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之死
一九四八年的一天，还在陕北和胡宗南打转转的毛泽东，面对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大声叫道：“还我一个王实味。”王实味何许人也？如何令毛泽东大动肝火？王实味曾经令毛泽东寝食难安，作为延安一个反面教材大加批判。
一九三七年王实味来到延安，这位来自河南潢川的青年才子，当时已经三十一岁，但他是一九二六年入党的老党员了，这个人的经历颇为坎坷，因为曾经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不得不在三七年重新入党。
抗战烽火兴起，延安作为共产党的大本营，相对平静许多，和平的环境下自然产生和战争年代不相和谐的情景，而影视剧中我们耳熟能详的镜头，在延安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这时的领导和普通同志之间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区别，不再像毛泽东在井冈山时的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士兵和长官生活费一样，吃一个锅里做出的饭菜，每月还为剩余的伙食尾子而打牙祭高兴，这在毛泽东的《井冈山的斗争》中写的十分清楚。
特权主义的形成不是延安时代才有的，在瑞金就有了萌芽，长征路上中央领导是被抬着走的事实，证明了士兵与官长的区别，通常一个领导有八个身强力壮的战士轮流负责抬担着行军。
在延安红军有了安身之处，终于摆脱了天天打仗的困境，那些曾经的战将们在安稳的环境下，也有了和平年代应有的生活，他们面对投向革命的青年女学生们产生了好感，这很正常，这些红军年轻的军官们，戎马倥惚，在经年的战斗中逝去了青春年华，这时在延安找补回来，特权主义此时也开始大行其道，反映在爱情婚姻中，就是相爱不成就逼婚，一种形式是组织出面，在压力和诱导下，那些小这些领导十几岁甚至二十几岁女青年们和她们心目中的首长结婚成家。
政委这时甚至成了婚介所长，这些身份特殊的月下佬成就了一对对鸳鸯，这里有没有逼迫的成分，我们不敢妄谈，但是好多人的回忆里，总有不情愿的感觉，组织压力更大一些，也许这些女青年在奔向延安时的理想和她们遇到的现实大相径庭罢。
中共的领导人很多是在延安收获了爱情婚姻，邓小平，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等等，除了很少的随红军长征过来的女战士康克清，邓颖超，贺子珍。刘英，和她们的著名的丈夫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外，其它的在延安成家的很多，当然列举这些并不是作为特权的例子，只是说在战争年代特殊的环境下产生的无奈之举。
恶性的个例也是存在的，红军高级将领黄克功逼婚不成，便要消灭一个年轻的生命，这是不是特权思想在作怪呢？毛泽东虽然枪毙了这个战功赫赫的将领，但恶劣的影响流传至今。
王实味到达延安的一九三七年，红军已经在延安站稳脚跟，国共合作的大势已就，和平的环境下延安急需要象王实味这样的才子，王实味很早就在北平的报刊上发表小说，文章，还翻译出大量的苏联文学作品，是北京有名气的文化人，他来到延安当然受到热烈欢迎，是作为专家对待的，在延安的前四年里（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二年《野百合花》发表）他和人合作翻译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多达二百多万字，共产党对这样的人才是很重视的，因为共产党的干部大部分是工农出身，文化水平不高，真正的高水平人才很少，有了王实味，的确让人看重，王实味是和领导人一样的待遇的，津贴四块半，而毛泽东也不过是五块钱，边区 林伯渠也仅仅有四块，从这个层面看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还能反映出共产党对于知识分子的重视，特别是象王实味这样的专家们。
但是王实味是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对待的，那些怀着拯救中国梦想来到延安的大量小知识分子们的待遇如何呢？王实味从一些人的私下谈话中知道了端倪。
王实味有着一般知识分子的孤傲，狷介的性格，和周围的人不大合群，独来独往，看问题尖锐，但有点极端。延安实行的是共产主义式的供给制，一切日常用品都有后勤部门供应，上至毛泽东下到普通战士每月有津贴，这属于自己能够支配的财产。这种看似公平的共产主义其实是延安在经济极端困难下的无奈之举，延安的人没有私人财产，所有的用品都是公有的，除了自己在参加革命以前的私有物品。
