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之26--“三人成虎”迩来的 “‘河’字独指黄河“ 当休矣(转载)
“河”，古代专指黄河。这不知是哪个权威机构或哪代学阀定下的规矩。以致使后人不加质疑，形成了通视。
于是乎，有人据古籍上的“（舜帝）陶河滨”“让避丹朱于南河之南”等有关记载，在黄河古道北边的山东菏泽到河南濮阳一带演绎出了“尧城、丹朱城”等古地名，还把《山海经》上说的“舜囚尧”故事也安插在了那里。以致把尧舜历史都给炒成了“虚无”、炒成了神话。对此唐代地理巨著《括地志》就曾提出过质疑：“何必定陶方得为陶也？”
尽管如此，仍有人仅凭《战国策》上的晋荀吴曾“迁鼓人于河阴之地”一句话硬要考证出河南范县才是战国中山的立国之地。
这一切都是“河字独指黄河”的成见在作祟。那么，古文献上的“河”字就真的专门是用来独指黄河的吗？我们不妨摘来几条文献记载做一剖析。
一、《诗经.国风.周南》篇有“关关雉鸠，在河之洲。”既然是周之“南”人的凤歌，其歌中之“河”能是黄河吗？是西周丰镐之南有黄河呢？还是东周洛阳之南有黄河呢？还有《邶风.新台》的“新台有泚，河水濔濔。燕婉之求，籧篨不鲜；新台有洒，河水凂凂。燕婉之求，籧篨不殄。”既然称之“邶风”，自当是北人的凤歌。而其时北方最驰名的除了燕国就是鲜虞国了，又恰恰是鲜虞国都传承唐虞帝都—高辛帝都的古新市有座野台—九成之台—轩辕之台—伏羲台。而其前边儿的磁河、木刀沟又是古称“兹水、玄水、泚河”的；其后面的沙河也正是大禹曾“洒为底柱，凿为龙门”的“后之邸”，被人称之“洒河、沙河”也很自然。所以，这首《新台》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新市羲台前边的磁河呀，流水满满。弱弱地请求你呀，洗掉我过往的铅华；新市羲台后边的沙河呀，流水唰唰。弱弱地请求你呀，冲走我无尽的烦恼。”这里的沙河、磁河，哪条能与黄河有所关联呢？
二、《书经.禹贡》篇在谈到冀州贡赋时说：“鸟衣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这冀州的交税之路难道也非要绕道黄河吗？要知道，当时大禹派交的税负并非是让其交送洛阳的周平王、亦非让其交送朝歌的殷纣王，而是让其交送辛唐虞帝都—古新市的舜帝的。由碣石到新市只能借助海河—大清河或子牙河两条水路，绝不会有人愚蠢到非要去绕道黄河的。所以，其所入之“河”只能是指的海河而绝非是指的黄河。
三、《春秋左氏传》载：在屈原尚未做楚使之前的-656年春，齐桓公带领诸侯之师侵蔡伐楚。面对当时的楚子使提出的质疑，管仲对曰：在成周时，我们齐国就是王室所封的“东至海，西至河，北至无隸，南至穆棱”“五侯九伯，皆可征之”的大国。其说的“西至河”似乎也与黄河无关。其时齐国是被封在当时的济北营丘的。东距渤海不足80里，西北距无隸不足200里，东南距穆棱也不足400里。其西边的“河”如果是说的夺济入渤的今黄河河道连20里都不到，如果是说的山西、陕西间的黄河则达近2000里了。显然都是不可能的。当时摄政王姬旦让卫康公姬封传令授权给齐太公吕尚的管控范围无非是燕南卫北、晋东鲁西河北地域的“众狄诸戎”。其所谓的“西至河”也无非是指的河北境内的“九河、西河”，与当时撇山东、过江苏入黄海的黄河古道是根本牵连不上的。
四、《孟子.滕文公上》篇载：“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有关“九河”，《尔雅.释水》给出的诠释为：徒骇、太史、马頬、覆釜、胡苏、简、潔、钩盘、鬲津九条河流，其中并不包括黄河。显然，大禹也并未治理黄河，而是治理的黑龙港流域，才被墨翟点赞其“欐为九浍”便利了冀州人民。说明九河也都是与黄河毫无瓜葛的。
