀之外经济剥削造成的人口灾难
满清一方面用刀进行疯狂屠杀，另一方面对那些从他们屠刀下幸存下来的人，也极尽敲骨吸髓之能事，这又是另一种形式的屠杀。
我们还是先来看满清奴才的一些自供。
顺治二年闰六月的《原委户科给事中史应聘揭贴》中说“本年正月，豫王破关，逆贼遁走，职首先投诚，赴军谒见，当蒙札委，以原衔带管潼关道监军，时大兵驻关，军需不赀，而州县百姓存者无几。职飞檄督催，计完粮饷数十余万，刍草数百万……”[14]
这个汉奸所谓的“州县百姓存者无几”，当然只能是满清破陕西潼关时屠杀导致的结果，否则这个汉奸肯定要说是闯贼所为了。而以存者无几的百姓，要负担满清兽军如此庞大的军饷粮草之需，则这些百姓即便躲过了满清的屠刀，也大半要死于拷打逼勒和饥荒之下了。
关于陕西地方残破，姜镶在没有反抗满清的时候，也有一份奏疏，更可以作为参考，顺治二年五月的《征西前将军姜镶揭帖》中说“延绥一镇，土地极辽阔，延袤几二千里，俱系高山深涧，流贼土寇出没之乡，素称疲废难治，迩遭闯逆蹂躏，王师征伐，凋残破坏更不可言”[15]
姜镶这里所谓的王师征伐，就是指伪满豫王追击李自成至陕西境内的事情。我们前面说过李自成并不滥杀无辜，陕西是其家乡，更注意保护。姜镶这个时候还屈服于满清淫威之下，尚且要把所谓“王师征伐”作为“凋残破坏更不可言”的原因之一列举出来，可见造成“凋残破坏更不可言”最大元凶仍旧是清军。
这凋残破坏，一方面是清军的屠杀，另一方当然也是为供给其兽欲的横征暴敛。
再看顺治二年九月《山东巡抚丁文盛题本》写的山东济宁的情况：“济宁南北要冲，水陆必由之地，大兵一到，米豆动以千计，草束动以万计，其它使差经行，无日无之。更有留下寄养妇女、马骡、病人、病畜，难以枚举……此后或剿抚。或换班往来，无有休息，供亿浩繁”[16]
此处所谓的寄养妇女，自然是满清兽兵在各地抢掠来奸淫之用的妇女。满清奴才尚且哀叹“无有休息，供亿浩繁”，则当地百姓之水深火热，死亡流离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
顺治二年十二月的《江南总督内院大学士洪承畴题本》中说“江南新近归附各府，俱驻有提督总兵官兵，日支本折钱粮，所费甚多，江宁又有满汉大兵，所用折色银两与粮料草束，无不催派于各府，臣等昼夜催办，心力竭尽，势不能再有余饷可以分应楚中，再四踌躇，无可为计”[17]
当时因为满清在湖广要镇压反清义军，所需军饷甚大，所以要求对江南更进一步搜刮压榨，洪承畴这个汉奸一向以心狠手辣而闻名，连他都承认当时之江南已经被压榨至于没有多余的油水，已经是为了供应满汉大兵，“昼夜催办，心力竭尽，势不能再有余饷可以分应楚中”。则当时江南各地被剥削到何等残酷的程度，也可以想见了。
顺治三年一月初十日的《江宁巡按毛九华揭帖》则把满清屠杀破坏掠夺，敲骨吸髓的程度暴露更充分
“十室九空，库藏如洗，军需急如星火，料理维艰，民让已屋以居兵，则东北二城尽徙租他所矣，舍己田以牧马，则环城六十里内稻田俱尽矣，兼之假兵为祟，所在见告，驿无马，水无船，此上江二县之情形也。”
“江浦、六合孤城，孤悬江北，自遭兵火之后，流移未复，兵马往来，供应已绝，日无宁晷”[18]
南京的百姓房子都被清兵掠夺，周围的田地也都被当成清兵养马的牧场，再加上清军的屠杀，则人口破坏之大不问可知。
再看顺治三年三月的《浙江道监察御史吴达残题本》：
“取民之产，令八口无家，道馑相望，其如倒悬者待捄（救）之情何？”
“一方骚动，到处惊惶，讹言繁兴，舆志摇惑，将有东瞻西顾，绿畴春野，相视而不肯施农作之功者”
“壮龄强干，既资生之无路，有迫而盗耳，缘此肆行劫掠，村墟多警，乡井不宁，臣恐即在未经分地之区，当无复太平之鸡犬也。”
“试观去年六月以前，所在倾心归顺者何其易，自六月而后，面目一改，人心非故，更加分其恒产，驱之流离。”[19]
这份档案是残件，所以上面部分残缺，完整意思不能确切了解。但看其大意应当是针对满清政权穷凶极恶掠夺浙江民间财产田地，导致浙江百姓穷困毙命无数而发。因为满清之残暴掠夺，导致农民都不想种田。连吴达这条满清走狗都惊恐大呼“恐即在未经分地之区，当无复太平之鸡犬也”，可见满清掠夺残暴程度。
顺治四年四月三十日，还是吴达这条走狗的发言，《山东巡抚吴达题本》中说：
“东省民命于今日，非独臣按部者目击其伤，九重之上，亦心悲其可怜。……既征其熟，复迫其荒，户绝者，难之鬼输，幸存者窃悲其邻壑……。微臣巡历所至，如高、濮等州，范、汶、茌等县，极目荒芜，此固昔日户部履亩躬查之区，臣不敢渎陈。即其他素号繁邑，际此贼氛，人民流离播迁，户口之存亡，家室之聚散，又一变矣。……全征之檄日迫，追呼且日甚一日，捶楚之下，何求不得。……臣将坐视其毙不为请命于君父乎？抑留此二三孑遗为朝廷储不涸之仓也。”[20]
这份文件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材料，一方面暴露了满清屠杀之下山东的惨状，许多人家户口断绝，“户绝者，难之鬼输”。许多地方因为人被满清屠杀光了，所以“极目荒芜”。
而在那些侥幸在屠刀下幸存二三孑遗，还要被满清竭力剥削压榨，难以应付者就要遭受毒刑拷打：“全征之檄日迫，追呼且日甚一日，捶楚之下，何求不得。”
