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是如何编纂《四库全书》的?

《四库全书》,根据中华书局影印杭州木刻版《四库全书总目》的统计,共收书3461种,存目6793种。《四库全书》号称“全书”,实际并不全,因为它只收入了3461种书,与中国原有的书种(约7千种左右)相比,它只收入了一半。那么,还有那3千多种书那里去了?原来都被乾隆爷给焚毁了。另外,就在那收进《四库全书》的3461种书里,也有不少是经过删改的,已不是原来面目,凡是皇上认为要禁忌的字、句、义,都要删除或修改,以免“谬种流传,贻害后代”。

曾经有人吹捧乾隆爷编纂《四库全书》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里程碑。事实却完全相反,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次大劫难,自古流传下来的各种书籍, 在这次劫难中被消灭了一半。乾隆爷真是“好样”的, 他比秦始皇要“英明”得多。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乾隆是如何来完成他的历史任务吧。从这件编书的事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乾隆爷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公元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乾隆下诏征集图书, 说是为了“访求遗书”,“保存中华民族文化”……。一开始, 还比较客气, 如明确规定, 凡是从书店或私人家里收集来的图书, 要“量为给价”。如系手抄本,则“缮录副本, 仍将原本给还”。还下旨意:“毋使吏胥籍端滋扰”。但诏书下达后一年过去了, 竟没有收集到一本书。

你别着急, 专制独裁者有的是办法。敬酒你不吃, 那么,等着你的, 是另外一种酒, 或者说是另外一种手段。

话又说回来, 皇上下诏求书, 天下为何竟无一人献书呢? 这就得归咎于文字狱了。自从滿清入关,征服了汉民族以后, 建立了大清王朝。先是以武力征服, 这一点他们做到了, 而且做得比较顺利。接下来则是文化征服, 除了在服装及头发的式样上作了硬性规定(不服从的就杀),还必须在思想上统一, 思想上统一首先要文字上统一, 于是就有了文字狱。凡是看了不该看的书, 写了不该写的字, 说了不该说的话, 就是犯了杀头之罪。对于文化上的征服, 清朝统治者感到比较困难, 因为他们也明白, 汉族有悠久的历史文化, 远比滿族的文化要先进得多, 要在文化上征服汉族,谈何容易?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 就是“禁”和“杀”。不该看的书,不该写的字(文),都在“禁”之列,谁犯了“禁”,轻则本人杀头, 重则满门抄斩。至于什么书属于不该看, 什么字属于不该写, 当然由清朝统治者来决定。从顺治、康熙、雍正到乾隆,文字狱一直在实行, 而且也确实收到了效果, 读书人附首贴耳了, 诚惶诚恐、心悦诚服了。但是, 正由于如此, 他们不敢把家中的藏书缴出来, 生怕万一书中有什么违禁的字或文, 岂不大祸临头?

待续。

(续上)

乾隆在朝廷上对大臣们说:“下面不肯上缴藏书, 恐怕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官的怕麻烦, 宁肯少收,不愿多收。二是藏书的人怕上缴的书中有问题, 害怕因此引火上身, 惹事生非。今天特向大家说明, 只要是自愿上缴的书, 书中哪怕有违禁的字和文, 也无关紧要, 这书都是前人写的, 与今人有何关系? 朕办事光明正大, 可以共信于天下, 决不会出尔反尔, 于上缴的书中找岔寻疵, 追究藏书之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但是, 他话锋一转, 又说:“你们把我上面讲的话要明明白白的向下面传达。如果藏书者依旧不肯上缴或少缴, 将来一旦发现, 那后果要由其自负了。”什么“后果”? 官员们心中都明白。

待续

作者：休闲欢乐20184Lv 7 时间：2019-06-02 22:52:44
编的也是对大清朝有利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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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续上)

乾隆征书的重点是江南, 而重中之重则是江浙两省, 这两个省也正是文字狱多发之地。而对东北(清王朝的发祥地), 则下令“风俗淳朴,不必征书”,可见乾隆征书虽然名义上是向全国, 实际上是有的放矢, 有明确的目标。乾隆爷真是“明君”,他对自己的老家东北, 可谓实足的放心。

