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秦朝侵略军和赵陀侵略的抗战
秦朝统一了中国(公元前221年)之后，就派遣五十万大军侵略南方。秦朝第一次大规模的侵略和紧接着赵陀的入侵——曾激起了越族人民的英勇反抗——说明北方的侵略进入了一个大规模的有系统的新阶段。
秦朝军队侵占了长江以南各族人民的一些领土，设立了闽中(福建)、南海(广东)、桂林(广西北部)和象(广西西部和贵州南部)等郡(公元前214年)。但是，当秦朝军队越深入到越族地区，它就越遭到瓯越和雒越人民的英勇抵抗。瓯雒人和其他各族人民暂时撤退到深山密林中去。他们组织抗战力量，推选杰出的人材做将领，趁夜晚伏击秦军。越族人坚持长期抗战达十年之久。消灭秦军十余万。秦军的主将屠睢也被击毙。
中国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写道：“当是时，秦案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路，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公元前209年)，天下大叛。”(《史记》卷112)
民间传说告诉我们正是安阳王曾经参加并且领导了越人的抗秦战争。
公元前207年，秦朝的一位官吏赵陀，占领了南海、桂林和象三个郡，建立了南越(粤)国，自称王。赵陀称王，对于北朝来说，只是中国封建集团内部的一支割据势力。称王不久，赵陀又重新归服北朝(那时在中国，汉朝已经代替了秦朝)。
建立了南越国后，赵伦曾多次发兵，妄图吞并瓯雒园。赵陀的军队攻打到仙游山(河北省仙山)和武宁(河北省桂武)地区，但全部被击溃。
秦朝侵略军的失败和赵陀头几次侵略的失败，说明当时我国人民有能力抵抗外来敌人大规模的有计划的入侵。这种力量的源泉是越族人民上千年来为自己建立起丁一个早在瓯雒国时期就已经得到高度表现的社会秩序、生活习惯和独特的文化。第二个源泉是，在建国和卫国事业中，民族团结的精神日益得到加强，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的表现是文郎和蜀两个兄弟小王国统一成为一个大的瓯雒国。在瓯雒国范围内，分散的部落一天天削弱，民族因素一天天增加。因此，民族精神——自主意识的表现——进一步地得到了提高。
一支庞大的秦朝侵略军被打败和后来赵陀多次进犯都被我国人民击退，这一切都充分证明了我国人民具有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同时也说明我国人民已经掌握了抵抗外寇的本领。
在十年抗秦战争中，我国人民既有决心打击敌人，又善于打击敌人(撤到深山密林、进行夜战、打埋伏等)。传说和古史记载：安阳王派遣身材高大、才能超群的占村(河内慈廉)人李翁仲出使秦朝。秦始皇委任李翁仲做将军在临洮(甘肃省)地区击溃了匈奴。
赵陀知道不能用军事战胜既能国，便把军队撤回武宁山，与安阳王讲和。他派遣自己的儿子仲姑到瓯雒国向安阳王投降称臣。安阳王把女儿媚珠嫁给仲始为妻。仲始在瓯雒国做赘婿。
这正是赵陀侵吞瓯雒国的阴谋。仲始在做赘婿的几年时间里，刺探了瓯雒国的情况，又学会了制造弩和破坏弩的方法，于是潜逃回国向赵陀报告。这次赵陀利用军事和间谍相结合的方法，吞并了瓯雒国。安阳王吃了败仗，跳海自尽。这件事大约发生在公元前179年。

我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不断进行斗争
赵陀占领了瓯雒国之后，把瓯雒国并入南越，划分为交趾(北部)、九真(中部以北)两个郡。并派遣官吏和军队建筑营寨，进行统治。
赵伦征服瓯雒国的意图是：把瓯雒国的领土并入南越；如果赵陀称王、称帝，那不是要把他管辖的区域(包括瓯雒在内)脱离中国的领土，而只是壮大其声势，以此作为地盘来与中国的其他封建集团争夺霸权。赵陀反对汉朝(吕后时期)禁止边界上的商人与南方进行铁器和牲畜的贸易，这不完全是为了南越人民的利益，而主要是为了南越朝廷的利益。这个时期，南越的农业已经发达，铁制工具虽然不象北方那样普及，但已经开始有了。汉朝禁止向南越出卖铁器，主要是割断赵他的武器供应来源，粉碎赵陀的割据图谋。
瓯雒国被打败以后，我国人民并没有停止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在这个期间所采用的斗争形式自然是不完全相同的。我国人民已懂得要选择适合当时具体条件的斗争形式。赵陀统治时期，就军事力量来说，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瓯雒国刚刚被打败，瓯雒国的军队和朝廷里的各个机构统统被解散。统治南越(其中包括瓯雒)的是一批秦朝的旧官吏和将校。在这个问题上，赵陀表现得非常狡诈；为了收买人心和给自己的统治打下社会基础，赵陀仍然继续保持西于地区(原蜀朝的本部领土)首领的王侯称号，而在其他地区仍维持雒将制度。另一方面，赵陀想方设法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其割据阴谋服务。侵略者依靠这支军事力量开始加紧剥削和压迫我国人民。赵陀的使者通过雒将向我国人民搜刮贵重的贡品。他们也开始清查交趾、九真二郡的户口，以便抓丁、拉夫、盘剥征税。在维持雒将制度的同时，南越统治集团还暂时保留了瓯雒国的条例和风俗习惯。
赵陀的比较松弛的统治，他对北方封建统治集团汉朝来取的对抗行动和他的割据意图，对于一部分越族人——首先是瓯雒社会的上层人士——的斗争意志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产生消极作用。

公元前111年，汉朝调动了数十万军队南下攻打南越。南越抗抵了一阵之后，赵陀王朝的君臣有的被杀，有的被俘。在瓯雒西于地区的首领(西于王)趁机起义，打算恢复国家的独立。但是西于王被左将军黄同杀死。赵朝的使者急急忙忙带着上百头牛和上千坛酒以及交趾、九真二郡的户口册到合浦(广东省)，交给汉朝官吏，表示投降。
南越国被消灭。瓯雒地区转到汉朝手中。汉朝在这里设立了交趾部，委派了一位刺史驻守在麋冷(永富省，安郎)，统管九个郡。
九个郡包括：交趾(北部)、九真(中部以北)、日两(中部中区)和六个在我国范围以外的儋耳、珠崖(海南岛)、南海、合浦(广东)、郁林、苍梧(广西)。
在每一个郡里为首的是一位统管政治的太守和一位指挥军队的都尉。
郡以下是县。在交趾郡大部分县仍然由雒将管辖，虽然他们披上了县官的外衣，手中有了青铜印。起初，汉朝也和赵朝一样，仍然采用“诸雒将主民如故”和“从其俗而治之” 的政策。基本的剥削方式是强迫进贡珍贵产品。此外还进行土特产和奴婢的买卖。
汉朝的直接统治范围，也和赵陀时期一样只局限在一部分中心区域里(州治、郡治所在地)。但其同化阴谋比过去却更加露骨。汉朝流放了很多罪人，迁移了大量穷苦人到交趾来。
根据汉朝的统计材料，瓯雒三个郡共有十四万三干六百四十三户、九十八万一千七百三十五人。
正如汉朝的史书所承认的，在各个刚被征服的郡里，汉朝的官吏和军士严重地侵犯了人民的财产和生命。早就有独立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的我国人民，不断举行起义，反对外国侵略者的统治。汉朝连年派遣上万军队来进行镇压。
当时，有一位知道我们祖先起义详细情况的人曾说，荆楚(湖北、湖南)地区的军队“罢于瓯雒”。
公元初年，北方朝廷内部发生了变乱，王莽篡夺了西汉的王位，自立新朝(公元8—23年)。东汉又代替了王莽。在那段时期里，汉朝在交趾地区的官吏阴谋进行割据，但很快又归服了东汉。从此，以锡光为交趾太守、任延为九真太守的外国统治就变得更加残酷。这表现在剥削方式和同化程度两个方面。
关于剥削方式除了强迫我国人民缴纳南方的珍贵物品(犀角、象牙、玳瑁、珍珠、裴翠、金银等)外，汉朝还占领土地建立庄园，进行沉重的地祖剥削，垄断盐和铁的生产和买卖等。在同化政策方面，他们强迫我国人民从吃、穿到嫁娶都得遵循汉朝的封建“礼教”。他们设立了几所学校，目的在于为统治当局培养一些得力的官员以及宣传封建思想和道德(三纲五常等)。
为了达到上述两个目的，东汉巩固了和完善了在交趾的统治机构，打算废除“从其俗而治之”的方法，采用了汉朝的法律，以便束缚人民和限制雒将的权力。苏定接替锡光担任交趾太守，他非常贪婪、残暴，是一个“张眼视钱”(《东观汉记》)的财迷。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且带有新的内容和不同的形式，这就是遍及全国的人民起义运动，它的顶峰是千秋万代永远闪烁着光芒的二征夫人起义。