吴达这条走狗为了其伪满主子着想，不得不上谏说，再这样下去，山东省的人都要全部死绝了，还不如留下这二三孑遗来长久剥削。这当然不是这个汉奸的慈悲，实在是他的满清主子的凶残已经到了丧失理性的地步了。
再看顺治六年正月的《河南道御史王应元题本》：“如荒地以踏勘为凭，亡丁以审编为据，乃勘审动逾数月，驳查又复经年，眼前追比，既以尚未奉文为辞，来岁抵扣又借别项催檄虚应，……即如臣乡猗氏（今山西运城市临猗县），丁差之重甲于天下，万历年犹上丁不过一两，中丁不过七钱，下丁不过三钱，自经荒寇之后，户口凋耗，十去其六，只以支数难减，因仍苟且，致以亡丁之差，加之孑遗之民，稍可存活者，丁至数两，即贫无立锥者，亦每丁一两矣，日复一日。”[21]
这个汉奸供认的情况是，荒地也好，亡丁也好，这些都是要伪满政权经过层层勘察审核之后才能认可批准的，等到批复许可下来，已经一两年过去。而在这之前那些已经荒芜的田地，已经死亡的人丁仍旧要征税，其赋税负担都转嫁到存留的耕地和人口身上。而到批复许可之后，是否赋税负担会减轻呢？不会！因为那时候满清主奴就会拿出其他名目的催缴征檄来应对。
王应元这个汉奸还拿自己的家乡作例子，他的家乡猗氏算是明朝时期劳役丁税负担最重的地区（明代南方耕地亩产量高，粮食赋税相对高，作为劳役折合的丁税相对低，而明代北方应该是相反，粮食赋税很低，但劳役折算的丁税相对高一点），有钱的上丁，也不过每年一两（明代户籍废弛，实际人口包括实际壮丁数量远远多于官方册藉数字，所谓的一丁其实是分摊到许多实在丁的头上去了，这点传教士也有记录）。而到了满清时期，光名义上的“贫无立锥者，亦每丁一两矣”，就是万历名义上下丁负担丁税的三倍（其实远不止，因为明代的下丁，也远不是贫无立锥，从许多记载来看，生活消费水平不低），把明代隐瞒人口考虑进去，那清初的丁税负担实际上就是明代的十五倍要多，甚至可能接近二十倍。
再看顺治十八年的《江西巡抚张嘉题本》：“以田荒民亡之户口，岁增六十三万兵饷，俱属搜刮款项，兼以天灾数年之水旱，闾阎杼柚其空，人不乐业，土不生毛。自六年开城以来，月复月，年复年，有司竭尽催科之心力，犹无补于各镇营呼□（庚）癸（指军粮）之急需矣。藩司补苴无术，势不得移彼易此，内供钱粮，起解不前，职此之由。”[22]
这个伪江西巡抚汉奸张嘉承认，当时的江西已经是田荒民亡，而就这样的情况，每年除了供应伪满政权中央的赋税负担，还要供应在江西的伪满军队所需，这实际上必然又是对江西剩余人口极尽剥削掠夺之能事的大屠杀。他所谓的“俱属搜刮款项”，其意思已经是承认这些钱不可能是从正常的田亩赋税或丁税里来了，只能是直接抢劫民财掠夺而来。
关于满清经济剥削的残酷程度，还可以参见《明末清初乡绅经济生活的变迁—— 苏州府太仓州王时敏的事例研究》一文，这里摘录一些内容[23]。
“据《奉谱》（指《奉常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记述，太仓的芦课始征收于顺治四年（1647），其后愈演愈烈。”
“顺治七年，太仓州的乡绅们联名请苏州府理刑推官鲁期昌惩治太仓芦蠹，其公书中写道：“……至于孱弱穷黎，供其鱼肉，往往荡家殒命者，又不必言矣。”
“作于此时的《分田完赋志》中，王时敏这样描述此时纳税苦的状况：“迩年赋敛促数，加派烦苛，款项多端，纷淆孰辨。……自维风烛残息，日夕忧煎，犹涸辙之鱼，寒号之鸟，顾生不能，求死不得，其苦殆难以言喻也。”
“《奉谱》顺治十八年条记述道：‘是年吴中有奏销之祸，……奉提解之旨，宪牌络绎，惊惶莫措，大费经营。子扶因金汉广户亦以零欠赔累。此后复有请兵围城之举。吴民汤火未有甚于此者。”
“《巢谱》（指《王巢松年谱》，上海图书馆藏《吴中文献小丛书》之四，）顺治十八条有如下简单之述：‘奏销一案，绅衿一网打尽，从来所未见也。后复有请兵圈城之事。’”
“作于康熙五年（1666）的《西庐家书》丙午一对催征的画面有如下描述：‘当事者因空四、五万，欲将州民性命填补。三月中比较，造九斤大板，打至十五，未有不死者，三日内连毙数人。’‘凡被杖责者，血肉狼籍，接踵到门。我偶送客遇见，必被群拥呼号。’”
“在作于康熙三年（1664）的《友恭训》中，王时敏说：‘且至今日世风浇恶极矣，吾家贫罄极矣，百事艰难，朝不及夕’”
“康熙九年所作的家训中，他还说：‘方今田赋，功令最急，苟有逋悬，祸亦最重。此天下皆然，而江南为甚。’”
“在王时敏家为了完赋疲于奔命时，太仓其他人家的境况也不会好。当时的王撰在诗中叹道：‘十室九悬磬，咨嗟众所同。’”
“而陆世仪则如是说：‘至于正供阙而上司行催，不过督责官吏，官吏不过督责里甲，里甲不过逼人户卖男卖女卖房卖坟，而田地则决无从卖，田地无从卖，则钱粮必不能完，而或逃或死，田地抛荒。田荒则里甲摊赔，里甲亦穷而逃窜。盖苏州田地，三百年来，从无荒逃者，至今日而荒逃且过半矣。’”
另外我们不妨把清初上海叶梦珠的《阅世编》里关于明清赋税对比的一大段话翻译成白话文，放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之所以要翻成白话文，是因为他的原文就很长，再加之是文言文，大部分人恐怕没有耐心看。为了更充分揭露满清罪恶，所以还是有必要翻译一下。
