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说不尽的古文观止》：有历史故事的文章很好看
这世间有多少的文章，背后就有多少的故事。
看过这世间多少的故事，就能读懂多少的人生。
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说到文章，有一部书不得不讲，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古文观止》。
《古文观止》虽然不如四书五经地位尊崇，也不如唐诗宋词脍炙人口，但它自问世以来，一直是古文启蒙的必读书籍，其影响力几百年来长盛不衰，直到民国时期仍有不少学校将这部书用来当作国文教材。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曾有机构发起网络调查，结果《古文观止》因其影响力被评为“现代人最常阅读的文言著作”之一。
我们今天来读《古文观止》，你就相当于把古代那些非常有名的文章都读了一遍。
而且，这些文章都出自历史上那些青史留名的人物之手，我们常讲文如其人，读他们的文字你能走进他们的思想，学习他们的智慧。最有意思的是，通过这些文章，我们还能读到到不少精彩的历史故事，透过这些作者了解到当时的那个时代。
我记得，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金克木先生曾评价《古文观止》这部书说：“读《古文观止》可以知历史、可以知哲学，可以知文体变迁，可以知人情世故，可以知中国的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几乎可以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可以说，这部《古文观止》看似是古代的传世名篇的合集，其实是一部浓缩性质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小百科全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堪称一座宝库，而《古文观止》就像一把开启这座宝库的钥匙。
《古文观止》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呢？
该书初版刊刻于清朝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编辑者是浙江绍兴人吴楚材和吴调侯两人，世称“二吴”。他们二人都是乡间的私塾先生，这部书就是两人共同为私塾的童生们编写的一本启蒙教材，相当于现在的中小学语文课本。
《古文观止》的选文一共二百二十二篇，这个容量非常适中，可以说充分吸收了前人编辑文选的经验，不多不少，刚刚好。少了不足以窥见古文的轮廓，多了会让初学者容易产生望而生畏的心理。而且，编选的内容非常经典，收录名篇较多，所选文章篇幅通常都不大，最长的文章也就不到三千字，其实该书所选过千字的文章都不多，多数是三五百字的经典古文，最短的也就几十个字。这样的选择，就让初学古文的人，很容易去背诵，这是《古文观止》能有数百年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必须要说明的是，这本书在内容比重的分布上，以先秦两汉时期的文章和唐宋时期文章占比较多，先秦两汉文收录了一百零四篇，唐宋文收录了九十四篇，共一百九十八篇之多。二吴这样选择和处理，是有原因的。先秦时期的诸子散文和以《左传》、《国语》以及汉代《史记》等为代表的历史散文，是古文的第一座高峰。后面六朝时期骈文兴盛，散文中衰，韩愈奋起倡导古文运动，柳宗元遥相呼应，再到北宋时期欧阳修、王安石、三苏和曾巩等人的发扬光大，进而形成了我们都熟知的“唐宋八大家”的古文第二座高峰。相对而言，唐宋时期的古文吸取了秦汉古文和六朝骈文的各自优点，也就是既重文章义理的深刻，也重视文章辞章的考量。学习古文，就必须要用心揣摩诞生于这两大古文高峰时期的经典名作。后世的学子们也往往就文宗秦汉还是文宗唐宋争论不休，甚至在明代文坛还诞生了两大著名的散文流派之争，也就是“秦汉派”和“唐宋派”之争。而《古文观止》不存在门户之见，对这些古文名家的经典之作兼收并蓄，刚好融合古文的两大流派为一炉。
第三，《古文观止》在编选时虽没有按文体分类，但内容选材十分广泛，涵盖了历史传记、论说策对、抒情散文、见闻札记、山水游记、应用杂文、寓言小品等等类别。在这部书里您能读到的，有春秋风云，也有战国乱世；有拳拳孝心，也有凌云壮志；有山水美景，也有世态炎凉；有人生智慧，也有历史兴亡。我相信，如果您能仔细品味，一定可以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感受，《古文观止》是一部令人常读常新的好书。
就像前文我们提到的金克木先生的评价那样，通过《古文观止》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但是，目前市面上关于这部书的鉴赏书籍大多讲解得不够全面，以至于我们读起来很难感受到《古文观止》背后的那些丰富的文史故事。我希望通过我的一些补充，能为您去感受《古文观止》的数百年的传世价值起到一点帮助。
二吴当初编辑这部书花了不少年的时间，今天我来讲解这部书的工程也是非常浩大，但愿通过我的辛苦努力能让您读懂这部书，也希望能让您更加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当然，面对典籍，我依然怀着敬畏之心，自认为水平一般，能力有限，对于我讲的不妥的地方，也欢迎您多提意见，我们一起共同成长。
看过这世间多少的故事，就能读懂多少的人生。
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
说到文章，有一部书不得不讲，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古文观止》。
《古文观止》虽然不如四书五经地位尊崇，也不如唐诗宋词脍炙人口，但它自问世以来，一直是古文启蒙的必读书籍，其影响力几百年来长盛不衰，直到民国时期仍有不少学校将这部书用来当作国文教材。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曾有机构发起网络调查，结果《古文观止》因其影响力被评为“现代人最常阅读的文言著作”之一。
我们今天来读《古文观止》，你就相当于把古代那些非常有名的文章都读了一遍。
而且，这些文章都出自历史上那些青史留名的人物之手，我们常讲文如其人，读他们的文字你能走进他们的思想，学习他们的智慧。最有意思的是，通过这些文章，我们还能读到到不少精彩的历史故事，透过这些作者了解到当时的那个时代。
我记得，民国时期的著名学者金克木先生曾评价《古文观止》这部书说：“读《古文观止》可以知历史、可以知哲学，可以知文体变迁，可以知人情世故，可以知中国的宗教精神与人文精神，几乎可以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可以说，这部《古文观止》看似是古代的传世名篇的合集，其实是一部浓缩性质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小百科全书。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堪称一座宝库，而《古文观止》就像一把开启这座宝库的钥匙。
《古文观止》究竟是一本怎样的书呢？
该书初版刊刻于清朝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编辑者是浙江绍兴人吴楚材和吴调侯两人，世称“二吴”。他们二人都是乡间的私塾先生，这部书就是两人共同为私塾的童生们编写的一本启蒙教材，相当于现在的中小学语文课本。
《古文观止》的选文一共二百二十二篇，这个容量非常适中，可以说充分吸收了前人编辑文选的经验，不多不少，刚刚好。少了不足以窥见古文的轮廓，多了会让初学者容易产生望而生畏的心理。而且，编选的内容非常经典，收录名篇较多，所选文章篇幅通常都不大，最长的文章也就不到三千字，其实该书所选过千字的文章都不多，多数是三五百字的经典古文，最短的也就几十个字。这样的选择，就让初学古文的人，很容易去背诵，这是《古文观止》能有数百年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必须要说明的是，这本书在内容比重的分布上，以先秦两汉时期的文章和唐宋时期文章占比较多，先秦两汉文收录了一百零四篇，唐宋文收录了九十四篇，共一百九十八篇之多。二吴这样选择和处理，是有原因的。先秦时期的诸子散文和以《左传》、《国语》以及汉代《史记》等为代表的历史散文，是古文的第一座高峰。后面六朝时期骈文兴盛，散文中衰，韩愈奋起倡导古文运动，柳宗元遥相呼应，再到北宋时期欧阳修、王安石、三苏和曾巩等人的发扬光大，进而形成了我们都熟知的“唐宋八大家”的古文第二座高峰。相对而言，唐宋时期的古文吸取了秦汉古文和六朝骈文的各自优点，也就是既重文章义理的深刻，也重视文章辞章的考量。学习古文，就必须要用心揣摩诞生于这两大古文高峰时期的经典名作。后世的学子们也往往就文宗秦汉还是文宗唐宋争论不休，甚至在明代文坛还诞生了两大著名的散文流派之争，也就是“秦汉派”和“唐宋派”之争。而《古文观止》不存在门户之见，对这些古文名家的经典之作兼收并蓄，刚好融合古文的两大流派为一炉。
第三，《古文观止》在编选时虽没有按文体分类，但内容选材十分广泛，涵盖了历史传记、论说策对、抒情散文、见闻札记、山水游记、应用杂文、寓言小品等等类别。在这部书里您能读到的，有春秋风云，也有战国乱世；有拳拳孝心，也有凌云壮志；有山水美景，也有世态炎凉；有人生智慧，也有历史兴亡。我相信，如果您能仔细品味，一定可以有非常多不一样的感受，《古文观止》是一部令人常读常新的好书。
就像前文我们提到的金克木先生的评价那样，通过《古文观止》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但是，目前市面上关于这部书的鉴赏书籍大多讲解得不够全面，以至于我们读起来很难感受到《古文观止》背后的那些丰富的文史故事。我希望通过我的一些补充，能为您去感受《古文观止》的数百年的传世价值起到一点帮助。
二吴当初编辑这部书花了不少年的时间，今天我来讲解这部书的工程也是非常浩大，但愿通过我的辛苦努力能让您读懂这部书，也希望能让您更加热爱我们的传统文化。当然，面对典籍，我依然怀着敬畏之心，自认为水平一般，能力有限，对于我讲的不妥的地方，也欢迎您多提意见，我们一起共同成长。
在具体讲这部书之前，先给您做一个大概讲解结构的说明。
《古文观止》原书共十二卷，一共收录二百多篇文章，涉及的年代跨度大，涉及的作者繁多。
古文的发展源远流长，到《古文观止》出现之时，可谓经历了周秦、汉唐、宋明几个重要阶段。因此，在原书十二卷的基础上，我做了一些调整和归类，我会分三个大的部分来讲《古文观止》：
第一部讲周秦时期的文章，也就是原书的前面四卷。
第二部讲汉唐时期的文章，内容选取的是原书的第五卷到第八卷，以及第九卷的柳宗元部分。
第三部讲宋明时期的文章，内容就是第九卷的后半部分以及原书的最后三卷。
预计的分卷目录如下：
周秦卷·周文（上）
周秦卷·周文（下）
周秦卷·秦文
汉唐卷·汉文（上）
汉唐卷·汉文（下）
汉唐卷·六朝唐文
汉唐卷·唐文
宋明卷·宋文（上）
宋明卷·宋文（下）
宋明卷·明文
《古文观止》原书共十二卷，一共收录二百多篇文章，涉及的年代跨度大，涉及的作者繁多。
古文的发展源远流长，到《古文观止》出现之时，可谓经历了周秦、汉唐、宋明几个重要阶段。因此，在原书十二卷的基础上，我做了一些调整和归类，我会分三个大的部分来讲《古文观止》：
第一部讲周秦时期的文章，也就是原书的前面四卷。
第二部讲汉唐时期的文章，内容选取的是原书的第五卷到第八卷，以及第九卷的柳宗元部分。
第三部讲宋明时期的文章，内容就是第九卷的后半部分以及原书的最后三卷。
预计的分卷目录如下：
周秦卷·周文（上）
周秦卷·周文（下）
周秦卷·秦文
汉唐卷·汉文（上）
汉唐卷·汉文（下）
汉唐卷·六朝唐文
汉唐卷·唐文
宋明卷·宋文（上）
宋明卷·宋文（下）
宋明卷·明文
古文观止·原序 / 吴兴祚
【原文】
余束发就学时，辄喜读古人书传。每纵观大意，于源流得失之故，亦尝探其要领。若乃析义理于精微之蕴，辨字句于毫发之间，此衷盖阙如也。
岁戊午，奉天子命抚八闽。会稽章子、习子，以古文课余子于三山之凌云处。维时从子楚材，实左右之。楚材天性孝友，潜心力学，工举业，尤好读经史，于寻常讲贯之外，别有会心。与从孙调侯，日以古学相砥砺。调侯奇伟倜傥，敦尚气谊，本其家学，每思继序前人而光大之。二子才器过人，下笔洒洒数千言无懈漫，盖其得力于古者深矣。
今年春，余统师云中，寄身绝塞，不胜今昔聚散之感。二子寄余《古文观止》一编，阅其选，简而该，评注详而不繁，其审音辨字，无不精切而确当。批阅数过，觉向时之所阙如者，今则囅然以喜矣。以此正蒙养而裨后学，厥功岂浅鲜哉！亟命付诸梨枣，而为数语，以弁其首。
康熙三十四年五月端阳日 愚伯 兴祚 题
【原文】
余束发就学时，辄喜读古人书传。每纵观大意，于源流得失之故，亦尝探其要领。若乃析义理于精微之蕴，辨字句于毫发之间，此衷盖阙如也。
岁戊午，奉天子命抚八闽。会稽章子、习子，以古文课余子于三山之凌云处。维时从子楚材，实左右之。楚材天性孝友，潜心力学，工举业，尤好读经史，于寻常讲贯之外，别有会心。与从孙调侯，日以古学相砥砺。调侯奇伟倜傥，敦尚气谊，本其家学，每思继序前人而光大之。二子才器过人，下笔洒洒数千言无懈漫，盖其得力于古者深矣。
今年春，余统师云中，寄身绝塞，不胜今昔聚散之感。二子寄余《古文观止》一编，阅其选，简而该，评注详而不繁，其审音辨字，无不精切而确当。批阅数过，觉向时之所阙如者，今则囅然以喜矣。以此正蒙养而裨后学，厥功岂浅鲜哉！亟命付诸梨枣，而为数语，以弁其首。
康熙三十四年五月端阳日 愚伯 兴祚 题
一部完整的《古文观止》，除了包含二百二十二篇吴楚材和吴调侯所编选的古文之外，其实还有三篇非常关键的小文，分别是一篇吴兴祚写的《序》（我们称之为“原序”），一篇二吴自己写的《序》（我们称之为“自序”），以及一篇非常重要的由吴楚材执笔的《例言》。
现在能看到的多数《古文观止》版本中，要么没有这三篇文字，要么仅有吴兴祚的《原序》，有二吴《自序》的版本比较少见，载有吴楚材写明编辑此书体例的《例言》的版本就更是罕见。为保证您能读到完整的《古文观止》，特收录这三篇小文放到本书之前，并给您聊聊这三篇文章的大致含义以及背景知识。
我们先来看看这篇《原序》，作者是吴兴祚。对于这个名字，我们现在可能不是特别熟悉。二吴为什么找了这个人来给他们编的《古文观止》作序呢？这还要从吴兴祚这个人的身份讲起。
其实，在三百年前的康熙年间，吴兴祚可是一位响当当的大人物，他在《清史稿》中是有传记的，能青史留名，可见此人并非泛泛之辈。
据《清史稿》记载，吴兴祚，字伯成，号留村（一作“留邨”），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年），祖籍浙江山阴州山。清顺治六年（1649年），吴兴祚十八岁时以贡生身份任职江西萍乡知县，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辉煌仕途。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吴兴祚在江苏无锡担任县令，期间政绩卓越，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升任福建按察使。
三年后，也就是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兴祚升任福建巡抚。当时康熙年间的福建巡抚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任务，那就是防范台湾的郑氏兵马。吴兴祚在福建巡抚的任上还是非常有作为的，他曾多次率部抗击台湾郑氏兵马的滋扰，其军事才能也逐步显现出来。康熙十八年（1679年），吴兴祚协助福建总督姚启圣大败台湾郑经手下刘国轩的兵马，招降了一大批台湾的将领，俘获了士兵一万多人，令郑经元气大伤，因此军功进封正一品大员。随后吴兴祚又带兵攻克厦门，收复金门，为后来姚启圣和施琅平定台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因其个人与施琅不和，吴兴祚未能参与后来收复台湾的战役。随后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升任两广总督，领兵部尚书衔。
此后，其仕途虽有一些坎坷，被朝廷降职，但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吴兴祚仍被康熙皇帝委以重任，派往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镇守边疆，担任右翼汉军副都统一职。不过到任不久，吴兴祚又因事获罪被降级。直到四年之后，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之时，他才被官复原职随军效力。第二年，也就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随康熙帝班师回京之后，吴兴祚不久便因病在京城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您看，从《清史稿》的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吴兴祚这人的确不是泛泛之辈。以吴兴祚领兵部尚书衔的总督官职，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正部级干部了，这样一位高官出面给《古文观止》作序，这对此书后来的广泛流传，应该说起到了非常好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二吴拜托吴兴祚来作序，看重他高官的身份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更让二吴看重的其实是吴兴祚在当时文坛中的地位。说起来，吴兴祚不光能统兵打仗，而且精通诗文和音律，其著作有《留村诗草》、《留村词钞》、《宋元诗声律选》等，可以说他是一位“上马会打仗，落马写文章”的文武全才。吴兴祚跟清初的著名文人纳兰容若交往甚密，而且他在到任两广总督之后，组建的幕府当中也聚集了不少的杰出文人，在清初文坛的发展当中吴兴祚也算是起到了相当积极的推动作用。另外，据史料记载，吴兴祚在自己的幕府中还组建了昆曲班子，甚至还组织创作过不少好的昆曲作品。可以说，吴兴祚在昆曲史上都是有一定地位的人物。因此，吴兴祚除了是一位封疆大吏，用现在的话说，他还是一位文化圈的圈内人士。二吴将《古文观止》交给这样一位专业人士来审定以及作序推荐，也就一举奠定了此书后来大红大紫的命运。
那么，吴兴祚在这篇序言当中主要写了什么呢？
一开篇，吴兴祚就提到自己从小学习古文的时候，非常喜欢去研究，力求真正地读懂文章，用他的话说叫做“探其要领”。随后，他提出了要想真正掌握一篇文章的具体方法，叫做“析义理于精微之蕴，辨字句于毫发之间”（从精深微妙之处去分析文章所蕴含的道理，从细微差别之间去体会分辨文章的遣词用句）。这是非常重要的两句话，是吴兴祚认为“衷盖阙如”（内心感到非常不足）的地方。其实，这是吴兴祚的谦词，但这两句话的意思刚好就把《古文观止》的编选特色给指出来了，这部书正是一本非常擅于对古文“析义理于精微之蕴，辨字句于毫发之间”的好书。
接着，吴兴祚就简单对本书的编者吴楚材和吴调侯二人作了一番介绍，并说明了他同这两人之间的关系。文中提到，吴兴祚与吴楚材相识于康熙戊午年，也就是康熙十七年（1678年）。这一年，吴兴祚刚升任福建巡抚，请了两位先生（章子和习子）来教自己的孩子学习古文，吴楚材这个时候就刚好陪着吴兴祚的儿子跟着这两位先生一起学习。吴兴祚在这里还表明了他跟吴楚材的关系，他用的称谓是“从子楚材”，在后文中他也表明了跟吴调侯的关系，他的称谓是“从孙调侯”。这里的“从子”和“从孙”，是古人对家族当中的子侄和侄孙的一种特定称谓。所以，相对应的，在本篇序言的最后，吴兴祚的落款正是“愚伯兴祚”。
不过，说到他们三人的关系，其实长久以来存在一些误解。我们往往会从这些称谓上以为吴兴祚是吴楚材的伯父，吴调侯是吴楚材的侄子。看似他们三人的亲属关系很近，但事实并非如此。只因二吴未能进入仕途，因此能看到关于他们二人的官方资料很少，我们对他们的生平和亲属关系不甚了解。不过，所幸的是，我们古人历来重视家风家训和家谱的传承有序，关于吴兴祚、吴楚材和吴调侯这三人的关系，在一本《山阴州山吴氏族谱》中有着详细的记载。原来，他们都是浙江山阴州山吴氏的后人，州山吴氏家族是明清及近代绍兴地区享有盛誉的文化望族，名人辈出。除了吴兴祚，据说跟他同时代的吴三桂也属于州山吴氏一脉。
说起这本《山阴州山吴氏族谱》，最早的修谱时间是在明代，后来吴兴祚在升任两广总督之后，在康熙二十六年还曾由他来主持修订了一次。据该族谱记载，吴楚材名乘权，字子舆，楚材是他的号，并非是他的字。他生于顺治乙未年（1655年），卒于康熙己亥年（1719年），享年六十五岁。族谱中记载，在吴楚材十六岁的时候，他生了一场大病，导致肌肉萎缩不能行走。病好之后还留下了残疾，腿脚一直不太方便。也许正是这样的身体缘故，吴楚材不便外出跋涉赶考，所以导致了他终其一生也没能进入官场。不过，吴楚材因祸得福，得以有大量时间在家饱读诗书，因而才华出众。
同为山阴州山吴氏后人的吴调侯在族谱中也有记载，吴调侯，名大职，调侯是他的字。讲到这里，我们顺便提一下，有人把吴调侯名字中的“调”读作“条”，这是不对的。古人的字和名互为表里关系，所以也称表字。也就是说古人的字往往跟名都是有一定的联系的。所以，吴调侯名为“大职”和字为“调侯”，就指的是一个意思，即希望自己未来能做大官，官职越调越高，有朝一日能封侯拜相。所以，“调侯”的“调”就应该读如“掉”。
吴调侯生于顺治丁酉年（1657年），卒于康熙辛巳年（1701年），享年四十五岁。所以，我们从生卒年可以看出，吴调侯只比生于1655年的吴楚材小了两岁而已。所谓吴楚材是吴调侯的叔叔，其实只表明了他们二人在家族中的辈分关系，从实际年龄来看，他们二人实则年龄相仿。而且，两人的宗亲关系在这本族谱中也有简单记载。吴楚材是山阴吴氏的第十代，吴调侯是第十一代，在几百年前的明代早期，他们二人的三世祖是亲兄弟。所以，吴楚材和吴调侯两人其实只是远亲关系，但也许因为他们的私交比较好，所以吴兴祚才在后文中说他们在一起“日以古学相砥砺”（时常以继承往圣绝学之志相互勉励）。
另外，这本族谱中还提到，吴兴祚的曾祖父和吴楚材的高祖父为亲兄弟，但这兄弟二人生活在明代中期，离《古文观止》成书时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可见吴兴祚和吴楚材的亲属关系也已经很远了。所以，吴兴祚在文中称呼吴楚材和吴调侯为“从子”、“从孙”，准确地讲，应该是远房侄子、远房侄孙的意思。
但是，正因为这一层吴氏宗亲的关系，再加上吴楚材又有在福州跟自己儿子一起学习古文的经历，所以吴兴祚肯答应来为这本《古文观止》作序就显得非常合理了。其实，他也的确很欣赏自己家族中这两位后生的品德和能力，很愿意为此书作序。吴兴祚评价吴楚材是“天性孝友, 潜心力学”（天性非常孝顺，为人友善，能够专心努力学习），评价吴调侯是“奇伟倜傥，敦尚气谊”（样貌俊朗，一表人才，注重道德修养）。我们常说文如其人，这两人的心很正，品德不错，所以他们笔下的文字才不至于误人子弟。
而且，吴兴祚认为吴楚材和吴调侯“二子才器过人”，他们的确有能力来编好《古文观止》这部书。他对吴楚材当年在福州听章、习两位先生讲古文时的印象是“于寻常讲贯之外，别有会心”（在平时两位先生的讲解之外，能够有一些自己不一样的见解），可见吴楚材的见识不凡，非常善于独立思考。而他对于吴调侯的称赞则是“本其家学, 每思继序前人而光大之”（吴调侯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经常想在继承前辈的学问之上进行发扬光大）。从这句话里，我们似乎可以做个设想：也许是吴调侯最早有了编一部《古文观止》的念头，他邀请了年长自己两岁的好友和族叔吴楚材来一起完成。
等到《古文观止》编撰好之后，二吴将他寄给了当时身在“云中”（今山西大同市）带兵的吴兴祚审阅。睹物思人，身处绝塞之地的吴兴祚回忆起了跟这两位家族晚辈之间的种种过往，十分感慨。仔细阅读完这部书之后，吴兴祚发现“其选简而该，评注详而不繁，其审音辨字，无不精切而确当”（《古文观止》所选的文章，虽然篇数不多，比较简要，但是非常完备。评论和注解非常详细却不繁琐，而且对于古文当中文字读音的审定，以及文字的理解和字形的分辨，都是非常精确恰当的）。
因此，吴兴祚在批阅多遍之后，觉得二吴对文章的评注可以补足他自己无法“析义理于精微之蕴，辨字句于毫发之间”的两点不足之处，内心非常开心。而且，他认为二吴厥功至伟，他们编撰的这样一部好书，刚好“以此正蒙养而裨后学”（用《古文观止》来规范启蒙教育，会对后世学子大为有益）。
于是，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的端午节，吴兴祚便写下了这篇序言，然后“丞命付诸梨枣”（赶忙让人将这部《古文观止》刊刻印刷出来），这就是《古文观止》的最初刻本。
自此，《古文观止》横空出世，跟此后诞生于康熙四十八年的由王相整理的另一本童蒙教材《千家诗》共同构成了清早期文学启蒙教育的诗文双璧。
现在能看到的多数《古文观止》版本中，要么没有这三篇文字，要么仅有吴兴祚的《原序》，有二吴《自序》的版本比较少见，载有吴楚材写明编辑此书体例的《例言》的版本就更是罕见。为保证您能读到完整的《古文观止》，特收录这三篇小文放到本书之前，并给您聊聊这三篇文章的大致含义以及背景知识。
我们先来看看这篇《原序》，作者是吴兴祚。对于这个名字，我们现在可能不是特别熟悉。二吴为什么找了这个人来给他们编的《古文观止》作序呢？这还要从吴兴祚这个人的身份讲起。
其实，在三百年前的康熙年间，吴兴祚可是一位响当当的大人物，他在《清史稿》中是有传记的，能青史留名，可见此人并非泛泛之辈。
据《清史稿》记载，吴兴祚，字伯成，号留村（一作“留邨”），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年），祖籍浙江山阴州山。清顺治六年（1649年），吴兴祚十八岁时以贡生身份任职江西萍乡知县，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辉煌仕途。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吴兴祚在江苏无锡担任县令，期间政绩卓越，于康熙十四年（1675年）升任福建按察使。
三年后，也就是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兴祚升任福建巡抚。当时康熙年间的福建巡抚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任务，那就是防范台湾的郑氏兵马。吴兴祚在福建巡抚的任上还是非常有作为的，他曾多次率部抗击台湾郑氏兵马的滋扰，其军事才能也逐步显现出来。康熙十八年（1679年），吴兴祚协助福建总督姚启圣大败台湾郑经手下刘国轩的兵马，招降了一大批台湾的将领，俘获了士兵一万多人，令郑经元气大伤，因此军功进封正一品大员。随后吴兴祚又带兵攻克厦门，收复金门，为后来姚启圣和施琅平定台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因其个人与施琅不和，吴兴祚未能参与后来收复台湾的战役。随后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升任两广总督，领兵部尚书衔。
此后，其仕途虽有一些坎坷，被朝廷降职，但在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吴兴祚仍被康熙皇帝委以重任，派往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镇守边疆，担任右翼汉军副都统一职。不过到任不久，吴兴祚又因事获罪被降级。直到四年之后，康熙皇帝亲征噶尔丹之时，他才被官复原职随军效力。第二年，也就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随康熙帝班师回京之后，吴兴祚不久便因病在京城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您看，从《清史稿》的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发现吴兴祚这人的确不是泛泛之辈。以吴兴祚领兵部尚书衔的总督官职，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正部级干部了，这样一位高官出面给《古文观止》作序，这对此书后来的广泛流传，应该说起到了非常好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过，二吴拜托吴兴祚来作序，看重他高官的身份只是其中一个因素，更让二吴看重的其实是吴兴祚在当时文坛中的地位。说起来，吴兴祚不光能统兵打仗，而且精通诗文和音律，其著作有《留村诗草》、《留村词钞》、《宋元诗声律选》等，可以说他是一位“上马会打仗，落马写文章”的文武全才。吴兴祚跟清初的著名文人纳兰容若交往甚密，而且他在到任两广总督之后，组建的幕府当中也聚集了不少的杰出文人，在清初文坛的发展当中吴兴祚也算是起到了相当积极的推动作用。另外，据史料记载，吴兴祚在自己的幕府中还组建了昆曲班子，甚至还组织创作过不少好的昆曲作品。可以说，吴兴祚在昆曲史上都是有一定地位的人物。因此，吴兴祚除了是一位封疆大吏，用现在的话说，他还是一位文化圈的圈内人士。二吴将《古文观止》交给这样一位专业人士来审定以及作序推荐，也就一举奠定了此书后来大红大紫的命运。
