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的正义感
史学家的正义感（一）
史学家要不要正义感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史学家王曾瑜先生说：“搞史学没有正义感不行”。于是在他的身上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正义感了，于是他就能写出《荒淫无道宋高宗》和《岳飞新传》了。而在他的笔下，秦桧和高宗饱受鞭挞，几乎是一无是处，使得人们都恨了他们，这就是正义感所起的作用了。
在岳飞研究会编辑的岳飞研究学术论文中，我们能见到比比皆是的“正义感”，使得这些论文成了秦桧、高宗的控诉书、检举书，成了岳飞的宣传单、表扬信、赞美诗、功劳薄。这样的效果不错吧，不是充斥了正义感吗？虽然王先生说过，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神化和偶像化。但是这样搞下去岳飞能不神化吗？能不成为大众的偶像吗？那么他的对立面呢，将偶像害死的人呢，自然是千夫所指，怒目相视了。
说到史学家要有正义感，那么其他的学家要有正义感吗？如果都有正义感，何必要单提史学家呢？如果不是都有的话，是不是有的学家可以不要正义感呢？作为一个普通公民都应该有正义感，遑论史学家呢？那么这句话说了显然等于是白说了。你说一个中共党员有正义感吗，那肯定是有的吧，是不是史学家入党的比不入党的有正义感呢，他的研究成果好与其他人呢？如果不能好于其他人，这个正义感起了作用吗？再问，如果是个资产阶级的史学家，他的研究成果是不是一钱不值呢？甚至是反动的、恶劣的呢？我们是不是要说，成为一个史学家，首先应该是个党员，不是党员的，研究成果要降等级。可以这样吗？
正义感的意思就是，你搞历史，要说要做正义的事情，不能干相反的事情。你必须遵从主流意识，不能有于此相反、相悖的意见和看法。这就等于禁止了争鸣和争论。就等于是说，你只能说秦桧坏，只能说岳飞好，否则就没有正义感了。如果你有了不同意见，人家就可以说你没有正义感，是个歌颂汉奸，诋毁英雄的人，脑子里就冒出来想批判你和憎恶你的念头。而在史学家以外的人中，脑子里冒出来的是想咒骂你、痛殴你、杀了你的念头。这样一来，史学家只能向“正义感”靠拢了，只能是胆战心惊、唯唯诺诺了。那么我们所研究的历史会成个什么样呢？
史学家要有正义感，那么医学家呢？人类学家呢？动物学家呢？植物学家呢？微生物学家呢？考古学家呢？是不是可以没有正义感？一般人的理解，搞教育的，搞宣传的，搞法律的，搞文化的，要有正义感。其他的如搞地质的、搞气象的、搞饮食的、搞建筑的可以没有正义感，因为这些东西和正义没有什么关系，资产阶级也一样能搞的非常好。许多行业如果有了正义感怎么办，搞医学的对病毒、细菌恨之入骨，要将人体内的大肠杆菌消灭得一干二净；搞动物的要将肉食动物，尤其是豺狼虎豹全部杀光；搞医学的先问这个病人做过坏事没有，如果做了坏事，就不予救治。这算不算正义感的体现呢？
历史学家的正义感是什么，正确的理解是真实地反映和客观地分析历史。实事求是，不掺杂个人的感情和小集团的利益，就是大集团的利益也不能掺杂进去。不能说我端谁的饭碗，我拿谁的钱我就为谁说话；不能说我姓什么，我就为本姓的人说好话；不能说我的家族、我的民族是什么，我就为本家族、本民族歌功颂德。当法官的有个回避制度，搞历史的没有这个制度，对于历史的研究不怕你有偏向，因为别人可以反驳你，可以否定你。你的偏向脱离了正确轨道，大家是能够看得见的。既使今天看不见，早晚是能够看见的。在过去，我们的史学家从属与某个阶级，当然也就为某个阶级说话了，因此对于农民起义一概肯定，并且说那是推动历史的动力。而对于他们存在的问题，一概地视而不见，或者是好也说好，坏也说好，赞歌高奏，涂脂抹粉，这就不能做到客观性了。
阶级性也体现在了岳飞的身上，岳飞维护了汉民族的利益，维护了汉民族的正统观和道德观，因此他就是好人，就是爱国和反侵略的。而女真人是汉民族利益的侵害者，他们就是坏人了。尤其是在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年代，岳飞作为一个反抗外族的代表受到突出的宣扬。数百年来，岳飞被神化了，成了偶像，也成了符号。对于符号这个东西，真假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而符号是必须誓死维护的，不能亵渎的。谁想要戳穿偶像，是要跟你拼命的。
