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廷弼，字飞白，号芝冈，湖北江夏人，一个猛人，猛的有些特点，除了对敌人猛，他对自己人也猛。

真正的猛人。

凡是猛人，从小都有一段异于常人的经历，比如少年时期就去原始森林野外生存的努尔哈赤，再比如整日在九边游学的孙承宗，他的家庭环境决定了他幼年的经历——放牛。

你抱怨你的出身，你埋怨你的父母，你控诉这个社会，你认为富人必然“为富不仁”，有钱人的钱都不是好来的；你看到开豪车的年轻人心中必然不忿的呐喊一声“又是X二代”，不由得悲从中来，叹自己没有生在一个好人家。

这样的人，一辈子都不可能成功。

幼年的熊廷弼放着牛，他的心中没有抱怨，没有嫉妒，没有对不公社会的愤怒和控诉，有的只是一腔壮志，豪情万丈。

这可能有点好笑，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居然会有梦想，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嘛。

“我太祖高皇帝，放牛娃出身尚能一统四海九州歌颂，我为什么不行！”

别人能做到，我为什么不行？

“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岂能碌碌无为一辈子行尸走肉？”

我一直相信，有一种存在能让人忘记疲倦，能让人孜孜不倦，能让人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条件下迸发出无限的可能，对有些人来说这是千金难得，穷其所有财富也换不回来，而有些人一根稻草一个馒头就能得到它，因为它就在每一个人的身体中：

梦想，或者称呼它为野心。

成功的动力源泉。

少年的熊廷弼很早就有了梦想，通过读书他考取了乡试第一名，中了进士，成为了一名御史，而他负责的区域就是辽东。

巡查金州的时候，熊廷弼发现因为大旱老百姓百姓都跑到城隍庙求雨，这情景让熊廷弼想起了小时候的记忆。

当他小时候饥肠辘辘向上天祈祷的时候，神没有出现；当他因为放牛受伤疼得直呲牙的时候，神没有出现；当他被其他孩子看不起、嘲笑乃至围殴的时候，神还没有出现。

《亮剑》中李云龙问楚云飞：“我在大别山边框的时候，领袖在哪里？”“我饿着肚子没饭吃的时候，领袖在哪里？”

熊廷弼不禁也要问，神在哪里？

后来，熊廷弼学会自己找野果填饱肚子；学会咬着牙自己承受疼痛；学会把欺负他的人都打倒，哪怕早已遍体鳞伤。

朦胧中，他找到了答案：

原来这世界上是没有神的，有的只是你自己。

如果你愿意，你自己可以成为自己的神。

让这样一个人去相信世间有神，准确的说是除了自己以外的神，难度可想而知。

为了让老百姓明白求雨是不靠谱的，熊廷弼和城隍庙里的土地神打了一个赌，如果你土地公在七日内下雨，我熊廷弼亲自给你修庙，可如果七天内没下雨，那我就拆了你的城隍庙！

赌约过后，熊廷弼接着巡视各地，等巡视到广宁的时候，距离七日之约已过去三天，熊廷弼派人赶赴金州，履行赌约：

拆庙。

听说熊大人派人来了，金州老百姓全都跑到城隍庙前看热闹，只见这使者带着拆迁队刚来到城隍庙前，原本万里无云的天空突然是阴云密布，刚刚还炎热无比的空气突然气温陡降，突然一道雷鸣划过夜空，紧接着就是轰隆的雷声，随之而来的就是如炸锅般的暴雨砸在人们的身上，连地面都要为之颤抖。

“下雨了！”“熊大人真的比城隍老爷还神啊！”“熊大人这是在世的活神仙啊！”

从此熊廷弼“神仙”的名号在辽东广为流传。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具体操作问题，晴空万里突然乌云盖顶，虽说天气多变，但也不可能变化的如此之快；其次，这种故事明显带有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都是为了赞颂烘托某些英雄人物具有的高贵品质，比如坚持勇敢等等。