那么，吴兴祚在这篇序言当中主要写了什么呢？
一开篇，吴兴祚就提到自己从小学习古文的时候，非常喜欢去研究，力求真正地读懂文章，用他的话说叫做“探其要领”。随后，他提出了要想真正掌握一篇文章的具体方法，叫做“析义理于精微之蕴，辨字句于毫发之间”（从精深微妙之处去分析文章所蕴含的道理，从细微差别之间去体会分辨文章的遣词用句）。这是非常重要的两句话，是吴兴祚认为“衷盖阙如”（内心感到非常不足）的地方。其实，这是吴兴祚的谦词，但这两句话的意思刚好就把《古文观止》的编选特色给指出来了，这部书正是一本非常擅于对古文“析义理于精微之蕴，辨字句于毫发之间”的好书。
接着，吴兴祚就简单对本书的编者吴楚材和吴调侯二人作了一番介绍，并说明了他同这两人之间的关系。文中提到，吴兴祚与吴楚材相识于康熙戊午年，也就是康熙十七年（1678年）。这一年，吴兴祚刚升任福建巡抚，请了两位先生（章子和习子）来教自己的孩子学习古文，吴楚材这个时候就刚好陪着吴兴祚的儿子跟着这两位先生一起学习。吴兴祚在这里还表明了他跟吴楚材的关系，他用的称谓是“从子楚材”，在后文中他也表明了跟吴调侯的关系，他的称谓是“从孙调侯”。这里的“从子”和“从孙”，是古人对家族当中的子侄和侄孙的一种特定称谓。所以，相对应的，在本篇序言的最后，吴兴祚的落款正是“愚伯兴祚”。
不过，说到他们三人的关系，其实长久以来存在一些误解。我们往往会从这些称谓上以为吴兴祚是吴楚材的伯父，吴调侯是吴楚材的侄子。看似他们三人的亲属关系很近，但事实并非如此。只因二吴未能进入仕途，因此能看到关于他们二人的官方资料很少，我们对他们的生平和亲属关系不甚了解。不过，所幸的是，我们古人历来重视家风家训和家谱的传承有序，关于吴兴祚、吴楚材和吴调侯这三人的关系，在一本《山阴州山吴氏族谱》中有着详细的记载。原来，他们都是浙江山阴州山吴氏的后人，州山吴氏家族是明清及近代绍兴地区享有盛誉的文化望族，名人辈出。除了吴兴祚，据说跟他同时代的吴三桂也属于州山吴氏一脉。
说起这本《山阴州山吴氏族谱》，最早的修谱时间是在明代，后来吴兴祚在升任两广总督之后，在康熙二十六年还曾由他来主持修订了一次。据该族谱记载，吴楚材名乘权，字子舆，楚材是他的号，并非是他的字。他生于顺治乙未年（1655年），卒于康熙己亥年（1719年），享年六十五岁。族谱中记载，在吴楚材十六岁的时候，他生了一场大病，导致肌肉萎缩不能行走。病好之后还留下了残疾，腿脚一直不太方便。也许正是这样的身体缘故，吴楚材不便外出跋涉赶考，所以导致了他终其一生也没能进入官场。不过，吴楚材因祸得福，得以有大量时间在家饱读诗书，因而才华出众。
同为山阴州山吴氏后人的吴调侯在族谱中也有记载，吴调侯，名大职，调侯是他的字。讲到这里，我们顺便提一下，有人把吴调侯名字中的“调”读作“条”，这是不对的。古人的字和名互为表里关系，所以也称表字。也就是说古人的字往往跟名都是有一定的联系的。所以，吴调侯名为“大职”和字为“调侯”，就指的是一个意思，即希望自己未来能做大官，官职越调越高，有朝一日能封侯拜相。所以，“调侯”的“调”就应该读如“掉”。
吴调侯生于顺治丁酉年（1657年），卒于康熙辛巳年（1701年），享年四十五岁。所以，我们从生卒年可以看出，吴调侯只比生于1655年的吴楚材小了两岁而已。所谓吴楚材是吴调侯的叔叔，其实只表明了他们二人在家族中的辈分关系，从实际年龄来看，他们二人实则年龄相仿。而且，两人的宗亲关系在这本族谱中也有简单记载。吴楚材是山阴吴氏的第十代，吴调侯是第十一代，在几百年前的明代早期，他们二人的三世祖是亲兄弟。所以，吴楚材和吴调侯两人其实只是远亲关系，但也许因为他们的私交比较好，所以吴兴祚才在后文中说他们在一起“日以古学相砥砺”（时常以继承往圣绝学之志相互勉励）。
另外，这本族谱中还提到，吴兴祚的曾祖父和吴楚材的高祖父为亲兄弟，但这兄弟二人生活在明代中期，离《古文观止》成书时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可见吴兴祚和吴楚材的亲属关系也已经很远了。所以，吴兴祚在文中称呼吴楚材和吴调侯为“从子”、“从孙”，准确地讲，应该是远房侄子、远房侄孙的意思。
但是，正因为这一层吴氏宗亲的关系，再加上吴楚材又有在福州跟自己儿子一起学习古文的经历，所以吴兴祚肯答应来为这本《古文观止》作序就显得非常合理了。其实，他也的确很欣赏自己家族中这两位后生的品德和能力，很愿意为此书作序。吴兴祚评价吴楚材是“天性孝友, 潜心力学”（天性非常孝顺，为人友善，能够专心努力学习），评价吴调侯是“奇伟倜傥，敦尚气谊”（样貌俊朗，一表人才，注重道德修养）。我们常说文如其人，这两人的心很正，品德不错，所以他们笔下的文字才不至于误人子弟。
而且，吴兴祚认为吴楚材和吴调侯“二子才器过人”，他们的确有能力来编好《古文观止》这部书。他对吴楚材当年在福州听章、习两位先生讲古文时的印象是“于寻常讲贯之外，别有会心”（在平时两位先生的讲解之外，能够有一些自己不一样的见解），可见吴楚材的见识不凡，非常善于独立思考。而他对于吴调侯的称赞则是“本其家学, 每思继序前人而光大之”（吴调侯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经常想在继承前辈的学问之上进行发扬光大）。从这句话里，我们似乎可以做个设想：也许是吴调侯最早有了编一部《古文观止》的念头，他邀请了年长自己两岁的好友和族叔吴楚材来一起完成。
等到《古文观止》编撰好之后，二吴将他寄给了当时身在“云中”（今山西大同市）带兵的吴兴祚审阅。睹物思人，身处绝塞之地的吴兴祚回忆起了跟这两位家族晚辈之间的种种过往，十分感慨。仔细阅读完这部书之后，吴兴祚发现“其选简而该，评注详而不繁，其审音辨字，无不精切而确当”（《古文观止》所选的文章，虽然篇数不多，比较简要，但是非常完备。评论和注解非常详细却不繁琐，而且对于古文当中文字读音的审定，以及文字的理解和字形的分辨，都是非常精确恰当的）。
因此，吴兴祚在批阅多遍之后，觉得二吴对文章的评注可以补足他自己无法“析义理于精微之蕴，辨字句于毫发之间”的两点不足之处，内心非常开心。而且，他认为二吴厥功至伟，他们编撰的这样一部好书，刚好“以此正蒙养而裨后学”（用《古文观止》来规范启蒙教育，会对后世学子大为有益）。
于是，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的端午节，吴兴祚便写下了这篇序言，然后“丞命付诸梨枣”（赶忙让人将这部《古文观止》刊刻印刷出来），这就是《古文观止》的最初刻本。
自此，《古文观止》横空出世，跟此后诞生于康熙四十八年的由王相整理的另一本童蒙教材《千家诗》共同构成了清早期文学启蒙教育的诗文双璧。
古文观止·自序 / 吴乘权 吴大职
【原文】
古文宜选乎？曰：“无庸也！”琳琅触目，美不胜收，则选尚已。古文至今日，操选政者，代有其人，骎骎乎有积薪之叹矣！尚宜选乎？曰：“无庸也！”详略互见，醇疵错陈，则选又尚已。且余两人非敢言选也，集焉云耳。
集之奈何？集古人之文，集古今人之选，而略者详之，繁者简之，散者合之，舛错者厘定之，差讹者校正之云尔。盖诸选家各有精思深义，以抉古人之奥。读之者取此置彼，则美者或遗；一概观览，则劳于睹记，此余两人所以汇而集之也。
至于考订之下，偶有所得，则亦谨附之，以备参究，不敢雷同附和，以取讥于大雅。若夫声音之间，点画之际，诸家或以为无益于至义而忽之，而不知童子之所肄习，于终身勿能忘。况棘闱之中，字画一有不合即遭摈斥，可不慎欤？
余两人之从事于兹也,有年矣。兢兢焉一义之未合于古，勿敢登也；一理之未慊于心，勿敢载也；一段落、一钩勒之不轨于法度，勿敢袭也；一声音、一点画之不协于正韵，勿敢书也。
山居寂寥，日点一艺以课子弟，而非敢以此问世也。间有好事者有所许可，辄手录数则以去。乡先生见之者，必曰：“诸选之美者毕集，其缺者无不备，而讹者无不正，是集古文之成者也，观止矣！宜付之剞劂，以公之于世。”余两人默然，相视良久曰：“唯唯，勿敢当！勿敢当！诚若先生言，抑亦何敢自私？”退而辑平日之所课业者若干首，付诸梓人，以请政于海内君子云。
康熙戊寅仲冬 山阴 吴乘权（楚材）、大职（调侯）氏 题于尺木堂
【原文】
古文宜选乎？曰：“无庸也！”琳琅触目，美不胜收，则选尚已。古文至今日，操选政者，代有其人，骎骎乎有积薪之叹矣！尚宜选乎？曰：“无庸也！”详略互见，醇疵错陈，则选又尚已。且余两人非敢言选也，集焉云耳。
集之奈何？集古人之文，集古今人之选，而略者详之，繁者简之，散者合之，舛错者厘定之，差讹者校正之云尔。盖诸选家各有精思深义，以抉古人之奥。读之者取此置彼，则美者或遗；一概观览，则劳于睹记，此余两人所以汇而集之也。
至于考订之下，偶有所得，则亦谨附之，以备参究，不敢雷同附和，以取讥于大雅。若夫声音之间，点画之际，诸家或以为无益于至义而忽之，而不知童子之所肄习，于终身勿能忘。况棘闱之中，字画一有不合即遭摈斥，可不慎欤？
余两人之从事于兹也,有年矣。兢兢焉一义之未合于古，勿敢登也；一理之未慊于心，勿敢载也；一段落、一钩勒之不轨于法度，勿敢袭也；一声音、一点画之不协于正韵，勿敢书也。
山居寂寥，日点一艺以课子弟，而非敢以此问世也。间有好事者有所许可，辄手录数则以去。乡先生见之者，必曰：“诸选之美者毕集，其缺者无不备，而讹者无不正，是集古文之成者也，观止矣！宜付之剞劂，以公之于世。”余两人默然，相视良久曰：“唯唯，勿敢当！勿敢当！诚若先生言，抑亦何敢自私？”退而辑平日之所课业者若干首，付诸梓人，以请政于海内君子云。
康熙戊寅仲冬 山阴 吴乘权（楚材）、大职（调侯）氏 题于尺木堂
由二吴所写的这篇《自序》，涉及到一个《古文观止》的版本问题。
《古文观止》自康熙年间问世之后，整个清代先后诞生了许多的翻刻版本，乾隆、嘉庆、咸丰、同治、光绪这几代均有不同的版本流传。直到民国时期，重新刊刻出版的《古文观止》也是灿若繁星。据我了解，当时出版《古文观止》的商号（也叫堂号）就有不下数十种之多，比如尺木堂、文富堂、怀泾堂、鸿文堂、映雪堂、墨润堂、九思堂、三槐堂等等。
这些不同的版本，追本溯源起来其实可以归结于两套不同的底本流传系统。其中一套就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吴兴祚命人刊刻并亲自作序的版本，名为“初刊本”，可惜的是该版本已经失传，现在能见到的较早版本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依据初刊本翻刻的映雪堂本。此版本校勘很精，流传也广，中华书局于1959年及1978年两次出版的《古文观止》，都是根据映雪堂本进行点校的。
而《古文观止》的另外一套底本系统名叫“尺木堂本”，就是带有这篇二吴写的《自序》以及吴楚材写的《例言》的版本。该版本是二吴在吴兴祚去世的第二年，也就是康熙戊寅年，即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在山阴重新刊刻的。与初刊本相比，这个版本没有收录吴兴祚的《原序》，但对于文章的批注看起来会更加详细。不过比较可惜的是，这个版本的流传度不是很广。
也许是因为吴兴祚的名气较大，各堂号的书商因此热衷于翻刻由他作序的初刊本。反倒是以二吴自己作序的尺木堂本为底本翻刻的，就目前所见，流传下来的似乎只有文富堂和墨润堂这两个版本。相对而言，墨润堂刊刻的《增批古文观止》这个版本质量略优，该版本在书名页上有“吴氏家塾读本”的字样，每一篇文章前面则有“大司马吴兴祚（留村）先生鉴定, 山阴吴乘权（楚材）、 大职（调侯）评注”的题记。
也正是因为“尺木堂本”流传不广，所以二吴的这篇《自序》现在比较难以得见，但是此文的内容对于我们了解《古文观止》的编选特点又的确非常重要。
二吴在这篇《自序》的一开篇，就抛出了一个问题：“古文宜选乎？”（古文应该进行编选吗？）也许很多人下意识的答案会是“无庸也”（庸，通“用”。无庸，没有必要）。
但是，从先秦直到二吴编书的清代康熙年间，世间已经诞生了不少的经典古文，真可谓是“琳琅触目，美不胜收”。好文章的数量一旦增多，学子们便无法将所有的文章都读遍，因此有必要择其精华编成文选，于是选本的概念应运而生。所以，二吴说“则选尚已”（那么，这样看来对古文进行编选一事是很值得推崇的了）。
二吴在文中介绍到，为古文编辑选本这件事情，历朝历代都有不少人在做，也就是所谓的“操选政者，代有其人”。而且，他们编辑的这些选本“骎骎乎有积薪之叹矣”。骎骎（骎，读如亲），原意是形容马跑得很快的样子，这里比喻为古文编辑选本一事发展比较快。积薪之叹，是一句成语，形容后来者居上。因此，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历代为古文编辑选本这事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而且是越编越好，大有后来者居上的态势。
在历代诞生的古文选本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这几个选本：
一是南宋非常著名的四个古文选本，即吕祖谦编选的《古文关键》、楼昉（读如访）编选的《崇古文诀》、谢枋得（枋，读如并）编选的《文章轨范》和真德秀编选的《文章正宗》；
二是明代唐顺之编选的《文编》以及茅坤评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
三是清代顺治年间金圣叹编选的《才子古文》和康熙二十四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徐乾学奉康熙皇帝御命编选的《古文渊鉴》。
应该讲，诞生在《古文观止》之前的这八本古文选本 ，都有着超高的人气，而且基本上都出自名家之选。比如《古文关键》的编者吕祖谦，是宋代非常著名的理学家，跟朱熹齐名，两人合编了一部儒家理学的经典名著《近思录》。由吕祖谦编选的这部《古文关键》收录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人的经典古文六十多篇，应该算是第一部带评点的古文选本，非常具有典范意义，为后世的评点选本提供了体例、符号上的示范。
《崇古文诀》的编者楼昉是吕祖谦的学生，非常博学，一生著述颇丰且涉及面广泛，他的这部书选了自秦汉到宋代的诸家作品一共一百九十二篇，以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的文章居多。如果您有机会读到这两部书，您会发现，与吕祖谦相比，楼昉在选文容量和对古文的评点方面做得更加深入细致。
再到后来的谢枋得，此人是南宋末年的著名爱国文人，诗文效仿辛弃疾和苏轼，是南宋文坛上宗师级的人物。他所编选的《文章轨范》在出发点上跟二吴非常接近，都是为了指导学子们科举考试作文之用，所选的文章也跟他的前辈那样以唐宋文为主。值得一提的是，谢枋得还曾重订过《千家诗》，我们现在看到的《千家诗》基本上是在他重订的版本上流传而来。
此外，由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编选的《文章正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本，所选文章涵盖辞令、议论、叙事和诗歌四类，就其内容而言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对汉代以及汉代之前的公文进行的深入点评和特点总结。
至于说到明代唐顺之所编的《文编》和茅坤所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这两部选本直接确立了“唐宋八大家”的称号和历史地位。唐顺之是明代非常厉害的全才型人物，我们以后在讲到他写的那篇《信陵君救赵论》的时候会仔细讲讲他的生平故事。他所编选的《文编》虽然收录的年代上起先秦，下至宋末，一共有一千四百多篇文章，但唐宋时期的古文几乎占了四分之三的篇幅，而且他对欧阳修和苏轼十分偏爱，二人的文章选得最多。
后来到了茅坤这里，就更加将唐顺之对唐宋古文的推崇发挥到了极致，专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这八位古文大家编选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共一百六十卷，卷帙浩大对后世影响深远。
到了清代，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金圣叹在前人基础上编选的《才子古文》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评点最为精彩的古文选本。金圣叹的一生堪称传奇，有许多奇闻趣事，为人性格狂放，恃才傲物。他最为知名的成就就是系统评点过《水浒传》，由他评点的“金批《水浒》”被誉为文学批评史上的巅峰之作。金圣叹所谓的“才子”，是跟圣人一样的角色。因此，《才子古文》中由他所选的三百五十三篇文章，在金圣叹看来都是成为圣贤之路上的必读文章。
而比《古文观止》早诞生十年的《古文渊鉴》，是由康熙皇帝钦选品评，由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徐乾学等奉旨编注的一部官方古文选本，共收录了从先秦至宋代的古文一千三百多篇，分正集、别集和外集三个系统，正集多收录阐明“六经”经义的经典古文，别集收录文采瑰丽的骈文，外集收录诸子散文，这是一部收录文章篇数较多，体裁最为广泛的选本。
这八本古文选本可以说对二吴在编选《古文观止》的过程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面对这些前辈的心血之作，他们又扪心自问了，“尚宜选乎？”（有了这么多越来越好的古文选本，还应该再进行编选吗？）
答案看起来似乎又是“无庸”了。但实际上这些历代的选本质量在二吴看来是参差不齐的，所谓“详略互见，醇疵错陈”（有些选本编选很详细，有些则比较简略，有些选本编选精美，有些则存在不少问题）。总之，在二吴看来，截至他们编书的时候还没有一本是令他们比较满意的古文选本。因此，他们表示“则选又尚已”（这样一来，再次为古文编辑选本一事，的确又是很值得推崇的了）。
而且，二吴为实现重新编辑一本古文选本的想法，采用的编选方法是“集”，而非简单的“选”，也就是他们对古文是做了一些汇集整理工作的，而不是完全照搬古文把它们编选起来。所以，他们说，“非敢言选也，集焉云耳。”
那么，他们是怎么“集”的呢？
用二吴自己的话说，叫做“集古人之文，集古今人之选”，也就是说他们在编辑选本之前，收集参考了大量历代古文选本中的那些经典古文，不被前人收录的他们基本不考虑。接下来他们就按自己的想法在历代选本的基础上对这些古文进行重新编选整理。之前编得很薄的选本，他们进行丰富，也就是所谓的“略者详之”。从具体所指来看，应该指的正是前文提到的只收录了六十多篇古文的《古文关键》，这就是二吴所谓的“略者”，所以要“详之”。而相对应的，编得太繁琐的选本，例如《文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和《古文渊鉴》等选本，他们需要进行删减，也就是所谓的“繁者简之”。
然后，他们吸取了《古文关键》和《崇古文诀》将古文按时代排列的优点，打破了多数选本按文章体裁分类的传统，对这些文章进行合并集中展示，这就是所谓的“散者合之”。最后，针对那些古文选本中收录有文字错误的古文，他们都进行了一番校正工作，这就是所谓的“舛错者厘定之，差讹者校正之”。正是在这个校正的过程中，二吴留下了那个被现在很多学者所诟病的缺点，即他们为了自己的教学方便，对一些文章进行了人为删减。但不管怎么讲，二吴的这样一种力求推陈出新的编辑手法的确十分可取，而且最终获得了成功。可以说，《古文观止》能得以流传至今，是二吴充分吸收了历代选本各自优点的结果。
讲到这里，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二吴所参考的历代古文选本主要以宋明时期诞生的居多。为何宋明两朝会诞生这么多的古文选本呢？我想这背后恐怕跟宋明理学的兴盛不无关系。
北宋的周敦颐作为理学的开山祖师刚好提出了“文以载道”的观点，因此多数编选古文选本的“操政者”，都期望借着选本的编辑点评去一探这些经典古文中所载的那份道义。这也就是二吴提到的，“诸选家各有精思深义，以抉古人之奥”（历代的古文编选者，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不同出发点，各有见地，都希望借助文选的编辑点评来探究发掘古文中所蕴含的义理奥妙）。
但恰恰是这样的目的，也许就导致了这些出自名家之选的优秀选本，反而带着各自“精思深义”的些许主观武断和狭隘，从而导致对待文章的态度不够公允，在选文上很容易有失偏颇。因此，二吴才说，在这众多的古文选本中，读者如果是有选择性地找一本来读，也就是如果“取此置彼”的话，那就会“美者或遗”（或许错过一些美文）。而如果把这些历代的选本都读一遍，也就是如果要“一概观览”的话，又会“劳于睹记”（陷入疲于阅读记忆之中）。所以，二吴就想编辑一本汇集涵盖了历代选本精华的，而且在容量上相对适中、选文范围上相对中立的古文选本。
那么，二吴究竟是如何为我们呈现这本新的古文选本呢？
《古文观止》自康熙年间问世之后，整个清代先后诞生了许多的翻刻版本，乾隆、嘉庆、咸丰、同治、光绪这几代均有不同的版本流传。直到民国时期，重新刊刻出版的《古文观止》也是灿若繁星。据我了解，当时出版《古文观止》的商号（也叫堂号）就有不下数十种之多，比如尺木堂、文富堂、怀泾堂、鸿文堂、映雪堂、墨润堂、九思堂、三槐堂等等。
这些不同的版本，追本溯源起来其实可以归结于两套不同的底本流传系统。其中一套就是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吴兴祚命人刊刻并亲自作序的版本，名为“初刊本”，可惜的是该版本已经失传，现在能见到的较早版本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依据初刊本翻刻的映雪堂本。此版本校勘很精，流传也广，中华书局于1959年及1978年两次出版的《古文观止》，都是根据映雪堂本进行点校的。
而《古文观止》的另外一套底本系统名叫“尺木堂本”，就是带有这篇二吴写的《自序》以及吴楚材写的《例言》的版本。该版本是二吴在吴兴祚去世的第二年，也就是康熙戊寅年，即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在山阴重新刊刻的。与初刊本相比，这个版本没有收录吴兴祚的《原序》，但对于文章的批注看起来会更加详细。不过比较可惜的是，这个版本的流传度不是很广。
也许是因为吴兴祚的名气较大，各堂号的书商因此热衷于翻刻由他作序的初刊本。反倒是以二吴自己作序的尺木堂本为底本翻刻的，就目前所见，流传下来的似乎只有文富堂和墨润堂这两个版本。相对而言，墨润堂刊刻的《增批古文观止》这个版本质量略优，该版本在书名页上有“吴氏家塾读本”的字样，每一篇文章前面则有“大司马吴兴祚（留村）先生鉴定, 山阴吴乘权（楚材）、 大职（调侯）评注”的题记。
也正是因为“尺木堂本”流传不广，所以二吴的这篇《自序》现在比较难以得见，但是此文的内容对于我们了解《古文观止》的编选特点又的确非常重要。
二吴在这篇《自序》的一开篇，就抛出了一个问题：“古文宜选乎？”（古文应该进行编选吗？）也许很多人下意识的答案会是“无庸也”（庸，通“用”。无庸，没有必要）。
但是，从先秦直到二吴编书的清代康熙年间，世间已经诞生了不少的经典古文，真可谓是“琳琅触目，美不胜收”。好文章的数量一旦增多，学子们便无法将所有的文章都读遍，因此有必要择其精华编成文选，于是选本的概念应运而生。所以，二吴说“则选尚已”（那么，这样看来对古文进行编选一事是很值得推崇的了）。
二吴在文中介绍到，为古文编辑选本这件事情，历朝历代都有不少人在做，也就是所谓的“操选政者，代有其人”。而且，他们编辑的这些选本“骎骎乎有积薪之叹矣”。骎骎（骎，读如亲），原意是形容马跑得很快的样子，这里比喻为古文编辑选本一事发展比较快。积薪之叹，是一句成语，形容后来者居上。因此，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历代为古文编辑选本这事的发展势头非常迅猛，而且是越编越好，大有后来者居上的态势。
在历代诞生的古文选本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这几个选本：
一是南宋非常著名的四个古文选本，即吕祖谦编选的《古文关键》、楼昉（读如访）编选的《崇古文诀》、谢枋得（枋，读如并）编选的《文章轨范》和真德秀编选的《文章正宗》；
二是明代唐顺之编选的《文编》以及茅坤评选的《唐宋八大家文钞》；
三是清代顺治年间金圣叹编选的《才子古文》和康熙二十四年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徐乾学奉康熙皇帝御命编选的《古文渊鉴》。
应该讲，诞生在《古文观止》之前的这八本古文选本 ，都有着超高的人气，而且基本上都出自名家之选。比如《古文关键》的编者吕祖谦，是宋代非常著名的理学家，跟朱熹齐名，两人合编了一部儒家理学的经典名著《近思录》。由吕祖谦编选的这部《古文关键》收录了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人的经典古文六十多篇，应该算是第一部带评点的古文选本，非常具有典范意义，为后世的评点选本提供了体例、符号上的示范。
《崇古文诀》的编者楼昉是吕祖谦的学生，非常博学，一生著述颇丰且涉及面广泛，他的这部书选了自秦汉到宋代的诸家作品一共一百九十二篇，以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的文章居多。如果您有机会读到这两部书，您会发现，与吕祖谦相比，楼昉在选文容量和对古文的评点方面做得更加深入细致。
再到后来的谢枋得，此人是南宋末年的著名爱国文人，诗文效仿辛弃疾和苏轼，是南宋文坛上宗师级的人物。他所编选的《文章轨范》在出发点上跟二吴非常接近，都是为了指导学子们科举考试作文之用，所选的文章也跟他的前辈那样以唐宋文为主。值得一提的是，谢枋得还曾重订过《千家诗》，我们现在看到的《千家诗》基本上是在他重订的版本上流传而来。
此外，由朱熹的再传弟子真德秀编选的《文章正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本，所选文章涵盖辞令、议论、叙事和诗歌四类，就其内容而言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对汉代以及汉代之前的公文进行的深入点评和特点总结。
至于说到明代唐顺之所编的《文编》和茅坤所编的《唐宋八大家文钞》，这两部选本直接确立了“唐宋八大家”的称号和历史地位。唐顺之是明代非常厉害的全才型人物，我们以后在讲到他写的那篇《信陵君救赵论》的时候会仔细讲讲他的生平故事。他所编选的《文编》虽然收录的年代上起先秦，下至宋末，一共有一千四百多篇文章，但唐宋时期的古文几乎占了四分之三的篇幅，而且他对欧阳修和苏轼十分偏爱，二人的文章选得最多。
后来到了茅坤这里，就更加将唐顺之对唐宋古文的推崇发挥到了极致，专为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这八位古文大家编选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共一百六十卷，卷帙浩大对后世影响深远。
到了清代，著名的文学评论家金圣叹在前人基础上编选的《才子古文》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评点最为精彩的古文选本。金圣叹的一生堪称传奇，有许多奇闻趣事，为人性格狂放，恃才傲物。他最为知名的成就就是系统评点过《水浒传》，由他评点的“金批《水浒》”被誉为文学批评史上的巅峰之作。金圣叹所谓的“才子”，是跟圣人一样的角色。因此，《才子古文》中由他所选的三百五十三篇文章，在金圣叹看来都是成为圣贤之路上的必读文章。
而比《古文观止》早诞生十年的《古文渊鉴》，是由康熙皇帝钦选品评，由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徐乾学等奉旨编注的一部官方古文选本，共收录了从先秦至宋代的古文一千三百多篇，分正集、别集和外集三个系统，正集多收录阐明“六经”经义的经典古文，别集收录文采瑰丽的骈文，外集收录诸子散文，这是一部收录文章篇数较多，体裁最为广泛的选本。
这八本古文选本可以说对二吴在编选《古文观止》的过程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面对这些前辈的心血之作，他们又扪心自问了，“尚宜选乎？”（有了这么多越来越好的古文选本，还应该再进行编选吗？）
答案看起来似乎又是“无庸”了。但实际上这些历代的选本质量在二吴看来是参差不齐的，所谓“详略互见，醇疵错陈”（有些选本编选很详细，有些则比较简略，有些选本编选精美，有些则存在不少问题）。总之，在二吴看来，截至他们编书的时候还没有一本是令他们比较满意的古文选本。因此，他们表示“则选又尚已”（这样一来，再次为古文编辑选本一事，的确又是很值得推崇的了）。
而且，二吴为实现重新编辑一本古文选本的想法，采用的编选方法是“集”，而非简单的“选”，也就是他们对古文是做了一些汇集整理工作的，而不是完全照搬古文把它们编选起来。所以，他们说，“非敢言选也，集焉云耳。”
那么，他们是怎么“集”的呢？
用二吴自己的话说，叫做“集古人之文，集古今人之选”，也就是说他们在编辑选本之前，收集参考了大量历代古文选本中的那些经典古文，不被前人收录的他们基本不考虑。接下来他们就按自己的想法在历代选本的基础上对这些古文进行重新编选整理。之前编得很薄的选本，他们进行丰富，也就是所谓的“略者详之”。从具体所指来看，应该指的正是前文提到的只收录了六十多篇古文的《古文关键》，这就是二吴所谓的“略者”，所以要“详之”。而相对应的，编得太繁琐的选本，例如《文编》、《唐宋八大家文钞》和《古文渊鉴》等选本，他们需要进行删减，也就是所谓的“繁者简之”。
