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德国人挑起来的，让人不免疑惑，德国人为什么要挑起战争？又如何能把世界搅得天浑地暗？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德国的名头是德意志帝国，又称德意志第二帝国，这是1871年普鲁士王国统一日耳曼各地区之后形成的帝国。1914年6月28日，弗兰兹·斐迪南大公及其妻子在那时新近吞并的波斯尼亚省首府萨拉热窝遇刺，德国、奥匈帝国与意大利结成的联盟体系——同盟国——立即表态，并“开始采取无情的、致命的行动。首先，德国保证，不论奥匈帝国决定采取什么行动它都给予全力支持。”1914年8月3日，德国入侵比利时，开始了实际的战争行动。欧洲各个强国在萨拉热窝谋杀事件才过去5个星期的时候，就开始互相进攻，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关于“战争罪行”，战争的历史条件和历史性力量，有一段热烈、持久的争论，通史总结了战争的背景原因和直接原因，说“最重要的背景因素有四个：经济上的竞争、殖民地的争夺、相冲突的联盟体系和势不两立的民族主义愿望”，显然，这些都是有道理的。
不过，人类有两大敌人：天灾、人祸，战争是人祸，是人发动的，无论如何，人的因素，人的社会因素，人的思想文化因素，都是不能忽略的。
十八到十九世纪，德国出了两位大哲学家：一位是黑格尔（1770—1831），另一位是尼采（1844－1900年）.

哲学家罗素说，黑格尔在他的《历史哲学》中提出了“精神”的概念，这“精神”在地球上的发展中，他把最高的角色指派给了日耳曼人，他说“日耳曼精神是新世界的精神”。黑格尔对罗马帝国灭亡以来的历史作了新的解释，把晚期罗马人看成精力衰竭的人，认为日耳曼人征服西罗马帝国是走向复苏的重要一步。
罗素说，黑格尔对罗马帝国灭亡以来那段历史的解释，一部分是德国学校里世界史教学的结果，一部分又是它的原因。黑格尔既是学生，又是老师，他在传承着这种观点。
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认为，黑格尔在对历史作哲学思考时，心里怀想着日耳曼人的英雄，怀想着狄奥都利克、查理曼、巴巴罗撒、路德和弗里德里希大王之类的人物。解释黑格尔，得从这些人的勋功着眼，得从当时德意志刚刚受了拿破仑欺辱这件事着眼。
狄奥都利克、查理曼、巴巴罗撒、路德和弗里德里希大王都是日耳曼人的英雄，都是德意志的民族英雄。
狄奥都利克——当哥特人征服了意大利的时候，狄奥都利克是意大利人兼哥特人的王，“他是个英明强干的君主”。
查理曼——查理大帝（742或747年—814年），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帝国的皇帝，神圣罗马帝国的奠基者。日耳曼条顿人，西罗马崩溃后，从765年开始，到814年，在近半个世纪的长期统治中，据说查理曼出征五十四次，他不断征战，扩充疆域，成为西方无可争辩的征服者。
巴巴罗撒——“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他就是那个日耳曼人的大英雄巴巴罗撒（红胡子的意大利语），1189—1192年他率领十字军进行第三次东侵。后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进攻苏联的计划，就定名为“巴巴罗撒计划”，他是希特勒十分崇拜的榜样。
路德——马丁·路德1483——1546），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倡导者，基督教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
弗里德里希大王——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欧洲“七年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中的男主角，这位大王就是欧洲历史上有名的腓特烈大帝，据说是那个时代欧洲的第一名将。

黑格尔说，历史发展的本原是民族精神。罗素引用了黑格尔的话：“在每一个时代，都有某一个民族受托担负起引导世界通过它已到达的辩证法阶段的使命”。
当然，在黑格尔那个时代，这个民族就是德意志。但是除民族以外，他说，我们也必须考虑世界历史性的个人，那就是这种人：他们的目标体现着当代应发生的辩证转变。这种人是英雄，他可能违犯平常的道德律，违犯也不为过。黑格尔举亚历山大、凯撒和拿破仑为实例。
哲学家罗素很是怀疑，他说，依照黑格尔之见，人不作战争征服者是否能够成为“英雄”。哲学家说得对，这的确是个非常令人生疑的观点。
黑格尔认为，不时发生战争是一件好事情。他说，“和平是僵化”，战争有一种实际的道德价值，“战争还有更崇高的意义，通过战争，各国人民的伦理健康就在他们对各种有限规定的固定化的冷淡上保全下来”，因为由众国家做成的一个家庭必定创造出一个敌人。国与国的争端只能由战争来解决，因为每个国家的利益就是它自己的最高法律，国家是不受平常道德律约束的。
黑格尔好像认为，“一切重大的事情都采取战争形式”，于是，他认为战争的征服者是“英雄”。