公元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 乾隆下了一道圣旨, 下令各地总督、巡抚,限期半年之内办妥征书之事, 如逾期没完成, 则“唯该督抚是问”。过了几天, 乾隆又下了第二道圣旨, 这道圣旨是专门发给两江总督高晋和江苏、浙江巡抚萨载、三宝的, 圣旨中具体到指名道姓, 指出什么地方什么人的藏书丰富……圣旨中说:“藏书最富之家, 如昆山徐氏的传是楼, 常熟钱氏之述古堂, 嘉兴项氏之天籁阁, 朱氏之爆书亭, 杭州趙氏之小山堂, 宁波范氏之天一阁, 都是著名的藏书之家, 还有不少, 不胜枚举……或有散传民间各处, 亦须一一查找, 自不至湮没人间。”正是细致具体, 面面俱到。圣旨中所例举的藏书大家, 果然都在江浙两省。

一再摧逼之下, 当然收到了效果。两江总督从盐商马裕家中拿到了185种书, 但皇上嫌少, 指示要“多多益善”。浙江巡抚也从鲍士恭等人家中拿到书1900余种, 天一阁后人范懋柱也表示“愿意献书”。一些官吏也纷纷献书, 到了次年(1774年), 各省收到书籍已有一万多种。

上缴的书不算少了, 但是乾隆爷并不满意。

待续。

(续上)

上朝时乾隆对官员们说:“这次收来的书中, 竟无一本违禁之书, 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 明朝末年野史甚多, 各种传闻邪说, 其中有不少是对我大清的毁谤污衊, 岂能任其流传? 这种违禁邪书, 江浙两省最多, 江西、湖粤、闽广等地恐怕也有。朕本想趁此次征集天下藏书之机, 顺便销毁违禁邪书, 但收来的书中竟无一本邪书,岂不奇者?………”因此, 乾隆下令继续征书, 而且特别关照, 对于“异端邪说”、“诋毁本朝”之书, 绝对不能放过一本,一定要上缴朝廷。自觉上缴者不追究书的主人, 如不是自己主动上缴, 而是被搜查出来的, 不仅要追究书主的罪, 还要追究主办官的罪。乾隆征书的真实意图, 他的狰狞面目, 至此可谓图穷匕首见, 殺气毕露。

“项庄舞剑, 意在沛公”。从各种历史档案上, 可以看到乾隆从开始的征集天下的奇书珍本, 此时已转移到搜查违禁书籍上来。其实, 后者才是乾隆的真正目标。他要编纂一部其中没有任何他所认为的违禁文字的全书, 以使大清王朝在思想上能永远占据统治地位, 从而能永远奴役所有的中国老百姓, 他真是一位“小心驶得万年船”的万岁爷。

公元1776年,江西巡抚海成向乾隆递了一个奏本,奏本上说:“搜买及民间缴呈应毁应禁书有八千余部之多,………恳清能展限时日,以便继续搜求。”海成的棒屁啜臀搏得了乾隆爷的欢心。但乾隆是个“英明”的皇帝, 他知道民间各种藏书还有的是, 他是下了决心要把所有违禁之书挖净掏尽的。因此, 一次趁上早朝之际, 他对大臣们说:“看来查办遗书一事,还是江西巡抚最为积极……而江浙两省虽然也上缴了一些书, 但其中竟无一本禁书, 而江西一次就上缴八千多部禁书, 这说明什么? 说明江浙两省的督、抚办事不力。从今日起,江、浙的督、抚及其下属官员, 应雷厉风行, 严加查访, 务必使一切违禁书籍上缴,若再拖延, 或有隐慝不缴者, 不但要惩罚书主,且要追究督、抚及其下属官员的责任。就怕到时你们担不起这个责任呵。”到此时, 乾隆也不再有所顾忌, 干脆把征求藏书说成是“查办遗书”了。而且话中充满恫嚇之语, 他可是一个不仅说得出同时也能做得到的皇帝。

果然,经乾隆如此一说, 效果立竿见影。

待续。

( 续上 )