然后，他们吸取了《古文关键》和《崇古文诀》将古文按时代排列的优点，打破了多数选本按文章体裁分类的传统，对这些文章进行合并集中展示，这就是所谓的“散者合之”。最后，针对那些古文选本中收录有文字错误的古文，他们都进行了一番校正工作，这就是所谓的“舛错者厘定之，差讹者校正之”。正是在这个校正的过程中，二吴留下了那个被现在很多学者所诟病的缺点，即他们为了自己的教学方便，对一些文章进行了人为删减。但不管怎么讲，二吴的这样一种力求推陈出新的编辑手法的确十分可取，而且最终获得了成功。可以说，《古文观止》能得以流传至今，是二吴充分吸收了历代选本各自优点的结果。
讲到这里，我们其实可以发现，二吴所参考的历代古文选本主要以宋明时期诞生的居多。为何宋明两朝会诞生这么多的古文选本呢？我想这背后恐怕跟宋明理学的兴盛不无关系。
北宋的周敦颐作为理学的开山祖师刚好提出了“文以载道”的观点，因此多数编选古文选本的“操政者”，都期望借着选本的编辑点评去一探这些经典古文中所载的那份道义。这也就是二吴提到的，“诸选家各有精思深义，以抉古人之奥”（历代的古文编选者，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不同出发点，各有见地，都希望借助文选的编辑点评来探究发掘古文中所蕴含的义理奥妙）。
但恰恰是这样的目的，也许就导致了这些出自名家之选的优秀选本，反而带着各自“精思深义”的些许主观武断和狭隘，从而导致对待文章的态度不够公允，在选文上很容易有失偏颇。因此，二吴才说，在这众多的古文选本中，读者如果是有选择性地找一本来读，也就是如果“取此置彼”的话，那就会“美者或遗”（或许错过一些美文）。而如果把这些历代的选本都读一遍，也就是如果要“一概观览”的话，又会“劳于睹记”（陷入疲于阅读记忆之中）。所以，二吴就想编辑一本汇集涵盖了历代选本精华的，而且在容量上相对适中、选文范围上相对中立的古文选本。
那么，二吴究竟是如何为我们呈现这本新的古文选本呢？
二吴在《自序》中要表达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他们为什么要编辑这样一本《古文观止》，把他们的主要出发点作了一番解释。简单来讲，就是他们对之前历代的选本都不太满意，尤其是不太方便私塾中的幼童学习。
从这篇《自序》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二吴谨慎对待为学童编选古文选本这件事情的精神和态度。其谨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他们对这些历代选本中所选的文章，都进行了一番仔细地考订，力争有一些自己新的观点附在书中“以备参究”（供读者参考讨论），而且不敢随随便便“雷同附和”前人的想法，以免“取讥于大雅”（让内行见笑）。
第二，他们非常重视文章字词读音和用字的准确性，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声音之间，点画之际”（汉字的字音和字形之间的差别）。关于这点，在吴兴祚所作的那篇《原序》中也提到过，二吴的《古文观止》有“审音辨字，无不精切而确当”的特点。
然而，这在之前的历代选家眼中，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诸家或以为无益于至义而忽之”（他们这些选家中有的人觉得这一点对于理解文章的真正含义没有多大帮助，所以就忽略了）。
这里二吴就呼应了前文所提到的那些历代选家编选古文的目的，这些选家的关注点在于阐明文章的奥义，而二吴的关注点则是“童子之所肄习”（学童时期所学习的文章内容）。出发点不同，对象不同，自然最后的呈现形式会不太一样。
二吴编选《古文观止》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实用，方便童子将来的科举考试，以及获得写文章的能力。而且，二吴深知童蒙学习期间，如果一旦开始接触的文章内容有误，其影响将是十分深远的，会伴随孩子的一生，“终身勿能忘”。这样以来，将来去到了“棘闱之中”（考场当中），如果一旦试卷中写错字词，就有可能遭到阅卷官的摒弃，失去了出人头地的机会，这将耽误的是自己学生的一辈子。所以，他们感慨“可不慎欤？”（怎么能够不谨慎呢？）儒家讲究的“正心诚意”，在二吴编辑文选这件事情上面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
的确，二吴因为“从事于兹也，有年矣”（从事教书育人多年了），所以身上的使命感很重，他们对待所选的文章可以说是慎之又慎，不想误人子弟。从文章的思想内容上来讲，他们对待选文的标准是“一义之未合于古，勿敢登也；一理之未慊于心，勿敢载也”（只要有一处的道理不合于古圣先贤思想的文章，都不敢选录；只要有一处的观点不能让人心安的文章，都不敢刊载）。
也就是说，二吴选文第一个层面的标准就是要“合于古、慊（读如妾）于心”。从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发现，二吴恪守的是非常正统的儒家思想。儒家对于“好古”、“崇古”是有传统的。孔子就说他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穷其一生都在整理上古先贤留下的经典，希望能用这些经典来教化世人。孔子所信奉的“古”，其实就是所谓的“天下为公”的大道，希望大家都能崇文尚礼，没有私心。因此，二吴所选录的文章，也都希望能符合孔子所期望的这一种礼法教化的思想。
另外一个“慊于心”的思想，是源自孟子所谓的“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们做事就要寻求一个心安理得，一旦不慊于心，也就是心一旦不安定了，很容易一事无成。所以，二吴所选的，都希望是那些读完能让人心安，而不是产生过多动乱想法的文章。
讲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像《庄子》这样很美的诸子散文没有入选《古文观止》呢？那是因为庄子不是儒家，不能“合于古”。另外，为什么曹操是魏晋时期文学的标志性人物，可他一篇文章都没能入选《古文观止》呢？这是因为曹操身上有“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骂名，这是犯上作乱的典型，不能“慊于心”。
紧接着，二吴又从文章的写作技巧上提出了他们的选文标准，这就是“一段落、一钩勒之不轨于法度，勿敢袭也；一声音、一点画之不协于正韵，勿敢书也”（只要有一处的段落布置不够合理、一处的起承转合不合于法度的文章，都不敢沿袭前人传统收录进来；只要有一处的字音和用字不能跟正韵相合，都不敢书写抄录下来）。
二吴这里提出的第二个层面的选文标准就是要“轨于法度、协于正韵”。所谓的“法度”，简单来讲就是文章的谋篇布局、气势上的抑扬顿挫以及行文上的起承转合。也可以理解为文章的呼吸和节奏，有松紧快慢之感，我们可以称之为“气”。
二吴编辑《古文观止》关注的是“童子之所肄习”，在清代的背景之下，具体而言就是为了训练学子们写好八股文，以方便未来的科举考试。八股文在清代被称为时文，概念与古文相对，非常讲究文章的起承转合，也就是所谓的“法度”。其实无论时文还是古文的写作，都应该讲究法度，也就是“轨于法度”。而且时文的法度比较流于形式，容易发现和学习，古文的法度往往流淌在文章当中，没那么明显。如果能非常熟练地掌握古文的法度，那在写作八股文的时候，就会非常地得心应手，更加从容有度。
如果说以上提到的“轨于法度”是要求文章要有“气”的话，那么关于“协于正韵”这一点就是要求文章要有“韵”，二者合在一起，就刚好是所谓的写文章要有“气韵”。
正韵，也就是正确的音韵和声律。中国古代无论是诗词还是文赋，向来有重视音韵声律的传统，甚至在明代有学者提出创作诗文“有韵则生，无韵则死”的观点。音韵声律的正确运用可以增强文章的音乐美，读起来让人琅琅上口。
总的来说，以上提到的这四点选文标准，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字，叫做“正”，也就是吴兴祚所谓的“正蒙养”之“正”。二吴编选这部《古文观止》的核心目的就是希望处在启蒙教育阶段的学子能读到正本溯源、正心正念、法度正轨、正音正韵的经典古文。这一点就是他们真正的初心，而不是想通过编一部书来流芳百世。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日点一艺以课子弟，而非敢以此问世也。”
一开始，二吴的确只是编选了这部书用来教育吴氏自家私塾的子弟，但被喜欢古文的同道中人看到之后，觉得这部《古文观止》编得非常好，就手抄了几篇文章回去。就这样二吴编了这部文选的名声就传开了，乡间的其他先生看了之后也是对这部书夸奖不已，评价这部书是“诸选之美者毕集，其缺者无不备，而讹者无不正，是集古文之成者也，观止矣！”（将各个选本当中的优点全部汇集到了这里，历代选本所欠缺的这部书里也都具备了，而有错误的地方这部选本也都进行了校正，可是说是集历代古文选本的大成之作，令人叹为观止！）
这段评价无论是否真的出自乡间先生之口，都是不过分的评价。 二吴将其写在这篇《自序》当中，其实可以算作是他们对《古文观止》的自荐语。
二吴所选的二百二十二篇文章，的确是做到了选篇主次轻重分明，但又力求完备。
《古文观止》所收录古文的诞生年代，上起先秦，下至晚明。要说二吴可真是编辑文选的高手，这部书经过他们多次的删补，最后定稿为十二卷，编排方式上“以年代为经，以作家为纬”，也就是说按照朝代顺序依次呈现，按照作家分类集中呈现。这些作家的出场顺序，也基本按照时间轴线进行编排。用这样的编排方式，就突出了古文的发展轴线，可以让我们看见几千年的文脉流传。
二吴在古文的编选上，先秦时期注重《左传》，选录多达三十四篇，其次按篇目数量多寡依次是《战国策》选了十四篇，《国语》选了十一篇，然后是六篇《礼记》，三篇《公羊传》和两篇《穀梁传》。
到了秦汉时期，二吴把眼光放在了司马迁的《史记》上面，一共选了十四篇，下来就是贾谊、晁错等人的著名政论文章。六朝是骈文发展极为鼎盛的时代，二吴为了打开学子们的视野，不受传统古文概念的约束，特意选了以《滕王阁序》为代表的几篇非常经典的骈文，以及以《陋室铭》为代表的几篇韵文。
当然全书近半的篇幅还是集中在了唐宋时期的大家文章上面，唐代以韩愈为中心，选了韩文二十四篇，其次选了柳宗元的散文十一篇，另外则是唐代几位非常知名的大家，如骆宾王、王勃、李白、杜牧等人一共八篇文章入选。
宋代则以当时的文坛领袖苏轼为重点，选入了他的散文十七篇，其次就是欧阳修的散文十三篇，当然像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苏洵、苏辙和曾巩等人的散文也均选了其代表作收录进来。
接下来，作为《古文观止》所选的最后一个朝代，明代一共有十二位作家的十八篇散文入选，其中不乏像刘伯温、王阳明和归有光这样非常有历史影响力的人物的文章。正是因为《古文观止》所选的这些作家非常知名，所选的文章又非常有深意，所以得到了大家的充分肯定，也让二吴觉得可以不再自己私享这部文选，决定将其刊刻出来跟海内的同道中人相互切磋。
可以说，最开始的时候，二吴应该的确无心通过此书流芳百世，但他们又确实编出了一部在乡间广泛流传，令世人交相称赞的优秀文选，这真可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另外，我们也可以想到，二吴在得到乡间同道的认可之后，打算借助家族高官吴兴祚的推荐，让这部书能帮助更多的学子，这应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因此，《古文观止》在诸多有利因素的作用之下，一经问世之后，数百年来便让人爱不释手。自康熙年间直到民国时期，上至皇室子弟，下至民间童生，近三百年来的读书人无不接受着这部书的文学启蒙。如末代皇帝溥仪，在其年少时的一篇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二十七日，晴……卧帐中，又读《古文观止》，甚有兴味。”
一个“又”字，可以发现溥仪对《古文观止》热爱之深。而且，前文咱们说过，溥仪的老祖宗康熙皇帝曾亲自评选了一部大部头的《古文渊鉴》，溥仪竟然置祖宗钦选的《古文渊鉴》于不顾，却反复研习《古文观止》，可见这部书的魅力，其“观止”之名可谓实至名归。
从这篇《自序》中，我们可以感觉到二吴谨慎对待为学童编选古文选本这件事情的精神和态度。其谨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他们对这些历代选本中所选的文章，都进行了一番仔细地考订，力争有一些自己新的观点附在书中“以备参究”（供读者参考讨论），而且不敢随随便便“雷同附和”前人的想法，以免“取讥于大雅”（让内行见笑）。
第二，他们非常重视文章字词读音和用字的准确性，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声音之间，点画之际”（汉字的字音和字形之间的差别）。关于这点，在吴兴祚所作的那篇《原序》中也提到过，二吴的《古文观止》有“审音辨字，无不精切而确当”的特点。
然而，这在之前的历代选家眼中，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诸家或以为无益于至义而忽之”（他们这些选家中有的人觉得这一点对于理解文章的真正含义没有多大帮助，所以就忽略了）。
这里二吴就呼应了前文所提到的那些历代选家编选古文的目的，这些选家的关注点在于阐明文章的奥义，而二吴的关注点则是“童子之所肄习”（学童时期所学习的文章内容）。出发点不同，对象不同，自然最后的呈现形式会不太一样。
二吴编选《古文观止》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实用，方便童子将来的科举考试，以及获得写文章的能力。而且，二吴深知童蒙学习期间，如果一旦开始接触的文章内容有误，其影响将是十分深远的，会伴随孩子的一生，“终身勿能忘”。这样以来，将来去到了“棘闱之中”（考场当中），如果一旦试卷中写错字词，就有可能遭到阅卷官的摒弃，失去了出人头地的机会，这将耽误的是自己学生的一辈子。所以，他们感慨“可不慎欤？”（怎么能够不谨慎呢？）儒家讲究的“正心诚意”，在二吴编辑文选这件事情上面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
的确，二吴因为“从事于兹也，有年矣”（从事教书育人多年了），所以身上的使命感很重，他们对待所选的文章可以说是慎之又慎，不想误人子弟。从文章的思想内容上来讲，他们对待选文的标准是“一义之未合于古，勿敢登也；一理之未慊于心，勿敢载也”（只要有一处的道理不合于古圣先贤思想的文章，都不敢选录；只要有一处的观点不能让人心安的文章，都不敢刊载）。
也就是说，二吴选文第一个层面的标准就是要“合于古、慊（读如妾）于心”。从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发现，二吴恪守的是非常正统的儒家思想。儒家对于“好古”、“崇古”是有传统的。孔子就说他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穷其一生都在整理上古先贤留下的经典，希望能用这些经典来教化世人。孔子所信奉的“古”，其实就是所谓的“天下为公”的大道，希望大家都能崇文尚礼，没有私心。因此，二吴所选录的文章，也都希望能符合孔子所期望的这一种礼法教化的思想。
另外一个“慊于心”的思想，是源自孟子所谓的“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我们做事就要寻求一个心安理得，一旦不慊于心，也就是心一旦不安定了，很容易一事无成。所以，二吴所选的，都希望是那些读完能让人心安，而不是产生过多动乱想法的文章。
讲到这里，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像《庄子》这样很美的诸子散文没有入选《古文观止》呢？那是因为庄子不是儒家，不能“合于古”。另外，为什么曹操是魏晋时期文学的标志性人物，可他一篇文章都没能入选《古文观止》呢？这是因为曹操身上有“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骂名，这是犯上作乱的典型，不能“慊于心”。
紧接着，二吴又从文章的写作技巧上提出了他们的选文标准，这就是“一段落、一钩勒之不轨于法度，勿敢袭也；一声音、一点画之不协于正韵，勿敢书也”（只要有一处的段落布置不够合理、一处的起承转合不合于法度的文章，都不敢沿袭前人传统收录进来；只要有一处的字音和用字不能跟正韵相合，都不敢书写抄录下来）。
二吴这里提出的第二个层面的选文标准就是要“轨于法度、协于正韵”。所谓的“法度”，简单来讲就是文章的谋篇布局、气势上的抑扬顿挫以及行文上的起承转合。也可以理解为文章的呼吸和节奏，有松紧快慢之感，我们可以称之为“气”。
二吴编辑《古文观止》关注的是“童子之所肄习”，在清代的背景之下，具体而言就是为了训练学子们写好八股文，以方便未来的科举考试。八股文在清代被称为时文，概念与古文相对，非常讲究文章的起承转合，也就是所谓的“法度”。其实无论时文还是古文的写作，都应该讲究法度，也就是“轨于法度”。而且时文的法度比较流于形式，容易发现和学习，古文的法度往往流淌在文章当中，没那么明显。如果能非常熟练地掌握古文的法度，那在写作八股文的时候，就会非常地得心应手，更加从容有度。
如果说以上提到的“轨于法度”是要求文章要有“气”的话，那么关于“协于正韵”这一点就是要求文章要有“韵”，二者合在一起，就刚好是所谓的写文章要有“气韵”。
正韵，也就是正确的音韵和声律。中国古代无论是诗词还是文赋，向来有重视音韵声律的传统，甚至在明代有学者提出创作诗文“有韵则生，无韵则死”的观点。音韵声律的正确运用可以增强文章的音乐美，读起来让人琅琅上口。
总的来说，以上提到的这四点选文标准，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字，叫做“正”，也就是吴兴祚所谓的“正蒙养”之“正”。二吴编选这部《古文观止》的核心目的就是希望处在启蒙教育阶段的学子能读到正本溯源、正心正念、法度正轨、正音正韵的经典古文。这一点就是他们真正的初心，而不是想通过编一部书来流芳百世。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日点一艺以课子弟，而非敢以此问世也。”
一开始，二吴的确只是编选了这部书用来教育吴氏自家私塾的子弟，但被喜欢古文的同道中人看到之后，觉得这部《古文观止》编得非常好，就手抄了几篇文章回去。就这样二吴编了这部文选的名声就传开了，乡间的其他先生看了之后也是对这部书夸奖不已，评价这部书是“诸选之美者毕集，其缺者无不备，而讹者无不正，是集古文之成者也，观止矣！”（将各个选本当中的优点全部汇集到了这里，历代选本所欠缺的这部书里也都具备了，而有错误的地方这部选本也都进行了校正，可是说是集历代古文选本的大成之作，令人叹为观止！）
这段评价无论是否真的出自乡间先生之口，都是不过分的评价。 二吴将其写在这篇《自序》当中，其实可以算作是他们对《古文观止》的自荐语。
二吴所选的二百二十二篇文章，的确是做到了选篇主次轻重分明，但又力求完备。
《古文观止》所收录古文的诞生年代，上起先秦，下至晚明。要说二吴可真是编辑文选的高手，这部书经过他们多次的删补，最后定稿为十二卷，编排方式上“以年代为经，以作家为纬”，也就是说按照朝代顺序依次呈现，按照作家分类集中呈现。这些作家的出场顺序，也基本按照时间轴线进行编排。用这样的编排方式，就突出了古文的发展轴线，可以让我们看见几千年的文脉流传。
二吴在古文的编选上，先秦时期注重《左传》，选录多达三十四篇，其次按篇目数量多寡依次是《战国策》选了十四篇，《国语》选了十一篇，然后是六篇《礼记》，三篇《公羊传》和两篇《穀梁传》。
到了秦汉时期，二吴把眼光放在了司马迁的《史记》上面，一共选了十四篇，下来就是贾谊、晁错等人的著名政论文章。六朝是骈文发展极为鼎盛的时代，二吴为了打开学子们的视野，不受传统古文概念的约束，特意选了以《滕王阁序》为代表的几篇非常经典的骈文，以及以《陋室铭》为代表的几篇韵文。
当然全书近半的篇幅还是集中在了唐宋时期的大家文章上面，唐代以韩愈为中心，选了韩文二十四篇，其次选了柳宗元的散文十一篇，另外则是唐代几位非常知名的大家，如骆宾王、王勃、李白、杜牧等人一共八篇文章入选。
宋代则以当时的文坛领袖苏轼为重点，选入了他的散文十七篇，其次就是欧阳修的散文十三篇，当然像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苏洵、苏辙和曾巩等人的散文也均选了其代表作收录进来。
接下来，作为《古文观止》所选的最后一个朝代，明代一共有十二位作家的十八篇散文入选，其中不乏像刘伯温、王阳明和归有光这样非常有历史影响力的人物的文章。正是因为《古文观止》所选的这些作家非常知名，所选的文章又非常有深意，所以得到了大家的充分肯定，也让二吴觉得可以不再自己私享这部文选，决定将其刊刻出来跟海内的同道中人相互切磋。
可以说，最开始的时候，二吴应该的确无心通过此书流芳百世，但他们又确实编出了一部在乡间广泛流传，令世人交相称赞的优秀文选，这真可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另外，我们也可以想到，二吴在得到乡间同道的认可之后，打算借助家族高官吴兴祚的推荐，让这部书能帮助更多的学子，这应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因此，《古文观止》在诸多有利因素的作用之下，一经问世之后，数百年来便让人爱不释手。自康熙年间直到民国时期，上至皇室子弟，下至民间童生，近三百年来的读书人无不接受着这部书的文学启蒙。如末代皇帝溥仪，在其年少时的一篇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二十七日，晴……卧帐中，又读《古文观止》，甚有兴味。”
一个“又”字，可以发现溥仪对《古文观止》热爱之深。而且，前文咱们说过，溥仪的老祖宗康熙皇帝曾亲自评选了一部大部头的《古文渊鉴》，溥仪竟然置祖宗钦选的《古文渊鉴》于不顾，却反复研习《古文观止》，可见这部书的魅力，其“观止”之名可谓实至名归。
古文观止·例言 / 吴乘权
【原文】
一、古文选本如林，而所选之文若出一辙。盖较学相传，既为轻车熟路，欲别加选录，虽蹊径一新，反多扞格。故是编所登者，亦仍诸选之旧。
一、古文须评注兼有，方能豁然。若有注无评，或有评无注，譬若一人之身，知其有面目，而不知其有血脉；知其有血脉，而不知其有面目，可乎？是编字义典故，逐次注明，复另加评语，庶读之者，明若观火。
一、诸选各有妙解，颇多阔略，是当取其所长以补其不足，便成全璧。是编遍采名家旧注，参以己私，毫无遗漏。
一、杂选古文，原为初学设也。是编于艰奥须解者，固细加阐发；即目前便语，亦未尝率意忽过，庶于初学有补。
一、诸选本圈点外，或加角，或加小画，虽各有取义，然初读不能即晓，徒以眩目。是编但加圈点。盖评注既详，信口读去，奥旨自明。又于圈下加一小圆点，以便句读。
一、是编注解字义典故毕，加一小圈，再下评语。又本文评语外，欲下总评，复加一小圈以别之，庶一览便省。
一、字音今人颇多忽略，是编音声无一字不注，且即注于本字之下，便于诵读。
一、字画今人亦多不讲究，余痛恨此病。是编样本皆经手录，不间昼夜寒暑，剖劂告峻，复严加校雠，誓不留一画之讹，贻误后人。
吴乘权谨识
【原文】
一、古文选本如林，而所选之文若出一辙。盖较学相传，既为轻车熟路，欲别加选录，虽蹊径一新，反多扞格。故是编所登者，亦仍诸选之旧。
一、古文须评注兼有，方能豁然。若有注无评，或有评无注，譬若一人之身，知其有面目，而不知其有血脉；知其有血脉，而不知其有面目，可乎？是编字义典故，逐次注明，复另加评语，庶读之者，明若观火。
一、诸选各有妙解，颇多阔略，是当取其所长以补其不足，便成全璧。是编遍采名家旧注，参以己私，毫无遗漏。
一、杂选古文，原为初学设也。是编于艰奥须解者，固细加阐发；即目前便语，亦未尝率意忽过，庶于初学有补。
一、诸选本圈点外，或加角，或加小画，虽各有取义，然初读不能即晓，徒以眩目。是编但加圈点。盖评注既详，信口读去，奥旨自明。又于圈下加一小圆点，以便句读。
一、是编注解字义典故毕，加一小圈，再下评语。又本文评语外，欲下总评，复加一小圈以别之，庶一览便省。
一、字音今人颇多忽略，是编音声无一字不注，且即注于本字之下，便于诵读。
一、字画今人亦多不讲究，余痛恨此病。是编样本皆经手录，不间昼夜寒暑，剖劂告峻，复严加校雠，誓不留一画之讹，贻误后人。
吴乘权谨识
很多上世纪出版的文史类书籍，经常可见一篇《凡例》或《例言》列示在书籍的前面，起到说明该书宗旨和编纂体例的作用。正如古汉语学家王力先生所说，“凡例是作者认为应该注意的地方”，编纂者往往会在“凡例”中将他的编辑心得和一些重点在这里一一讲明。
然而，《古文观止》作为一部流传了数百年的经典，书前这样一篇重要的《例言》文字却基本上少见于多数的后世流传版本当中，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当然，其中的原因我们前面讲过，主要是由于《古文观止》的“尺木堂本”流传太少导致。目前，能见到这篇《例言》的版本，就我所掌握的善本资料来看，似乎只有清代善成堂刊刻过。
吴楚材所写的这八条“例言”整体来看可以分作两部分，前三条是一部分，后五条是一部分。
前三条主要表明了《古文观止》跟历代选本之间的渊源。
第一条指明了《古文观止》的选文范围。吴楚材很清晰地表示他不想标新立异，基本延续了前人的选文传统。
把这条放在最前面来介绍，的确很有必要。因为当时的读者能读到的选本不算少数，在这本横空出世的古文选本中究竟能读到哪些文章呢？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因此，吴楚材首先讲明，《古文观止》收录的选文跟之前的历代选本基本没有太大的差别，这就很好地打消了大家的疑虑。在《古文观止》中能见到的文章，在之前的选本中都可以看见。
之前历代的那些著名选本，“所选之文若出一辙”，时间一久大家就对这些经典的古文形成了共识。世代相传下来，大家对这些文章非常地“轻车熟路”。因此，历代选家们都在文章内容的选择上，不想“别加选录”（另行选择增加一些文章收录进去）。虽然“别加选录”的做法可以起到标新立异、另辟蹊径的作用，也就是所谓的“蹊径一新”，但大家对这些新加进去的文章并不一定会完全认同是经典古文。贸然将新的选完和历代选本中的经典古文摆在一起，就反而会显得格格不入，即“反多扞格”（扞，读如汗）。
所以，出于这样的考虑，二吴跟前辈们保持了默契，在《古文观止》的全部收录文章中，没有一篇是在之前的历代选本找不到的，都是“诸选之旧”。
讲到这边，我想起现在也的确能看见一些名为《续古文观止》或《新编古文观止》的书籍，所新选的那些文章的确有很多编者的主观喜好，看起来跟二吴所编这本《古文观止》非常地格格不入。
第二条，吴楚材指出古文应该有注有评，前人都是这样做的，他也一样。这一条很关键，是吴楚材重点说明该书最有特色的一个内容，即详细的评注体例。
吴楚材认为，一本好的古文选本，必须“评注兼有”，评就是评语，注就是注解。
一篇古文有注有评，才能让学习古文的读者阅览起来豁然开朗。而且，他还将古文的评注内容，比喻为人的面目和血脉。古文的注解就像人的面目，能让读者更容易看明白；古文的评语就像人的血脉，能让读者更容易领会古文的内涵。
编辑古文选本就必须注重这两个方面，“有注无评”就像是“知其有面目，而不知其有血脉”，“有评无注”就像是“知其有血脉，而不知其有面目”，这样的古文选本，是不完美的。因此，吴楚材指明他们的这部《古文观止》当中用了大量的笔墨去标注原文字词的含义，以及标注清楚文章所涉及到的典故，另外对文章也作出系统的点评，这样读者就很容易对一篇古文洞若观火，可以深入掌握。
第三条，吴楚材指出他们的注解和评语是基于前人的基础之上，并且做了补充和完善，非常值得你一看。
吴楚材认为，之前的历代选本中的评注虽然“各有妙解”（各自有不少精妙的注解），但是“颇多阔略”（仍然存在很多的疏漏），应当对这些内容加以整合，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和完善，这样才能完璧无瑕。
因此，他们在编辑这本《古文观止》的时候，“遍采名家旧注”（采纳了很多前人的注解），然后“参以己私”（加以创新，增加了自己对于文章的理解）。希望尽量为学子们提供一个评注体系完整，“毫无遗漏”的版本。
如果你看过带二吴评注的《古文观止》，的确会发现二吴的评注非常丰富，经过他们评注之后，文章的字词比较容易理解，文章的内涵也被阐释得比较明白。有时会从二吴给出的文章写作技巧上面获得不少启发，有时更会对他们对于文章的见解拍案叫绝。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古文观止》的评注内容来看，二吴主要采纳的是《古文关键》、《崇古文诀》、《文章轨范》、《文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才子古文》这几本选本中的评注，尤其重点参考了很多来自《崇古文诀》、《文章轨范》、《唐宋八大家文钞》和《才子古文》这四本选本中的评语，并且对这些前人的评注做了有选择性地吸收和改进。所以，之前有些专家说《古文观止》抄袭金圣叹的《才子古文》，这实在只是一个误会而已。为古文作注释，在前人的注释上吸收借鉴本就是很平常的事情罢了。
