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在东乡》---再说“宜侯夨簋”
写在前面：
宜在东乡
可惜，这样美丽的名字，在东乡的市井间并不流行。当下的“宜”还只是官方或者文化人口中所追捧的热词。说得最火的，莫过于“人在宜地，创享生活”。
宜在东乡，这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情了。倘若那个时候就有中国考古年度十大发现这一评比盛事，“宜侯夨簋”的出土，一定会在那个方阵里有一个炫亮的身影。当年，这件偏居一隅的出土文物引来了国内考古界和历史学顶尖大咖们的目光。如今，64年过去，关于它的话题却一直没有停息。只是，在东乡，他的故里，这样的声音还显得单薄。但，无论如何，我却对它牵肠挂肚。
我不是考古学家，所以，我的言论不涉及考古发现。我也不是历史学家，所以，我的言论应该也不会引起学术上的争端。尽管，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东乡一座座西周乃至春秋时候的土墩墓的有意或无意间的出现，以及丹阳葛城吴国都城遗址，以及孙家村大型疑似吴国青铜器铸造作坊遗址，一个个的考古新发现都在编结着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证据链，而这些证据链都在指向一条或明或暗的线索……。但迄今为止，“太伯奔吴”以及“宜”在何方，依旧是一个令人困惑而又众说纷纭的话题。
我知道，这个问题的揭晓，应该留待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去完成。但作为一个关注东乡，热爱东乡，懂得东乡的本土写作者，我更关注的则是东乡和“宜”之间到底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联，尤其是在历史文化上的关联。是的，历史和文化上的关联。我知道，我给自己挖了个坑。尽管，我无法准确地解释什么是历史文化关联，但隐隐绰绰的，我仿佛看到在“宜”和东乡之间，有一个永远无法割断且尚未揭开的谜。
“宜”在东乡，目前似乎比较陌生。这个陌生，不是指地域的陌生。地域的陌生和隔断，那需要考古新发现来衔接。我所说的是历史文化上的隔断。至少，现世的东乡和“宜”之间有一个断层，有一个需要打通的心里和情感上的通道。当然，这是文化人所要做的事情。
先看东乡。东乡称呼始于何时，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公开记录的，当是在民国时候沙腰河改造时一块碑记的开始。而“润东”一说倒是很久了，尤其是在东乡一些望族家谱上会频繁出现“润东”一词，而老百姓则直接说东乡。东乡的地域原先很大，甚至扩到长江中的高桥。现在，地域的东乡已经变得狭窄，仅指大港，大路，丁港，姚桥等乡镇。而这个地界，恰好就是上世纪50年代郭沫若、唐兰等史学大咖们所推断的“宜”的地望所在。也就是说，从地理位置上，东乡和“宜”注定有着前世今生割不断的牵连。
再看“宜”。1954年，一位农人的一把锄头，让隐于地下数千年的“宜侯夨簋”横空出世，它的出现，复活了《史记•吴太伯世家之一》中的一段文献记载，让史学家们一直苦苦探索的“吴国第五世君主周章”走进现世人的视野。烟墩山古墓地的意外发现，一时间，“宜”的地望似乎有了明确的指认，也因此，东乡地界乃至镇江有了一个陌生而新奇的称呼---“宜”；也因此，镇江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500年。
事实上，很久以来，西周诸侯国的姬姓吴国的历史，在称王的寿梦之前，文献所载甚少而模糊。那个被孔子尊崇的“至德圣人”太伯从歧下带着弟弟到底奔到了哪里，一直令人愁肠千转。从此，关中有了太伯墓，江南吴地也有了太伯墓和太伯庙，一个个言之凿凿，甚至贵为“国家级文保”。而现在，在东乡却出现了“宜侯”墓。按照周人“左社右祖”的礼制，吴或者“宜”的王陵不会距王的城太过遥远。那么，即使退一万步推断，无论太伯奔到了哪里，在五世君主周章一朝，吴国的都城应该就在烟墩山附近了。也就是说，当此时，周章应该曾经定都在“宜”，而“宜”恰好就在东乡。于是，东乡和“宜”，从地理位置上，有了一种跨越数千年的牵连。