“我家乡的赋税，是天下最重的。苏州一府缴纳的赋税，要比浙江全省的赋税都多；松江府的地方，只有苏州府的十分之三，而赋额却是苏州的一半，也就是江南的赋税，没有比苏州和松江更重的，而松江尤其是重中之重。
“我曾经和故老谈论过明朝隆庆、万历年间的事情，都说物产丰富，人民生活幸福，当官的不会因为征收不到足够赋税而被惩罚，老百姓也没有被催逼缴税的侵扰。(原文是‘予尝与故老谈隆、万间事，皆云物阜民熙，居官无逋赋之罚，百姓无催科之扰’)。而现在（引者注：指叶梦珠生活的清朝）的税粮，虽然比明朝时候要加重，但也有限。关键是官员都竭力催逼征收，稍有拖欠，各种惩罚接踵而至，民脂民膏全部被勒索一空，拖欠的赋税都被记在帐上，累积的越来越多。
“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当年（明代）对官员征税的考察非常宽松，所以郡县催促百姓缴税也很和缓，时间长了就更加好商量，拖欠的税粮全都蠲免，虽然有重税之名，但没有重税之实。（原文‘积久日弛，率从蠲赦，所谓有重粮之名，无重粮之实是也’）
“就算是崇祯的时候，因为频频打仗，军饷缺乏，户部屡屡告急，朝廷特地派遣官员，清查各地拖欠的赋税，执法算是变严了。正粮之外，还有练饷，有加派，赋税的征收也算得上繁重了。然而本年的税银，一定要等到来年二月份开征，如果在本年秋冬就征收，就称为预征银，因为朝廷向老百姓征税，是在粮食都收获之后，先征收本色粮食以供漕运，然后再征收折色的银子以供给军饷，留白银到第二年春天再开始征收，也是用一缓二的意思。
“所以一直到明朝灭亡，官员只要能完成百分之八十的税收任务就算合格，而民间只要能缴纳百分之八十的赋税，就可以称的上表现良好了，能缴纳百分之六七十的也就算得上不错了。（故终明之世，官以八分为考成，民间完至八分者便称良户，完六七分者亦为不甚顽梗也。）
“何况几百年的太平生活累积下，规定的制度也都非常详尽完备，存留在地方上的赋税既然多了，那输送到中央的数额就相应的少了。……（省略号处是详尽列举地方上各类可以节省的花费），所以往往征收到百分之六七十的税额，运送到中央的钱粮就能达到定额的百分之八十了。而存留在地方上的那部分税额，可以根据情况缓急，再慢慢征收。所以官员不会因为没有履行职责而被惩罚，老百姓也没有竭泽之忧”[24]
而到了清朝的时候又是什么情形呢，叶梦珠是这样描绘的：
“额定的赋税，往往都是直接被拨用作军饷，而军饷不能少一分一厘，所以征粮也就不能有丝毫亏缺。凡是征收赋税的官员，都只有征收到百分之百的数额才算合格。稍微少一丁半点，就要受严厉惩罚。对地方官员来说，头等大事就是征粮，其他一切安抚百姓之类的，都根本谈不上。
“在奏销案之后（奏销案是顺治十八年清廷对江南拖欠赋税的绅民大范围镇压，清初和哭庙案、科场案等并列为三大案之一），官员乘着江南士民刚受到严厉打击，十年并征，人们风声鹤唳，心惊肉跳之下，唯恐缴税落在后面，靠变卖家产来应付官吏催逼，就这样还不够。押吏如同虎狼一样，即便原本尊贵的读书人此时也和俘虏囚犯没有区别（押吏势同狼虎，士子不异俘囚）。
“当时只有向营兵借高利贷一条道路（可能是清兵因为各处抢劫杀人，所以反而有钱），每个月利息加二加三，稍微迟一天，就利滚利，而借来的银子，用来应付衙门使用，就要费去过半。等一个月之后，营兵来追索，百亩的田产，连带家中的日用器皿，房屋，人口全都籍没，还不足以清还，被捆绑起来用鞭子拷打。尽管明知有这些危害，但急忙之中也没有其他选择了。所以有许多人干脆抛弃田地而逃跑，赋税造成的悲惨情形，在当时可谓达到了顶峰。”[25]
松江地区是如此，广东地区，在清朝统治下的情形就更为可怕。
按明末清初陈舜在《乱离见闻录》中的记录，广东吴川县，清朝知县到任后，名义上的钱粮和万历四十八年差不多，比崇祯年间稍轻。但实际上这也仅仅是名义，真相是因为有种种花样繁多的盘剥勒索，以供给清兵和清朝官吏享乐。富人家产罄尽，穷人卖妻卖子，流亡逃窜，其惨无比。（“富者倾家，贫者典妻鬻子，流徙逃窜，民不聊生。（自二月至五月属清——此为原书注释，非引者所加）”）[26]
还有一则记录同样让人不寒而栗，在康熙三年，清朝知县高鸿飞用杖刑打死时年七十六岁的乡官陈彝典，前后在监狱里一共打死了六百人，原因就是地方上没有交纳税粮（“前后共毙六百人于狱，为北四都九甲不纳粮也。”）[27]
3、被满清屠杀的各地惨况
曹树基宣称，对清军最有力的抵抗只是“发生在若干城市”，因此清军对人口的影响仅仅是据点式的。
而事实又如何呢，仅仅从满清官员自供的各地惨况来看，城市固然是被屠杀一空，农村乡野的情况同样惨不忍睹，下面还是摘录一些满清档案中伪官的奏疏。
顺治三年一月初五日的《江宁巡按毛九华揭帖》中说：“又据广德州（今安徽省宣城市广德县）知州闵义栋申称，职奉王札，八月初八日抵建平，此时白茅山土寇拥众倡乱，堵塞中途，不能前进，因建平值剿戮之余，邑中无官，人民逃窜，城郭空存，而祝令亦到。随弃躯从土贼丛中，单骑至州，止见城外战骸山积，城中影迹灭绝，阒其无人，惨伤萧条之状，十倍建平，尚有乌合贼巢，负固不服，即与郭镇商议进剿，屡获克捷，此广德情形也。”
