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谏士春秋•序篇◇

谏士：“中式民主”古道上
的那些先驱们

中国古史，以帝断代。帝王当国，民意上传，靠的主要就是谏。
数千年的“家天下”，自不必说。夏商周三代之前的所谓 “公天下”，也早就都是“五帝”们的天下。掌天下者贤明如唐尧虞舜，一个人的智慧到底也是不够用，于是“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以此集思广益，用来克服“人故不能自知，人主尤甚”的弊端（《吕氏春秋•自知》）。不过，毕竟那时“天下为公”，民众除了有谏言和“谤政”的话语权，也还拥有直接把帝王拉下马的手段：尧之前，他的哥哥挚据说曾“在位九年”（《绎史》卷八《高辛纪》），就因“政微弱”、乃至“荒淫无度”，被四方民众轰下了台。尧死后，他的儿子丹朱也因“不肖”，没人朝觐，落得孤零零守在门可罗雀的宫内，眼睁睁看着出身破落户的草根虞舜受到拥戴，践了天子之位（《史记•五帝本纪》）。
自夏启开始，帝位家传，不再公推，民众的政治权利，就只剩了谏。百姓风言，难以成谏，帝王们不爱听，就成了“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国语•周语上》）。谏的责任，于是又落在了看上去有些文弱的那些士们的肩上。
士，是民众中的精英，有学识，有口才，有机会“面圣”，终归也还需要有些肝胆。“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士们在史上运气好，碰上商汤、周武之类闻过则喜的帝王，被尊请坐上专司谏诤的席位，成为最早的言官。运气差，碰上不讲“王道”的，难免遭逢厄运——夏桀帝昏暴，怙恶“拒谏”，于是有“关龙逄死谏”；商纣王淫暴，讨厌谏诤，于是有“比干剖心”。
天下既是家天下，谏士们面临“弃远”的冷遇、“身危”的风险（《韩非子•说难》），便不足奇。“正谏死节”，逐渐被视作“臣下之则”（《管子》）；文死谏，成为天下士人从政的信条，演变为后世士大夫的主流价值取向。在一姓之国与天下百姓之间，士人之谏，承载着太多的责任与使命，环绕着太多的光荣与梦想。
东周时起，百家之言风行列国。民贵君轻的说法，被儒、道、墨、法等学派士人普遍认同，大国小国的君主们虽仍不爱听，但迫于国与国间斗荣衰、竞存亡的大环境，为了保住君位，为了争霸称雄，就不得不恭听天下士民的意见。于是，“纳谏为圣，拒谏为昏”，也成为五霸、七雄们的共识。五百多年间言路大开，曾是谏士异彩纷呈的黄金时代。
六国归一，家天下进入大一统，谏士们不再有“用则留之，不用则去”的自由言论空间。秦后诸代，虽设谏议大夫等言官，但基本上属于君主的近臣和耳目，谏士为民请命，也只得以忠君为前提，横下一条心，走上“用则可生，不用则死”（《说苑•臣术》）的诤臣之路。随着皇权体制的步步走强，言官“匡正君失”的对上监督功能一天天弱化，自西汉后期，开始替皇上“循行天下”，被加派“察吏治得失”的对下监督职责。再往后，宋朝台谏混同，明清科道合一，表面上言官成了令百官战栗的监察要员，实则越来越俯首贴耳听命于君主。两千多年来，直言敢谏之士偶遇明君，方得一展才智；昏暴之君当道，又不得不向黑暗抗争。也有不少言官选择明哲保身的沉默、同流合污的沉沦。
在中华大地上，谏诤，这条开于远古的民主的缝隙，被权力挤压得越来越窄。
但毕竟，中国的“皇天后土”间，谏诤之路从未断绝，那些为民请命的“中国的脊梁”们，如同不断耸出的山峰, 屹立成绵延纵横的山脉，他们的名字，叫谏士。中华历史上那些曾经辉煌的盛世，响彻着他们的铮铮切谏；恶浊年代，一个个贪官污吏的落马，离不开他们的浩然正气。他们的名字，应当被历史记住。他们的精神，应当有后人继承。
（风乎舞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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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表曾是纳谏标志
华表，亦称“桓表”。古代用以表示王者纳谏或指路的木柱。晋崔豹《古今注•问答释义》：“ 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橰，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也。”

此前单篇发的，这样发可能便于连续阅读，所以改一下试试。

◇谏士春秋•三代•血祭言路◇

五子之歌
——上古原始民主的余音

距今四千年前，夏王朝禹死传启，启死传太康，首个家天下的政权接力棒刚刚完成祖孙传递，却突然出了中途“掉棒”事故：司马迁《史记》载，太康帝因失德而“失国”。为了使他转念，他的五个兄弟守在洛水北岸，“作五子之歌”。
太康是个什么样的帝王，司马迁没说，《史记集解》引西汉时孔子后裔孔安国的话，说他“盘于游田，不恤民事”，也就是整日沉溺于出游打猎，不管民生国计。“五子之歌”的内容，司马迁也没说，同样也只有这个孔安国知道。孔安国曾与司马迁同朝为官，是司马迁的同事，也是他的经学老师，《史记》对五帝和夏商周三代的记述，很多都来源于孔安国的传授。按孔安国的说法是，太康外出狩猎，五个弟弟陪着老母，在洛水之北苦苦等待，“怨其不返，故作歌”。也就是说，太康为了犬马之乐弃国舍家，“五子”忧虑作歌，用委婉的方式提出劝谏。
“五子之歌”的内容，有可能收录在春秋时孔子修订的《尚书》中，但《尚书》已毁于秦始皇的焚书运动。后来，有人在孔宅夹壁中发现用古文字写的《尚书》残文，由孔安国献给汉武帝，里面据说就有“五子之歌”原文。遗憾的是，司马迁并没有将它抄录下来，孔安国作序的《古文尚书》，也在后来的战火中失传了，“五子之歌”不仅无缘一见，就连歌的形式到底是一首还是五首，都成了悬而未决的问题。到了东晋时，有个叫梅赜的地方官员声称找到了佚失的《古文尚书》，并献给了当时的皇帝。这个版本流行了几百年，一直到南宋，才被朱熹等人判定为伪书。在这部伪《古文尚书》中，收录“五子”所作诗歌五首，前两首是引述“皇祖”遗训，比如“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劝谏太康应以民生为重；后三首，则是眼见太康失国将成定局，抒发“覆宗绝祀”，“予怀之悲”的哀怨。
孔安国曾任汉武帝时期的谏大夫，是吃谏诤饭的专职言官，应该知道谏诤的艰难与惨烈。司马迁是他的同事，就因为在汉武帝面前多说了几句逆耳之言，受了宫刑，才勉强留住一命。他和司马迁都应该知道，在帝王专制的家天下环境中，像“五子”这样不去当面直谏，而是采用“哀而不伤”的“歌谏”，其实很难逆挽狂澜，撼动“圣意”。
但是，太康当政时的夏王朝，毕竟还是家天下的早期，还多少保留着五帝时代主动纳谏的传统。比如上古的尧和舜作重大决策时，都要先咨询以“四岳”为代表的各方民意；到了夏朝，也仍有“遒人”作为行令官，手里摇着木铃铛，在路上巡行，收集百姓以歌谣形式的谏言。这情形，《左传•襄公十四年》引述《夏书》时有所描述。更为重要的是，在夏朝早期，上谏仍然不是表达民意的唯一途径，“民惟邦本”，民“不可下”这样的话，不论是不是出自夏祖大禹帝之口，反正在太康当政时期，也还仍是必须尊重的事实。如果碰了这条铁律，帝王“肆于民上”，百姓仍有力量将帝王拉下马。那时，假使你不愿纳谏，百姓会用行动说话。
太康的结局正是如此。综合《左传》、《楚辞》、《论语》等多家记载：最终，夏朝民众不再拥护太康，而东夷有穷氏的酋长后羿，则“因夏民以代夏政”，被推举成为夏朝的主政者。导致“太康失国”的这场民主风潮，使姒姓家族（太史公司马迁判定“禹为姒姓”）对夏王朝的实际统治中断了几十年之久，直到“少康中兴”，才得以恢复原气。
感受从容优雅的“歌谏”，透过神秘的“五子之歌”，我们仿佛仍能窥到上古“大同社会”的质朴，听到温厚的原始民主政治的和声。可惜时光不能逆转。当“家天下”统治的铁腕一天天强大，民主的渠道受到阻扼，民意的表达，要么是在深重压制下的冒死谏诤，要么则是揭竿而起的暴动。帝王专制制度设计下的言路，必然要洒满谏士们的血泪。
（风乎舞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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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代都城遗址
考古学家认定，河南偃师市二里头村遗址，就是夏代都邑，是从夏禹之孙太康到夏代最后一位帝王夏桀时期的都城。图为在二里头村发现的夏都斟鄩宫殿遗址复原效果图。