二征夫人起义
(40—43年)
征侧、征贰是亲姊妹俩。她们是雄王的后裔麋冷县(原山西省和现在的永富省)雒将的女儿。征则是一位善操家务的勇敢机智的妇女。她丈夫诗索，是朱鸢县(现在的河西、南河省地区)雒将的儿子，也是一位意志坚强的爱国者。
根据山西一带的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二征夫人的母亲叫谩善，本是雄王的外曾孙女，很早就守寡。她抚养两个女儿，平时以爱国精神和尚武精神教育女儿，在准备起义的过程中，她大力帮助女儿和女婿在原山西省一带组织了包括有很多首领(官郎、辅导)和地方民军参加的起义军。现在在三位县南阮村还有一座她的现老百姓称它为“夜墓。“夜”是古越字，其意是指值得尊敬的老大娘。
在人民的拥护下，两位雒将的家庭正在图谋大业的时候，诗索被太守苏定杀死。苏定的残暴行为并没有使征侧灰心，相反，却更加激发了她举行起义的决心，以便驱逐侵略者，恢复独立，“为国讨债，为家雪恨”。
征夫人把为国家报仇放在为丈夫雪恨之上。根据民间传说，为了不使起义军悲痛，在出征时，征夫人摘下丧巾。在三军宣誓坛前，征夫人宣布了起义的四个目的。十七世纪末期的民间史诗《天南语录》曾写道：
一要为国报仇，二要恢复雄王基业，三要为夫雪恨，四要完成这次事业。
公元40年3月，征侧和妹妹征贰在喝门举兵起义。各地爱国者纷纷云集于麋冷。起义军从麋冷向平原进军，攻打东汉在交趾的首府赢偻(河北省顺城)。二征夫人起义前后，在交趾(北部)、九真(中部以北)、 日南(中部中区)和合浦(中国广东省内)四个郡，相继爆发了多次起义。
根据《后汉书》(卷五十四和卷八十六)记载：在交趾、九真、日南和合浦四个郡的许多蛮人、俚人(泛指南方各少数民族)都一齐奋起响应二征夫人起义。
在二征夫人的领导下，各地方的起义——从山区到平原，包括过去瓯雒国范围内的越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很快就统一成为一个巨大的、群众性的起义运动。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起义军的将领中有许多妇女。
经过在一些地方的初步调查，我们知道在北方的许多农村都把二征夫人的几十位将校当做城隍供奉着：如黎真夫人(海防)，圣天夫人、则姑娘、怡姑娘、妙仙、永辉和柳甲（河北省)，八难夫人(太平省)，宝珠夫人、月泰和月度(海兴省)，紫姑娘、陶圻夫妇、国娘、裸巴山、栋翁、那翁和阮三征(河内城郊)，周尺、杜能济和黄导(河西省)，张氏三兄弟(广宁省)， 黎氏华母子五人(清化省)等等。特别是在河西省清威县清高乡尚清村流传着一个神话：盖翁召募了三百多义军，全都化妆成妇女，参加了二征夫人的起义军。在越北的岱依族和侬族人民以及在中国广西龙州的壮族人民都还保留了许多关于自己的祖先参加二征夫人起义的遗迹和传说。
在起义军的打击下，东汉在交趾的封建政权很快崩溃了。汉朝官吏惊慌万状，扔掉了财产、文件和印信，慌忙逃回国去。苏定丢掉了城池、印信，剃光了头，刮去了胡须，潜逃回南海(广东)。
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在二征夫人起义的正义旗帜下就集聚了“六十五个县城”——即当时我国的全部领土。民族独立重新得到了恢复。征侧被推祟为皇帝(征王)，定都麋冷(永富省安朗)。接连两年，人民不用缴税。
为了镇守各个险要地区．征王派圣天驻扎在合浦，防御北方；派都羊驻守九真，防御南边：委任黎真夫人担任“掌管内部兵权”的耍职，大本营设在交趾(根据民间传说)” 二征夫人起义的胜利，是公元初年我们民族的一篇灿烂的历史。
赵伦吞并了瓯越国之后，我国国土被并入了南越。到汉朝统一了中国时，所有的诸侯、藩臣都归服汉朝。
匈奴被打败，赶到了西边。赤土(月氏)从前原是汉族的邻居，而这时却住在印度大门口。汉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曾经到达了帕米尔高原西边的康居，之后经过西藏返回京都长安。中亚变成了受汉朝影响的地区。汉朝曾直接与波斯相接触，听说还到达过罗马帝国。朝鲜半岛北部变成了汉朝的乐浪郡。滇国(云南)被消灭。东越和闽越(浙江和福建)的各个越王都臣服汉朝，不久也都被消灭了。南越国(广东、广西)吕嘉抵抗失败以后，也被消灭了。瓯越也道到了同样的命运被分割成为郡县，并入了中国的版图。
汉帝国正进入其全盛时期。
从此，各个“蛮夷”民族和各个“番邦”臣服于汉朝“天子”，被看成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汉族统治者大力传播“尊君、大一统”的思想，其目的在于使边疆各民族臣服“天子”、“天朝”。这好象是谁也不敢争辩的事！
二征夫人的起义震撼了全国。从这次英勇崛起的烈火中放射出历史的真理：一个民族虽小，但它曾建立起国家，并且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和做了国家的主人，这样的民族是不会屈服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消灭它。二征夫人的起义是越南人民时而隐蔽时而公开的整个斗争过程的结晶。这是一次全民崛起的运动，它既把起义力量聚集到二征夫人在喝门高举起的义旗下，又在过去的瓯雒国全境各地点燃了起义的烈火。起义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它是一次具有广泛群众性的运动，而不是个别部落、个别酋长的自发行动。它体现了各民族、各阶层男女老幼在二征夫人的旗帜下团结一致、驱逐外寇和建立国家的崇高精神。
二征夫人起义的爆发是一次民族精神的觉醒。一个小民族取得了胜利，征侧称王，并建立起独立的政权，这是对汉帝国“平天下”权威的直接否定。二征夫人同全民一起起义，又同全民一道维护自主权达三年之久。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反抗正处在兴盛时期的亚洲最大的一个帝国的吞并和同化阴谋的具有高度民族意识的一场不屈不挠的战斗，而这个民族本来就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江山和事业，并且懂得自尊自重。
领导起义的是妇女，这是越南妇女的最大光荣。她们不愧为传说中所歌颂的、具有高贵品质的“仙龙”的后代；不愧为现代进步人类所赞誉的翱翔在高山之额上的雄鹰。
国家获得了独立。但敌我力量对比相差悬殊。
听到征侧起义、称王的消息之后，汉朝光武帝下沼，令华南各郡制造车船，修筑道路、桥梁，储备军粮，准备重新侵占我国领土。公元42年4月，汉朝封马援——一位曾经多次镇压了羌人的起义、双手沾满了中国皖城(安徽)农民的鲜血的老将——为“伏波将军”，命他带领二万军队和二千艘车船南下侵略我国。马援的大军水陆配合，首先集中在合浦(广东)，然后进入浪泊(河北省仙山)地区。
有的传说讲：马授的军队刚到合浦，就遭到圣天夫人的军队突然袭击。马援被迫撤退，率军北上进占苍梧(广西)，后来偷偷地派军队越过鬼门关(支棱隘)，南下到陆头地区，接着又北上到浪泊。
征王和诸位将领从麋冷发兵到浪泊打击敌人。在那里，我军和侵略军进行了一场激战。征王的军队战斗得非常勇敢，但因力量比较薄弱，所以遭到失败，被迫退回锦溪(永富省安乐县)。马援率兵尾追。经过将近一年的英勇抵抗，因我军力量弱小，终于失败。二征夫人回到喝门投喝江自尽。(公元43年5月，根据民间传说，二征夫人于阴历二月六日殉难。自古以来，每年二月六日，我国人民都组织集会祭祀二位伟大的民族女英维，以示纪念。)至此，由二征夫人领导的抗战基本上己失败。但是在很多地方，人民和起义军仍继续抗击敌人。都羊将军仍活动在九真地区。
根据传说：圣天夫人在上游一带(越北地区)抵抗敌军。八难夫人率军凭险扼守山隘。黎真夫人堵塞河道，打击敌人的水军。我军力量虽然弱小，但战斗却非常勇敢。之后不久，黎真、圣天、八难夫人答都跟随二征夫人自尽。
公元43年11月，马援通过凿口(宁平省安模)向九真进军以镇压义军。当地的首领和九真人民继续英勇战斗。马援残杀了成百名首领和上千名义军。三百多名首领被俘，流放到了零陵，(湖南省)。我国又丧失了独立。
这是一首短暂的英雄赞歌!三年后，我们国家和人民又重新遭受北方封建统治者的奴役。但，不朽的英雄赞歌却世世代代永远回响。
它是点燃起战无不胜的越南人民爱国精神的火种，它把民族独立看成是高于一切。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动摇越南人民争取独立和保卫独立的决心。
它播下了越南英雄主义的优良种子，不管敌人怎样强大，它都不畏强暴，因为敌人是非正义的。在反抗外来侵略的各个时期，越南的英雄主义得到了历代人民的进一步发扬，创造出了独特的路线：以少胜多，以弱制强。
它象征着我们民族崛起的意志，为越南历史的发展揭开了新的一页。它对未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起了开辟道路和确立方向的作用：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国人民决心争取完全独立。