“此诸逆兴祸，遂使暴骨如莽，青磷夜见，以至城空野空”[28]
这里提到的“建平值剿戮之余”，所谓“剿戮”自然又是对当地百姓的灭绝性屠杀。至于广德州城外，“战骸山积”，所谓战骸也不过是被清军屠杀的平民尸骨。城中“影迹灭绝”，自然又是清军屠城导致的惨象。
所谓“诸逆兴祸，遂使暴骨如莽，青磷夜见，以至城空野空”乃是满清奴才栽赃之故技，使得当地“城空”“野空”的，除了满清兽兵，再无其他人。
顺治三年二月初一的《安、庐、池、太巡抚刘应宾启本》，开头是“刘应宾谨启，为抚辑残郡事，去岁腊月十九臣巡历皖郡与札委巡抚李□龙交代，自姑苏登舟，因而查阅沿江要害……”
这份奏疏是记述他看到的沿江各地的情形，其中安庆的情况是“安庆满城俱烬，遗房仅有十之其一，其一□半为兵住，城中虚无人焉，问之府县，皆云：士民无居，潜避在山寨”[29]
这里说满城俱烬，城中虚无人焉，明显也是清军屠城过后的景象，遗留的房屋只有十分之一，幸存的居民可能还远少于十分之一，潜避山寨的不过是那些屠刀下的一二孑遗罢了。
顺治三年三月的《安徽巡抚刘应宾揭帖》（残本）中说“至闰六月，大统底定，本县（指太湖县）知县饶崇秩奉令来湖，四望荒烟，仅余白骨，数椽茅廨惟伴青磷，迨苦心召集，始有二三残喘，朝入暮出，方望哀鸿渐集，讵原任监纪邵起负固英霍，招纳亡命，拥立樊山王，飞布檄文，侈言恢复，本县积犯石应壁，李时新等乘机响应，听调投营。”
“查太湖屡经焚劫，城内并无人烟，以孑然孤立之官，而责之以捍御，势必不能”[30]
太湖县“四望荒烟，仅余白骨”，“屡经焚劫，城内并无人烟”自然又是满清兽军的杰作了，反抗满清的主体本就是当地居民，他们自然不会焚毁家园，杀戮自己乡亲，只有满清军队才能做下如此兽行。
顺治四年八月初九日的《湖南巡抚张茂熺揭帖》中说“五月至岳州，闻长沙、衡州、常德皆归版图，职即叱驭疾驰，今兹六月初十日，已过湖南至长沙矣，长沙事毕，衡州、常德，渐次巡历。其余郡县，兵之所下，职即踵之而至，不敢避难。……至于地方情形，职见闻最确者，不敢不先为皇上、皇叔父摄政王陈之。除武昌府久定不赘外，七郡之中，岳州之焚毁杀戮极惨，而巴陵为最惨，自壬午以来，无岁不被焚杀，无地不为战场，加以今春奇荒，骼胔盈道，蓬蒿满城。职自岳至长，自雇夫役，自裹糒糗，夜宿草中，昼食树下，村不见庐舍，路不见一行人，惨目骇心，无图可绘。长沙为群逆盘踞，数年剥民，已尽脂膏，临遁复行焚杀，城中房舍皆无，民皆弃家远遁。”[31]
当时还仅仅是顺治四年，湖南景象已经是“焚毁杀戮极惨，而巴陵为最惨”，“骼胔盈道，蓬蒿满城”，“夜宿草中，昼食树下，村不见庐舍，路不见一行人，惨目骇心，无图可绘”。这些景象已经足以把曹树基所谓的清初人口损失仅仅是一些城市据点的谎言戳得粉碎了！
只不过满清的奴才依旧是试图把这一切栽赃到抗清义军的头上，而事实只能是相反。满清官员自己都承认，清军对反抗地方，向来是过一地，屠一地。
如吴达所说“当事者曰：叵测逆命，宜杀勿赦……。臣恐江、广（指江西、湖广）等处，自此无噍类矣。”“城池破时，尽为诛戮，皇上则曰：‘诛乱人’”如蔡应桂所说“攻克所至，未免玉石俱焚之叹”。
长沙既被满清奴才称为“群逆盘踞”之地，那清军攻克之后焚杀屠城，是必然的。而幸存的孑遗之民之所以要“弃家远遁”，也正是为了逃避满清淫威，否则如张茂熺这个奴才所言，他们不但不应该远遁，反而应该留下来欢呼满清的解放才是了。
所以造成湖南地方路不见行人，惨目骇心的罪魁祸首，除了满清还是满清！
顺治十三年二月的《户部题本》说的也是湖南情形：
“户部尚书臣戴明说等谨题为恭报湖南情形……微臣奉命伊始，即闻湖南荒残，然犹未身亲目击也，今于本年十一月初六日巡历，衡州府属，道经岳阳长沙，一路巡行，所至如岳属之巴陵，长属之湘潭、湘阴，衡属之衡山等县，城无完堞，市遍蓬蒿，虽间有寥寥孑遗，皆结草而栖，苟安于颓垣败壁之余，即通衢古道，驿舍萧条，日暮投宿，必纡绕于深山穷谷之中，始有茅茨村舍，然犹风栖破户，月照空廷。其间沃壤掬为茅草，荡为荒丘，举目皆然。”[32]
这和顺治四年的湖南巡抚揭帖已经是相距八年了，其荒芜残破情形更甚，在满清屠刀下，从城市到乡村形成了一整片一整片的无人区。
再看湖北的情形，顺治五年五月二十五日的《湖北巡抚王守履揭帖》中说“职奉命按楚入境，即巡视郧城，其王逆叛后，杀戮之惨真有不忍言者，已特疏上闻矣。职于巡郧后，随即转襄，以宣布圣德，广图招抚，乃兵戈之余，天地鞠为茅草，郊原一望丘墟”[33]
湖北的景象看来比湖南好不到哪里去，“天地鞠为茅草，郊原一望丘墟”，这当然是从城市到乡村，所有地方都呈现荒芜残破的景象。
只不过满清奴才依旧试图栽赃，或者含糊其辞，所谓“其王逆叛后，杀戮之惨真有不忍言者”，似乎杀戮之惨乃是抗清义军所为，其实这杀戮之惨又只能是满清兽军自己所为。当地百姓正是支持义军抗清的基础，只有满清兽军才会把百姓彻底屠杀一空，以削弱抗清势力。
再看顺治七年的一个《户部题本》：“顺治七年五月初三日，本月十九日奉旨户部知道钦此……到部，该臣看得庐州所属州县既经寇盗残破（实为满清兽兵残破），又遭水旱灾伤，而英山一县久被贼（抗清义民）据，罹祸尤惨”