五、《墨子.兼爱中》篇载：“（大禹治水时）北防原泒，注后之邸、虖池之窦，洒为砥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猢貉及西河之民。”虽然大禹治理的“西河”，有人解读在河南，有人解读在陕西，还有人解读到青海、甘肃。可那不过都是在说睁眼瞎话。那里的“西河”有哪条能与唐虞帝都前边的“虖池”、能与伏羲台后的“氐水”、能与“燕代猢貉”关联得上呢？除了唐虞帝都西边灵寿境内的磁河、行唐境内的郜河，恐怕能够满足上述三要件者别无二处。硬要把“西河”往别处“搬”、硬要与黄河套关联，不是同也要给黄河罩上“皇帝的新衣”一样吗？而唐虞帝都西边的虖、磁、郜、沙四条河，都是与黄河没有任何瓜葛的。即便是排除掉前述诸多因素，“西河”本身也是对“河字独指黄河”的否定。“西、九、南”这些河，尽管添加了方位、量词定语，可同样还是透露着黄河之外仍有“河”的文字环境。时至今日，还有人在传播“河字独指黄河”观点，何异于“吠声”之犬“叫鸣”之鸡者欤？
六、《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让避丹朱于南河之南”。其“河滨”、其“南河”究竟何在？历来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诚然，史痴并不否认鲁卫之间有着尧舜后裔、有着中山国的传人，那里的宗亲虔诚地演绎先人的神话、绵延地铭念先祖的事迹，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严谨的学人，盲从于“积非成是”的“不刊之论”，可就有违学者天职了。有关尧舜的活动地域，不仅汉代、宋代和前清都有着明确的定论，就连先秦典籍中也是有着再鲜明不过的指向性证言的。比如在《孟子.滕文公》两篇中，亚圣孟轲不仅叙述了舜帝打造“首代中国”的过程，还用“东夷、北方”等方位词确切框定了尧舜活动的具体区位。孟子说：“虞舜生于语冯，迁于负夏，东夷之人也。”还说：“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有或之先也。”其“语冯”即“禺封、吾封”—也就是今平山大吾到封沟之间的—曾让毛泽东在此指挥“三大战役”、奠基新中国的西柏坡一带；其“负夏”即《左传》说的晋荀吴克鼓前派部队假装买粮的“负甲”、《史记.赵世家》说的赵武灵王化装侦查中山地形所到之“宁葭”—也就是今藁城的只甲村一带。如果舜帝是在范县、定陶一带打造的“初生中国”，周公、孔丘又何须去“北学”呢？显然，姬旦、孔丘、孟轲们都是公认舜帝打造中国，是在传承辛唐虞帝都—鲜虞故都—中山初都的古新市一带的。以致影响得汉景帝把因不随“七王作乱”而死的赵内史王焊的遗孤王康封作“新市侯”—并赐名王弃、把皇幼子封作“常山王”—并赐名刘舜，以纪念后稷、虞舜们在此打造中国之功；影响得宋代南方名臣范仲淹在给友人写信时，把自己的出生地—今正定曾启迪经典电影《地道战》的高平村也称之“唐虞故里”；影响得清初巡防三关守备的兵部大员付镇商也把其“观风频访陶唐迹，不日羲台非旧年”的壁间诗题写在当时的新乐驿馆。既然如此，舜帝在其首度合国改革遭到四岳、尧帝等既得利益集团顽固派阻挠后，有必要把其年迈体衰的老丈人“囚”到500里之外的鲁南鄄城去吗？在其气死尧帝、宣告第一次改革失败，他的两名改革骨干北人无择和石户支农一跳水自杀于“投渊”—今行唐口头、一逃亡海上后他也谢罪下野，再无须让避其舅子丹朱到500里开外的、黄河之南的“南河”去了吧？要知道其时仍是处在“重任不移，远道不至”的无舟车时代的，其生活圈儿半径是极难超出二、三百里的。今石家庄飞机场北缘的新乐市马头铺镇，不仅是首代中国的孕娩、羽化之地，更是中华文明的发轫之地。虽然，这里既没有殷墟那样大批量的甲骨出土、也没有楚墓那样大批量的竹简出土，可这里却是人祖伏羲“名物别形造书契”的地方。