总之，前三条内容就是吴楚材针对选文范围和评注内容这两点跟历代选本做的一个对比说明。接下来，吴楚材在这篇《例言》中再次表达了编辑《古文观止》的初衷，乃是“原为初学设也”（究其原因，是为了初学而考虑设计的）。这里所谓的“初学”，指的是学习科举应试必须要掌握的一些基本的文章写作技巧。既然是为了初学文章的写作，因此吴楚材在编辑此书的时候，对全篇古文的释义是否详尽、字句的圈点阅读是否舒适、文字的字音字形是否正确等方面都有仔细的考虑，他一共用了五条内容来一一指明。
首先，吴楚材表明既然是为了童蒙的初学而遴选的古文，那在文章的释义上面，“艰奥须解者，固细加阐发”（艰深难懂的必须要解释的地方，固然要详加阐释），但即便是目前我们熟知的俗语，也不能轻易放过，也要做好解释。因为“庶于初学有补”（说不定对刚接触古文的孩子们有用）。
接下来的两条，吴楚材仔细说明了《古文观止》的圈点和评注体例。
吴楚材觉得之前的历代选本，在圈点符号上有些繁琐，虽然详细的圈点能揭示文章的重点，但是对于初学者而言，一时半刻肯定不能很好地理解，需要反复阅读，这样就会容易导致看得眼花缭乱。因此，《古文观止》只对重点字句加了圈点和基本的句读，不用其他的符号。吴楚材认为他们的这套选本的评注已经非常详细了，随口读下去，文章很好懂，加一些复杂的符号其实是一种多余。
最后两条的内容，特别能折射出吴楚材的乡间塾师身份。吴楚材认为，让处在童蒙时期的孩子们，掌握好正确的字音和字形非常重要。在古代，经典的古文是要拿来诵读的。所以，吴楚材对文章的汉字读音做了详细的注解，就类似我们今天很多给孩子看的童书那样，文字带有拼音标注。不过，由于版本流传问题，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已经没有了这一部分。
另外，吴楚材对于所刊刻的文章字形，特别注意其准确性，他非常痛恨那些写错汉字的人。从最后一条中可以得知，《古文观止》的所有文章都是吴楚材自己亲自抄写的，我们甚至能想象到他边抄边确认每一个汉字准确性的辛苦模样。
《古文观止》刊刻出来之后，吴楚材又亲自校对了一遍文字，发誓不留下一处错误，以免贻害后人。不过可惜的是，二吴没有考虑到后世书商有可能导致刊刻错误这一点，我们之前也说过，现在我们见到的《古文观止》当中还是有一些令人遗憾的错误。
讲到这里，我们也似乎越来越能读到二吴的用心良苦，《古文观止》能流芳百世，背后都是用心的结果。后人编书，如果都能有二吴这样的精神，乃是我中华文明之幸事。
然而，《古文观止》作为一部流传了数百年的经典，书前这样一篇重要的《例言》文字却基本上少见于多数的后世流传版本当中，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当然，其中的原因我们前面讲过，主要是由于《古文观止》的“尺木堂本”流传太少导致。目前，能见到这篇《例言》的版本，就我所掌握的善本资料来看，似乎只有清代善成堂刊刻过。
吴楚材所写的这八条“例言”整体来看可以分作两部分，前三条是一部分，后五条是一部分。
前三条主要表明了《古文观止》跟历代选本之间的渊源。
第一条指明了《古文观止》的选文范围。吴楚材很清晰地表示他不想标新立异，基本延续了前人的选文传统。
把这条放在最前面来介绍，的确很有必要。因为当时的读者能读到的选本不算少数，在这本横空出世的古文选本中究竟能读到哪些文章呢？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
因此，吴楚材首先讲明，《古文观止》收录的选文跟之前的历代选本基本没有太大的差别，这就很好地打消了大家的疑虑。在《古文观止》中能见到的文章，在之前的选本中都可以看见。
之前历代的那些著名选本，“所选之文若出一辙”，时间一久大家就对这些经典的古文形成了共识。世代相传下来，大家对这些文章非常地“轻车熟路”。因此，历代选家们都在文章内容的选择上，不想“别加选录”（另行选择增加一些文章收录进去）。虽然“别加选录”的做法可以起到标新立异、另辟蹊径的作用，也就是所谓的“蹊径一新”，但大家对这些新加进去的文章并不一定会完全认同是经典古文。贸然将新的选完和历代选本中的经典古文摆在一起，就反而会显得格格不入，即“反多扞格”（扞，读如汗）。
所以，出于这样的考虑，二吴跟前辈们保持了默契，在《古文观止》的全部收录文章中，没有一篇是在之前的历代选本找不到的，都是“诸选之旧”。
讲到这边，我想起现在也的确能看见一些名为《续古文观止》或《新编古文观止》的书籍，所新选的那些文章的确有很多编者的主观喜好，看起来跟二吴所编这本《古文观止》非常地格格不入。
第二条，吴楚材指出古文应该有注有评，前人都是这样做的，他也一样。这一条很关键，是吴楚材重点说明该书最有特色的一个内容，即详细的评注体例。
吴楚材认为，一本好的古文选本，必须“评注兼有”，评就是评语，注就是注解。
一篇古文有注有评，才能让学习古文的读者阅览起来豁然开朗。而且，他还将古文的评注内容，比喻为人的面目和血脉。古文的注解就像人的面目，能让读者更容易看明白；古文的评语就像人的血脉，能让读者更容易领会古文的内涵。
编辑古文选本就必须注重这两个方面，“有注无评”就像是“知其有面目，而不知其有血脉”，“有评无注”就像是“知其有血脉，而不知其有面目”，这样的古文选本，是不完美的。因此，吴楚材指明他们的这部《古文观止》当中用了大量的笔墨去标注原文字词的含义，以及标注清楚文章所涉及到的典故，另外对文章也作出系统的点评，这样读者就很容易对一篇古文洞若观火，可以深入掌握。
第三条，吴楚材指出他们的注解和评语是基于前人的基础之上，并且做了补充和完善，非常值得你一看。
吴楚材认为，之前的历代选本中的评注虽然“各有妙解”（各自有不少精妙的注解），但是“颇多阔略”（仍然存在很多的疏漏），应当对这些内容加以整合，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和完善，这样才能完璧无瑕。
因此，他们在编辑这本《古文观止》的时候，“遍采名家旧注”（采纳了很多前人的注解），然后“参以己私”（加以创新，增加了自己对于文章的理解）。希望尽量为学子们提供一个评注体系完整，“毫无遗漏”的版本。
如果你看过带二吴评注的《古文观止》，的确会发现二吴的评注非常丰富，经过他们评注之后，文章的字词比较容易理解，文章的内涵也被阐释得比较明白。有时会从二吴给出的文章写作技巧上面获得不少启发，有时更会对他们对于文章的见解拍案叫绝。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古文观止》的评注内容来看，二吴主要采纳的是《古文关键》、《崇古文诀》、《文章轨范》、《文编》、《唐宋八大家文钞》、《才子古文》这几本选本中的评注，尤其重点参考了很多来自《崇古文诀》、《文章轨范》、《唐宋八大家文钞》和《才子古文》这四本选本中的评语，并且对这些前人的评注做了有选择性地吸收和改进。所以，之前有些专家说《古文观止》抄袭金圣叹的《才子古文》，这实在只是一个误会而已。为古文作注释，在前人的注释上吸收借鉴本就是很平常的事情罢了。
总之，前三条内容就是吴楚材针对选文范围和评注内容这两点跟历代选本做的一个对比说明。接下来，吴楚材在这篇《例言》中再次表达了编辑《古文观止》的初衷，乃是“原为初学设也”（究其原因，是为了初学而考虑设计的）。这里所谓的“初学”，指的是学习科举应试必须要掌握的一些基本的文章写作技巧。既然是为了初学文章的写作，因此吴楚材在编辑此书的时候，对全篇古文的释义是否详尽、字句的圈点阅读是否舒适、文字的字音字形是否正确等方面都有仔细的考虑，他一共用了五条内容来一一指明。
首先，吴楚材表明既然是为了童蒙的初学而遴选的古文，那在文章的释义上面，“艰奥须解者，固细加阐发”（艰深难懂的必须要解释的地方，固然要详加阐释），但即便是目前我们熟知的俗语，也不能轻易放过，也要做好解释。因为“庶于初学有补”（说不定对刚接触古文的孩子们有用）。
接下来的两条，吴楚材仔细说明了《古文观止》的圈点和评注体例。
吴楚材觉得之前的历代选本，在圈点符号上有些繁琐，虽然详细的圈点能揭示文章的重点，但是对于初学者而言，一时半刻肯定不能很好地理解，需要反复阅读，这样就会容易导致看得眼花缭乱。因此，《古文观止》只对重点字句加了圈点和基本的句读，不用其他的符号。吴楚材认为他们的这套选本的评注已经非常详细了，随口读下去，文章很好懂，加一些复杂的符号其实是一种多余。
最后两条的内容，特别能折射出吴楚材的乡间塾师身份。吴楚材认为，让处在童蒙时期的孩子们，掌握好正确的字音和字形非常重要。在古代，经典的古文是要拿来诵读的。所以，吴楚材对文章的汉字读音做了详细的注解，就类似我们今天很多给孩子看的童书那样，文字带有拼音标注。不过，由于版本流传问题，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已经没有了这一部分。
另外，吴楚材对于所刊刻的文章字形，特别注意其准确性，他非常痛恨那些写错汉字的人。从最后一条中可以得知，《古文观止》的所有文章都是吴楚材自己亲自抄写的，我们甚至能想象到他边抄边确认每一个汉字准确性的辛苦模样。
《古文观止》刊刻出来之后，吴楚材又亲自校对了一遍文字，发誓不留下一处错误，以免贻害后人。不过可惜的是，二吴没有考虑到后世书商有可能导致刊刻错误这一点，我们之前也说过，现在我们见到的《古文观止》当中还是有一些令人遗憾的错误。
讲到这里，我们也似乎越来越能读到二吴的用心良苦，《古文观止》能流芳百世，背后都是用心的结果。后人编书，如果都能有二吴这样的精神，乃是我中华文明之幸事。
@未晓斋主 2020-05-21 15:44:08
以上内容，算是本部书的序章部分。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正式说说《古文观止》中的那些人和那些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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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关于例言的解读内容不知道为什么被论坛隐藏，正在申诉。如果看不到，后续补发
以上内容，算是本部书的序章部分。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正式说说《古文观止》中的那些人和那些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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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关于例言的解读内容不知道为什么被论坛隐藏，正在申诉。如果看不到，后续补发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您要问了，这不是《三国演义》的开场诗吗，怎么放到了《古文观止》的开头？
您别误会，咱们还没到讲“三国”的时候，这是后话。但现在要讲的这些文章和这文章背后的一段历史，跟三国时期有些接近，都是群雄并起的乱世。
正所谓，乱世出英雄。我们要讲的这个时代同样非常令人神往，就说这三国时期的名将关羽吧，他就非常喜欢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
关羽，后世被儒家尊称为“武圣人”，道教更是将其奉为神明，尊称为“关圣帝君”。在三国故地的河南许昌有一处景点，名叫“春秋楼”，在这当中的关圣殿中有这样的场景：关二爷端坐案台之上，右手搂须，左手捧着一本书。
这本书是何书？正是大名鼎鼎的《春秋》，春秋楼即因此得名。关羽研究的这段历史，正出自于我们要说的春秋时代。
《春秋》跟咱们要讲的《古文观止》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之前说过，《古文观止》是按年代顺序编排的，前三卷收录的都是周文，也就是诞生于周代的文章，具体一点来说，是跟东周时期有关的一些文章。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这所谓的东周，就指的是春秋和战国两个历史时期。您看，提到春秋时期，这关系就来了。不过，更具体来看，《古文观止》收录同一个作者和同一部经典最多的文章，其实是来自《左传》。而《左传》正是对《春秋》所作的注解之作。所以，讲《古文观止》，肯定要讲《左传》，讲《左传》，咱们自然绕不开《春秋》。
那么，《春秋》是一部怎样的书呢？
说到“春秋”二字，它既是一部书的名字，也是一个时代的称谓。有人说是因为有了《春秋》这部书，才有了关于这个时代的命名。平心而论，这话其实不过分。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春秋》（也叫《春秋经》）是中国最早的编年体简史。所谓编年体，就是以年为顺序，把纷乱的史事梳理开来，逐年逐月地记载。《春秋》所用的纪年方式，是以鲁国的十二位国君（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的在位年份为顺序。其所记载的历史事件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一共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不过，《春秋》这部书虽然以鲁国的年代为记录顺序，但记录的历史却也包含了其他诸侯国的许多大事，就像一部当时的世界史一样。
要说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年代，做成这样一件事情多有不易，但又的确有一个人最有条件来做这件事。此人是谁呢？正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儒家大圣人，孔老夫子。
孔子的一生，历经了不少的磨难，仕途也不是特别顺利。在孔子晚年被鲁国内部势力排挤之后，便开始了周游列国的生涯，他希望有诸侯国的君主能接受自己的政治思想。但是，历经十余年，孔子就如“丧家狗”一般，没有遇到一个真正愿意接受他治国理想的国君，还差一点饿死在陈国。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已经六十八岁高龄的孔子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国。司马迁说，“仲尼厄而作春秋”，孔子回到鲁国之后，有感于自己郁郁不得志的一生，特别是饱受困厄的十几年周游列国的经历，便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所思所感寄寓在了修著《春秋》之上。
至于孔子为何用“春秋”二字作为书名，这是有一定含义的。一方面，春天是万物生发的季节，秋天有万物衰败之象，从春到秋，从秋到春，就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轮回。正所谓，春去秋来，“春秋”二字就代表了经过了一年的时间。另一方面，当时的许多历史大事，记载在史书上的时间非春即秋。所以，在东周时期，“春秋”二字就成了多个国家的官方史书的通称。比如，齐国有《齐春秋》，宋国有《宋春秋》，鲁国有《鲁春秋》，当时除了楚国和晋国之外，许多诸侯国的史书都以“春秋”为名。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大抵就是孔子根据已有的《鲁春秋》修订而来。
原本鲁国的《鲁春秋》，应该只记载了本国的大事和一些其他国家通过外交途径通报的大事，相对简要。孔子在修订之时，对《鲁春秋》中记载的这些大事进行了一定程度上措辞的修订，而且添加了一些自己当时周游列国之时的所见所闻，这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经文的面貌。到了战国末年，各诸侯国的《春秋》都先后失传，唯有经孔子修订的《鲁春秋》流传了下来，这应该说一种历史的幸运，没有孔子，我们无以得见那个波澜壮阔的春秋时期。
孔子此举可谓厥功至伟，不但为鲁国留下了历史存照，还同时融入了列国的历史风云。因此，后世以“春秋”命名这段诸侯动乱的历史，也可以说恰如其分。
那么，孔子的这部《春秋》有什么特点呢？
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俱。”
司马迁说，《春秋》一书，“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
作为启蒙课本的《三字经》里也有一句：《诗》即亡，《春秋》作；寓褒贬，别善恶。
这些话都在表达什么观点呢？说的就是孔子的这本《春秋》，对当时的重要历史人物都有非常鲜明的定论，好人就是好人，坏蛋就是坏蛋，善恶分明。
孔子的《春秋》一经问世，就让当时的那些人物对后世会如何评价自己变得特别在意，都非常担心当时及后世史官们的口诛笔伐。
这里面体现的就是孔子所修《春秋》的一个重要特点，叫做“微言大义”。所谓的大义，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大义。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要像个子，这是儒家一贯的伦理。用孔子的话说，这就是所谓的“正名”，小到一个个体，大到一个国家都要认清自己的名位，否则就会做出很多让天下大乱的事情，而孔子希望的是大同社会，渴望世界和平。于是在《春秋》中，孔子重点记录的就是那些“名不正、言不顺”，破坏社会秩序的事情，或是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还坚守礼仪王制的重大事件。
另外，孔子修著的《春秋》在用字上面十分考究，短则四五字，长也不过几十字。说到这里，我想到了现在很多靠标题吸引大家眼球的网文，开玩笑地说孔子应该可以算是标题党的祖师爷了。但孔子可比现在的那些标题党要高明很多，他用几个字就能对当时的历史针砭时弊。
比如，同样是记录杀人这种行为，如果写做“诛”，就知道这个人杀得好，因为杀有罪的人叫“诛”。如果写做“弑”，臣杀君叫“弑”，子杀父叫“弑”，这叫犯上作乱。对同样的行为，但选择用字不同，所寓意的褒贬是不一样的，所以后世评价《春秋》是“一字褒贬、微言大义”，也把孔子的这种笔法称为“春秋笔法”。
不过，也正因为《春秋》一书的微言大义，用字极简，当时的人就很难读懂。郭沫若先生曾评价《春秋》像一部“简单的备忘录”。
要想读懂《春秋》这部备忘录，就需要有人来解释，因此有了《春秋》的“传”，也就是对《春秋经》作解释的书籍。《春秋》最著名的传有三本，被称为“春秋三传”，分别是《公羊传》、《榖梁传》和《左传》。
所谓的“公羊”指的是公羊高，“榖梁”指的是榖梁赤，这两人都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是子夏的学生。自从《春秋》问世之后，孔门的众多弟子，对孔夫子的微言大义是各有各的见解，有非常多的孔门弟子都对《春秋》作了自己的注解。
而《左传》也被称为《春秋左氏传》，“左氏”指的是左丘明。此书后来的地位很高，也流传得最广，但一开始的地位不如《穀梁传》，更不如《公羊传》。我们都知道汉代那位著名的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他的学派正是春秋公羊派。
《公羊传》的影响力在西汉时期影响非常大，后来《左传》能从“春秋三传”中不断提升地位，跟一个人的贡献有关，这就是杜预。
杜预是魏晋时期的伟大军事家、政治家和经学家，唐代诗人杜甫的远祖，人称“杜武库”，这个称号就形容他非常博学，肚子里的知识就像是一座兵器库一样，样样具备。杜预非常痴迷于《左传》，他将《春秋》原本经文和作为传文的《左传》按年代顺序合编在一起，写了一本《春秋经传集解》。本书在体例格式上，每一条《春秋》经文的后面，紧跟着就是《左传》原文，以及杜预的注解。说起来，我们正要感谢杜预的这种格式编排以及他的这部书，如果没有这部书，我们现在未必还能见到孔子的《春秋经》原文。
至于要说到这“春秋三传”的不同之处的话，朱熹曾评价说，“《左传》是史学，《公羊传》和《穀梁传》是经学”。也就是说，《公羊传》和《榖梁传》是“以义解经”，即从义理方面去解释《春秋》，而《左传》则是“以史解经”，即以丰富的历史材料去诠释《春秋》。
另外，从内容来看，《公羊传》似乎更重视“微言大义”，《穀梁传》似乎更重“一字褒贬”。但无论它们各自的重视方向如何，《公羊传》和《穀梁传》这两部传都比较依附于孔子的《春秋经》原文，在经文上面去咬文嚼字，去分析经文为什么这样写，而不那样写。它们所记载或论述的范围都只限于《春秋》所记载的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春秋经》上没提到的事情就一概不讲。
而《左传》最大的不同就是将《春秋》所记载的历史条目进行了细致地展开，给读者尽力还原当时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左传》中存在“有经无传”和“有传无经”的内容，也就是说有的内容是《春秋经》上记载了，而左丘明没有展开写的，有的是左丘明记载了，而孔子的《春秋经》中没有相关记录的。因此，可以说《左传》是跟《春秋》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一部史书。
真正要读懂《春秋》，你就必须三部传文结合着一起读。不读《左传》，你就没办法知道当时的具体事实，不读《公羊传》和《穀梁传》你就对孔子在这些事实中透露的深层事理了解得不够深刻。
孔子在修著《春秋》时知道的历史细节应该讲不比左丘明少，但他修《春秋》的目的不在于历史记录，而在于表达这些历史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意义，更具体地说，是在分封制下的社会各级关系该如何和谐相处。所以，贴近孔子原本意图的《公羊传》和《穀梁传》一开始的地位比《左传》要高，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然而，随着年代的久远，大家对于这段历史开始渐渐淡忘，这就给了有着融合历史记录与事理分析的《左传》凸显价值的机会。
关于“春秋三传”，我们后面还会再次提到它们，到时候我们再展开来讲。
讲到这里我们应该明白，为什么关羽爱读《春秋》，他读的其实就是《春秋》里面蕴含的君臣大义。宋儒讲“文以载道”，我们通过古文的学习，能追寻一些圣人追求的大道，让自己获得更高的精神修养。
这正是：孔夫子、关夫子，万世两夫子；修春秋、读春秋，千古一春秋。
您要问了，这不是《三国演义》的开场诗吗，怎么放到了《古文观止》的开头？
您别误会，咱们还没到讲“三国”的时候，这是后话。但现在要讲的这些文章和这文章背后的一段历史，跟三国时期有些接近，都是群雄并起的乱世。
正所谓，乱世出英雄。我们要讲的这个时代同样非常令人神往，就说这三国时期的名将关羽吧，他就非常喜欢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
关羽，后世被儒家尊称为“武圣人”，道教更是将其奉为神明，尊称为“关圣帝君”。在三国故地的河南许昌有一处景点，名叫“春秋楼”，在这当中的关圣殿中有这样的场景：关二爷端坐案台之上，右手搂须，左手捧着一本书。
这本书是何书？正是大名鼎鼎的《春秋》，春秋楼即因此得名。关羽研究的这段历史，正出自于我们要说的春秋时代。
《春秋》跟咱们要讲的《古文观止》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之前说过，《古文观止》是按年代顺序编排的，前三卷收录的都是周文，也就是诞生于周代的文章，具体一点来说，是跟东周时期有关的一些文章。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这所谓的东周，就指的是春秋和战国两个历史时期。您看，提到春秋时期，这关系就来了。不过，更具体来看，《古文观止》收录同一个作者和同一部经典最多的文章，其实是来自《左传》。而《左传》正是对《春秋》所作的注解之作。所以，讲《古文观止》，肯定要讲《左传》，讲《左传》，咱们自然绕不开《春秋》。
那么，《春秋》是一部怎样的书呢？
说到“春秋”二字，它既是一部书的名字，也是一个时代的称谓。有人说是因为有了《春秋》这部书，才有了关于这个时代的命名。平心而论，这话其实不过分。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春秋》（也叫《春秋经》）是中国最早的编年体简史。所谓编年体，就是以年为顺序，把纷乱的史事梳理开来，逐年逐月地记载。《春秋》所用的纪年方式，是以鲁国的十二位国君（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的在位年份为顺序。其所记载的历史事件上起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一共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不过，《春秋》这部书虽然以鲁国的年代为记录顺序，但记录的历史却也包含了其他诸侯国的许多大事，就像一部当时的世界史一样。
要说在那个信息不发达的年代，做成这样一件事情多有不易，但又的确有一个人最有条件来做这件事。此人是谁呢？正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儒家大圣人，孔老夫子。
孔子的一生，历经了不少的磨难，仕途也不是特别顺利。在孔子晚年被鲁国内部势力排挤之后，便开始了周游列国的生涯，他希望有诸侯国的君主能接受自己的政治思想。但是，历经十余年，孔子就如“丧家狗”一般，没有遇到一个真正愿意接受他治国理想的国君，还差一点饿死在陈国。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已经六十八岁高龄的孔子终于回到了自己的故国。司马迁说，“仲尼厄而作春秋”，孔子回到鲁国之后，有感于自己郁郁不得志的一生，特别是饱受困厄的十几年周游列国的经历，便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所思所感寄寓在了修著《春秋》之上。
至于孔子为何用“春秋”二字作为书名，这是有一定含义的。一方面，春天是万物生发的季节，秋天有万物衰败之象，从春到秋，从秋到春，就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轮回。正所谓，春去秋来，“春秋”二字就代表了经过了一年的时间。另一方面，当时的许多历史大事，记载在史书上的时间非春即秋。所以，在东周时期，“春秋”二字就成了多个国家的官方史书的通称。比如，齐国有《齐春秋》，宋国有《宋春秋》，鲁国有《鲁春秋》，当时除了楚国和晋国之外，许多诸侯国的史书都以“春秋”为名。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大抵就是孔子根据已有的《鲁春秋》修订而来。
原本鲁国的《鲁春秋》，应该只记载了本国的大事和一些其他国家通过外交途径通报的大事，相对简要。孔子在修订之时，对《鲁春秋》中记载的这些大事进行了一定程度上措辞的修订，而且添加了一些自己当时周游列国之时的所见所闻，这才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春秋》经文的面貌。到了战国末年，各诸侯国的《春秋》都先后失传，唯有经孔子修订的《鲁春秋》流传了下来，这应该说一种历史的幸运，没有孔子，我们无以得见那个波澜壮阔的春秋时期。
孔子此举可谓厥功至伟，不但为鲁国留下了历史存照，还同时融入了列国的历史风云。因此，后世以“春秋”命名这段诸侯动乱的历史，也可以说恰如其分。
那么，孔子的这部《春秋》有什么特点呢？
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俱。”
司马迁说，《春秋》一书，“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
作为启蒙课本的《三字经》里也有一句：《诗》即亡，《春秋》作；寓褒贬，别善恶。
这些话都在表达什么观点呢？说的就是孔子的这本《春秋》，对当时的重要历史人物都有非常鲜明的定论，好人就是好人，坏蛋就是坏蛋，善恶分明。
孔子的《春秋》一经问世，就让当时的那些人物对后世会如何评价自己变得特别在意，都非常担心当时及后世史官们的口诛笔伐。
这里面体现的就是孔子所修《春秋》的一个重要特点，叫做“微言大义”。所谓的大义，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大义。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要像个子，这是儒家一贯的伦理。用孔子的话说，这就是所谓的“正名”，小到一个个体，大到一个国家都要认清自己的名位，否则就会做出很多让天下大乱的事情，而孔子希望的是大同社会，渴望世界和平。于是在《春秋》中，孔子重点记录的就是那些“名不正、言不顺”，破坏社会秩序的事情，或是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还坚守礼仪王制的重大事件。
另外，孔子修著的《春秋》在用字上面十分考究，短则四五字，长也不过几十字。说到这里，我想到了现在很多靠标题吸引大家眼球的网文，开玩笑地说孔子应该可以算是标题党的祖师爷了。但孔子可比现在的那些标题党要高明很多，他用几个字就能对当时的历史针砭时弊。
比如，同样是记录杀人这种行为，如果写做“诛”，就知道这个人杀得好，因为杀有罪的人叫“诛”。如果写做“弑”，臣杀君叫“弑”，子杀父叫“弑”，这叫犯上作乱。对同样的行为，但选择用字不同，所寓意的褒贬是不一样的，所以后世评价《春秋》是“一字褒贬、微言大义”，也把孔子的这种笔法称为“春秋笔法”。
不过，也正因为《春秋》一书的微言大义，用字极简，当时的人就很难读懂。郭沫若先生曾评价《春秋》像一部“简单的备忘录”。