“英山县原额人丁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五丁（这已经是大大低于明朝原有实际人丁的纸面数字），除历遭寇乱逃亡故绝，今止实存人丁542丁，原额田塘地共1195顷81亩8分8厘，除历遭寇乱抛荒，今止实在熟田26顷18亩6分3厘3毫。此见在之人丁，虽垦之田土，有名无实，民食尚有不给”[34]
这个题本里举了一个安徽庐州英山县的例子，说原额人丁是“一万一千一百三十五丁”，这个数字在明代仅仅是册藉虚应故事的数字，实际人丁只会远远高出其上。那到了满清呢，就是这远低于实际的数字，在经过清兵残杀之后，居然也成了一个高不可攀了。清兵屠刀之下，只有实存人丁542丁，仅仅是原来纸面数字的5%不到，损失了95%以上，而实际的人口损失比例还远远高出这个数字。
（这里还会牵涉到对人丁含义的解释问题，我后面会有专门章节说明，满清初期的所谓人丁就是其官方定义成年男性劳动力，这从我这里摘录的史料记载也一目了然，何炳棣等人在一些基本概念上都有严重混乱）
明代的人丁数字是完全照抄洪武时期或干脆乱编的，但田亩数字相对可靠。我们就根据田亩和人丁的比例来换算一下。
按照顺治七年，满清统治下的英山县人丁542丁，熟田26顷18亩6分3厘3毫，当时这542丁，只能是全部转为农业劳动力进行耕田了，否则不说交税之类，连吃饭存活都有问题。以一顷为一百亩计算，去掉零头，则542丁耕种2618亩的田地，平均每丁对应的耕地面积是接近五亩左右，就算五亩好了。
明代英山县原额田地是11万9581亩，以每丁耕种五亩来计算，则明代晚期英山县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丁是2万3196丁。而根据大量明人记载，当时安徽等地应该至少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口是脱离了农业劳动的（尽管其中许多人可能还象现在农民工一样，仍旧算在农村里面），这在我们前面论述明代城市人口的时候也有提到。则明代英山县的实际人丁，至少是4万7832丁（应该是保守估计），人口按一丁对应三人的比例，则在14万3497人左右。按此来算，满清的547丁相比明代的4万7832丁相比，仅仅是1.14%，也就是安徽英山县的人口下降了接近99%左右。这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比例，但却是当时满清屠刀之下，许多地方的真实情况。
再看一个未注明时间，但估计当是顺治六年之后的《户部残题本》，描绘的是江西的情况，这个题本的上下部分都已残缺，但剩余内容也足够说明问题了。
“□□（户部？）尚书臣巴哈纳等谨□□微臣巡历赣南事。……及至万安，抵赣二百余里，沿途之庐舍俱付灰烬，人踪杳绝，第见田园鞠为茂草，郊原尽属丘墟，睹□□也，食不下咽，而况于鸡犬无闻，烟火寂然。□□朝食半餐以充饥，暮结露帏以御寒。奔驰至赣，查保甲不满千人，稽仓库，并无钱谷，城内数宅茅房，小民难以安居。官虽设而无民可治，地已荒而无力可耕，夫赋从民出，无民而尚何催科之可施乎？”
“如至南安府，土地□□（荒芜？）。犹然一赣城也，臣亲履其见，惨目伤心，不禁挥泪。”[35]
再看顺治六年七月的《南赣巡抚刘武元奏本》中说的“窃照江西一省惟赣南两府，逼居东南，远在天末，是以昔年征剿官兵与逆贼相持最久，恢复独迟，而各属地方，无一处不惨遭焚戮，流徙逃亡，诚亘古未之有也。斯时兵火之余，人心未定，土寇（当地百姓组成的抗清义民）旋生。”[36]
另外这里还可以补充一条《天香阁笔记》卷一中关于江西情况的记录
“予自江右入浙，过鄱阳湖，进舟上饶江。所历安仁、贵溪、弋阳、广信、玉山诸郡县，入其城，大都不过数十家，而江中行舟，竟日罕见。惟一徽人舟，行泊相依。因言康镇将者，河南人，日率健儿入村落，系乡民以归，指为山贼，屠掠殆遍。广信一府，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余以业盐持引，穿横卒而过，无敢呵者，入贵家大族，皆闭门围坐待死。得吾升粟撮盐，则大喜，唯吾所欲而不较，予闻此言，掩耳急去，时甲午八月”[37]
甲午年乃是1654年，也即顺治十一年，文中提到的康镇将，当为一汉奸败类。当时之汉奸，一经剃头之后，即化为兽类，廉耻全失，良知彻底泯灭，凶残暴虐皆效仿其满清主子所为（虽然残暴程度比起其主子还略逊一筹），此是当时之普遍现象。但江西当时如此残破景象，绝非一个康镇将一人能办到的，乃是满清兽军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反复屠杀抢劫破坏所致。
江西的惨况，顾诚的《南明史》里引用过张岱的亲身见闻：：
“清军的三省会剿，到处烧杀抢掠，给江西百姓造成了极大的灾难。时人张岱以亲身见闻记载道：‘癸巳（1653，顺治十年）八月，余上三衢，入广信，所过州县，一城之中，但茅屋数间，余皆蓬蒿荆棘，见之堕泪。讯问遗老，具言兵燹之后，反覆再三。江西士大夫，响应金、王，株连殆尽，言之可悯。”