所以我们基本可以判定，这个故事可信度很低。

这个故事中的熊廷弼所展现出的形象有：大无畏精神，不畏怪力乱神，这一点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要知道就连皇帝有时候也是要敬畏上天的，所谓董仲舒“天人感应”，这恰恰说明了熊廷弼的大智慧和大无畏。

既然神都不怕，那自然更不可能怕人了。

这个人就是李成梁。

熊廷弼对李成梁展开了疯狂的弹劾，比如弃地啖虏，比如养虎遗患，言辞之激烈简直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杀不足以谢天下，弹劾李成梁一个不够，还有当时的辽东巡抚顾养谦当时的蓟辽总督蹇达都上了熊廷弼的黑名单，就连熊廷弼的前任辽东御史熊廷弼都不放过。

辽东高层悉数在列，可谓一锅端。

弹劾虽然没有成功（压根不可能成功），但对当时朝野影响非常大，李成梁是谁？那是上到内阁首辅六部尚书下到皇宫禁军都吃得开的，门生故吏遍天下，比如前文的李如柏就是锦衣卫，熊廷弼这不是寿星公上吊嫌命长嘛，可结果却是出乎意料，熊廷弼依然是我行我素，在辽东严明军纪，杜绝受贿送礼的歪风邪气，将领犯错按律治罪，一时间辽东风气大为改观。（在辽数年，杜馈遗，核军实，按劾将吏，不事姑息，风纪大振）

在这个过程中，熊廷弼结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分别是姚从文、刘国缙，熊廷弼相信这是自己一生的朋友，可以过命的朋友。

如果不是一年后残酷的现实，熊廷弼可能还会继续这样认为下去。

在辽东一手遮天的李成梁始终沉默，没有任何行动；而熊廷弼始终不放弃，三天两头找李成梁麻烦，最后李成梁不得不找关系把这尊大神送走了，熊廷弼的工作成了督学。

督学，是一个明清特有的官职，是一个很特殊的官职，名义上是督查学生学校工作什么的，看似不重要，可又规定与督抚平行，且“本官职衔兼领学政”，原来干什么现在还干什么，保留职务，就是多一个督学工作，并且以钦差大臣待遇，在清代纪晓岚左宗棠张之洞都做过督学。

而熊廷弼不仅做了督学还做的是南京地区的督学，这哪里是被打压，根本就是高升嘛，

要知道作为两京制的明朝，就是苏杭地区也包括在南京地区之内，作为中国文人辈出之地，南京地区那真是风流才子文人雅士遍地都是，作为“清流”汇聚的东林党其中很多人都来自南京，甚至于在崇祯时期兴起从而影响当时朝政在明末扮演重要角色的组织——“复社”更是起源于南京，在这个地方督学，谁知道哪一天未来的六部尚书内阁首辅就成了你名义上的学生。

这将是一股庞大的政治能量，谁能拥有它哪怕是一部分谁就可以拥有让敌人颤抖的资本。

这样一个美差，可偏偏却让熊廷弼办砸了。

据《明史》记载，熊廷弼在当地暴力执法，无缘无故糊里糊涂杖杀了一名生员，也就是我们说的秀才。

这下士子文人们不干了，一起找到南京御史，要求给个说法，最后闹到了万历面前，熊廷弼免去所有职务，回家等待处理。（督学南畿，严明有声。以杖死诸生事，与巡按御史荆养乔相讦奏。养乔投劾去，廷弼亦听勘归。）

不仅官丢了，可能还要担负刑事责任，熊廷弼的仕途在这这里划上了句号，所有人都这样认为，包括熊廷弼。

几年过去，整日在家读书看新闻没事种种花给花浇浇水的熊廷弼突然收到命令，从一个赋闲在家的前官员变成了大理寺丞兼河南宣慰辽东御史，这个职务是一个临时职务，等于挂河南头衔管辽东事务。

朝廷给出的理由是“深谙辽事”。 上一个被这样评价的人是刚刚被投入监狱的前辽东经略杨镐。

从后来来看，这次任命不过是为之后做的准备，一个台阶。

几天之后时间到了六月，熊廷弼再次接到命令，升任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御史，别惊讶，这还只是兼职，重要的在后面，熊廷弼真正的本职是辽东经略。

