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
前言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扶植了伪“满洲国”。六年之后，1937年“七·七”事变，蓄谋已久的日本侵略者，又向中国北平、天津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抗击，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由此拉开战幕。野心勃勃的日本侵略者，妄图征服整个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中华民族英雄儿女同仇敌忾，浴血奋战，对日本侵略者坚决抗战到底！
中华民族的抗战，分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
在抗日正面战场，先后进行了数十次会战，其中淞沪、太原、徐州、武汉、长沙、滇缅大会战，是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战斗最激烈、影响最深远的大抗战。淞沪大血战声势浩大、空前激烈，是抗战史上罕见的，它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对中日战争的发展影响巨大。徐州大血战之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极大鼓舞了抗战斗志。太原大血战之忻口战役，是取得成功的防御战，沉重打击了日军的锐气。武汉大血战时间之长、兵力之多、规模之大，是抗战期间任何战役所不能比的，也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最大的战役之一。首次长沙大血战的胜利，坚定了继续抗战的决心；第三次长沙大血战的胜利，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第一次获得空前胜利的战役，给垂死挣扎的日寇以沉重打击。滇缅大血战是抗战以来，在正面战场，获得彻底胜利的大规模进攻作战。纵观以上大会战，空前惨烈，百万将士血染沙场，展现了中华民族英雄儿女英勇抗战的悲壮画面，谱写了中华民族荡气回肠的壮丽史诗！铸造了炳昭千秋、万古不朽的中华民族魂！

在抗日敌后战场，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民主联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作战。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首次胜利；阳明堡奇袭和黄土岭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百团大战摧毁了日军的交通命脉，这些都成为抗战史上重要的一页。韦岗之战，是新四军开赴江南抗日的首次胜利；车桥之战，给日军以重大打击。新四军多次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开创和发展了江浙、鄂豫皖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日民主联军在林海雪原中坚持抗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中华民族英雄儿女，团结御侮、共赴国难，在盟国支援下，经过十四年浴血苦战，终于打败了日寇侵略者，取得了抗日战争最后胜利！
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彻底打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华民族在亡国灭种的危境中，进行的一场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民族自卫战争。中国抗日战争，不但挽救了历史悠久、文明友善的中华民族，而且对整个人类和平做出了伟大贡献。中国抗日战争，是一部极为悲壮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用生命、鲜血和泪水写成的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永远不会忘记、也决不应该忘记的历史！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为了让后代知道并牢记这段历史，本书编者广泛收集资料，整理编写了这本书，记述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这14年抗战的日子里，中华民族英雄儿女对日寇进行的著名大血战，歌颂了众多奋勇杀敌、为国捐躯、忠魂撼天地，光辉照千秋的民族英雄！

第一卷 “九一八 事变”


1、日本关东军的成立及其侵略活动
1919年4月11日，日本在旅顺成立了“关东军司令部”这样一个高级指挥机关。其表面的任务是：指挥其在东北的陆军部队，保卫关东州和铁路沿线地区。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军部队便轮流进驻于旅顺至长春和奉天（沈阳）至安东（丹东）的铁路沿线各城市。
日本自从占领旅大及南满铁路后，即以此为基地展开了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及文化等各方面的侵略活动。经常派出具有各种身份、各种专业的人员在东北多次翻越荒无人烟的大小兴安岭、完达山、老爷岭、长白山等东北内地和边陲地区，有些还深入到内蒙、华北、西北以及新疆的伊犁、塔城，南疆的哈什等地侦察情况，绘制地图，了解气象，调查矿业、林业、水利、农产、畜牧等各项资源。一些历史、地理学者则对东北少数民族的形成、现状、与汉族之间的关系等写成符合日本侵略东北观点的著作。同时日本还特别注重调查了解我国当时政府管理国家的能力和执政者对国家、对民众的政治责任感以及我国不统一对日本进行扩张所形成的有利条件等等。
1931年的夏季，日军派其参谋本部负责后勤的参谋中村震太郎，负责研究我国事务的参谋森赳、长勇，化装成平民分别至齐齐哈尔及扎兰屯地区、大兴安岭一带进行军事侦察。
中村震太郎大尉于5月25日在我国军事禁区的乌兰浩特西北约30公里察尔森附近的四方台，被东北军关玉衡的步兵第3团所属第三连捕获。同行的除已退役的上士井杉延太郎之外，尚有为其领路的白俄希罗柯夫及本地人各1名。中村所测绘的地图，记载着交通、气象、土壤、水源、兴安岭驻军等情况，他们所携带的“三八式”步枪、“南部式”（即大正14年式）手枪各1支，洋马3匹、蒙古马1匹及毒品海洛因等全被缴获。在审讯中，中村承认是来侦察我国军队在该地区的布防及该地区之铁路建筑情况。
关玉衡是一位富有爱国心的军官，他对日军参谋本部居然敢于派出军官携带武器潜入我国早经宣布的军事禁区进行军事侦察活动的罪行，非常注意，并知道如将该间谍上送，日方可能通过各种手段将其索回。因而在弄清了中村等的罪行后，他即令该团第3连连长宁文龙、第4连连长王秉义等于晚间将日军的这4名间谍全部就地枪决。
日军参谋本部从5月下旬与中村失去联系后，即以各种办法进行寻找，当得知中村已被我国军队将其正法之后，日方即开始将这一不名誉的行为进行颠倒黑白的宣传，在国内外，大肆造谣诬陷中国军队枪杀了日本军人，并为中村举行了大规模煽动性的追悼会。8月底日本政府又向我国东北地方政府，提出了至乌兰浩特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等3项无理要求：
（一）辽宁省政府 藏式毅及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向日军谢罪。
（二）对此事件之责任者屯垦军代理第3团团长关玉衡以下人员，予以严处。
（三）对受害者中村震太郎、井杉延太郎赔偿20万元。
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即利用中村事件进行宣传，为其侵略制造借口。

2、“九·一八事变”前奏——中村事件
《中村事件》系1931年6月，日军参谋部大尉中村震太郎，到中国东北从事间谍活动，6月26日被当地驻防的中国屯垦军第三团所部拘获，由于间谍罪证确凿无疑，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而引发的事件。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突然向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袭击，炮轰沈阳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中村事件是其中的借口之一。

1931年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交给中村震太郎一项特殊任务：化装潜入海拉尔、洮南地区，搜集兴安屯垦区军事情报；调查日军在横切满蒙时，在宿营、给养、供水以及交通等方面可能遇到的情况；秘密联络当地亲日蒙古王公，准备策应日军进占。

1931年6月5日，中村以“日本帝国东京农业学会会员 ”的名义，从洮南来到齐齐哈尔进行所谓土壤学调查。中村同井杉延太郎（退役的关东军骑兵曹长，精通骑术，中村的助手）、一名白俄翻译、一名向导，一行4人骑马上路。他们离开齐齐哈尔，先是经昂昂溪、免渡河，西行至海拉尔，然后又途径伊列克得南下，翻过索伦山，直奔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准备与在洮南接应的另一名特务片仓衷会合。
1931年6月25日清晨，兴安屯垦区公署第三团一营三连的哨兵，发现4人骑马鬼鬼祟祟地由北向南驰来，连长宁文龙立即带着一个班的战士冲了上去。一支支黑洞洞的枪口逼住了中村一行。中村做梦也没想到会在察尔森的深山沟里遇到麻烦。他满脸堆笑地对连长宁文龙说：“弟兄们，我们是日本农业学会的，到贵国东北进行土壤学调查。”说着，顺手从皮包中掏出一包海洛因递过去，然后交出了护照。宁文龙仔细地看完护照后，抬头看着眼前的这几个人。
他从中村一行满不在乎的神情中，隐隐感到了一股杀气，觉得这几个人不像是什么科学家，反倒像是训练有素的日本军人。为了搞清这几个人的真实身份，宁文龙决定把他们带回团部扣押起来。他把手枪往上抬了抬，颇为客气地说：“实在对不住各位。你们没有进入兴安屯垦区的文件，我们也没有得到上级的命令，你们得先跟我们走一趟。”
“大大的混蛋！”中村听到这话脸色骤变，粗野地骂道，“我们是大日本国民。快快地放我们过去！”说罢，他习惯地把手伸向了腰间。
“你还敢在我这骂人！”宁文龙气得咬牙切齿。他眼睛一瞪，发出了命令，“上！都给我捆起来！”
周围的士兵听到命令一齐冲了上去，七手八脚地将中村4人结结实实地绑了起来，押送到团部。
听说抓到几个日本人，而且他们还带着武器，正在外面操练部队的第三团团长关玉衡大吃一惊。他想，日本人带枪跑到我这里干什么？情况紧急，不容多想，他急忙策马赶回团部。
桌子上摆满了缴获的物品，有军用望远镜一架，三八式马枪一支，南部式自动手枪一把……关玉衡一件件地察看完之后，顺手拿起南部式手枪， “咔嚓”一声推上子弹，自言自语地说道：“好枪。”
中村等4人被押走后，关玉衡再次察看被缴获的物品。他把日文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和中文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并排摊开，发现两张地图上的某些同一地点都有铅笔勾画的痕迹，这表明这些地方他们都已经实地考察过了。三本表册中，有两本分别记载着某些地方的自然情况和旗县人口、物产、军民分布等情况。令人吃惊的是第三本表册，上面清楚准确地记载着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分布、枪炮种类和口径、官兵人数、将校姓名职务、部队驻扎地点、营房容量及坚固程度等内容。 看着这一件件物证，关玉衡陷入了沉思。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他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关团长，”跟在身边的副团长董昆吾（字平舆，时任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少校团副）开了口，“这些东西就是确凿的证据，充分说明他们是日本军事间谍。”

“对。”关玉衡果断地说，“先审问，后处理。”至于到底怎样处理这伙军事间谍，他一时还拿不出主意来。
1931年6月26日上午。团部内外卫兵林立，戒备森严。办公室里，关玉衡表情严肃，一言不发，目光炯炯地盯视着站在他面前的中村。中村，中等身材，满脸横肉，身穿俄罗斯式皮夹克，头戴火车头式皮帽，脚穿短筒皮靴。他抬头挺胸，目不斜视，浑身上下透露出一股经过严格训练的军人气质。
审讯一开始就出现了僵局。“姓名？”不答。“国籍？”还是不答。狡猾的中村摇头晃脑，以不会汉语为理由，拒绝回答问题，妄图掩盖其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罪行。
我就不信撬不开你个小日本的嘴巴！关玉衡暗自在心里说。他随即命令改用日语审讯。“你到我们东北执行什么任务？目的是什么？”
中村没想到对方会有这一招，只好按事先编好的供词应付审讯：“调查土壤，考察农业，研究农业发展方向……”
“胡说！”关玉衡态度一变，打断了中村的回答，一针见血地说，“为什么携带武器和军事地图，收集军事情报？”
中村知道，一个中国军队的小小团长手中没有多大权力，不敢把他怎么样。因此，他态度蛮横，声嘶力竭地为自己辩护，拒不回答实质性问题。审讯只好暂时停下来。
审讯井杉延太郎的过程非常顺利。在军官们威严的目光逼视下，井杉延太郎眼里掠过惊慌的神色，无言以对，只好低下了头。他吞吞吐吐地供述：“我们是军人。中村震太郎是陆军大尉；我是曹长，中村的助手。我们此行的任务是……”
证据确凿，真相大白。如何处置日本军事间谍呢？关玉衡焦急地思考着。关东军在沈阳、旅顺口、海城等地驻扎着大批军队，对东北早已经垂涎三尺，此时派遣军事间谍进行侦察，用意是再明显不过了。
若放了他们，就等于放虎归山；若不放了他们，日本在中国东北享有治外法权，一旦走漏风声，日本人会设法要回中村，后果同样是不堪设想。事关重大。关玉衡作为团长，在这紧要关头，只有征求部下军官们的意见了。他喊来了通讯员，下达了 “傍晚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的命令。

黄昏，如血的夕阳仍然散发着灼人的热浪。团部办公室里，关玉衡用镇定自若的目光扫视着20多个连以上军官，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董平舆副团长态度明朗地说：“按照国际法，外国的军事间谍是可以处死刑的。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他们秘密处死。”一营营长认为这样处理有理有据，表示赞同。军官们讨论后一致认为，处死中村，理在我方。会议一致决定：待取得中村口供后，立即将他们一行4人秘密处死。关玉衡马上下令二审中村。
中村面对满屋子怒气冲天的军官，根本没有想到会死到临头，气焰更加嚣张，不但死不认罪，反而破口大骂。突然，他飞身直扑身边一个士兵，妄图夺枪进行反抗。夺枪不成，他便徒手与士兵格斗起来。
“给我打！”关玉衡气得拍案而起。官兵们一拥而上，拳脚相加。中村疯狂地进行反抗，不顾一切地同军官们拼命厮打。“唰”的一声，关玉衡抽出了指挥刀，把寒光闪闪的利刃逼向了中村。军官们也都掏出手枪，“咔嚓咔嚓”地推上了子弹。中村顿时惊呆了。一瞬间，他的精神已完全被摧垮，像一具木乃伊似地僵立在那里。
时间飞快地流逝。中村一口气交待完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罪行后，偷偷地瞅了一眼腕上的“三道梁”牌手表，知道已是时至深夜。他心里不安起来，布满腥红血丝的眼睛露出了绝望的神情。
“中村从事军事间谍活动事实清楚，物证确凿，本人也对其罪行供认不讳。命令罪犯在供词上签字。”听到这话，中村预感到自己已经到了人生旅途的最后关头，心里又怕又恨。借签字之机，他突然一拳朝身边的军官打去。由于用力过大，腕上的手表顿时脱手而飞。一看他在进行垂死挣扎，官兵们蜂拥而上，几枪托就把他打得昏倒在地。三连司务长李德保站在门口，瞥见中村的手表飞落到门口，趁混乱中无人注意，手疾眼快地捡了起来，溜出屋子。

“立正！”随着齐唰唰鞋后跟的磕碰声，团长关玉衡俨如一个法官，威严地宣布：“第三团团部令：成立以第三连连长宁文龙、第四连连长王秉义为队长的行刑队，立即执行对日本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等4人的枪决任务。团部副官赵衡为监刑官。”
宁文龙、王秉义指挥行刑队把中村等4人秘密押到察尔森后山沟里，于1931年6月27日零点30分下达了射击命令。“啪啪啪……”枪声响过，赵衡马上指挥士兵把尸体和行李等浇上了汽油，划火点燃。熊熊燃起的火光，把刑场照得如同白昼一般，很快一切都化为了灰烬。
1931年6月27日一早，关玉衡团长带着警卫员，赶到驻在洮南府的兴安屯垦区公署。他向代理督办高仁绂汇报了处理军事间谍中村的详细情况，并出示了重要罪证。当日，兴安屯垦区公署就把情况以快邮代电的形式，向正在北平的东北军副司令长官少帅作了汇报。少帅将军马上就做出了指示，立即电令关玉衡“妥善灭迹，做好保密”。
遵照少帅将军的电令，关玉衡在部队中实施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但遗憾的是，不久之后，泄密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他万万没有想到，泄密的原因就出在中村那块“三道梁 ”牌手表上。
事后，日本特务机关采用种种办法，从李德保处得知了中村被处死的详细情况。于是，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和陆军参谋本部的森纠，一同会见了奉天省省长臧式毅，以那块手表为证据，宣称东北军屯垦三团士兵因图财害命而杀死了中村。日本内阁也就“中村事件”进行专门讨论，并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
1931年9月13日，东北军宪兵司令陈兴亚奉少帅将军的命令，带领宪兵20人前往兴安屯垦区调查。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秘密派人将关玉衡团长接到沈阳保护起来。然后，东北军公开宣称已将屯垦三团团长关玉衡逮捕，令其听候处置。

中村震太郎，因其从事特务活动而理所当然地被中国人民处死了。然而，日本陆军总部却避开其特务活动不谈，于1931年8月17日发表了所谓《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声明》，声称这是“帝国陆军和日本的奇耻大辱”。日本内阁会议也认为，如果中国方面不能迅速调查，“则日本军事当局与外交当局应会同决定对付行动”。日本以贼喊捉贼的伎俩，反诬中国军队无故开枪打死“大日本臣民”，对其特务活动闭口不说，以此作掩护，佯作交涉。关东军石原莞尔参谋提出加派一个步兵大队为基干部队，以保护洮索铁路开往洮南，以武力威胁为借口，暗中做好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准备。

事实上，日本早已在寻找武装侵华的借口。“中村事件”只是他们蓄意挑起事端的一个小小理由罢了。
就在1931年9月17日，日本公使重光葵还向中外发表声明，说因为“中村事件”而“盛传日本军队有动员计划说，全系无稽之谈”，目的是以此麻痹中国当局。24小时之后，日本军队就突然向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动袭击，炮轰沈阳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关东军在原科尔沁右翼后旗北居日很山顶为中村震太郎立一石墓碑，并在墓前建一座小庙。

3、“中村事件”的真相
1931年初，日本陆军情报科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奉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建川美次之命，随着日本士官井杉延太郎及一名蒙古向导、俄国翻译一行四位前往中国东北兴安地区，中村震太郎此行目的非一般的间谍行动，它关乎着日本帝国一个狂妄的计划。

当年6月25日清晨，少帅所属的兴安屯垦区公署第三团一营三连的哨兵，发现有4个人骑着马进入军事禁区，连长宁文龙立即带领一个班的战士前去盘查。4人中，有两个是日本人，另有一个白俄翻译和一个蒙古人。　　这两个日本人，就是中村震太郎和井杉延太郎。中村震太郎自称是“日本农学家”，进入中国东北进行土壤学调查。宁文龙凭着军人的直觉，发现这个中村震太郎根本不像是什么农学家，反倒像是个训练有素的日本军人。为了把情况搞清楚，宁文龙命令战士把这4个人带回团部。
经查，中村震太郎等人除了携带军用地图、军用望远镜、三八式马枪一支和南部式自动手枪等物品外，还有许多文件。兴安屯垦区公署第三团团长关玉衡与部下军官进行紧急商讨后，决定先行审讯，然后据实上报，请求处置办法。

关玉衡撕开中村震太郎的棉服夹层，从中村震太郎棉服夹层中搜出来的《洮南、昂昂溪、扎兰屯西方地区兵要地志资料》。在这份报告里，有一张旅行经过一览表，在这张表格里，详细记录了经过的地点，例如，洮南、经过当天时间、天气。此外，还有一份侦察地水井调查表，在这张调查表上还绘制了水井分布图与水井的深浅程度。
关玉衡在察看被缴获物品时，发现在3本表册中，有两本分别记载着某些地方的自然情况和旗县人口、物产、军民分布等情况。更令人吃惊的是，第三本表册上面竟然清楚准确地记载着兴安屯垦区的兵力分布、枪炮种类和口径、官兵人数、将校姓名职务、部队驻扎地点、营房容量及坚固程度等内容。这些物件，无疑都是中村震太郎等人在中国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铁证。
6月26日上午，关玉衡在团部开始审讯中村震太郎，可是狡猾的中村震太郎以不会汉语为理由，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妄图掩盖其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罪行。在审讯井杉延太郎和另外两个人时，关玉衡很快就得到了中村震太郎等人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　　傍晚，关玉衡召集部下军官召开紧急会议，一致决定，待取得中村震太郎的口供后，立即将这一行4人秘密处死。

在进行第二轮审讯时，中村震太郎气焰更加嚣张，死不认罪，反而破口大骂。关玉衡突然抽出指挥刀逼向中村震太郎，军官们也纷纷掏出手枪，推上了子弹。面对这种情况，中村震太郎只好交代了自己从事军事间谍活动的罪行。当晚，中村震太郎在供词上签字之际，突然一拳朝身边的一名军官打去。由于用力过大，中村震太郎腕上的“三道梁”牌手表脱手而飞。见中村震太郎还在进行垂死挣扎，官兵们蜂拥而上，将其打昏。
6月27日凌晨，行刑队把中村震太郎等4人押到察尔森后山沟里秘密处决，并且焚烧了尸体。　　6月27日一早，关玉衡带着警卫员赶到驻在洮南府的兴安屯垦区公署。他向代理督办高仁绂汇报了处理军事间谍的详细情况，并出示了重要罪证。当日，兴安屯垦区公署就把情况向正在北平的东北军副司令长官少帅作了汇报，少帅立即电令关玉衡“妥善灭迹，做好保密”。
手表泄密
遵照少帅将军的电令，关玉衡在部队中实施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不过，数月之后，还是因为中村震太郎的那块“三道梁 ”牌手表泄了密。原来，中村震太郎的“三道梁”牌手表被关玉衡的部下李德保趁乱捡走。　并被他拿到当铺当掉。
1931年8月，在齐齐哈尔的朝日旅馆中，利用艺妓身份做掩护的日本间谍植松菊子正利用美色，企图从铁路建筑工头王翼先嘴里探听出有关东北屯垦军的消息，这位没有多少文化又爱显摆的中国修路包工头，为显示自己见多识广，居然讲出了中村震太郎被枪决的事。就这样王翼先赢得了男人在女人面前的面子，但是他却卖掉了自己的国家。植松菊子很快将自己的情报上报给了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贤二明白，要证实中村震太郎真的已死，还要人证、物证才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在日本军部享有“可抵一个精锐的装甲师团”美誉的川岛芳子闪亮登场了。她要为土肥原贤二的出场打前站。