这样就产生了等级制度，也就是共产主义供给制下的不平等。自一九三七年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来到了陕北根据地到一九四二年，在这里已经安宁的生活了五年时间，慢慢的一个小社会在陕北根据地形成了，尤其是延安这个偏僻的北方小城，因为大批的革命者的到来，给它带来了勃勃生机，共产党中央的各个机关驻扎在延安，在延安举办了各种院校，汇聚了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时间延安繁荣起来，大街小巷走过说着各地方言的洋学生，使本地人大开了眼界，抗战时期的延安是一个中心，俨然是蒋介石统治下的国中之国，这里远离了战争的硝烟，青年学子们除了接受马列主义教育外，还可以讨论学术，讨论时政，讨论生活和学习中的问题，延安有个大砭沟，住着大批青年人，来自各个不同地方的文化人集聚在这里，形成了很有影响力的文化氛围，被延安人称为文化沟，那时除了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外，还有以墙报的形式出版文章供大家讨论，那么这个墙报以针砭时弊为主的文章吸引了大量的知识分子来观看。这里的墙报名气越来越大，曾经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有天晚上毛泽东带着警卫员照着灯来看墙报上的文章，王实味引起了他的注意。尤其是一九四二年三月王实味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野百合花》引起了轩然大波，博古主管《解放日报》，曾经阻止这篇文章的发表，但是不知怎么回事，文章照样发表了。
当时王实味的身份是马列著作翻译家，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是属于专家级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看了文章后，大发雷霆，大叫道：““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这篇文章在毛泽东的脑海中扎下了根，在以后多次会议上提到了王实味，与此同时另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丁玲发表了一篇文章《三八节有感》。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遥相呼应，这两篇文章一篇针对延安歌舞升平，等级森严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一篇对参加革命的女青年在延安做了总结：就是所谓解放了的妇女的不解放的”自由“，有了首长挑选妻子的自由，而妇女只有为革命无条件服从的“自由”；”
其实这两篇文章是对延安存在的不公平的现象提出批评，完全可以接受的，特别是丁玲的文章，对延安女青年存在的现象提出来进行一种批判式的告诫，这也是可以接受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国民党利用了这两篇文章，对抗战时的延安存在的问题夸大宣传，来达到抹黑延安的目的，这使毛泽东不能忍受的。
本来国民党对共产党在抗日问题就上大加攻击，“游而不击，以抗日为名，发展武装为目的”。王实味的文章无疑给国民党提供了攻击共产党的炮弹。
毛泽东的一次讲话，给王实味定了性，预示着他的悲剧的开始：“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那么丁玲可以摆脱审查，继续参加到革命的队伍中，王实味是敌人，可以再接受更严厉的审查，甚至处罚。
毛泽东颇为忌惮的就是有人批评延安歌舞升平，其乐融融的景象，因为当时的背景就是，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人，建立了伪政权，抗战正处于艰难的相持阶段，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处于低潮，德意日法西斯兵锋正盛，日本人为了彻底打掉蒋介石的抗战信心，迫使他屈服，正对重庆进行大轰炸，而进攻重庆的部队已经攻破衡阳，蒋介石正处于抗战以来最艰难的时刻。
王实味的文章发表的很不合时宜，在重庆方面最困难的时候，揭了延安的短，况且语言有夸大之嫌。““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现象”，与“当前的现实”“不太和谐”。
而毛泽东的确是在延安学会了跳舞，每逢周末中央的领导同志们都有跳舞的雅兴，毛泽东更是携着新婚的妻子江青到舞场来，江青是演员出身，跳舞对她来说是轻车熟路，婀娜的舞姿，漂亮的面容，青春洋溢的活力，对毛泽东来说充满了动力，这一时期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是最好的，毛泽东也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他写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大量论著，著名的整风三篇论著，还有著名的《矛盾论》。
除此以外王实味对延安的供给制度也颇为诟病，称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这一点延安的确存在，吃的分大中小灶，穿的分斜纹布，洋布，土布三等。王实味为证明自己不是那种吃不上葡萄就嫌葡萄酸的人，特别声明自己就是穿斜纹布，吃中灶的人。