搞历史到了这样程度，就不是研究历史了，而是在说教和洗脑了，这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的问题。要认识到，“正义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盐是好东西，不能什么东西里面都放盐，这也是个常识了。正义感要服从科学，科学才是真理，这是研究历史的人所必须注意到的。，
史学家要不要正义感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史学家王曾瑜先生说：“搞史学没有正义感不行”。于是在他的身上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正义感了，于是他就能写出《荒淫无道宋高宗》和《岳飞新传》了。而在他的笔下，秦桧和高宗饱受鞭挞，几乎是一无是处，使得人们都恨了他们，这就是正义感所起的作用了。
在岳飞研究会编辑的岳飞研究学术论文中，我们能见到比比皆是的“正义感”，使得这些论文成了秦桧、高宗的控诉书、检举书，成了岳飞的宣传单、表扬信、赞美诗、功劳薄。这样的效果不错吧，不是充斥了正义感吗？虽然王先生说过，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神化和偶像化。但是这样搞下去岳飞能不神化吗？能不成为大众的偶像吗？那么他的对立面呢，将偶像害死的人呢，自然是千夫所指，怒目相视了。
说到史学家要有正义感，那么其他的学家要有正义感吗？如果都有正义感，何必要单提史学家呢？如果不是都有的话，是不是有的学家可以不要正义感呢？作为一个普通公民都应该有正义感，遑论史学家呢？那么这句话说了显然等于是白说了。你说一个中共党员有正义感吗，那肯定是有的吧，是不是史学家入党的比不入党的有正义感呢，他的研究成果好与其他人呢？如果不能好于其他人，这个正义感起了作用吗？再问，如果是个资产阶级的史学家，他的研究成果是不是一钱不值呢？甚至是反动的、恶劣的呢？我们是不是要说，成为一个史学家，首先应该是个党员，不是党员的，研究成果要降等级。可以这样吗？
正义感的意思就是，你搞历史，要说要做正义的事情，不能干相反的事情。你必须遵从主流意识，不能有于此相反、相悖的意见和看法。这就等于禁止了争鸣和争论。就等于是说，你只能说秦桧坏，只能说岳飞好，否则就没有正义感了。如果你有了不同意见，人家就可以说你没有正义感，是个歌颂汉奸，诋毁英雄的人，脑子里就冒出来想批判你和憎恶你的念头。而在史学家以外的人中，脑子里冒出来的是想咒骂你、痛殴你、杀了你的念头。这样一来，史学家只能向“正义感”靠拢了，只能是胆战心惊、唯唯诺诺了。那么我们所研究的历史会成个什么样呢？
史学家要有正义感，那么医学家呢？人类学家呢？动物学家呢？植物学家呢？微生物学家呢？考古学家呢？是不是可以没有正义感？一般人的理解，搞教育的，搞宣传的，搞法律的，搞文化的，要有正义感。其他的如搞地质的、搞气象的、搞饮食的、搞建筑的可以没有正义感，因为这些东西和正义没有什么关系，资产阶级也一样能搞的非常好。许多行业如果有了正义感怎么办，搞医学的对病毒、细菌恨之入骨，要将人体内的大肠杆菌消灭得一干二净；搞动物的要将肉食动物，尤其是豺狼虎豹全部杀光；搞医学的先问这个病人做过坏事没有，如果做了坏事，就不予救治。这算不算正义感的体现呢？
历史学家的正义感是什么，正确的理解是真实地反映和客观地分析历史。实事求是，不掺杂个人的感情和小集团的利益，就是大集团的利益也不能掺杂进去。不能说我端谁的饭碗，我拿谁的钱我就为谁说话；不能说我姓什么，我就为本姓的人说好话；不能说我的家族、我的民族是什么，我就为本家族、本民族歌功颂德。当法官的有个回避制度，搞历史的没有这个制度，对于历史的研究不怕你有偏向，因为别人可以反驳你，可以否定你。你的偏向脱离了正确轨道，大家是能够看得见的。既使今天看不见，早晚是能够看见的。在过去，我们的史学家从属与某个阶级，当然也就为某个阶级说话了，因此对于农民起义一概肯定，并且说那是推动历史的动力。而对于他们存在的问题，一概地视而不见，或者是好也说好，坏也说好，赞歌高奏，涂脂抹粉，这就不能做到客观性了。
阶级性也体现在了岳飞的身上，岳飞维护了汉民族的利益，维护了汉民族的正统观和道德观，因此他就是好人，就是爱国和反侵略的。而女真人是汉民族利益的侵害者，他们就是坏人了。尤其是在大搞阶级斗争的年代，在民族矛盾尖锐的年代，岳飞作为一个反抗外族的代表受到突出的宣扬。数百年来，岳飞被神化了，成了偶像，也成了符号。对于符号这个东西，真假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而符号是必须誓死维护的，不能亵渎的。谁想要戳穿偶像，是要跟你拼命的。