黑格尔下世13年后，鼎鼎大名的尼采出世了。

哲学家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里这样评述尼采：
“他喜欢无情、战争和贵族的高傲；”
“他是一个热烈的个人主义者，是一个信仰英雄的人。他（尼采）说，整个一个民族的不幸还不如一个伟大个人的苦难重要：所有这些小民的灾难，除了在强有力者的感情中以外，并不在一起构成一个总和。”
“多数者应当只是极少数人完成优越性的手段，不可认为他们有要求幸福或福利的独立权利。他提起普通人，习惯上称作‘粗制滥造的’，假如他们的受苦受难对产生伟人是必需的，他认为这件事就无可反对。”
可怜的小民百姓，大家只不过是“英雄”大人物们的试验材料！
尼采认为，从1789年到1815年这段时期的全部重要性都在拿破仑身上得到总结：“法国大革命使拿破仑得以出现，这就是它的正当理由。假使我们的全部文明混乱崩溃的结果会是这种报偿，我们便应该希求混乱崩溃。”
“为了重大目标既有加给人痛苦的能力也有忍受痛苦的度量”。尼采“赞赏意志的力量甚于一切”。
他赞赏强力意志，说，“光辉的兽性、战争和征服的本能、……这一切都是好的”。
“几乎我们称作‘高等教养’的一切东西，都以残忍性的崇高化和强化为基础。”
罗素讥讽道，尼采“最钦佩的人是一些征服者，这些人的光荣就在于有叫人死掉的聪明。”
尼采“永远不厌其烦地痛骂妇女”。他说“男人应当训练来战争，女人应当训练来供战士娱乐。其余一概是愚蠢。”罗素辛辣地指出，可见，战士的娱乐必是与众不同的一种娱乐。读到这里，我实实赞佩尼采先生的先见之明，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侵略军作到了，成千上万的慰安妇证实了尼采的高见。
十九世纪末，尼采曾经“带着某种狂喜预言将要有一个大战时代”，哲学家罗素辛辣地指出：“我们不知道，假使他活到了目睹他的预言实现，他是不是快乐。”
尼采是一位“敏锐的历史批评家”，有评论说，“尼采以非凡的勇气和惊人的洞察力轻而易举地颠倒了各种公认的观念，奚落了一切美德，赞扬了所有的邪恶。”
据说，尼采的著作对后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他的思想具有一种无比强大的冲击力。

十九世纪，黑格尔与尼采，这两位德国的哲学巨人，都赞赏强力意志，他们有着奇特的战争观，都认为进行战争的征服者是英雄。至于那些战争中无辜死亡的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用尼采的话说，这些“粗制滥造的”，“假如他们的受苦受难对产生伟人是必需的，他认为这件事就无可反对。”
作为平民百姓，我虔诚地祝福平民百姓们，但愿大家不要生活在这些“英雄”施展“才华”的年代里！

哲学家哲学的产生，离不开他们生活的那个社会，也离不开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德国知识分子中间广泛流传着一个主义，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个主义为社会不平等、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正名，他们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搬到社会舞台上，把达尔文对最适者生存和生存斗争的强调，极妙地适应了那时西方社会的时代倾向，那个时代，正是欧洲人大征服大扩张建立世界霸权的年代。他们把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核心概念拿过来大加发挥，说生存竞争所造成的自然淘汰，人种差别和阶级存在都是合理的，战争不可避免，等等。可以肯定，德国人挑起两次世界大战是合乎逻辑的，是有社会基础的，是必然的。

尼采有一部著作叫《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说是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几乎包括了他的全部思想。有评论说，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开启了一个从根本上改变世界、释放破坏之力的潘多拉之盒，此书明白无误地让人们作“恶”。据说，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士兵在开赴前线时，他们的背包中有两本书最常见，一本是《圣经》，另一本就是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在几乎颠覆人类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你想，德国士兵在开赴前线的生死关头，还不忘带上这本书，足见德国的哲学家对德国人的影响是多么深刻，多么巨大。

德国人从十九世纪走进二十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都是德国人挑起来的，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可怜希特勒打败了，不然一定也是这些哲学家们眼里的“大英雄”。
所幸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似乎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起了作用，德国人作了彻底的反省，对侵略战争有非常坚决的认识，如今，战后的德国人与战前的德国人区分得清清楚楚。相比之下，东方的日本人对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到现在拒不认帐，战后的日本人与战前的日本人不能区分，这是什么原因呢？难道是因为他们没有象黑格尔和尼采那样的哲学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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