延安时代，同甘共苦，官兵一等的色彩淡化了，共产主义供给制下的不平等，更显得突出，关于一般战士，青年学生的吃穿在王实味的文章中也反映出来，有没有夸大的成分不得而知。““青年学生一天只得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延安的官僚主义开始盛行，那些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看不起刚到延安的学生现象也是有的，在这里王实味称谓“到处乌鸦一般黑”。这一句话的确伤了毛泽东，天下乌鸦一般黑，不就是拿延安和蒋介石的重庆比的吗？本来是满怀希望来到延安投奔革命的，谁成想延安和重庆一样，令人失望。
的确是这样的吗？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正处在蒋介石的经济封锁之下，经济极度困难，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那么虽然有小中大灶之分，也不见得吃小灶的领导同志饭菜好到哪里去，但一般普通战士和青年学生饿肚子的现象是存在的，再加上管理干部都是工农出身，在和平的环境下官僚主义存在的现象是不可必免的，工农干部看不起知识分子，这在共产党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包括领袖毛泽东。
王实味可能是因言获罪的第一人，他的文章的本身没有大错，共产党本应该虚怀若谷的接受他的意见和批评，问题的关键是他的文章发表的不合时宜，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在重庆遭经常到大轰炸期间，这篇文章出现了，它向国人展现的是延安的和平安静的生活，而国民党正面战场打了几场大的战役，三次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中国远征军出兵缅甸等等，国民党宣传部门紧盯着延安，对延安消极抗战颇有微辞，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就像配合国民党的宣传一样，国民党如获珍宝借机攻击共产党躲在后方不抗日，过着歌舞升平的日子，在青年学生中造成不良的影响，这在王实味本人来说并不是他的初衷，文人舞文弄墨本无可厚非，写一点文章也无伤大雅，但整篇《野百合花》没有积极向上的东西，揭的全是伤疤，我们不能说王实味有哗众取宠的意图，但他所写的内容也是客观存在的东西，王实味的无意插柳之举，在国民党那里成了柳荫了，毛泽东能不恼火吗？贺龙曾大骂这些知识分子：“老子在前方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骂娘，老子吃得好一点，穿的好一点有什么不对？”
延安时代的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幸运的，虽然在那个时候共产党已经有禁锢言论的倾向，但大方面对知识分子还是优待的，如果有人宁把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拉在一起做比较，那是不可取的，也没有可比性，一是参加革命多年立有战功的老资格，一是朝气蓬勃热情洋溢的新鲜血液。
以工农为主的共产党需要知识分子的加入。王实味的津贴不就比边区政府 林伯渠高半元吗？
一九四二年年底穿斜纹布衣的知识分子王实味被收监入狱，一直到一九四六年王实味被定性为“托派分子”，“托派”这一源于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异己分子，传到中国，鼻祖是陈独秀。共产党对托派的镇压，远甚于敌人。王实味的命运可想而知。
但毛泽东并不想杀王实味，他很欣赏王实味的才华，江西根据地肃反的沉痛教训，使毛泽东知道搞肉体消灭是最愚蠢和最残酷的手段，所以在延安整风开始毛泽东就强调“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但到了王实味这里为什么就没能执行呢？王实味被监禁起来以后也曾经配合过，当有人采访时他会按照上面的安排回答问题，但是事情过后他会为自己的行为而懊悔不已，虽然是人在矮檐下，但他仍摆着架子，向管理他的人提出生活上的要求，给人以不服管教的印象，这就是王实味的性格。
王实味至死都没有承认自己是托派分子，但是他曾经因为生活在国民党某部门干过三个月的文书，这样他就逃脱不了国民党特务的嫌疑，如同群英会上的蒋干盗书一样，国民党利用王实味大做文章，共产党无意间中了反间计，促成了王实味的悲剧发生。当然这个反间计是无心的结果。
毛泽东确信王实味就是国民党特务，一直到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还提到此事，但是虽然他讲到王实味就是国民党的探子，恶毒攻击共产党，还是对王实味的被杀感到惋惜，他说这不是中央的决定，也就是说王实味的死毛泽东是不知情的。毛泽东强调虽然王实味是敌人，但不杀留着劳动改造，因为王实味从来就没有承认自己有错。