熊廷弼作为“有案底”的人这几年什么都没做家里蹲然后突然就成了国防部副部长兼辽东总指挥，那么这几年每天打卡工作的满朝文武干嘛了呢？熊廷弼是彩票中奖了吗？

作为世界上最难得彩票——意大利超级乐透，中奖率为六亿两千两百万分之一，可熊廷弼的运气似乎比中彩票还好。

虽说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可中彩票的前提是买彩票，熊廷弼这几年免职在家做了什么？看书，种花，没了，难道靠这些就能成为辽东经略兵部侍郎？

不知道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

和杨镐一样的理由（深谙辽事），和杨镐一样的经历（退休被启用），和杨镐一样的使命（消灭后金），熊廷弼踏上了前往北京的道路，等待他的将是艰巨的目标以及悲惨的结局，前者他已有准备后者却始料未及。

此刻的北京终于召开了关于萨尔浒之战责任调查以及接下来怎么办研讨会，大家众口一词，根本原因是杨镐严重的指挥失误，主要原因是杜松的个人冒险主义。

为什么不重要，怎样吸取教训也不重要，谁来担负责任，会不会涉及到自己身上，这才是最重要的。

庙堂之上在追究责任，江湖之远也在追究责任，不知何时在民间开始流传着这样一种声音：

杨镐不是指挥失误，而是立场不坚定。

也就是说，杨镐是个叛徒。

理由很简单，因为杨镐和努尔哈赤有书信联络。

我们本不可能输，要不是我们出了叛徒。这和“我一定成功要不是社会不公平天妒英才”是一个道理，都是通过否定别人的成功努力来肯定自己。

这么做的目的，不是为了杨镐，而是为了杨镐身后的人，那一群人，那一个庞大的组织。

想要上位，就必须干掉他们！而萨尔浒事件就是扩大打击面的好机会。

这些人在我们传统的历史上有着极其光辉的正面形象，是心系国家的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但当我们以不夹杂个人喜好的客观视角再一次去仔细的审视他们的时候，我们从历史的细节发现了他们光明背后的阴影。

这个声音最早出自于东林书院。

熊廷弼就是在这样一个暗流涌动风云诡异的时候来到了京城，虽然退休在家，但“自诩为边才”的熊廷弼这几年没少过关注过辽东，准确的说是一直在关注辽东，因为他有预感，预感辽东一定会出事，石破天惊的大事。

熊廷弼的“深谙辽事”一点都不假，他上书万历，指出如今局面很危急，必须以开原和铁岭为屏障，先谋防御再谋进取。

开原和铁岭一定要守住！

一语中的。

折子递上去没几天，万历的回复还没下来，倒是辽东的消息传来了：

开原失守。

熊廷弼一刻不敢耽误，立马出山海关前往辽阳，火速疾驰星夜赶路。

在路上，他收到了第二个“好消息”：

铁岭也丢了。

后来的兵部尚书王在晋曾评论开原铁岭之失为“无局可守”，按照正常逻辑这种时候辽东已经守不住了，其实在熊廷弼没有到北京的时候朝野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放弃辽河以东，死守辽西，这样还能保住辽东的半壁江山；第二种是放弃辽东，全力防守山海关。

前者一般消极，后者特别消极。

但双方都承认一点，就是大家认为辽河以东朝不保夕，不如弃车保帅。（辽必亡）

就这样，熊廷弼带着朝廷拨给他名义上有三千实际只有八百的卫队（另外两千二表示死都不去）一路北上，与之相对的就是一路南下的百姓，滚滚如流，源源不断，从头看不到尾，这其中不乏还穿着盔甲的明军，越往前逃往亡的军士越多，而且不是三五成群的逃，是大家一起逃，一个营一个营按编制有顺序的逃。