李德宝是个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的好色之徒，川岛芳子精美的打扮一番，就是为了投其所好，为了万无一失还随身携带了大量鸦片，从沈阳赶往齐齐哈尔。川岛芳子与李德宝的第一次见面就在这里——朝日旅馆，听说朝日旅馆新来了一个漂亮的朝鲜姑娘，还带来了便宜的鸦片，这个既吸毒又好色的李德宝一听把持不住了，撒丫子就往旅馆跑。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川岛芳子就轻车熟路了，李德宝哪是川岛芳子的对手呢？没有两句话，这位吸毒鬼就像说书先生一样，把关玉衡秘密处死中村震太郎的事一五一十的像话本一样都说了出来。明了，还奉上当票一张，为的就是只求一清芳泽和鸦片伺候。川岛芳子一看，正是 “三道梁”军用手表的当票。当票已拿到手，李德宝再无利用价值，他也永远地闭上了眼。
完成任务后的川岛芳子火速回到沈阳，土肥原贤二望着眼前的当票，喜出望外，他决定化装成卖货郎，亲自去洮南一趟，取回中村震太郎的手表，认定中村震太郎确实已被处死。
8月的沈阳城内，因中村震太郎失踪的事情而闹得沸沸扬扬，日本浪人到处滋事寻衅，土肥原贤二更借助媒体的力量，在《盛京时报》、《朝鲜日报》和《泰东时报》上报道中村震太郎失踪的消息，8月17日，日本陆军总部发表了一份所谓《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声明》，在这份声明中，日本第一次承认了中村震太郎已被少帅部队处死的消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土肥原贤二在没有找到中村震太郎尸骨的前提下，就言之凿凿认定中村震太郎已死，日本媒体不约而同隐讳了中村震太郎等4人的间谍罪行，土肥原贤二与日本媒体非常默契的直说结果不提起因，是因为他们都清楚一点，此刻日本国内日子并不好过，日本人必须、一定要抓住这次中村震太郎失踪事件，改变日本国内局面。
当时苏联正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很难在国外使用武力，美国正处理国内经济危机，英国也无力东顾，而中国东北军主力已入关，关外兵力空虚，老蒋忙于剿共，必然不敢出兵抵抗关东军，此时在日本人眼中正是占领满蒙的最佳时机。土肥原贤二的炒作奏效了，不明就里的东北侨民和日本国内百姓很快就被煽动起来，有人扬言要为中村震太郎报仇，要关玉衡杀人偿命，此刻的沈阳城就像一个炸药桶，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在如此紧要关头，少帅少帅却没在沈阳。与此同时，中方也在采取积极的办法，力争和平解决中村事件。少帅更是在8月先后派东北军谈判代表汤尔和等人去东京探听虚实，东北军谈判代表汤尔和回国后，随即与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进行了谈判，让少帅和关玉衡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谈判的过程当中，一场预谋已久的侵略爆发了。
于是，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和陆军参谋本部的森纠，一同会见了奉天省省长臧式毅，以那块手表为证据，宣称东北军屯垦三团士兵因图财害命而杀死了中村。日本内阁也就“中村事件”进行专门讨论，并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9月13日，少帅命东北宪兵司令陈兴亚率宪兵一团官兵20余人前往兴安屯垦区调查“中村事件”。与此同时，荣臻参谋长暗中派人将关玉衡秘密接到沈阳，安置在炮兵总监冯秉权私宅中保护起来。对外则公开声称：“已将关玉衡逮捕，听候处置。”　　事实上，日本早已在寻找武装侵华的借口，“中村事件”的发生正好为日本政府蓄意挑起事端找到了一个理由。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驻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中尉，以巡视北大营为名，率七八名部下，在东北军沈阳北大营南800米的柳条沟铁路轨上，点燃了预先安放在铁轨下的炸药，“隆”的一声巨响，一团火焰冲天而起，划破了夜空。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从此中国十四年的抗战开始了。

（据《内蒙古日报》）　　关玉衡小传　　关玉衡又名关瑞玑，1897年生于黑龙江省宁安县城南的满洲正黄旗。17岁时投笔从戎。
1929年，关玉衡任兴安屯垦区公署军务处长兼第三团上校团长。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关东军下令通缉关玉衡。他的父亲闻讯，如雷轰顶，3日不语而亡。翌年3月，日军将关玉衡的家产抄没，将其四弟关瑞符抓走，严刑拷打后钉死在南江沿的火磨楼上，二妹夫惨死狱中。面对家毁人亡的悲惨情景，他的老母亲整日老泪纵横，绝望中病倒了，不久便双目失明。
1936年初，关玉衡来到西安，被少帅委任为少将炮兵师长、东北军驻西北军联络参谋，兼横山县县长。
1939年，关玉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诬陷，被解除县长职务。后来，关玉衡为生活所迫，先后到新疆、北平、南京、桐陵等地做一些临时性的工作。
1953年，关玉衡回到家乡。不久，关玉衡被选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宁安县政协委员，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他为“爱国军官”、“爱国民主人士”。1965年，关玉衡病逝，享年68岁。
1931年9月20日，关玉衡化妆成绅士，躲过日本人的搜捕，逃出沈阳，此后关玉衡一直在东北领导义勇军抗战，征战关东十四年。1931年6月，中村震太郎奉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建川美次之命，随着日本士官井杉延太郎及一名蒙古向导、俄国翻译一行四位前往中国东北兴安地区，中村震太郎此行目的非一般的间谍行动，它关乎着日本帝国一个狂妄的计划。

第一卷 4、关玉衡团长讲述中村事件始末（1）
作者：关玉衡（当时系东北兴安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第三团团长）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曾蓄意制造了万宝山事件(注1） 和中村事件，企图侵占东北三省并进而吞并整个中国。我是中村事件的亲历者，现将其始末概述如下。
一 社会背景与中村大尉出现
一九二八年前后，东北兴安岭科尔沁各旗一带土匪活动甚为猖撅。其时我任东北炮兵军参谋处长，曾会同军法处长王璞山在永平防地上书给饱兵军军长邹作华，建议将编余的泡兵电垦殖边。旋经少帅批准，并予屯垦军经费四百万元。当以三十万元购买蒙旗荒地，地点选在索伦山之阳，北界索岳尔济山的分水岭，沿眺尔河南至白城子，总长四百五十华里，东西夹交流河、绰尔河之间，宽约三百余里，在交、眺、绰三条河的河谷之间。草木畅茂，沃野千里，划为兴安屯垦区。
一九三一年，我任东北兴安屯垦公署军务处长兼第三团团长，率第三团驻佘公府。这年二月某日（日子记不清）。据第一团一营营长迟广胜的电话报称：有便衣乘马的外国人三名及俄国人一名，在绰尔河东岸盘桓，旋向札资特公爷府方向驰去。复有本区顾问寿玉庭发来的情报内称，札旗巴公秘密召集各旗王公会议，当将这个消息报告给兴安屯垦公署备查。又据哈尔滨特警处通报：' ‘有日人要求发给护照进入贵区，本处未批准。”（这段通报是以后我向特警处王瑞华处长联系，他复我的。）
当时兴安屯垦区成立伊始，东北长官公署曾照会驻沈阳的各国领事馆说：“兴安区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深林密，惟恐保护不周，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各国领事用即复照认可，惟日本总领事默无一盲。
日总领事默无一言，不外以下原因：
（一）蒙古王公对兴安屯垦不明真相，初期多方反对．并依靠日本庇护，多不愿出售荒地，留待日本“拓殖”。经邹作华派我任交际处长赊说蒙古王公后，多数愿将其荒地出售，惟有图什吐旗蒙王叶喜海顺，几经劝说，终无成效。叶喜海顺原系前清肃亲王之婿，保皇思想浓厚，早与日寇勾结，图谋不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投敌，曾充伪满洲国兴安省北分省省长）。（二）由于北宁铁路联运开始，建筑洗索铁路在即，创建火犁机耕农场于王爷庙（现在乌兰浩特），设飞机场于七道岭子等措施，均为日本所忌，以为有碍其“嘴蒙拓殖政策”的侵略．
（三）因尔北修筑桃昂、齐克铁路，且又以打通（打虎山至通辽）铁路的联运和葫芦岛的开港，’旧本也认为影响了其南满铁路和大连港的经营。（4 ）日本在其拓殖政策”上加紧控制蒙古王公，豢养土匪，骚扰滋事，并煽惑大汉奸眺辽镇守使张海鹏反对屯垦。
一九三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新编骑兵第六连连长宫品一报称，该连新招募骑兵编练完毕，我遂前往校阅。二十五日晚，团部中尉副官赵衡来报告说，三连连长宁文龙查获日本间谍四各，地点在四方台附近，董副团长请我回团部处理。我据报后连夜返问团部，凌晨方达。少校团附董平舆当即向我报告，捕获之间谍为日本人二名、俄国人一名和蒙古人一名，并呈上所搜获日本间谍中村震太郎的文件等多种，经详加检阅，计有：（一）日文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一张。（二）中文同比例之军用地图‘前奉天测量局出版）一张。（中、日两种军用地图都经用铅笔勾改，显然是经现地印证后校对过的）。（三）晒蓝纸俄文地图一张；（四）透明纸作业一张。（五）眺索铁路路线图一张，附立体桥梁桃洞断面图一张（一部分，系自测自绘）。（六）草图一张（系自测自绘）。（七）笔记本两本：一本记载其个人私事，其头篇记载昭和六年一月，日本帝国参谋省派遣他作情报科情报员― 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赴满洲兴安区一带活动和在东京释送行的情况，一本记载他所经过地点，如挑南府、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免度河和扎免采木公司。（八）报告书两封，主要报告他所遇到的人事，如挑南府满铁办事处负责人（忘记姓名，系张海鹏的代言人）和在巴公府的会谈记录等。（九）表册三分：一册是调查兴安区屯垦军的兵力，枪炮种类、口径，官兵数量，将校姓名，驻屯地点，营房景况、容量、坚固程度，车辆马匹粮食轴重，一册是调查蒙旗、县的人口，物产及畜群之多寡，森林矿藏之有无，蒙、汉军民之情况，另一册是调查地方风土情况，如土壤、水源、气候、雨量、风向等项。（十）所携带之物品。洋马二匹，蒙古马一匹（鞍装俱全），三八式马枪、南部式手枪各一枝，望远镜一架，测板标杆标锁一套，图板一块，方、圆框罗盘针各一件，寒暑温度计一具。天幕一架，防雨具一套，皮衣、罐头食品等数件。

二 证据确凿，构成间谍罪行


我将上列文件译成中文后，证实中村震太郎确系“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身份，即对他进行审讯。中村系中等身材，面方l 苗多表须，身着深灰色棉裤、棉袄，外罩俄式皮制夹克，头戴三耳火车头式革制皮帽，上套风镜一副，脚穿短筒皮靴。在审讯中，中村的态度傲慢自大，自称是’‘大日本帝国陆军大佐”，蛮横暴躁，以不会中国话企图推卸间谍罪责。嗣乃用日语审讯，中村从其衣袋中掏出名片一张，上写‘日本帝国东京黎明学会会员中村震太郎”。从他的神气上也可以看出他是日本军人的样子，但他依然供认是’‘退役”的陆军大佐。另一日人叫井杉延太郎一他说：' ‘我们都是军人，中村是陆军大佐，我是曹长（上士班反），现已退役，在扎免采木公司工作。中村指派我作案内（助手）。这些地图都是由中村自己掌握，我不管。’问他晒蓝纸俄文地图是从哪里来的？井杉答：“我不知道，中村不认识俄国字，用时就叫俄国人看。俄国人不会说中国话，只会日本话。”再对中村讯问，他什么也不说。
从以上所获种种文件和井杉口供，中村确是“日本帝国参谋省情报科情报员”，被派遣来兴安区作谍报工作无疑。因此对中村不再继续讯问。
我思索中村一路所接洽过的人物，都是反对兴安区的汉好和南满办事处的“拓殖”者。他们勾结张海鹏与扎旗巴公爷阻挠开垦，而且济匪养匪企图颠覆兴安区。中村此来，显与这些人有直接关系，纪录上又把他们的这些计划都摘录下来。据营长迟广胜从索伦山发来的报告和寿玉庭的情报来看，中村曾在巴公府开会。我觉得胸有成竹，即作出如一下的判断：（一）一肯定中村是间谍，因为他的笔记本载明是参谋省派出；（二）他到眺南又增加新的任务，肯定他是破坏间谍，参一与’‘拓殖”工作，（三）参与蒙古王公召开的会议，即将采取颠覆破坏的行动。

第一卷 5、关玉衡团长讲述中村事件始末（2）

三、处决中村
中村配备的俄国人有什么作用？蒙古人又有什么作用？井杉供称：雇用俄国人是给他看地图和问路。那个蒙古人，经我派团部蒙古籍军士了解的情况，确是巴公爷派来的联络员。这样，我又想到中村的任务可能分为两项：即日水参谋省要他马上提供有关蒙古人侵方案的报告；满铁拓殖会社要他提供联络的计划。
既然如此，对中村大尉如何发落？间谍文件和证物又如何处置？我心目中打下了初步腹案，认为弱国的外交总是不利的，一经揭开这个案件，日本是非索回不可的。现在正处于剿匪之际，权柄在手，既要处理这个间谍案件，莫如召开官佐会议，集思广益地征询意见，然后再作决定。
在华灯初上时，各官佐齐集于团部大军帐内（第二营营长与第三营营长正外出未参加），由我提出破获日本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间谍一案应如何处理，并说明，从己缴获的文件和军用地图等证物、证件加以综合分析，肯定他是破坏间谍，大家对这个案情有什么见解兮请各发表己见。首先发表意见的是第一营营长陆鸿勋和副团长董平舆，二人均认为秘密处死刑为对，因为本区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不保护外国人来垦区游历在案；有的说弱国无外交，一经暴露，一定是会被日本政府要回去，更会再派间谍来破坏，也有的说放他走出去，在路上杀掉．更有的说在剿匪职权上也应该行使紧急处置权。我提出的主张是明正其罪行，公开处置。在官佐会议结束之后，再进行审讯。但他们说这是徒找麻烦。于是我再提出第二步办法，讯取他的口供。在官佐会议结束之后，即再进行审讯。在审讯时，中村不仅蛮横如故，更加变本加厉地耍野蛮，与官兵格斗起来，激起士兵怒火。我本来不主张刑讯的，在此情况下，迫不得已才大声喊：“捆倒了打。”不料中村大尉竟拿出日本法西斯武士道的本领与官兵格斗起来。此时，我遂抽出战刀要手刃强寇。日本人最怕杀头，中村见我抽出战刀，他的气焰方始少煞。经讯间后，在令其在笔录上划押时，他又借机撕打，致惹起官兵的愤怒。官兵拳打脚踢并用枪把子打在中村的头上，将其打晕倒卧在地。陆鸿勋营长说，象这样只有采取秘密处死的办法了。于是我下令说：“第三连连长宁文龙、第四连连长王秉义，把中村大尉等四名间谍犯，一并枪决。”为严守保密计，派团部中尉副官赵衡为监斩官，押赴后山僻静处所执行，连同行李、马匹，重要文件呈报外，一律焚毁灭迹。在执行时已午夜十二时三十分钟。天亮时我携带所缴获的间谍证件和证物等驰赴兴安屯垦区公署，向代理督办高仁级（督办邹作华行将出国考察垦政，故由兴安区总办高仁线暂代）报告处理中村大尉的结果。同时，我在兴安区防地拟就快邮代电连同其间谍文件、证物委托苑崇谷（苑在坐，他因新授团长职衔去北平晋渴少帅）至北平呈报少帅副司令长官。适张在协和医院养病，乃交副官长汤国祯转呈。

四、折冲外交，去沈等候对质
兴安屯垦区第三团秘密处决日本间谍中村大尉等是五月二十五日午夜十二时三十分钟左右的事，而日本驻沈阳领事林九治郎直到八月初旬才向东北长官公署荣臻参谋长（少帅适在北平养病期内，由荣代理副司令长官职务）提出抗议。在其初次提出抗议时带有讯问性质．是试探性的。但在确悉我方对此未作外交准备时，才一步进逼一步。八月十二日辽宁省政府和东北长官公署用“文电”向屯垦公署询问：“是否有中村震太郎其人到区游历？ ”屯垦公署答复“并无其人”。同时电我注意。而此时的《盛京时报》 、《朝鲜日报》 和《泰东日报》 （都是日本设在东北的机关报纸）上纷纷报道“中村震太郎入蒙游历失踪”。
同时日本在交涉上一天紧迫一天，最后就公开地揭开说：“闻中村震太郎入蒙地携带的鸦片和海洛英，为兴安区土匪杀害。”日本在华的报纸，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的机关报，是专门挑拨是非、颠倒黑白、造谣中伤的报刊。沈阳《盛京时报》等捏造“中村震太郎入蒙地携带的鸦片和海洛英为兴安区土匪杀害’等情，纯系淆惑世人听闻，企图推卸其间谍活动的责任。适于此时（大约是在七月末或八月初）我奉到北平少帅副司令电报指示：“妥善灭迹，作好保密。”故此，我采取“以静制动”的办法对待，同时向少帅请求退还中村间谍证件和证物，以利于与日领林九治郎交涉，并向荣臻说明出事后未向他报告的错误，致陷他于不悉底蕴的境地。
因此，荣心存芥蒂，实际错误是在我身上，我应该分报沈阳和北平。以致日领事林九治郎向荣询问时，荣以不明真相含混其辞。于是林九治郎更加强硬地说：“谁杀害的，由谁偿命！”日本在东北的报纸于是大噪，每天报道中村震太郎为兴安区胡匪队伍杀害，旋又公然指名第三团团长关玉衡的士兵之所为，甚至在日本报纸上报道：“第三团官兵为抢劫鸦片、海洛英而害人越货，必须把关玉衡枪决抵偿，并着该区赔偿一切损失。”为此，兴安区当局对日本的诬蔑不得不予以驳斥：“查本区自成立伊始，东北长官公署即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在案，谢绝到兴安区参观游历，因保护难周，不发护照，凡私自入于该区而有意外发生时，’该区概不负责。”虽然有了这样的声明和驳斥，但仍不能抑制日本在外交上的压迫。不仅日本浪人在沈阳滋事寻衅，而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到处煽风点火，公然要求亲自到兴安区勘察。长官公署劝其切莫前往，并谓这样作法是给关玉衡以极大地压力，致酿成事件不好收拾。而土肥原执意非亲至该区搜查不可。
在制止不住的情况下，姑且允许土肥原只身前往，长官公署并派铁参谋（忘其名字）伴同前往和加以保护。在土肥原动身前，故作危言耸听地说他，带关东军步兵一团到兴安派用威力搜索。这虽然是土肥原的故作吹嘘之言，但本区不得不予以防范。因此，本团与第一、二两团在农隙操练之际，调齐队伍，严阵以待。造至土肥原到达白城子车站甫下车就被检查和验照后始予放行。为此，他才感到有些不对头，所以在其抵达屯垦公署时竟要求派兵随行保护时，又遭到高仁级总办的“本区尚无此例”的拒绝后，只得与铁参谋向葛根庙出发。在途中备受沿途的检查和盘间，他看到部署森严，料想至佘公府是要受到很多困难。土肥原之所以要到佘公府的目的，不外乎收买蒙古人为他寻找中村大尉的尸骨。结果，蒙古人无敢应者，故此对铁参谋说：“关玉衡鲁莽得很，回去吧！" 这段情报是当时挑索路养跻段职员何荣昌报告的。此人现在河南平山任矿务局工程师）。
土肥原在回到沈阳后大肆宣传说：“兴安区部队要哗变，一切准备妥当，只待发动。”而日领事林九治郎则在外交上更加施加压力，不是迫使东北当局把关玉衡逮捕至沈阳为中村震太郎偿命，就是以“暂停谈判准备行动”作要狭。
前已略述，我将中村大尉处决后向高仁级代理督办报告时，曾托苑崇谷把中村间谍活动的证件等转呈北平少帅副司令。在中村事件外交案发生后，我又奉到张司令的“灭迹保密”的电令指示。因此，我是有恃而无恐的。但荣臻参谋长在未获有中村大尉间谍活动罪证时，一时急切无以应付的情况下，又怕兴安区部队果真哗变，造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形势。因此，除与我函电商议外，并于九月十日前，又派前东北炮兵旅旅长王致巾以私人资格来兴安区与我商讨。他说：“玉衡！千万不可把事态扩大（指哗变）。老荣说：‘能拿出证据再好没有，如果拿不出来，先放你走，说在事前出国游历去了，可把你送到满洲里，你顺便就入苏联了，只要保持兵不哗变，日本人就无所借口。”我听了这番话就知道荣参谋长不信任我。我说有证据确在北平行营，我立即将少帅给我的电报拿给他看（王致中据此用“兴密”给荣电说明张副司令电的大意）。他看后说：”这倒占得住理了！你有这样把握，何不出而折冲外交呢？咱们都是老同事，我还能给你窟窿桥走吗？荣参谋长绝对保证你的安全，我可以代表他签字给你。”
此时我的妻子在侧说：“走苏联是上策，到沈阳折冲外交，日本人是不讲理的，乃属中策。可是哗变全军皆带家属，谈何容易！乃是下策。”我说：“我取中策，我所办的案子件件有据，宗宗有理。只要将原始证件全部调来，我就去沈，如果蛮不讲理，我相信我团官兵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以给荣参谋长打电报，赶紧向张副司令长官调取中村震太郎间谍活动证件，我一定到沈阳对质就是了。”
此时，林九治郎在沈阳对荣参谋长一天三次抗议，说：“你不叫日本出兵，你自己出兵解决！”荣迫不得已，就派宪兵司令陈兴亚率宪兵一团，大张旗鼓地赴兴安区去拿办。殊不知我和王致中早已悄然到沈阳新站（西边门）由炮兵总监冯秉权用汽车把我接到小东关小津桥冯的私邸暂居，并在冯处见到北平派刘多荃统带送来给荣参谋长的中村间谍活动证件，并嘱我也过过目。盖此时沈阳南满择、商埠地的日本人和汉奸闹得乌烟瘴气，谣言纷纷地传说：“已经把某人押解进城，投于某监狱中。”从而也引起日本新闻记者携带照相机，到处查寻给我照像。而日本守备队也一天儿次到监狱去闹。冯总监对我说：“荣为保护你的安全，才把你接来敝寓，城内尚平静无事，小津桥这带更为安全，请你放心吧！”当晚冯并设宴为我和王致中洗尘，且有荣参谋长在座。在宴会上，我即席向荣说明前次越级把中村大尉等间谍活动的证件和证物托人直接报呈北平张副司令的错误作法，当面解释并致歉意。同时，刘多荃也在座。刘是北平张副司令长官特派其亲身来送中村间谍活动证件者。此外，还有宪兵副司令李香甫亦在座，都是熟人。席间，谈及陈兴亚司令大张旗鼓地作法，是作给日本人看的，陈司令率队走了数天，现在才行军到马三家子。继而又研究我的住处问题说，在李副司令家里最好，原因是前面有利达公司，且挂米字旗为掩护，日本浪人不敢去捣乱，而且外人没有知晓是李的住宅。席散后我即乘汽车来李宅，这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六日的事。