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也是促成王实味悲剧的因素。
一九九二年，当年迈的刘莹接过王实味的平反通知书时，她已经八十五岁高龄，这时距王实味被处决已经过去了四十五年，这有意义吗？有。这是一大进步，因言获罪者以王实味开始，之后的历次运动中有多少象王实味那样的知识分子惨遭厄运？这里列举出来已经没有必要，知道新中国历史的人，回忆起这些来莫不如数家珍。
总之一切都在进步，言论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是必须得到保障的。
一九三七年王实味来到延安，这位来自河南潢川的青年才子，当时已经三十一岁，但他是一九二六年入党的老党员了，这个人的经历颇为坎坷，因为曾经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而不得不在三七年重新入党。
抗战烽火兴起，延安作为共产党的大本营，相对平静许多，和平的环境下自然产生和战争年代不相和谐的情景，而影视剧中我们耳熟能详的镜头，在延安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这时的领导和普通同志之间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区别，不再像毛泽东在井冈山时的官兵一致，同甘共苦，士兵和长官生活费一样，吃一个锅里做出的饭菜，每月还为剩余的伙食尾子而打牙祭高兴，这在毛泽东的《井冈山的斗争》中写的十分清楚。
特权主义的形成不是延安时代才有的，在瑞金就有了萌芽，长征路上中央领导是被抬着走的事实，证明了士兵与官长的区别，通常一个领导有八个身强力壮的战士轮流负责抬担着行军。
在延安红军有了安身之处，终于摆脱了天天打仗的困境，那些曾经的战将们在安稳的环境下，也有了和平年代应有的生活，他们面对投向革命的青年女学生们产生了好感，这很正常，这些红军年轻的军官们，戎马倥惚，在经年的战斗中逝去了青春年华，这时在延安找补回来，特权主义此时也开始大行其道，反映在爱情婚姻中，就是相爱不成就逼婚，一种形式是组织出面，在压力和诱导下，那些小这些领导十几岁甚至二十几岁女青年们和她们心目中的首长结婚成家。
政委这时甚至成了婚介所长，这些身份特殊的月下佬成就了一对对鸳鸯，这里有没有逼迫的成分，我们不敢妄谈，但是好多人的回忆里，总有不情愿的感觉，组织压力更大一些，也许这些女青年在奔向延安时的理想和她们遇到的现实大相径庭罢。
中共的领导人很多是在延安收获了爱情婚姻，邓小平，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等等，除了很少的随红军长征过来的女战士康克清，邓颖超，贺子珍。刘英，和她们的著名的丈夫朱德，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外，其它的在延安成家的很多，当然列举这些并不是作为特权的例子，只是说在战争年代特殊的环境下产生的无奈之举。
恶性的个例也是存在的，红军高级将领黄克功逼婚不成，便要消灭一个年轻的生命，这是不是特权思想在作怪呢？毛泽东虽然枪毙了这个战功赫赫的将领，但恶劣的影响流传至今。
王实味到达延安的一九三七年，红军已经在延安站稳脚跟，国共合作的大势已就，和平的环境下延安急需要象王实味这样的才子，王实味很早就在北平的报刊上发表小说，文章，还翻译出大量的苏联文学作品，是北京有名气的文化人，他来到延安当然受到热烈欢迎，是作为专家对待的，在延安的前四年里（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二年《野百合花》发表）他和人合作翻译了大量的马列著作，多达二百多万字，共产党对这样的人才是很重视的，因为共产党的干部大部分是工农出身，文化水平不高，真正的高水平人才很少，有了王实味，的确让人看重，王实味是和领导人一样的待遇的，津贴四块半，而毛泽东也不过是五块钱，边区 林伯渠也仅仅有四块，从这个层面看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还能反映出共产党对于知识分子的重视，特别是象王实味这样的专家们。
但是王实味是作为高级知识分子对待的，那些怀着拯救中国梦想来到延安的大量小知识分子们的待遇如何呢？王实味从一些人的私下谈话中知道了端倪。
王实味有着一般知识分子的孤傲，狷介的性格，和周围的人不大合群，独来独往，看问题尖锐，但有点极端。延安实行的是共产主义式的供给制，一切日常用品都有后勤部门供应，上至毛泽东下到普通战士每月有津贴，这属于自己能够支配的财产。这种看似公平的共产主义其实是延安在经济极端困难下的无奈之举，延安的人没有私人财产，所有的用品都是公有的，除了自己在参加革命以前的私有物品。