第三章 从二征夫人起义失败到李贲起义时期的瓯雒国。建立独立的万春国

外国封建统治考加强对我国人民的统治和剥削
二征夫人起义失败之后，东汉重新统治我国。以马援和他的继承者刺史、太守为代表的东汉官吏，更加有步骤地大规模地推行奴役、剥削和同他的政策。
加强郡县制度。过去在县一级世袭的雒将制度被废除。北方封建王朝派遣官吏到交州直接管辖各个县(整个交州——自广南省到北部——共设有三郡五十六县)。
但是，外国统治者仍然不能直接插手到县以下的地区，仍然控制不了下边的基层，即不能直接控制广大的各阶层人民。
马援和他的继承者重新划分了行政区域。他们增设州、郡，划分大县，合并小县，并委派县令和县长。在每一个县，他们派人修筑城郭驻扎军队，保护一小撮外国官吏，加强镇压我国人民。
马援向汉朝皇帝上奏说：越律和汉律有十余条不相同，请求在越族区域推行汉律。取消世袭的雒将制度，废除越族人民固有的法律，这一切阴谋表明外国封建统治者要把我国完全变成其直接管辖的州、郡、县。但是，人民的反侵略运动和建立在越族人民的公社基础上的强有力的社会传统限制了敌人的统治范围，迫使敌人最后仍然采用松弛的“羁縻”政策。我国的很多地区还处在北方封建统治者的统治范围之外。
根据吴朝(三世纪)初年交趾太守薛综的供述，在汉朝统治时期，在我国许多地区“长吏之设，虽有若无”，“县官羁縻，示今威服”，此外，就“大部分松弛”。东汉允许刺史、太守
征集士人为官员，他们还有权任用自己的亲戚为官。按照这种方式吸收到统治阶层里来的人非常复杂。东汉末期，交州刺史朱符就是委任大部分同乡(浙江省会稽)为长吏，这些家伙大肆搜括我国人民。
公元二世纪末、三世纪初，东汉王朝崩溃，出现了“三国”(魏、蜀、吴)(公元220年一280年)鼎立的局面。在交州的实权实际上集中在士燮兄弟手中。士燮过着和帝王一样的生活，他的政权和一个独立的王朝朝廷没有什么两样。士燮死后，我国又隶属于吴国。吴朝把旧交州划分为两部分：南海、郁林、苍梧等郡(广东、广西)改成广州；交趾、九真、日南各郡(越南的北部和中部)改为交州。北方各个封建集团不断争权夺利，给越南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公元280年，晋灭吴，暂时统一了中国。在交州的以陶磺为首的汉族官吏投降了晋朝。但为时不久，晋朝就垮台了。华北地区落入以拓跋族为首的各个少数民族手中。汉族的封建政权南迁到华南地区，形成了“南北朝”的局面。交州松懈地附属于南朝各个封建势力(宋、齐、梁、陈，公元420年一589年)。在交州的政权实质上是一个割据的政权。当地的官吏为了自立自主，依靠军事力量进行互相残杀。强者夺取了政权，就代表朝廷。
总的看来，从汉朝末年到唐朝初年几百年的时间里，北方封建王朝只能够把我国看成是“外域”(异域)，只能在各州、郡、县采用松弛的“羁縻”政策。但是，在那些封建统治者驻扎军队、直接管辖的地区，他们除了采用残酷的统治政策外，还继续大力推行剥削和同化政策。
我国江山富饶而壮丽。汉朝的杨雄在“箴文”中写道：交州“多产宝物，山珍海味，无与伦比!”与当时的江南地区相比，交州是属于“地广、人众”，“土地肥沃”的头等地区。北方封建统治者把交州看成是一方“重镇”。汉朝、吴朝……的封建贵族对这一热带地区的奇珍异物垂涎欲滴。这种情况再加上“羁縻”的统治政策，使得历代的外国封建统治者一直维持着纳贡的剥削方式，并把它看成是重要的剥削方式。这种剥削方式没有规定具体的数额。贡品的数量是根据外国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情况、剥削能力和需要而定的。这是一种最残酷、最野蛮的剥削方式，它把我们的祖先赶到山林和海里，去过着充满危险的生活：捕象、猎犀牛、捉珍贵鸟类、伐沉香木做香料、下海捞珍珠、捕玳瑁、采珊瑚等。
热带的名贵水果(香蕉、椰子、荔枝、龙眼。柑子、桔子等)也都是纳贡的物品。
手工业特产(葛布、金银制造的美术工艺品，金漆螺钿……)也成为进贡用的对象。
灵巧的手工工匠也被抓起来送交给北方封建王朝。
于剥削贡品的同时，还进行租税剥削。盐和铁是人民日常生活中最需要的两种产品，却被封建统治者垄断了生产和买卖。地要纳租，人要缴税(称作“赋”)，户要缴纳手工业(特别是布)税(称作“调”)。老百姓每年还要服成月的劳役，为封建统治者挖河道、修道路和筑城郭等。
二世纪末，交州刺史贾琮问为何老百姓常常“叛乱”，老百姓答道：“赋敛过重，百姓莫不空单”。为了缓和矛盾，贾琮不得不暂时“蠲复徭役”。
东汉文书承认：“交趾……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赂，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
交州刺史周乘上奏汉朝皇帝：“交州绝域，习俗贪浊，疆宗聚奸，长吏肆虐，侵渔万民。”
吴朝官吏“都以兵威来欺压”越人。“吴贼政刑暴虐，赋敛无极。”
南朝时期，捐税沉重，各种税收达上百种!
北方封建统治者在政治方面采取残酷、暴虐的压迫手段，在经济方面实行残暴的经济剥削和超经济剥削。这还不够，他们还在文化和思想方面推行奴役我国人民的同化政策。
封建剥削者欺悔别人，首先是强迫人家向他低头。北方历代封建王朝征服我国，主要是增强自己的声势，强迫我国人民服从“天子”的权威。我国人民很早就有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文化，现在却遭到象对其他“蛮夷”(“交州夷”)民族一样的对待。我国人民遭到残杀。义军和义军首领被流放到北方。封建统治者移民到越南地区来，改变越族的风俗，汉字和北方的文化也跟着输入我国，输入的目的在于奴役和同化。所以，从内容上来说，北方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儒教，是首先输入的一种货物。
儒家学派是由孔子(公元前六——五世纪)创立的。孔子死后，儒家分成了许多派，其中以孟子、荀子最具有代表性。由于封建阶级的“大一统”的政治需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学说变成了北方封建阶级的正统的意识形态。也从那时开始，由于北方历代封建王朝推行扩张政策，所以儒家学说影响到远东各国。
根据儒教，每个人都要臣服“天子”，每一个民族都要归服“天朝”。封建的道德和礼教都是根据儒教的精神建立起来的。“父子”、“夫妇”关系以及“师生”、“兄弟”和“朋友”关系的道德规范都是由“君臣”这个最高的纲派生出来的。三纲(君臣、父子、夫妇)变成了基本内容和教育方针，同时也变成了封建时代的法律。
自东汉以后，特别是公元二世纪末叶，汉族的士大夫到交趾的越来越多。儒教比过去更得到普遍传播。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春秋》等书，在封建政权和士大夫开办的学校里普遍讲授。在各个学校里学习的是汉族官吏、地主的子弟和一部分越族上层人士——外族侵略者依靠他们来进行统治——的子弟。
在这个时期，儒家学说在越南区域还不算是盛行的时期。越族人入学学习的和中举的为数还不算多。外国统治者只不过是为其统治机构培养一些低级官吏，充当走狗而已。

社会经济机构和人民生活的改变
当人民遭受残酷压迫和剥削的时候，我国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就必然会遇到严重的障碍。外国封建统治者的枷锁和自二世纪末叶到六世纪的连绵不断的封建战争，严重地影响了越南社会的生产，生产力只可能缓慢地发展。
北方封建统治者在扩大其社会和文化的影响时，无形中创造了一些客观条件，使越南人民掌握和运用这些条件来“自力自强”，并且进一步地巩固自己的独立精神。
社会发展的动力终归仍然是人民。我国人民为了发展生产，曾不断地进行斗争。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在完善劳动工具以及积累劳动习惯和劳动知识方面起了巨大作用。在外国封建阶级直接统治的条件下，生产力仍然得到提高。这说明我国人民的自强精神以及抵制同化和保持个性的力量都是非常强的。在这样一个公社制度的传统还有很大影响的时期，造成这一强大力量的主要因素是人民在生活中的团结一致。外国封建统治者虽然很残忍、很苛刻，但他们的统治不可能深入到县以下的基层。
我国人民在与中国、印度和南海地区各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吸收了许多新的技术，并且学会了很多新的行业。我国的社会也有很大的变化。
（以下略）
越南地主阶级是在外国统治的条件下形成的。他们在政治方面遭到外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排挤，在政权里得不到高官厚爵。他们从越南人民身上剥削来的剩余产品，还要以贡品的形式缴纳给外国官吏。因此，他们与外国官吏和外国封建统治政权之间有矛盾。由于受到人民反对外族同化政策的斗争运动的强烈影响，很多属于刚刚形成的越南封建阶级的人物都带有强烈的民族精神。他们的历史使命是领导人民起来推翻外国封建统治政权，争取民族独立。

人民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变化
在保存和发扬上千年积累起来的民族文化的坚韧而激烈的斗争中，显示了我国人民自立自强的意志。与此同时，我国人民仍然不断地吸取、消化外国文化的影响，特别是中国、印度和南方各国的影响，并且使其变为民族的文化。
首先，为了保卫民族生存，我国人民不断展开了反对外族封建统治者的同化阴谋的斗争。在所谓“北属”的时期，越族人并没有被汉化。经过很多世纪，在这里出现了一个越、汉在文化、社会、人种等方面实行融合的斗争过程。当敌人的军队大举南下侵占我国领土、残酷镇压我国人民的时候，大部分越南人并没有离开自己的本乡本土。相反，他们却紧紧地依靠自己的土地、村庄，依靠我们民族赖以生育繁殖的地盘，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进行斗争。保卫民族生存和抵制同化的最明显的表现是保存了民族的语言。
越语是在东南亚地区很早就己确立的一种语言，这说明这里是我们民族的发源地。当遭到外国封建统治者征服和严密控制的时候，汉语和汉字也输入我国。但它们并不能消灭越语，其理由很简单，那就是只有少数上层分子才学习它们。各个村社的劳动人民，仍然是按照自己酌生活方式来生活。因此，他们保持着祖先的语言——一种表达越族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的语言。当然，在外国的长期统治下，人们的生活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起了变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越语也必须相应地发展。
越语经过很多世纪的发展，吸取了汉语中大量的要素，跟它原来的状态相差越来越大。越语中有很多汉语借词。人们甚至可以在基本词汇和虚词中看到汉语借词。但是，我国人民以独特的和富有创造性的方法接受了汉语的影响，在用法和读法方面使这些外来词语“越化”了，造成了一种“汉越”词语。汉越词是在我国人民想方设法来摆脱北方封建统治者的枷锁的斗争中创造出来的。
关于风化和礼教
自雄王时期，越族人就有了自己的风化，虽然这种风化还很简易、质朴。外国统治者，特别是锡光、任延(公元一世纪)、士燮(公元二世纪)、陶璜(公元三世纪)、杜慧度(公元四一
五世纪)等人先后制订了繁杂的礼教。这也是把封建道德、礼教传入我国的一种手段。这些都必然会影响到越南的风化。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国人民在保存和发扬越南风化的民族传统和大众传统的同时，具有适应各种情况的无限能力。如果说，封建礼教一方面或多或少加强了家庭中的压制权，巩固了封建父权制度；那么另一方面，它却阻挡不了越南公社社会的积极传统——孝敬自己的父母和祖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巩固。对于我们民族来说，最值得感恩戴德、最受崇敬的则是那些在建立国家和保卫国家的事业中建立功勋的英雄。不管外国封建统治者怎样干涉和禁止，人民仍然给雄王、伞园、二征夫人、苏历等人修建庙宇。人民修筑赵夫人庙，并称赵夫人为“女皇帝”(女王)。特别是对于妇女，封建礼教总是用“三从”、“四德”来束缚她们，但仍然没有能够阻止二征夫人和赵夫人的“贼寇闯进家，妇女也要打”的英勇传统。妇女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仍然得到提高。
自汉代以来，中国的文学艺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并且在东亚一带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文学艺术也渐渐输入我国。由于它是通过奴役的道路输入的，其目的是在进行奴役，因此我们在吸收它的程度上受到了很多的限制。但是，尽管这样，它在越南文化的发展上也留下了烙印。文郎、雒越时期，我们虽然已经有了独特的较高水平的文化生活，但还没有成文的正式文学；我们的民间文艺非常丰富，并互在继续发展，但它主要是来自人民。由于我国人民的生活被局限在一个狭窄的范围里和处于艰难的条件下，所以艺术创作只能是比较简朴的。因此，中国文学艺术的输入对于越南的文学艺术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关于宗教
自汉代开始，孔教、道教和佛教逐渐加紧输入我国。但是，也象其他东西一样，以上所说的各种宗教，并不是一输入我国就能马上按照侵略者的意图使人们信仰它。比如，儒教从汉代起就大力传人我国，可是它的基本教义并没有在我国生根发芽，特别是没有能够动摇我们民族自立自强的意志和民族独立的精神。各种宗教和各种思潮通过各种渠道传入我国，它们相互融合，这固然有其消极的一面，但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没有任何一种宗教能够在我国造成宗教狂。因为它是分裂民族的非常有害的祸根。对各种宗教能够兼收并蓄，这是我们民族的传统道德。