要想读懂《春秋》这部备忘录，就需要有人来解释，因此有了《春秋》的“传”，也就是对《春秋经》作解释的书籍。《春秋》最著名的传有三本，被称为“春秋三传”，分别是《公羊传》、《榖梁传》和《左传》。
所谓的“公羊”指的是公羊高，“榖梁”指的是榖梁赤，这两人都是孔子的再传弟子，是子夏的学生。自从《春秋》问世之后，孔门的众多弟子，对孔夫子的微言大义是各有各的见解，有非常多的孔门弟子都对《春秋》作了自己的注解。
而《左传》也被称为《春秋左氏传》，“左氏”指的是左丘明。此书后来的地位很高，也流传得最广，但一开始的地位不如《穀梁传》，更不如《公羊传》。我们都知道汉代那位著名的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他的学派正是春秋公羊派。
《公羊传》的影响力在西汉时期影响非常大，后来《左传》能从“春秋三传”中不断提升地位，跟一个人的贡献有关，这就是杜预。
杜预是魏晋时期的伟大军事家、政治家和经学家，唐代诗人杜甫的远祖，人称“杜武库”，这个称号就形容他非常博学，肚子里的知识就像是一座兵器库一样，样样具备。杜预非常痴迷于《左传》，他将《春秋》原本经文和作为传文的《左传》按年代顺序合编在一起，写了一本《春秋经传集解》。本书在体例格式上，每一条《春秋》经文的后面，紧跟着就是《左传》原文，以及杜预的注解。说起来，我们正要感谢杜预的这种格式编排以及他的这部书，如果没有这部书，我们现在未必还能见到孔子的《春秋经》原文。
至于要说到这“春秋三传”的不同之处的话，朱熹曾评价说，“《左传》是史学，《公羊传》和《穀梁传》是经学”。也就是说，《公羊传》和《榖梁传》是“以义解经”，即从义理方面去解释《春秋》，而《左传》则是“以史解经”，即以丰富的历史材料去诠释《春秋》。
另外，从内容来看，《公羊传》似乎更重视“微言大义”，《穀梁传》似乎更重“一字褒贬”。但无论它们各自的重视方向如何，《公羊传》和《穀梁传》这两部传都比较依附于孔子的《春秋经》原文，在经文上面去咬文嚼字，去分析经文为什么这样写，而不那样写。它们所记载或论述的范围都只限于《春秋》所记载的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春秋经》上没提到的事情就一概不讲。
而《左传》最大的不同就是将《春秋》所记载的历史条目进行了细致地展开，给读者尽力还原当时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左传》中存在“有经无传”和“有传无经”的内容，也就是说有的内容是《春秋经》上记载了，而左丘明没有展开写的，有的是左丘明记载了，而孔子的《春秋经》中没有相关记录的。因此，可以说《左传》是跟《春秋》既有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一部史书。
真正要读懂《春秋》，你就必须三部传文结合着一起读。不读《左传》，你就没办法知道当时的具体事实，不读《公羊传》和《穀梁传》你就对孔子在这些事实中透露的深层事理了解得不够深刻。
孔子在修著《春秋》时知道的历史细节应该讲不比左丘明少，但他修《春秋》的目的不在于历史记录，而在于表达这些历史背后所蕴含的政治意义，更具体地说，是在分封制下的社会各级关系该如何和谐相处。所以，贴近孔子原本意图的《公羊传》和《穀梁传》一开始的地位比《左传》要高，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然而，随着年代的久远，大家对于这段历史开始渐渐淡忘，这就给了有着融合历史记录与事理分析的《左传》凸显价值的机会。
关于“春秋三传”，我们后面还会再次提到它们，到时候我们再展开来讲。
讲到这里我们应该明白，为什么关羽爱读《春秋》，他读的其实就是《春秋》里面蕴含的君臣大义。宋儒讲“文以载道”，我们通过古文的学习，能追寻一些圣人追求的大道，让自己获得更高的精神修养。
这正是：孔夫子、关夫子，万世两夫子；修春秋、读春秋，千古一春秋。
文宗史圣左丘明
在正式讲解《古文观止》中的文章之前，我们有必要说说《左传》以及他的作者左丘明。
《左传》是“春秋三传”中影响力最大的一部书，也是《古文观止》里面选文最多的一部书。在《古文观止》的前两卷中，收录的正是三十四篇选自《左传》的文章。
《左传》这部书，原名《左氏春秋》，汉朝的时候叫做《春秋左氏传》，后来以《左传》简称，流传至今。
前文我们说过，《左传》是解释《春秋》的作品，后者是“经”，前者是“传”。《春秋》和《左传》这两部书如果按现在网络热搜排名的话，我相信《左传》的热度肯定要超过《春秋》。因为《春秋》的文字实在是太简略了，很难读懂，可读性比较差。所以，我们之前说关二爷喜欢读《春秋》，其实据考证，关二爷读的是《左氏春秋》，也就是《左传》。
的确，跟《春秋》比起来，《左传》的可读性实在是太强了，非常有特点。个人觉得，《左传》的特性可以概括为三点，即历史性、文学性和思想性。
首先咱们说说《左传》的历史性特征。
《左传》跟《春秋》一样，都是编年体史书，不过《春秋》是简史，还只是略具编年体的雏形，而《左传》更完备。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孔子《春秋》只是开拓者，《左传》才是编年史的正式完成。”
可以讲，我们今天还能谈论“春秋”这段时期的历史，其实最主要靠的就是记载详实的《左传》而非雾里看花的《春秋》。所以，我们通常说《左传》是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
《左传》的详细，主要表现在两点上。其一是文字容量比《春秋》更多，《左传》全书约十八万字，刚好十倍于只有一万八千多字的《春秋》。其二，《左传》所记载的年份也比《春秋》更完整。虽然两部书都是从鲁隐公元年开始记载的，但《春秋》结束于鲁哀公十四年，而《左传》却结束于鲁哀公二十七年，比《春秋》多了整整十三年，一共记载了二百五十五年的重大历史事件。
在《左传》记载的这些历史事件当中，我们能感知到最强烈的一个信息就是周王室渐渐衰微，诸侯竞相争霸。相信您应该听过“春秋五霸”的说法，其实在《左传》中，重点描述了十位春秋霸主，按先后的出场顺序，分别是郑庄公、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晋悼公、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刚好在我们要讲的《古文观止》所选的三十四篇《左传》文章当中，这些霸主都会和您先后见面，我们在后续的讲解中会跟您说一说他们的故事。
此外，春秋时期的历史背景正值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里的社会变革和斗争，在《左传》中也有体现和记录。一部《左传》，对春秋时期的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及歌谣谚语等等均有记述或评论。
在历史叙事上，《左传》不光描述诸侯国之间的大事，也写了很多发生在民间的一些有意义的小事，涉及的社会层面很广，我们时至今日还保留的一些民俗礼节很多都来自于这部伟大的史书。因此有人说，《左传》是反映春秋时期社会风貌的一部百科全书。
再说《左传》的文学性特征。
《左传》在历史叙事上极其详尽，语言风格十分生动。它不单纯记录史实，而是试图生动地再现历史场景。
《左传》的叙事方法非常多样，既有顺叙、倒叙、插叙、补叙的不同叙述方式，也有直接记叙、间接记叙、正面描写、侧面描写等不同的写作手法，针对历史事件更有明写、暗写、详写、略写等多样化的谋篇布局。
整个《左传》当中的历史纪事，一事或经数年，或经数十年，然而围绕着这些事情，前有交待，后有结果，叙事非常精妙。有的故事情节中大故事套着小故事，复杂而生动。当然，在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古文观止》选文中只能体会到一部分内容，您如果有兴趣的话，建议去翻一翻完整的《左传》，相信可以很好地体会一下该书的这些写作技巧。
另外，之所以说《左传》的文学价值较高，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个性鲜明的人物刻画，生动逼真的战争描述以及精彩绝伦的外交辞令。
说到《左传》中的人物描写，刻画最多的人物，要数春秋时期的霸主贤臣和乱臣贼子。这些人在诸侯争霸的历史背景之下，一个个活灵活现，个性十分鲜明，很有立体感。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物在政治、军事、外交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丰富性格，也能读到有些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及其多面性。比如，我们在接下来要讲的第一篇文章《郑伯克段于鄢》之中，就可以接触到郑庄公这一角色，在书中他被刻画成了一个性格十分复杂的人物。我们在《古文观止》中也会有好几篇文章都会讲到这位霸主，把这几篇文章都读完，你会发现似乎郑庄公跟三国时期的曹操很像，可谓春秋时期的绝世奸雄。
其次，《左传》中对于战争的描述，十分注重细节描写。左丘明力图再现当时的战争环境，《左传》中记载的这些战争读起来非常地生动逼真，使我们似乎有亲临战场耳闻目睹的感觉。我们读每一场战役，都可以读到这些战争所涉及到的诸侯国的政治状况及民心向背，而且左丘明经常会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对战争的直接和间接原因作出交待，从中我们就能知道这场战争的胜负成败规律。而且，有些战争案例的描述，有着很强的战略或战术思想，这对于我们了解军事知识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至于说到《左传》中记录的外交辞令，这是这部史书非常重视修辞艺术的一大表现。虽说《左传》的语言风格没有像孔子的《春秋》那样，追求“一字褒贬”的字斟句酌，但关于外交辞令的部分，《左传》也是极尽修辞之能事。
春秋时期，诸侯纷争不断，外交上往来频繁，各诸侯国的使臣是否善于外交辞令，不仅关系到个人荣辱，更关系到国家安危。这些口才十分了得的外交官们，要么善于分析利害，要么精于揣摩心理，要么以高谈雄辩取胜，要么以微言婉语著称。我们学学这些精彩的外交辞令，对提升我们今后的沟通能力是大有好处的。
总之，《左传》中体现出来的这些文学性是它有别于其他史书的明显特征，而且对后世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影响深远。
最后，我们简单说说《左传》的思想性特征。
《左传》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其整体思想的确是应该归属于儒家体系的，但它又不局限于孔子在《春秋》中所构建的儒学价值观。《左传》里面有儒家一贯的忠孝节义、重礼重民的思想，无论是孔子希望的恢复礼制社会，还是后来孟子讲的“民贵君轻”的思想，这些在《左传》里都有。
但《左传》有一点跟儒家不一样的是，它充分肯定和赞扬霸主的事业。要知道，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有句话，“仲尼之门，虽五尺童子，羞言霸道”，意思就是孔门是不谈霸道的。《左传》中却花了很大的笔墨在记录霸主的事业，认为有霸主是件好事，霸主能召唤和带领诸侯一起去尊王。有霸主的存在，可以威慑其他诸侯，共同维护周天子，这也是“礼”的另一种表现。
说完了《左传》的历史性、文学性和思想性这些特点，接下来我们非常有必要来说说他的作者左丘明。
左丘明，春秋时期鲁国人，他在儒家的发展史中地位非常高，后世帝王对其有“经师”、“先儒”、“先贤”等诸多封号，也赢得了诸多文人墨客的无限敬仰。
不过，这样一位先贤，却曾经有人为了他的姓氏争论很久，一说姓左，一说姓丘，还有人说他复姓左丘。
其实，如果您对周代姓氏制度有所了解，关于左丘明的姓氏，是很容易分辨的问题。
在周代，有官职、有地位的人可在姓名前加一个字作为氏，以示贵族等级的区分，平民百姓是没有氏的。关于这一点，后续在《左传》系列文章的讲解中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有封地或有官职的人往往会以封地或官职为氏，出现在姓名的最前面。所以，“左丘明”这个名字中的“左”，正是他的氏，也就是他的贵族身份识别标记。
因为，左丘明祖上据说是姜子牙的后裔，在当时担任的官职是“太史”，又称为“左史”，而且他们家世代为左史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所以，左丘明就是以家族历代的官职为氏，称为“左氏”。剩下的“丘明”二字，才是他的姓名。
关于“丘明”这个名字，也有两点佐证。其一，在很多提到《春秋》或《左传》的文字记载中，曾多次出现过这个名字。其二，据考证，左丘明的故里在今天的山东肥城，那里现在还住着左丘明的后人，他们都是姓“丘”或“邱”，而非姓“左”。
左丘明的姓名还算容易推敲，但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实在是鲜见于文献资料，以致于我们对这么伟大的一个历史人物，知之甚少。唯有从《论语》中的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左丘明人格上的光辉。
《论语》中有一段，“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有两种人比较可耻，一种是巧言令色的人，一种是心里明明有怨恨之人，还埋藏自己的怨恨对其表现得很友好的人，这两种人左丘明都认为比较可耻，孔丘我也认为很可耻。
请注意，孔子这里先说“左丘明耻之”，后说“丘亦耻之”，这样的表达方式就能让我们看出孔子对左丘明人格上的极度肯定，他是以左丘明的是非标准为自己的是非标准。
可以说，正因为有孔子这样的一种态度，左丘明所作的《左氏春秋》，便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司马迁口中的弟子，指的就是孔门弟子，您应该听过“孔门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的说法。如果这些弟子们都来解释孔子的“微言大义”，他们免不了各有各的见解，万一有冲突和矛盾的地方，这对《春秋》来说是一种损失了。所以，由左丘明这样一位连孔子都十分敬佩的人来为《春秋》作传，相信还是很有权威性的。
如果要说左丘明这一生的最大功业，那就是为我们留下了两部非常重要的历史著作，一部就是前面讲过的《左传》，另一部则是《国语》。
《左传》和《国语》，一个长于记事，一个长于记言。从两部书的内容上来看，《国语》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左传》的补充。也因为它们都记述的是春秋时代的历史，所以《左传》被称为“春秋内传”，《国语》则被称为“春秋外传”。关于《左传》一书我们讲了很多，这里也顺便简单聊聊《国语》。
司马迁曾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如果司马迁的说法是真的，那么我们可以大概判断，《左传》这样一部比较复杂的叙事作品，有可能是他失明前的作品。而《国语》可能是左丘明在失明后，把他所熟知的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政闻要事及君臣谋议得失之词，口述给子孙及其弟子，然后由这些弟子们汇集成卷，著成了中国第一部国别体的史书。
所谓的国别体，也就是按照国家来分别记事的体裁，《国语》中主要记录了春秋时期周王朝及七个诸侯国（鲁、齐、晋、郑、楚、吴、越）的历史，在卷别上以周朝及每个诸侯国的国名之后加一个“语”字来分卷，如《周语》、《鲁语》、《齐语》、《晋语》等等，全书一共二十一卷，其中记载内容最多的《晋语》，篇幅长达九卷之多，几乎快占了全书的一半。不过在《古文观止》中只收录了《叔向贺贫》这一篇选自《晋语》的文章，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
《国语》的一大特色是语言平易朴实，但含义深永。与《左传》的温文尔雅、委婉含蓄不同，《国语》大多是一本正经地说理，朴实而不粗鲁，深刻而不晦涩，平易晓畅，朴实无华，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后世学者给《国语》的评价有八个字：邦国成败，嘉言善语。
什么意思呢？
《国语》这部书，总结的是各诸侯国“邦国成败”的历史经验，记载的是贤士大夫在国际交往中的“嘉言善语”。而且作者希望通过记录这些所谓的嘉言善语，让我们自己去领会那些邦国的成败经验。
《国语》和《左传》这两部书都很精彩，而且我个人觉得一个像台词剧本，一个像原文小说。《国语》通过语言对话塑造出丰富的人物形象，《左传》则通过情节描写刻画出生动的历史人物。有人说《国语》的价值不如《左传》，这其实是一个误解。
《左传》复杂而华丽，《国语》简单而平实，在平实中读到深刻的历史经验，比在华丽的文辞中读到变幻的历史风云，更加难能可贵。
因此，二吴在《古文观止》前面两卷安排了《左传》的三十四篇文章之后，从第三卷开始紧接着就让我们来学习十一篇选自《国语》的文章。而这两部书的共同作者左丘明，是唯一一个被《古文观止》收录了四十五篇文章的作者，他也因为《左传》和《国语》的历史价值及文学价值，被后世尊为“文宗史圣”。
从文学角度来看，前面我们说过《左传》是有着非常高超的叙事技巧的。《左传》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叙事艺术经典，您如果想学写小说，《左传》不可不读，它可是叙事文学的老祖宗。而且，左丘明的这两部书产生了大量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成语，比如“多行不义必自毙”、“唇亡齿寒”、“风马牛不相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等等。
如果没有左丘明，如果没有这些成语，我们今天写出来的文章不知道要平淡多少。因此，左丘明的确配得上“文宗”的称号，至于“史圣”的称号就更不用多说了。他是史家的开山鼻祖，他的这两部书都是史学的经典之作。
可以说，没有左丘明，我们对春秋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能是一知半解。
在正式讲解《古文观止》中的文章之前，我们有必要说说《左传》以及他的作者左丘明。
《左传》是“春秋三传”中影响力最大的一部书，也是《古文观止》里面选文最多的一部书。在《古文观止》的前两卷中，收录的正是三十四篇选自《左传》的文章。
《左传》这部书，原名《左氏春秋》，汉朝的时候叫做《春秋左氏传》，后来以《左传》简称，流传至今。
前文我们说过，《左传》是解释《春秋》的作品，后者是“经”，前者是“传”。《春秋》和《左传》这两部书如果按现在网络热搜排名的话，我相信《左传》的热度肯定要超过《春秋》。因为《春秋》的文字实在是太简略了，很难读懂，可读性比较差。所以，我们之前说关二爷喜欢读《春秋》，其实据考证，关二爷读的是《左氏春秋》，也就是《左传》。
的确，跟《春秋》比起来，《左传》的可读性实在是太强了，非常有特点。个人觉得，《左传》的特性可以概括为三点，即历史性、文学性和思想性。
首先咱们说说《左传》的历史性特征。
《左传》跟《春秋》一样，都是编年体史书，不过《春秋》是简史，还只是略具编年体的雏形，而《左传》更完备。用钱穆先生的话说，“孔子《春秋》只是开拓者，《左传》才是编年史的正式完成。”
可以讲，我们今天还能谈论“春秋”这段时期的历史，其实最主要靠的就是记载详实的《左传》而非雾里看花的《春秋》。所以，我们通常说《左传》是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
《左传》的详细，主要表现在两点上。其一是文字容量比《春秋》更多，《左传》全书约十八万字，刚好十倍于只有一万八千多字的《春秋》。其二，《左传》所记载的年份也比《春秋》更完整。虽然两部书都是从鲁隐公元年开始记载的，但《春秋》结束于鲁哀公十四年，而《左传》却结束于鲁哀公二十七年，比《春秋》多了整整十三年，一共记载了二百五十五年的重大历史事件。
在《左传》记载的这些历史事件当中，我们能感知到最强烈的一个信息就是周王室渐渐衰微，诸侯竞相争霸。相信您应该听过“春秋五霸”的说法，其实在《左传》中，重点描述了十位春秋霸主，按先后的出场顺序，分别是郑庄公、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晋悼公、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刚好在我们要讲的《古文观止》所选的三十四篇《左传》文章当中，这些霸主都会和您先后见面，我们在后续的讲解中会跟您说一说他们的故事。
此外，春秋时期的历史背景正值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里的社会变革和斗争，在《左传》中也有体现和记录。一部《左传》，对春秋时期的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及歌谣谚语等等均有记述或评论。
在历史叙事上，《左传》不光描述诸侯国之间的大事，也写了很多发生在民间的一些有意义的小事，涉及的社会层面很广，我们时至今日还保留的一些民俗礼节很多都来自于这部伟大的史书。因此有人说，《左传》是反映春秋时期社会风貌的一部百科全书。
再说《左传》的文学性特征。
《左传》在历史叙事上极其详尽，语言风格十分生动。它不单纯记录史实，而是试图生动地再现历史场景。
《左传》的叙事方法非常多样，既有顺叙、倒叙、插叙、补叙的不同叙述方式，也有直接记叙、间接记叙、正面描写、侧面描写等不同的写作手法，针对历史事件更有明写、暗写、详写、略写等多样化的谋篇布局。
整个《左传》当中的历史纪事，一事或经数年，或经数十年，然而围绕着这些事情，前有交待，后有结果，叙事非常精妙。有的故事情节中大故事套着小故事，复杂而生动。当然，在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古文观止》选文中只能体会到一部分内容，您如果有兴趣的话，建议去翻一翻完整的《左传》，相信可以很好地体会一下该书的这些写作技巧。
另外，之所以说《左传》的文学价值较高，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个性鲜明的人物刻画，生动逼真的战争描述以及精彩绝伦的外交辞令。
说到《左传》中的人物描写，刻画最多的人物，要数春秋时期的霸主贤臣和乱臣贼子。这些人在诸侯争霸的历史背景之下，一个个活灵活现，个性十分鲜明，很有立体感。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物在政治、军事、外交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丰富性格，也能读到有些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及其多面性。比如，我们在接下来要讲的第一篇文章《郑伯克段于鄢》之中，就可以接触到郑庄公这一角色，在书中他被刻画成了一个性格十分复杂的人物。我们在《古文观止》中也会有好几篇文章都会讲到这位霸主，把这几篇文章都读完，你会发现似乎郑庄公跟三国时期的曹操很像，可谓春秋时期的绝世奸雄。
其次，《左传》中对于战争的描述，十分注重细节描写。左丘明力图再现当时的战争环境，《左传》中记载的这些战争读起来非常地生动逼真，使我们似乎有亲临战场耳闻目睹的感觉。我们读每一场战役，都可以读到这些战争所涉及到的诸侯国的政治状况及民心向背，而且左丘明经常会结合当时的政治环境，对战争的直接和间接原因作出交待，从中我们就能知道这场战争的胜负成败规律。而且，有些战争案例的描述，有着很强的战略或战术思想，这对于我们了解军事知识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至于说到《左传》中记录的外交辞令，这是这部史书非常重视修辞艺术的一大表现。虽说《左传》的语言风格没有像孔子的《春秋》那样，追求“一字褒贬”的字斟句酌，但关于外交辞令的部分，《左传》也是极尽修辞之能事。
春秋时期，诸侯纷争不断，外交上往来频繁，各诸侯国的使臣是否善于外交辞令，不仅关系到个人荣辱，更关系到国家安危。这些口才十分了得的外交官们，要么善于分析利害，要么精于揣摩心理，要么以高谈雄辩取胜，要么以微言婉语著称。我们学学这些精彩的外交辞令，对提升我们今后的沟通能力是大有好处的。
总之，《左传》中体现出来的这些文学性是它有别于其他史书的明显特征，而且对后世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影响深远。
最后，我们简单说说《左传》的思想性特征。
《左传》作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其整体思想的确是应该归属于儒家体系的，但它又不局限于孔子在《春秋》中所构建的儒学价值观。《左传》里面有儒家一贯的忠孝节义、重礼重民的思想，无论是孔子希望的恢复礼制社会，还是后来孟子讲的“民贵君轻”的思想，这些在《左传》里都有。
但《左传》有一点跟儒家不一样的是，它充分肯定和赞扬霸主的事业。要知道，儒家的集大成者荀子有句话，“仲尼之门，虽五尺童子，羞言霸道”，意思就是孔门是不谈霸道的。《左传》中却花了很大的笔墨在记录霸主的事业，认为有霸主是件好事，霸主能召唤和带领诸侯一起去尊王。有霸主的存在，可以威慑其他诸侯，共同维护周天子，这也是“礼”的另一种表现。
说完了《左传》的历史性、文学性和思想性这些特点，接下来我们非常有必要来说说他的作者左丘明。
左丘明，春秋时期鲁国人，他在儒家的发展史中地位非常高，后世帝王对其有“经师”、“先儒”、“先贤”等诸多封号，也赢得了诸多文人墨客的无限敬仰。
不过，这样一位先贤，却曾经有人为了他的姓氏争论很久，一说姓左，一说姓丘，还有人说他复姓左丘。
其实，如果您对周代姓氏制度有所了解，关于左丘明的姓氏，是很容易分辨的问题。
在周代，有官职、有地位的人可在姓名前加一个字作为氏，以示贵族等级的区分，平民百姓是没有氏的。关于这一点，后续在《左传》系列文章的讲解中我们也可以经常看到，有封地或有官职的人往往会以封地或官职为氏，出现在姓名的最前面。所以，“左丘明”这个名字中的“左”，正是他的氏，也就是他的贵族身份识别标记。
因为，左丘明祖上据说是姜子牙的后裔，在当时担任的官职是“太史”，又称为“左史”，而且他们家世代为左史官，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所以，左丘明就是以家族历代的官职为氏，称为“左氏”。剩下的“丘明”二字，才是他的姓名。
关于“丘明”这个名字，也有两点佐证。其一，在很多提到《春秋》或《左传》的文字记载中，曾多次出现过这个名字。其二，据考证，左丘明的故里在今天的山东肥城，那里现在还住着左丘明的后人，他们都是姓“丘”或“邱”，而非姓“左”。
左丘明的姓名还算容易推敲，但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实在是鲜见于文献资料，以致于我们对这么伟大的一个历史人物，知之甚少。唯有从《论语》中的一段话中，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左丘明人格上的光辉。
《论语》中有一段，“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有两种人比较可耻，一种是巧言令色的人，一种是心里明明有怨恨之人，还埋藏自己的怨恨对其表现得很友好的人，这两种人左丘明都认为比较可耻，孔丘我也认为很可耻。
请注意，孔子这里先说“左丘明耻之”，后说“丘亦耻之”，这样的表达方式就能让我们看出孔子对左丘明人格上的极度肯定，他是以左丘明的是非标准为自己的是非标准。
可以说，正因为有孔子这样的一种态度，左丘明所作的《左氏春秋》，便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司马迁口中的弟子，指的就是孔门弟子，您应该听过“孔门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的说法。如果这些弟子们都来解释孔子的“微言大义”，他们免不了各有各的见解，万一有冲突和矛盾的地方，这对《春秋》来说是一种损失了。所以，由左丘明这样一位连孔子都十分敬佩的人来为《春秋》作传，相信还是很有权威性的。
如果要说左丘明这一生的最大功业，那就是为我们留下了两部非常重要的历史著作，一部就是前面讲过的《左传》，另一部则是《国语》。
《左传》和《国语》，一个长于记事，一个长于记言。从两部书的内容上来看，《国语》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左传》的补充。也因为它们都记述的是春秋时代的历史，所以《左传》被称为“春秋内传”，《国语》则被称为“春秋外传”。关于《左传》一书我们讲了很多，这里也顺便简单聊聊《国语》。
司马迁曾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
如果司马迁的说法是真的，那么我们可以大概判断，《左传》这样一部比较复杂的叙事作品，有可能是他失明前的作品。而《国语》可能是左丘明在失明后，把他所熟知的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政闻要事及君臣谋议得失之词，口述给子孙及其弟子，然后由这些弟子们汇集成卷，著成了中国第一部国别体的史书。