这样就产生了等级制度，也就是共产主义供给制下的不平等。自一九三七年毛泽东领导的红军来到了陕北根据地到一九四二年，在这里已经安宁的生活了五年时间，慢慢的一个小社会在陕北根据地形成了，尤其是延安这个偏僻的北方小城，因为大批的革命者的到来，给它带来了勃勃生机，共产党中央的各个机关驻扎在延安，在延安举办了各种院校，汇聚了全国各地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时间延安繁荣起来，大街小巷走过说着各地方言的洋学生，使本地人大开了眼界，抗战时期的延安是一个中心，俨然是蒋介石统治下的国中之国，这里远离了战争的硝烟，青年学子们除了接受马列主义教育外，还可以讨论学术，讨论时政，讨论生活和学习中的问题，延安有个大砭沟，住着大批青年人，来自各个不同地方的文化人集聚在这里，形成了很有影响力的文化氛围，被延安人称为文化沟，那时除了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外，还有以墙报的形式出版文章供大家讨论，那么这个墙报以针砭时弊为主的文章吸引了大量的知识分子来观看。这里的墙报名气越来越大，曾经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有天晚上毛泽东带着警卫员照着灯来看墙报上的文章，王实味引起了他的注意。尤其是一九四二年三月王实味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野百合花》引起了轩然大波，博古主管《解放日报》，曾经阻止这篇文章的发表，但是不知怎么回事，文章照样发表了。
当时王实味的身份是马列著作翻译家，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是属于专家级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看了文章后，大发雷霆，大叫道：““这是王实味挂帅了，不是马克思主义挂帅。”这篇文章在毛泽东的脑海中扎下了根，在以后多次会议上提到了王实味，与此同时另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丁玲发表了一篇文章《三八节有感》。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遥相呼应，这两篇文章一篇针对延安歌舞升平，等级森严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一篇对参加革命的女青年在延安做了总结：就是所谓解放了的妇女的不解放的”自由“，有了首长挑选妻子的自由，而妇女只有为革命无条件服从的“自由”；”
其实这两篇文章是对延安存在的不公平的现象提出批评，完全可以接受的，特别是丁玲的文章，对延安女青年存在的现象提出来进行一种批判式的告诫，这也是可以接受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国民党利用了这两篇文章，对抗战时的延安存在的问题夸大宣传，来达到抹黑延安的目的，这使毛泽东不能忍受的。
本来国民党对共产党在抗日问题就上大加攻击，“游而不击，以抗日为名，发展武装为目的”。王实味的文章无疑给国民党提供了攻击共产党的炮弹。
毛泽东的一次讲话，给王实味定了性，预示着他的悲剧的开始：“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那么丁玲可以摆脱审查，继续参加到革命的队伍中，王实味是敌人，可以再接受更严厉的审查，甚至处罚。
毛泽东颇为忌惮的就是有人批评延安歌舞升平，其乐融融的景象，因为当时的背景就是，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人，建立了伪政权，抗战正处于艰难的相持阶段，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处于低潮，德意日法西斯兵锋正盛，日本人为了彻底打掉蒋介石的抗战信心，迫使他屈服，正对重庆进行大轰炸，而进攻重庆的部队已经攻破衡阳，蒋介石正处于抗战以来最艰难的时刻。
王实味的文章发表的很不合时宜，在重庆方面最困难的时候，揭了延安的短，况且语言有夸大之嫌。““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现象”，与“当前的现实”“不太和谐”。
而毛泽东的确是在延安学会了跳舞，每逢周末中央的领导同志们都有跳舞的雅兴，毛泽东更是携着新婚的妻子江青到舞场来，江青是演员出身，跳舞对她来说是轻车熟路，婀娜的舞姿，漂亮的面容，青春洋溢的活力，对毛泽东来说充满了动力，这一时期毛泽东和江青的关系是最好的，毛泽东也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他写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大量论著，著名的整风三篇论著，还有著名的《矛盾论》。
除此以外王实味对延安的供给制度也颇为诟病，称为“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这一点延安的确存在，吃的分大中小灶，穿的分斜纹布，洋布，土布三等。王实味为证明自己不是那种吃不上葡萄就嫌葡萄酸的人，特别声明自己就是穿斜纹布，吃中灶的人。