再看顺治九年一月初八日的《平南王揭帖》：“于（顺治八年）九月二十六日，马兵到遂溪起身，至二十八日，兵马至雷州府城内，并无百姓，止是空城，房屋俱已倒坏，草长砌住街道，城墙四边倒塌。看得雷郡初定，余孽未靖，四野荒芜，人民遯迹”[38]
这叙述的就是广东的情形了，雷州府尚不算满清在广东屠杀的重点地区，已经是只余空城，残破无比，四野荒芜，其他如广州被满清屠杀更惨的地区情形也就可想而知。而且这还是尚可喜这个汉奸嘴里所谓的“余孽未靖”，若是“余孽全靖”，自然更是人口扫荡一空了。
顺治九年八月的一份《户部题本》则是对满清屠戮下的一些南方省份荒残情形做了一个简单概括：
“户部尚书固山额真臣噶达洪等谨题……若湖南、四川、两广新定地方，弥望千里，绝无人烟，据抚按疏称，湖南衡永等处卫所，数年并（并）未开垦，成都、重庆、叙州、马湖各属人民仅存十百，粤东抛荒已甚，粤西人少赋轻，章奏具在。历历可考，是幅员虽广，空地甚多。”
“至于川、广部选各官，向来或因地方未定，或地方初定而无人民衙舍者，皆暂住他郡，既无益于残疆，又虚费朝廷廪禄。臣前伏读明旨，蜀省凋残，成都等府州县仅存百十人民，似难照例设官，诚明见万里。臣请敕部裁并，俟地熟人稠之后，再复旧制，庶凋敝余生，不病于官多民少。”[39]
也就是湖南、四川、广东、广西许多地方的人都是被满清彻底屠杀光了，导致“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因为人都杀光了，有些地方任命了所谓官员，结果官多民少，成了毫无意义的光杆官员，只能暂住在其他地方。满清奴才只好建议，这些地方干脆就不要设官了。
顺治十三年六月三日的《广西巡抚于时跃揭帖》则是提到广西被清军屠杀后的惨况“看得粤西凋敝，地土多荒凉，责成开垦，诚宜预办牛种……粤西数年之间，频遭兵火，民残地荒，惟桂林为最。而桂林一府，则兴安为尤甚，盖其人民杀戮十去其九，而平梧次之。今欲望致治，必须开荒生聚，第民苦已久，开荒牛种实难计办。”[40]
因为人口被杀戮太多，导致就算想要开荒，都是非常困难。
另外满清兽军残暴是极普遍之情况，偶有一将，残暴程度稍加缓和，地方百姓就庆幸不已，唯恐再换一人，又遭满清荼毒。
这一点可以看一下顺治二年闰六月的《管九江道事黄澍残启本》：
“据该县生员周家邰等呈称……，生等湖口县居住，屡遭兵火，掳掠罄室，杀害无辜，惨变难言，幸蒙徐总兵安抚兹邑，示召残民，恩威并着，士民乃得安枕。今恐另委员役，又生疑畏，下民不安”
“又据该县十七坊里长王正降等呈称：“贫系十七坊里长，因兵破城，焚毁屋舍，远逃穷谷，偷生避死。”[41]
以上不过是我粗略摘录了一些《明清史料》中的档案材料，基本都是伪满政权的奴才官员以及汉奸自供的地方被屠杀一空，荒凉残破情形，实际情形当然只会更甚于此。
但要注意的是，千万不要认为我摘录的这些就是全部了，如前所说，明清史料本身就只是内阁大库残留下来的档案，仅仅是原始档案的一小部分，而我的摘录，又限于精力，也只能走马观花，摘录一些而已。所以满清屠杀所造成的破坏，只会比我这里摘录得内容，范围广得多，程度大得多。
但是，也应该明白，满族百姓，虽然直接或者间接从满清暴政中获利，但他们也是满清暴政的受害者，大部分满族百姓除了一点俸禄，没有获得多少实际利益，反而因为不劳而获失去了基本谋生技能，一无所长，一旦满清被推翻，就成了盲流。
在满清灭亡之前，就已经有不少满族百姓靠卖祖宗地产过活，甚至被迫卖儿卖女的， 过得连汉族百姓都不如。因为他们不劳动，也不会劳动。
在满清灭亡之前，就已经有不少满族百姓靠卖祖宗地产过活，甚至被迫卖儿卖女的， 过得连汉族百姓都不如。因为他们不劳动，也不会劳动。
满清残暴政权是所有中国人的公敌！辛亥革命和清朝末年的反清活动，不仅有汉族，也有满族和蒙古族。
辛亥革命时，东北三省远离南方革命势力，其起义是在同盟会影响下，由满汉人民自主进行的。
1911年秋，满族聚居区辽宁凤城爆发起义，满族人鲍化南联合汉族人刘雍等，号召民众剪掉辫子，实行“耕者有其田”，组织起满汉农民革命军。庄河（今辽宁 省庄河市）各族联合的革命军也提出了“除莠党而成新政，去酷吏而享自由”，“使满、汉、回、蒙共建立中华民国，永享安夷”的口号。
1911年11月17日，以镶黄旗人张榕为首的革命派在沈阳成立了“联合急进会”，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领导机构，明确提出“响应南方，使清帝不敢东归……以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为目的”的革命口号。
一个多月后，张榕、恒宝昆（又名恒六，正白旗人）、田亚斌等人就被赵尔巽（时任东北三省总督）派张作霖杀害。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在南京特别为张榕举行了追悼会。
吉林省的革命，也主要是由满族人领导的。曾任吉林自治会会长的松毓（姓赫舍里氏），得到同盟会员杨策（满族，原名文耆，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的支持，创立《共和报》，宣传新思想，任联合急进会吉林分会会长。在吉林策划武装起义的满族青年恩溥、承志牺牲。