所谓的国别体，也就是按照国家来分别记事的体裁，《国语》中主要记录了春秋时期周王朝及七个诸侯国（鲁、齐、晋、郑、楚、吴、越）的历史，在卷别上以周朝及每个诸侯国的国名之后加一个“语”字来分卷，如《周语》、《鲁语》、《齐语》、《晋语》等等，全书一共二十一卷，其中记载内容最多的《晋语》，篇幅长达九卷之多，几乎快占了全书的一半。不过在《古文观止》中只收录了《叔向贺贫》这一篇选自《晋语》的文章，这个我们后面会讲到。
《国语》的一大特色是语言平易朴实，但含义深永。与《左传》的温文尔雅、委婉含蓄不同，《国语》大多是一本正经地说理，朴实而不粗鲁，深刻而不晦涩，平易晓畅，朴实无华，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后世学者给《国语》的评价有八个字：邦国成败，嘉言善语。
什么意思呢？
《国语》这部书，总结的是各诸侯国“邦国成败”的历史经验，记载的是贤士大夫在国际交往中的“嘉言善语”。而且作者希望通过记录这些所谓的嘉言善语，让我们自己去领会那些邦国的成败经验。
《国语》和《左传》这两部书都很精彩，而且我个人觉得一个像台词剧本，一个像原文小说。《国语》通过语言对话塑造出丰富的人物形象，《左传》则通过情节描写刻画出生动的历史人物。有人说《国语》的价值不如《左传》，这其实是一个误解。
《左传》复杂而华丽，《国语》简单而平实，在平实中读到深刻的历史经验，比在华丽的文辞中读到变幻的历史风云，更加难能可贵。
因此，二吴在《古文观止》前面两卷安排了《左传》的三十四篇文章之后，从第三卷开始紧接着就让我们来学习十一篇选自《国语》的文章。而这两部书的共同作者左丘明，是唯一一个被《古文观止》收录了四十五篇文章的作者，他也因为《左传》和《国语》的历史价值及文学价值，被后世尊为“文宗史圣”。
从文学角度来看，前面我们说过《左传》是有着非常高超的叙事技巧的。《左传》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叙事艺术经典，您如果想学写小说，《左传》不可不读，它可是叙事文学的老祖宗。而且，左丘明的这两部书产生了大量直到今天还在使用的成语，比如“多行不义必自毙”、“唇亡齿寒”、“风马牛不相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等等。
如果没有左丘明，如果没有这些成语，我们今天写出来的文章不知道要平淡多少。因此，左丘明的确配得上“文宗”的称号，至于“史圣”的称号就更不用多说了。他是史家的开山鼻祖，他的这两部书都是史学的经典之作。
可以说，没有左丘明，我们对春秋这个伟大的时代，只能是一知半解。
01.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隐公元年》
【原文】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寘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原文】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遂寘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很多时候，《春秋》中的一句话，到了《左传》这里就是一篇文章。
《郑伯克段于鄢》这篇文章，不算标点符号，洋洋洒洒一共五百多个字，但在孔子的《春秋》经文里其实就一句话：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郑伯克段于鄢》是《古文观止》的开篇之作，也是《左传》的第一篇长文。非常有意思的是，二吴在原书的第三卷中还选了《穀梁传》的《郑伯克段于鄢》，我们讲完这两篇文章之后，您刚好可以对比看看《左传》和《穀梁传》的不同之处。
从“郑伯克段于鄢”这个篇名来看，这里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郑伯，一个是段。鄢，是一个地名。克，是战胜的意思。
所以，这个篇名从字面意思上讲，就是说“郑伯”和“段”在鄢这个地方打了一仗，结果郑伯打赢了。
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我们可能不熟悉，但我相信您应该没少听争夺皇位的故事。这篇文章讲的就是一个厌恶自己大儿子的母亲，在大儿子成为国君之后，如何帮助自己非常疼爱的小儿子谋逆篡位，大儿子又如何应对自己母亲和弟弟的故事。这个大儿子便是郑伯，即郑庄公，小儿子便是段，他们的母亲叫武姜。
说起郑庄公，他是春秋早期的霸主之一，虽不在我们熟知的“春秋五霸”之列，但可以说是他开启了此后春秋霸主的时代。不过，这个人物的历史口碑并不是太好，二吴在《古文观止》的评点中说郑庄公“阴毒”，历代也有不少文人在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对郑庄公没说什么好话。
所以，我们今天不少人对郑庄公的印象就是一个比较腹黑的历史人物。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对这段历史，以及当时的主要人物的内心有所分析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欠郑庄公一个公正的评价。
不过，在这篇文章的讲解中，我这里无需替郑庄公翻案，因为早已经有专家干了这件事情。我能讲的，是为您尽量还愿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心态，希望能帮您独立思考，以免人云亦云。
观察历史，尽力了解真实的历史事件是一部分，这叫史实；培养自己对历史的正确见解和见识是更重要的一部分，这叫史识。
咱们之前提到过，郑庄公这个人物的性格其实十分复杂，跟三国时期的曹操有些类似，都可谓是非常有能力的奸雄。在以后的多篇文章中郑庄公还会再次出现，我们会慢慢来熟悉这个人物。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郑庄公如何用他的谋略，化解了一场郑国的内乱；又如何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跟她的母亲姜氏演了一出母子和好如初的戏码。
文章开篇首先交代了郑庄公和段的身世。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
初，就是当初的意思，可以解释为“在早些年前”。在《左传》中，左丘明若以倒叙的笔法开始讲故事，往往会用这个“初”字。
郑武公，是郑国的第二代国君。郑国是姬姓国，跟周天子的血缘关系很亲近。这里的“武公”，是他的谥号。
谥号不能乱叫，是有相关法度的，因此也叫谥法。谥法制度始于周代，沿用到清朝。中间除了秦朝没用之外，几乎每个朝代都在沿用。每个帝王死后都有一个谥号，有什么样的功绩和品德，朝廷内阁大臣就会商议一个最符合这位帝王的谥号，方便后世史书来称呼他。
郑武公娶了申国国君申侯的女儿为妻。申国是姜姓国，因此这名女子就叫姜氏，后来嫁给郑武公之后，由于丈夫的谥号是“武”，所以在姜氏去世后，史书又上称她为“武姜”。
讲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大概说一下武姜的母国申国的背景。
在西周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申国是政治和军事实力都非常强大的诸侯国。申国的国君申侯除了把女儿嫁给郑武公之外，他还把一个女儿嫁给了周幽王，史称申后。周幽王后来宠爱褒姒，废掉了申后和她儿子的太子之位。因为这件事情，申侯跟周幽王之间陷入了一桩千古迷案，最后导致周幽王死得不明不白。据说，周幽王是被申侯杀死的。周幽王死后，申侯将自己的外孙扶上了王位，也就是后来的周平王。所以您看，这个申侯的势力不可谓不强大，他可不是好惹的。所以说，武姜的背后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靠山的，这一点很关键。
从申国嫁到郑国的武姜，为郑武公生下了两个儿子，老大就是后来即位的郑庄公，另外一个小儿子就是共叔段（共，读如工）。
庄公的称谓是后来他去世之后的谥号，共叔段名字中的“共”，是一个国名，在这篇文章的后面我们会了解到共叔段被庄公打败后逃奔到了共国。所以，“共”就是共叔段的氏，他是以地名为氏。共叔段也可以叫做姬段，叔是他的排行，如果按照“伯、仲、叔、季”来排，姬段大概排行老三。
左丘明在文章开篇只用了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就把故事的几个主角都交待出来了。
那么，究竟当初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
什么叫寤生？寤（读如物），很多书上把它解释为逆生，并进一步解释说庄公难产，脚先出来。其实这样的说法不是很准确。
这里，我们需要搞清楚“寤”字的具体含义。不过，我们可以先从另一个相对熟悉的字来讲，这就是“寐”字，比较熟悉的有“夜不能寐”、“小寐”等词语。这些词里的“ 寐 ”是睡着的意思。
还有一个跟要讲的“寤”相关的词正是“寤寐”，这个词用来借指日夜，引申为日夜思念的意思。这里的“寤”，是睡醒的意思。
正因为对这个“寤”字的误解，在《东周列国志》的故事版本中还说姜氏是睡着的时候生的庄公。如果这样讲，那应该叫“寐生”才对。所以，这都是不能正确理解“寤”的意思导致的。
关于“寤”的解释，其实《古文观止》中二吴解释得比较清晰，他们注释说，“寤生，言生之难，绝而复苏也。”意思就是，姜氏难产疼得晕死过去，后来又苏醒过来。
至于说庄公是否脚先出来，这个我们无从考证。反正是生产的过程令姜氏吃惊不小，痛苦万分。在古代，因难产而死也的确是常见的事。处理不好，经常是母子双亡。这次难产的经历让姜氏实在是刻骨铭心，于是便给这个让她痛苦万分的亲生骨肉取名为“寤生”。
就因为难产受惊，姜氏便不喜欢这个大儿子。那么，她爱谁呢？
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武姜在生下郑庄公的三年后，又生了一个小儿子，这就是姬段。武姜非常疼爱这个儿子，还打算让郑武公立他为太子。
这句中的“亟（读如器）”，是多次的意思。也就是说武姜找武公提了好多次立姬段为太子的事情，但是武公没有答应她。
为什么不能答应呢？
在周代，乃至直到明清时期，关于爵位继承方面，有一个基本的礼法，叫做“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也就是说，在立太子的排位顺序上，是按嫡子、贵子、长子、贤子的位次排列的。你是妃子生的儿子，哪怕是排行老大，那当太子的机会自然小于皇后的孩子。另外，你哪怕是所有皇子中最聪明的，但你有一个傻子哥哥，你也只能排在后面。
这就是所谓的礼法，但这不是人性，人性是自认为有能力我就应该上位。所以，这才有了宫廷皇室中那么多兄弟相残的故事，也才有了我们讲到的这个“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
以上的这一段，可以说是整个故事的一个背景介绍。武姜只因难产，便任性地对郑庄公心生厌恶，这其实是对郑庄公的一种不公平，也是一种母爱的畸形。郑庄公在很长的时间里得不到母爱，童年在逆境中成长，这也让他过早养成了少年老成的性格。
同时，由于身处在春秋初期那种十分复杂的环境当中，又让他逐步形成了复杂的性格特征。而且，我们如果真正读懂了这篇文章，你会发现郑庄公最后做出“克段”的举动，其实是无奈之举。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武姜的偏爱和强势，也许就没有了这段郑氏兄弟骨肉相残的故事。
所以，要读懂这篇千古奇文，必须要仔细揣摩武姜、郑庄公和共叔段三人当时的心理状态。
到郑武公去世，武姜的身份按照后世的说法，她可就荣升为“太后”了，此时的她又有何想法呢？真实的历史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细细考证，但是从接下来发生的这桩宫室争斗当中，我们似乎隐约闻到了一丝后宫干政，甚至是武姜想篡权夺位的气息。
接下来，我们就随着《左传》原文的记载，一起走进那段尘封的历史，去看看郑庄公究竟是如何与姜氏和共叔段进行周旋的。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
郑武公死后，郑庄公因为是嫡长子的身份，还是顺利即位了。《左传》原文中没有告诉我们庄公即位的时间，但据《史记·郑世家》记载，庄公是在公元前743年正式即位，而郑庄公生于公元前757年，也就是说此时的郑庄公才十五岁，这个年纪跟十六岁亲政的康熙皇帝很接近，都可谓是少年君王。
在不少研究这篇文章的学者眼中，郑庄公是一个工于心计、老谋深算、狡诈伪善的反面人物。但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你会发现，从庄公即位到最后击败共叔段，整个故事的时间跨度长达二十二年之久。而这篇文章中能看出郑庄公性格的主要几次亲口表述，应该都是发生在其刚刚即位后不久的几年里面，我们很难想像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能有多么老练深沉的谋略呢？就算有，也是在后来一步步在跟他母亲姜氏的周旋当中渐渐形成的。
毕竟，当前郑庄公的势力还很弱小，根基未稳，他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在有着申国撑腰的母亲的算计之下先生存下来。
按照春秋时期的惯例，哥哥当了国君，就要分封自己的弟弟们去到其他地方帮忙治理国家，这个叫做分封制。于是，刚刚即位的少年郑庄公，面对跟母亲姜氏之间的第一场争斗，就是如何分封自己弟弟的问题。
武姜非常强势地向郑庄公要了“制”这个地方，它的具体位置在今河南荥阳的汜水镇境内。称呼这个地方为“制”我们可能不熟悉，但它还有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名字，就是虎牢关。
《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的故事我们应该都听过，就发生在虎牢关，该关是洛阳的屏障，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乃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个地方多险要啊，武姜居然要郑庄公把这个地方封给共叔段，这背后究竟是何居心呢？基本没有人分析过这个问题，但我们只要熟悉一个背景，就很容易想到答案。
郑庄公刚即位，他除了是郑国的国君，他还是周天子的臣子。他在周朝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周天子的卿士，这个我们在后面的《周郑交质》这篇文章里会提到，所以按规定他是需要去到东都洛阳朝见周天子的。而制这个地方正是从郑国来往洛阳的必经之地，如果在这里对郑庄公有所图谋，是有很大机会可以得手的。
我想，郑庄公应该正是想到了这一点，他因此才会回绝武姜的这个请求，不过他给出的理由听起来也让武姜无法反驳。
郑庄公怎么说的呢？
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
很多书上因为郑庄公的这句话而评价他非常虚伪，明明是因为制的战略位置重要不肯给共叔段，还拿有人死在这里，为了弟弟的安全为理由来搪塞武姜。
其实，按照我们上面的分析，我认为郑庄公能正确分析自己的处境，为了寻求自保，说这样的理由是无可厚非的。保住自己的性命，让国家安定，从而让百姓安生，这并没有错。而且，郑庄公这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聪明，他跟武姜打了一个心理战。
制这个地方的重要性，武姜和郑庄公都明白。但郑庄公并没有明说出来，只是说制这个地方，是岩邑。什么叫岩邑？岩就是山岩、山峰，比喻非常危险、十分险要的意思，所以“岩邑”可以解释为十分危险的地方。
而且，郑庄公还拿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此地的危险。他指明，这里以前是虢叔（虢，读如国）的封地。这个虢国，准确的讲指的是东虢国。制邑以前是东虢的国都，但是在郑国随周王朝东迁以后就被郑武公吞并了，当时作为东虢国君的虢叔便丧命于此。
这一段历史，武姜是亲眼目睹过的，虢叔仗着自己的地势险要而无所顾忌，结果导致身死国灭。所以，郑庄公这样讲的意思，就是在委婉地告诉武姜：制邑是一个不祥之地，还是不要让弟弟去那里的好，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我想，武姜听到这里也的确会有些顾虑，因为她太爱自己的小儿子了。
郑庄公见说辞奏效，便顺势主动表态，说道：“他邑唯命”。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其他的地方，我一定唯命是从，想要哪里我都可以给他。
一句“他邑唯命”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君主口中说出，我们也能感到少年郑庄公的一丝无奈。此时的他还羽翼未丰，多数时候还必须顺着姜氏的意图。
那么，武姜就重新向郑庄公索要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封地。
请京。
虽然左丘明这里用了一个“请”字，但实际上更应该是武姜逼着少年郑庄公把“京”这个地方封给了共叔段。我们可以发现，武姜真的非常有心思，既然重要的关隘你不肯给，那我就必须拿到足够的钱粮，我需要替共叔段要一块值钱的好地方。
京在当时就是郑国最富裕的地方。京，也叫京邑或京城，准确的说这里是郑国的旧都，此地的旧址今天还能看到，就在现在河南荥阳东南的京襄城遗址。
京城可以说是郑武公花费了大量的心思建起来的地方，到郑庄公即位的时候，这里已经是当时除国都新郑之外最大的城池。这就是武姜要向郑庄公“请京”的理由所在，有了京城，共叔段日后就可以在人力和财力上跟郑庄公抗衡。
我想，郑庄公在听到武姜新的请求时，内心是比较复杂的。这就像后来的明朝，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如果有哪个王爷说想去旧都南京住，难免会让朱棣心有猜忌，甚至招来杀身之祸。
此时，无论郑庄公答不答应，其结果在未来都是一桩棘手的事情。整个故事的悲剧结尾，似乎就在武姜的这句请求说出口之后，又向前坐实了一步，也已经注定了郑氏兄弟二人难以和谐相处的命运。
《郑伯克段于鄢》这篇文章，不算标点符号，洋洋洒洒一共五百多个字，但在孔子的《春秋》经文里其实就一句话：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郑伯克段于鄢》是《古文观止》的开篇之作，也是《左传》的第一篇长文。非常有意思的是，二吴在原书的第三卷中还选了《穀梁传》的《郑伯克段于鄢》，我们讲完这两篇文章之后，您刚好可以对比看看《左传》和《穀梁传》的不同之处。
从“郑伯克段于鄢”这个篇名来看，这里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郑伯，一个是段。鄢，是一个地名。克，是战胜的意思。
所以，这个篇名从字面意思上讲，就是说“郑伯”和“段”在鄢这个地方打了一仗，结果郑伯打赢了。
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我们可能不熟悉，但我相信您应该没少听争夺皇位的故事。这篇文章讲的就是一个厌恶自己大儿子的母亲，在大儿子成为国君之后，如何帮助自己非常疼爱的小儿子谋逆篡位，大儿子又如何应对自己母亲和弟弟的故事。这个大儿子便是郑伯，即郑庄公，小儿子便是段，他们的母亲叫武姜。
说起郑庄公，他是春秋早期的霸主之一，虽不在我们熟知的“春秋五霸”之列，但可以说是他开启了此后春秋霸主的时代。不过，这个人物的历史口碑并不是太好，二吴在《古文观止》的评点中说郑庄公“阴毒”，历代也有不少文人在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对郑庄公没说什么好话。
所以，我们今天不少人对郑庄公的印象就是一个比较腹黑的历史人物。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对这段历史，以及当时的主要人物的内心有所分析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其实欠郑庄公一个公正的评价。
不过，在这篇文章的讲解中，我这里无需替郑庄公翻案，因为早已经有专家干了这件事情。我能讲的，是为您尽量还愿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人物心态，希望能帮您独立思考，以免人云亦云。
观察历史，尽力了解真实的历史事件是一部分，这叫史实；培养自己对历史的正确见解和见识是更重要的一部分，这叫史识。
咱们之前提到过，郑庄公这个人物的性格其实十分复杂，跟三国时期的曹操有些类似，都可谓是非常有能力的奸雄。在以后的多篇文章中郑庄公还会再次出现，我们会慢慢来熟悉这个人物。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郑庄公如何用他的谋略，化解了一场郑国的内乱；又如何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跟她的母亲姜氏演了一出母子和好如初的戏码。
文章开篇首先交代了郑庄公和段的身世。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
初，就是当初的意思，可以解释为“在早些年前”。在《左传》中，左丘明若以倒叙的笔法开始讲故事，往往会用这个“初”字。
郑武公，是郑国的第二代国君。郑国是姬姓国，跟周天子的血缘关系很亲近。这里的“武公”，是他的谥号。
谥号不能乱叫，是有相关法度的，因此也叫谥法。谥法制度始于周代，沿用到清朝。中间除了秦朝没用之外，几乎每个朝代都在沿用。每个帝王死后都有一个谥号，有什么样的功绩和品德，朝廷内阁大臣就会商议一个最符合这位帝王的谥号，方便后世史书来称呼他。
郑武公娶了申国国君申侯的女儿为妻。申国是姜姓国，因此这名女子就叫姜氏，后来嫁给郑武公之后，由于丈夫的谥号是“武”，所以在姜氏去世后，史书又上称她为“武姜”。
讲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大概说一下武姜的母国申国的背景。
在西周时期的很长一段时间，申国是政治和军事实力都非常强大的诸侯国。申国的国君申侯除了把女儿嫁给郑武公之外，他还把一个女儿嫁给了周幽王，史称申后。周幽王后来宠爱褒姒，废掉了申后和她儿子的太子之位。因为这件事情，申侯跟周幽王之间陷入了一桩千古迷案，最后导致周幽王死得不明不白。据说，周幽王是被申侯杀死的。周幽王死后，申侯将自己的外孙扶上了王位，也就是后来的周平王。所以您看，这个申侯的势力不可谓不强大，他可不是好惹的。所以说，武姜的背后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靠山的，这一点很关键。
从申国嫁到郑国的武姜，为郑武公生下了两个儿子，老大就是后来即位的郑庄公，另外一个小儿子就是共叔段（共，读如工）。
庄公的称谓是后来他去世之后的谥号，共叔段名字中的“共”，是一个国名，在这篇文章的后面我们会了解到共叔段被庄公打败后逃奔到了共国。所以，“共”就是共叔段的氏，他是以地名为氏。共叔段也可以叫做姬段，叔是他的排行，如果按照“伯、仲、叔、季”来排，姬段大概排行老三。
左丘明在文章开篇只用了这么简单的几句话，就把故事的几个主角都交待出来了。
那么，究竟当初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
什么叫寤生？寤（读如物），很多书上把它解释为逆生，并进一步解释说庄公难产，脚先出来。其实这样的说法不是很准确。
这里，我们需要搞清楚“寤”字的具体含义。不过，我们可以先从另一个相对熟悉的字来讲，这就是“寐”字，比较熟悉的有“夜不能寐”、“小寐”等词语。这些词里的“ 寐 ”是睡着的意思。
还有一个跟要讲的“寤”相关的词正是“寤寐”，这个词用来借指日夜，引申为日夜思念的意思。这里的“寤”，是睡醒的意思。
正因为对这个“寤”字的误解，在《东周列国志》的故事版本中还说姜氏是睡着的时候生的庄公。如果这样讲，那应该叫“寐生”才对。所以，这都是不能正确理解“寤”的意思导致的。
关于“寤”的解释，其实《古文观止》中二吴解释得比较清晰，他们注释说，“寤生，言生之难，绝而复苏也。”意思就是，姜氏难产疼得晕死过去，后来又苏醒过来。
至于说庄公是否脚先出来，这个我们无从考证。反正是生产的过程令姜氏吃惊不小，痛苦万分。在古代，因难产而死也的确是常见的事。处理不好，经常是母子双亡。这次难产的经历让姜氏实在是刻骨铭心，于是便给这个让她痛苦万分的亲生骨肉取名为“寤生”。
就因为难产受惊，姜氏便不喜欢这个大儿子。那么，她爱谁呢？
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许。
武姜在生下郑庄公的三年后，又生了一个小儿子，这就是姬段。武姜非常疼爱这个儿子，还打算让郑武公立他为太子。
这句中的“亟（读如器）”，是多次的意思。也就是说武姜找武公提了好多次立姬段为太子的事情，但是武公没有答应她。
为什么不能答应呢？
在周代，乃至直到明清时期，关于爵位继承方面，有一个基本的礼法，叫做“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也就是说，在立太子的排位顺序上，是按嫡子、贵子、长子、贤子的位次排列的。你是妃子生的儿子，哪怕是排行老大，那当太子的机会自然小于皇后的孩子。另外，你哪怕是所有皇子中最聪明的，但你有一个傻子哥哥，你也只能排在后面。
这就是所谓的礼法，但这不是人性，人性是自认为有能力我就应该上位。所以，这才有了宫廷皇室中那么多兄弟相残的故事，也才有了我们讲到的这个“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
以上的这一段，可以说是整个故事的一个背景介绍。武姜只因难产，便任性地对郑庄公心生厌恶，这其实是对郑庄公的一种不公平，也是一种母爱的畸形。郑庄公在很长的时间里得不到母爱，童年在逆境中成长，这也让他过早养成了少年老成的性格。
同时，由于身处在春秋初期那种十分复杂的环境当中，又让他逐步形成了复杂的性格特征。而且，我们如果真正读懂了这篇文章，你会发现郑庄公最后做出“克段”的举动，其实是无奈之举。可以说，如果不是因为武姜的偏爱和强势，也许就没有了这段郑氏兄弟骨肉相残的故事。
所以，要读懂这篇千古奇文，必须要仔细揣摩武姜、郑庄公和共叔段三人当时的心理状态。
到郑武公去世，武姜的身份按照后世的说法，她可就荣升为“太后”了，此时的她又有何想法呢？真实的历史我们现在已经无从细细考证，但是从接下来发生的这桩宫室争斗当中，我们似乎隐约闻到了一丝后宫干政，甚至是武姜想篡权夺位的气息。
接下来，我们就随着《左传》原文的记载，一起走进那段尘封的历史，去看看郑庄公究竟是如何与姜氏和共叔段进行周旋的。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
郑武公死后，郑庄公因为是嫡长子的身份，还是顺利即位了。《左传》原文中没有告诉我们庄公即位的时间，但据《史记·郑世家》记载，庄公是在公元前743年正式即位，而郑庄公生于公元前757年，也就是说此时的郑庄公才十五岁，这个年纪跟十六岁亲政的康熙皇帝很接近，都可谓是少年君王。
在不少研究这篇文章的学者眼中，郑庄公是一个工于心计、老谋深算、狡诈伪善的反面人物。但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你会发现，从庄公即位到最后击败共叔段，整个故事的时间跨度长达二十二年之久。而这篇文章中能看出郑庄公性格的主要几次亲口表述，应该都是发生在其刚刚即位后不久的几年里面，我们很难想像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能有多么老练深沉的谋略呢？就算有，也是在后来一步步在跟他母亲姜氏的周旋当中渐渐形成的。
毕竟，当前郑庄公的势力还很弱小，根基未稳，他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在有着申国撑腰的母亲的算计之下先生存下来。
按照春秋时期的惯例，哥哥当了国君，就要分封自己的弟弟们去到其他地方帮忙治理国家，这个叫做分封制。于是，刚刚即位的少年郑庄公，面对跟母亲姜氏之间的第一场争斗，就是如何分封自己弟弟的问题。
武姜非常强势地向郑庄公要了“制”这个地方，它的具体位置在今河南荥阳的汜水镇境内。称呼这个地方为“制”我们可能不熟悉，但它还有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名字，就是虎牢关。
《三国演义》中“三英战吕布”的故事我们应该都听过，就发生在虎牢关，该关是洛阳的屏障，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乃是兵家必争之地。这个地方多险要啊，武姜居然要郑庄公把这个地方封给共叔段，这背后究竟是何居心呢？基本没有人分析过这个问题，但我们只要熟悉一个背景，就很容易想到答案。