搞历史到了这样程度，就不是研究历史了，而是在说教和洗脑了，这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的问题。要认识到，“正义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盐是好东西，不能什么东西里面都放盐，这也是个常识了。正义感要服从科学，科学才是真理，这是研究历史的人所必须注意到的。，
史学家的正义感（二）
为了维护偶像，一言堂是必须的，“二言堂”就损害偶像的利益了。因此是不能搞“兼容并包“的，于是现代科学理念和方针是可以置之不理的。我们也就可以发现，许多人最爱引用《宋史》中的《秦桧传》，说他贪污，说他文字狱，说他害人，说他富可敌国。可是要谈具体内容的时候，就拿不出东西来了。
宋代有个台谏制度，其独立于君权、相权、长官和同僚的言事原则，如蔡京当政时，台谏对他的弹劾几乎从来没有断过，有案可查的就有十余人；秦桧为参政时，御史黄龟年对其弹劾，秦桧只得辞位。他再次任相后，力主和议，仍有台谏张戒、常同、方庭实、辛次膺交相论劾，但并未涉及秦桧的贪腐问题。常同担任殿中侍御史十个月，弹击官员80人，宰相4人，侍从16人，大将6人，郎官13人，监司帅守26人，庶官15人，证明谏官不是不敢说话的，是有监督能力的。秦桧曾经说过：“进退百官，臣之职也。倘以臣黜陟不公，愿先去位”，说明秦桧还是有自律的。
高宗有个特点，他坚持“惟于赃罪而不贷，盖以赃罪害及众，不可不治”。那么秦桧敢于放肆地胡作非为吗？有史料说，桧喜赃吏，恶廉士，贪墨无厌。监司、帅守到阙，例要珍宝，必数万其乃得差遣。及其脏污不法，为民所松，桧复力保之。故赃吏恣横，百姓愈困。那么谁能举出一个具体事例呢？谁能证明是落入了秦桧的腰包呢？百姓又困倒个什么程度呢？
在史料中还可以看到，说南宋光宗、宁宗以后，“贪吏布满天下”；而理宗的诏书曰：“去岁以来，贪浊成风”，那么又何必说什么秦桧如何呢？难道没有秦桧封建王朝的南宋就是人间天堂了吗？
法国社会史学家谢和奈对宋朝的研究成果表明，公元960年至1280年间，人口增加了8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40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三分之一。宋代为“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11至12世纪的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这些发展，是与岳飞有关还是与秦桧有关呢？
因为有了正义感，说到秦桧坏的时候，就会无限放大，而是否真实可以忽略不计；对于岳飞，则是歌功颂德，同样也是无限放大。结果一个上天，一个入地，形成了极其巨大的反差。其实我们多加注意可以发现，除了《宋史·秦桧传》绝大多数的史料是见不到秦桧什么贪腐行为的。钱财这些东西对于一生最后十七年的老头子来说，有多大的意义呢？生不能带来，死不能带去，难道是为了养子秦熺而积累吗？秦桧傻吗？为秦熺打工吗？他能吃多少、穿多少，住的房子早晚也是人家的，那么钱财的意义又何在呢？你又不出国，又不行贿，又不投资，又不妻妾成群，秦桧能消耗多少呢？如果我们能在秦桧墓中发现什么也可以作为证据，但是就连这样的证据也没有啊。
杨敏之先生编了一部近80万字的《中国历代反贪全书》，从先秦、两汉到清朝的贪官都说到了，有的内容是“韩侂胄专权纳贿”，说他有爱妾14人，但就是没有秦桧的大名。按说不应该啊，怎么可能没有秦桧呢？想不明白的人可以去问问他好了。还有一部王春瑜的《中国反贪史》，他也说不出什么秦桧的具体事例来。在南宋就有人说要抄秦桧的家，皇帝没有答应。可这些叫喊要抄家的人，也说不出秦桧是个大富豪。所以至今没有人能够得出具体的数字来，没有数字，你说什么也是白说。你要起诉一个人，仅凭笼统一说行吗？高宗知道岳家军有财产近两千万缗，这是得到岳飞认可的数字，而在秦桧这里，没有人能够拿出一个可以认定的结论。