延安时代，同甘共苦，官兵一等的色彩淡化了，共产主义供给制下的不平等，更显得突出，关于一般战士，青年学生的吃穿在王实味的文章中也反映出来，有没有夸大的成分不得而知。““青年学生一天只得两餐稀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延安的官僚主义开始盛行，那些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看不起刚到延安的学生现象也是有的，在这里王实味称谓“到处乌鸦一般黑”。这一句话的确伤了毛泽东，天下乌鸦一般黑，不就是拿延安和蒋介石的重庆比的吗？本来是满怀希望来到延安投奔革命的，谁成想延安和重庆一样，令人失望。
的确是这样的吗？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正处在蒋介石的经济封锁之下，经济极度困难，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那么虽然有小中大灶之分，也不见得吃小灶的领导同志饭菜好到哪里去，但一般普通战士和青年学生饿肚子的现象是存在的，再加上管理干部都是工农出身，在和平的环境下官僚主义存在的现象是不可必免的，工农干部看不起知识分子，这在共产党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包括领袖毛泽东。
王实味可能是因言获罪的第一人，他的文章的本身没有大错，共产党本应该虚怀若谷的接受他的意见和批评，问题的关键是他的文章发表的不合时宜，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在重庆遭经常到大轰炸期间，这篇文章出现了，它向国人展现的是延安的和平安静的生活，而国民党正面战场打了几场大的战役，三次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中国远征军出兵缅甸等等，国民党宣传部门紧盯着延安，对延安消极抗战颇有微辞，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就像配合国民党的宣传一样，国民党如获珍宝借机攻击共产党躲在后方不抗日，过着歌舞升平的日子，在青年学生中造成不良的影响，这在王实味本人来说并不是他的初衷，文人舞文弄墨本无可厚非，写一点文章也无伤大雅，但整篇《野百合花》没有积极向上的东西，揭的全是伤疤，我们不能说王实味有哗众取宠的意图，但他所写的内容也是客观存在的东西，王实味的无意插柳之举，在国民党那里成了柳荫了，毛泽东能不恼火吗？贺龙曾大骂这些知识分子：“老子在前方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骂娘，老子吃得好一点，穿的好一点有什么不对？”
延安时代的知识分子还是比较幸运的，虽然在那个时候共产党已经有禁锢言论的倾向，但大方面对知识分子还是优待的，如果有人宁把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拉在一起做比较，那是不可取的，也没有可比性，一是参加革命多年立有战功的老资格，一是朝气蓬勃热情洋溢的新鲜血液。
以工农为主的共产党需要知识分子的加入。王实味的津贴不就比边区政府 林伯渠高半元吗？
一九四二年年底穿斜纹布衣的知识分子王实味被收监入狱，一直到一九四六年王实味被定性为“托派分子”，“托派”这一源于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异己分子，传到中国，鼻祖是陈独秀。共产党对托派的镇压，远甚于敌人。王实味的命运可想而知。
但毛泽东并不想杀王实味，他很欣赏王实味的才华，江西根据地肃反的沉痛教训，使毛泽东知道搞肉体消灭是最愚蠢和最残酷的手段，所以在延安整风开始毛泽东就强调“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
但到了王实味这里为什么就没能执行呢？王实味被监禁起来以后也曾经配合过，当有人采访时他会按照上面的安排回答问题，但是事情过后他会为自己的行为而懊悔不已，虽然是人在矮檐下，但他仍摆着架子，向管理他的人提出生活上的要求，给人以不服管教的印象，这就是王实味的性格。
王实味至死都没有承认自己是托派分子，但是他曾经因为生活在国民党某部门干过三个月的文书，这样他就逃脱不了国民党特务的嫌疑，如同群英会上的蒋干盗书一样，国民党利用王实味大做文章，共产党无意间中了反间计，促成了王实味的悲剧发生。当然这个反间计是无心的结果。
毛泽东确信王实味就是国民党特务，一直到一九六二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还提到此事，但是虽然他讲到王实味就是国民党的探子，恶毒攻击共产党，还是对王实味的被杀感到惋惜，他说这不是中央的决定，也就是说王实味的死毛泽东是不知情的。毛泽东强调虽然王实味是敌人，但不杀留着劳动改造，因为王实味从来就没有承认自己有错。
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也是促成王实味悲剧的因素。
一九九二年，当年迈的刘莹接过王实味的平反通知书时，她已经八十五岁高龄，这时距王实味被处决已经过去了四十五年，这有意义吗？有。这是一大进步，因言获罪者以王实味开始，之后的历次运动中有多少象王实味那样的知识分子惨遭厄运？这里列举出来已经没有必要，知道新中国历史的人，回忆起这些来莫不如数家珍。