第一卷 6、关玉衡团长讲述中村事件始末（3）

五、日领事理屈辞穷，提出无理要求
九月十七日晨，李香甫对我说：“到帅府看看什么时候谈判，你是否也列席？”李说毕就匆匆走出。迫至傍午，香甫回家对我说：“尚在高压阶段，证物现尚未提出，是怕日领林九治郎用暴力，必先经辩论驳倒他后才能拿出来。”晚间香甫回来，我再询问淡判消息时，他说：“竟日在外布置监查警戒，未去帅府，内情不详。”次日，长官公署赵法官来访，我以为是交涉失败了是来传我到案的。坐下后他说：“事情较前缓和多了，但尚未结束。原来是想叫你对面对质的，及至提起你来，林九治郎势甚凶狠。我们深怕出事，就改口说，已看押在监，将你的书面抗议拿给他看，而林九治郎仍不服，所以才将中村的文件和证物一部分交给他看时，他的态度才大变，似有转环的余地，然后再将全部材料都交给他看了。而在此时荣参谋长的态度和谈锋也有力了，林九治郎的气焰一落千丈，他说：“事关军部，我得回去请训。”至夜晚林九治郎返回重行谈判时，提出以下四项条件：
( 1 ）道歉；
( 2 ）处罚责任者；
( 3 ）赔偿一切损失；
( 4 ）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
日领事林九治郎所提出四项条件都在每条内附有一个解释，如，
第一条，必须由兴安区首长行之。
第二条，按中国法律自行处罚。
第三条，除行李马匹作价赔偿外，须按日本陆军抚恤条例，中村大尉按阵亡抚恤之。
第四条，洮索铁路之建设，可购买满铁剩余材料，并准许日本人在兴安土地从事开垦耕种。
荣参谋长阅毕林九治郎所提出的四项条款后称：“我也得请训，等候张副司令批示再行换文。”双方谈判至此遂告中止。
……
此次来沈阳，我是身着便衣来的，为了行动方便，也叫随从李贵臣换上便装。儿天来听说外面情况紧，并叫他到街上探听消息。据他回报说：街上行人个个自危，商店、钱庄多未开门，物价上涨，日本兵砸监狱，汉奸亲日派在街道上横行霸道，尤其见了我们的士兵故意寻衅滋事。这日虽然有日兵、浪人和汉奸等滋事生非，但还未发生较大的事故。香甫和我正在闲谈中，宪兵来向香甫报告说，北大营西卡子门外守兵与日本兵发生冲突，已经开枪。又据北市场的宪兵报告，日本守备队百余名向北大营方向出动，时间是夜晚十时三十分钟，戏院等娱乐场所均行停演。此时，日本守备队和日商（日本在乡的军人）约五百多名已冲进北市场。马路湾警察派出所又来电话报告称，日本兵已向被包困者（我商民等）开枪射击，我们正在还击抵抗中，也是十时三十分钟左右，两路日寇是在同时行动的。复据报：自南来的列车，满载日军到站，未停直向北驶去。我军第七旅云：某团己在北大营还击。至十一时后，又据报第七旅之一团由北大营撤走，向山城子地方转移，是为了避免与日寇冲突不叫开枪，李香甫说是北平来电话不叫抵抗，同时命第七旅撒退的。

此时，日寇正沿商埠地分两路向城关进犯，李香甫去帅府回来称：北平来电话不要再抵抗，已将肇事情况向国联公布云云。当夜十二点左右敌寇的火力骤增，已迫近商埠南市场。十二点以后，有炮声甚巨，讯悉是讲武堂学生出动千余名出击，至下夜二时左右炮声寂然。据说是帅府有令不叫抵抗才停止的。日寇攻城的兵力约五六百人，而在乡军人和便衣持枪者也不过五百人，就攻陷了南、北市场，因为这些地方没有正式军队。只有宪兵一营多人，警察的战斗力极为薄弱。拂晓前日寇趁机节节进逼，枪声彻夜不停，在日寇爬城时炮火更为激烈，及其冲入城内时首先包围帅府，将残余的卫队团捆绑用卡车载走。约于下夜二时左右，李香甫化装到荣宅（荣臻的寓所）时早已无人，又到二纬路意大利领事馆探询荣的消息和下落，而门役推托不知，便又想到荣宅靠近日本领事馆，可能他走不出去的。这时我便问李香甫怎么办？他说：“咱们俩共命运吧。我招待你是私情，原来在你来沈折冲外交时，同时负有监视你的任务，那时不好明言，现在四项外交条件提出后就松多了。现在咱们俩既在一起，我还能不顾全你？只好共同想办法吧！今天可不能闯关，看看情况再说。”李香甫在与我说这番话时，就又另行化装了一番，好似城市士绅的打扮。李贵臣正在这时外出哨探回报说：“门关把守的很紧走不得，街上汉奸们臂上缠‘自卫者’，大西门墙上贴有‘布告’，有鬼子兵十多名把守，悬挂了几个人头。我没有停留，布告上说些什么也没有去看，只看下款仍用中华民国年月日，署名是‘治安维持委员会委员李毅。今天外边太乱，不能走，明天再说！ ”

六 不抵抗主义招来侵略战祸

九月二十日，在晨光曦微中，我和李香甫离开了这座已被日寇侵陷的沈阳城。在途中，听说皇姑屯尚通火车开往关内去。因此，就奔向皇姑屯车站去，售票处人群非常拥挤，据在车站听到的消息，满铁兵车已是昼夜不停地向北开驶。我对李香甫说眼看事态扩大了。但是皇姑屯车站上尚无日寇踪迹，老百姓搭车去关内者甚多，我们也登上开往关内的火车。在车上听到旅客们谈论“九一八”夜的消息，他们说先是日寇叫亲日派、汉奸们宣传中国兵如何不讲理，无端地把文官屯柳条沟的铁道破坏，有的说是北大营兵千的，有的说是西卡子门开火不久第七旅就撤退了，也有的说沈阳没有兵，可是挑辽、安东两镇守使还没有兵吗？因为张海鹏，于芷山两个镇守使都投降日寇了。
列车在驶抵打虎山车站时，我对李香甫说：“我要换车回兴安区去，你到北平给我代呈一封信给张副司令。”这时，我和李同下车到了一家小旅馆，这时打虎山还未被日寇占领。李香甫在探询中所得眺辽一带退军的消息很多，据报：日本多门第二师团在郑家屯以北、开通一带击溃该地驻军，向黑龙江省地区进犯；又讯：日寇广 獭第八师团自旅顺登陆，现已到达沈阳，并准备向吉林扁长春方面前进，后续尚有大量部队。这样肴来，一凡此都是由于沈旧当局那天晚上不抵杭所致，假如那天晚上予以抗击，就有很大可能以地方事件解决，不致扩大。在我写完呈张副司令的信后，又给宁安老家拍了一份电报，告诉我父亲我已脱险，但对于兴安区的消息是不明真粗的，同时我的眷属还在彼处。正在车站上徘徊时，忽然遇列骑兵第二旅旅长张树森。据他谈，他的骑兵被敌机轰炸溃故，又经日酋多门师团的扫荡已收容不起来了。他又说兴安区在九月十八日向黑龙江省退却，全部归马占山指挥，集中在嫩江桥构筑防御工事，屯垦军的家属大部分向哈尔滨输送。此时打虎山车站上突然挂出不售通辽、辽源的客票，我只得仍赴北平。在去北平的客车上，也听到现时北平同样很纷纭，人民纷纷责难政府对日寇采取的不抵抗主．义而放弃沈阳的屈辱政策，引起学生列队到政府请愿，示威游行等等。抵平后访知荣臻参某长在中央饭店寓居，极守秘密。我于二十三口晚在电话中和荣联系后，于次日早去该饭店渴见荣参谋长，在寒暄后，我便对荣说张副司令生我的气吧？荣说：”没有什么！”同时并将我在打虎山车站准备回团部的事说了之后，荣说：' ‘你的队伍归赵振武带领了，己经向黑龙江集中，马占山为总指挥，在嫩江桥堵截日寇北犯，当面的敌人是日酋多门第二师团。昨天的情况不明，你先回利通饭店等候，听我的电话再约你去见张副司令。”
七 面陈经过，慰勉留用

九月二十四日晚八时许，接到荣参谋长电话命我即到中央饭店。及至汽车抵中央饭店门前时，荣亦与同车至顺承王府官邸，晋见张副司令。张笑容可掬地对我说：“你还跑出来了！”我答：“全仗荣参谋长的掩护。”在座的除荣参谋长外，还有副官长何立中和汤国祯等亦在座，在我正要向张副司令面陈事件经过时。张副司令说：“不谈了。”我说：“对不起您，误了大事！”他说：“六十多条外交案件，你这是个小案件，没有什么。”接着又问：“你有钱用吗？”问毕，就写了张条子交给何副官长后，又说：“江桥完了，你回不去了。”又对何立中说：“给予关玉衡参议名义，月支二百元。”至此，我即行礼辞出。
次日晨饭毕我即到行营见何立中副官长，他说；“咋晚的条子是批给你五百元钱，一切都给你办好了。你不要住东城。”晚间，我即移寓在西单花园饭店内。
【附录】关玉衡的命运
1931年9月24日，关玉衡同东北宪兵副司令李香甫化装成绅士躲过日军的盘查、搜捕，徒步走到皇姑屯火车站乘火车赶到北平（今北京）。少帅在顺成王府官邸接见关玉衡，委任关玉衡为帅府参议，月支200元，并移居西单花园饭店内。
1932年初春，关玉衡来到北平香山慈幼院，拜见院长熊希龄，把长子关松军（8岁）、次子关松亭（4岁）、小儿子关松森（2岁）托付给熊希龄院长。随后，从北平到上海任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委员，负责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后援工作。同年6月，改名郭尔佳，到内蒙古哲理木盟开鲁县建立辽北蒙边抗日义勇军，任右路军指挥。指挥部队夜袭通辽、辽源，重创日军，震惊敌伪。
何应钦与日军签订《何梅协定》后，老蒋下令解散东北义勇军。关玉衡回到北平。
1936年元旦过后，关玉衡从北平到西安晋见少帅，少帅拍拍他的肩膀风趣地说：“你的头还长在肩上，为你干一杯吧！”
随后，少帅下令委任关玉衡为东北军少将炮兵师长兼任（陕西省）横山县县长。
1936年12月12日，少帅、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关玉衡甚为兴奋，胸中又燃起抗日之火。他满怀爱国热情，组建了横山抗日后援会，亲任会长。横山县后援会实际上是中共衡山地下县委，县委张书记任后援会副会长。关玉衡暗中向吕正操部送过马匹和枪支，与榆林地区八路军办事处达成修建横山至榆林公路的协议。国民党下令让他搜查共产党重要负责人的家，他只走了走过场上报：“没有可疑之处。”他还积极训练县保安队、民团、准备抗日武装。
1939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关玉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诬陷，被解除县长职务。不久，地下党派人将他接到绥德三五九旅，看到了在警备剧团工作的大儿子关松军。父子重逢，悲喜交集。17岁的关松军对他说，是为打日本参加八路军的。他高兴极了：“好，这才像我的小子，好好干！”
1949年冬，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关玉衡从南京回到阔别17年的哈尔滨与家人团聚。1953年，回到家乡宁安。在党的关怀下，他被选为黑龙江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宁安县政协委员，还参加黑龙江省少数民族代表团到北京参观访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合影留念。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他为“爱国军官”“爱国民主人士”。
1965年，关玉衡病逝，享年68岁。

第一卷 7、日本间谍妓女获知中村被杀的情报
1930年春天，日本驻华公使馆陆军武官建川美次，先后派遣了军事侦察员佐久间、森赴和长通3个大尉到“满洲”作了大量的实地调查。为安排好进军时亲日蒙古王公的策应活动，彻底弄清“满蒙心腹地带”——兴安地区情况，又派了中村震太郎大尉去做最后一次勘测，作为进军的前奏。
中村震太郎大尉，1897年出生，陆军大学毕业后，曾在贝加尔地区充当军事间谍，后来一直在中国担任侦察员。
中村震太郎于1931年5月10日自东京出发，3天后到达中国福顺，见到了前来接应的关东军军事间谍片仓衷大尉。5月19日，片仓衷陪同中村震太郎到达沈阳，于指定地点见到了前来接应的蒙古族向导留存宝。同月下旬，中村、片仓衷和留存宝一行3人到达驻哈尔滨的日本特务机关——百武机关。臭名昭著的百武机关大特务甘粕正彦早已按照密电，为中村备好所需经费、器材和中、日、俄文各一份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另外，还为他配备了一名俄国向导米罗阔夫。
由于中村震太郎嗜赌成性，而米罗阔夫也总想发财，在哈尔滨逗留期间，两人一拍即合，合伙来到哈尔滨南岗轮盘赌场，一赌就是两昼夜!最后一天，中村震太郎输红了眼，将手腕上的手表也押了上去。这只由日本厂家生产的手表将全部机件都固定在三条金属构件上，人们称之为“三道梁手表”，在市场上还不多见，只是提供给日本军官使用。随行的片仓衷一见中村将表押上，立即加以制止，将自己的筹码让了过去，但手表的样子却深印在其脑中了。
1931年6月1日，中村真太郎一行到达齐齐哈尔朝日旅馆(日本间谍机关所在地)，被告知由井杉延充当中村执行任务的日籍向导。5天后，中村震太郎携白俄翻译米罗阔夫、蒙古族联络官留存宝，骑3匹蒙古马，带足干粮、器材、毒品，自齐齐哈尔市出发，经昂昂溪，西行到达洮南府。约好的片仓衷在那里接应，完成任务。
植松菊子，日本妓女，也是日本特务机关住齐齐哈尔支部的一名间谍。6月22日洮南日本领事馆受到中村自海拉尔发给植松菊子一份电报，称“预计7月3日可到洮南”。片仓衷当即去接应，但直到7月20日仍不见中村一行的踪影。按事先约定，片仓衷知道出了事情，立刻向哈尔滨百武机关报告。百武机关通知各部和各组织特务，密切注意洮南方向。
7月25日植松菊子根据通知，有意纠缠正在余公府一带修筑铁路、当时来齐齐哈尔出差的工头王翼先过夜，用各种甜言蜜语套话。终于，王翼先这个民族败类把中国军事禁区内的“新闻”原原本本的端了出来。他说：军事禁区内出现了“国际间谍组”，有日本人、俄国人，还有蒙古人，为首的日本人是个大官，被中国屯垦军捉住杀了头，焚尸灭迹，现禁区不准入内……同时他还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那个日本大官有只“三道梁手表”，非常好，现被他的朋友李德宝典在洮南大兴当铺里。
植松菊子将这些情况迅速电告百武机关。百武机关复电通令保密，有片仓衷领导调查核实。片仓衷知道，要就此事向中国当局交涉，光凭“听说”不行，还必须拿到认证或物证，因此，便到洮南大兴当铺去查中村的手表。在那里，得知确有这只手表，典注是屯垦三团的李德保，但要看表必须有契票，否则别想!片仓衷将情况报告给日本驻“满洲”间谍总头目土肥原贤二。土肥原大喜过望，下决心一定要将手表弄到手，因年前军部正在策划军事占领“满洲”，苦于无借口，责成他“便宜行事”。他正在发愁无从下手，现在有了这个好机会岂不是天助神佑?可怎样才能将手表弄到手呢?想来想去，他还是想到了自己的得力干将川岛芳子——金璧辉。
8月9日星期天，王翼先和李德保婴齐齐哈尔朝日旅馆老板铃木县太郎(日本驻齐齐哈尔特务机关头子)的邀请，到日本妓院去“度假”。饮酒中，铃木妻子告知从南满来了一名朝鲜籍妓女，带有大量的“白货”(海洛因)，与贱价出售。李德保动了心，去到后屋见了这名妓女，想要全部买下，但苦于带钱不足，此时，王翼先已溜走。那妓女说，有什么押的也可以，李德保想了想便拿出一张“三道梁手表”的契票。那妓女将契票拿到手后立即变脸，原来，她便是川岛芳子金璧辉。李德保这个民族败类是个软骨头，见到铃木夫妻手持手枪、匕首，凶相毕露，便躬下身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1931年6月26日晨，中村军事侦察组4人来到王爷庙西北20公里的余公府。屯垦三团一营营长陆鸿勋看到这几个人鬼鬼祟祟，极为可疑，便将其扣留。经检查，发现他们携带武器弹药、测绘仪器、军用地图和大量的调查笔记。调查日志上，不但记载了这伙人经过的路线、每日的进度、军事禁区的详细情况，还记有在巴公府与蒙古各王爷秘密会谈、准备起事的纪要。这是一伙日本陆军的军事间谍无疑!
当天，团长关玉衡在外校阅，闻讯后赶回。次日审讯时，中村震太郎态度蛮横，东扯西拉，破洞百出，坚决不认罪。1931年6月27 日晚，关玉衡召开连以上官长会议，研究处置办法。会上，大家都认为放了他们会暴露兴安地区军事机密，而且会带来蒙古王爷起事的现实威胁，于国于民都不利。但通过外交途径，根据以往多次交涉看来，“弱国无外交”，日本陆军不但不会认错，反而会用治外法权要回他们，找出各种理由倒打一耙，徒惹麻烦!大家建议，按照国际惯例，各国军事禁区首长可以在紧急情况下直接处死军事间谍。但是，关玉衡认为，中村一行罪证确凿，应予公开处罪，以明正罪行。为争取他们认罪，乃再次审讯。此时中村更加嚣张，企图去夺卫兵枪支，遂被击昏。于是，关玉衡命令三连连长宁文龙、四连连长王秉羲将日本军事间谍4人处决，押赴后山僻静处执行，派团部中尉副官赵衡为监斩官。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直接处置外国军事间谍，说来可怜，宛若做贼!
中村震太郎在夺取卫兵武器时，在场军人七手八脚将他打翻在地，格斗中，中村手表被打飞，落在门后。适值团部团务长李德保进门送夜宵，瞥见后不声不响拾去，无人注意。后来，他去洮南府嫖妓，将它押于大兴当铺内……
川岛芳子拿到契票，即去洮南府兑回了中村震太郎的手表，交与土肥原贤二。土肥原如获至宝，于是启程回东瀛，向已改任第一部(作战部)的建川美次当面汇报。
“证据”到手，日本陆军省便在1931年8月17日发表了所谓的《关于中村大尉一行遇难的声明》，歪曲事实说“帝国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在满洲被少帅部队割鼻挖耳，切断四肢，悲惨遇害。这是帝国陆军和全体日本人的奇耻大辱”，宣称东北军屯垦三团“图财害命，证据确凿”。他们已此为契机，煽动复仇，叫嚷发动侵华战争。8月20日日本陆军南次郎召开师团长会议，磨刀霍霍，讨论如何贯彻建川美次炮制的《1931年度形势判断》。9月16日建川美次又亲自到沈阳活动。由此，各特务组织同时活动，战争机器全部运转。两天后，即1931年9月18日，日军炮轰沈阳北大营，终于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