我国人民的多次起义。赵夫人起义
外国封建侵略者的郡县政策、同化政策以及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一定会大大地影响到我们民族的精神和物质的发展。
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受到限制，民族文化的许多特点被埋没。国家穷困，人民处于饥饿、死亡和流离失所的境地。这时，敌我之间的力量对比还悬殊。我们在许多方面都比敌人弱。但这并不能动摇我们民族自立自强的意志。连续不断的起义体现了我们民族的这种意志。
二征夫人起义之后，起义的中心转入日南郡。经过占婆族和其他各个兄弟民族连续多次的起义(公元137—144年、公元157年)，到二世纪末叶，建立了独立的占婆国。
在北部，经过一段时间的暂时的平静之后，从公元二世纪初叶开始，人民起义运动又渐渐恢复，并且比过去得到更加广泛的发展。汉朝官吏在九真的城池被捣毁(144年)，在朱达起义(157年)中，许多县令和太守被杀死。178年，交趾、九真、日南、合浦四个郡的几万人起来响应梁龙起义，攻占了各个郡公当了国家的主人达四年之久(178—181年)。在人民起义的影响下，统治政权的越族士兵也多次发动兵变(116，137年，184年……)。可见，二世纪的人民起义运动带有连续性和普遍性。起义运动由零星分散逐渐成长壮大，最后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起义(朱达、梁龙……)， 并互团结了各郡人民。这证明了通过反抗外国封建压迫的各次起义运动，越族人民群众和生活在达块土地上的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日益得到了巩固。
到公元三世纪时，我国领土上爆发了由赵夫人领导的大规模起义(248年)。赵夫人起义是二世纪至三世纪人民起义的顶峰。这次起义是在力量雄厚的外国统治者已经巩固其统治并且正在大力推行同化政策的时期爆发的。
赵夫人的名字叫赵氏贞，其兄叫赵国达，是九真郡军安县(清化省赵山县纳山一带)有势力的首领。赵夫人是一位身体健壮、胸怀壮志和富有谋略的人。十九岁时，这位英勇、坚强的姑娘就和她哥哥在纳山顶上招募义军，磨剑、练武，准备起义。各地人民热烈响应赵夫人的救国号召。
有人劝她应该出嫁，不应该“作乱”，她慷慨激昂地回答说：“我要乘劲风，踏恶浪，斩杀东海的鲸鱼，驱逐吴军，光复河山，砸烂奴隶枷锁，决不卑躬屈膝地做人家的妻妾!”起夫人的话反映了我们越南人传统的精神——一定要独立，一定要自由，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公元248年，赵夫人领导人民起义，进攻东吴官吏所驻扎的各个郡县。赵氏贞指挥战斗非常勇敢。她身穿盔甲，头插金簪，脚穿象牙鞋，骑在象头上，冲锋陷阵，吴军惊慌失措。
起义军多次打败了吴军，杀死了交州刺史。交趾、九真二郡人民纷纷起来响应赵夫人起义。吴朝史记载：公元248年，“交部骚动”。
东吴惊慌失措，特派名将陆胤做交州刺史，并率领八千名军队，到我国来镇压起义。陆胤一面残酷镇压人民，一面采取狡猾的手段，用金钱和东西收买了几个地方首领。最后，义军遭到敌军包围，赵氏贞在松山(清化省厚禄县富田一带，现在这里还有赵夫人的墓和庙。)上壮烈牺牲。
赵夫人逝世后，东吴加强了对我国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但它动摇不了我国人民坚强不屈的精神。公元262年，东吴派邓询到我国来，并和以残暴著称的交趾太守孙话一起抓了上千名技术熟练的工匠到建业(南京)去修筑京都。他们还把我国青年捆绑到东吴去当兵，又强迫我国人民缴纳三千只孔雀和许多肥猪。我国人民再次起义，杀死了孙话和邓询。
就这样，在赵夫人起义之后，在晋、宋、齐等朝统治时期，人民的抵抗运动时起时伏，不屈不挠，蔓延各地。一个个地区的统治政权在一段时间里被推翻，如271年在扶严地区(太原，永富地区)和299年在九真地区(清化省)。也有时趁刺史回国或死亡，领导起义的首领(大部分是属于刚刚形成的越南封建阶级的成员)自动接替刺史的职位，在北方朝廷面前造成既成事实，如梁硕(319—323年)， 李长仁、李叔献(468—485年)等。特别是李长仁，趁交州刺史死了以后，他领导人民杀光了统治政权的官吏和军队，自称刺史。宋朝委派刺史来，妄图重新占领我国，都遭到李长仁的剧烈反抗。
东晋末期，在中国浙江爆发了由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大起义。遭到镇压后，411年初，卢循领导起义军转移到交州。六千多我国人民与中国农民起义军结成联盟攻打龙编。412年，由吕敬道指挥的中国农民起义军的余党逃到交州。破产流亡的越族贫民与吕敬道所领导的义军相联合，举行起义，攻打九真郡府，杀死了该郡的太守。这是我国起义的人民与中国南方的劳动农民最初结成的联盟形式。