◇谏士春秋•三代•血祭言路◇
关龙逢死谏
——谏诤史上的第一滴血

原始民主的袅袅余音，并不能将历史带回“天下为公”的上古；“五子”的“歌谏”，也只能成为对逝去的“大同社会”的歌悼。“太康失国”后，夏民们曾经拥戴的后羿，最终被证明同样是个“不修人事”的顽主。据《左传•襄公四年》记载，后羿来自东夷有穷氏，并非传说中嫦娥那个神箭手的夫君，但此人当政后，却也“恃其射”而沉迷田猎，让夏民们叫苦不迭。于是，最初的民主风潮，演变成“夷夏之争”的多年战乱。到了大禹帝的玄孙少康成年，才灭掉东夷统治者寒浞，恢复故土，迎来“少康中兴”。
“少康中兴”，复辟的仍是夏王朝的“家天下”。《史记•夏本纪》载，自少康后，姒姓帝王父死子承，加上一次兄终弟及，传六世七帝到孔甲，政权接力棒顺利交接，没出现大的社会风潮。孔甲帝“事淫乱”，再次出现“德衰，诸侯畔之”的危局，却因他“好方鬼神”感动上苍，“天降龙二”，似乎保佑了他，使姒姓王权得以在风雨飘摇中又传了两世，最终传到他的重孙履癸的手里。这个履癸，就是导致夏朝灭亡的暴君夏桀。
太史公司马迁不是一个笃信鬼神的人，应该不会相信孔甲帝的“好方鬼神”，能给他带来什么“天佑”。在这里，我们实在难以透过字里行间，来揣摩他的神话故事：比如，“天降”的二龙，最终还是有一条雌龙被养死了；又比如，那个替孔甲养龙的刘累，也因惧怕孔甲的“圣怒”，最终“惧而迁去”，远走异国他乡。值得注意的，倒是其中专门提到，曾教刘累“养龙”的师傅，是上古的豢龙氏。据说，豢龙氏的后代们并没有学习“豢龙”，而是做了官。其中的一位，则正是夏桀时代的关龙逄——史上第一位死于直谏的大臣。
《史记•夏本纪》不提关龙逄，只说养龙。说养龙的刘累是“陶唐氏”尧的后代；又说死了的那条雌龙，也被孔甲帝吃掉了。实际的情况是，夏王朝至孔甲“德衰”，已经走到崩溃边缘。如果按照现实的逻辑，不妨将所谓的“龙”，看作是上古的治民之术。随着历史的演进，“家天下”的樊篱日益紧固，留给民主的空间越来越小，帝王统治越来越走向它本能的专制。上古原始民主的管理方法，显然已不容于“家天下”的专制之世，而对付反叛的诸侯，只有依靠国家暴力。以国家暴力压制民主，必将导致暴君的出现，正如《史记》后面的记述：“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
夏桀是史上著名的暴君，不仅“百姓弗堪”，诸侯也都怕他。因“修德”素孚众望的殷氏族首领商汤，就曾被他囚禁在夏台。对夏桀，也曾有人“歌谏”。西汉韩婴《韩诗外传》载：桀好饮，酒为池，糟筑堤，纵靡靡之乐，“一鼓而牛饮者三千人”。周围群臣作歌劝谏，有唱“去不善兮从善，何不乐兮”的，有暗示“我王废兮，趣归于亳”的。夏桀不听，群臣逃散。
“歌谏”不听，只有直谏。贤人伊尹站出来说：“君王不听臣言，大命至矣！”夏桀呵呵一笑，漠然置之。伊尹投奔了商汤。诤臣关龙逄站出来，从“国安而身寿”的角度，用“身行礼义，爱民节财”的上古王道加以劝谏，夏桀仍不听，更加沉于酒色。
关龙逄也尝试过比较委婉的“诡谏”，西晋张华《博物志》载：夏桀下令在深谷中建“长夜宫”，与众男女杂处百日，“不出听政”。一日，大风扬沙，将深谷填埋，关龙逄试图借天象以喻人，夏桀却自比如日中天，反驳说：“吾之有民，如天之有日，日亡我则亡。”由此看来，夏桀不唯勇力，也有一定智商，正所谓“智足以拒谏”。
关龙逄只有犯颜死谏。他痛斥夏桀“用财若无穷，杀人若恐弗胜”，如果不改，“天殃必降”。说完，“立而不去朝”。夏桀恼羞成怒，“囚而杀之”。
公元前1600年左右，商汤灭夏，夏桀成为首个拒谏亡国的暴君，关龙逄成为“文死谏”第一人。谏诤史的苍苍古道上，由此洒下了谏士为民请命的第一滴血。 （风乎舞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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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龙逄被尊为“武圣”先祖
大概由于关龙逄直言忠谏、为民请命的精神，同样体现在性情刚烈、侠肝义胆的“武圣”关羽身上，因此，被后人尊为关羽的始祖。图为清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建于山西运城常平村关帝庙中的“圣祖殿”，殿内早先供奉的关龙逄塑像据说造型古奇清雅，面色如铁，正气肃然、不怒自威，有古代哲人峻爽伟岸的风度。