第一卷 8．“九一八事变”爆发（1）
“九·一八事变”的具体侵略计划，在1931年5月已由石原莞尔中佐和板垣征四郎大佐订出。关于在沈阳制造侵略借口，爆炸城北柳条湖边铁路，由沈阳特务机关的花谷正少佐负责；进攻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的军事行动计划，由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中佐负责；关于在吉林市、哈尔滨挑起事端，造成日本占领的借口，由吉林市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中佐和日本浪人、原宪兵大尉的甘粕正彦负责。整个侵略计划的特点是：要求行动迅速，必须在一夜之间，造成占领沈阳、长春的既成事实，以防本国政府的干扰和外国的干涉。
花谷正爆炸铁路的计划是：由当时任少帅将军的日本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中佐的助手今井新太郎大尉指挥，执行部队由沈阳的独立守备第2大队驻虎石台第3中队担任。
具体行动方案：在事件开始的当晚，第3中队长川岛正大尉和副中队长河本末守中尉，以演习名义率中队由虎石台向南经文官屯，一部至柳条湖的铁路边，川岛则率领中队在北大营外围的预定地点展开。河本率中队少数人在铁路边，将今井新太郎提供的炸药放于铁轨附近并予以引爆。川岛听到爆炸声之后，即指挥部队向北大营攻击。
此时在沈阳城内的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则根据所谓中国军队爆炸了柳条湖附近铁路的报告，即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命令驻沈阳的独立守备第2大队进攻北大营，步兵第29联队进攻沈阳城。
板垣所策划的诬蔑我国军队爆炸铁路，除了为欺骗舆论、蒙混国际视听、寻找侵略的借口外，还有为关东军自身作解脱责任的考虑——未经请示，即动用部队与别国作战。因1919年4月11日规定的“关东军司令部条例”（共9条）其中第3条规定：……关东军司令官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可独自决定动用部队行使武力，但应立即报告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
石原的作战计划，除规定作战开始的当晚，由独立守备第2大队进攻北大营、29联队进攻沈阳城之外，还规定在事件发生后，以辽阳的第2师团主力、公主岭独立守备队一部支援沈阳作战；在长春的第3旅团和骑兵第2联队，作好攻击宽城子、南岭我国军队的战斗准备，驻营口、本溪、安东铁路沿线的守备队，到时出动与就近的我国驻军作战；根据吉林市的“反日活动”，第2师团以“护侨”名义占领吉林；向朝鲜军请求派出陆军和空军部队，越过鸭绿江到达沈阳进行支援。
计划中还规定：如苏联出兵干涉时，关东军的一部占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主力则位于吉林市以北的舒兰一带和白城子至索伦地区。
这个作战计划制定之后，板垣和石原即以个人关系，与其参谋本部的中国科长重蘑千秋大佐、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陆军省军事科长永田铁山大佐、朝鲜军作战参谋神田正种少佐、沈阳的步兵第29联队第1大队长名仓刊少佐、沈阳宪兵分队长三谷清少佐、沈阳独立守备第2大队第1中队长小野正雄大尉和驻虎石台车站第3中队长川岛正大尉等，作好了暗中联系，届时统一行动。
关东军在沈阳制造事件的日期，原定在东北各地秋收之后，便于部队运动、观察、射击的9月28日（阴历8月17日），因事机泄露而提前。其原因：一是我国驻国际联盟韵代表施肇基于9月11日，在日内瓦国际联盟总会上，揭露了日军在我国东北正利用中村震太郎失踪事件等为借口作侵略的准备，二是驻沈阳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根据近日关东军将有所行动的风传，独立守备第2大队营院内已秘密放列了24公分的大口径火炮；关东军改变了多年的做法，不事先通告即进行演习，且夜间演习不少是在北大营四周和沈阳城的附近进行等情况，遂向外务省作了报告。
林久治郎9月15日又向当时的外相币原喜重郎发去机密电报，内容主要提到关东军最近正集结军队并从仓库中取出物资、弹药，气氛紧张，近期似有采取军事行动之势。
币原依此向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了质问，认为这是推翻了若槻礼次郎内阁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的外交方针。于是南次郎与参谋总长金谷范三大将商量之后，决定派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来东北，了解和制止关东军的这一行动。
然而，建川本身就是赞成关东军采取这一激烈行动。加之在他出发的前后，参谋本部的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连续数次向板垣发出：“事暴露立刻坚决行动”、“在建川到达沈阳前应坚决行动”、“国内无须担心，应坚决行动”等内容的密码电报。
建川美次于9月18日傍晚经本溪至沈阳。板垣前往本溪迎接，当他驻进沈阳柳町的旅馆后，即在旅馆派上岗哨，并劝他不要外出，以免遭到危险。随后，板垣即回到沈阳的特务机关，等待着由其一手导演的事件发生。
就这样，原定在9月28日的侵略行动计划，提前于9月18日晚10点20分开始实施。
川岛当晚利用月光，率第3中队105人，从虎石台向南至文官屯，给河本末守留下1个分队（班）共7人，使其沿铁路继续向南至柳条湖附近，其余即向北大营以北、以西地区展开，当听到爆炸声音后，即开始攻击。
河本在10点20分将放在柳条湖铁轨附近的炸药引爆，但并未炸断铁路。第3中队听到这一巨响之后，即从高粱地中前进，攻击北大营。
布置于独立守备第2大队营院中的炮兵部队得到通报后，即以24公分的大口径榴弹炮向北大营、东塔机场等地射击。独立守备第2大队、步兵第29联队则按板垣下达的命令至规定的作战地区开始行动。此时的沈阳城立刻陷入了一片惊慌混乱之中。
由守备第2大队长岛本正一中佐所率的第1、第4中队和炮兵分队由南站乘火车于晚11点50分至柳条湖之后，与第3中队会合，先占领了北大营的西营区，接着占领了东营区和兵营东南方向的东北无线电总台，至19日早6时30分占领了整个北大营。
在独立守备第2大队、第29联队已投入战斗，沈阳地区炮火连天的时候，关东军司令官、参谋长，尚不知道这些具体情况。直至夜间的11点45分以后，花谷、板垣才向在旅顺的本庄和三宅报告：中国军队破坏南满柳条湖铁路，并袭击守备队，现正对北大营及沈阳的中国军事机关进行出击。同时要求本庄对这一行动予以认可。本庄终于下了决心，并说：由本人承担责任，干吧!于是当晚各地按关东军的命令开始行动。

19日凌晨1时20分至2点，关东军分别向辽阳的第2师团，公主岭的独立守备队，长春步兵第3旅团发出如下之电话和电报命令：
（一）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立即率师团主力，由辽阳向沈阳集中，攻击该地的中国军队。

（二）第3旅团长长谷部照俉少将，指挥步兵第4联队，骑兵第2联队警备长春，并对该地区附近的中国军队，作好攻击准备。

（三）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率守备第1、第5大队前进至沈阳。

（四）守备第3大队攻占营口。

（五）守备第4大队攻占凤城与安东（丹东）。

（六）守备第6大队派出两个中队至沈阳，归第2师团长指挥。

另外，致电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通报沈阳战况与攻陷沈阳的决心，并请求派兵支援。
本庄繁在作了上述的作战布署之后，即率关东军机关和驻旅顺的步兵第30联队、旅顺重炮兵大队等，于19日上午3时30分从旅顺乘火车向沈阳进发。

第一卷 　9．“九一八事变”爆发（2）
驻沈阳的步兵第29联队，于19日零时40分至1点，从驻地出发。平田幸弘大佐决定：由藤井勇少佐的第2大队从沈阳城西攻入城内；名仓刊少佐的第1大队在城西面的北侧配合进攻。约在4点30分，第2大队已占领了西城墙一带地区，第1大队则占领了西城墙北侧的一段。
之后，平田与第2师团参谋西山福太郎作了研究后确定：29联队单独进攻沈阳城；攻击方法：进城后由西向东推进。
此时沈阳城内的军警，也因接到了不准抵抗的命令而先后撤出。19日5时30分左右，敌29联队进入城内，几乎未遭到抵抗，于上午6时左右推进到城内的东城墙一线，沈阳城全部被其占领。
在辽阳的第2师团，19日1时30分接到关东军的命令后，即与步兵第15旅团，分乘两列车开向沈阳。多门二郎乘第1列车于4点45分到达，当得悉守备第2大队已攻进北大营，战斗正在顺利进行中，29联队已攻占至沈阳西城墙一带时，于是命令同车前来的第16联队第3大队长坂井逸二少佐率步兵1个中队和1个机枪小队经沈阳城以南地区向东，占领、封锁东塔机场，占领沈阳兵工厂，从东面策应对沈阳城的进攻。当第2列车到达时，多门于5点30分命令：
（一）天野六郎少将率步兵第16联队，攻占沈阳兵工厂及东塔航空处；

（二）步兵第29联队，继续进攻沈阳城；

（三）以步兵第16联队之第10中队为师团预备队，与师团司令部一同位于沈阳车站附近。

天野率滨本的第16联队于5时50分从沈阳南站出发，由南边绕过尚有零星战斗的沈阳城。8时25分担任先头警戒的小圜江邦雄少佐之第2大队一部，已前出到飞机场及兵工厂以东地区。其余部队则先后占领了有远东“克虏勃”之称的沈阳兵工厂（“KRUPP克虏勃”系德国有名的钢铁企业，位于鲁尔区的埃森市，主要生产枪炮、车辆、轮机）和东塔飞机场。坂井的第3大队在占领机场之后，很快即取下了飞机上的部分零件和电瓶，并将机场内的人员集中看管，以防有人将飞机飞走。此时在东塔机场的飞机，包括已在使用和进口尚未安装的约110架，全部落入日军之手，而兵工厂损失的现成枪炮、弹药，其数量更多。很多日军看到在厂内加工台上正在制作的24公分大口径榴弹炮身后都惊讶不已!感到在规模和技术上，并不比大阪炮兵工厂差。不少日军即以此种炮身为背景摄影留念。
多门根据沈阳整个作战情况，认为只有在占领了接近东部山区的东大营和东陵地区后，沈阳的局势才能平定。因而于19日7时50分决定继续攻占上述地区。其部署是：以刚从铁岭到达北大营东北方向的守备第5大队为北翼；以刚从鞍山调来的守备第6大队为南翼；以守备第2大队为预备队。进攻路线：沿沈阳去抚顺的铁路南侧前进。多门直接指挥的这3个大队。在前进中，均未遭到抵抗于19日11时40分至12点30分先后占领了东大营和山咀子。位于山咀子的炮兵教导团，36门山、野炮全部丢失。之后，日军即在该地进驻了部分部队。
守备队司令官森连，根据长春方面战事趋于紧张，他决定小河原中佐的守备第1大队去长春，而自率守备第1大队第3中队的1个小队，19日从公主岭到达沈阳。在这以前，该地区的几个独立守备大队均由多门指挥。
驻长春的第3旅团长长谷部照俉，于9月19日零时15分得到“满铁”长春车站的通报，知沈阳中、日两军已在战斗，因此他立即决定：以大岛的第4联队1个大队，奇袭东北军驻于南岭的两个团，以解除对其直接的威胁，其余部队乘火车从长春出发直开沈阳。其部署为：
第4联队派出一个步兵大队（两个中队）袭击南岭的炮兵部队，其余作好出动准备后去沈阳；

驻公主岭的骑兵第2联队，作好出动准备后待命。

依照第3旅团的命令，第4联队黑石武城少佐的第2大队于19日3点10分从驻地出发进攻南岭。
当时东北军驻防于长春的部队近6000人，即张作舟25旅所属任玉山上校的1个步兵团和穆纯昌上校的东北炮兵第10团，均驻于南岭附近；宽城区驻有李桂林的第23旅护路军傅冠军少校的1个营。日军向这两处进攻时，均遭到这些驻军的有力反击。
第3旅团于19日3时零5分接到关东军要其警备长春并对附近我国军队作好攻击准备的命令后，即中止了大岛第4联队去沈阳的决定。但考虑到沈阳的战事已起，我国在长春的部队较多，在南岭附近的步兵约有2350名炮兵及其它部队2000名，有山、野炮36门，迫击炮6门；在宽城子有步兵约650名，在城内有步兵约320名，山炮、迫击炮各4门。长谷部对这些情况经过考虑之后认为：与其等待，不如进攻，而危险也少。于是决定：进攻南岭的黑石少佐步兵第2大队之第5、第7中队（共约200人）仍按原计划执行；大岛大佐所率的第4联队4个中队攻击宽城子东北军的兵营；骑兵第2联队由公主岭开至长春。
进攻宽城子兵营的第4联队，原拟奇袭。由于19日4时30分在兵营南约300公尺的地区展开时而被发觉，日军便改奇袭为强攻，东北军则依托营区工事进行抵抗，一直战斗到天明，日军被击毙24名，被击伤23名。傅冠军少校重伤后牺牲。
进攻南岭的黑石武城之步兵第2大队，于19日5时左右到达东北军炮兵部队驻地西北方向时天已渐亮，因守军并无战斗准备，也未发现偷袭的日军已经接近，致炮兵第1营遭到突然袭击，有16门火炮遭到日军的破坏。
此时步兵团和炮兵团的基层军官，不顾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后投敌）不准抵抗的命令，打开军火仓库取出弹药，即以营区阵地进行英勇抵抗。
为了更多的杀伤敌人，炮兵团第3营营长张瑞福少校命令部队，将山炮对准日军向前运动的密集队形，用榴霰弹进行近距离的杀伤射击。
经步兵团、炮兵团坚决反击后，日军第4联队第2大队因从行进中发起攻击，遭守军依托营区工事作猛烈抵抗而不支，便停止进攻而将全大队集结于袁家窝棚附近待援。
此时在公主岭的独立守备第1大队由小河原中佐率第2、第3中队约300人，于19日6时20分从公主岭乘火车出发，7时20分到达长春南的孟家屯车站下车，9时到达了袁家窝棚与黑石的第2大队会合后，决定相互协同，继续进攻南岭。方案是：守备第1大队从守军兵营的东南方向进攻；黑石的第2大队从守军兵营的西面进攻。
上午10点，这两个大队攻击开始，但东北军的步兵、炮兵则依托原有和当天新做的工事继续抵抗，并对东南方向的守备第1大队进行了数次反冲锋并打退其进攻，给敌人造成较大的伤亡。除将其大队长小河原浦治击成重伤外，并将其第3中队长桥本茂大尉击毙。激烈的战斗，一直继续到下午。
于上午10点从公主岭出发的骑兵第2联队，11点20分到达了长春，随之，即按长谷部的命令向南岭增援。
根据以上情况，守军的这两个团于下午两点半左右开始依次撤出阵地并焚烧了弹药库，然后撤到伊通河以东的丘陵和山地。
南岭反击作战，击毙了日军43名（其中军官2人）击伤日军55名（其中军官3人）；东北军约有200名官兵伤亡。这次反击作战的事实告诉人们：只有抵抗才能打击和消灭敌人；只有抵抗才能减少损失；只有抵抗，整个部队在战场上才能有行动的自由。
19日中午，本庄繁率关东军司令部到达战火尚未熄灭的沈阳。他根据沈阳、营口、本溪、安东（丹东）、长春等地的作战情况，除长春尚在战斗外，其它地方几乎没有抵抗。于是决定：
（一）将从旅顺开来的步兵第30联队，海城开来的野炮兵第2联队的第2大队，以火车运送至长春，支援该地的南岭作战；

（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中将，率到达沈阳的第5、第6守备大队、野炮兵第2联队部及其炮兵第2中队、旅顺开来的野战重炮兵大队，以火车运送至昌图车站，进攻该车站西北约7公里的红顶山东北军兵营。

下午，本庄向陆军大臣、参谋总长发去电报，继续报告情况，并要求增兵3个师团，向北推进占领哈尔滨等北满地区，以图彻底解决东北问题。
本庄繁的请示因关系到进至长春以北的苏联权益地区和复杂的外交问题，日本的陆军省及参谋本部，对此并未立即予以回复，而朝鲜的援军也未到达。
森连所率的部队于19日夜间11点到达了昌图车站，20日拂晓前完成了攻击红顶山兵营的准备。天亮时即开始炮击，第一线步兵随之向前运动。但此时的东北军兵营已无部队，因知敌人已占领沈阳、长春等地，便不再留于临敌较近的营房，而分散驻扎于农村。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2天，身为南京国民政府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在南昌的剿共司令部向在北平的少帅发出了这样一份极为简短的电报：
北平张副司令勋鉴
中正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借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

第一卷 10、亲历者讲述“九一八”事变（1）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炮轰了沈阳北大营，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在此以后一年多的时间内，整个东北沦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东北人民开始了长达14年的亡国奴生活。“九一八”事变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此时的北大营，620团三营九连的连长姜明文回忆，是凌晨四时之后开始还击的：“一直持续到19日凌晨4点多钟，王铁汉也没有和旅长联系上，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遂又召集各营、连长商量。他说：‘现在和旅长的电话已经不通了。六二一团在二台子一带收容，六一九团已退出营房向东去了，旅部和直属连也都走了。我们怎么办？’大家齐声说：‘既有电话告诉必要时退出去，现在电话不通了，我们也走呗！’王铁汉说：‘好吧！我们都由北面出去。先到榆林堡大洼一带集合。’决定后，各连连长率领本连士兵冲上北面的土围子。刚一登上壕顶，外面枪声大作，日本兵已经把我们包围了。我们立即以炽烈的火力还击，将对方的火力压制下去，遂即越壕逃出……”
王铁汉回忆与日军战斗之后，凌晨五时撤出了北大营。“……正在准备撤退的时候，敌人步兵400余，已向本团第二营开始攻击，我即下令还击，毙伤敌人40余名。就在敌人攻击顿挫之际，忍痛撤出北大营，正为19日晨5时”。凌晨四时之后开始撤退，与日军发生短暂的交火，历经半个多小时，凌晨五时得以撤出。
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在旅长王以哲不在军营里的情况下，他是当夜第七旅行动的带队指挥官）回忆，“深夜二时”之后开始还击日军，掩护部队撤退：“深夜二时许，敌军已迫近营垣四周的铁丝网。我鉴于情况非常危急，就决定利用敌军迟滞前进的间隙，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部队由东面按照原定计划向东山嘴子撤退，结集待命。我军与敌人激战到下半夜三点多钟，伤亡颇多，敌人已从南面突出营垣。我当即命令旅的卫队连，反击突入营垣之敌。这时，我旅所有对外联系的电话全部不通，同时西面的敌人也突入营垣，接着旅部前后都发现了敌人，展开了巷战，我始下令突围。当部队突围时，仍有部份军官盲目执行荣臻不准动的命令不肯走，最后由士兵架着突围而出，始免于被日军俘虏”。

在黑龙江省的东宁县，记者找到了当年北大营的士兵陈广忠，“九一八”事变时他就在北大营。
“没寻思日本人会打我们”
1931年9月的北大营，一如往日的平静，丝毫没有大战前的紧张。
陈广忠回忆说，北大营一共有三个兵营，里面三个团，每个团住一个兵营，而日本兵都驻扎在南满站。南满站距离北大营只有十多里远。
陈广忠说：“我们没寻思日本人会打我们。他在他的地方咱在咱的地方驻防，没寻思。”由于最高统治者力求减少冲突，严禁抵抗，东北军对迫在眉睫的战争没有任何准备，每到节假日，士兵们还进入城内四处玩耍。
9月14日到17日，关东军发动事变的准备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天天在北大营一带进行实战演习，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沿南满铁路视察各部队，并召开紧急会议，以确认事变发生后军队的运输和各部队的协同作战，有关人员也再次确认了柳条湖爆破的具体方案。而此时的少帅却带着东北军的精锐部队进入关内。
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汤重南说，少帅对日本能不能发动“九一八”事变、会不会武力占领，几乎是没有什么真正警觉的，他可以派他的东北军的三分之一而且是主力部队到北京来支持老蒋，同时在沈阳他们自己的地方，相当多的一些参谋长及好多重要的军官都不在现场，都回家了，对发动这样一个事变他们可以说毫无警觉、毫无警惕。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的军事部署已经就绪。
事变发生时，东北军的代理长官、旅长和三个团长都不在。
辽宁大学教授胡玉海告诉记者，在9月18日上午的时候，日本第二师团有一个中队长叫平田到北大营来拜访旅长王以哲。王以哲当时不在旅里，参谋长赵镇藩接待了他。平田说：最近我们双方事情很多，怕发生一些矛盾和冲突。实际上当天晚上进攻就是这个平田负责的，实际上这一天他是到北大营来刺探情况的，看看北大营动静怎么样，通过谈话看一看北大营的军官有没有这方面的准备，但是我们这方是毫无准备的。
1931年9月18日夜，东北边防军代理长官张作相在老家锦州给父亲办理丧事，旅长王以哲到沈阳城里参加社会活动，三个团长都回家住宿去了，只有旅参谋长赵镇藩住在营区。
远在北京的少帅正带着太太于凤至在前门外的中和戏院里看戏。此时，日军的行动开始了，他们第一个目标就是北大营西侧的柳条湖。胡玉海说：“晚上十点多钟，住在虎石台的独立守备队第三中队，就是川岛中队，带了105个人从虎石台南下到北大营的西侧，7个人到离北大营大约500米的柳条湖那儿安排炸药炸铁轨，大约是10点20分的时候，铁轨爆炸的声音响了。”
爆破完成后，日军逼迫两名中国百姓穿上东北军士兵的服装，然后开枪把他们打死，制造了中国军人炸毁铁路的假现场。
正在沈阳大和旅馆的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在接到柳条湖爆破成功的电话后，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连下了四道命令，要求关东军进攻北大营和沈阳。
到19日凌晨，攻打北大营的日军共有600多人，而北大营内三个团和三个特种连共有12000多人。后人评论说，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这一战都是关东军的一场豪赌。陈广忠回忆道：“事情发生得太突然，连长来叫，枪声响了以后我们才知道日本人打进来了。”
日军一开始是从西北角进去的，当时621团在西北角，619团在中间，620团在东侧，首先是从621团驻地冲进兵营，士兵已经都睡觉了，好多士兵没有准备，一边逃一边穿衣，枪也没有在手里，有的赶紧找枪，有的做局部的反抗。
据史料记载，许多东北军士兵因为措手不及被日军用刺刀捅死在床上。
胡玉海说，当时连队下令不许抵抗，炮声响了之后北大营的参谋长赵镇藩向旅长请示，旅长王以哲在市内，王以哲说：你先主持一下，我去和代司令荣臻商量办法。结果荣臻告诉他不许抵抗：如果敌人进来的话，把枪放在仓库里头，我们坚决不能抵抗。
忍无可忍的士兵与日军展开了肉搏
为了弄清当天晚上北大营士兵的情况，胡玉海在二十世纪80年代走访了当时健在的北大营官兵。
胡玉海说：“北大营当时620团第三营第九连连长正好当天晚上是值日官，当敌人打进来之后团长没在，值日官把这四个连的连长都集中在一起，然后下令把部队带入战斗岗位，这时候团副回来以后下令必须撤回来，有的战士痛哭流涕拿拳头往墙壁上打，意思就是：这叫什么事？！人家都砍我们头了我们还不反抗，这怎么能行呢？！”
陈广忠回忆：“开始打仗了，连长说听命令，但是听什么命令？电话机让日本人砸了，连长一看没办法，一团快打完了，又来打二团，连长说：咱打吧，别等命令了！这就打了。”
620团的团长王铁汉听到炮声后赶回北大营，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率部向日军还击。陈广忠回忆说：“日本兵穿着黄军装，带着王八帽子，就在我们对面喊喊杀杀的，跟鬼叫一样。到最后一清点，光我们一个班就死了6个。当时我受伤了，嘴都打穿了，牙龈和牙都打没了，剩几个牙都拔了。”
北大营官兵在旅参谋长赵镇藩的指挥下，向沈阳城外的东山嘴子撤退，就这样，12000多中国官兵在600多日军的驱赶下，于凌晨5点全部撤出北大营。
据事后统计，北大营一战，中国军队伤亡335人，失踪483人，日军死亡2人，受伤20多人。1931年9月18日晚上10点多钟，日军开始向东北重镇沈阳发起进攻。
“日本人进奉天了！”
19日凌晨，日军步兵第29联队1000多人分三路向沈阳城逼近，与此同时，攻打东三省兵工厂、飞机场和东大营的辽阳日军也开始了进攻，到9月19日凌晨5点，沈阳内城的小西门被日军攻破。
当时住在沈阳的山峰奇老人回忆道：“这时候四面的老百姓惊慌得不得了。大人就嘈嘈，说是日本人进奉天了。大人就把我藏到柴火垛里去了，大家从墙缝里看、从窗户眼儿偷着看。看见坦克车，坦克车的后边就是日本兵，完全都是明晃晃地上着刺刀，我哥哥是兵工厂的工人，他不能上班了，兵工厂被日本兵把上了，门口写着‘进入者杀’，后来贴出告示以后，老百姓、工人还是迟迟不敢进。”
19日凌晨，关东军以司令官本庄繁的名义发布8项命令，命令关东军占领营口、凤凰城、安东、长春等地，在短短3个月时间内，东北三省落入敌手。
从那天起中国失去了东三省，东三省的三千万同胞从那天起成了亡国奴。
“日本人曾经把我们地图东北角的那块儿桑叶啃掉了”
汤重南说道：“最准确地说，‘九一八’开始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至少应该说它是抗战的序幕。为什么往往不把它作为整个抗日战争的开始，因为在‘九一八’之后有相当间隔，1931年到1937年还有六年，日本国内发生很大变化，中国的政局和对日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光从‘九一八’以后中国没有跟日本宣战，到‘七七’事变以后都没有，而中国政府正式宣战，是到了太平洋战争日本对美国宣战以后，这也是历史上的一个笑话。”
在谈到“九一八”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地位时，胡玉海说：“‘九一八’以前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虽然多次，但是远远不能和这次比，这次它对中国的侵略时间之长、侵略之深入，它对中国掠夺，对中国人民造成的财产、生命损失以及对我们整个国家发展、生存，包括现代化进程的迟滞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山峰奇说：“我80多岁了，我就想告诉后一代的人不要忘记‘九一八’，就是在七十年前的‘九一八’这天，日本人曾经侵占过我们东北，把我们地图东北角的那块儿桑叶啃掉了，那儿是中国的领土，日本人占领了十四年。”