诚然，东乡和“宜”，囿于太多客观因素，天灾，战乱，文献资料的缺失，我们尚未找到之间的所谓铁证，但在东乡，有宜侯被徙封记录的“宜侯夨簋”青铜器，有一座座沿江山脉的土墩墓，有烙下后人祭祀周始祖后稷印痕的圌山上连绵而独特的土地庙，有商或周的名门望族的聚族而居。那么，“宜”和东乡，地理和文化上的贯通，应该是咫尺而不是天涯。
关注“宜侯夨簋”作为当世的文化人，在传统文化备受关注的当下，可以，也应该试着去解决一些关于“宜”或“吴”文化层面的困惑了。我以为，至少，东乡，乃至镇江，突然之间叫“宜”的缘由，得先让东乡乃至镇江的老百姓知道。去年的早些时候，我开始尝试着将我多年来对“宜侯夨簋”的前世今生的理解分享给东乡的学生和市民，当我在一些学校做《闲说宜文化》公益课堂和街头问卷调查时候，曾就这个问题做过若干次街头访谈，无论是匆匆行走的年轻路人，还是悠闲地徘徊在老街各式铺上的老人，答案是令人失望的。
那么。不妨让我们从最基础开始做起吧，我们来说说“宜在东乡”的故事。好在，镇江新区已经有了一个以“宜”命名的“宜园”，而且，曾经成功地举办了第一届“宜文化节”，这是一个好载体，这也是一个好的开端。据我所知，开园伊始，游人如织，尤其是关于“宜侯夨簋”等青铜器系列图片的展出更是令人兴趣盎然，流连忘返。
是时候了，可以告语人们，在宜地，在久远的古代，在这片土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作为外来的周部落的贵族太伯又是怎样地“断发文身”，以个人的人格魅力和德行感召，脚踏实地，励精图治，才有了后来争霸中原时候的吴国的鼎盛。
我知道，一种成熟文化的打造，需要各种声音的诠释和解读。要充分了解并发挥区域特色文化的作用，首先必须探本求源，探索他的本质内涵，才能全面把握他的发展演进脉络。一种成熟文化的打造，更需要组织一群热心而有使命感的文化和史学大咖们的持续接力。只有让文化人和普通人，来一个自觉的多层次、多维度的传播宣讲，才能让“宜侯夨簋”的故事和“太伯”精神落地生根。接地气，才会有土壤，才会枝繁叶茂。
很多年来，我对东乡文化的描写，侧重于对东乡一些即将消逝的活态生活的追逐和记录。我知道，今天的记录，若干年以后，就成了历史。历史的浩瀚，正是基于这些零散而真实的记录，尽管这些有的时候是微不足道。那么现在，不妨让我隔着几十年乃至几千年的光阴，再次起航，再来说说“宜侯夨簋”的前世今生。
宜在东乡
可惜，这样美丽的名字，在东乡的市井间并不流行。当下的“宜”还只是官方或者文化人口中所追捧的热词。说得最火的，莫过于“人在宜地，创享生活”。
宜在东乡，这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事情了。倘若那个时候就有中国考古年度十大发现这一评比盛事，“宜侯夨簋”的出土，一定会在那个方阵里有一个炫亮的身影。当年，这件偏居一隅的出土文物引来了国内考古界和历史学顶尖大咖们的目光。如今，64年过去，关于它的话题却一直没有停息。只是，在东乡，他的故里，这样的声音还显得单薄。但，无论如何，我却对它牵肠挂肚。
我不是考古学家，所以，我的言论不涉及考古发现。我也不是历史学家，所以，我的言论应该也不会引起学术上的争端。尽管，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东乡一座座西周乃至春秋时候的土墩墓的有意或无意间的出现，以及丹阳葛城吴国都城遗址，以及孙家村大型疑似吴国青铜器铸造作坊遗址，一个个的考古新发现都在编结着一条越来越清晰的证据链，而这些证据链都在指向一条或明或暗的线索……。但迄今为止，“太伯奔吴”以及“宜”在何方，依旧是一个令人困惑而又众说纷纭的话题。
我知道，这个问题的揭晓，应该留待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去完成。但作为一个关注东乡，热爱东乡，懂得东乡的本土写作者，我更关注的则是东乡和“宜”之间到底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关联，尤其是在历史文化上的关联。是的，历史和文化上的关联。我知道，我给自己挖了个坑。尽管，我无法准确地解释什么是历史文化关联，但隐隐绰绰的，我仿佛看到在“宜”和东乡之间，有一个永远无法割断且尚未揭开的谜。