李贲起义。建立独立的万春国
没有那一个世纪没有人民起义，而北方封建统治者也从来没有一天安宁过。到公元六世纪中叶，人民起义运动达到了高潮，爆发了李贲起义，万春国得以诞生。
公元502年，肖衍篡夺了齐朝的王位，自立梁朝。梁朝把交州分成几个小州：在沿海一带建立了黄州(广宁省)，在过去的九真地区(清化)建立了爱州，在过去的九德(河静省德寿)建立了德州，并又增设了两个新州。由于州多官多，过去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机器已经够庞大而现在则更加庞大。各种苛捐杂税有上百种，如不到一尺高的桑树要纳税，卖妻鬻女也要纳税，弄得民不聊生。各地人民都在准备起义。六世纪，阮宗孝首先举起义旗(516年)，虽然很快就失败了。但正是他揭开了六世纪人民起义高潮的序幕。
梁朝也和过去的北方其他各个封建王朝一样，非常重视“土族”制度。只有那些出身于大封建宗室的人(“名门望族”)，才能做到大官。梁朝委派其宗室武林候肖谘到交州做刺史。他是一个非常贪婪、残暴的家伙。他不但轻视劳动人民，连越族的上层人物也遭到冷遇。我国人并韶，学习很好，能写文章，曾险山涉水到梁朝京都请求担任官吏。梁朝吏部尚书说：并姓非望族，让并韶去看守城门。并韶非常不满，弃职回乡，后来参加了李贲起义。
李贲起义
李贲，龙兴(太平省)人，出身豪民文武双全。他曾短时期在德州(河静省)担任梁朝的监兵(管理军务)。他爱国爱民，对梁朝封建统治者非常不满，便弃职回乡。从此，他集中精力着手准备反抗梁朝统治者的起义。在很长时间里，他与各州的豪杰相联系，招纳贤才，聚合义军，共商大计，准备起义。
公元542年春，由李贲领导的全民大起义爆发了。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在各地人民的奋起和进攻之下，梁朝封建统治者被一扫而光。
当人民刚刚起义时，罪魁肖谘就惊慌失措，弃职逃回中国。义军很快就占领了州府龙编(河北)。梁朝的官吏们惊魂未定就急急忙忙地组织力量进行反扑。公元542年4月，义军打退了敌人的第一次反扑，控制了从交州到德州的全部领土(包括整个北部和今部的横山以北地区。)
公元543年初，梁朝朝廷组织力量，进行第二次反扑。梁朝将领们在强大的义军面前，十分胆怯，踌躇不前，不敢发起进攻。义军则积极主动打击敌人。李贲在合浦半岛(当时属交州)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歼灭战。梁朝军队被歼灭者达十之七、八。敌人的指挥官，有的当场被杀死，侥幸逃生的也被梁朝朝廷判罪。
公元543年5月，占婆王率领军队进犯德州。义军将领范修打退了敌人的进犯。这样，北方和南方的边界都暂时得到安宁。李贲起义获得完全胜利。它继承和发扬了二征夫人在北方封建统治时期第一次高举起的义旗——争取民族独立的光荣传统。
建立万春国
取得了几次大的胜利之后，第二年(公元544年)正月，李贲宣布建国，取国号为“万春”。李贲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自称“南帝”(南国的皇帝)。他修建万寿殿，组织了一个有文武两班官吏的独立朝廷。范修是一位刚战胜外国侵略者的有才能的将领，委任他为武班的首领。并韶是一位优秀的儒生，委任他为文班的首领。南帝废除了梁朝的年号，并且建立了自己的新年号——“大德”。李南帝还建立了一座新的庙宇，取名为“开国寺”。为了纪念前辈女英雄的功德，李南帝册封赵夫人为神。
建立起以“万春”命名的独立国家这件事，说明我国人民坚信自己有力量掘色并且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国人民虽然遭到外因封建统治者的沉重压迫和同化将近有五个世纪之久，但热爱越南国家的情感并没有减弱。相反，他们的爱国热情却比过去更加深厚，民族意识更加强烈。李贲的称帝和建立了自己的年号，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这是对“天下霸主”北方皇帝的公然否定——划定了山河和疆域，同时毫不含糊地肯定了越南民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是这块江山的主人，并且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卫国战争
公元545年年初，梁朝派杨瞟和陈霸先率领军队侵略年轻的万春国。李南帝统帅三万军队在朱载(海兴)抵抗敌军。失败后，南帝指挥军队撤到苏历河口(河内)，建筑城垒，抵抗梁军。陈霸先率军进犯苏历城。大将范修阵亡。李南帝被迫退守嘉宁城(越池)。敌人包围了嘉宁城。敌我双方相持数月，公元546年2月底城池沦陷。李南帝逃到屈獠(永富)一带。得到山区人民的拥护，李南帝又集合了更多的义军。公元546年10月，李南帝挥师到典澈湖一带(永安省的沼泽地带)，制造了很多船只，整个湖面都停满了船只。梁军很害怕，发生了动摇。但是，一天晚上，趁河水猛涨泄入湖中的时候，陈霸先督军进犯。李南帝来不及防守，义军被击溃。
李南帝抗战失败后，隐避到山区，把兵权交给了赵光复。后来因病去世(548年4月)。
李南帝的亲哥哥李天宝跑到九真(清化)和李绍龙一起带领两万义军攻打德州(河静)，随后又北上包围爱州(清化)，但都被陈霸先的军队打败。李天宝被迫撤到爱州的上游地区(清化与老挝交界地区。)
赵光复率领一支军队撤到夜泽(海兴省快州)建立根据地，等待时机抵抗敌军。
夜泽(快州曼召滩)是一个辽阔的沼泽地带，草木丛生，中间有一个突起的土丘可以住人。进入土丘的道路非常严密，只有用独木船从茂密的草丛中掠过才能到达。
赵光复在这个土丘上驻扎军队，白天不举烟火，偃旗息鼓，好象无人居住。到了夜晚，义军驾着小船出来偷袭梁军兵营。由于懂得建立根据地的重要性，又采取了分散打和小打的战术，义军的力量又逐渐恢复，使敌人遭到一定的损失。义军从敌人手中夺得粮食，坚持了长期战斗。
听到李南帝逝世的消息后，赵光复自称赵越王(民间称他为“夜泽王”)。到公元550年，梁朝内部大乱，陈霸先撤军回国，不久就篡夺了梁朝的王位，自立陈朝。陈霸先只把手下的一名俾将杨孱留在我国。赵越王趁此机会，领导义军由相持形势转入反攻，杀死了杨孱，重新收复龙编。我国人民再一次驱逐了侵略者，赢得了独立。
六世纪末叶的万春国 隋朝侵略
抗梁战争胜利以后，赵越王和我国人民继续进行建国事业。
虽然我国领土上没有敌人的踪迹，但民族的独立还没有巩固。经过五、六百年外国封建王朝的统治，在我国各地出现了封建割据势力。独立的意识虽然很强，但巩固民族独立——民族内部的团结——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各地方封建势力还有相互争夺、相互妒忌的倾向。
以前，李天宝跑到野熊洞(越老边界)，占领了那一带，自称桃郎王。公元555年，天宝逝世，其手下同姓的将领李佛子代替了他的职位。公元557年，李佛子发兵攻打赵越王。之后，双方以君臣洲(河内慈廉县上葛、下葛一带)为界，把国家一分为二。571年，李佛子袭击赵越王，占领了全国。李佛子这种宗派吞并行径，使国势更加衰弱。
公元589年，隋朝灭亡了陈朝，统一了中国。隋朝阴谋在我国重新建立外国封建统治政权。李佛子在名义上臣服隋朝，但实质上仍然保持了统治我国的权力。
公元602年，隋朝今李佛子进京朝拜皇帝。朝拜就意味着投降、亡国。李佛子违抗隋朝的旨令，派遣侄儿李大权率领军队守龙编城(北宁)，派将领李普鼎率领军队守乌鸢城(河内慈廉县)，李佛子自己统率军队保卫“越王古城”(即河内东英县的古螺城)。
公元603年年初，隋朝派刘方带领军队取道西北侵入我国。李佛子率领军队在都隆岭(即聚隆地区，过去属于宣光，现在属于中国的广西省)狙击敌军，我军失败。敌军围困古螺城，迫使李佛子投降，押回隋朝京都。李佛子的许多将领继续和人民一起抵抗隋军，但不久也遭受残杀。我国又陷入隋朝的统治。北方封建统治者更加大力推行同化政策。但我国人民为了争取完全独立，仍然坚持战斗。

第四章 结束外国封建统治制度和争取完全独立的人民斗争运动
(公元七世纪一十世纪初叶) 在隋、唐的统治下
后李南帝(李佛子)失败以后，我国沦于隋朝封建统治者的统治之下。隋朝废除州的行政单位，重新建立郡。交趾(北部)、九真(清化)、日南(义安、河静)三郡列入户籍的户数有五万六干一百零六户。隋朝还在新占领的占婆国的领土上(自广平到承天省)建立了三个郡，共有四千一百三十五户。交趾郡的首府由龙编(河北)迁到宋平(河内)。从此以后，现在的河内地区变成了整个北部的中心。
名义上，各郡直接附属中央封建政权。但实际上，正如隋朝皇帝所承认的：过去交州的各个郡只是“松弛的羁縻地区”。隋朝末年大乱时期，我国与北方封建王朝又完全隔绝。官吏、地主趁机在江南进行割据。太守则在我国领土上割据。隋朝皇帝死去时，连交趾太守邱和都不知道。邱和残酷剥削我国人民和外国商船，“富湾王者”。
公元618年，在华北地主的拥护下，李渊父子结束了割据局面，建立唐朝。邱和投降唐朝，受封为交州大总管。九真太守黎玉(其妻是越南人)同自己的几个儿子分兵修筑城垒抵抗唐朝，后被唐朝打败。太守李皎割据日南，直到公元622年才投降唐朝。从此，唐朝在我国领土上的统治得到了巩固。其统治手段更加狡猾毒辣。
中国唐朝时期，由于对内残酷剥削人民和对外压迫周围各个弱小民族，所以是一个在物质和文化方面很兴盛的帝制时期。
唐太宗傲慢地宣称“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朕提三尺剑，以定四海，远夷率服……”。在西边，唐朝的势力有时达到帕米尔。唐朝的军队曾进入西藏。建立了安西都护府来控制中亚地区；安北都护府防御北方的突厥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安东都护府控制中国东北地区和朝鲜半岛。日本也受到唐朝文化的强烈影响。
唐朝发展对外贸易，特别是发展与南方和西方各国的贸易。
京都长安有许多外国人、商人和传教士：来自西方的叙利亚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与在长安的西藏人、日本人、朝鲜人相遇……广州是唐朝海上对外贸易的中，以在那里有许多信仰回教的阿拉伯人，甚至还有犹太人。在海南岛上有波斯的商店。唐朝的《酉阳杂俎》一书曾经记载非洲索马里沿海一带的情景。
我国的山上和海里有许多奇珍异宝，又有很优越的地理位置；南方和西方各国的商船、使者和传教士常常经过越南转往中国。因此，对于唐朝说来，我国是一个重要的基地。
唐朝废除了各个郡，恢复了南朝时期的各个小州。公元622年，唐朝设立了交州都护府，到679年改成安南都护府。“安南”的名称是从这儿来的，都护府是唐朝管辖周围各个附属国(即“域外”地区)的机关。李贲起义以后，外国封建统治者在形式上不能再继续维持汉朝时期那样的残暴、露骨的统治方法和手段了。设立都护府，说明管辖方法比过去“灵活”些，同时也意味着外国统治者的同化政策以及要把我国变成其“内地”的阴谋的破产。另一方面，这又是统治者妄图磨灭和挫败我们民族争取完全独立的意志的新手段。
唐朝把我国分成十二个州五十九个县。县以下是乡和社。小乡有七十至一百五十户，大乡有一百六十至五百四十户。小社有十至三十户，大社有四十至六十户。
对于山区，唐朝设立“羁縻州”(松弛的羁縻)，由山区的酋长管辖。安南都护府管四十一个羁縻州，主要是现在的越北地区(岱依族、侬族地区)。公元711年，唐朝又设立峰州都护府(山西、兴化一带)兼管红河上游各羁縻州[属于傣——岱依话系和藏缅话系的各个民族地区)和疆州部护府(义安、河静一带)兼管与老挝交界的长山以北一带的各个羁縻州(当时那一带是属于陆真腊的地区)。
安南部护府以“都护”或“经略使”为首开始时直属中央封建政权，但自757乍以后，则直属岭南(两广)节度使。到九世纪下半叶，唐朝在我国地区单独设立了节度使。节度使是唐朝皇帝派往边疆地区代表其权威的官员，权力非常大，后来常常发展成为割据政权。
在唐朝的整个统治时期，都护们大力建城筑垒，加强首府宋平(河内)和骆州(义安、河静)、
爱州(清化)等地的防守力量，以防御邻近各个民族的进攻和镇压我国人民的起义运动。
这样，与过去时期相比，唐朝对我国的控制更加严密。另一方面，它也非常狡猾，用“羁縻”和放松的手段，收买一部分社会上层人物来对付人民运动，压服我国民族。
很多地方豪长受任为各州的“刺史”如杜存诚(爱州刺史)、杨洁(驩州刺史)等等。有人做“副都护”(杜英策)。其他许多首领担任“长吏”的职务，指挥军队。
但我国人民是坚强不屈的人民。人民起义日益蓬勃发展。“安南”地区几乎没有什么时候安宁过。越南封建阶级日益成长壮大。出现了很多有势力、有威信、爱国的豪长，他们日益自觉地与全体人民一道起来争取民族主权。这是在唐朝统治时期民族解放斗争运动日益发展壮大的重要的政治因素。