王曾瑜先生有个学生叫铁爱花，她是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副教授，专门研究宋史的，她从王先生这里学到了正义感。在她35万字的大作《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研究》中，也提到了秦桧和他的夫人王氏。因为这王氏和他丈夫一样有名气，甚至还成了杭州岳庙鉄跪像之一。在“士人阶层女性在公领域的活动”第三节：参预夫、子的事业，第一部分“参预丈夫的事业”，专门提到《钱塘遗事》载：秦桧欲杀岳飞，于东窗下谋，其妻王夫人曰：“擒虎易，放虎难”。于是秦桧“其意遂决”。作者认为：在秦桧专权期间，其妻王夫人始终与秦桧狼狈为奸，士人阶层女性以内助的身份对外事的参预并非都是正面的。
这部王曾瑜先生作序的学术专著，怎么可以拿民间的传说当真呢？即便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也有许多人知道这是毫无根据的编排，是故意对秦桧的丑化，早在“秦桧吧”里被批过无数次了。可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学者，真不应该如此的轻信或者是为了正义感而不择手段，不分青红皂白。连这样的错误你都会犯，其作品的质量该打多少折扣呢？能有多少可信度呢？而王先生怎么就没有发现呢？普通人的事迹你可以不了解，秦夫人的事迹不清楚是讲不过去的。我们即可知道，这就是正义感所发挥的作用了。
在史学家有了正义感之后，他们对岳庙鉄跪像的丑恶一面就视而不见了，反而觉得那是好东西，是需要用来教育人民的好道具。在他们的脑子里，正义就是可以侮辱人的行为，就是可以歧视和猥亵妇女的行为，就是置公德于不顾的行为，就是爱国可以不讲人权的意识。公元2005年，在关塔那摩监狱发生了美军“虐囚”事件，首先被激怒的是最讲人权的美国人，他们为了“敌人的利益”，“很没有正义感”地纷纷上街游行，抗议自己的政府，要求政府为终止这种非人道的行径采取行动。而我们的史学家及高级知识分子们、“公知”们却不见这样的意识，反而为鉄跪像百般辩护。他们怎么竟然不如美国的普通老百姓呢？这个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其实中国的老百姓也有维护人权的呼声，也有反对鉄跪像的抨击，只不过他们不能形成一股力量，难以冲动坚固的壁垒。
我们中国人的某些正义感，其实就是拿人性和人的灵魂开刀，一个没有人权的制度下是不能出现人权教育的，自然也不可能有维护和争取人权的公民。胡适先生说：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而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动不动就谈“正义感”，是对历史研究的伤害，也是对人类道德的伤害。如果我们一切从正义感出发，处处贴上政治的标签，我们这个社会就会处在混乱之中，文革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深重和痛苦吗？
历史研究讲客观、讲科学、讲真实、讲包容，这样才能形成讲真理氛围，也才有真理出现在我们眼前。为此我们应该改变自己，这样才能把历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为了维护偶像，一言堂是必须的，“二言堂”就损害偶像的利益了。因此是不能搞“兼容并包“的，于是现代科学理念和方针是可以置之不理的。我们也就可以发现，许多人最爱引用《宋史》中的《秦桧传》，说他贪污，说他文字狱，说他害人，说他富可敌国。可是要谈具体内容的时候，就拿不出东西来了。
宋代有个台谏制度，其独立于君权、相权、长官和同僚的言事原则，如蔡京当政时，台谏对他的弹劾几乎从来没有断过，有案可查的就有十余人；秦桧为参政时，御史黄龟年对其弹劾，秦桧只得辞位。他再次任相后，力主和议，仍有台谏张戒、常同、方庭实、辛次膺交相论劾，但并未涉及秦桧的贪腐问题。常同担任殿中侍御史十个月，弹击官员80人，宰相4人，侍从16人，大将6人，郎官13人，监司帅守26人，庶官15人，证明谏官不是不敢说话的，是有监督能力的。秦桧曾经说过：“进退百官，臣之职也。倘以臣黜陟不公，愿先去位”，说明秦桧还是有自律的。
高宗有个特点，他坚持“惟于赃罪而不贷，盖以赃罪害及众，不可不治”。那么秦桧敢于放肆地胡作非为吗？有史料说，桧喜赃吏，恶廉士，贪墨无厌。监司、帅守到阙，例要珍宝，必数万其乃得差遣。及其脏污不法，为民所松，桧复力保之。故赃吏恣横，百姓愈困。那么谁能举出一个具体事例呢？谁能证明是落入了秦桧的腰包呢？百姓又困倒个什么程度呢？
在史料中还可以看到，说南宋光宗、宁宗以后，“贪吏布满天下”；而理宗的诏书曰：“去岁以来，贪浊成风”，那么又何必说什么秦桧如何呢？难道没有秦桧封建王朝的南宋就是人间天堂了吗？