等熊廷弼到了辽阳查点兵马的时候，沈阳有李如桢明军一万余人，辽阳城外虎皮驿有贺世贤五六千人，辽阳城内有柴国柱一万多人，这就是熊廷弼手中的全部兵力。

貌似情况也不是很糟，这不是还有三万人马没跑呢？

逃跑的明军，不是不勇敢，这是人性；没逃跑的明军也不是打算和辽东共存亡，是因为跑得慢正好被熊廷弼堵住了，这也是人性。

想跑？先问问我手里的尚方宝剑答不答应！

这时候往往需要一个以身试法的榜样。

第一个被熊廷弼找上的是游击刘遇节。

要说打仗，这位水平一般，可要说当逃兵，这位的功力堪称登峰造极，抚顺一战明军生还者“百无一二”，这位就是其中之一，别人带伤可他身上连个血点都没有；萨尔浒之战，杜松军最先遭遇后金军队，面对优势敌军的包围，可以说“全军覆没”，可身在军中的刘遇节还是没事，一点事没有的回了辽阳，真可谓把“游击”的精髓发挥到了极致，整个辽东最能打的军官是谁不好说但要说最能逃最会逃的公认刘遇节莫属。

可刘遇节没想到的是，自己没死在敌人手里反而死在了自己人手里，看来还是技术不纯熟。

这下想要逃跑的人心里一合计，最会逃跑的人都死了，自己还跑什么。

就这样，熊廷弼手中有了三万人马，可熊廷弼一检查，这其中能作战的不过两三千人，其他的都是群众演员。（堪战者不过两千四五百人）

就是这样一个辽东，朝野一片不看好的辽东，熊廷弼用了一年的时间，变成了另外一幅模样：

各路援军加招募新兵，总兵力达十三万人，战斗力谈不上多高但起码合格；每处城堡恢复了防守，丢失的城池也渐渐收了回来；制造两百斤以上的重型火炮上百门，其余火器百子炮、火枪等近万件；盔甲器械盾牌战车数以百万计；辽东的很多百姓重返家乡，辽东渐渐恢复了正常的秩序。

这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依靠熊廷弼个人，朝廷并没有给太大的帮助，甚至还出现了关内、山海关、辽西等明军公然克扣朝廷发往辽东的物资粮饷化为己用的情况。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兵、无将、无官、无马、无甲、无械的“六无”，明军“人人要逃，营营要逃”，熊廷弼犹如一位妙手神医，让辽东起死回生。

等待他的本该是万丈荣耀，加官进爵，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做出这番事业的熊廷弼下场居然是免去职务回家听候处分。

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万历四十七年（1619）8月，熊廷弼以辽东经略的身份踏上了赶往辽东的道路，力挽狂澜，他做到了。

万历四十八年（1620）7月21日，在对抗死神这点上万历皇帝朱翊钧没有做到，在弘德殿病逝，终年56岁。

死神会平等的敲开国王和平民的大门。生死是世间最大的公平，它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

他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皇帝？是一代明君还是一代昏君？明朝在他的手中是走向昌盛还是走向毁灭？说昌盛吧，可是明朝最早的大敌——清朝就是兴起于万历后期，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各种因素的主导成为了取代明朝的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全国的少数民族政权同时也是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朝代；可是说衰败吧？好像也不是那么一回事，中国历史上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正是出现在万历统治时期，江南地区经济发达，整个社会高度自由，《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都成书于万历时期，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说他什么也没做吧，那是不厚道；说他每天加班处理国政，那是说瞎话；说他做的都是好事，还有矿税；说他尽做坏事，也不全是，还有三大征。

我只能说，他是一个复杂的皇帝同时也是在一个复杂历史时代下的产物，他的复杂我们无法评价，以至于当时官方只能给他这样一个谥号：

神宗。

这个“高大上”的谥号在中国历史上422位皇帝只有两人“有幸”获得，一个是宋神宗赵顼，支持王安石变法那位；另一位就是明神宗朱翊钧。

民无能名曰为神。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说你是好皇帝明君吧，不甘心；说你是暴君昏君，不忍心。