关于经济方面
唐朝主张加紧开发属国的经济、加强对各个弱小民族的剥削和开展对外贸易。安南都护府被看成是一个重镇。
唐朝仍然推行过去历代封建王朝的传统剥削手段——纳贡制度。
属于“安南”的各个州县，每年要向唐朝朝廷贡纳许多贵重的林、土产品(象牙、犀角、玳瑁、翠鸟羽毛、蟒胆、鱼皮、沉香、金银等)和很多地方手工业产品(绸、纱、藤制品、白蜡等)。每一州的贡品约等于五十匹绸的价钱。
唐朝初年，安南部护府每年向朝廷贡统“蕉布十端、槟郎二千颗、鱼皮二十张、蚺蛇胆二十枚、翠毛二百合。”日南郡每年贡纳“象牙二根、犀角四根、沉香二十斤、金箔黄屑四石。”
除了纳贡制度外，又增添了许多新税。税目繁多，连唐朝史书也承认安南的官吏收税非常重。仅盐税和铁税，每年在岭南就收四十万贯钱。此外，还有珠宝税(采珍珠朗每一户每年要缴一百斛米的税)、麻税、棉花税等。但这还只是名之为“外份”的税。剥削的主要形式是租、庸、调(之后，一律改成税，每年收两次，称为“两税法”)。除了租、庸、调外，还有户籍税。在南方，唐朝根据财产的多少，把各户分成三类来收论上户纳一石二斗，次户纳八斗，下户纳六斗。少数民族(俚僚)各户只纳一半的税(但是，封建统治者仍然经常强迫少数民族各户按照一般的定额纳税)。
唐朝是一个生活上极端奢侈的朝代。在长安的仓库里堆满了谷子。唐朝想要掠夺南方的贵重物品和金钱。它规定：扬州的租和调用钱缴纳，江南的租和调用布缴纳，安南的租和调用丝缴纳。
除了长安朝廷的剥削以外，还有派来的封建统治者的巧取豪夺。唐朝史书也承认，在安南的大部份官吏都“贪冗”。安南是一个富庶的地方，要想被委任到那里去做官，必须向宦官行贿。官吏们都是“由钱、谷而升官”的。因此，为了弥补行贿买官用去的钱和为自己积累财产，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搜刮百姓。人民的负担成倍地增加。
唐朝封建统治者对当地的上层人物采取了松弛的羁縻政策，封给他们官职，分给他们人丁和土地(称“职份田”)，把他们变成统治政权的支柱。农民在外国封建统治者和当地地主的双重压迫下，遭到更加沉重的剥削。
许多越族豪长是世袭的封建领主，管辖的地区相当大，拥有几百户到几千户农民。杜存诚父子“自祖父”时起就管辖四个乡，“丁口和税收相当于一个郡”(《唐书》)。李由独是林西原(兴化)(《蛮书》)的“洞主大首领”。他们都是贮存谷物上万仓、有大量土地的“巨族”、“富家”和“有家产”者，这使得他们能够缩减“家宅”来修建大庙(《禅苑集英语录》)。他们家里经常有数千“食客”，“养子”(即农奴、奴婢和隶属于他们的农民)。
他们不仅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农民(即有巨大的经济势力)，而且还是有自己私人军队的领主，其军事力量也很雄厚。唐朝史书称其军队为“土军”，“家兵”。这些土兵都是从他们管辖范围内的农奴、奴婢和隶属于他们的农民中招募来的。

关于社会方面
由于唐朝封建统治者推行残忍的掠夺政策，由于遭受双重的压迫和剥削，在各阶层人民中间出现了规模越来越大的迅速贫穷化的现象。自公元八世纪下半叶开始，水灾、旱灾连续发生，再加上战争连绵，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唐朝史书记载：安南地区连续多年遭受天灾、饥谨，不能每年缴纳贡品。强迫百姓做奴婢和买卖奴婢的现象经常发生。社会阶级分化日益明显。
封建阶级包括本地的豪长和北方来的一部分在我国“创家立业”的士大夫、地主和官吏。
农民包括许多阶层。根据《新唐书》的统计唐朝在安南地区管辖五万六千八百七十八户。这些户大部分是各乡、社的农民。他们耕种公田，直接隶属于唐朝封建政权。依据他们财产的多少，分成三级向统治政权纳税。与汉朝时期相比，唐朝封建政权直接管编的户数明显下降。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农民破产和流亡外地，投靠到各个封建领主和寺庙的门下，变成了农奴和奴婢，因此从封建国家的户籍册中把他们除了名。
我国人民虽然遭到沉重的压迫和剥削，但他们仍然英勇战斗和辛勤劳动，他们忍受艰难困苦，越过一切障碍，又善于利用唐朝封建统治制度无形中创造出来的积极因素(生产技术、物质条件、文化成就等等)。因此，使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和商业等。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
经过六世纪末和七世纪初连绵不断的战争，我国的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唐朝初期，我国农业有些恢复和发展。种植双季稻、薯类和其他各种杂粮都获得很大的发展。为了织布，农民种了许多纤维植物麻、芋麻、棉花。种桑养蚕业特别发达，自峰州(河西以北、永富一带)到爱州(清化)，每年都养八次蚕。园艺和果树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畜牧业方面，除了养猪、狗、鸡，鸭、鸽子等以外，还有很多家庭养孔雀，取其羽毛做扇子。—一种优良的“蜀马”(产于四川、云南)输入到我国。
炼铁业日益发展。这可以从唐朝封建统治政权对炼铁业征收大量的税款得到证实。
在安沛，我们发现了一座属于唐朝时期的古墓，墓中有铁斧、铁砧和大量铁制的箭头。在另外的一些墓里，也普遍地发现了铁钉、铁刀等。总之，这个时期的工具和武器完全是用铁制造的。铜也得到广泛的使甩主要是用来制造家庭用具(铜盘、铜盆等)和铸钱。
在河北、河内郊区和演化等地发掘的唐代古墓中，也普遍地发现了瓷器和半瓷器。在河北和清化等地还发现了属于唐代时期的许多烧制陶器、瓷器和砖瓦的窑。
在发展农业、养蚕业的同时，纺织业在我国农村仍然是最重要的手工业。除了古传的麻布、柠麻布、芭蕉纤维布和棉布等纺织品外，唐朝史书还称赞我国的绸、经、纱、锦缎等等。纺织技术和印染技术都得到改进，各种红霞花布、锦缎、绉纱等被看成是“上等”货，作为贡品向唐朝朝廷纳贡。藤制品和金银制品仍然是有名的商品。在采矿业方面，特别是金、银、铁、铜的开采也比过去有很大的发展。
技术熟练的手工工匠被唐朝封建统治政权强迫征招去建筑衙门、庙宇(用砖瓦)，制造兵器和战船等。公元808年，张舟派工匠制造了四百多艘“艨獞”船，每艘船上有三十二把桨和二十五名士兵。这是官营的手工业。至于民间手工业，一般说来仍然没有脱离农业。

交通运输和商业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到公元七、八世纪，在我国领土上已经形成一个水、陆交通网。各县治与州治之间以及各个州与宋平(河内)之间都有道路相通。
自宋平有公路通峰州，然后沿着红河流域经过岱依、倮倮、哈尼等少数民族居住的西北地区到达晋宁(云南)，从那里有通往蜀地(四川)、膘国(缅甸)、天竺(印度)和西域(中亚各国)的道路。这是我国古代通往中国西南、中亚和印度的道路。
自驩州(义安、河静)有越过横山到占婆(中部中区)的道路，还有越过务温隘(河静省香山)到陆真腊和到万象(唐朝史书称其为文单国，亦即后来的万象国)去的道路。
在海上，各种商船熙来攘往。我国和广州(唐朝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之间经常有商船来往。
考古学家在我国发现了唐朝各代的大量铜钱，如开元通宝(713—741年)、乾元重宝(758—760年)……。到唐朝末年，除了由朝廷铸的铜钱外．各个地方也自动地铸铜钱。我们在太原市附近的象山地区发现了铸开元铜钱的石模。
平原和山区之间的经济交流经常进行。驩州山区每隔—1—天有一次定期的市集。在北部边界地区有许多贸易中心。“蜀马”通过红河流域的道路卖到我国。很多中亚地区的商人(古史称为“胡商”)到我国来做买卖，其中有从亚述两河流域来的康居商人。真腊人也越过长山到我国来买马和买武器。
昆仑(马来亚)、爪哇、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国的帆船，常装载着香料、药品、玻璃器皿、铁器、锡器、调味品等货物，到交州和广州来贸易。各国商船还进行奴隶买卖。
中国内地各道的商人带着瓷器、茶叶、中药等到我国来卖。
我国的出口商品有林、土产品和各种丝绸。
我国地区的对外贸易受到唐朝封建统治政权的严格控制。唐朝官吏常常禁止我国人民和外国人做买卖。对于各国商船，唐朝官吏还收抛锚税，检查货物时强迫外国商人摆酒席，低价收购贵重商品。
对于山区各少数民族，除了强迫他们缴纳与平原地区同样的租税外，唐朝统治政权还利用山区人民对盐的迫切需要，采取不平等的交易方式(一斗盐换一头牛)进行剥削。加强对各少数民族的压迫和剥削以及各阶层人民日益迅速的贫穷化，是唐朝统治时期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现象。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在唐朝统治时期，我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运动带有普遍性——从平原到山区，各地的人民纷纷崛起，参加运动的劳动人民群众一天比一天增多。

唐朝和其他政权在我国的战争
唐朝不仅加强对我国各民族的压迫、剥削，他们还用“安南”做根据地和利用安南都护府做工具来侵略和奴役南方其他国家。到八、九世纪，唐朝封建王朝日益衰败，在安南的统治政权也更加腐朽。我国北方人民在唐朝封建统治下已经过着非常痛苦的生活，又由于来自爪哇、昆仑、占婆、南诏等国的多次进犯而遭受严重的损失。
很久以来，我国和南方各国之间就有着许多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关系。爪哇和南方各国的使者、商船常到我国北部和中部的各港口来。唐朝时期，很多越人僧侣在到印度学习佛教的路途中．顺便访问了南海各国，其中有许多人懂得南方语言(马来语、梵文等)。