法国社会史学家谢和奈对宋朝的研究成果表明，公元960年至1280年间，人口增加了8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40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三分之一。宋代为“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11至12世纪的水稻产量增加了一倍。这些发展，是与岳飞有关还是与秦桧有关呢？
因为有了正义感，说到秦桧坏的时候，就会无限放大，而是否真实可以忽略不计；对于岳飞，则是歌功颂德，同样也是无限放大。结果一个上天，一个入地，形成了极其巨大的反差。其实我们多加注意可以发现，除了《宋史·秦桧传》绝大多数的史料是见不到秦桧什么贪腐行为的。钱财这些东西对于一生最后十七年的老头子来说，有多大的意义呢？生不能带来，死不能带去，难道是为了养子秦熺而积累吗？秦桧傻吗？为秦熺打工吗？他能吃多少、穿多少，住的房子早晚也是人家的，那么钱财的意义又何在呢？你又不出国，又不行贿，又不投资，又不妻妾成群，秦桧能消耗多少呢？如果我们能在秦桧墓中发现什么也可以作为证据，但是就连这样的证据也没有啊。
杨敏之先生编了一部近80万字的《中国历代反贪全书》，从先秦、两汉到清朝的贪官都说到了，有的内容是“韩侂胄专权纳贿”，说他有爱妾14人，但就是没有秦桧的大名。按说不应该啊，怎么可能没有秦桧呢？想不明白的人可以去问问他好了。还有一部王春瑜的《中国反贪史》，他也说不出什么秦桧的具体事例来。在南宋就有人说要抄秦桧的家，皇帝没有答应。可这些叫喊要抄家的人，也说不出秦桧是个大富豪。所以至今没有人能够得出具体的数字来，没有数字，你说什么也是白说。你要起诉一个人，仅凭笼统一说行吗？高宗知道岳家军有财产近两千万缗，这是得到岳飞认可的数字，而在秦桧这里，没有人能够拿出一个可以认定的结论。
王曾瑜先生有个学生叫铁爱花，她是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副教授，专门研究宋史的，她从王先生这里学到了正义感。在她35万字的大作《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研究》中，也提到了秦桧和他的夫人王氏。因为这王氏和他丈夫一样有名气，甚至还成了杭州岳庙鉄跪像之一。在“士人阶层女性在公领域的活动”第三节：参预夫、子的事业，第一部分“参预丈夫的事业”，专门提到《钱塘遗事》载：秦桧欲杀岳飞，于东窗下谋，其妻王夫人曰：“擒虎易，放虎难”。于是秦桧“其意遂决”。作者认为：在秦桧专权期间，其妻王夫人始终与秦桧狼狈为奸，士人阶层女性以内助的身份对外事的参预并非都是正面的。
这部王曾瑜先生作序的学术专著，怎么可以拿民间的传说当真呢？即便是普通的平民百姓，也有许多人知道这是毫无根据的编排，是故意对秦桧的丑化，早在“秦桧吧”里被批过无数次了。可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学者，真不应该如此的轻信或者是为了正义感而不择手段，不分青红皂白。连这样的错误你都会犯，其作品的质量该打多少折扣呢？能有多少可信度呢？而王先生怎么就没有发现呢？普通人的事迹你可以不了解，秦夫人的事迹不清楚是讲不过去的。我们即可知道，这就是正义感所发挥的作用了。
在史学家有了正义感之后，他们对岳庙鉄跪像的丑恶一面就视而不见了，反而觉得那是好东西，是需要用来教育人民的好道具。在他们的脑子里，正义就是可以侮辱人的行为，就是可以歧视和猥亵妇女的行为，就是置公德于不顾的行为，就是爱国可以不讲人权的意识。公元2005年，在关塔那摩监狱发生了美军“虐囚”事件，首先被激怒的是最讲人权的美国人，他们为了“敌人的利益”，“很没有正义感”地纷纷上街游行，抗议自己的政府，要求政府为终止这种非人道的行径采取行动。而我们的史学家及高级知识分子们、“公知”们却不见这样的意识，反而为鉄跪像百般辩护。他们怎么竟然不如美国的普通老百姓呢？这个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其实中国的老百姓也有维护人权的呼声，也有反对鉄跪像的抨击，只不过他们不能形成一股力量，难以冲动坚固的壁垒。