第一卷 11、亲历者讲述“九一八”事变（2）
从1931年9月18日零时到1931年9月18日深夜，日本关东军完成了向中国军队进攻，向中国百姓动武的最后准备，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从这一天起，东北成为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14年的殖民地；从这一天起，东北父老乡亲沦为亡国奴。
关东军：零时磨刀霍霍，清晨蠢蠢欲动
在原奉系军阀边业银行工作过的孙竞寰如今已是百岁老人。他回忆说：“1926年，我经叔叔介绍到少帅的边业银行工作，每月工资八块大洋，银行管吃管住，每天还可以打网球，生活条件比较优越。9月18日那天清早我一觉醒来，和往常一样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1931年9月18日，百姓的生活表面是平静的。然而，侵华日军为了这一天，已经做了不知多少准备。
1931年，东北日军每天都在频繁调动兵力。4月中旬，日军将适于在寒地作战的第二师团调往东北。5月，关东军参谋部制定《满蒙问题处理方案》。6月，上演“中村事件”。9月7日至18日，上任不久的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视察驻南满、安奉铁路沿线的日军。
“那些天，沈阳的清晨多是在关东军的实战演习中开始的。”孙竞寰老人回忆说，他当年的家离城很远，不知头一天夜里发生了什么事。
老人回忆说：“第二天清早进城，我发现城墙上站满了日本兵，就明白我们被侵占了。日本兵把银行的门堵上，许进不许出。后来我听说我在东北大学夜校的一些同学，那天晚上没回宿舍，交通断了，他们干脆步行进了关内。我也不想当亡国奴，可是被关在银行里头，想走也走不了。”
沈阳城：百姓忙碌生计，日军暗藏杀机
这一天是星期五，天气晴朗，没有风，算得上是中国北方秋季里的好天气。
今年106岁的张春台老人，当年家住在沈阳城内中街，是一家皮鞋铺的师傅。说起9月18日这天，老人还记得耍手艺的那间铺子叫“内金生皮鞋铺”，那天的活儿多，他晚上就住在鞋店里。
9月18日下午，日军已经做好了从南满铁路的西、南、北三线向北大营进攻的布防。日本独立守备队柳条湖分遣队河本末守带领几名部下，做好了用炸药将南满铁路柳条湖路段一侧路轨炸毁的行动准备。
张春台怎么也没想到，这一天他突然没了饭碗：“那天上半夜10点多钟，听到北面一声巨响。半夜时，我听见城西方向响起枪炮声，本想走到街上看看，可害怕就没敢出去。枪声一夜没停，我也一夜没合眼。第二天一早就看见了日本兵占领了沈阳城，开着摩托在中街上巡逻，皮鞋铺的买卖也不敢开了。”
“当时，我家住在中街，丈夫开了个名叫‘怜众’的中医诊所。家里条件还好，日子过得算是体面。”今年102岁的王洁清老大娘回忆说，“‘九一八’过后，日本人来了，诊所的生意就越来越差。没过多久，中街地段所有好房子基本被日本人占了，我们家被迫搬到了小土房里。之后，日本人又强迫我给住在我原来房子里的日本人当保姆，那户日本人把我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拿走了，还把屋里的炕改成榻榻米。我每天都得给他们做饭、收拾屋子、提水，干完活再回自己家里吃饭，现在想起来心里都酸。”
北大营：深夜遭突袭，不抵抗撤退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柳条湖铁路的爆炸声刚过，日军发射出的炮弹便落在了沈阳内城的东北军北大营。与此同时，埋伏在北大营围墙外的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的步兵在炮火掩护下，向东北军第七旅驻地北大营发起了进攻。
当时，旅长王以哲不在营中，正出席军界举办的水灾赈济会。北大营7000多官兵正在酣睡。
2006年5月去世的陈广忠老人，是我们采访过的唯一一位北大营士兵。他生前接受采访时说：“那一天正是北大营官兵发饷钱的日子。夜里10点多钟，睡得正香的大家被爆炸声震醒，不多一会，机枪、步枪声就响了起来。直到连长来叫我们，我们才知道日本人打进来了。上级让我们不得还击，原地待命。日本人很快越过了西围墙，打进了621团的营房，听撤过来的弟兄们说，日本人见人就杀，有的人躺在床上没动竟被活活刺死。日本人穿着黄军装，戴着王八帽子，就在我们对面喊杀着冲了过来。连长一看没有办法，就下令开枪还击。我打着打着，忽然觉得脸上一热———用手一摸，我中枪了。我的嘴被打穿了，牙龈和牙都打没了。我这还算幸运的。最后一清点，光我们班就死了6个。说来丢人，我们北大营一个旅，有步枪有机枪有大炮，愣被五六百名小鬼子打得弃营逃跑。”
据“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史料记载，日军向北大营发动进攻时，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一面命令部队进入预定阵地，一面用电话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请示，所得到的命令却是“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于是，在“不抵抗”的政策下，第七旅被迫带着伤痛向东撤退，日军很快攻入北大营。
“九一八”：烙在中国人身上的伤疤
9月18日23时46分，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正在冲突中。　　19日零时40分左右，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向所属部队下令，向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实施进攻。同时，又令驻东北的关东军第二师主力迅速进攻沈阳城。
凌晨，日军登上沈阳城的小西门城墙。
上午9时，全城张贴了“日本军司令官布告”。
中午12点，本庄繁到达沈阳，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也从旅顺迁至沈阳。
“九一八”后的一周内，日本关东军占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座城市，并完全或部分控制了12条铁路线。
“九一八”后不到一个月内，东北沦陷。
事变发生时住在沈阳大北边门附近的于长清老大娘今年103岁了。她回忆说：“那天晚上，家里吃的是高粱米饭和酸菜。晚上8点多钟我已经睡下了，10点多钟被炮声震醒，我和儿子清楚地看到北大营方向有火光。第二天早上，我就看到了一帮一伙的日本兵在大北边门里面巡逻，老百姓都吓得躲开了。”
住在沈阳大东区管城街的86岁老人山峰奇，在事变发生时还是个11岁的孩子。他回忆说：“第二天起床后，我扒着门缝向外张望，一队日本兵跟着装甲车正在我家门前慢吞吞地走过，柴油的臭气和扬起的尘土呛得我连打了两个大喷嚏，引得队列中日本兵牵着的大狼狗一阵狂吠。我吓得浑身发抖，转身一头钻进了墙角的柴草堆中。不知过了多久，街上安静下来，我母亲叫我的时候我才挣扎着爬出来，一头扑进母亲怀里，放声大哭。19日，奉天城里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部、省政府、市政府、财政厅、银行、军工厂、飞机场就全都被日本兵占领了。”

第一卷 12、抗战英雄王铁汉 “九一八”打响抗日第一枪

“铁汉”，这个名字无愧于他——王铁汉，一个真正的血性汉子，一个真正的铁血男儿。在那“九·一八”之夜，在那国难当头的时刻，王铁汉毅然抛弃上级的“不抵抗”命令，以民族大义为重，忍无可忍地下令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
当时，正在东北军陆军第七旅当团长的王铁汉年方二十六、七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龄，他的团与同旅另外两个团就驻扎在北大营。
那天夜里十时二十五分许，“九·一八”的爆炸声刚过，埋伏在北大营围墙外面的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的步兵在炮兵掩护下，以坦克开路，向北大营发起攻击。东北军参谋长竟然命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晚十一时刚过，两个兄弟团已开始分别向北大营的东面撤退。王铁汉此时因未接到撤退命令而依然坚守营房。子夜时分，第七旅旅长终于从沈阳城内打来电话，指示说“不抵抗，等候交涉”，随后却失去联络。
凌晨一时四十分，进攻的日军开始接近王铁汉团，并炮击营房。这时，东北军参谋长再次来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不准抵抗。王铁汉激愤地回答“敌人侵我国土，攻我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官兵不能持枪待毙。”
这位参谋长当即质问：“你为什么不撤出?”王铁汉说：“只奉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并无撤出的命令”。参谋长气哼哼地说“那么你就撤出营房，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电话随即中断。
正在王铁汉准备撤退的时候，日军开始向王铁汉团发起新一轮进攻。被逼无奈的王铁汉怒火中烧，毅然下令还击。与日军的700人部队，交战了两个多小时，日军伤亡了40多个人。凌晨五时，就在日军攻击顿挫之际，王铁汉率部忍痛撤出了北大营。
就是这样，东北军将士在“不抵抗命令”下打响了抗日第一枪。

后来，王铁汉先后率部参加了长城抗战、淞沪抗战、长沙会战、南昌会战、浙赣战役。王铁汉战功显赫，曾三次获得重要嘉奖，一直到抗战胜利。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王铁汉曾奉命赴杭州受降。
后来，王铁汉回到辽宁，出任了国民政府最后一任辽宁省政府 。这期间，王铁汉曾陪另一位著名抗日将领马占山回到北大营旧址。面对断壁残垣，王铁汉泪流满面地说：日本进攻北大营时，我们兵力将近八千人，敌方仅有不到七百人，可我们竟然要放弃!正是这一放弃，日本人进了中国，十四年间杀了我们那么多同胞!惨不惨?!惨不惨?!”
此后，王铁汉客居台湾，几十年不忘故土，常以诗文寄托思乡之情，直到前几年，这位抗日名将以九十多岁的高龄在台湾辞世，最终没能重返故乡。
晚年的时候，王铁汉回忆此事说：“当时我们手下8000多人，对阵日军700人，不是我们打不过，是我们没有组织一次正规的反抗。”他时常内疚的说，就因为当时对日军的放纵，中国14年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自己表示很内疚，但是王铁汉是在当时的情况下，第一个站出来开枪的人，他是民族的英雄！

如今，王铁的女儿王翠凤现在生活在沈阳市的铁西区，现年已经八十五岁了，父亲在辞世前还与她有书信往来。在王铁汉将军的家乡——辽宁省盘锦市盘山县，许多乡民都知道这位抗日英雄、民族骄子的事迹。
王铁汉，以他“铁汉”之风，在那如磐之夜，拔枪而起、挺身而出，打响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第一枪，打响了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向世界昭示：中国人民不可侮!中华民族不可欺!

【附录】王铁汉小传
王铁汉（1905年2月24日－1995年12月15日），别称王朝治，男，奉天盘山（今辽宁盘山）人，生于奉天盛京（今辽宁沈阳），国民党将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王铁汉毅然下令还击，顶着上面“不抵抗命令”打响了抗日第一枪。生平喜欢研究军事、政治，编写过《战争论》，《东北军史略》等书并出版发行，有儒将之称。
个人学历
北京大学预科肄业 (1922年)
东三省陆军讲武堂第四期步科毕业 (1923年)
北京中国大学肄业 (1925年)
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二期毕业 (1937年)
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三十一期受训 (1944年)

从军从政生涯
陆军独立第七旅620团团长（1931年-1933年5月）
陆军第六十七军少将参谋（1933年5月-1937年8月）
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1937年）
陆军第105师副师长（1937年-1941年12月）
陆军第四十九军军长（1941年12月-1946年6月）
陆军第四十九师师长（1946年6月-1947年8月）
第一绥靖区司令官（(1946年7月）
沈阳防卫区司令官（1948年1月-1948年10月13日）
辽宁省政府委员（1948年2月18日-1948年10月31日）
辽宁省政府 （1948年2月18日-1948年10月31日）
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委员（1948年5月8日-1948年10月31日）
总统府国策顾问（1951年-1995年12月15日）
中国国民党（第九届）中央评议委员（1963年-1995年12月15日）

生平经历
年青时代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两年后，因家境贫寒弃学从军，之后进入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曾经在北平中国大学进修。九一八事变前一直驻守沈阳东山嘴子北大营。王铁汉时任东北军陆军独立旅第七旅620团团长，拒绝执行上级的不抵抗命令，下令打响抗日第一枪。后随东北军入关驻守北京昌平县。1933年参加长城抗战，同年5月，任第六十七军少将军参谋长。
1937年11月参加淞沪会战，1938年9月，任四十九军一〇五师师长。1939年9月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1941年3月参加了南昌会战中的江西上高战斗，10月，升任四十九军中将军长，兼任金华兰溪警备司令，驻防浙江。1942年5月至8月参加了浙赣战役，后驻守江西上饶。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赴杭州受降。
1947年8月卸任陆军整编第49师师长（后改为陆军49军，任军长）。后1948年任沈阳防守司令官、辽宁省 。
1947年9月，兵员得到补充后的49军在东北。适逢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在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陈诚的指挥下，刚到东北才20多天的49军就陷入了东北民主联军的战术陷阱中，被8纵痛歼，49军军部和下属的79、105师被歼灭。其中，王铁汉本人凭借一口熟练的东北话，又侥幸只身脱逃。
从此，王铁汉指挥的原少帅东北军部队，终于在内战战场上被歼灭殆尽。
1948年10月底随国民党赴台，作为东北军在台高级将领。1960年6月起任台湾当局领导人办公室国策顾问，1963年6月起兼任国民党第九届中央评议会委员，1990年少帅九十寿辰时，曾亲临祝寿，1995年12月15日于台湾逝世。
王铁汉有二女王翠凤（现居于沈阳市铁西区）与王令仪（居于台湾，获加州大学化学硕士，夫为施福佑）。

抗战事迹
据史料记载，“九一八”时北大营是王以哲第7旅驻地，时王铁汉任620团团长。
王铁汉曾说起，当时旅长王以哲因参加水灾赈济，不住在营房。日本人进攻北大营时，上面不断传来“不许抵抗”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对进入营房的日军，任何人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
于是，一场没有抵抗的屠杀开始了。据史料记载，日本兵一开始都是用刺刀扎，东北军士兵赤手空拳，被扎死的很多，钻到床下的士兵都被机关枪扫射而死。
为了带领兄弟们突围，王铁汉冒着违抗军令的风险，命620团士兵待日军一走近就开火。
北大营一战，日军伤亡25人，我军伤亡失踪总计483人。“我们手上就几颗子弹都能打成这样，如果豁出去打，我们旅有1万多人，那几百个鬼子肯定被我们全歼！”王铁汉曾说。
冯世良告诉记者：“可以说，是王铁汉率部打响了抗日的第一枪，在之后的抗日战场上，也到处能见到他的身影。”
抗战时，转战赣北浙西
在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张一波教授的帮助下，记者找到了家住沈阳市铁西新区的王翠凤老人。她是王铁汉的大女儿，2013年初，她已经87岁了。
在王翠凤的眼中，王铁汉是位严厉的父亲：“我很怕他，很少和他说话。他每天都在部队里忙，家人很少能见到他。‘九一八’后，父亲随部队去了关内，一直到1947年，我才和父亲见面。”关于父亲的抗日事迹，王翠凤都是听别人跟她说的。
记者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发现，在长城抗战、淞沪会战、长沙会战、南昌会战、浙赣战役等著名战事中，都闪现着王铁汉的身影。
1933年2月，王铁汉所部改番号为107师620团。不久，王铁汉奉命参加长城会战，率部开赴古北口作战。同年5月，他升任第67军少将参谋长。
1937年8月，王铁汉从陆军大学毕业，回到东北军任49军105师副师长、代师长。1938年9月，王铁汉升任49军105师师长。
1939年9月，王铁汉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因指挥有方立大功一次。
1941年3月，王铁汉又参加了江西上高会战，从日军手中收复万寿宫（南昌附近地名）。
1941年10月，他升任49军中将军长，不久兼任金（华）兰（溪）警备司令，驻防浙江。
1942年5月至8月，他率部参加了衢州会战，多次收复失地。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王铁汉奉命赴杭州受降，之后率49军进驻江苏武进。
一个月后，王铁汉任辽宁省政府 ，告别了20多年的军旅生涯。

病逝台湾
在内战中，王铁汉成了常败将军。他指挥的原少帅东北军部队，在内战战场上被歼灭殆尽。1948年10月30日王铁汉搭机逃往台湾。
2002年，王铁汉的司机李明德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当年王铁汉的部下谭维中回到沈阳。他与谭维中取得联系后才知道，王铁汉已于1995年在台湾逝世，享年93岁。“将军生前还经常提起我，多次说想要落叶归根。”李明德说。
跟李明德一样，王翠凤也是在王铁汉逝世后很长时间才得知这一噩耗。“身为女儿，父亲去世了都不知道，还有比这更遗憾的事吗？”
经过努力，张一波等辽宁的历史学者终于找到了王铁汉在沈阳的故居。张一波说：“那座二层小楼早已成为某个单位的职工家属宿舍，大约住了十几户人家，被新建的豪华住宅包围着，显得很孤独。”
全国政协委员冯世良关于“修改历史教科书”的提案受到高度重视，提案中关于“将著名抗日将领王铁汉旧居改建为纪念馆”的提议，也颇受瞩目。

第一卷 13、黄显声、张凤岐率领警察英勇抗击日寇
张凤岐，1888年生于辽宁省营口县昌邑屯一户普通农家。1922年出任东三省兵工总厂总务科长，期间结识了就职于兵工总厂卫队的少校营长黄显声，从此两人成为好友。
黄显声，1896年生于辽宁凤城 ，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补习班，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五四”运动以后，决心投笔从戎，于1921年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炮科。1930年，他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
几年后，张凤岐调任奉天省警务厅督察长。1929年春，黄显声任东北军陆军第20旅中将旅长，驻防洮南，经黄推荐，张凤岐到洮南县公安局当局长。后来黄显声回到沈阳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局长，张凤岐也调回沈阳，当上沈阳县警务局长。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相继制造了一系列挑衅事件。黄显声根据少帅的指令着手扩充各县公安队编制。张凤岐按要求，积极组织沈阳郊区民团和大会武装，准备抵抗日军的攻击。1931年9月18日下午，黄显声得知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从日本飞回沈阳，并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见面。当晚，黄显声严令各警务分局和公安队整装待命。
当晚22时20分，日军炮轰北大营发动战事。黄显声、张凤岐率沈阳县公安局、三经路警察署、商埠公安三分局、南市场警察大队及公安分队等2000多人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19日，日军占领沈阳市区商埠及大小西关。20日夜，沈阳各城门和公安总队防线被日军坦克攻开。黄显声被迫西撤。张凤岐率200余人一直坚持到了21日才奉命撤出沈阳城。