气死人了，总有一段贴不上来，难道古代史也有敏感词吗

刘方打败了占婆国(公元605年)之后，占婆国各代皇帝表面上臣服隋朝，但在其内部却大力恢复占婆国家，夺回失去的土地——日南郡。
唐朝控制不了横山以南的各州，这些州的州府部设在驩州(河静)南部地区。公元803年，占婆军进攻横山以北地区，占领了驩州、爱州(义安、河静、清化)，并派遣官员进行管辖。唐朝军队抵挡不住占婆军的进攻。一直到809年，张舟才把占婆军驱逐出驩、爱二州。当曲承格在北方建立起独立国家时，占婆国北边的边界已经推进到横山地区。
峰州以北的红河两岸地区，自古就是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据《蛮书》记载；自峰州到甘棠州(老街)都是“生佬”(即没有臣服的佬族人)居住的地区。自七世纪以后．唐朝设立了一些直属于安南部护府的羁縻州，但仍然由地方首领担任刺史。

自甘棠州直到龙武州（现属云南省临安)是“安南境内xing族蛮民的土地”(《皮书》和《蛮书》)，即属于藏缅语系的各民族地区。唐朝在这一地区设立了汤州(汤泉郡)——安南十二州之一，即现在云南蒙自地区。公元791年，唐朝设立了十八个羁縻州直属峰州都护府管辖，其目的在于压迫剥削西北各个少数民族。
乌蛮人民饲养许多牛、马。各个羁縻州必须向封建统治政权缴纳斌税。人民每年赶着牛马到林西州(兴化)换取盐和其他必需品。为了对付乌蛮人，唐朝派遣“防冬特使六干人”驻扎在林西州、真州、登州(兴化)各州的边界上。
公元854年，以贪婪残暴著称的安南经略使李琢派人带着盐到林西地区去换取乌蛮人的牛马，每一头牛、马只能换一斗盐。乌蛮人很气愤，从此再也不带着牛马来交换。他们给南诏军引路来攻打我国。
南诏的地盘在云南省西部和西北部，其中心是大理。“诏”是民族首领的称呼。总共有六个“诏”，即六个大的部落。蒙舍诏在南边，故称为“南诏”。八世纪上半叶，南诏强盛起来，占领了另外五个诏的领土，建立成一个大的国家，逐渐征服了骠国(缅甸)，向西发展与印度接壤，西北和吐蕃(西藏)为邻，南面与我国的西北地区相毗连。
自八世纪下半叶，趁唐朝衰弱，南诏多次进犯我国的边界地区。公元816、832、846……车南诏军侵犯安南，在公元853、858、861、862几年里，南诏军曾多次攻打宋平(河内)。公元863年2月，南诏军侵占了宋平。唐朝统治者，被杀的被杀，逃跑的逃跑。几十万人民被残杀和被捉走。唐朝军队的将领逃回国去。但是，敌国人民在各地奋起保卫村庄和山寨， 英勇抵抗南诏侵赂军。到公元865年年底，唐朝将领高骈才率领军队打退了南诏军。之后，紧接着又转过来镇压人民和各个地方的首领，重新组织起唐朝的统治机构。从此。唐朝把安南都护府改为静海军节镇，为首的官员是节度使。高骈加固大罗城(河内)，增加军队防守，重新建立了户籍册，整顿了税务，把我国农村分成为一百五十九个乡。

就是下面一段贴不出来，现在把可疑关键词换成拼音，再试一试。

八世纪中叶，zhaowa岛上有一个非常强密的沙连德拉王朝(即“山皇帝”)。沙连德拉王朝的各个国王曾多次进犯yinduzhina半岛，袭击占婆国的芽庄、藩朗沿海一带。公元767年，zhaowa军和昆仑军(马来半岛)侵入交州沿海一带，进而围攻宋平(河内)。安南经略使张伯仪向武定州(越北地区)的高政平求援。高政平率领军队在朱鸢(红河下流地区)打败了zhaowa军。

关于文化方面

在唐朝时期中国文化得到了辉煌的发展，其文学、艺术、宗教……的影响遍及整个远东地区。统治者依靠唐朝时期灿烂的文化，大力把儒教、佛教和道教输入我国，以便进一步奴役我国人民。
为了传播其文化，在越南社会的上层人物中学习汉字的人数有所增加。他们可以参加朝廷举办的科举，考中后，就能够在北朝内做官。与此同时，一部分人被挑选到唐朝在安南的统治机构
在我国，儒学还不是很盛行，但在社会上层人物中传播深入、广泛。爱州(清化安定)有一户姓姜的，做过舒州刺史，他的两个孙子姜公辅、姜公复被送到唐朝京都长安学习。公辅中进士，官做谏议大夫，后来因为敢于向皇帝直言相谏，被贬职。公复官做礼部郎中。
然而，在安南，学习和科举仍然受限制。公元845年的唐朝法令规定安南考进士的土子不得超过八人，考明经的不得超过十人。

佛教在我国北方传播得也很广泛。

隋、唐时期，中国佛教的禅宗两派传人我国。第一派(以毗尼多流支为首)，于公元六世纪末期传人我国，其中心是法云寺(河北顺城)。第二派(以毋言通为首)，于公元九世纪初叶传人我国，其中心是建初寺(河内城郊扶董地区)。
那时，在我国已有很多大的寺庙(交州有八十八座寺庙)，有的寺庙僧侣多至几百名；越南人中也出现了很多高僧。寺庙是一种封建的庄园组织，它拥有很多土地和田奴。这就是说，那时在我国就形成了一个僧侣阶层——封建阶级的重要的知识阶层。很多僧侣曾渡海到天竺求道、请经，并到长安给唐朝皇帝讲经。
与佛教发展的同时，道教也很盛行。唐朝让很多道士、巫师(其中以节度使高骈为首)到我国来，特别是为了魇除“龙脉”，派来了风水先生，这是一种散布异端邪说的手段：说什么安南不再是“帝王”之乡(意思是说我国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据《交州八县记》一书的记载：除了八十八个寺庙以外，在交州(我国北部)各地还有二十一个有名的道观。很多道观直到以后还很兴旺，比如白鹤(越池)的通圣观，修建于公元650一655年，一直保存到十四世纪。通圣观也供奉三江神(白鹤地区的福神)。这证明那个时期的道教和我们祖先供奉山、河等神的传统结合起来了。佛教、道教与越族人民古传的民间信仰相融合。
这样，在唐朝时期，儒、道、佛三种宗教在我国地区都比较盛行，后来这些宗教还有所发展。这三种宗教都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它们又都与我国人民传统的信仰相融合。
在唐朝统治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我国人民懂得吸收外国(中国、印度和其他各国)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和技术，并使之民族化，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为十世纪以后的真正具有民族性的独特的文化打下基础。

唐朝统治时期的人民起义和民族解放斗争运动
唐帝国的强盛，唐朝灿烂的文化以及唐朝统治者的扩张政策、同化阴谋和狡猾的统治手段，都没有能使我国人民屈服和被同化。相反地，在唐朝统治的三个世纪里，我国人民却不断崛起反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斗争。这个期间大规模的起义有：李嗣先和丁建起义(公元687年)。梅叔鸾起义(公元722年)，冯兴起义(公元766—791年)，杨清起义(公元819—820年)。李嗣先和丁建起义(687年)
根据唐朝的规范“夷僚”人民按常规缴纳一半的租税。但唐朝都护官刘延佑强迫我国山区人民缴纳全部租税。公元687年，李嗣先趁民情激愤之时发动了一次大起义。刘延防率领军队镇压起义军，杀害了李嗣先。李嗣先牺牲了，但他的同事丁建、白慎等人继续领导起义。义军围攻府城宋平(河内)。唐朝在城内的军队抵挡不住，只能加固城垒与义军相持，等待援军。义军攻破了宋平城，杀死了刘延佑。但这时唐朝的援军汹涌而来。义军领袖丁建、自慎被杀害。义军溃败。七世纪的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唐朝还非常强盛。我们的力量正处在成长时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争取独立。

梅叔鸾起义(722年)
梅权蛮的故乡在枚埠——今河静省石河县沿海一带专门晒盐的一个村子。后来，他母亲迁移到玉征一带(现在的南坛县)。梅叔蛮家里很穷，被迫到山上捡柴、给富户人家红活、放牛、种田。他非常健壮、聪明，肤色渤黑，是达一带有名的摔胶能手。也和每个越南人一样，梅叔蛮被迫成年累月地为唐朝统治者服沉重的摇役。
在义安还流传下来一首揭露唐朝统治者的罪恶的歌谣，诉说我国人民遭受的痛苦、唐朝官吏和士兵到村里打骂百姓、掠夺丝绸和财物、强迫人民缴纳荔枝做贡品、抓夫等。
“想起北属唐朝时期，故国江山多么凄切。荔枝树为谁长叶，红尘马已经憔悴……”
公元722年，梅叔鸾号召挑荔枝向唐朝政权送贡品的民夫起义。临近地区上百个猎人以及驩州、演州、爱州(清化、义安、河静)地区的爱国志士也都聚集在梅叔鸾的义旗下。义军的势力一天天壮大。梅叔鸾利用沙南地区的有利地形，建立根据地。这里森林密布，是蓝江最险要的一段地区。
他以卫山为义军的大本营。义军沿着蓝江，建立定上千米长的战垒。这里是有名的万安城。城背依雄山，山里有一个数十亩宽的盆地，可以储存粮食和武张山外的半山腰上有许多营寨；蓝江环绕着山，好象是天然城壕。在中心区(卫山)的四周，义军又建筑了能够相互配合的营寨群。葫芦形的瓢山保卫左翼，辽山保卫正面玉带山好象一条玉带，屹立在万安城旁，是统帅水陆两军的总指挥部所在地。
梅叔鸾称帝，建都于万安城。史称梅叔鸾为梅黑帝(黑皇帝)。属于骆州都护府的各个羁縻州的山区酋长和人民都热烈响应梅叔鸾起义。为了增加抵抗唐朝的力量，梅黑帝还与南边的占婆国和西边的真腊国相联合。义军北上进攻府城宋平，唐朝都护光楚客弃城逃跑回国。国家获得了解放，各地人民热烈拥护梅黑帝，义军的力量发展到数十万人。
不多久，唐朝皇帝派其爪牙杨思勖和光楚客一起统率十万大军前来镇压起义军。梅黑帝败阵，义军溃散，一部分义军撤到森林里。侵略军残杀人民，起义军的尸体堆积如山，侵略者的罪恶也越垒越高。