◇谏士春秋•三代•血祭言路◇
伊尹说汤
——言路关乎兴衰存亡

最早劝谏夏桀的人，是伊尹。按照《韩诗外传》的说法，夏桀自命如日中天，叫喊“日亡我亡”时，面对的不是关龙逄，而是伊尹；对话到这个地步，呵呵一笑，不想再往下聊的，自然也是伊尹。伊尹“知大命之将至”，于是“接履而趋”去辅佐了商汤；商汤灭夏，夏桀国破身死遂为“殷鉴”，也让后世帝王们深刻认识到了纳谏和疏通言路的重要。
伊尹投奔商汤的事，《史记•殷本纪》给出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伊尹欲投奔商汤而“无由”，于是做了商汤之妃有莘氏的陪嫁奴仆，借烹饪之机，以调和五味为例，向商汤讲述上古为王之道。另一种说法，则说伊尹是个怀德不仕的处士，商汤派人迎聘，六顾茅庐，才“肯往从汤”，出山担任商汤的辅臣。后来，伊尹又“去汤适夏”，赶到位于今天河南偃师一带的夏都斟鄩，向夏桀上谏；失望之余才又“复归于亳”，重新回到商丘一带的殷商亳地。
第二种说法，比较符合战国时孟子的说法。孟子认为，伊尹是“圣之任者”，属于圣人中有担当的一类，而不是一个靠厨技讨好商汤，又以“割烹”之术演示治国理民的“师爷”式的人物。《孟子•万章》载：伊尹自耕自食，是个“乐尧舜之道”的贤人，绝不替无道者做事，哪怕待遇再高，“禄之以天下”，“系马千驷”，看都不看一眼。伊尹之所以接受商汤的聘请，是觉得与其自己一人“乐尧舜之道”，不如教当世君主学会做“尧舜之君”，让当世百姓都能过上“尧舜之民”的幸福生活。按照这个逻辑，伊尹先向商汤讲述上古王道，继而“去汤适夏”，舍弃商汤给予的高官厚禄，踏上遥远的路途，去劝谏执迷不悟的夏桀，就成了他必然的选择。因为在当时，商汤还只是一个地方首领，要想让天下之民都能沐浴到尧舜之道的恩泽，就一定要去说服夏桀这个天下最大的集权者。
与关龙逄的死谏相比，伊尹劝谏夏桀时的态度比较灵活。因为第一，他只是游逸于山野的一位名士，并不是效命于夏王朝的大臣，没必要表现憨直，更没必要死守愚忠，说出来的话也就比较客气。第二，伊尹是位智者，似乎更懂得谏诤其实是一种双向交流，有谏者，也要有听者。与夏桀短短数语，伊尹察觉昏暴之君不可谏，便不再对牛弹琴，而是“遂适于汤”。《韩诗外传》认为，伊尹投汤，被商汤任命为宰相，“可谓适彼乐土”。
与夏桀的昏暴相比，商汤也的确是位贤明仁厚的长者。《史记》载，商汤有一次外出，见野地里有人四面张网，并祈祷说：“天下四方，皆入吾网！”商汤不忍赶尽杀绝，于是叫张网的人撤掉三面罗网，改为祈祷说：“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各地方诸侯听说这件事，都感慨道：“汤德至矣，及禽兽！”这种厚德，正与上古尧舜王道相吻合，伊尹投奔商汤，是贤臣遇明主。关于商汤的求贤若渴，《吕氏春秋》则载：伊尹本是有莘氏一族在伊水尽头一棵空心桑树中捡到的神童，“长而贤”，商汤求之不得，转而向有莘氏求婚。有莘氏的女掌门看好商汤，才答应“娶一送一”，将伊尹作为女儿的陪嫁奴，一并送给了他。这大概就是《史记》第一种说法的依据。
商汤曾说：“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伊尹大赞：“明哉！言能听，道乃进。”
商汤纳谏于伊尹，不仅尊行上古王道，在讨伐夏桀的策略上，也对他言听计从。汉初刘向《说苑•权谋》载：商汤欲兴兵伐夏，伊尹建议暂缓，先以停缴贡奉做试探。第一年不缴，夏桀大怒，“起九夷之师”前来问罪，伊尹说：时候未到，让商汤赶紧向夏桀进贡谢罪。第二年不缴，夏桀又大怒，然而“九夷之师不起”，说明夏桀已经失去了号召诸侯的能力，伊尹说：“可矣！”商汤兴师，“伐而残之”，一举取得胜利。
唐太宗曾作《金镜述》，认为“殷汤留情于伊尹，龙逢被戮于夏桀”，纳谏与否是殷王夏覆的关键。血的教训，使谏诤这一民主渠道为历代帝王统治的制度设计所保留。
（风乎舞雩）