万历皇帝去世的短短25年后，清兵入关作为全国性政权的明朝走进历史的博物馆（南明），自己的陵墓（定陵）也因战火受到损毁，清乾隆年间朝廷修缮，民国年间战乱再次波及定陵，但这些都算不上真正的破坏，1955年定陵被考古开发，直到1966年那一个疯狂的时代一群疯狂的年轻人高喊着疯狂的口号把万历及其两位皇后的尸骨付之一炬，这是考古史的一大悲剧，也是历史的一大悲剧，更是人性之恶的一次见证。

这些都是生前万历万万不会想到的（明朝灭亡、自己尸骨无存），但在这之前还有一件万历想不到的，不仅万历想不到就是谁也想不到，就连当事人自己也不会想到。

万历死后，由皇太子朱常洛即位，改年号为泰昌，为泰昌元年，也就是泰昌皇帝第一年，之后还应该有泰昌二年泰昌二十年等等诸如此类，可泰昌年号只留在了元年，再也没有随着时间流逝而增长。

这一切都因为一个夜晚。

朱常洛38年的等待，全都毁在了这个晚上。

因为这个晚上他做了一件开心的事情：

朱常洛和8位貌美如花的异性，开始了一夜的“大冒险”。

一个男人和八个女人，八个貌美如花特别漂亮的女人，甭说朱常洛快乐，就是我们旁人脑海中想想都快乐。

快乐是有代价的，比如物质，比如时间啊，朱常洛的代价就是身体。

从第二天开始朱常洛就再也没有起来，这个没起来一直持续到了9月26日五更（三点到五点），泰昌皇帝一命呜呼，追随自己的父亲万历而去，由于当皇帝当了一个月（实际不到），史称“一月天子”。

得，喜欢睡觉，不喜欢起床，那就别起了。（也起不来了：死了）

某无痛手术的广告完美诠释了朱常洛的皇帝生涯：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这下朝廷出事了，都说成功人有两会：开会、培训会，这皇宫一个月内也开两会：万历的告别大会、泰昌的登基大会，这登基大会才结束一个月又得开泰昌的告别大会，开完了还得准备新皇帝的登基大会，宫里忙的是一塌糊涂昏天黑地，乱的不行，这时候还有人嫌乱的不够还要火上浇油：

吕不韦“奇货可居”的例子给了后人一个很好的思路：皇帝厉害，那掌握皇帝的人是不是更厉害？

一些人就开始在新皇帝头上打主意了。

她们就是万历的宠妃郑贵妃和泰昌的宠妃李选侍，在二人的参与下朱由校的即位之路并不简单，好在最后朱由校还是按照正常流程即位。

在明朝历史上，泰昌皇帝的死被称为“红丸案”，天启皇帝即位过程中发生的风波称为“移宫案”，和泰昌皇帝当皇太子时候被社会闲散人员殴打的“梃击案”并成为“明宫三大案”，这三案成为了朝野权力斗争的枢纽，谁能掌握三案谁就是朝廷的多数派，谁就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之下，比如最早的东林党，比如后来的阉党，一直到明朝灭亡南明灭亡这件事都不算完。

万历皇帝的去世，留下的是一团混乱，这种混乱直接演变为了内忧外患，且二者相互影响，外患让内忧更加严重，内忧也让外患更加严重，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所以史学界有言：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外患指的是后金兴起辽东战事，内忧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党争，在我国历史上有三大党政：唐代牛李党争、北宋新旧党争、明朝党争，而论规模大小、人数多少、情节狗血、手段多样、影响大小等等明朝党争是最精彩的。