总之一切都在进步，言论自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是必须得到保障的。
@陋室春茶暖 1楼 2014-07-24 17:41:49
一九四八年的一天，还在陕北和胡宗南打转转的毛泽东，面对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大声叫道：“还我一个王实味。
毛泽东不可能说这样的话，延安整风难道不是他掀起的么？自王实味之后，敢说真话的人几乎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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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目的就是统一思想，把王明遗毒清除掉，王实味是一个文人，介乎于书呆子型，毛泽东欣赏王实味的文采，他并没有消灭王实味肉体的意思，但是在战争环境下，信息不通畅，现实环境的恶劣，加上一些人的粗暴的工作作风，是王实味悲剧的原因，这里面有康生的责任，有贺龙的责任，也有李克农的责任。
一九四八年的一天，还在陕北和胡宗南打转转的毛泽东，面对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大声叫道：“还我一个王实味。
毛泽东不可能说这样的话，延安整风难道不是他掀起的么？自王实味之后，敢说真话的人几乎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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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整风，目的就是统一思想，把王明遗毒清除掉，王实味是一个文人，介乎于书呆子型，毛泽东欣赏王实味的文采，他并没有消灭王实味肉体的意思，但是在战争环境下，信息不通畅，现实环境的恶劣，加上一些人的粗暴的工作作风，是王实味悲剧的原因，这里面有康生的责任，有贺龙的责任，也有李克农的责任。
@嘉靖皇帝的末日 @烟雨迷蒙的春江夜 7楼 2014-07-25 12:45:20
杨老师现在越发调皮，连载帖子都改成独立的小贴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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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长时间没有上网啦，最近很忙吗？原来的帖子被封，只好另起帖子了，有些比较独立的内容，单独列出，效果会好些。
杨老师现在越发调皮，连载帖子都改成独立的小贴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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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长时间没有上网啦，最近很忙吗？原来的帖子被封，只好另起帖子了，有些比较独立的内容，单独列出，效果会好些。
作者：林中雨雾飞 时间：2014-07-28 15:1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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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恩夏生 16楼 2014-07-28 19:36:58
就如同楼主所说，王实味是因言获罪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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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以上说法不敢肯定。记得过去看到过相关的资料书(书名记不清了), 似乎是说早在长征时期就已有什么整风之类, 还有搞什么“AB团”的, 具体内容已忘。因此, 似乎感到王实味不会是因言获罪的第一人。但由于该资料书已不在手头, 具体内容又说不清, 也只能说“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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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关注本帖，王实味应该是比较著名的因言获罪者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