中国警察的英勇事迹，在当时的报道和书籍中有记载——9月28日《民国日报》报道，追记“九一八”之夜的情况：“工业区公安六分局，于夜间日军进攻该局时，曾有激烈之对抗，局内警察仅三十余名，以与日军数百相敌抗，两方肉搏，几亘三小时，日军殊受巨创，死伤颇重。徒以军队势重，前仆后继，增加无穷，未至败退。然亦不敢积极压迫，只为四面包围之困门。所惜局内警兵，子弹告罄，外无应援，敌围数重，实力已绝，遂被日军攻入。然持械杀敌，无不以一当十……”
《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也记载：“工业区之六分局，于夜间日军进攻该局时，该局警察仅三十余名，与日军死力抵抗，双方肉搏亘三小时之久，后因子弹告罄，外无应援，遂被日军攻入。于是此数十健儿，悉被日军杀害，碎足折肋，挖胸洞腹，肝脑涂地，尸体横陈于局门外者，多日无人掩埋，状极惨酷”。《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是应聘于少帅成立的“外交委员会”的陈觉编辑的，少帅为此书题了书名。其书带有半官方的视角，于是同样也为了不给日军口实，处处刻意回避“抵抗”二字。以上“工业区之六分局”的抗敌战斗，是《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关于“九一八”之夜的记叙里，唯一一处明确提到“抵抗”一词的记载。《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也同时记录，沈阳的警察们和军队一样，也接到了”不抵抗“的指示：“全省警务处十八日午后十时，日军发炮时，黄处长曾以长途电话报告北平之张副司令，请示办法。嗣接得命令后，即由省会公安局通知各机关警察，谓如日军进城后，日军索枪可无条件交予。”
但是，当日军肆无忌惮冲进沈阳城时，不仅仅是前文记载的工业区公安六分局的警察们奋不顾身和日军激战，另有多处的中国警察们还是坚决予以了抵抗，这与军队的普遍“不抵抗”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根据1931年9月20日中外记者团发布的关于“九·一八”事变之报告，警察抵抗的记载是这样的：“先是日军于巧日（指18日）夜十一时向北大营及兵工厂方面炮击…陆军亦同时进攻商埠地及城内。华军无抵抗，警署均被缴械捣毁，惟商埠一、二两分局警士略有抵抗，被日军击死各五六名，工业区六分局死十余名，皇姑屯地方公安局死十余名。其余尚难探悉”。
另有《华北日报》1931年9月23日报道有记载：“第六区警察分署门前，死尸横置二十余人”，侧面印证了该局英雄警察们“尸体横陈于局门外者，多日无人掩埋”的史实；该报9月26日的报道《沈阳陷落三日痛史》又记载：“商埠地一、二、三分局，及省会六分局、沈阳县公安局等，均被炸毁”，商埠地的公安分局和工业区六分局遭彻底破坏，应该是发生了战斗才会造成的。皇姑屯地方公安局的抵抗情况，暂未查到日方史料记载（这个公安局的设置情况，在中方史料也未见，疑为误记）。
而商埠地和工业区一带中国警察抗击日寇的情况，留下了日军方面的明确记录。昭和六年（1931年）九月十九日出刊的《大阪朝日新闻》号外，有第一时间的新闻报道《清除支那巡警》：“（联合奉天19日发急报）占领奉天城内的某部联队，19日午前零时50分，出发驻扎地，联队本部1时到达了小西边门。在商埠地的支那巡警，全部被扫荡。完全占领了该地”。商埠地，是奉天当局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根据《中美通商行船续约》、《中日通商行船续约》开埠的商业区。1922年成立了奉天省城商埠警察局，下辖三个分局。随着“省城商埠界内中外商贾逐渐增多，南北市场行将繁盛，一切警察行政需及时扩充，以资应付。省会警察厅遂将省会第六警察署改组，一分为二，一部组成奉天省城商埠警察局，管理商埠警察、消防、卫生事项，隶属于奉天商埠局管理。另一部仍为第六警察署”。有史料记载称1929年“将商埠警察局所属的3个商埠分局改划为省会公安局下属的第八、九、十分局”。但是，依据1931年3月30日《辽宁省会公安局为日本守备队包围警察分所请严重据理交涉事致外交部驻辽宁特派员办事处函》记录的“商埠一分局报称”来看，仍沿用了商埠一、二、三分局的称呼。此《大阪朝日新闻》号外另有一篇第一时间的报道《我方警察队与公安队交战》：“（奉天特电19日发）19日午前1时半，奉天郊外西塔的支那方公安队和日方警察署员冲突，开始交火，到2时半，还在交战中”。
从历史地图看，“奉天郊外西塔”即在靠近沈阳的“惠工工业区”一带。该记载之中的“工业区之六分局”的情况，长期以来在史学界未得到准确地认识。这里的工业区，其实是指沈阳的“惠工工业区”。根据《辽宁省志：建设志》的记载，沈阳当时中方管辖区共设有七个行政区，“惠工工业区及附近地区为第六区”。沈阳市《沈河区志》又有这样的记载：沈阳市的“城区”是1923年(民国十二年)8月建立奉天市政公所之后，按奉天省会警察厅下设的一、二、三、四、五、六警察署所辖的“警区”作为行政区，产生了“城区”的雏形。当时各警察署署长即为各区区长。“1929年，奉天省会警察厅改为辽宁省会公安局，设立了七个公安分局”。“工业区之六分局”即沈阳市第六区（惠工工业区及附近地区）的公安分局。根据日方《大阪朝日新闻》号外以上两篇报道的记载，1931年9月19日凌晨一时许，中国警察们已打响了抗击侵略的枪声。
商埠地和工业区等区域的中国警察们，于1931年9月19日凌晨一时许，打响了十四年抗战的第一枪。“九一八”之夜，另有多名中国警察在侦察敌情和坚守岗哨时，殉职于自己的岗位上。他们和商埠地和工业区等地激战之中牺牲的警察们，一起构成了一个十四年抗战里最早抗击侵略的英雄群体。很可惜，这些最早殉国的民族英雄，几乎都没有留下名字。唯一留下名字的是一位名叫高曙光的警察，他是商埠一分局的警士，侦察敌情时牺牲。
《北洋画报》留下这样的报道：“忠勇警士高曙光，服务于沈阳商埠一分局南市场分所。九月十八日夜十一时闻耗前往附近之东北大戏院门前窥探敌情，适遇倭寇侵入遂饮弹死，惨极。”沈阳市区的警察打响了抵抗的第一枪。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十四年抗战，也随着这抵抗的枪声而揭开帷幕了。
沈阳失陷后，22日黄显声在锦州主持召开各县公安局长会议后，他派张凤岐马上潜回沈阳，通过关系继续担任原来职务，利用合法身份，掌握沈阳日伪动态，秘密组织爱国力量，一旦时机成熟，配合义勇军里应外合，夺回沈阳城。
9月25日，张凤岐回到沈阳。原开原县县长李正被日本人任命为沈阳县县长，他需得力助手来维持地方治安，便保举张凤岐再担任沈阳县警务局长。
张凤岐上任后，暗中建立抗日义勇军。他找来自己贴近的人耿光汉、程云桥、杨春元、洪德彰、陈范等研究了今后工作的分工。此后，黄显声派人和张凤岐秘密接头，传达东北抗日救国会的指示，赠送活动经费。
1932年5月，张凤岐接到黄显声为义勇军8月大规模进攻沈阳做内应的指示，组织部下密商暗杀关东军、省政府要员的计划，只可惜计划被叛徒出卖，张凤岐等人遭到逮捕。
由于张凤岐掌握着沈阳周边抗日义勇军的大量核心情报，日本人对他威逼利诱，但他拒绝变节。气急败坏的日本宪兵最终将他押解到沈阳故宫大政殿后面的一片空地，绑在一根石柱子上，将油漆泼在他的身上，然后将他残忍焚烧……另外，杨春元是在舌头被敌人割后血尽而死，耿光汉、程云桥、洪德彰、陈范在大石桥被敌活埋。
张凤岐等“抗日六志士”英勇牺牲后，义勇军处决了叛徒，于1932年8月28日、9月1日攻打沈阳，火烧飞机场，袭击兵工厂、破坏电台，给了日军极大打击。

15、民众的抗日怒潮及日寇的颠倒黑白
“九·一八事变”后，我国民众群起抗议，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不少地区下半旗致哀，停止娱乐活动，向军政当局哭诉亡国之痛，要求出兵收复东北失地。9月19日，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召见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向其提出了严重抗议。然而命令军队“不准抵抗”，不在战场上打击敌人，仅以抗议等外交活动怎能制止敌人侵略？
此时，愤怒的民众有的集会、游行，有的组织抗日团体抗议日本的侵略，指责南京政府的腐败无能，听任日本的摆布，置丧失国土和沦陷区民众的疾苦而不顾，一味乞怜于国联，大众极力主张以武力抗日。
上海、南京等地请愿的爱国学生9月28日捣毁了南京政府的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遭到痛打。接着在30日，上海的80万工人又派代表至南京请愿。其间各省省会及大城市的工人、学生，相继举行了抗日游行示威。北平的大批学生举行抗日游行后，准备乘火车南下请愿。但南京政府竟下令在北平的少帅，想尽一切办法予以阻止，以防伤害同日本的感情。少帅及其指挥机关，为此虽尽了最大努力，但未能说服各校的校方和学生，亦不忍发生象广州在10月5日向请愿的学生与民众开枪射击，死亡10余人，以及南京在12月1日打伤抗日游行民众30多人、逮捕180余人那样的事件。最后，少帅与各校磋商，由各校派出部分学生乘车南下请愿。行前张还于12月7日给老蒋发去一电，说明不得已的原委，其内容为：
南京蒋 钧鉴，特种外交委员会、外交部、教育部、铁道部勋鉴：
阻止北平学生赴京请愿一案，迭经遵电将北宁、平津各车暂停开行在案，乃各校学生占卧前门、丰台路轨日夜不散，不服解散不听劝导，倘以武力制止，则该站紧邻使馆又恐别滋事端。用柔、用刚，为术俱穷。而平津交通之阻塞已阅4日，以致平汉、平绥车站，亦被学生占据。外交团方面，纷纷引援辛丑和约来相请责，倘再不解决，当此外交危迫之际，恐招不良之影响。
本晨复与各校负责人再三切劝，始允将大部分解散，其余一小部分准予登车南下。但即此一次为止，无论何校不得再援此例。
交涉至此始获解决，同时恢复交通。学良明知中央为难，万不愿任其多事，无如事属两难不得不权其缓急，伏乞鉴原。除电饬北宁、津浦路局遵办外，谨此电述。

少帅
这批由北平到南京的学生，其中不少家在东北和亲眼见到东北父老、兄弟、姐妹们因家乡沦陷而流落至关内平津地区的惨状，所以他们的爱国情绪特别激昂，收复东北的要求也至为强烈，更得到南方民众的支援。他们到达南京后，即组成游行示威团。12月16日他们首先捣毁了一些机关。之后至国民党中央党部示威请愿，当蔡元培、陈铭枢接见这批学生时，因理亏而无法服众，这时愤怒的北方学生，对这些平时趾高气扬、食民禄而不能为国解忧，甚至践踏国家尊严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气恨之极，一举痛打了蔡、陈。陈铭枢被打晕倒地，蔡元培被学生们拖走示众，其间因中央党部的卫兵们相继鸣枪，并与学生展开争夺，蔡元培才得以救回。
“九·一八事变”后，推行先安内尔后攘外政策因而丧失东北的老蒋，受到全国民众的愤怒声讨。广州的国民政府，于9月21日通电全国要老蒋下野。当年3月1日被老蒋软禁于南京汤山的国民党元老、粤方党政领袖胡汉民，于11月16日在上海指出，南京政府如继续推行“无办法、无责任、无抵抗”之对日方针，必将亡国灭种。12月5日，胡汉民在广州的国民党四中全会闭幕式上，强调必须反对老蒋的军阀独裁，以便集中力量抗日和肃清共产党与铲除宪政之障碍，并指出：今人以为求统一必须集权，但集权之结果遂形成独裁，而独裁之结果，满清因此而亡，袁世凯因此而死，殷鉴不远，宁可复蹈。
同日，国民党广东四中全会所选出的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以胡汉民为首发出通电：敦促老蒋交出政权、军权下野，否则粤方的中央委员，不到南京参加四届一中全会。
受到内外指责的老蒋，被迫于12月15日辞去了南京政府 、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而下野；负有同样责任的少帅，也在12月15日被解除了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务，仅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外长王正廷已于12月3日被免职。由林森任国民政府 、孙科任行政院长。但不久即1932年国民党中央又决定老蒋回南京主持大计，3月6日又决定蒋再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3月16日又接替朱培德兼任参谋总长。

此时的日本按其预定计划，开动宣传机器，历述其侵略是出于“被迫”，是处于“自卫”，希望各国予以谅解，并一再声明，“满洲事件”不再扩大等等。一些日本的驻外使节，亦按其政府的旨意，反复重弹这类论调。随之由其驻国联的代表芳泽谦吉提出从山海关以东至沈阳为中立区的意见，要求我国军队撤至山海关一线，并提出日军要在我国东北进行“剿匪”的侵略阴谋。其间关东军竟于10月8日对锦州进行了大轰炸，不久，敌第2、第20师团，于1932年1月3日攻占了锦州。
这些侵略事实戳穿了日本外交官们的拙劣伎俩，不少国家开始认识到日本是一个口是心非、不讲国际信义的国家，美国人则称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是撒谎大使。
这个时期，日本上层的一些反动分子，为对外侵略而不择手段，在国际上惯用当众说谎、颠倒黑白等卑鄙伎俩，以致在国际上遭到鄙视。
9月19日以后，在沈阳被日军所俘的我国军、政、警察等公务人员，不少是光头赤脚、手被反绑；有些军人被强行倒戴军帽、捆缚双手、将子弹带挂于两肩并被强跪于地，作枪杀以前的照相，企图以此证明我国的这些军人，就是爆炸柳条湖附近铁路的“凶手”、“罪犯”，以竭尽污蔑和颠倒黑白之能事。
这些都是南京政府不抵抗主义的结果，也是我们国家和民族不该忘记的惨痛历史教训。
这更加看出日本军国主义者在道义上是多么的堕落，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以“关东军”、“大日本帝国”这样冠冕堂皇的身分，做出无赖之徒才能干得出的栽赃勾当。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的第28届内阁总理大臣若槻礼次郎，29届政府总理大臣犬养毅在“九·一八事变”后，以日本政府的名义，连续于9月24日、10月26日、12月27日发表了三次关于“满洲事变”的狡辩声明，其第一次声明之内容为：
关于满洲事变帝国政府之第一次声明
（昭和6年9月24日）
（一）帝国政府向以笃厚日华两国邦交而苦心努力，以期实现共存共荣之方针，然不幸过去之数年间，中国官民之言动，屡屡刺戟我国民感情，尤其是与我国利害关系最紧密之满蒙地方，最近不快之事件频发，我一般国民心理，以中国方面并未对我友好公正之政策，而以同一精神相酬，致使物情骚然。适于此时，在9月18日夜半，中国军队一部在奉天附近，破坏南满洲铁道之线路，袭击我守备队而发生冲突。
（二）当时守备于满铁沿线之日军兵力，总计仅为10400人，而四周之中国军队则达22万，致事态俄然紧迫。居住于同地之百万帝国臣民，亦陷入重大之不安状态。我军为先发制人清除危险，乃迅速行动排除抵抗，解除驻屯于附近中国军队之武装。关于地方治安，则督励中国自治机关维持。
（三）我军达成上述目的后，已大致归还铁路附属地内集结。目下附属地外之警戒，为奉天、吉林配置若干部队及几个地点的少数兵员，并非军事占领。至于言及帝国官宪已占领营口税关与盐务署，或已接管四平街、郑家屯及奉天、新民间之中国铁路，全系误传。另言及我军向长春以北和延吉出动，亦无事实根据。
（四）帝国政府于9月19日已开紧急内阁会议，决定不使该事态扩大，陆军大臣已将该方针训令满洲驻屯军司令官。9月21日由长春出动去吉林之部队，是为消除对满铁侧面之威胁，并非对该地实行军事占领。当达成此目的，我出动部队之大部将返回长春。另在9月21日，因鉴于满铁沿线之不安，由朝鲜驻屯部队派出兵员约4000之混成1旅团，新属满洲驻屯军司令官麾下，但满洲驻屯军之兵员总数，仍在条约所定之限制以内，当然不能谓对外关系上之扩大事态。
（五）帝国政府于满洲并无任何领土欲望，此已无庸反复缕述。所期待者，在使帝国臣民能安心从事各种和平事业，以其资奉及劳力有机会参与该地开发。维护本国及国民正当权益，乃政府当然之职责，排除满铁之危害，其旨趣亦在于此。帝国政府在尊重善邻友谊方面，仍恪守既定之方针，为使此次不祥事件不至破坏国交，与断绝将来建设方策之祸根，有决心与中国政府真诚协力，如能打开目前两国间之难局，转祸为福，帝国政府则不胜欣幸。
日本军国主义者，一面在政府的声明中，为其侵略进行狡辩，一面继续侵占我国领土，关东军的第2师团、独立守备队，第8、第20师团，除占领了营口、海城、鞍山、沈阳、本溪、凤城、安东（丹东）、抚顺、铁岭、开原、四平、公主岭、长春、九台、吉林、蛟河、敦化等地外，又于11月3日占领了通辽、19日占领了齐齐哈尔、26日占领了新民，接着在1932年1月3日占领了锦州，2月5日占领了哈尔滨。
一个国家政府的声明，居然是为了蒙混、欺骗另一个国家和世界视听的谎言，而这些谎言不仅用日军自己的侵略行动予以揭穿，而且在日本投降时，从我国军队、苏联军队、美国军队、英国军队所缴获的大量日本文件、档案中得到完全证实。
多行不义必自毙。15年后凶残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终于被打败，作无条件投降。1945年9月11日驻东京的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下令逮捕东条英机等第一批39名战犯后，11月20日，本庄繁因畏罪在颈上、胸部、腹部连扎3刀而自杀，成为日本陆军在投降后，将军一级因畏罪自杀的30名之中的1个（另海军有5名将军自杀）。板垣征四郎则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以绞首刑。此外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石原莞尔因与东条英机之矛盾并已退出现役，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已于1934年2月15日死去，才免遭追究。

16、国联及大国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

1931年9月，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少帅坐拥38万东北军，但是他却直接撤进了关内。在此之后，1万多日军占领了东北全境。在东北沦陷之后，老蒋把这一问题上交国际联盟。但经过一年多的商讨之后，国联终于做出了裁决，不过裁决的结果让中日双方都十分恼火。其实裁决的结果无外乎偏向中国或者偏向日本，而国联竟然异想天开的想出了第三条路，问题是这条路中日双方都不会答应。
一、九一八事变之后，老蒋根本无力干预
有很多人都质疑九一八事变之后，老蒋为什么不出兵收复东北。其实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说，首先是少帅方面的问题。在中原大战以后，少帅不仅拥有东北地区的控制权，而且还掌控着华北地区。这也是为什么少帅没有抵抗而撤退的原因之一，他还有一半家底在关内，没有必要拼命。少帅和其他军阀一样把控制区视为自己的私产，坚决不允许中央军进入。此时的老蒋如果要收复东北，就必须先经过华北地区，但少帅担心老蒋鸠占鹊巢，绝对不会让老蒋的中央军进入东北。他不能前门拒虎后门进狼，他做不了东北王，至少还是华北王。从他的角度来说，他绝对不会让中央军进入自己的地盘。这是军阀的通病，在抗战初期，阎锡山到了十万火急时，才同意中央军进入山西。
从老蒋自己的角度来看，他也根本没有精力收复东北。“攘外必先安内”这是老蒋的国策，九一八事变时，老蒋正在江西前线忙于围剿红军，他根本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去收复东北，至少在剿灭红军之前，老蒋不会忙于对付日本人。老蒋不出兵，其他军阀就更不会有什么动静。所以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把东北问题上交国联，由国际联盟裁决。
二、国联根本靠不住，国联的裁决让中日两国无法接受
在日军侵占了我国东北不少地区之后，日本提出了不扩大的方针，施之“局部问题”由日、中双方就地解决的假圈套，南京政府未予理睬，而于9月21日向日内瓦国际联盟，控诉了日本对我国的侵略罪行。
9月23日，国联召开了紧急会议，作出要中、日两国不扩大事态，寻找适当方法，互撤军队的决定。
这一决定，其本身就是混淆是非，极不公正。中国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后撤，岂不是任由日军侵略？
国联的主要组成国是英法，由于美国拒绝加入国联，所以国联的执行能力受到很多人的质疑。国联的主要任务就是维护凡尔赛体系，但是这个体系本身就是建立在火山口上的。英法两国虽然是一战的战胜国，但是两国均元气大伤，根本没有精力再进行战争。因此英法两国一直希望天下太平，中国将东北问题提交给了国联之后，国联的反应向中日双方都十分恼火。国联派出了李顿调查团来东北实地调查，经过半年多的调查之后，国联得出的结论是九一八事变的责任完全在日本方面。但是紧接着国联话锋一转表示不能排除中国方面的行为过当。 9月23日，国联召开了紧急会议，作出决定：要中、日两国不扩大事态，互撤军队，这一地区由国联直接托管。也就是说，中国和日本都不能掌控东北，国联也就是英法两国来掌握。
最让人人不能接受的事情发生了，犹太人无处安身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突然出现了那么大的“空地”，国联曾计划让犹太人在东北建国。但遭到了中国和日本双方的反对，作为局外人的美国也表示反对。最终这一计划只能作罢，但是没有对日本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制裁措施。
1932年，日本扶植早已退位的满清皇帝溥仪建立了伪满洲国，并且立刻承认了伪满洲国。1933年，日本进入山海关，同时开始染指热河。英法等国在华北地区有着巨大的利益，日本占领山海关之后，英法等国遭到了很大的刺激。各国开始在国联会议上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但是日本高傲的宣布退出国联。而在此之后，国联对日本毫无办法。