“宜”在东乡，目前似乎比较陌生。这个陌生，不是指地域的陌生。地域的陌生和隔断，那需要考古新发现来衔接。我所说的是历史文化上的隔断。至少，现世的东乡和“宜”之间有一个断层，有一个需要打通的心里和情感上的通道。当然，这是文化人所要做的事情。
先看东乡。东乡称呼始于何时，我查阅了很多资料，公开记录的，当是在民国时候沙腰河改造时一块碑记的开始。而“润东”一说倒是很久了，尤其是在东乡一些望族家谱上会频繁出现“润东”一词，而老百姓则直接说东乡。东乡的地域原先很大，甚至扩到长江中的高桥。现在，地域的东乡已经变得狭窄，仅指大港，大路，丁港，姚桥等乡镇。而这个地界，恰好就是上世纪50年代郭沫若、唐兰等史学大咖们所推断的“宜”的地望所在。也就是说，从地理位置上，东乡和“宜”注定有着前世今生割不断的牵连。
再看“宜”。1954年，一位农人的一把锄头，让隐于地下数千年的“宜侯夨簋”横空出世，它的出现，复活了《史记•吴太伯世家之一》中的一段文献记载，让史学家们一直苦苦探索的“吴国第五世君主周章”走进现世人的视野。烟墩山古墓地的意外发现，一时间，“宜”的地望似乎有了明确的指认，也因此，东乡地界乃至镇江有了一个陌生而新奇的称呼---“宜”；也因此，镇江的文明史向前推进了500年。
事实上，很久以来，西周诸侯国的姬姓吴国的历史，在称王的寿梦之前，文献所载甚少而模糊。那个被孔子尊崇的“至德圣人”太伯从歧下带着弟弟到底奔到了哪里，一直令人愁肠千转。从此，关中有了太伯墓，江南吴地也有了太伯墓和太伯庙，一个个言之凿凿，甚至贵为“国家级文保”。而现在，在东乡却出现了“宜侯”墓。按照周人“左社右祖”的礼制，吴或者“宜”的王陵不会距王的城太过遥远。那么，即使退一万步推断，无论太伯奔到了哪里，在五世君主周章一朝，吴国的都城应该就在烟墩山附近了。也就是说，当此时，周章应该曾经定都在“宜”，而“宜”恰好就在东乡。于是，东乡和“宜”，从地理位置上，有了一种跨越数千年的牵连。
诚然，东乡和“宜”，囿于太多客观因素，天灾，战乱，文献资料的缺失，我们尚未找到之间的所谓铁证，但在东乡，有宜侯被徙封记录的“宜侯夨簋”青铜器，有一座座沿江山脉的土墩墓，有烙下后人祭祀周始祖后稷印痕的圌山上连绵而独特的土地庙，有商或周的名门望族的聚族而居。那么，“宜”和东乡，地理和文化上的贯通，应该是咫尺而不是天涯。
关注“宜侯夨簋”作为当世的文化人，在传统文化备受关注的当下，可以，也应该试着去解决一些关于“宜”或“吴”文化层面的困惑了。我以为，至少，东乡，乃至镇江，突然之间叫“宜”的缘由，得先让东乡乃至镇江的老百姓知道。去年的早些时候，我开始尝试着将我多年来对“宜侯夨簋”的前世今生的理解分享给东乡的学生和市民，当我在一些学校做《闲说宜文化》公益课堂和街头问卷调查时候，曾就这个问题做过若干次街头访谈，无论是匆匆行走的年轻路人，还是悠闲地徘徊在老街各式铺上的老人，答案是令人失望的。
那么。不妨让我们从最基础开始做起吧，我们来说说“宜在东乡”的故事。好在，镇江新区已经有了一个以“宜”命名的“宜园”，而且，曾经成功地举办了第一届“宜文化节”，这是一个好载体，这也是一个好的开端。据我所知，开园伊始，游人如织，尤其是关于“宜侯夨簋”等青铜器系列图片的展出更是令人兴趣盎然，流连忘返。
是时候了，可以告语人们，在宜地，在久远的古代，在这片土地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作为外来的周部落的贵族太伯又是怎样地“断发文身”，以个人的人格魅力和德行感召，脚踏实地，励精图治，才有了后来争霸中原时候的吴国的鼎盛。
我知道，一种成熟文化的打造，需要各种声音的诠释和解读。要充分了解并发挥区域特色文化的作用，首先必须探本求源，探索他的本质内涵，才能全面把握他的发展演进脉络。一种成熟文化的打造，更需要组织一群热心而有使命感的文化和史学大咖们的持续接力。只有让文化人和普通人，来一个自觉的多层次、多维度的传播宣讲，才能让“宜侯夨簋”的故事和“太伯”精神落地生根。接地气，才会有土壤，才会枝繁叶茂。
很多年来，我对东乡文化的描写，侧重于对东乡一些即将消逝的活态生活的追逐和记录。我知道，今天的记录，若干年以后，就成了历史。历史的浩瀚，正是基于这些零散而真实的记录，尽管这些有的时候是微不足道。那么现在，不妨让我隔着几十年乃至几千年的光阴，再次起航，再来说说“宜侯夨簋”的前世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