◇谏士春秋•三代•血祭言路◇

伊陟辩桑
——臣责与帝德的传承

豢龙氏世代养龙，后来改行做官，至关龙逄死谏，成了绝唱；伊尹“以五味说汤”，却不仅“转型”成功，帮商汤得了天下，他的儿子伊陟也秉承父业，通过巧谏太戊帝，唤回迷失的“帝德”，引导殷商王朝成功走出了守业之初的瓶颈期。
帝王之德，曾是殷商伐夏那场革命中的一面最有号召力的旗帜。《史记•殷本纪》载，当初商汤兴师，集结诸侯讨伐夏桀，作《汤誓》进行战前动员，历数“有夏多罪”时，主要指责的就是夏桀不恤民生，耗竭国力，有违帝德。鸣条之战，夏师败绩，商汤“践天子位”并“平定海内”后，作《汤诰》遍谕诸侯，再次强调：无论帝王还是诸侯，都要“有功于民”，才能享有政权。这时，伊尹作《咸有一德》，重申帝德。
《咸有一德》代表了伊尹的“德政”思想，可惜原文已失传。后世也有人认为，它并非作于商汤在世时，而是作于太甲帝三年。太甲帝是商汤的嫡长孙，是殷商王朝的第四任君主，也是由伊尹一手扶立上位的。《史记》载，商汤驾崩时，太子太丁先卒，宰相伊尹于是立太丁之弟外丙继位；三年后，外丙崩，伊尹立其弟中壬继位；又四年，中壬崩，伊尹于是又扶立太丁之子太甲继位。太甲帝年幼无知，即位三年“不遵汤法”，不明事理而且“暴虐”、“乱德”，伊尹“放之于桐宫”，把他下放到据说是今天河北省南部临漳县一带，让他为爷爷商汤守陵，期待他折节自新。三年后，太甲帝“悔过自责”，伊尹将他迎回如今商丘一带的亳都，授之以政。现在史家大多认为，伊尹作这篇著名的训词，正是作于此时。
《咸有一德》的相关文字，在流传至今的《古文尚书》中仍能找到，其中用“殷王夏覆”的教训，反复强调帝德的“纯一”。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讲帝德，文中也强调人臣的作用，指出要“任官惟贤材，左右惟其人”，并提出人臣的责任是“为上为德，为下为民”，也就是说，帮助帝王树立帝德，从而造福民众，是后世为臣者应守的臣责。《古文尚书》虽被证明是伪作，但因其成书时间较早，其中也包含了不少当时尚未散秩的史料信息，因此一些内容也还比较靠谱。伊尹的训词促成“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的局面，的确展现了臣责的作用。
帝德的传承，往往不能尽如人意。太甲帝驾崩后，其子沃丁立。沃丁帝时在朝时，伊尹卒，葬于亳都。之后，又传了两代三帝，至雍己帝时，“殷道衰，诸侯或不至”，殷商王朝帝德迷失，再次陷入守业危机。
臣责的传承，则成为守望帝德的保障。雍己帝驾崩后，其弟太戊继位；与此同时，继伊尹之后，又有良臣出现，他就是伊尹的儿子伊陟。伊陟被太戊帝聘为宰相，对殷商王朝走出瓶颈，实现中兴，起到了关键作用。
殷商王朝的兴衰，冥冥中总是伴有关于桑树的神奇传说。创业之初，伊尹“生于空桑”，商汤得良相辅佐。陷入守业危机时，神秘的桑树再次“显灵”：《史记•殷本纪》载，太戊帝继位后，亳都有一株奇异的桑树，和楮树共生于朝堂，而且“一暮大拱”，一个晚上就长成两手合抱那么粗。太戊非常恐惧，就去问新任的宰相伊陟。伊陟一脸淡定地说：“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意思是说，凡事身正不怕影子歪，只要正能量还在。桑树长在朝堂，不过是上天的提醒，不妨以此为警，看看帝德是否有所缺失，努力修补便是。太戊帝听从劝谏，重启德政，桑树不久便“枯死而去”。从那以后，“殷复兴，诸侯归之”，殷商政权进一步巩固了它中原王朝的地位。关于这事，《尚书》中有《咸艾》、《太戊》诸篇记载；太戊帝曾在太庙向上天表赞伊陟，伊陟谦辞，作《原命》。可惜，这些都失传了。
太戊帝“飨国七十五年”，是家天下历史上在位最长的帝王，也是首个因实现王业中兴，被后世称为“中宗”的嗣主。由此，谏言作为臣责，纳谏作为帝德，更为历朝所遵奉。
（风乎舞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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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树的传说
在《史记》中，殷王朝的兴衰，仿佛总与有关桑树的神秘传说相伴：伊尹“生于空桑”，辅佐商汤伐夏立国；陷入守业危机时，又有“祥桑”生于朝堂，伊尹之子伊陟以此上谏，帮助太戊帝实现王业中兴。图为伊尹故里河南开封市杞县空桑村模拟复原的“空桑”。

◇谏士春秋•三代•血祭言路◇
祖己训王
——借鼎俎上谏再创复兴

殷商王朝的兴衰，冥冥中仿佛又与鼎俎之器有着某种巧合的关联。根据《史记•殷本纪》的记载，创业之初，伊尹曾经“负鼎俎，以滋味说汤”，劝商汤“致于王道”，迎来“夏覆殷王”的改天换地。经历四百年盛衰浮沉，王业传到第二十三任帝王武丁手上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衰退，当时的贤臣祖己再拿鼎俎说事，以修政行德的道理“训王”，赢得“百姓咸欢，殷道复兴”的再次转机。
祖己这次上谏，起因于祭祀。据《史记》载，事情发生在“帝武丁祭成汤”的第二天，不知从哪里来了一只“飞雉”，也就是野鸡，“登鼎耳而呴”，落在盛祭品的铜鼎两边耸起的鼎耳上，发出鸣叫。看到这个情形，“武丁惧”，感到非常害怕，祖己先是安慰他：“王勿忧”；接着便借机提醒武丁，不妨“先修政事”。这两句劝谏，与伊陟借“祥桑”一事劝谏殷太戊帝时有些类似，依旧是身正不怕影子歪的道理。
在商代，鼎俎一类器物不仅用于烹饪，在祭祀时也是用来盛放祭品的礼器。鼎俎中盛着的祭品多是食物，饥饿的野鸡发现后，飞来啄食，并无可惊怪处；个把野鸡“觉悟”较高，找到食物不好意思自顾自独吞，而是高声鸣叫，呼唤同类集体共享，这情况也是有的。武丁帝的恐惧，一来是源于他对鬼神之事过于敬畏，因而反应有些过度敏感；二来，则是源于当时的商王朝，刚刚摆脱四面楚歌的危局，很容易杯弓蛇影，再生草木皆兵的联想。
武丁帝继位时面临的问题，实在是由来以久。自从伊陡劝谏太戊帝，赢得“中宗中兴”后，殷商王朝政权又完成了十三次交接。但问题是，自太戊之子中丁帝以后，同样是血亲范围内的“家天下”政权交接，兄终弟及的旁系继承却多于父死子立的直系继承，造成“争相代立”的矛盾。而且，中丁继位时，将都城由商汤时的祖地亳迁到隞地，引起诸侯不满；此后，由于兄弟名下各有封地，继位时又大多愿意以自己的封地为都，导致商都多次迁徙，形成“诸侯莫朝”的“九世之乱”。到了“盘庚迁殷”，商都迁回黄河以南的亳地，“成汤之政复行”，诸侯才恢复朝觐。而“帝盘庚崩”后，其弟小辛、小乙相继代立，又是两朝兄终弟及，“殷复衰”。直到武丁以小乙帝之子的身份继位，接过这个烫手山芋。
武丁帝是个好领导。他即位后“思复兴殷”，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三年不言”，首先力戒空谈误国，通过深入调查研究“以观国风”，摸清国情；同时求贤访才，最终“营求之野”，从最底层农民工中，发现了正在从事“筑路”劳役的贤才傅说。傅说被任命为宰相，顶起治国理政的大梁。
第二件事，便是敬天地礼鬼神祭拜祖宗。自从伏牺氏“王天下”，讲述“王道”秘诀的“三坟五典”中，奉天承运就一直是古来帝王永不易改的招牌。在《尚书•汤誓》中，商汤伐夏，也是为了听从“天命”，敬畏“天帝”。武丁帝上任伊始祭拜商汤，实为继承衣钵，中规中矩。更何况，帮助武丁治国的那位“圣人”傅说，也是鬼神在“夜梦”中推荐给他的。
武丁帝的迷信，源于远古先民，比“封建迷信”还要久远。越是古老的迷信越蒙昧，越会让沉溺者五迷三道，终日务虚而言不及义。祖己抓住这个要害，指出“唯天监下典厥义”，也即“人在做，天在看”，就看你做得合不合“义”。帝王的“义”，无非还是“帝德”。野鸡登上鼎耳鸣叫，是祭祀物过于丰盛招来的，也可以看作天降神示，大王应端正“帝德”，勤政爱民，而不应超越常规，大搞祭祀。只有这样才合乎义理，顺应天道。
祖己的这次劝谏，处在历史关键节点，是谏诤史上又一个成功范例。其结果是“武丁修政行德”，天下欢欣鼓舞，“殷道”再次复兴。若干年后，“帝武丁崩”（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证武丁帝在位59年），庙号高宗，祖己写下《高宗肜日》，这段“以祥雉为德”的佳话又被选入《尚书》，流传至今。也有一种说法，认为“高宗肜日”是指“祭祀高宗武丁帝的第二天”；那么，祖己“训王”，也就变成了对武丁帝接班人、其子祖庚帝的劝谏。既然关注的核心是“训王”的内容，训的是哪一个王，倒也无关宏旨。 （风乎舞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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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母戊鼎
该鼎出土于河南安阳，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是商王武丁的两个儿子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戊而作的祭器，重832.84公斤，高133厘米，是世界迄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器，需二三百名工匠密切配合才能完成制作。由此不难看出那时对于祭祀的重视和奢华程度。