查搜禁书的工作开始加紧推行, 谁也不想落个坐牢甚至杀头的罪名, 皇上的话决非儿戏, 万万马虎不得。但是, 却发生了一件意外: 首个出事的官员,竟然就是那位刚被皇上点名表扬过的江西巡抚海成大人。事情的经过还得从头道来:

在被皇帝表扬以后约有半年多, 这个江西巡抚海成则又成了阶下囚, 原因是有人告发江西人王锡侯所著《字贯》一书诋毁《康熙字典》,“狂妄悖逆”。海成审查后, 认为“狂妄”或许有之, 但说成“悖逆”,有点太过, 因为王锡侯的《字贯》中只是指出了《康熙字典》中的一些错误之处, 而这些错误也确实存在。其实,《康熙字典》不过是以明代的《字典》为基礎, 装饰加工之作, 其中的错误当然也不少。因此, 海成建议革去王锡候举人之职, 其他不予追究。乾隆得知后,“龙颜大怒”,他抓住《字贯》凡例中不避庙讳这一点死死不放, 说是“大逆不法”,硬是下令将王锡候斩首示众, 子、孙七人斩监侯,妻、媳等充入功臣家中为奴。好端端一个举人之家, 就为了指出《康熙字典》中的一些错处, 就被暴君杀的杀, 关的关, 为奴的为奴, 弄得个烟消云散, 家破人亡。海成也被处以斩监侯, 秋后处决(但后来未杀), 乾隆责他“居然说它(指《字贯》)没有悖逆之词, 真是天良泯灭, 毫无尊君敬上之礼也!”其他一些相关的官员, 如布政使、按察使等, 也受到革职处分。

经过这一次镇压行动之后, 乾隆皇帝更是推波助澜, 把搜书运动推向了高潮。

这一年以后, 乾隆每年都要催逼搜缴禁书。搜查期间, 全国共搜缴了多少禁书,并无一个精确的记录。但据浙江巡抚报告, 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五年, 仅浙江一地所搜缴到的禁书就有568种, 15866部。

待续。

(续上)

搜查禁书运动始终贯穿于编纂《四库全书》的整个过程之中。直到《四库全书》编纂完毕, 全体参加编纂的人员解散, 这场搜查禁书的运动才算结束。在整个搜缴禁书过程中, 每年都有一、二起文字狱发生, 也就是说, 每年都要杀一、二次人, 株连的人也不少。可以说,《四库全书》浸透了中国人的鲜血。

乾隆又是如何处理那些搜缴到的禁书的呢? 他可还是用的老办法, 那就是: 烧! 禁书烧书, 这是中国历代君主专制独裁者的看家本领, 护身法宝。康熙至雍正两代, 全国著名的文字狱有庄氏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钱名世案、查嗣庭案、吕留良案……,在这些案件中所搜缴到的禁书, 都被康熙和雍正烧毁了。大清朝后继有人, 乾隆可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他所掀起的全国性的焚书狂飙, 其规模之大, 其声势之盛, 可谓大大超过了康熙、雍正两代。