郑庄公刚即位，他除了是郑国的国君，他还是周天子的臣子。他在周朝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周天子的卿士，这个我们在后面的《周郑交质》这篇文章里会提到，所以按规定他是需要去到东都洛阳朝见周天子的。而制这个地方正是从郑国来往洛阳的必经之地，如果在这里对郑庄公有所图谋，是有很大机会可以得手的。
我想，郑庄公应该正是想到了这一点，他因此才会回绝武姜的这个请求，不过他给出的理由听起来也让武姜无法反驳。
郑庄公怎么说的呢？
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
很多书上因为郑庄公的这句话而评价他非常虚伪，明明是因为制的战略位置重要不肯给共叔段，还拿有人死在这里，为了弟弟的安全为理由来搪塞武姜。
其实，按照我们上面的分析，我认为郑庄公能正确分析自己的处境，为了寻求自保，说这样的理由是无可厚非的。保住自己的性命，让国家安定，从而让百姓安生，这并没有错。而且，郑庄公这句话我觉得说得非常聪明，他跟武姜打了一个心理战。
制这个地方的重要性，武姜和郑庄公都明白。但郑庄公并没有明说出来，只是说制这个地方，是岩邑。什么叫岩邑？岩就是山岩、山峰，比喻非常危险、十分险要的意思，所以“岩邑”可以解释为十分危险的地方。
而且，郑庄公还拿了一个例子来说明此地的危险。他指明，这里以前是虢叔（虢，读如国）的封地。这个虢国，准确的讲指的是东虢国。制邑以前是东虢的国都，但是在郑国随周王朝东迁以后就被郑武公吞并了，当时作为东虢国君的虢叔便丧命于此。
这一段历史，武姜是亲眼目睹过的，虢叔仗着自己的地势险要而无所顾忌，结果导致身死国灭。所以，郑庄公这样讲的意思，就是在委婉地告诉武姜：制邑是一个不祥之地，还是不要让弟弟去那里的好，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我想，武姜听到这里也的确会有些顾虑，因为她太爱自己的小儿子了。
郑庄公见说辞奏效，便顺势主动表态，说道：“他邑唯命”。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其他的地方，我一定唯命是从，想要哪里我都可以给他。
一句“他邑唯命”从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君主口中说出，我们也能感到少年郑庄公的一丝无奈。此时的他还羽翼未丰，多数时候还必须顺着姜氏的意图。
那么，武姜就重新向郑庄公索要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封地。
请京。
虽然左丘明这里用了一个“请”字，但实际上更应该是武姜逼着少年郑庄公把“京”这个地方封给了共叔段。我们可以发现，武姜真的非常有心思，既然重要的关隘你不肯给，那我就必须拿到足够的钱粮，我需要替共叔段要一块值钱的好地方。
京在当时就是郑国最富裕的地方。京，也叫京邑或京城，准确的说这里是郑国的旧都，此地的旧址今天还能看到，就在现在河南荥阳东南的京襄城遗址。
京城可以说是郑武公花费了大量的心思建起来的地方，到郑庄公即位的时候，这里已经是当时除国都新郑之外最大的城池。这就是武姜要向郑庄公“请京”的理由所在，有了京城，共叔段日后就可以在人力和财力上跟郑庄公抗衡。
我想，郑庄公在听到武姜新的请求时，内心是比较复杂的。这就像后来的明朝，朱棣迁都北京之后，如果有哪个王爷说想去旧都南京住，难免会让朱棣心有猜忌，甚至招来杀身之祸。
此时，无论郑庄公答不答应，其结果在未来都是一桩棘手的事情。整个故事的悲剧结尾，似乎就在武姜的这句请求说出口之后，又向前坐实了一步，也已经注定了郑氏兄弟二人难以和谐相处的命运。
少年国君郑庄公在面对强势的母亲的步步紧逼之下，他为了立足，只能选择妥协。
郑庄公不但答应武姜让共叔段可以去到原来的旧都居住，而且还给了他一个封号。
文中写道：
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郑庄公让共叔段搬去京城住，并给了他一个封号，叫“京城大叔”（大，读如太）。太叔的意思有些类似后来的王叔或皇叔等称谓，可以说这是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号。
很多人认为，从这个时候开始，郑庄公就已经在下一盘大棋，故意同意把这么大的地方给共叔段，就是为了养其骄。
可我认为，无论是被封到“制”还是封到“京”，共叔段早就已经恃宠而骄了。郑庄公不需要再养其骄，此时的他只是希望自己的这个弟弟能知足常乐，懂得安分守己罢了。
毕竟这个时候的共叔段也才十岁出头的样子，更加是少不更事的年纪。郑庄公的想法是，只要你能乖乖待在京城享受荣华富贵，我就可以跟你相安无事。
可是，将共叔段封到京城这件事情，有人认为是不合适的。
这人就是郑国大夫祭仲（祭，读如债）。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
祭仲，也叫祭足，是郑国祭邑人。他跟郑庄公一样，也姓姬，祭是他的氏，以地名为氏，仲是他的字。祭仲的后人后来便以祭为姓。
不过，我们今天能见到祭姓的人基本很少了，据说是因为有人觉得“祭”这个字很容易想起“祭奠”一词，听着不是太吉利，于是在“祭”字上添了草字头，改姓了“蔡”。因此，如今有不少的蔡氏后人，就把祭仲奉为先祖。
这个祭仲在郑国的历史上有着不一般的地位，在郑庄公时代，他是郑庄公最得力的帮手。在郑庄公死后，由于郑国内乱，他先后扶立郑庄公的四个儿子为国君，可以说祭仲是五朝元老，非常精明能干。
他在得知郑庄公将京城封给共叔段之后，就劝谏说：“京的城墙超过了百雉，这会为国家带来隐患。”
祭仲所谓的“雉”，是古代城墙的计量单位。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所以，祭仲的意思是，一个封地的城墙不能超过三百丈（百雉）。超过三百丈，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城池，地广人富，对国都来讲是一种威胁。
接着，他用“先王之制”来提醒郑庄公，共叔段的封地不合规矩。这里的“先王”，指的不是郑庄公的父亲郑武公，郑武公生前是没称王的，祭仲这里指的是西周时期先王定下的礼制。
关于这个礼制，首先一个规定，叫做“大都不过参国之一”，这里“参”跟“叁”是通假字，也就是说大的城池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
那么，国都的城墙尺寸有怎样的规定呢？这个跟诸侯国国君的爵位有关。
春秋时期有五等公爵：公、侯、伯、子、男。郑国国君的爵位是伯爵，伯爵国的都城按周天子的规定，城墙长度只能是三百雉，也就是九百丈。所以，祭仲提到的大城的城墙长度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那也就是不超过百雉，也就是三百丈。他接着说到的“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意思就是中等的城池不能超过国都的五分之一，也就是六十雉；小的城池不能超过国都的九分之一，也就是三十三雉。在周代，这些都叫做礼法。什么级别就有相应的配置，这个我们在后续的一些文章当中还会讲到。
京城因为是郑国的旧都，之前是按着国都的规格去建设的，但现在这里的地位变了。因此，祭仲觉得京城这个地方，如今是“不度，非制也”。也就是说现在京城作为一个普通的城池，其规模超过了先王的规定，这不合礼法，也就不能给共叔段。如果给了他，“君将不堪”，意思就是未来肯定会对郑庄公您造成威胁的，会让您很难受。
我们看，祭仲的提醒可谓是有理有据，他也尽到了一个臣子及时劝谏的职责。但是，郑庄公有他的自己的顾虑，他是比较为难的。
郑庄公不但答应武姜让共叔段可以去到原来的旧都居住，而且还给了他一个封号。
文中写道：
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郑庄公让共叔段搬去京城住，并给了他一个封号，叫“京城大叔”（大，读如太）。太叔的意思有些类似后来的王叔或皇叔等称谓，可以说这是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尊号。
很多人认为，从这个时候开始，郑庄公就已经在下一盘大棋，故意同意把这么大的地方给共叔段，就是为了养其骄。
可我认为，无论是被封到“制”还是封到“京”，共叔段早就已经恃宠而骄了。郑庄公不需要再养其骄，此时的他只是希望自己的这个弟弟能知足常乐，懂得安分守己罢了。
毕竟这个时候的共叔段也才十岁出头的样子，更加是少不更事的年纪。郑庄公的想法是，只要你能乖乖待在京城享受荣华富贵，我就可以跟你相安无事。
可是，将共叔段封到京城这件事情，有人认为是不合适的。
这人就是郑国大夫祭仲（祭，读如债）。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
祭仲，也叫祭足，是郑国祭邑人。他跟郑庄公一样，也姓姬，祭是他的氏，以地名为氏，仲是他的字。祭仲的后人后来便以祭为姓。
不过，我们今天能见到祭姓的人基本很少了，据说是因为有人觉得“祭”这个字很容易想起“祭奠”一词，听着不是太吉利，于是在“祭”字上添了草字头，改姓了“蔡”。因此，如今有不少的蔡氏后人，就把祭仲奉为先祖。
这个祭仲在郑国的历史上有着不一般的地位，在郑庄公时代，他是郑庄公最得力的帮手。在郑庄公死后，由于郑国内乱，他先后扶立郑庄公的四个儿子为国君，可以说祭仲是五朝元老，非常精明能干。
他在得知郑庄公将京城封给共叔段之后，就劝谏说：“京的城墙超过了百雉，这会为国家带来隐患。”
祭仲所谓的“雉”，是古代城墙的计量单位。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所以，祭仲的意思是，一个封地的城墙不能超过三百丈（百雉）。超过三百丈，那就是一个很大的城池，地广人富，对国都来讲是一种威胁。
接着，他用“先王之制”来提醒郑庄公，共叔段的封地不合规矩。这里的“先王”，指的不是郑庄公的父亲郑武公，郑武公生前是没称王的，祭仲这里指的是西周时期先王定下的礼制。
关于这个礼制，首先一个规定，叫做“大都不过参国之一”，这里“参”跟“叁”是通假字，也就是说大的城池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
那么，国都的城墙尺寸有怎样的规定呢？这个跟诸侯国国君的爵位有关。
春秋时期有五等公爵：公、侯、伯、子、男。郑国国君的爵位是伯爵，伯爵国的都城按周天子的规定，城墙长度只能是三百雉，也就是九百丈。所以，祭仲提到的大城的城墙长度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那也就是不超过百雉，也就是三百丈。他接着说到的“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意思就是中等的城池不能超过国都的五分之一，也就是六十雉；小的城池不能超过国都的九分之一，也就是三十三雉。在周代，这些都叫做礼法。什么级别就有相应的配置，这个我们在后续的一些文章当中还会讲到。
京城因为是郑国的旧都，之前是按着国都的规格去建设的，但现在这里的地位变了。因此，祭仲觉得京城这个地方，如今是“不度，非制也”。也就是说现在京城作为一个普通的城池，其规模超过了先王的规定，这不合礼法，也就不能给共叔段。如果给了他，“君将不堪”，意思就是未来肯定会对郑庄公您造成威胁的，会让您很难受。
我们看，祭仲的提醒可谓是有理有据，他也尽到了一个臣子及时劝谏的职责。但是，郑庄公有他的自己的顾虑，他是比较为难的。
郑庄公对祭仲说道：
姜氏欲之，焉辟害？
辟，通“避”，避免的意思。
郑庄公说：“姜氏要这样做，我们又怎么能避免这场灾祸呢？”
从庄公的这句话里，我们可以发现郑庄公的政治天赋的确异于常人，他的眼光非常犀利，一眼就可以看到问题的关键。
在郑庄公看来，他跟共叔段之间必有一战，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风波，而母亲武姜正是这次对决里的关键人物。武姜处心积虑要了京城，就是有后手的打算，只要武姜还活着，他跟共叔段的正面交锋迟早会来的。
而且，庄公这里对她的母亲直呼其名为“姜氏”，有人说，这是一种情感的宣泄。武姜从当年多次想废掉自己的太子之位，到不断讨要对共叔段有利的封地，少年的郑庄公能做的只能是不断地隐忍，但与此同时，他对母亲的憎恨之意已经开始逐步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不过，他很明白自己的处境，姜氏背后有军事实力强大的申国撑腰，郑庄公知道此时跟母亲抗争是不明智之举，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
那么，祭仲面对郑庄公的无奈，他又是如何献策的呢？
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
厌，跟贪得无厌的“厌”意思一样，解释为满足。
祭仲不愧为郑国的一代名相，当他知道郑庄公的顾忌之后，更进一步提醒说道：“姜氏贪得无厌，她的胃口哪里那么容易满足呢？不如对她早作安排，不要让姜氏滋生事端，一旦蔓延起来，那可就难收拾了。姜氏就像蔓生的野草那样，她的势力尚且难以铲除，更何况您还有一个恃宠而骄的弟弟呢？”
祭仲的提醒很到位，他深知郑庄公面对的是武姜和共叔段两人的联合势力，因此才劝郑庄公必须要想一个两全之计，好好考虑一下如何对付共叔段母子二人。
听完祭仲的两番劝谏，郑庄公内心会有一些触动吗？
当然有，而且他还说出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
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毙，在这里不能理解为死亡、灭亡，而是指失败、垮台之意。
郑庄公说：“如果她们做多了不义之事，必然会失败。您就姑且等着看她们的下场吧。”
郑庄公的这句话既是一句断言，更多的我觉得是他内心的希望。而且，这个希望关乎自己的斗争策略。
如果说在祭仲劝谏之前，郑庄公的选择是被动隐忍，那么在祭仲两次劝谏之后，郑庄公开始选择以退为进的策略，而且坚定了让共叔段充分暴露出来再行解决的政治斗争思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视郑庄公为反面人物的那些人，自然会说这句话是他对武姜和共叔段的阴险诅咒，盼着他们“自毙”。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此时的政治力量对比是，郑庄公弱而武姜强，郑庄公说出这样的话来，更多源自他内心的坚定信仰，他坚信胜利永远会站在正义的这一边，他必须拿正义来给自己打气。
文章讲到这里，可以说是正面描述郑庄公和姜氏斗争的一个小段落。
接下来的内容，就由正面描述母子之争，转变到了兄弟之争。具体来讲，原文就开始列举共叔段做的那些不义之事了。
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
鄙，指的是远离国都的城镇。远离国都的繁华，居住之人就会见识不广。因此，古汉语中的“鄙”，多有粗浅、浅薄的意思。古人有一个对自己的谦称，就叫“鄙人”，就是谦虚地形容自己孤陋寡闻。这句中的西鄙和北鄙，指的是西边和北边的边关小镇。
所谓的“贰于己”，指的是对自己生出二心。其意义为，京城太叔共叔段去游说西鄙和北鄙的百姓，让他们生出二心，远离庄公，跟自己亲近。
正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共叔段干的这件事情的确过分，也就是郑庄公所谓的不义之举。
面对这种不义之举，这一次又有一位名叫公子吕的郑国大夫来向庄公进言了。
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
这个公子吕是谁呢？他是郑武公的弟弟，庄公的叔叔，名叫姬吕，字子封。在后文当中，就是他带兵前去讨伐共叔段的。当然，公子吕也是共叔段的亲叔叔，他对侄子的不义之举看不下去了，才出来说话。
公子吕首先对庄公说道：“我们国家不能容忍这种百姓对国君生出二心的情况，您看到底该怎么处置这件事情吧？”
接下来，公子吕来了个激将法，说道：“您如果想把这个君位送给太叔，那就让微臣过去侍奉他吧。如果不打算给他，那您就赶紧派兵把他灭了。不要让郑国的黎民百姓有其他想法。”
从公子吕的劝谏中，我们可以听得出来，他并没有意识到郑庄公已经从被动隐忍转变到了以退为进。所以，他眼见共叔段的种种越轨行为，有些干着急。
而郑庄公见有人主动请缨，愿意帮自己对付共叔段，而且这人还是自己信得过的叔叔，郑庄公心中是大喜过望。这也为后文郑庄公派子封带兵攻打共叔段埋下了伏笔。
只不过，郑庄公这时还必须要先安抚一下这位义愤填膺的叔叔，免得他打草惊蛇。所以，庄公才有了下面的安抚之辞。
公曰：“无庸，将自及。”
庸，是“用”的通假字。无庸，即不用的意思。
将自及，就是将自及于祸的意思。
这句话是郑庄公在安抚他叔叔说：“不要担心，不用我们去除掉他，共叔段会自食其果的。”
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读到郑庄公的自信，同时也能感到他的内心也许并不好受。郑庄公的心中可谓是既喜又悲。喜的是，共叔段的行为验证了自己对事态的预判，胜券在握。悲的是，自己的弟弟自及于祸，正一步步走向自毙之路，这并非他所愿。
那么，接下来，共叔段又干了什么不义之事呢？
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
后来又过了几年，共叔段直接将前文说的西边和北边那两个小镇强行收为自己的封邑，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还带兵攻占了廪延（ 今河南的延津县北部一带 ）。
公子吕这次更加坐不住了，再次向郑庄公来请战，他说：“这一次总可以对共叔段那小子兴师问罪了吧，他的势力现在太宽广了，再扩张下去，他就会控制更多的民众。”
我们看，左丘明用两次对话，就将公子吕的急性子和忠心耿耿的形象描绘了出来。
面对共叔段一而再、再而三的不义之举，我相信很多正直臣子的想法会跟公子吕一样，但郑庄公之所以能成为一代雄主，他的确比常人更能沉得住气。
郑庄公的战略是以静制动，所以才有了下面的回答。
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
所谓的不义，指的是共叔段不守为臣的本分，强行霸占了三块领土。
所谓的不暱，就是不会亲暱，指的是那些被共叔段霸占的领地上的百姓是不会跟他亲近的。
郑庄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共叔段是靠不义之举得到的这三块领土，这样是不会得到民心的。就算他还想霸占更多的土地，也只会加速他的灭亡。
这里的“崩”字，我觉得用得非常到位。崩，就是土崩瓦解的意思，跟之前的“自毙”进行了呼应。郑庄公这样评价共叔段又比“自毙”、“自及”这样的话，更加表明他的信念。左丘明也就揭示了共叔段的失败是必然的。
我们看，左丘明只通过几次对话便成功塑造出了郑庄公这个内心十分复杂的人物形象。回顾郑庄公跟两位大臣之间的四次对话，我们会发现郑庄公为了保住自己的君位，可谓非常懂得隐忍。无论是面对冷静的祭仲，还是面对有些冲动的子封，郑庄公都表现出了一个君主在面临敌我力量悬殊之时该有的定力。高明的君主一定是谋定而后动，不会轻易地打草惊蛇，要么不出手，要出手必求一击而中。在郑庄公逐步的隐忍当中，也充分积攒了大家的怒气，在未来这是可以转化为非常强大的战斗力的。
不过，我们需要清楚的是，从文章的时间跨度来看，郑庄公所做的这些隐忍，不只是存在于短短的几年里面，而是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在这些年里，郑庄公是非常清醒的，也是高度自信的，他一步步地退让，只是在等待一个时机。
他等什么呢？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
完，可以理解为修筑，这里是指加固城池的意思。
聚，跟成语十年生聚的“聚”意思相同。十年生聚的典故说的是，战国时期的勾践卧薪尝胆，历经十年的休养生息，积聚力量一举击败吴王夫差的故事。所以，“完聚”的“聚”可以理解为太叔积聚了一定的资本，包含粮草和钱财。
缮，指的是修缮、整治。甲，指的是防御性的装备。兵，指的是攻击性的武器。缮甲兵，就是指开始打造铠甲和兵器。
卒，也叫步卒，指的是步兵部队。乘（读如剩），指的是战车部队。具卒乘，就是大肆招兵买马，训练好步兵和战车部队。
共叔段做好了以上的这些准备工作之后，便打算悄悄地偷袭郑国的国都，也就是新郑。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袭”这个称谓。在春秋时期，双方作战带着大量的钟鼓，用来指挥行军，也就是所谓的击鼓进军和鸣金收兵。如果只用少量或者不用钟鼓，快速解决战斗，这个就叫“袭”。
文章叙述到这里，共叔段的不义之举可以说已经到达顶峰。而郑庄公等待的正是这样一个机会，他如果要出兵攻打共叔段，就必须师出有名。共叔段不主动来攻，他是不会对自己的亲弟弟下手的。
在长期的野心膨胀之下，共叔段越来越自大，逐渐养成的就是篡位之心。而人一旦自大起来，就会目空一切，他还以为郑庄公不知道自己的这些举动呢，还想着对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呢！
要知道，准备这些战备物资是需要花费时间的。原文虽然没有透露具体的准备时间，但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来。前面提到，整个事件的时间跨度是二十二年。去掉之前共叔段扩大自己封地的几年，他做这些与兄长对决前的准备工作，最少也要花费十几年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郑庄公岂会一无所知呢？关键是，共叔段在这些年里还经常跟住在新郑的一个人有密切的往来，两人私底下的动作都没能逃脱郑庄公的法眼。
那么，此人是谁呢？
姜氏欲之，焉辟害？
辟，通“避”，避免的意思。
郑庄公说：“姜氏要这样做，我们又怎么能避免这场灾祸呢？”
从庄公的这句话里，我们可以发现郑庄公的政治天赋的确异于常人，他的眼光非常犀利，一眼就可以看到问题的关键。
在郑庄公看来，他跟共叔段之间必有一战，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风波，而母亲武姜正是这次对决里的关键人物。武姜处心积虑要了京城，就是有后手的打算，只要武姜还活着，他跟共叔段的正面交锋迟早会来的。
而且，庄公这里对她的母亲直呼其名为“姜氏”，有人说，这是一种情感的宣泄。武姜从当年多次想废掉自己的太子之位，到不断讨要对共叔段有利的封地，少年的郑庄公能做的只能是不断地隐忍，但与此同时，他对母亲的憎恨之意已经开始逐步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不过，他很明白自己的处境，姜氏背后有军事实力强大的申国撑腰，郑庄公知道此时跟母亲抗争是不明智之举，只能是敢怒而不敢言。
那么，祭仲面对郑庄公的无奈，他又是如何献策的呢？
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
厌，跟贪得无厌的“厌”意思一样，解释为满足。
祭仲不愧为郑国的一代名相，当他知道郑庄公的顾忌之后，更进一步提醒说道：“姜氏贪得无厌，她的胃口哪里那么容易满足呢？不如对她早作安排，不要让姜氏滋生事端，一旦蔓延起来，那可就难收拾了。姜氏就像蔓生的野草那样，她的势力尚且难以铲除，更何况您还有一个恃宠而骄的弟弟呢？”
祭仲的提醒很到位，他深知郑庄公面对的是武姜和共叔段两人的联合势力，因此才劝郑庄公必须要想一个两全之计，好好考虑一下如何对付共叔段母子二人。
听完祭仲的两番劝谏，郑庄公内心会有一些触动吗？
当然有，而且他还说出了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
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毙，在这里不能理解为死亡、灭亡，而是指失败、垮台之意。
郑庄公说：“如果她们做多了不义之事，必然会失败。您就姑且等着看她们的下场吧。”
郑庄公的这句话既是一句断言，更多的我觉得是他内心的希望。而且，这个希望关乎自己的斗争策略。
如果说在祭仲劝谏之前，郑庄公的选择是被动隐忍，那么在祭仲两次劝谏之后，郑庄公开始选择以退为进的策略，而且坚定了让共叔段充分暴露出来再行解决的政治斗争思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视郑庄公为反面人物的那些人，自然会说这句话是他对武姜和共叔段的阴险诅咒，盼着他们“自毙”。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此时的政治力量对比是，郑庄公弱而武姜强，郑庄公说出这样的话来，更多源自他内心的坚定信仰，他坚信胜利永远会站在正义的这一边，他必须拿正义来给自己打气。
文章讲到这里，可以说是正面描述郑庄公和姜氏斗争的一个小段落。
接下来的内容，就由正面描述母子之争，转变到了兄弟之争。具体来讲，原文就开始列举共叔段做的那些不义之事了。
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
鄙，指的是远离国都的城镇。远离国都的繁华，居住之人就会见识不广。因此，古汉语中的“鄙”，多有粗浅、浅薄的意思。古人有一个对自己的谦称，就叫“鄙人”，就是谦虚地形容自己孤陋寡闻。这句中的西鄙和北鄙，指的是西边和北边的边关小镇。
所谓的“贰于己”，指的是对自己生出二心。其意义为，京城太叔共叔段去游说西鄙和北鄙的百姓，让他们生出二心，远离庄公，跟自己亲近。
正所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共叔段干的这件事情的确过分，也就是郑庄公所谓的不义之举。
面对这种不义之举，这一次又有一位名叫公子吕的郑国大夫来向庄公进言了。
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
这个公子吕是谁呢？他是郑武公的弟弟，庄公的叔叔，名叫姬吕，字子封。在后文当中，就是他带兵前去讨伐共叔段的。当然，公子吕也是共叔段的亲叔叔，他对侄子的不义之举看不下去了，才出来说话。
公子吕首先对庄公说道：“我们国家不能容忍这种百姓对国君生出二心的情况，您看到底该怎么处置这件事情吧？”
接下来，公子吕来了个激将法，说道：“您如果想把这个君位送给太叔，那就让微臣过去侍奉他吧。如果不打算给他，那您就赶紧派兵把他灭了。不要让郑国的黎民百姓有其他想法。”
从公子吕的劝谏中，我们可以听得出来，他并没有意识到郑庄公已经从被动隐忍转变到了以退为进。所以，他眼见共叔段的种种越轨行为，有些干着急。
而郑庄公见有人主动请缨，愿意帮自己对付共叔段，而且这人还是自己信得过的叔叔，郑庄公心中是大喜过望。这也为后文郑庄公派子封带兵攻打共叔段埋下了伏笔。
只不过，郑庄公这时还必须要先安抚一下这位义愤填膺的叔叔，免得他打草惊蛇。所以，庄公才有了下面的安抚之辞。
公曰：“无庸，将自及。”
庸，是“用”的通假字。无庸，即不用的意思。
将自及，就是将自及于祸的意思。
这句话是郑庄公在安抚他叔叔说：“不要担心，不用我们去除掉他，共叔段会自食其果的。”
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读到郑庄公的自信，同时也能感到他的内心也许并不好受。郑庄公的心中可谓是既喜又悲。喜的是，共叔段的行为验证了自己对事态的预判，胜券在握。悲的是，自己的弟弟自及于祸，正一步步走向自毙之路，这并非他所愿。
那么，接下来，共叔段又干了什么不义之事呢？
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
后来又过了几年，共叔段直接将前文说的西边和北边那两个小镇强行收为自己的封邑，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且还带兵攻占了廪延（ 今河南的延津县北部一带 ）。
公子吕这次更加坐不住了，再次向郑庄公来请战，他说：“这一次总可以对共叔段那小子兴师问罪了吧，他的势力现在太宽广了，再扩张下去，他就会控制更多的民众。”
我们看，左丘明用两次对话，就将公子吕的急性子和忠心耿耿的形象描绘了出来。
面对共叔段一而再、再而三的不义之举，我相信很多正直臣子的想法会跟公子吕一样，但郑庄公之所以能成为一代雄主，他的确比常人更能沉得住气。
郑庄公的战略是以静制动，所以才有了下面的回答。
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
所谓的不义，指的是共叔段不守为臣的本分，强行霸占了三块领土。
所谓的不暱，就是不会亲暱，指的是那些被共叔段霸占的领地上的百姓是不会跟他亲近的。
郑庄公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共叔段是靠不义之举得到的这三块领土，这样是不会得到民心的。就算他还想霸占更多的土地，也只会加速他的灭亡。
这里的“崩”字，我觉得用得非常到位。崩，就是土崩瓦解的意思，跟之前的“自毙”进行了呼应。郑庄公这样评价共叔段又比“自毙”、“自及”这样的话，更加表明他的信念。左丘明也就揭示了共叔段的失败是必然的。
我们看，左丘明只通过几次对话便成功塑造出了郑庄公这个内心十分复杂的人物形象。回顾郑庄公跟两位大臣之间的四次对话，我们会发现郑庄公为了保住自己的君位，可谓非常懂得隐忍。无论是面对冷静的祭仲，还是面对有些冲动的子封，郑庄公都表现出了一个君主在面临敌我力量悬殊之时该有的定力。高明的君主一定是谋定而后动，不会轻易地打草惊蛇，要么不出手，要出手必求一击而中。在郑庄公逐步的隐忍当中，也充分积攒了大家的怒气，在未来这是可以转化为非常强大的战斗力的。