而熊廷弼就是党争影响辽东战事的第一例事件，但不是唯一，在此之后还有我们熟悉的名字，比如袁崇焕。

泰昌元年（1620）10月，这时候泰昌虽已病逝天启已经即位但仍以泰昌为年号，远在千里之外的辽东经略熊廷弼被罢免全部职务，回老家该干嘛干嘛。

这也真是奇怪，从一无所有突然就成辽东经略，再从辽东经略突然又到一无所有，人生的大悲大喜来得可真快。

如果你认为这仅仅是人生的巧合，那说明你还是太单纯，这世间的巧合太多太多都是人为的产物。

熊廷弼这次被弹劾和当初突然被启用，原因都是一样的：

他加入了组织。

民间管这叫“上面有人”，政治术语是“站队”。

这个组织叫“楚党”，如果你还记得熊廷弼是湖北人的话这就不难理解了，按照地域划分还有宣（安徽宣城）、浙、齐、昆党，当然还有东林党，在东林党看来这五党都是“邪党”，必须要清除出去，所以在万历二十一年和万历三十九年的京察中利用工作的名义把五党很多人以“工作不合格”的理由清理出了朝廷，就连宣党领袖汤宾尹都在此之中，其他人就更不要说了；而五党也没有坐以待毙，众人拾材火焰高，万历四十五年的京察中联手对抗东林党，东林党遭受了空前的打击，浙党领袖方从哲得以出任内阁首辅。

身在楚党中的熊廷弼，一面弹劾李成梁，一面还可以高官得坐，真是“朝里有人好当官”，但这不是无要求的，熊廷弼也是要付出的，这也就是熊廷弼第一次被免职的原因。

有人说中国古代是一夫多妻制，这是不对的，不是什么女人都能当老婆也不是什么女人都是正妻，正妻只有一个，其余的都是妾甚至没有名分就是丫鬟，所以中国是标准的一夫一妻多妾制，这在当时是合法的。

但是强纳别人的老婆给自己做妾，这个合不合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

当地有一富户财大气粗就要这样做，女方誓死不从，最后自杀了，在当时是一件很轰动的事情。

被逼死老婆的丈夫找到熊廷弼，要求为民做主，不找当地官员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名秀才，而熊廷弼作为督学正好是负责管理读书人事物的，他相信熊廷弼会出面过问，而且他还听说那个人已经考取了进士，还是榜眼，全国第二名，地方官根本不敢过问，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了熊廷弼的身上。

在史书中一向被记载为正义模范、不畏强权的熊廷弼，再问完事情的起因经过后，挥手叫来官人，把这个上访的秀才拖出去活生生打死。

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上访秀才来自安徽宣城，要告的人是汤宾尹，而汤宾尹的另一个身份是宣党的创始人，而宣党和楚党大家都是自己人，熊廷弼和汤宾尹的交情还不错。

这件事引发的后果就是南京御史上书万历，指责熊廷弼“杀人媚人”，作为御史领导的都御史孙玮提出解除熊廷弼职务，回家等待处理。

那面宣党楚党炸了锅，这熊廷弼是为组织办事的，如果出了事组织不出来挺他，以后我们还怎么在朝堂上混！谁还跟我们混！

“他是我洪兴的人，我们洪兴挺他！”莫名一种《古惑仔》的既视感。

其实有时候黑帮和政治站队差不多，庙堂和江湖有时候也差不多，分门别派，心狠手辣，要说有区别就是政治更黑更残酷。

主张处理熊廷弼的，除了之前的孙玮，还有孙振基、孟桢、云中策、给事中李成名、给事中麻僖、陈伯友、御史李邦华、李若星、潘之祥等等；主张熊廷弼无罪反对熊廷弼免职的更多，带头的就是楚党领袖给事中吴应震，还有齐党领袖亓（qi，三声）诗教、楚党骨干外加熊廷弼还没撕破脸的好朋友姚宗文为首，姜性、吴亮嗣、赵兴邦、周永春、梅之焕等等。

不过拥有最终解释权的是万历，他决定让熊廷弼回家。

一个正常的（很重要）皇权社会皇帝说话了谁敢反对？熊廷弼下岗这是没办法，可现在没办法不代表将来没办法，他们在等待一个时机，他们终于还是等到了。

萨尔浒战败后杨镐被下狱，推选新任辽东经略的时候，第一个上书推荐的是当时最有发言权的兵部给事中赵兴邦，作为兵部给事中，赵兴邦身在其位，有发言权不假，可按道理他上面还有兵部尚书兵部侍郎，这都是赵兴邦的领导，按理来说他们才是最有发言权的人，怎么能轮到赵兴邦呢？