如果站在君主专制的立场来评价乾隆, 他可真称得上是个“一代明君”。

待续。

乾隆三十九年,他给各省督抚下达旨意:“凡能搜缴到的书籍,一律送到指定地点。凡书中有违禁之字或文,一律查出书名登记上报。凡有违禁之字或文的书籍,一律就地焚毁。若能切实做到以上三点者,才算办事有方。”同时,他又要求“办理四库全书处”把所有缴到的书籍仔细检查,凡有问题的书,“一律撤出焚毁”。大有不消灭天下所有他心目中的禁书决不罢休之态。
乾隆心目中要烧毁的书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明末汉人的著作。因为当时正是明、清互为敌国之时,汉人著作中多有反清之语,特别是那些坚决反清的民族英雄如夏完淳、史可法等人的著作,他们本人虽然早已死去,但他们的作品很可能尚在民间流传。第二种,是乾隆当代人的著作,也就是那些不合作、不驯顺、不肯作忠实奴才的文人们的著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为了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甚至万年大计,乾隆下决心要消灭上述两种人的文字,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文化思想上统一,文化思想上统一了,再加上武力上的保障,他的天下才会太平,汉人及其他各民族就会心甘情愿地作他的奴才,而他的大清王朝也就可以永保无虞地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了。
乾隆禁书、烧书的办法也日益聪敏,原来只是进行检查一法,后来又提倡检举一法,凡能检举揭发别人私藏禁书者,会给予“奖励”。原来指示凡禁书可就地焚毁,后来又下令禁书必须解送京城统一焚毁(可能是乾隆不放心,所以要亲眼目睹才放心)。乾隆四十七年,有人向闽浙总督陈辉祖检取监生卓天柱家有禁书。陈辉祖派人前往搜查,结果查出仁和县监生卓天柱收藏所谓“悖逆”诗文一案。事实上,卓天柱所收藏的只是他祖父卓长龄的诗文。所谓“悖逆”,也就是在文中有“发短何堪簪”、“彼都人士,痛绝禾黍”这类句子,另外就是在抄录皇上的诗时没有出格缮写,并用红笔圈点。乾隆居然勃然大怒,他说:“卓长龄等人乃本朝人,吃本朝饭,喝本朝水,乃敢大出狂言,讥刺本朝?此本人虽已死去,逃脱杀头之罪,但其孙隱慝该书,自也难脱其罪,应予严究。”主子一经发话,下面的奴才们当然更如狼似虎了。

待续。

续上

地方官员的搜查各种藏书是禁书运动的第一个层次, 把搜缴到的书送到京城以后,还要经过四库馆的检查, 这是第二个层次。而乾隆在看过四库馆上报的禁书名单以后, 又发下去到全国各地, 勒令各地官员注意, 务使名单上的禁书搜查净尽, 不致遗漏一本。同时又催逼继续搜查藏书, 而且鼔励大家检举揭发谁私藏禁书, 这是第三个层次。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收书和禁书以及焚书运动。

由于鼔励检举揭发, 挟私仇诬告的事也屡有发生, 因此新的文字狱又不断形成。如乾隆四十三年,东台县有个姓蔡的地主, 因与同县人徐家发生土地纠纷, 便揭发已故举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词》内容悖逆,所举例证,就是内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这样的诗句。本来该句只是叙述自己第二天早晨将去京城之事,却被告发者曲解成“反清复明”之意, 此案由刘墉(即电视剧刘罗锅中的清官刘罗锅, 但历史上的刘墉与电视剧中表演的刘墉是两码事,不能等同)上报朝廷, 乾隆一看到“明朝”和“清都”两词, 勃然大怒,也不调查审讯,就下结论道:“这乃非常悖逆之语!”。由于徐述夔已故, 竟下令将其儿子和学生处以斩首示众, 将其他家属仆人等都没入官府为奴。这明明是一椿冤案, 但专制帝王杀人如草, 又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家破人亡。

类似的案件不胜枚举。许多当时兴师动众、震惊全国的文字案子, 其实都是冤案。由于冤案不断发生, 又有不少家庭在这些冤案中家破人亡, 结果造成了读书人人人自危的心理状态, 形成了一种肃杀恐怖的气氛。但这真是乾隆所期望的结果。这样一来, 读书人就再不敢轻举妄动, 个个都成为谨小慎微、附首贴耳的奴才。

待续。

(续上)