黑龙江省各界则推举产生“黑龙江国民联合会”，该会发布《通告书》，号召满、汉、回、蒙、索伦（今称鄂温克）、达呼哩（今称达斡尔）各族联合起来，“化除 私见，共矢公忠”，拥护共和。该会有赵凯、博经五等满人，也包括蒙古族和回族等民族的人士。在1911年革命力量组建具有新政权性质的“新民爱国委员 会”，委员中也包括文采臣等满人。
张榕等革命党人策动的东北三省起义虽未完全成功，却粉碎了东北三省清兵入关拱卫京畿的计划。
另外，也有先进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加入革命。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时，曾拟定了由国内北部支部负责在蒙古地区发展组织、开展活动的计划。1906年 起，山西同盟会组织陆续派王建屏等人到内蒙古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等地活动。土默特旗蒙古族青年云亨、经权、安详等加入同盟会，秘密从事革命工作。
来源：网页链接
辛亥革命时，东北三省远离南方革命势力，其起义是在同盟会影响下，由满汉人民自主进行的。
1911年秋，满族聚居区辽宁凤城爆发起义，满族人鲍化南联合汉族人刘雍等，号召民众剪掉辫子，实行“耕者有其田”，组织起满汉农民革命军。庄河（今辽宁 省庄河市）各族联合的革命军也提出了“除莠党而成新政，去酷吏而享自由”，“使满、汉、回、蒙共建立中华民国，永享安夷”的口号。
1911年11月17日，以镶黄旗人张榕为首的革命派在沈阳成立了“联合急进会”，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领导机构，明确提出“响应南方，使清帝不敢东归……以建设满汉联合共和政体为目的”的革命口号。
一个多月后，张榕、恒宝昆（又名恒六，正白旗人）、田亚斌等人就被赵尔巽（时任东北三省总督）派张作霖杀害。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在南京特别为张榕举行了追悼会。
吉林省的革命，也主要是由满族人领导的。曾任吉林自治会会长的松毓（姓赫舍里氏），得到同盟会员杨策（满族，原名文耆，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的支持，创立《共和报》，宣传新思想，任联合急进会吉林分会会长。在吉林策划武装起义的满族青年恩溥、承志牺牲。
黑龙江省各界则推举产生“黑龙江国民联合会”，该会发布《通告书》，号召满、汉、回、蒙、索伦（今称鄂温克）、达呼哩（今称达斡尔）各族联合起来，“化除 私见，共矢公忠”，拥护共和。该会有赵凯、博经五等满人，也包括蒙古族和回族等民族的人士。在1911年革命力量组建具有新政权性质的“新民爱国委员 会”，委员中也包括文采臣等满人。
张榕等革命党人策动的东北三省起义虽未完全成功，却粉碎了东北三省清兵入关拱卫京畿的计划。
另外，也有先进的蒙古族知识分子加入革命。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时，曾拟定了由国内北部支部负责在蒙古地区发展组织、开展活动的计划。1906年 起，山西同盟会组织陆续派王建屏等人到内蒙古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包头等地活动。土默特旗蒙古族青年云亨、经权、安详等加入同盟会，秘密从事革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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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政权是少数满族贵族奴役大多数人，包括满族百姓。
满族入关，只有不到100万人，尚能保证人人一份俸禄（当然这俸禄来自汉族百姓），后来人口不断增多，多大400多万满族人，但俸禄却不增多，物价上涨，一点俸禄已经无法养活全家人了，于是就有卖房度日的。清朝中期，只有10%的满族人有俸禄，90%的满族百姓仍然是要劳动的，照样要交赋税！他们是满清政权的受害者！仅比汉族百姓政治地位高一点。
因此大家应该能理解为什么参加辛亥革命的有满族人。为什么在辛亥革命前就有满族农民反抗满清政权。
满族入关，只有不到100万人，尚能保证人人一份俸禄（当然这俸禄来自汉族百姓），后来人口不断增多，多大400多万满族人，但俸禄却不增多，物价上涨，一点俸禄已经无法养活全家人了，于是就有卖房度日的。清朝中期，只有10%的满族人有俸禄，90%的满族百姓仍然是要劳动的，照样要交赋税！他们是满清政权的受害者！仅比汉族百姓政治地位高一点。
因此大家应该能理解为什么参加辛亥革命的有满族人。为什么在辛亥革命前就有满族农民反抗满清政权。