三、“九·一八事变”后，苏联、美国、英国对日本的战备措施
“九·一八事变”的炮声，犹如电波一样，向西伯利亚、太平洋、东南亚等地扩散着，它引起苏联、美、英等国的严重注意。这些国家的情报机关，均已得出日本已开始用武力推行其东方政策的结论，同时这些国家都认识到，日本占领我国东北后，将会以该地区作为军事和资源基地，以其经济和技术能力，急速开发和向外扩展而威胁东方和平。
一个国家的国防，直接关系到这个国家的安全、荣誉、声望和生存的大问题。
苏联为此于1932年即提前一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向远东增兵；在海参崴成立太平洋舰队；构筑国境线附近及黑龙江、乌苏里江沿岸地区的防御工程和筑垒地域；成立骑兵和坦克的快速部队；兴建道比河（乌苏里江上游）等地的大型机场加强由空中攻击日本的能力；颁发了新的红军野战条令等等。1931年底，苏军共有71个步兵师，总员额达150万人，其陆空军为150个中队，拥有各型作战飞机约1500架。
美国则加紧兴建在菲律宾巴丹半岛山区大型地下军事工程；构筑马尼拉湾海口哥黎希律岛的地下海防工事。特别是哥黎希律岛，不仅在山上和山坡安装了大口径远射程的海防炮与修建在该岛东端的机场，还在山内的地下凿通五条主坑道和17条放射形的支坑道，设有发电站、指挥所、通讯网、营房、仓库、医院、生活区以及向坑道外运送重炮与飞机等武器的两条电气铁路。全部工程至1932年即交付使用，以防日军突然进攻菲律宾。1941年冬，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时，上述的美国军事工程发挥了作用，美、菲军利用这些工程，在原地坚持了近半年的抗日战争。美国在1931年有陆军27个师，总员额约为30万人，其空军为62个中队，装备飞机约1600架。
英国在“九·一八事变”后，改变了他在远东不设防的政策，开始在马来亚、香港等地构筑工事，在九龙半岛上的大雾山一带之军事工程，于1936年竣工。

17、警钟长鸣！勿忘国耻！
从2017年开始，全国大中小学教材统一将8年抗战改为14年抗战，“九·一八事变”作为14年抗战开始的标志性事件，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关于“九·一八事变”，我们每个中国人都应该了解下面这样几件事：
一、“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侵华战争的开始

14年抗战真实还原了历史原貌，日本侵华战争并不是从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开始，而是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因为从这一天起，日本3个月内侵占了我国整个东北，七七事变则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了14年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战争，以伤亡3500万同胞的惨痛代价，才换来抗战的最后胜利。

二、“九·一八事变”是日本策划的一次栽赃嫁祸事件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早就策划侵占东三省，最著名的1927年《田中奏折》（即《对华政策刚要》）就详细提到侵略中国的具体方案——“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随后，日本在东北策划了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1928年，张作霖被炸死）。
1931年9月18日晚上22时许，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日本铁路守备队自行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沙俄修建，后被日本所占），贼喊捉贼，反过来诬陷中国军队破坏日本铁路，并以此为借口，日本铁路守备队600余人突然袭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此时有8000东北守军）。几个小时候，日本铁路守备队仅以2人阵亡的代价，轻松占领整个北大营。战斗打响后，周边早已准备好的日军进攻沈阳城。
受此鼓舞，日本关东军（此时关东军在东北只有约四、五万人）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占领了整个东北，近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全部沦陷，3000多万同胞沦为亡国奴，此后日本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再之后，便是全面侵华战争。

三、少帅和老蒋的不抵抗政策造成的结果
“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少帅率领的东北军足足有30万人，虽然中原大战调到关内一半，但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关外仍然还有15万东北军，而且东北军装备精良，配有成编制的飞机大炮部队，还拥有当时全国最先进的兵工厂，能自行生产枪支弹药。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少帅正在北平看戏，对日本入侵采取“不抵抗策略”，并把所有东北军撤到关内。关于不抵抗策略，少帅在1991年重获自由后曾多次在多个场合表示当年不抵抗策略是自己和东北高层做出的决定，与老蒋无关；另一个说法是，老蒋向少帅下达的不抵抗命令，最著名的是洪钫的“铣电”说——洪钫乃少帅部下，后来回忆老蒋曾向少帅下达不抵抗命令。但不管怎样，如此重大的事情，老蒋和少帅谁都脱离不了干系。

四、“九一八”是国难降临的日子，是国耻日。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点燃了长达14年的侵华战火。多少人间惨剧，多少家破人亡，山河破碎不堪回首，侵略罪行铁证如山。
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短短4个多月时间，128万平方公里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万父老成了亡国奴。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九一八”是篆刻在中华民族史上一座屈辱的纪念碑，每年的这一天，我们都应该在心中拉响警报，勿忘国耻，奋发图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需要争取和维护的，只有人人都牢记战争的教训，从苦难中汲取向上的力量，和平才会一直和我们同在。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这是一个大国应有的品格力量，是一个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九一八”作为民族苦难的印记，牢牢刻在了中国人记忆之中，并且要代代传递下去。让我们再次高唱《松花江上》这首歌曲吧，牢记日寇带给东北人民以及全中国人民的苦难。
每年9月18日，在全国各地发出的声声警报，阵阵钟声：是一种警示，中国人要铭记历史，奋发图强；也是一种宣示：和平来之不易，悲剧不可重演；更是一种昭示：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更是一种激励：勿忘国耻，强我中华，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附录】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少帅电令时任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保存实力，消极对待日本关东军的挑衅，致使东北军官兵被迫流亡关内，心头都郁结着悲苦怨愤。在西安，张寒晖耳闻目睹了几十万东北军和人民流亡悲痛的声音与惨景。他到西安北城门外东北难民集中的地区走访，与东北军的官兵和家属攀谈，听他们控诉“九一八”日本鬼子的罪行，听他们对失去故乡、亲人的思恋。以此创作出《松花江上》的歌词，并以北方失去亲人的女人，在坟头上的哭诉哀声为素材，写成《松花江上》的曲调。歌词如下：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一堂？！

这首歌，以呼喊似的音调、悲愤的情绪，控诉日寇入侵我雇国东北后的滔天罪行，表达了东北人民要求收复失地的强烈愿望。最后的尾声，唱出了呼天唤地似的旋律，使歌曲达到了高潮。在声泪俱下的悲痛中，蕴藏着要求起来反抗斗争的力量。
“西安事变”前夕，西安爱国青年去临潼请愿时，行至十里铺，少帅将军驱车赶来，劝导学生勿去临潼，怕有危险。这时，有人唱起了……“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歌声悲壮，令人断肠。少帅将军沉痛地说：“请大家相信我，我是要抗日的……我在一周之内，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可以说，这首歌，对“西安事变”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
1937年除夕，周恩来在《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一文中，也提到：“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人伤心断肠。”上个世纪60年代，周总理指示，将《松花江上》编进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可见当年这首歌曲的流传和对中国人民抗战，有着巨大的影响。
2015年8月26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我最喜爱的十大抗战歌曲”网络投票结果，《松花江上》是入选的10首歌曲之一。

18、东北沦陷与东北人民的抗战（1）

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辽宁、吉林后，又迅速派兵占领东北全境，建立了伪满洲国，对东北实行残暴的政治统治、经济掠夺和文化奴役，东北人民则纷纷组织义勇军，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一）东北全境的沦陷
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等地后，立即准备侵占黑龙江省，但因该省与苏联接壤，日本当局对直接出兵侵占尚有顾虑，因此，企图利用叛国投敌的原洮辽镇守使张海鹏率其属下的伪军攻占龙江（齐齐哈尔），以达不战而得黑龙江省的目的。张海鹏是奉系军阀元老之一，早有图谋黑龙江省政府 职位的野心。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策动张海鹏叛国投敌，这时，向张许以黑龙江省 职务，令他率部发起进攻。
“九一八”以后，黑龙江省 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麟远在北平，不能返回，张学良遂于1931年10月8日任命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 职务并兼黑龙江省军队的总指挥，谢珂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马即以卫队团和工兵两个连、辎重兵一个连、炮兵一个营布防于嫩江桥北岸，迎击张海鹏伪军的进攻。当时，黑龙江省省会设在齐齐哈尔。这座北满重镇，地处松嫩平原，无险可守，唯嫩江是天然屏障。而跨越嫩江的大桥是通往齐齐哈尔的唯一通道，只有占领这个通道，才能占领齐齐哈尔，进而占领整个北满。10月15日，张部3个团在日军独立飞行中队第8中队支援下进入泰来，10月16日拂晓向嫩江大桥进攻。守军一齐出阵实施反击，当即将伪军击溃。为阻止伪军再犯，守军将嫩江大桥破坏掉三孔。
10月19日，在嫩江大桥阻击战的胜利声中，马占山到达齐齐哈尔，宣誓正式就任黑龙江省代省长。这位“身材痩小，才略出奇”的抗日名将，在就职典礼上当众表示：倘有侵犯我疆土，及扰乱我治安者，不惜以全力铲除之，以尽我保卫地方之责。
张海鹏伪军进占黑龙江的企图失败后，日军决定直接出兵攻占黑龙江省。为制造出兵借口，日军以中国军队破坏嫩江大桥损害了日本铁路权益为理由，向黑龙江省当局无理提出由满铁修理嫩江大桥的通告。10月27日，日本关东军代表林义秀少校向马占山提出要求：黑龙江省政府在一周内即11月3日前将嫩江大桥修复，否则，日方以实力掩护自行修理。
10月29日，日方又由驻黑龙江省领事清水再次提出由满铁派人修理，并要求黑龙江省的中国军队不得妨碍并予保护，倘妨碍修理，日本方面将采取适当措施。这时，关东军已决定由第二师第十六团步炮各一个营和一个工兵连组成嫩江支队，到达江桥附近以武力掩护修桥。马占山顾忌到张学良有避免与日军直接冲突的命令，决定釆取应付措施，对日方修桥采取放任态度，但嫩江大桥阵地不后撤，以便自卫。
11月3日上午10时，日军以铁甲列车和飞机、炮兵掩护强行修桥。守军为避免与日军冲突，将守桥部队后撤到北岸阵地。由于遭日军炮兵、飞机野蛮轰击，守军有部分伤亡。当日下午，一个连的日军在飞机支援下渡过嫩江大桥，对守军阵地发起攻击。守军力求避免冲突，未予还击。日军后来退去。11月4日中午，日军一个连在飞机支援下进攻守军阵地左翼后营子北侧高地，并将大兴车站炸毁。守军忍无可忍，奋勇自卫，将日军击退。
当日下午6时，日军一个营在铁甲车掩护下，向守军卫队团阵地正面发起猛攻。守军群情激奋，英勇杀敌。双方展开激烈战斗。11月5日，日军督战，驱使张海鹏叛军打前锋，向中国军队猛攻。守军“抱与城偕亡”的决心，与日伪军在嫩江大桥血战，再次将日伪军击退。敌人伤亡惨重，日军死167人，伤600人，伪军死伤共700余人。中国军队伤亡仅百余人。11月6日拂晓，日军再次向守军攻击。守军继续顽强抵抗，战斗至当日晚，因伤亡过重，趁夜幕后撤到大兴车站北休整补充。
嫩江大桥战斗是自九一八日军发动对东北的侵略战争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斗，是中国军队激于民族义愤所进行的一次自卫战斗。在战斗进行中，全国各地进行了有力声援。11月6日，守军虽然后撤，放弃了嫩江大桥阵地，但仍极振奋，战志不减。11月7日，马占山发表通电，说明了连日战况和与敌继续作战，绝不屈服的决心。接着命令部队在三间房、大小新庄一带布防，准备继续抵抗日军的进攻。三间房位于嫩江大桥和龙江之间，南距嫩江大桥约25公里，北距龙江约35公里，是保卫龙江的第二道防线。
11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发出所谓通告，逼迫马占山下野，马占山未予置理。12日中午，日军少校林义秀又送来本庄繁通令马占山下野和黑龙江驻军撤退的通告，限令10日夜12时前答复。马占山当即电北平请示张学良。得复电：“饬死守，勿退却”。当日晚，马以强硬态度回复日方。
13日，关东军司令官命令第二师长指挥该师和混成第三十九旅步兵3个营以及嫩江支队，向三间房守军阵地进攻。
14日，日军骑兵进扰汤池防线，用重炮轰击，双方交火，战况激烈。中国爱国官兵在马占山将军率领下浴血奋战，多次击退敌人进犯。但日军依仗优势兵力，几乎摧毁了中国军队的阵地。16日，日军300余名，在野炮飞机掩护下，向中国军队三间房阵地猛攻。两军血肉相搏，中国军队伤亡极大。
17日，马占山亲率手枪队猛力反攻，夺回阵地。同日，日军多门二郎中将率领的师配备坦克8辆、大炮30多门，用猛烈炮火向三间房阵地轰击，中国军队冒着敌人密集炮火，仅靠步枪英勇还击。后来日军又增派飞机12架、坦克12辆，采用陆空配合进行夹击，中国军队奋力还击，持枪与日军肉搏，枪上没有刺刀，就用枪柄打，杀伤了大量敌人，几乎活捉了多门二郎中将。中国军队也付出重大代价，伤亡颇大。19日，马占山率军政两署人员及部队2万余人撤离齐齐哈尔，移师海伦，建立黑龙江省政府，在克山、拜泉、泰安等地建立新防线。同日，齐齐哈尔陷落。日军占领齐齐哈尔等地后，即将作战方向指向锦州。九一八事变后，从沈阳撤退的东北军大部进入锦州和辽西。9月23日，张学良通电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以张作相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米春霖代理辽宁省政府 。9月底，两署开始在锦州办公。同时，为抵抗日军进攻锦州，调骑兵第三旅、步兵第二十旅和步兵第十二旅沿大凌河布防。
日军大举入侵辽西之前，曾于10月8日空袭锦州，接着收买利用土匪凌印清部骚扰辽西地方治安，策动张学成部叛乱。日军企图以维持地方治安为由出兵辽西，但这两股汉奸土匪势力均被锦州地方当局迅速扑灭，只好再寻别的借口出兵锦州占领辽西。11月间，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按照关东军的训令，在天津制造了两次暴乱事件。以此为借口，17日凌晨1时，关东军司令官下令混成第四旅团沿奉（沈阳）山（海关）铁路进入大凌河，掩护军主力进入辽西；令第二师和第三十九旅主力迅速向锦西开进。日军混成第四旅进入辽西后，在白旗堡西南的青岗子一带与中国军队发生战斗。此时，日本政府和军部恐引起国际上的反对，于27日两次电令关东军停止前进，因而混成第四旅退回巨流河以东，其他后续部队也退至沈阳。
但是，日本关东军决心侵占锦州和辽西地区，遂一再请求日本当局增派兵力。日本陆军本部经报日本天皇批准，于12月4日及17日派遣混成第八旅等部队进入东北。26日，陆军本部又增派第二十师司令和混成第三十八旅和重轰炸机一个中队进入东北。
12月28日，日军第二师、第二十师、混成第三十九旅、混成第八旅和飞行队向锦州发动进攻。由于南京国民政府与日本于12月初达成一项协议，划定锦州为中立区，命令驻辽西的东北军撤退入山海关内，听候国联调查团前来调查东北问题，驻锦州地区的东北军陆续向关内撤退，仅留公安骑兵3个总队，分驻大凌河南岸地区和锦州，所以日军犹如进入无人之境。1932年1月2日，日军先头部队到达大凌河，向守军骑兵第三总队进攻，强渡大凌河，守军稍事抵抗后即撤入锦州城内。当日夜，日军第二十师开始攻城。城内辽宁省政府人员和军事指挥机关率所有部队向锦西撤退。3日，日军第二十师未发一弹进入锦州。
日军占领锦州后，派出户波支队乘火车向连山附近前进。东北军政当局都逃向关内。日军即占领山海关外的全部辽西地区。至此，辽宁省全部为日军侵占。
随后，日军又将进攻方向转移到北满，准备夺取哈尔滨。哈尔滨当时是东三省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为北满政治、经济中心，是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总枢纽。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沈阳、长春后，因顾虑对苏关系，暂时未以武力夺取哈尔滨，而是策动与日军早有勾结的特区军政长官张景惠建立伪组织。11月间，远在锦州的原吉林军政长官张作相电令在宾县设立吉林省政府，委派诚允为省政府 ，李振声代理吉林边防副司令长官。宾县抗日政权建立后，迅速恢复各县政权组织，对日军占领整个北满是一个严重威胁。这时，日军一方面拉拢在哈尔滨的张景惠，一方面任命投降日军的原骑兵师长于琛为“吉林省剿匪司令”，向哈尔滨发动进攻。
1932年1月间，于琛澄率伪军3个旅由舒兰向北推进。1月16日，于部伪军在榆树将东北军第二十五旅击溃，然后绕道至拉林，于1月23日逼退吉林省警备军冯占海所部，接着向哈尔滨市进逼。正当哈尔滨形势岌岌可危、人心惶惶不安的时候，东北军第二十四旅一个团在旅长李杜率领下，于1月25日赶赴哈尔滨，与第二十八旅旅长丁超等成立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部，推选李杜为总司令，丁超为护路军总司令，决心保卫哈尔滨。这样，暂时稳定了哈尔滨的局势。
日本关东军在中国军队决心保卫哈尔滨的情况下，决定以保护侨民为借口直接出兵。经日本军部批准，关东军司令官于1月28日凌晨4时命令组成长谷部向哈尔滨发动进攻。由于中东铁路的广大员工不愿运送日本侵略军，致使进攻哈尔滨的日军先头部队在30日黄昏时才到达哈尔滨附近的双城堡。在这里，日军受到预先埋伏的东北军第二十二旅的袭击，遭受了严重损失。
日军长谷部支队北进后，本庄繁担心该支队受到东北军的打击，又命令第二师全部集结于长春，并立即向哈尔滨开进。2月1日晨，日军以汽车运送第二师第二十九团等部向双城堡开进，第二师其余部队于2日乘火车离开长春北进。敌援军到达双城后，立即向东北军第二十二旅展开进攻。守军在日军飞机、大炮、坦克火力的猛烈射击下，伤亡惨重，于2日向哈尔滨方向撤退。
双城失守后，哈尔滨门户洞开。这时哈尔滨市正式组成了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李杜、丁超为司令，王之佑为前敌指挥，在哈尔滨布防，抵抗日军进攻。
2月4日下午4时，日军两翼进攻部队向哈尔滨发起攻击。守军利用民房、围墙顽强抵抗，英勇战斗，激战至晚，将日军阻于阵地前五六百米一线，不得前进。入夜，日军调整部署。5日拂晓前打退了守军一部的反击，随即再次发动进攻。激战至中午，守军不支，全线撤退，在撤退中又遭到日军飞机轰击，伤亡一部。日军在哈尔滨市南侧集结整顿，然后开入市内。驻宾县的吉林省政府也退往黑龙江省巴彦。
日军占领哈尔滨后，又以一部兵力沿中东铁路东段（哈尔滨至牡丹江段）进攻，3月4日占海林，6日占宁安，另一部于4月4日占方正。
哈尔滨的失陷，使北满局势发生了急骤变化，至此东北三省全部沦陷，原三省的政权和中国驻军东北军逐渐瓦解。至此，以东北军为主体的对日抵抗活动逐渐消沉，代之而来的是东北各地掀起的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19、东北沦陷与东北人民的抗战（2）