搜查禁书的工作变本加厉地进行着。同是乾隆四十三年,查出宁波周乃其《厉志》一本, 乃传旨各地“实力查缴, 随时送京焚毁”。同年,查获明代袁继咸的《六柳堂集》,又传旨各地“实力查缴,不容疏漏”。同年, 江苏查出明人颜季享所著《九十九筹》一书,乾隆认为“更是悖逆不法”,特地命令“再次切实查缴”,命令将木板刻片一同送往京城。又下一道四百里紧急谕旨:“一体严查, 尽数解京焚毁, 毋使片言只字留存”。……乾隆四十四年, 乾隆的魔掌伸向各省、州、府、县志, 下旨令各地官员“悉心查核, 其中如有应禁诗文,一概铲除”。乾隆四十五年, 他又把魔掌伸向地方戏曲, 下旨令各地官员“留意各种流传剧本, 另有各地方戏曲, 如昆腔、秦腔、石牌腔、弋阳腔、楚腔等项, 也要留心察查, 凡有违禁之处,应即严究”。方方面面, 乾隆都注意到了, 可见乾隆禁书之胸怀博大无比,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乾隆四十七年,四库馆第一次汇总上报应毁图书名单,共全毁、抽毁书325种。乾隆下令: 不但书要毁,木刻版片也要焚毁。斩草除根。以后连续数年,每年都有四库馆上报应毁图书名单。从有关文档中可以得知, 乾隆这样禁书共历时十九年, 约占他在位时期的三分之一。在这十九年中, 乾隆一共烧了多少书? 没有精确的统计, 但商务印书馆在1937年曾出版《全毁抽毁书目》一书,加上有人在江西、广东等地所获有关记录, 可统计出以下数字: 全毁书2456种, 抽毁书403种, 销毁书板50种, 销毁石刻26种。《四库全书》收书不过三千四百多种, 而焚毁的书竟然也有三千多种, 这样的编书, 其居心何在, 可想而知。

也应当考虑到: 当时的读书人在那种恐怖的氛围下, 为了免找麻烦, 私底下把书烧了的肯定也不少。所以说, 实际上被焚毁的书恐怕还不止三千多种。乾隆对中国文化的摧残,可以说登峰造极。章太炎曾有感而发:“滿州乾隆三十九年(1774), 既开四库馆, 下诏求书, 命有触忌者毁之。四十一年(1776),江西巡抚海成献应毁禁书八千余通, 传旨褒美,督各省摧烧益急, 自尔献媚者纷起。……夷德之戾, 甚五胡金元, 抑犹可以末減耶?”

待续。

(续上)

搜查禁书的工作变本加厉地进行着。同是乾隆四十三年,查出宁波周乃其《厉志》一本,乃传旨各地“实力查缴,随时送京焚毁”。同年,查获明代袁继咸的《六柳堂集》,又传旨各地“实力查缴,不容疏漏”。同年,江苏查出明人颜季享所著《九十九筹》一书,乾隆认为“更是悖逆不法”,特地命令“再次切实查缴”,命令将木板刻片一同送往京城。又下一道四百里紧急谕旨:“一体严查,尽数解京焚毁,毋使片言只字留存”。……乾隆四十四年,乾隆的魔掌伸向各省、州、府、县志,下旨令各地官员“悉心查核,其中如有应禁诗文,一概铲除”。乾隆四十五年,他又把魔掌伸向地方戏曲,下旨令各地官员“留意各种流传剧本,另有各地方戏曲,如昆腔、秦腔、石牌腔、弋阳腔、楚腔等项,也要留心察查,凡有违禁之处,应即严究”。方方面面,乾隆都注意到了,可见乾隆禁书之胸怀博大无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乾隆四十七年,四库馆第一次汇总上报应毁图书名单,共全毁、抽毁书325种。乾隆下令:不但书要毁,木刻版片也要焚毁。斩草除根。以后连续数年,每年都有四库馆上报应毁图书名单。从有关文档中可以得知,乾隆这样禁书共历时十九年,约占他在位时期的三分之一。在这十九年中,乾隆一共烧了多少书?没有精确的统计,但商务印书馆在1937年曾出版《全毁抽毁书目》一书,加上有人在江西、广东等地所获有关记录,可统计出以下数字:全毁书2456种,抽毁书403种,销毁书板50种,销毁石刻26种。《四库全书》收书不过三千四百多种,而焚毁的书竟然也有三千多种,这样的编书,其居心何在,可想而知。

也应当考虑到:当时的读书人在那种恐怖的氛围下,为了免找麻烦,私底下把书烧了的肯定也不少。所以说,实际上被焚毁的书恐怕还不止三千多种。乾隆对中国文化的摧残,可以说登峰造极。章太炎曾有感而发:“滿州乾隆三十九年(1774),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者毁之。四十一年(1776),江西巡抚海成献应毁禁书八千余通,传旨褒美,督各省摧烧益急,自尔献媚者纷起。……夷德之戾,甚五胡金元,抑犹可以末減耶?”

勿再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