有汉奸学者声称太平军导致7000万人民死亡。真是这样的吗？
满清统治区域由于满清的搜刮，导致人民流离失所，瘟疫流行，这个罪行要归咎于满匪，和太平军无关。比如满匪的清海三光政策，导致80%的沿海居民死亡，这和太平军有关系吗？
解放区的百姓因为有活路，农业工业和贸易活动活跃，人民比较有精气神，生活有盼头，不会故意寻思。据外国人写的回忆录反映，太平军解放区的百姓精神风貌明显和敌占区不同，一般不会有大批人民死亡现象。
清朝政府无心关心人民疾苦，竭泽而渔，导致汉族百姓大批饿死，自杀，尸体腐烂导致瘟疫流行，当时又没有这样的防疫措施，管理不当，一旦有自然灾害很容易导致瘟疫，一旦有瘟疫，往往导致几千万的百姓死亡，同样和太平军无关。
当然满匪自身的战亡和太平军有关，杀得好！
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和之后200年，都不断有农民起义，甚至有满族百姓起义的！这和太平军有关系吗？
战争必然导致百姓受苦，但太平军所到之处，当地百姓欢呼雀跃，大批农民加入太平军，所到之处连庄稼都长得茂盛，李秀成在苏福省经营数年，人民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安居乐业的大好时光，类似于红军占领的延安。这是汉族百姓的天堂！太平军所到的地方，汉族人民迎来了解放。难怪汉奸部队在攻占了解放区之后，往往把人民也一起杀光，因为他们知道百姓心向太平军。
如果不是人民的支持，太平军坚持不了14年。
当然战争是残酷的，枪炮无眼，肯定有误伤的百姓，但这帐要算到满匪头上。附逆满匪的汉奸部队同样是满匪集团的成员。
正如日军对百姓的报复不能归罪于八路军新四军一样，人民的死难怪不到太平军头上。满清想要减少人民的死亡，很简单，只要投降即可。
正是因为满匪负隅顽抗，才导致敌占区的百姓遭殃。人民遭受苦难。
我的看法：凡是忠于满匪殖民统治者的，支持满清政权屠杀汉族人民的，他们都该死！死得越多越好。
7000万中的大部分是被满清迫害或者屠杀的汉族人民，冤有头，债有主。在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之后，满清因为八国联军入侵，日俄战争，甲午战争等导致汉族百姓又冤死一亿！血海深仇！
当然这7000万中还有几百万是被太平军杀死的满匪，湘匪和附逆。 他们的死不应算到死亡数字里面，他们是野兽，野兽不是人。如果不是太平天国运动，可能死亡的汉族百姓还要再多一个亿。
满清统治区域由于满清的搜刮，导致人民流离失所，瘟疫流行，这个罪行要归咎于满匪，和太平军无关。比如满匪的清海三光政策，导致80%的沿海居民死亡，这和太平军有关系吗？
解放区的百姓因为有活路，农业工业和贸易活动活跃，人民比较有精气神，生活有盼头，不会故意寻思。据外国人写的回忆录反映，太平军解放区的百姓精神风貌明显和敌占区不同，一般不会有大批人民死亡现象。
清朝政府无心关心人民疾苦，竭泽而渔，导致汉族百姓大批饿死，自杀，尸体腐烂导致瘟疫流行，当时又没有这样的防疫措施，管理不当，一旦有自然灾害很容易导致瘟疫，一旦有瘟疫，往往导致几千万的百姓死亡，同样和太平军无关。
当然满匪自身的战亡和太平军有关，杀得好！
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和之后200年，都不断有农民起义，甚至有满族百姓起义的！这和太平军有关系吗？
战争必然导致百姓受苦，但太平军所到之处，当地百姓欢呼雀跃，大批农民加入太平军，所到之处连庄稼都长得茂盛，李秀成在苏福省经营数年，人民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安居乐业的大好时光，类似于红军占领的延安。这是汉族百姓的天堂！太平军所到的地方，汉族人民迎来了解放。难怪汉奸部队在攻占了解放区之后，往往把人民也一起杀光，因为他们知道百姓心向太平军。
如果不是人民的支持，太平军坚持不了14年。
当然战争是残酷的，枪炮无眼，肯定有误伤的百姓，但这帐要算到满匪头上。附逆满匪的汉奸部队同样是满匪集团的成员。
正如日军对百姓的报复不能归罪于八路军新四军一样，人民的死难怪不到太平军头上。满清想要减少人民的死亡，很简单，只要投降即可。
正是因为满匪负隅顽抗，才导致敌占区的百姓遭殃。人民遭受苦难。
我的看法：凡是忠于满匪殖民统治者的，支持满清政权屠杀汉族人民的，他们都该死！死得越多越好。
7000万中的大部分是被满清迫害或者屠杀的汉族人民，冤有头，债有主。在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之后，满清因为八国联军入侵，日俄战争，甲午战争等导致汉族百姓又冤死一亿！血海深仇！
当然这7000万中还有几百万是被太平军杀死的满匪，湘匪和附逆。 他们的死不应算到死亡数字里面，他们是野兽，野兽不是人。如果不是太平天国运动，可能死亡的汉族百姓还要再多一个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