因为赵邦华是个有本事的人，这个本事具体表现在萨尔浒之战前整个朝野都处于极度乐观氛围之中的时候赵兴邦是第一个站出来说不能打的。

这位如果不是五党中的高层领导，估计已经被发配到福建广东这些当时的烟瘴之地看仓库去了。

事实证明了那个经典理论：真理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萨尔浒战败后，大家看赵兴邦的眼神从当初的嘲笑变成了崇拜，在他们看来赵兴邦就是专家。

比起这些“不知钱谷，不知兵马”的士大夫，赵兴邦确实懂的很多，但还谈不上专家，赵兴邦的反战理由很简单，就是对后金不了解，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要先了解敌情再去作战，就这么简单。

可惜的是就这么简单的兵法常识，当时满朝大臣都没几个人知道的，不管你厉不厉害，只要你身边人没你厉害，哪怕你只考七十分，可大家都不及格，在大家眼中那你就是厉害的。

赵兴邦的发言权为他推荐辽东经略奠定了基础，而赵兴邦推荐的人就是熊廷弼，一时间群起响应，熊廷弼的升职顺风顺水的通过了。

这些响应的人自然都是五党的人，举一个例子，熊廷弼被万历赐予的尚方宝剑就是礼部给事中亓诗教上书万历为熊廷弼“求”来的。

熊廷弼很欢喜，毕竟有官做了，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五党也很欢喜，首先是五党的名声更响了，其次是自己人把持了辽东军权。

这是很重要的，在之后的党争中我们可以一次次看到涉及到辽东军权的斗争，看上去这种斗争很隐晦，很边缘，只是因为它往往蛰伏于复杂的政治权力斗争之下，当争斗落下帷幕的时候它就会水落石。

在斗争中胜利的那一方一定要把辽东经略换成根正苗红的自己人，而窥伺的其他党派必欲对辽东军权虎视眈眈，无论是之后的五党、东林党、阉党，还是熊廷弼、王化贞、袁崇焕、孙承宗、高第，都是这个权力斗争漩涡中的主角以及牺牲品。

从长远来看，熊廷弼做辽东经略，明朝也很高兴，因为熊廷弼收拾了辽东的烂摊子，收拾了人心，让辽东从朝野都认为的“必失”成为后金的嘴边肉变成了与后金长期的战略相持阶段，这在当时无异于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那么熊廷弼为什么会没有升官加薪反而还突然下岗了？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熊廷弼再度出山是因为朝里有人，熊廷弼再度回山也是因为朝里有人，前者是自己人，后者也是自己人，而自己人有时候往往也是背后捅刀子的人。

熊廷弼经略辽东，第一大问题就是没兵，当时兵部有一个主事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法，那就是招募辽东本地人来保卫自己的家园，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有效且快速补充兵员，还减少了对客兵的调拨，这也就是袁崇焕后来的“以辽人守辽土”的战略。

熊廷弼坚决不同意，认为“辽人不可用”，那位主事认为此方案必定可行，是自己仕途再进一步的阶梯，最后结果就是征募辽兵一万七千人，没几天跑了九千人，有三个月的时间就跑光了，

这下熊廷弼得意了，你看我说的对吧，说了还不听，你们朝里这帮人啊不懂就不要瞎指挥，自己不懂就别出来指点江山。

一番大肆宣扬之后，熊廷弼用这位兵部主事的愚蠢凸显出了自己的未卜先知和杰出的军事才能，这和他自大自傲自负的性格有关，也是他后来悲剧人生的自身原因，这种性格很不遭人待见，也很容易得罪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情商问题，比如现在熊廷弼就得罪透了这位兵部主事。

这位兵部主事叫刘国缙，他和熊廷弼还有一层关系：

熊廷弼以前做御史时，和刘国缙是好朋友。

熊廷弼这样不讲情面就很尴尬了，于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