有虞重华在这里积三皇五帝传承之功，首创等级制度、“禋六宗、合万国”，经过两次合国改革才把“睦九族、和万邦”的尧帝陶唐国改造成了“中央驾驭四方侯国”的唐虞中央帝国。把有虞、陶唐、有台、有戎、娵訾、陈锋和高阳、高辛等八大氏族融合一体，形成了首度统一的中华民族，首创了中央“九司”和地方“十二牧”官僚体制，首推了农商工牧四大支柱产业，首定了“五德、五刑”十大道德法律规范，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实现了中华民族的首度腾飞。经济的大发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大繁荣，大批量的中国字也当是这个时段创生出来的。其中就包括了这个“河”字。于是作为“中国”国父的舜帝，便把流经帝都的“兹水、泚河”—今磁河木刀沟命名作“中国河”；把养育了人文始祖的“氐水”—今羲台后面的洒河、沙河名之作“北河”；把帝都西边的几条河流统称其“西河”；而把帝都南50里的滹沱河名之作了“南河”。所以，舜帝当初烧陶的“河滨”及其第一次合国改革失败下野重操旧业的“南河”，绝对是离不开滹沱河及其派生的太平河的。石家庄的网络名人“捕鼠犬”—邬先生就曾在今东垣故城村南的太平河古道中捡拾过不少古陶片用于收藏，其中说不定就有着当初经过舜帝之手的老产品哩！
七、记载“河”字最多的早期文献、当属中国的第一部地理奇书《山海经》。其中的大量“河”似乎都与黄河无关。其尤为显著者如《北山经.次三经》说：太行山的首山名“归山”，归山东北200里是“龙侯山”，“决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龙侯山再往东北200+200+70+200共670里后又往东300里有“阳山”， 源自这里的“留水”东流入河；阳山东350里再北100里有“王屋山”，又东北300里有“教山”，“教水”西流入河；教山南300里是“景山”，再东南300里是“孟门山”，再东南320里是“平山”，又东200里是京山，“高水”南流入河；又东200里是虫尾山，“丹水”南流入河。《北次三经》还说：“高氏之山，兹水出焉，南流注与滹沱；滱水东流注于河。”又北300里是陆山，“姜水”东流入河；又北200里是沂山，“般水”东流入河；又北120里是燕山，“燕水”东流入河；再北500里是饶山，“历虢水”东流入河；再北400+500共900里是伦山，“伦水”东流入河；又北行500里是碣石山，“绳水”东流入河。
够了吧？尽管《山海经》海阔山空充满着《逍遥游》的浪漫主义，可起码载入其中的这太行山东麓到燕山南麓的十二道入“河”之水，恐怕道道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都是难以联通黄河吧？！面对如此众多的黄河之外的“河”字，竟还有人对“三人成虎”迩来的“河字独指黄河”迷思信者恒信，这不是更加令人深思吗？
正是：赵高鹿马早失威，
皇帝新衣也已破；
纸屋追星仍裸奔，
何来科学发展观。
《史记》首篇载“尧崩，三年之丧毕，舜让避丹朱于南河之南。”不管是《史记》成书的汉代，还是舜让避丹朱的虞代，既然已有“南河之南”的说法，就必然已有“北河”与之对应。咋这“南河、北河、西河、九河”就都成了“黄河”的代称了呢？
既然“河”字独指黄河，那么是舜帝时出现过“南黄河、北黄河”呢？还是司马迁时有过南、北黄河之别呢？拟或是司马迁为了多挣五毛“赘”出了个“南”字吧？
要说《尔雅》“九河”与黄河古道“毫无瓜葛”似有绝对化，即便某一历史时段黄河有干徒骇、马颊，也绝无可能西犯釜阳。其实，《尔雅》九河也是把《墨子》九浍扩大解读了。如果让大禹连徒骇都治理了，那不是让冀州连青州带营州吃掉大半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