我们中国人的某些正义感，其实就是拿人性和人的灵魂开刀，一个没有人权的制度下是不能出现人权教育的，自然也不可能有维护和争取人权的公民。胡适先生说：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而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成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动不动就谈“正义感”，是对历史研究的伤害，也是对人类道德的伤害。如果我们一切从正义感出发，处处贴上政治的标签，我们这个社会就会处在混乱之中，文革的教训难道还不够深重和痛苦吗？
历史研究讲客观、讲科学、讲真实、讲包容，这样才能形成讲真理氛围，也才有真理出现在我们眼前。为此我们应该改变自己，这样才能把历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为了国家罢兵权
罢兵权是秦桧丰功伟绩中的重要一项。北宋完成了罢兵权，日子过的好好的，南宋还没有做好这件事，结果很早就有大臣提出了这样的想法。但是因为战事频仍，一时还不能着手进行。恐怕高宗还有个想法，看看不罢能怎样，如果好的话，不罢与缓罢是不是也可以呢？另外即便要做，也得等个火候，不能随随便便，因为这是个容易闹出乱子的事情，一不小心出了事，悔之晚矣。
有研究历史的学者说，秦桧与高宗罢兵权的真正目的，主要是是出于对武将的疑忌和为了降金。其实这样的认识是不对的。你武将表现好，对朝廷很忠诚，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我何必要急于罢兵权呢？你在战场上的表现不佳，我为何不罢你呢？岳飞在绍兴十年和十一年的表现 证明了罢兵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另外说到降金，更是不合实际。从表面上看，有武将是反对议和的，但是他们改变不了国家的方针政策。绍兴八年完成与金议和，罢兵权了吗？没有吧？随后的两年，也没有罢兵权，高宗降金了吗？议和就是议和，怎么能随便说什么降金呢？北宋的议和少吗？澶渊之盟是降辽吗？与绍兴和议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是降金的话，为什么第一次绍兴和议之后，金朝又对南宋发动战争呢？既然已经降了，南宋必是俯首帖耳，惟金朝的马首是瞻，还打什么仗呢，兀术只要一句话：还我失地，南宋就得乖乖奉上，可南宋有这样的举动吗？而绍兴十一年的淮西大战，是降金的表现吗？
为什么偏偏就有人说是“疑忌”和“降金”呢，当然是为了给秦桧和高宗的脑袋上扣屎盆子，往他们的身上泼污水，就是要搞臭他们，就是看不上他们才跟他们过不去。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心态，不是研究学问应有的态度。为什么看不到罢兵权的积极方面，看不到对南宋的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尤其要看到南宋武将，尤其是岳飞的表现很糟糕，秦桧才萌发了罢兵权的想法。
有学者说，是绍兴七年高宗才有了罢兵权的念头，其主要的原因是刘光世的畏敌怯战，在大臣中引起了公愤，故力主解除他的兵权。情况真的是这样吗？刘光世的兵权解除了，下一步就是高宗要将淮西军交给岳飞来统辖，而在高宗改变主意的情况下，岳飞忿而“拂袖而去”，跟朝廷闹了一场大赌气。高宗看到岳飞这样的大将太不好驾驭了，才有了罢兵权的想法。所谓“猜疑”、“疑忌”，是帝王固有的天生的心态，不是后天才有的。高宗怎么可能在当了十多年皇帝之后才开始“疑忌”呢？那建炎三年的“苗刘之变”不是武将干的事情吗？那武将范琼不是死抓了兵权不放“疑忌”朝廷吗？那岳飞朝思暮想要得到淮西军，不是显得太贪婪、太过分了吗？岳飞没有头脑，他想不到皇帝固有和天生的心态，仍然是我行我素，那么皇帝就得拿出办法来治治你了。我让你手中没有一兵一卒，看你怎样我行我素！
早在北宋之初，宋太祖与赵普就有一段对话，赵普认为：“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这就是罢兵权的早期认识，其目的是为了天下自安。岳飞说武将不怕死，文臣不贪财，天下太平矣。岳飞这样的半文盲，对天下太平能有什么好的认识呢？他根本说不到点子上。也早有人说过：不修甲兵，不市战车，轻赋省役，天下太平矣。这样的认识也比岳飞高明了许多。简单地说就是：休兵息民，天下太平。秦桧做到了，为南宋争取到了一代人的和平，他才是真正的实干家。