后面发的好像看不到

@煦野风 2016-09-01 18:27:46
后面发的好像看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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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出来了，好像需要审察，所以要等一阵。

◇谏士春秋•三代•血祭言路◇

微子去国
——留给独裁者醒脑的背影

“家天下”专制统治的强化，使谏诤的风险与日俱增，谏士的命运，便与帝王素质的高下、“时运”的好坏密切相关。就像文天祥《正气歌》中描述的那样：“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殷商王朝由兴到衰经历五百多年风雨浮沉，约公元前1046年亡于帝辛之世；三位高士苦谏暴君，最终一死、一去、一为奴，孔子赞为“殷有三仁”。
帝辛的称谓听来有些生疏，远不如他的另一个称谓那样耳熟能详，那就是商纣王。商汤以后，商朝30位帝王都以天干为号，帝辛本也依循此例；但由于他“残义损善”，因而得了个与夏桀类似的蔑称——“天下谓之纣”。商纣王是史上著名的暴君，然而其人却并不昏庸，《史记》说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且“材力过人”，能“手格猛兽”。这样的文武全材，可惜没用在正道上：智商高，好辩，却不讲理，就变成“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身体好，爱玩，却没品味，于是就“好酒淫乐”，蓄酒为池，悬肉为林，“为长夜之饮”，还“嬖于妇人”。商纣王嬖宠的爱妃，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狐狸精妲己。商纣王唯妲己之言是从，整天歌舞淫乐哄她高兴，为此“厚赋税”搜刮民财，百姓多怨，诸侯多叛。
夏商周时代，庶民无姓，“百姓”即百官。当初夏桀“武伤”百官，对诸侯还算客气，一度囚商汤于夏台，随后也就放了。商纣王变本加厉，不仅用“炮烙之法”烧烤百官，连位居三公的西伯昌、九侯、鄂侯三人都不放过。九侯“有好女，入之纣”，原本打算用通婚的方式讨好他，但九侯的这个女儿偏偏是个烈女，因“不憙淫”惹怒了商纣王，自己被杀，连累得父亲也被制成肉酱。鄂侯为九侯打抱不平，“争之彊，辨之疾”，言辞过于激烈，也被杀掉，晒成肉脯。西伯昌见状，私下“窃叹”，结果遭到告密，囚禁到羑里。最后，西伯手下的人采用行贿的办法，“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商纣王才将西伯昌赦免。西伯昌，就是后来周王朝的始祖周文王。
面对商纣王这样的暴君，百官诸侯都已无语，匡正君失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能冀望于王室内部的宗亲力量。微子是商纣王的长兄，因为是庶出，所以未能继承王位。《史记•宋微子世家》载，商纣王即位后“淫乱于政”，微子数谏，纣王不听。西伯昌被放归回到周地，暗中“修德行善”，诸侯大多背叛纣王而归顺西伯昌，有个叫祖伊的商臣闻讯十分忧虑，奔告纣王。哪知，此时的商纣王，竟也摆出一副与五百年前夏桀相同的嘴脸，满不在乎地说道：“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为！”这与夏桀的“日亡我亡”如出一辙，都把自己“真龙天子”的说法当成了真事，认为自己真有天神保佑，任何人奈何不得。
作为纣王的亲哥，微子闻言“也是醉了”。他看清纣王“终不可谏”，自己又不能像当年伊尹那样走向反叛，所以“欲死之”，打算以死殉国。但与朝中太师、少师的一席对话，却改变了他的主意。太师说：如今的殷商王朝不仅国君不遵天理，不听劝谏，就连国民也都“陋淫神祇”，人心沦丧，实在已到国之将亡的地步了。假如国家还能治理，则“国治身死不恨”；但假如身虽死，国家“终不得治”，那就不如一去了之。微子于是逃离，留下一个背影。
在微子看来，社稷重于君王，所以当后来周武王伐纣克殷建立周朝，微子便“持其祭器造于军门”，主动向周武王献降。周武王见微子袒露上身，双手反绑，“膝行而前”，随从者“左牵羊，右把茅”，样子十分虔敬，于是就将他释放，“复其位如故”。再往后，纣王之子武庚在“管蔡之乱”中被周公旦所杀，微子“奉其先祀”，带领殷国的余民受封于宋，成为宋国始祖。由于他的“仁贤”，所以“殷之余民甚戴爱之”。
关于谏诤，微子有一段话极其经典：“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这就是说，事君不比事父，三次上谏不听，君臣便可恩断义绝。这说法，与后来理学家演绎出来的“君臣父子”之论迥异，更能让后世的暴君昏君们醒脑。 （风乎舞雩）

配图
微子祠墓
据考，微子死后葬于宋国留邑，也即今山东省微山县微山湖中的微山岛上，后该县、湖、岛皆因此得名，现岛上有微子墓及祠，祠内横额“仁参箕比”四字，“箕”指箕子、“比”指比干。意谓孔子将微子与箕子、比干同称“三仁”（如图）。另外，今河南省商丘市郊区也建有微子祠墓。