冯兴起义(766—791年)
公元八世纪下半叶，唐朝的统治日益衰弱。“藩镇”(管辖边疆地区的节度使)与朝廷之间的战争，使得唐朝更加衰败。节度使和都护官员的权势日益增强，他们擅自征收赋税。高政平在朱鸢打败了爪哇军之后，被委派为安南做都护。他大肆搜刮我们人民的钱财，随意加重税收。
大历(766—779年)年间，唐林地区(今河西省三位县甘霖乡)的豪长冯兴，趁民情激愤之时，利用驻扎在宋平的士兵起来反抗统治者的时机，发动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反抗统治者的起义。
冯氏的祖辈世世代代在唐林州做郎官，家中富有，在这一带人民当中有很高的威信。冯兴、冯骇兄弟俩非常健壮，能够摔倒牛，打倒虎，背着沉重的船走数十里。冯兴、冯骇兄弟俩领导义军起义，占领了唐林之后，又占领了周围广阔的地区，并且在这一带建立了根据地。按照同乡杜英翰的建议，冯兴进军包围了府城宋平。高政平率领军队出城截击义军，吃了大败仗，因过于忧虑而病死。冯兴进占宋平，组织管辖机构，打算建立起永久的自主政权。七年之后，冯兴逝世。很多人想要立冯骇继冯兴的职位，但有一位叫蒲破勤的头目，已经立冯兴的儿子冯安继其父位，随后率兵攻打冯骇，冯骇被迫逃走。冯安尊其父为布盖大王。
冯安主宰国家两年，唐朝就派赵昌来做安南都护。赵昌派使者带了礼品送给冯安，引诱他投降。公元791年，冯安投降唐朝。赵昌立即率领重兵驻扎在安南都护府，重新修筑罗城，加紧镇压我国人民。
到803年，在一位越南将领王季元指挥下的士兵起义，赶走了都护裴泰。老奸巨猾的赵昌再次被派来做安南都护。这次兵变被镇压下去。

杨清起义(819—820年)
元和(806—820年)年间，唐朝宗室李象古带着一千多个部属到我国来做安南“都护”，统治我国人民。此人非常苛刻、残暴、不得人心。
杨清是一位越南人首领，做骆州刺史，祖辈为地方豪长，有很多权势。他非常厌恶外国封建统治者，为了容易控制他，李象古把他调回宋平，做“牙门将”。他更加仇恨敌军，等待时机，准备起义。
那时，在左右江一带(唐史称之为“黄洞蛮”)的岱依族、侬族和壮族人民，不断起来反抗唐封建王朝。唐朝皇帝下诏派李象古带兵前去镇压。李象占分发武器，委派杨清带领三千大军去打黄洞蛮。杨清手中有了军队，就跟他的儿子志烈和亲信杜士交共同商量，号召士兵不要去镇压黄洞人民，应当反戈一击，打倒李象古及其他外族封建统治者。在爱国士兵的热烈拥护下，杨清就在出发的那天晚上，率领土兵返回袭击了安南都护府——宋平，杀死了李象古和他的一千多名部下，占领了宋平。诡计多端的唐朝皇帝，下记宽恕杨清的“罪行”并派他到琼州(海南岛)做刺史——实质上是流放到别的地方，然后再设法暗害他。杨清没有上当，抗拒唐朝皇帝的命令，坚决守住宋平城。唐朝派桂仲武到我国做安南都护，他用阴谋诡计离间杨清与义军各位首领之间的关系，收买了杨清手下的士兵，然后派大军进攻宋平。城破，杨清和他儿子志贞被杀害，家产被没收。志烈和杜士交率领义军撤到长州凿口(宁平省安模)，但不久就遭到失败(820年7月)。

从此以后，在爱国封建阶层的领导下，我国人民和爱国士兵曾先后举行了多次起义(在828、841、858、860、880等许多年份里)。起义的规模日益壮大。每一次起义，“都护”官员们几乎都逃跑回国。
唐朝统治时期，我国人民的起义带有普遍性。在整整三个世纪的时间里，起义几乎是连续不断。就地区来说，从平原到山区，从西北到横山，到处都有。起义还带有明显的群众性，它包括各阶层人民、爱国士兵、官吏和爱国的豪长。山区各少数民族人民也起来进行斗争。他们和平原地区人民一起反抗唐朝的都护政权。几次大的起义(梅叔鸾、冯兴……)都打垮了唐朝在地方上的都护政权，建立了根据地夺取了一个地区或一部分政权。人民起义运动富有进攻性，起义常常发展成为民族解放战争，多次起义都直接打进了唐朝统治者在我国的巢穴——大本营宋平。在义军的进攻面前，敌军很快溃不成军；经略使、都护、刺史等，或者被杀，或者逃跑。在这些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广大人民群众参加起义，进攻的气势日益增强。

曲氏及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
在越南建国和卫国的历史中，十世纪标志着一个伟大的转折。我们民族为独立、自由所进行的连续、坚韧和勇敢的斗争，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果——结束了外国封建统治者的残暴、苛刻的统治时期。在建国和卫国的长期斗争过程中，我国人民很早就有了民族意识，并且表现出高度的爱国精神。我国人民在外国封建统治者的枷锁下长达一千多年，曾经接连不断地起义，争取民族独立。二征夫人领导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英勇的起义，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政权，揭开了争取民族独立的序幕，接着是赵夫人、李员、梅叔鸾、冯兴等人领导的起义和民族解放战争。社会经济虽然遭到严重的摧残，但由于我国人民辛勤劳动和勇敢战斗的精神，仍然开辟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和商业与公元前相比，都有很大的发展。到这时，已有可能保证人民在吃、穿、住、行等方面的需要，并且还能保证统治阶层的奢侈需要。
敌人的同化阴谋完全破产。在不断吸收外国文化精华和词语并把它民族化的过程中，民族古传的文化精华和民族语言得到了保存和发展。民族古传的社会基础——越族人的公社制度的优良传统——得到了巩固。外国统治者的魔爪从来没有伸到越族人的村庄——越南社会的基层单位。
总之，在一千多年的北属时间里，我国人民连续遭受外国封建统治者的残酷统治、压迫和剥削。但我国人民也连续不断地崛起、举行武装起义。我国人民懂得利用一切机会来发展民族的才能。在斗争的过程中，我们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的力量都得到成长壮大——在保存和发扬民族的传统和精华的过程中成长起来，在学习、运用和吸收外国好的东西并且消化和掌握这些好的东西的过程中成长起来。
我们民族的强大的生命力就表现在这里。正是这种强大的力量为十世纪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发展的事业创造了物质和精神的基础。

九世纪末期，唐朝朝廷已土崩瓦解。北方各个封建集团的封建割据日益严重。以黄巢起义(874—884年)为顶峰的农民起义已彻底动摇了唐朝的统治。不久，朱温篡夺了唐朝王位。中国出现了“五代十国”(907—960年)的分裂局面。这在客观上就必然会给我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朱温背叛了农民起义，投降了唐朝之后，爬上了元帅的宝座。他请求唐朝皇帝派遣他哥哥朱全昱做安南节度使(892年)。朱全昱后来被封为“同平章事”， 意即在我国领土上有生杀大权。这是一个粗鲁的、不学无术的家伙，朱温于905年初不得不请求皇帝赐给他“致仕太师”的称号，罢了他的官。唐朝派遣独孤损替换朱全昱做静海军节度使。独孤损本来是唐朝的宰相，因被罢官而到我国来统治我国人民。仅仅来了两个月，他就以残暴而臭名远扬。当时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狱尚书”(罪恶的尚书)。
因为独孤损不是朱温的党羽所以被贬职流放到海南岛，不久被杀死(905年中)。这是唐朝派遣到我国进行统治的最后一个节度使。
我国人民抓住唐朝中央政权奄奄一息以及它在我国的统治政权也好象蛇丧其首的有利时机，再一次坚决站起来掌握了国家的命运。鸿州(海兴省)地区的豪长曲承裕得到人民的拥护，自称节度使，利用旧政权的机构和名义，采取稳健的步骤赢得独立。
唐朝朝廷被迫承认既成事实。公元906年2月7日，唐朝皇帝又加封静海军节度使曲承裕为“同平章事”。 虽然在名义上还是唐朝的官员，但实际上曲承裕已建立起自主政权。他从外国封建统治者手中夺取了政权，基本上摆脱了北方封建统治者一千多年的统治枷锁。历史记载了曲承裕的功劳，把他看成是民族独立的奠基人之一。
公元907年7月23日，曲承裕逝世，其子曲颢继承父业(907年9月1日)，也自称节度使，担当起巩固越南民族的年青的自主政权的重任。
那时在北方，朱温已篡夺了唐朝的王位，建立起梁朝(后梁)。梁朝推行两面派的政策：一面封曲颢为静海军节度使，一面又封广州节度使刘隐兼安南都护府静海军节度使。这就清楚地表明，北方封建统治者没有放弃再次侵略我国的野心。曲颢发扬其父自立自强的精神，坚决保卫国土，注意建立民族独立的基础。他在许多方面曾经进行了重要的改革。
那时在广州，刘隐已死去，他弟弟刘岩代替了他，占据这一带，建立了南汉(917年)。南汉阴谋侵占我国。曲颢逝世(917年)后，其子曲承美接替父位，仍然继续称节度使。
为了依靠梁朝的力量抵抗南汉，曲承美特派使臣到北方臣服后梁。梁朝封曲承美为节度使。公元930年，南汉派其将领李守庸和梁克贞率领军队侵略我国。曲承美抵挡不住，被俘带回广州。梁克贞的军队进犯到爱州、骚州一带，然后越过横山，攻打占婆，掠夺了许多财物之后，返回南汉。南汉派李进做交州刺史，和梁克贞一起驻守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