根据赵普的精神，宋太祖和宋太宗，相继在行政、财政、军政三方面削夺藩镇的权力。由于该政策不失为中兴中央的救弊良方，故大多学者给予正面评价。只是认为这项政策如果推行过当，会有负面影响。其实做什么事情都有负面作用，人不吃五谷杂粮会死，吃了就会生病，难道能不吃饭吗？
早在北魏时期，有个叫王澄的就主张过“深固根本，强干弱枝”；唐代郭虔瓘说：“自近及远，强干弱枝”，还有其他一些朝代，也有过这样的主张。岳飞的岳家军，本来就已经是“强枝”了，他还想要淮西军继续加强其“枝”，在高宗和秦桧这里怎么能通得过呢？如果岳飞是个聪明人，他怎么会为此与高宗翻脸呢？他这样做，不仅高宗有警觉，就是秦桧也会有感觉，岳飞搞了个物极必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罢兵权不等于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为了更好地使用军队。我们可以知道，如果一个人只有三四根粗壮的手指头，这样的手好用吗？如果有十根手指头呢，尽管不那么粗壮，用起来当然灵便，当然有效率了。再说任何一个王朝立国，不是说有多么大的疆域，五代十国的疆域不大吧，只要安全了，他们也是能够存在下去的。南宋所追求的首先是国家的安全，安全的第一要素不是军队，而是儒家的“民本论”。国家的基础在于人民，人民得到休养生息，才能根本安固，对外方能有所作为。所以才有“人民本也，疆土末也”的著名论断。那么何必要把战争进行到底呢？只要皇权能够有效地巩固了，以和议来避免战争是完全可行的政策。
岳飞对高宗说过，灭金“期以三年”，凭他说这样的话，高宗就知道岳飞是在瞎说了。当然秦桧也会这样认为的。古人说：昔太祖既平湖湘，尝谓太宗曰：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级广南、江南，则国用富饶矣。河东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患，我当之也。姑存以为我屏翰，俟我富贵则取之。故即位之六年平蜀；又三年征太原；又二年平岭南；又三年平江表；及太宗再北征，乃克之。岳飞怎么可能三年搞掂金国呢？再说岳飞能跟太宗相比雄才大略吗？岳飞甚至没有一个“则国用富饶矣”的好办法。他心中的战争怎么能够持续下去呢？
岳飞拿不出作战的方案来，只能是信口开河，既然让高宗不信任你了，那么罢你兵权有什么可惜的呢？你岳飞很清楚自己的能力，不要有什么想不通的。可是岳飞就偏偏想不通了，就想“谋为乱”了，典型的经不住考验，那么高宗只能做一件事——杀了你，那么你只能、只好死而瞑目、死而无憾了。
秦桧完成了皇帝赋予的重任，他是个合格的宰相，是个对南宋有突出贡献的人。
罢兵权是秦桧丰功伟绩中的重要一项。北宋完成了罢兵权，日子过的好好的，南宋还没有做好这件事，结果很早就有大臣提出了这样的想法。但是因为战事频仍，一时还不能着手进行。恐怕高宗还有个想法，看看不罢能怎样，如果好的话，不罢与缓罢是不是也可以呢？另外即便要做，也得等个火候，不能随随便便，因为这是个容易闹出乱子的事情，一不小心出了事，悔之晚矣。
有研究历史的学者说，秦桧与高宗罢兵权的真正目的，主要是是出于对武将的疑忌和为了降金。其实这样的认识是不对的。你武将表现好，对朝廷很忠诚，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我何必要急于罢兵权呢？你在战场上的表现不佳，我为何不罢你呢？岳飞在绍兴十年和十一年的表现 证明了罢兵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另外说到降金，更是不合实际。从表面上看，有武将是反对议和的，但是他们改变不了国家的方针政策。绍兴八年完成与金议和，罢兵权了吗？没有吧？随后的两年，也没有罢兵权，高宗降金了吗？议和就是议和，怎么能随便说什么降金呢？北宋的议和少吗？澶渊之盟是降辽吗？与绍兴和议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是降金的话，为什么第一次绍兴和议之后，金朝又对南宋发动战争呢？既然已经降了，南宋必是俯首帖耳，惟金朝的马首是瞻，还打什么仗呢，兀术只要一句话：还我失地，南宋就得乖乖奉上，可南宋有这样的举动吗？而绍兴十一年的淮西大战，是降金的表现吗？