◇谏士春秋•三代•血祭言路◇

比干剖心
——死谏站上道义制高点

当专制走向暴政，对谏诤的坚守，必然演化为冒死极谏。夏末关龙逄死谏550年后的殷商之末，诤臣比干用更为惨烈的死，再次为打破统治下的言论封锁拼开血路。
商末“三仁”中，比干对纣王提出劝谏，应该也是比较早的。在祖伊得知诸侯归顺周文王而“奔告纣王”之前，就先有了“王子比干谏”而纣王“弗听”的记载。关于比干的身世，《史记》称“王子比干”，应是对王室贵族的泛指，不能认定他为商王之子。关于他在朝中的职务，裴骃《史记集解》说他是少师，似乎也不可信。因为当微子看清纣王“不可谏”，是采纳了太师、少师的建议才逃走的；而微子逃走，比干自始至终是持反对意见。更何况，在“三仁”以各自的方式成仁之后，那位少师则又与太师一道“持其祭乐器奔周”了。
事实上，比干不仅反对微子逃走，而且在谏诤问题上的态度，也恰与太师和少师相反。《史记•殷本纪》载，微子对纣王“数谏不听”，经“与大师、少师谋”，然后就逃走了。比干得知后，悲愤地说：“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史记•宋微子世家》中，比干的话说得更明白：“君有过而不以死争，则百姓何辜！”也就是说，面摘君过是为人臣者的责任，当昏暴之君执迷不悟时，就应以死抗争，这才算得上是有担当。自已一走了之，让社稷和百姓遭殃，不符合为官从政的道义。这种道义，显然并不是“三谏不听”就可以解除的。
比干在微子逃走后，就找到纣王，向他“强谏”。按照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解，比干的强谏，不仅也像当年的关龙逄那样“立而不去朝”，且“不去者三日”，一站就是三天。商纣王见比干三日不退朝，不吃不喝，毫不动摇，感到不可思议，于是就好奇地问他“何以自持”？比干回答说，自己“修善行仁”，之所以站立三天三夜不倒，是“以义自持”。这让力大无比，号称“能倒曳九牛，抚梁易柱”的纣王惭恨交加。他恼羞成怒地说：“吾闻圣人心有七窍，信有诸乎？”于是“杀比干，刳视其心”。比干的心脏就这样被当场剖出。
无论野史信史，大都将商纣王的兽行与美女妲已联系在一起，比干剖心一事也不例外。刘向《列女传》就说，商纣王终日“不离妲己”，“妲己之所誉贵之，妲己之所憎诛之”。比干为此上谏，指出纣王“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妇言”，这样下去，必将“祸至无日”。纣王怒，“以为妖言”。这时，妲己在旁边说：“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听了这话，纣王才下令杀掉比干，“剖心而观之”。
商纣王与妲己合伙为虐的记载还有很多。皇甫谧《帝王世纪》载，当时诸侯反叛，妲己认为刑罚太轻，商纣王就开始研究更加残酷的肉刑。先是做了一只“大熨斗”，用火烧红后“使人举”，受刑者“辄烂手不能胜”。纣王怒，认为是受刑者故意不配合，就又做了一个大的铜柱，涂上膏油，让受刑的人站在上面，周围架上炭火炙烤。膏油被烧热，受刑者“足滑跌堕火中”，纣王便与妲己“笑为乐”，命名为“炮烙之刑”。
商纣王与妲己曾经“杀人以食虎”，还对解剖人体发生了兴趣，曾经“斮朝涉之胫而视其髓，刳孕妇之腹而观其胎”。关于“斮胫视髓”，郦道元《水经注》说得有地点、有细节：“淇水又东，右合泉源水。水有二源，一水出朝歌城西北，东南流。老人晨将渡水，而沉吟难济。纣问其故，左右曰：老者髓不实，故畏寒也。纣乃于此斮胫而视髓也。”朝歌城位于今河南鹤壁淇县，是商末行都、《封神榜》故事发生地。在今人看来，老年人体寒、骨质疏松，都是常识，商纣王为此要砍断老者的腿骨观看骨髓，下手何其残忍！传说中的“刳腹观胎”，更是商纣王与妲己二人打赌的结果：为了印证他们对一孕妇胎儿性别的猜测，下令剖腹查验。两条生命就在一番嘻笑中被剥夺。有这样一系列荒唐的事例垫底，下令开胸探看比干的“圣人之心”，也就不再出人意料。
诤臣比干的忠心赤胆，最终没能将凶残的暴君感化；但商纣王的极度凶残，却将文臣死谏的壮举，彻底推上了道义的制高点。数千年来，“文死谏”成为捍卫言路最有效的盾牌。
（风乎舞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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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干庙剑刻碑
比干庙位于河南省卫辉市，是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庙内碑碣林立，立碑时间几乎涵盖了我国历史上所有朝代。 其中的“殷比干墓剑刻碑”（如图）据说是迄今发现的唯一的孔子真迹，被誉为“天下第一碑”。

@煦野风 2016-09-01 18:15
此前单篇发的，这样发可能便于连续阅读，所以改一下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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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兔子7562 2016-09-03 20:13:38
楼主好贴！精品！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好的文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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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奖，谢谢！

谢谢各位！

@煦野风 2016-09-04 16:53:13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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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论坛刊贴是以初发时间为准，其后再更新时不被显示，不便查阅，所以改回到每篇单发的方式。各位可以继续关注最新编号刊发的文章，并从文后“相关推荐”中查阅以往各贴。

@煦野风 2016-09-04 16:53:13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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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煦野风 2016-09-05 10:44:04
由于论坛刊贴是以初发时间为准，其后再更新时不被显示，不便查阅，所以改回到每篇单发的方式。各位可以继续关注最新编号刊发的文章，并从文后“相关推荐”中查阅以往各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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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打了客服电话询问，让我再试一试。