不过，我们需要清楚的是，从文章的时间跨度来看，郑庄公所做的这些隐忍，不只是存在于短短的几年里面，而是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在这些年里，郑庄公是非常清醒的，也是高度自信的，他一步步地退让，只是在等待一个时机。
他等什么呢？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
完，可以理解为修筑，这里是指加固城池的意思。
聚，跟成语十年生聚的“聚”意思相同。十年生聚的典故说的是，战国时期的勾践卧薪尝胆，历经十年的休养生息，积聚力量一举击败吴王夫差的故事。所以，“完聚”的“聚”可以理解为太叔积聚了一定的资本，包含粮草和钱财。
缮，指的是修缮、整治。甲，指的是防御性的装备。兵，指的是攻击性的武器。缮甲兵，就是指开始打造铠甲和兵器。
卒，也叫步卒，指的是步兵部队。乘（读如剩），指的是战车部队。具卒乘，就是大肆招兵买马，训练好步兵和战车部队。
共叔段做好了以上的这些准备工作之后，便打算悄悄地偷袭郑国的国都，也就是新郑。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袭”这个称谓。在春秋时期，双方作战带着大量的钟鼓，用来指挥行军，也就是所谓的击鼓进军和鸣金收兵。如果只用少量或者不用钟鼓，快速解决战斗，这个就叫“袭”。
文章叙述到这里，共叔段的不义之举可以说已经到达顶峰。而郑庄公等待的正是这样一个机会，他如果要出兵攻打共叔段，就必须师出有名。共叔段不主动来攻，他是不会对自己的亲弟弟下手的。
在长期的野心膨胀之下，共叔段越来越自大，逐渐养成的就是篡位之心。而人一旦自大起来，就会目空一切，他还以为郑庄公不知道自己的这些举动呢，还想着对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呢！
要知道，准备这些战备物资是需要花费时间的。原文虽然没有透露具体的准备时间，但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来。前面提到，整个事件的时间跨度是二十二年。去掉之前共叔段扩大自己封地的几年，他做这些与兄长对决前的准备工作，最少也要花费十几年的时间。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郑庄公岂会一无所知呢？关键是，共叔段在这些年里还经常跟住在新郑的一个人有密切的往来，两人私底下的动作都没能逃脱郑庄公的法眼。
那么，此人是谁呢？
郑庄公跟共叔段之间的兄弟相争，终于要在共叔段偷袭新郑之时迎来最终结局。
共叔段胆敢袭击新郑，是因为有人可作他偷袭的内应。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位非常疼爱他的好母亲，武姜。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原文中就能找到证据。
夫人将启之。
夫人，指的就是姜氏。启，是开启城门的意思。
也就是说，姜氏和共叔段约定好了，等共叔段带兵偷袭国都新郑的时候，姜氏便让人打开城门，放共叔段进去。《史记·郑世家》中对此事也有记载：“（郑庄公）二十二年，段果袭郑，武姜为内应。”
这些内容的背后，其实很值得回味。姜氏做内应的想法是她主动提出也好，是共叔段主动联络也罢。事态发展到今天，郑庄公应该讲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假如，郑庄公这些年能跟他的母亲稍微缓和一下关系，在姜氏面前讲讲君臣大义，对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明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姜氏也许会稍稍掂量一下这件事情。另外，假如在郑庄公逐渐强大之后，能对共叔段小惩而大诫，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或许也还有缓和的余地。
不过，话说回来，就算郑庄公有这些心思，恐怕武姜和共叔段也未必会轻易放弃得到更多政权的机会。
这句“夫人将启之”就跟前文的“姜氏欲之，焉辟害”形成了呼应。 也许这正是武姜和共叔段的处心积虑之举，这是一场郑国不可避免的内乱。
其实，这些年来，自从郑庄公看清楚武姜和共叔段对自己的君位不肯善罢甘休之后，做得最多的就是不断提防这母子二人，时常派人去探听京城的消息，从而在第一时间就得知了共叔段将偷袭自己的计划。
那么，郑庄公在得知了共叔段的偷袭计划之后，他这一次是如何应对的呢？
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
郑庄公这一次非常果断，立即决定对共叔段展开行动。
郑庄公的一句“可矣”，跟公子吕上次说的“可矣”，在时机把握上截然不同。这是郑庄公多年隐忍之后的一次尽情吐露。退无可退，无须再退；忍无可忍，无须再忍。这一句“可矣”，郑庄公等了近二十年。这一次，他看准时机，先发制人。不等共叔段来偷袭，便主动发起攻击。
而且，左丘明在这里用了一个“伐”字，跟之前共叔段出兵的“袭”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郑庄公堂堂正正地出兵讨伐，共叔段只能是轻装偷袭。
那么，他派谁去讨伐共叔段呢？正是之前多次主动表达过平叛想法的公子吕，也就是姬吕，姬子封。
郑庄公给了他叔叔子封多少兵力呢？
文中数据显示是，让他“帅车二百乘”。帅，通“率”，率领的意思。所谓的“车二百乘”，不只是带了两百台战车过去打仗。一乘由战车、甲士和步卒共同构成。
不过，一乘的兵力究竟有多少，历来认识不一。一说一乘有三十人，配有甲士十人和步卒二十人，另一说一乘有七十五人，配有甲士三人和步卒七十二人。按照时期来看，在春秋早期，一乘的兵力为三十人应该更符合实际。后续到了春秋中后期，由于参战服兵役的人多了，才发展成了七十五人的编制。
而且据资料记载，春秋时期的战车上有三名甲士，一人驭马居中站立，一人手持弓箭居左，一人手持长矛居右。战车下还有七名甲士及二十名步卒。
因此子封带“二百乘”去伐京，实际上是带了两千甲士和四千步兵，一共六千人的一个大部队去的。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以绝对优势战胜对手，这是郑庄公的军事思想之一。
除了兵力悬殊，下文还提到了一个共叔段失败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败在了不得民心上。
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
《左传》中关于这场战役的记载极其简略，甚至没有描写一刀一枪的战斗场景，只是提到了“京叛大叔段”，也就是说共叔段不得民心，在京城的百姓一见国君郑庄公派了大量的军队来讨伐太叔，大家便都开始逃散。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郑庄公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有着非比寻常的政治天赋，起码在笼络民心这件事情上面，他的确比共叔段做得好一些。
之后关于这场战争的细节，比如子封与共叔段双方是如何进行战斗的，文中就没有细说了，紧接着左丘明便写了一句“段入于鄢”，这四个字从文意上理解好像是说共叔段战败后，逃去了鄢。
但是，这样语焉不详的记载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一桩千古迷案：共叔段是怎么被打败的？战败后为什么要逃去鄢？鄢这个地方究竟在哪里？
关于这些疑惑，恐怕是无法解开的谜团了。特别是关于共叔段逃去的鄢这个地方，历来是众说纷纭。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鄢的位置就是鄢陵，在今天河南的鄢陵西北部。但是，对这个解释不满意的人，反驳说，如果鄢是鄢陵，那么共叔段在逃跑线路的设计上太有问题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从春秋时期的地图来看，京城、新郑、鄢陵这三地的位置刚好依次在一条直线上。京城在新郑的西北部，而鄢陵在新郑的东南部，新郑正好在京城和鄢陵的中间。
我们可以稍微还原一下当时的战斗路线，子封带兵是从东南方向的新郑出发，往西北方向的京城展开攻击，如果共叔段战败后往位于东南方向的鄢陵出逃，那不刚好是往新郑自投罗网吗？
所以，有人就提出了“鄢”其实另有别处，具体位置可能是汉代陈留郡所属的傿县（今河南的柘城县北），而陈留在春秋时正是郑国所属的留县，后被陈国所侵占，因名“陈留”。两种关于“鄢”的解释，似乎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总之是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其实就在于共叔段的逃跑线路上面。
然而，我们似乎可以换一个思路，去推测一下当时还存在的一种非常可能的情况。
共叔段见叔叔子封带着大军来攻，京城百姓也四散逃窜，他也许心灰意冷，都没做什么抵抗便束手就擒。子封于是将共叔段带回了新郑，交由郑庄公发落。在武姜的极力谋划之下，又或者在武姜劝说郑庄公念及兄弟之情的各种缘故之下，共叔段最终得以保全性命，而且还抓住机会从新郑脱身，逃往了鄢。这也许才是“段入于鄢”背后的故事。
所以我认为，共叔段是从新郑逃往的鄢，而不是从京城直接逃往的鄢。这样，鄢就是鄢陵的解释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但这只是我的想法，不是真正的历史，这里有很多的想像空间。历史的有趣就在于有那么多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共叔段胆敢袭击新郑，是因为有人可作他偷袭的内应。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位非常疼爱他的好母亲，武姜。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原文中就能找到证据。
夫人将启之。
夫人，指的就是姜氏。启，是开启城门的意思。
也就是说，姜氏和共叔段约定好了，等共叔段带兵偷袭国都新郑的时候，姜氏便让人打开城门，放共叔段进去。《史记·郑世家》中对此事也有记载：“（郑庄公）二十二年，段果袭郑，武姜为内应。”
这些内容的背后，其实很值得回味。姜氏做内应的想法是她主动提出也好，是共叔段主动联络也罢。事态发展到今天，郑庄公应该讲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假如，郑庄公这些年能跟他的母亲稍微缓和一下关系，在姜氏面前讲讲君臣大义，对她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说明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姜氏也许会稍稍掂量一下这件事情。另外，假如在郑庄公逐渐强大之后，能对共叔段小惩而大诫，他们兄弟之间的关系或许也还有缓和的余地。
不过，话说回来，就算郑庄公有这些心思，恐怕武姜和共叔段也未必会轻易放弃得到更多政权的机会。
这句“夫人将启之”就跟前文的“姜氏欲之，焉辟害”形成了呼应。 也许这正是武姜和共叔段的处心积虑之举，这是一场郑国不可避免的内乱。
其实，这些年来，自从郑庄公看清楚武姜和共叔段对自己的君位不肯善罢甘休之后，做得最多的就是不断提防这母子二人，时常派人去探听京城的消息，从而在第一时间就得知了共叔段将偷袭自己的计划。
那么，郑庄公在得知了共叔段的偷袭计划之后，他这一次是如何应对的呢？
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
郑庄公这一次非常果断，立即决定对共叔段展开行动。
郑庄公的一句“可矣”，跟公子吕上次说的“可矣”，在时机把握上截然不同。这是郑庄公多年隐忍之后的一次尽情吐露。退无可退，无须再退；忍无可忍，无须再忍。这一句“可矣”，郑庄公等了近二十年。这一次，他看准时机，先发制人。不等共叔段来偷袭，便主动发起攻击。
而且，左丘明在这里用了一个“伐”字，跟之前共叔段出兵的“袭”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郑庄公堂堂正正地出兵讨伐，共叔段只能是轻装偷袭。
那么，他派谁去讨伐共叔段呢？正是之前多次主动表达过平叛想法的公子吕，也就是姬吕，姬子封。
郑庄公给了他叔叔子封多少兵力呢？
文中数据显示是，让他“帅车二百乘”。帅，通“率”，率领的意思。所谓的“车二百乘”，不只是带了两百台战车过去打仗。一乘由战车、甲士和步卒共同构成。
不过，一乘的兵力究竟有多少，历来认识不一。一说一乘有三十人，配有甲士十人和步卒二十人，另一说一乘有七十五人，配有甲士三人和步卒七十二人。按照时期来看，在春秋早期，一乘的兵力为三十人应该更符合实际。后续到了春秋中后期，由于参战服兵役的人多了，才发展成了七十五人的编制。
而且据资料记载，春秋时期的战车上有三名甲士，一人驭马居中站立，一人手持弓箭居左，一人手持长矛居右。战车下还有七名甲士及二十名步卒。
因此子封带“二百乘”去伐京，实际上是带了两千甲士和四千步兵，一共六千人的一个大部队去的。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的数目。以绝对优势战胜对手，这是郑庄公的军事思想之一。
除了兵力悬殊，下文还提到了一个共叔段失败最主要的原因，那就是败在了不得民心上。
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
《左传》中关于这场战役的记载极其简略，甚至没有描写一刀一枪的战斗场景，只是提到了“京叛大叔段”，也就是说共叔段不得民心，在京城的百姓一见国君郑庄公派了大量的军队来讨伐太叔，大家便都开始逃散。这也从侧面反映了郑庄公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有着非比寻常的政治天赋，起码在笼络民心这件事情上面，他的确比共叔段做得好一些。
之后关于这场战争的细节，比如子封与共叔段双方是如何进行战斗的，文中就没有细说了，紧接着左丘明便写了一句“段入于鄢”，这四个字从文意上理解好像是说共叔段战败后，逃去了鄢。
但是，这样语焉不详的记载方式，给我们留下了一桩千古迷案：共叔段是怎么被打败的？战败后为什么要逃去鄢？鄢这个地方究竟在哪里？
关于这些疑惑，恐怕是无法解开的谜团了。特别是关于共叔段逃去的鄢这个地方，历来是众说纷纭。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鄢的位置就是鄢陵，在今天河南的鄢陵西北部。但是，对这个解释不满意的人，反驳说，如果鄢是鄢陵，那么共叔段在逃跑线路的设计上太有问题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从春秋时期的地图来看，京城、新郑、鄢陵这三地的位置刚好依次在一条直线上。京城在新郑的西北部，而鄢陵在新郑的东南部，新郑正好在京城和鄢陵的中间。
我们可以稍微还原一下当时的战斗路线，子封带兵是从东南方向的新郑出发，往西北方向的京城展开攻击，如果共叔段战败后往位于东南方向的鄢陵出逃，那不刚好是往新郑自投罗网吗？
所以，有人就提出了“鄢”其实另有别处，具体位置可能是汉代陈留郡所属的傿县（今河南的柘城县北），而陈留在春秋时正是郑国所属的留县，后被陈国所侵占，因名“陈留”。两种关于“鄢”的解释，似乎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总之是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其实就在于共叔段的逃跑线路上面。
然而，我们似乎可以换一个思路，去推测一下当时还存在的一种非常可能的情况。
共叔段见叔叔子封带着大军来攻，京城百姓也四散逃窜，他也许心灰意冷，都没做什么抵抗便束手就擒。子封于是将共叔段带回了新郑，交由郑庄公发落。在武姜的极力谋划之下，又或者在武姜劝说郑庄公念及兄弟之情的各种缘故之下，共叔段最终得以保全性命，而且还抓住机会从新郑脱身，逃往了鄢。这也许才是“段入于鄢”背后的故事。
所以我认为，共叔段是从新郑逃往的鄢，而不是从京城直接逃往的鄢。这样，鄢就是鄢陵的解释就没有任何问题了。但这只是我的想法，不是真正的历史，这里有很多的想像空间。历史的有趣就在于有那么多真真假假、假假真真。
那么，郑庄公在知道共叔段逃到鄢之后，他会如何对付自己的弟弟呢？
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这一次，郑庄公没有派子封去抓弟弟，而是他自己亲自带兵赶往鄢陵来讨伐共叔段。
这时的共叔段身单力薄，最后的结果，当然不敌于郑庄公，从鄢又逃去了共国。共国后来被卫国所灭，在今天的河南辉县。兄弟两个交战的这一天是鲁隐公元年的五月辛丑。辛丑是干支纪日法，五月辛丑推算出来也就是五月二十三日。
我们读到这里可以估计一下，按理说凭郑庄公的军事实力，应该是可以活捉共叔段的。因为史书上说他一生从未打过败仗，没放走过一个敌人。唯独他的弟弟能从郑庄公手中逃走，这是为什么？
难道是因为太叔共叔段有很强的突围能力吗？关于这一点，似乎可以在《诗经·郑风·大叔于田》这首诗中找到佐证，该诗有对太叔“袒裼暴虎”、“善射”、“良御”这样的文字记载，这些内容无非就是在说共叔段射术高超，又善御马，还能徒手降服猛虎，也就是在说明共叔段似乎的确武力过人。
但是，共叔段能逃走，我更愿意相信的一种可能是郑庄公跟太叔之间的手足之情所致。如果郑庄公没有要放共叔段一条生路的心思，不想对他赶尽杀绝的话，共叔段就算武艺高超，但他再厉害也只能是双拳难敌四手，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而且，更加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实际情况是，从共国（河南辉县）和鄢（河南鄢陵）的位置上来看，两地相距至少有三百多里路，共叔段要想从鄢逃去共国，如果不是郑庄公主动放共叔段逃走，恐怕他是无论如何也逃不掉的。
讲到这里，“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我们就算讲完了，但这篇文章还没有结束。紧接着，左丘明对这段故事以及《春秋》原文中为何用这几个字来记载，作出了自己的点评和解释。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
书，书写、记载，这里指的是孔子在《春秋》经文中的记载。
按左丘明的解释，为什么孔子要用“郑伯克段”这几个字呢？
共叔段不像个弟弟，没做敬爱哥哥的事情，这叫做“不弟”，跟不君、不臣等概念类似，所以孔子不称呼他为“弟”。两兄弟之间的争斗就像两个国君之间的战争，庄公胜了，所以用“克”这个字。称呼郑庄公为“郑伯”，这里的“伯”字一语双关，郑庄公既是伯爵的位分，也是郑家的老大，这是孔子在讥讽他身为兄长本来有管教弟弟的职责，但庄公没做好一个哥哥该做的事情。
左丘明在以上的解释中，其他的观点说得很好，但我认为“讥失教”的观点有待商榷。共叔段在武姜的不断怂恿下，对国君之位早就动了心思。这让作为大哥的郑庄公该如何去管教自己的弟弟呢？难道要郑庄公对共叔段进行“你不要谋篡哥哥的国君之位”这样的思想教育吗？
很显然，这不现实。
接下来原文中的四个字，很多书上没解释清楚，我们有必要来仔细讲讲。这就是：
谓之郑志。
首先，我认为有些书上把“谓之郑志”连着前面“称郑伯，讥失教也”一起断句，这是不太合理的。从文章的节奏上看，左丘明作为一代宗师，在前面三句的表达上，非常有节奏感，都是一句一释。
如果把“称郑伯，讥失教也”颠倒一下，可以改为“讥失教，故称郑伯”。调整之后两句在表达的意思上是一样的，而且“故称郑伯”跟前面的“故不言弟”、“故曰克”在句式上刚好也对应得上。那么，左丘明之所以写成“称郑伯，讥失教也”，是因为这三句话正是对“郑伯克段”这四字中所采用的春秋笔法的逐一拆解，而到“讥失教也”刚好是一个段落，因此需要用“也”字作结。
其次，关于“谓之郑志”的理解，难点就在“郑志”二字之上。《古文观止》中二吴注解为“郑志者，郑伯之志，在于杀弟也”，也就是说，郑庄公面对亲弟弟动了杀伐之心，有杀弟弟的志向。
但我认为，二吴的这样的解释是有些歪曲事实的。郑庄公并没有对自己的弟弟赶尽杀绝，反而我们在《郑庄公戒饬守臣》这篇文章中会了解到，郑庄公还特别留意他弟弟在共国的生存状况，十分关注他。
所以，将“郑志”理解为“郑伯之志”是对的，但郑伯之志不在于杀弟，而就在于一个字，那就是“克”！郑庄公想要的只是保住自己的君位而已，能赢得这场兄弟之争的胜利就够了。所以，我认为所谓的“郑志”其实就是“郑伯克段”这四个字。
接下来左丘明对孔子在笔法上的一句总结，历来也存在着理解上的不小分歧，我们也有必要做一番梳理。
不言出奔，难之也。
有人说这里的“难”，应该读作责难的难，解释为郑庄公本来就是有意杀弟弟，不是共叔段自动出奔到共国，是对郑庄公有责难之意。
其实，这样的翻译是没太理解所谓的春秋笔法导致的。这里的“难”，应该读作困难的难，难于下笔的意思。因为，按春秋笔法，共叔段出奔共国这件事很难表达。
为什么很难呢？
我们可以来举两个例子。首先，假如孔子在《春秋》中记载“五月辛丑，郑大叔段出奔共”，这样的写法是什么意思呢？按照《春秋》的专用笔法，“出奔”二字一般是指一个全权承担罪责的人逃往他国的特定称谓。但是，共叔段出逃共国，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责任，郑庄公也有责任，因此孔子很难用“出奔”二字来记录。
第二，假如孔子记载为“郑伯之弟段出奔共”，这按照《春秋》一贯的记录方式，反而证明了共叔段是无罪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段”前面加了“郑伯之弟”这样的前缀，这个在春秋笔法中叫做“书弟以罪兄”。但是，共叔段是孔子认为的“不弟”之人，所以也没办法按这样的方式来记录此事。
因此，这样看来，孔子的确很难用自己一贯的方式来记载共叔段这样的身份，以及他出逃共国的事情。于是孔子干脆不写，这就是所谓的“不言出奔，难之也”。
讲到这里，我们回顾一下郑庄公和共叔段之间的这场争斗，的确是一个让后世两难的评价。最客观的讲，两人都有过错，那只能各打五十大板。然而，后世一些文人极力抹黑郑庄公就显得对他有些不公平了。
从我们上面的分析中，您应该可以体会郑庄公在整个事件中的心路历程。这场争斗是他捍卫本就属于自己的君位之战，郑庄公的做法本身无可厚非。
如果说郑庄公有错，那后来唐朝的玄武门之变，夺得皇位的唐太宗李世民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更加应该重新审视呢？再说后来明朝之时，燕王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难道就是正义之战吗？
所以说，郑庄公为了保住自己的君位，用一些谋略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这又有什么错呢？
公伐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这一次，郑庄公没有派子封去抓弟弟，而是他自己亲自带兵赶往鄢陵来讨伐共叔段。
这时的共叔段身单力薄，最后的结果，当然不敌于郑庄公，从鄢又逃去了共国。共国后来被卫国所灭，在今天的河南辉县。兄弟两个交战的这一天是鲁隐公元年的五月辛丑。辛丑是干支纪日法，五月辛丑推算出来也就是五月二十三日。
我们读到这里可以估计一下，按理说凭郑庄公的军事实力，应该是可以活捉共叔段的。因为史书上说他一生从未打过败仗，没放走过一个敌人。唯独他的弟弟能从郑庄公手中逃走，这是为什么？
难道是因为太叔共叔段有很强的突围能力吗？关于这一点，似乎可以在《诗经·郑风·大叔于田》这首诗中找到佐证，该诗有对太叔“袒裼暴虎”、“善射”、“良御”这样的文字记载，这些内容无非就是在说共叔段射术高超，又善御马，还能徒手降服猛虎，也就是在说明共叔段似乎的确武力过人。
但是，共叔段能逃走，我更愿意相信的一种可能是郑庄公跟太叔之间的手足之情所致。如果郑庄公没有要放共叔段一条生路的心思，不想对他赶尽杀绝的话，共叔段就算武艺高超，但他再厉害也只能是双拳难敌四手，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而且，更加一个值得我们重视的实际情况是，从共国（河南辉县）和鄢（河南鄢陵）的位置上来看，两地相距至少有三百多里路，共叔段要想从鄢逃去共国，如果不是郑庄公主动放共叔段逃走，恐怕他是无论如何也逃不掉的。
讲到这里，“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我们就算讲完了，但这篇文章还没有结束。紧接着，左丘明对这段故事以及《春秋》原文中为何用这几个字来记载，作出了自己的点评和解释。
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
书，书写、记载，这里指的是孔子在《春秋》经文中的记载。
按左丘明的解释，为什么孔子要用“郑伯克段”这几个字呢？
共叔段不像个弟弟，没做敬爱哥哥的事情，这叫做“不弟”，跟不君、不臣等概念类似，所以孔子不称呼他为“弟”。两兄弟之间的争斗就像两个国君之间的战争，庄公胜了，所以用“克”这个字。称呼郑庄公为“郑伯”，这里的“伯”字一语双关，郑庄公既是伯爵的位分，也是郑家的老大，这是孔子在讥讽他身为兄长本来有管教弟弟的职责，但庄公没做好一个哥哥该做的事情。
左丘明在以上的解释中，其他的观点说得很好，但我认为“讥失教”的观点有待商榷。共叔段在武姜的不断怂恿下，对国君之位早就动了心思。这让作为大哥的郑庄公该如何去管教自己的弟弟呢？难道要郑庄公对共叔段进行“你不要谋篡哥哥的国君之位”这样的思想教育吗？
很显然，这不现实。
接下来原文中的四个字，很多书上没解释清楚，我们有必要来仔细讲讲。这就是：
谓之郑志。
首先，我认为有些书上把“谓之郑志”连着前面“称郑伯，讥失教也”一起断句，这是不太合理的。从文章的节奏上看，左丘明作为一代宗师，在前面三句的表达上，非常有节奏感，都是一句一释。
如果把“称郑伯，讥失教也”颠倒一下，可以改为“讥失教，故称郑伯”。调整之后两句在表达的意思上是一样的，而且“故称郑伯”跟前面的“故不言弟”、“故曰克”在句式上刚好也对应得上。那么，左丘明之所以写成“称郑伯，讥失教也”，是因为这三句话正是对“郑伯克段”这四字中所采用的春秋笔法的逐一拆解，而到“讥失教也”刚好是一个段落，因此需要用“也”字作结。
其次，关于“谓之郑志”的理解，难点就在“郑志”二字之上。《古文观止》中二吴注解为“郑志者，郑伯之志，在于杀弟也”，也就是说，郑庄公面对亲弟弟动了杀伐之心，有杀弟弟的志向。
但我认为，二吴的这样的解释是有些歪曲事实的。郑庄公并没有对自己的弟弟赶尽杀绝，反而我们在《郑庄公戒饬守臣》这篇文章中会了解到，郑庄公还特别留意他弟弟在共国的生存状况，十分关注他。
所以，将“郑志”理解为“郑伯之志”是对的，但郑伯之志不在于杀弟，而就在于一个字，那就是“克”！郑庄公想要的只是保住自己的君位而已，能赢得这场兄弟之争的胜利就够了。所以，我认为所谓的“郑志”其实就是“郑伯克段”这四个字。
接下来左丘明对孔子在笔法上的一句总结，历来也存在着理解上的不小分歧，我们也有必要做一番梳理。
不言出奔，难之也。
有人说这里的“难”，应该读作责难的难，解释为郑庄公本来就是有意杀弟弟，不是共叔段自动出奔到共国，是对郑庄公有责难之意。
其实，这样的翻译是没太理解所谓的春秋笔法导致的。这里的“难”，应该读作困难的难，难于下笔的意思。因为，按春秋笔法，共叔段出奔共国这件事很难表达。
为什么很难呢？
我们可以来举两个例子。首先，假如孔子在《春秋》中记载“五月辛丑，郑大叔段出奔共”，这样的写法是什么意思呢？按照《春秋》的专用笔法，“出奔”二字一般是指一个全权承担罪责的人逃往他国的特定称谓。但是，共叔段出逃共国，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责任，郑庄公也有责任，因此孔子很难用“出奔”二字来记录。
第二，假如孔子记载为“郑伯之弟段出奔共”，这按照《春秋》一贯的记录方式，反而证明了共叔段是无罪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段”前面加了“郑伯之弟”这样的前缀，这个在春秋笔法中叫做“书弟以罪兄”。但是，共叔段是孔子认为的“不弟”之人，所以也没办法按这样的方式来记录此事。
因此，这样看来，孔子的确很难用自己一贯的方式来记载共叔段这样的身份，以及他出逃共国的事情。于是孔子干脆不写，这就是所谓的“不言出奔，难之也”。
讲到这里，我们回顾一下郑庄公和共叔段之间的这场争斗，的确是一个让后世两难的评价。最客观的讲，两人都有过错，那只能各打五十大板。然而，后世一些文人极力抹黑郑庄公就显得对他有些不公平了。
从我们上面的分析中，您应该可以体会郑庄公在整个事件中的心路历程。这场争斗是他捍卫本就属于自己的君位之战，郑庄公的做法本身无可厚非。
如果说郑庄公有错，那后来唐朝的玄武门之变，夺得皇位的唐太宗李世民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更加应该重新审视呢？再说后来明朝之时，燕王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难道就是正义之战吗？
所以说，郑庄公为了保住自己的君位，用一些谋略打击自己的政治对手，这又有什么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