为什么偏偏就有人说是“疑忌”和“降金”呢，当然是为了给秦桧和高宗的脑袋上扣屎盆子，往他们的身上泼污水，就是要搞臭他们，就是看不上他们才跟他们过不去。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心态，不是研究学问应有的态度。为什么看不到罢兵权的积极方面，看不到对南宋的长治久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尤其要看到南宋武将，尤其是岳飞的表现很糟糕，秦桧才萌发了罢兵权的想法。
有学者说，是绍兴七年高宗才有了罢兵权的念头，其主要的原因是刘光世的畏敌怯战，在大臣中引起了公愤，故力主解除他的兵权。情况真的是这样吗？刘光世的兵权解除了，下一步就是高宗要将淮西军交给岳飞来统辖，而在高宗改变主意的情况下，岳飞忿而“拂袖而去”，跟朝廷闹了一场大赌气。高宗看到岳飞这样的大将太不好驾驭了，才有了罢兵权的想法。所谓“猜疑”、“疑忌”，是帝王固有的天生的心态，不是后天才有的。高宗怎么可能在当了十多年皇帝之后才开始“疑忌”呢？那建炎三年的“苗刘之变”不是武将干的事情吗？那武将范琼不是死抓了兵权不放“疑忌”朝廷吗？那岳飞朝思暮想要得到淮西军，不是显得太贪婪、太过分了吗？岳飞没有头脑，他想不到皇帝固有和天生的心态，仍然是我行我素，那么皇帝就得拿出办法来治治你了。我让你手中没有一兵一卒，看你怎样我行我素！
早在北宋之初，宋太祖与赵普就有一段对话，赵普认为：“唐季以来，战斗不息，国家不安者，节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矣。今所以治之，无他奇巧也，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这就是罢兵权的早期认识，其目的是为了天下自安。岳飞说武将不怕死，文臣不贪财，天下太平矣。岳飞这样的半文盲，对天下太平能有什么好的认识呢？他根本说不到点子上。也早有人说过：不修甲兵，不市战车，轻赋省役，天下太平矣。这样的认识也比岳飞高明了许多。简单地说就是：休兵息民，天下太平。秦桧做到了，为南宋争取到了一代人的和平，他才是真正的实干家。
根据赵普的精神，宋太祖和宋太宗，相继在行政、财政、军政三方面削夺藩镇的权力。由于该政策不失为中兴中央的救弊良方，故大多学者给予正面评价。只是认为这项政策如果推行过当，会有负面影响。其实做什么事情都有负面作用，人不吃五谷杂粮会死，吃了就会生病，难道能不吃饭吗？
早在北魏时期，有个叫王澄的就主张过“深固根本，强干弱枝”；唐代郭虔瓘说：“自近及远，强干弱枝”，还有其他一些朝代，也有过这样的主张。岳飞的岳家军，本来就已经是“强枝”了，他还想要淮西军继续加强其“枝”，在高宗和秦桧这里怎么能通得过呢？如果岳飞是个聪明人，他怎么会为此与高宗翻脸呢？他这样做，不仅高宗有警觉，就是秦桧也会有感觉，岳飞搞了个物极必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罢兵权不等于削弱军队的战斗力，而是为了更好地使用军队。我们可以知道，如果一个人只有三四根粗壮的手指头，这样的手好用吗？如果有十根手指头呢，尽管不那么粗壮，用起来当然灵便，当然有效率了。再说任何一个王朝立国，不是说有多么大的疆域，五代十国的疆域不大吧，只要安全了，他们也是能够存在下去的。南宋所追求的首先是国家的安全，安全的第一要素不是军队，而是儒家的“民本论”。国家的基础在于人民，人民得到休养生息，才能根本安固，对外方能有所作为。所以才有“人民本也，疆土末也”的著名论断。那么何必要把战争进行到底呢？只要皇权能够有效地巩固了，以和议来避免战争是完全可行的政策。
岳飞对高宗说过，灭金“期以三年”，凭他说这样的话，高宗就知道岳飞是在瞎说了。当然秦桧也会这样认为的。古人说：昔太祖既平湖湘，尝谓太宗曰：中国自五代以来，兵连祸结，帑藏空虚，必先取巴蜀，次级广南、江南，则国用富饶矣。河东与契丹接境，若取之，则契丹之患，我当之也。姑存以为我屏翰，俟我富贵则取之。故即位之六年平蜀；又三年征太原；又二年平岭南；又三年平江表；及太宗再北征，乃克之。岳飞怎么可能三年搞掂金国呢？再说岳飞能跟太宗相比雄才大略吗？岳飞甚至没有一个“则国用富饶矣”的好办法。他心中的战争怎么能够持续下去呢？
岳飞拿不出作战的方案来，只能是信口开河，既然让高宗不信任你了，那么罢你兵权有什么可惜的呢？你岳飞很清楚自己的能力，不要有什么想不通的。可是岳飞就偏偏想不通了，就想“谋为乱”了，典型的经不住考验，那么高宗只能做一件事——杀了你，那么你只能、只好死而瞑目、死而无憾了。
秦桧完成了皇帝赋予的重任，他是个合格的宰相，是个对南宋有突出贡献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