（二）伪满洲国的成立和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残酷殖民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中国东北各省后，为了变东北为其殖民地，并使它成为进一步扩张的主要基地，对东北进行了极其残暴的殖民统治和掠夺。
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其统治集团曾反复酝酿过对东北殖民统治的形式问题。日本军部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是扶植汉奸集团，建立名义上归中国中央政府管辖的亲日新政权；二是建立傀儡政权，即脱离中国本土的所谓独立国家；三是将中国东北并入日本版图，建立日本人的直接统治。
9月22日上午8时，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少将召集关东军参谋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石原莞尔、片仓衷等人开会，决定实行第二种方案。根据会议决定，关东军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这个方案，规定建立由日本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中国政权。它还规定这个政权的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管，交通、通信的主要部分也加以管理，而在国防和外交等方面所需要的经费由新政权负担。
为实现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的方案，日本侵略者在武装占领东北的同时就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日本建立伪满洲国的第一步，是先成立省、县等各级伪政权。第一个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是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为了借助日本的力量，达到复辟清室的目的，熙洽拱手将吉林奉送给关东军。接着，熙洽又主动充当日本走狗，与关东军共同策划在吉林成立傀儡政权。9月28日，熙洽就任伪吉林省长官，宣布脱离国民政府“独立”，成立东北第一个省级伪政权。在辽宁省，关东军于9月24日成立以汉奸袁金铠为头目的“奉天地自治维持会”（后改称“辽宁省维持委员会”），宣布脱离国民政府，建立“独立”政权，宣告了辽宁省伪政权的建立。11月20日，关东军将辽宁省改为奉天省，解散维持会，任命前辽宁省政府 臧式毅为伪奉天省长。这是日本在东北扶植的第二个省级伪政权。东省特别行政区长官张景惠早就是一个与日本勾勾搭搭的亲日派，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沈阳。在坂垣的策动下，9月22日张景惠按照关东军的旨意，在哈尔滨成立“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1932年初，张景惠宣布脱离国民政府。这是日本在东北成立的第三个省级伪政权。
1931年11月19日，日本侵略军占领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后，急于建立傀儡政权，决定由张景惠为“黑龙江省” 。但张畏惧黑省人民及马占山部队的抗日活动，迟迟未敢就任。直到1932年1月7日，张才在齐齐哈尔发表任职宣言。黑龙江省政权正式成立后，在关东军的指使下，成立了以村田悫磨为首的6人顾问、秘书班子，操纵“省政府”实权。这是日本在东北扶植的第四个省级伪政权。至此，东北四省区全部成立了伪政权，它为伪满洲国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关东军派遣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去天津会见溥仪，谎称帮助溥仪到东北重新登基，溥仪虽然半信半疑，但由于被复辟欲望所驱使，同意了土肥原的计划。11月8日，土肥原指使汉奸特务队在天津制造事端，乘混乱之机将溥仪劫出天津，于11月13日到达营口。11月18日，关东军将溥仪秘密送到旅顺，静观待机。
从2月5日至25日，关东军三宅、坂垣等人与各省伪政权头目，连日举行会议。2月17日，关东军决定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由张景惠为委员长，具体筹划建立伪满洲国事宜。关于伪满洲国国体问题，关东军提出实共和制，但溥仪等人极力要求建立帝制。2月22日，坂垣专程到旅顺与溥仪进行会谈，重申要伪满洲国实行共和制，溥仪必须就任伪满洲国“执政”。2月25日，经日本内阁和军部同意，关东军提出建立伪满洲国的最后方案，规定“满洲国”国家元首称“执政”，年号“大同”，以红蓝黑白满地黄五色旗为“国旗”，以长春为“国都”，改称新京。
2月29日，关东军又决定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至此，伪满洲国的筹备工作宣告结束。
3月1日，关东军发表伪满洲国“建国宣言”。3月9日，在长春举行了溥仪就职典礼，溥仪在一批日本文武官员和大小汉奸的簇拥下粉墨登场，就任执政。
10日，溥仪公布了关东军拟定的“政府”成员名单：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郑孝胥，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省长臧式毅，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省长马占山，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省长熙洽，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司法部总长冯涵清，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交通部总长丁鉴修。并任命赵欣伯为立法院长，于冲汉为监察院长，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别区长官，汤玉麟为参议府副议长（未到任），袁金铠、罗振玉、张海鹏、贵福为议员。
同日，溥仪和日本签订了一份密约将伪满洲国的国防、内政及人事任免权全部交给关东军。其主要内容是：“（1）敝国即‘满洲国’关于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其所需要经费，均由敝国负担。（2）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之管理权及新路之修筑，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3）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竭力援助。（4）敝国参议府挑选贵国知名卓识的国民任为参议，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选之选定，由贵军司令官保荐，其解职亦应商得贵军司令官之同意。前项参议之人数及参议总数有更改时，若贵国有所建议，则依两国协议增减之。”这一密约的签订，充分说明“满洲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傀儡政权。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满洲国”打扮成“独立国”，自欺欺人地于同年9月15日表演了一出正式承认“满洲国”的丑剧。当天，日本关东军司令兼日驻满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在长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其主要内容有：“（1）满洲国在将来，即日满两国尚未另行签订约款以前，应确认日本国或日本国臣民在满洲国领域内根据以往日中两国间的条约、协定、其他条款以及公私契约所享有的一切权益予以尊重。（2）日本国和满洲国确认，对于缔约国另一方的安宁和存在的威胁，相约两国共同担负防卫国家的责任，为此需要日本国军队驻扎于满洲国内”。这样，就确定了“满洲国”是日本的军事占领殖民地、日本是“满洲国”的宗主国的地位。
1934年3月，在溥仪的强烈要求下，伪满洲国更名为“满洲帝国”，溥仪以出卖主权为代价，满足了自己的复辟欲望，由执政变成皇帝。伪满洲国的成立，为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战争，提供了前进基地。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侵略者就从政治、经济、军事各个方面控制了这个十足的傀儡政权，使之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推行残暴的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在各个方面，实行了严格而残暴的法西斯主义的恐怖统治。
日本侵略者用残酷的屠杀以及所谓的“治安肃正”、“集团部落”等恶毒手段，镇压了东北人民的反抗，强化其武装占领。日本当局和垄断财团通过“满铁”、“满业”等各种机构，贪得无厌地掠夺东北资源，侵占农民土地，压榨人民的血汗。同时，日本侵略者还进行法西斯奴化教育，妄图根除中国人民的民族观念。在日本法西斯的血腥统治下，东北人民备受凌辱和摧残。
日本侵略者除了在各地驻有关东军外，还把它的宪兵、警察、特务遍布于东北各城市乡村，建立起一套警察和特务的体系，实行了恐怖的黑暗统治，动辄以“抗日嫌疑”为罪名屠杀中国人民，在日本统治期间，大规模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不断发生，如1932年6月15日对辽宁省抚顺平顶山400多户共3000多人的大屠杀；1932年对今丹东附近南岗头全村270多人的屠杀；1935年对吉林省舒兰县长安、万寿、桂蒙、新安一带300多户5000多人的屠杀；等等。
在政治上，日本侵略者还普遍实行保甲制，以区为单位组织保，设保长；以村或数小村为单位组织甲，设甲长；十家为一牌，设牌长。保、甲、牌内各户互相监督，实行连坐，倘若发现有1户从事反满抗日活动或与抗日游击队有联系时，则要株连牌内其他9家，可谓10家连坐，互相监视；1家犯法，9家同罪。在农村，日本侵略者为了绞杀抗日联军的武装斗争和割断其与人民群众的鱼水联系，大搞“归大屯”的恐怖政策，即把住在山沟里的居民强迫搬到开阔无山地带，组织所谓“集体农村”（或谓集团部落），周围筑有五六尺高堡垒，墙上架有铁丝网，墙外挖有深沟，四周和各门口筑有哨所或炮台，“大屯”内驻有敌伪的地方武装，出入“大屯”都要凭满洲政权下发的“良民证”。这种政策首先在1932年从吉林省延边地区开始实行，1934年12月3日伪满政权发布了“关于建设集团部落”的通令之后，1935年扩展到奉天、安东等省，到1936年，在黑龙江省广大地区已普遍推行。据不完全统计，至1938年，日伪在东北各地共建立12500多个集团部落。
日寇还大规模制造“无人区”和“人圈”，热河承德等10县共64万多户人家，被赶进“人圈”的就有21万多户。平泉、承德等6县的“无人区”达3462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10%。与此同时，为了从思想上、肉体上推行其灭亡中国的政策，日本侵略者还诱骗东北人民广种鸦片。从此，许多良田变成毒地，据1940年“日本满洲国年鉴”的记载，仅所谓法律许可种鸦片的亩数是：1933年94.1万公顷，1934年是106.6万公顷，1935年是69万公顷，1936年是88万公顷，1937年是103万公顷。据1937年敌伪调查的材料，东北已登记吸鸦片有瘾者5901913人，尚未登记及嗜好鸦片者则更多。伪满政府从收买和销售鸦片中获得厚利，如1933年销售770万两值550万元，1934年销售380万两值1440万元，1935年销售770万两值2820万元，1936年销售1010万两值3860万元，1937年销售1230万两值4780万元。日本侵略者的毒化政策使东北各地毒物充斥，娼妓遍市，赌博漫开，极大地毒害了人民的身心健康。
在经济上，日本侵略者依照所谓“日满经济一体化”的方针，完全控制和操纵了东北的全部经济命脉，并进行疯狂的掠夺。1935年3月23日，苏联和日本、伪满洲国签订了损害中国主权的让受中东铁路协定。日伪以1.7亿元换得了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东铁路及其附属财产，后由“满铁”管理。从此以后，“满铁”完全垄断了东北铁路交通的经营权。
“满铁”除了垄断东北铁路经营权之外，“九一八”前还夺取了抚顺煤矿、鞍山铁矿的开采权。“九一八”后，又占领了复洲煤矿、八道壕煤矿和西安煤矿（即辽源煤矿），设立了昭和制钢所。“满铁”垄断资本以办“参入公司”的形式，渗透到东北的工业、矿业、交通、电气、瓦斯、土木、信托、金融、保险等各经济领域。到1934年，这种公司已有57个之多。
日本占领东北之后，对东北煤炭资源的掠夺，除了“满铁”外，主要是由“满洲炭矿公司”进行的。“满炭”成立于1934年5月，由伪满洲国和“满铁”折半投资。成立时资本为1600万元，到1940年，资本为3亿元，6年中资本增加了19倍，完全垄断了东北煤炭生产。“满炭”不只垄断了东北的煤矿，还控制了东北的石油、轻金属、铁、油页岩、铝矿等。
日本制造了伪满洲国后，于1932年7月设立了一个伪中央银行，而且还设立了总、分、支行共128个。撤销了原来中国东北的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等“四行号”，从而垄断了货币发行，集中了信贷管理。
日本通过对东北金融、工业、交通等方面的垄断，实现了对东北经济命脉的控制，从而更加贪婪地、无止境地掠夺东北的资源和剥削东北人民。
日本侵略者还大肆掠夺东北的农村。日本通过伪满洲国实行所谓新国家主义的土地制度，首先以处理官地、公地为名，占领了清室残留地、吉林旗属官地、吉林驿站官地、吉林官仓之田、奉天省官地、东省特别区官地、“国有荒地”、“国有林”等。
日本大量地夺占土地是以“收买”为名义实现的。1934年1月，日本关东军以“东亚劝业公司”为工具，在依兰“收买”了百万公顷以上的土地。当时依兰的地价：每垧熟地，上等为121.4元，中等为82.8元，下等为58.4元。每垧荒地：上等为60.7元，中等为41.4元。但日本占领者宣布，不论荒地、熟地每垧一律1元。这实际上是无代价的夺取！
日本侵略者夺占耕地的主要目的，是为其向东北移民作准备。1932年至1936年，日本共进行5次武装移民，人数达7296人。1936年，日本侵略者又制定了100万户的移民计划。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为止，据日本外务省调查，向东北移民约270428人。到1944年末，日本移民占地达152.1万公顷，约占当时东北全部耕地面积的近1/10。
同时，日本侵略者运用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力量，完全垄断了东北全境的商品市场。从1932年7月以后，日本侵略者完全控制了东北境内各商埠海关。为了在东北倾销日货和掠夺工业原料，伪满政府秉承日本侵略者的旨意，先后在1933年7月、1934年11月和1935年11月，修改了进出口货物的协定税率，许多日货还给予免税，从而使日货充斥东北市场。自1932年至1937年，日本输入东北的商品增加了3倍以上，东北输向日本的原料，尤其是军需工业原料，1937年比1932年增加了36.4%。在农村，日本侵略者也进行大肆掠夺活动，如强迫农民缴纳大豆、玉米和小麦等农产品，使东北成为日本的“东亚之仓”。
在文化教育方面，日本侵略者极力推行其法西斯的奴化教育。日伪小学取消中国历史、地理课，要学生学习所谓“大日本”地理，把中国的东北和苏联的西伯利亚都划入日本的“版图”。日伪当局还开办大批日语专修学校、专修班，强迫学习日语，向青少年和成年人灌输“东亚新秩序”、“日满协和”和“王道政治”等思想，以麻醉中国青少年，摧残中华民族意识。此外，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领导下，还成立了所谓“青年爱国者协会”，其任务旨在对群众进行“王道国家之国民精神”的宣传，“教育他们尊重日本，效忠日本”。这个协会是日本侵略者进行反动宣传的总机关，它在东北各地拥有2917个分会，其中有73名关东军军官在其总部工作。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罪恶目的，是妄图从思想上解除中国人民的武装，以巩固其在东北的残暴法西斯统治。

20、东北沦陷与东北人民的抗战（3）


（三）东北人民的英勇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残暴统治，激起东北人民的无比仇恨。从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踏入沈阳那天起，东北人民就向日本侵略者展开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
9月27日，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各阶层知名人士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由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等人负责。救国会多次揭露日本鲸吞中国东北的阴谋；派出大批政工干部回东北各地协助义勇军进行抗日斗争；创办《东北通讯》、《复巢月刊》和《救国旬刊》等救亡刊物来唤醒民众的抗日觉悟。11月5日，救国会组织600余人的请愿团到北平车站卧轨，向旅客做抗日宣传，终于将南下列车变成了请愿专列。10日，请愿团抵达南京，冒着倾盆大雨，饥肠辘辘，要求躲避不见的蒋介石出来接见。
一些地区的工人、农民使用原始武器，利用宗教行会活动，组织了“大刀会”、“红枪会”、“黄枪会”、“救世军”等武装，进行抗日斗争。东北工人还使用各种手段打击日本侵略者。沈阳工人不畏强暴，坚持罢工。兵工厂的工人不愿替敌人生产屠杀同胞的武器，3万多人离厂。吉海铁路工人炸桥梁、扒军车，撬铁轨，使日军的运输线一时陷于瘫痪。中东铁路中国工人用转移机车和车辆的方法来阻碍日军的行动。大连码头、机车铁道工人组成“大连放火团”，专门放火焚烧日军军用物资。他们使用一种香皂形的固体定时爆燃火药，曾创造了一个月内烧毁大连码头四个主要仓库的最好战绩。
与此同时，不愿做奴隶的各阶层人士，纷纷高举义旗，拿起土炮、洋枪、大刀、长矛，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武装斗争浪潮。在白山黑水之间，遍地燃起民族解放战争的抗日烽火；从城市到乡村，到处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吼声。各种抗日武装如游击队、义勇军、红枪会、大刀会、山林队等像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
起初，进行武装抗日的力量主要是东北军，在东北军的抗日活动失败以后，则主要是由原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和各阶层人民组成的义勇军，此外还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在“九一八”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义勇军如燎原野火，发展迅猛，但无统一指挥，各不相属，各自为战，名称不一。有“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民众救国军”、“抗日义勇军”、“民众自卫军”、“山林反日游击队”等。这些抗日武装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农民约占50%；原东北的军警官兵约占25%；曾当过绿林土匪的约占20%；知识分子和工人、商人、绅士、地主约占5%，他们是这个时期东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力量。
由于日本的侵略魔爪首先伸向辽宁，因此辽宁人民率先组织抗日武装，在辽西、辽南地区，义勇军反日斗争如火如荼。主要有黄显声领导的辽西义勇军（又称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包善一、韩色旺领导的辽北义勇军（又称辽北蒙边骑兵），李纯华领导的辽南义勇军（又称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唐聚伍领导的辽东义勇军（又称辽宁民众自卫军），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和苗可秀领导的中国少年铁血军。吉林省的义勇军战斗力强，主要有李杜、冯占海等率领的吉林自卫军，王德林率领的吉林国民救国会（又称中国国民救国军），冯占海和李文光率领的吉林省抗日义勇军，黑龙江省的义勇军有苏炳文领导的东北民众救国军，李海清领导的民众自卫军，朴炳珊和邓文领导的黑龙江抗日军（又称黑龙江省民军）。
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是义勇军中的佼佼者。1931年12月袭击凤城的战斗，是辽东三角地区抗日武装力量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当时凤城约有日军200人，伪军200余人。邓铁梅在摸清敌人兵力布置后，先派一批智勇双全的队员潜入城内作内应。12月16日夜，义勇军以白皑皑的大雪作掩护发动进攻，一举打死日伪军警50多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并砸开监狱释放了50名爱国人士。凤城站日本站长事后心有余悸地说：“从那以后，大约一周左右根本不能入睡。”
日军占领锦州后，1932年1月6日，被关东军吹嘘为“不可战胜”的“名将”古贺传太郎中佐率领日军混成第38旅骑兵第27团占据锦西县江家屯。9日上午，古贺率领50多名骑兵和28名步兵“扫荡”义勇军。古贺临出发前趾高气扬地说：“我所到之处横行无阻，一个小小的县城有什么可怕的，有几百名老百姓算不了什么。如果在中国老百姓面前示弱，岂不是丢了大日本皇军的脸面！”b10点钟，古贺所部在上起子、龙王庙附近遭到刘纯启领导的抗日义勇军袭击，死伤大半。古贺率残部后撤至通往县城的西园子，又被500余名义勇军痛击。古贺骑在马上指挥战斗，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肩穿到右肋，另一颗子弹打穿其右侧的腹部，当即死亡。战斗到最后，共歼灭日军50余人，其中死伤少尉以上军官7名。“不可战胜”的古贺联队被义勇军击败，日本侵略者惊呼：“这实在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变”。锦西人民的抗日武装力量，和“七百年前成吉思汗的名字一样，以剽悍、敏捷、勇猛而震动全世界的民族”。
从1932年3月到11月间，东北义勇军有了很大发展，较大的队伍增加到10多支，形成了30多万人的浩荡大军。东北义勇军以粗劣的武器和后援不足的30万之众，抗击着拥有飞机等精良装备、能进行立体联合作战的20多万日伪军，并歼灭了大量敌人。
1932年，义勇军经过血战，从侵略军手中夺回县城40多座，曾一度在部分地区消灭或驱逐了日军的侵略势力。在辽东南的丹东、岫岩、凤城之间方圆百余里；松花江以南，哈长线以东，延边及吉敦路以北等13个县区；东边道的通化、桓仁、临江、辑安、柳河、金川、辉南、宽甸、新宾、清源等重要县城，都曾成为义勇军的根据地或控制的地区。
在敌占区，义勇军经常袭击敌人的兵营，攻打城镇、拆铁道、炸桥梁、颠覆兵车，割电线杆、切断电讯联系，使敌人月无宁日，忧心忡忡。据沈阳日本军部统计，1932年3月，义勇军袭击南满地区达115次，安东（今丹东）128次，辽阳48次。在一年之中，义勇军袭击沈阳11次，袭击长春6次，加上袭击辽、吉两省其他重要城市，共30次以上。同时烧毁了沈阳、哈尔滨等地的飞机场，破坏了抚顺日本发电所。
1932年3月9日，“满洲国”举行溥仪就任执政典礼时，伪国都长春之交通部、实业部均被义勇军炸毁。当晚，在沈阳的日伪群丑正弹冠相庆之际，义军500人攻破大北边门，直入北关，击毙击伤日宪兵、伪警察数十人。
同年8月下旬，辽南义勇军对日伪在南满的统治中心沈阳发起了进攻，占领东塔机场并点燃机场油库，焚毁敌机27架。
在九一八事变后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义军四起，战旗林立，势如风起潮涌。到1932年2月，东北各地的义勇军16万多人，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据日本奉天总领事馆调查，从1931年11月1日至12月20日，义勇军仅袭击铁道附近的日军就达1529次。据日、伪官方报告所载，自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2月止，日、伪军战亡人数为6541人；日军运回国内的死尸，每月平均达到50具。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在1932年4月回东京的途中哀叹：“关于东北暴徒之根本讨伐，实为极难之事，因其集团作乱，不易治平，且非一朝一夕所能收效。自奉天事变发生后，我军对安奉线附近暴徒中心地之讨伐不下62回之多，结果收效甚微”。
对于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积极地进行了组织和引导。1931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指示满洲省委：建立自己领导的游击队，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满洲。同时，周恩来以《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党的当前任务》为题发表文章，提出党应领导和组织民众救国义勇军，赶走日本帝国主义。文中强调指出：“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是要动员广泛的群众来参加，而且要长期的支持这一运动，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普遍的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自己武装的救国义勇军。”
11月中旬，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会议，根据中央指示研究了创建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会议作出决定，要求加强党对创建游击队工作的领导，举办训练班培养游击队骨干，夺取敌人武装，创办刊物指导游击队工作，派出巡视员具体指导各地创建游击队的工作。11月底，满洲省委机关遭到破坏，省委书记张应龙被捕。省委除派童长荣（当时任大连市委书记）去群众反日斗争基础较好的东满地区，组织与领导抗日斗争外，创建游击队的工作暂时陷于停顿。
1932年1月，中共满洲省委制定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这一纲领性文件。文件指出：只有人民群众起来，只有在群众斗争中创建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武装，才能保证彻底抗日救国，同时，党应以这样的武装为核心力量，支持、援助和联合其他非党的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
此时，中共满洲省委和东北各地党组织，派出许多优秀干部深入农村创建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如派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杨靖宇、杨林到南满工作，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工作，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珠河工作，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工作。至1933年初，在他们领导下相继建立了巴彦游击队、南满游击队、海龙游击队、东满游击队、宁安游击队、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随后又建立了饶河、珠河等游击队。此外，还掌握了抗日救国游击军等数支武装。这些游击队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战斗，打退了日伪军对南满、东满等游击区的多次进攻，攻占了东宁、安图等县城，进行了团山子、八棵树、马家大屯、二道河子、杨木林子等上百次战斗，消灭日伪军1000多人。
由于中共满洲省委中共临时中央“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执行了与苏维埃区域相同的过左政策，使得东北的抗日斗争受到了一定影响。1931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的任务》。这封信虽然还没有彻底摆脱“左”的影响，但它根据日本独占东北所引起的阶级关系的变化，首次提出在东北组织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对指导东北中共党组织转变斗争策略起了作用。5月，中共满洲省委根据1月26日指示精神，召开扩大会议，总结九一八事变以来工作的经验教训，决定扩大党独立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执行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会后，各级党组织主动去争取团结各种抗日力量，收编和改造各种义勇军。到1933年底，中共直接领导下的各地游击队已发展成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主力，杨靖宇、李红光等领导的南满游击队于1933年9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1934年11月又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由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活动于磐石、海龙、东丰、西丰、辉南、通化、柳河、宽甸、桓仁、集安、濛江、抚松等县。童长荣、王德泰等领导的东满游击队于1934年2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于1935年5月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任政治委员，活动在延吉、汪清、和龙、安图、珲春等县。赵尚志、李兆麟（张寿籛）等领导的珠河游击队于1934年夏改编为东北抗日游击队哈东支队，1935年1月扩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赵尚志任军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活动在珠河、宾县、方正、延寿、五常、阿城、双城、榆树、苇河等县。以李延禄领导的密山游击队为基础于1934年秋组成抗日同盟军第四军，李延禄任军长，吴平任政治委员（未到职），活动在宁安、密山、勃利、穆陵等县。以周保中等领导的绥宁游击队为基础于1935年2月组成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活动在绥芬河市及宁安、穆陵、勃利、额穆、敦化等县。冯仲云、夏云杰等领导的汤原游击队于1935年春扩编为汤原游击总队，1936年1月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六军，夏云杰任军长，李兆麟代理政治部主任，活动在汤原、萝北等县。到1935年底，中共满洲省委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发展为6个军，共6000余人。
这些游击队依托山区，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争。伏击日伪“讨伐”军，袭击铁路交通线，使日伪军疲于奔命。据伪满铁路总局统计，1934年1月至10月，奉天、长春、哈尔滨、洮南4个铁路局所辖各铁路遭袭击543次，全东北铁路平均每月遭袭击约100次。抗日游击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得到了发展和锻炼，也遭受了很大损失，涌现出不少英雄人物。其中第三军第二团政治委员赵一曼就是其杰出代表。在1935年11月伪军对哈尔滨东部地区的“讨伐”中，她率部在左撇子沟与日伪军激战一日，受伤被俘，后英勇就义，表现了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
东北义勇军的游击队的英勇斗争，极大鼓舞了东北人民乃至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斗志。他们为湔雪国耻而创造的业绩和爱国献身精神，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上占有不容抹杀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