◇谏士春秋•三代•血祭言路◇

箕子佯狂
——“潜水”也是一种坚守

面对纣王的淫暴，殷末“三仁”中，箕子的选择比较隐忍：箕子既不同意微子的去国，也不同意比干的强谏；在同样苦谏无果时，箕子“佯狂为奴”，通过装疯卖傻和卧薪尝胆，完成了一次韬光养晦的“潜水”。
箕子的“佯狂为奴”，是在明知纣王“不可谏”之后，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史记•殷本纪》载，在微子逃走、比干强谏惨遭剖心后，“箕子惧”，于是“详狂为奴”，被纣王囚禁。但同时又记载，在箕子被囚后，“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显然，箕子的这种选择，不应被简单概括为是出于恐惧。因为箕子只是纣王的一个“亲戚”，按《帝王世纪》的说法，微子是纣王的同母庶兄（微子出生后，其母晋为王后，生下纣王）；相比之下，箕子只是纣王之父帝乙的另一“庶妃”所生，地位远不如前者。如果是出于恐惧，他起码在当时的情况下，既可以像前面的微子那样去国，也可以像后面的二师那样“奔周”。
箕子对纣王的劝谏也可谓仁至义尽。《史记•微子宋世家》载，早在纣王“始为象箸”，吃饭刚用上象牙筷子，箕子就曾预料：用象牙做筷子，就会用玉石做酒具，进而“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舆马宫室的奢华将“渐自此始”，一国风气将“不可振也”。后来，“箕子谏，不听”，也有人劝他：“可以去矣。”箕子的回答是：“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悦）于民，吾不忍为也。”这话显然针对微子，因为他的作法使“殷之余民甚戴爱之”，的确收到了悦民的效果，也的确对后世映衬出了纣王“王道”的缺失。
对于自身所处危境，箕子也早有觉察。《帝王世纪》载，箕子“象箸之谏”五年后，纣王果然“造倾宫，作琼室、瑶台，饰以美玉”。纣王尽情挥霍，“车行酒，马行炙，以百二十日为一夜”，且“六月发民行猎于西山”，结果引来天谴：“居期年，天下大风雨，飘牛马，坏屋树，天火烧其宫，两日并出，或鬼哭，或山鸣。”天降异象，纣王却并无惧怕，“愈慢神，诛谏士，为长夜之饮，七日七夜”，以至“失忘历数，不知甲乙”，弄不清今夕是何夕。纣王“问于左右”，左右之人个个“莫知”，又使人问箕子。箕子深感处境不妙，于是对身边左右之人说：“为天下主，而一国皆失日，天下危矣。一国不知，而我其危矣。”
箕子深知，这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况下，难以保全自身。但正如柳宗元《箕子碑》文中分析的那样，像比干那样以死相谏，“进死以并命”的做法“无益吾祀”，箕子无意为之；像微子那样“委身以存祀”，投靠周王以保存族裔的做法，必然招至亡国，箕子不忍为之。箕子最终选择“保其明哲，与之俯仰；晦是谟范，辱于囚奴”的做法，也就是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与纣王周旋；忍受着做囚徒的耻辱，隐藏起自己正确的主张。因而，箕子是以一种保留不同政见的“潜水”，艰难履行着自己对于“臣责”的坚守。
箕子的“潜水”，同时也是一次保存政治实力的“潜伏”——正如柳宗元所作的分析：当时正逢殷商末年，“殷祀未殄”，但“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假如上天有眼，纣王因多行不义“恶未稔而自毙”，死于酒色狂乱的生活，就将由他的儿子武庚继位。那时国家危亡，幼主需要辅佐，“国无其人，谁与兴理”？所以，箕子“隐忍而为此”，也是“有志于斯”。
《史记》载，箕子“被发详狂而为奴”后，便“隐而鼓琴以自悲”，曲名《箕子操》。后来，周武王“率诸侯伐纣”，并“斩纣头”，“杀妲己”，“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微子献降，得“复其位如故”；箕子向周武王献出大禹治世宝典《洪范九畴》，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箕子于是也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王国“箕子朝鲜”，从此“俾夷为华”，向那里的“夷民”实施教化。
多年后，箕子朝周路过殷墟，感慨宫室毁坏，遍生禾黍，作《麦秀之诗》：“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感叹当初的“狡童”纣王拒谏亡国，“殷民闻之，皆为流涕”。同样“彰君之恶”，只是时空睽隔，也就成了“哀而不伤”的鼻祖。
（风乎舞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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箕子陵
朝鲜平壤曾有古代箕子陵（如图，上世纪已毁）。据朝鲜李朝郑麟趾撰《高丽史》记载：肃宗七年（1102）十月壬子朔，礼部奏：“我国教化礼仪，自箕子始，而不载祀典。乞求其坟茔，立祠以祭。”从此，该陵受到历代王朝的祭扫与修缮。另据《史记》集释：“杜预日：梁国蒙县（在今之河南商丘大部分与山东曹县部分）有箕子冢”。此墓至今尚存，被许多学者视为箕子的真正墓地。

◇谏士春秋•三代•血祭言路◇

夷齐叩马
——为道义言，为气节死

商亡，曾经貌似箕子那样“哀而不伤”过的，还有北方诸侯孤竹君的两个继承人伯夷和叔齐。兄弟俩认为武王伐纣是“以暴易暴”，“叩马相谏”未果，于是“义不食周粟”，藏入首阳山中采薇草而食，饥饿将死时作歌，缅怀“神农、虞、夏”的上古“王道”。
据考证，孤竹国位于今冀东卢龙县一带。《史记•伯夷列传》载，伯夷、叔齐是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孤竹君死后，兄弟二人互相谦让，谁也不肯继承王位，最后一起出逃，国人只好推立他们的另一个兄弟为嗣君。夷、齐二人用他们的逃遁，让孤竹国重演了上古时“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耻之逃隐”，四岳十二牧推荐虞舜上位的一幕佳话。
世界那么大，伯夷、叔齐也想去看看。但由于纣王腐败，天下黑暗，听说西方诸侯西伯昌“善养老”，是个忠孝贤良的长者，于是“盍往归焉”，打算寻上门去，做个门客。
夷齐兄弟向往的西伯昌，就是周文王姬昌。《史记•周本纪》载：“西伯曰文王……笃仁，敬老，慈少。”姬昌生而有“圣瑞”，为让他日后袭位，他的两位伯父太伯、虞仲也曾像夷齐兄弟一样出逃，硬将王位让给他的父亲公季。公季死后，姬昌袭位，“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由于他“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在伯夷、叔齐之前，就已经有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等一干仁人志士慕名前往，争相归附，商纣疑其心存异志，遂将他囚于羑里。众门客各施神通，向纣王献上“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等，又通过纣王的嬖臣费仲进上美言，纣王大悦，才将西伯昌放归。
夷齐西行，路途遥远，即便今天，也须辗转大半个中国，商周之际，更不知耗去多少时日。《史记》载，夷齐二人终于到了周地，却得知西伯昌已卒，他的儿子姬发继承伯位。姬发随即起事，奉其父为文王，自号武王，并载着文王的“木主”牌位正要出发，准备去讨伐商纣王。西伯昌的去世，令伯夷、叔齐感到悲哀，姬发的做法，更令兄弟二人感到震惊。在夷齐兄弟看来，他们原本为逊让侯位弃国出走，姬发却父死未葬便急忙袭位，而且改伯称王，兴兵起事，更有欺君乱国之嫌。兄弟二人当即拦在路上“叩马而谏”，质问姬发道：“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
实际上，令夷齐兄弟感到震惊的，可能还远不止这些。《吕氏春秋•诚廉》载，夷齐二人到了周地，闻西伯昌已殁，武王即位，便开始关注其所作所为。不久察觉，武王姬发暗中派人去找纣王身边的上大夫胶鬲，用升官发财来诱使他一同起事，约定事成后为其“加富三等，就官一列”，协议一式“三书”，涂以牲血。随即，姬发又派人去离间纣王的庶兄微子，许诺事成后让他“世为长侯”，继承殷祀，享受《桑林》礼乐，将孟诸作为私人封地。协议同样一式三份，“血之以牲”。《庄子•让王》甚至说武王姬发对夷叔二人也进行了类似的拉拢。
发现“周德”变得如此之“衰”，伯夷、叔齐只有“相视而笑”，叹息道：“嘻！异乎哉！此非吾所谓道也。”在他们看来，昔日神农氏“时祀尽敬而不祈福”，祭天地不是为了图回报；“忠信尽治而无求”，奉社稷不是为了谋私利。不从别人的缺点得到好处，“以人之坏自成”；不用别人的短处来衬托自己，“以人之庳自高”。如今，武王姬发“上谋而行货”，是崇尚计谋，滥施贿赂；发动兵乱，“杀伐以要利”，是“以乱易暴”。
作为抱有较高政治理想的义士，夷齐二人不忍看到天下战乱，只能“叩马而谏”。不料，武王左右的武士“欲兵之”，竟要将二人当场格杀。多亏太公姜尚一旁劝说：“此义人也。”才将他们“扶而去之”。很快，武王灭殷，“天下宗周”，伯夷、叔齐“耻之”，决意“义不食周粟”，拒吃周粮以保节。他们登上首阳山，采食薇草，作歌唱道：“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夷齐二人“遂饿死于首阳山”，却用自己的生命，为百代士人融铸了“不避其任”、“不为苟在”的问政勇气与节义观。
（风乎舞雩）

配图
夷齐采薇图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幅南宋李唐绘《采薇图》（局部），着力刻画了伯夷、叔齐这两个宁死不愿意失去气节的上古高士。他们面容清癯，身体瘦弱，肉体上由于生活在野外和以野菜充饥而受到极大的折磨，但是在精神上却丝毫没有被困苦压倒。时逢南宋与金国对峙，李唐采用这个历史故事来鼓舞民族士气，谴责投降变节者，可谓是“借古讽今”，用心良苦。

◇谏士春秋•三代•血祭言路◇

周召分陕
——言听计从带来的盛世

中国古代盛世，基本上都有个共同特征，那就“主圣臣贤”前提下的帝王从谏如流。但作为史上常被提及的首个盛世，“成康之治”的例子显得有点极端。因为周武王之后的成、康两代帝王，都是在顾命老臣呵护下上岗的，从小就习惯于言听计从。更何况，那时将嗣君扶上马，将姬姓周王朝引向盛世的顾命老臣，又是史上儒家最为推崇的周召二公。
言听计从并不是帝王的天性。即便像成王姬诵这样的幼弱之主，要想培养他的谦逊与信任，做大臣的也是蛮拼。公元前1042年，周武王姬发因病驾崩，武王同母弟姬旦扶幼太子姬诵继位，这便是周公摄政。天下初定，主少国疑，周公姬旦的担子不好挑。《史记•周本纪》载，摄政之初，武王诸弟中另有管叔、蔡叔等怀疑周公擅政，勾结商纣王之子武庚作乱。周公“奉成王命”讨伐，诛杀武庚、管叔，放逐蔡叔，重新收服殷朝遗民，并顺势东征，平定淮夷东土。在这之后，周公依旧“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地努力工作，但管蔡之乱中关于他的种种流言，却始终在年幼的成王心中留下阴影。
管蔡之乱后的一个历史事件，消除了成王的疑忌，便是“金縢释嫌”。“金縢”，即“金縢之匮”，也就是金属装束的文件匣。《尚书•周书》载，武王克商后的第二年身染重病，久而不愈。那时，太公姜尚与召公姬奭要为武王占卜，周公则祷告周祖太王、王季和文王的在天之灵，请求让自己代替武王去死。祝毕，将策书藏于“金縢之匮”。后来，成王听信流言，疑忌周公，周公东征凯旋，作《鸱鸮》一诗欲感动成王，成王仍未醒悟。直到一次“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邦人大恐”，成王寻求天佑，打开此匮，发现了周公请求代替武王去死的策书，深受感动，隔阂才被消除。事后，史官作《金縢》篇，收入《尚书》，《史记》“周本纪”却将其漏记，“鲁周公世家”则将成王开启“金縢之匮”的时间挪移到了周公死后。
“金縢释嫌”后，成王对周公更加言听计从，使得“封藩屏周”、“卜都定鼎”、“推行礼乐”等一系列正确主张得以顺利实行。于是周公便在摄政的第七个年头“还政成王”，让已经成年的成王亲自主政。没想到，就在他卸任“北面就臣位”后，再次受到流言谮毁，于是“周公奔楚”，只得南逃。这时，另一封策书帮助了他：《史记•鲁周公世家》载，早先成王年少时也曾病重，周公曾“自揃其蚤”，剪下自己的指甲投入河中，向神灵祝告愿代成王受过，之后成王的疾病得以痊愈；周公出走不久，成王偶然打开府库“见周公祷书”，读之“乃泣”，再释嫌疑。周公归朝后“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又作《多士》、《毋逸》等诰书，以殷商兴衰为前鉴，告诫成王要勤政爱民，不可骄奢荒逸。此后直到周公去世，成王都敬之如父，“不敢臣周公也”。
与周公姬旦共辅成王的，还有同为三公的召公姬奭。《史记》对他描述不多，只说“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他与周公分别担任太师、太保；且“五成而分陕，周公左，召公右”，也即以今河南陕县为界划定东西，各自治理。并提到召公作过《召诰》。《召诰》收在《尚书•周书》中，主要内容是劝告成王要顺从周公的意见，继续倚重周公，这对于维护周公摄政的权威性，以及结束摄政后保证周王朝一系列政策的延续性，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这篇诰词中，召公为履行太保之责，对即将亲政的成王反复劝导，提醒他“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要以夏朝和殷朝的覆灭为教训，“敬德”、“敬作”，慎用刑戮，勤政恤民。
召公又是康王一朝的顾命辅臣。周公去世后，成王姬诵也于公元前1020年驾崩。《史记•周本纪》载，成王既崩，召公等奉遗诏率诸侯扶立太子姬钊，告诉他“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训导他“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为政。《尚书》有《顾命》篇，详细记载了上述内容。由于周召二公的合力训导、接力辅佐，成康两朝“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
成康盛世的成因告诉后世，相对于独裁，有时“主弱”倒也未偿不是件好事。
（风乎舞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